中国佬约翰及其他

第一章生、婚、死

雪中一事

一八七七至七八年的冬天冷得出奇。领事馆每一间屋子都照波希米亚的样式装了双层窗；地上的雪一连几个星期不化，刮风的日子里，屋里生着旺旺的煤火也难暖和。然而这一年正是山西大饥荒之年，每月都有成百万农人纯因无食而死。邻近各省涌进无穷无尽的饥民队伍。镇江一带尤其如此；我想是因为北边来的路都通到那里。我每日散步，总要遇上逃荒的人家。做父亲的若还剩一双鞋，便趿拉着走，鞋里塞一把稻草，或拿旧布条缠住腿，再缠住那双不成形状的破鞋。有时他一只筐里装着两个婴儿，另一只筐里装着一条心爱的小狗、一只鸟笼，或是几件衣裳；若还有气力，就一根扁担全挑在肩上；不然，孩子们便自己走一段，或由同乡搭把手。做母亲的两颊干瘪，一双残缺的小脚，头发蓬乱，疲惫地一瘸一拐跟在后头；有时祖父母也在。偶尔他们有一辆旧独轮车，或几件木器；可个个都是形容枯槁、饥肠辘辘。

然而从没有一句怒言，没有一个凶狠的举动：他们都带着骆驼或绵羊那种耐苦而执拗的神气。自然，他们讨饭，常常还哀哀地告求；但讨不着时打趣的劲头，同讨着了食物钱财时磕头道谢的劲头一样足。银元没什么用，他们多半连见都没见过，一时也换不开，面额又太大：五十分之一个便士就够买一顿粗饭。官府搭了几千座席棚，城墙上、城墙外——只要不侵占私产、能挡住风，哪儿都搭。每日两次施舍稀粥。每天早晨我都看见路边横着尸首；但这在北京的乞丐桥上天天可见，在中国并不惊心动魄。

我猜镇江一带聚了五万到十万灾民，城里另有五万常住居民。那时候城池还半是瓦砾，自一八五七年从太平军手里收复以来，刚刚勉强重新站稳朝廷的脚跟。我记得一月九日温度降到华氏十一度，凭大略的印象，此后差不多一个月都在这个数上下。

一天下午四点光景，我正从灾民中间快步穿过——他们缩在雪里，沿路随便寻一点遮蔽挤作一团——忽见一个三十上下的妇人独自坐在一捆稻草上，腰板笔直。她穿着寻常的蓝布棉袄；脸上满是眼泪和泥；那一头油黑的好发髻早散得不成样子，结成缕的头发里夹着沙，在风里披散过肩。中国有句诗意的说法，叫「临盆坐草」，意思是分娩：那一刻这句话从我脑子里掠过。恰好一家小饭铺里走出个心地和善的胖妇人，端着一大碗粗汤，热气腾腾。草里那妇人正前后摇晃着呻吟；但她贪婪地接过碗，立刻把汤喝得精光。我接着往前走，心里颇有些黯然；其实无须怀疑，也无须惊讶，因为就在一两天前，美国领事还对我说起过一桩同样的事，就发生在他和夫人经过英国领事馆门外的时候。约莫过了一个钟头，我原路折回，那妇人还在那里，正尽力用破布、稻草、树枝和旧衣片把怀里一个小东西裹起来。她这时十分高兴，一副如释重负的模样。我给了她一角钱，问她情形如何。她精神好得很，应答如流；看她那副相对无所谓的神气，这大概不是她头一回碰上这种窘境。多半她就睡在那儿，第二天早上又轻快地上路了。

几个月后我把这事讲给广州的格雷会吏长听，他又添上一桩，只是那些细节更宜于登在《柳叶刀》上，不宜写进这本人物素描册子。中国从不需要什么「医生」；倒有一类妇人，人称「收生婆」，凡请得起的产妇，她们总尽量让她舒服些。

被掳的女子

逢着兵荒、瘟疫、饥馑，拐卖孩子便格外盛行；但无论何时何地，这事在全国上下多少总是行时的。在中国，除了船家女，要细细盘问任何女子都不容易：便是穷苦的农家姑娘、干瘪的老婆子，也以为但凡有陌生男人过她的田头就该躲开才合规矩，遇上外国人更不必说。不过有时也碰巧遇上天性爽直、通情达理的妇人，正如在英国偶尔也能遇见一位毫不做作的「太太」，肯同一个穷人或粗鲁的水手亲切自然地说话。譬如在湖北的僻野，我曾同一个独身女子谈过话，她是一家大客栈唯一的、说一不二的主人。就连明媒正娶的元配（罗马人所谓「共食婚」），有时也是先用钱买来，然后才行中国人所说的「合卺」。我曾听一位第二等的妻室（罗马人所谓「买卖婚」）讲过下面这个故事。（我不妨说明，我当时是想盘问出一个没读过书的女人能上溯几代。）

「我祖上是新宁城厢一带的客家人〔北方移民的后裔〕，在南边海岸，离上川岛不远——『葡萄牙神人』〔方济各·沙勿略〕就死在那岛上。咸丰六年前后〔一八五六年〕红头〔即太平军〕作乱，遍地是抢掠的队伍，人人口里不住喊『贼来了』。有一天我母亲忽然收拾起几只镯子和值钱的东西，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拼命拉我往山上跑。我姑母往另一边去了。我们是客家，自然都是大脚，走得很快。不多时便饿得厉害，那一夜好容易才寻到一点东西勉强充饥。远远地，我们在黑夜里望见邻近的田庄一座座烧起来。我不知道我母亲是把我卖了换吃的，还是只把我托给两个相识的男人图个平安；反正又流落了一阵，她就同我分开了，那两个人把我卖给另一个人，得了两块钱；随后我饱饱吃了一顿，坐一条小船顺流往东，到一处墟镇，有人出二十块钱买我。他把我带到澳门，从此我就跟着他姐姐过。那里还有别的女孩子同我一样，我们都被教着叫她『妈』。她待我们一向很好，教我们做针线、怎样干净、怎样保养头发牙齿身子，教我们做饭、理家等等。澳门这样的地方多得很。我自己家里的人，此后一个也没听见过音信；若不是你一句句地问我，连上面这些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妈』有一条帆船，常来往北海和安南做买卖。照规矩，这样的女孩子在澳门养大，或是二百到五百块钱一个卖给大陆上的本国人、外国人做二房，或是照租的法子租出去——就是说，主人或丈夫每月付若干，连本带利分期把身价付清。这样万一他不中意，也不至于脱不了身。我们若能从他手里哄出足够的钱来，便可以替自己赎身，然后或是再把自己卖给他，或是照旧收着分期的钱，归自己得利。无论怎样，那『妈』从不亏待我们；你看，我如今就在澳门，是来看我『妈』和她兄弟的，虽说我早已把原来的身价三百块钱统统还清，已经自由了。」

我接着用她那几乎忘光的客家旧话问她，想弄清她究竟是哪里人，好去打听那村子还在不在。她苦苦地搜索记忆，渐渐想起一些琐事：她怎样帮父亲插秧；田里怎样换种；哥哥们怎样到祠堂里上学；等等。但等我追问下去，她说到她那位白胡子长长的老祖父，怎样坐在门廊里抽烟，太阳落山时把她放在膝上颠着玩——她便呆住了，整个人垮下来，从此再也不肯提起她的老家。中国人离了乡、失了乡之后，最经不起的就是有人同他谈起故里。

曾经爱过而又失去，

总胜于从不曾爱过。

婚姻之乐

广东人管再嫁的寡妇叫「翻头婆」，颇为不敬：这不算体面，却也不犯法；我曾亲眼撞见一桩极其正派的再嫁。那时我已「听到风声」，要调我到一个不舒服的口岸去（我去的差不多都是不舒服的口岸），一天张二把汤盆往桌上一放，带几分挑衅的意思说：

「有人说媒要我娶亲。」

「咦，你不是说过你有个老婆跟你母亲住么？」

「不错，从前有；可她去年死了，那时你在休假，我在北京。」

「那好，你既然不把头一个老婆接来同住，再娶一个有什么用？」

「我头一个老婆是疯子，过了门我就从没同她有过什么来往。我是家里的呆子，父母兄弟就趁这个便宜，把一家有钱的朋友家里的傻姑娘塞给我抵账——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没有儿女。我如今想做个规矩人。你老骂我赌钱、喝酒、抽烟，还有别的毛病；其实我不过是心肠稍微软了一点，别的毛病一概没有。我成家，也是为你脸上好看。你看温州那些尼姑，济物浦那些日本女人！我从前白白糟蹋了多少工夫。如今快五十了，想做个规矩人。」

「这与我什么相干？只要我的事办妥，你有五十个老婆我也不管。」

「话是这样，可我要借十七块钱；再说，我要她跟我一起住。后头房子空得很。」

「她一双什么脚？」

「小，可不算太小；况且我要叫她放开。」

「她是谁？怎么会知道你的？」

「她住在菜铺里。是汕头人，丈夫是个小武官，在马尾之役叫法国人打死了。她没钱，原发过誓不再嫁。菜铺老板是汕头人，给她饭吃，让她在屋里占一个角落。我天天去买菜，她像是看中了我的人品。庚帖八字都换过了。她说不要身价，可她浑身上下只有背上这一套衣裳。要把她打扮得配得上你做我主人的体面，要雇轿子、雇吹打、摆一桌酒等等，得花我十七块钱；我服侍你快二十年了，我想你可以赏这笔钱。」

「也罢，我不反对；不过我若上哪儿去，你得跟着，我的事一点也不许耽误。」

「非但不耽误，我下午再不出门了；这样你的宅子还更稳当些。再说，她能给你补衣裳、缝袜子。」

「好吧，娶去。可是记住！我全当没有她这个人。你要她也罢，不要也罢；我一说『走』，你就得走。」

「我想婚事约摸三个星期后办。」

这番话过后没几天，料想中的调令就来了。

「小子！」

「喳。」（借自满语的「是」）

「两个星期后我南下海口；不过要先北上一趟上海。你老婆怎么办？」

「还有八天才办喜事呢。」

「那你要么改日子，要么走人。我说过的话你知道。」

「这可太难办了。样样都定妥了。叫我怎么办？客也请了，轿也订了。」

「那与我不相干。我从没叫你娶亲，我也不能让女人挡我的道；你要么跟我走，要么走人。」

当天或是第二天，张二一脸轻快地来报告如下安排。婚事就在第二天办；轿子筵席一概免掉。她交由汕头会馆送往香港，住在那边的汕头会馆里，等我们从上海路过时再会合。

第二天我正吃饭，听见一阵响动，张二（他刚穿着听差的衣裳伺候完这顿饭）走了进来，一身过年的打扮：黄绸裤、粉绸套裤、厚底黄缎鞋、黑绸瓜皮帽顶着红结子，外加几件花团锦簇的褂子「坎肩」，名目繁多，我说不上来。

「老爷，人带来了！给老爷磕头！」

羞答答的新娘子走进来（那羞色却盖在脂粉底下）。她穿一身汕头的时新装束，那式样我一无所知，无从描摹。总之她穿一套素净颜色的「衣裤」，头上的装饰华丽得不可言状。她说的话，她丈夫和我都听不懂；但她和他都懂广东话；若「大声嚷」给她听，她还能听个「官话」的大概。

诸事安排得毫无差错。她妥妥地在海口安顿下来，张二从此成了模范人物。她一年只来给我磕一次头。

有一天出了件可怕的事。

「小子！」

「喳。」

「五天后我动身去缅甸。四十八小时之内，我所有的东西和家具都得捆好，由直达轮船运往新加坡。」（那些行李量起来有十二吨多。）

「什么，缅甸？我能带老婆去么？」

「我说过的话你知道。我全当没有她这个人；不过船钱我自然替她出。」

那女人麻烦得要命。起初她硬是跟苦力们一起坐统舱。张二是个极体贴的丈夫，大副替他们支起一块帆布屏风：那是在半岛东方公司的船上。后来我们坐英印公司的船，从新加坡到槟榔屿，船上装了一千五百个苦力，这实在太不像话（何况那些苦力一半是泰米尔人），我便给张二和他老婆买了二等舱。到缅甸更糟：那里没有中国人肯当下人（八莫轮船上的北方人除外），我只好把她在一个汕头人开的客栈里撂了好几个月，再叫那位中国文案带着她坐二等火车去曼德勒，再换轮船到八莫，她在那儿一住就是一年。她自己挣饭吃，靠缝补每月得一块钱。她规矩得很，连一位传教士太太都常去看她。——张二死后，我听人说，他在长江边某处当差，那里的汕头会馆又一次收留了她，把她送回汕头老家去了。（一八九八年）

帕特里克·菲茨帕特里克·奥图尔太太

这位中国太太，是东方为数不多的、按我们欧洲人所谓严正的婚仪把她那位夫君主子拴在自己身上的女子之一。另有许许多多欧洲各国的人，无论在我发现奥图尔先生的那个地方，还是在远东几十个口岸、城镇和僻远地方，从前如此、如今仍旧照着经验证明最合乎当地情形的夫妇之道行事；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出于种种缘故，宁可只办那些在中国人心目中、按中国的律例已足以成就合法婚姻并有子嗣承袭之权的手续。通常要经传教士一番劝导，做丈夫的才肯在他们郑重其事告诉他「在天上早已是圆满的婚姻」之外，再添上尘世的约束；而中国的女子多半对这些蛮夷的精微讲究全不在意，因为这既不能使她们在自己亲友中间更体面一分，也不能叫她们自己的良心更安稳一分。

奥图尔先生是个老公务员，出身本不高，甚至可说微贱，早年在香港当差有过劳绩，领着一份养老金。为贴补这点微薄进项，他想出个主意，要做一个豪商巨贾。我在海口见到他时，他是位漂亮富态的老先生，气度极其出众，满头银发，通身像个英国总督，或者不妨说像个巴西皇帝。他那爱尔兰人的诙谐立刻叫我肃然而心折；他既是「澳都」行——即「澳门洋货行」——的东家（「澳都」正合「奥图」之音），我自觉很有理由请他来吃饭，同席的还有官员、传教士和海军军官。奥图尔先生从昔日豪华的残骸里保住了一套好礼服；他逗得我们哄堂大笑，公认为大大成功——事实上，他是那一晚的贵客。

我不久便得知，他那贩运单、火油、糖和猪的生意，实际上是他的中国太太在做——一个嗓门尖利、说一不二的小妇人，连奥图尔本人也一并由她做主。夫妇二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也都得了两位可敬的葡萄牙神父——巴普蒂斯塔神父和迪耶格斯神父——的成全。可怜的奥图尔太太拼命做活，好不叫一家人挨饿；她既因这门「高攀」的婚姻成了英国属民，自然大得我的同情。无奈世道和时势不容她：新起的洋行把贩运单的代办和火油的利润一扫而空。老奥图尔几乎痴呆了，有一天我偶然听说，那位好心的迪耶格斯神父竟从自己微薄的津贴里省下口粮，供这户正教人家的米。当地的坟场是块埋骨的荒凉去处，于是我替奥图尔太太安排，连人带行李一并迁往香港；老头子在那里又像个本地的密考伯先生似的活了一年，他太太始终不离不弃。我最后一回见他，是在旅馆酒吧间外头闲荡，雪白的衬衫和领结，齐整得一丝不苟；他问我能不能替他谋一个什么什么的「顾问」差事——那时我自己正以「缅甸顾问」的身份路过香港。

迪耶格斯神父的行为实在可敬可佩，我便设法从外交部诸公那里替他弄到一点酬劳，不过那班人把名字误读成了「迪奥格尼斯」。我那位诙谐的继任写信告诉我这事，说：「外交部想到第欧根尼，真是荒唐，便是他们也该知道，葡萄牙人从来没有哪一个见过桶里是什么光景。」

阿四之死

中国的「苦力」（此处指做粗活的苦力，即下房的仆役）之于「小子」，正如我们家里的女佣、厨娘之于管家。他们只是间接地经着主人的眼，若「小子」同他们相处不来，他们就可能「卷铺盖」。

这样的局面我是默许的，只是加了下面几条限制。所有工钱都由我亲手付给各人，那人若傻到情愿被人克扣，我从不过问。所有雇员一律平等受公道：苦力可以互相告发；文案或「小子」可以告发他们，他们也可以告发文案——但必须当面对质，或者具文呈递。

我并不讨厌闲话；可是当「小子」给我讲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说那听差怎样谋杀了老婆、怎样受贿、怎样把我的底细卖给官府、怎样整夜抽鸦片，我只问一句：「那么你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我把某某叫来，问他这些是不是真的？」他自然说：「千万不要；我不过说给你听听罢了。」

几年之后，「背地里进谗言一概无效」成了定规；不过每处地方的苦力都换了人，因为苦力少有出得起离乡的代价的。然而他们几乎一个样——结实、黝黑、能忍、勤苦、与人无争、恭恭敬敬。他们一旦发觉自己也有「权利」，便像是生出一种谦卑的感激，近乎受宠若惊的敬意。我从不索看「荐书」：他们若拿出来，我也看，但说明在我看来好的人才是好人，别人的意见我一概不要。

阿四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一点也不知道。也许他是罗伯逊爵士的旧仆；总之，那场龙卷风的第二天我接管旧衙门时（详见后文），发现他已是我的私人用人之一；只要别的仆人同「小子」相安无事，谁做我的用人我从不计较，虽然辞退的事我从不许旁人插手。但阿四很快让我觉出他是个格外好的人：他总是「穿」着一双赤脚；在我听得见的地方极少说话；晓得我一走近就该走开；洗澡水、靴子等事从不误时；从不同人吵嘴；不谄媚；我同他说话时，他能挺直了身子像个人一样答话，那双老实的褐色大眼睛正望着我的脸。

阿四就是「第四」的意思，别的仆人却照中国的规矩都叫他「四哥」。我素来下午四点三刻从办公处回来，喝过茶便去散步，到六点或六点半。他送茶盘从不误时；有一回他端茶具上来，肩上驮着个小孩子，叫我撞见了，见我并未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以后便照旧驮着来，我也养成了每天带一件小礼物或玩意儿回家的习惯。

还有那个替我割草的客家老婆子。她在前园有间小屋，在那儿种一块地，同孙儿孙女一起过活。她也渐渐养成了向我行礼的习惯；于是有阿四、有他肩上那孩子、有那老婆子，我慢慢体会到——

知道有一双眼睛会留意我们归来，

并因我们的到来而更明亮，这是何等甜美。

可是城里霍乱几乎年年不断，有一天别的仆人告诉我，阿四得了霍乱躺下了。他老婆来看护他，他们都想知道我介不介意请道士来。为稳妥起见（是为他们自己稳妥，因为下房里我拢共有二十来个各色仆役），他们把他挪了出来，安置在我卧房近旁的走廊上。做法驱鬼闹了我一夜没睡，第二夜我便睡到沙面租界去了。早上六点走回家，只听见一片骇人的哭嚎和敲打法器的声音。阿四死了，自然得立刻入殓。我自然赶紧付了棺材钱，随后还有做法事超度的费用。可是衙门里好一阵子笼着一层阴郁，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四身后留下的竟是那样一段叫人怀念的情分。

自寻短见

扬科夫斯基船长是位出色的船主，属于中国那一群奇特的、无国籍的外国人。不过这与本题无关。一天下午，在讨厌的沙市附近，他同我正议论天下大事，尤其是俄国的事，管事忽然跑进来说：「小子落水了。」这里的「小子」是字面上的意思，指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少年，在船上做所谓「学生意」的活。别的「小子」（此处又是皮克威克式的用法）拿他「打趣」，他一气之下，穿着满身棉衣跳下水去，纯是为了气他们。那一带沙洲纵横，行船曲折而危险，可是好心的扬科夫斯基船长怒吼一声，转眼上了驾驶台；一分钟内小艇就下了水，配齐了人；轮船停住，任它慢慢往后漂；那孩子第四次往下沉的当口，被人揪着裤裆捞了上来，抬去躺下，里外都灌上、擦上白兰地。第二天他照常在饭桌上伺候。

马尾船政局的钦差裴荫森是位六十岁的老学究，官阶同总督相当：他本该明白事理些。我同他谈话时，总觉得他有几分郁郁。当年法国人在一八八四年那场大围猎里「屠杀」了一批好汉（我那「小子」的老婆的头一位夫君也在其中），就是他造了一座祠来纪念他们；他还为此作了一篇渊博的诗，那诗至今刻在不朽的石头上立在那里。有一天我一个朋友冲进来报告：「喂，钦差刚才想自尽：他假装去查看一条在修的船，趁人不备从船台上跳了下去；幸亏捞得及时。」他曾几次向皇上请假，可是假也请不下来，款也要不到。所谓「泪之所由来也」；说得更确切些，是「这一身水之所由来也」。不久他果然得了假，退归林下。

我在重庆的时候，内地会的传教士每星期要「救」两三个吞鸦片自尽的人，他们对我说，这个数目不过是那一坊里想了断自己的「短见人」（中国人的叫法）中的一小部分。肯去请「洋大夫」的只是少数。那里鸦片便宜，人人都买得到。寻死的多半是妇人；她们还常自以为是「烈女」：只消一句重话、一阵气性上来，半两鸦片就下了肚——死得再舒服不过。

读中国报纸的人会注意到，近来的「拳匪」之乱至少害得二十来位大员自尽。有的是全家一头扎进井里，好分担家主的耻辱或殉节。有的是皇上「赐帛」；那意思是：人背靠木板坐着，由亲友从两个孔里把他勒死。自尽非但不算罪过，在许多情形下还被看作高义之举；除非纯出于赌气或报复，才偶尔被人瞧不起。有一回，一个中国奶妈一时气急，抱着我一位相识的英国太太的孩子，从半岛东方公司的船上跳了下去：母子二人都没了，那位太太从此再没有笑过，也再不让剩下的那个孩子离开自己眼前。

阿糯的兄弟之死

温州的一天，我那个高大的「小子」冲进来，照他素来断断续续的调子说：「阿糯的弟弟刚从塔上摔下来了。」所说的那座塔属于一座寺，当年「法克富尔王」为躲忽必烈汗逃到这寺里，寺在江心一个岛上——即马可·波罗所谓「海中诸岛」之一。阿糯原是我前任的扫地夫；我看他生得一张温和老实的脸，便提拔他做家里的听差，还容他把他弟弟硬塞进来当花匠。

「他上塔做什么？」

「采蕨菜。他从顶上第二层摔下来，三十英尺，啪地砸在石头上。」

「是你叫他上去的么？」（我一问就是这句，因为立刻料到会有「命案」的指控和重重的索赔。）

「不是；他昨天上去掏鸟窝，瞧见那里有蕨菜，想着再去试一回。」

我到下房去看那小伙子，二十岁，身条挺拔匀称，躺在席子上，看着像是并无大碍。

「怎么样，阿弟？」

他默默指了指肚子，旁边有人说：「是内伤：我们已经去请他父亲了。」

我吩咐凡是来的亲属一律管住管吃：两点钟他死了，亲友都在跟前。不出我所料，他们头一句问的是：「是领事叫他上去的么？」此后他们的举止便沉静而恭敬。

江水在我房门前的路边急急地流过，离我楼上卧房的廊子不到三码。第二天又冷又雾，我清早往外一望，看见五六个中国人披着常见的箬叶蓑衣，活像鲁滨孙。他们的船泊在领事馆前，一具棺木也盖着箬叶篷子，牢牢捆在船板上。没有眼泪；没有喧哗；没有哀戚的形容。这一带的中国人摇船是站着的，面朝船头。他们一齐上了船，船一动，忽然有一支奇异的挽歌应着桨声唱起来，尖利刺骨，是小调。那船渐渐隐进雾里，丧歌隐隐约约传回来，传了很久。这叫我想起画上的维京人灵船，从挪威的峡湾里驶出，载着死去的酋长，去行某种蛮荒的仪典。

坛中的祖宗

上面是洋人对中国某些地方常见的一种坛子的不敬称呼，据说那里头装的是先人朽烂的骸骨或火化的骨灰。马可·波罗提到「焚化死者」的地方太多太确凿，由不得我们不信：至少在一两个省里，五百年前火葬远比今日通行。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我亲眼在北京西边的长安寺看过一个和尚的葬礼，并且确实在广州的河南寺见过焚化一个僧人；但我从没听说、也没在史书里读到过百姓自己「焚化死者」；相反，历朝历代讲的都是棺木。我在「福州的霍乱」一节里提过亲眼看见起骨的事；香港、上海一带「坛子」也很常见。整件事疑而未决，至今无人彻底考究过。可以断定的是，死者的遗骸到处都受着非常的崇敬，外人插手这类事情极其危险。棺材停在正屋里备用；盛着尸首的同样的棺材搁在天井里或门廊外，等着下葬的机会；还有些棺材露天摆着，或半埋着，或搭棚，或盖顶，或裹着席子，散布在大城外的田野里。运一具装着尸首的棺木从美洲或南洋回来，要付给轮船公司很大一笔钱。一句话，一个死了的中国人比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值钱。

镇江从大乱的创伤里渐渐复原时，划出了一块「租界」。我一八七七年到那里时，工部局才刚刚动手开挖修一条路，好让人骑马散步走上几里；开路的时候，他们——或者说他们雇的本地包工——小心翼翼地绕开了一具极古的棺木，那棺木大得吓人，一副虫蛀的模样，牢牢嵌在泥里，正在新路当中，好比一条北欧人的灵船直挺挺摆在伦敦市长官邸广场中央。既无案卷可查；又无家属来认；也没有哪个衙门敢动它；人人都推给别人去料理。出了告示，用甜言蜜语申明官府素来敬重人骨，却又隐隐约约地说「若再不办点什么，就非办点什么不可了」。人人心里不踏实，只觉得那刁滑的主家正在什么地方「稳坐」着，单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闹一场、讹一笔。道台私下对我说他本人并不在乎，只怕「闹事」，我爱怎么办都行，只要不把他的名字扯进去。可是后来他见我对他的话有意作一种爽快的解释，便又「软」了下来，再出一道告示，说我扬言要移走那口棺材，但他已经警告我，未得亲属应允不得擅动。于是我自己出了一张布告，向众人指明那棺材停在现处有遭亵渎之虞，并「授权该家族的远房各支」立即将其迁走，「不必再行呈请」。下一步是同一两位工部局董事商量妥当，他们情愿自担干系，条件是：不得有人指使他们迁棺；若他们能不为人知地把棺材改葬成功，官府便不闻不问，即使有人来问，也一概不作解释。

那一夜风雨大作；自然，凡是闲汉都待在屋里。风声和雨雪打得我心神不宁；我不由得老想着棺材和民变；同时又觉得工部局若还有一丁点见识，眼下正是机会。我比平常早些出门散步。棺材无影无踪，附近也不见一点埋葬的痕迹。事情办得干净利落，那尊可敬的方舟已被小心地移进一条与人为善的沟里，严严实实盖好了。

第二章上帝之手

福州的霍乱

一八七七年，福州和罗星塔一带闹了好几个月的霍乱，闹得很凶：为首的大夫（博蒙特）几乎送了命，另有几个欧洲人是真死了。在罗星塔，木匠打棺材来不及；副领事馆在山顶上，一面是峭壁，尸首天天摆在馆墙外头。海关有条炮舰叫「飞虎」，停在港里，舰上一个中国水手或舵工忽然病倒；其实船上已有十来个病例，不过这一个被看作至多还有一个钟头的命。我已记不清怎么会问到我头上，总之科克船长安排把这垂死的人隔开，放在烟囱后面。中国人极不愿意碰霍乱病人，于是他们勉勉强强、慌慌张张地把同伴撂在一块与烟囱和机舱相连的铁篦子上，一面赶着预备棺材。

那天下午我同这位英国船长一道散步，随口问起那人葬在哪里，因为我离家不过一箭之地已冒出五六座新坟，看着叫人不安。

他说：「哦！他到底没死；像是给煮得好了。」

「那是怎么回事？」

「哦！我派去把他挪到烟囱后头的那一班人，把他放在正对着炉子的铁盖上，头上还是毒日头。那铁差不多烧红了，他熬了半个钟头就滚了下来，如今看着倒没什么。我们把他安置在病房里，像是能好。」

三天后那人就同从前一样好了。

十二年后我又到罗星塔，经过那片坟地时，看见一个老头儿面熟。我说：「哟！木匠，是你么？」

「老爷，你回来了。」

「光绪三年替我装百叶窗的，不是你么？」

「是我，老爷。」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在起这些骨头，好改葬。」

「好，我还要装百叶窗：你不如照上回那样包下来。」

个把钟头，老头儿就拿了估价来，动上了手。这情形好像我们两个都跟瑞普·凡·温克尔一样睡了十二年，因为他身上还是那件一模一样的破褂子和「裤子」。

广州大龙卷

一八七八年四月十一日，我离开三年之后乘轮船回广州。那是斯威夫特教长据说曾想脱下身上的肉、只剩骨头坐着的那种闷热天气。哦！我多么希望自己是「第一把手」而不是「第二把手」，好住进城里那座宽敞的旧衙门，不必依着俗例，晚上闷在一件紧绷绷的礼服里！那衙门的妙处是：日落之前你必须进城。

轮船正从下城沿岸那一片船只樯林里穿行，我们在甲板上看见西南方一幅乌黑的旋幕不祥地压过来，朝着上游一英里处的沙面外国租界移去；走近了看，竟像是成千上万的啤酒瓶和醋栗丛在空中放假撒欢。那东西不过半分钟便过去了，我看它往东北去，想必是海龙卷。没有声音；可是前头的帆船像是出于一时的活泼与嬉戏，在水里水外作着古怪的钻进钻出、腾上腾下。

到了沙面对面，我们这些乘客死盯着自己的房子，像是认不出哪一座是哪一座。「哈罗！我们家的屋顶呢？」史密斯先生问。「咦，帆船全翻了个底朝天！有一棵大树根朝前插进了怡和行客厅的窗户！」中国乘客和水手一齐喊：「龙！」——后来才知道，这是「龙卷风」的叫法。

直到上了岸，我们才明白出了什么事。一根气柱，或者不如说是负气柱，把一路上的东西全吸了上去，像刀子一样笔直地切穿了这座城；我们若早到五分钟，轮船也会被吸上去或者碾成齑粉。凡不在它道上的人，都不知道出了岔子；那水汽的柱子直径不过一百七十五码光景，走的速度约摸同一个人拼命奔跑差不多。

派给我那位带家眷的下属的半边房子被吹塌了；于是我大发牺牲之心，把我那半边让给他，当即判了自己长期充军住衙门的苦刑，这也得到我那位可敬的上司的赞许，他自己也更中意文明生活的种种便利。就在那天早上刚把我的家具行李搬空的那座「货栈」，像一叠纸牌似的拍平了；行李算是走运，立刻运到我城里那座清凉宜人的鹿苑别业去了。城里毁了多少房子我记不得，总之一千座以上；那旋转的气柱在人烟稠密的城厢里笔直地扫出一条巷子，好像一个巨人抡起大连枷，一下拍在摆满精细瓷器的桌面上。当场压死六千人；无数帆船翻沉；外国租界几乎没有一所房子不受损，大半掀了顶；铁栏杆绞得像铁丝；参天的榕树像拔白菜一样连根拔起；巨大的石凳被抛来抛去；总之，凡在龙卷经过之处，「老哈里」把什么都作弄遍了。奇的是没有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受重伤；其实江心那座外国人的沙面岛所受的损害，也远不及华人城厢之重：看来缘故在于那条「龙」不但走得笔直、立得笔直，还上上下下地跳，有时连路上娇嫩的花朵都分毫未动。

我上岸不到五分钟，英法两国领事（两人都一个中国字不懂）就征调我去替那些无遮无掩的房子讨保护。总督刘坤一到任未久，当即许以百般相助；他把这场灾祸一概归到自己「凉德」上头。中国人对天灾从不大惊小怪；他们只说一声「哎呀！」，照旧做自己的事。那阵旋风末了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它一路刮到了汕头；它似乎是在石湾一带水气蒸腾的低洼江洲上生成，过佛山；之后拐了几个弯，切穿广州西关。罗伯逊爵士退休之后，曾有人为省费用主张放弃那座旧衙门——我们为争得入城居住之权争了那么久，这未免是软弱之举；然而这场龙卷风倒给了「守住」它一个好由头；我们如今还守着；而且应当继续守下去。

王二与霍乱

王二就是吉尔上尉在《金沙江》里写得不朽的那个人。他既发觉在四川过日子也自有其补偿，便流落到我这里当差，跟着我走过四五趟水陆旅程，前后好几千里，充当听差，即官家的信使。除了鸦片瘾极大、因而略嫌懒散不守时刻之外，他从没给过我多少可抱怨的。

有一天在船上，他叫人捎话来，说他得了霍乱，只怕大限将至。我备有一只药箱（从没用过），里头别的不说，有一瓶鸦片酊；可是一想到这瓶危险的东西，我的胆气就从指尖上漏光了。我刚读过一本美国书，书名大约叫《千物千则》，一千条里有一条是「治霍乱必效方」。照我记得的，那方子是取一品脱热醋，兑四分之一磅盐，每半个钟头喝一汤匙，直到痊愈。中国人素来喜欢汤药，不喜欢浓剂；因此当我信心十足地吩咐熬这剂药时，上下仆役水手立刻都站在我一边。这道旨意交给「小子」去执行，他一刻不耽搁地灌了下去，还高高兴兴地对我说，王二若熬得过这一关，将来我同他也尽可以放心自己试一试。

约莫过了四个钟头，这期间我从鸦片烟客那间舱里听见阵阵撕心裂肺的声音，凡此种种都指向某种组织正在迅速移位；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我开始觉得良心不安。「小子」推开拉门给我送下午茶时，神秘兮兮地低声说：「王二睡得很熟啦！」

我说：「让他睡。」

第二天早上我喊要热水，听见一片谈笑，过一分钟走进来——不如说爬进来，因为这船于他实在太矮——的正是王二。他放下水，双膝双手着地，咚咚咚磕了三个头，说：「给老爷磕头。我今天一回也没去过。显见是好了。」他果然好了。从此他减了鸦片的份量，改吃丸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把他肚肠翻江倒海的，正是他想戒鸦片。

一桩天象上的巧合

中国史书里说「日蚀」的老话是「日有食之」。月蚀也记，但不及日蚀记得那样仔细。我们能大致断定的头一次日蚀是公元前七七六年那一次，载在《诗经》里，约在可信的历史纪年开始之后半个世纪。那时一年的起点比如今早，「十月之交」看来是八月二十九或三十日，要看天文上的一日从何时算起。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四日夜里，我在暹罗拉廊的华人「拉者」拨给我住的平房廊下抽雪茄。两名矮小的暹罗兵站着岗，我睡意朦胧地读着一篇记述，讲的是华尔康在暹罗的时候发生的一次奇异的月蚀。镇上像是十分热闹，明亮的月色里，我听见欢腾的人群敲锣打鼓，闹得「天翻地覆」。我读的那本法文旧书，是墨吉的一位官员借给我的，作者的名字我忘了（大约是杜尔潘），他把「初亏」之类描写得极细。这时我忽然想起抬头看看面前的月亮，那月亮恰恰在这一刻像是被一小片极浓的云遮住了：时辰叫我想起书中所记的分毫不差的情形，而纬度也同两百年前路易十四的使臣们所观测的那次月蚀几乎相同。接着一道粗黑的线像是啃进月亮里去，镇上的锣声和爆竹声更响了。那一带没有报纸，我也已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报纸。这难道真会是一次月蚀，而且情形分毫不差，又恰在我正读着的那个国度里？到这时月亮已差不多全黑，分明确是一次月全食。

中国人自很早的时候起就把交食的道理弄得很明白，钦天监却仍旧认为应当通知各省大吏何时开始「救护」。民间的想法是有一条狗或别的猛兽在吞那轮天体，可以用声响把它吓走。当地的许氏「王朝」正一丝不苟地奉行着朝廷的仪注。约在十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九日广州可见月蚀，我见过钦天监给总督的一道公文：「相应行知贵督于某时开始救护。」既然中国的一日在天文上从子夜算起，大概他们如今是照早期耶稣会士教给他们的欧洲法子推算交食了。他们所用的说法是「初亏」「食既」「食甚」「生光」「复圆」，似乎正对应「初与影相接」「全食之始」「食之正中」「全食之终」「末与影相离」。中国的子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的一个双时辰，前半称「夜初时」，以别于从子夜到一点的后半。——上面这桩奇特的巧合给我印象极深。

第三章傻子出洋记

中国的洗衣匠

一八七七年我回中国途中，曾在奥马哈、盐湖城、奥格登、默塞德、圣何塞等几处城镇各住一夜。是哪一处并不相干，总之在其中一处（我想是盐湖城），我偶然逛过一群中国洗衣店，这种店哪个镇上都有，我便想「寻点开心」。我自称是未来可能派来的中国领事。我说中国刚派了一位公使去欧洲，我是奉命周游各国查访华人情形的，这是皇上派领事驻旧金山的先声。「把你们的委屈统统告诉我。」（他们是广东人。）

一个说：「我一年前存下五百块钱，存进银行。如今我要回家，银行不肯给我钱。」他把收据和银行的一张条子拿给我看，条子上说，除非阿林（或诸如此类的名字）先生在纸上签押，否则不能转付。

我说：「同我到银行去。」

我们径直进去，我说：「这里有个中国人，说你们有他五百块钱，不肯给他。」

经理说：「不错，是有；可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中国人：他们都长得一个样。」

我说：「依我看，你们收人家钱的时候，就该办妥认人的手续，或者留下他的签押。」

经理答道：「我们有他写的一个象形字，可别的中国人说那字的读音不同。」

我看了看，发现阿林（他的「教名」）照规矩写作郑林，郑是他的姓，「阿」不过是个语助。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

「只要有公证人出的保结，他要怎么办我们都依。」

我向阿林说明，他须请朋友替银行「打保票」，以防日后另有人来认这笔钱，还须请一个「讼师」做见证。我们于是回去同别的洗衣匠商量。我看他们那副躲躲闪闪的样子，料想他们以为我要抽头，便撇下他们走了，我没有工夫白费。

中国人尽管刁滑，对一切「有来头」的外国人却常抱着孩子气的信赖，不论那是银行、领事、传教士，还是工头。我见过一些官员，本来同传教士为敌，闹得几乎激成民变，却把自家的细软送到这些传教士那里寄存。上海有大量代管的产业挂在外国人名下，替中国人保管，而中国人往往除了一句口头之约，毫无凭据。

中国外交官在俄国

「在这儿嘴巴可得闭紧」——这是我初尝圣彼得堡滋味时，同我共乘旅馆班车的一位德国「跑街的」告诫我的话。为免外行不懂，我不妨说明，德国话里那个字就是「嘴巴子」；不过他这话我一点没放在心上，在俄国照样大张其口，甚至那些总督副总督拿鸡毛蒜皮的讲究来纠缠我时，我照样闯进他们自己的老窝里去顶撞。

一个夏日，我正在涅瓦大街上闲步，望见前面有个一望而知是北京人的人，拿一根草绳挂在小指上提着个小纸包，那提法正如在「最美」（首善）之城气味扑鼻的街上，人们傍晚带几两猪肉或一包红糖回家的样子。北京人不说「你好」或「早安」，却说「上哪儿去？」或者「吃饭了没有？」。于是我说：「上哪儿啊？」那人全无动静地转过身来看是谁，我又添一句：「吃了饭了没有？」他像是觉得有人这样招呼自己乃是天下最自然的事，毫无惊讶之色。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不是俄国人，而是刚从他家乡来。我说我是隐姓埋名而来，他又听我把北京最偏僻的犄角旮旯说得烂熟，便像是认定我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是个乔装的北方中国人。原来他是使馆的随员，他把我带到使馆去。我在那里结识了那位满族代办，一连几天我们一同出游——去博物馆、「要塞」、陵墓、大教堂、修道院；去阿卡狄亚和巴瓦利公园（那里到夜里十一点天还亮着）；还去了若干没有点门路便不易进去的地方。

若在别的国家，叫人看见在啤酒园里同中国人闲谈，准会围上一堆人；可是在俄国，人人对我远远避开——平民以为我是官，说不定是密探；「阔人」则从我那副笃定的神气断定我是「奉了差使」的。只有一回，我早注意到有个人在「盯」我们，我对代办说这人必定要找个由头凑过来，他果然到了我们桌上。他用法文管那两个中国人——或者说满洲人——叫「老朋友」，说是在某人的招待会上见过他们；我只作茫然望着前方，他便问起我是谁。人家告诉他，我像是除了北京话不会别的话，不是俄国人，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他们能说的就这些（此后他们也从没再逼问过我）。我毫不怀疑那人是个密探，并且他自己解开了这个谜——那天或是另外哪天，他跟着我到了旅馆。

第二天下午沙皇有招待会，外交官都到彼得霍夫宫去了。在圣彼得堡，事情办得同罗马的品乔山一样随随便便，并不大讲「车马的排场」。我去瞧了瞧热闹，遇见我那位满洲朋友坐一辆寻常的敞篷马车回来。那天晚上我们又去夏园胡闹了一阵。——后来在莫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我又同几个山西中国人「胡闹」了一番，把那班时刻警觉的俄国警察弄得莫名其妙。

苏门答腊的中国人

一八七八年六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位广东人陈兰彬做驻华盛顿公使。他的辖区包括西班牙和西葡语的各共和国，这一任命是由古巴虐待华工一事「引出来」的。一八七三年十月，由海关的麦克弗森先生率领的一个调查团曾取道上海赴古巴。（顺便一提，我一八九四年在古巴时，虐待华人的事已经绝迹。）澳门的「苦力贸易」大半由于英国的努力，已在一八七四年停止；秘鲁人（同样可疑）正在广州张罗他们打算招募的华工，陈兰彬便去找他的几位朋友商议此事。秘鲁人终究没有得逞。两年后巴西人也来试手；荷兰人则尤其急于便利华工输入苏门答腊，因为他们的手段如此，以致英属（印度）政府不愿鼓励吉零人移民，除非准许一名英国官员全程监看。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于一八八八年春天抽空去看了苏门答腊日里的烟草种植园，以便亲自用自己的眼睛看看实况。日里似乎就是马可·波罗到过的旧法尔莱克国；我去的时候，附近已长起一座颇为兴旺的城市棉兰，有一条好铁路通到港口，就在日里公司几处主要种植园的近旁。拥有烟草产业的英国人很少；最精明强干、对中国人也最不留情的，似乎要数德国人。我发觉当局订的章程在纸面上还算不错；但一到烟田，细细盘问苦力本人，我便深信他们多半的处境与实际的奴隶相去无几。第一，他们必须立契至少做满若干年（三到五年），工钱是定死的；其次须担保偿还船钱和置装费；种种手段鼓励他们「续约」，鼓励他们把钱尽量花在为他们「消遣」而设的小卖部、妓院一类地方；他们买的食物、抽的鸦片，都由他们自己出血，让管理处或「东家」得利；借贷极其方便；违犯规矩的罚则极重；而「证据的规矩」又是那样，白人实际上能把案子「办」得合乎自家的利益。凡法律容许的障碍，都直接间接地设在苦力面前，不让他们带着工钱回中国；却又劝他们汇钱回家，并哄他们的亲属也来。还利用「精明」的中国人的势力去逼迫那些不情愿的人。我见到的苦力几乎个个都说，无论为自己还是为他们的同伴，只要能带着积蓄脱身，他们求之不得。荷兰和德国的园主自然把这段话说成另一个颜色。他们说（这也是实情）：工棚是好的；医药照应周到；伙食够吃，也不算太贵；工时合理；花钱就有娱乐消遣；但秩序和纪律非用强硬手段维持不可。不过，我既见过华人侨居的大多数别的去处，我要说：比起英国保护地的华人契约工来，这些人是在农奴的地位；他们比法国殖民地的同一批中国人要糟得多——在法国人那里，一个人至少是自由的，尽管他可能受欺侮、被苛税。园主偷偷摸摸地瞒哄官员，而官员也许并不很想把事情弄明白；他们像是把法律条文抠到极处，好把人缠进债务、失检、贪心和恶习的网罗里；在我（我是自己看、不听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人的保证的）看来，整个制度即使不是十足的奴隶制，也是变相的奴隶制；不过究竟是较温和的奴隶制。然而我从我们汕头领事最近关于华工贸易的报告里看到，如今情形已好些了。

澳洲的中国人

过去这十来年行的是排华政策，澳大利亚的华人大概不会增加，连新西兰算在内，总数不妨说不超过一八八八年的六万。白人对黄种人的一般态度，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个大概，这几乎是一字不差地照录一个受雇于巴拉腊特和合号的英国矿工的原话。

「唉！这些中国人不算坏家伙；只是他们做事忒脏，一个子儿也不肯花，还专跟我们的女人捣乱。可他们也不害我们；我们只是不要他们的血同我们的混。眼下这些人我们还受得住，可再多一个也不要了。他们若肯带了老婆来安家，我们也还过得去；偏偏他们卖手绢一类东西给那些爱尔兰姑娘，说话又软和，姑娘们就有几分喜欢上他们了；再说，中国佬做丈夫也真不赖，他早起生火，洗衣裳，由着她们爱怎么打扮怎么打扮；她们还一天到晚吓唬他——你还不明白么？——他若不掏腰包，就要担心她们去找别的小子了。」

六先令——这还只有澳洲的爱尔兰人一天想挣的数目的一半——正是一个中国人在家乡一个月的进项，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和合号雇了六十个本国人（广州三角洲一带的）和四十个欧洲人；后者多半赶大车；推独轮车的活只有中国人做。

看这些机灵的天朝人怎样迁就他们那班粗鲁的英国伙计的趣味，既有趣又耐人寻味。他们照殖民地的样子把软帽檐压到脸上，把裤腿扎在膝下，穿厚靴子和红法兰绒衬衫，学他们那些粗声大气的同伴笨手笨脚、热热闹闹的派头，张口就是「你他妈的怎么样啊」。我察觉那个拿我「试招」的客家人嗓音里有点发抖；等我用广东话同他讲话，他就撑不住了，应我的问话时，把盘得好好的辫子从圆顶礼帽的深处掏了出来，知道「全完了」。只要在头顶四周留一圈不剃的头发，把那条招人「取笑」和动手动脚的尾巴藏起来，中国人很容易装出一副蓬头垢面的意大利人的模样；一旦外表上看不出「蒙古」的来历，那位爱尔兰伙计不久也就忘了这不相称之处。

到了夜里，天朝人便回到镇外「营」里自己的棚屋去，那里没有一个欧洲人需要去，他们尽可以在那儿随便地窝着，不怕人来打搅。境况好的，尤其是娶了白种老婆的，则拥有（镇内）唐人街上的赌馆、烟馆和铺子。因为没人懂中国的规矩，警察也很少来干涉他们。只有一样：大城镇里派有便衣侦探（我遇见过一个），专防拐带英国姑娘——姑娘若被发现同中国人在一起，便以「无正当生计」立刻送进监狱——除非她们结婚。中国人的「保护」不予承认，尤其是在有理由相信同一个女子头上有不止一个「保护人」的时候。悉尼乔治街尽头、环形码头附近有不少极好的中国铺子，墨尔本则有整整一条街大半是中国人的。阿德莱德偶尔也有几家「货栈」；但无论哪一处，他们都穿欧式衣服，而且是「街头小混混」那一路的，这就把澳洲的中国人在本国可能有的那点仪态剥得干干净净。不过也有几位成了显要而有用的公民，近乎英国化了。我见过好几个，戴圆筒帽、系白领巾、拿雨伞，尽可以给斯蒂金斯先生做画像的模特儿。

新西兰的中国佬

我在新西兰的时候，人家并不待见中国佬约翰；事实上，有一个在斐济发财的天朝商人（洪利）同我一道从莱武卡去奥克兰，他就怀疑那时候中国人无论如何是登不了岸的。不但如此，我后来从奥克兰去檀香山所乘的那条轮船（「马里波萨号」）的船员，还闹过一场「工贼」的纠纷。自然，已经在那个国家的中国人没有人去动他们；但海员劳工会竟至于不准供煤给「西兰地亚号」（我那条船的前一班），理由是「该船锅炉舱全用中国人，有损白种」，并且要挫败「把我族降至蒙古人一等的图谋」。因此有一天，我坐在麦克罗伊马车的车夫座上去哈卡瀑布，忽见一个中国马夫从容地提了一桶水来饮马，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的举止姿态活脱是北京路上客栈伙计的样子；但从他的「裤子」上我看得出他是地道的广东人。我从车座上照广东人的老规矩喊道：「你系南海定番禺啊？」〔即广州的哪一半〕

「我系西樵人，」他说（在广州西南），一点也不惊讶。

我便问了他几句，关于他和同乡在新西兰受的待遇。

坐在我旁边车座上的一位乘客插嘴道：「你刚才说的是中国话么？」

「是；广东话。」

「我从前学过中国话——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学的读音全不是这样。」

「谁教你的？」

「伦敦的一位传教士。」

「二十年前伦敦教中国话的准只有一个人，就是一位从前当传教士的、姓萨默斯的。」

「正是这个名字。」

「那么我们一定同时在那里。」

原来我们两人当时在乔治院（正对着匹克威克先生那家扒房）一同上过课，遇见过同一批同学；却从来没有彼此碰过面。

「麦」或「墨」是中国的一个姓（广东音），读起来同麦克弗森那个「麦」字一样，没有确定的元音。在奥塔哥差不多人人都是苏格兰人，于是某个阿富（即麦富）的儿子便机巧地自称麦克弗森。天朝人就这样把精明的苏格兰人绕了过去，做成了一位有头有脸的公民。我在那里时，他住在朗希尔；如果我没记错，他娶的是位爱尔兰太太；总之，我在各殖民地遇见过好几位显要的中国人，都同英国太太美满地过着日子；还有几位太太（悄悄地）告诉我，她们宁要中国人不要白人，因为中国人不大喝酒、恋家、又会过日子。

法国的中国人

我们虽然惯爱指摘法国人不善经营殖民地，我自己也没少拿他们那班好事而多余的官儿「打趣」，但我必须直说：法国人在远东的治理，颇有一种慷慨高尚的无私。他们在公共工程、市场以及种种便利土著的事情上花大笔的钱（同时也在宴会典礼上浪费很多）；而法国神父在传教上的声誉，论清白与诚信，无疑高过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不过，我走过东京大半和安南相当一部分地方，不得不承认：我总觉得中国人打心底里厌恶法国官府的做派。倒不是那些章程条例不公不善，而是它们太琐屑扎人。中国人喜欢英国的治理，就在于它不理会他们，让他们绝对地自便。

香港，尤其是新加坡，是一幅奇妙的杂处自由的景象。法国人在道理上并不干涉自由，可是个别官员的任性和无能把中国人搅得不得安生。譬如一个人刚上岸，他的行李、他的物件、那份「总税则」就够他没完没了的麻烦；他被推来搡去，挨耳光；他得缴一笔沉重的年度人头税，自费去照相，挂靠到某个会馆名下，还要领各种执照凭单。中国人是个共和的民族，在自己国内街上见了官并不行礼。法国人不大懂中国人的规矩；于是中国人一会儿肆无忌惮地冒犯他的「保护者」，一会儿又为了某种纯属想象的失仪，被性急的法国军官或警察打耳光。在另一面，中国人也不懂法国人的规矩，他既会出于热心去遵守某条幼稚的规定而无意中犯了法，也会照样去抵制真心为他好的举措，把那些爱发脾气的小官儿惹得跳脚。

一句话，这个政府「不匀」。一面是神父，他们的影响实在可佩，劝人向善、劝人克己：可惜他们不能一面这样做，一面不住地劝捐。罗马教会的弱点，这里同别处一样，就是你要进一座教堂、坐一坐、点一支蜡烛，或是为自己灵魂的得救做任何一件事，都非给钱不可。处处是给钱、给钱、给钱；服从、服从、服从。再说，神父与俗人的关系也含糊：在中国，是一味吵着要教士的品级和权利；在印度支那，神父却被严严地拴住，动辄受法国俗官的冷落和讥笑。法国人在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上那种十足的坦率——那种有些英国人真有、另一些英国人假装的假正经的全然缺席——招来一种表面上的放荡，连中国人也不以为然。此外还有：不善经营；死板地守着于事无补的钟点和规章；鸦片章程苛严得过分；专利的滥授；赌馆的成批发照（中国人自然爱这个，虽然并不因此敬重它）；沉重的捐税；缺少从容与好性情；午睡浪费光阴；官员的吹毛求疵、刺探与专断：——凡此种种加在一起，使较有见识的中国人瞧不起法国的治理。

就我个人而言，凡真正的法国官员，无论海军、陆军还是文职，待我一向殷勤到极处；我也希望并且相信，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抱怨我；我觉得难处的只有那班「经商的官」。人自然不必傻到把每个心怀不满的中国人讲的故事都照单全收；但我素来同任何肯同我说话的人交谈；而由于上面所说的缘故，他们每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一样的。这个政府是好政府，却由训练不足的人任性地施行；它需要划一，需要稳定；我深信，除非法国人自愿学我们一手，「由着中国人去」，它是永远不会真正成功的。

夏威夷的中国佬

那时美国的势力，尤其是糖业「大王」斯普雷克尔斯的势力，已牢牢立定并且占了上风，可是我瞥见夏威夷的时候，它名义上还是个独立的王国，人口总共约七万五千，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国人。此后人口大有增加，尤以日本人为甚。

一八七八年，「大檀香山」（中国人的叫法）曾有公文致广州的总督衙门，可是刘坤一对同这个默默无闻的「国」建立邦交毫无兴致。有一位国王曾到上海访问，但他的名字和访问的年份我都忘了。卡拉卡瓦算不得一位好君主。他收了一个中国人七万块钱的贿赂，把鸦片专利卖给他，而在那些岛上抽这东西本来是一概犯法的。他那些（美国）法官「判」陛下把钱退还那中国人；与此同时，立法机关里提出了一项「全面排华法案」，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可怜的约翰「伤风败俗」。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到檀香山之前不久。

诚然，中国移民在此地同在别处一样，不到有了永久坟地的安排、不到心里生出公道与安稳之感，是不肯带自己的女人来的；然而卡纳卡族的女人倒极愿意同约翰们相好（当然得有代价）。中国人的勤苦把大片本来抛荒的土地开垦出来；但这里也同国内一样，做工的人一攒下几块钱，一有机会就改行经商。我在那里时，最好的铺子有一半是中国人的，他们的货价自然比白人低：于是就有了那声妒忌的叫喊——「叫中国廉价劳工害苦了」。我在广州认得的一位（美国）女士嫁了个传教士，同他一起在那里传教。还有巴色会名下的一些客家教友，以及几位从福州来的美国女传教士。做工的移民几乎全是广东省来的，却未必是广州府人；他们的会馆实际上归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节制，公使要「整治」他看着不顺眼的人，就叫广州的总督去「收拾」他们在家乡的亲属。凡此种种，我当时都取得了文书上的凭据；不过此刻我毫不怀疑，美国人已经把中国人在政治钻营方面的种种念头彻底压平了——这一手他们是行家里手。

由于天朝人一到檀香山便都往「唐人街」聚，一八八八年官方鼓励日本人前来，我登岸时，恰有一千日本人乘「高砂丸」到埠，照约定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妇女。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安于长住种植园的生活，而且在祖宗、坟墓、鸦片、行贿和市政钻营上从不添麻烦。

中国中枢政府若有一点「劲头」，一八八六年本来不难把这一群岛并过来，那正是皇上的本生父做新式海军的水师提督的时候；日本刚在朝鲜「吃了亏」；美国在劳工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而俄国在乌苏里省实在有些怕中国。我恰好在卡拉卡瓦生日那天在檀香山，中国犯人同本地囚犯一道，和着土人吉他的调子跳舞做姿。我同他们谈了几句；打量着这幅寓意的画面，我再一次得出从前已有的结论：真正的野蛮人那种随随便便的做派，在许多方面倒比基督教国某些「化外之民」——尤其是苏格兰·荷兰一路的——那种假仁假义的暴虐更仁厚、更近人情。况且，我不久前还在新喀里多尼亚同几个法国「杀人犯」偷偷谈过话，看够了人对人的苛酷，心里作呕：法国那套制度在我看来是残忍的，尽管纪律上颇多姑息。

堂皇大人

我从中国来——在中国，几个先令就能买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因而看到同是中国人在缅甸却传统地摆起「架子」，觉得很奇。那里有两股潮流：一股是云南说北京话的，从北边由陆路进入上缅甸，多少带着「征服者」的传统；另一股是说广东话或福建话的，从南边由海路进入下缅甸，较多沾染英国式的、开化的观念。但两股潮流在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不肯做仆役；并且死死守住不照中国样子穿戴的特权；这就是说，那条辫子——出身虽屈辱，如今却那样被人珍爱——是照原则仔细留着的，却往往藏在头巾或圆顶礼帽里；那件长衫——中国人的「托加」——同样收了起来，只在祭祀的场合，或者缅甸难得有中国官员正式来访时，才拿出来以示敬重。

除了八莫轮船上几个北方中国茶房、八莫传教士的「小子」，以及我的前任们从中国带来或在边境上雇的仆人之外，我在缅甸从没见过一个做下人的中国人，而这些标本又全叫我一人独占了；就是说，我从没见过一个中国人伺候欧洲人，并且听说各会馆是不准的。他们彼此伺候自然不在此列。那么请想象一下，当我带着一个说着近乎纯正北京话的高大北方人出现时，众人何等惊骇——他上桌总穿着长袍，当我面从不敢把辫子盘起来；而且还带着一位汕头老婆，这女人竟敢「放脚」。要张二为他们的面子违抗我的吩咐，还不如请他抹脖子。不过这并没有什么难处。中国人在「无可抗拒的劝说」面前总是让步的，只要那劝说合乎他们本乡的「规矩」；正如阿特缪斯·沃德告诉我们的，牛仔或淘金客在传教士或女人到来、提醒他们想起礼拜堂和「坎肩」的时候，也肯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讲点体面。

可是张二这件行李太大，不便在轮船火车上带来带去：缅甸比中国更「东方」；一个欧洲旅人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人——能在门垫上蜷起来睡；不论昼夜随时一叫就起；随时随地能睡着以消磨时光；并且深谙「热带」的种种门道，而中国其实算不得热带。于是张二和他老婆留守八莫（那地方当真是座极坚固的堡垒），先后跟着我跑遍缅甸的，是「娃娃」——一个法国传教士借给我的云南小个子教徒；后来是约瑟，一个黑炭似的泰米尔人，是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借给我的、更加矮小的马德拉斯教徒。「娃娃」被迫穿了长袍，但不久便「拗不过朋友们的劝」，提出辞工。

直到我要永远离开缅甸的时候，才决定给当地的上流社会来个惊喜：把张二堂堂正正地隆重推出，供他们观瞻。总监（如今的副总督）请我吃饭，我只对张二说一句：「今晚我出去吃饭。」他穿上他最好的蓝绸长袍，几乎垂到脚面；两寸厚底的黄缎鞋，粉缎的「套裤」（一种齐半腿的裹腿）；把他那条油光锃亮的大辫子（他年轻时这辫子也是长及脚趾的）用红丝线细细编好；然后昂首挺胸、得意洋洋地来替我铺衬衫、上袖扣。

可是仰光的马车是些七零八落的破烂货；那天又雨一阵晴一阵；因此我没让他栖在那狭窄难受的车夫座上、紧挨着邋遢的泰米尔车夫，便说：「你坐里头吧。」可怜的张二平生从没同他那位可怕的主人面对面这样近地坐过；于是他恭恭敬敬地侧着身子，两手老老实实地拢着，坐在座位边沿上，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气，活像开庭时的克拉平斯太太；他拿不准该不该说话，只好呆呆地望着车窗外，其实什么也没看，一脸不自在的茫然。

到了大人的府上，他从笼子里一跃而出，照中国仆人在国内的老规矩，从一群（缅甸和印度的）跟班中间挤将过去，径奔后面的下房。我随后下车，由管家替我接了帽子等物，领我进去。众人像是为什么事张罗，因为那位泰米尔或缅甸管家走上前来，用一口好英语悄悄问我：「同车来的那位中国先生是什么品级？」中国的「小子」他们从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而张二又素来「当家作主」，他在下房里的出现叫人为难；甚至拿不准该不该让他上桌吃饭。他自己却毫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只若无其事地在席间伺候。太太小姐们小心翼翼而又恭恭敬敬地打量这个怪物，对他那双手（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又小又干净）赞叹不已。

我们回到家，他送早茶来时说：「老爷昨晚好大的体面。我瞧见外国的老爷太太们都在赞我。」

中国的赌徒

有一天我在波士顿或是纽约的街上走（此刻记不清是哪一处），眼角瞥见几个中国字，叫我想起旧金山、墨尔本、巴拉腊特以及别处「中国佬当道」的街区。我跌跌撞撞地爬上一道狭窄的楼梯，那格局全是香港妓馆的样式，到三层看见一扇门开着，里头五六个中国人聚精会神地盯着一张赌台——番摊、红黑，或诸如此类的赌法。从他们下身衣裳的式样，我看出他们是广东人。我径直走近到能从他们肩上探头张望，他们却入神到连正对着我的那几个也没察觉一张外国面孔。我用广东话说：「好多人啊！」两三个抬起头来；但见我眼里并无慌张，我的眼睛只盯着筹码，他们便也摆出一切中国无赖天然就有的那副斯芬克斯般的神气。从他们的眼色里我看得出，他们正拿眼角悄悄互相商量：「是溜呢，还是上去揍他，还是怎么着？」

我于是说：「你系南海定番禺啊？」（广州的两个县）

有人说：「香山。」（澳门一带）

他们这时像是自在了些，一个人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说：「我从天上掉下来的。」接着我解释说，我外表虽是花旗（美国）人，其实是他们中间某一个的再世，我半点也不怕；而且他们自己也不必惊慌。

有一个便问：「墙上那四个字是什么？」

我答：「天君降福。」

「那几个呢？」

就这样一路问下去。

我于是说：「好了，我该走了。谁也不许跟着我。你们看，我已经证明了我是从天上来的。」

他们一齐打躬，说「唔该」（就像德国人说的「请」）。

我成功地冒充、或者被人当作半神半怪的，不止这一回。中国人固然极少、甚至从来不是傻子，但他们对科学一无所知，又对西洋的发明抱着夸大而混乱的念头，这就使人容易一时骗过他们的轻信；一九〇〇年「拳匪」的种种迷信——譬如刀枪不入——正是这一点的大规模明证。照例，凡口音清楚地会说一种方言的传教士，在来自那一带的中国人里总有一个是听说过他的名声的：大约我走之后他们回过神来，会以为我是个密探，也许是个在广州待过的还俗传教士。可是这桩事在他们总归透着蹊跷，而我自己平安下了楼梯，也不无庆幸。

第四章帝王、教皇、宰辅与哲人

总理衙门

我离开以后情形或许变了，何况我同衙门里那几位老先生打交道本也有限。恭亲王我只见过一面，那是一八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他来向阿礼国爵士辞行。崇纶是个古怪人物，脖子上一个大瘿瘤，一双眼睛狡黠而闪亮；他在跑马场上，或是讲一段近乎不堪的段子时，格外神采飞扬。董恂是有名的诗人，威妥玛爵士三言两语就能把他那点诗兴撩起来：我记得他把《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译了出来，害得北京城里的人都领教过一回。大人物往往靠一句妙语传世。董恂的妙语是「譬方一条鱼啊！」——妙就妙在这个比方：一条鱼（自然是指英国）在前头领路，别的鱼（那些小国）便一条跟着一条排队游。也妙在「譬方」二字，外国翻译一时想不出词儿来，最爱拿它搪塞；所以阿礼国爵士才有那句刻薄话：「他们是一路『譬方』着把这场会谈对付过去的。」成林的鼻尖像是给人剪掉了一截，另拿一块暗红的土耳其烟斗泥补上。其余两位是沈桂芬和宝鋆，在我当时那副幼稚未开的心思里，都没留下什么确切的印象。

凡是有身份的中国人和满人，身上似乎总带一处「怪相」：或是一个吓人的瘿瘤；或是半边脸同另半边全然两样；或是一只眼睛怪怪地斜着；或是四五颗牙连成一片，像一块骨头；或是额上一个大坑；或是一部胡子只由六根又长又硬的鬃毛组成；或是指甲长得像一副鹰爪。那年月几乎人人脸上都有深深的麻点。人人的操守都比土耳其人还不堪，因为北京的风气原就如此；置身其间，总有一种叫人发毛的感觉。崇纶曾赏脸蘸湿手指来擦我的脸，看我是不是搽了粉；李鸿章拍过我，还伸手搂我的脖子。人们该还记得，乾隆皇帝那位出名的老风流，也这样拍过马戛尔尼勋爵的侍童小斯当东的头。一遇上诱惑，他们的「屋子」远比他们的「人」可取，因为论起德行，哪一个都不甚牢靠。这也许「不过是他们的习气」；再说，他们看见两个胖德国人互相亲吻（更别提法国人和俄国人那份热络），比我们（至少比我）给一个满人或中国人摸一把要吃惊得多。

同他们说话极有趣：他们像是厌透了公事；一想到英国的狮子会因为一个传教士站在街头一只木桶上布道、被人把眼睛捣烂了就暴跳如雷，便忍不住要笑到打跌。我记得有一回我自己也「慷慨陈词」起来，用一种惊骇的措辞和恳切的语气，描述某几位传教士头上如何「石落如雨」。「妙啊！」崇纶说，「一点不坏！你背得倒挺熟！哈！哈！『石落如雨』！」我实在绷不住了，索性也跟着这一屋子的笑声乐起来，这一场会谈往下便是喧闹、欢畅，唯独不像在办公事。实情是，衙门并不愿意哪个传教士挨揍，也不愿意哪个商人受骗：它看人生（也看政事）的眼光轻松而和气：「哦！别烦了；由它自己了结去吧：赔款我们早晚会付的。他跑那儿去讲什么道呢？」或是「他把货卖给那么个人干什么？」然而该来的一场大祸终究来了；从前那份轻松日子，是一去不返了。

文祥

威妥玛爵士从前称他作「最后一个满人」——意思是说，那个不吸鸦片、自重自持、两百多年来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有声有色的堂堂种族，如今再没有别人了。就我们这些夷人而言，文祥最叫人记得的是那句常被引用的话：「你们怪我们走得不够快。当心罢！有朝一日中国一旦上了进步这条路，那部大机器便会一路碾过去，不由分说，把人压个粉碎」云云。赫德爵士是近来把这句压路机般的名言重新说给公众听的显要人物中最新的一位。

关于这位出色的满洲老臣，我能查到的最早记载是在一八五五年，那时他在四川做总兵，征讨贵州的叛众。一八五八年，他奉命从潘泰回民手中收复缅甸边上的腾越；不久之后，我们便见他在北京受赏，得了「紫禁城骑马」的体面。再有他的消息是一八五九年，他做了宝泉局的监督，又做了部里的侍郎；后来入军机；如此等等。一八六〇年，恭亲王、文祥、桂良都因英法之役后议定各项条约有功，得了皇上的褒奖。所记的话里还有这么一条：「威妥玛称普鲁斯亦颇大之国，以是不可摈于约外。」

看威妥玛爵士同文祥私下对谈，简直像看一出戏。两人都十分敬重对方的诚信与才干，可文祥常要劝他这位对手别动气：那时正在议传教士备忘录一案。每逢此时，柏卓安先生——一位雅驯汉文与从容辞令兼擅的大行家——总要把这位中国大臣拉到一旁，解说一句：「非气也，乃亟也。」「气」与「亟」之间那点送气与声调的分别，非得把一身语学本事都拿出来才说得分明；柏卓安先生说得恰到好处，文祥便消了气。

我自己同文祥的往来短得出奇，而且那短短的一点还被无情地掐灭了。威妥玛爵士借给我一部小说，叫《好逑传》，书里一位客人对另一位说：「不敢当贵趾之重。」那一位答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我觉得这话颇为铿锵，很「中意」这个调子。于是我把它连声调一并背得滚瓜烂熟，只等派用场。恰在那当口，秘书处里传出话来：「叫巴克进来，那份草稿要是拟好了。」我便进去了。我一进门，威妥玛爵士坐在写字台前，从眼镜上头瞪了我一眼；可老文祥生就一副好礼数，从椅子上立起身来，探询地望着威妥玛爵士，仿佛在问：「这位可人的年轻人是谁？」威妥玛爵士冲我哼了一声，不耐烦地把手一挥，含含糊糊引见了一句。文祥于是谦逊地对我说：「不敢当。」我这才把那句话亮了出来，声音清朗而斩钉截铁：「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啊！」文祥说，「哟！」（照法国人的说法。）

「天哪！」威妥玛爵士吼道，「谁看了都当他背着整个外交部的担子呢！」（这是他爱说的话，后来又对我说过好几回。）「得了，够了！」我便溜了出去。

道教的「教皇」

比儒学更古老的是道的教义。「道」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路」，我们那个词的种种含义它都有；不过贯穿这一整套学说的主旨，是「正路」，或者干脆说，就是真理。这教义据说由老子留给世人，他是这一门的公认使徒，也曾给孔子上过课；后人为他那部书写下的解说，已不知有多少卷。中国人同我们一样，凡涉及想象与「信仰」的著述总是层出不穷，至于那些讲明白事实、可凭逻辑印证、「百姓晓得」的东西，写的人便少了。依我看，欧洲古代的思想家里，「路数」同老子最相近的是马可·奥勒留。要紧的一条是：「你不管是谁，只安安静静照你现成的本分过下去：万不要张皇；不论出了什么搅局的事，别激动，也别动怒；只把油浇到起波的水面上，设法维持原样：你有五官，有性情；不必追问为什么；顺着天性去用它们；只是不要自私，不要不公，不要做畜生。」

不论这些如何，有个张道陵，约生在耶稣去世的年头，是道教后起的一位先知，据说他在江西一座叫龙虎山的山上（或是从那山上）「飞升」了。（一八八四年二月我由福州取道内陆去温州，几乎就望见了那地方。）他的子孙历代或受尊崇，或遭冷落；他们的魂灵据说会一代一代转过去，有点像西藏喇嘛的转世。满清一朝始终不许他们列于朝班，一七四二年甚至削了他们的朝廷品级；可一七四七年乾隆又念他们毕竟是道门中人，赏了五品的（地方）顶戴。

且说一八八〇年，世袭的「教皇」张仁晸摆着仪仗到广州，我便上他的座船去看他。中国官府全然不理会他，看他大略如同我们看一个吉卜赛人或江湖郎中。他穿戴同别的中国官儿差不多，然而神气恬淡、寡欲、不沾人间烟火，教养也很好。看上去四十上下，他说自己是第六十一代。人家平常称他张天师；他自己的正式衔头则是一七三九年所授的「正一大真人」。他同我说话很亲切，说他认得艾约瑟牧师，那时艾约瑟还是个新教传教士——如今仍在世，是位有名的汉学家。我请他写了一道「符」，我裱了起来。后来带到重庆，依张二的主意挂在我的内院里辟邪。我们早把它忘了；可等到那场骚乱里我竟没被杀掉，中国人便说：「啊！真灵！是那道道士符救了他！」——此即明证。

哲人曾子

这个拉丁字眼指的是曾子（孔夫子的弟子），正如西人把孟子称作「孟修斯」一样（称作「孟夫修斯」也未尝不可）。我的姓名到了中国人嘴里，老要滑成「巴克」，于是一八七一年我取了那位哲人的姓，姓「庄」：俄国领事斯卡奇科夫因为姓氏「念不出口」，自称姓孔；英国领事孟根则照读音之便，自称姓孟。于是天津城里三位「圣人」，便凑齐了。

我从前在福州请过一位教书先生，他能一代一代把自己的世系一直数到一千八百年前一位有名的古代政治家。这件奇事叫我起了兴致，凡在我跟前待上一个钟头的「小厮」、教书先生、剃头匠、妇人，连小孩子也算在内，我都要盘问一番；结果发现最寻常的中国人，单凭记性，通常都能上溯两三百年到五百年；若肯回家翻族谱，还能更远：我二十年前就在《上海晚差报》上登过十来篇这类小人物的真实「传略」。还有一回在罗星塔锚地，我在席间同索默维尔医生「打赌」，说他马房里最粗野的那个马夫，只要当场叫进来，由我用他自己的方言盘问，他准能张口就说出满洲历朝的年号，以及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历代朝代名目；那人果然立刻说了出来。

这一番开场白引出、也部分地解释了我在湖北荒僻处所遇的一桩趣事——那是在建始县城，离长江往南两天路程。随我同行的文职官儿姓曾，那天恰好在客栈院子里剃头，一个老药铺掌柜溜达进来打听，还想看看这个蛮夷。他们的对话我在旁边听见了。老头儿照规矩一报姓名，我那位老爷便说：「啊！那我们是本家。你是哪一房的？我是传字辈。」

「我是纪字辈。」

我听见这话，便出去搭讪，说道：「那么新派到英国去的曾侯，该是你的堂兄弟；山西巡抚曾国荃，该是你的叔伯了。」

「纪泽现在补的什么缺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国藩的儿子、巡抚的侄子；另外还有两位纪字辈的，在云南和广东两省做官（这话是真的）。不过我们这一支多少百年前就迁走了，族谱只记到某某朝（我忘了是几百年前）。原谱存在山东孔夫子那座城的老宅里，我们隔些年就把本地的谱抄一份送去。曾姓在中国有好几十万人，多半在本省、江西，还有（自然）山东。一三三〇年蒙古皇帝图帖睦尔封我们的始祖为『宗圣郕国公』（郕在山东汶水上）；可迁徙远在那以前就有了。我们这一支的始祖，坟地在某某处。」

我这一辈子只发现过一个数不上三代的人，就是我自己的「小厮」。他是个满不在乎的家伙，祖宗于他一文不值；实在说，若不是我二十年来从他工钱里扣下一份给他母亲，他会由着亲娘饿死。可到了晚年他倒孝顺起来，送了她好些东西，其中还有一口棺材，「以备不虞」。不想他自己先死了，那时我已经改任他处，永远离开了；他母亲便写信到英国来问我「我那份钱怎么说」。我寄去几块钱，好让她「为孤魂烧纸钱」——换句话说，是给她自己的。我收到了道谢，末了还托公使馆捎来一句「口头的附言」：「就没有我的一份么？」

中国人做的王

「一路平安，巴克先生！您这趟是同一位国王同船呢！」这是我那位快活的法国主人最后的话；我们到了河内那座小码头，他好意来送我上船。就在那当口，一群法国的将军、上校和官员正围着这位陛下打转，殷勤备至，恭敬备至（头天晚上他们刚正式「宴请」过他）：他们万分亲热地告了别（甚至还搂抱了他，只是谨慎地免了亲吻），王驾一行随即上船。轮船一开出，我自然要打听这位尊贵的君主是谁，人家告诉我，这是一位极善战的勐族国王，法国的手腕终于说动他投向法国了。事有凑巧，三年前我休假时曾自费去北圻、暹罗、缅甸私游一遭，就安南、曼谷、曼德勒三方面关于掸邦归属的互相抵牾的说法作过独立的查访，还见过其中几位土司；所以一八八七年六月勐莱的刁文持攻打琅勃拉邦，琅勃拉邦国王出奔曼谷，以及一八八八年一月法国人暂占勐莱的事，我全都清楚。实在说，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七日我到河内法国总统使的官署拜访时，蒂朗先生刚收到勐莱最新的消息，正在看地图（他还拿给我看）：当时勐莱是否「顶得住」还说不定。（我可以说明一句：所谓「勐」就是掸人，勐在他们的话里是「地方」的意思。暹罗人自称勐泰，即「自由之地」；缅甸人则称暹罗人为暹地。不过我初到这一带时，谁是谁，谁也没有个清楚的概念。）

后来我「绕着」这位国王走了一圈，用近乎认狗的法子，细细打量他裤子的坐处，断定他必是广东人；因为鞋袜裤脚之于男子，正如头上的装束之于女子，是出身最靠得住的记号。随行的法国外交代表和他左右那些人，说的不是掸语就是安南话；这位陛下也懂几句法文。他的举止十分自立而矜持；不肯同欧洲人同席；不肯「喝酒」；总之，他叫他那班卑躬屈膝的宗主国人心里发怵，正如阿富汗的埃米尔乐意叫印度总督心里发怵一样。他绝不是什么俘虏，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正要接受上邦的管辖。我瞅准机会，走上前去，完全以平辈的身份用广东话同他搭话；他大为高兴，对答如流。他不但说得好，还写得一手好字；原来他的祖先出自北海附近一处地方，家族的坟茔至今还照管着，他每年都派人去祭扫。甲板上那几位法国人自然被这场用他们谁也不懂的语言进行的「热烈交谈」撩得心痒；看见我的笔记本翻个不停，事实以惊人的速度往里落，就更按捺不住了。这情景颇为滑稽：「敌人」一头栽进外交的温床里，把独家的秘密一个人享用个够！可他们也无法可想：我把这位国王里里外外翻了个透才放过他。不过我可以告诉我那些法国朋友，我并没干什么坏事；事实上，当他说他在清迈等处会过英国官员之后，已决意「押宝」在法国身上，并要送几个儿子去巴黎念书时，我丝毫没有试图向他陈说肖特（中国）或科德林（暹罗）如何更贤明；我说的话，就算他们听懂了，也没有一句能叫我的法国东道主挑出理来。

他本姓罗；不过他同老挝即「老掸」一带多数掸族酋长一样，用中国姓「刁」，这个字无疑就是暹罗话里的「昭」（王子）。他给了我名片，上面写着刁文持三字；这三个字广东话有广东话的念法，安南话有安南话的念法。法国人用的就是安南那一种念法，他们只当他是掸人。同所有在外国的中国「国王」一样，日常起居他宁可穿「短褂长裤」（相当于我们的粗呢便服），不爱那一套笨重的靴子、黄马褂和花翎的花哨行头。

安南皇帝

在准我上顺化去之前，岘港的驻扎官、顺化的统使、河内的总督，（说不定连）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来回拍了不少电报。好在常识占了上风；我不妨向我那些好客的法国主人声明一句：我毫无使命在身；英国政府和英国公使全然不知道我在那里。——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就是不以官身出面的人——上午九点穿着晚礼服，聚在王宫的一处偏院里，恭候驻扎官的车驾。随后我们穿过两列披挂齐整的象和马；旗帜、号角、吹奏之声一路不绝，直到王家的觐见大殿；那气派比起中国同类的场面，一点也不逊色。小国王（当地称「皇帝」）盘腿坐在一座华美的宝座上，四围照例有执扇的、拂尘的、持仪仗的；还有太监，以及远东宫廷里种种其他侍从与陈设——看来大半都渊源于古远的印度礼仪。统使用法文宣读了一篇颂词，无非是「权利」「自由」一类外交套话，加上别的一些虚幻好处，这些好处「受保护」的邦国从来不曾领情。接着国王照着牙笏背面（古时中国皇帝就是两手捧着这东西的）念了一篇答词，全是纯粹的中文，只是照安南的读法念出来。切莫以为安南话同中国话有什么（已知的）亲缘；不过凡沾染过中国文明的民族，在朝廷上用纯粹的中文都算是得体：所以拳民之乱时，日本天皇答复中国皇帝的国书，中文用得极合体统；单从那种「堂皇腔」上看，他的文辞挑不出一点毛病。

但这场典礼最有意思的部分，是欧洲人引见完毕之后的本地仪节：那是人所能想见的最庄严、最动人的场面之一，丝毫没有俗艳或半庄半谐的味道。宝座大殿前面远远地排开一列列象与队伍；再往前，在殿前的日头底下、在象群之上，是二三十排双行的文武官员，都穿着极古雅而极华美的朝服、戴着朝冠、蹬着朝靴。哪怕最高的显贵，也从不往殿里多走几步；那殿是一座亭子，大小不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屋顶用极上等的柚木撑着，漆成深沉浓郁的红色，或者说紫色。获准进入亭子正中的，只有皇帝、太监和欧洲人。于是前面那方大理石铺的庭院里站满了官员，武的一边，文的一边，中间留出一条窄道。号令一下，一支奇特而并不难听的颂歌奏了起来；全体官员缓缓地三跪三起，每跪一次叩三个头，一举一动都同乐声丝丝入扣；每换一个动作便停下来唱一段。这样约摸进行了二十分钟，随后还有别的一些仪节，也都本于中国的礼数。

这场极有意思的典礼中最叫我吃惊的，是它同西方史书所载、西方画作所绘的拜占庭宫廷仪节，何其相像。我并不因此就急着下什么断语；不过我想极有可能：自从大约两千年前东西方彼此发现以来，各种「观念」一直在罗马、君士坦丁堡、波斯、帕提亚、印度和中国之间来回自由传递；而两个方向上的渗透，所凭借的媒介主要是那些骑马的突厥人。

中国人做藩王

一八九二年将尽时，我到暹罗的普吉办事处走了一趟——府城是通卡。这位大员手下管着好几位中国人做的土王，其中最有名的是克拉和拉廊两处的土王；这两位我都在拉廊见到了，「王家」还极其丰盛地款待了我。

今日南洋这些中国冒险家的「王朝」还存在着，这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使我们明白古时候列国封建之邦如何在王（古代中国的君主，即王，不像今日有那样的帝号）的名义统辖之下并存，也明白有闯劲的中国人如何在朝鲜、安南、西藏一带建起小小的王朝。拉廊的宫室与陵寝，规制上仿照北京与安南（当然实际的宏敞远不能比）。这一朝的「开基祖」，是从厦门附近漳州府来的一个发了财的「刺桐」商人，暹罗国王蒙固先封他为「爵」，后来又让他做拉廊的总督。头一代土王的四个儿子如今各不相属，还分管克拉、董里、浪宣三省，条件是向暹罗国王纳贡称臣。四个人没有一个吸鸦片；他们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商业联合体，原理上有点像罗斯柴尔德家，自然规模小得多。照中国人对福气的看法，他们生儿育女多如兔子；因为「箭袋里装满儿子」，正是一个有德而妻妾众多的男人最理想的境界。

然而最叫人惊异的，是他们治下的宽和、坚定、不偏不倚与公道。除了少数缅甸人和马德拉斯人，他们的百姓全是中国人、暹罗人和马来人；可他们不索取什么「匍匐」之礼，也不讲叩头的规矩；除祭祀之日外，穿的是英国治下槟榔屿华人那种短褂、宽裤、圆顶礼帽和洋靴，整个儿相当于我们所谓「牛仔」或「只穿衬衫」的打扮，譬如斐济官场上的装束——在那里，瑟斯顿总督穿一件不算难看的衬衫（不系背带）就十分合宜。事实上，这几位土王名义上虽属暹罗，却属于槟榔屿即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这个范围是十分规矩的，对暹罗的政治权利毫无妨碍。

这几位中国土王到暹罗朝廷行礼时，得把辫子藏起来（满洲这个标记，中国人如今纯出于习惯，仍旧恋恋不舍），穿暹罗的官服。中国的官服只在祭祖时才穿。他们不容许有什么会所或「秘密」团体；因为英国政府的松懈，曾任凭新加坡各堂口互相倾轧、坐大成患，甚至把手伸出了堂中明白人所认可的正当范围之外；这个坏榜样已有蔓延到缅甸等处的迹象。

他们拨了一只船员利落的小艇、一辆轻快的双轮马车和一所舒适的平房供我使用；各项实业、各处景致都领我看遍了；我离开的时候，比从前更加佩服中国移民这一阶层：只要放手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的干才、十足的诚信和堂堂的丈夫气概，实在令人叹服。法国人也罢，荷兰人也罢，西班牙人、美国人也罢，都不大懂得放着中国人不管的妙处；而在这种「无为」上，我们自己却是拿手。

败者遭殃

潘泰屠戮一事，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的篇章之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全知道，所以一听说已故苏丹的儿子哈桑王子住在仰光，便立刻去看他；他父亲那位苏丹从前在仰光和八莫都开过好几处商号。他住在城郊一所寻常的别墅里，房子照管得并不好；他从英国政府、或者不如说从印度政府领一份年金，对这份恩典他显然十分感戴。他是个壮实、庄重、才智并不出众的中国人，属于可以称作土耳其或波斯型的那一种；就是说，他脸上找不到蒙古、满洲、西藏或印度支那那些有时会在北方、西方或南方中国人身上露出来的特征。（中国从不知道有什么日本型。）

有一点我记得不一定准，但我想他告诉过我，一八七二年他父亲派往伦敦的两名使者，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此行的用意是劝英国接受对这个垂死的回教王国的宗主权。其时得胜的岑毓英将军和他的部将杨玉科（绰号「猴子」）正一步步合围潘泰的都城大理府。一八七三年四月我在汉口见过安邺，他对我说，他在苏丹当政时曾冒极大的险设法进过大理府；那是一八六八年他随德拉格雷使团壮游掸邦时候的事。英国这一边，斯拉登少校却不获准从缅甸越过腾越（如今是云南边境上的一处领事驻地）再往前去。那时苏莱曼（「苏丹」杜文秀便是这样自称的）正当权势鼎盛之际；然而云南东部却被「老爸爸」即「老教主」奉大清皇帝的名义据守着——那便是马德新，一位品格甚高的回教哈吉，他离弃了苏丹，接受了驻云南府的朝廷大员之职，为的是免去更多的内战与无益的流血。

马德新用马复初的名字，曾在一八四二年取道缅甸赴麦加朝觐；一八九三年二月，我在八莫又遇见一位河南来的中国回民走同一条路。大理城刚一陷落，云南府那个反复无常的中国总兵马忠便把这位回教大员也杀了；他虽久居大理、以叛教者的身份替朝廷守着这座城，如今对他们已无用处，而且他身为本地回教的教主，实在很可畏惧。

哈桑王子的父亲苏莱曼之死，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主将许下话来，只要他投降，便放过这座城。他的百姓已经厌战，他本人因此不惜为百姓牺牲，于是先把官印送进去以示归顺；随后穿戴上最好的衣冠，毁掉家中珍宝，逼妻子儿女自尽。最后他坐进轿子，从涕泣的百姓当中被抬到杨玉科营里。到了那里，他神志恍惚，除了喘着气恳求饶过他的百姓之外，别的几乎说不出什么。不久便看出，他照中国的办法服了慢性毒药，为的是免去当众受辱而死；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他们还来不及把他连轿抬往岑毓英的大营，他就先死了。第二天尸首被斩下头来，加以熏制，好凯旋似地送往北京。这些惨痛的事，哈桑王子不大愿意多谈；但凡关于本地回民的事他都极感兴趣，后来我托人给他送去一颗铜印和一些回教文书——是从色范附近克钦人的勐坡弄来的，那地方曾站在潘泰一边参战——他真是喜出望外。今年夏天（一九〇一年）他要去麦加朝觐。

野克钦人

日本人有一句话：「两张席子，也是自家的屋。」照字面就是「席子铺得两张，自家的房」，也就是「公鸡在自家粪堆上称王」。我听到的正是上面这个说法，写法大约该作「二席」或「三席」；那是就长崎一家旧「酒馆」说的——那所房子由慈爱的英国政府买下给我，在济物浦搭起来做了副领事馆。后来蓬都国王坐在一块泥泞而带棱的石头上稍软的一边，下身裹着一条破烂的短棉裤，「上围」是一件同样不曾洗过的短褂，由人恭恭敬敬地伺候着用饭时，这句话便强烈地浮上我的心头。那一席盛宴大约是半磅粗红米，「盛」在一片新鲜的芭蕉叶上；另有四分之一磅我们利物浦人叫作「滨螺」的那种小海螺。螺肉已替他剔好，用第二片芭蕉叶递上来。同远东许多人一样，这位国王一丝不苟，只用右手取食。吃完，他用左手的指头擤了鼻涕，再堂堂皇皇地在侍从的裤子上抹干净。

这位陛下同他那一类人多半一样，带着他的全部子民住在一座山上，那山就是他的王国。我于是又想起中国哲人庄子讲过的一个故事：一只将死的蜗牛，右角上住的虫豸同左角上住的对头曾经打过一场可怕的大仗。蜗牛一死，这段历史也就完了。可是蓬都这个人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君主，伺候他的那个相貌远为体面的人，还是个贵族出身。据说克钦人同生人交谈之前，头一句总要问：「你是贵族还是平民？」这一位君主是大英帝国的政治犯——一个不骑马的德韦特。先前打过好一阵仗，我们还折了一两位得力的英国军官。于是派了一支「纵队」到中国边上的蓬都去，索取归顺与贡赋；这一回的贡赋，是我们驻昔马的守军修葺堡垒屋顶所需的几百磅稻草。克钦人的房子有多宽敞、多齐备，克钦人本身就有多么不起眼。我和六七位军官在国王那所房子「男客」一头的一间里睡得十分舒服，女眷们就着我们的烛光，从他内室的幽暗处偷偷打量我们。

国王须得亲自前来；他中国话说得不坏，而锡克人、廓尔喀人和英国军官里没有一个懂半个字，所以他偏要粘着我，第二天的路上还陪着我走了一程。可这整桩事里最奇的一点，是他自己的人对这位衣衫褴褛的酋长竟那样恭敬。

近来一份画报上登了一张画，画的是李鸿章凑着看电影机，周围围着他的「小厮」和苦力。我从前见过皇上的先父，情形一模一样，周围围着一群街头的孩子——还有我。有一回我见两江总督刘坤一接过奴仆刚替他吹旺的烟管，用大拇指在嘴子上随手一抹，就把那湿漉漉的烟管自己抽了起来。实情是：中国的统治阶级虽掌着大权、受着极大的尊敬，人与人之间却有一种随和的平等气味。他们不势利。连老太后逃出北京途中，也还有工夫拿路上一位跪迎的地方官「打趣」，说他家厨子手艺真好——那官儿给她送上了一顿热腾腾的好饭。她还向他要几件衣裳。

他说：「这穷地方没有什么讲究东西，我所有的，只有随任带来的一个穷姨太太的几件粗衣裳。」

太后说：「哦！别费事了；我们冷着呢，也不讲这些形式礼节。只要暖和，就行了！」

这位中国的罗利大为懊丧地被擢为知府，还被迫「跟着走」。这一场出奔的始末极其有趣，改日我或许要多讲一些。

教皇陛下

教皇利奥十三世大约不会指望在海口听到关于梵蒂冈的什么说法；不过我不妨提一句：在那座猪窝似的府城的档册里，教皇写作「师」字，而这个字极巧地兼有「狮子」和「至高之师」两义；实在说，它就是「教皇」的意思，因为忽必烈把它用在八思巴和他的后继者身上，如今也仍旧用在道教的教皇身上。整套教皇的说法，都因当地耶稣会士坟茔由官府保护一事而用中文留在了海口的案卷里；历任教皇的名字也照中国皇帝、照神明的成例，依生死之别，恭恭敬敬抬高了三格或两格。

不过这不是眼下要说的正题。那一阵子法国的贵客多得有些泛滥；一天新任法国公使忽然不经通报出现在我床头；一星期后，印度支那的署理总督又极殷勤地要我上他的轮船去赴宴。而我这里要说的这一次，递进来的名片上写的是「泰尔莫兹主教，教皇陛下的内廷司铎」。同来的还有一位教士，名叫罗塞尔；同海口所有走投无路或一筹莫展的人一样，他们不可避免地寻到英国领事馆来求安慰、求款待。我们一同步行去看迭格斯神父（他还有个别号叫第欧根尼），随后又到「那片古战场」去看耶稣会士的坟茔；所以关心那几座遗冢的人如今知道该找谁作证了。我也趁这个机会说一句：那个常挨骂的、虽属「异端」的英国政府，应我之请出了十镑钱保护这几座坟；往后罗马公教理应由自己整体来照管，因为葡萄牙教会太穷了。（但愿那位批准这笔款子的国务大臣，来世不要把这件善举的功德独吞了，给我留下一星半点渣屑才好。）

不过这位主教的来访，在这里不过是个由头，用来挂上「送礼」这个题目；在中国，送礼是件极麻烦的事。我自己的办法是这样（我不像温米克先生，我根本不信动产有什么价值）：凡欧洲人送我什么摆设，我立刻转送给近旁最该得的中国人；凡中国官儿送我什么好看而不中用的东西，我就送给或给到我头一个见到、头一个想到的「洋」人。就在一星期前，一个被革职的海关人员求我帮衬，照估价买下他一座银制餐台架；恰好道台也被参掉了，这座餐台架便正好派上用场，做了慰问的礼物。主教一行出游回来，已经疲乏（顺带说一句，主教是「以轿代步」的；罗塞尔神父硬气，想走着去，不久就撑不住，也只好上了轿），大家洗了澡，各人（包括主教）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便一齐聚到我那座谷仓一般的屋子里那间时而叫办公室、时而叫起居室、饭厅或客厅的隔间里；不想眼前竟摆着一架色彩极华丽的大屏风，还有别的一些礼物。是谁送我的，我为着什么（如果有的话）配得上这份礼，我都忘了。中国的规矩是：或者收下礼的一部分，再照价「打赏」；或者整份退回，而「打赏」得极有分寸。你或者在名帖上写：「某某敬领屏风一件；余珍璧谢。」或者干脆写：「某某璧谢。」这一回，所有的珍品一概敬领，一件未退，随即全数转给了主教；主教喜出望外，郑重其事地承担起把它们运往罗马的重任，我想那些东西如今正点缀着梵蒂冈里某一处配得上它们的角落。（赏钱是我出的。）

说到送礼，我还可以添一句：领事们照例在过年时送几样得体或雅致的小玩意给当地官府，开支报公账，名目是「新年送某某某之礼」。回礼收到的那些干瘦家禽和别的可吃的「珍品」，我一向送给巡捕和「小厮」们。有一回我一位爱说笑的同僚，被押头韵的毛病害得起了性子，账上竟只写了一行「道台之火鸡」，把外交部吓得不轻，随即（由总务长出面）行文责令解释。

第五章闹事——传教的与别的

同秀才闹的一场

从江西九江走陆路到汉口，有一桩奇处：全程没有一码是在江西境内。出九江先渡长江，走五天硬路，到巴河又渡一回；可这一路却始终在湖北；到了武昌（汉口）还得渡第三回。这一路上的人（如今大约也还是）极难相处。我给张二备了一乘小轿，因为他一天要走三四十英里，还要照料我，实在不易。这一回我自己也只坐一乘两人抬的本地小轿，于是路上的众人便闹不清我们究竟是谁、是什么身份：那位「小厮」被他们抬举成「大老爷」或「老爷」，我则是「大人」。（「老爷」「大老爷」「大人」，大略相当于我们说的「阁下」「尊驾」「大人阁下」。）可等我们到了长江一条支流入口处的巴河镇，却见镇上挤满了赴武昌省城应试的秀才，连个住处都难找，更不必说清静了。客店里露天的地方和饭堂里，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睡觉的「隔间」又小又闷。不过，趁张二给我铺床、收拾行李的工夫，我还是尽力应答，满足这班秀才的好奇：「穿这么紧的衣裳不冷么？」「你们国里有米没有？」「听说有个国家，抬人是拿杆子从肚子里穿过去，真的假的？」「你有老婆孩子么？」「你不怕把那叉子吞下去么？」诸如此类。

这样闹了一个钟头，也就腻烦了；于是等我当众吃完饭、供大家开了眼，便拱手告退，走进分给我的那间隔间，装上一斗烟，躺下看书。忽然那扇薄木门被撞开，一个秀才满脸酒色，冒冒失失闯进来，坐到我床上，把我嘴里的烟斗拔了去，自己抽起来。我于是「一拳挥出」，正中他胸口，把隔板打塌，他也翻了过去，外头的桌椅碗碟被砸得哗啦乱响。一时间大哗，人人喊我殴打斯文、动了「武」云云。众秀才拾起打碎的家具零件，摆出一副「快拉住我，不然我要打破他的头」的架势。

那一刻我正披上晨衣、戴上吸烟帽（一顶土耳其毡帽），张二却十分沉着地把手一摆，说道：「来来来，大人在穿官服呢；官是打不得的。」我跟着以不容分说的口气叫店主，喝令他去传地保。（地保这东西是中国一项奇特的制度，好比英国的「代打童」。名义上他是市长先生，实际上往往是雇来的一个泼皮或酒鬼，收人家一点好处，替地方上出面说话，一应处罚全由他领受：这就仿佛伦敦市长每周出十五先令雇一个菜贩，替他去听大法官的训诫。）地保来了，我便发下种种命令，索取种种赔礼，还点了一句：到武昌我要向总督说起此事。事情渐渐平息了；可我那一夜躺在隔间里很不安，因为我听见不止一处在议论我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还有要不要「收拾我」。

笼中的勇士

镇江是兵丁闹事最叫人头疼的一处地方；因为它是运河、江路、陆路的岔口，驻着大批旗营和绿营；此外还常有换防的马队、援兵和护卒过境去别省。这些人自然爱到租界上闲逛，偷看几眼洋鬼子。

我在那里的时候，某些欧洲人纵容赌馆，还在本地戏园子里入股；更不必说当铺、酒馆和别的更不正经的去处；这些全在女王陛下领事的神圣鼻子底下兴旺起来。一八七二至七四年我在九江租界上已经领教过不少兵丁「闹事」；可镇江无论从中国人一面还是外国人一面看，都要粗野得多。因此工部局的巡捕事情极多；兵丁就算不干更坏的事，也要「有碍观瞻」。

我在那里时，就有一个游荡的勇士因这末一条罪名被拘，他当下一拳打在巡捕头上。终于被别人合力制住，暂押在领事馆的牢里；看守是个独眼的老兵，名叫约书亚·纳恩，身上有好几枚勋章，从前打仗时为国出过力，很勇敢。不多时又聚来些兵丁，扬言要劫人，甚至要烧了领事馆。

我赶紧吩咐硬气的老纳恩把人锁进最结实的一间牢房，随即托听差给三位壮实的英国同胞各捎去一张铅笔条子：「请带枪过来一趟；我这里怕要出事。」

不到五分钟，他们就来了。大门外摆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我们四个人手里持着猎枪或步枪，就坐在那里。我不大敢断定那是不是当时刚发给各领事馆以备不虞的新式步枪：正是「斯帕克号」被劫一案，叫我们个个提起了神。

领事馆（同多数英国领事馆一样）坐落在最能控制四面的高处；这一处离路面至少五十英尺，背后是陡峭的山。约有两百名不守规矩的兵丁聚在下面的围墙外；可他们一见我们持着枪、安安静静坐在门口抽烟，便没有「上来」。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信送到半英里外常驻营里的陶总兵那里，说：非得他本人亲自前来认人、并加处治，否则这人不放。

约摸半个钟头，陶总兵坐着轿子下来了，彭副将骑着战马，后头照例跟着一群乱糟糟的随从。我们向这两位军官说明：我们并无意对被拘者主张管辖之权，也不想难为他；但今后必须弄明白一件事：凡兵丁、乃至军官上了租界，就得遵守工部局的章程；而领事便是工部局的董事长。

陶总兵似乎不大喜欢自己的处境；但态度还客气。他随我到牢里，隔着栅栏同那人说了话。结果是那兵丁当场挨了二十下不重的板子，事情就算了结。

十二年后（一八八九年）又出了一场大同小异的乱子，领事馆被烧掉了。那时我在英国，所以只能转述传闻。起因还是一样——中国人不满工部局巡捕的多事：不久前巡捕拘了一名军官，罪名是「纵马狂奔」。营里派了兵（三百人）来「保护」领事馆，那巡捕这一回正躲在馆里；可三百个只会「看热闹」的中国兵，抵不上四个武装齐备、随时准备开枪的英国人。于是乱民径直冲了进去，一把火烧了那地方，领事同他夫人衣衫不整，从山坡上爬下去逃到一条友好的轮船上，才勉强保住性命。

一场「教案」

一八八〇年九月十五日，正如普法战争爆发前一天格兰维尔勋爵所说的，「天边不见一片云」。说来也巧，就在下面所述之事的头一天，格兰维尔勋爵给领事官员的一封嘉勉公文刚到广州，而英法两国领事都在澳门偷闲行乐；局面就是这么太平。那天中国的书办不知为什么走得很早。约摸三点半，天极热，我刚吃完「午饭」，送走了客人，正一个人喝咖啡，手里就被塞进贝亚尔神父的一张便条：说主教座堂眼看要遭袭击。

这一类「闹事」，要紧的是眼快手快，五分钟之差就能定局面；何况中国的书办（即便在场）光是磨墨、拟稿、推敲辞藻、誊写工楷，至少也得半个钟头。一急起来我从不迟疑，径自动手；于是这回我便在领事的名片上用铅笔草草写了几个字，不到五分钟就有人往总督衙门去了。主教座堂离这里约两英里，总督衙门四英里。

不多时，几位神父又接连送来更急的信；此后好几个钟头，每隔半个钟头左右便有信来，中间还夹着亲身来访。不久便不得不向总督说明：法国领事不在；到后来两边文书往返、口信频繁，索性连英国领事也不在的事一并招认了。饶是如此，遇到这种时候，中国人从不拘泥；除了在他们看来夷人同夷人本没什么两样、「分成许多小邦」这种事（当时）也不值得认真看待之外，凡逢急难，只要谁把道理说得过去，他们通常都肯照情理办事；尤其是当英国领事馆（作为一个抽象的存在）说一句「没事」的时候。

张树声是个须发斑白的老行伍——从前的「叛贼」；据说他当年降了李鸿章，后来又娶了李的妹妹——那都是太平天国的旧话。他最惹眼的一处，是上颌一颗参差的绿牙，像一枚獠牙；同你说话时唾沫四溅，直喷到你脸上。不过这一回他表现甚佳；他亲自坐轿出去，还被乱民打落了总督的顶戴、砸烂了轿子（这一下对我们说不定倒是运气）。

外国租界（是一座岛）的两座桥和两座门，向来由「总督的护军」看守，统带是一位心地不坏的委员，当时叫张振铎。这人自居（而且向来被认为）听英国领事馆调遣，他的差使是弹压河汊里的船户和泼皮。另有一艘总督的火轮炮船泊在座堂附近：管带那位法国军官想要我首肯，立刻派水兵登岸，还亲自前来请示；我虽然在道理上并不反对把总督和法国领事的权柄僭越几个钟头，却因别的缘故没有准他这样做。还有一艘总督的火轮炮船泊在沙面外：管带是英国人（其实是苏格兰人），一位从前捕过鲸、极能打仗的老手，名叫詹姆斯·斯图尔特船长，他也亲自来「听命」；我私下同他约定：万一租界被冲，我一发信号，他便率所有兵力和军械进驻。（我不妨说明一句：总督手下有两支缉捕海盗的火轮船队；军官的任免全由两国领事馆决定，而一应「命令」名义上至少得经总督的营务处转下。）

如此这般，这片商业租界水陆两面都保得十分周全；这些布置全在晚上九点以前办妥；九点上我才郑重其事地把经过告诉工部局董事长，嘱他夜里留几个欧洲人守望。这一声招呼立刻在俱乐部里招出一场会议，德国领事和别的几位「小国」领事商定去调一艘炮舰来，并且当夜派持械的义勇队巡逻。我想我几乎没离开过椅子，直坐到夜里一点，这一段工夫全用在收发信件、接见来人上头。

一点钟上，总督张树声来了一封正式的信，说他已在座堂、育婴堂、神父住宅等处四围布下了足足两千人，如今再没有危险。就我记忆所及，不过一两处无关紧要的教民房屋被烧或被拆，法国方面的利益丝毫未损。事有凑巧，那时香港没有英国炮舰在港；第二天局面又太平得很，便有好事者打趣，说这是一出「做出来的戏」。尤其是新教的传教士们大为愤慨，因为（这倒是实情）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他们：他们多半住在码头与座堂之间。

十七日两位领事回来了；十八日又有一艘姗姗来迟的葡萄牙炮舰从澳门开到。上面说的总督那封信，以及后来法国领事那封着意强调人人死里逃生的信，香港的报界自然无从得知；那边还大剌剌地暗示这是「捕风捉影」。好在案卷都还在。

也真是怪，差不多整整三年之后（一八八三年九月十日），又出了一场大同小异的乱子，而且真有一大股凶恶的人群从座堂那个方向冲了过来。于是那些心存疑虑的侨民得了第二个机会，好自己去掂量「狼来了」这一声喊。这一回乱民倒有个说得过去的由头：一个喝醉的英国人名叫洛根，趁每日班轮靠在码头（就在领事馆同座堂之间）时把一个中国少年推下水去淹死了。可这第二回烧掉的外国房子有十几所；女眷们被送上一艘友好的轮船；英国旗降了下来；德国领事的巡逻队又一次被请了出来。那位不幸的克林德男爵（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三日在北京遇害）表现极出色；我相信在人群罢手之前，有好几个中国人中了枪。

他倒下了，倒下时发出一声闷响

荷马那句他最爱用的诗，从前在学校里就是这样译的；也正是这一句，害得我旁边那位同窗一下子跌到全班末位。我在川北跋涉一个月，回来的第二天，正带着护卫往那座孤零零的城门走去——重庆这块岩石半岛，出山野便只有这一道门——忽然瞧见四下里尽是怒容和阴沉的人堆，好像刚出过什么「事」，人们正气愤地议论。一走到城墙上听不见的地方，县里那个巡捕便说：「大人，我看咱们还是换条路回去罢；百姓要对你不利。」我只当他是替自己担心，因为他有个讨厌的毛病，爱冲吵闹的孩子吐唾沫（我为此说过他好几回），弄得当娘的都恨他。不过我还是觉得稳妥些好，便比平日在乡野多绕了一圈，到傍晚时仍从原路回来：走别的方向就得绕一大段远路，随后还要穿过好几英里臭气熏天的街巷，实在不快。

城墙上还是人山人海，而沿墙那条路又正是回我住处最近的道。我走进城门那个「洞子」时，头顶上有过一阵扭打（后来才晓得，是几个新教的教民拦住了一个想把大石头推下来砸我的人）；我照旧从里侧登上城墙，只见那里已给我备好一条人巷，两边站满了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跑过来，急急说道：「大人，别走这边：他们要伤你。」

我疑心其中有诈，便不理会（那人的一片好意，还是事后几天传教士们向我解说的），只装作若无其事，平安穿过了那条人巷。可正当我以为全完了的时候，几个闲汉模样的人架着一个老婆子爬上坡来。她抱住我的两条腿，嚷道：「还我的命来；他的背给打断了。」我深知中国的「花招」，当下就想到：准是有人见我拿手杖戳过狗，如今要诬我打了孩子。我回头去找巡捕，却在他本该站的地方看见一堆人叠成的「龟甲阵」，看样子正踩着他。这整桩事，我说来要用几分钟，实际上连几秒都不到。

我显然陷进了泥潭，跑是跑不掉的，只得求助于「手腕」。我说：「老太太」（这是最客气的称呼），「你要明白，做官的不能在街上同小民争辩。这巡捕是县里的人，该由县太爷管；你若有什么冤情，该到我的公馆来递禀帖。」旁边几个明白些的人似乎被打动了，点着头说：「这话在理。」

我一边仍旧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实在不受用。约摸四分钟就到了家，我进门时故意不同仆人说别的，只吩咐一句：「快请文案来。」这人是个天主教教民，从前跟着巴伯先生出游，服侍得很忠心。我说：「请你尽快到县衙去（路还不近），亲口请县太爷立刻带上差役过来。已经动了武，我料着不出几分钟就要有人来攻。」

他去了；我随即把这事写成一封信给道台，警告他说：无论我本人遭遇如何，真相都会由可靠的渠道直达北京，而我唯他是问。看门的也拿着这封信去了。晚饭摆了上来；正吃着，一个新教传教士来说外头闹得天翻地覆，人们都说我打死了一个小孩。因为他同事有家眷，我便提醒他还是回去照看自家教堂的安全为妙。接着张二叫我到外门去验看那个巡捕：他被打得很重，可送他来的人倒都很恭敬。我吩咐用白兰地给他擦身，又对他们说，若有冤情，须向县里递禀。然后我回到自己的院子（西班牙人会叫它天井），喝咖啡。

我刚点上烟斗，就听见一阵可怕的喧响，张二跑上来说，外面的大门「被人用一口棺材撞开了」。我吩咐他从最外一道起，把每一进院子的门都闩上，自己随即吹熄了灯。我身上只穿一套薄布衣裳和一双没跟的拖鞋。拖鞋我一踢就甩了（脱身的法子我早就盘算好），便占住了几进院子侧面那道高墙：我的主意是，乱民从街上往里进，我就沿墙往街上去；三进屋子的山墙正好把墙头挡住，院里的人看不见。

不想忽然出了岔子，于是便有了「倒下时发出一声闷响」这一幕。我不知道自己是中了枪，是挨了打，还是怎么；只觉得昏了一霎，回过神来时已经仰面躺在墙同屋群之间那道窄缝里，话说不出，身子也动不了。（后来才弄清，是墙头的灰泥压顶塌了，我滑了下去。）张二正在闩最里一道门，听见那声「闷响」：他同看门的、或者王二（我不敢定是这两人中哪一个送的信）跑上来，嘴里咕哝着「可恶！」他们把我从文案住的最后头那间「石头堡垒」抬出去，送进隔壁人家。那家的人（素不相识）十分客气，说后门口已经备下一乘轿子，可以送我去衙门；这我谢绝了。我们正和和气气地抽烟喝茶，我听见外头有人喊：「大老爷（就是县太爷）到了。嗨！好胆气！他自己抡拳头打人的脑袋呢！」

外头又乱了好一阵；我这里谢过主人，吩咐把我抬回自己的院子。正被「轻轻放下」的当儿，我听见县太爷的声音在喊：「大人在哪儿？大人伤着没有？带我去见领事。他是不是死了？」

我喊道：「我在这儿呢，郭老爷」（郭长，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蒙古人），「这边来。」

见我「没伤着」，他大为高兴，照中国的规矩说了些「顽童无知」之类的告罪话；末了把那个为我受伤的巡捕带走了。

第二天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都来看我。这时的说法变成：我用什么邪法从神池里偷走了金鸭子，才害得久旱不雨。我两只脚踝都扭得厉害，好几个星期只能从这屋滚到那屋，不能走路。

那年夏天热得怕人；旱又接着旱了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屠戮和乱党的谣言。官府里个个都是我的私交；本地回教和天主教的头面士绅也常来看我。官府不敢惩办什么人，我也不便逼得太紧，因为我疑心那个「借」给我的巡捕本不是好东西，说不定真是他惹出来的事端。官府暗示说：我若肯答应把他正法，他们便也把传教士告诉我姓名的某个凶犯正法；否则，百姓要骂他们讨好「洋人」。这种十足中国式的安排，我一点也不中意；后来我设法把那倒霉的巡捕从县太爷手里弄了出来，平安送到宜昌领事那里（十天的路程）。为了给我压惊，道台、知府、县太爷、总兵等等在知府衙门给我摆了一场盛大的公宴（他在城里的地方官阶最高，是「主人」）。天主教的头面教民罗宝琦也被请了来；我虽然得由人扶着，可关在屋里那么久，这一席酒和席上的热闹，我着实尽兴。

重庆到北京路远得很，等回文终于到了，我很快看出：若要有个了结，就得由我自己想一个出来：官府一听「总理衙门」四个字，简直嗤之以鼻。县太爷（人倒不坏，只是全无顾忌）说：「别张扬了，让这事自个儿淡下去罢。我们待你很不薄。你若一定要说我斗不过你们那边的手段，那我就只好打一仗了。」正在这上头，我头一位「接任」的同僚来了一封私信，要我出面正式请求把他调回来，还暗示我的处境未必有那么糟。成都的总督丁宝桢并不喜欢外国人；但他是个公道人，所以我把整桩事原原本本写成公文送去，说我已决定不再坚持惩凶以求个人的交代，但我要在全省各处出示晓谕。他的回文（不是给我，是给道台的），在那个年头一位地位显赫的中国人而言，确是一份好文书。他吩咐地方官「屡次问我起居」，又要知道「我是否有品级的官员，抑或如何」，并且附来一大批告示，说我是个多么和善、博学、公道的人，还说传教士也应当保护。这些告示都老老实实贴了出去；后来我常从僻远处的传教士那里听人说起。随后我便离任，留下我那两位先后「接任」的人到任后自己去争。

大约六年后，又出了一场差不多的「乱子」，还是那所房子被攻。这一回房子毁了，我的第三任继任者不得不坐上那乘依旧候着的轿子。他在街上被推搡得不轻，为着安全，有一段时候只能住在某处衙门里特为他辟出的一间屋子。我那几位天主教朋友那一大片房产被烧成了灰，上文说到的那位天主教头面教民被处决，算是给乱民的一块肉。法国公使在北京拼死营救，终归无效。他早在我那时候就养着一批打手，专候他一直料定会来的那一场攻击；可他实在太富，又有主教十足撑腰，官府（自然是恨他的）觉得倒不如同他称兄道弟。这些打手拚死守罗家的宅子，还打死了一个乱民：于是罗便以「杀人」的罪名被斩了首。

总的说来，我对重庆的旧交——中国人也罢，法国人也罢，天主教徒也罢，「新教徒」也罢——都心怀感激。

温州的一场灭顶之祸

一八八四年十月四日到五日夜里，温州出了骇人的事。有一阵子，百姓因法国人的战事而骚动，屠戮的谣言也有过；可那地方与世无争、昏昏欲睡，谁也没当真；不过为稳妥起见，我实在还是私下给巴夏礼爵士递了消息：唯一真正露出恶意的迹象，是官府要我把所有不属法国、不属天主教的房子都标出来。这听着就像那句「小伙子们，可别把法国神父的耳朵钉在水泵上啊」，所以我拒绝了。其时法籍的海关税务司也已暂由一位英国人接替。

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廊子上，忽见一英里外的城中央窜起一片火光。我的住处在城外半英里江心的一座小岛上，所以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独自坐在漆黑戏园里舒服的正厅前排（已故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常这么干），整台戏由他一人独看。「天哪！这是烧了一个传教士！」我心里说。岛上也好，城墙外也好，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点声响；我的仆人都在后头；隔壁一所旧庙里住着两名海关稽查；岛上另外唯一的建筑，就是那座有名的大庙，据马可·波罗所记，「蛮子国王」当年避忽必烈汗之难，就躲在那里。

看了半个钟头火光，我听见橹担急促的吱扭声，一条船摸黑划近。我早料到来的是谁。他从仆人的门进来，同仆人搭了一句话，便上楼来：是那个大听差。他说得十分平静：「大人，苏慧廉先生的房子烧了，人不见了。他们如今去烧别的洋房和海关，烧完了就到这里来。」

「好；你马上回去，看着动静。」

小听差是另外打发去的。张二这时上来，要拿他对传教士和异教徒的一套见解给我解闷，开场白刚起了个头，又有一条船靠上来。来的是英国税务司和他的帮办（一个德国人），带着一只钱箱和两支步枪；他们是翻过城墙、硬扣下一条不情愿的船，才「险而又险」逃出来的。两名海关稽查也被叫了来；还有领事馆的巡捕（有家室，住在那座大庙里的几间屋子）。我们一共六个人，枪、手枪、刀还算齐整；领事馆下半截是石头砌的，很可守；我们便都坐在馆前，舒舒服服看着一处火接着一处火。

各路听差和送信的人陆续到来。看来各处教堂如今全完了：那位（意大利籍的）天主教神父下落不明；英国的传教士逃进了县太爷的衙门（他是个极能干的县令，这一城的事实际上都由他「操持」），可路上挨了打。总兵据说正在劝散人群：别的官儿照章到场「弹压」；不过自然，谁也不曾真办什么事，只在「等云过去」。美国籍的海关关员、八十岁的老医生玛高温，倒很勇敢，单枪匹马骑着小马出去「救传教士」了。所有的住宅、教堂、学堂等等，这时都已付之一炬。已经过了半夜，末了连城门里的海关也烧起来了。眼下的问题是：乱民会不会渡到岛上来？从灯火的移动和别的隐约可辨的动静看，像是有人在往一张大木排上装人（这种木排常从上游漂下来）；还有人说，排上还装着煤油罐。

这时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此刻处境相同，要紧的是拿定主意：究竟是不是决意留下自守；一旦定了，就照定的办。」一名海关稽查说，依他看我们该坐领事馆的船渡过去，合成一队去救玛高温医生和那些传教士；可没有第二个人赞成这个主张，我自己尤其不赞成。随后又有一位在座的说：城里凡属外国人的东西既已尽毁，除了性命，别的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保住的了。多数人同意。我则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们脚下这地方，并且宣布：单凭这一点，我也要留下。同时，领事馆的档册既少又不打紧，我自己的财物同别人的性命相比更是一文不值，我便授权那位巡捕——他有家室，要对妻女负责——自己看着办。最后众人议定坐领事馆的船走，那船够大，全体都装得下，包括巡捕的妻子（葡萄牙人）和女儿，以及男女仆人。毡毯、干粮连同所有的武器都搬上了船，他们便开走了，打算顺流而下，去迎一两天内从上海来的那班轮船。临推船之前，一行人还打发那巡捕回来，再一次陈说留下之不智；他郑重地同我握手，说了一声「上帝保佑您，先生！」

此后两个钟头里没出什么事，只有城门下面最后又腾起一片火光。（后来我才听说）那时船已开出很远，船上有人望见那火，说了一句：「可怜的巴克就这么去了！」这正是张二独自跑来发一通议论的大好时机。领事馆前摆了一张茶桌，他捧着我的官帽立在我身后。「这种事咱们是见惯了的，是不是？」

我正「苦苦思量」，实在无心闲扯，便答道：「是。除了你，还剩下谁？」

「大听差。」

那位老神父随后也来了，提出把一个被丢下、正发着烧的中国妇人藏进他自己屋里。终于，远处传来一片人声嘈杂，像是一大群人涌来。月色此时正亮，只见一张木排靠在离领事馆住处稍稍下游的公署附近岸边。一群人冲上来，领头的是个赤脚、穿「睡衣」——或者说中国式睡衣——的人。我当他是首恶，便起身作了个揖。

「这是总兵大人。」听差说。

「哎呀，他们告诉我你们都坐船走了，我刚打发了一条兵船去说不必惊慌。我是这副样子从床上爬起来的。我还沿两岸派了兵，好保护船上的人万一上岸。」

「一点不错；他们都走了；可我在这里，你也看见了。最好的办法是立刻派专人带我一封条子，把他们都叫回来。」

「可是人已经来了。我另有一条船在这里，接你走。」

「可你既带着兵在这里，何不保护领事馆？」

「没有道台的命令，我无权动武。」

「那么，一个将军、一支军队，若不维持秩序，还有什么用？」

恰在此时县太爷到了，官服齐整，兴致极好。他说玛高温医生和所有传教士都平安，只有那位意大利人，仍旧影踪全无。于是我们一同坐下喝茶抽雪茄，商议眼前的局面。

我说：「总兵告诉我他无权动武。我说：『头一批想在这里登岸的人，就朝他们开枪。』你是这一城的『主官』；遇到紧急关头，你总有动武的权柄罢？」

他答道：「有；只是要自己斟酌，自担干系。」

我接口道：「那就动。我担保你们两位都不受累，责任由我来担。」（我不妨补一句：县令的名义品级，比总兵低得不知多少。）

县太爷于是转向总兵说：「好罢。」

「可是，」总兵说，「我兵力不够。」

「眼下这里有多少人？」我问。

我记得他说：「五十。」

「多少支枪上了子弹？」

「十二支。」

「那就把这十二个人立刻带到公署去，叫县太爷朝那边那张木排喊话：它再往前靠，总兵已下令开枪。」

月亮进了云，我只听得见而看不见那边的动静；不过木排看来立刻顺流退下去了。总之，此后再没出事。这时已过两点，我们闷闷地看了约摸一个钟头渐渐低下去的火光，个个开始打呵欠。议定把兵留在大庙里；两位官员随即告辞，说天亮再来。

这时岛上和城里都寂然无声；我便去睡了；兵士们也在庙院里安顿下来。我和衣躺下之前，顺手去摸钥匙（那时钥匙总拴在表上）：钥匙同那只小钟都不见了。

「小厮！」

「喳！」

「我的表呢？」

那小厮从袖子里掏出我的钥匙、表和钟，说了一句：「我想万一这地方烧了，这些东西不如由我收着。」

第二天的事，是「另一段故事」了。

一场和和气气的家宴

第二天早上五点光景，道台、知府、总兵、县令等等都来告罪。我若不曾留下，他们尽可以编一套自以为说得圆的话；如今我的地位却无懈可击。他们只是赔着笑说：「您打算怎么办？我们听凭发落。」

我说：「好罢，你们要应付五个国家，外加一位赫德爵士。头一件是道歉，还要请本地士绅同你们一道。其次，那些传教士，你们不是把人交出来，就是说出他们的下落。我很怀疑你们知道那位意大利人究竟在哪儿。还有，那条船的下落我也得知道。」

众人如释重负地去了；不过县令说，百姓这会儿还太激动，传教士暂时还不能上街。

同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船回来了；船上那些在岛上没有自己房子的人，都安置在领事馆里「梳洗」了一番。岛上人人安稳舒适；唯一的麻烦是那些装备寒碜的兵丁吵吵嚷嚷，讨人厌；后来我给了他们钱，去买锅灶和别的许多「缺项」，才算好了。

也在这一天（下午四点），玛高温医生和英国传教士们坐一条本地船送了回来。每人都得了县令送的一卷银元和一条红毯子：他们那模样，活像美国西部火车缓冲器上蹲着的红种人。那位意大利人仍旧没有露面，我便对县令说，他该亲自去找；万一死了人，就无法议结。到底在他自家隔壁一所房子里把人找着了，六日下午三点送到我这里。照他自己的话说：「我一听见我房子四围乱民的喊声，就赶紧把圣体领尽，跳上屋顶，跳进那边的院子，向院里一个异教的老婆子双膝跪下，求她把我藏进一堆柴垛里。」他就在那里躲着，直到县令找到他。

这时轮船已经到了，两位男传教士穿着东拼西凑的衣裳去上海重新置办行头；幸好那两位女传教士早搭上一班轮船走了。那位意大利神父到宁波去见法国主教时，身上披的是一件羊皮里子的旧格子晨衣（就是我那件黑羔皮外衣在四川被劫之后穿的那一件），头上戴一顶红色的吸烟帽。有一位苏格兰传教士是个独腿的巨人（从前这一条腿曾替英格兰挣下「独腿之国」的名声），要配一条裤子把长长短短样样凑合得当，实在不易。他为安全起见把本地的女学生一并带走；老中国神父那位知恩的被护者也跟着去了。

不过，那些欧洲人临走之前，个个都被请以书面开出：损失要多少赔偿才肯了结；不列细目，不开清单，不许事后再补；只须一次开出一个从宽的数目。合计是三万五千元；中国方面在本月十日应承照付，条件是我一口担保，此为定案。又议定：不得出示晓谕；如今守卫的兵船和兵丁，未经我允准不得调动。海关人员的财物是个难处，因为他们的章程不许他们求助领事：这一难处后来由中国方面「自愿馈赠」赔偿而解决了。十二日，所有中国官员连同留下的传教士——实在说，是连同所有「自由之身」的外国人——都在一份「条约」上签押用印，这案子便算了结。

若是巴夏礼爵士也像戈登将军心目中的理想外交家那样，他兴许会从我这样草草缝补一桩蠢事的举动里嗅出什么阴暗的私心来；幸而他同时又是个胆识过人、直来直去、忠于国家的人，分得清实心办事同装腔作势；所以他立刻（经宁波）来电说，他同赫德爵士把整件事的了结全权交给我。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也乐见此事速结；这三国政府在许多月之后也认可了这项议结。法国当时实际上正同中国交战，所以法方的赔款是用宁波主教、意大利公使和赫德爵士的名义结的，根本不必去麻烦法国当局。

不过温州人向来摆出一副不许炮舰靠近他们这座圣城的样子；更曾赌咒说，决不许外国水兵在此登岸，决不许水手玷污他们城中心的那座大庙。幸好霍普舰长和凯里·布伦顿舰长这两位海军指挥官，兼有必需的圆通与强硬，能把事情「钉到底」，做得干净利落。二十三日霍普舰长把炮舰泊在城门与领事馆之间，当着满城人的面用加特纳机枪打靶。二十九日道威尔海军上将上来检阅。布伦顿舰长请了一大批中国「官兵」上船赴宴；一两天后，又有好大一队中国兵恭恭敬敬地在城门口「迎接」这班快活的水兵，双方臂挽着臂，沿着挤满人的大街走上去，就在那座大庙里一同用饭。领事馆里还当着官员的面举行了一场器械操演：中国兵耍他们的把式，水兵演他们的短刀和棍法。末了，全体船员还不止一次在城外一片场子上打板球，四围围着一圈看得目瞪口呆、满心佩服的本地人。

中国官府自行重建了他们的海关公署和住宅，赫德爵士一步也不必动；传教士们则家家拿到了盖全新房子的钱。到最后关头，传教士和我都发现有些漏项；尤其是我漏开了铁锅、犒赏兵丁、供养传教士等等的账。那位机灵得很的县令轻轻巧巧就把这事办妥了，虽说我先前立过字据、郑重许过诺。十月六日乡下曾有一所极小的礼拜堂被毁；于是铁锅和一应零碎便一件一件并到这所礼拜堂头上，直并到它的价值达到那笔追加的两千元为止。这样一共实付了三万七千元（十一月九日），人人欢喜。被拘的「凶犯」只有一个；可他母亲摆出一副要在我门外日夜号哭到老死的架势，我便没有坚持重办他。

这故事的教训是：中国人的神经生得奇特，每个官儿身上似乎都兼有「凶手」和救星的胚子，全看「人事的潮水」是被赶上了涨还是赶上了落；「闹事」的凶险与严重，很少赶得上它的声势与形状之骇人；而肯替愚蠢的人情留几分余地，在中国这一边通常都会被十足地领情。

一九〇〇年拳民闹事时，还是这几位传教士，又一次避到岛上；不过我看到，我那位明达干练的继任者，也能本着十六年前同样的和睦精神，索得了从宽的赔偿。我看不出整个「中国问题」有什么理由不能照同样的路数来办。

一场中国式的「革命」

朝鲜开埠之初，日本人同中国人之间猜忌很深。各式各样的「示威」时时都有；两国官方刚议定：非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再行登陆军队或水兵。而我要讲的那个时刻，一支相当可观的中国舰队正泊在济物浦港里，其中还有几艘铁甲舰；更靠岸的地方，离英国副领事馆不过一箭之地，泊着一艘极小的英国炮舰，水兵、陆战队合计大约八十人。

事有凑巧，那位极高明的日本医生田中正在我的起居室里给我开治腰痛的方子，我随意向窗外望了一眼，看那场逼人的雪是不是刮开了些，好让他动身。不想我竟看见约莫八十个中国「苦力」在中国「租界」上、中国领事馆对面列成军阵，像是要去打谁。就在同时，英国税务司气喘吁吁跑上来禀报：海关（就在领事馆这座山下）被中国人强行占了；他手下一名英国帮办已经受了重伤；他自己和其余的人全被赶了出来。照他说来，这纯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政变，为的是使中国的势力压倒一切。

中日两国的「租界」沿岸绵延半英里；日本人在城的那一头，对这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英国这座山在另一头，两处「租界」都不相干；朝鲜的海关则在山脚下，紧挨着中间那片中国租界的边上，几个月前还被一伙不满分子烧过一回。这场阴谋里，英国本无表面上出面干预的理由，除非再烧一次会延及领事馆的房舍；何况海军部关于派兵登陆的训令极严。可是一刻也耽搁不得：再过五分钟，既成事实一旦造成，北京的外交官们说不定要为此劳神好几年；结怨与日后的敌意还不算在内。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给了税务司一张约四平方英寸的纸，上面用铅笔匆匆写下这样一句，并不指明收件人：「请炮舰派十名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员前来，即刻卫护领事馆。」不到五分钟，税务司已经跑下山去，雇了船，把信送到；十名陆战队员带着毡毯和步枪，正沿着那条盘曲的小路往领事馆上来，当夜就安置在馆内。带队的中尉把这一番调动办得又快又稳，妙不可言。效果立竿见影：中国人散了，他们的领事还派人来抗议，说我们动用了他所谓的「武力」。

于是整场「革命」前后约十分钟；半年后我经上司转来格兰维尔勋爵的正式嘉许，尽管我压根没就此事向任何人正式具报过。不过，我亲身介入的时间虽这样短，后话却是层出不穷。各处各人的电报；中国领事和舰队邓管带的抗议；朝鲜国王派「专使」来劝我不要启衅；海军部里的质询；争辩、讨论、以及等等等等。于我有幸的是，当时在北京主持馆务的欧格讷先生（如今是尼古拉斯爵士）对我那位汉城顶头上司所陈述的这半近可笑的局面，取了体谅的看法；可他若认定我是僭越了本属他人的权柄，或是违了训令，或是别有什么不足道的用心而行事，那么除了公开查问，我实在无从自辩。

第六章海盗与凶杀

「斯帕克号」遭劫

广州一个热得烤人的日子，一位同僚冲进来：「斯帕克号被海盗劫了。布雷迪被杀了。」斯帕克号是往来澳门与广州之间的一艘小江轮。同所有江轮一样，船上大半地方留给中国客人，少数几个欧洲人只占上层甲板前部。轮船驶近虎门、正要出海时，约一百四十名中国客人里有二十来个「起事」夺船；当场杀了布雷迪船长；又把另外两名船员一个赶下水、一个重伤；此外还杀了几个抵抗的中国客人，或把他们掀进江里。船上唯一的欧洲乘客，是个与人无争的年轻茶师，名叫蒙迪，何况他害着热病和痛风，几乎动弹不得；他正想从一张长藤椅上撑起身来，就被长矛乱戳，倒在甲板上，人家只当他死了。中国的轮机手设法藏了起来，直到几条同谋的帆船从藏身的河汊里驶出来，把海盗接走。过了一阵，船上的匠人们才镇定下来，把船横渡海湾开进了澳门。

总督瑞麟、轮船公司和葡萄牙总督亚努阿里奥立刻出了赏格。江上各处巢穴都被翻了个遍，要把这伙海盗挖出来。我依稀记得到底拿住并惩办了两三个，但不敢确定。我还记得一个说法：有两个在广州上游一处叫花地的地方或附近，被兵丁围在一所屋子里。总之，从那天起直到今日，所有江轮上的本地乘客都一律被关在上层甲板以下，唯一的出口处站一个佩刀带手枪的人。他们再不许在散步甲板上闲逛，同欧洲乘客攀谈；除此之外，船长舱里和餐厅楼梯口，总架着一排步枪和手枪。连远洋轮船也采取了类似的防范。

蒙迪先生在中国的少年前程，就这样开头几个月便被截断了；可说也奇怪，二三十下矛戳给体内的恶液开了这么多安全活门，他的痛风竟从此断了根。他只得回国。我相信他后来写过一本讲这事的书，可我从没见过；那书作为一部中国通史或许很有意思，但于上面这段叙述添不了多少，因为整桩事前后不过五分钟，而其中四分五十九秒里，蒙迪先生都血泊里躺着，人事不省。到末了，我相信他并没落下什么更重的永久损伤，只是脖子和肩膀有点发僵。

香港到新加坡之间，最大的轮船——三四千吨的——也曾有一两回受过威胁；我自己有一天在曼谷外海一座小岛（锡昌岛）上，就在一艘大米轮上遇见中国装卸苦力占了船；不过那不过是一场「闹事」或罢工罢了，那位英国船长很有见识，只同我在驾驶台上安安静静抽烟，连一句命令也不下：五六十个操着杠子的中国人正在气头上，他也无可奈何。不多时暹罗的巡捕上船来看这场吵闹究竟为何。闯祸的那个包工头被辞退并拘了起来，事情就在走动之间自行了结，总共的代价不过是几个人头上开了瓢，加上一个盘剥成性的承办人丢了些脸面。

一次海盗来袭

沿瓯江顺流而下走了两天——这条江上通下达，直到福建边上的龙泉都可行船——我们在青田县城上游颇远处一个僻静地方抛锚过夜。船约二十英尺长，构造却是这样：中舱的席篷一盖上，人人只能躺着。船家站在船头或船梢，踩着船舷四围的一道窄沿撑篙；实在说，这种船同云南与克钦交界处南他别河上的缅甸船一模一样——这是我八年后才发现的。

因为离住处已近，我把那位官员和护卫留在后头，让他坐自己的船慢慢跟来；于是我这条船上除了三名船家，就只有几个打杂的和那个大听差。我一向宁可泊在开阔的江面上，免得招人围观，虽然船家大都愿意靠热闹的镇子，那里米铺近便，闲话也多。

灯已经熄了，大家正各自安顿下来，要睡一觉好觉，我仿佛听见外头有轻轻的私语。天极黑；可我掀开席篷探出头去，分明看见并排的另一条船上有个人影正猫着腰退开，那船随即无声无息地荡了出去。我喝道：「再有船靠上来，我就开枪！」我身边并无别的武器，只有一支旧法国手枪，放起来几乎没有声音，穿透的本事也大可存疑。过了一会儿我又探头出去，又分明看见那条船在近处徘徊。这一回我当真放了一枪——自然并无杀人之意，也没有杀人之效——那一声不大的爆响和动静，倒足够把瞌睡的船家和仆人惊醒。我的号令是：「立刻起锚，顺流漂在江心，漂到天亮。」

人人都吓得不轻；等我们发觉那条海盗船在二十码开外不紧不慢地跟着，心里就更不安了。我于是站起身来，手握手枪，指着追来的人喝道：「谁敢在这条船跟前露头，谁就没命！」我听见一个声音说——用的不是本地话，是官话：「上！他不过一个人。他这是犯法。我们怕什么？」这一回我是真开了枪，说不定打中了那船的什么地方，但确实没伤着人；不然，即便我这把弱枪所能造成的伤如何不痛不痒，那一场喧嚷也会骇人得很。

那条海盗船这才真的走开了；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到了温州，只是一个个惊魂未定。我立刻措辞严厉地向官府投诉，他们看上去当真又惊讶又难过；尤其是那位管厘金的朝廷委员，他除了别的职司之外，还对江上私盐的买卖睁一眼闭一眼，对这桩不幸的事故显得十分挂心。

因为我人也好、物也好，一点损失都没有，我便没再声张；可一两天后我的护卫和那位迟到的带队官员来了，后者顺口说了几句带着讥诮味儿的话，弄得我重新掂量起自己的想法，不能不去寻他不满的缘由。实在说，我越想越清楚，那假想是这样的：船家借我的名头夹带私货，厘金的差役自然气不过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拒检、夜夜专寻僻静处停泊。于是差役们照章跟踪这条船，却撞上一个满脸胡子、动辄使暴的蛮夷，自称是领事。问题在于：这可怎么办？

有理由相信，我这一趟「私货得手」，坏了我那位迟到的护卫官自己在做的同样一档小买卖。

一桩真的凶杀

朝鲜开埠之初，除了中国和日本的客栈之外，几乎没有可住的房子，我自己也不得不在「哈里客栈」住过一阵——那不过是一间木板棚，好比埃普瑟姆赛马场上的看棚。于是中国、日本、朝鲜的男仆一律挤在随便哪个小角落里；而日本女人常做浆洗缝补的活计，有时甚至充当通事，这种毫无间隔的相处便同中国「小厮」们生出种种事端：我自己的仆人就因为不受欢迎的「献殷勤」被我狠狠训过一顿。有一位欧洲人（不是英国臣民）用的小厮比我那个还高大，这奴仆颇有些自负，因为主人雇的那个日本女佣不理他的殷勤，便一直阴沉着脸。

一天早上，中国领事惊见一个欧洲人激动地闯进来，手里挥着一把长长的、带血的切肉刀。虽说这事本不在有关各国的管辖之内，三方却立刻都来找我，问该怎么办。原来那中国小厮在一阵狂怒与嫉妒之下「扑向」那不幸的姑娘，把刀深深捅进了她的肚子。她当场就死了；主人便拿着那件血淋淋的证物去要求拿人。

海关的章程关于求助领事和收留仆役规定极严，这位不幸的主人不知如何是好，来问我的主意。我说：立刻径直写信给赫德爵士，据实相告，一句解释也不必加，抢在走了样的传闻传到他耳朵里之前。他照办了，此事便没有下文；因为主人本无过失，所行也不违当地的惯例。至于中国领事，他无权办理命案，便派了重兵把那「小厮」押送到汉城的袁世凯那里。我恰好那天也去汉城，在路上同这一行人擦肩而过。那时日本的势力远在中国之下，断断不会为一个日本人赔上一条中国人的命；更不会为一个女人赔上一个男人的命；日本方面在政治上也还没有硬到能坚持这一点。结果是照样开了一场多少还算认真的审讯，那「小厮」被递解回中国，「到那边从严惩办」——多半是立刻放了。照眼下的局面，日本人大概不会再这样轻易就接受这种一面倒的公道；可当时中国那边正欠着好几条人命，于是这可怜的女子被草草埋掉、忘掉，不过是棋局里的一枚筹码。

大命案

一八九〇年二月，在罗星塔锚地，我照例翻山走了一趟硬路，下午回来时，听差递上一纸红笺的禀帖，写的是通行的状式。我瞥见「人命」「拿凶」等字样；可尽管事态如此骇人，我还是照常洗了澡，凉凉快快地去会这场架。原来是富户铺主阿禄「等」，控告一艘英国轮船上的三名水手预谋杀人。苦主命在旦夕，而那轮船就要开了。推诿了一阵之后，那几位士绅答应把「尸首」抬来验看，同时声明我要担极大的干系，因为那人若还有一线生望，全靠静养。抬棺床的人便庄严地一路行来，阿禄这人颇有些霸道，发了一通带威胁的话，以公道和英国的体面为名，要我不许那轮船「逃走」。这底下究竟藏着什么鬼把戏，我自然猜不出，可我确信整桩事是个骗局。不过在中国，「人命」二字是不能儿戏的：那苦主或许会自尽，或许他的亲友出于泄愤把他弄死——这在中国再平常不过。于是我请来牢里的医官安德伍德医生，我们就在我家门前郑重其事地「验尸」。起先阿禄不许揭开裹尸布；继而又不许碰那身子。我们并不给医生什么指示，只当众请他说说这人是怎么回事。脚还没凉——这是一桩可慰之处；心跳得分明；外表看不出伤痕，只有几处青紫，也可能是泥污；可阿禄说内伤重得很，这「被害」的人连一口茶都灌不下去。想起阿诺的兄弟那桩惨死，我对「内伤」二字有点发怵。结果医生认输了：「我说不出他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血脉也走得很正常。」到这地步，只好把他「轻轻放到」一所本地房子里，并吩咐英国巡捕通宵守着那屋子，或者叫领事馆的船夫同他轮班。不过头一件事，是先给那位船长送信——他的船泊在好几英里外——由他在我个人担保之下，非正式地把那三名「凶手」交了出来。

第二天阿禄和他的朋友向巡捕要求同犯人说话，被回绝了。据犯人自己说，那受伤的人本是想偷一块银元，被吃了亏的水手来拿，他急着脱身，太重地跳进了自己的船，跑了。要么是他、要么是他的东家阿禄，编了这一套说辞，或是为了免掉自己挨告，或是为了向轮船敲一笔钱。本地那位官儿自然不得不给阿禄的禀帖撑腰；可到第三天，他像是也疑心这是捕风捉影了，因为那「受伤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总不好死，而我又留心不让任何人在他身上添伤。那官儿于是来看我，想摸一摸拟议中那场「审讯」的底细；我一提出如下的了结办法，他立刻就看出「馅儿露了」：三名被冤的水手，按轮船往返香港一趟的全程照付工钱；那受伤的人当着我的巡捕挨一顿板子；士绅们道歉，并放爆竹、办猪肉席请客；阿禄罚银五十元。——这案子就这样在一瓶香槟上头议结了。

西班牙大命案

据报，一天夜里在罗星塔锚地，一个英国人犯下了骇人的「凶杀」。也不知怎么，凡是惹上麻烦的人，好像总有法子弄到英国国籍。总之，收拾局面的总是英国领事。照例的官式禀帖递了上来，「以命抵命」也照例提了出来。略一查问便得知：那「被杀者」还没死，而那杀人的英国人是个西班牙籍的马尼拉人，在一艘澳大利亚三桅船上当差。事情是酒店里起了口角；西班牙人被追赶；那名叫佩德罗·德洛斯桑托斯的犯人把一个中国人挤下了水，还趁他「淹着」的时候用钩篙戳他。

这件伤人的事，倘若发生在那三桅船上、甚至船的四周，我的「管辖权」本是明白无疑的；可这场厮打是水陆两栖的，岸上岸下各占一半，尤其那「尸首」还漂着平安回了家。遇上这种案子，法国人和别的一些国家不但不主张管辖，反而推却管辖。何况西班牙人于主权与体面上极其敏感；而我自己既是一名出庭律师，自然一眼便看出这里头有一场「法理与外交见解之争」的胚胎。

我去请教的那位大法官自然「一清二楚」；可他到底还是让我拿不准，究竟该「接过」管辖权还是「让出」管辖权。我于是决定——纯粹图个新鲜——把它「让给」天主教陛下驻厦门的总领事；总领事便郑重其事地派了他的副领事佩雷拉先生前来审案。佩雷拉先生把这一趟当成一次愉快的小假期，还把太太带了来。这在罗星塔锚地也是个大日子；法庭休庭时，我在家里设了一席小「便宴」，为这几位贵客洗尘：真所谓「杀身以娱英人之假日」。

审案用的是西班牙语、他加禄语和好几种中国方言；退居东道的我，不时用硬邦邦的英语抛出几句明达的旁白。我在审判席上占一个座位，不时把高见低声送进我那位西班牙同行的耳朵；至于我是以什么身份坐在那里的，我压根没想过。证人可信与否，似乎全看他自称是不是天主教徒。案卷和笔录堆得老高，我想如今凭着征服之权，已经成了美国的财产；因为卷宗连同犯人都被送往马尼拉的高等法院去了，这案子对「下级法庭」来说实在太重。

那「被杀」的人还剩下够多的部分，足够我们在庭上验看他的面貌；而事隔已足足三个星期，照法庭的判断，他大有生望。可他家里的女眷却弄不明白：整桩事若是要离开「本管辖」送到马尼拉去，她们还有什么份儿。意见相持不下，我为了摆脱女人们递呈与号哭的围攻，尽力向西班牙当局陈说：略给那母亲一点抚恤，最合西班牙的体面；可那班不肯通融的西班牙人只肯出五元，并且等于是说：「不行！他们既要西班牙的法律，如今就有了。他们当初若肯提出私了，我们或许还能多给些；照眼下这样，光是厦门与罗星塔之间来回一趟、加上把犯人解往马尼拉的盘费，至少也得好几百元。」于是那一家愁眉苦脸的中国人，只好回去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久——实在说几乎就是下一个星期——我有事要穿全副官服到一艘中国兵船上正式拜会。我威风凛凛踏上后甲板时，那位舵长猛地敬了个礼；可我觉得这张脸像是见过，甚至觉出他眼里闪过一丝眨眼的意思。果然，正是那个被杀的人；他见装死再捞不着什么，便安安静静回来当差了。我同管带说起此事，我想后来弄清楚他是请了病假（去出庭）。那船长丝毫不把这事看得严重——我也不——反倒觉得他是个极精明的人；实在说，我想他当初得着这个差事，正是因为有一回混战中他赤手空拳泡在水里，竟把一船的西班牙人打败了，凭的就是这份勇武。

「南澳号」遭劫

一天傍晚，我们这里一位最可爱的侨民太太差人来请我「过去坐一坐」。她说：「你看这个怎么讲？」

电报是这样的：「南澳号遭海盗袭击。我平安无恙。——杰克。」

我答道：「依我说，多半是拿人开心罢了！不过不管怎样，我要安安稳稳去睡，再不想他的事。若是恶作剧，他便逗不着你；若是真的，他不也说了平安么。」

这就是法家的答问；桑德斯夫人也决定取这个通达的看法。（这段话万一落到那位勇敢的船长眼里，我谨奉告：当时并没有人为他大惊小怪。）

可第二天，香港传来了海上一场惨剧的确讯。勇敢的波科克船长同乘客们正在餐厅里坐下用饭，忽然有人从天窗里朝他们放了一枪；接着一片惊呼奔走、叫喊与乱放冷枪，显见是有些中国「乘客」起了事——这在远东早是老把戏了。众人钻进关得住的舱房，其快创下纪录；从门缝里，不知多少只眼睛小心翼翼地窥着外头的动静。海盗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火器（其实一件也没有），便提出议和，说只要船长一个人上楼梯来，他们便谁也不伤。波科克船长上去了，当即被一枪打死。

长话短说：海盗先把中国乘客洗劫一空；又把船上的银钱、以及凡是搬得动的杂物都搬走；再一个一个把束手无策的船员和欧洲乘客赶进甲板上一间海图室或舱房。船上所有的白人都被塞进这间小屋，日头底下温度约摸华氏一百四十度，门锁着，所有窗子都关着，身经百战的桑德斯船长也在其中；稍有反抗，立时格杀；人人心里都觉得，末了说不定要在这个「黑洞」里被活活烧死。

过了一会儿，一个海盗进来替众人卸下珠宝和随身财物：这件事办得还算客气。事有凑巧，桑德斯船长正像莎士比亚笔下那位法官，是个「大腹便便、塞满了阉鸡」的人（也是个可敬的人）；他中段那条优美的弧线是这样的：他那只金表若塞进裤袋，再往下使劲按（这可不容易），按进下面那片松垮垮的深渊里，肉眼或未经训练的眼便看它不见，可以说，当下就融进了他天然的身架。于是「杰克」（正是他）暗地里变完这套戏法，便大大方方把他那副富态往海盗跟前一送，从背心的表袋和别的看得见的口袋里掏出几样零碎，摘下戒指，又狠狠拍了拍那看似掏空的裤袋，好显出里面何等空空如也。同戏里那位一样有名的同名人一样，「勇敢的杰克」那张脸总能叫你一见就信；所以海盗只消看一眼也就够了。

这些全是我听桑德斯船长亲口说的；何况他这段叫人毛骨悚然的叙述，是在罗星塔锚地当着我的面（席间）、当着他那位极和气的太太说的；所以断乎错不了。海盗如何携赃而去；轮船如何开到香港；那班恶徒如何落网被斩——这些不过是报上的细节，谁都读得到：我这里唯一的题目是那只金表。杰克船长实在高明，连那个把他「关在笼里、困在匣里」的中国海盗也被他瞒过了。

凶杀终必败露

一八九二年我到八莫，从书办那里得到的几乎头一条中国边境那边的消息，便是有个兵丁杀了自己的长官，逃进了缅甸。于是我们通知仰光的英国行政当局：几乎可以断定，对方会来请求引渡此人。其时那书办正要请一年的假由海路回中国，我便雇了一个替手，此人从前在蛮廷的掸族土司那里当过书办——那是一块有争议的边地。事有凑巧，这位新书办从前见过那凶手，认得他的相貌。

此后半年多，我再没听见这件事的下文；那时我正在丹那沙林「巡查」。中国来的一捆中文公文在那里递到我手上，其中一件是总督王文韶来文，索要那名凶犯。在这情形下，我电令那书办听候副专员差遣。一个月后我回到八莫，才知道我的听差（跑公事的）被错当成书办扣下了，已经去了宝石矿区——据报那凶手正藏在那一带。过了几天，听差回来了，穿着一身新衣裳，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他一接到我的命令，立刻自请效劳；照英国当局的主意，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到马莱，在那里置办了几头驮棉花的骡子，扮作商人往抹谷去。第二天他就被一伙匪徒劫了，小小一支商队被抢个精光，除了身上一件褂子一条裤子，什么都被剥去。他就这副样子把剩下的路一步步走完，约摸一个星期后到了目的地，脚上打泡，肚里挨饿。在一家小客栈里，他遇见一个中国人；那人听说他从八莫来，把他当成了同样在逃的人，当下便表示欣慰。那人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实不相瞒，去年春天我杀了我的长官，如今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人家正在办我的引渡。』接着他便把前后情形巨细无遗地讲了一遍。听差不动声色，一有机会就去见副专员；副专员听了这意外的一段，立刻把人拿了。」

据说听差先是出庭作了证，然后回八莫来呈报他的财物损失；这笔账费了一点周折、听了一些挑剔的话，才算结清。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廊子上喝早茶，看见两名荷枪实弹的缅甸兵朝南保边境走去：

尤金·阿拉姆走在中间，

腕上戴着镣铐。

他后来在腾越被处决了。

第七章鬼蜮伎俩

官府与扒手

一八七一年里有一段日子，我同麦里维·布朗同在中文秘书处办事；帮我们做事的，一个是「老田」——我们都叫他「菩萨」，因为只有碰上特别佶屈聱牙的辞句才请得动他；另一个是「老刘」，正经文字都归他写，底下还有两个满脸疙瘩、成天嘻嘻笑的年轻书手，他们的活计不到我们手里。一天早上，老刘进来，气得满脸通红，说他的眼镜叫剪绺贼夺去了（剪绺即扒手；中国人的钱袋、荷包、眼镜盒之类，都挂在腰带上），要求立刻照会总理衙门。这未免小题大做，我们便打发他自己去见威妥玛本人（那时还不是爵士）。我们两个心里的滋味，活像两个小学生撺掇一个新来的愣头青，去问凶巴巴的杂货铺老板：鸽子奶多少钱一斤，皮带油又怎么卖。

不想他竟办成了。他向公使解释得头头是道：凡「正路」的贼，照规矩都要把赃物先送到九门提督衙门搁三天；万一有体面人家出头告状，好从那口大杂烩锅里捞出来还他——那锅里本有巡捕的一份。于是照会一件，送呈恭亲王「等」，词句大略如下：

「大英钦差大臣接据本署书手刘某禀称：本日上午九时，该书手行经煤山左近宫门前来署当差，突有剪绺贼一名，夺其水晶眼镜逃逸等情。本大臣窃思此等白昼强夺之事，竟出于辇毂之下，提督大人断无容忍之理；且刘某无此眼镜，则公事不能办理。为此恳请王爷暨各位大臣，转饬该管大员查办。顺颂日祺，并申敬悃。」

这一天里，麦里维·布朗同我逮着空子就拿老刘打趣；他却摆出一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架势，一味点头，或从鼻子里冷哼一声，那意思分明是：「走着瞧。」果然，就在当天晚上，或是第二天早上，总理衙门的回文来了，词句大致是这样：

「敬复者：接准来文云云。光天化日之下，剪绺之徒胆敢大至如此，竟夺大英钦差大臣书手之眼镜，此风断不可长。除将原禀移送九门提督大人，请饬该营，转饬该管云云，一体『查』、一体『催』〔上下人等，无处不查，无处不催〕外——正缮此文之际，忽接提督来文，称据该营兵丁一名，于地上拾获眼镜一副，业已据实呈缴本衙门云云。」

中国人编派起小故事来，差不多总要漏掉一处：这一回漏掉的，我想就是提督何以会无端端地移文总理衙门。原文究竟怎么措辞，我记不真了，但那条路数总归是这么一条；文书也还存着档（除非叫「拳匪」烧掉了）；所以究竟用的是哪一套障眼法，无关紧要。老刘拿回了他的眼镜，布朗和我则甘拜下风，承认在人情世故上只好屈居第二。

不老实的邮差

从前在广州，邮局设在领事馆里（如今大约仍是如此），我一度就充当「邮差」。馆里雇着一个极稳重的客家人，管盖戳兼送信，从没有人说过他一句不是。客家（意即「作客的人家」，外来户）好比兰开夏郡撒克逊人中间杂居的凯尔特人；他们在中国人里头，又以宗族抱团和身上干净著称。

一个大热天，我顺手提起锁着现用邮票的那只匣子的顶上提手，不想胶给热气一蒸酥了，匣盖的面板轻轻一扯就同底下的框子脱了开。我自然立刻想到：「这事若叫人知道了，偷我的邮票易如反掌」，便打定主意，往后不在里头多放。恰在这时送信的进来了：「法国钟表匠某先生托您替这封本埠信贴上邮票，再从一张三十分的邮票里找钱给他。」

这样的方便我从前常与人行，照平常也就照办了，不会多问一句。可这一回，我忽然想起写个字条问问那法国人；他立刻回话说，邮资他是折成银钱交给自己用人的。这么一来，多半是有人偷了；可怎么坐实呢？

幸而那时近月初，保险柜刚「结过账」。从柜里挪到匣里的邮票有多少，我心中无数；但搜肠刮肚一番，四五天里卖出去的，我差不多都记得起来。这样一核，短少的至少有三张三十分、十二张八分的；此外还有别的：一共四元六角五分。我把盖戳的叫来，只说了一句：「某先生说他从没给过你三十分的邮票。你看这个匣盖。我短了四元六角五分。这就把短的邮票还我，不然五分钟之内走人。」

那人痛苦地看了我一眼，走到自己的包袱跟前，从钱袋里取出那些邮票（少一张三十分的），交到我手里。我接着说：「照我的话写：『我阿钦在大英领事馆当邮务多年，管事的老爷一向待我极厚。不幸一时见财起意，偷去四元六角五分。庄先生不送我到南海知县衙门，只开恩叫我亲笔写下这一纸。』」

这自然是用中文写的。此后再没提起，他照旧当差，一丝不苟。到了年下，各人来领官中的「赏封」，由我这个管账的发放。阿钦领到的赏，就是他签的那张纸；此后我再没有理由疑心他。不过两年后我再到广州，听说他又一次或是被查实、或是被疑心手脚不净，已经辞退了——但愿凭据是确凿的。

屋顶上的贼

英国那些巨商素以好客闻名，可第二次驻广州时，我多半还是住在城里那座旧衙门；便是不住城里的时候，我也常在欧洲人的应酬之外，穿插一两夜纯粹中国式的生活，换换口味。一回我住在旧十三行遗址附近一所半中不西的小屋里，刚要睡着，听见近处窸窸窣窣，随后辨出打杂的阿婶（即「婶子」）尖着嗓子在同谁说话。那番对话，按相应的口气译过来，大略是：「滚开些，你这杀千刀的！」（有人低声咕哝，像是在屋顶上。）「老爷也在这儿呢，你还是走罢。」

许多读者要以为，我那时的尴尬，好比匹克威克先生听见卧房里有响动，从帐子里探出头来，却瞧见一位老姑娘正在盘她脑后的发髻。阿婶该待的地方，明明是厨下的洗涮间——她在那儿打地铺——不该在阁楼上。然而我并不怎么尴尬，只扬声喊道：「阿婶啊！」

「哎，老爷。」

「你同谁说话？」

「不过是贼阿添罢了，老爷。不要紧的；他今晚上不会再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打楼下那「中国人的一半」穿过，阿婶似乎不大愿意多说。回到家里，我那位每天清早五点必到、陪我说话的「先生」来了，我便问他：「昨晚我在十三行阿银那里歇的，阿婶说贼阿添在那儿。这人是领事馆里的么？」

「阿添？」（他沉吟着。）「阿添我不认得。她还说了什么？」

「她说：『不要紧；他今晚上不会再来了。』」

「哦！那没什么。不过是个寻常贼，本地贼里的一个。」

「可阿婶同他怎么像是有交情似的？」

「哈哈！老爷您不懂。广州城里的规矩极严。贼夜里来，撞见人家有防备，照不成文的规矩，这一夜就不该再下手；阿婶早料着有人要光顾，一听见响动便上阁楼去，好让他知道你们都醒着、都起来了。你察觉了贼而不嚷破，他就同你讲道理。你若把他送了官，换个夜里，阿添的朋友们来的就不是小偷小摸，而是动刀动枪地抢了。」

一桩没结果的疑案

阿泽，洋人一般管他叫「杰克」，是个新教徒，在广州领事馆当誊录：一笔英文写得清清楚楚，又在圭亚那受过英国式的调教——那几年广州有不少华工被送到那边的糖园做工。（若干年后，即一八九四年，我在巴巴多斯遇见几位圭亚那的官员，曾就他们的处境打听过一些。）其实一八七四年我初到广州时，由山普孙先生——广州满洲子弟极敬重的那位西席——精明料理、条件尚属公道的圭亚那苦力「输出」，恰好收尾；而香港的斯梅尔法官正协助罗伯逊爵士，取缔澳门的「贩奴」生意。一八七九年，斯梅尔法官在审判席上援引了若干说法，讲奴婢的实际身分，当地有头脸的中国人也认可其不误；这些说法见于我一本谈《比较家族法》的小册子。奴婢一事我并无亲历，不过借此顺笔一提，好把本书的范围补全。

且说阿泽还兼着领事馆的船务书记，因此经手代管若干规费，一个月往往有好几百元。这人一向安静守分，只是眼睛里有一股深沉的、「利权在我」的算计神气，叫我对他的好感，反不及我对那些「异教」的轿夫、苦力和帮闲们那样出于天然。

已故耶稣会士加亚尔神甫，在他新近那部讲中国开埠的力作《南京开埠》里，责备立德先生（就是眼下正热心「放开」女子缠足的那位不辞劳苦的夫人的丈夫）不该疑心中国的基督徒：「立德先生劝外国人不要雇用皈依的中国人做仆役。」可是我不能不说，这看法我也是有的，只是所据的理由不同：大概同法国人斜着眼看那位在巴黎扮作回教徒的众议员，是一个道理。约翰逊博士也可作我的护身符。鲍斯威尔问他：「那么先生，一个穷土耳其人注定是回教徒，正如一个穷英国人注定是基督徒罢？」他答道：「唔，正是，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信得过我那几个异教徒，却一点也不想比信他们多信阿泽一分。

某日忽然报到领事那里：阿泽在自己住处被劫，失去三百三十八元。说是怎么个失法，我记不清了，仿佛是他把规费存在自己一只小保险箱里；他在隔着那条把沙面与城区分开的领事馆河涌的对岸另有房子，妻小都住在那边，同时在沙面岛的领事馆里也有房间。其时领事新旧交替，人家要我腾出旧衙门让给新领事，我便搬到了岛上；因此仆役上下正闹着一番大挪动、大改派。

初讯时唯一称得上实据的一条，是有人（一个异教徒）撞见阿泽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从领事馆的住处往自己家去，至少是出了领事馆的后门。那异教徒问：「怎么着？这是什么？」杰克自己也承认，他笑着回了一句：「罗宾汉的门徒！」（自然指的是中国的罗宾汉。）换了巴兹福兹大律师，对着陪审团准会说：「天哪，诸位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这能是什么意思？」

我们到底把这案子审了。审到中间休庭，杰克又请假「到佛山看他叔叔」，可疑之处遂又添一层（中国的「叔叔」不是当铺的别号）。上宪同他的上司「正堂」委了南海县的左堂薛某会审，领事则委了我。会同勘问，凡能想的法子都想尽了；可阿泽（如果他真有罪）实在比我们高明得多：他懂外国人的道德、外国人关于真话的观念、证据的法则之类，于是每逼到一个角落，他都像鳝鱼似的滑脱了。不过持平而论，我得承认他也可能是冤枉的：若在中国的公堂上，一副拶指就能帮他把记性找回来。这笔亏空后来怎么补的，我忘了。反正赔钱的不是英国政府；我想（也不敢定）大半是阿泽同他那位「叔叔」赔出来的；剩下的一部分，说不定还是领事自己掏的腰包。

又一个不老实的邮差

早年在广州，我们同圭亚那、旧金山、澳洲以及别的英属或半英属地方的华工，有很大一笔邮务往来：乡下的家里常寄钱去，好让潦倒的工人回国，或是别的缘故；发了财的华工也往家里汇钱。

后来我在重庆，不得不专用中国的信局，才知道在中国，带钱的信件要保平安，办法是在信封外头大书（好比我们从前写的「火速！火速！此件」）：「至要！内有银！」（我不妨顺便说一句：我用的那家中国信局，分号遍及全国大镇，从不在半盎司、超重上头同你啰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兼做保人，不只是递送：无论快慢、诚信、爽利，样样都极好。）既然祖传的「路上保险法」是这样，那么广州的中国人听说英国邮局如何准时，便恳求领事（邮局就设在他的衙门里）多加小心，也就不足为奇了：「至要！内有洋二十元！领事大人垂鉴慎之！」香港邮政总办百般设法告诫这些不谙世故的人，说这做法危险，劝他们把信挂号。然而澳洲那边仍不断有人申诉：钱由那边寄出，或本该寄到那边，却始终不见。到后来一处处排查下来，弊窦渐渐追到了广州。

接阿钦（他的劣迹已记在上面另一条下）手的那个送信小伙子，举止斯文，相貌也好；人品像是全无可疑。可我们后来都看出，他正是「一面笑着，一面行凶」——当然，那要等我们查明他真个行了凶（即偷了东西）才看得出。一连几个星期盯着他；却什么也坐实不了，只知道某几封带钱的信明明进了他的邮箱，却再没从那箱子里出来——虽说名义上他并没有钥匙。

末了，邮政总办、广州分处的主管，加上我这个万事都伸手的杂差，合计出一条小计。邮政总办在香港找了个人——姓名无人知道，笔迹也认不出——叫他在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上照这样写：「敬呈大英领事大人。飞递！飞递！此系至急之信，送新金山〔即澳洲〕阿德莱德南街杂货铺阿泽之子阿龙收。慎之！慎之！内有洋二十元。切切！小心！」照例，凡这样离奇写法的中国信，邮局若能办到，总要在上头草草加注一行简明的英文地址，以便实用。于是派人把这封信在广州交进去，并在「单簿」上要了收条。那送信的小伙子规规矩矩把信呈上来加注英文，又同别的信一并盖了戳（邮务长一面用眼角瞟着，看准它确实锁进了箱子），随后便带着他那一箱子上轮船去了。

到码头至少半英里：先要出领事馆的「院子」，再走一条两旁长着深草的林荫大道，然后过桥，挤过人丛，最后在拥挤的码头上挨挨蹭蹭挤到轮船跟前。沿路隔一段布置一两个靠得住的人，我们自己也远远缀在他后面。

一路上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到了预定的地点，把他拦住搜查。箱子还锁着，可那一封偏不见了：搜他的身，搜那片草；撕开的信封从草里捡着了，钥匙和信里那些假东西却一点影子也没有。

这么一来，他这邮差自然不能再当，这件事本身也不能就此揭过。领事吩咐下来，由一位懂洋务的中国佐杂官同我会审。据我所记，按英国的法子，没有一丝可以定罪的证据。那人的辩词简单而有力：「你说你把信放进去了；可谁给你作证？若说有钱，那钱是谁丢的？」然而中国的律例不是英国的律例，这人终于被判了枷号之刑。

几年后，我自己也大着胆子，从罗星塔寄了一封不挂号的信到香港，里头夹着四张一元的钞票。信没有到。邮政总办给我的唯一安慰是：「活该：钱进了某个中国佬的腰包，经验进了你的脑袋。」

贼头

一八八〇年圣诞节那天我到了重庆，先在「快子」（即客船）上领教了一个月，每日又在秀丽的江岸上走长路。此时我已在四川腹地。一座石头山城，城墙圈得局促，除了一两道窄门再无出路，困在里头，心里着实发闷。我还清楚记得那顿圣诞美馔：鸡蛋、咸肉，加上胡乱做出来的一块死面包，就着一只当桌子用的桶底吃下去。灯光昏惨；屋子又暗又多老鼠；为除鼠下药，几乎头一天就把我那条狗——我唯一的伴儿——毒死了。书启同衙门里的听差都来表白忠心；可我一个人闷着胡思乱想，只觉得那一张张陌生面孔上，都印着贪与私两个字。当地人性子温和，行事却极像蛇。

那书启是个基督徒，而且是天主教徒：这一节固然使他在政务上更得用，却丝毫不能叫我格外相信他心地老实。不出几个钟头，我就有机会领教他那套「本地」的想法了。

那顿简薄的饭吃过，有人递进一张体面的拜帖；我实在没有会客的兴致，便传话「改日再来」，或者说「挡驾」（即不在家）。那「小厮」又举着帖子进来，说出一句叫人吃惊的话：「贼头」要见我。书启原是从云南来的，立刻被叫了进来；他当下就向我解说：这位贼头是何等体面的人物。每月纳一元的份子，我的前任便一向不遭偷盗；书启的意思，总而言之，是劝我赶紧同这人说定了好。自然并没有什么恐吓；不过是本地相沿的老规矩，同「丐头」一样：多半我横竖也不会失窃；若搬进他盼着我早日迁去的那所造得极结实的房子（那是书启自己盖来投机的），就更断乎不会，到那时这份子钱或许还可以省掉。

「这人一定要见我么？」

「他是穿戴了礼帽礼服来的；不过老爷若愿意，我替您同他说妥。」

事情就这么办了。每月一块墨西哥鹰洋，保我无事；我既打算一走就是几个月，能给财物讨这么一道保险，也并不觉得懊恼。

这位书启，就是当年随才气过人的巴伯先生遍游藏地与倮倮高原的那一位，确乎极忠于所事；而且他那所新房子造得讲究，万一闹起事来，可以躲进后面一座堡垒似的所在——他夫妇就住在那里。前文已经讲过，我确曾用过一回；所以也不妨说，他曾在某种程度上帮着救过我的命，我自应感激。可我始终不能全信他，因为我这个非天主教徒，总不免觉得他的良心太受法国神甫们的摆布；那些神甫待我一向极好，然而他们关于人性与「恶」的见解，我当时不能苟同，如今也不能。

我不妨提一句：上文说到的「丐头」，在中国大多数大城镇里都随时可以承保（看你出多少份子）：或者保你一个「讨的」也不来；或者保你每有一名乞丐在门口整整嚎上十分钟，只须给一文铜钱。若一点交涉也不办，乞丐便敲着铁篦子没完没了地嚎，直到你一个一个地拿钱打发为止：这常常闹出口角、「风波」和诬告来，因为乞丐要死在你门槛上，说死就死，眼皮都不眨一下，还会留下写好的「凭据」。

窃我钱囊者，所窃无非粪土

我在中国只记得被偷过一回，情形还很别致。那回我到了一处荒僻地方的一家脏客店，被让进照例的一间土坯「隔断」：门关不严，板条抹灰的墙塌了半边，顶棚摇摇欲坠，叫人想起蛇同蜘蛛，而那只店里的马桶就在近旁。末了这件家伙是纯粹中国式的一种节俭制度；关于它，我只想（含蓄而间接地）引一句我那位可敬的柴郡亲戚，当着我的面评某处不合式的农家设置时说的话：「这可不像正经好粪，吉姆；我说这简直就是臭。」更妙的是，好些窟窿里都有眼睛在窥我。

「小厮！」

「哋！」（「是，老爷。」）

「搬两张茶桌到外头去，并在一处。」

所谓「外头」，就是这种乡下客店那一间大屋子的「公共」部分，四周排着睡觉、堆东西的小隔断；它是一切客人与主人——连同猪、鸡、狗——的坐处、吸烟处、吃饭处，兼「盥洗室」等等。等众人都睡下、或都回了窝，我踢开几只猪，把桌子排好，在上头铺了气垫床，拿我那只小提箱（里头是银锭、文书之类）当枕头，又把那件毛里睡袍绕在箱外，绕的法子使我既躺在它上面、头也枕在它上面；脚那一头，用沉甸甸的行李箱砌作一堵「墙」。这一番布置，脏兮兮的油灯昏光里，无疑有许多好奇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吹熄灯芯，把那根粗棍子搁在毯子外面，立刻就睡熟了。

过了一阵，我困得要死地醒过来，觉得听见有人爬到近前；抡起棍子一戳，戳着了个什么（也可能是猪），仿佛还听见一声细细的「哎呀！」想来我立刻又睡着了；约莫一个钟头后，我又不安地醒来，脚很冷，身子像在摇晃。下意识去摸提箱，却摸不着那件羔皮睡袍，很是纳闷。屋里漆黑。「小厮！」我喊。一个隔断里闷闷地应了一声。「快点灯：叫店主来。我的黑皮袍叫人偷了。」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外国人用他本国话发怒咒骂，更能吓住中国佬的了。

店主和「小厮」很快趿着羊皮袄、半睡半醒地过来，点起油灯。有人钻到一张桌子底下，把我挪了挪，将皮袍抽走了。我想他们一定给我下了迷药，这一手他们是行家；（用的是一种粉末，撒在受害人脸上。）「你是店主么？那就拿纸、砚台、笔来。」

轿夫同苦力一概叫起（其时凌晨三点），吩咐烧茶，即刻动身。给店主一条路选：五分钟内交出那件衣裳，或者交出约五十三两银子；第三条路没有说明。我一面写下面这封信给最近一座城的知州；可我懒得同他多费唇舌，那顽固而不动声色地算计着的店主，便一声不响地把那「第三条路」担了下来。店账付清（我们十四个人一共约合一先令），一行人便走了，在清晨刺骨的黑暗里默默走了两个钟头。我的听差绕了几里路去送那封信。信里只把上面的事实叙明，末了说：「按中国律例，客人在店内被盗，店主应负赔偿之责。况且此行有贵治差役二名护送，彼等即宿于该店，至少也应宿于该店。三日后本官抵重庆，届时若不见睡袍，或不见银五十三两，阁下须预备承担一切后果。」

一路上我的人议论得十分热闹：店主究竟是不是同谋；无论如何算不算窝赃；州里的差役会不会逼他既吐出来又赔钱（假如东西在他手里），或者只赔钱不吐东西（假如不在）；还有，那位知州自己会不会也想留下这么一件上好的羔皮袍。在我看来，这纯粹是空谈，因为我料定不论皮袍到不到手，知州总归是照价给钱。

到重庆，钱果然在。张二却摇头道：「算下来您还是亏了几两银子，因为您没把一件沉甸甸的皮袍从上海一路逆着滩水运上来的运费算进去。」

第八章总督与巡抚

李鸿章

我头一回为公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是在一八七二年四月。当时经威妥玛（那时还不是爵士）许可，我以非正式的身分陪已故的奈伊·埃利亚斯先生到天津的总督衙门，向李鸿章建议勘测黄河故道，设法使它循淮河一带重新入海；或者退一步，更可取的办法是浚深现有河槽，并改动两侧「自由边」的坡度，好造成天然的蓄水塘。

李鸿章给我们两人留下的印象，不及他当时已极隆的声名所许我们期待的那样好。他对黄河一带的情形似乎全凭经验而颇熟悉，可要把他的注意力钉在呈给他看的图上，或是把他钉死在某一套明确的主张上，都不大容易。他分明认为中国自己的河工已经足够好，不过也不反对外国人拿自己的钱、担自己的险去试一试手。他似乎把埃利亚斯先生——一位最不计私利的热心人，一心只想做一件长久有用的事，好在世上挣一个体面的名声——看作一个投机客或钻钱眼的，要把中国引进一片漫无止境的开销的泥潭，自己从中捞一笔大的。他更爱「谈政治」，不肯守住当日的正题；谈起来又往往露出一种孩子气的不耐烦与使性子。他的举止也太过狎昵。

他说了些别的，其中一句是：「你们英国人总夸口说印度是你们的；可法国人在这里、在这里都有租界」（他指点着），「葡萄牙人在那里也有。你们怎么不把他们赶出去？」

我答道：「大清一朝，人人都说十八行省是它的；可英国人在香港有一块地方。您怎么不把我们赶出去？」

这句对答照例正式报给了英国公使。公使在公文上泛泛地嘉许了这次会见，私下却给我写信，大意如下：「我们年纪轻的人应当留意，尤其对李这样的人，不要说出在中国大员听来像是轻佻的话。」这一顿排揎，无疑是我该受的。

在这之前几个月，威妥玛爵士曾派我非正式地陪《伦敦新闻画报》的通讯员汤姆逊先生去，看能不能给李照一张相；其中较小的一张，在他一八九六年访英时由《海滨杂志》翻印过。那一回这位总督的举止也很失体统，比起北京某些大员来尚且见绌，比起我后来在各省见到的历任总督、巡抚，更是差得远：他那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李瀚章，虽说传闻「刮」得很凶，待人接物却极有礼。后来威妥玛爵士送给李鸿章一本讲究的相册，里头是汤姆逊先生截至那时所摄的全部重要照片。李一页页赌气似的飞快翻过去，说道：「这本子没装满；怎么不多给我些？你们是在骗我么？」

我同汤姆逊先生在那儿的时候，他忽然问我们「指望得什么赏」——这一问登时把我惹火了。我说：「我自己什么赏也不会收，公使也不容我起这个念头。他打发汤姆逊先生到您这里来，是要让您见识一门新技艺，盼着您看过外国照片是什么样子之后，肯让人给您照一张，并送他一张；打发我来，是为解说这件事。」

李于是同我商量该给汤姆逊先生些什么，又叫我去问他想要什么。汤姆逊先生并没有我那样要「守清白」的理由，可他也不肯收钱；最后议定，人家送的那两匹绸子归他一人。这整桩事叫我既厌恶又羞愧，李在我眼里显得猥琐而小气。我记得那一回他自报的年岁，同威妥玛爵士的分毫不差；照这样算，他如今该是八十一。其实他生于一八二三年，按中国的算法，也不过七十九。

巡抚许应鑅

近三十年来，我记得广东人做到总督的只有一例，就是在福州多年的何璟（他是广州以下三角洲一处商埠小榄地方的人）；广东人做巡抚的，除了眼下要说的这一位，我也再想不起第二个。我想缘故同四川一样：一省之内生计活络而丰足，比「做官这一行」有更好的出路。许巡抚（历任浙江、江苏）我认得他时还只是道台；道台是所谓政务或外交一路里最低的一级，按条约同领事和海关税务司平行——在中国，这两种人都比他们在欧洲或印度的同行要紧得多。他那时是九江关道，待外人特别亲热。

中国的官儿同本国非官身的人来往，是要格外小心的；在自己衙门里设「大宴」、开「醉局」，外头无人知道，那自然无妨；可若接受阔气的放债人或商人的请帖，就近乎失职之罪了。然而老许是个极随和的人，九江的广东商人颇以他为荣，有一回竟撺掇他给自己办的一席「洋席」坐了首座；我同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先生也在被请之列。外国人参与这类应酬，总可以托辞说「是为邦交的缘故」，或是「为了羁縻夷人」，「叫他不能不从我们的规矩」。中国人戒酒之风如此普遍，以至于席上喝醉不但不算恶德，反倒正经被看作对主人的恭维——真醉也好，装醉也好。这种在我们看来不大干净的看法，同「打饱嗝以示恭维」是一路。有教养的中国人自然不至粗俗到真拿这个当享受，可略略来一点，总不失为答谢主人殷勤的雅致法子。这些细小的风俗怪癖，在大街上天天可见烂醉如泥的国度里，实在不该责备得太苛。

此后过了些时候，我的继任者设了一席盛大的答谢宴，也请了好脾气的老许：这一回他醉得一塌糊涂，一头栽进了那种美国才有、欧洲几乎见不着的粗颈物件里——就是所谓「克斯皮多」，高身阔口的痰盂，有点像茶师或牙医铺子里的家伙。他人事不省，只好由从人连人抬进轿子。他是个得过且过的人，没有多大的治事才干，始终不曾「出头露脸」；但他送我的那张画像，极能见出一位略带斯文的官儿全副拜客装束的样子。在中国人中间住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亲眼见过的中国人烂醉如泥，仅此一例。

在温州，官员们个个亲热异常，中外同席是极寻常的事。照例的外国客人是我同税务司（他如今在土耳其已恢复了本来的封号，称利摩日伯爵）。这类聚会也请领事馆和海关的书手，「微醺」照例要到划拳那一阶段才上来——划拳相当于我们的「传波尔图酒」。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拆拳」或「喊拳」，其实就是意大利的「摩拉」（古埃及也有），在洪荒年代长成的过程中，改成了中国的样子。

总督瑞麟

在那班触怒了皇上、待到那位不幸的君主被废之后又依附「拳匪」的守旧大员里，有一个怀塔布，原做过礼部尚书，一九〇〇年十月四日奉旨接了端王的缺。他随太后到西安府，在那里又短短地挂了一回旧衔；但他似乎在一九〇一年年初就死了，或是自尽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瑞麟的长子，因为满蒙的习惯是把本名藏在别致的汉字形式底下，外人从姓氏上寻不出一点家世的线索。一八七四年他父亲死时，正是他以长子的名义给亲友发「泣血」的讣帖，已故的罗伯逊爵士便是受帖人之一。这位极好的老领事，同瑞麟早已有一种令人感动的推心置腹之谊；瑞麟是个极好、极有礼的老先生，正是旗人中最上乘的一路。怀塔布在灵前接待了他和他的翻译（即如今退休的领事加德纳先生）。起初还成了个问题：他们要不要照中国的样子「举哀」；末了折衷办理，只默默向灵柩鞠了一躬。

瑞麟的履历所以有趣，在于他被疑与布拉巴宗上尉被杀一案有涉：在法国的黄皮书里，葛罗男爵根据另一位中国大员的话，明明白白地把这桩懦夫的罪行加在他头上。这指控看来未必不实，因为七月初七（一八六〇年八月中旬），他奉命带兵五千「再行」进扎通州，而八里桥（意即三英里之桥）之败他是有份的——巴里岳伯爵的封号就出在这个地名上。这样的杀害，完全在中国人的战争观念之内；他们的战争观念是不讲骑士之道的。

瑞麟的仕途始于一八四八年，此后在京中各部历任差使。一八五八年，他扣下由宁波运往宝泉局的洋铜六十吨，为他统带的通州一带军队铸炮；又忙着整顿「水师」和马政。他似乎短时间署理过直隶总督；但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间，他被派去办种种杂务，如修河、祭孔之类。先是败于联军，后又败于山东乱军，因此被黜；然而咸丰帝一死，他便当了热河都统；两年后升驻防将军，最后出任两广总督，如上文所述，于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日死在广州任上。广东人说他操守并不很高；但他治事称职，两省在他手里是安静的。他始终不肯放行子口单，而在这一政策上，他那位始终不渝的朋友罗伯逊爵士坚定地支持他；两人的交情，一向是最相投、最彼此敬重的一种。他同老成的文祥一样，属于讲礼数的旧派人物；这样的人，中国大约再也见不到了。

总督英翰

凡官员觐见皇上回来，不论品级高低，所有大员都须具仪注出城迎接；这一套礼未了之前，他就像我们的「大使」一样，是他那位「至尊的主上」的一部分。在广州，人人都得坐船或轮船到，接官的地方便是接官亭——一处邋遢的旧河埠，有几分像从前的黑衣修士码头或阿德尔菲。新到的官儿全副公服从船上下来，带着中国官员个个天生的那股倨傲气派，只见驻防将军、总督、巡抚、粤海关监督、藩司、臬司等等，一律跪在他面前「请圣安」。这位「大使」（此刻他确是，也被客气地这么称呼）说一句：「特起；朕安。」头两个字据说是模仿满语的「起来！」后两个字在汉文里的意思是「朕躬安好」。在席棚里喝过一盏茶，众人抽过一轮烟袋，各官便「复位」。

英翰是个相貌堂堂、爱说爱笑的满人，他的脸我仿佛还记得，虽然从没同他说过话。他做河南巡抚时表现平平（在中国，满人做到平平就算「好」了）；瑞麟一死，便简放两广总督。威妥玛爵士一向热心于「进步」，想让总理衙门叫他顺道拜访香港总督；可那班老狐狸回说：「英大人赴粤取道何处，本衙门无从得知。」（照理我不该知道我不在北京时那里的事；然而我当时知道，如今也知道。）英翰自然不理会英国总督，大吹大擂地下了广州。他的大宗行李是五十来桶好三烧酒，看来他指望在这「蛮子之地」痛痛快快地「喝」上许多回。他甚至（照我那位法文老师的说法）「有那个脸皮」，同驻防将军联衔出示，说皇上派他来「震慑此蛮子之地」。

到任的第二天，他大惊失色地得知：罗伯逊爵士就住在离他一箭之遥的地方——在驻防将军衙门的「后进楼上」；而且广州的「老规矩」，总督同领事是可以平礼往来的：这自然是从叶总督在自己衙门里被人揪着辫子「拿住」、押往加尔各答那时候起的。于是他照地道的中国老法子「试」了一下。他打发人口头传话，说「久闻罗伯逊爵士的好名声，只是领事来拜时他不能开中门，想还是先说明白为好」。罗伯逊爵士也口头回话：「那就告诉他，我根本不去拜他。走旁门的事我不干。」这件事不久便说妥了，此后相处甚欢。两人后来竟还处出了交情。

那时恰好瑞麟死后，著名的闱姓赌已被裁革——宁可冒这样的险：让澳门的葡萄牙人（他们对「败坏中国的风化」毫无顾忌）自己去开（他们果然开了，我那「小厮」高兴得很），把钱挣了去。这是中国真心要改自己恶习的一个实例。可等英翰安安稳稳地守着他的酒坛子坐定，发觉他一向指望到广州就可以抓到手的赌规刚刚被裁，心里便火起来，仗着旗人的身分，一手作主把闱姓重新开了。于是出了一件罕有而颇富戏剧性的事，可见即便在中国，两个好人也能救所多玛与蛾摩拉不至于毁灭。驻防将军长善同广东巡抚张兆栋（不要同更有名的张之洞弄混）联名「参」了英翰一本；英翰当即被撤，此后的宦途都消磨在俄国边界上的冷僻差使里。这在光绪一朝，算得一个好开端。

这出戏演的时候我人在英国；可我的耳朵仍旧留在广州。罗伯逊爵士向上司禀报此事，很动感情地说英翰对自己的降黜处之何等大方。这类场合，中国的「礼数」实在可佩，同我们那种不漂亮的做法大不相同——我们这边，公使或代办往往抢先溜走，仿佛没脸见继任者。中国的官员，失势也罢，倒霉也罢，总保得住「面子」；人人都去送行，连仇人也去。可怜的英翰就这样在鼓乐喧天和友人的眼泪里，从「高等」的戏台上退了场。

总督刘坤一

这位坦率而忠厚的官员，头一回崭露头角是在太平军之乱中，他在本省湖南和广西著有战功。一八六五年，朝廷用江西巡抚这样的高位酬庸他；一八七二年在九江，我为厘金的事同他打过一两回交道。直到一八七八年，他调任两广总督，我才同他有了私交。

他为人没有一点架子，总乐意亲自去拜访各国领事，对我那位可敬的前辈、已故的汉斯领事——那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更是格外推重。刘坤一自己于花木一道也颇有些精到的见解；他有一封信里，讲到自己在湖南家中闲暇时如何侍弄这项癖好。他的口音难懂得要命，而汉斯博士一个中国字也不懂。这么一来，在这两位高尚的人中间口译，就格外常常地落到我头上；我也总乐得借此长进，因为这位总督所说的方言，那时还没有一个欧洲人细加研究过。

刘坤一最叫我佩服的，是他绝对的坦白与忠厚。他决不肯附和任何欺诈与阴谋，至少决不肯由他起头；有一回，别一辖区的一位外国官员不顾成例，很不漂亮地想绕过汉斯博士行事，他不但劝阻了那位弄手段的人，还写信给汉斯博士，说明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又有一回，他代理了几个月粤海关监督，因为那位满人监督照例须丁忧退职。总督应得的那一份进项约合三万镑，他不肯收，提出全数捐作善举：为这件事，北京不但没有褒奖，反倒给了他几分排揎。

一八八一年他初任两江总督时，因嗜吸鸦片获谴——那毛病是在军旅风霜中染上的；可他从不讳言这一恶习，自己也深以为恨：至于说谎，或为一己私利行卑鄙之事，他一生没有一件记录在案。

一八九一年，人家发觉他的长处比他的短处更要紧；于是在已故曾侯的叔父、威毅伯曾国荃死后，他再度被派到南京，除了一八九四至九五年对日之战中一段按兵持重的战事外，至今仍在那里。他如今七十岁，即便是他最狠的对头——他的对头是不少的——也从没有一个人吐出半个字来疑他的清廉。

在「拳匪」之乱把人们的注意引到这位极好的官儿身上以前，在华的外国官员没有一个很了解他，大约是因为他那一口「土音」和他谦退的做派；然而这样的人，无论哪个西方国家都可以引为光荣；我信得过他的信义，不亚于信得过任何一个在欧洲宫廷里历练出来的大臣。

袁世凯

我从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同这人相像的中国人。他明敏、无畏、讲道理，同时又稍嫌孟浪，且极不择手段——不是为自己的荷包，而是为他的主子或恩主。凡说他负了皇上的话，都须打个折扣听：因为照中国的伦理，皇上自己先负了他名分上的母亲；所以从「天理」上看，袁把皇上出卖给太后（假如他真的卖了），完全是不错的。一八八五年我初同他相识时，他刚刚补赎过一桩极不光彩的背信之举：一八八二年他同丁提督商量好，趁朝鲜国王的父亲做这位勇敢水师将领的座上客时，把他劫走。等这位「大院君」被送回朝鲜，我在济物浦当着袁的面见了这位「王殿下」一次；袁对自己将来的方针说得十分坦白，大院君的举止也毫不拘束。那时中国还「压着台」，日本在朝鲜的事务上只坐冷板凳。俄国人疑袁，袁也疑俄国人；可要驱散这一点点恶感的萌芽，各方只须略微坦白一些也就够了。在这种各有利害的交涉里，「外交」往往是害处同好处一般多；大家尽可能把牌摊在桌面上，才更好，好叫那些爱在袖子里藏一两张牌的人，领会光明正大打牌的种种便宜。剃头匠有句话：「磨刀既能磨出锋来，也能磨掉锋去。」机巧太过，反而自败。当然，也不必把心挂在袖子上给寒鸦啄；可人尽可以时时打一手漂亮的牌，而不必藏牌作弊。当年那班庞培·贝德尔爵士之流，因不明真相而胡搞的那些事，戈登将军若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那副脸色和他的评语，我倒真想领教一番；一八八〇年在广州，他确曾同我谈过他对外交官的看法。

又有一回，我在袁自己的一次接见上见到他。那时他正以「上国监国」自居，气派活像我们的印度总督开「杜尔巴」大朝会，不过规模自然小得多。朝鲜的大臣、将官恭恭敬敬地环坐一圈，袁（他的举止是他恩主李鸿章那一路的，粗俗而随便）像小孩子一样伸出指头，一个个直指到人家脸上，一面向我说明他们是谁。

要看透袁那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性情，非读中国史不可。这种人会毫不心软地把仇人推进滚锅里，同时又宁可自己被煮（在那些好年月里，鼎镬是一向烧得热热的、随手就有的），也不肯出卖朋友。虽然如此，他却很趋新，一点也不仇教；办事也公道；不吸鸦片，至少那时不吸；对中国人中间的才干，一丝也不嫉妒。

还有一回，我有几分理由相信，他正在、或参与在对一个与人无争的人——他自己的一位同僚——玩弄一种下作的把戏。我出其不意地问他：「您还记得某月某日对李鸿章说过的话么？」

他说：「记得。」

「您肯不肯现在亲笔写下您当时说的话，并且否认您承认自己没有说过的话？」

他说：「自然肯。」当下就在一个中国见证人面前写了。

过了几个星期，我写信给他：「我索性把要它的缘故老实告诉您〔我也确实告诉了〕；如果您觉得可以，我想要那件事的前后情形，一份详详细细的叙述」云云。

他回信说：「如今我看来，若把详情写给您，恐怕要害了一个从前做过我朋友的人。我不写。」

事情就到此为止；因为在我看来，他这态度毕竟是唯一厚道的态度，何况症结所在，只要我自己略作牺牲，换个法子也容易了结。为了这一次拒绝，我对袁一向高看一眼。别的几位与闻其事的外交官，我可惜说不出同样的话。

第九章宗教与传教士

一个中国教徒

一八七一至七二年在天津，我物色并请到了一位「说话的」——也就是一个大卫，保准能没完没了地「唠」下去，好让扫罗揣摩优雅的说法和「四声」的音节。这人姓韩，介绍来的时候说是新教的教徒。论说话，他是十全十美的。他提起当初似乎是最早提携他的那位传教士乔纳森·李斯先生，总是恭恭敬敬；可他一点不耽搁，立刻就问我：怎么有些新教徒不许在英国国教的场所讲道，而所有的新教徒又一概不信天主教的道理？他一天比一天说得起劲，议论道：既然在我们自己中间，新教徒可以不信天主教的教义，天主教徒也可以不信新教的；犹太人（天津的犹太人不少）两边都可以不信；那么按我们欧洲人自己的道理，中国人自然也有权拣一样信，因此必要时也有权三样都不信。他说，这整桩事在他看来是「渺渺无凭」（以更晦者解晦）。再说，福音倘若当真是以同等的条件向普天下敞开的，那么中国人既已听过欧洲人自称据以相信的凭据，为什么就不配自己判断它的真假？这里头没有一件抓得住的实在东西；纯是想象与意见之事：既然如此，中国人也尽可以想象，也尽可以有意见。教皇同西方各教会的领袖，生下来都同别人一样无知；他们的学问，都是从会犯错的人那里受来的：那么在他们的一生中，究竟从哪一刻起，他们就比教他们的人知道得多了？为什么这个国家比那个国家更有资格无谬？即便在寥寥几个天主教国家里，为什么教阶该由意大利独占；又为什么整个欧洲该不顾亚洲的判断，独占基督教的一切教法？何况照中国人关于尊严的观念，那位既然非有个形象不可的「神」，衣冠总该照本国帝王圣贤的样式；这在欧洲人看来若属可笑，那么欧洲人又怎能指望那些正笑话他们西洋相貌的中国人，去敬重他们想象中衣冠楚楚的西洋之神呢？——尤其是，画像上穿的既不是欧洲衣服，也不是中国衣服，而是阿拉伯装束，身形与眉目却是犹太人的样子。一个人不信他根本无法懂得的事，怎么会成为一桩该受永刑之苦的罪？再说，出于顺人情的动机，硬认自己相信心里抓不住的东西——硬认那些自命为师者用任何已知的证据方法都讲不明白、而且他们自己在被人说服之前也一样茫然不解的东西——这又于事何补？至于信的报酬：一心只图独得平安与福乐，这里头有什么高尚可言？对自己将来胜过旁人一事漠然置之，岂不更高尚些？

韩先生对耶稣基督的教训是诚心赞成、诚心接受的；他只是不明白，另外一些并不自称圣人先知的人，凭什么在基督那些朴素的话上添自己捏造的藻饰，又在上头盖起一座与人的感官经验相背的神秘楼阁。——这些问题我答不上来；然而在有人把它们答得叫中国人心服以前，中国（我想）是永远不会基督教化的。

后来我在朝鲜又见过韩。——读者可以发现，约翰逊博士也曾零零星星地向鲍斯威尔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虽然众所周知，那位博学之士是「正统」的。

中国的回教徒

甘肃的东干人，即回汉混血的中国人，史有明文说他们血管里掺着阿拉伯的血；这些人我不曾领教过。不过我所遇见的中国回教徒，没有一个沾上一丝早期伊斯兰那种好战之气。北京一带和长城沿线，开客店的即使不是大半，也有很多是回教徒；这很奇怪，因为进店的中国人个个都要吃猪肉。（我忘了打听这一层难处是怎么克服的：——我想是客人得自己做饭。）我留意到，他们对我们这一行旅客有一股明显的暗中的亲近，仿佛回教徒觉得自己同基督徒在某种说不清的地方站在同一块地上。在长城里的岔道，我同那位快活的店主长谈过一回宗教。据我所记，他告诉我：他们行割礼；男子剃发，男女都把多余的毛除净；戒食猪肉；也不准同异教女子正式通婚。回教的一切事上都有一种「洁食」的意味；他们说不上真干净，可看去比寻常中国人心地洁净些、也拘谨些；而单是肯受某种戒律这一点，似乎就添了他们的自重。

重庆的老金卓安（这名字是要写「约翰」的），却同北边人大不相同。假如没有他对头号教徒罗保琪那股闷在心里的深恨——这股恨似乎是从早年的商场竞争里长出来的——他对基督徒究竟会取什么态度，我就说不上了。这老头儿收拾得很整洁，样子极有绅士派。我到重庆不久，他就带那位姓夏的阿訇来见我，自己也常来同我一坐几个钟头。重庆这地方，那时候「说话」是危险的。他的话题只有两个：头一个是种种劣迹——不是天主教士的，不是法国人的，连本地教徒的也不是，而是罗保琪的；第二个，是英国把云南、贵州的回教徒收到自己保护之下的可能。他一口咬定，英国迟早非「取」这两省不可；在政治上他讨厌法国。

且不说罗保琪也是我的朋友，我本就不愿意就这桩私人恩怨发表什么意见，也不愿意鼓励他向我交心——除非两人当着我的面对质，把话「说个明白」。至于那个「联盟」，更是一块极危险的地面，况且我很清楚，潘泰人的正式接洽早已被我们回绝了。我半疑心他是受人差遣来「钓」话的——究竟是中国官府差的，还是阿訇们差的，我猜不出——我若走错半步，代价就不得了。然而这位金约翰终究没有从我这里套出一点线索，我也没有线索可给。他对天主教徒也好，新教徒也好，从没有表示过敌意，也没有表示过友谊；可他似乎对我有几分同情。总之，我没能把他看得让自己满意。

我记得他翻看我的相册时说过一句话。他先看俾斯麦和毛奇，再看别的名流和私交的照片。他说：「咦，这些面孔上都有灵气！我们中国人同你们外国人一比，像是没有表情。我们的官儿一点也不中用。你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股精神和决断的气派，中国人却像一尊尊泥塑的像。你看这个」（他指着彭道台），「再比比那个」（他指着查尔斯·狄更斯）。

好脾气的老彭的画像，放在这里或许并不唐突，所以我附在此处。他是个心地和善的老人，属于胶质一路，拿燕窝、海参和别的壮阳之物小心地养着自己：他所求的不过是「享福」，末了体体面面、名声不坏地死去。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再没有比汉斯博士更忠厚高尚的人了；只是他于中文一道无可救药地不能入门，因此没能「上去」。好在威妥玛爵士也是个厚道人，于是罗伯逊爵士一死，「老汉斯」便得了机会——虽然直到最后也不曾拿到领事的正式委任。一八七九至八〇年他同刘坤一的交情，正如当年罗伯逊爵士同瑞麟的交情一样引人注目。在这件事上，不通中文竟帮了大忙，因为多数领事把中国话「糟蹋」得太厉害，一开口就失了身分。汉斯博士的至理名言，是用「欧罗巴」的蛮音说出来的，因此常常落到我这一份差使上来翻译；他那些「大见解」，即便经我不完全的转述，也很打动这位总督——他那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声望还不算在内。

有一回刘坤一去拜访汉斯，一来是控诉法国领事的蛮横，二来是抗议不该逼中国人相信英国和别国传教士讲的那些他所谓的胡话（「无稽」，即无书为凭）。刘坤一从前在江西是个厉害的「逼迫以色列人者」，做那省巡抚时，无畏的巴伯曾去拜访过他。巴伯之后不久我就在九江管过事，因而能拿他本人的行事做题目，「刺」到刘坤一的骨髓里去。当时汉斯博士对他说的话，大略如下：

「法国人有法国人的做法，我们无从干涉；但英国传教士绝不许插手本地的事务。同时，我和我的副手同大多数传教士都有私交，天主教的也好，新教的也好，法国的也好，英美的也好；我们再清楚不过：他们都在照自己所见的亮光尽力而为。在英国，我们也有过迫害的年代，那时天主〔天主教〕一派同耶稣〔新教〕一派轮流把对方活活烧死，弄得举国长年不宁。可我们如今摆脱了教皇的号令，发现原来可以对一切宗教一体宽容，天主教也在内。在印度，我们不准本国人踏进耆那教的庙一步，也不准回教徒同印度教徒彼此欺凌。法国人在那里尽可以把土人劝入天主教。帕西人可以公然把自己葬进秃鹫的肚子里，贝拿勒斯的大街上整日都在火葬。人最爱争的，总是自己一无所知的题目；贵国的道光皇帝也曾为此下过一道有名的上谕。教皇也好，沙皇也好，中国皇帝也好，对来世一无所知；孔子也不知道；传教士就更不必说了。可见信的余地是无穷的；你越是拿不能证明的事去猛争，越是激起那想要证明的人来同你作对。照我们的样子办罢。让传教士尽管讲去——他爱讲哪一教都成。既伤不着一根骨头，也没有人被迫去信。你若迫害，就在国中造出一个离心的『国中之国』来，白白抬高了传教士的分量：那正是『养虎遗患』。」

刘坤一把这番规劝听得极专心，后来会面时还屡屡提起，说他确信这里头「不无可采」。汉斯博士回黄埔后，刘写给他一封极亲热的信，又私下请他吃饭。从那以后，他的方针一直坚定地站在维持秩序、保护教士这一边。他对「信仰」毫无敬意，可他看得出传教士办的医药和学堂是好事。他瞧不起本国的基督徒，只因他不信这些人动机纯正；但他并不迫害他们。一八八〇年以来，他弹压地方、维持秩序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我所知，说他主使或纵容滋事的，一件也没有——我是指教案而言。

死里逃生

即便近到十六年前，往朝鲜输入基督教书籍还是死罪；巴黎外方传教会在那个国家的历史，满纸都是守节与殉道的故事。经过当今国王的父亲在一八六六至六八年间发动的血腥迫害之后，白神甫与德盖特神甫在一八七六年又设法悄悄溜进了那个国家；一八八五年四月，两位年轻的法国神甫同我一道到济物浦，去同他们会合。他们夜里神秘地从港口消失了，是几位忠心的教徒照老办法乔装把他们带走的。

在朝鲜，鳏夫出门总要用白布蒙住口鼻，像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妇人一样；而且无论如何不许同他们攀谈。这奇特的风俗极便于不声不响地乔装，直到一八八六年，法国传教士一向利用它；自然，他们是把性命提在手里的——或者说，提在神经上。

一八八五年将尽时，在朝鲜身居高位的一位外籍官员穆麟德先生写信告诉我：有一名教徒——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我忘了——携带一箱《新约》，被仁山府使拿住了。他自己那时的处境特别，几乎不可能出面干涉（他本人正陷在大麻烦里）；可那人几乎必死于斩刑，于是他以人道也以基督教的名义，并应本身地位尚在秘密与未定之中的白主教的恳请，请我出面「私下」把人保出来。那位冒失的运书人很走运：那位府使的城在海边下去约四英里，是我的私交，在我家里吃过好几顿有滋有味的饭（有一回还喝得酩酊大醉）。要给我这非官方的干预找个理由并不容易，因为牵涉的三四个国籍里，没有一个是英国；而且当时朝鲜境内既没有英国商人，也没有英国传教士。

府使那回来访，我一辈子忘不了：他从仁山摆着全副仪仗来，两肘由从人「架」着，一摇一摆地走到我面前（做官的不许自己走路）；戴着马鬃帽子，活像威尔士老太太戴的那一种；穿着袍、罩袍和披带；而且（种种奇风异俗中最奇的一样）手里还提着他那只铜溺器（朝鲜的贵人照例把它搁在门外）。这次会见的结果是：那个获罪的人不久就放了。

过了几天，我意外地接到一位外国人的拜访，那人看着像个海滩上的流浪汉；原来是那两位法国传教士之一，主教派他下来道谢的。他已脱下鳏夫的乔装，为这一趟特意在一家中国铺子里买了一身便宜的「粗成衣」，那合身的程度是叫人难忘的。他说自己的母语，似乎也不大流利了。据我近来在巴黎打听所得，这位「海滩流浪汉」就是已故的代理会长高斯特神甫。

教会的种子

一八八一年年初我头一回去拜访罗保琪时，他的势与气正在极盛：六年之后，他「身首异处」了——中国的告示吓唬「愚民」时，用的就是这句话。他被公认为重庆教徒的领袖，理由是这样的：他是个富有而有势力的商人；有胆量公开承认自己一家是天主教徒；异教的、回教的和别的绅士在「异教」用途的公摊捐款这类扎手事上要挟他，他顶了回去；他又在主教区与官府之间做一种居间人，或者说「法庭之友」。

其时法国在北京的政治势力不但极低——那是在天津教案未曾索偿与法国攫取北圻两件事之间的年头——而且是不情不愿地用在袒护传教士的「进取方针」上；四川的两个主教区只得暂时把犄角收一收：前任主教的锐气被否定、被劝阻；主教们要求坐官轿拜会官员、自称「大人」的要求不被承认；就川东而论，教务被圣座交在一位中立而讲调和的总铎布莱特里蒙席手里，一交就是几年。那时候，他和所有法国神甫都从不在大街上露面；凡非出门不可，坐的都是寻常赶路人用的那种封闭的本地轿子。出了重庆和别的大城，就不必那么藏掖了；不过他们自然一概穿中国衣服，中国的天主教神甫差不多都是这样。

罗保琪在城里一座小巧的庙园（我想是教会的产业）里设席款待我，好脾气的布莱特里蒙席和一两位好客的法国人也在座。这几位先生自然比我更有资格评判他们当时这位首领教徒的分量；至少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分量；或许作为一个人的分量也是。不过在后一层上，他给我的印象，不像是个我愿意深信不疑的人；虽然持平而论，我得说：我在那里住的一年里，他待我个人极其厚道——与其说是为我，不如说是因为我在那里，间接壮了教会的声势。据一般所知，他家里养着一批领饷的打手，专管在街上暗中随护他，必要时用武力保他不落进仇家的算计——他的仇家是很多的；到一八八六年第二次闹教时，似乎正是这班雇来的打手行凶或过于卖力，间接地把他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一八八一年我也很清楚地看出：这人是遭人恨的，既遭官府之恨——官府用他的气力，与其说出于敬重，不如说出于害怕；又遭几个领头的回教徒之恨——他们既眼红他在商界的势力，也眼红基督教压倒了伊斯兰。

无论如何，一八八六至八七年那场乱子，恰恰在一八八一年那一场没有闹大的地方发作了：天主教会遭了野蛮的攻击，被毁掉了，本地教徒也一样。在这样吓人的情形下，罗保琪把自己的产业严严实实地布防起来，用他那班打手把暴民从家门口打退：这自然很容易被恶意地说成「目无王法、聚众抗官」。混战中死了一个人；这样的事，正好给人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把杀人的罪名扣在这位太能干的屋主头上。传教士那边照章赔了礼；官府在自己百姓面前的「面子」，则拿罗保琪做替罪羊保全了。法国公使在北京拼死设法营救，终归无用，他到底受了极刑，屈辱地被斩首——前文已在另一条目下讲过了。

卡杜神甫

克钦人不是中国人，可他们住在中国边上，相貌像中国人，说话也像中国人那样有声调、有单音字；其实他们同他们的族亲缅甸人（缅甸人已掺进印度和勃固的血而有所变化）一样出于藏族一系，说他们是中国人，就好比说匈牙利人是「奥地利人」。卡杜神甫对掸族、缅甸人和中国人一概不问，只把心力单用在克钦人——他们自称景颇——身上。

一八八八年，我在八莫城外丛林里一处简陋的住所把他找了出来，为的是弄明白关于语言的几个结论。他的房子是一种芦苇棚，通共值五镑上下；床是几块木板搁在架子上；家具只有两把粗椅子和一张桌子。他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一只瘦得可怜的鸡，加上红米饭。那面包对肠胃弱的人是个「警告」；幸而我的肠胃结实。他没有酒；连祭台上用的酒都没有。

一八九二至九三年，我发现他曾回国休养，因为在丛林里一再发疟疾，几乎送了命。这时他的气色比从前更好，而且已经搬到八英里外真正的原始丛林里去，离所有欧洲人都远远的。他进城总是赤着脚，法衣同阔边帽捆在背上，白裤子卷到大腿，手里拄一根粗棍。

八莫那时已有一所教会的房子，他喜欢偶尔溜达进来，同同事们饱餐一顿。有两回我同他一道步行出去，看他那边的安排——也是赤脚；因为丛林里泥泞得很，最省事的法子就是尽量少穿衣服。我们到的是一个地道的克钦村子；不是那种土著式样、房子大得像斐济人那样的村子，而是缅克钦棚户的聚落。要进屋子，得爬上一道梯子，再一头栽进一间席棚里——棚子架在柱子上，免得蛇之类爬进来。顶、墙、地板，全是粗席子；我们两人就在那里吃饭、睡觉（饭是我带去的，一路背着）。

卡杜神甫总是欠着债；上头给他的那一点微薄的津贴，他早就超支了，英国的地方当局也几次为他通融过（有一回还是我出的主意）。他把值钱的东西全卖了——就是说，把他在国内时朋友们送他的礼物全卖了——如今只剩两支枪。打猎是他唯一的排遣；可他连子弹也快没有了，只好拿本地的火药自己装。除了他的「日课」，他没有别的书；没有肉，没有酒，没有药。他在隔壁一间棚子里布置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他已经把全副气力花下去，还打算继续花下去，为的是劝化克钦人；叫他们改掉烧林开荒那种糟蹋东西的习惯；把他们变成安分定居的村落。克钦人似乎很喜欢他，地方政府也赏识他的努力：可这实在像把水往筛子里倒：他能受、能花的本事是无穷的，然而他不曾在自己身上多花过一个便士。

论相貌，他很叫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个杀人犯杜莫拉尔。他留着一部又浓又黑的大胡子；身子四方、结实、多毛；神气无畏，甚至近于凶悍。他是个纯粹的热心人；可他不怕人「打趣」，我也着实打趣了他不少——克钦人的灵魂得不得救，我是一点也不关心的。他是极好的同伴，爱吃一顿正经的午餐，喝酒吸烟不输任何人。到后来，他落到非卖掉他那支最好的枪不可——就是他老母亲临别送他的那一支。他所求的，不过是这枪落在朋友手里。我用四十卢比买下了它，本打算等他的教务在银钱上「理顺」以后就送回去。可一八九四年我回国路过香港时，因为闹鼠疫，不许上岸，只得从炮舰直接上大轮船：一踏上轮船，我就从一位法国传教士口中得知：可怜的卡杜神甫已经不在了：疟疾和饥饿终于把事情办成了。

天主教的教育

看我在这些篇章里随口打的那些趣，也许有人以为我并不佩服传教士，更不必说天主教徒和耶稣会士了；这可大错。我自己在耶稣会士中间有许多牵连，甚至一向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事业；此外还费过工夫，把他们在华的对手——巴黎外方传教会——那部内部的会史从拉丁文译出来刊行。我要声明一句：我自己虽是个真心的基督徒，却不承认他们的教义里有什么超乎人力的东西，我只把它看作一种有用的人间戒律；正如戒酒会和救世军，尽管一根筋、尽管古怪，在我看来总比那些给我们欧洲城市增色的游民、酒鬼和荒淫的废物走在更正的路上——我自己的故乡城也不除外。

一八八四至八五年的冬天，我拜访了已故的加尼耶主教，并参观了下列耶稣会机构中的大部分：（一）徐家汇的总院、中国学堂、中文通讯社等；（二）近旁土山湾的中国孤儿院与印书馆；以及圣母院的中国女学、女医学堂、妇女收容所等；还有上海东南董家渡的中国医院；上海规模极大的「欧亚混血」女学；虹口（上海的美租界）的中国男学；以及本城城墙内的中国医院等等：此外略早一些，还有他们在长江上游芜湖的机构——我曾在那里短期做过领事；不过安徽这一组我看得比较少。他们所做的事是极大的：江南（即江苏、安徽）的耶稣会堂口将近九百处，每处都有一座小教堂；中国男学三百余所，女学四百余所；受教的既有教徒，也有异教徒——我这么一说，自己心里着重的，与其说是幽冥的好处，不如说是人世的好处。

在加尼耶主教手里，江南的耶稣会士似乎比如今更能同法国的政治野心保持距离；我希望，自从施阿兰先生（那位能干的法国公使，如另一段故事里所讲，曾突然出现在我海口的病榻前）觉得应当给法国的传教事业狠狠加一把劲以后，他们不要因为太深地卷进国与国的争竞里去，而危及他们这桩堂皇事业在道义上应得的成功。譬如已故的加亚尔神甫，就刊行过一部论战之作，里头政治上的仇英之气实在太重；然而他本人当年还不得不逃到泽西岛，去受英国的款待与保护。

巴黎外方传教会最好的一面，是在槟榔屿英国的保护之下见到的；其实也正是在缅甸这类地方，在英国旗下享着绝对的自由与宽容，法国传教士才显出他们最高贵的品格，不至于被引诱去同他们那些活泼的在俗同胞一道，干那件人人称便的营生——「扯英国人的后腿」。在他们自己那面并不很宽容的旗子底下——譬如在安南和北圻——他们只算次好的：新教传教士在北圻是不敢露头的。就在今年（一九〇一年），几位新教人士托我把他们的《圣经》译成安南文——确切说，是替他们校订译稿；可是法文既独占了那种语言，我发现这事几乎办不成。汉内的主教把我错当成「带着圣经的牧师」，那份冷淡而干巴巴的客气，我不能不拿来同已故的仰光主教比冈代——那位博学卓越的高贵老人——的一团热气相比。槟榔屿的中国学堂我去过三次，极可敬的瓦莱神甫十分客气，把凡可看的都领我看了。就大体的宗旨说，那里同徐家汇的耶稣会机构是一路办法。起初瓦莱神甫对我刊行他们那部「内部」会史很不以为然——其实我想，一个在俗之人竟这样「放肆」，是普遍招人不满的；可他后来又帮我出了第二版，还亲自校正；可见他到底还是看出来，我大体上是相当公道的。

在朝鲜、四川、贵州、广州、暹罗、缅甸等地，我同巴黎外方传教会打过许多交道，会中人里有不少我的挚友，他们的勇气是无可置疑的；只是他们的办法有时嫌太进逼、太带火气，不合我们心目中仁爱与宗教该有的样子；而且他们一般的人，论神学上的科学根柢，论受训之精严，都不及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在中国，单凭他们的博学与克己，就叫人不能不敬。他们有这份见识：看得出中国人的头脑，非派他们最好的人来不可。

免得有人以为我偏袒不了自己的同胞和他们那种「平常」的宗教，我不妨顺便添一句：中国内地会同上述两家一样穿中国衣服办事，在我看来，他们的医药与在俗的工作一向极好，在新教各派里，最近于圣保罗的标准。就我个人而论，也为了政治上的太平，我倒愿意看见中国内地会同耶稣会把别的对手统统兼并了去，让这两家做善意的对手，把全中国的基督徒都交在他们手里。

异教的基督徒

好心的巴普蒂斯塔神甫自从骑着他那匹「小马」进海口、同他的羊群（就是那班帕特里克·菲茨帕特里克·奥图尔们）说说笑笑以来，俨然成了社交场上的红人。（不熟悉葡萄牙话的人，我不妨提一句：这种话在口语里有把词尾的元音省去的习惯；于是英文里「小马」一字就成了一个单音。）两年之后的如今，他「胡须蓬蓬如豹」，做了新加坡葡萄牙教会的首领。在海口，他除了瘦鸡、米饭和茶（除非他动用自己那一点点祭台用酒），再拿不出别的款待，日子过得是简朴的中国式。在新加坡他那所宽绰的住宅里，他桌上待我很不薄，还带我坐马车兜了一圈。回来路上经过一座教堂，他说这教堂很得中国人的欢心。我听了颇为诧异，只当他指的是三百年前圣方济各·沙勿略时代的「老教友」。可他接着说的话，更叫我诧异：这些好心的中国人是异教徒，他们每年都来朝拜圣母、献祭一番——「圣母」这个称呼，在他们自己的神谱里本来就有。这故事的细节我记不清了，大略是这样：

许多年前，有个中国人身处大险或大难之中，不知怎么许下了一个愿：若得解脱，必报答那相助的神灵。难果然解了，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于是中国人——就是同那几位当事人同乡的人——热心地把这事接了过来。每年办一场庙会似的聚会：教堂大开；向圣母马利亚的像献上供物；大家热闹一场。就我听懂巴普蒂斯塔神甫的话而言，他并没有硬要把这一股「信」的细流引进正统的大河里去；我以为这样做是聪明的。

我提这件事，不过是要说明一层意思：中国人这个民族，天性是感恩而虔敬的；并且（虽说巴普蒂斯塔神甫不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当初那套办法——顺着阻力最小的路走，利用现成材料里潜藏的力气——才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正路。为策略计，耶稣会士自然必须服从教皇的裁断；不过有些会思想的人认为，就见识之稳健而言，耶稣会这个组织并不在梵蒂冈之下。

我每次离开中国，手下有些人都替我念佛求平安。我是赞成的；就是说，只要念的人出于至诚，念的外面形式我完全不计较。道教的「教皇」赐给我的那道符，人们相信曾在重庆救过我的命。中国人是不是真这么想，又有什么要紧？中国人没有迫害的脾气，对一切信仰都乐意「自由通商、门户开放」，只要社会秩序照公认的样子维持得住。至于我自己，我一向为自家子弟的教育选定天主教，因为它的规矩更好；可我并不因此就觉得非接受它的教义不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非承认教皇或旁的什么人——天主教的也好，新教的也好——有本事对来世下断语；关于来世，我们都是茫然无知的。我拥护他，不过是把他当作一个教育部门的首长；我盼望他和他的后任，能同时代的改革一同前进。依我浅见，基督那种基督的精神，在佛教和道教里同在我们的教会里一样多；便是伊斯兰教中，也有许多同基督精神相似的东西——伊斯兰自己确也怀着敬意承认这一点。印度政府是宽容的好榜样，对一切教法一概保护，连「拜偶像」在内。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宗教只有一个，正如真理只有一个。据说本杰明·迪斯累里说过：「一切聪明人的宗教都是同一个，可是没有一个聪明人肯说那是什么。」连正统的约翰逊也断言：「基督教各宗各派，在教义上其实分别甚小，虽然在外面的仪式上可以相去很远。……凡争辩道德上的真理，总不免掺进人的情欲。」凡建立在想象上的信仰，其中并无一件非有不可的真理；而真理本身也并不非有宗教不可，真理是独立于道德之争以外的。真理，是正直诚实的心思从感官所见的具体事实中推出来、或力求推出来的东西；道德上的确信，则是那个心思——心思不过就是想象之官能——对指导原则所想象出来的东西。一个人若想象某事为真，那么他所想象的，必定就是他心里认可的「信」；他高兴时尽可以听别人的劝导；然而最后的判官是他自己——前提是他还有一副自觉能当此任的心思。在这样合乎情理的基础上，我相信中国人这个民族是肯听的；肯听，便是肯信的第一步；因而（照有些人的说法）也是得救的第一步。

第十章人文

中国先生

巨人张和他的广东朋友凌阿禄，是最早把天朝的这点病菌种进我身上的人。那是一八六七年；张巨人告诉我，他是汉口近郊某村的人。一八八三年我又碰见他一回，是在一家蜡像馆里「供人观赏」；我用汉口土白对他说了几句不容分说的话，颇把他吓了一跳。那会儿他正站在台上自理仪容，底下一群妇人仰慕地围着，那派头活脱脱一位皇帝；他的差事是替人在扇面上题字，取几文小钱。可一听见「官话的口气」，他立刻恭恭敬敬起身，略带凄凉地说：卖艺的日子他早厌了，积蓄又被人骗个精光，倘能回自己国里去，哪怕再当一回「小厮」，他也情愿。

我料想伦敦城里做买卖的先生们还记得当年街上常见的一个中国人：一副精明相，穿着天朝小康人家的衣裳，故意装出半痴半傻的样子，在街上招摇。他是广东人，也教过我几课。一八九七年我在海伯里见他趿拉着走路，身上仿佛还是一八六七年那套旧衣裳。他脚上一双毡拖鞋，里头絮着稻草，看样子害了痛风或风湿：那时他已是个老头儿了。他的名字我忘了；但他是个骗子，又是个乞丐：绝不是傻子。

还有一个上海人，面色红润，穿的（我后来才晓得）是船上苦力的打扮，戴一顶褐色的猪食盆帽（中国至今还戴这种帽子），在伦巴第街、齐普赛街、康希尔一带卖小包的香料。他名叫周庆丰，自称从前在上海撑舢板；娶了个英国太太。他教了我两个月；他的发音同上头那两个广东人、那个汉口人怎么也对不拢，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再有一个姓刘的（有些方言里读作「劳」），改穿了西装，把自己改造成了「劳先生」。他是宁波人，从前在某条船上做厨子。传教士们大约打动过他，替他在泰晤士河畔一所水手之家谋了个看门的差事。从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他到我寓所来得极准时；他认得的字足够让我长进不少。

这一段时间里，伦巴第街乔治院的萨默斯博士一直在教我和两个英国传教士学生——一个叫萨德勒，一个叫布莱森（后者我一八七二年七月在汉口又见过，正埋头做他的事）——所谓「官话」。萨默斯博士是我平生所见所闻唯一一个毛笔使得同中国人一样好的欧洲人；他甚至写得来日本人那些花体，那是难上加难的一种书法；有个叫武田的日本贵人，时常来同他闲谈，教他写花字。可是萨默斯博士的「官话」，同凌、张（正作「陈」）、周、劳几位的口音，一点也对不上。

末了，威妥玛先生（后来的爵士）那部《语言自迩集》的最后一册出来了，我立刻动手清理这一团彼此冲突的读音；这部书后来在《泰晤士报》上有长篇评介。可这团乱麻越理越乱，他标的「声调」也错得没救。直到一八六九年我当真到了北京，才发觉自己有许多东西非「反学」一遍不可。真正的解释是这样：假定有一个可以称作上古的、代数式的、或者想象中的平均音「必」，它便随地方的不同而变成种种别的样子；它的「声调」「韵摄」「送气」等等也一样各处不同，正如它的声母韵尾各处不同一样。中国话里每一个字都是如此。然而这里头并没有什么玄机。

老欧

一八七四年我一度病着，我那位广东先生——他自己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替我荐了个代课的来。此人姓「欧阳」这个古老的复姓，照中国的习惯简称为「欧」。他是个又瘦又小的人，一个大得出奇的鼻子，一副又深又哑的嗓子；就凭这两样乐器，他把当时还只半懂不懂的广东音吐得像号角一样分明；尤其是那些声调——一共十八个：简直像驴子叫。这对我是一次启示；其结果，是给学术上的粤语添了好几个新声调，而这些声调的存在，起初连本地的学者都不肯承认。

一八七八年我回到广州，想起了「老欧」，便把他留在寓所里候用。他从前在湖南做过师爷；可他那种刻板的、第欧根尼式的操守，似乎并没有替他的身家挣到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中国的卡莱尔：一辈子痛骂骗子和冒牌货；推崇古圣先贤；满肚子的礼数、丧仪、对「先人骸骨」的敬重，以及一切「君子」所当乐为的儒家做派。有一件事他做不来，就是说不好官话：因此他听见我那个不识字的「小厮」用一种他情愿断掉右手来换的方言同我谈话时，心里不能不吃味。教一个夷人，聊以慰藉自己那日就枯黄的残年，在老先生是很大的屈就。他常拿我比作石勒，以及一千五百年前那些拜倒在佛图澄、僧惠生一流天竺与中国大师门下的突厥种君主。

我的一位领事，官派十足；有一回人家托我替他约见「老欧」，老先生一想到「大人」把先生当下人待，还要向他索取敬意，鼻孔都气得张开了。他答应见面之前，我不得不私下先安排妥当：两人相见时都得站着。至于我自己，「老欧」不落座我从不敢开口，他一进屋我总是起立；在讲究礼数的中国，便是总督见了先生也要起身。

「老欧」虽有一副硬骨头、一种加图式的严峻，私底下却小气刻薄到极处：他要绕着弯儿去算计他的死对头「小厮」，好蹭一顿白饭；偷偷吞鸦片丸，好遮掩自己从前是个烟鬼；同船家为几文铜钱讲价，能涨得满脸发紫；还捉老鼠下饭，说是能叫那不肯长的头发长出来。他不厌其烦地要我明白我这人根性野蛮，不过到末了他也承认，在他的鞭策之下，我这个野蛮人总算渐渐「熟」了些。「我只耸一耸肩，友好地忍了下来」——虽说忍气吞声断不是我们这一族的标记。

一八七九年，一位香港的官学生来广州学中文，我把「老欧」借给了他；老先生带那年轻人到内地去，把粤语教得极好。一两年后，这位新东家把老头子带到香港那座夷人的堡垒里去，在抚华道署里给了他一份差事，他在那里办事极忠。他的精明和对奸猾的憎恶，使他在识破骗局上很有用处；可他天性忠厚，从不肯给人当密探或告密者。他偶尔也教英国军官学中国话；但他一点不欣赏他们那种做作的腔调，常轻蔑地称他们为「武牛」，意思是当兵的牲口。

说「老欧」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所理解的近代粤语之根柢，并不算夸张，因为他把威妥玛爵士那部口语课本译成粤语，前后译了六遍；他也是头一个把粤语「声调」的奥秘说得明明白白、并用固定公式定下来的人。约莫十年前他死在任上，他的油画像至今还挂在香港的官署里。我不大确定当地的英国政府是否给过他那不肯迁就的英灵一点哀荣。无论如何，现任辅政司骆克先生（大家都盼着他不久做总督）始终对他的遗念怀着崇高的敬意；当初把「老欧」引进「化外」夷人生活里去的，正是当年还是官学生的骆克本人。

「满口稀奇的咒骂」

避讳的道理，在中国向来管得极宽。皇帝的名讳不许说、不许印；父母的名讳同样要避开；总之，这一整套东西历朝各随所好，发展成了一门玄秘的方术。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民间的忌讳：做母亲的给孩子取难听的名字，什么「狗儿」「粪」之类，为的是把鬼引开——万一恶鬼起了坏心，要把可人的儿子挑了去。在广州，这一路做法渗透了社会与家庭生活的每一处；比如历书不叫「通书」而叫「通胜」（意即「通通得胜」），因为「书」字同「输」同音。

有一天我正同「老欧」通读孔子所编的古《诗》，便问他：「这里做衣裳用的那个「葛」，究竟是什么草？」

他说：「在广州，俗名叫『实心葛』，因为『葛』字是要避的。」

我问：「为什么？我不记得有哪位皇帝的名字是这个音。」

「不是这个缘故。香港的最高法院，俗称『大葛』——那是英文「大法院」的对音——犯案的那班人不爱提这个字，把它看作一尊司法的神道。还有一层更要紧的缘故。当初外国人刚来的时候，人家看见他们一发怒就要念一句可怕的咒。究竟什么意思谁也说不准；可据说「葛坦」是英国一位神祇的名号，中国人稍一冒犯，这位神祇的怒火便要落到他们头上。所以不单『葛』字要小心避开，那句神秘的「葛坦」，或者「葛坦于海」，尤其叫人害怕。这话连英国领事馆里都听得见，所以您想必晓得是什么意思。如今《诗》的第二首头一句便是『葛之覃兮』——「葛欺覃海」——通篇都有点犯忌；尤其是『葛』和『覃』这两个要紧的字。」

这番话说得那样一本正经，那样字斟句酌地求真，我便没有再把夷人的规矩讲给老先生听。

中国人赌咒的路数，很有几分西班牙气；西班牙人嘴里那些赌咒发誓的粗话，说得再顺口不过，其实并不像听着那么无邪。在北京，骂人的话通常是含沙射影说到你的妹妹，或者说到「王八蛋」。在广州，则是对着人家的母亲——再往上排，父母双亲，甚至十八代祖宗——的隐形躯体施以想象中的凌辱。因此欧洲人「用中国话骂人」，实在是下作。最好自然是「一句不骂」；可你若非骂不可，那就无论如何守着英国人那句老派的「葛之覃兮」罢。

一位中国律师

外国人至今没有一个考取过中国的功名，大约也不曾有人去试过；不过既然朝廷对苗子等族另有专章，欧洲的读书人倘照常例走一遍科举的程途，未必就不收他。反过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已表明，他们的才具足以取得英国的学位，足以通过律师学院的考试而取得出庭资格。要知道，为此这位东方人还得懂一点罗马史和英国史；由此可见，一个能通过资格考试的中国人，除了精通法律之外，脑力必定相当可观。

一八七六年中殿律师学院的学生里，有一位伍才（这是「伍才」二字的广东读法）。伍先生几乎可以断定同广州的伍氏一族多少有些瓜葛，而这一族不是别人，正是旧日公行时代的「浩官」；我想「浩官」大约是葡萄牙人拿来对「伍家」两个音的一种写法。格雷会吏总好几次带我去看过他家的宅子。伍先生取得出庭资格之后回到香港，在那里的最高法院执业过一段时间。不久他的才干便被天津的李鸿章征去，在那里做了多年的法律顾问，也就此正式进了中国的官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现任驻华盛顿的能干公使伍廷芳。

在「学院食堂」里我常同他同桌；不过我想，中国人共同的那些见闻，我们从没谈起过。那时他已经把辫子整个剪掉，大约是因为他当时指望的是英国的前程，而不是中国的。同一张桌上偶尔还坐着一位观察极细、却绝不多话的日本人，即已故的星亨先生。有一回伍才不在，几个学生议论起日本人写字究竟用什么字，我说凡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都会写汉文，人家不大信。于是决定试他一试，在一张纸上写了《论语》开篇的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位未来的政治家看了那张纸，脸上一根肌肉也不动，仍旧守着他寡言的本色，写下一个中国单音字「诺」——说来也巧，这个字的读音听在我们耳里像是「不」，在古文里的意思却正是「是」。

中国人一旦做了官，便要另取一个官场上的「教名」；廷芳，即「庭中之香」，便是伍才的官讳：取意是一位政治家，声名的芬芳「满于朝堂」。当年崇厚把中国出卖给俄国，总督张之洞说他：

纵不能流芳百世，

亦足以遗臭万年。

老卢

这位广东小康人家出身的体面绅士，约莫在一八九三年由英国政府给了养老金；那以后不久我最后见过他一面；但他时时来信，满纸情意，提醒我他还在世——我愿他如今仍在。一八五八年亚罗号之役中，他曾为巴夏礼爵士办过一些机密的事；巴夏礼待卑位的同僚之忠厚，远非同他品秩相当而不必指名的那些人可比，因而设法给这位中国书手谋了个长久的位置。罗伯逊爵士也是忠实可靠、一身硬骨；他宁可砍掉自己的右手，也不肯在同僚背后拆台：在他手下，「老卢」稳稳当当，「享福」了许多年。

老人的准时和热心，最是动人——一八七九年他实际上成了我的属下时，已经是个老人了。他从城里头的家步行来，足有三英里路，从不迟到；无论晴雨，四点钟便一路走回去：至少我从没留他过四点一分钟。他家口众多，为人老实得像青天白日，雇不起两人抬的轿子那份阔气。每天早上十点整，他带着伞、扇子和「胶布雨衣」赶到，又急又累，呼呼地喘。广州的本地士绅惯于从衙门里买官府的文书；可「老卢」骨头硬到这个地步，这类文书我连给他看一眼都少有；虽说我知道他早已看在眼里——而且是伤心多于恼怒——我确曾从某位无赖「绅士」手里收过这样的东西：这是「本地的规矩」。

「老卢」一生最大的心事，是怕人把他顶掉。他照着老一套做那份差事，本是绰绰有余；可他学问不深，落笔也不算快，用「官话」听写更不及他那位手脚伶俐的下手——那人巴望着取他而代之，而且实际上最要紧的活计都是那人做的。再者，这位老书手对「老欧」也有几分忌惮：他知道我在背后养着这么一匹「黑马」做私塾先生。凡有致总督的信要写得真正漂亮，我总是暗地里请「老欧」代笔，背熟了，再口授给「老卢」；「老卢」听得目瞪口呆，佩服我的学问；可我想，一时装装样子，总比伤老头儿的心好。我「教」他，他倒不在意，因为他似乎认定「巴克」不过是他旧东家「巴夏礼」在外交上或糊涂人嘴里的一个走样的写法；但他不愿给任何一个中国人做第二把手。

在有些领事的眼里——或者不如说鼻子里——「老卢」有一桩讨厌处：他身上气味颇重，牙齿又极坏，说起话来唾沫四溅，很不受用；用中国人那句古怪有趣的说法，他的「嘴气」很「大」。

一八八〇年我要去三千英里外的重庆，只好同他分手：老头子落了泪。此后他每逢新年都写信来谢我的「照拂」，其实我连去影响当时的接任者都办不到。一八九一年，久历漂泊之后，我趁去海南的机会在广州盘桓了一下，很难过地发现那件躲不过的事终于来了。「老卢」忠心供职三十年，如今成了第二把手，他的下手被安在了他头上；不过我想，薪水倒并没有实在减掉。我注意到写字台旁两个位子，坐「上首」的是那年轻人；我便问其中的缘故。老人把头扭到一边，一面说，一面几乎忍不住一滴眼泪和一阵羞愧的红；可他并不抱怨，只说自己晓得是块没用的肉，若不是罗伯逊爵士——也许还有另外一两位——「在阴间的情面」，他早该「卷铺盖」了。一八九五年将尽时，他听说我已退出公职，便写信告诉我，他的养老金也从英国政府那里如数领到了。英国政府若能得本国人的服事也像它的中国雇员这般耐烦忠谨，它今日在中国的地位，或许比眼下要好些。

黄医生

一位英国太太坐在闺房的缎面沙发上，倘若有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走进来，动手按她的脉，把耳朵甚至把手贴到她心口上，再从从容容吩咐她把衣裳或内衣松一松——她会怎么想？可黄医生天天做的正是这件事。多年之间，他是至少十几位欧洲太太唯一的私人医生，她们的孩子也都由他接生。在初到广州的人看来，他同寻常的本地读书人毫无分别，只是戴一副小小的金丝眼镜，不是本地做的圆玳瑁大眼镜。这局面的由来，是因为黄医生是——或者据说是——一个基督徒，在爱丁堡取得了医学学位：他在那里受理雅各博士照拂而修业，全靠理雅各的情面，末了才得到广州各国领事在公事上的支持：我初到广州时，那里绝无第二个医生。起初我相信他是穿西服的；他是个匹克威克式的小个子，红润的面孔，一双老实而闪着笑意的眼睛，穿上那身衣裳，很容易被当作欧洲人；无论面貌身量，他活像已故的梯也尔先生。可广州气候闷湿，紧绷绷的欧式「行头」穿着难受；于是他渐渐「蓄起发来」，把辫子偷偷盘在帽子里。等到他的诊务稳稳立住；等到他的朋友兼荐主老罗伯逊爵士，以及外国侨民里的太太们，都习惯了他每天早上的按脉看舌（潮湿的夏日里，她们自己身上也只受得住一件薄睡袍）；他便想到：一件干净漂亮的绸衫或夏布长衫，衬他的身材并不比黏糊糊的帆布衣或一身闷气的羽纱差。这层冰一破，他索性「把辫子放了下来」，穿起正经的中国裤子，手里拿扇子不拿手杖，脚上穿规规矩矩的厚纸底鞋。

欧洲人都极敬重他；不过他不大在乎「交际」——在广州，交际的意思就是吃得太多、喝得太多、白耗光阴、穿着难受的衣裳出汗、上教堂；这几样黄医生（同我一样）都觉得是顶扫兴的消遣。可我常过河到黄医生在河南那边的「窝」里去，同他谈论各样的事。他极敬重外科，中国人于此一窍不通；他的书也读得很勤；但除了几味出名的灵药，如金鸡纳霜、水银、鸦片、碘剂之类，他对「内科药」并不大信；我也不信他心底里当真是个基督徒——就是说，他并不在意传教士，也不大同他们来往；到后来，教堂礼拜堂他都不去；也不肯接受任何人关于他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的说法。然而他是我生平所遇最有「基督徒」气象的人之一；论仁厚、论诚实、论德行，他不输给一般的神父牧师：也许还要胜些。

他终身未娶，同妹妹住在一处；除了外科诊室，屋里的一应布置全是纯粹中国式的；既无妻也无妾；他不饮酒，不吸烟，连烟草也不沾；他极信中国的单方：我也信，我的寒热、眼疾、着凉一类小病，向来都是靠「老婆子」的方子自己治好的。我提过衙门里有个客家老婆子，替我们割草、喂鹿、埋葬罗伯逊爵士那些年老力衰的猫狗：在我看来，她做个「顾问医生」也尽够了；她的方子我用过好几回，黄医生也都点头称是。连古伯察神父也为中国的草药汤剂说过好话。

末了，可怜的黄在后颈上生了个可怕的对口疮，就此送了命。各方都来抢他的诊务；恰好有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场，便归了他；于是中国的「女医」——或者不如说，给女眷看病的中国医生——大约就此绝了种，而且多半是永远绝了。

说到这上头，我不妨提一句：日本人在医术上显出极高的天分；在朝鲜，虽然美国医生（海军的和别的）多得是，我却除了日本医生谁也不请。有一回我喉痈、腰痛、输尿管炎一齐发作，都是大风天穿得单薄又淋了雨闹出来的；可田中、青木两位高明的医生把我的病一样样治得极妥帖：他们受的是德国式的训练。日本人有耐性，从不瞎猜病症；无论什么事，他们总要打到「石底」为止。

中国文人

温州除了这里附上画像的这一位之外，还有好几位先生，不过都不够可亲、不够有性情，值不得一写。那位扬州人是公事上的书手，一望而知是个文雅有学问的人；可同样一望而知，他对夷人并无钦慕之意，除了纯然文墨上的事，也从不肯同你交心：他的态度冷淡而无懈可击。本地那位温州先生属于半饥不饱的穷酸文人一路，穷得除了自己和一窝儿女每天一顿饱饭之外，什么也顾不上想。传教士他个个都认得，对除天主教士之外的诸位所下的功夫，都好脾气地取笑一番——那位天主教士是个意大利人，他同所有中国人（天主教徒除外）都怕他、恨他，主要是因为不懂天主教那一套的规矩和奥秘。近旁庙里那位老和尚是个中古的产物：像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一样，他精明，对人间的种种恶德也绝不懵懂；可他极其谦卑、老实、心地慈和；持平（几乎到了过分宽纵的地步），也肯听道理：在他那点心思和习惯的窄界之内，我觉得他是几位先生里最好的一位：他是个天生的纽曼，只是质地粗些。

那位宁波人是专为讲述官场的鬼蜮伎俩、并印证浙江南北两半方言在字源上的牵连而请的。他最大的特色是刻毒，那种冷酷而不留情面的刻毒，只有在穷人非讨好权贵、非不得罪权贵不可的国度里才想象得出。我们时常一同读小说，书里影影绰绰提到的闺阃中种种手段，他总能以最冷血的精确讲得分明；单看这门学问，就知道无论土耳其人还是法国人，在这一路上都教不了中国佬约翰什么。他讲的故事里最叫人不舒服的一个，是说女人有时怎样把一根猪鬃巧手刺进熟睡情人的肚脐，就此除掉他。

另有一个欧洲人——其实是个美国人——也雇着这位宁波先生；后来出了一场闹事，所有外国人的房子一夜之间尽付一炬，这个刁滑的中国人便得了他一生中发财的大机会。他呈上的清单，开着约莫十二套绸衣、一批贵重的藏书、若干表和首饰。他那位美国东家告诉我，他当初从宁波来时，随身的包袱一共不过两磅重；我自己也从没见他换过两件以上油腻的衣裳：可他的说法很有巧思：合乎他身分的衣裳和传家之物，他是仔细收着的，要等攒够了钱才穿出来；那些贵重的工具书，是为了查我和他另一位东家成天拿来难他的深奥问题所必需；而且他还要对朋友负这些书的价；他的积蓄——汇丰银行的钞票——则已在火里化为灰烬。

他那份「损失清单」由那位美国人私下递到我手里几天之后，我出其不意地要他把损失的东西当场写下来。他给了我一个深不见底的会意的眼色，随即动起脑筋。我说：「这有什么好想这么久的；你有几条裤子几件褂子，自己总该记得。」可我到底不是他的对手：他居然分毫不差地把先前写过的全记了起来；既然拿不出他撒谎的凭据，我便把他的清单批了过去，如数照付。我自己的「小厮」竟也有脸开出一张一百二十元的单子，说是「头一个星期供给那些受难传教士的茶点」；我骂他是个无赖，告诉他那几位是我自己出钱招待的，他却说：「不用生气；我撤回就是。六块钱就全够了。我自然以为您也要报一笔损失，我也想跟宁波先生一样，从里头捞几个钱。」

这些小事，最能说明传教士常常真心陷入的那种为难处境。教民在袭击教堂时受了损失，他若不肯帮忙，他心里明白官府是绝不会帮的；他若帮了，便冒着助人行骗的风险，还要落下一个话柄：让刁滑的中国人借着他的患难，替自己讹诈过分的赔偿。

中国的诗

不略略窥见一个异族的民间歌谣与诗，便无从进到那个民族的心魂里去。下面是《诗经》——经孔子搜辑编次的古「经」诗——头一首的译文，尽可能逐字对译。这是我约莫二十二年前译出并刊布的，用的是这样的字句（原文每句四言）：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

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钟鼓乐之。

其中最可注意的一点是：一首在两千到三千年前唱出并写下的诗，今日在各处方言里居然都还听得懂。——当时同时刊出的还有别的五十来首译诗，其中远非首首都能像上面这一首这样容易纳进英文的韵脚里；不过下面这一首，是格外温柔美丽的一个例外：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

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

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

但其中最动人的，也许是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贵族女子所作的一首纪实的诗；她为政治的缘故，被嫁给了今日伊犁一带一个掉光了牙的老鞑靼王。约莫七年前，我曾把它介绍给公众，作为一篇论中国语文学的文章（见翟理斯字典）的「题辞」；不过把它译成一种也许比英文更宜于表达伤感之情的文字，这份功劳留给了一位同道的德国汉学家。这位译笔高妙的人极见巧思，不但几乎逐字译出，而且每一节的音节数目与次序也尽可能与原文相同：

我的家族把我

唉！嫁了出去，

把我送到远远、远远的

人世间去。

在那遥远的

乌孙之国，

唉！如今我成了

国王的妻。

唉！如今我住在

一顶帐幕里，

那毡子替了我

家中的墙壁。

我吃的东西

只有肉食，

还给我斟上

一碗马奶酒。

唉！自我到了此地，

我的心便烧灼！

思念故乡的情

无尽无歇。

我情愿立刻

化作黄鹄，

便好快快飞回

我的邦国。

英文则大致可以这样：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中国原诗只有十二行，每行五言三言相间。由此可见，能摹拟这位孤女那种简练笔致的，到底还是英文；同样的意思要在德文里说得明白，篇幅非加一倍不可：然而两者都不足以传出中国文字那种质朴的力量。

第十一章陆军与水师

中国的军队

一八七〇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们三个人在雨雪交加中往南走；此前我们在长城一带骑马跑了好几个星期。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叫石匣的镇子，离有名的古北口还有一天路程，就在东陵近旁；我们浑身湿透，一肚子闷气，狼狈不堪。前头一阵铃铛响，我们抬起头来，只见一个模样舒舒服服的小理发匠，戴一顶猪食盆帽，提着他的铜盆，正快活地催着他那头毛色油亮的驴子飞跑。他一面摊开手掌欢欢喜喜地摇着，一面嚷道：「一个空处也没有啦！」我的一个同伴闷声说：「我真想把这家伙的脖子拧过来。」

到了镇外，几个兵卒相当无礼地拦住我们盘问；再往前走，兵卒越聚越多，神色也凶起来，出言不逊。据客店老板说，那天到了五千人马，为的是北边老远一桩俄国人的惊扰；他们就地驻扎，把镇上每一间还住得人的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占满了。

我们的处境实在狼狈而绝望，尤其是当我们走近一处挂满灯笼旗帜的围场，听见「常大人」几个字，又从卫兵那副倨傲的神气看出：我们如今是站在「衙」——也就是大营——的门口了。忽然我灵机一动，一个孤注一掷的主意仿佛不经思索便自己成了形。我拨转马头径直往门里闯，一面高声喝道：「立刻带我去见常大人：我们身上带着恭亲王发的公文，谁敢侮慢御宝，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

这番「大话」至少收了一时之效：那些正怒气冲冲扯着我马缰要把我挤回去的兵卒散开了；不多时一个低级武弁悄悄走上前来，将信将疑地同我交涉。我却咬定这「案子」十分要紧，非常大人亲自出来说明他部下这番无礼不可；于是在那位统帅安闲歇息的帐篷或棚屋外头（天太黑，看不真切）争执了一场之后，我一个人被放了进去，另外两位仍旧淋在雨里。

我被引到一间小小的外室，又同那里的书办师爷们争了一场，还得把文书拿出来——那不过是身为总理衙门首脑的恭亲王所发的一张大号护照。护照送了进去；我们当时所用的三个名字——巴（巴克）、卜（布洛克）、贾（贾德纳）——似乎立刻在这位老将军身上起了某种说不清的作用；因为当我半推半嚷地闯进他的内室，假装为他如此怠慢有品级有身分的官员而气愤时，他竟满脸欢喜地迎上来，双手握住我的手。他称我「巴军门」，说再会之下何等欣幸。

这出乎意料的举动我一点也不懂，便对他说：卜军门、贾军门还在外头淋着雨受着冻，他们没进来，我实在不好领这份盛情。他们进门时，我匆匆递了个眼色，叫他们说话「跟着我走」；于是我们一同在一间暖和舒服的屋子里坐下，抽烟喝茶，叙起我们从前在北边共同用兵、共同勘界的旧事。一切顺顺当当，大家越谈越起劲，简直到了兴高采烈的地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始终没能弄明白；可我们要的是住处，常将军很快替我们找到了。这才是正经。看情形他是把我们错认作他从前见过的几个俄国军官；而我们当时情势紧急，也就不觉得有必要去点破他。

落难的武将

中国的武官，便是算在最高一档上，文官看他们也总带着一种敬畏与轻蔑掺半的味道，正如我们看职业拳师一样；更何况其中最勇的往往本是可怕的叛众，后来「反正投诚」或者被收买过来的；譬如刘永福，从前的黑旗，如今是广州武备上的柱石，便是这一路人。一八六〇年以来，事情更坏了：捐纳开了，实缺升迁少了，近年兵燹之后闲置的军官又多得没处安插。于是管着一什兵的人挂着参将的虚衔，一条炮艇的管带在名义上是个提督，都算不得稀奇。我自己的用人就有人许过他一个参将，只因为他站得笔挺；我那位博学的朋友夏德博士，也无意中发现他的「马夫」原来是个都司。有了上面这番「破题」（照中国做八股的说法），下面这段故事的妙处才不至于全然落空。

一个闷热的秋日，有人把一张名片送到我办公的屋里，说「云南提督」有要事相告。进来的是个相貌平常的人，与其说像武将，不如说像裁缝；说着说着，自然而然就把话头引到「借钱」上头——差不多所有来向生人道寒暄的中国人都是如此。同那种为驳倒你每一条理由便临时编造谎话的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只说：「劳驾到隔壁屋里坐一坐，我给您写一封信到知县那里去。」（凡上司「捐题」，一应开销都由知县买单。）于是我用领事的名义写道：「此人既出示文书，想来当真是位提督；果真如此，则显然应由广州的中国官府自己为他凑一份捐款；这就是说，倘若皇上的一位武官当真短了银钱：英国领事馆于此类事实在无从过问。」

此事过了几个星期没有下文，早已被人忘了；不料有一天，一纸呈文送到我手上：正是那位好汉提督写的，他已在县狱里「坐着监」，恳求领事「看在他老母面上」把他弄出去。这并不难办，我们也就办了；可叫我纳闷、至今也没弄明白的是：一个区区七品的父母官，怎么敢把一个戴红顶子的人关起来。别说知县，就是他的上司，也极小心不肯叫一个读书人下跪、不肯以任何方式折辱他；至少要等总督或巡抚照例「摘了顶戴」以后才行。

这人其实是个普通兵丁，至多是个什长或哨长；看来潘泰之役中虚衔是漫天撒出去的，正如云南军中供应的收据和票券在广州被当作废纸一样：竟真有一个人想请英国领事馆替他「催讨」这样一张票券。后来那位不幸的提督瘦成一副骨头架子来谢我的「恩典」，我吓了一跳。想到他这场苦楚实在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很觉过意不去，便自掏腰包送了他五块钱，算是给自己的过失赎罪，好让他至少能走回云南的一段路，回他那个「老窝」去。

一位英勇的水师提督

在这些不事铺张的人物写照里，我并不着意按大略的线条去勾画中国人的脾性，而着意把在我自己眼前、在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发生过的确凿事实记下来；所以我尽量少作、也尽量简短地向陪审团作总结，让公论这个有用的团体自己去下判断，只是在法律与惯例的要点上，仍得保留法袍中人所应有的那份「指示」。不过宜昌的何进升军门实在是一位格外忠诚、格外得人望、格外能干也格外可亲的官儿，我不能不就湖南人——他正是其中之一——略略「铺陈」几句。有一回我当着他那张肥胖快活的脸热烈夸他，他自己说：「湖南人不怕死。」这句话逐字译成「洋泾浜」自然最顺口，一个字对一个字，分毫不差。这话是真的。湖南人的性情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它同中国别处的地方性情都不一样。举国的文武官员大半是湖南人；大体而论，卑劣的行径从不出自湖南：凡湖南人之事，我无一不引为己事。对一个直到不久以前还死死仇视基督教的省份说这样的话，也许失之笼统；可是何等可喜：自从杨格非一类真正有耐性、肯体谅的传教士，默默向湖南人证明了自己并无私图之后，如今全中国再没有哪一处的前景比这里更有希望了！——这自然要以宗教是宽容的、合乎人情的为限。我深信湖南永远不会成为天主教开垦得好的田地。我们切不可把一种本性诚实忠厚、偶尔也会犯错的心地，同那种一味保持、或竭力装出毫无瑕疵姿态的相反的心地混为一谈。湖南人心地老实，身子骨也老实；他们的人穷而耐久，像他们自己织的土布；方言又粗硬得叫人不容易亲近——也许正因如此，才有几分苏格兰式的宗族抱团；总之，照例湖南成队的人（当兵的等等）非得由本省的官长统带不可；外省人若不学会当地的方言，永远挤不进他们中间。我想这个省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不曾出过一朝天子，不曾扯旗造反，也不曾自立为一国：它同它居民的性情一样，还是一片处女地。像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刘坤一这样出色的人物，只能出在湖南。

何军门在宜昌镇总兵任上「坐」了许多年；但他对众人最大的功劳，是在峡江与滩险的行船一事上；他手下还有一支极得力的救生「水师」，本地叫作「红船」。我溯江而上时，有一条红船几乎一路相随；凡险处都驻着一条，随时无偿地救助任何人。倘若（这是天天有的事）一条货船脱缆漂走、卷进漩涡，或者在礁石上头绳索崩断，立刻就有一条红船像蜘蛛一样从某个隐蔽的角落里飞出来，几桨之间，几秒钟内便赶到当场，把那些挣扎的可怜虫捉住——是救，不是吞。

我同何军门互相拜访过，一同吃过饭、喝过酒。他一丝一毫也不张扬自夸，只是把自己做的事讲给我听，讲他因为有用而生的那份快乐。滩险的「每一寸」他都亲身熟悉，还刊过一部行程指南，把两百英里之内每一块礁石、每一处回流、每一道急溜、每一个漩涡、每一处险境都写得明明白白。二十年前我把它译出并刊布了大意：我们欧洲人关于「滩险行船」的最早的一切见识，都是从这里来的。

何军门手下的人同他一样忠诚爽快，使我上水的一路始终是件痛快事。几年之后他「归了宗」，复了本姓罗，因为族里要用他去办中国人所谓「借鸡生蛋」的事——就是过继、再过继；必要时还得娶两房，立两个门户。照张二的话说：「一盏灯照两间房。」

一位旧式的军人

田在田（意即「田中之田」）是山东人，我一八八〇至八一年在重庆时，他正居重庆镇总兵的要职。当时的两广总督张树声是他从前的袍泽，一听说我要去四川，便主动给我写了一封荐信给田；靠这份客气，我吃了不少丰腴的中国席，交了不少快活的朋友。田镇台看上去五十五岁上下，不过他鸦片瘾极大，人又枯瘦，实际年岁也许还轻些。一八五九年他已经做了山西太原府的总兵，后来奉调云南去帮办剿办回民之乱。可是他并没有去，而在此后两年间同太平军北路的一支、即所谓捻匪作战。同办此差的同僚之一，是臬司吴棠，后来做了多年四川总督：一八六一年两人都因解了皖北宿州之围而大获功名；那个地方从公元前二百年到公元一九〇〇年，一向是「拳匪」一类乱民的渊薮。

我从前大约每月一次到田在田自己的衙门里去吃两人对坐的小酌：他的妻女获准躲在屏风后头咯咯地笑，可他从不许我瞥见她们那「羞怯闪躲的风致」一眼；她们也没让我瞧见。吃到一半，他照例要「告便」二十分钟，去抽两口烟提提神，他太太也兴致勃勃地一同抽；此外两口子还通宵抽烟，到下午才起床。这些上菜之间的零碎工夫，我总用来对着屏风后面那些神秘人物「咳嗽」，以及做些别的勾当；不过自然是规规矩矩、守着游戏规矩的——就是说，决不离座去偷看。

这位英勇的镇台在军事上的窝囊，同他待人接物的周到一样惹眼。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在「享福」，算是从前吃苦的报偿。他麾下那些「大军」的饷银，他要克扣一半以上；而那些大军本身又虚得没有个影子，所以在我被乱民围攻的那个难忘的日子，我压根儿没有派人去知会他，而是请那位知县（一位悍勇的蒙古人）带着他手下真正管用的差役亲自来。「闹事」平息之后，文武各官凑一桌压惊的酒席请我，田镇台品级最高，便坐了首席（席钱由那位蒙古知县出）。那天热得厉害；于是众宾客穿着全副公服彼此见过礼以后，他同道台便提议：大家索性光着上身，只留一条裤子坐着。（我不妨提一句：夏天在北京，连亲王都这么办。）这番好意我至多只能承让到汗衫为止；于是他们为体谅我的拘谨，也就不曾脱到那件油腻的布衫以内。这一回，席前两天有人请我的「小厮」去做一样西菜；他却激烈地推拒，弄得我不能不疑心他这番义愤背后另有一段中国式的曲折：后来才说出来——「万一您吃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他们就会说是我干的。」我得承认，下毒这个念头我自己也独立地想到过；不过我很有把握——不是信他们的德行，而是觉得在这种情形下，用那种法子把我除掉，对做东的人并不合算；何况我从来不曾有过什么「难缠」的地方，而中国官员只要你和气，是不会加害于你的。镇台开席，先敬我一杯「杏仁茶」——那玩意儿足以毒倒一屋子贵格会教友：我却一口气把它干了。

我记得田在田，多半是因为他告诉过我一些关于臭虫的学问。我说起一桩怪事：住客店时帐子上总爬满了它们，却从不来咬我。他说：「您不知道对付它们最好的法子么？我总是光着背睡，它们又不爱在被面上或被底下待着；所以等我觉出有两三个聚在肩头一处顺手的地方，我就巧妙地一扭身，把它们挪到枕角上，不用起身就压死，让它们在那里结成一块干饼。」中国的枕头是个硬东西，用竹子或木头做成，外面蒙着油绸；睡的人把脖颈（不是头）搁在那光滑的横档上，两头张开，无论你怎么翻身，枕头总是四个硬角着地：田镇台那个精明的法子，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水师

琅威理在他那件吃力而克己的差事上——把军纪的观念灌进那支新建而糜费的中国水师里去——本已渐渐见效；这支水师是在皇上的父亲（一八九一年薨）督办之下改编的。不料巡航途中他手下一个管带愚蠢地侮慢了他，李鸿章又优柔寡断地予以纵容，这段关系便戛然而止；对方既不道歉，这位英勇的军官便表示：除了把这一趟巡航带完所必需的日子之外，他决不肯在中国的差事上多留一天。就新加坡这趟巡航而言，丁提督（不过是个摆设）同琅威理是「会同统带」；可当丁提督离开香港往海口短跑一趟时（顺带在那里搁了浅，把船碰坏了），留在香港的那位中国管带中资格最深的一个，竟把提督的旗降了下来，厚着脸皮升起自己的旗，说是「提督不在，由本官暂摄」；如此一来，他既抹煞了自己师傅的位分，也抹煞了一体不可分的实体中第二个位格的份额。

不过这些事我当时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我的朋友丁提督——我上一回见他是一八八五年七月四日在济物浦——带着六七条威武的铁甲舰出现在罗星塔锚地。我又知道琅威理正忙着把这支舰队整得有模有样、有军纪，因而我那身不合规矩的「制服」上有什么毛病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刚从英国带出来的一顶高礼帽派上用场，以「半正装」——或者说「海德公园装束」——登船。

座艇漂漂亮亮地划了出去，桨手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号衣，戴着镶蓝边的阔边草帽，每顶帽子上还缝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那个戴高礼帽的人形坐在艇尾，凭着长年本地历练出来的手劲摆弄绳索；末了我们利利落落地靠了上去。我相信罗星塔锚地有史以来，从没见过一顶高丝礼帽；至少断没见过一顶坐在座艇里出去做官式拜会的高礼帽。快靠上那条正主儿铁甲舰时（我们先靠错了一条），我看见甲板上两个值日官正举着望远镜，窥探艇尾那个古怪的物件。我踏上后甲板行礼时，那位副尉又把帽子端详一番，把名片仔细看了看，然后对我那句「提督在船上么？」反问道：「哪一位提督？」

我说：「在船上的那一位。」

他说：「唔，两位都不在。请问阁下是谁？」

我答道：「我的旗子在那里。」

「阁下是什么品级？我要放礼炮。」

「哦！千万不必。我们的兵船在港内很少放礼炮；再说，您看，我并没有穿制服来。」

他又朝那顶帽子看了一眼，匆匆翻了翻一本像是旗谱或者手册的东西，重说一遍：「不行，我一定要放礼炮。」

我半信半疑、甚至有几分狼狈地挪下座艇时，哨笛响了起来：我听见一阵跑动的脚步声，又看见军需长在升降索上摸索。既然如此，我想还是「缓桨」的好，免得他若当真要放，炮响之前我倒先到了码头；同时把座艇挪出炮口的方向，免得那些「可怕的家伙」误装了实弹或开花弹。可不知什么缘故，那些炮到底始终没有响。

「他们在干什么，杰克？」我问道（拉不下脸回头看）。

「没弄出什么名堂，老爷。」老实的杰克答道。

「那就走罢！」我们便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第二天（星期日），英勇的波考克船长（后来被人杀害）同我私下在琅威理那里吃午饭；自然都穿便服；我把上面这段故事讲出来，算是对他讲的几件同类事的一个盖帽。不料琅威理当了真，声言要给那些甲板军官上一课。他当即下令：即刻备好礼炮，「为英国领事放」。我们除了一条脏兮兮的中国旧舢板，再没有别的可乘，那船上连一面旗也没有；我们两人又都穿着寻常的粗呢衣裳。可我们一踏上船，信号旗便升了起来：「升英国国旗。」舢板摇摇晃晃地划出去，我们两个恭恭敬敬地站直了，各自扶着波考克船长雇来的这条船的席篷稳住身子；我就这样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领受了那迟到的七响礼炮。

中国人对琅威理这种愚蠢的对待，后来大约就是把他们的舰队间接送到日本人手里的缘故。

一个煽动叛乱的人

英国占了八莫之后，有一回据说中国人曾对那地方突然扑了一下；不过当时我不在场，我提这件事，或者说提这个传闻，不过是要说明：这样一种风险是有人想到过的，也是当作随时可能而加以防备的。

有一天我那个中国听差神神秘秘地走到我跟前，压低嗓子说：他听到确信的消息，一个在逃的缅甸僭王委了一个中国兵，把那颗王印带过边界去，在八莫近旁招兵买马，以图煽动叛乱。他极力要我也压低嗓子说话，我自然要问：这对我有什么眼前的危险。他于是说出一句叫人很不舒服的话：这个兵此刻就在我自己屋里，他在我的书手那里谋了个厨子的名分。这听差起疑，最初是因为那兵拐弯抹角、却又一味装作「随口」地打听：我睡在屋子的哪个角上，我是不是随身带枪。以上这些消息，是用一种十足中国式的法子一点一点从那人嘴里套出来的——他仔仔细细讲给我听了，这里不必也不宜细述。据我这位报信人断定，那个书手是清白的，并不与他串通；而那兵所以要把我摸个底细，据说是想防着我——因为在可能识破这场阴谋的人里头，只有我是个有职分的官儿——去把干系坐到那些中国的主使人头上。另有一说是：他要为他那个同伙凶手被交出去的事报仇。

要依法把这人拿住，隔了好几天才办得成；这几天里，我夜夜枕上睡得很不安稳。在他身上并没有搜出什么可以坐实的东西；不过无意中查出，他有好几回被人跟到一家中国剃头铺里去；然而听差并不觉得这有多要紧。我却不这么看。我立刻请这位剃头匠来替我剃头；他提着那套家伙大摇大摆走进来时，我猛地揪住他的衣领，问道：「那颗印在哪里？」他自然装作全不懂我说的什么；可当他看见听差阴沉沉盯着他，听说那个兵已经被拿了，又听说他的铺子就要被搜，他抵赖了许久之后，终于决定招认：那兵有一天求他，趁自己去办「别的事」的时候，把一件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埋在他铺子里存放。他当即被押回自己铺中，那颗印终于在地底下颇深处被起了出来。后来还借重这位剃头匠做线人，去查这场所谓阴谋的枝节；那个兵则被提上堂来受审——或者不如说受讯。

有证据表明，确有若干中国亡命之徒同那位「敏萨」，即缅甸的「王子」有过联络；看来这犯人心里也确曾盘算过某种说不清的图谋；何况这倒霉的兵，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一个讲得通的道理来解释他身上何以会有一颗缅甸王印：说他是拿它「印饼子」用的，便是心地最宽厚的人也难以接受。可是按英国正规的办法，并没有真凭实据可以定他什么重罪；于是只好照本地条例，当作一个没有正当生计的游民处置，把他逐出八莫，管束若干时日。

陈都司

中国的官场（对两边都无不敬之意）不妨比作布尔战争以前英国陆军编制中某些不健全的部分。道理极好，号衣挺括，责任不大——只要「面子」维持住了；体统极大，位分明确，隔三差五还有一趟惬意的外差；然而最要紧的一点，是缺少彻底、缺少准备、缺少应付突发局面的迅捷与实效。（我这些话不把那支了不起的印度军队算在内。）于是两边都常有这样的结果：本来循规蹈矩、心地不坏却不切实际的人，做成了官场的「架子」和「驽马」；而一到危险或紧急的关头，出头的却是些意料之外的局外人，他们全凭本事，把那些更好看的「行政长才」挤到一边去——后者只会在文牍与分散的责任之间兜圈子，以求自己乌纱的平安。我个人相信，布尔战争对我们的「有闲阶级」大有好处，哪怕只为了让我这样的平常人看见：一旦事关祖国的荣誉，公爵同厨子一样甘愿去挨枪子。

陈都司成功的唯一秘诀，是他有一种难得的本事：只看鼻子底下的直路，而不去外交式地绕着弯儿打量事物，也不去玩弄事实以求把局面「圆过来」（照中国文人的说法）。他的发迹我自己是否无意中有些干系，我不敢断言；总之，我最初见到他，是他正在海口督造几座新炮台，那几座炮台是要控扼法国属地海防同英国属地香港之间的海峡的；我那位能干的同僚、海关的朱利叶斯·诺伊曼先生对他极为称道。这项军工，多半是那位精力过人的总督张之洞下令兴办的；我到那地方之前不久，张在广州的位子由贪婪而彬彬有礼的李瀚章（李鸿章的异母兄）接了去。陈都司亲自督工，极有干劲；部下管束得服服帖帖；手里有欧洲的图说和图样，因而造得出真正管用的炮台；对凡是同他打交道的外国官员，他都相处得极好——人家对他也一样。末了，为酬这一段特别的劳绩，他出人意料地一跃而升了海口营务统领、即「参将」的要缺署任。这一来他有了自己一座大衙门，气派也颇不小；由于他被认为在夷人跟前有「情面」，连他文职的上司道台（实际上就是全岛的巡抚）都时常把一些棘手的「交涉」托付给他。我离开他时是这样；如今他是否还在得意之中，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要紧的是这一层。陈都司是个「直」到这步田地的人，你从他嘴里可以问出别人讳莫如深的确实情形；因而我从前对中国衙门内里生活的一些浮泛印象，得以在眼见之下坐实。他有一位太太——自然是徐娘半老了——她当家的样子，那种既警觉又不容情的样子，活像一个能干的法国中年女人管着一爿忙碌的咖啡馆。陈都司买妾、卖妾、换妾，全无顾忌；这份自由，显然就是他同太太之间「讲和」的共同基础：「快活归你，权柄归我。」他是个明白人，对太太面子上向来恭敬；他一去炮台、营盘、兵船，往往一去几个月，从不带她同行，可事事都要同她商量；钱袋交她掌管；凡不随他在外的姬妾和「丫头」，一概归她「内当家」管辖。

以一个中国人在寻常境地里所能做到的限度而论，陈都司算得上老实。自然不能设想他在那样一桩大工程——我记得是五十万两银子——上不捞钱；但他并不一心一意去捞钱。他把交给他的营伍维持得有钱可支、可用可战；他维持地方治安，不畏强、不徇私，尽力使传教士与商人一样得到公道。谈吐之间，他是个颇没学问的人；不过这在中国无关紧要，那里言语原居末位，总督操着乡下土音，无论文武官员，都有「写字先生」替他们预备停当。这就像我们的法律：要紧的不在于你懂不懂，而在于你知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关于陈都司我不愿多说，免得妨碍他日后的前程；我在这里给他留一段，是要举个例子说明：便是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有时也会遇上心地极公平、极通情理的官儿。

丁提督

这位勇敢而无能的将官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自尽，也就是威海卫向日本投降之时。他手下的军官多半表现得不错，可是兵和水手不是哗变，就是不肯打仗；我从前常去拜访的铁甲舰，沉了四条。丁提督写给日本统帅的最后一封信，是一篇极动人、极有男子气的文字。

我最初同他相识是一八八五年在济物浦，那时他正十足享用着他的黄马褂，以及中国皇上赏给他的别样恩典——酬他立了一件十足天朝气派的功劳：他把朝鲜国王的父亲诓上自己的旗舰去赴宴（一八八二年八月），趁势把人绑走了。那时日本公使花房正因这位专横的父亲仇教仇日的热劲而威胁着那位孱弱的国王。同时袁世凯以极高明的迅捷把全军开进汉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就把中国的势力重新立住了。一八八四年冬天又起了第二次角力，日本人再一次落了下风，各国公使只好「拔脚」逃回自己的馆舍。一八八五年十月，袁世凯把国王的父亲送了回来；第二年，得胜的中国水师在皇上的父亲、已故的醇亲王总揽之下彻底改编，丁提督做了北洋一支的统帅。那一刻，这王朝的气运看上去从没有这样春风得意过；至少自一八四二年那一仗以来不曾有过。

在这之后，英国海军的琅威理上校被劝说再度东来，接手这支大有希望的「北洋舰队」；他同英国海军的秦少校，早在一八七七年就替中国办过一桩好差事：把第一批「蚊子船」带了出来。一八八八年二月，琅威理在上海埋头为这支新舰队张罗。头绪略略理顺之后，有人觉得不妨到南洋去把中国的旗子亮一亮，因为有野心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正急于在那里重立天朝旧日的声势。那时他认为德国人是「和善人家」，而格外急于剪一剪英国那双淘气的翅膀。舰队先到日本和马尼拉，随后预备巡航新加坡、巴达维亚、暹罗、槟榔屿和缅甸。

正是这趟巡航途中舰队泊在香港时，出了前面说过的那件事；可以说，中国后来败于日本，至少有一部分是间接由此而来。琅威理提出交涉，李鸿章愚蠢地回了个含糊其辞的答复，等于是认可了这桩无礼之举。琅威理虽受此大辱，仍旧宽宏大量地把事情按下不提，等南洋这趟巡航完了再说，免得「半渡换马」；巡毕，他便断然声明要辞职，而且果真辞了。此后李鸿章一再明里暗里想请英国海军部再借一个人给他；可是既无正式的道歉，事情终究没有办成——至多不过暗地里弄出几个次一等的教习罢了。

正是两位提督从南洋巡航回来之后，丁提督在罗星塔锚地对我作了那次兴高采烈的「官式」拜会：他嗓门极大，巡航得手之后，显然十分得意。——琅威理一走，舰队的军纪立刻松弛下来；真打起仗来，日本人自然一下子就把它剁成了肉泥。丁提督既没有像样的号令，也没有接济，于是服毒；照他自己的见识，他死得像个君子、像个有气节的人。

一位朝鲜的水师提督

我平生最愉快的经历之一，是官式拜访釜山近旁水营的那位朝鲜水师提督。不懂忽必烈和丰臣秀吉的两场战事，便很难想见这个职位在史事上的分量：那位骄狂的蒙古人如何想吞并日本，如何花了几年工夫「整顿」朝鲜的水师；如何沿朝鲜与济州岛的海岸处处设站；末了他那全部兵力（多半是满洲人和朝鲜人）如何在一场恰到好处的风暴里，照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样子被一举荡平。至于丰臣秀吉，此人的作为在远东史册上之有名，正如奥地利的唐璜在欧洲。釜山近旁的古城东莱，在史事上同加的斯或敦刻尔克一样耐人寻味，而它至今仍与几百年前分毫不差。丰臣秀吉是个怀着拿破仑式念头的枭雄；他的用意，是把那些信教的将领像一个个乌利亚一样送上前敌，好在本国政局上制造一个转移；然后如果办得到，再叫他们取道朝鲜替他征服中国。朝鲜像一副纸牌一样塌了；可衰朽的明朝为保护自己的藩属，出人意料地猛冲了一下；丰臣秀吉的暴卒，则把他那些煌煌大计一笔勾销。这都是三百年前的事了；当年在水营提督的旗下，釜山一带海面上有过多少次恶战：炮火用得很不吝惜。

我在那地方冒充斯美尔迪斯般的短短两星期治理期间，屡次到鹿岛、东莱和四郊去游历，自然也去访了这位有历史的提督，他住在自己一座近乎城堡的小城里。有个故事说，彼得堡至今还有一处站着一名俄国哨兵，为的是不让人去摘叶卡捷琳娜大帝当年吩咐他的前任守护的那株玫瑰；而这里却是个货真价实的例子：一位提督享着丰厚的俸给，手下连一条舢板也没有，全靠三百年前的旧话养得肥肥胖胖。我不妨提一句：朝鲜的「两班」即「士人」，虽然在我们眼里是个滑稽得可笑的角色，可在这样一个乡气十足的国度里，却是人类中格外文雅的一种。生而为士人者同单单一个「人」之间，隔着那么宽的一道鸿沟，以至于士绅口中不用「人」字，而用「农」（「家伙」）来指称下贱的、「非」士人所生的人；称呼他要用第三人称，叫作「伊农」，即「那个家伙」。这就好比一个法国人不说「先生，您上哪儿去？」而说「这个东西上哪儿去？」

可是这位博学而英武的水营提督，简直叫我说不出话来。论身形相貌，他活脱脱是个典型的英国、或英属印度的退役上校，而且是最清瘦、最讲究衣着的那一型。他脸上的神气是极高的礼数与极好的教养。他的双手干干净净，而且——更难得的是——干爽；指甲修剪得配得上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他举止毫无一丝拘束，说话又快、又有权威，却又和婉，令人想见一位最长于笼络的俄国外交家；便是对站在我身后那位「不是生而为士」的朝鲜通事，他也说得温温和和，带着客气的谦下，巧妙地避开那个「你」字，却又始终不肯用一个「您」字来降低自己的身分；或者不如说，他像一个有教养的意大利人那样，能在「您」与「你」之间闪转腾挪，而竟一次也不必说出那个不上不下的称呼来。糕点、茶和酒的一席，精致到了何等讲究的地步；他牙齿齐全，说话时不会把碎屑喷到你脸上（这一点提示，对本国某些身分很高的人也许同样适用）：他写的汉文极好，我们不久便丢开那位粗笨的通事，改用「笔谈」，彼此说着我们两个是何等高明的人物，又发了些别的玄谈。

朝鲜官员穿在白袍外面的那些艳丽鲜亮的好绸子，是再没有什么能胜过的了。这人的马鬃帽子单当一件工艺品看，也非值十英镑不可：帽顶上一枚「顶子」是一只鸟，用一块玉雕成，极见匠心。如今人人都知道，朝鲜的帽子形状同北威尔士老妇人从前戴的帽子一模一样。就我所能弄清楚的，他的「兵力」大约是十个兵。也许他不过是碰巧在那里；因为在朝鲜，官儿们爱住在汉城，把外省的差缺交给刁滑的家人去包办，一如他们至今效法的明朝那套老规矩。

邓管带

一般而论，中国人不像朝鲜人，他们没有一副基督徒的心地——就是说，他们没有那种谦卑恭顺的天然敬意，使人容易接受我们的宗教教诲。这一点不可同「宗教心」混为一谈，因为朝鲜人比中国人更硬朗地不信神，也远不像中国人那样时时刻刻迷信。要笼统地给一副「没有基督教的基督徒心地」下定义很难；不过具体描一描邓管带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可以间接地得出这样一个定义。他的出身我一无所知，因为他英文说得那样好，在他面前从来用不着说一个中国字；但我相信他是广东人。他在纽卡斯尔住过，是被派去监造阿姆斯特朗厂的一条巡洋舰、并把它带回来的。我是在济物浦同他相识的，他在那里前前后后待了几个月。我想他那时的船是「扬威」，不过这一点于故事无关紧要。他极想把自己的英文「笔路」弄好，因此凡有品味有见识的人都不难明白：他来向我求光求雅，是明智而妥当的。他每天写一封长信给我；我照例改好了送还他，供他去读、去圈点、去熟记、去消化。他很可能是个基督徒；可即便是，我们之间也从没谈起过这个题目。总之，我从没见过第二个中国人这样叫我想起旧日清教徒那一路心地。邓管带永远是庄重的、沉静的、深思的、体谅的、有礼的。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以任何方式取乐；可与此同时，寻常的茶点他照例奉上，甚至会点起一支纸烟来陪客人的场。他的船和他的人始终整饬极好；可他从不大惊小怪、咋咋呼呼，外表上一点也不严厉。他给人的印象是极爱国，仿佛总在思量他国家的前途。谁也不曾见他摆过洋派头，不像大多数被「文明」涂过（或者抹过）一层的中国人那样：就是说，他从不瘫在安乐椅里；不为卖弄而「做」出一段谈吐；不用满不在乎的姿态吞云吐雾；不把自己的「权利」挂在嘴上；不试图给人难堪；也不哈哈大笑。他不惯在「油漆费」上揩油（这在中国水师里是常事），也不惯克扣部下的饷。

总之，远在有什么事把他的名字送到公众眼前之前，邓管带就给我一个心地高尚的人的印象；所以当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济物浦上岸驻了一夜，他恳切请我把他们撤回去，我不得不拒绝，心里实在很难过。他当时的处境十分尴尬：他是一队铁甲舰的首领，那些船都泊在镇外一望可见的地方，那里还有一条日本兵船；可是照中日两国政府的约定，没有彼此同意，哪一方都不能派一个人上岸；而中国领事已经被告知：他若不能维持秩序，英国的陆战队便要替他守住他的租界。我自然提议改由邓管带去办；可是「外交」（它有时成事，有时也坏事）冷酷无情地挡在他前头。那条小小的英国船就近泊着，几乎可以挂在那些大铁甲舰的吊艇架上；然而「外交」（而且是次一等的、领事一级的外交）却一时使它比舰队还威风。

一八九四年对日之战中，这位勇敢的军官等到了他的机会，他在鸭绿江之役随船同沉。邓管带虽然谦抑有德，却断然是有抱负的人；论算学的才具与海上的才具，他（就一个中国人而言）都很高；而且他有胆气，而胆气正是中国人打起仗来最先垮掉的东西。在怯懦、贪污与不公之中，胆气是很难健全的；我很怀疑，我们自己的军官在同样叫人消沉的境地里，是否总能保得住。一个人发现上司在他背后写私信，写法足以毁他的前程，又发现他们当着他的面一味自欺而不肯罢休；那么在那随着每一次新的转圜与支吾、随着每一次新的粉饰真相而变来变去的局面里，他要一步不乱地守住一个公道的判断，是不容易的。丁提督同邓管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不十分清楚；可我确知这位英勇的提督虽然勇敢，却糊涂得可以；我也确信邓管带曾有许多苦涩的时辰，用来思量自己那一腔抱负之无望。

逾于王礼的礼炮

中国的铁甲舰驶进济物浦港，是一幅壮观而威武的景象。三个月前它们已经成队来过一次，如今我不大拿得准那八十一响礼炮究竟是哪一回的事；可它确曾有过一回。朝鲜国王的万寿是二十四日，美舰奥西皮号二十五日到。照例，汉城正闹着风潮和革命；据说俄国人正在东岸集结庞大的舰队，又正把浩荡的大军开往西岸；日本和美国的官员——公使、顾问、领事——纷纷匆匆跑到天津和东京去「解释」；大家普遍觉得外交史正在某种意义上被写着，只是写法太过玄奥，不是一个寻常、平实的领事脑袋所能懂的。其实（我后来才弄清楚）是「有人弄错了」：某人不懂一份朝鲜报纸上的一句中国话，把「三桅测量船」错看成了「三条兵船在测量」；最后的结果，是这条消息被电传遍了全世界。可这些我当时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舰队在那里，而领事对舰队是要作官式拜会的。

中国的舰队、或者说水师，才刚刚在皇上的父亲、那位好作诗的醇亲王的庇荫之下（照万国邮联的意义）成立起来；在此之前，凡旗号、拜会、礼炮以及一应仪节上的事，从来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它的地位就像土耳其的邮局——「算不得什么」。可是在朝鲜，太阳从来不十分毒；我那身发了霉的制服也该晾一晾了；我又大体上想看看生人做些生事，想痛快一回；于是我带着我的旗子，坐「某人的」座艇（我忘了是借谁的）出发了。

丁提督一年前已同我互访过，这一回我想他并不在港；不过英勇的邓管带（后来死于对日之战）在；还有叶管带，从前在我们海军里当过见习军官；还有萨管带；以及别的几位不那么有名的。我想那时资格最深的正是邓管带；他既是老朋友，放起炮来便不吝啬。

在此以前，中国人一向死死守着自己的规矩：不论品级，一概放三响。我们自家的炮我不大懂，不过我相信一个领事官至多也只能指望七响。可我得了九响；在这九响令人振奋的乐声里，我又转到叶管带的船上去。一切井井有条。邓管带到过纽卡斯尔，叶管带却有着英国最好的学堂磨出来的光泽。我一向以为：提督或最资深的军官既已向客人鸣炮，别人就不能再放；何况无论如何，客人也不会在一天之内从同一支舰队得两回礼炮。这不过是顺笔一提，因为这个题目从来不比别的许多同类或类似的问题更使我关心；譬如：客人在哪里受迎；上下船谁先谁后；谁先拜谁；该着便服还是该着制服；等等：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每一回想办得漂亮，总要闹出一个「局面」，或者弄出一场什么乱子。然而大出我意料的是：我辞了斯文的叶管带、要往萨管带船上去时，又是九响轰了出来。这位精力充沛的萨管带也认为该「跟上一注」；这就凑成了二十七响。每到一处我都受了一番令人兴奋的款待；别的管带、统领、副尉们，似乎人人都被那响声、那明亮的日头和那香槟所激起的欢腾之气感染了。这事有趣到这步田地，以至于我本来至多只打算访一两条船，如今却决意把全数走一遍。究竟是资深军官打了旗语下令；究竟中国人那时会不会打旗语；究竟这不过是一桩简简单单、没法可想的糊涂账（这个解释在稀奇古怪的官场举动上，比公众所想的要常见得多）；究竟他们是想对我格外致敬；还是对英国致敬；还是要对俄国表示轻蔑——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等我到了最后一条（一条「蚊子船」）的时候，我前后一共受了七十二响。

那条蚊子船又脏又不舒服，我不过踏上去向管事的人表一表我的崇高敬意；可即便这点工夫，也够他凑到我耳边急急地嘶声说一句：「我们那门四十吨的大炮放不响，除了机关炮再没有别的了。」于是哈乞开斯、加特林和加德纳机关炮的一片噼啪声，伴着我凯旋般地回到岸上。我颇疑心这阵炮声当即被电报到了汉城；而且（因为那里的政治「情绪」立刻平和了下来）那些好事者多半把它说成了英国对俄国大获全胜。

第十二章似中国人者

起了杀心的蒙古人

在北京街上，我们常留意到蒙古人那种自在独立的气派；他们的营盘或市集就在使馆后头：如今这景象多半已经永远成了过去。有一两回，我和别人甚至在大街上同他们较过一手；可他们是摔跤的好手，而且一旦穿着羊皮袄、光面朝外，你就极难抓牢他们。出关远行时，我们遇见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有的住在自己的「包」里，有的赶着驮冻羊、皮张和别样货物的驼队往北京去。他们会说中国话的是例外；可人人都有一声和和气气的「门都」（他们的问候语）——连女人也一样，她们同男人一样叉开腿骑马。

在张家口与宣化府之间，我们遇上一位喇嘛，即有品级的蒙古僧人，我同他「换」了马；我那匹背上生疮又懒，换了他一匹年岁大些却肯走路的。蒙古人讲马价是用手指「做」出来的：买卖双方各把右手伸进长袖里相握，就此作一番神秘的意思往来。北京那些贩马的人也学这一套。

我同僚安德鲁斯和我从什巴尔台动身，往多伦诺尔路上一个叫坝上口的地方去时，路上结识了一个略懂几句中国话的蒙古骑手。安德鲁斯这人耳朵既钝，脾气又躁，一心想问出个明确的回答，不多时便动了火。那粗鲁的蒙古人凡听不懂的话，一概只应一声「啊」，咧着嘴点点头。这一番别扭的结果，是安德鲁斯用马鞭柄在这脑壳厚实的蒙古人头上敲了一记。随后安德鲁斯气鼓鼓地骑到前面去了，我留下同那蒙古人说话。

忽然那蒙古人压低嗓子对我说：「那是您的朋友么？」

我说：「是；很好的一个人。」

「好人！他为什么打我？」

「哦！这算不得什么；不过是外国人的规矩罢了。」

那蒙古人深深想了几分钟，说道：「我要杀了他。」——我这才注意到他腰带上照例插着一把长刀。

我仍旧若无其事地说着话，却设法夹进几句英文去，那蒙古人自然全不明白。我一顿一顿地说：「往前走，安德鲁斯，装作什么事也没有；无论如何别回头，也别加快脚步。你打这家伙真是个大蠢货，他正扬言要杀你；把手枪预备好就是。」

同时我笑嘻嘻地把我的手枪给那蒙古人看，说他最好别动手杀安德鲁斯，因为安德鲁斯身上也有一把。这半天里，可怜的安德鲁斯脸仍旧朝着正前方，焦急地一迭声问：「情形怎么样了？」之类；我却一点不体恤他的心情，因为我觉得这可以给他一个好教训。忽然那蒙古人——像他们人人一样，是了不起的骑手——像一支箭似的向左边射了出去。

「当心，安德鲁斯，他动了！」

安德鲁斯发觉他是朝旁边去了，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夜在坝上口过得很不安稳；因为我们的随从，尤其是懂蒙古人脾性的张二，都怕那怒气冲冲的人会去把远处隐约可见的几座毡帐里的人纠集起来，来打这家客店——因为坝上口所有的，也就是这一家客店而已。然而后来并没有再出什么事。

苗子

这班「野人」之于规规矩矩的中国人，大略正如吉卜赛人之于我们。只要不戴他们自己的饰物、又肯说中国话，他们很容易被当作寻常的天朝劳工；可在中国人看来他们透着邪气，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巢穴里既神秘又不容外人。在贵州省有些地方，他们是居民的大宗，甚至有自己的官长；正如我们从前准许、也许至今还准许毛利或加拿大的酋长有一种有限的自治一样。后来我见了缅甸的克钦人（他们同样只要穿上缅甸衣裳，就很容易被当作缅甸人），我便确信他们同中国的苗子之间必有某种牵连。两处我都采集过词汇；由此显然可见，这两族的语言同中国话一样，都是单音而有声调的；不过方言自然很多。然而这些属于人种学与语言学的兴味，我不打算在这里深说。我这一回的用意，只是要请人留意一种中国史书里提到的奇俗——书中提到它，不但就苗子而言，也同古代的突厥有关——那就是唱和声，或战歌，或情歌。

广州也有一种类似的「吉卜赛」人口，叫作「疍家」，旧史书里也常说到，看来同苗子是一脉；不过在广州，法律限定他们只许住在船上。我在那里常被情人之间往来的「对歌」闹得睡不着；后来在黔北的苗子中间，同样的事又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乐声尖利而诡异；不是没有曲调，只是就其本性而论自然全无和声；它毫没有中国音乐那种尖嘎与不谐。

我行经鄂西北的荒野时——那里至今还剩着几个「野人」——有一夜宿在一间孤零零的破屋里，一群乡下人正在那里剥玉米棒子。为了通宵做活、提着精神，这些看上去血统里带几分苗子气的工人，轮流唱起一种奇特的哀歌来，其间不时爆出一声长嚎，效果就像口技的声音在屋顶上窜来窜去。有一两回，一个女子的声音——显然来自极远处的某座屋子——应和了坐在门边一个壮实的年轻工人；这声音落在一个白日里劳顿得筋疲力尽、正挣扎着要睡去的人身上，既动人到永难磨灭，同时又扰得人神经不宁。十二个抬轿的苦力、护送的人和用人，也都一整夜被吊在这种不安的紧张里。那情味太过缠绵，以至于尽管难受，谁也没有发火，虽说人人都丢了一夜的好觉。至今那野性的乐声还不时像在我耳边响着，叫人想见看不见的世界里种种神秘的情热，把思绪带到这个世界的龌龊之外去。

朝鲜的马夫

我在釜山——南朝鲜那个古老的日本商埠——刚刚安顿下来过新日子，就接到通知，要我再一次收拾行装，前往京城汉城；那地方有时被人打趣地叫作「阴间」，因为将近二十年前修订《新约》的人把那个字弄得十分显眼。可我已经讲定买下一匹精神十足的小马，又没有法子把它用轮船运走。那马夫是个乱蓬蓬头发的朝鲜乡下人，可取之处一是疼他那牲口，二是懂得些日本话。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来历；可我问他肯不肯骑着这畜生到汉城去（十四天的路程），他一口应承；说走就走，随身除了一件白上衣、一条白裤子，别无行李。到了日子他果然出现，此后将近两年，忠心耿耿地当马夫、当花匠、兼做散工。厨子是我的老「小厮」；正经的苦力是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人；跑堂的、也就是新「小厮」，是个日本人市松，他同他大多数同乡一样，把老婆也带在身边。

在这座朝鲜的官邸里，分而治之——是不二法门：每一国人各住一处，彼此防着别人把好处独吞。可朝鲜人是个好斗的种族，稍一挑拨便认真下起狠手来。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我不必亲自跑到下房去，把那两个人的脑袋按到一处才分得开；而一星期的活计里，鼻青脸肿是常事，不是例外。他们似乎真正怕的只有一个权威，就是本地那位小官儿，叫作「别差」——一个极好的人，他惯于手执皮鞭亲自督率服徭役的人，自己动手抽打，毫不含糊。虽是这样粗糙的公道，外国人和本地人却都很敬重他。

有一天，那个其实更爱寻事的苦力来正式告马夫的状，说他有一桩无关紧要的事损了我的利益，并且建议我把他送到别差那里去。我说：「好。我给他写一张条子带给那位大人，你陪他一同去。」

在这封信里（朝鲜的官员都认得汉文）我只写道：「这两个家伙有点什么口角，足下最能了断；就我个人看来，只怕一个同另一个差不多坏。」

不多时两人都回来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别差看了我的信，也不费心去问什么口供，当即叫来差役，说道：「你们老爷说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我要把你们俩好好打一顿。」

他当真打了。市松同那中国厨子对这所罗门式的判决大为称快；此后我再没有为这事操过心。——最初告发的罪状，我记得是夜里出门不带灯笼和门牌。

帝国的坟墓

在欧洲，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如果竟听说过的话）听见「黑旗军」在北圻边上做着什么，却看不出什么动机；也少有人好奇要多知道一点；然而那里的历史自有其一脉相承，其耐人寻味之于黄色的世界，正如争夺达契亚之于罗马的世界。便是我一八七八年在广州时，也有一场拥戴安南已亡的黎朝的活动，黑旗军也在其中有份。说来奇怪，我几乎在同一个月里（一八八八年），亲眼看见英国人「清理」曼德勒的内城，也看见法国人「清理」河内的内城；而且路数分毫不差——就是说，为了「进步」和营房，把历史的凭吊与本地的建筑一概无情地扫平。

河内的内城即城中之城里，有一株极奇妙的榕树，我后来被带去看了：它的气根垂到地上，被人一代一代地引着生根，如今实际上成了一株有一百条根的树，足以荫蔽整整一团兵；就道理而论，倒有几分像汉普顿宫那株大葡萄藤。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张贴在一扇破门上、用铅笔写的告示吸住了：「非得老妇许可，不准入内」（原文用的是当地称老妇之词）。因为是教育司的长官亲自陪我各处走，我便提议去拜访这位老妇，看看能不能把原委弄清楚。一个欢欢喜喜的小男孩放我们进去，把我们领到一位九十一岁、瘦得干瘪、一颗牙也没有的老婆婆跟前，她大约只有四十磅重。她是北圻黎朝的一位公主，「第五代」；黎朝一七八五年亡于阮氏：阮氏当初是承第一位拿破仑的眷顾而兴起的，如今仍在法国保护之下统治着顺化。——这位老妇的「事迹」是这样的：法国兵取了内城，把里头的东西或毁掉、或充军用没收了之后，正当秩序渐复之时，人家天天看见这位老太婆孤零零地在丛莽与沼泽间摸索，拾捡神像的碎块和别的被亵渎的庙中器物，再吃力地拖回她那间破屋的某个角落里去。这一片残迹便是一座尼庵所剩的全部；而那株大树和那座尼庵，从前同属于一座皇家寺庙——某种意义上是汉普顿宫和温莎礼拜堂的混合——看来在安南，先朝君主的遗孀便是在这样的地方养老的。（后来我遇见现今王朝的一位老妃，也一样在替「明命帝」守陵守庙；我在报上看到［一九〇一年七月］她刚以九十二岁去世。）

安南话比中国话更带唱腔、更讲「声调」。那老妇当着我的面把她的身世唱给通事听，一面唱，一面机械地把那条枯瘦的胳膊在背后和胸前来回甩打，敲着她那副羊皮纸似的老身子，像敲一面鼓，说是「散散风湿」。有一天一个粗暴的法国兵正要一下把她的脑袋打碎，多亏一位「三道杠的人」（即上校）千钧一发之际把她救下；门上那张告示也是这位英勇的上校贴的；照他吩咐所作的查访，问出全村人都称她作「黎家公主」。

再多的事就打听不出来了。我们两人都使出好言相劝的本事，想从她手里得到些秘藏的书籍或文书，好让我们从容追查下去。她用那只干瘪的手拉住我的袖子，领我们穿过一段又一段黑暗坍塌的甬道，到了一间地下的石室，像大金字塔里那一间；门一开，一股霉腐的、墓穴般的气流便冲了出来。里头有两具坐着的尸体（我起初这样以为）面对面坐着，中间点着一盏昏黄的油灯，或者说一只油碟。可它们到底不是穿着衣裳的尸首（巴勒莫附近的地窖里如今还看得见那样的东西）；它们不过是「神像」——多半是两位国王的塑像。这石室既在地下，粗鲁的兵丁始终没有发现，这位老公主便把她那些残零的宝贝藏在这里。

罪人约瑟

我最后一次从仰光坐江轮出发的前一夜，直到半夜才回到旅馆；因为四点钟就得起身，我想还是把约瑟从门口的地席上叫起来，问明白洗的衣裳是不是照严嘱送回来了。我的送回来了，他的没有；于是我决意给他一个教训。约瑟是个吉零人，黑得像煤，是接「娃娃」的班的。「跟我来；带我去看洗衣匠住在哪里；把你的东西现在就拿回来。」

路要走半个钟头，等我们到了那里，我真想把约瑟同那洗衣匠的脑袋撞到一处；不过我只是气冲冲地抓了两件小小的白上衣就算了事——那分明就是我不久前才买来、好让约瑟在饭桌旁显得体面些的两件。

回到家里已经两点，我便由着约瑟重新蜷起来睡，自己用这几个零碎钟点收拾行李。不料我发现有一件衬衫的扣眼上，安着几枚寻常的红骨扣子，不是我一向用的珊瑚扣。把约瑟叫醒，他自然一问三不知：那么显然只能是那个高个子的吉零跑堂琼波；或者是他老婆，那个女仆；旅馆的那个角落再没有别人来过。事情严重到这地步，我立刻把英国老板叫起来，要他严加搜查。扣子没找着；可这位老板一向拿琼波当自家人，随口说道：那一定是约瑟自己，因为这小子近来「酒喝得很凶，钱也花得不少」。

这句话叫我大吃一惊，因为约瑟不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还只是个孩子，而且我每天把零钱都交他经手。我有几分不情愿地动手搜他；他极其满不在乎地把钱袋递过来，我几乎要大度地连打开都不打开就还给他，正如他递过来时那样坦然。然而一搜，果然：扣子和袖扣就在那里，用一张帽纸包着。约瑟一丝一毫也没有失态，只说：「一定是有人出于怨恨和嫉妒放进去的。」时间紧迫；于是我向琼波和其余的人赔了不是，便带着这位约瑟夫斯上路了。

轮船在三角洲的河汊里迂回而行，我正把这些可疑的经过讲给那位众望所归的巴兰坦船长听，大副忽然进来，揪着约瑟的脖领子：本地的事务长告他偷了两件外套，上头都有记号，其中一件还穿在他身上。既然刚听了我讲的那一番，船长自然不大肯偏袒可怜的约瑟；事实上，当我说明那两件外套正是当天凌晨一点我自己（由约瑟带路）硬抢回来的，他倒似乎有几分认为：我同约瑟是在合伙做旧衣裳的买卖。

两天后，一位法国神父（约瑟的「主人」）上了船，我把两桩事都讲给他听。我们商定：星期日约瑟到曼德勒去做礼拜时，由神父盘问他，冷不防把珊瑚扣子的事提出来：约瑟这样猝不及防，只当是神明有了启示，终于招认了，我也就饶了他；可就在当天夜里，我掏空口袋预备去洗澡（约瑟替我递毛巾），发现小心搁在镜子上的六个卢比，在我这一小会儿盥洗之间，忽然变成了五个。约瑟再一次被搜，搜出他身上有些新添的物件和零钱，来路说不清楚；可那一个卢比不是被吞了，就是早已藏得没影儿了。当夜我把约瑟打发回神父那里去，自己换回了地道的中国货。

一位安南贵人

「这里没人着急」——一八九二年一月我到顺化那天早上，在「租界」上遇见的唯一一个法国人这样说。这里的「急」确实小到近于看不见，以至于因为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只好走到法国区外面的乡间小路上去，胡乱消磨几个钟头。我只觉得自己是在一片木场或象栏之中，因为从路上望去，除了四面围着高芦苇栅栏的大院落，什么也看不见。末了我走到一处院门开着的，门边有几个衣裳漂亮的孩子在玩耍。我拍拍他们的脸蛋，他们似乎很喜欢，便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院内屋子里的一间房，一位气度不凡的人请我在「炕」上坐下——那是一种容得下两人的坐榻，中间放一张矮小的方几（可参看衙门内室的那幅插图）。他既不会中国话也不会法国话，我又不会安南话，只好打手势要纸笔。他一听说我不是法国人，便露出几分不安；我于是写道：「我是英国领事，明天要来见你们皇上。我想请教几个问题。」他随即吩咐一个孩子，孩子取来一支点着的蜡烛，他把它放在我们中间的几上。他写道：「我是朝中的一个官员，姓名是某某。」我一读完，他便把那张纸烧了。

受过好教育的朝鲜人、安南人和日本人，汉文都写得极好，只是偶尔要用几个杂种字，那是为表达中国所没有的本地事物或观念而造出来的，很像我们造些学术的、或者野蛮的希腊字来表达近世的发明。在这种纯正的汉文之外，他们各自的方言还另有一套字体，多少是从中国书法里得来的灵感；而这三国的口语，也都大量借用中国字来加固。凡是同没有共通语言、却能撇开读音径用汉字的人作书面的会谈，就叫作「笔谈」；照这个哑巴法子，不同国籍的欧洲人彼此之间为什么不可以也用汉文——只要他们懂得——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这位官员极高兴能从外面的世界得到些政治消息，可他极小心，绝不让自己写下的一个字逃过那无情的烛火，以免连累家人。这第一次会见的结果，是他约我在觐见皇上的次日晚上去吃饭，那次觐见他是要以官身与礼的。我不过是以一个生客和看客的身分在场，夹在一群法国人中间；每逢新年（按阴历），这些人里总有不少爱去替驻扎官壮一壮随员的声势，同时也满足自己的好奇。可我发觉这位做官的朋友在宫中的见闻极有用处，替我讲明了皇家礼仪中若干我全然陌生的地方。自然，他对法国的保护一个字的不是也不肯说；可从他那番无声谈话的大意看来，分明他对自己国家沦落到这步田地感受极深；他还送了我一册他已故父亲所作的、印出来的几首极动人的汉诗，通篇所咏的，是故国的不幸，以及那使它沦于异族统治的疏懈、贪污与无能。

安南人的世俗生活比中国人简朴谦抑得多。便是穷人家，屋里也更干净些；只是房屋造得不那么结实。便是有身分的人也不穿袜子，往往赤着脚，连那种随时可以一蹬就掉的浅拖鞋也不穿。菜做得好，衣着上有一种朴素而又不失体面的意味。这一次高门安南人的款待虽是孤例，留给我的印象却断然是愉快的，它使我后来很敢把自己交在更低微的安南人手里。

荣华易逝

马来半岛上中国商业移民的历史极有意思，要上溯到还不曾听说过阿拉伯人与回教徒的年代；不过柔佛这个邦，要到三百年前才见于记载，而中国的史书明明说：一四〇五至二〇年间太监使臣经过海峡时，并没有这样一个地方。现今的苏丹依布拉欣，一九〇一年五月伦敦一家画报曾有一段记述并附了画像；可我最初到那一带时，这位君主还没有出世。「柔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哪一种语言里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可中国的商人和史家从一开头就一贯拿一个想当然的名字称它，意思是「柔软的佛」，各方言里读作「柔佛」「尧佛」等等。

一八六九年，我在新加坡岛上参观过老拉惹、即苏丹阿布巴卡的新宫；这座岛直到一八一九年还是柔佛属地的一部分。起初我们效法古代的中国移民，把海峡殖民地当作苏门答腊那边属地的附庸（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苏门答腊让给荷兰人）。直到一八八八年，我才当真到了柔佛本地；这座市镇同那座岛之间隔着一条水汊，如今它连同全部辖境，不过是那座岛的一个附庸罢了。我附上一幅画，画的正是那一排中国铺子；我曾在其中一家吃过一顿米饭、虾和茶的早点，那位好客的中国店主还领我各处看了看，包括中国庙、甘蜜园等等。此后我到过东、西暹罗，上缅甸、下缅甸和沿海缅甸，马来半岛，以及安南的大多数华人聚居之地；可以有把握地说：同他们相处真正的秘诀，就是别去管他们。暹罗有三百万中国人安居乐业，看来除了英国、以及在很大程度上除了美国之外，只有这个国家没有那种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身上最显著的行政上爱「多事」的本能。俄国只在政治上受了惊吓时才「多事」，而且大约是仅次于我们、最投中国人脾胃的一个强国——只是有一点重大的不同：最上等的中国人往往在政治上是我们的拥护者，对俄国人却从来不是，除非是退而求其次。

柔佛从前是这一带最强的邦，势力远及彭亨、婆罗洲、苏门答腊和爪哇。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到来之前，是阿拉伯人、或者说阿拉伯的势力独擅其地。阿拉伯人怎样灭了印度人的殖民势力，后来自己也怎样被欧洲人一步步灭掉。可中国人似乎一直就在那里——至少在有史可稽的年代里一直就在，而且境况同今日相去无几。眼下这个小邦，就土著人口日渐凋零这一点而论，不妨比作檀香山；那里至少四分之三是纯粹的中国人；其余的马来人或爪哇人，多半是些无精打采、于事无补的人。如今对一切马来邦国——不论名义上独立、受英国保护、名义上属暹罗，还是受暹罗保护——都可以这样说：它们之为中国的，正如秘鲁和巴西之为西班牙的或葡萄牙的一样；而且它们是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中国，直接或间接受着英国的影响。为此我曾屡次抓住机会，力图使英国政府明白：从政治与智识两方面去笼络中国这个种族，是何等要紧。我们可以同满洲人打仗，也可以在外交上落于下风；然而只要我们让中国人经商与自治的本能——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殖民地——一任其自由；只要我们不背弃英国人讲道理的传统，那么在南洋，我们对德国或法国的竞争实在无须真正害怕。

第十三章洋人名流

中国的仪仗

要一眼分清天朝的出殡与天朝的娶亲，须得有几分本地见识。不过中国究竟还不算最糟：在朝鲜，风俗规定抬棺的人须装出欢天喜地、烂醉如泥的样子，一路唱着荤曲，扛着棺材左右摇晃。两国都是靠孝服来分别（而不是靠那尖细的乐声——生手的耳朵根本分辨不出）；然而连坐在轿子里哭丧的姬妾，也要在两阵假装的悲号之间嗑嗑花生、抽两口烟。

更可笑的是总督出门拜客时那一队乌合之众。按律他得带足若干随员、衔牌手、差役、皂隶、替换衣裳的、打扇的、鸣锣的、吹号的、骑马的，等等。太平年月里，这些人或许当真是吃得饱、拿得足的家人；如今的办法却是：管事的招呼一声，便到街头巷尾去搜罗一批「贫的、残的、瘸的、瞎的」——叫花子和野孩子；一个上午一人给一两个便士，凑成一伙「可怜的无赖」，正是约翰·福斯塔夫爵士当年为「王家急务」所招募的那一路货色。他们把一件俗艳的号衣往破烂衣裳上一套（多半连裤子也没有）；油腻蓬乱的头顶上扣一顶极高而不合式的皂隶帽，约摸有屠普曼先生赴李奥·亨特夫人园会时所戴那一顶的三倍高，活像我们的「笨蛋帽」。总督对这批不成体统的混混儿一无所见，因为他轿子前后紧贴着的，是十来个衣冠楚楚、鞍马鲜明的骑从、文案和跟班，就像所附的图上画的那样：他安安稳稳坐在轿中，只道整队仪仗一般齐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不过是一群小丑簇拥着的中心人物。

有好几回，我坐领事馆的轿子出去拜客，轿夫或是无心，或是存心捣鬼，转弯时把我径直抬进了出殡或迎亲的队伍中间。要退出来是万万不能；往前挪又慢得可笑；而那班送葬的或是赴宴的，倒乐得队伍里多一个坐着漂亮轿子的真番鬼，替他们添几分体面。这局面对「大洋人」来说，实在窘得要命。

美国名宿西华德先生初到北京时，出过一桩趣事。念他年迈体弱，特地安排用骡驮轿抬他；随行的其余人等，以及同行的别的洋人与中国人，都照北京的规矩骑马、骑骡、骑驴——多半是驴：一队穿制服的合众国军官骑在驴背上，其滑稽处与本地的迎亲行列不相上下。忽然，将近他们的公使馆时，在北京宽街上一拐弯，来客们热切的眼睛撞见了一幅富丽而罕见的景象：鲜亮的旗幡；尖利的笛声与哐哐的铙钹；抬嫁妆、抬锅、抬盆、抬箱柜的；一顶花花绿绿的封闭轿子（新娘子坐在里头）；后面又是种种排场。

「瞧！瞧！」几位本地通嚷道，唯恐新到的美国客人错过一睹北京真生活的机会，「一队官宦人家的迎亲队伍！」

那迎亲的一伙，则对寸步不离西华德先生身边的那个黑人随从（也骑着驴）格外中意；迎亲的队伍竟停了下来，人人眼里闪着兴味与欢喜，向那位黑人大声喝了一通彩。

这几位不谙世故的美国人，不知怎的一口咬定，这「官家队伍」是中国政府专程派来正式欢迎他们那位名宿的；而中国政府一向是那样端着架子、那样存心无视欧洲人的长处。于是老西华德先生在驮轿里欠起身来，向左右频频颔首，领受这番虽属应当却出乎意料的敬意，答谢人家终于承认了美国那无私的政策——他似乎把它当成了国家对入京使节的迎迓，如同昔日莫斯科的沙皇迎接外国使臣一般。

马莱爵士与厘金、语源

爱德华·马莱爵士在他的《幕换景移》里不曾提起此事；可事实是，一八七二年九月十九日，他正不甚舒适地摊在一张藤床上，身上一套凉快的便装，离外交官的仪容能有多远便有多远，屋子统共十二英尺见方，同屋还有另外三个人，铺盖穿着与他相仿；而这一切都在庐山的荒僻处——九江后头数里的一列极好的山，从山顶（六千英尺）望下去，鄱阳湖与四围数百里的平畴尽收眼底。登山的人照例要在顶上留一只瓶子，里头写着最后到者的姓名；否则凡是有点讲故事本领的人，若不被瓶中的白纸黑字钉死，总爱以为自己也曾上去过。我是到过顶的；爱德华·马莱爵士却始终没见着那只瓶子：他往汉口跑了一趟，来回劳顿，人有些不适，又发着烧，如今便在九江得了个机会，领教领教英国茶叶上厘金「规费」的种种奥妙。

安德森那桩有名的茶叶厘金案正在办理，情形是这样的。中国官府硬把他们加抬的厘金称作「茶户税」，加在洋商的茶上。领事的说法是：只要洋商付给种茶人的是一个定价，只要官府在洋商买定之后，让他照章完税便了事（照左拉先生爱说的那句话），那么官府尽可随意向中国种茶人征税；——对这番道理，当局久已充耳不闻，早在我到任之前便是如此，更不必说爱德华·马莱爵士到来之后了；因此短短数日之内，外交上无从推进，爱德华爵士便「保留自行考虑再采何种步骤之权」。如今赫赫有名的刘坤一总督，那时是江西巡抚，也是一位极难对付的人物。一年之后，「斑鸠号」奉命开到他的省城（南昌府）示威；然而刘坤一不是怕炮舰的人；他只咧嘴一笑，忍过去便罢。

或许是爱德华·马莱爵士在山中小屋里、以及几天后在我家中的那些妙谈，太挑动了听众的好奇心，以致若干年后，他从一位追问不休的听客的印象里，想出了「惠福斯」那个有趣的人物。无论如何，我在这上头有些极分明的巴西与德国的记忆，其中几段在《幕换景移》里被他艺术地重述了一番。当日谈到的一点是：「倘若世人知道那班执掌天下事者本领何等有限，不知要吃惊到什么地步。」这句话断断不会像回旋镖一样飞回到爱德华·马莱爵士自己身上；无论洋商还是领事，都巴望他重来中国。

不过这趟出游之所以留在我记忆里，主要还因为路上一桩有趣的语源发现。山道边的一种草木，一个轿夫告诉我叫「梯」，另一个说叫「乔梯」：后一个说法是双重的哑谜，因为本地土音里这两个字的声母不分。在这为难的情形下，我们从近旁的庵里请了个和尚到小屋来——不是来替我们赦罪，而是因为在这荒僻地方，只有僧人算得上识字人。那和尚一口否认有「梯」这么个名目，还热心地说，那不过是山茶（「茶」），即「茶树」。当时似乎还请教了爱德华爵士的广博阅历，想凭举世通行的植物学道理把这谜解开。众「小厮」众口一词赌咒说就是「茶」。于是又把最初那个轿夫叫来；他再三申说，请我们凭公道评判：那是「乔——乔——梯」——在他原先的哑谜上又添了一个音。究竟是谁最后勘破了这个谜，我已忘记；但原来那位客气的轿夫是在为我们的方便而努力说英文，他要说的是：这是茶，请我们「呷呷」！——这里我不妨说一句，「呷」或「呷呷」是洋泾浜话里「吃」的意思，可这个词究竟怎么「跑到」那里去的，据我所知还不曾有学者解释过，因为它不是任何方言里的中国话。

格雷会吏长

这位和气的教士，极好地说明了一件事：中国人无论哪个阶层，只要觉得一种感化力公正而纯粹，便肯坦然把自己交付出去。格雷会吏长在广州的声势，至少在他成婚之前，简直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我甚至疑心有一阵子这曾使罗伯逊爵士微感不快——罗伯逊那种稳健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丝一毫也不沾浮华的。我不知多少回陪着格雷会吏长，带一两个朋友，作《桑福德与默顿》式的远足，钻进城里的迷魂阵去。对一个不懂广东话的人，广州起初是个凶险的迷宫；它在许多方面极像突尼斯的街市，只是要放大十倍；稍一发呆张望，立刻招来一群捣乱的人。可是格雷会吏长一进店，掌柜的总是立刻起身；街上的乞丐与麻风病人向他打招呼；粗鲁的苦力亲热地拍他的背；连真正有身分的中国太太，也许他「亲自导引」一伙人进她们的园子，甚至进她们的内室。说实在的，我在中国住了这些年，唯一一次好好看了看内眷的房间，就是格雷会吏长带我毫无阻拦地穿过赫赫有名的浩官家宅第那一回。那真是有趣极了。老太太坐在那里，活像老华德尔太太，在一张台座上哼着小曲，四围是她的丫头；丫头们打着络子，替主母捧着烟管，奏着柔和的（？）乐音。我们两个后生站在门口，听我们的向导兼说明人讲解。「那儿，帕克先生，您瞧右边小浩官太太的小脚；下首坐的是那位老实的使女，您可以看出，她的脚是大的，正合她卑微的身分」云云。

这位可敬的向导颇爱用响亮的辞藻，关于爱丁堡公爵来城内领事馆一节，还有一段好笑话流传。人们把鹿唤到园门口来，会吏长（他的中国话其实平平）便问看鹿人为何鹿不来。

那人（中国人听不懂时照例如此）憨笑一声，说：「啊！」会吏长追问，他又添一句：「冇！」（「没有！」）

「他说什么？」阿尔弗雷德亲王急着问。

「回殿下，此人说，他任凭望向何方，委实无从辨识鹿之所在。」

「中国话真他妈有表现力！」这位被逗乐的亲王对身边的朋友咕哝道。

尽管有这些小毛病——它们在他成婚前写的一部书里被永远留了下来，那书的文字古怪到非收回重编不可——格雷会吏长却是个心地厚道、实实在在的人，在许多方面，他是「羊城」的温宁顿·英格兰姆；他也是我的挚友，甚至偶尔赏光同我吃饭。在他独身的日子里，这可是极难得的体面，那时他整天在乡下一处静修所里苦干。文稿都存在那儿，他只回家睡觉。他常常把自己的住宅让给欧洲来的酒鬼、刑满或悔过的罪犯，偶尔还有些骗子——这班人专从香港上来，糟蹋他那份轻信与好客。他相貌极其英俊，一张坦率、和善、慷慨的脸；无论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倾盆，人们见他必是戴着一顶「圆筒礼帽」，一身整齐的教士装束，用黑绸或羽纱做成；从没人见他动过怒；凡是合情理的求助，他一概不拒；尤其是，他从不硬要「点化」我们这班罪人，为此我们都深深感激他。一八七五年他离去时，一大群人打着旗幡、擎着「万民伞」送他上轮船；鸣锣放爆竹，比最得人心的总督还要风光。成婚之后重回广州，他的声势略略减退，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娶妻的教士；至少他们更看重独身；再者，像会吏长这样心软的人，自然有了新的牵挂与兴味，把许多旧日的中国情分割断了。

一八七五年他那篇告别讲道，闹出了一场大煞风景的收梢。罗伯逊爵士住在衙门里，极少上教堂；这一回却来了。人人都到了场，会吏长正用他那甘美的话语把满堂的眼泪逼出来，忽然有个中国人走进来，向一位传教士耳语了几句。那传教士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接着又有一个人走出去。接着有人向罗伯逊爵士耳语，他又转告副领事：于是他们两个和我也走了出去——我是出于好奇。这一下成了总退场的信号：诺伊斯先生家里失了火，五分钟后罗伯逊爵士便在「指挥抢救」了；会众爬上椽子，把家具乱抛；而——会吏长脸上罩了一片云。但他仍旧不曾动怒；便是有一回在乡下遭暴民围攻那样值得记住的场合，他也没有。用他自己的话说：「您信不信，哈迪先生？他们对我动手。他们把我掀倒。他们揪住我的衣裳，撕烂了它。把我按倒在地之后，他们扯下我的裤子，掀起我的衬衫，端详我的肚腹！」

塞缪尔·贝克爵士帕夏

有个姓格伦第的传教士，曾在广州申请内地游历护照，因为没有附上一元规费，只好写信到香港去，告知该款未缴。事情后来怎么绕成了一团，我已记不真切；只记得那天照例的汽笛一响，报知每日的轮船将到，便打发一名听差下去接船，好教格伦第先生若在船上，不必顶着大太阳走到领事馆来；若不在，也好由大副代收一元，换去护照。交给这中国人的是一封不封口的信，即所谓「字条」，并嘱咐他要找「密昔·格伦第」或「密昔·格伦第的信」；收了一元，便把护照交给他或大副（但一定要收到那一元才交）；并告诉他，赶在日落前进城门还来得及；他若打算即刻起身入内地，也来得及。那天是星期六，领事馆星期日自然关门。

过了一会儿，那差人回来了，满脸涨红，神情激动，带回一张铅笔写的字：「我不懂这家伙为何管我叫『格伦第太太』，也不愿给他一块钱。——某某」

我当即口头传话回去：「没有洋钱，拿不到文书。」那听差还带回了装护照的封套，说是「格伦第老爷不要」。

正在这当儿，轮船带来的邮件送到了，领事（他住在城里，急着在关城门前赶回去）正匆匆翻他的信。我也在翻；不料翻得好好的，忽听外面一阵骚动，听差跑进来说：「格伦第老爷自个儿来啦。」

我探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魁伟、满脸胡须、绝不像教士的人——他那副模样，与他刚才愤然拒绝的那个大名毫不相干——正激动地穿过「大院」走来，一面揩着淌汗的额头：随即有人送进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塞缪尔·贝克爵士，帕夏。」

就在这一刻，领事走进我屋里，开口道：「我说，这儿有波普·轩尼诗来的一封信，说是——」我把名片递到他眼前打断了他，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底下我便没有听下去了；领事冲出去，把这位神秘的来客请进他的私室，两人高声谈了好一阵。我们两个谁也没想到，塞缪尔·贝克爵士竟已到了「苏伊士以东」——那是吉卜林先生诗里的地方。

渐渐弄明白了：港督约翰·波普·轩尼诗前一天款待了新到的塞缪尔·贝克爵士夫妇，答应亲自写信给领事，派一名听差去迎他们，好让他们在四十小时之内——也就是在次周星期一清早轮船回香港之前——尽量多看看广州。塞缪尔爵士照本地规矩，请大副把「散信」翻了一遍，以确定港督没有忘记写信。果然有一个公事封套；可港督的信是由邮局寄来的，那封散着的公文，正是领事馆请格伦第先生回信或缴款的信封：至少（倘若我记得不确）那团理不清的混乱，是按与上述相类的方式闹起来的。不管怎样，那天夜里贝克夫人已来不及下船「赶城门」，领事只得独自回到城内，把塞缪尔爵士送回船上过夜。这一番原委，是第二天在衙门里「打尖」时才全说开的；那天我有幸见到这对著名的旅行家夫妇，并为上述谜团的解开添了我的一份。

说来也巧，塞缪尔爵士在苏丹的继任者戈登上校，仅在两个月前也上广州来消磨了一个周末：他同样误了城门，也曾与我短短地厮混过一阵。

一位钦差大臣

在连着十天的雨天、泥泞龌龊的客店和不见太阳的日子之后，一个晴亮的早晨，我在鸟雀啁啾、万物初醒之中，走出了黔北那座小小的婺川县城：中国之穷与之陋，或许在这偏远之地到了极处。我顶着大太阳走在官轿前头，身上除了一双白帆布鞋、一条布裤和一件纱背心，什么也没有。一顶大得出奇的通草帽和一把另加白套的伞，凑成了一身与其说官派、不如说随便的装束。张二和王二对天光物色一概不放在心上：他们唯一着急的，是我得走得够远，免得他们坐着廉价竹轿丢人，逼得他们也下来走路。

城池早已望不见了，翻过几道山梁，最后落进一条秀丽的山谷，谷中一道小河潺潺流着。向前望去，只见我们得过一座长长的「跳墩桥」——就是把一个个石鼓隔两尺埋在河里，人要从这一个跳到那一个。天气好时这倒无妨；可当激流怒吼、大风又起时，坐在轿里东摇西晃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于是我便往路边一座小庙走去，打算等在那里看着一行人过河，自己把值钱的东西拿在手上。我走近那小小的神庙时，一个格外干净体面的中国人骑着一头油光水滑的骡子过来——看样子是那种殷实的盐商兼捐班功名的人物——把牲口拴在小庙的门柱上，进来避阴。

在中国，遇见比自己「大」的人，人人都得下马，除非能拐进一个近便的墙角溜掉：此处石板路只有十四英寸宽，两边都无路可走。在这种硬块盐便算「黄金」、有了钱也只有洋芋与包谷可买的地方，居然见着这许多家当，我很觉诧异。我转身问他话，却更加诧异：一个天朝人怎会有这样一张清朗聪慧的脸。他戴着大草帽，一见我便立刻摘下，恭恭敬敬地「放下辫子」。

忽然我心里一动：「先生是法国人吧？」

「正是，先生。」他狐疑地打量我，仿佛在说：「你这副长相，倒会说法国话。」

他姓德古弗尔，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正在照例巡视教务。我的队伍还远远在后，我便望着那边，提议请他抽一支雪茄；他行囊里带着红酒（多半是弥撒用的），也慷慨地邀我同饮。他将信将疑地问：「您是跟着那位大人来的么？」

「哪位大人？」

「听说有一位钦差大臣要来。」他早早地从骡背上下来，生怕那位钦差的随从见他挡在风口与「本大人」之间，把他推开。

可巧，我的仪仗来了。打头是王二和张二，两人都睡着，舌头耷拉在外，那班可怜的轿夫一面淌汗一面深一脚浅一脚，嘴里哼着凄惨的号子；接着是我那顶绿呢轿子，歪歪地斜挑在一边，好让轿夫肩上轻省些——替换的几个正说笑嗑花生；末了是那口大行李箱，活像一具棺材。法国神父仍旧不安地朝我来的方向张望，我便向他保证，路上再没有别的贵人了。「那么，」他说，「那顶空轿一定是钦差的轿子；可大人在哪儿呢？」

最后才弄清楚，他所问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而且据说四乡早已传遍，说我奉了差遣（究竟是谁所遣，可就难问了），要事事查究、人人立办。在法国神父面前，中国教友无论身分高低，不叫坐便不敢坐，更不必说坐轿了；因此，眼看一个胖厨子和一个瘦长听差安安稳稳坐在轿里，而那位大人自己却穿着一件先令货的背心徒步跋涉，他心里如何糊涂，也就不难想见。唉，这班英国人！

当年中国的电报局是怎样办事的

有人说过，外交是为本国之利而摆布真话的艺术；不过更厚道的想法是：那些本心不坏的人，浸在这一行离不开的猜疑里久了，有时便当真话摆在眼前也认不出来，尤其是在他们疑心自己「明察」的名声要受损的时候。

朝鲜的国都，自通商以来，一向是谣言与政变像蘑菇一样滋生的地方。一八八四年冬天，在野的一伙向当权的一伙下了毒手；邮政局在为它开张而设的外交宴席上被毁，它总共只存在了一天；各国使臣能保住性命各自逃回寓所，已是谢天谢地。事变刚过，巴夏礼爵士便邀我到那个多事的国度去另开一段生涯；他从温州教案的结果断定，我大概有几分本事，能对那样一片盛产虚张声势之局的土壤里滋生出来的人性弱点，处置得和缓一些。

将近两年的历练之后——其间有一只愚蠢的中国试探气球被戳破，情形前文已述——我听到都城里有种种奇怪纠葛的风传。好几位外交官私下到济物浦来求我帮忙；但挺身出头本不是我的职分，我便只尽力消弭误会，并支持我自己那位能干上司的举措；他那边也几乎每天借重我这份微末的支持。然而重病迫使他骤然离境：他受了我家的款待，并要我去把他留在汉城的文件弄清楚，那些文件对把他的同事们从眼前的混乱中救出来是万不可少的。不过，因为他的继任者每天都可能到，我便只写了封信去迎候，表示愿效微劳；并声明我打算把在重重险境中稳住船锚的全部功劳，留给这位即将离任的长官。可是接连的急信比他本人更有力地向我陈说：为大局计，我有立刻前往汉城之责。

到汉城头一个碰见的人便问我：「出了什么事？他们怎么说你信不过？」

我答道：「怎么会，谁都知道我刚刚尽了力把这团乱麻理顺，而且还理得不坏。」

「我知道你出了力；可是白纸黑字在那里，就是我所说的凭据。」

「多半是个荒唐的误会。」

第二天我把七八位外交官一一拜访过，才发现由于这场大混乱，其中一半人看另一半人的眼光已近乎敌意。朝鲜的市井把毫无根据的传言夸张到这般地步，以致有一位外交官竟把家眷细软装上大车，打算送到济物浦去避难；至于他自己，自然是不打算逃的。他说：「我对这个误会并无私怨」——他把误会的来由向我证明了——「但我不喜欢有人利用一桩明摆着的错误（这错误我可以不计较），来归咎于我们，从中取得政治上的便宜。这不算厚道。」

我答说，我必尽力把事情体面地抹平，不伤任何人的情面；并且可以断言，英国方面没有哪位大员知道、也不会容许他似乎认定我知情的那一类勾当；何况我自己对某些自相矛盾之处也颇感茫然。

我不明白这些针对我的古怪猜疑从何而来，便立刻离开汉城，打定主意：在此事得到光明磊落的说明之前，与一切外交上的鬼祟概不相涉。可是这样的说明始终得不到；加之我在济物浦有些不安地发觉，我收到的电报，有几封与发出的电报口气对不上。心想或许是汉城电报局出了错，我便再去一趟，要求查看原件。那位中国司事当即主动把几个月来各国官员所发所收的全部电报交到我手里。

正在这时，事情又添一层纠葛：有个人打电报来叫我「重新斟酌我对事实的陈述」，随后又写信来说，这一场麻烦其实是他自己无心闯下的。原来他也扣下过我的一封电报，于是才有那些莫名其妙的回电。

与此同时，有一位外交官（我一眼就看出他居心是诚实的）既起疑又惊慌，我便不得不向他声明：我不会为无根的猜疑所阻，凡近乎恫吓的东西我一概抵制。我还说，我完全准备把此事提到欧洲最高的当局去。

正在这难堪的关头，我接到两封信：「以我们某一人的名义加在你身上的那一项猜疑，我们共同否认；我们从未首肯。我们认为是某君骗了你，望你不要叫我们大家出丑。」

我问：「为什么单单对这一项有所保留？我根本不承认任何背信之责有什么道理。某君似乎行事有些卑鄙；但我不愿指控他，也不愿陈述我并不确知的事；何况你们自己在把我置于此险之前，早已知道他的错处。」

这时我的继任者到了；我既已声明在有关外交人员未作坦白解释之前不愿继续供职，便离开了朝鲜。

我的继任者不知道我临走时是怎样了结此事的。经过是这样：我先把外交那一套完全撇开，照我所信的把事实记录下来；它至今存在那里，谁若想看、又有权过问，尽可以去查。至于那点口角或个人的意气，我想了想：我那位主要对头是出于善意行事的；其余三人中有两人所处的境地那样纠缠为难，情有可原。第三个可疑，但心地不坏。我觉得那四人中无论谁，都不能也不敢公然加害于我，于是决定把这场误会的责任一概揽在自己身上，好把事情干脆利落地截断。同时我写信声明：我期待那些猜疑之词被收回，不达目的决不甘休。这四人中的任何一位，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不曾向他们求过一丝一毫的情面。

欧洲许多在任或已退的大使、公使，对此案的原委都很熟悉。也许他们像我一向所愿的那样，把它看作一桩「中国式的琐事」罢了。他们若怀疑我所说的是否公道，尽可与我当面对质。眼下这份心安已足够了，因为我觉得，我所站的地方比他们之中最好的一位还要磊落些。

第十四章张罗银钱

张二中彩

我明知张二既不吃酒，也不赌钱——照通常的意思说，——可我觉得拿他那一桩唯一可取的毛病常常敲打敲打，于防患上总是好的；他那颗心大得容不下一个女人独占，我便借着这个由头，隔些时候就冲着那班成日吃酒、赌钱、逛窑子的可鄙之徒「指桑骂槐」一番。张二在许多地方虽像山姆·维勒先生，骨子里却掺着几分乔布·特洛特：一想到主人竟糊涂到疑心他吃酒、抽大烟，他常常要抹一把眼泪。

有一天他穿了最好的衣裳进来（每逢这种难得的场合，他总解释说，这是为了给我长脸），请两天假，要从广州去澳门。我一口应允，不过按老规矩，我认为最好还是把酒馆、窑子、赌场那一套牢骚重新念叨一遍。

两天之后，我正在廊下吃下午茶，张二回来了，一脸受了委屈的神气，把一个包袱往我面前的桌上一掷。「我在澳门彩票上赢了这二百块钱。钱没到手之前，我不愿告诉您我为什么要告假。我不赌钱；不过近来买了几张彩票，因为我一心信定老天必报好人。我空着手来到世上，也要空着手出去。人从土里生出来〔这道理他没有细讲〕，还要回到土里去。这些钱我给您：您是我的主人，您从前赏过我一件旧背心。我跟了您十多年〔这是一八七九年的事〕，我这副硬脾气，别人谁也容不下。我从不揩油；您的钱就同我的钱一样。这二百块钱，请您看着办，只管用在我身上。」

张二这般想着自己不得不厮混其中的这个恶浊世界，自怜得很，便转过身去掩住激动，把眼泪蹭到衬衫袖口上。

「得啦，」我说，「用不着自夸。我从没看出你有什么好处，留着你不过是因为使唤惯了，况且你咖喱做得不坏。」

于是议定：我替他存一百块；他拿四十块给北京的老娘和媳妇买镯子、耳环并别的玉器。此外还立了些款项上的章程，算是给他老娘养老，往后十五年里，他老娘每月从他手里领五块钱。

张二感动之极，竟「再三申明」从此以后厨子与「小厮」两项差事一身兼任，除了那五块之外，每月只要七块工钱；他也当真做到了，中间不曾认真断过。别的仆人一向把他看作半个疯子、半个无赖；但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加上说故事的天分，总教他稳坐「头一份」。

香港的私盐贩子

由香港往大陆偷运盐与鸦片，引出了没完没了的互相指摘，也引出了所谓「封锁香港」——就是说，一八六七年粤海关监督在大陆上和香港四围的岛上设了一圈关卡；又买了一队火轮巡船，把犯禁的帆船「撵」进他的网里。直到一八八七年，觉得把这些关卡移交赫德爵士为便（香港方面统称九龙关，澳门方面统称拱北关），在此之前，厘金的征收一向由中国人自己经管。其间他们的巡船常守着香港几处窄窄的口门——这原是极容易的事——偶尔一时性起，还会越界穷追。中国人自然随时拿得出一批证人来发誓作证，说拿获之处在英属水界之外；可是在另一头，被拿的船主和水手为了保住性命和盐，赌咒说他们明明在香港管界之内，也算不得没有偏向的见证。

我第二次到广州不久，就出了这么一桩「两可」的案子，两边自然都得一口咬定自己有理；不然把案子提出来又有什么便宜可占。刘坤一总督是个公道正派的人：他这边派了一位洋员出身的海关高级职员（柏卓安先生）下去查问；说「派」还不确，他是托人家帮个忙走一趟，因为他并无权「命令」他——海关上一切带「饬令」意味的公事，都得出自粤海关监督。恰在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条驳不倒的凭据：被拿获那只帆船被砍断的锚缆还连在锚上，而那锚分明陷在香港水界之内。这就无从辩了，虽说「照律照理」，那锚绝不可能在那里，是铁板钉钉的。可是我们都晓得，「法律是头蠢驴」；而照中国人的说法：「理上无有的，事上未必没有。」

这一类案子，自然是由广州领事替香港总督「循外交途径」去争，因为总督无权发号施令。可偏偏那时候，极干练也极活泛的约翰·波普·轩尼诗爵士（那时还只是先生）正一心要博得中国人——尤其是总督——的欢心，其用意原是可嘉的。而刘坤一却不是那种连皇上的欢心都要去博的人，更不必说一个洋官的欢心；何况他为人从不「背地里做手脚」——这一层德行，我们自己那些巴黎派的外交家倒不妨学一学。

局面于是滑稽起来。锚被发现的那一天，轩尼诗总督便写信来——至少据卷宗如此——说他已决定不再为那船户争这桩案子；同一天，业已把道理占足了的总督，从常情上着想，本愿把船发还那倒霉的船户；可是办不到，因为没人「叫牌认错」。在这情形下，领事——一位极受总督敬重的人——决定派我去见盐运使：那是一位皇族出身的满人，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因而对说得漂亮的道理格外听得进去。

这一番「安排」，很能说明：只要不摆排场、不兴师动众，和和气气地去接洽，官员们是何等通情达理。成福说：「锚的事自然棘手；不过总督既已把理占住了，我不能出卖他，至少不能不先问过他。何况那船已经拆了，货也早卖了：便是想交还，也交不出来。」我这边答道：「哦！这容易得很。照样买一只船，装满了盐。我担保让那船户得着公道，而总督那边一个字的正式通报也不必给。总督尽可写一封措辞严厉的申斥公文来，文里的说法你我商量着定，他要证明什么就证明什么，好保住脸面，只要船到手就行。」事情便这样办了：不久那只帆船便悄悄地驶到香港港务长处交割，舱里「满满登登」装着盐；这案子也就此撂下。中国的苦主因此无须像传说里那位罗马讼者对着卖弄学问的讼师叫苦：「是是是，各位先生学问极大；不过请说说我那几只山羊罢。」

一桩骇人的敲诈

按条约，凡助过英军的中国人——说他们是汉奸也罢，是忠义也罢，随各人的意思——不得直接或间接地被追究；而这班最大的「汉奸」（或曰英雄）里头，有一位便是香港的百万富翁郭甘章。可巧广州的粤海关监督刚为母守制去了三个月，白折了一笔进项（旗人「做」三个月，不必守足经书上的三年）：因此库里空虚，他便瞪着眼四处寻些七零八落的猎物，好把那只干瘪的猎袋填一填。

一天我们骇然听说，郭甘章的儿子在西江上被拿了，正押着索赎。小郭自投罗网，实在做得糊涂；因为即便他父亲是英国臣民（这本来就靠不住），儿子若不是生在英国属地，也不因此就是英国人；在这件事上，这一层同样靠不住；何况华裔英国臣民只在本地算数，除非他们自愿佩带某种表明国籍的外部标记，并且报明注册；这几条比「靠不住」还要糟，因为件件都是确凿的——可惜确凿的是反面。然而实情人人皆知：小郭抽大烟，自然带足了几个礼拜溯这条穷僻江河而上所需的好烟土；他又照中国阔人一贯的做法，带了几架钟表和八音盒子送朋友，压根没想到会出事。

可这整桩事都是粤海关监督亲自督着，由一班放线的人经手做成的，难的是如何坐实。凡大员都有权「札饬」知县，于是郭便被监督送进了知县的牢里。

领事馆的头一步是立刻把话说得「重重的」，要知县即刻释放一名英国臣民。指望这位还算明白的知县，趁监督还来不及去请教那班随时伸手递上「法律」高见的洋好事者，就把这事「撂开」。不料这位知县像个当今的彼拉多，索性把整桩事洗手不管，把人送回给监督；监督以满人的胆气，硬撑着不退：说起来他也真有理——就是说，倘若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一手做的局，他是有理的。他自然要辩：「我征的税，一个铜钱都是皇上的。这里有一个中国百姓，穿的是中国衣裳，坐的是中国船；没有文书、没有标记、没有旗号；私运烟土和钟表。你们凭什么要我放人，凭什么过问我打算以皇上的名义处他什么罚？」

这当儿，郭甘章打发上来一个洋人——就是那种老缠在中国阔佬衣襟边上、来路可疑的洋人：一个爱尔兰人，正是你偶尔在太平洋各岛海滩上碰见的、替某个小国王「跑腿」的那一路。从他的做派一望而知，他有权为救人出来花任何数目的钱；可领事馆这边不要钱，于是把他客客气气地送了出去，并向他保证：不论他、不论老郭、不论任何人想要什么，凡办得到的都会办到（我也但愿——为他自己计——他从中好好地捞了一笔）。

同监督的这场角力延续了半个月，中间几度「叫停」；到末了，凑巧波普·轩尼诗总督（有意无意我不知道）替我们帮了一个大忙。他在说另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时讲道：「倘若再有监督的哪一只巡船在香港水界内拿人被我逮着，我只好把该船充公。」

两边的措辞早已绷到了近乎艺术的地步。不过用中文这样有弹性的文字，要把这句顺手的威吓译得分毫不差，同时又让它听起来像「只要我们一旦拿住监督那只大轮船，就把它扣下」，并不难；再把两件事写在一件公文里，让人联想着把那威吓牵回到在押的郭耀身上。总之，一份抄件送到了刘坤一总督手里；这一阵他一直袖手旁观，看得有趣，只想知道这场混战谁能「拔得头筹」。如今他被这局面可能酿出的政治后果惊动了，便做了一件中国总督极少肯做的事——对粤海关监督动用了他那「紧急」的最高权柄，饬令即刻放人。

三天后，总督亲自来了，把整桩事当作一个绝妙的笑话细细讲给我们听。他说（用他那可怕的方言），监督原打算敲的这一笔是——他扮个鬼脸，把两根食指交叉起来，活像个马贩子（一个十字，看是马耳他式还是圣乔治式，或作「四」或作「十」）。我问：「四万？」他急忙说：「十万！」——就是十万块钱，也许是十万两；究竟是哪一样我忘了。

谁买我这把伞

我在四川行路时，船夫和轿夫总教我心烦：他们为草鞋、柴火、米或别的零碎必需品的价钱讨价还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耽搁，没个了局；那些东西全部值不了几个便士，争的那点零头难得超过一个铜板。我发觉更划算的办法是：一口气吩咐买二十双鞋、一百斤柴，或是缺什么便买什么，白送给他们：照我每日的花销算，这点钱几乎等于零；可他们高兴，我也落个大方阔绰的气派（有时说不定还落个疯癫糊涂的名声）。

一个大热天，我躲进轿子避太阳，轿夫们正在一个乡间摊子上（就在四川每个村子都少不了的那株行旅大榕树底下）擦身歇凉，喝一碗稀饭，抽一袋烟。附近聚了一小堆人，我没别的事做，便听他们说话。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寻常的绿纸伞，端详着、摩挲着，活像个犯难的马医摸马的飞节。他向一个老婆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那婆子眼巴巴地候着他的高见。她身边一个清秀的小男孩，急急地把伞递给另外几位沉吟的鉴赏家；伞被撑开，举到太阳底下，人人细细察看，慎重斟酌。我的轿夫也加入了议论；不多时便有了热闹——如果不说是动气的话。利害冲突起来了。

「小厮，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是个老婆子要卖她的伞。」

「为什么？」

「她说还有七天的路要走，铜钱全花光了。」

我便走过去同这位老太太攀谈。她生着中国乡下女人常有的那种光滑、褐色、羊皮纸似的脸，皱纹极深，雀斑极密；一绺白发在她那颗有纹路的亮脑门顶上绾成一个小小的髻；同她这一类人一样，她光着头，腰间却挂着一顶大草帽，以备不时之需；衣裳是常见的蓝布，镶着廉价的伯明翰花边，洗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她把来历告诉了我：她已跋涉多日，还要赶到重庆以外很远的一座城里去。照村人异口同声的评断，那把伞值一百四五十文（合五个便士零一法寻到六个便士）；而沿途客店里，头等的每人每日平均要五十到七十文。这境地实在窘迫；可她无论如何总得设法凑出「一串」来。这当儿店主把一个「猫头」（就是把两碗并作一碗）米饭往桌上一墩，显然是打算白给她的（那值不上一个法寻）。

一想到这老婆子要拖着她那双小小的残足，饿着肚子走上二百英里，还要拉着那个伶俐的孩子，我心里难过得很，便吩咐立刻从轿子的「暗箱」里摸出一串一千文来。可就在这一瞬，那小男孩会错了我的意思，冒冒失失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块银子来，叫人过秤；那银子约摸值六百文。我见了这个，便把赏赐减到四百文。

「瞧，瞧，老太太！大人赏你四百文钱。」

老婆子似乎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连一声谢也不曾向这番鬼道；我离开时，她正像皮埃尔·洛蒂笔下的那位朋友一样，一个一个数着钱，嘴里嘀咕着，看数目对不对。

老婆子无论到哪儿都受人敬重，而她们通常也当得起。年纪使她们不必再装出过分的矜持；随着做母亲和做婆婆的种种烦恼淡成久远的青春旧事，她们的性子似乎也醇和了。她们心里多半有一股厚道与和气；碰上单纯的伤风、发热或别的显而易见的病症，她们还是不坏的郎中。她们体贴、随和、极其守旧，又往往有几分信神；这最后一桩德行，在传教士嘴里叫作「迷信」；可她们一旦名义上归了基督教，它就变成「虔敬」了。而要一个中国女人归教并不难，只消她男人归了；要她男人归教也不难，只消他父亲先归了；到这地步，他简直是生来如此，无须谁去劝化。生成的，不是造成的。

这里头有钱赚

上海、镇江一带最有赚头的行当之一，从前是——如今或许还是——挨枪子儿。那门道是这样的。洋商们常常结伴坐着船屋进港汊，或是在近郊田野里乱走，找沙锥鸟打。中国到处既无篱笆，也无狩猎律例；随时随地都有数不清的小男孩，替你轰鸟、扛枪、跨沟、拾鸟。在这种情形下，常有几粒细砂子弹打进人家的腿肚里；偶尔连眼睛也伤了。可是正如纸猎时踏坏田禾有一定的赔偿一样，中枪小孩的爹娘、中枪成人的亲属，也渐渐立起了一份大致固定的价目；固定到这个地步：人们竟特地躲到灌木后头，或伏在沟里，只等那边枪一响，便（同布尔人恰恰相反）立刻举手大喊。中国乡下人的皮肉极少有不带着一身疮疤伤痕的；因此再没有比把一粒铅子或一撮火药揉进去，或是硬说「受了内伤」更容易的事了。等到发怒的村人举着扁担围拢来（庄稼人手边总有一根扁担），胆小的或不会说中国话的猎者，往往巴不得当场了结；尤其是当几个老婆子提着粪桶也来参与议论的时候。不然，案子便经知县递到英国按察司公堂，甚至递到高等法院；或由领事仲裁；或由中外合组的会审公堂处断。

因此，当香港来了两位发达的律师——其中一位还是货真价实的御用大律师——上镇江打一个礼拜的猎时，镇江的中国人可着实肥了一天。那场「惨剧」过后没几天我恰好遇见他们，他们把经过原原本本讲给我听。两人连一句本地话都不会说，就是近似的方言也不会；他们独自出门；一路照例跟着一群放肆而多事的孩子，这班孩子自然分得出生手与本地惯见的番鬼。麦基恩先生想「嘘」走他们，不知怎的把枪走了火。一个孩子当即像一块铅似的倒下；顷刻间一声吼、一阵涌、一场地震，可说是天塌地陷了。两位律师起初自然当作又是一出「做局」，还想争辩。在一片扁担的树林、一阵指手画脚与号叫的旋风里，两位讼师被拿住捆上了。海勒先生过了一会儿获释，得以比较自由地去张罗料理。他究竟被看管到什么地步，我已记不清；他那位朋友却受了竹篾绳紧紧勒住手腕的罪，还被囚在龌龊的乡屋里，半饥半饱地熬了许多个钟头，甚至一昼一夜。我见他时，他胳膊和手上还留着「勒缢」的印子。

这一回，那孩子却是当着他们的面真被打死了，死得透透的。一位哑了的御用大律师「用英文比手画脚」，那套动人的讼辩之术，在一群满嘴蒜味的乡下中国人组成的公堂前全然无用；纵使它从前在戴假发的首席法官面前、在洋洋自得的陪审团面前百试百灵。他们这一回可真是「栽进去了」；对方自然一口咬定「一命抵一命」，无非是要把钱袋口撑得大些，趁热打铁罢了。总算起来，他们脱身得还算便宜：那孩子的性命作价几百块钱（按当时的行情，约合四五十镑），这在靠定聘费和出庭费吃得脑满肠肥的先生们不算什么，在一个中国庄稼人家却是好大一笔家财。

贩私盐的

我从宜昌搭本地船溯长江上重庆时，船主毫不隐讳：他拿一舱淮盐给我的船压舱，而淮盐在四川价钱是极俏的。可是走私本是当地的成例，我断不肯为了同一船心怀不满的人争辩，而拿自己的性命去闯滩。顺浙江诸水下来时，我也留意到本地船老大借我的官身夹带了一批货。他若被拿住（我想他是被拿住了），我也不会出面干涉，只要我的行程不因此耽搁。除非牵涉到洋轮、洋关或领事馆的声名，我从不曾采取任何步骤阻止手下人夹带。行事者自慎罢。

有一天，我那位已故的朋友穆麟德（他到去年四月不幸去世为止，一直在总税务司署中任高级职员），正夹在轮船乘客中溯江而上，偶然朝一只被塞在铺位底下深处的箱子里看了一眼。这只箱子并不是舱用的衣箱，据说是装鞋刷之类零碎的；他觉得奇怪：这样一件笨重而不雅的东西，怎么会带进舱里来。他吃惊地发现，里头满满的是盐。他对他那位正在船尾华人舱里安睡的「小厮」一字未提，只吩咐把箱子里的东西从那宽大的舷窗里统统倒进江中。

三天船程之后到了九江，那「小厮」自然出来收拾行李，照料搬运上岸。谁也没说什么。他把那只箱子拖出来时，一层微微的苍白（照一位好爱尔兰人的说法）漫上了他那涨红的脸；他的眼角悄悄地想同那位铁面无情的主人的眼角通个消息，而主人正带着冷冷的讥诮，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幕戏。小厮心里的难题是：「是我忘了把盐装进去？还是管事的自己取走了？还是主人同谁『搭上了伙』——或为图利，或为拿我的把柄？」这就像那个被老虎追赶、跳进骆驼肚子里的美国人所犯的难：「我是往里钻呢？是往外钻呢？还是啃它一啃，好教它快走？」

倘若哪个生手以为在这种时候能捉住一个中国人的短处，那就大错特错了。箱子和铺盖被欢欢喜喜、麻麻利利地搬上了岸，在船老大、欧洲乘客以及别的知情人一片「无声的赞叹」（再借用一句爱尔兰式的说法）之中。最教中国人心折的莫过于沉默：若由他们自己去闹，这事准要闹得天翻地覆；倒不是为了争什么虚玄的体面，而纯粹是为了一个实在的目的——把这笔损失最后「落实」到多少铜钱上。

这些事发生在一八七三年，此后我不知多少次拿它们作自己行事的样板。这一类「中国式的琐事」并不真有什么害处；为着替他们立一套与他们天性全不相干的道德标准，就去克扣这班苦人的工钱，或是把这些糊涂的犯事者送去挨一顿板子，未免堂吉诃德气了。豹子能改得了它身上的斑么？

第十五章差役与他们的主子

充眼线的旗人

刘坤一总督固然是个正人君子，可他同我们欧洲的政治家一样，消息只要弄得到手便收下：「他们个个都是正人君子。」刘坤一也不是广州这套局面的始作俑者，他到任时局面如此，他便照样接手：同我们自己的外交家一样，上头给他什么家伙，他只能用什么家伙，尽力做去；不过我在广州认识他的那些年里，从没听哪个属员抱怨说刘坤一一面公事上用着他们，一面背地里听人的私话；也没听说他为了替自己脱出难局而胡乱参劾属下。

倒是有一个人——一个满人，还是个极健谈、极风趣的家伙——抱怨说，他的上司们在刘坤一到任之前，这一套全对他使过；说他们把他的「声名」报作「平常」——凡是不便当面发作一个属员时，中国人最爱用这个法子压住他。可是「报」他的不但不是刘坤一；这位大员甚至还情愿自己查一查实情；而我又有机会替这位满人在「洋务」上讨到许多趟差使；因此机会一来我总不放过，因为我喜欢这旗人坦荡爽直的作派，也乐得同他讲北京话，把我的京腔温习温习。

于是就有了这么回事：刘坤一以为可以借这位满人从洋人处搜罗到不少零碎消息；那满人便到处寻访洋官，晚上还常常踱到旧衙门来看我；抽一支雪茄，顺便「套」我的话。

被人套话，我从来一点也不介意（我是指我愿意说的那些事）；我且以为，照外交惯例摆出那副「持重」的样子，有时颇有些装腔作势的嫌疑，它所表示的，往往不是审慎，而是无能或心里没底——中国的外交家如此，欧洲的外交家亦然：凡是把牌打得明白而爽直的人，用不着多少故弄玄虚或是掺假。所以（从大处说到小处）当这位满人和另外好几国的许多人急于把崇厚在里瓦几亚的举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时——那正是就伊犁一事议约的当口——我便听凭他来套我的话。他套话的法子是这样的。

俄国人名不容易译成中文，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有位大员急于要知道一个三音节名字的罗马字拼法。本来大可以直截了当地问我：「这三个字是不是俄国代办『凯扬德』？」可他偏要绕个弯子，我便说：「把你手里那本册子给我，让我看看上下文。」（那时我还不知道「凯扬德」这个名字。）

叫我吃惊的是，那小册子里竟把条约本文、北京往来照会和通商章程整整齐齐地合订在一起；这是张之洞手下一位幕友刚刚私下寄给这位满人的——张之洞那时才开始出名。册子一路从北京附近的南皮县寄来，不过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私相传递：无非是意外得来的早到的消息；既非公文，也没有什么鬼祟。于是我说：「好啊，我也是你的朋友；让我拿回家去从从容容地看看。一两天准还你。」

那时俄国以外的欧洲还没有人见过这个条约；至少在中国的欧洲人里没有一个见过。册子在四十八小时内如期归还；我提这一段，不过是要说明：中国人一旦存心要套一个心无城府的寻常人的话，是何等机灵，何等隐秘。

那个叫花子护送差

自从马嘉理被戕和烟台条约以来，中国政府便断断续续、不尽不实地设法，务使入内地游历的洋人得到应有的保护与相当的礼遇。所采的办法里，有登记住处、查验护照、跟踪行止、派人护送等等。这些防范的步骤原本已经足够——只要认真办到；可是中国事事都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不求彻底，即便办事的人当真存着好意，也总办不周全。

我是官身，待遇也许比一个四处奔走的传教士略好一点；但我不久便发觉，护送我的人多半是些「趁机捞一把」的无赖，因此我无论如何不让护照离手去给人「抄录」——那是中国人一桩典型的糊涂勾当，意味着受不了的耽搁和敲诈。

我在川北游历时，有一位知县——我从他自家门口那班闲人嘴里打听出来，是个懒惰的烟鬼，样样都不成器——竟一口回绝不见我，还托他的跟班或差役给我捎来极无礼的话；可那天下午我还得赶二十多英里路，没工夫当面教他领教我的不快。

那一回的「护送」，不过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带一顶破旧的官帽，用红帕子包着随身带走，预备到下一个知县衙门里销差时用。他从本县领了几文钱做盘缠；一路上除了能从我身上榨出来的，另有若干「支应」与「采办」的名分。他的差事是把我完完整整地「交」到下一个州县。这些以及许多别的事，都是我们在毒日头底下亲亲热热同行时他告诉我的；说实在的，我关于衙门里「上流生活」的见闻，多半得自这班混混儿。

我说：「拿你的牌票给我瞧瞧。」

「行啊，」他说——他自己（照兰开夏人的说法）是「不识字的」。

那是一张印好的纸，空处填着名字。上写：「某某县正堂，为饬差事：着差役某某看管：计开，人犯一名，籍贯英夷；轿三乘；等等；妥速递解某某县正堂衙门交割。凛遵毋违！」

「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回去交你老爷，这一份是给你自己的赏钱。这张票你不必交上去了。」

我的信这样写道：「本官已安抵此地，贵差某某一路照料周至，特此致谢。据他说，按例须将牌票交邻县衙门；但票已由本官自行留下（他再三恳求亦无用），另给此信一封，由他带交贵县，以代邻县的正式回执。想来贵县未必晓得：唐、宋、蒙元、明、清历代递相『逐鹿』，而英国的大朝已相承统治一千年，宗嗣不曾有大的中断。本官正是奉这同一个英朝的官长所派，来四川游历。本官前往拜访，贵县不肯相见；而贵县自己的手下却告诉本官，贵县嗜食鸦片甚深，每日不到午后二时不起身。本官十八日后回到重庆，届时若见不到贵县亲笔所书、措辞极恭的谢罪之函，本官当将贵县那张护送牌票的抄件正式咨送北京，好教政府看看，本省的知县是怎样奉行朝廷的号令的。」

我到重庆时，果然收到他一封工整的信，写在漂亮的花笺上，谢我宽宏大量，并盼我从北边回来时顺路过访。

这事也就撂下了；因为说到底，弄出这些愚蠢的怠慢来的，是那套空洞而叫人难堪的官场体制，并不是个人的恶意。整套官治的道理，就是「虚张声势」与愚蠢的假装的混合物——至少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是如此。

我的护卫

一八八一年从四川出来，我们被水阻在夔关。那是我在西边的最后一趟行程；先前那场已经讲过的骚乱害得我两只脚踝扭伤，躺了三个月，我正没有好性子容人戏弄。

夔关在峡口，那峡像个瓶颈，一出去便是中国东部的平原。一夜之间水涨了四十英尺；没有一只船敢下行；眼看要白白耽搁好几个礼拜，我便告诉那两位管着这头出笼野兽的文武官员：我打算走路；必要时一个人走。我说这话时眼色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难看，于是次日清早五点轿子便预备停当，我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路：六乘轿子，数不清的轿夫，护卫、厨子、「小厮」，等等等等。我从没有比那一回更快活的：翻山越岭，涉过涨水的河，走在山间的云里；过摇摇欲坠的桥；住的是猪圈，吃的只有本地土产；人是朴实的，四围是荒野；每天傍晚我们都湿透、乏透；而那最臭的谷仓、最脏的苇席，却催出了最香甜的睡。

日子一久，我渐渐看出，那位手里总提着一把鬼头刀的武官，是个极好的人。每晚他头一件事就是叫兵替我吹气褥；他总替我弄到最好的（也就是最清静的）房间或铺位；用刀把人群挡开；总之，事事都替我张罗停当，而且一点不张扬。

那位文官起初履职时极其客气、极有身分，日子久了，却成了个不折不扣的累赘。他总在我坐下之前先坐下，抢占最好的房间，自作主张吩咐起行，等等。论个人的体面和特权，再没有比我更不计较的了；可是他既领了这趟「差事」，并照例向沿途各州县勒索支应与「孝敬」，而我的安全与舒适正是这趟差事的本旨所在，那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他退居次席。他看出我不满，却丝毫不想缓和：他倒像是以惹恼这番鬼为乐。

高高下下走了一个礼拜，我们终于下到宜昌附近的平地；一到那里，我便宣布：为护卫备下的五十来两赏银就要发放了。应召先来的是那位武官和他的兵；他们又惊又喜，每人领了一个礼拜的饷，统共约摸二十五两（就我所记得的说）。

那位文官随后到，排场十足，衣冠打点得格外用心；他无疑以为，按比例至少也该轮到他四五十两，因为那武官在名义上（虽不在实际上）是归他节制的。我同他比着客气；痛快地承认道路可怕、伙食粗劣、天气可厌；可是我向他保证，尽管有这些不便，那位武官（他的同事）和那班出色的兵士，却给我留下了感激的印象；我打算写信——其实已经写了——给重庆道台，谢他为我费心。至于他本人，既是文职出身的老爷，我自然拿他当平辈相待：我们是兄弟相称的交情，我岂能提起「那一堆」（钱的雅称）来伤他的体面。我送了他——送的什么我忘了，一把鱼刀，或是一只糖罐，总之是这一类不值钱的玩意儿——「留作纪念」。他神色不改，把礼物也一并收下；随即彬彬有礼地躬身退出；可他忍不住气得直咬嘴唇，尤其是看见我那「小厮」在一旁窃笑的时候。

大听差与小听差

在温州那么一个昏睡的角落里，领事馆的仆役们照例落进了他们几乎总要落进的那一种窠臼，只是随境遇略有不同罢了。那位文案先生品格极高，举止矜持，因为带来的口音应付不了那班听差（即衙门里的差役），便一丝不苟地办自己的公事，对馆内的家务能躲多远便躲多远。门房是个老实的蠢材，中国的门房多半如此：说蠢，是因为除了蠢材没人肯干；说老实，是因为除了老实人没人干得好这份差。花匠、船夫之类无从揩油。大听差抽鸦片，是个公认的滑头；可他机灵得出奇，办事又准时、又恭敬，甚至有几分体面人的样子。小听差出身寒微，卑顺；却又刁又贪；一心想引起主人的注意，抬一抬自己的身价。仆役各人签领各人的工钱，可大听差无疑在暗中「操着盘」：至少张二一向认定，他在众人的工钱上都抽一成。

有一天，也不知是一位传教士还是一位巡丁（我忘了是谁）告诉我：夜里有人在我的馆舍里公然聚赌。我问我那「小厮」，他似乎大为得意，正好借这机会数落我一顿——数落我不鼓励他天天去告发天下人。「我说某某是坏蛋的时候，您跟我要凭据，不肯信我。我见过夜里有生人进来；可我不懂这蛮子地方的土话，也不该四处多管闲事。」

查问的结果是：大听差（他每夜都回家陪老婆）并未牵涉在内；小听差却确凿地在我馆舍内他那间狗窝里开了赌局。事情揭出来时，他恰好出门送信去了。我亲自督着，把他的屋子仔细搜过、搬空；他的褥子、被子和换洗衣裳摊在我大门外的泥路上；箱子仔细捆好，放在褥子上头；备用的裤子、帽子等等放在箱子上头；其余零零碎碎的家当围着排开；顶上压着那些犯罪的纸牌和赌具。

此外再没对谁说一句话；我在廊下挑了个舒服的角落，坐下看热闹。他回来看见自己的家当被示众，便有人告诉他：「你聚赌，大人把你革了。」他于是哭起来，急急上楼到廊下来求我开恩。照常例，我是不赞成打中国人的；可在我自己家里，我的信条一向是：主人所悦，即具法律之力。这一回我揪住小听差的辫子，扇他的耳光，扇得他打转；然后把他转过身去，好好踢了一脚；末了我说：「现在你可以把东西搬回屋里去了。」

这一切都是一声不响做的，当着那位教士、文案、仆役和街上人的面。此后再不曾提起此事，小听差照旧办他的差。后来闹事的时候他表现极好；我离开温州时他还在那里：中国的仆役照例能熬满自己的一辈子，他多半如今还在，而且很可能是个极好的仆人。

以牙还牙

在我们看来属于中国人——其实是整个东方那一套——荒唐之处的，有一种普遍的心思，就是事事要争一个高下，天朝人自己叫作「占上风」。我说「在我们看来」；因为不可忘记：各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做是对的：譬如我们对待妇女的那一套惯例，在中国人看来便是愚蠢、失礼与胡闹的混合物。一八七一年我初见李鸿章之前不久，他就因为想把威妥玛爵士（那时还是先生）晾在大门口，挨了一顿申斥。六年后他哥哥李瀚章也被格罗夫纳先生照样拧了一把：格罗夫纳同他的同僚达文波、贝伯尔等人特意商量好，要「叫他也难受难受」，于是众人拿着表站在自家门后，让岑抚台同钦差李某在一群孩子中间等着——英国人先前被晾了多少分钟，便让他们等足多少分钟。我自己所领教的冷遇，则各色各样、大大小小，无所不有；不过照惯例行事的举止（无论中国的还是英国的），在我看来常有几分可笑——至少在它不能做得分毫不差、排场十足的时候；因此我一般是拿逗弄、打趣对手来取乐，而不是生气自苦。

天朝人爱使的「针刺」里，有这么几样：公文里提到英国时不「抬头」，或不在字前「空一格」，以示是等而下之的国家；提到国王陛下或公使大人时，称作「该国之主」、「该使」；管洋人叫「夷」；等等。官员们还公然采用另一种教欧洲人难受的怪法子：就是走进屋来时「摊开自己」；四围簇着仆从，那班仆从便张扬地点烟、递上「热手巾」揩脸；一路上「到处」吐痰、打嗝；等等。这一类的冷落（说势利倒未必），太过微妙，虽然一时能逼得外国主人非留意不可，却难以在书里一字一句地定下永久的界说。满洲官员用一个古怪而近于乔叟式的说法来表它，叫作「摆尿势」——心里暗指的是驴子在某种情形下那副大呼小叫、霸住地方的架势，那时旁人一概想「给它让路」。

我初到海口后不久，有一天在街上转悠，想找找有什么告示看，因为正有些不利于传教士的凶险传言。在这上头，洋官又比中国官占了便宜：中国官不能、或极少敢隐姓埋名地四处走动。我看见并揭下一张道台（岛上文职之长）出的告示，里面把一份呈给他的禀帖一字不易地照录，禀帖里用了一个「夷」字。在中国，这类事上是没有「无心之失」这回事的；每一个字都由老练的读书人斟酌停当，决不会有谁一时失手，写出有损本国体面的话来。我去信责问，并提出「即使以贵道台这样高的文名而竟看不出何为得体，条约里也明明订定不得使用『夷』字」；他的回信却颇为倨傲，把整桩事一笔抹开，还暗示「以本官这样的学问与器量，对愚民随口乱说的话，尽可以不必计较」。

凭这些事实，要迫使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申斥这位道台——他还是李的私交——本来不难，尤其若把事实往极处上纲；但我一向尽量避免「惩处」，因为惩处若不能使人心服，便只能结怨：不过眼下倒有个机会，可以说一句极辛辣的反话，不伤筋骨地叫这位老道台受用一辈子；何况在文字上应对的「才气」，往往当真能博得中国人的敬重。我大略这样写道：「论到宽容人之过错，无人过于本官；然此乃条约明文，非你我所能置喙。且以本官看来：民间沿袭的谬称，堂堂大清的官员本应从容规诫，至少自己避而不用，如今竟照样援用，于体统似有可议。譬如我们粗鄙的英国祖先初见满洲的辫子（这辫子自然如贵道台所深知，是满人以死罪相胁加于贵国人身上，作为大清朝半神之威的外部标记），无以名之，便叫它作『猪尾巴』；在我们这种粗糙的语言里，至今也只有这一个说法，以致我们有教养的人士要说起这件东西时，只好向文雅的法国借一个字来用，以免失于不雅。本官相信，本官在提到贵道台的头发时避不用民间那个『猪之尾』的说法，贵道台当能领本官这一番礼数：其中可能引出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本官也相信，作为公平的报答，贵道台今后当避免使用『夷』字。」

朱道台

这是一位极有中国官员本色的人物，我想他是浙江人——那是学问与政术的渊薮。他的相貌并不讨喜；身子孱弱，脸色砖黄；上颚一枚杂色的独牙，点缀着一张乌黑洞穴般的嘴。他是个极有道德勇气的人：就在我到任之前，他下令向海口的暴众开枪，因而依法打死了一个人（或说一个小孩），但随即优恤了那家人。这桩人命案使他不得人心；然而说到他的私德，没有一个人能讲出半句坏话。他力主「禁烟」，自己自然不抽：据信同新加坡那桩后来在他那位无赖继任者手里搞砸的鸦片章程，最初实是出于他的主张，其本意原是正大的——就是说，既然恶习总归免不了，至少要替本岛争得一份出自这恶习的税收。

同一切好的中国官员一样，朱采不喜欢传教士。这话听来像是悖理；可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外来影响，加于他治下那些不过遵循祖宗风俗法度——迄今所定所许的风俗法度——的百姓身上，哪一个有国家心肠的治人者会赞成呢？

我在海南的头一年，整个儿花在同「老朱」的长期角力上；不过就私交而论，我同他相处还过得去。他能「宽容许多」，因为（照官场里那句轻蔑的说法）我「认得两个字」，当他对我这层细皮嫩肉放肆时，我也能用「话里的转折」去磨他那张老皮。我对这位老人确实存着几分由衷的敬意。为什么不呢？他不刮地皮；他不抽大烟；他能维持秩序；他自己掏腰包办公益；他奖励文教。据我所知，他从不曾反对过医务传教；其实我相信他还慷慨捐过款。

岛上没有一个英国传教士。他厌恶「教皇那一套」；可是英国的国王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表示同样的意思，我们又怎能责怪「老朱」呢？（朱，即「朱红」的朱，是他的姓，与「猪」同音；上文我那个关于猪尾巴的小小玩笑之所以刻毒，正在于此。）他也反对美国的长老会。实际上我在那里的全部时间里，都不得不「保护」葡萄牙的「教皇党」和美国的异议派；虽然这本不干我的事：而他则觉得压住他们是自己的本分。这两派我谁也不专主，两派的教义我谁也不信；英国的国教中人本也不信：那么朱又何必信呢？

他另一桩黑罪名，是敌视洋人的猪只贸易。我自己也不赞成我们在猪的买卖里打滚——这有失体面的英国商人的身分；然而条约在那里；而且已有一位英商承担了猪的风险。这局面在小处上，恰是「上流外交」与「拳匪之乱」在高处的缩影。我们两人所想的、所信的、所喜的、所恶的，本是一样的；可「命数」偏要我们为猪、为教皇党、为牧师争吵不休：换句话说，我们小题大做，因为我们领着薪水就是干这个的。

朱采在「领事馆地基」一事上尤其固执：私下里他毫不隐讳自己那句莽撞的誓言——「我在一日，领事便一日得不到地基」；那时他正同李瀚章总督议一门儿女亲事，而为着官场上的缘故，这门亲事非等他卸任后不能办，因此他有一层很好的倚仗。可是尽管奋战一场，可怜的老朱终究是全线溃败：猪价他到底还是赔了，还加上一大笔利息；他还没来得及匆匆把辞行的名帖投进领事馆门房，他的继任者便得亲自为对传教士的无礼谢罪；而他扬帆离去时，那块地基正在丈量划界。

我同朱采最有意思的一番往来文字，是关于耶稣会士的旧坟的，其中不得不把历代已故教皇的名位写明。中国人天生的分寸感，于此大可见得：经过二百年的「教难」，那些洋人的坟墓在一片全然敞开、无人看守的耕地里，竟一座也没有被毁；拉丁文的碑铭也都还认得出来：后来由「老朱」亲自下令，当着我和知县的面，给这些坟砌上了栏围。我但愿我所效力过的那班「基督徒」官长，待我能有这位「异教」的朱采一半的磊落——而我同他曾斗得那样凶。

一个横蛮的官儿

海南的朱道台为我们之间那许多过节报了一箭之仇：临了他给了我一个「回马枪」式的冷落：他打我家门口经过，径自上船，并不来辞，只叫一名差役送来一张名帖（正如保加利亚的斐迪南亲王当年待卡利斯男爵那样——顺便说一句，卡利斯男爵在这类事上的「主意」，说不定是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七日在天津学来的）。可是我并不为这点怠慢生气；说不定这老头儿同我一样，觉得这样的暑天里官场拜会实在是桩苦事，他其实并无恶意：海南是中国唯一能称得上热带的地方，七月的热真是可怕。然而这种躲避例行拜会的成例，给他的继任者周某树了一个坏样。周某不过是个署理的，又是个老烟枪，不久便露出两样苗头：一是他「要捞」，二是他要露牙齿：其实下面要讲的这桩事，发生在朱采实际离任之前，只是那时他已不掌印了；究竟是这两位道台里的哪一位定下的这套进攻的全盘主意，我说不上来。读者不必诧异：中国官员最爱这一类玩意儿；洋人的错处往往在于把事情闹得太大；要绕过天朝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容易得多（也有趣得多）。

周某「开场」的第一着，是亲身破门闯进美国传教士的住宅：那是在岛上的府城，离我所住的海口四英里。这件破天荒的事传到我这里时，我一眼便看出，我要对付的既是个无赖，也是个蠢材；并且那传教团的头目是丹麦人，因而在非正式的意义上算是英国所照顾的（说来也巧，这事后不久我便接到丹麦外交大臣的一件公文，正式要我把丹麦的利益移交给最近的俄国官员），而被闯的房子又是美国人的；然而我并不难在中国人的甲胄上找出一处弱点来。事实是这样的：新教的传教士都住在一处相当大的庙里，大得容得下四家人家，略加改造扩充以合洋人的用度。严格说来，道台在那庙里行公祭之礼，或许是有权的；何况当外头正流传着洋人要挖婴儿眼睛去照相之类的蠢话时，传教士便是对自己较为私密的住处被「查看」，也不宜反对。可是在这件事上，周某分明做得无理而骄横，因为他那边和他们这边的往来文书与名帖都在我手里，可以为证。

要立刻把他革掉本是极容易的，尤其若把事实拉到极限来说。譬如大可以据实这样写：「某某先生一再具函自请登门，向贵道台陈说医务及各项传教事宜之进展，贵道台既不肯接见，亦不肯具函答复；贵道台竟不经通报，径立于一位临盆在即的女士门前；破门而入；纵那班凶横的差役满院乱闯，偷此物，吓彼人，等等等等。」倘若我们要开仗，这便是「开仗」的写法。

然而陈某上尉（如今大约是上校了）外交上的机缘正在这里：道台派他来抚慰我。他坦坦白白地承认他的上司把自己弄成了一只呆鹅，只是求情说，要他谢罪实在是天大的「跌份」。可是他非谢罪不可；这已是「破门」之后第三天的事了。

这倒霉的道台其间又写信给我，把事情弄得更糟：「俟阁下首次来拜时，本道当为剖白，云云」；我立刻回复：「本官不打算首次来拜；先来相访本是贵道台的本分；而且要快。」换了别的官员，能这样把人逼到墙角，倒真算得上外交上的一场胜仗；可周炳勋（他的名字）实在是个蠢货，我几乎为自己不得不把他「压」得这样狠而害臊。

磨了将近两个礼拜，他终于同陈上尉一道来行道台的初次拜会，而且「相与甚欢」。席间所谈，无非是吃喝之类。这位道台无知得可笑，竟以为陈某——那人不过会说几句极下劣的「洋泾浜」——既是中国的大将才，又是欧洲的大学问家。我很乐得提携提携这位英勇的上尉。半年之后，道台被即刻革职：他又伸了一回手，这一回是在鸦片的规费上；可他轻易就落了陷阱，因为我手里有他自己盖了印的凭据。

第十六章私事种种

张 二

这名字的意思是「张老二」；其实他本是张大，即「大张」：「张二」这名字严格说来属于他底下的弟弟，弟弟也一直用着，当年正是以这名字随吉尔上尉当差的，同行的还有一个王二，这在讲中国的书里（《金沙江》）有记载。我这位张二用一套纯粹中国式的、极精微的推理向我解释说，他这样甘居第二，是出于谦逊；可即便如此，仍旧说不清倘若兄弟俩凑在一处，各自又该叫什么。也许其中有什么忌讳。奇怪的是这两兄弟过了童年几乎再没见过面，却都不约而同地投到同一个王二门下，同他一道跑江湖。

我这仆人的洋务生涯始于一八六〇年那场战争，那时他被拉了夫，帮着把英国人的炮拖上北京去。自那以后，一家人似乎离开了天津——他的原籍；可他那一口纯正的天津话始终没丢；虽说到了壮年，人家用六种方言同他说话他都答得上来，还能说英文，可直到最后，我从没听他说过其中任何一种的一个字。

我是一八六九年发现他的，那时他是个挑水的苦力，这体面差事还是从更下等的扫地的、马夫一级一级升上来的。我看中他那副坦率、快活、满不在乎的样子，那年冬天便同他原来的主人一道雇了他，骑马去蒙古草原，一路上他包揽一切杂务。一八七二年他主人病了，张二就此归了我；可我回国时，他又到北海谋了差事。在那里他的东家身子又垮了，一八七七年他饿得不成样子，出现在罗星塔。那一回（正当秋令）气候骤变，我给了他一件自己的厚羊毛汗衫，好防着他害肺炎。这点体贴似乎深深打动了他，此后这件汗衫的事我耳朵里就没清净过。从那时起直到一八九四年，他一直在我这里当差；我每回休假回国，他都自认是「留用」的人。

张二是中国人所谓「有骨气」的典型，而且是未经打磨的本色一种。无论什么情形，都休想劝他沾一滴烈酒；重病在身、洋大夫叮嘱他喝，他也不喝。烟也一概不碰，更不必说鸦片。问他为什么，他从来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自己是「在理」（即在理教中人），亦即有时被人误称作「吃斋会」的那一门。我没见他对谁动过一次拳头，遇险时他也不肯带家伙；可他从没露出一丝怕意，也从不想躲开风险。自那件暖汗衫之后，他打定主意要替我拦住世人对我钱袋的种种恶意侵夺，于是一身兼做厨子和跟班；他也像普巴大人那样，备下几套衣裳，随场合飞快换穿。花钱他一向大方（花的是我的钱）；可他自己从不曾有、也不想有什么积蓄，除了随身用度之外一无所有。有一阵子他不大管他母亲和老婆；可那与其说是狠心，不如说一半是他自己粗心，一半是他主人不闻不问。二十年里他干着双份的活，拿的却只有单份的一半工钱：一有点外快，他多半都寄给母亲，若不是他的兄弟和别的亲戚拿他的老实当买卖做，他还要更孝敬些。他最大的毛病（这我从不曾苛责，因为原是人之常情）是见不得「裙子」——或者说，见不得在远东顶着裙子那份用场的衣裳。朝鲜人、日本人、缅甸人、泰米尔人都喜欢他，各色中国人也一样。一句话，他是个极奇的例子：一个无知之人，既无良心也无原则，一辈子行事却公道而近乎达观。听说他死于心力衰竭；可那颗心断不是为我而衰的。

一 次 险 游

大沽往南，陆路约一日程，有个地方叫岐口，一条小河在那里注入海湾。这地方如今大约已落在联军手里，因为那边有几座炮台和一处营盘。三十年前那些炮台算不得什么，装的炮也谈不上新式，连前膛的阿姆斯特朗炮都没有。炮台在右岸，只有几条曲折小路通得过去。就是这样的炮台，我也去看过，并且具报过；大沽和北塘的炮台也一样。

我同当地一名引水、还有海关的总巡一道，坐船去岐口游玩；可连引水船都进不到离河口五英里之内，我们只得换了平底小艇进汊河。这小艇恰好坐得下三个人。偏偏我们赶潮赶迟了，勉勉强强看完炮台、赶回小艇、撑离岸边，天就黑下来，潮也转头往外退了。趁着平潮的时候，走得虽慢倒还顺当；不过我们都得轮班摇桨，我几乎把手上的皮磨掉。末了天全黑了，我们辨不出引水船的方向。潮水急急地往外奔。那快艇上只剩两个中国人，又没有灯。倘若错过了她，我们必定被冲进大海；何况风浪渐大，我们这小艇已经吃不住。我们自己没有灯，喊声在风浪声里几码之外就听不见了。幸亏那引水弗伦奇带了一支鸟枪，本想碰运气打只野鸭；枪里还剩一颗子弹。他放了这一枪，指望中国船老大听见了能知道打个灯出来；谢天谢地，他不多时真的打出灯来：我们又划了一个钟头，才总算平安爬上船，人人都累瘫了。那一夜起了大风，我看着那船老大和他的伙计，那份从容镇定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船上的帆是中国式的，用席子做成——至少也是中国样式；整条船的驾驭全在这两个中国人手里。

另一回我在福建雇了一条大帆船横渡三沙湾：那也是个风大的夜晚。海上浪高，水道错杂，夜色又黑；可那中国船老大同他两个伙计把船操得极高明，末了正赶着当日的满潮，把我们一直送进一条长长的潮汊，停在驿路的起点上。一条百吨的帆船走六十英里，价钱折合英国钱是半个克朗。在海口，船家能在洋人的划艇绝不敢下的滔天大浪里，把他们那笨重的船驶得妥妥当当。

在长江的险滩上，在别的许多河上，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性命全凭中国船老大或引水一念之间。说到轮船，中国人便不那么靠得住，大概是因为对新法子的根本道理还生疏；可若论沿海、进汊、上溯江河这种全凭老经验吃饭的驾船人，中国人是不容易被人比下去的；因此我对他心存一份感激，谢他待我的好处。

剃头匠的「洋泾浜」

对初学中文的人来说，最败坏根基的，莫过于开口就讲「洋泾浜」英语（即「生意」英语）这一积习。且不说洋人几乎每到一个口岸就撞上一种新方言，而洋官除了北京官话以外多半什么都不学；便是在饭桌上同仆人讲话时卖弄自己学来的土话，也算不得「上路」的举止；于是几乎人人都堕入这懒散的习气。广州那个剃头匠，是我平生所遇最能拿这套荒唐话滔滔不绝的人之一；有一回他还给我出了一张品行证书，我很受用。这里不妨说明：「洋泾浜」其实就是中国话的口语章法，把字眼换成英文罢了。我们那番话的大意如下：

「早啊，剃头的。」

「早啊，领事老爷；要我剪头发？」

「要；不要剪太多；剪一点点。」

「好咧！我晓得。什么人的头我都剪得：好多人天天早上找我刮脸。从前香港总督一直是我给他刮的。」

「今天有什么事情呀，剃头的？」

「新的一位总督今天进衙门了。」

「那个中国人，人家说他是好人不是？」

「没人晓得：要等一等，才看得出。有人说他一定要禁那个赌。」

「那条河边的赌馆是太多了！」

「是呀！从前卜鲁克·罗便臣爵士不准他们在那边开的。」

「怎么这位总督的兵不管一管？」

「他不愿意。要是韩斯先生不去『烦』他，他就不愿意太狠。韩斯先生不懂中国话：要等新来的大领事同他讲才行。」

「韩斯先生早就样样明白：他老早叫花艇挪开了，那位委员也接了札子。」

「韩斯先生第一等的好人：就是他那个心太软。我看领事老爷你的心也太软。」

「有人这样讲我吗？那些中国人讲我什么？」

「那些中国人讲，领事这一边的事情太多；领事老爷什么事情都办得。管他什么事，样样都妥当。」

「中国人真这样讲我？」

「是呀！人人都讲；要是没有领事老爷，就不成！」

「怎么就不成？我有什么第一等的本事？」

「人人讲，洋人到广州这边来，从前梅辉立先生第一；梅辉立先生走了；如今中国人都讲领事老爷第一懂行。」

于是他冲那异教的中国佬去了

在四川，我素来每日步行二三十英里，有时竟走四十英里，冬夏不辍。我很高兴地发现，酷热天气里最凉快的走法，反倒是在太阳底下撑一把外面另蒙一层白棉布的伞。轿子里憋闷得受不了，只有饭后抽烟那半个钟头还可将就；何况能同路上的行人自在攀谈，随便聊些道旁的寻常物事，实在是桩快活事。

我就这样一路同兵丁、小贩、差役、流浪汉做伴——其实凡肯赏脸同这蛮夷搭话的，我都奉陪。再说中国人家家有匾额，条条街上有告示，或是几十张招贴、启事、警语；所以走一天路所得，每晚至少要花两个钟头才记得完。我那四人抬的官轿远远吊在后头，另有四名换班的轿夫零零落落跟着；再后面是厨子的三人小轿，和王二的两人小轿，各自还添一名「肩」；两个人抬我的箱子，那「夫头」押尾。饶是如此，在那毒日头底下有时也累得够呛，隔一阵子在阴凉处歇上五分钟，真是说不出的受用。

一天下晌，我恋恋地回头望我那顶轿子（它总有本事远远落在后面，尽量少来引诱我）；可看轿夫比我还累，我便想索性撑到前头半英里处一座「节妇牌坊」那里再说。这类牌坊在中国之多，正如缅甸之多佛塔：在四川，牌坊差不多一概用耐久的花岗石砌成，投下的影子刚够遮一个人。通常在一根或两根柱脚下有一方光滑的石座，原意似乎是供行人歇过之后上马踩踏的。

我走近这座牌坊时，看见一个挑夫歇了担子坐在那里，把那点仅有的荫凉一人独占了。失望是极深的，可自然也不能把人赶走。真是急中生智：正当我气喘吁吁挣扎着走到跟前，一个刻薄念头上了心来。我死死盯住草丛，问道：「这包东西是你的么？」

他说：「什么包东西？」

我答道：「这一纸包银子。」

那挑夫像箭一般弹起，飞奔到那地方。等他转过身来要问个明白，我已经坐在那空出来的石座上了。

他怔怔地瞪了一会儿，随即放声大笑——那种大笑是中国人极少纵容自己去笑的；他挑起那两筐要送到就近集上去卖的鸦片，一路走下去，我听见他急急地同我那队累垮了的脚夫说话。那边也爆出一阵阵欢叫；这故事不知怎的就在整条山谷里烧开了，四面八方的人都竖起耳朵来听这桩喜讯，连我们还没到客栈，消息已由几个递送银两的「快脚」先传了过去。这一桩虔诚的骗局（我盼望在我那本功过簿上，能以情势所迫得以开脱），倒替我在脚夫中间挣下了小小的名声；他们本就格外友善，自那日起竟像更添了几分亲热；因为「一点人情，四海皆亲」。

张二的劣迹

常常，我独自吃饭时坐着听张二滔滔不绝地训世——只要不要我答话，我总鼓励他讲，为的是练方言。他惯常站在我背后，只等我哼一声「去罢！听腻了」，就立刻溜掉。

他的调子照例是这样：「人空着两手生到世上来：进棺材也带不走一样东西。所以我从不刮钱；你看了我将近二十年，这是知道的。我也不抽烟不喝酒。我这点毛病，是天生的。况且爹娘给我娶了个疯婆子。『老婆子的耳朵白挂着』。钱对有良心的人是没用的。你瞧那个老听差，又刮钱又抽大烟——」讲到这个节骨眼上，有时人家便告诉他，愿意的话尽可当面去参那听差；再不然就干脆请他「出去」。不过这样没完没了地念叨，效果确乎叫我信了一半：张二无论如何不是个寻常无赖，不过是在「采信证据的规矩」上略微软弱些罢了。

有一天，仁川的领事馆正在兴工，我不得不赶紧动身去汉城。我得先给那日本包工头留下几句吩咐；便叫了他相熟的那个洗衣妇来做通事。末了我对她说：「还有你自己，最好离我那个中国『小子』远些，他一得空，对付女人真是个鬼东西。」

「哟！你竟知道？」她诧异道。

「知道？我当然知道，同他处了十五年有余：他是天字第一号的骗子。」

「那么，实对你说罢，上回你出门时我就想告他一状，只是怕我自己也惹上麻烦。」

「怎么回事？」

「上回你出门，他好几次向我和木匠的老婆比手画脚地调戏，我只得请木匠去劝他。木匠吓唬说要告诉你；可那位厨子先生说（就我们听得懂他那几个英文字而言），他跟了你快二十年，你对他的话无有不信。他说我若去告状，他只消一句话，就能把这两处房子的洗衣活交给别人；只怕连营造的合同，也会给了中国人。」

「好罢。你不必再对厨子或木匠说什么了；我自有办法，不叫大家伤和气。」

此后一直不提。过了些时候，朝鲜的苦力、轿子等等都在门口候着动身。我正要上轿，当着所有仆役和几个欧洲旁观者的面说道：「好生看家，小子！还有，不准你同那日本洗衣妇或木匠的老婆说话。」

张二脸上那副神情之丰富，真值得达尔文细细端详一番；至于旁观诸人，则如法国人所说，起了一阵「轰动」，还有一阵分明的「骚动」。

三四天后我回来，一得空张二便照旧在我椅子背后开了口：「人生下来，如何如何。我伺候您，如何如何。那日本女人胡说——」「出去；这事以后再别跟我提！我从没说过那日本女人说过什么。你若不是跟了我十五年有余，我早把你辞了。你在外头做什么我不管；可在我家里，我要你对得住这份托付。」

张二挨了这一击，元气始终没大复原；他后来在疯妻死后又娶了一房，恐怕也与上面这段公案不无干系。

那颗直心

张二说的是天津一路的北京官话，同它的同族（或者说祖宗，究竟是哪样就难讲了）只差得一点点。我一向乐意找机会听他说话，又不必受同他对谈之苦——他的谈吐是山姆·维勒那一路，还夹着斯蒂金斯牧师的那套感慨。因此有一天我躺在上海头一家旅馆的床上，听见他同一个宁波「小子」热热闹闹地谈起来，两人各用自己的土话把话嚷出来、又重说一遍，好让对方听得明白些，我着实高兴。谈的题目是泛论「主子」；关于我自己，我很满意地得知：我这人虽然「脾气不好」，可「心里道正」。接着又讲了些逸事：我如何冤枉张二挪了肥皂、酒、墨水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到头来又如何是我自己承认，原是我错手把它放进了刮脸盒、柜子、签押房，等等等等。

此后过了几个月，一天我一边穿衣，一边隔着遮阳帘望着船户老杰克和他儿子们在罗星塔领事馆的园子里剪草，忽然本能地摸起保险柜的钥匙来，心想若有人趁我洗澡时从帘子底下溜进来把它拿走，再去开柜偷东西，岂不容易。为着万无一失，我向来把钥匙放在防霍乱的腰带里；可这一天，我似乎没有照例把腰带带进浴室，因为它就在长椅上搁着。祸不单行！钥匙不在里头。我立刻怒不可遏地大吼一声，把张二叫来。

「这一回我不要听废话：我是当真的。我这一家的安稳，你一个人担着。我不许人冤枉别人。我五分钟前去洗澡，亲手摸过腰带里的钥匙，同往常一样。腰带就在那儿，空的！限你两分钟找出来。」

一时乱得可怕：全家立刻人心惶惶。文案、门房、苦力、船户——一个个都被叫了来；一场场可怕的口角；人人脸上都写着绝望。张二末了走投无路，与其说是恼，不如说是伤心，硬把一个船户咬定了——那人从前同他拌过嘴，又不过是老杰克的养子或是内侄，兼且是个风流种子，同他是对头。全无半点凭据；可老杰克还是被叫了来，人家恳切地把话摆在他这老实人面前：「老爷把钥匙放在腰带里；他去洗澡；眼皮底下只有你们五个；两分钟他就回来；钥匙不在腰带里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可怜的老杰克搔着头皮想了半天，只得认输。然而这件事干系太大，显见得非有个交代不可。这当儿我仍旧穿我的衣裳，他们都退下去互相指责疏忽，甚至指责更难听的。我怏怏地把那条泄底的腰带套过头去，套上肩膀；不想吃了一惊：它绕不到肚子上系不拢。这才发觉，原来这是一条刚从洗衣房送回来的干净腰带，我早已把另一条连钥匙一并系上了，而且系在纱汗衫里头，不在外头。这可真是一锅好粥！这可真是当众大大地露了一回「脾气」！只有一条路可走。

「小子！」我吼道。

「嗻。」张二在老远处应道。

「钥匙我找着了。」

「在哪里？」张二毫不容情地问。

「在腰带里。」

「腰带在哪里？」

「在我肚子上。」

听了这话，张二的心情实在按捺不住。他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出去痛哭了一场。不过那是恭敬而利他的眼泪，正如斯特德先生为米尔纳勋爵所洒的那一种。可我并不是「失心」，我不过是一时「走神」罢了。

他抽噎了一阵之后，我又叫一声：「小子！」

「嗻。」

「你去告诉他们罢。」

他告诉了他们什么，我不知道；只盼望那「心里」依旧被说成是「道正」的。这一桩或许也在张二决意续娶一房以慰其冤屈的事上，出了一分力。

词 语 小 注

（系《中国》一书已刊小注之补遗）

「阿」。广州人在名字前面一概加这个字，别处却不尽然。它好比我们说「约翰尼」「凯蒂」的那个词尾；正经文章里绝不用它，只有按人所共知的名字指认罪犯时是例外。

阿訇。中国话作「阿訇」，在读书人中间也大致懂得。

阿妈。这字并非中国话，虽然全中国都用它称洋人家里的东方奶妈。不过中国确有一个「妈」字，常用来指「老妇」或「保姆」；「阿妈」用作「奶娘」，也是地道的中国话。至于「阿雅」一字，就更不是中国话了；不过我有一则故事里提到，安南人称「老太婆」为「拜阿」。

「裤袋」。中国的裤子是绝对的「方」的，不裁不合身；差不多就像拿一条口袋，从当中剖开三分之二，把底下撑开好让两只脚穿过去，然后「钻进去」。我确曾有一回不得不拿口袋当衣裳穿，所以这话我说得有把握。

黑旗。安南与中国交界处，多年来有黄旗、黑旗两支土匪，彼此争雄。

包。「蒙古包」一语，北京口语里全懂。满洲的史籍里常用「围包」指皇帝打猎或警戒用的帐幕；因此江上又有「水泊」之称。北京话就这样收进了许多蒙古、满洲字眼；不过「包」很可能本是中国字：南方是不懂的。

「兄弟」。哥（长）与弟（幼），都是「兄弟」的意思。

佛图澄。一位印度佛教徒，公元三二八年取道土耳其斯坦入中国。

「猫头」。一「猫儿头」饭，形状正像猫头。拿木勺从蒸笼里盛满一只小碗，再把另一只同样盛满饭的小碗使劲扣上去：这样每一「坨」饭底下就作不出弄虚的「空心」。

长安寺。即「长久太平之寺」。

中国佬。这个字是威妥玛爵士最深恶痛绝的字眼之一，明恩溥牧师也斥责它。在我看来，它既已被通行英语收纳，也就够了。何况「东印度人」是古雅的说法，「马尼拉人」更是我们唯一说得出的字。同样，「中国新年」（威妥玛爵士尤其厌恶这说法）也尽可以同「俄国皮革」相比。归根到底，把我们的意思说得有力，才是语言的头一件正事。哈金斯说「我不再同他的无知交战」，是不错的。约翰逊博士承认他于此道是大家，却又添上一句：「他缺的是表达：他有弹子而无火药。」

讼师。北京话作「状师」，即「代人作状之师」；又称「状棍」，即「状纸上的无赖」。既然如此，我身为「外庭律师」，也只好算作其中一个，不过是「极小的一个」罢了。

围院。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说，谓此字系爪哇语或马来语「甘榜」（「村围」）之讹。

克斯皮多。葡萄牙语，痰盂。

达科伊。缅甸通用此字指「土匪」「叛匪」，我们对他们生气时则称「爱国者」。印度语作「达凯」。

多比。印度斯坦语，洗衣人。

「嗻」。这个借自满语的字，威妥玛爵士定作「喳」的写法；只有在北京、或满人口中才用。我那「小子」惯用此字；可我在别的时候、别的地方，从没听见任何别的中国人说过一次。

法格富尔。我以为这是拿阿拉伯语中相当于「天子」的某个字勉强写出来的：中国作「天子」，日本作「天子」，匈奴作「单于」，通古斯作「宇文」，俄国作「博格多汗」，等等。

番摊。即「翻〔过盖着钱的碗〕、分〔用筷子拨开，看谁猜中了那个数〕」。

佛山。广州话读如「佛山」，即「佛之山」；本应照「佛」字的本音拼写，那才是原要写的音。

飞虎。即「会飞的虎」。

客家。北京话「客家」的广州读法，即「作客之家」。

粤海关监督。最好的解释是「河泊所」；不过我不知道这字的来历可曾有人证实过。何况我从没到过一处口岸，那里口语里真用「河泊所」的。在广州，本地人向来管粤海关监督叫「海关」。

慧生。慧琳、慧生，以及四、五、六世纪其他许多热心的中国佛教徒。

周斯。无疑是西班牙语「迪奥斯」之讹，大约前人也早已指出过。

卡纳卡。我不知道这字是什么意思，似乎泛指各种「太平洋岛民」。

炕。只有北方各省广用这个字；不过衙门里那不烧火的官炕，即待客的坐榻，却是到处都知道的。

卡瓦斯。土耳其语，「听差」。

克灵。这个字我让给我那些印度的同好去讲；不过我不妨指出，「诃陵」同「塔」字一样古老，中国人似乎用它称呼爪哇的印度移民——也就是从泰米尔语通行的马德拉斯海岸去的人。我们说「泰米尔人」处，法国人、荷兰人往往说「克灵」。

科舍尔。多数人都知道，这是犹太人肉铺等处所用的字，表示那里合于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参看赞格威尔先生的书）。

磕头。北京话作「叩头」，即「以头相叩」；更通行的形式是「叩头」（广州音读如「考讨」）。

古北口。即「旧北关」。

夸子。只有长江上游懂得这个字；它的语源不明。

龙虎山。即「龙虎之山」。

马特斯哈皮。荷兰语，「伙计」「同伴」或「公司」。

马尾。北京话「马尾」二字的福州读法，即「马之尾」，地名。

「官话」。又一个威妥玛爵士所憎的字。「官」诚然是官员，可这字同时也有「政府」「公家」之意。「官话」的本意其实是「共通之言」，与「土话」「土音」相对。这同梵语与俗语之分相仿，只是凡「话」，即言语，必定是「俗」的。除了各地的小曲与说部——而且只在少数地方——以及用口语官话写的小说之外，一切书面文字都文辞简劲，各方言通用：大略可以定义为「词根，去掉俗气的词尾与语助」。中国没有所谓「成篇的演说」。

丸。日本人用中国字「丸」（即「小丸、小珠」）来写它；可日本一切商船何以都叫「丸」，从没有人讲得圆满。他们的兵舰一概称「舰」，那便是中国的「舰」字（广州音读如「览」）。

门塔（缅甸语）。第二个音节读如「塔姆」，相当于中国话的「王子」。

唔该。纯粹的广州话，即「不该」；北京话说「不敢」或「岂敢」。

豁拳。也叫「猜拳」，即「猜拳头」。

名字。曾氏兄弟名国藩、国荃，看去像是有一个「国」字的辈行；可我想他们家里另有什么缘故，又用了「荃」这个次一级的辈行。

捻匪。即「捻〔巾〕之匪」。真正的太平军，俗称「长毛」。

下诺夫哥罗德。即「下方的新城」。

塔。这个字并非中国话；中国人一概说「塔」（广州音读如「答」），本作「塔婆」，是一千五百年前仿印度字「窣堵波」造的双音字。「塔岛」在福州话里叫「罗星塔」。

潘泰。这字何时何故产生，我毫无所知。我的缅甸札记里有「帕梯」一字，意为「回教徒」；又有「潘梯」，意为「中国回教徒」。因此这大约是个英缅合成的字。

别将。无疑是中国话「别将」的俗讹，依音变之例，朝鲜话当作「别将」之音；朝鲜的字书里也确实写这两个中国字，不理会那个衙门名目的俗拼。

「洋泾浜」。即「生意」英语。

「辫子」。中国话叫「辫」或「辫子」，即一条发辫；记载上说两千年前鞑靼人就梳这个。

羊。《广州志》说：「昔有五仙人各骑一羊入广州；故名『五羊城』。」既然华南养不活绵羊，肉铺的羊肉都从加尔各答或上海运来，可见这「羊」分明是「山羊」的雅称。多数城池都有类似的神话名目：如福州便是「榕城」。

归宗。把儿子过继给伯叔或别的同姓尊长以外的人，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儿子可以为两位父亲娶两房妻室，即他兼作本生父与伯叔父的儿子。倘若一个过继给外姓的人，本家十分要他回去，他可以「归宗」——当然要过继的一家肯放他走。

西樵。广州话，即「西边的樵林」。

三板。即「三块板」，或作「杉板」（写法不一）。

石湾。广州话，即「石头的湾」。

「师」。这个字口语里常用作「师父」「先生」之意，在文章里又有「军」「战」「法式」「效法」等义；更少见的还有「狮」之义，因而又指「锡兰」。

《诗经》。即「诗之经」。

师爷。犹「王爷」之称「王」，「公爷」之称「公」。

石匣。即「石头的匣」。

徐家汇。即徐（保禄）氏之「汇」。

害眼。从前那位老客家妇人劝我拿童子小便治害眼。福州出口这味药极多，制成结晶，还要经赫德爵士的海关。

忌讳。中国人说「讳」（即避开），关于这一门另有一套极繁复的学问，雅俗都有。

大院君。即中国话「大院君」的朝鲜叫法，几乎相当于法国波旁朝的「王弟殿下」。

道教。与「道台」的那个「道」是同一个字。

套裤。即「套上去的裤」；「裤」字含「裆」或「骑跨」之意。

道台。「台」是大多数称呼后面缀的字：如「弟台」即「我的兄弟」。「道」既是他的官称，也是他名义上所辖那一片分省之地的名目。广州音读如「陶台」；因此「老派」的洋人常管他叫「陶台」。

铁芬。这个英属东方（印度）的字，指「午饭」，如今可说在本国也通行了；至少在某些圈子里如此。

听差。意即「听候差遣」，纯是口语，出自北方。

声调。实际上各地自四声（北京）至十八声（广州）不等；就理论言，一切方言都有清浊（阴阳）各分四声之说。

接官亭。即「迎接官员之台」。

乌玛明。德语里那个字，意为「以臂环抱」；行拥抱之礼。

伞。受百姓爱戴的官员，人家送他「万民伞」。

小便。容我为着让鞑靼草原上这点不加修饰的俏皮话玷污了默里先生的书页而道个歉；不过如他所知，连莎士比亚也肯屈尊告诉我们「有些人听见风笛」时会怎样。所不同者，苏格兰人是被声音催出来的，鞑靼人则是被「派头」催出来的。有一回我告诉一个满人，说我怎样逼着一位大员为我开中门，他从头到脚赞叹地打量我，说：「你竟对将军做了这个？」我说：「正是；换了哪位官员，我还要照做。」「嗬！你的尿不小！」

闱姓。即「闱中之姓」，又叫「堂名」。这玩意儿是从几百个姓氏里挑出十来个：谁猜中科举中式者的姓最多，谁就得一笔极大的彩头。

娃娃。在北京总是指「婴孩」，可在云南、四川则泛指小孩子。

和合。广州话，即「和平的结合」；或许本是「和洽」。

牙笏。即「牙〔制的〕笏」，象牙的笏板。

鸭绿（江）。这个古字（照北京的读法）说明广州话与朝鲜话最能存两千年前中国的古音。「鸭绿」是古形或原形；如今广州话读如「鸭六」，朝鲜话读如「鸭诺」。

溺缸。显然就是中国话的「溺缸」；铜铸的溺器，朝鲜人出门必带。我头一回到朝鲜的外衙门去，看见门槛边摆着一排，正如日本人或回教徒把鞋脱在门外一样。就溺缸而论，真是「人的恶习长存于铜」。

蒙古包。据已故的吉尔摩先生（他久居蒙古人中间）说，「毡帐」正名作「格尔」，「布帐」作「迈汉」：他断言「尤尔塔」根本不是蒙古字。匈奴突厥语里「毡帐」的古字（用中国字写出来）是「穹庐」，也许正代表「格尔」一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