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

第一章上古

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其历史之悠远，凡审慎的史家都不肯轻易为之定下确切的年代。他们今日所操的语言、所守的社会与政治习俗，与基督纪元之前数千年并无二致；当年与埃及人、亚述人、犹太人并世而立的民族与政体，如今尚存于世的，唯有中国一家。就我们所能知者而言，今日的中国人在一切紧要之处，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并无分别；而且没有理由怀疑，早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民族性格便已按其今日的模子铸造完成了。帝国的疆界固然因兴亡分合而时有伸缩，但那由十八省构成的中原、即中国本部，其幅员大小则大体始终如今。中国另有一桩惹人注目的特异之处，便是外部世界对它影响之微。事实上，这种影响可以说直到本世纪才真正存在。在此之前，中国独行其道，在一个确定的范围之内经营自家的争斗，对其轨道以外人类那些绵延不绝的竞逐与角力——那构成了旧大陆其余部分全部历史的东西——既漠不关心，亦一无所知。亚述、巴比伦与波斯在西亚长久的争霸，希腊人的凯旋，继之以马其顿征服所余之业并入罗马帝国，乃至伊斯兰的兴起与那些把南亚的面貌从恒河改换到黎凡特、并一度眼看就要席卷欧洲的穆罕默德征服者——凡此种种，于中国人毫无意味，对他们命运的牵动，简直如同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一般。中国从这种孤立中所得的好处姑且不论，它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对于世界其余部分索然无味。唯有当中国与欧洲各自独行的长途因蒙古人的征服、中世纪旅行家的努力、商业的开拓，以及为使外国人在华取得稳固地位而进行的几场战争而彼此逼近之时——这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涵盖了最近七百年——人们才有把握把世人的注意引向中国之事。然而，作为人类生存中的一桩奇观，那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也自有其值得一顾之处。纵然不能细述其详，中国制度之古老这一点也须常存于治史者心中，因为那是理解中国人性格与其政体构成不可或缺的一条线索。

最早的中国人，据说是陕西省——即中国西北那一带——的一支游牧部族；他们中间终于出了一位君长，名曰伏羲，至少他的名字是流传下来了。他的事迹与其人皆属神话，但世人归功于他，说他给自己的国家立下了第一批正规的制度。他的后继者之一是黄帝（意即“天之帝”），此人是最先采用“帝”这一尊号的，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只满足于“王”这个较低的名号。他在行政与铸币上都采用了便利的十进之制：所辖之地分为十州，每州分为十部，每部又分为十邑，每邑辖十邑镇。他厘定历法，创立了中国六十年一周的甲子，又奖掖商贾。他似乎是一位明智的君主，是诸大帝之首。他的孙子亦为帝，续其善政，得了“真正天文学的中兴之主乃至开山之祖”的美名。

然而黄帝后裔中最负盛名的，是他的曾孙尧，至今仍是中国历代君主中最受崇仰的一位。他“勤、明、文、思”，倘若他的言辞真能映照他的行事，那么他对百姓的福祉必是极尽挂念的。尤为可称的是他一心要物色最合适的人来继自己治天下：在位的最后二十八年，他把舜这位大臣引来共理国政。他去世时把大位传给了舜；舜迟疑了一阵，终于受命，随后也急急延揽另一位名禹的大臣共襄庶政，正如当年自己为尧所延揽一样。这三位共治的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完美的时代之一，颇类罗马的安敦尼诸帝之世。这几位君主似乎把料理实务之余的闲暇，都用在斟酌道德箴言、推行一套以最纯正的伦理为本的模范政制上了。他们以为：“受一国之托的君主，其任至重。百姓的安乐全系于他一身。事事为之筹划乃其本分，臣下受职，不过是辅佐他罢了。”又以为：“君主若欲尽其职守、使百姓长保太平之道，便当不懈地省视法度是否被严守。”他们是节制之德的坚定倡导者，曾把那个不幸发现稻可酿成醉人之饮的人逐了出去。他们又笃信一切治理都须以民意为本。实则尧、舜、禹之治，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时代：其时一切是非皆断之以道义与公理；直到今日，据说中国的学者还要拿自家的道德格言去与那几位君主的行事比对，视其吻合的程度来验其高下。

随他们而逝去的，是让最有才干、最富阅历的大臣来治理国家的做法。这样一种不偏不倚、合乎情理的择立元首之法，是断难长久维持的。君主本人或许看得出它的好处，或许也像这三位中国君主一样诚心要把这套办法推行下去，但总有一天，那位贤能之君的家族要出来主张自己继承的权利，凭着与朝廷的亲近关系乘便行事，以遂其私。帝禹依前人之法，指定了议政之首为嗣君，然而他的儿子启夺了大位，遂成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创者；夏之得名，取自其父最初所治之州。此事据说发生在公元前二一九七年。夏朝共十七帝，传至公元前一七七六年而止。这些夏代的君主并无可称道之处，末代之君名桀，为其大臣之一、商侯成汤所废。

成汤是第二个王朝、即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据有天下六百五十四年，至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乃止。除开国之君似为能者外，这个二十八帝的王朝并无甚可观的作为。公室的风纪在这一家治下大为败坏，据说有一位商帝想物色一个诚实的人来做大臣，遍求之下只在一个寻常役夫身上寻得。到了我们纪元前的十二世纪，商朝诸君的暴虐终于在纣的身上登峰造极；纣为周侯武王所率的民众起事所废。

这位成功的武人，其名意为“威武之王”，创建了中国第三个王朝周朝，统治天下长达八百六十七年，至公元前二六六年而终。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帝王自然有贤有不肖；而周朝之所以格外光耀，则因老子、孔子、孟子这几位伟大的社会与宗教改革家皆出于其治世之内。开国之君兴革所需之政，以明其为国家的造福者；他的后继者之一、世称穆王的，曾把王室的威令伸展到突厥斯坦的若干邦国。但总的说来，周朝诸王并不特别出色；其中一位在公元前八世纪竟软弱到把一部分君权让与强藩秦襄公，以换取他担负抵御鞑靼人的边防之责。自此中央政府的威权便入于晦暗之中。天子的大权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这一家最后三百年的统治本不值一提，若非有老子与孔子的天纵之才——二人皆是伟大的道德教师与宗教改革家。

老子是道教的创立者，就时代而言为最早，在某些方面也是这几位改革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眼见国人沉溺于道德的冷漠与宗教的不信之中，与那个时代的腐败、王国的分裂正相表里。他当即奋然以其精力与虔诚着手补救时弊，为国人树立起一个更高的责任理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毕达哥拉斯；最博洽的汉学家们也判定他的文本晦涩难解；他所创立的那玄妙的道教，在中国人号称的宗教之中所占的分量最小，或者说最难指实。作为哲人与朝臣，老子将永远引人注目、启人玄想；但作为务实的改革者与政治家，他却远逊于比他年轻、也不那么好尚玄理的同时代人孔子。

孔子是当时诸大侯之一的属吏。整个纪元前七世纪，中国的治权都由这些大侯瓜分，而这两位宗教教师与领袖也正出现在这个世纪。当他向自己的国君力陈改革之必要、倡言列国合一之策时，他已是历练久深的行政之才。他的规劝归于徒然，而且不合时宜到了这般地步：他不得不一再辞去这一个又那一个国君的职事。在他那个时代，周天子的权威已降到最低点，每一个诸侯于其境内都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孔子政见中的一条根本要义，却正是顺服天子——举国对国家元首的服从，须像每一个中国家庭对其家长的服从一样毫无保留。他虽未能寻到一位称心的君主，其身教与训诲却未曾虚掷：后世终于施行了他的那些改革，直到今天，中国政治中最好的部分仍以他的主张为本。他在世时若说“无明君作”，那么后世最伟大的帝王们却都力求合于他的规矩，依这位大哲的理想去治天下。他的名字与教诲由一班笃诚的门徒承传下来，那部载录孔子道德与哲学格言的书遂入于本国的经典之列，于中国人而言，其地位一如《圣经》。中国大改革家的名单，以孟子之名而告完备；孟子晚出两百年，以更好的机缘续行孔子的改革之业，身后留下的《诗经》则是中国最脍炙人口的一部诗集，也是献给那位大宗师的一顶桂冠。

从教师那里，我们须再回到帝王的编年上来，虽说周朝后期的君主中，值得把名字从湮没里捞出来的实在不多。有一位天子力图把威令伸到边外那些难驯的部族头上，结果大败而归；另一位则被人写道“其德本应得一更佳之时会”；那个时代的大体面目，从本国史家称之为“战国”一名，便可推想而知。最后，在一段仿佛没有尽头的衰老岁月、一段以孱弱与恶德为标记的岁月之后，周朝终结于赧王之身：他在位将近六十年，却被自己的一位大藩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废黜，贬为寒微之人。废他的人便成了中国第四个王朝的开创者。

在周朝最后四百年内乱不已的那段时期里，中国诸侯之中有一家日渐坐大，那便是秦的君主：他们凭着审慎与胆略兼济，一步步凌驾于同侪之上。当时有人这样说其中的一位：“如狼似虎，欲尽括诸侯于爪下而吞噬之。”秦国后期的几位君主，尤其是那位昭襄王，才具极高，为自家的坐大推行了一套有条理的方略。到赧王行将终其一生之时，秦的君主除了名号与身着帝王黄袍的权利之外，至尊之权的一切都已到手。政王——或者依他后来做皇帝时的名号称之为秦始皇——据传是昭襄王的曾孙；在他手里，秦的声威与实力都达到了顶点。这位君主也证明了自己是中国龙座上曾经坐过的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这个国家被内乱扰攘得太久，天子的权威也已衰微到影子一般，因此无论谁来做君主，太平都是受欢迎的；人们并且抱着一线指望：秦的君主既已成为帝国最强的诸侯，或许能把中央政府昔日的威权与光彩恢复几分。这指望既非不合情理，也未落空。秦人以其才干堂堂正正赢得了中国人的信赖；他们的元首登上大位之后精力不减，在更高的位置、更广的天地里，把其先辈作为帝国诸侯、构筑权势之基时所显露的武略与治才，施展得更为淋漓。他们的至尊地位并非未经一战便为其他大藩所默认：在所有对手被扫出他们的路途、他们身居帝位而威权无人敢犯之前，打了不止一场战役。

正是在这最后一场角力的中途、胜负尚在两可之际，秦始皇开始了他多事的治世。他即位时年仅十三，却很快显示出自己兼有政治家的直觉与天生统兵者的胆略。一面，他在最难对付的几个敌人之间播下嫌隙，用计使其麾下最能干的将领蒙羞去职；一面，他增益兵额、整饬军备，使自己的军队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国最可畏的一支武力。他既如此致力于内部的安定，也留意于帝国全局的安危，为此在北方边境上动工修筑一道设防的长墙，用以抵御那难缠的匈奴部族——匈奴即世所谓阿提拉的匈人。这道墙始筑于他治世之初，在他去世前竣工，至今犹存，即中国的长城，向来被视为世界奇观之一。他与蒙古诸部屡次用兵，却谨慎地不让自己被诱离本境太远，每当一役告终，总把兵撤回长城之内。对中亚则较为进取：他麾下的良将之一蒙恬越过今日所谓的戈壁沙漠，以哈密为帝国的边塞。

在民政上，始皇得力于大臣李斯。此人似是难得的才具之士，对其主上统一天下的种种规画无不倾心赞襄。当始皇按剑而坐于御座之上——剑锋外露，以为威权之象征——决断刑狱、部署诸役、总揽政务万端之际，他的丞相也同样奔忙于整顿吏治，并在他与那些鼓吹古制的文士阶层的苦斗中鼎力相助；那些文士对这位统治者的敌意，又被他待之以轻蔑乃至凶戾而愈发炽烈。帝国分为三十六郡，他谆谆晓谕各郡守，令其务必改善治内的交通。他犹嫌此等泛泛之训不足，又特下诏令：“驰道通于天下四方。”中国干道之所自出，可在他的治世中寻得，其确凿一如欧洲道路之出于帝国罗马之世。有人劝他把一部分权柄分给宗室与各郡的大员，他拒绝重蹈前人的覆辙，立下一条不易之理：“主多则善政不可得。”他把权柄总揽于一身，又为国家草创了一套文官之制，其规模实则沿用至今。这套制度有两大要义：皇帝之至尊不容置疑，以及官员不得任职于本籍；两千年的经验已证明其实用之价值。

内敌既平，他决意以普遍收缴兵器来完成全国的绥靖，下令把一切兵刃悉数送交都城咸阳。这一番“巧于解诸郡之武备”的举措，“日增都城之富庶与繁盛”；他随即着手修饰这座都城。他在城内造宫一座，朝会之殿以十二尊铜像为饰，每尊重一万二千斤。但他主要的居所——阿房宫——却在城外；他在那里辟出壮丽的园囿，殿宇相属，愈增愈多。据说这后一处宫苑的一座庭院里，可以列兵一万。连营造居所也这般着眼于军事之需，足见其心志所向；而在编练常备之师时，他所取用的，是“民间无恒业而膂力过人者”。他因此成了中国最早拥有一支可称常备军的人。凭此一军，他把自己的权力立在了稳固的根基上，或许还指望由此保其王朝于久远；然而，人的期许何其虚妄！他所建起的结构，随他本人一同倾倒了。

作为行政家，他是伟大的；作为军人，他是成功的；然而在他自己挑起的一场争斗中，始皇却是不幸的。早年功业未卜之时，他便发觉最刻毒的对手是文人，而整个文士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与他的利害和他本人为敌。始皇不肯对这敌意置之不理，也不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而公然表露他对文士阶层乃至对文字学问本身的憎恶与轻蔑，动用了极端的压服手段。文人们接下了皇帝掷来的战书，凡能握笔的文士，无不以他为讥诮与诟骂之的。他的出身受到玷污：有人说他根本不是秦室之嗣，说他出自最微贱之家，是被人偷换塞给末代秦君的孩子。这些针对其人的攻讦，又伴以对他一切举措的恶评，连他自认当得褒扬之处也遭贬斥。他若能表现得更淡漠、更能忍耐，本是较为审慎的；因为他虽有凭蛮力压倒讥笑者的快意，这胜利却是靠一桩野蛮之举取得的，而他的名字与那桩事在史册上的牵连之深，丝毫不亚于他所推行的任何明智之政或所成就的任何伟业。他那些被击败的对手留下了一笔遗产：整个中国文士阶层的敌意与复仇之心，这在一切国史之中都有所流露。

这场争斗延续数年，至公元前二一三年而达于顶点：其时朝廷在咸阳召集大朝会。与会者不仅有皇帝麾下各郡的文武大员，还有人数众多的文士阶层，其中包括谋求官职者以及学宫与御史之属的成员。中国境内对立的两股力量就这样面对面地列开阵势，若不发生冲撞，反倒出人意外了。一边是那位使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之人的拥护者，他们信服其人，分享其荣；另一边则是对这位统治者毫无敬慕之情者，他们厌恶他的事业，指斥他的成功为危险的更张，并质疑他有无佩戴王号的权利。当皇帝在这场友敌杂陈的聚会上请诸人各抒对其施政的见解，而他身边一位近臣起身盛赞其功业、宣称他“超迈前代之最伟者”时，皇帝的用心已可窥见。这番近于谀臣的言辞——纵使其中所据之实不及始皇一事上确凿无疑的那么多，也还情有可原——却招来文士们的窃议与不满之色。其中一人起而斥那发言者为“谄佞之徒”，继而铺陈早先几位君主如何更为贤明。他犹不满足于这番不合时宜的颂古，更主张把帝国恢复为旧日的封国之制，从而把始皇所成就的一切尽行推翻。始皇打断了此人的话，命其宠臣李斯出而驳之，并申明国策。李斯先说了一番后世别国也屡屡有人说过的话：“文人于治国之事，大抵所知甚少——不是那种纯乎玄想的政治，那不过是个幻影，愈走近愈消散；而是实实在在的治理，在于使人各守其职分之内。”他继而斥文士阶层为国家之敌，并建言毁其著述，声称“闭此辈暗敌之口、抑其恣肆之气，时惟今日，否则永无其时”。皇帝当即自御座之上准其所奏，命刻不容缓地施行必要之措置。一切书籍尽在禁毁之列，凡与医药、农事以及当时所有的方术之学无关者，悉令焚之。国家典籍的毁灭，行之以可怖的彻底；即便有所保全者，也难免被疑为经过窜改或残缺不全的本子。焚书之外，又诛文士五百人，放逐者数以千计。此一雷厉之举，在别国史上找不出可以比拟的事例；始皇借此在生命最后几年里堵住了主要敌人的批评之口，然而作为报应，他的身后之名两千年来不得不背负这一桩不可恕的暴虐与褊狭的污点。人们将断定：为一时之快而付此代价，实在太重了。

焚书之后，始皇的治世未再延续多少年。公元前二一〇年，他染上重疾，终于不起；一半因为他毫不加意防摄，一半无疑也由于医者的无能。他的葬礼极其宏丽；与匈人一样，他的墓穴掘于河床之中，妻妾与珍宝皆随之入葬。这位伟大的统治者留下了一个精力充沛的范例，这在中国那些体质孱弱、生活萎靡的帝王名单里是罕见的。中国历代皇帝中，唯有他一人被人记下最喜爱的运动是步行；他的精力在国政的每一部门都显而易见。有一回，他把据说六十万人的大军交与麾下一将，那将领对如此庞大之众如何就食略表忧虑。始皇立即答道：“此事付我。我当为汝备办一切。宁令宫中匮乏，不令营中匮乏。”他本人似乎算不上名将，却深知如何拣选最好的统帅；他对敌方将领之长也察觉得极快，以至于他若干最著名的胜利，都得自巧于离间其人使去敌国，或以某种更近乎机巧而非光明的谋算败坏其声名。然而，纵把这些都折算进去，秦始皇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一个非凡的人物。

秦朝在其开创者身后只苟延了数年。始皇之子二世即位，在位不过三年。他愚蠢到除掉了本可作其王座支柱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则被毒害，或出于他的默许，或不然。二世自己也遭了同样的下场；其继位者子婴在位仅六周，兵败之后自尽，秦朝随之而终。这个王朝的主要——不如说唯一——的荣光，在于它产生了始皇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其命运之璀璨而短暂，颇有拿破仑的气象。

回望那连接神话之世与可算真正信史之世——秦世——的漫长岁月，我们看到：到基督纪元前三世纪之末，中国已拥有安定的制度、其现存文献中最可珍视的部分，以及雄才大略的君主。中国的史家在那些邈远的时代里，所寻得的趣味与教益，恐怕不亚于我们在较近之世的记载中所得，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其明证可见于：我们在这寥寥数页里不得不一笔带过的前四朝之史，在本国史书中所占的篇幅，竟与自秦始皇以迄一六四四年明朝终结的全部记事相当——中国的官修史书到此为止，因为此后一直居于大位的满清一朝之史，须待其不再临御之后方能公之于世。我们不必诧异于这般铺张，因为人事经验的教训在那些早年，标记得与后世一样分明；而中国的史家着意于确立道德与哲理的真谛，正不亚于着意于完备地记录事件。人类愚妄与无能的后果，在那些日子里也与今日一样昭然可见。治权之所以从一姓转于另一姓，是因为君主荒废其职、耽于逸乐，或不能察见时势之兆。怯懦与贪腐，各得其应有而不可免的报应。开国之君无不是勇武而成功的战士，他们超脱于过度文明的社会那套遮掩元气衰颓、标志着腐朽之始的虚辞，看得明白：只要人还有欲望与激情，天纵之才便能把它们捏塑成形，使多数服事少数，从而建起一人之治。史书可资取鉴者，也不止于个人。天子的过失，家家户户都会感到，国家受其损伤。京师的怠忽与昏聩，招致边陲与各省会的虚弱。夷狄因此桀骜进逼，击败王师。牧守因此自立，另辟一姓之统。帝国于是外遭侵伐、内被分裂而日益单薄。然而，用中国史家的话说：“分久必合。”强而有能者总会以这样那样的形貌出现；而中国人既笃信其皇帝负有天命，又深信合一之可贵，于是欢声雷动地迎接那位将要恢复他们所钟爱的、理想的一人之治的君主。若说有朝一日情形会不复如此，中国人会被引离其一贯而古老的成规，去追逐欧洲政治那种企图把人类平等与良好而务实的治理及国家安全兼于一身的鬼火，那一天仍隐没在渺远而不可测的未来。中国人另有一个更易企及的理想，也看不出有改弦更张的可能。王朝的倾覆，在天道的常轨之中或许仍将、也必将继续；但在中国，它不会为共和铺路。皇权将在每一场风暴之后，重新凌驾于风暴之上而巍然凯旋。

第二章第一个民族的王朝

中国人至今仍以自称汉人子孙为荣，由此便可明白：汉家君主所涵盖的那段时期，在他们的历史上必是一个紧要的纪元；而且不止在一个方面，汉是第一个真正属于这个民族的王朝。当秦始皇的后继者证明守不住大位时，从他们的溃败中得利的那位常胜将领名叫刘邦。他本是始皇帝麾下受信任的官吏，但眼见其子孙担不起治国之任，便决意自行其是；他毫不迟疑地招集兵马，又力图保全那些未被焚毁的典籍，以此博取人望。他的经历颇有几分麦克白的影子：一位相士在路上遇见他，“从他的相貌断定，此人命中当为天子。”他争夺大位的头一仗，是击败另一位同样有意问鼎至尊的将领霸王项羽。此捷之后，刘邦被拥立为帝，号高皇帝，意即崇高威严之帝，简称高祖。他以自己出生的那个小邦之名，命其王朝曰汉。

高祖即位之初，即颁布诏告，昌言太平之可贵，而痛陈兵燹随之而来的祸害。他号召臣民协力兴办诸般公益之举，以助成他为百姓谋福之志，其中道路桥梁居于首位。他把都城自河南的洛阳迁往陕西的西安府；当日西安道路难通，他便从中原腹地开筑一条大道，直抵这偏处西陲之地。此路至今犹存，我们这个时代已有好几位旅行家记述过它。它是十万人之力开凿于最艰险的地带，跨越大山脉、越过宽阔的江河而成。经办此路的中国工匠——凡走过此路的人无不惊叹——最早发明并施行了吊桥，而在欧洲，这还是十足近代的发明。中国人称之为“飞桥”的其中一座，横跨一道深五百英尺的山谷，长一百五十码，至今仍在使用。高祖沿路每隔一定里程便修筑供行旅歇宿的馆舍，以及供驿使换乘的驿站。中国历代君主，凡所作为，没有比这条从洛阳到西安府的了不起的大道更有用、更可称道的了。他又以许多华美的建筑装点新都，其中有一座大宫，其恢弘正欲与他权势的广大相称。

然而，高祖的治世远非一路顺遂。在本国臣民之中他极得人心，因为他奖掖商贾，改良刑狱之政。他又提倡文教，是第一个承认孔子地位的统治者，曾亲至其墓前行隆重之礼。他因此得了声望，遂使南海之王——那是由中国南方诸郡构成的一个邦国，都城即在今日的广州或其近处——前来归附。但他注定要在一个外敌手里蒙受种种轻慢与损伤；那外敌正于此时开始了一连串的进逼，其后果于中国、于欧洲皆非同小可。

前文已提到匈奴，即秦始皇筑长城以御之的那个部族。在始皇去世与高祖巩固权位之间的那段间隙里，蒙古沙漠中涣散的诸部出了一位非凡的酋长，名冒顿；他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把原本零散而粗野的部落联盟的全部战力，为战事之用而合为一体。中国历代君主之所以能把这股逼人的洪流挡在国中沃野之外，靠的与其说是兵甲之利，不如说是在诸部之间挑起嫌隙、以重赂使一酋攻另一酋。但冒顿的成功使这套防御之法再不可行；这位大漠之主看准了劫掠与征服的机会，决意以入寇中国来稳固自身的地位。此举若败，冒顿的霸权便将就此了结；然而他的迅速得手却使匈奴人确信：与他们那孱弱而富庶的邻邦作无休止的战争，才是最合宜、最有利可图的国策。冒顿之胜如此之大，以至一役之间便尽复蒙恬从鞑靼人手中夺去的全部土地。他绕过长城的西端，把边界推到黄河之滨。他的轻骑越过中国都城，直入四川境内，满载无数城邑的掳获而归。这些胜利，又以一场当面击败中国皇帝的大捷为顶点。高祖被诱入伏中，其军在更为矫捷的敌人面前毫无胜算；为免于被擒，高祖除退保平城别无他途，随即被重重围困。此城断难久守，高祖之被擒似已不可避免；于是有人献上一计：择中国最美的女子送与征服者以求其欢心。冒顿或是为此番恭顺所悦，或是以为把中国人逼到绝路于己无益，遂允成一约；此约一面坐实了中国耻辱的败绩，一面却把他们的君主从困境中救了出来。

这场大败与他本人间不容发的脱险，似乎使高祖丧了胆气：平城之约的次年匈奴再度入寇，他竟不加抵御，只在宫中痛斥冒顿是“弑父而得位的凶悖无信之徒，与之立誓订约皆不足恃”。虽有此论，高祖仍以对等之礼与冒顿议和，并把自己的女儿嫁与这位蛮夷之主，以此换取他不再侵犯帝国。一位史家写道：“中国所受之辱，未有甚于此者，自是失其尊严与体面矣。”冒顿在高祖生前守此和约。高祖则发觉，自己与这未开化的对手讲和，声望大为折损；他麾下数将叛乱，以至有“‘叛’之一字即令高祖惴惴”的说法，但他终究不甚费力地把他们一一平定。忧患大约缩短了他的寿数：他去世时年仅五十三，把大位留给了儿子惠帝，并就治政之事嘱托于其后吕雉。

惠帝短促的治世，唯以其母吕后的严酷与骇人的手段而可记；吕后是中国史上第一个被记载为主掌国政的女人。高祖的另一位遗孀图谋为其子夺位、为自己揽权，吕后把二人一并毒杀，把他们的密谋扼于萌芽。凡与她意见相左者，或不满她在国家大典上居首位者，她都视为仇敌，务以任何手段除去。一次宴会上，她企图毒杀帝国最尊贵的一位诸侯，阴谋却被她儿子识破而挫败。此事之后惠帝不久于世，恐怕也不足为奇。此后吕后便以自己的名义临朝，且空着帝位不立，直到民怨警示她做得太过了。她于是认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作孙儿，以摄政之名假其名义治国。这少年的生母似乎对太后提了些碍难的要求，太后立即把她除去；待那儿子显出要为此事记恨的样子，她便命人将他毒死。此后她又不立傀儡皇帝而独揽朝政，指望把亲族安插到要津上以保权位；然而不满此时已臻于剧烈，眼看要把她毁掉。她能否渡过这些艰难与危险实属难说，死亡却骤然中断了她这险恶的一生。民间传说这位中国的卢克蕾齐娅·波吉亚是见了众多冤魂显形，惊惧而死的；无疑，她的罪行绝不曾使女人当国在中国更得人心。

吕后死后，另择皇帝已成必需，而人心竟一致归于代王——高祖的庶子；这足以见高祖立业之善，以及汉家在中国人心上所得的根基之深。他即位后取名文帝。他治世之始便蠲免赋税，选任贤能廉正的守令与法官。他下令凡老者皆须给以米、肉、酒，并给绢帛与棉布以为衣。他的大臣深知储位不定之危，进言之下，他册立长子为皇储。他澄清刑政，宣示王侯与农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废除了当时过于常见的肉刑，并欣然目睹举国犯罪之少，狱中囚徒不过四百人。文帝是太平的坚定倡导者；对中国而言，太平也确属必需，因为它尚未从上一次匈奴入寇的创痛中复原。他以斡旋之术，使那位已显出自立之意的广州之主承认其统属，从而弭去一场内战。对匈奴——冒顿的权柄此时已传于其子老上单于——他力持和好，以自己的一个女儿嫁与该酋，且在屡受挑衅之下仍持守克制。及至匈奴寇边、战事不得不起，他竭尽所能以减其惨酷；然而汉军与鞑靼人交锋屡屡不利，折了他的信心，他在位二十三年后便早早去世。这二十三年之可记，在于汉室由此而固。文帝的善政，在其子景帝十六年的太平之治中得以延续。

下一位皇帝是武帝，景帝的幼子。他最早的开拓之一，是把那险阻难通的福建一省纳入版图。他也曾以宗室的一位公主嫁与匈奴之酋以求其欢心；但一种见解正日渐得势：与其以重币买一个空虚的和平，不如兴兵一举倾覆这个民族之敌。曾在边地领军、深谙匈奴战法的将领王恢陈说必胜之道，终于打动了皇帝。武帝决意用兵，为此征集大军。然而结果并不吉利：王恢未能逼匈奴接战，这场本应成就大功的战役黯然收场。这位许诺甚多的倒霉将领，抢在主上降罪之前自尽了。于他本人不幸的是，他那与鞑靼人作殊死之争的主张却日渐得势，终而成为中国不移的国策。虽有此挫，武帝的威权仍不断扩张。他并四川入版图——此一省之大与户口之众，超过欧洲多数邦国；又受了满洲之主正式的归附之表。在他治世的末年，那始终按不下去的匈奴问题再度提上议论；而月氏自甘肃西迁一事，为这场单调的角力添了一段插曲，并且是把戈壁诸部带入欧洲的那场西向运动的头一个例子。月氏一般认为与印度的贾特人同源，而塞种人（即西徐亚人）为其后裔，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他们据有甘肃境内自沙州至兰州府的一条地带，在冒顿麾下的匈奴手里吃尽苦头之后，决意到西亚那未知的地方另觅家园。武帝欲把他们招回，遣使者张骞前去劝说。这位使臣在妫水一带找到了他们，但他的种种说辞都未能使他们离开那个已使他们重获权势与富足的地方。他们在匈奴面前无能为力，对帕提亚人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却不止于抗衡而已。他们在今日的布哈拉与巴尔赫保有其优势地位，直到匈奴西迁时把他们一并卷走，与之合流，一同扑向罗马帝国的边境。与此同时，对匈奴本身的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将军卫青大破匈奴，俘一万五千人，尽得鞑靼营中之资。此捷使汉军久失的信心为之一振，其后又有数捷。有一支纯由骑兵组成的汉军，横穿匈奴之地直抵天山下的苏波诺莫，所向无前，满载掳获而还，其中有匈奴祭神的金人。这些胜利鼓舞了武帝，他终于亲自出征，并正式移书鞑靼之王，令其向中国归顺。对方的回答是把持书的使者拘系起来，并傲然请皇帝尽其所能。这份胆气反倒使皇帝止步于其大举。他把兵力用在攻取云南与辽东上，而不再与匈奴另开战端。但他只是把一举永除这个最难缠、最可畏的民族之敌的意图推迟，并未放弃。他为此役征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本可望成功，却错在把兵柄付与一个无能之将。在一个欠考虑的时刻，他把战事的全权交给了内兄李广利。此人的无能带来一连串的惨败，其中唯一可称补救之处，是李广利被俘，从此再不能贻害。此将之孙李陵受命率新军以挽回战局；他起初取胜，终被敌人调度所困，落到向敌投降这一不快的地步。李广利与李陵都因势而变，转仕于鞑靼之主。既然这般行径得到史家司马迁的许可，可见我们对此类举动的看法，与当日中国的舆论并不相合。武帝与匈奴打了半个世纪的长久之战——这一战无疑比这场历史性角力中此前的任何一段都打得更体面、更有成效——最终以挫败而告终，皇帝彻底战胜这个最可畏的民族之敌的指望，就此化为泡影。

在位五十四年之后——这五十四年必须判为光辉的——武帝在比他漫长治世中任何时候都更深重的忧患与烦恼中去世。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为帝国增添了数省，对匈奴所取得的战果也远非微不足道。他是中国人中的宁录，最大的乐趣是不带一个随从去追逐最凶猛的野兽。与许多别的中国君主一样，武帝好信人寿可以延长之说，用中国人的话讲，便是信有不死之药。关于这一弱点，留下一则值得一说的轶事。有个方士献上一杯所谓长生之酒，武帝正要饮下，一个近臣一把夺去，一饮而尽。皇帝震怒，命他即刻就死；这位机敏的近臣立即答道：“臣既已饮下不死之药，安可得而杀之？”对这般无可辩驳的道理，无从作答；而武帝也不借方士与丹药之助，颇享高寿。关于他，同样可以说他增益了汉室的稳固。他把大位留给最幼的儿子昭帝——一个八岁的孩子，并指派两位阅历最深的大臣为之辅政。这两位大臣忠于职守，故此摄政之局并未损及国运，而几个觊觎大位者则以性命偿了他们的野心。昭帝一朝安富而有成，惜乎他三十一岁便早逝，且无嗣。

踌躇了一阵之后，昭帝的叔父刘贺被立为帝；此人却是个趣味鄙陋的粗人，对权力的全部理解不过是可以恣意取乐罢了。首辅霍光一身担起废黜他的责任，又立宣帝于大位——宣帝是武帝的曾孙，另一说为其孙。这一选择是幸运的，“霍光尽心竭力，使新君精于为治之道”。因为他与皇族的关系一向被小心地瞒着他，宣帝是从极卑微的境遇中被擢出来执掌中国命运的；他之所以精力更旺、性情更务实，多半正因不曾在宫廷那令人萎靡的空气里长大。他也在即位不久便与鞑靼问题正面相对，而他与鞑靼人的几场战事可谓独一无二的经历。他遣数军，以有声望的将领统之，前去征讨；诸将如期班师，报称已获决定性的、且轻易得来的大捷。真相不久泄露：那些胜仗全是子虚乌有。诸将根本不曾敢与鞑靼人照面；他们震怒而失望的主上不给他们别的选择，只令其服毒。另择诸将出征，鞑靼人终于求和——一半出于畏惧中国，一半因为他们内部分崩。宣帝持法公正之名如此之著，以至数位鞑靼酋长竟把自己的冤屈诉到他的御座之前，他的军队也得了“义兵”之名。据说中亚一切部族与邦国，西至里海，都向他纳贡；为纪此盛事，他建麒麟阁一座，把凡有功于其武成的将领的画像都陈列其中。唯有一事扰了宣帝治世的安宁。大臣霍光一见皇帝能够亲政，便悄然退归私第；他的妻子霍显却更有野心，对自己的地位也更不知足，尽管她已把女儿嫁给了宣帝。这位女子不过是皇帝的诸妃之一，并非皇后。霍显为达其愿，决意毒杀皇后，而且得手得太过顺利。她的罪行本会由她所买通的医者揭出，幸而霍光动用权柄，在那人下狱后阻止了对他用刑。这番侥幸未被查出，并未使霍显止于作恶。她欣然见到女儿被册为皇后，但被害的许后之子被立为储君，减了她的快意。霍显决意毒杀这位太子，其谋却被发觉，她与全家上下都被命饮鸩。大臣霍光不曾与闻这些阴谋，声名却因之受损，麒麟阁上他的画像被留了空名。

宣帝在这些事之后不久便去世，许后之子元帝即位。他十六年的治世并无可记者，唯有大破鞑靼之酋郅支单于一事堪称显赫；获胜的将领把郅支的首级送来，悬于西安城头。元帝之后是其子成帝，在位二十六年，落得个中国的维特里乌斯之名。继之为帝的是其侄哀帝，此人显出是位有才干、有善意的君主，惜其在位仅六年，太过短促，未能成就什么久远之业。他的一项举措却对其后继者的命运不无影响：他曾罢黜并逐出一名叫王莽的官员，此人在成帝朝已攫得极大的权势与影响。此人的野心终成汉室之祸。哀帝一死，他便自退处出山，与哀帝之母联手攫取了国政。他们把元帝之孙、一个孩子推上帝位，名之曰平帝，即太平之帝；然而他从未真正临朝。平帝未及十四岁，王莽便决意除之，亲手把毒酒递到他手里。这并非王莽为夺位所犯的唯一、也许还不是最恶的罪行。为筹饷养兵，他竟干下亵渎之事，把汉家诸王陵墓中随葬的珠玉尽行剥取。此后又有一位傀儡之君被扶上宝座，不久也被除去；王莽遂自立为帝。他并下诏宣告汉室已绝，其家当称新朝。

篡位者王莽固然是个能干的行政之才，但夺取帝位却是他力所不胜之事。当他还是大臣或摄政之时，人们对汉室的敬重与眷念使许多人不肯起而反抗他的专横；一旦他攫取了帝位，他便成了众怒所向、群僚所忌之的。匈奴重开侵扰，且奇的是竟发布檄文，要求复立汉室。内敌四起，王莽企图以严刑与大肆诛戮吓阻他们，只使局面更坏。事情已明摆着是一场你死我活之争，然而这于王莽无补：战事延续之中，他眼见自己的资源日蹙，敌人日益自信。鏖战十二年后，王莽被围于西安。城旋即被强攻而下，王莽退入宫中欲自了残生，却临事气馁，终为敌兵所斫杀。他最后的一句喟叹，也是他那短命王朝——中国史书不予其位——的挽歌：“天若与我以勇，汉家其奈我何！”

汉室诸王中年最长的幸存者刘玄被立为帝，都城自西安迁回洛阳，即河南。在中国百姓中，没有什么比汉室的复辟更得人心的了。据说老人们重见汉家旗帜飘扬于宫阙与野战之间，皆喜极而泣。然而刘玄并非良主；若非他明智地把国政委于其能干的族弟刘秀，人们原有理由为这一番更替而懊悔。终于，军中公然主张当立刘秀为帝；刘玄想另结党羽，却被他所倚仗的“赤眉”之盟的首领樊崇所杀。赤眉之名，来自他们当初结伙以抗王莽暴政时所用的标记。起初他们是义士，不久便成了盗寇。弑帝之后，其首领樊崇尽去伪饰，夺取西安，纵其众大掠。刘秀即位，取号光武帝，头一件事便是荡平已成公敌的赤眉。他把为此征集的大军交与冯异统率；冯异不负当世中国第一良将之名，以寡敌众，屡战屡捷。不出两年，光武帝便欣然把赤眉这一可畏的势力击破，并把其首领樊崇囚于都城。

此后多年，光武帝仍忙于削平众多不奉朝命的割据之雄。他的征讨无不告捷，然而他对战争生出极深的厌恶，据说他的儿子请他讲解军阵如何布列时，他竟不肯作答。但一国若有桀骜或有野心的邻邦执意诉诸兵戈，好和之心也挡不住战事；故此光武帝直到晚年几乎兵事不断。交趾——可比定为今日的安南——之王徵侧公然抗汉，并击败了第一支前去问罪的汉军。此败迫使中国之主须以更大的气力来使这位邻邦之主醒悟。龙座上的人断不能对一个女子加诸己身的败绩甘心忍受，于是老练的将领马援被遣去讨伐交趾之王。这位安南的布狄卡奋勇守御，终归败亡，只得以最卑顺的归降换取和平。这位将领在北疆与西北边陲也不止于自保而已。公元五七年光武帝去世时，其辉煌的治世已历三十三年；他把汉室牢牢地立稳了，身后留下既勇且公的君主之名。

他的儿子兼继位者明帝无愧于乃父。其举措以明智与宽仁见称；由于明帝与其父的政策，国家享有相当长久的太平。一位或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班超——的漫长而非凡的生涯，即始于此朝；他几乎不费气力便令匈奴就范，维持了朝廷对他们的统属。在其他伟大而紧要的工程之外，明帝为纾黄河之患修筑长堤三十英里；法国传教士兼著述家杜赫德称，只要此堤修缮不辍，便不曾有水患。明帝一朝最可注目之事，无疑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关于印度那大宗教与其教主释迦牟尼的一些知识，似乎早已经由西藏、或更可能经由缅甸传到中国；然而直到明帝因梦而遣使赴印度访求佛法，其教义才为中国所知。在皇帝的直接护持之下，佛教进展迅速；它虽从未毫无保留地深入人心，自我们纪元一世纪传入以来却始终立定脚跟，如今已与中国朝廷和民间的宗教盘根错节，难以剥离。明帝在位十八年，颇有成就，于公元七五年去世。其子章帝在其母马氏——将军马援之女——的辅助之下，太平地在位十三年，享年不永，百姓哀而悼之。

章帝之后是其子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在位十七年。他是位有德而心存善意的君主，兴了许多内政的改革；他这一朝还发明了一种新的书写用纸，据推想与埃及的莎草纸相同。但和帝之朝的光耀，来自班超非凡的武功。此将对匈奴用兵的成功前已提及；他终于制定了把匈奴逐离中国边境的周密方略。他虽历受几代君主的信任，这一宏图却久未得朝廷俞允；不过在章帝生前，他已着手施行实现此策的种种举措，至和帝之世方始成熟。他征集并训练了一支专为边战而设的军队，招募了从前不曾为朝廷效力、却特别擅长沙漠作战的部族。他与满洲的鲜卑诸部结盟——鲜卑大概便是今日满洲人的祖先——从而布成对匈奴侧翼的攻势。这一有条不紊的攻击大获成功。压力所迫，匈奴不得不退让；既被逐出故地，便只得西徙另觅家园。促成此举的，无疑有他们的旧敌月氏之先例，但班超的锐气是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们走到哪里，他便追到哪里：越戈壁，逾天山，据今日的伊犁与喀什噶尔为重镇，遣师远至帕米尔，并准备以进兵妫水与药杀水诸国来完成他的功业。和帝尚在少年之时，他已把这一方略推行到底，所经略之地远抵里海——里海当时大概与咸海相连——可以设想，希瓦便是这位中国将领凯歌前进的极限。有人言之凿凿（其可信之处或多或少），说他曾与罗马帝国、即中国人所称的大秦接触，并有意与之通商。此事无论如何难以确定，但有一点无可置疑：他给罗马造成了极实在的损害——在他的军团面前奔逃的正是匈奴，而不到四百年之后，匈奴便折辱了那座帝都的威严；其首领阿提拉，或许正是中国人吃尽苦头的那位冒顿的后裔。

这场辉煌而可纪念的战事之后，班超返回中国，以八十高龄辞世。随他而去的是汉室的气运，不幸接踵而至，落到这个治理中国如此之久、如此之善的家族头上。和帝的幼子在位仅数月而殇，其弟安帝继立。实权握在被尊为摄政的和帝遗孀手中。公元一二四年，安帝之后为其子顺帝；其时叛乱数起，几乎倾覆这个王朝。此后又有数名幼童被扶上帝位；终于，一个野心勃勃的贵戚梁冀——其妹为皇后之一——攫得了朝政的全权。他为祸甚多，最后眼见其野心之谋不遂，便饮鸩自尽，抢在诛他的诏命之前。有胆量惩治这位权贵的皇帝桓帝，是汉家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君主。他这一朝大体是辉煌的；取匈奴而代之的鲜卑诸部，经一场艰苦的战役之后，在一次会战中被击败。当时汉军几近溃败，其将段颎冲到阵前，大呼道：“尔曹试念，此辈曾几番败于尔手！今日再教之知，尔曹乃其主也！”

桓帝死后，汉室的衰颓一发不可收。他们再没有出过一位配坐大位的君主。宫中的宦官——中国朝廷里向来人数众多——占了上风，把自己的党羽安插到治国的要职上。所幸京师的这番内讧并未伴以边防的松弛，鲜卑又一次被击败。这一战之所以最堪记，是因鲜卑人企图恐吓汉将，扬言他若来攻，便杀其身陷敌手的母亲。赵苞不为所动，进击破敌，获决定性之捷，却以母亲的性命为代价；他悲痛过甚，不久便忧愤而死。又过了些时候，汉室内起嫌隙，两个异母兄弟争夺大位。辩帝赖其舅、大将军何进的巧为拥立而即帝位，其对手献帝则得宦官之助。两派遂成死仇；何进轻率地不带卫从入宫而被杀，更使事态激化。他的部曲为之复仇，强攻入宫，把宦官一万人尽数斩杀。此后的末代诸帝便只剩皇帝的空名。实权为几位将领所争，其中以曹操最为杰出、最为得势；他与其子曹丕开创了一个王朝，此后还要说到。公元二二〇年，末代汉主献帝退归私第，统治中国四百五十年的著名的汉朝就此终结。

在中国临御过天下的诸家之中，没有哪一家像汉家这样在民心中居于如此崇高的地位。他们在巩固帝国、在推行可称为中国的帝国使命之事上，建树极为卓著。云南与辽东第一次被立为行省。交趾支那成了藩属之邦。皇帝的诏令行到了帕米尔。国家的财富与商贸随其兵锋之所至而增长。若干最伟大的公共工程——道路、桥梁、运河、渠堰——都建于此时，至今犹存，为汉家之荣作证。如前所见，汉家出过几位伟大的君主，其令名不是一人之功；因此这个王朝享国之久，前后诸朝少有能及者。没有哪一家统治者比他们更得中国人之心；换了不那么受眷顾的君主，早已因其失误与不逮而以亡国相抵，汉家却得以保有大位。凭着百姓的有力拥戴，汉室克服了无数艰难，甚至克服了自然的衰朽之势；而当他们最终退出历史时，其去也从容，不曾招来万众的诅咒。这份感情至今不衰，从中国人仍以自称汉人子孙为荣一事，便可见其明证。

第三章长久的分裂之世

篡位者王莽建立王朝的可耻失败，去时未远，无人敢以一身担起统理整个汉家帝国的重任；于是天下裂为三个邦国，此期因而得名曰三国。其一是前朝宗室的一位君主据有四川，其国号蜀。南方诸郡由一位名孙权的将领统治，国号吴。中部与北部诸郡人口最众、资力最厚，构成魏国，属于曹操之子曹丕。诸君之间争雄之势不久即起，胜负的天平渐渐倒向魏国。一一列举标记这场角逐的战役无甚益处，然而有一桩壮举值得一提，那便是魏国之将张特固守新城之事。此城之坚固本不足道，被围九十日之后，城墙已破数处。危急之中，张特遣人告围城之将：若许停战，他愿于第一百日献城，“因魏国诸侯有法：守城满百日而后降、且已无援可望者，不以罪论。”所求之期甚短，遂见允。然而数日之后，围城者眼见缺口已被修补、新的防御仓促筑起、新城比先前更能守御，其失望之深可想而知——他本已指望稳操胜券了。遣人诘问这番备战之意，张特作答曰：“吾方自营坟墓，以葬身于新城之墟耳。”三国相攻之世，这般的英勇与机敏之例殊为少见；而这场角逐的进程则始终指向魏国的得胜。

后汉之蜀最先亡于魏国诸侯之手；此后两国合并的力量便转而指向南方的吴国。在此之前，魏国的至尊之权已从曹丕一家转到其麾下最好的将领司马昭手里；他得以在自己当国之初便颠覆蜀汉，可谓快意。倘若他依其大将邓艾之愿，趁破蜀之威立刻攻吴，或许一举便可竟其全功；诚如邓艾所书：“军有必胜之名，则乘捷而更捷。”然而司马昭宁取较缓而较稳的办法，其结果是平吴之事推迟了二十年。司马昭卒于公元二六五年，其子司马炎创立新朝晋，号武帝，即以武为号的君主。

武帝的首要之图是把吴国并入版图，而孙权的子孙自以为俯首以避其锋为上策。他们遣使卑辞至洛阳，表示效忠归顺，同时却在竭力备战以保其独立。这种两面之策，反倒促成了它本欲避免的冲突。武帝看重邻国之所为甚于其所诺，遂下令自两路进兵。他在扬子江上布下大队战船，以攻洞庭湖上的对手。随后的战事未启而胜负已定：武帝之胜，从一开始在道义上便是笃定的；其军数挫之后，孙皓弃战而降。中国就这样在晋朝之下短暂地重归一统。大功既成，武帝便耽于逸乐，畜养女优五千人为一部，又任人以羊车载己游于宫苑之间，在他那些颇为严正的国人之中大损其声名。天下复归一统之后，武帝又活了约十年，于公元二九〇年去世，其子司马衷即惠帝继位。惠帝一朝的大工程之一，是在孟津架桥于黄河之上，其处较今日架桥之地为下游。

惠帝之世为其妻贾后野心勃勃的狠毒所败坏：她杀了首辅之臣，又囚禁武帝的遗孀。她于国家所做的唯一好事，是在宫中宦者之中识出孟观这样一位名将；他的功业与纳尔塞斯极为相似——史上另一位出于这一不幸阶层的名将，唯有纳尔塞斯而已。凡孟观亲自统军之处，捷报必随；然而晋朝其他诸将的败绩抵消了他的战功。就在此时，鞑靼人的活动再度抬头，其为祸于中国之主，甚于他那许多内敌。当年班超把匈奴主力驱向西方之时，有一些部落却向东退入满洲一带；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姓刘的家族已居于诸部之首。他们具备中国教育的一切优长，又曾数度与汉家通婚。眼见惠帝之弱，这些刘氏酋长遂称汉王，欲以国家的解救者自居。惠帝在风暴前俯首，本已要行可耻的归降，幸而死亡免了他这番麻烦。

其弟怀帝继位，起初境遇略好；然而虽有几次胜捷的闪光，刘氏鞑靼却愈入愈深，攻城陷邑，击败晋朝的良将，直逼都城。公元三一〇年，汉王刘聪大举入寇，全然存心一击而终此战。他攻下洛阳，把怀帝掳去为俘。都城被劫掠，太子被处死。怀帝被认为是第一个落入外族征服者手中的中国皇帝。被俘两年之后，怀帝被迫在一次公宴上侍立于其征服者之侧；宴罢，即被牵出处死。这一桩卑劣的谋杀，正显出这个有意君临中国的新种族与新人物的品性。鞑靼人的胜势并未就此而止：数年之后他们再度袭入中国，掳走怀帝之弟兼继位者愍帝；愍帝被俘一年之后，在鞑靼汉国的都城平阳被处死。

历此诸败之后，衰弱的晋朝君主把都城迁往南京。仅凭此举本不足以延其国祚，幸而刘氏诸王自身也苦于分裂之患，被迫把都城自平阳迁往西安。他们在此改国号汉为赵；然而瓦解之势一开便一发而不可收，不出数年，刘氏之权便彻底崩解了。这一家的倾覆解去了最迫近的危险，晋朝遂得以再延一命，却终究未能从中获得任何长久的好处。这一家的末代诸帝都是孱弱无能之君，其名除列于年表之外，实在不必提起。

关于他们本无可说，若不是有一个名叫刘裕的微贱之人——他的一切皆得自己身——在朝政的孱弱与国中的纷乱里找到了显达的机缘。他证明自己是一员良将、一位能干的统帅：一面对付刘氏的后继者，一面对付一个可畏的海寇孙恩。刘裕不满于自己的地位，弑一帝而立一帝；两年之内，他便迫使他的傀儡、晋朝的末代之君正式禅位于己。晋室在其临御期间，有相当长的时日统治着整个中国；而说他们是有史以来受此重托的诸家之中最不配的一家，实在一点不错。十五帝一百五十五年，除开国之君外，没有一人的名字凭自身的德业值得留存。

刘裕的成功就其所及而言固然完满，但他所建、名之曰宋的王朝，在中国人中间从未握有独尊之权。它不过是众多政权中的一个；他在位短短三年，虽或许因毒杀了被他所废的那位可怜的晋帝而把自家的权位立得更牢些，却无从把势力伸展到邻邦之上。其子兼继位者少帝在位一年即被废杀。其弟文帝继之，不久便与北邻魏王卷入一场争权、甚至可谓争存的角力；魏王乃是当时天下最强的君主之一。二人之间首要而当下的争端是河南大省：魏主已尽有其地，而文帝决意收复。黄河把此省一分为二，魏主极难守住河南之部；文帝下战书时，他答道：“汝主纵能取此省，待黄河冰合，吾自知如何取回之。”文帝果然收复河南，但经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其间魏军踏冰渡河——他的军队又被逐了出去；筋疲力尽的交战双方在战事终了之时，所处之势几与开战之初无异。有一段时间两主都把心思放在文治上，不过魏王拓跋焘另以迫害佛徒为事；随后他集结全部兵力，意在一举压垮宋帝。眼看胜局已定，胜利却与他无缘，魏军在退回本境的路上损折甚重。这一挫折打断了他的凯歌，损了他的声望，也壮了敌人的胆。此役未久，拓跋焘便为几名心怀不满的将佐所弑。

宋主文帝的命运也不见得更好：他被自己的儿子所杀。这弑父者又被其弟所杀，其弟即孝武帝。此君好田猎，又能大嚼，然而大体上不曾为害。其后两帝则是残忍嗜杀之君，其世刀斧之吏无日得闲。此后又有两位君主临御，然而他们并非宋室之人，只是被这一家的末主收为养子而已；这种孱弱与不孚人望——中国人不同于印度人，他们鄙弃过继之说，只信血统之权——给了宋室最后一击。宋于是让位于齐；齐朝由一位名萧道成的将领所建，取帝号曰高帝。这一番更替并未使中国的境况有何改善，当时公然有人说：齐家得此高位，不由德而由力。齐朝的国运短促而可耻，终于一位年少之君和帝之身。公元五〇二年他被废之后，得势的敌人讥讽地送了些金子到狱中给他。他叹道：“死后要金何用？得酒数杯，反倒更值。”他们依其所愿；待他醉了，便用他自己的丝带把他勒死。

齐之后是梁朝，又是在这漫长的分裂之世里占据中国历史舞台的那类微末而不足道的家族之一。新皇帝武帝不久便与魏国相撞；这些年间魏已恢复了全部的国力，自觉强盛到可以把都城从北方的平城迁往河南，而梁的都城仍在南京。这场角逐的进程，以魏国接连的胜利为标记；那个王国的君主，似乎不但国力胜人，其将帅之才亦然。有一件事足以见他能在部属心中激起怎样的忠诚。当靳城的守将不在时，武帝企图攻取该城，本已势在必得，不料那守将之妻孟氏挺身立于缺口之上，激励那一小队守军，以自己不屈的心志鼓舞他们——这比蒙福尔伯爵夫人与德比伯爵夫人的事迹早了好几百年。武帝只得从靳城之下狼狈退兵；他的士卒沮丧至极，任凭敌人如何辱骂——他们把一颗死人的头戴上寡妇之帽，绕着御营游行，唱着俚俗的歌谣，说武帝麾下无一将可惧——也不肯再与敌交锋。下一次战役中，武帝适时发现了韦叡这样一位良将，得以挽回颓势；韦叡乘魏军被一条河隔为两部之机，先后大破其两军。武帝若肯听其将之谏，乘胜追击，本可成就伟大而长久的功业；他却宁可安享既得之荣，结果魏主得以恢复武力与自信。其自然的后果，便是这两个邻国再度以兵戈相较；尽管另有一位刘氏女子英勇而成功地守住了一座要塞，战局大体上仍归武帝之利。此期可算中国女子才干最见显扬的一个时期，因为强大的魏国正由一位胡太后当国；然而国中的总体情形，并不足以为女主当国张目。

胡太后的执柄，被魏国大将军尔朱荣的叛乱骤然斩断；他把这位主上装入袋中投入黄河，以此除之。随后他把她的二千名主要谋臣聚于都城郊外的平野，命骑兵尽行斩杀。尔朱荣继而怀了重新一统天下的雄图，向部众宣示其志道：“稍待，吾当尽集西陲豪杰。然后北取六镇而制之，明年渡大江，械系那自称皇帝的萧衍。”此谋因尔朱荣被刺而夭折。这位大将之死于魏国固然损失甚巨，然而武帝欲借此事为己谋利时，所尝到的却是苦涩的失望与当头一棒。他的军队战无不败，威权化为影子，一名叛将在他的宫中完成了他那世仇敌国所开始的颠覆。武帝此时年已八十，难当这般粗暴的一击。被废之时他叹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数日后去世；据说是喉间作痛，而看守他的人不肯给他些蜂蜜以缓其苦。总的说来，武帝是一位尚可称道的君主，虽然中国的史家责其迷信，斥其偏袒佛教。

武帝说自家已毁，此言果验。继他而立的是族中三人，然而尽皆死于非命。一位名陈霸先的将领另建新朝，号陈；但他享国未几年即卒。也在此时，魏国因尔朱荣之死而瓦解，并入于周。这个新起之势生长极速，迅即扑灭了不幸的陈朝。周主取名高祖文帝，统治中国大部之地。他改国号为隋；隋虽据大位不久，却以成功的战事与可观的公共工程证明了其君临天下之资。此君显出是极能干的行政之才，其举措以罕见的宽厚与远见著称。其子兼继位者炀帝虽以弑兄而得位，却证明自己是位明智的君主、百姓的造福者。他把都城自南京迁往河南，决意使之成为世上最壮丽的城市。据说他役使二百万人以修饰之，又迁五万商贾居于其中。然而他一切的工程之中，无一可与他所开凿的那伟大的运河体系相比；他的名字将因此永垂史册。他在位不过十三年，却凿成了将近五千英里的运河。其中一些，如自黄河通扬子江的大运河，是人力的杰构，今日仍可如初成时一般有用。这条运河宽四十码，以整石砌岸，堤上榆柳成行。这些工程以普遍的徭役、即全民征发而成：每户须出丁壮一人，全军亦尽用于此项公役。炀帝之名将因此而留存，因为他的战事——尤其是与高丽的一战——并不成功，而他本人则被一个狂徒不体面地结果了性命。其子兼继位者也被杀，隋朝随之而终；与之同尽的还有洛阳那座华丽而糜费的宫殿，时论斥之为“只堪软君主之心、长其贪欲”而已。

至此，笼罩中国的漫长分裂之世出现了一个中断，皇帝的至尊之权一时之间恢复了本应属于它的普遍敬重与生气。废隋者是李渊，他数年前已受封唐国公之号。公元六一七年他自立为帝，号高祖；他以大赦开国，并宣示“惟欲以公与仁立其邦”，开端可谓吉利。当他专意于在自择为都的西安整顿朝政之时，其次子李世民受命统率在外之军，肩负平定诸郡之任。李世民证明自己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其成功既迅速又毫无保留。对中国的叛党与外族之敌，他一样战无不胜。他的锐气与谋略固然显著，其胆勇亦然。他率着自己那支披黑虎皮的精选铁骑，总在每一战的最前列；胜利之得，常常既由其战术之能，亦由其身先士卒的无畏。不出数年，李世民的功业便辉煌告成；他还师西安时，得以向父亲禀告：天下已定，其安定之实为数百年所未有。他率凯旋之师入西安的情景，读来使人想起罗马人的凯旋式：李世民身披金甲，前有亲选的卫队环绕，后随铁骑四万，又偕最要紧的俘虏，驰行于街衢之间，至太庙公告战胜之功而献祭。他的功业因其宽大而更增光彩：他赦俘虏以不死，其令名不曾为任何残忍与流血之举所暗。

李世民功业之大与随之而来的众望所归，激起了其兄的嫉恨；其兄本觊觎大位。构陷之谋一度得逞，使他见弃于皇帝，一时退出朝廷。然而其兄非取其性命不可，遂与其他兄弟及若干显要之臣合谋弑之。此谋被发觉，反噬其主谋者：他们旋即被捕处死。于是李世民被正式立为皇储；然而此事比起同年高祖的禅位来，便相形见小了。这一步的真正缘由，多半与那场加害李世民的阴谋不无关系，官方的说法则是：高祖自觉年事已高，愿于余年安享闲逸、卸去仔肩。高祖当列于中国有能的君主之中，但他的声名被其子更盛的光辉所掩、所并。他禅位之后又活了九年，于公元六三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一。

李世民即位，取名太宗；在中国的统治者中，“大帝”这一称号可以毫无顾忌地加诸其身者，寥寥无几，而他是其中之一。他立刻着手的崇高之业，是要证明中国人乃是一个民族，各郡的利害与各阶层的利害皆属一体，而当务之急乃是重振民族一统之气与爱国之心。在他以自己的名义临御之前，他已以一系列的胜战使父亲的威权得到承认，为此略尽其功。但太宗看出尚有远为更多的事可做；而在他看来，做成此事的最好办法，是对北疆之外那些始终难缠、且时或在中国境内建立政权（如魏之拓跋氏）的敌人，进行一场可称为民族之战的用兵。太宗看出，若要在此举上取得任何伟大而持久的成功，他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庞大常备军，无论出塞还是在中国境内，都能倚之以收实效。在他之前，中国的军队不过是粗劣的民壮，将校的军事知识只能说是可鄙。士卒大多是农夫，全不知纪律为何物，往往在开战前夕才第一次拿到兵器。他们天性不好武，出征极不情愿；面对鞑靼人那样矫捷的对手，非有人数上的优势可望取胜便不肯交锋。他们极易惊溃；中国军队的迅捷与冲劲，唯在背敌而逃时方才显露。这些弊病既已如此昭然，不止一位皇帝曾设法从鞑靼诸部中招募，以不逊于敌人的勇捷之兵去抵御这个民族之敌。然而用募来的外兵，从来只是半个药方，且不免有加重其欲医之病的风险。太宗却不取这等敷衍之法；他直探问题的根柢，决意自有一支训练精良、堪当其用的军队。他建起九十万人的常备之师，分为三等编制的营团：一等一千二百人，一等一千人，一等八百人。营团共计八百九十五，其中六百三十四为内地之戍，二百六十一为境外之用。以此之法，他得以确有二十五万以上的训练之兵可供塞外用兵。太宗又改良士卒的兵器与甲仗：他加长了矛，配以更强之弓；许多士卒披甲；他倚重骑兵的协同——这一兵种在中国向来被大加忽视。他特别用心训练大批将校，并设兵部，以军务之全权付之。这些举措大大触怒了文官，他们视皇帝亲临阅武、与士卒同习技击为“失体”；由此可知，太宗在推行其建立正规军的方略时，显出了极大的道德勇气，克服了一些特殊的阻难。他排除了一切障碍，在旗下聚起一支既以精练与装备、又以人数而可畏的大军。

自觉已备好了解决之具，太宗决意毅然对付那始终反复的鞑靼之患。自邃古以来，从高丽到青海那广袤地带的部族，名号虽异，其志则一：向来是中国农人与朝廷的祸患。他们平生唯一的志愿与目的，便是蹂躏中国的田土，把城邑的掳获驮回自己的营帐。匈奴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突厥的大势力；突厥大概便是奥斯曼人的祖先。与这些桀骜的邻人，以及南疆那些种族不同而性情相同的邻人，太宗终其一生都在进行苦而艰的角力；而他的成功归于他在军备上所下的苦功，这一点几乎无可置疑。秦始皇的长城本是挡在这些敌人途中的一道屏障，但由孱弱怯懦的戍卒守之，终究不足以尽其用。太宗提供了另一道更好的防御：一以贯之而有力的政策，以及一支可畏而自信的军队。

这番军事改革之必要，从他与这些不共戴天之敌的第一次交锋中便清楚地显现出来：就在他即位那年、他的编制尚未完备之时，这些蛮族大举破关而入，所向披靡，几乎直抵都城之门。此番太宗诉诸辞令与责问。他几乎不带随从便驰至鞑靼营中，斥责其诸酋失信，提醒他们：当他遣自己的一位姊妹去做其酋长之妻时，他们曾郑重立誓守和。他问道：“此等行径，且不说是否配为诸侯，便是稍有一点廉耻之心的人，配么？若他们忘了从我这里所受的恩惠，至少也该记得自己的誓言。我曾与他们誓和，今日他们背之；如此，则曲直之在我一边，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国的史家称，鞑靼人被太宗威严的气度与责问所慑，遂允退兵；双方在渭水便桥上订约，杀白马而重申友好与和平之誓。从这段带修饰的叙述中，唯一稳妥的推论是：确有一次鞑靼入寇，而中国军队并未把入侵者逐回。他们的退兵多半是买来的；但这是太宗屈就此等手段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便桥之和不久即破。诸部再度集结兵力以图入寇，然而其谋未成，太宗已抢先率大军攻入其境。鞑靼人猝不及防，抵抗甚弱。数位可汗归降；在一次大会上，太宗宣告他将以诸可汗之可汗的身份统治他们，其号曰天可汗，意即天朝之主。这是中国的统治者第一次正式担起治理游牧诸部、以其酋长为己之属吏的职任。直到今日，中国皇帝仍以这一名号统治蒙古及其他游牧部族，俄国人则把它译作博格多汗。这一策的成功是彻底的：它不但使中国边境得享安宁，而且大大扩张了中国的权威。喀什噶尔一带此时第一次被立为一省，名曰陇西；皇帝麾下的良将之一李勣受命为西陲之守。太宗最有分量的几位谋臣不赞成这种进取之策，力图阻挠，然而无效。以太宗的魄力与一贯而行之，此策之明智与有效，实无二论。

此朝之中，中国与两个邻邦——西藏与高丽——的关系大为发展，而交往的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促成的。据载，西藏、即当时所称的吐蕃，其首批使者于六三四年抵达中国都城。那时西藏之民粗野无文，其酋长比野人也强不了多少。佛教尚未像今日这般牢牢抓住人心，在这个如今世上最为僧侣所辖的国度里，喇嘛之权尚未兴起。约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候，一位名曰赞普——意即勇武之主——的酋长已君临全境；据说他曾越过喜马拉雅山，把得胜之师带入中印度。或出于好奇，或因欲娶中国公主以取得可称优待的地位，赞普遣使至西安；然而使者虽满载赏赐而归，太宗却不肯把宗室之女托付于异域与素昧平生之民。赞普偏要把这拒绝当作对其尊严的侮辱，遂向中国宣战。然其举无功：他在此战唯一的一场会战中被击败，只得以五千两黄金与自认为中国藩属来换取和平。赞普并允承受中国的教化；作为酬答，太宗以一女嫁之。据称他最早的改革之一，是废除全国以彩涂面的旧俗；他又筑一座有城墙的城池，以彰其为中国皇帝女婿之荣。太宗在世之日，西藏一面再无事端。

太宗在与高丽的关系上便不这般顺遂了：那里人民倔强、地势险阻，成了他雄图的障碍。前代曾数度设法使高丽归于中国之主的影响之下，以藩属之邦待之。这些尝试偶尔也有几分成效，但大体上高丽保住了它的独立。太宗在其权势极盛之时命高丽之王纳贡、重归属国之位，所得的却是一纸抗辞；高丽人并开始侵逼新罗——一个投中国以求庇护的小邦。高丽此时之名为高丽，国政的全权则握于一个名泉盖苏文的权臣之手，此人弑了自己的君主。太宗被其抗命所激，遣大军至边境；及至盖苏文为自己招来的风暴所惊，卑辞归顺并送上应纳之贡时，皇帝却拒收其礼，宣告决意用兵，以此表明他对这弑君者所为的不满与不许。把对手逼入绝境从来不是明智之举：盖苏文若在太宗接受其请时本可为一良邻，如今却成了刻毒而决绝的劲敌。第一次战役以中国军队意料之中的胜利为标记：高丽人数战皆北，数座要邑被克；但太宗不得不承认，这些胜利以折损其两万五千精兵为重价。第二次战役演成鸭绿江畔要邑安市城的攻守之战。盖苏文纠集大军以图解围，欲以人多压倒中国人；然而中国人较严的纪律与较精的战法扭转了战局，高丽之军溃败而去。但这一显赫之捷并未换来安市城的投降——守城者极为英勇。粮秣短缺与冬季将至，迫使中国皇帝在城下逗留数月之后撤围；据说中国人拔营之际，守将出现在城头，祝他们“一路平安”。受此挫辱之后，太宗不再图并高丽，虽则他终其一生拒与盖苏文有任何往来。

太宗在位的前一段时间，多赖其妻长孙皇后之力；她是位德才俱属难得的女子，为满朝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她说过许多明智之言，其中最堪引述的是：“行德者使人得尊荣，尤以君主为然，而非其仪卫之盛。”她奖掖文事，都中的皇家藏书之所与学馆皆由她而起。她大约是皇帝最好、最可倚信的谋士；她去世之后，太宗的精力与气运似乎都见衰减。那部署名太宗所著、论为治之道的杰出之作《金镜》，她无疑也有所贡献。太宗极仰慕孔子，推之为世间大圣，郑重宣称：“孔子之于中国人，犹水之于鱼也。”中国史家讲了许多关于太宗胆勇的故事。他是个好猎之人，追逐巨兽时自不免几番险死还生，尤以他独力搏杀一头猛豕之事为人所称。另一例是他与一名企图刺杀他的鞑靼侍从搏斗，并在格斗中把对方杀死。他在长子手下所遇之险更为逼近：太子李承乾谋刺其父，几乎得手。承乾亟欲得大位之心过切，反倒失了储位：其谋一经发觉，他便被废去皇储之位，自此销声匿迹。

在位二十三年、其间所成就的远多于别的君主用两倍的时间所成之后，太宗于公元六四九年去世，把无人相争的大位留给其子，即高宗皇帝。称太宗为坐过龙座的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实在无须迟疑；他的死讯，被他治理得如此之善的百姓以非同寻常的哀恸迎受。他麾下数将愿自尽于其柩前，都中藩属诸国的使臣或断发、或以血洒其墓，举国上下无不为这位实现了中国皇帝理想品格的君主哀哭。历经这许多世纪，他堪受钦敬之处也不见稍减。他的身影至今巍然，是中国一切统治者中最有才干、也最有人情的一位。他不但重新统一了中国，而且证明了：对他的国家而言，统一乃是繁荣与强盛唯一可靠的根基。

高宗之世三十年间，唐家之势不见衰减；他在其父仅指出胜利之途的方向上得了全胜。他即位之初做了一件颇冒险的事：娶了其父的一位遗孀，她遂成为武后。她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非凡的女子，对丈夫取得了那样的支配之力，以致国事实由她主持，且在丈夫死后仍握此权。要成此等非常之事，她不得不摒弃过多的细腻与顾忌；她先是干净利落地除去了其余诸妃，包括高宗的正宫皇后。据称她先断其手足以防其挣脱，再把她们投入盛酒的大瓮之中。但总的说来，她的影响是用在推动其夫的宏图上的。

西藏的问题因新赞普好战之性而复起：他虽与中国皇帝有姻亲之谊，却图向北与向东扩土，损中国以自肥。于是有一场断续的战争，中国人处于下风，高宗承认西藏“多年为吾肘腋之刺”。这场争端因赞普早亡而得以圆满了结——他那好战的性情正是争端的主因。说来也奇，高宗的兵锋在高丽方面反倒比其父更为得胜。自公元六五八年至六七〇年，中国与高丽及其盟友日本在水陆两路苦战；日本由此第一次插手大陆之事。赖武后之力，胜利归于中国，日本四百艘战船的水师被全歼。新罗之国被立为中国的一省，此后六十年间高丽纳贡而不生事。在中亚，中国之势亦保全无损；波斯之王竟恳请中国在喀什噶尔的都护出兵相助，以御其时正奉先知之名席卷西亚的阿拉伯人——由此可推知中国威权与声名所及之广。高宗无法把援兵遣至距边境如此之远的地方，却收容了几位波斯王子；又在接见阿拉伯人的使节时，谆谆以宽待降者为明智与有度量之举。高宗于六八三年去世，武后握权直至七〇四年，其时她八十岁，被迫退位。她独自当国之世，其魄力与成就一如高宗在世之日。她击败了西藏人，也击败了出现在陕西北境的新兴鞑靼种族契丹。她把自己的儿子幽禁起来，身着帝王之服。她的权势之盛，从她竟敢冒犯中国人的观念、亲行每年祭天的大典并为自己的祖先立庙一事，便可推知。然而，直到她为年老与疾病所摧折，她的仇敌才有胆量与她相抗。她被废之后又活了一年；其被逐的儿子中宗复位。

中宗在位不久，便被其妻毒杀；而其妻并未享到罪行之利。此后数帝相继，无一可记之事；及至玄宗，遂使一家与整个中华帝国都濒于覆亡。他与别的君主一样，开头很好：引《金镜》之箴言，尊孔子为文宣王。然而败于契丹与西藏人之手，使他心怀郁结，威权日损。一个名安禄山的武人起事，因“百姓久安，不习兵革”而迅速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他平定了北方诸郡，建都洛阳，迫使玄宗避地四川，并于其地禅位于子。玄宗最可纪念之举，是创设著名的翰林院与《京报》——世上最古的定期刊物，二者至今犹存；而他的不幸，预示了帝国不久便要分裂。其子兼继位者肃宗为挽回家运略有所成，自安禄山手中收复了西安。此后天下一分为二，为两雄所据，战事相寻不绝。肃宗麾下一将成功守住太原，据说火器于公元七五七年在此第一次被使用；此役巩固了肃宗之权，未几安禄山被杀，其势益增。南北两方的角逐在肃宗余下的治世以及其继位者代宗之世，互有胜负，绵延不绝。代宗证明自己愧对其号：一支小小的吐蕃之军进逼都城，他竟极为怯懦地弃都而走。户口的册籍为此期帝国的境况投下了极有说服力的一道光：玄宗时人口列为五千二百万，至代宗之世已降至一千七百万。一位名郭子仪的大将击退了吐蕃入寇者，使代宗之子兼继位者德宗得以在这版图与富庶皆大为缩减的国土上有个好的开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劝德宗下诏，斥当世之迷信，以及从梦兆与偶然之事占卜的流风。诏书曰：“太平与百姓之乐、岁收之丰、政事之明敏，此等征兆，朕闻之则喜；至于‘异云’‘珍禽’‘前所未见之草木’‘怪物’以及造化其他骇人之产，以之为未来之兆，于人何益？自今以往，禁以此类上闻。”郭子仪的早逝，夺去了这位年少君主最好的谋臣与其权柄的支柱。他才具宏阔，克尽厥职；有人向他进言，说他不该以至尊之位以外的任何位置为满足，他傲然答道：他是“唐之将”。据西安所发现的碑石上的铭文，他似乎是景教徒的护持者；其为人与生平，曾使人以贝利撒留相比。

德宗在这位柱石去世后又活了二十四年，这些年只能以“不幸”二字概之。诸大镇的节帅要求并强取其爵位世袭之权，这一皇权的让渡照例带来中央权力的衰败，而这正是改朝换代的前兆。在茶等主要的生产与消费之物上加税，使朝廷大失人心；而最坏的症候，是宦官再度在宫中专擅。唐室虽又延续了一个世纪，德宗未死之前，其丧钟之响已灼然可闻。到其孙宪宗之世，积弊显露得更为分明。他虽有几次军事上的胜利，其治世总体却是不幸的；他终被宦官之首毒死。其子兼继位者穆宗因漠然置之，可疑其与闻其事。无论如何，他享权不过数年，便被人以同样干脆的方式除去。此后又有几个无足轻重之人登上帝位，直到文宗——他至少比其前诸帝更有志向——试图与宦官较量，定下了尽诛之谋。他临事气馁，谋遂败露。宦官对其对手施以可怖的报复，杀了近三千人；文宗在其手中如可怜的傀儡，度过最后一年。他连自己的继位者也不得指定：宦官弃其二子不顾，立其弟武宗于大位。

当世之弊，在懿宗一朝显露得尤为分明。他方登大位，其军便屡败于云南一位叛藩之手，那人把该省整个从帝国夺去。他护持佛教之著，一如其前几位之压制佛教之著；他不惜巨费遣使赴印度求佛骨，其至也，他率满朝跪迎此舍利。他生活的奢靡使中国朝廷陷入新的窘境，国库濒于破产。他也并非仁厚之君：有一次他处死了二十名医者，因为他们治不好他所钟爱的一个女儿。其子僖宗即位时还是个孩子，一即位便尝到了这一家所沦落到的不幸之深。他被一个名黄巢的叛者逐出都城；若非他在突厥酋长李克用身上得了一个意外的援手，唐朝就要在那时终结了。这位沙陀移民之酋——沙陀一族据信便是近世回教东干人的祖先——统本族四万人，因其服色而号“鸦军”，进讨黄巢，大破之。当时国中的景况被描画得凄惨不堪：皇帝没有宫室可居，中原一切大城皆成废墟。李克用一眼看穿了局势，说道：“唐之亡，不远矣。”李克用受封晋王，竭力扶持皇帝，然其力不足以敌另一员将领、梁王朱温；皇帝在朱温手中不过一个傀儡。待时机稳妥，朱温弑其君，又于此罪之上加以屠戮：凡他所能拿到的唐室宗王，尽行诛杀。唐室末主昭宣帝禅位，数月之后朱温为求万全，把他也刺杀了。于是，历二百八十九年、为国家献出二十位君主、重振了中国的统一与声名的伟大的唐朝，就此消失。在自汉亡至宋兴这漫长的分裂之世中，它自成一章。

唐之后是五个短命而不足道的王朝，其兴废不必久留读者。不到六十年，它们便都从史册上消失了。所谓后梁的开创者朱温与李克用之间的争权，由后者之子李存勖成功地继续下去；李存勖证明自己是员良将。他在胡柳陂获决定性之捷，攻克梁都，俘朱温之子——其子自尽——遂灭梁朝。李存勖以后梁皇帝之号临朝未久，便在其桀骜士卒的哗变中被杀。这个王朝国祚极短；其末主眼见大势已去，携家人退入宫中一楼，纵火自焚，与妻子俱毙于焰中。继之而起的是后晋，其权位全赖那位统有辽东与满洲的强大契丹之主的容忍。这五朝中的第四、第五两朝，名曰后汉与后周，前后不满十年；待这些小君主中的最后一位被其宰相所废，那延续了七百五十余年的内部分裂与衰弱的漫长时期，终于到了尽头。治史者至此便踏上了中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历史中较为坚实的地面；而当他来到那统一而权柄安定的时代之始时，他对这一题目的兴味也必将凝成更明确的形态——那个时代已确立了将近一千年，其间据有大位的不过四个家族而已。

第四章宋与金

在方才结束的那一段时期的后半，有一桩事实想必已为人所留意，那便是邻近帝国而仍在其疆域之外的诸族，对中国之事日渐关切，日渐插手。那时得志的将帅，以及几家终获独立的王族，多出于鞑靼或突厥之裔；然而重建帝国统一的新朝开创者，却是纯粹的汉人，虽说他生在国中最北的一省。赵匡胤生于直隶，其地乃名曰幽都的小邑，今日的京师北京便建在这片故址之上。他家世代为此地之长，他本人也在那个时代的连年征战中久历戎行。史称其体魄雄伟，仪表堂皇，不止一场大战的胜负系于他的胆略与临事不乱，因而成了三军将士心目中的偶像。那些昭示他为天命所归的符瑞征兆，与其说出于当时人的轻信，不如说出于后世史家的巧思；但他的军队自有一套简单而有力的法子来决定帝国的归属。他们如同罗马的军团一般喊道：「天下无主，我辈欲为天下立主。舍我将军，谁更堪当此任？」赵匡胤便这样做了太祖皇帝，成了宋朝的开国之君。

太祖即位之初，即颁大赦，而且把赦令一并发往那些他连一丝权柄也谈不上的州郡。此举颇具政略，因为它是在告诉中国的百姓：他们又有天子了。与此同时，他下令宫室门户常开不闭，使最卑微的子民也能随时得见其君。他自己的话是：「吾之居处当如吾心，吾心是向一切臣民敞开的。」他又留意整饬军旅，尤其着意于将校的训练，命他们既要通过武艺的考较，也要通过本行学问的考较。四十年前一位法国作家曾说：「欧洲各国军中升迁之法，远不如这位中国君主所立之制来得合乎情理、公道允当。」他对士卒疾苦的体恤，曾在一次严冬的战事中显露出来。他脱下自己身上的皮裘，遣人送给统兵的主将，并附书称：憾不能为营中每一名士卒各送一件。他自己是行伍出身，深知何以得士卒之心，故其军队的爱戴与效死之志，始终未尝动摇，未尝消减。这一点他有过许多次试验的机缘。他的头一场战事，是对北汉之主，而辽国之主助之；他迅速将其击败，又夺取边境要塞潞州，使对方进犯之力大为削减。接着与他交手的，是一位名叫李重进的旧日袍泽。他待此人本极优厚，而此人却生出一种愚妄之念，欲求其才力所不能及的尊位。这场角逐极短，李重进自知除自尽之外别无他途。

这几次得手换来的安定，使太祖得以在帝国的民政上推行一项大改革，直击那由方镇权重而又不受约束所生之弊的根本。在此之前，诸道长官操生杀之权，无须奏闻朝廷。这使他们得以化为暴君，也为他们走向全然独立铺平了道路。太祖决意褫夺此权，收归己手，因为他说：「生命是人所有之物中最可宝贵者，岂可听凭一个往往不公不义的官吏处置？」这一釜底抽薪之改革大大巩固了皇帝的地位，削弱了各道节镇之势；太祖由此开创了一条在中国沿行至今的法度：非奉天子明诏，不得夺一民之命。此后太祖便着意收拾那些或蔑视其朝命、或勉强奉行的方镇。首当其冲的是河南节度使；然而他部署周密，所用之兵又压倒一切，竟不折一人而将其撤换，另委自己的部将莅任。四川之主自以为势力雄厚，或是仗着地势僻远，公然与太祖抗礼，且预备兴兵来犯。皇帝抢在他前头：其军尚未出境，六万官军已越境而入，据有全蜀。凭这几番大捷，太祖得到了国中最富庶的几个州郡与四千万汉家子民。

境内与汉人敌手的纠纷既已平定，太祖便重理兵事，对付他在辽东的宿敌。双方都在为再度开衅而备战，而那座特为经受久围而修治的太原城，成了皇帝首攻之的。此城有一位勇悍的守臣与大批戍卒力守，太祖虽两破前来赴援之军，终不得不放弃此番克太原之望。这一挫折稍可自慰者，是攻取了广州及其属邑。他接着进讨江南之主——江南者，安徽、江苏之合称也。此人自称唐国主，一面欲取悦于天子，一面又要保住自家的独立。然而这两桩事不可得兼。太祖拒纳唐国主之使，命他亲赴京师朝觐。唐国主不肯奉诏，于是大军立即东下，攻取江南。此役历时一年，唐之国力就此瓦解，其地复为中国之一路。太祖的功业，可以说到此便告终了；因为他虽已成功地把辽东之主从北汉一边拉开，正亲率大军疾趋太原、欲一举殄灭其宿敌之际，死却截断了他的生涯，情形酷似英王爱德华一世。太祖死于军中，死在他的士卒之间；他遵照其母数年前弥留之际的教诲——「当以大位传之年长的宗亲」——立其弟为嗣，临终以一语相勖：「当以英主自处，善为治国。」若要追述太祖的伟业与嘉言，尽可以写满许多篇幅；然而他统一中国、使国土之大半得享安宁的功绩，本身就足以说话。他为君之品格，从他许多言语中拈出下面一段，便可略见：「你们以为，」他说，「做人君的履行其职分，竟是这样容易的么？他所为无一事无后果。今晨我忽然想起，昨日有一案我断得不当，这一念便夺尽了我的一切欢喜。」

新君之号曰太宗，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宋室可以说是渐趋稳固了。他最初的举措之一，是恢复孔子后裔的种种优礼，其中包括世袭封号与免除赋税，至今犹然。太宗深思三年，决意重续其兄攻取太原之业；而因他未曾先使辽主守中立，其事遂益难。中国的大军一动，辽主便遣人来诘问何故攻其友邦北汉，太宗所答只有这几句：「汉地本帝国之一路，其主既不奉我诏令，我意必讨之。汝主若袖手不预此争，我愿与之长守和好；若不愿如此，则与之战耳。」于是辽主宣战，其兵却为太宗前遣的掩护之师所却，而太宗则亲督太原之围。城守甚坚，然而陷落只是迟早。太宗动了不忍之心，在发动一次几乎必克的猛攻之前，先以宽厚之条件许北汉之主，而对方也明识时务，受了。北汉既平，帝国的绥靖与太宗的功业乃告完成；但当这位君主想再添一笔、速灭辽东契丹之势时，等着他的却是一场当头棒喝。他的举动实在太急，且骄矜太甚，因为辽东之军是一支惯于取胜的尚武之民所组成的。他进兵时，仿佛料定敌军一见他的旗号便会奔散，不料却在高梁河畔发觉对方胜过自家的兵力，在那里遭了一场大败。太宗所幸尚能保有他在南汉诸地所得的疆土，并在那一带的新臣民中得到忠勇的士卒。辽军之捷，也大半得力于其主将耶律休哥的韬略——此人在这一段史事中颇居要位。数年之后，太宗欲借高丽之力收复所失，而高丽却背了约不来践言，他所招来的不过是新的祸患罢了。耶律休哥在几场会战中大破其军，杀伤之众，不可胜计；据说有一回阵亡者的尸首竟壅塞了河流。旧日守太原的北汉名将杨业被俘，创重而卒，这就使辽将的功业圆满了，因为当时有言道：「杨业尚不能御鞑靼，则鞑靼必是不可敌的了。」太宗之世在这几场挫败的阴云下收场；但总而言之，他这一朝是有成有誉的，国计民生均见起色，而宋人也终于制伏了他们天然之敌中的一个。

其子真宗嗣位，可算有幸，因为他即位第一年便遇上耶律休哥之死。此事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人头一回在对辽的战事中得胜。但这样称心的局面未能久持，辽人的进逼与得手竟到了使中国上下几乎惊惶的地步，甚而有人建议迁都到较为稳妥之地。宰臣寇准的坚决主张与凛然之态，阻止了这一步的施行。他用譬喻道出退避的祸害，说：「陛下多进一尺，纵非万不得已，亦无大碍；然退却一寸，便自受其害不浅。」真宗采纳了此议，于己于国都是幸事；而鞑靼人也觉得不如讲和为上，尤其因为中国皇帝甘愿岁输缯帛金钱，作为他们不犯边境的酬报。这一安排总不能算坏，因为它给帝国带来了十八年的太平。这期间国中富庶想必大有增益；然而真宗的声望却日渐衰落。他天性似乎好信鬼神，晚年更一味委身于术士方伎之流；及他于一〇二二年崩时，帝位的威望与权柄都已让他损伤了。然而就可以判断的而言，百姓是安乐的，人口增至一亿以上。

真宗之后是他的第六子仁宗，即位时才十三岁，朝政由其母代理——这是一位有才干、有识见的妇人。她蠲除了茶、盐上那些为民所苦的赋税——在中国，这两样是生计中头等的必需之物——又立下更为切实的法度，来对付先帝时得宠而窃据不少官位的那班巫觋术士。她秉政十年，天下无事，既殁，仁宗乃亲总万机。当此已历一代有余的承平之世，中国边上却兴起了一股新势力，即唐古特（又作夏）之邦。其地包有今日的甘肃省，以及青海、戈壁邻近的一些部落。此邦之主赵元昊是个雄心勃勃的武人，麾下聚起战士十五万。他凭此与吐蕃交兵而屡胜，又开始不断蚕食中国的疆土，其行与公然开衅无异。赵元昊不以「王」之称为满足，且「因其家世代有人曾居帝位」，遂自称皇帝。既已跨出这一步，他便致书仁宗，「望两帝之国永结坚固之好」。中国之君视此为侮慢，其答复便是宣战，并悬赏购赵元昊之首。

不久便可看出，赵元昊确有支撑帝号的兵力。他在三川口与羊牧隆城两役中大败官军，而宋室丧失其精锐之师，历多年而后可谓稍复。辽东契丹乘这几番丧败之机进侵，而仁宗无兵可以御之，遂几乎不费一战而失十城。中国的朝廷只得增加每年所输的金帛，把这些城池赎回。对赵元昊亦复如此：他受岁赐绢十万匹、茶三万磅而许和。得了这笔输纳犹不知足，赵元昊后来又勒索到沿中国边境筑垒的权利。此后未久，赵元昊为其一子所弑，因为他夺了那儿子已聘的女子。仁宗于兵事虽不称幸，于兴学劝文却建树甚多。他重修唐代所立的学舍，于各州各邑皆建学校，令科考秉公而屡举，又特设奖赏以劝诵说之才。中国所出最伟大的几位史家便生于他这一朝，其著述亦承他的奖掖而成，其中以司马光最负盛名。他的唐史是一部杰作，他的《独乐园记》则是一篇田园之什。他的识见之醇正与文笔之雅洁同为世所称；他居宰相之位虽为时甚短，其施政却以才略与识度见称。由此可见，仁宗的性情自有其可取之处，使他虽在外患上时运不济，仍得臣民的爱戴；他在位三十年，大体上是富庶而可称的。其侄英宗短暂在位之后，英宗之子神宗为帝。

王安石是个乖僻而好为均产之说的政治家，一心要以举国的大改革家自居，久为其君所倚信；他的生涯给神宗一朝添了一层兴味。王安石不为同僚所信服、所推重，后世著述者也大抵称他为矫饰欺世之徒。但他说出「国家当尽揽工商农事于己手，以周济劳作之民，使其不为豪富碾为尘土」这番话时，或许不过是一个走了岔路的热心人罢了。鼓吹这样的主张最易得众望，因为将受其惠的人极少有人肯停下来细究其可行与否；倘若王安石不曾被召去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他或许会作为一位开明的思想家、一位热诚的民权倡导者而为人所记。然而阅历的验证一如伊修列尔之矛的触碰，照出了他那些主张的实际价值，也消散了他以炽热的辩才和高迈的热忱所唤起的那幅动人幻景。不过他立意之诚，则是无可争辩的。他既拜首相，便着手施行自己的方案。他免除贫民一切赋税。他授民以田，又给耕者以种子、农具。他还设立地方的官署，以督课农人之事，并予以扶助与指点。然而这种父母官式的统治，这种以国家代个人为其分内当为之事的法子，行来并不如所期。那些指望农夫为自己耕作时，能像在主人督课之下一般勤慧尽力的人，注定要失望。技艺之不足，小户之易作易辍，或许再加上天灾、旱涝、疫疠——这些落在佣耕者身上远比落在有资之家身上为重——终致垦田之数渐次萎缩，最后受苦的正是那本该特蒙其惠的一辈人。他这一番以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使国中既无贫者亦无过富者」的规划既败，他本人也就获谴而失势。但他的事业与他的名字，直到今日仍在他的国人中间激起兴味与议论。中国的著述者玷污他的身后之名，一向斥他为无所畏忌之徒、为虚无之辈；虽然在他身后二十年，一方刻着他名字的牌位曾以「孟子以来第一大思想家」之名列入孔庙，不久却又被撤去；自那以后，王安石其人其书便被弃于遗忘之中，唯赖欧洲著述者的好奇心才把它们从中拯拔出来。

神宗一朝虽称无事，然而他之所以免于兵祸，似乎全在于一味迁就鞑靼人的索求——他们侵蚀边境，夺去中国数城。他的儿子哲宗即位时年仅十岁，朝政由其祖母高太后主持——这又是中国史上一位有才具的妇人。她早逝，哲宗遂得任意而行，而他初次独断的几桩事，于将来并非吉兆。他即位不过数月，便毫无显见的缘由而废黜其正室；有人进谏，他只答说自己是在效法数位先帝。谏官的反诘是：「陛下不如效其德，而勿效其失。」哲宗无论效德效失，都没有多少工夫了，因为他因爱子之丧悲恸而死；史载他「不意遽至于此」，竟未及预立嗣君。所幸众议一致推戴其弟徽宗为新帝，避免了争位之祸。此人显出是个虚浮而好鬼神的君主，一味笃信术士，且要臣民对他的见解奉若纶音，自居为「法之主、道之君」。徽宗诸多谬念之中，有一桩是自以为深通武事，志在跻身于平定中国宿敌辽东契丹的功臣之列。他手下并无可称为军队的军队，而构成其臣民之大宗的南方汉人又厌兵；然而他一己的矜夸驱使他贸然开衅，而这场兵事之所以更可虞，是因为北边又兴起了一股新的、可畏的势力。

女真——又作朱里真——鞑靼约于一〇〇〇年前后在今日张家口一带自成名号、自占地土，后来臣服于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其七部在阿保机身后多年仍为其家其国的忠顺盟友。但族中有一部分人宁取独立而不愿与这最强大的近邻维持交好，遂北徙入满洲。不知何故，女真渐渐与其契丹盟主生隙，至一一〇〇年前后，他们已尽聚其众，结为独立的部落联盟，奉一位名叫完颜阿骨打的大酋为首领。女真若要立国，唯有能对辽东之主的讨伐挡得住才成——那位君主对一个昔日卑事于己的部族的叛离，自然衔恨。他们完成此事的程度出乎一切人的意料：阿骨打把向来所向无敌的辽东之军一败再败。此后这位女真的征服者决意以帝国命运的裁断者之一自居，另建一朝。他聚集其众，向他们发表了一篇追述战绩、申明自家名分的演说。「契丹，」他说，「当初得志之时取『镔铁』之名，取宾州之铁的意思；然而铁虽精，终不免生锈，可以销蚀。天下唯有金不变不坏，不会自毁。况且我借酋长函普与之相连的完颜一族，向来喜好金一般的灿烂之色；我今决意以此为我皇家之号。故定国号曰金，金者，黄金之谓也。」这番话说于一一一五年，便是金朝在史册上的起头。金与宋长久相抗，虽然此番所得之权柄为时不永，却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今日在位的满洲人之祖先第一次出场。

一如在同一带地方崛起的别的征服者，金人——此后我们便须如此称呼他们了——之兴，全赖其武力之长与意气之盛。他们的战法虽较为简朴，其胜于辽人，正如辽人之胜于汉人。其军全为骑兵，取胜之道，多在数面同时发动的猛扑。下面这段取自冯秉正所译中国官修史书的文字，最能说明其军制与战法：

「女真起初只有骑兵。他们唯一的标识，是一小片编带，上面画着某些记号，人与马身上各系一片。他们的队伍通常只五十人，其中二十人身被重甲，执刀与短矛，列于前；其后三十人甲较轻，以弓矢或标枪为兵器。遇敌之时，每队出二人为斥候，随即部署其众，以便从四面进击，缓辔逼近敌阵至百步之内。到此便纵马疾驰，发矢掷枪，又以同样的迅捷退回。此法反复数次，直至敌行溃乱，然后以刀矛猛扑而上，其势之锐，往往一举而奏捷。」

这种攻法既新奇又凶猛，足以补人数与器械之不足；因此当契丹纠集看来压倒一切的大军，要粉碎这个敢与自己在中国北方争雄的新势力时，阿骨打自恃其身、自恃其众，毫不气沮，慨然应战。两场血战，他击溃了契丹之军，使昔日赫赫的辽东一朝几有旦夕覆亡之势。宋帝闻其宿敌屡败，立刻断定这股新势力出现在辽东侧翼，于己必大有利；虽经高丽之王警告说「金人之恶甚于豺虎」，他仍遣使至阿骨打处，提议合兵讨契丹。交涉起初并不顺利。阿骨打与辽东订了停战之约，又嫌宋帝来书的措辞而见怪。这和局旋即为金或契丹一方所破，徽宗遂允以「大金皇帝」相称。于是阿骨打约定自北攻辽东，中国自南进击，一场眼看可速了的战事便开了场。然而中国之师迟缓无能，把这场角逐拖长了，也使徽宗君臣声名扫地。宋军被迫仓皇败退，辽东的农人竟编出歌谣来讥讽其怯懦无用。

中国这边虽然狼狈，阿骨打的大军却捷报不绝；契丹在他面前奔逃之速，不下于中国人在契丹面前之奔逃。他们最好的将领也不能在金人之前稍作抵御。其国都为征服者所据，阿保机的末代子孙西奔，欲向夏（即唐古特）之主求庇。看来他并未得到所求的庇护，因为他在夏廷小住之后便投身大漠，备历难以想象的艰苦，终落入追袭的金人之手。他不久身死，契丹一朝遂告终结，享国二百年；然而此族尚有一部分人越戈壁而西走，在突厥斯坦立了国祚短促的哈剌契丹（西辽）。阿骨打死于辽东之权柄最终倾覆之前不久，其弟吴乞买继之而立。

徽宗之师在合攻辽东一役中既无功，皇帝便失了他那一份战利。金人尽据所克之地，而宋主的处境反而更坏，因为他换来了一个更强、更富侵略之心的邻邦。取胜之易与中国之弱昭然可见，使金人自信高涨到这般地步：他们声言宋室须把黄河以北之地尽数交割，且预备以兵力取其所求。中国人既不肯把这片土地让与金人，又不肯设法守之。他们如驱羊一般被逐出帝国的那一部分，甚至在黄河渡口也未能稍事抵挡，以致金将叹道：「中国必已无人矣；若有二千人守此河渡，我辈断不能济。」徽宗弃其都城开封，往南京避难，指望在那里得较大的安稳，不久便传位于其子钦宗。随之而来的开封之围，以一纸盟约收场，约中责成中国输金于金人，其数极巨：金锭一千万、银锭二千万、绢一千万匹。然而鞑靼士卒不久便看出这笔天文之数的犒赏断无到手之望，一怒之下，把徽宗、钦宗以及所能拿获的皇室其余诸人一并掳走，载归鞑靼之地；这两位不幸的宋君都以金人之囚的身分死在那里。

金人虽欲把宋室从帝位上一扫而去，其将斡离不甚至立了一个新朝的皇帝——其国号今已无人记得——但徽宗的另一个儿子康王却毫不费力地立住了自己的权位，保全了宋朝。他甚至使宋室重添了一股生气；因为他听从其母之言——其母向他指出「垂二百年，举国似已忘却兵事」——遂倾力整军经武，经营戎备。康王即位后号高宗，最终把南方的都城迁至南京。他又因度支窘迫，不得不大增交钞之发行——这纸币是唐代创行的。金与蒙古既都用过同样的法子，宋室采取这最省事的补库之术，也就不足为奇了。念及他所遭遇的意外之艰难，以及中国国运陷落之深，高宗身上颇有许多可以见谅之处；他还得了一位有胆识的辅弼，即孟太后，据载她曾这样对他说：「陛下阖族虽被掳北去，然中国素知陛下之贤明令德，其于赵宋之爱戴、忠贞与勤勉，一如往昔。举国所望于陛下者，是愿陛下之于中国，一如光武帝之于汉室。」高宗纵未臻此等功业之高，其才具却总胜过他眼前的任何一位先君。

金人用骑兵之得力，自然使中国人也想到以同样的兵种对付他们，虽说十八省的居民从来不是善骑之人。高宗尤其着意于编练一支战车之师。其车四轮，载战士二十四人，这类车辆列成阵势，不但形貌极其可畏，也为其余各军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屏障。高宗似乎长于构想改革而拙于施行。许多善政开了头，他便听其因无人切实支持而萎顿，还与那位主持这些改革的大臣失和，将其黜落。此后不久，金人复又南下；但赖中国军力已有起色，又赖高宗部将宗泽的胆略韬钤，金人未能得什么实在的便宜。他们攻开封不下，其将粘罕看出中国之军今非昔比，便甘心带着所能掳掠之物退师。宗泽在这番御敌之功以外，又使几个自以为可乘机摆脱宋室之权的叛官幡然知返。当此战事之际，宗泽力劝已由南京移驻扬州的高宗回驾开封，以御驾亲临鼓舞士气，尤其因为要把皇室诸人从金人手中救出，再没有比此时更好的机会了。据载宗泽为此事前后上疏至二十道之多，高宗却一概充耳不闻；据说他的昏懵与怯懦令宗泽痛心太甚，竟至忧愤而死。

宗泽既殁，金人便更奋力要折辱宋室，由阿骨打之子讹里朵与大将粘罕合领大军进逼行在，攻下扬州。高宗仓皇奔命而得全，遂允签署征服者所拟的任何和约。他在致粘罕的书中说：「何苦劳师远征、跋涉艰苦？凡汝所求，我皆情愿予之。」但金人毫不容情，除高宗无条件出降之外，不许任何条件；高宗遂奔广州，水陆两路皆有追兵。金人不久便发觉自己进得太深，而中国人重整兵力，在其退师之际颇占了些便宜。战局这一转，使人心稍复；两位中国将领在困厄这所严师之下磨砺出军事的识见与本领，连金人最好的统帅也为之忌惮。一一三一年至一一三四年间的几次战役与此前任何一役都不同：金军在吴玠、张浚面前节节后退，那长久不离其旌旗的胜利，终于弃他们而去。金帝吴乞买——他把乃父阿骨打的威望维持得毫无减色——之死，使金人的狼狈益甚，也促成了中国之势在宋朝末世诸帝之一手中的复振。吴乞买之世是金国势力的顶点，到他的从子合剌手里便日就衰替了。

河南的归属是金、宋之间争执的大端；然而经过再三交涉与几番交兵，高宗终究应允把它留在金人手中，并岁输大宗的缯帛金钱。他还答应把自己所余之国土看作北邻所赐之物而持有。于是，纵然宋室几位将帅屡获可观之捷，高宗仍不得不忍辱签下这屈己之和，而其权位竟只是仰人鼻息而存。所幸于宋室的独立者，合剌被阿骨打之孙迪古乃所弑；此人性极凶残，兼有吞并全中国的荒唐计划，倒给了高宗一个机会，得以摆脱加在他身上的钳制，重振其尊严。金国朝廷大治戎备，警醒了宋人不可稍缓地倾国以出兵；及迪古乃悍然投入这场全由他一手挑起的战事，他发觉宋人早已严阵以待，要给他的进攻以顽强的抵御。二十年的和平，使他们得以整顿军伍，并从对金人那种没来由的恐惧中回过神来。况且南北的人心都很普遍地觉得这是一场不义之战，觉得迪古乃所行乃是无法无天的侵夺，而他对自己臣民的暴虐残酷更加深了这种恶感。

战事起于一一六一年，一开场金国水师便遭了一场不祥的败绩；及高宗为其生平这一关头奋起精神，亲临军前，迪古乃对结局的把握，想必已不及他先前那句「一战而毕其功」的豪言所示的那般笃定。两军尚未交锋，迪古乃便得知其后方已有叛乱，其从弟乌禄既否认他的正统，也否认他的权位。他相信——或许也不无道理——应付这一新危局的唯一办法，是奋力向前，以一场对宋的大捷把一切敌人一举歼灭。但那场大捷终究还得先打出来，而他似乎低估了他的对手。他抵长江，宋人退守江南。迪古乃无由渡江：其水师已毁，宋之舟师又当其道。他所有的几艘江船，也在江上另一场交锋中尽为所歼。他向天献祭以求安然一渡，上天却不听其祷。营中生出怨望与乱象。那支本该所向披靡的大军，被一条江拦住了；迪古乃还未曾与敌交锋，他的将略之名便已扫地。进退失据之下，他益发残暴；待他把许多将佐士卒判了死罪，那些自知同样难免一死的人便把他杀了。这一段劣迹以惨剧收场之后，金军退师，与宋订了和好之约；高宗自以为击退了这场大难，事已了毕，遂让位于其嗣子孝宗——那把御座于他从来不是安乐之地。高宗在位长达三十六年；想到他所历的乱世与所受的种种颠沛，他晚年能有二十五年不负治国之责、不累于君位之忧，大约是心中甚喜的。

金国的新主乌禄意在修好，而其中一部分好乱的臣民却嚷着要重启南征之役，他只得屈从于这股风潮。然而金军并无因其黩武而自庆之理，因为中国大将张浚在一场十年未见的大战中击败了它。此后所订之和相当持久，乌禄与孝宗二人余下的岁月，对南北中国都是安宁而富庶的。这两位君主都显出一种厌兵而知太平之可贵的心性，在那个时代是难得的。据说有一回邻国的叛臣怂恿金主乘机取其国，金主作了这样一番堂堂的答语：「若以为我会赞许一桩叛逆之举——不论它能为我谋得何等的好处——那你是看错人了。凡人无论属于何族何国，我都爱之，我愿见他们彼此相安。」一位如此浸润于文明之气的君主，命人把中国的经籍译成金国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金国历代之主，以他最富于文思，也最切望抬高其民的水准——他的臣民比南中国的居民鄙野得多。

孝宗之后是其子光宗，乌禄之后是其孙麻达葛，二人都沿其前人之政。光宗省了治国之劳，因为一切由其后李氏代办；为时甚短，他便辞去了那个既不给他称心也不给他快意的空头帝号。光宗之子宁宗嗣位，曾冒险与金国启衅一次，结果失利。这是金人最后一次得手，因为麻达葛不久便死，而蒙古之祸正在门前——那股势力眼看要席卷一切，最终把金、宋一同葬入同一片废墟。金、宋长久的角逐与苦斗，并未以任何一方的决胜告终。金人强得足以在北方立一朝廷，却不足以并吞中国。宋室在中国史上自然而然地代表着本族的正朔，而打动读者心绪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成功，不如说是他们的不幸。他们在逆境中所显的气象胜于顺境；当蒙古的风暴压向中国之时，他们竟是较为坚韧的对手，比起那战无不胜的敌国——金，即黄金之朝——更有抵御之力。

第五章蒙古灭中国

当金人一心一意与南方的中国人角逐之际，他们对自家边上一股新兴的可畏势力却茫然不觉。及至金人醒悟到自己所要争的不仅是霸权、更是存亡之时，蒙古的势力早已长成了可怕的规模。在叙述那场以中国终为北族所并而告终的长久战争之前，我们须先考察蒙古势力的由来与生长——这一族无疑是亚细亚、或许竟是全世界所曾产生的最非凡的征服之民。

蒙古者，其名之义为「勇者」；其故土在斡难、克鲁伦两河之间的那一带地方，这两条河皆为黑龙江的支流或上源。他们在九世纪时初以一个独立的部族出现，其时正值中国与大漠之子屡次交兵之一役，他们因体力与胆勇而格外引人注目，也就在那时得了后来使他们名扬天下的称号。蒙古部族更早的历史晦暗难考，令穷究者无从措手；然而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与匈奴的同源，成吉思汗本人便自称与匈奴王室有血脉之亲。倘若此说可信，那么成吉思汗与阿提拉——这两位最堪为「上帝之鞭」之典型的人物——便当视为同族；而他们用兵之法如此酷肖，无疑更增此说之可信。孛端察儿是成吉思汗一系中第一位其人其事不止于神话的首领。他为本族择定斡难、克鲁伦之间的土地为居所，那地方本自肥饶，又有两河为屏障，可御来攻。其位置之善，还在于远出中国天子之师任何一次凯旋所能及的极限之外。孛端察儿纵使别无所成，单凭这一桩，也足以使他的名字在一个自由独立之民中间长存不朽了。然而他似乎还教诲其众务持劲健节俭之生涯，宁为战士而不为富而惰的编氓。他把这番训诫寄于一句劝勉之中：「以财货自累，何益之有？人之命数，岂非天所定乎？」他种下了日后蒙古强盛的种子，而部落之长的位子也留在他的家中。

依次相承，长位传到合不勒汗手里；此人于一一三五年开始侵蚀金帝合剌的疆土。促使他做出这一敌对举动的，似乎是一条预言，说他的子孙当为帝王；再者便是他往吴乞买之廷时所受的失礼之待。无论衅端缘何而起，合不勒汗总教金人为其骄慢或短视付了重价。合剌遣一员良将胡沙虎率师前往，欲使这位蒙古之长知所畏惧，而蒙古故土之难至却大大帮了他的忙。金军徒劳地想穿越大漠，损伤惨重；及其退兵，又为追袭的蒙古人所扰。金军回身欲拒追兵，却在海岭一役中大溃；一一三九年金人再发大军来讨，仍无善果。合不勒汗经此再捷，遂使人尊其为蒙古大汗。他战事之利与不肯屈居人下的雄心，指出了蒙古人此后所循的路径——凡其名号与旌旗所至之处，便取得无上的权柄与压倒一切的兵威。合不勒所启之业，其子忽图剌承之甚善。此人亦是一员猛将，其武勇之事在蒙古人中间所激起的热忱，不亚于狮心王的事迹在金雀花诸王之世所激起者。与金人的争斗因几位落入金人之手的蒙古要人被处死而益形惨烈。忽图剌既没，长位传其侄也速该；此人在蒙古故土邻近的诸部之间大大扩张了本家的声势与权柄。这些部落中许多——甚至还有些汉人——都归入了这个支配部族的军伍，于是那原本人数有限的一小支武力，便成了中国北边最为好战善攻的诸族所结成的、日益庞大的大联盟。也速该在蒙古势力的养成上厥功甚伟，这固然无疑；然而他在史上最要紧的意义，却在于他是成吉思汗的父亲。

关于成吉思汗的降生，有若干有趣的传说；此事可以稳妥地系于一一六二年。其一云：「一日，也速该与诸弟出猎，循雪上白兔之迹而行。他们撞见一道车辙，寻迹而往，到了一处支着妇人毡帐之地。也速该便说：『此妇当生一勇子。』他查知此妇乃诃额仑（意为『万民之母』），是鞑靼一部之长也客赤列都之妻。也速该遂掠而妻之。」也速该击破鞑靼诸大部之一的首领铁木真之后，随即闻知那所许的「勇子」将生，便以其战捷为荣，用「铁木真」为儿子命名——这便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本名。这位未来的征服者初见天日的那座村落或营盘，至今仍存其古蒙古之名迭里温孛勒答黑，在斡难河畔。也速该死时，铁木真——即成吉思汗——才十三岁，其部四万户不肯奉他为主。族中会议之上，成吉思汗含泪恳求众人扶助故主之子，多数人却讥笑他，喊道：「最深的井有时也会干，最硬的石头有时也会裂，我辈何苦守着你不放？」成吉思汗全赖其母的壮烈之举——她高擎起本族的牛尾大纛——才使昔日听命于其父的战士中约一半人承认了他的权柄。此举的莫大好处，是给了成吉思汗以岁月，长成一个不亚于其任何先人的名将；而它无疑也化解了那本极易演成不可挽回之瓦解的蒙古联盟之危。

成吉思汗的少年时代，是在为夺回自家全部世业而不歇的苦斗中度过的。他最可畏的敌人是札答阑部之长札木合；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处处失利，一度且被擒，受过枷项之辱。他逃脱之后，把余下的部众聚拢起来作最后一搏；依其母诃额仑——她是他的首席谋主与最坚定的依靠——之计，他把兵力分为十三翼，每翼千人，专意守自己的土地。札木合被他所以为的对手之弱所误，以自信压倒一切的三万之众攻他于斡难河上；结果却打破了他克敌之望，因为成吉思汗获了决定性的大捷。于是「无往而不利者莫如成功」这句话的真确，便得了一个鲜明的例证。那个被人轻贱、被人视为不配统领蒙古的铁木真，如今被捧上了天，诸部异口同声道：「唯铁木真宽厚，堪为大族之主。」也就在这时，他开始显出政治家与谋国者的才具。他于一一九四年与金帝麻达葛结了短暂之盟，所得酬赏之厚似乎撩起了他的贪心；而他与金军接触的阅历，则证明金人并不如传闻中那般可畏。札木合之败已如上述，然而他并未死心；及他成功地把克烈部之长王汗从蒙古一边拉开——王汗于蒙古本有受恩之谊——他自以为胜算重又在握了。但这场谋算并未如他所愿。王汗在合攻乃蛮的战事中背弃了成吉思汗，而受害最重的正是他自己，因为敌人追袭其部，大败之。事实上，他之免于覆灭，全靠了他所背弃的那个人及时相救。

然而此事非但未激起感戴之心，反而火上添油，使王汗怨恨益深；他扯下伪装的友谊之幕，公然宣称大草原之上非克烈即蒙古，必有一尊，容不下两家。克烈之众如此之盛，以致在这场长久而激烈的角逐的头一战中，王汗便在库伦附近击败了铁木真——那里掩埋阵亡者的丘垄，至今仍可指给好奇或存疑的来客看。经此严重而多少出人意料的挫折，成吉思汗的气运跌到了最低处。他窘迫至极，只得把营帐从一处急急移到另一处。还有一小部分部众念着他往日的战绩与武勇，仍旧不去；而他凭一次骤发的大胆奇袭，把整个局面翻了过来。他夜袭王汗之营，把他连人带兵一举压倒。王汗逃奔他的宿敌乃蛮，乃蛮却不顾待客之道，把他杀了。王汗之死，意味着克烈全部举族来归——他们一个不剩地投了成吉思汗。此后成吉思汗西向，要与那既敌视又倨傲的乃蛮了断雌雄之争。乃蛮之长与王汗所见略同，以为天山之下不能有二主；他以这些不识文字的部族从不曾匮乏过的那种生动譬喻写道：「天上不能有二日，一鞘不能容二刀，一眶不能容二目，一国不能有二王。」两边都为这一战竭尽气力，凡能执兵之人尽驱之于阵。此战的决胜之役打在准噶尔腹地，而成吉思汗的星宿升到了中天。乃蛮人战得既久且力，终究被甲仗较重的蒙古人压了下去，其死拒之烈只是徒增伤亡而已。其长创重而死；而成吉思汗擒获宿敌札木合，使这场大捷圆满无缺。因成吉思汗曾与札木合立过结交之誓，不肯亲手杀他，便把他交与一个亲属，此人立即依其昔日的仇隙与背信所应得，施了粗暴的报复。自此役回师途中，这位蒙古之长攻了夏国之主——其人君临甘肃与唐古特之地——他为扩张势力所兴的第三场战争由此开端。当此战尚未演成大事之前，他在斡难河畔的营中召集了大会即忽里勒台，并在帐外竖起蒙古王家的九斿白纛。也就在这一回，铁木真取了「成吉思汗」这个极尊的名号，蒙古诸长共尊之——其义为「极强之汗」。此名的汉字之义为「完全的战士」，而早期的欧洲著述者则称，据说它是摹拟「天鸟」之声。这次集会是此后在同一地方为大事而召的一长串蒙古大会中的头一次；会上有人提议并获通过：当以南方较富庶而不善战的诸族为用兵之的。在军旅之中，须以颁赏授勋来维系争先之气与好武之忱。成吉思汗深知此事之重，遂立「把阿秃儿」即巴图鲁之号，其义为勇士。他又封两员大将木华黎与博尔术为王，一坐其右，一坐其左。会前他对二人说道：「我之有此天下，皆赖尔等。尔等于我，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他还给所有的官吏颁了印信，使其权柄益昭著、益见尊。

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对夏国开战，他已决意把它摧毁，作为入侵中国的先着。那一年他只取了该国边境要塞之一兀剌海便自满足；次年他更完全地控制了大漠诸部，由此得到许多吉利吉思与乃蛮的助军。一二〇九年他以决绝之志重启对夏之战，亲率全军。夏主虽已尽力备战，却实在被眼前危难之大吓破了胆。其军被破，其良将被俘，他自己除投身于成吉思汗的宽宥之外别无他途。出于种种缘由，这位蒙古征服者宽大为怀。他娶了夏王一女，又收其国为附庸。成吉思汗就这样吞并了夏国相当可观的势力，预备把它连同自己的一切资力一并用来对付金国。若要问此番以及此后蒙古取胜之由，我不如把从前论此事时所写的话重述一遍：「蒙古人的战功，得自其精严的纪律与对兵法的深研。他们的兵威之所以压倒一切，在于作为战斗之力，他们在一切紧要之处都胜过邻邦。他们的学问多取自中国——早在成吉思汗之前若干世纪，中国治大军之纪律、驭大军于野的本领便已臻于极高之境。然而蒙古人把前人的教法推进到一个比此前或当时任何中国统帅、实则比全世界任何人所达到的更远的地步；他们在战术上所成就的变革，其本身之可惊，其在当世所留印记之深，不亚于腓特烈大王与拿破仑在他们的时代给兵学所作的改进。蒙古人在亚细亚所扮的角色，正是诺曼人在欧罗巴以较小规模所扮的那一种。他们功业的标识如今几乎荡然无存，然而有两百年之久，他们是亚细亚大多数邦国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等人。」

既已为更大的举事铺平了道路，所余者不过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攻金之由罢了。有无借口，成吉思汗自然总要用兵的；然而那残忍的蒙古人有时也顾体面。多年以前，金人曾遣其宗室完颜永济出使蒙古营帐，而他这趟差使不但无功，还使两人结下私怨。日后完颜永济继麻达葛为金帝，当金国使者把这消息带给成吉思汗时，这位蒙古之主转向南方，啐了一口，说道：「我原以为你们的君主是神种，难道你们指望我向那样一个庸懦之辈下拜么？」这一侮慢在完颜永济心里结成了疙瘩；趁成吉思汗与夏国交兵之际，他遣兵袭蒙古的边哨。完颜永济由此自居于理亏之地，也给了成吉思汗一个口实，可以宣称启衅者是金而非己。金朝的声望虽不如往昔之盛，却仍高得足以令最好冒险的漠北之长在攻之前三思。成吉思汗已先取得夏主在此役中的协同，接着又与契丹之长耶律留哥结盟——契丹人此时又对金人心怀不满了。最后，成吉思汗向大漠诸部遍传檄文，号召他们与自己同攻共敌。这一号召得到热烈而普遍的响应；一二一一年三月，成吉思汗便率着一支极庞大的军力出发，去成就征服中国之业。蒙古之军由成吉思汗亲领，其下四子与他最有名的大将哲别各统一部。

这位蒙古之主的用兵方略既简且壮。他自克鲁伦河上的和林大营出发，取直线经库库和屯与汪古部之地趋大同；因汪古部的归附，他得以不战而过长城。金人对这场骤发而猛烈、专指其最弱之处而发的攻击毫无准备，而且这攻击在其大军赶到之前便已奏效。成吉思汗此番陈兵于外的两年间，蒙古之众蹂躏了陕西、山西、直隶三省的大半。但边镇大同与金国都城东京却把蒙古的历次猛攻一一挡住；及成吉思汗在大同城下负重伤，他不得已下令退师——师中虽满载无量的掳获，其征服中国的正业却仍进展甚微。契丹人耶律留哥的战绩也颇可观，他被立为辽王，作蒙古的藩属。把这样一个盟友植在中国权力的门口，为蒙古人此后对金的举事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这场战事最要紧的结果。

一二一三年，成吉思汗再侵金境，而所获不甚可观；在几场不甚要紧的接仗中，金人的兵锋还占了些上风。然而这一年最要紧的事，却是完颜永济被废被弑，是曾对蒙古获过一胜的金将胡沙虎被杀，是吾睹补被立为帝。换了君主，却未给倒霉的金人换来气运。吾睹补只能在都城的城墙后面求安；及成吉思汗致书于他，他竟大喜过望，书曰：「视汝之窘迫与我之隆盛，汝于天意之属我，今作何想？此刻我正欲还师鞑靼之地，然汝能不以礼物平我士卒之怒而听其径去乎？」吾睹补复书，送了本家一位公主给成吉思汗为妻，又送「童男五百、童女五百、马三千，并珍玩无数」。于是成吉思汗再次退回和林；然而在归途上，他尽屠所俘之众，玷污了自己的名声——这是他在中国诸役中所犯的头一桩大不仁之事。

吾睹补见蒙古退师，便想把都城迁得离边境远些，以免他们再来时招致最重的祸患；为此他移驻开封。他的谋臣多不赞成此举，因为一退不能不摇动人心。此举还有一个他们或许未曾料到的后果，便是给了成吉思汗一个重启攻势的口实。这位蒙古之主立刻声称金帝此举含有对他心意的无端猜疑，遂发兵越境，重新去羞辱他。此番有一金将投了蒙古，自此中国北方大批人众归附蒙古——蒙古人在权势与武功上正日益博得一种举世无双的声名。这一役中的大事是围燕京——今日的京师北京便建在其故址之上——守御之责本委于太子；然而吾睹补顾惜其子之安甚于国家之利，命他回开封去。燕京之守臣力拒蒙古；及他自知不能久支，便退入城中庙宇，仰药而死。他临终所为，是上书吾睹补，求他不要再听信那个唆使他杀胡沙虎的人的毒计。

燕京之克使成吉思汗获得大批军械与无数财货，也打通了通往中原的路。蒙古人前进至著名的潼关——它连着陕西与河南——但其将撒木合见此关之险固与金人守备戍卒之强，不肯强攻，乃绕道于极难行之地，直趋开封，而吾睹补料不到他会来。蒙古人须自辟道路，凡遇沟壑，便以「长矛与树枝用粗链缚成的桥」渡之。但蒙古之兵太少，成不了什么大事，而撒木合的躁进几乎断送了他。所幸退得快，又逢黄河冰合，他才得以把疲惫而减员甚多的军队从窘境中拔了出来。蒙古退师使吾睹补有了几分胆气，竟去攻辽东的耶律留哥；此举之得手，给金人将熄的气数抹上了一线阳光与颜面。耶律留哥被逐出他新立的国土，而成吉思汗急遣其诸将中之最伟者木华黎统大军往援，以复辽东。他的战功既速且异。金人迅即败没，耶律留哥复位，而邻邦高丽之王慑于蒙古战绩之盛，忙不迭地自认为成吉思汗之臣。这一役最要紧的结果，是成吉思汗把征服中国的一切军务尽付木华黎。据载他对这位部将说：「太行以北我自主之，以南诸地悉付木华黎。」他还「赐以车驾与九斿之纛。授此最后一件权柄之徽时，他对诸将说道：『此纛即君权之象，其下所出之令，当如我之令而奉行之。』」把征服中国之事付与一支专军与一位专将，其主因是成吉思汗要把全副心力用在他与花剌子模之王及西亚其余诸大君主的新战事上。

木华黎不负其君的简任与信托，且有过之。一二一八至一二一九年间，他侵河南，破金人最精的统帅，不但纵横其地，还把在金境所占之处一一守住。吾睹补的困境又因宋帝宁宗的进攻而加剧——宁宗不肯再向金人输币，因为他们显然已无力索取；而金军之于南敌，与之于北敌一般不利。于是吾睹补想与木华黎议条件，求其退兵；而这位蒙古之将所肯受的条件，唯有金主出降、去帝号而受河南一国。吾睹补虽已沦落至此，却不肯再自贬，以尊严换活命。木华黎骤逝，给这位困厄的中国君主换来片刻喘息，然而此利并无长久的意义：其一，金人已被长久的苦斗耗尽；其二，成吉思汗急急亲率大军前来。木华黎的死讯传到他手里时，他正驻营于印度边上，预备把征服那个国家添在中亚、西亚诸多功业之后。他当即断定自己必须回去料理家里的事，以免木华黎那些非凡的战果尽付东流。于中国为祸者，于印度却成了福，或许于欧罗巴亦然；因为倘若成吉思汗的调度不曾撤回，蒙古的侵略还会向西伸展多远，实在难说。当成吉思汗自喀布尔河越兴都库什、天山诸岭赶回克鲁伦之际，吾睹补死了，宁甲速继之而立。

木华黎之死的头一批后果之一，是年轻的夏王以为蒙古气运从此将衰、自己或可谋得更大的权势与独立，便叛了盟约，向蒙古兴敌。成吉思汗及时回师，把这个盘算掐死在萌芽里；但由此也十分明白：若要对中国之地作任何长久的兼并，非先平夏不可。而夏主所能调遣之兵，据其自夸有五十万之众，故他用整整一年来完备这场大战的部署，也就不足为奇了。战事起于一二二五年，历时两载。蒙古之师所向决胜，无可置疑。夏人在数役中败绩，其中一役是在黄河冰面上打的。成吉思汗以器械破冰，夏军几乎全军覆没。其王李睍被废，夏遂为蒙古之一行省。

正当这场胜仗刚罢之际，成吉思汗染上了致命之疾。天象有所示，蒙古的星者说那预兆他死期已近。五星聚于西南，成吉思汗为此象所震动，临终竟说出「切望自今而后，不再无谓地屠戮敌人性命」的恳切之愿。此愿之发，无疑使蒙古人所行的战争减了几分恐怖。成吉思汗身后诸君治兵，较为宽仁；直到帖木儿重启蒙古早年的屠戮，敌人才觉得向蒙古人诉诸恻隐已属无望。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归之于横死者，或谓中箭，或谓遭雷殛，或谓溺水；亦有归之于疾终者。此事发生于一二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他山西边上的营中，时年约六十五，其中五十余年他一直是本部的最高统帅——这一点似乎无可置疑。

在他目光之下所经营的事业，其幅员之广、所并国土之多，为任何别的征服者所不及。自黑海至中国海，无一国不曾听过蒙古铁骑的蹄声；若把他直接继承者的功业也算在内，则罗斯、波兰、匈牙利之被征服，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斯尼亚之被劫掠，以及中国及其南方藩属的最终臣服，都须添上，蒙古功业的簿册才算齐全。蒙古影响所及，还越出这一大片地面之外，正如爆炸之余波不能限于灾变的当场。倘若把他的后裔巴布尔、以及三百年后那位君主之孙阿克巴在印度的非凡事功也算进去，则亚细亚无一国能幸免于他们成功的影响。他们大举涌入西亚最要紧的结果——那无疑便是遏止了伊斯兰在中亚的进取，并把先知信条的狂热传播者的洪流引向欧罗巴——其分量至今恐怕仍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前面已经提过一个疑问：若非成吉思汗出世，蒙古人可曾有升出游牧部落之上的一日？姑且把这个假设归入其他有趣而无从论定的臆测之列；可以断言的是，成吉思汗以最高的形态体现了那使其族有资格执掌统治之权的一切品质。此外，他还是一位第一等的军事天才；恺撒与拿破仑作为统帅，是否可与他并列，殊可置疑。连中国人也说他用兵如神。他把大队人马运行于万里之遥而看似不费气力；他在彼此远隔的国度里同时经营数场战争而见识不谬；他在未知之地的谋略，警觉常存，却从不让迟疑或过慎妨碍其举事；他所克成的围城之役；他那一连串辉煌的胜仗，一个个都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凡此合而观之，便成了一幅欧罗巴拿不出更胜者、甚至未必拿得出可与比拟者的生涯图景。数百年过去了，尽管人们对亚细亚史上的伟人素来漠然，成吉思汗之名仍保有其魔力。当人们记述那个时代的巨变——它目睹了中国旧制度的死亡，目睹了一个更新更健的政府在那个国家的出现；这个政府在忽必烈手中慢慢成形，在明朝手中取得更具本族色彩的形态，而在满洲一朝几位大皇帝的手中臻于其功用与力量的顶点——成吉思汗之名仍是可以召唤风云的。然而成吉思汗所得的声名虽大，恐怕仍不及其实。人们记得的他，是一个无情而不可抗的征服者，一条人间的鞭子；然而他远不止于此。他是天命最伟大的器具之一，是世界史上所能遇见的最非凡的民族命运的塑造者之一。他的名字至今仍以其盛名笼罩着亚细亚，我们这份景仰之情，是不能不献上的。

成吉思汗之死并未使伐金之役大为迟滞。他曾表示希望战争行得更仁厚、少些报复之心，却不曾主张罢兵，也不曾主张放弃他任何一桩举事。他的儿子与继承者窝阔台，更是特受嘱托，要把征服中国之业迅速而胜利地了结。蒙古联盟的弱处，在于新汗之立须有一番耽搁，须召集全族的宗王与将帅开大会，虽则这往往使大举之事中辍甚而作罢。成吉思汗之死救了印度，却没有救中国。他几乎最后的训示，便是拟定攻取并迂回潼关的方略——这座大关曾使河南的北面得着极有效的屏蔽。一二三〇年，已把所取金地分为十路的窝阔台亲自出师，以其弟拖雷同领一军，麾下有宿将耶律楚材、按察儿与速不台。蒙古人起初无甚大捷，而金人为一时的胜光所鼓舞，竟敢拒窝阔台所许之条件，并侮其使者。一二三〇至一二三一两年间唯一要紧的战事发生在凤翔一带，此城久围之后降于按察儿；及这一役收场，金人对蒙古仍是一副硬朗面孔，还指望保住自己的权柄与疆土。

一二三二年，蒙古增益其在外之兵，从两面攻金。窝阔台亲领主力向河南，拖雷则取道陕西入四川，自其西翼击之。拖雷此行须自辟道路，所历艰难，使他进入金境时军力大损、疲惫不堪。金军曾占了些上风，但拖雷或用诈退、或被迫而退，总之挫败了他们的追袭，得与运气较佳的其兄窝阔台会师。拖雷沿途所过，摧毁一切，其屠戮劫掠重演了蒙古凶残最不堪的旧例。窘迫之中，金人想引水淹其都城四周之地——蒙古此时已进抵城下——而蒙古人乘其役夫方兴工时扑之，杀万人。及金之主力出钧州城下接战，大败，折了三员上将，宁甲速乃自开封出奔，往离战地更远之处。开封的戍卒与市民——这是一座周围三十六英里的巨城，据说被围期间城中有一百四十万户、近七百万口——对蒙古人作了顽强的抵御，而蒙古把攻城之事委于诸将中最勇悍的速不台。蒙古人使出他们最可畏的器械：抛巨石的砲，以及喷发火药与燃物的火器；然而费了十二个月，城墙才被轰毁，守者的勇气与粮食才告耗尽。开封遂无条件出降，而速不台欲尽屠其民。所幸于中国人者，耶律楚材是一位较仁厚、也较有分量的重臣，窝阔台依其言，斥了这一残忍的提议。

正当命运似乎再也想不出更坏的遭际来加于不幸的金人之时，他们的宿敌宋人却要给他们最后一击，向他们宣战，遣其名将孟珙率大军出征——此人下文还要再提。金军残部随其君宁甲速退保蔡州，蒙古围其一面，宋人围其一面。被逼入绝地，金人以绝望之勇力战，久拒两敌之合围。宁甲速终于看出此争难以再延，便预备以无愧于其种族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性命与事业。及敌人破城而入，他听见攻者已至宫门，便退入楼上一室，纵火焚之。他的许多将领乃至士卒都仿而行之，宁自绝性命，也不肯为蒙古与宋人的凯歌添色。一二三四年，赫赫的金朝就这样终结了；他们历九帝，君临中国北方一百十八年；其国力与武干之高，最好的尺度莫过于这一桩事实：无一盟友，而抗全能的蒙古二十五年以上。宁甲速这位末主固然担不起他们那份权柄的重担，但他至少显出自己配得上以一种可敬而恰如其分的壮烈方式为之收场。

宋人的愚蠢成全了金人的覆亡，也把那曾困扰亚细亚其余每一邦国、且几乎每一次都招致毁灭的可怕危险，引到了自家门口。宋人何以指望能免于同样的命运，何以指望能取悦于最不容情、最无餍足的征服之族呢？他们这样做，大抵是睁着眼睛做的。在这场角逐的早期，金主不止一次遣使乞盟，警告他们说：若不助力挡住蒙古，则他们受攻、同归于尽之日也将到来。然而宁宗不听此劝，且几乎毫不掩饰他对宿敌之祸的称心。蒙古愈近，金人的处境愈坏，他就愈是欢喜。他宽宥了拖雷为侧击河南而借道宋境之举；及开封陷落、金人丧钟敲响，他忙不迭地去助打这最后一击，还指望分一杯战利之羹。此时理宗已继其从兄宁宗为宋主；据说他从蔡州得到了宁甲速的甲胄与随身之物，得以称心地献于太庙。然而当他要蒙古履行盟约中更要紧的那一部分——宋军正是依此约而与蒙古会师蔡州城下的——即撤出河南之时，他从「灭金必于己有利」的迷梦中猛然惊醒，也很快明白了蒙古人把他的盟谊看得何等轻。孟珙的将才给了这位宋主几分底气，他遂要蒙古践约，否则便准备兵戎相见。蒙古的戍军丝毫不动，而理宗所能得到的至多是河南的一部分——倘若那地方当真分得开的话。此议大约是出于讥诮，无论如何理宗拒绝了它，遣孟珙以武力去取这块争地。当地的蒙古之兵少于中国人，也吃了些败仗。然而宋人指望战局倒向自己一边的希望，很快被蒙古的浩大部署击碎了——蒙古在和林召了一次专门的忽里勒台，宣布须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于是理宗的自信弃他而去，他遣使向蒙古求和，尽弃河南之求，只请让他安然保有本来的疆土。晚了。蒙古已下了断语：宋当如金一般处置，中国最后一个朝廷当被消灭。

一二三五年，即宁甲速自焚的次年，蒙古出兵五十万以灭宋，窝阔台把他们分为三军，从三面攻理宗之国。这位蒙古之主把最难的一路托给其子阔端，由他率一军侵那险阻而广袤的四川。四川本有极便于据守之利，而中国人却把机会用得极糟，蒙古人几乎未遇抵抗便取了其边境诸塞。守御之不振，从中国史家特地记下有一位守臣有胆气死于其位这一情形，便可想见。不知何故，蒙古此番并未打算据有四川。他们在成功地占了该省北半、而另一半看来唾手可得之时，竟撤了回去。在江南与湖广两处双省之地，蒙古的另外两军颇有斩获，然而窝阔台之子、已立为嗣的阔出之死使这些战果失色。此事引起了对嗣位问题不小的疑虑与旷日持久的争执，随之而来的便是蒙古之师自宋境撤走；窝阔台一生最后六年不再用兵，一味纵其饕餮之欲。他在和林造了一座大宫殿——其祖先本是安居于毡帐的；他又把旧金之地的治理托付耶律楚材，此人以其宽仁与尊重中国习俗而大得中国人心。耶律楚材采用中国的赋税之法；及窝阔台之寡妻脱列哥那于其夫身后摄政，命他改弦更张、把税课包给人承办时，他便辞了职，据说不久便忧愤而卒。窝阔台是蒙古历代之主中最仁厚可亲的一位，而耶律楚材效其君之为人。当时中国的著述者论后者道：「其人以罕见之无私著称。器识甚宏，本可以不为不义、不害一人而聚敛巨万（多桑谓其所聚者不过书籍、舆图与图画而已），以肥其家；然其一切心力劳瘁，唯以其君之利与荣为的。谋而能虑，故所行少有可悔者。」

窝阔台死后的五年间，蒙古人一心纠缠于谁当为下一位大汗；经过一番激烈而旷久、几乎要使蒙古势力分裂、并暴露出成吉思汗子孙间诸多争竞的争论之后，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才被拥立为帝。为此而开的忽里勒台上，蒙古所有的大首领皆在，连征服匈牙利的拔都也在；诸长既已议定其主，被俘的罗斯之王雅罗斯拉夫与格鲁吉亚之王大卫便向征服者称臣行礼。教皇所遣、欲劝化蒙古人的修士柏朗嘉宾留下了一段生动的记述，写的是蒙古全史中最辉煌的典礼之一。立贵由一事的迁延，给了宋人一次喘息——贵由为君所行最要紧的一桩事，是颁了一方印，文曰：「上天与贵由在地；赖上天之力，万人之主。」——而他的早死又给了宋人一次。贵由死于一二四八年，其从弟、拖雷之子蒙哥被立为嗣。到这时候，西亚成吉思汗一系的蒙古诸长，对那位名义上的大汗实已独立，各以全权治其国，用兵亦不必请命于和林。这一变化使黑龙江故土的蒙古人得以全无牵挂地把心力尽用于最终扫灭宋室；蒙哥宣称，不把中国最后一个当国之族彻底降服，他便不知安寝。这一决心得到了他那位年少而更有才干的弟弟忽必烈的鼎力赞助——为完成征服中国而发之师，其在外的调度便委于忽必烈。

忽必烈受此重任在一二五一年；这么算来，宋人先因窝阔台的好静、继因其身后的宗室之争，已享了十五年以上的太平。这份安宁的好处几乎被孟珙之死抵销殆尽；此人的声望或许得来甚易，但他确乎为其士卒所信服，其国人也以为他是当世第一名将。及中国皇帝理宗眼看风暴又逼向自家北境，他才发觉自己失了权力的主要支柱，兵力又逊于敌。蒙古长久的按兵不动，把他哄进了一种虚妄的安全感里；他虽像是个和易的君主、一位典型的中国之主——他以世袭的公爵之号尊礼孔子后裔，此号至今犹存于其家，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此类封号——又奖掖其国的文士之流，然而若要把守土护民、抗御一个勇决之敌的重任托付给他，他实在是个坏皇帝。

忽必烈为其南征之役铺路的办法，是在中国北方奉行一种极明智、极有分寸的方略，与木华黎所创、而耶律楚材推行得更见成效者相仿。他曾受过中国式的教育，教他的是一位能干的师傅姚枢；此人后来成了这位王子的私人书记与一切中国事务上的导师。在姚枢的敦促之下、或至少是在他的协力之下，忽必烈着手恢复河南南部——那里在历次战乱中已被荼毒殆尽——他成功地使中原这一大省的人口与富庶都回到了旧观。他由此既在贴近宋境之处备下了用兵的根基，又把中国民众中的一大部分系于己身。这种笼络中国官吏、这些使千百万中国子民得以休养的措置，是入侵南中国、扑灭宋朝的深谋远虑之先着，这一点从来没有掩饰过。

忽必烈若说在姚枢身上得了一位贤明的谋主，那么他在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身上得一员大将，也同样是幸运；他那非凡而无往不利的战绩，大半得力于这两人在帷幄与疆场上的效力。这位王子与他的部将悉心远虑所拟的方略，兼有大胆与新奇两长。它的主旨不是宋将容易料到的。其议是绕宋境作一次侧击的长征，占据今日的云南省；把一支军队放在其国之背后，最终从两面夹攻。当时云南自成一国，其主因处在宋土之后，想必自以为可保无虞，不致受蒙古之攻。他注定要被猛然惊醒。忽必烈与兀良合台越四川，以木筏渡金沙江——即「金沙之河」，大江之上源——突入云南，迅即破其边戍，进围其都大理府。此城支持未久；不久忽必烈便得以还其封国，留兀良合台带大批戍卒镇守云南。这位将军以为转取攻势于己更为有利，遂举本族之旗以讨邻近诸多桀骜之部，又侵缅甸；缅王经一役之后，便乐于承认蒙古的宗主之权。这一役的战绩与胆略——或许该说是冒失——为忽必烈在和林朝中招来了敌人，许多人在蒙哥面前中伤他，说忽必烈志在完全独立。这些图谋居然得逞，以致一二五七年蒙哥终于夺了忽必烈一切兵权，命他赴和林。受此严酷而不该受的待遇，忽必烈显出要反抗、要与其兄争衡之意。他若真这样做了，纵然所受激犯甚深，也不过坐实了告他者的话，蒙古人中间必起一场兵祸，多半会把他们在东亚的势力撕成两半。所幸姚枢在侧，进了持重之言；忽必烈踌躇再三，终于听从了这位老练而明睿的谋臣恳切的劝勉。据载姚枢是这样对忽必烈说的：「王！您是皇帝的弟弟，却仍是他的臣子。您不能不犯大罪而质疑他的裁断；况且您若果真如此，也不过使自己陷入更危险的处境，而您远离京师，敌人正在那里谋害您，届时恐难自拔。愚见以为，您当遣家眷往蒙哥处；如此一举，既可自明，亦可消释一切嫌疑。」

忽必烈采了这条明智之策，亲赴和林，果然辩明了自己的无辜，挫败了政敌。据说蒙哥一见其弟便动了情，不待分说立即宽宥了他，尽复其官。为坐实这番和好，蒙哥宣布他要亲自出征，忽必烈与他同领其军。他既决意亲赴中国，便命次弟阿里不哥代他留守蒙古。这一安排须记在心上，因为蒙哥死于这场战役之中，而此事导致了中国之帝国与蒙古之帝国的分离——其后二者便分属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了。

蒙哥决意加紧伐宋，时机来得一点也不算早；因为兀良合台已渐觉自己那孤悬之势不无危殆。那位将军之军虽众，他又曾巧于修塞垒、募云南劲卒以自固，兀良合台仍发觉宋人已合其诸军来逼他——宋人以重兵据四川，倾其全力威胁这位大胆的蒙古将领。似乎大有理由相信：宋人倘若行事只消有寻常的敏捷，便可远在北面援兵能到之前歼灭这支蒙古之军。蒙哥一旦下了决心，其调度之速便使宋人几无机会去攻兀良合台。此役起于一二五七年之冬，其时士卒可以踏黄河之冰而渡；蒙古的大军分为三部，而兀良合台奉命北上，与其旧主忽必烈会师于四川。头一年的主要战事便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带，蒙哥另率一军赶赴其地。宋之戍兵甚众，且极勇毅坚忍。地势之难与其数处城塞之固助其一臂；打了两年，蒙古人对胜负甚感疑虑，竟开了一次军前会议，议是退是战。有人说军前会议是作不出大胆决断的，然而这一次必是例外，因为它议定不退，要再作一次决然之举以制中国人。一二五九年之役以围合州开场；此城坚固，有勇毅的戍卒与守将，而吕文德所率的一支中国之军正驰援而来。守将王坚力拒，吕文德又成功地扰袭围城之师；然而此城之陷看来已成定局，这时却来了一位更可畏的新守御者——痢疫。蒙古之营为此敌所荼毒，蒙哥本人便死于此疾，幸免的蒙古人仓皇失次地退回北方。宋人又一次得了短暂的喘息。

蒙哥之死使蒙古皇族中又有起争端与内讧之虞。忽必烈是其兄的合法继承人，而诸弟中最幼的阿里不哥却据有和林，在蒙古全境为尊。他与忽必烈不睦，一意要主张自己的全部权利，把机缘用到极处。大汗之立，除和林外无处可行；而阿里不哥断不容其兄取得那个地方——他们种族与王朝的摇篮——除非以兵力取之。忽必烈想在自己所爱的城池开平之侧——即今日的北京——开一次大会来了此难题，并向蒙古人颁下诏书，自称其汗。但蒙古人不肯承认一个未按正法在和林推举出来的人；阿里不哥不但公然抗忽必烈，还在和林自开忽里勒台，以最正式的仪注、按一切旧例被拥为大汗。阿里不哥在蒙古人中间无疑得人心，而忽必烈因其所受的教育被视为半个中国人，其声望在长城以南远过于以北。忽必烈不能容忍阿里不哥公然蔑视其权柄、轻贱他与生俱来之分；一二六一年，他率大军进逼和林。一战便了结了阿里不哥的僭望，这位宗王乐得在吉利吉思人中间寻个托身之处。忽必烈显出自己是个宽厚的敌人。他遣使赐以全赦，复其王爵，且实际上仍让他在蒙古诸部中为尊。忽必烈回驾北京，决意要真正做中国的皇帝，而甘愿放弃自己作蒙古大汗的权利。蒙哥汗是蒙古历代之主中最后一位权威兼被东西两方所承认者；其继任者忽必烈见其旧日的意义已失，便甘心把自己的权位立在中国那片富饶、古老而广袤的疆土这一新的根基之上。

在了结阿里不哥这桩难题之前，忽必烈已重启对宋的攻势；甚至在蒙哥未死之时，他便已在长江以南立了几处据点——中国人向来痴信此江不可逾越。一二六〇年，他围鄂州，即今之武昌，然而此番他攻之不动，遂允了理宗所提的休战。依此约之款，理宗自认为蒙古之属，一如其祖辈曾臣属于金；输大宗岁币；并禁其诸将于任何处所攻蒙古。最后一款因袭击兀良合台一部之后路而略有破坏，却未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忽必烈对此役的收场颇为满意——毫无疑问，他渡长江之举是过于躁进了，他或许自以为能带着几分胜利的模样、又缔了一纸称心的和约而脱身，已属侥幸。忽必烈便是带着这份名义上的胜利之誉、带着已使宋人为其属国的名分，急急北上去了结他与阿里不哥的雌雄之争的。此事既已全功告成，他便决意结果宋朝。中国皇帝行事奇昏，一再授人以柄，以许多琐屑的无礼挑起兵端，最后竟杀了忽必烈遣去通告其被立为蒙古大汗的使者。这位宋主纵然最能容忍、最肯谦卑，大约也躲不过这场战争；然而这一残忍而无可辩解之举，却催速了危局的到来与其残喘之权柄的熄灭。忽必烈为索这笔血债而出兵若有所迟，那是因为他先得料理一桩与高丽之王之间生出的纠葛。那位君主与其蒙古邻邦久相安无事，倘非蒙古人做了一件被视为侵犯高丽自主之事，他或许会一直做个不曾间断的朋友。高丽人爱其独立之心，因权利将被削夺而燃起，举国奋起卫邦；连本来对蒙古诸主颇怀善意的国王王倎，也宣称不能再续盟好，亲率其民。忽必烈见自己在一场更要紧、也更有指望的大战前夕，竟要在难行之地打一场耗费的战争，遂用了外交手段。他以褒美之辞致书王倎，声明绝无损害高丽之意、愿与之维持友好，同时又指陈自己权势之大，铺叙蒙古征伐之广。半以美言、半以威吓，忽必烈使高丽之廷回了心；王倎重与大都结盟，再申其旧日的友好之誓。

在这场与宋人的长久角逐的此一节点上，正宜考察一下忽必烈对其中国子民——他们此时已构成其权力的脊骨——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到这时候，忽必烈从一切实际意义上说都已是中国的皇帝了。他接受了典型的中国皇帝的一切传统职分，其朝廷的仪注与华盛可与宋室相埒。他不但采用了中国的赋税之制与其官吏——他们多半是汉人——所习惯的行政形式，还自称为文教与佛法的护持者；佛法在蒙古人心中所取得的地位，直到今日仍未失去。他早年最得人心的举措之一，是下令释放所俘中国人中一切识文之士；这些人成了忽必烈系于己身、并随其帝国扩张而加以任用的文官之核心。在与佛法的关系上，忽必烈所显的机敏亦不稍逊；他既看出欲成久安之业必须诉诸人心中宗教的一面，便见出他具有政治家真正的直觉。

当此之时，有两桩事昭然可见。中国人陷于宗教信仰淡薄的低落之境，而宋朝的君主并无为其国作中兴之主的意思。第二桩事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唯一有生气的宗教是佛教；自婆罗门教在印度确立之后，佛教便以西藏为其本部——然而在那里最高的权柄仍属世俗，即操于一位君王而非一位僧侣或大喇嘛之手。恰巧忽必烈廷中住着一位西藏僧人，出于世代为赞普供奉辅相的那一族；他博得了忽必烈的信任，使他明白：若能取得其僧团的协力与同情，于他本人将何等有利、何等合乎政略。忽必烈纳其谋，尊其友为八思巴喇嘛，遣他回藏，在那里建立至今犹存的教权，与中国的统治者亲密结盟、气息相通。凭这一举与其他类似的举措，忽必烈把中国民众中好几个有力的阶层拉到了自己一边，而许多善思之士自以为在他身上看见了帝国真正的中兴之主、几位最伟大先君的当之无愧的后继者。于是，忽必烈是在一个全然安定的国度里、带着一个大体上满足的民众，开始了他与南中国统治者的最后一战。

一二六三年，忽必烈颁下伐宋之诏，命其诸将「聚其兵，砺其刀矛，备其弓矢」，因为他要水陆并进以攻宋。他麾下一名叫李璮的中国将领叛变，使这一役的开场迟了几个星期，然而此事无关紧要，李璮很快便被击破处死。间隔虽短，其间却出了一桩醒目而要紧的事——理宗之死；继之者是其侄赵禥，是为度宗。理宗不是个明智的君主，但比起他后头的许多人来，与其说他昏庸，不如说他不幸更确切些。度宗和他那懦弱而骄横的宰相贾似道，很快便显出：昏愚之高处，尚有理宗所未曾臻及者。依一名熟知南中国防务的宋朝叛将之计，忽必烈改了原拟的攻势，预备先在长江支流汉水上取得主宰之权，然后渡江。他先前攻武昌之事已如上述，而被迫从那里退兵教会了他过早进攻之害。他的目标未变，但他不再取道渡长江而直趋其地，却听了那位宋将之言，去攻汉水上的襄阳要塞，意在主宰该水，并从宋人手中夺走他们在西北所仅存的一座第一等要塞。等这一切先着办妥、蒙古大军当真出动，已是一二六八年；忽必烈遣其精兵六万，并大批助军，围襄阳——那里有众多戍卒与一位坚毅的守将。蒙古之军环城而阵，对岸的樊城也同样被围——两城之间有数桥往来相通；蒙古人又造了五十艘战船的大队，封锁汉水，使汉口、武昌的援兵断不能溯流而上。襄阳的守将吕文焕是个勇士，他手下戍卒甚众，又备有——用他自己的话说——可支十年之围的粮秣。他把敌人的历次猛攻一一击退；虽处孤绝之境而不挫，对蒙古人「若再固守便不予活命」的威吓，他以要把他们那个叛将披枷带锁悬于其君之前的豪语相答。交战两方的恫吓与夸口，并不能使这场围城离终局近一步。蒙古所能做到的至多是使城中得不到粮秣与援兵。而对城池本身，他们毫无进展。如此过了三年，人们对这场围城的兴味也渐渐淡了；这时忽必烈决意作一次全力之攻以拔此城，而恰在同时，宋之宰相也下了不惜一切救援的决心。

一二七〇年之役以一桩壮烈之举开场——两名中国军官张贵、张顺指挥的运粮入围城之役成功了，二人之名以其壮烈而当长久为人所记。这支舟师分为两队，一队战舰，一队粮船。蒙古人已尽备封锁江面之具，但中国人来攻之骤之猛出乎其意料，起初中国人占了上风。不久蒙古人缓过手来，凭其上游之利，眼看要把来攻的中国船队压垮。当此危急之际，张顺为国捐躯，聚集所有战船向蒙古猛扑，争得了足够的工夫，使张贵所领的粮船安然驶抵襄阳。然而以张顺这般大英雄的性命，去换襄阳一时的纾解，代价是沉重的——及忽必烈亲临，此城被围得比先前更紧了。

此事之后，蒙古人攻城益力；他们不再把气力专注于襄阳，而是四面同攻襄阳与樊城两处。蒙古主将阿里海牙遣人往波斯——蒙古在那里也是主宰——征调善用抛石之砲的匠人；此器能把重一百六十磅的石块准确地抛出相当的距离。凭其力，江上诸桥先被毁，继而襄阳城墙被击损甚重，看来可以强攻了。然而樊城所受的轰击更甚，阿里海牙遂先攻樊城。守者力拒，巷战不已。戍卒无一人得脱；杀戮既毕，蒙古人才发觉自己所得的不过是一堆瓦砾。但他们已握住了襄阳的钥匙——襄阳最弱的一翼本是靠樊城遮护的；中国戍卒气沮已极，吕文焕绝了援望，允受忽必烈所许之条件。那些条件写在这位蒙古皇帝下面这封堂堂之书里：「卿五年来慷慨守御，足以自荣。为人臣者，以身事君，本其分内之事；然当此力尽势穷、既无援兵又无望援之际，徒以固执而断送许多勇士之命，岂为合理？以诚降我，必不加害。且更许卿一事：凡卿与卿之部属，人人皆授以荣显之任。断不使卿有可怨之处，此以朕之御言为质。」

吕文焕实际上已被自家君主所弃，他接受征服者宽大的条件，并成为忽必烈麾下一如其从前效忠宋度宗那般忠谨的部将，这不足为奇。那位君主不久便死，然而实权本操于宰相贾似道之手，宋国的国策与国运并无变更。当此之际，忽必烈得到了伯颜的效力——这是一位在波斯随旭烈兀而博得大名的蒙古将领。伯颜之名义为「高贵」或「勇毅」，而世人称他为「百眼伯颜」，因为据说他无所不见；他是其时代与其种族中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主力大军的指挥便托付于他，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他麾下效力的有吕文焕。数城或多或少抵抗之后被攻取，伯颜乃举全力扑向汉口、武昌、汉阳三城。伯颜把全副气力用在攻汉阳上，而阿术所领的蒙古水师则迫使中国的舟师退到武昌城墙之下求庇。这几座城池都不曾作十分顽强的抵抗，伯颜称心地接受了它们一个接一个的归降。伯颜留阿里海牙以四万人守这几处，自率其余进逼宋都临安，即杭州，便是中世纪旅行家笔下著名的「行在」。宋人败退的舟师与陆师把对蒙古的畏惧、把关于其非凡之力与不可抗之兵的愈传愈盛的说法，一并带了回去。当此关头，舆论迫使贾似道出而主持，他号召宋朝一切臣民出兵出钱以卫国。然而他本人在主持这场举国之动上的无能，使它失了一半的气力，也失了本可望有的成功之机。伯颜进兵甚速。许多城池或因畏其名、或因慕其名而开门出降，而吕文焕屡屡在场，向他们担保忽必烈是最宽厚之主、降其诸将是最明智之计。

蒙古之师终于抵近宋都，贾似道在那里聚起十三万之众；然而其中许多人训练不精，营帐之堂皇实抵不上士卒军械与纪律之不足。贾似道似乎不知自己处境之险，竟傲然遣书令蒙古退师，还说他愿以长江为界而许和。伯颜的答复只这几句：「阁下若真有意于和，当在我未渡江之前提此议。如今我既已主此江，未免太迟了些。然阁下若果真诚心求和，便请亲来见我，我们再议所需之条件。」宋之将吏极少有作长久抵抗者，连那些零星的死节之例，也限于官吏一流——他们比民众更为忠贞。赵卯发与其妻雍氏宁自尽而不肯弃池州之任，然而戍卒却毫无愧色地受了蒙古的条件，并不顾念自己的职分。贾似道欲拒蒙古之进于建康，即今之南京；然而水陆一战，宋人被逐而退，其舟师仓皇入海才免于覆没。经此一捷，南京不战而降，虽则其守臣是个勇敢而看来颇有才具的人。他宁自尽而不降；在他的文卷中发现了一份用兵方略，伯颜读毕叹道：「宋人中竟有能进此老成之谋者么？他们若肯听，我辈岂能到得此地？」此捷之后，伯颜进兵的劲头有增无减，宋帝与其朝廷弃都而逃。忽必烈显出有意迁延议和，伯颜却不肯稍缓：「掐住敌人咽喉已百年，此时松手片刻，不过是给他喘息之机，让他恢复气力，到头来给我辈添无穷之累罢了。」

贾似道被黜、张世杰这位较称职的将领被起用之后，宋室的气数略有回转之兆。然而蒙古人的攻势从不曾稍减，其断绝宋都一切外援之可能的努力也从不曾放松。张世杰指望转取攻势以改善本方处境，注定要大失所望。他攻蒙古在南京的坚阵，被击退，损折甚重。宋之舟师几乎全没，七百艘战船为胜者所获。自此中国人再不敢于水上与蒙古人相抗。此捷得力于阿术的胆略与才具。伯颜此时自蒙古的一场战役回来，重主军事，以攻下常州为其还师之标识。据说他在此城曾纵兵屠戮中国之军，但其实情晦暗不明；马可·波罗则说，此举是在中国人背信杀尽蒙古戍兵之后才做的。宋之诸相为常州之陷所骇，又乞和，致书哀恳道：「我君年幼，两国之间所生嫌隙不当归咎于他。有罪者贾似道已受诛；愿予我和平，此后必益敦和好。」伯颜的答复严厉而不容转圜：「贵国之君年岁几何，与我辈之间的问题无涉。此战必行至其应有之结局。再多辩说无益。」到这时候宋都的防御已被撤去，这一朝不幸的扶持者除与蒙古讲条件外别无可择。马可·波罗称行在为世上最富庶之城，然而它实在无力经受一场围困。太后代其子出降于伯颜，并允亲赴征服者之廷。她为自己与家人尽弃其尊位的一切名分，恭顺地领受了这位蒙古人的恩典，说道：「天子（她这样给了忽必烈以正式的帝号）赐尔等以不死之恩；理当谢之，且当向他行臣礼。」伯颜凯旋入城，恭宗则被送往北京。宋之朝士与士卒多与伯颜言和，然而有少数更为决绝或更为忠贞的人，仍在将领张世杰麾下于南中国支撑宋室。有两位宋室宗王为这位统帅所拥，其中一人被奉上了有名无实的帝号。反复无常的命运一度回到他们这边，蒙古有几支进得太远或太过躁进的偏师被歼灭。

蒙古人似乎以为战事已毕，张世杰之所以奏效，或许出于他们的懈怠而非他本人之奋厉。他们一旦察觉宋室的扶持者中间尚有一星未熄的抗拒之火，便遣两军，一入广东，一入福建，又遣其水师去对付张世杰。此人处境虽绝，仍慨然道：「使天未欲亡宋，纵至今日，岂不能复其倾覆之社稷乎？」然而广州之陷与其全部兵力被逐出大陆，把他的指望击得粉碎。一位傀儡皇帝死了，张世杰便另立一位，是为帝昺。这一事业最后的扶持者退保广州海口的厓山岛，指望在那里守住脚跟。其地形势险固，戍卒亦众；但蒙古人不为表象所慑。他们的水师满怀必胜之心压向宋人最后的据点；中国人虽力拒三日、极显英勇，终究被蒙古人更优的器械与更众的人数所压倒。张世杰率数船得脱重围，而皇帝的座船却没有这般幸运；宋末诸臣之一陆秀夫见已无从脱身，便抱起皇帝投海。中国宋朝的末代皇帝帝昺就这样死了，这一薄命的王朝也随之而绝。张世杰得安南之助而重举义旗，然而当他领着一支必死之师去攻广州时，遇上飓风，人与船俱覆。他向天的那番祷告——「臣为存赵氏于帝位，已竭其所能。一君既殁，臣复立一君为帝。此君亦亡，而臣犹在！苍天，臣若再欲立赵氏一王于帝位，岂逆天意乎？」——为他所忠事至深的那一族奏响了挽歌。

蒙古对中国的征服至此告成。经半个世纪的兵戈，宋之国与其宿敌金同归一辙，而忽必烈得以亲手完成其祖父成吉思汗七十年前所肇之业。蒙古的一切武功之中，以此役收效最迟。中国南北之民以惊人的坚忍，抗住了亚细亚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征服之族的全力。他们不谙兵事，其将帅又多不称职，然而他们以死拒之勇与固执支撑了下去，远远久过别的民族早已屈服之时。治史者不会看不出，这些事实是中国非凡之资力、以及其看似惰重的民众即便对一个强悍的征服者也具有抵御之力的有力明证。便是蒙古人，若不曾取得中国民族中一大部分人的襄助，若不是忽必烈先已表明他有意做一个无愧于中国的皇帝、而不仅仅是蒙古诸部的大汗，也是征服不了的。

第六章忽必烈与蒙古一朝

当伯颜在外为其君攻城略地、把中国的大军逐出战场之时，忽必烈正在北京经营一桩既难且不可少的事业：巩固自家的权柄。一二七一年，他定国号曰元，取「本原」之义，又为自己取了汉式的庙号世祖，虽则这个名号永远盖不过他那蒙古的本名忽必烈。他召最富阅历的中国大臣入朝，又得许多外邦之人相助，终于建起一套政府，其气象之盛既在其包罗之广，也在其固有之力。它使中国人称意，也使蒙古人得意，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堂皇的政体之一的柱石。这一切分明都是忽必烈之功；他向来特蒙成吉思汗的钟爱，成吉思汗曾预言他「他日必坐我之位，为尔等带来一如我在世时的福运」。他立意要使自己的朝廷成为天下最盛的朝廷。他的都城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就在今日北京的故址上或其近旁，蒙古人第一次把它定为中国的京师。据马可·波罗所记，城有十二门，每门驻卫士千人；街道笔直宽阔，从这一头可以望到那一头，从这一门可以望到那一门。所记城垣之广不一：至多者谓周二十七英里，至少者谓十八英里。大汗在北京之北的上都即开平府另有宫室，他在那里造了一座壮丽的避暑之宫，畜其马群，又在附属的广大苑囿禁地中一逞其射猎之好——这地方不妨看作这位中国君主的温莎。北京作为京师之地，其位置当时便大可称道，至今仍然。明朝虽曾以南京为都，用它也不见得少；而满洲的头一位皇帝顺治更以它为都。自此它便一直是帝国唯一的京城。

忽必烈在北京长住下来之后，便就一切他可能要应付的大问题拟定了前后一贯的方略，并且始终力求依着这些既定的原则行事。在草创这套治法之际，他的旧友兼师傅姚枢，以及其他中国大臣，都给了他极大的助力。他因而能对一个他所知还不周全的社会，既明智又有力地加以措置；而他最主要的两长——公平无偏与洞察人性——大大简化了他面前的难题。他的公平无偏，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中显得最为分明；然而其中很有一种坚硬的唯物之见，藏在一副名义上的不偏不倚之下。起初他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一体优礼，并说他所以一体优礼，是因为指望其中最伟大者能在天上助他。此语之诚或可置疑，然忽必烈务使一切宗教为政治所用、为己所役之心，则毫无可疑。有人以为他偏向基督教，但他扶持佛教、扶持其友八思巴喇嘛的种种举措，才是他心意更真切的表征。然而没有一个人得入其腹心，而他的举动对各教都显出一种权谋性的宽容。但他在宗教上的宽容或冷淡，并不及于关乎他本人之事。他坚持要人以合宜的祷词为他祈禳，要人行叩头的极恭之礼。他委任僧道，特命他们当众为他祈祷，而百姓则须赴此仪典、随众应和。他的像也分送到各地州城，供人瞻礼。他又依中国之俗立太庙祀祖，而通行的钱币上铸着他的形貌。忽必烈就这样愈来愈与其中国子民打成一片；及他见自己的举措无不奏效，他自己也愈发笃信中国的见解，愈不能容异议，也愈想申张君王的威严。

他既把京城修饰得如此堂皇，也就不奇怪他要订下严整的朝仪，并为许其近身之人规定华美的服色。他的宴飨极尽丰盛。外邦来客获准入觐，在专为行旅所设之席上用膳，而大王本人则在万民瞩目之下宴饮。他的朝臣、卫士与大臣各带着成群的侍从；两万卫士——蒙古军中之精华——护其无虞；从无数王国的都城中所掠的无量之富；其主要辅弼与拥戴者中间的卓越才智；本族那既宜于朝廷之盛仪、亦宜于战阵之酷烈的尚武之性；末了还有大王本人的威仪——凡此种种合在一处，使忽必烈的朝廷与京城成为当时天下最堂皇的所在。忽必烈虽天性好武，自与阿里不哥之战后便绝了亲征之念。他作此决断时不过四十四岁，故只能推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别的事太多；此外无疑也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伯颜身上有了一个称职的替身。

最有福、最得意的君主也极少能全然无祸，忽必烈注定不是这条通例的例外。蒙古水师的得手，无疑使忽必烈相信自己的兵威可以越海而施，于是他定下了把日本收入版图的明确计划。那个国家的王室出于中国之裔，其源可上溯至纪元前十二世纪出奔的中国王子太伯。中国人一如其素习，主张自己有宗主之尊，而日本人也一样始终不肯承认此说，保住了他们的独立。日本人通常绝不干预大陆之事，唯一破例的一次，是他们助高丽以抗中国。一二六六年，忽必烈遣二使取道高丽赴日本，携去他亲笔之书，责日本之廷不理会他的即位、待他冷淡。这趟差使本无成功之望，因为高丽人成功地以海上之险吓住了蒙古的使臣，又不肯相助，使他们到不了目的地。使臣未能递书而还。忽必烈断定日本人于己怀敌意，决意挫其气焰。他命高丽之王征发助军，那位君主答应供船一千艘、兵一万人。一二七四年，他遣一支三百艘船、一万五千人的小队向日本方面用兵；然而日本的水师迎战，在对马岛外击之，予以大败。因这支远征之师大半由高丽人所组成，忽必烈很容易说服自己：这一败并不能预示他动用本族蒙古之兵时的情形。他在头一次徒劳之后，又数次遣使赴日，使者带回的禀报众口一词，都说日本人怀敌而倨傲；末了，日本人为使此事再无可疑，于一二八〇年杀了他的使者。为这一暴行，这位高傲的君主誓要施以可怕的报复；一二八〇至一二八一年间，其对宋诸役既已胜利收场，他便把东部的兵力尽行聚集，预备倾全力攻日本。

为这一战，他起兵十万有余，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蒙古人；又极费周章地在浙江、福建诸港聚起一支足以载运这支大军与其辎重的舟师。若从高丽启碇，本要明智些，因为海程可以大减；然而把大军运到那个国家之难，以及运到之后养之更难，使他决意以自己的海疆为用兵之基。自一开始，祸事便接踵而至；日本人之得海为盟，不亚于英吉利人当西班牙无敌舰队与布伦之役来犯之时。忽必烈觉得不能不在这支大军中于蒙古主帅之外再委一位中国主帅，然而此法行之不善。一位主将病倒被代，另一位没于风涛，而蒙古的营中与舟中普遍不和。舟师终究出了海，然而天时不佑忽必烈。他残破的舟师被迫退泊日本以北的小岛避风，想在那里修整，日本人却不容其喘息，水陆并攻。经过持久而众寡不敌的苦战，蒙古主将除投降外别无可择。胜者赦了俘虏中的中国人与高丽人，而把蒙古人尽行斩杀。仅有一两艘零星的船只脱身，把蒙古人生平所遭的最大败绩的消息带回给忽必烈。他们三万精兵被屠，其新造的、曾被寄予厚望的舟师全军覆没，而七万中国人与高丽人成了胜者手中之俘。忽必烈把两个脱逃的将领处死，然而分明是无人可咎的。蒙古人之败，是因为他们做了力所不及之事，做了其战阵阅历所不足以应付之事。他们军中最可畏的是骑兵，而他们不谙海。他们的中国助军也补不上这个短处；因为说来也怪，中国人虽多善渔善舟，却从来不是海上的强国。反过来，日本人则一向是一族大胆而精干的舟人。他们屡次证明海是他们的天然处所，而忽必烈的一切权势与资力，终究敌不过这些强悍的岛民的技艺与胆勇。忽必烈不甘于这一败，想再组一支远征之师，然而中国的水手哗变，不肯登舟。北京所有的中国大臣都为他们说话，忽必烈觉得不得不让步，遂尽弃越海征伐之念。

蒙古人昔日陆上之利并未弃他们而去，而忽必烈在缅甸的武功，也稍稍慰藉了他被日本人狠狠击退的懊丧。缅甸之王——中国人当时称之为缅，至今犹然——一时的臣服之后，继之以一阵倨傲与公然的敌意。这位君主曾越入印度之境，于本号之外又加上「榜葛剌王」之号。他被自己的得手所壮胆，对蒙古的敌意毫不掩饰，对他们的一切交涉都以倨傲之辞相答，甚至以边境的戍兵先行寻衅。随后他公然宣战。蒙古主将纳速剌丁尽其所能地聚集兵力；及缅主统着骑、步、象无量之众越境而来，他发现蒙古之军已在永昌之野列阵以待。蒙古之兵仅一万二千精锐，而缅人则逾八万，另有象队，估计在八百至二千之间，又有炮十六门。虽在人数上如此吃亏，蒙古人对敌方昭然的优势毫不气沮；然而纪律之力与蛮力之间的角逐，鲜有比这更接近、更激烈的。起初缅人骑兵的冲击，有象与炮相助，所向披靡。但纳速剌丁早有预备。他令骑兵尽皆下马，专以矢射象队；蒙古人当时不但是天下第一等的射手，且用最强的弓，所以杀伤甚众，象队很快陷入无可收拾的混乱。象群在这阵矢雨之下掉头而走，一如皮洛士之象，把整个缅军搅成一团。蒙古人随即上马冲击，成全了缅人的溃败；缅人被逐出战场，伤亡惨重，威名扫地。这一回蒙古人并未穷追，缅王也几乎未失寸土；然而纳速剌丁向北京禀报说，把缅国并入蒙古帝国是桩容易事。忽必烈过了六年才依此议而行，遣其宗亲也先帖木儿率大军平缅。缅王避入勃固，把都城蒲甘丢给征服者任意处置。蒙古的疆土就这样一直推到了阿萨姆的边上。在东京与安南，忽必烈的兵锋就不那么得手了。忽必烈之子脱欢在这几处徒劳往返。凡须以正面之力克敌之处，蒙古之军无不得胜；然而当蒙古人遇上湿热恶劣的天时、无路可行以及其他种种不利，他们便沮丧起来，人员与士气都损伤惨重。折了两员大将与大半军力之后，脱欢自己能脱身回中国已算幸运。忽必烈还想再作一番努力去降服这些荒莽之地与其蛮野之民，然而中国的舆论太强，他只得听从大臣的谏阻。

在这一点上，忽必烈更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意愿，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若不如此，便要在手上招来一场中国人的叛乱。虽然他战功累累，虽然他显然有心与中国子民相安，却已分明可见：他们对这位新主并无多少爱戴。若干要紧的行省都处在隐然的叛状之中，显出他们一有机会便要摆脱蒙古之轭，也显出忽必烈的权柄实立于流沙之上。一个狂热之徒的预言，就足以使这位皇帝的宝座动摇；忽必烈疑惧至此，竟把宋室残余的俘囚尽数流徙蒙古，并处死了他们最后一位忠心的大臣——那人含笑就刑，道：「吾愿足矣；吾之所祈将成矣。」然而不可由此以为忽必烈的权柄已经消失或朽坏。对一切公然之敌，它是绝对至高的；但在水面之下，正翻腾着一股为蒙古一朝的寿数所不祥的民间的敌意与不满。忽必烈不安分的雄心，非得邻邦以某种形式承认其势力不能满足，于是他遣使遍及南亚诸国，或以厚礼、或以说辞，去换取他心心念念的那份对其权柄的承认。多数情形下他都如愿以偿，因为东亚没有一股势力可与这位坐中国龙庭的蒙古君主相比，而各国无论以何种名分与之攀上关系，都引以为荣。

这些成功而称心的遣使，只有一桩不祥的结果：它们促使忽必烈重拾旧念，要挽回其子脱欢在安南的败绩，把那个麻烦的国家彻底降服。此意本不明智，而把它的施行再度交给脱欢，就更失计了。换个统帅或许要好些；然而纵有极大的初捷，他也无望久成。脱欢一开始便如前次那样所向披靡。他连胜十七阵，然而他愈深入其国，就愈分明：他所能控制的不过是脚下所立的那块地。安南之王在逃，其都城落在蒙古手中，看来再无余事可办。蒙古诸将中最老练的阿八赤于是进言宜速退。不幸这位蒙古宗王脱欢不听他的话，安南人四面聚起新兵来攻疲敝的蒙古人，迫使他们仓皇退出其国。早先胜利的果实丧失殆尽，而脱欢之被黜，于忽必烈一朝这一最大的败局，实在算不得什么慰藉。安南之民自此确立了独立，且直到如今，就中国而言仍然如此——虽则安南现已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属地了。

我们不能不信：这位皇帝要使自己的治理得人心而不成，其咎在几位重臣的暴虐苛敛，与在那些不得人心而又失利的远征，大抵相当。虽然民间厌恶此法、忽必烈也曾着意禁抑，蒙古人仍旧用了包税的旧套；而那些买得此权之人的敲剥，把中国人逼到了叛乱的边缘，也使整个蒙古之治遭人痛恨。有几个包税之人被免了职、处了死，而接任者照旧行其故事。忽必烈晚年之治，因此被其中国子民日增的不满、以及他无力或无意禁抑官吏的敲剥与失政所玷污。然而他所要应付的，还有一桩更大的危险，那便是他自家一些人的敌意。他与其弟阿里不哥的争衡是他早年的一段插曲，而其从兄弟海都的敌意，则在忽必烈年事已高、长治将终之时成了更严重的祸患。

海都是窝阔台诸子之一，故为忽必烈的堂弟。他在蒙古居某种高位，代表着蒙古人中的一个守旧之党——这些人希望朝政少些中国气，或许还慨叹无更多的天下可征。但他恨忽必烈，妒其独尊，这或许就是他叛变的唯一缘由。海都的敌意本可只是一己之怨，若非他得了乃颜的结盟——那是一位既有阅历又有才干的蒙古将领，长久以来嫉妒伯颜声望在己之上。他经营招兵已久，指望凭此一争天下；末了他的部署传到忽必烈耳中，忽必烈决意趁其势未大时把他摧毁。忽必烈率十万人去讨他，而乃颜所能出之兵仅四万；海都虽匆匆聚众，却相隔太远，来不及有所接应。忽必烈亲自指挥，在一座由四头以链相连的大象背上驮着的楼上部署阵势。两军都极显英勇与凶悍，然而众寡定了胜负，乃颜之军几乎全没，他本人落入胜者之手。杀自家宗王之血有违蒙古之例，故忽必烈命把乃颜缝入囊中，笞死之。与海都之战拖延多年；无疑忽必烈并不愿把事情对这位堂弟做到绝处。他既以亲征挽回了战局，不久便回北京，指望给对手留下那句俗谚所说的一座可以退走的金桥。然而他委以军事的部将伯颜，则主张更雷厉风行，切望把这场角逐速战速决。他曾在颇为不利之势下获得一次可观的大捷；这时忽必烈或是听信了谗言，或是有意抑其锋芒，竟褫夺其军职，召之回京，授以他所不惯的一个大臣之位。此事在一二九三年；次年，年近八十、居中国帝位三十五载的忽必烈病殁，身后留下的盛名，历六百年之久而经受住了欧洲与中国两方面的评议。

忽必烈的长治，标志着蒙古武功的顶点，而他亲身尝到了把这武功推及中国的全部快意。凡成吉思汗失败之处、或只得半功之处，他都尽收全功，由此应验了其祖父的预言。然而他虽征服了中国人的国土，却从来不曾克服中国人的成见；蒙古人与满洲人不同，他们全然不能博得翰林诸史家的善意。对忽必烈，史家尚有几分许可，称之为开明而用心良善的君主；而对元朝其余的皇帝，他们便无一句好话了。便是忽必烈本人，也不能保其帝位之稳固；他一死，蒙古人不能久居中国至尊之位，立刻就明白了。

不过忽必烈的权柄确立得还算牢靠，足以在既无民变、中国人亦无起事的情形下传给他的合法继承者，即其孙。嗣位之际所现的风险，来自蒙古宗王彼此之间的不和，而伯颜的果断措置止住了任何乱子，铁穆耳被立为帝，汉式庙号曰成宗。在为当国之家立此奇功之后数月，伯颜卒，身后留下了蒙古诸统帅中最有才具者之一的名声。或因找不到配填伯颜之缺的将领，或因天性本主和平，铁穆耳不曾用兵，其在位十三年几乎太平无事。然而太平并未随之带来富庶，因为中国有一大片地方遭了饥荒，饥火驱使许多人做了盗贼。铁穆耳急于纾解民困，博得了些许人望；他又力图剥夺蒙古长官的生杀之权，以减其肆虐之机。海都的敌意始终不解，铁穆耳被迫与他继续相争，但他只取守势；海都死于一三〇一年，此争虽仍延续，其最酷烈的意味已去。

然而铁穆耳所举的唯一一次对外之役却不幸。缅甸之易于被降、被纳为贡国，壮了他南疆几位将吏的胆，去图谋征服八百媳妇——这个国可与今日的老挝相当。此举发端于轻率而无所用心，却显出意料之外的凶险，且终于成灾。蒙古之军有一大部分死于酷热；幸存者被他们所激怒的众多敌人所围，全赖云南行省之主、亦即铁穆耳之叔阔阔的竭力一举，才从险境中被救出。这场叛乱之势并不限于安南、缅甸的边外之地，还伸进了中国境内，过了好几年边省才复安宁。

铁穆耳于一三〇六年去世，未留下嫡出的直系继承人，其二侄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被认为对帝位有同等之分。其叔死时海山正在蒙古，有一党推出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位之望——此人似是铁穆耳的庶子；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行事极果决，拘了那位僭望者，立海山为帝。海山在位五年，这期间他所博得的主要名声是饕餮。他于一三一一年去世，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被立为帝，虽则海山留有二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九年，安宁无事；其子硕德八剌继之。硕德八剌年少无阅历，他所享的那点权柄全赖拜住之勇——那是一位勇武的军人，尤以大将木华黎的嫡系子孙而著称。终致元朝覆亡的种种阴谋与暗算，便起于这一朝；硕德八剌与拜住双双为逆党所弑。下一位皇帝也孙铁木儿幸得在位太平；然而他于一三二八年死后，这一朝的乱事便堆叠起来，其末日也分明在望了。一年余间，立了三位皇帝，又都死了。在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前当国的海山有一子图帖睦尔，在位较久，总算幸运些；但他那乏善可陈的一朝中最有趣的一段，是西藏大喇嘛来京师，受到格外的尊礼；然而当图帖睦尔想强令朝臣向这位佛法的代表行特别的敬礼时，却遭到中国人与蒙古人双方的抵制。

图帖睦尔死后，帝号归于妥懽帖睦尔，而世人最熟知的是他的汉式庙号顺帝。他得了一位卫护者伯颜——此人是前述那位大将的后裔——成功地抵住了一伙逆党对宫廷的袭击。一三三七年，中国人头一次分明的举事发生在广州一带；而一道解除中国民众武装的命令使局面更坏，因为它无从切实推行。伯颜自卫护宫廷之后，成了国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而蒙古之困局的加剧与中国人心的激变，大半由于他的骄横。他弑了一位皇后，虐待中国人，服饰车马之盛竟压过皇帝，仿佛他是一位沃尔西或白金汉。最后这一桩冒犯是顺帝所不能宽恕的，伯颜遂被黜被废。当北京这些内讧正炽之际，中国人在争取摆脱异族之轭上却愈发大胆、愈发有恃。他们以红巾为其义盟之标识；而在海上，方国珍的海寇之盟击败并歼灭了蒙古素来所有的那点水师。然而在陆上堂堂之阵的交锋中，蒙古的优势仍无可争辩；有一位大臣名脱脱者，一度挽回了顺帝下沉的气数，直到他成了宫廷阴谋的牺牲——被政敌哈麻毒死。脱脱一去，蒙古人最后一个可能的卫护者也没有了；要坐实他们的倾覆，所缺的不过是一位能使举国之义有所归属的干练领袖，而这样一位领袖不久便出现了。

把中国人从蒙古手中解救出来的，是一个名叫朱元璋的人。他少孤，为谋生计之最易者而入寺为僧。一三四五年，即顺帝在位之第十二年，朱元璋弃其隐处，投入一支已摆脱蒙古管辖的中国人的队伍。他的体魄与堂堂的仪表很快为他挣得了统领之位；及那队之长死，他被众人一致推为继任。他立刻以其仁厚、以其力使中国民众相信他一心只为其利的明智之举，而显得高出其他众首领之上。别的所谓中国义士多半只想着掳掠，他们之可怕于安分的百姓，不亚于最苛刻的蒙古将吏。而朱元璋严禁劫掠，部下凡有掠人虐民而被拿获者，立受严惩。凭这种作为，他获得了中国人的信任；在举国诸首领之中，他的旗号最得人心，招来的新兵也最多。一三五六年，他攻下南京，此城遂成其用兵之基，后来又成了他那一朝的京师。随后他颁下檄文，声明他唯一的目的是驱逐外人、恢复本族的政体。文中说道：「治外邦者，乃中国人与生俱来之分；而外邦之人，不当治中国。昔人尝言，来自北方之地的元人即蒙古人，其取我帝国，与其说凭其勇智，不如说藉上天之助。而今已昭然可见：上天自身正欲夺其帝国，以惩其罪愆，以罚其不遵祖训。今已是把这些外人逐出中国之时了。」当蒙古人在帝国各省处处受义军之攻时，朱元璋所领的是唯一有组织的驱逐之举；而他与海寇方国珍的结盟，使他在已得的中原若干最富庶稠密之省的掌控之外，又添了制海之权。蒙古人的不和，对他们的倾覆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中国人的勇武。顺帝已全然沉溺于逸乐，其荒淫为一时之丑闻。两员主将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彼此相恨，不肯协力。另一员将领阿鲁辉帖木儿在蒙古举兵作乱，他虽自称其志在复兴本族，却无疑加深了顺帝的窘境。

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既已把大举用兵所需的一切预备周详，便自南京遣出两支大军，去取长江以北诸省——那已是蒙古人所仅存的了。第三支军奉命平定广州所辖诸郡，此事办得既快且无阻碍。这一带的蒙古戍兵尽被歼灭。中国的主力大军二十五万人交与朱元璋的首席部将、亦即其最佳统帅徐达，直指北京。一三六七年，徐达已扫平黄河以南的一切抵抗，是年秋渡河。蒙古人似已丧胆，几乎未作抵抗。顺帝自北京逃往蒙古，一三七〇年死于彼处；徐达则自留守的少数蒙古戍卒手中一举夺下京城。朱元璋急赴北京，受其军之贺，并向全中国证明元朝已不再当国。蒙古人所作的抵抗微弱得出奇；念及他们所争之物何等贵重，这实在有愧于他们昔日的盛名。他们倾覆的真正原因，是蒙古人始终不能博得中国人的好评与心服——中国人到底把他们看作蛮夷；而且也须承认，蒙古的主力已漂移到了西亚，那位伟大的帖木儿在那里重振了成吉思汗的若干旧规。那位雄豪的征服者在其生涯之末，曾预备入侵中国；然而他刚踏上那条于中国的安宁与福祉大为不祥的征途，便去世了。于是，随着顺帝的出奔，蒙古一朝即元朝告终；此后蒙古人在中国史上再度出现，只是作为满洲人谦卑的盟友——那是十七世纪满洲人着手征服中国之时了。

第七章明朝

既把蒙古人逐了出去，朱氏遂建元洪武，又定国号曰明，取「光明」之义。他随即以爵秩与金帛酬赏他的将佐；一三六九年，即他取下北京之后临御的头一年，他在那座城中建起一座庙堂，以祀阵亡的诸将，又为那些尚在统兵的将领留出空位，以待他日立像。然而洪武虽厚赏其军，却极小心地不使自己的朝廷染上武人的气味，因为他深知中国人不喜武官凌驾于人之上；他把主要的心力都用在把文治的规模安放回它旧日的、本国的根基上去。在这件事上，中国人自己是衷心拥戴他的，因为在前一朝征服者之下他们一直被摒于后列，而那个朝廷的行政本以军事为骨干。洪武又奖掖文教，重加赡养自忽必烈身后便被冷落的著名的翰林院。他一上来就交下一桩极浩大的著述之役，即修《元史》，命十八位文士组成一局任其事。但有一桩更大的文字工程也告完成，那就是那部经过编订的法律之书，世称《永乐大典》；它不但使律令的施行简明易行，也使百姓对自己所受治的法度略有所知。他又颁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免费国民教育之法；为使这番更张办得周全有成，凡教官皆由他亲自简任。他还创设了许多公家的书库，本想每一城邑都设一所，只是力有未逮。洪武不独顾到臣民的心智，也竭力供给老者之所需。他裁减宫中用度，颁布节用之令，以便把省下的钱粮移作赡养老病之资。他给赴任新官的临别之训是：「尤当留意于老者与孤幼。」由此可见，中国人在他身上得了一位能重光故国旧日辉煌的君主。

他朝廷的俭朴与谦抑，前文已经说过。后来的蒙古诸帝好为奢华的铺陈，宴饮游乐所费不赀。在北京，他们中有一位皇帝曾以巨资在宫苑之内造起一座高峻的瓷塔，又在塔底安设了一件精巧的机关以报时刻：每到一个时辰，便有两尊人像鸣钟击鼓。洪武见了这座建筑，喟然叹曰：「人何以能置人生最要紧之事于不顾，而专把心力耗在无用的营建上？蒙古人倘不以这等玩物自娱，而把精力用在使百姓安足这桩事上，岂不犹得把神器保在自家手里么？」于是下令把这座楼夷为平地。他的举动还不止于此。凡汉人与蒙古君主所畜的后宫，他一概裁减其数；一切邦国典礼，他都厉行撙节。上都，即柯勒律治诗中的仙那度、忽必烈有名的避暑之宫，已在与蒙古人的兵事中毁去；洪武又一意抑制任何粉饰北方京师北京的举动，因为北京在金、元两朝已与异族之主连成一体。终明之世，北京不过是第二等的城，明朝诸主的经营，全用在修饰南京——那才是中国真正属于本国的京师。

把蒙古人逐到长城以外，加上元朝末帝顺帝之死，远不足以了结中国人与这些新近的北方征服者之间的角逐。洪武一朝，尽在一场为其威权之至尊与边圉之安固而进行的战争中度过；他本人固然少亲临行阵，但战事都在他的指授之下，由他的两员大将徐达与傅友德承当。前一位自一三六八年至一三八五年，将近二十年间与蒙古人兵连不解。他的第一次用兵，正当中国人乘胜方张之时，结果是极漂亮而且几乎不流血地取下了山西一省。与山西隔着黄河的邻省陕西，当时由一位半独立的蒙古守将李思齐据守；他自信足以抗拒明军。他所倚恃的，主要是那条大河的宽阔与据说的不可飞渡。李思齐以为凭这一天险，便可以长久抵住中国人的众兵。然而他这指望即便不算无理，终归是落了空。中国人以船舟联为浮桥渡过黄河，李思齐据以为都的奉元不战而降。徐达一到，李思齐便一城一城地弃守。他被逐出陕西，指望在邻省甘肃寻得栖身之所，遂驻节临洮。中国人的兵锋一时顿住，因为要开一次大军议，以定此后进兵的方略。议中多数人所主的，是那种不须立时动手的办法：他们愿徐达放弃追袭李思齐，先把陕西未下的几处城塞收拾干净。徐达却是性情果决的人，决意不理会军议的结果，一直追李思齐到临洮。徐达决断之刚，与他行军之速正相称。李思齐还不曾为守城作出什么布置，就发觉自己已被明军围在临洮城中。到了这般田地，他只得听凭战胜者处置。徐达把他解往京师，洪武赦了他的死罪，又给他一份微薄的廪禄。

李思齐既倒，通往一桩更艰巨的事业的路便开了，那便是攻取宁夏——蒙古人把残余的力量都并到了那里。宁夏，西夏的故都，在甘肃之北、黄河西岸，长城正从那里穿过。城池坚固，位置又极好；蒙古人只要还据着这座带着长城关口的城，便可指望收复失地，再度在中国北方争一争天下。宁夏的北面和西面伸展着大漠，然而只要此城仍在他们手中，蒙古人便算站在中国的门槛上，替他们黑龙江和中亚的族人留着一道门，好让他们有朝一日重新进来，再演成吉思汗与伯颜的旧事。徐达决意尽早把这地方拿到手。临洮与宁夏之间有一座设防的城庆阳，蒙古重兵据守其中。徐达把这城围得水泄不通；守将只来得及向宁夏的守臣扩廓帖木儿发出一封急切的求援书，就被明军四面合围了。扩廓帖木儿看来是尽了力来救他的同族，只是他的兵力不足以在旷野与徐达相持；庆阳终于困窘到据说守军不得不以阵亡者的尸身充饥的地步。最后这城无条件出降，守将被处死——不是因为他死守不下，而是因为围城之初他曾说过要降，却又食了言。庆阳既下，中国军队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休息；徐达则赴南京，把这一路的战况面陈洪武。

徐达一走，扩廓帖木儿的胆气便壮了些，竟出兵野战，径去攻打甘肃的省城兰州府，那里守军甚少。饶是如此，这城仍作了顽强的抵抗；不过蒙古人把一支前来救援的兵马打得大败，全军覆没，主将被擒。蒙古人想拿这位将军到城下游示，以慑服守军；这位将军——他的名字理当传下来——名叫于光，却大声疾呼，把他们的算计一举挫破：「诸君勉之，徐达且至矣！」于光遂被寸磔，然而他这句适时而勇毅的呼喊，正如达萨斯的一声呼喊一般，救了他的同胞。此事不久，徐达赶到，扩廓帖木儿一闻他来，便拔营退回宁夏。中国主将于是急进，占了肃州与嘉峪关——嘉峪关为长城的西南尽头，得之则宁夏西面顿成孤立，故极紧要。这两处的失陷太重大了，蒙古之主觉得非冒险一决大战不可。此役双方苦斗，有一刻竟像是胜负要归于蒙古一边。但徐达早分出大半兵力去袭蒙古人的后路；这一着布置停当之后，他亲率全军猛攻蒙古人的阵地。相持不久便成了屠戮，据说被杀的蒙古人多至八万；扩廓帖木儿以为宁夏已不可保，遂北奔黑龙江。徐达之胜，又因洪武另一员大将李文忠俘获了大批前朝蒙古皇室之人而愈显完满。俘虏之中有顺帝的长孙，几位大臣主张把他处死。洪武反倒授给他一个低等的爵位，并且发了一篇话来说明自家的用意；这篇话，论其为政之明，论其为人之厚，都同样值得称道：

「元朝末主，唯知逸乐。权贵乘其怠惰，一心只在自肥；府库既为其侵蚀而空，只须数年的歉岁，百姓便陷于困穷，而在上者的苛虐，又致朋党纷起，天下动摇至其根本。朕见其所受之苦而心为所动，遂举兵——所向者与其说是元室，不如说是那些与元室交兵的群雄。朕最初的胜绩，正是从这些人身上得来的。假使元君不背弃善治之法而纵情于逸乐，假使其朝中显贵各尽其职，天下有志之士岂会如那般举兵而与之为敌？其族之失道，为朕招来了大批信朕本心不邪的人；朕这天下，是从他们手里受来的，并非从元人手里夺来的。若非上天眷佑，朕岂能如此轻易地把那些退入沙漠的人摧折殆尽？《诗经》里说得明白：商家覆亡之后，其子孙尚有万余人俯首归周，因为那是天意。人岂可不敬天之命？把从鞑靼带回的一切缴获，都归入公家的府库，用以纾解民间的乏困。至于买的里八剌——顺帝之孙——虽说前代不乏这一类杀戮的先例，朕且问诸君：武王翦商之时，可曾用过这等野蛮的手段么？元室诸君为这天下之主将近百年，朕的先人便是他们的臣民；纵然依例当如此处置一个已经失国的朝代的宗亲，朕也终究不忍这样做。」

这一番高尚的言辞，在洪武一生的行事里找不出半点与之相悖的地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的一朝在中国历史上跻身于最开化、最引人入胜的时代之列。在他的百姓看来，他既是一位真正的施惠者，也是一位公道的君主。他时时留心他们的利害，深知他们的安乐既系于赫赫的武功与庙堂的大计，也系于那些看似琐屑的事情。盐是生民不可缺的东西，凡出产不足之省，他都设法简化运盐之制；饥荒降临的时候，他倾府库之所有以救之。宁夏一冬奇寒，他便送皮衣给戍守在那里的全部军士，可见他体恤士卒之心。还可以举一件事，见其公正与体谅之终：有几处蒙古人的聚落被安置在中国南方，水土不合；大臣们劝他索性对这些人下狠手，以兵火斩草除根，他却下令由官家出资，把他们送回北方的故土去。

北边既定，接着便发兵进入南方的四川、云南两省，蒙古所任的官吏在那里仍旧行使着权柄。其中一人自称王号，僭号「夏王」，触了洪武之怒。他不久就明白，僭取一个自己无力保有的名号是何等愚蠢；四川之平极其容易，本不值得一提，只因它给了洪武另一员大将傅友德第一个显露将才的机会，这才有些意味。那位自立的夏王身负桎梏，到中国营中乞命。四川的平定刚刚了结，洪武的注意便又转向西北边地：扩廓帖木儿正作最后一次努力，想把他在天朝边缘上失去的立足之处夺回来，一时之间竟颇得手。即便徐达亲临前敌、总统诸军，蒙古人也不止于勉强自保。徐达两次进攻蒙古之主在沙漠中所据的坚阵，两次都被击退，伤亡甚重。他部下一员偏将所领的一支人马在沙漠中遭袭，全军覆没。粮饷又难以接济；既挫于兵，又困于食，中国军队陷入极险之境。把它从这困局中救出来的，是那位英毅的傅友德：他一闻蒙古复炽的消息，便统着平定四川的那支军队北上。他大胆深入沙漠，从扩廓帖木儿的侧背用兵，屡战屡克，把蒙古人的注意全牵在自己身上，使徐达得以安然引退，不折一兵。这场战事以中国人保住边上一切戍守之地而告终；蒙古人虽把徐达逼退，所受的损伤却太重，实在高兴不起来。然而终究未得一个牢靠的和局：蒙古人仍旧扰边，凡过沙漠的人一概被他们勒索。洪武想用政略的一着来求得了结，也未见得更有成效。他优待蒙古王子买的里八剌之事，前文已经说过；约在一三七四年，他把这人送回蒙古，指望他父亲死后能成一个和善的邻人。买的里八剌的感戴之心看来是真诚的；但他虽是名正言顺的嗣子，其父身故之后，蒙古人却不肯奉他为汗。边上渐渐安静下来。中国官吏乐得不去招惹蒙古人，蒙古人也不再照例入寇中国境内。扩廓帖木儿一死，凡复兴蒙古在中国的权柄的念头也就全被丢开了。此事不久，大将徐达也去世了；本国史家给他的一段光彩的评语，值得留存下来：「徐达寡言而明察。他与同事的诸将向来和睦，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受其恩，无一人不肯效死。他的谦抑尤为显著。他攻下过一座京城、三个行省、数百座城池；凯旋入朝的当天，便不张旗鼓、不带扈从地回到自己家中，接待几位学者，与他们谈论各样事情。终其一生，在皇帝面前恭谨守礼，缄默到几乎叫人疑心他不会说话。」洪武常这样称道他：「朕命一下，他即刻就道；事既办成，归来而不矜不伐。不好女色，不聚财货。持身之正，无纤毫之污，皎洁如日月——我这第一员大将，是无人可及的。」

洪武还有一桩快意的事，便是与高丽之王重修旧好。中国人对高丽向来极为关切，这原是自然的：一则因其毗邻，二则因为怕日本人拿它当跳板来侵犯大陆。高丽王遣了正式的使节到南京；他死后，其子求受册封，并从明主手中领受了王者的黄袍。这一段时期里，顺便在此记下一事：高丽的政柄由旧王室转到了大臣李成桂手中，此人便是今王的祖先。洪武一朝最后一件兵事，是平定云南——收复四川之后本该接着办的，只因北方蒙古人重新生事而搁置下来。这桩事交给了傅友德；他统兵十万，分为两路，进攻云南。该地之主竭尽全力抵抗，但在此役唯一的一场大战中，他的军队虽奋勇而战，终归覆没，他只得弃了都城。云南既下，天下便算绥定；洪武的威权，自缅甸边界以至长城与高丽边境，无人敢撄。这重整过的帝国，户口不过六千万上下。洪武最后的十年在安静中度过，只有一件不快之事略损其平：军中一部为一名怀有野心的将领所煽而哗变。这阴谋发觉得及时，但据说皇帝以为非处死两万名哗变者，不足以应此变局。

一三九八年，洪武得了那场终结他生命的病。其时他年七十有一，自在南京建号称明以来，在位已三十余年。乾隆皇帝在他所撰的明史中说，洪武兼有人类的大多数美德而少有其恶德。他勇敢，能忍苦，有远见，勤于民事，待敌人则宽厚有度。他把明朝安放在牢固而得民心的基础上，他这一家在中国比历代——除汉家或可相比之外——都更为人所爱戴，这是毫不足怪的。他的遗诏是一篇不寻常的文字，其中历述他一朝的大事，说他如何「定天下而复其旧日之盛」。为使帝业得以长久，他择立皇孙朱允炆为嗣，因为他在这孙儿身上看出了极大的审慎、温和的性情、良好的识见，以及乐于纳言的度量。他择立此人，也因为他是长子的长子；又虑及其余诸子或有争侄儿之位的意思，便令他们各守封地，他死之日不得赴京。并谕令他们对新君要尽人臣所应有的敬与顺。有了这些及时的防范，年方十六的朱允炆得以无所阻碍地即皇帝位，建号建文。

洪武料定诸子会成为嗣君肘腋间的刺，这是不错的；但他把他们安置在远离京师之地的办法，只算达到了一半目的。这办法固然使他们远隔于外，却也养厚了他们独立的心思，并使他们得以不甚惹眼地聚集起自己的兵力。建文——姑且以此称新君最为方便——觉得不得不循例请诸位叔父入京与丧。他们多数都有见识，看出这道邀请是出于体统的顾虑，并非真盼着他们来，于是随便寻个理由不去奔丧。唯独燕王棣——诸王中最强横、最有野心的一位——声称他接受皇帝的邀请。这一决定在南京掀起了一阵大骚动，几乎近于惶恐，因为人人视燕王为刻毒记仇之敌。建文所能想出的脱身之法，只有专遣人去示意这位叔父：他到京师来是不相宜的。即位不过数周，建文便这样与所有亲属中最强最有野心的一个公开为敌了。他听从诸臣之谋，决意把叔父们一概当作仇雠，派遣官吏带兵前往废黜，把他们械系到朝廷。五位叔父就这样被草草处置：一人自尽，其余四人废为庶人。但燕王势太强，不是这般手段对付得了的。他以诸兄弟的下场为戒，尽力收聚兵马，准备抗拒皇帝；又发出一道檄文，说人臣为除去君侧的奸佞而起兵，是合乎法度的。他宣称自己举兵正为此故，绝无桀骜争位之心。他说：「予所为者，欲救吾家之覆，而扶社稷于奸臣所致之危耳。故予之事，当为凡怀念高皇帝之血胤、不忍其见诬者之所共有。」北方诸省之民多有归附者，奉他为「王」。建文诉诸兵戎，要把叔父逼回臣节，内战遂起，前后五年，交锋异常惨烈。论人力财力，皇帝一边本占上风，却似乎不会运用；燕王的兵马大抵得胜，势力日渐坐大。一四〇一年，双方尽出全力，要以一战定局。两军合计数十万人，据说单是官军便有六十万之众。此役在山东德州交锋——以参战之众，听说打了好几天，原不足为奇——胜负之势迭有变易。最后燕王得胜，官军溃散出阵，折兵十万。

此番大捷之后，燕王的进势被一位有能为的将领盛庸所阻，盛庸且打了一场大胜仗。建文倘知乘此胜势，原可把这场角逐的局面永远扭到自己一边。然而他非但不知因利乘便，反因自信燕王之患已尽，重蹈故辙，把他在惶恐之中贬斥的两名最招人怨的大臣又起用了。这一着无疑给他招来了新一阵的不得人心，同时也给他叔父添了许多拥戴者；燕王虽经了上述的重挫，却发觉自己比先前还强。此争似乎长久看不出决断的迹象，故一四〇二年燕王主动提出议和，意在止息一切纷争、还天下以太平；建文却终究狠不下心来宽宥他。他的将领在前期所得的胜绩，仿佛足以叫他相信：论审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与这位叛乱的叔父讲和，他终能确立无可争议的至尊之位。燕王一时窘迫到只得听凭全军自择去留。他对将士说：「我只知进，不知退。」他的军队却决意北归乡里；恰在此时，建文的大军出人意料地大举退却，又把他们的勇气激了回来，愿随其主再战一场。燕王一如腓特烈大王，从未有比败中更见其大者。他袭破新胜的建文之师，把它击得粉碎，并生擒了皇帝麾下最好的将领平安。南京的陷落与建文的逊位，接踵而至。建文不敢把自己交到亲属的仁慈上，乃扮作僧人逃往云南，在那里屈辱地过了四十年；直到那么久之后，他以佛门僧人的新身份写了一首追述并哀叹建文之难的诗，身份这才被人识破。于是他被移至北京，在有体面的幽居中终其身。看来他做僧人比做君主要有福得多；一个人在帝位上求不到的幸福，却在闾巷之间寻着了——史册中再没有比这更触目的例子。

燕王踌躇了一阵，终于听任众人推戴他为皇帝；他以永乐之号最为世人所知，「永乐」者，永久之乐也。他既屡次声明自己所图不过是厘正而非倾覆侄儿的朝政，那么他登极后的头一件事——把建文一朝从史册中抹去，自居为洪武的直接嗣君——就实在不足以证成他所自称的淡于权位。他屁股还没在宝座上坐稳，南北两边就都出了大乱子。在蒙古，他想借一个名叫鬼力赤的枭雄之手，对诸汗确立一种名义上的宗主之权，但这个代理人践不了他的诺言，很快便垮了台。在东京，有个野心勃勃的大臣黎季犛废了他的主上，自立为国主。皇帝发兵去教他明白事理，进展之速，竟使中国人受了鼓舞，索性把东京并吞过来，改置为帝国的一省。永乐在草原上的谋划既然落空，他便被牵进了一场与蒙古人的角逐，此后年年出师，直到他死。最后一次北征，他远至克鲁伦河；回师途中，崩于行营，年六十有五。他虽长久兴兵与国主为敌，但毫无疑问，他大大巩固了明朝的权势，并把它一边拓到黑龙江，一边拓到红河。也正是在他这一朝，帖木儿动过再征中国的念头；那位大将只走完通往长城之路的寥寥数程便死了，这在永乐或许算是件幸事。永乐之后，他的一个儿子继位，但只以仁宗之号在位数月。

继而仁宗之子宣宗登极。他这一朝，有一桩关乎文官铨选之制、并由此关乎全国政务的要紧问题被提了出来，所幸未曾动武便得了解决——当时人一度怕是难免要动武的。在他之前，科场是向天下各处的士子一概开放的；渐渐看出，一切甲第都被南方诸省的生员囊括了去，因为他们才思比北人敏捷。照这情形，似乎再过不多时，一切官位都要落到他们手里，黄河以北各省的人便要被逐出仕途了。这一显著的倾向自然在北方激起了很大的鼓噪，怨气正在酝酿得极深，宣宗与他的大臣把这事接了过来，施以一剂稳妥可行的良方。待一个查议之局证实此弊确有其事之后，宣宗下诏：凡应文举者一律限于本籍应试；为科考之便，把中国分为三区，一为北，一为中，一为南。宣宗在这件事上所显的果断，在他对付一位有意反侧的叔父时同样鲜明。他亲自出征，国中尚未大都知道有此叛乱，宣宗已押着这位亲属往国狱去了。宣宗其余的岁月太平丰足，他把大位传给了儿子英宗——一个八岁的孩子。

英宗冲龄之际，政柄由他的祖母、宣宗之母张太后执掌。起初仿佛要在她与深得幼主欢心的宦官王振之间起一场权力之争；但她在朝堂上斥其罪而请诛之，王振全靠幼主的眼泪与恳求才免于一死，此后他竟对太后取得了那样大的影响，太后遂引他共秉朝政，这场嫌隙也就弥合了。不幸王振不是一个明智而有才干的执政。他念兹在兹的是官位的甜头，而不是他那崇高职分上的责任。他把亲戚私人安插到最高的文武之位上，全不问其才具与能否胜任。一场与当时最强的蒙古之主也先的兵祸，正是他的骄纵直接招来的。那位君长依例把贡物送到中国京师，又照旧例请求以中国公主为妻；王振把贡物据为己有，并对也先的请求傲然驳回——而那本是循例之事，向来罕有见拒的。这样的接待无异于宣战。也先本已因中国边防表面上的孱弱而心动，想重操沙漠游牧诸部所喜的入寇之业；于是聚集他的战士侵入中国。王振为自己招来的这场风暴所惊，仍旧勉力应付，召集北方所有戍卒来助，自领一支号称五十万之众的大军。他为了给军中壮胆，把幼主英宗也带在身边；然而他自己的无能把人多的好处一笔勾销，反使皇帝的亲临成了加倍的耻辱，而非不可战胜的鼓舞。这支庞大而笨重的中国大军在一处名叫土木堡的地方扎下了一个极坏的阵；据说那阵坏到也先怕这里头藏着什么诈谋。他于是遣几名部将去提议休战，实则是去窥探中国人的营垒。他们回报说并无埋伏，若立刻进攻，中国大军便在他掌握之中。也先一刻不迟地发起攻击，一举全胜。中国人局促在狭隘之地，其众反成了自取败亡之由；鏖战数时之后，这仗便成了屠戮与溃逃。酿成这场大祸的王振，被禁军统领樊忠所杀；幼主英宗被俘。中国帝业的长久史册里，绝少有比土木堡之溃更惨的一日。

其后也先带着他的俘虏回到土剌河的大营，宣称非得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上等丝绸二百匹为赎，不肯放还。不知何故，张太后竟不肯出这一笔比较之下并不算多的赎金；她不去把英宗从战胜者手里赎回来，反把他的兄弟景帝立在了帝位上。与也先的蒙古人的角逐还在继续，但也先的心思已被中国以外的事牵去：他想做蒙古的大汗，而这名号当时还在他的姻兄、成吉思汗家的脱脱不花手里。也先忽然自作主张放了英宗——英宗遂归北京——自己则急趋克鲁伦一带，在那里推翻并弑杀了脱脱不花，随后又被另一位酋长所杀。这蒙古人如此逐其私欲，终于落得他那一族史上极常见的横死；而不幸的英宗回到中国，他的兄弟景帝不肯让位，他便悄然退入私人的生活。英宗还朝七年之后景帝死了，再没有更合适或更亲近的宗室，于是把英宗从幽禁中请出来，复位为君。复辟之后他在位八年，却从未握有实权，权柄操在肆无忌惮的大臣手中，他们处死了当时最忠正最有才干的大将于谦，玷污了他这一朝。他这一朝虽无政事或武功上的可观，却似乎兴办了几件有用的改革。可举者有：在荒地与籍没之田上设立屯田；设武学以教射御；以及修成几部有用而繁富的教化之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九十卷的中国地志。

英宗崩于一四六五年，其子宪宗嗣位。他即位之初行了几桩孝敬之事，赢得了臣民的同情。他又追褒那位含冤的大将于谦，立起了他作为一国恩人的名声。他在位二十八年，兴过若干小的兵事，皆无须一一详说。与他的名字相连而独不得人心的一举，是设立了西厂：凡死罪之案一概交它议处；这个衙门不久便揽到那样大的权，竟像是英国那个专横而不负责任的星室法庭。过了五年，这个机构变得极不得人心、举国痛恨之至，宪宗纵然不情愿，也只得把自己亲手所立者裁撤，并默许把其中最活跃的几个人处死。

宪宗一朝曾有过一番有计划的尝试，去开采相传存于中国腹地的金矿；虽役使了五十万人，据说所得也不过三十两。做得更有用的事，是从北京到白河开了一道运渠，使运粮的船只得以自扬子江经御河、沙河诸渠抵达北方的京师。另一桩有益的公共工程，是役兵五万修葺长城，修成的部分相当可观，使中国人觉得多了一层保障。与这一防卫之举相关的，可以一提：中国人进入了中亚，占了哈密城；此城自那时以来，一直是他们朝向西方的一座有用的了望之台。宪宗死于一四八七年；当其时，明朝治下国势的顺遂与丰盛可以说已臻极盛。

其子孝宗在位之时，诸事平顺；虽为哈密的归属打过几仗——沙漠中好几位酋长都垂涎此城，但终孝宗之世，哈密仍属中国——帝国却未卷入任何大战。海南岛上黑色土著的一次起事，也没费多大气力便平了下去。这些事情，并不能把孝宗的性情与为人照出多少分明来；他死于一五〇五年，年仅三十六，正当盛年。但他对百姓的体恤、对纾解臣民可能遭遇的祸患的心愿，从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他下令凡十村为一区者，每年须向官仓输纳一定数量的谷物，直到全国每一所这样的仓里都存满十万斛为止。这主意是极好的；只怕其中大半的谷子都被那些侵渔的官吏挪去自用了，故有那句话：「皇帝满怀慈悲，户部却像那吃不完的蛀虫，专啃最肥的庄稼。」孝宗传位于子武宗；武宗在位之时，国中祸事迭出。皇帝的几位叔父觊觎他的权位，但都落了空、成不了事——与其说是他布置得好，不如说是他运气好。四川有一场农民之乱，几乎酿成大变；直隶有成群的马贼——所谓响马——在旷野劫掠。这些乱事他都平定了，可是他把大半光阴消磨在长城以外的行猎上，可见他对国中扰攘之状的漠然。他的后人是要尝这废事逐乐的果子的；一五一九年他死时无嗣，明朝的前景已渐渐显得不妙了。武宗一朝有一件事，或许是他在位期间最重大的一件，须得特别提出，那便是第一个由海道抵达中国的欧洲人在广州登岸。当然，人们会记得马可·波罗等人是由陆路到蒙古朝廷的，虽然这位威尼斯人后来是由中国航海出使南印度的。一五一一年，拉斐尔·佩雷斯特雷洛自满剌加航抵中国；一五一七年，葡萄牙的军官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率一支船队进入广州河，颇受众官的礼遇。安德拉德到过北京，以使臣的身份在那里住了一段时日。欧洲人与中国的往来，就这样以极吉利的方式开了头；本来或许可以一直如此下去，不料第二支葡萄牙船队开到中国海面，在那里横行劫掠，无恶不作。于是安德拉德被武宗下令逮捕，系狱之后，于一五二三年被武宗的继任者处死。这是一段关系的坏开端；将近四百年过去，这段关系仍旧既不如追求尽善者所愿的那样稳固，也不那样普遍。

武宗死而无子，又无公认的嗣君，眼看要把国家拖入大险；然而事机太急了，明室诸人反倒因此振作起来。在先帝之后张太后的主持之下，秘密会议了一番，把宪宗皇帝的孙子、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推上了帝位，是为世宗。据说他母亲在他从平民之家被擢至皇帝之尊时曾进过一番好言，告诉他他将担起一副沉重的担子；而后来的事情表明，他担不起。饶是如此，他的不足也胜似一场争位之祸。他在位的头几年，对鞑靼人取得了一些胜利，还受了从来不曾入贡的几位酋长的贡献。但世宗对政事的正经工夫殊无兴致。他在宗教上颇为迷信，又雅好吟咏，甚至可能自信是个诗人。至于臣下中劝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郑重些、行事称得起自己身分的那些话，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分明他对百姓的境遇、乃至对本国历史的走向，影响都很小；这样的朝代最易叫人发出那样的叹惋：中国没有一部中国人民的历史。可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做不出来的。

若能追叙民间思想的生长，或指陈民政与政治自由的推进，或许更有教益；然而不但做这事的材料并不存在，而且我们所有的材料，都一概表明：在这些较近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什么生长可叙、没有什么进步可指。中国历史有一桩独特而与众不同的性状，便是它的人民与制度自极早的时候起，实际上一仍其旧、未曾变过。即便外族分子的掺入，也未曾搅动那既定的秩序。至尊之主所具的权柄一样，所行的职分一样；执政的阶层以同样的法子选出；百姓受着同样的束缚，享着同样的实际自由；今日之一切，仍如往日。无论在唐、在宋，在元、在明，国民的性格与政治的制度都没有什么可记可述的变化。这帝国的历史，向来就是王朝的盛衰，而王朝的盛衰，首先系于臣民的安分知足，其次系于其对外对内战争的成败。对于那些以考索宪政之源、追叙民权之长为傲，并且要把中国的历史做成一部中国人民的历史的人，这情形或许令人失望；然而事实无可置疑：离开这个国家的历史，并没有一部中国人民的历史可记。国民的制度与性格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铸成，且在一切紧要之处达到了今日的样子——那还在中国古代典籍与史册的焚毁把一切可信的材料尽数葬送之前。既无那些材料，我们也只好安于这个国家与这个帝国的历史了。

世宗在边外有过三次大的用兵：一与鞑靼之主俺答，一与日本人，一在交趾。俺答是蒙古的苗裔，在山西边上独擅大权。他的兄弟是鄂尔多斯部之长，这一部就住在中国边墙以内。忽必烈的旧宫上都是他的一处营地；据说他能出动十万骑。他入寇之得手，使山西全省震恐；有一次他竟围了省城太原。于是皇帝悬赏购他的首级，并许下官职给能行刺以除此患的人。这一悬赏既没招来刺客，也没招来义士；俺答因这番针对其人身的谋算，或许还因为惧怕不测之祸，敌意反倒更深了。他以空前的规模入侵中国，把兵祸一直带到山西的最南端，掳掠了四十个州县的财物而归，还带走二十万俘虏去北方为奴。此番得手之后，俺答似乎便安享其功了；虽说他绝没有放弃寇边，那些寇边却越来越带有局部的性质。中国的史家说，边境之扰未有甚于此时者；便是为蒙古人设立马市，也没能使他们安静下来。在交趾，皇帝取得了一些差强人意、算不上很重要的胜利，对几位不驯的君长申明了自己作为宗主的权分。然而在日本那一边，却有一个更严重也更不称心的问题要了结。

日本人从不曾宽恕忽必烈汗对他们国家那次可畏而无端的入侵。日本人天性是尚武的民族，中国的著述家自己就这样形容他们：「剽悍，耐劳苦，轻生死，而深知何以赴死；虽人数居下，百人亦耻于避千名外人而逃，若果逃了，便不敢再回本国。这等心性自幼便灌注于他们，故临阵可畏。」日本人既在可畏的蒙古人身上得过手，便轻视中国人，时时装备海盗的船队，专以劫掠中国的商旅与沿海城镇为务。为防这些冒险的岛民登岸，中国人沿海筑了许多墩台，又团练乡兵，而这乡兵多少总是不中用的。在海上，他们简直不曾试着与这些邻人抗衡一下；日本的兵船在东海上横行无忌。这样争斗着的同时，两国之民又做起买卖来——他们在通商的本能上不相上下；只是中国官府只许日本货随每十年一来的贡使入境，因此这买卖只能靠走私。为求获利最丰，他们立了一套定规：日本人把货卸在近海的某个岛上，中国人再择安稳便利之时把货运往大陆。据说做这买卖的小船，一船的货平均值两万元，可见其利之厚。然而民族间的积怨，并不因这买卖有利可图而消歇；一个中国商人不肯把货交给已经付了钱的日本人，就此点燃了一场延续半个世纪、大伤明朝元气的兵祸的余烬。世宗在位四十五年，到了末几年，这祸患已有愈演愈烈之势，虽则日本人只作零星而出人不意的沿海袭扰，并未试图正式开战。正当这些乱事之中，正当人们指望群臣的规劝或能生些效验之时，世宗死了，留下一道死后颁行的遗诏，读来像一篇长长的引咎自责之辞。「罪在朕躬」——这位东方之主对着百姓的不幸与国家的灾殃如此浩叹；然而他提不出补救之方。

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为穆宗；这位君主的性情与才具，曾使人指望他这一朝即便不至光辉，也当是安稳的。不幸对他的家国来说，这番公众的期待因他早死而落了空。他在位六年，最可称述的是与鞑靼的俺答缔结了牢固的和约，俺答受了帝国王爵之号。穆宗自知不起之时，深恐儿子年幼会惹起纷争，招来那种屡屡为帝国之祸、断送过许多朝代的内乱。他嘱托诸臣辅立幼子，尽其所能地进以忠言，使他配得上这大位。穆宗的忧惧并非无因，这在他的儿子、嗣君万历的漫长一朝中所出的种种蹉跌与灾患里看得再清楚不过。穆宗之死，标志着这样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此之前，尚可以说明朝的威严不曾暗淡，这个真正属于本国的王朝仍旧有力而完满地执掌着天命。自把蒙古人赶出去之后，明朝诸主似乎就安顿下来，成了一支寻常而极富本国色彩的君主世系。洪武的后人未曾做出什么伟大或可观的事业，但中国人安于他们的统治，甚至表现出对他们怀有一种特别的敬重与情意。

第八章明朝之衰

万历一朝，自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〇年，涵盖了一段长久而重要的岁月；这期间国中发生了几桩极可注目的事，其中便有满洲人为吞并帝国而起的最初动作。这位少年君主受立之时不过六岁，但他不久便显出自己受过很好的训练，能扮演君主这个角色。国势之盛，最好的凭据是岁入：它稳步增长，终至于一个庞大的总数——谷米之外，合我国之币七千五百万。然而岁入虽巨，若不与稳健的财政相辅，其价值便要打折扣。公家的开销有增无已；皇帝与他的谋臣既无力节制用度，奢靡加上不知储蓄，府库不久就空了。内乱又起，使朝廷益发狼狈；国家的财力在应付不止一次的大变乱时被绷得极紧，其中最难对付的一次，是一名叫作哱拜的突厥籍将官所统的募兵之变。哱拜自以为受了不公之待，又觉得时机正宜于自立一方。最初的顺手使他相信自己能够成事；但当他发觉帝国所有可调之兵都冲他而来时，便弃了野战，闭守宁夏城，指望长久支撑下去。好几个月里，他确乎把万历麾下大将的攻势一一挫住；若非那位大将想出引黄河之水灌城的法子，这围城说不定还得撤去。哱拜对这种攻法无可抵御；中国人的敢死之士从水冲的缺口攻进来时，他想举火自焚。这点称心他也没能得着：一名中国军官把他从火里拖了出来，杀了他，把他的首级送到主持围城的大将李如松那里——此人后文还要大书特书。

哱拜既平，那份快意还没消退，中国朝廷的注意便从国内之敌转到了一个外来的侵犯者身上；此人对中国构成了极严重的威胁。上一章曾说到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人的侵扰——日本人的侵扰之所以加剧，无疑有中国人的刁难，也有他们自家在海上的优势与自信。但这种不睦的邻谊本来未必酿出什么大事，若不是它恰好给一位有野心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去从事一桩许他以拓土增荣的事业。日本旧日的王家，如前所述，出自一位中国的亡人；但这位十六世纪的英雄与那王室攀不上亲，他的成功也丝毫不曾借力于门第之幸。羽柴——英国的著述家中有称他为秀吉的，中国人称他平秀吉，日本人则于他晋位大君之后称他太阁样——原本是个奴隶；据说他最初引人注目，是因为拒绝向一位大名行规定的礼。他眼看就要受重罚，却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得那样机智而有胆气，那位大名非但赦了他的罪，还给了他一个差事。既得了体面的职业，羽柴便把全副的精力与才具用来促进新主人的利益，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与机会必与主人的一同长大。不多时他使他的主上成了国中最强的大名；主上死后，他极自然地接替了这位首领的位子与权势。在寻常时世里他能这样保得多久，尽可见仁见智；但他决意要为自己的地位增一分稳固、为自己的名声添一层光彩，遂着手一桩既可得民心、又可裕国用的事业。日本人向来只在中国沿海抄掠，从不曾想过要在大陆上立足。羽柴却提出要征服中国，并指望假道朝鲜以达其目的。为此他给那国的国王写了这样一封信：「吾将集大军，入大明之国，以吾剑上之霜，弥漫四百州之天。此志若遂，愿朝鲜为吾前驱。切勿有违；吾之所以善待贵国者，全视吾率师伐明之日，尔国作何举动而定。」

羽柴一上来就损朝鲜以自利，夺了要港釜山。既在大陆上得了立足之地、在那王国上开了一道门，羽柴便率大军急攻朝鲜。国都被洗劫，李昖祖先的陵寝被亵毁；李昖本人逃到中国朝廷，恳求万历相救。中国仓促集兵，北上阻遏这日本侵略者的进势；其时日本人已进抵平壤——在釜山以北四百里之地。城外交了一仗，占上风的是日本人，他们把中国的一支队伍歼灭了。此后战事暂告沉寂，两边都调上新的人马。羽柴自日本渡海而来，带了更多的辎重与兵员来助他的大将小西行长；中国这边，则以攻下宁夏的李如松为大军之帅。第二仗在平壤左近打起来，一番苦战之后，日本人被逐出了那座城。

第二年的战事，以李如松一桩漂亮的功绩开场：他出其不意地把日本人在汉城附近所筑的粮仓与货栈焚毁殆尽。储粮既失，日本人只得退向釜山；然而他们退得那样大胆而从容，中国人竟不敢邀击。这场角逐的最终胜负还在未定之天，羽柴忽然死了，局面便全然改观。日本军队随即撤走，带走了极多的缴获，还有一万朝鲜人的耳朵。中国军队也撤了回去，听凭朝鲜国王去收拾他那被人争夺过的权柄；那个王国于是重又沉入它原初那种闭塞而半昏昧的状态。

中国与欧洲人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头一次成为要紧之事，就在万历这一朝；单凭这一点，也足以使这一朝别具地位。为欧洲人在中国开路的是葡萄牙人；他们开这条路，实在很不幸，因为不久便有人这样写他们：「葡萄牙人别无他图，不过是借商贾之名前来窥伺这个国家，以便日后以兵火加之。」早在一五六〇年，他们便从地方官吏那里取得了在一处地方设立居留地、搭盖货栈的权利，那地方如今叫作澳门。不几年间，它已重要到每年有五六百葡萄牙商人往来其间；葡萄牙人每年纳租银五百两，实际上垄断了广州河的贸易——那在当时以及此后很久，都是中国对外贸易唯一的出口。无疑，在这名义上的租银之外，葡萄牙人还须对当路的大员们施以恰到好处的贿赂。继葡萄牙人之后来的是西班牙人；他们不在大陆上立足，而以菲律宾群岛中的一处为其根本之地。

欧洲人在中国的利益之得以推进，与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隐忍与节制殆无干系。他们对治下的中国人横加暴虐，又倾其所有，把别的欧洲人从他们自认为独占的商埠上赶开。荷兰人便这样被葡萄牙人逐出南方，只得退避台湾；英国人与法国人除偶尔来往之外，要到晚得多的时候才露面——不过应当记下一笔：最先发现广州河口并溯流而抵那座大城的，是英国船长威德尔。

万历皇帝的一桩大烦恼，起于他没有嫡出的储君。多年间大臣们一再向他陈说此事之弊，他才肯从后宫低位所出的诸子中择立一人为嗣。而他所作的，可以说是一个分裂的抉择：他宣布长子为皇太子，又声明次子居于承继的正序之中，并封他为福王。福王才是他真心所钟爱的；有父亲的偏爱作鼓励，这位王爷便结党要排掉兄长，把还不到手的大位先夺过来。他所干的种种阴谋，长久地扰乱朝廷，也搅得皇帝心神不宁。福王有母亲撑腰，威胁到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乃至性命；后来阴谋败露，若不是他本要加害的朱常洛特为求情，福王的爵位是救不了他免于刀斧的。正当这些家门之祸与国家之祸交作之际，万历皇帝在位既久，遂于一六二〇年崩。他末年的日子过得既不快也不堪，因为帝国的北边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可畏的对手，屡屡使他吃亏。

关于满洲这一族，以及他们的兵威在万历身死之前所取得的进展，略叙其详，正可为下文那场长久的、终致征服中国并把当今的王室扶上龙座的战争作一个相称的引子。

满洲一族最早的首领是一位神话中的人物，名叫爱新觉罗，当十四世纪之中叶——其时明朝的开创者洪武正忙着把蒙古人赶出去。据说「爱新觉罗」意即「金姓之族」，如此则与金朝的渊源在很早的阶段便得了承认。他的出生，说得也很神奇：据说有喜鹊衔一枚红果落在一位女真女子的怀里，她随即吞下，遂有身孕，生了个儿子。好疑的人把这话解作：爱新觉罗是个逃亡的蒙古人，被赫图阿拉的女真人收留了。无论如何，他成了那河谷之主；五世之后，当万历在位之时，他的后裔觉昌安为满洲之长。觉昌安之孙，即那位雄伟的努尔哈赤，生于一五五九年，出生时有种种异兆。据说他「怀胎十三月而生，龙颜凤目，胸膛极阔，耳大，声如洪钟」。

一位名叫尼堪外兰的酋长，是最先把女真诸部同室操戈的余烬拨旺的人。他或为满足自家的野心，或为报几桩血仇，求得了辽东边上一位中国大员的相助，遂纵兵蹂躏邻部的地界。初次得手使尼堪外兰胆壮，进而攻打古勒之长——此人娶了努尔哈赤的一位从姊妹，立刻向赫图阿拉求援。满洲全族都赴援而去；努尔哈赤生平第一次经历大规模的战事，正是这一回。满洲人摆出的阵势那样强硬，尽有理由相信尼堪外兰与他的中国盟友是无法以武力攻下古勒的；于是他们用了诈术，而这诈术果然大为奏效。尼堪外兰把老酋长觉昌安与他的儿子、即努尔哈赤之父诱入会议，就此把他们和他们的许多随从一同杀害。这一背信所得的片刻之利，代价却极其沉重：它促使努尔哈赤非为父祖惨遭这卑怯凶残之杀而复仇不可。尼堪外兰在图伦筑了一座有防御的营垒，但他在那里既不觉得能挡住努尔哈赤的明攻，也不觉得能防住努尔哈赤为擒他而设的暗谋。他几次从图伦逃入中国境内，指望在那里多得几分安全；到末了，中国人也厌倦了庇护这样一个连自家的僭望都撑不起来的人。于是他们以一种奇特的反复无常，把他交到努尔哈赤手里；努尔哈赤当即杀了他，算是履行了他为古勒之难复仇的誓言中的头一半。

此后努尔哈赤把全副的心力都用在实现尼堪外兰曾经设想的那桩事业上，即统一女真诸部；只是尼堪外兰指望倚靠中国的扶植来成事，努尔哈赤却决意以中国之敌的身份、凭自家满洲部众之力去成就它。他头一着是仔细择定了一处水源丰足的平野作都城之址，又绕以三重城垣以为固。继而他为部众订立了简明的治理之规，为他那支小小的军队立下严峻的军律。中国人似乎对他漠不关心，仍旧照给尼堪外兰的例，把银钱与荣衔之赐送给他。女真好几部为努尔哈赤的成功与声望所折服，自愿归附于他；直到一五九一年，这位满洲之主才作出他第一桩公开的侵伐，进兵鸭绿江一带。那片地方很快被席卷而并入版图；但这也在女真其余的酋长中激起了极大的恐惧，唯恐自家步其后尘。于是有七部联合起来，以布寨为首，要打倒这个想僭作盟主的暴发户。他们出动的兵力有三万之众，除本部的人马外，还有蒙古来的一支不小的援兵；而努尔哈赤的军队不过四千人，看来他是必被压倒的了。然而他的兵虽少，却享有纪律这一无从估量的长处；训练有素之师胜过临时招集之众，在这场同族战士的交锋里，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分明。此战打在古勒山，结果是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布寨与他的四千人被杀，大批部众被俘而编入胜者的行伍；缴获之中有许多铠甲与攻战之器，使努尔哈赤的武库为之一充。原属这几位联盟之主的好些地界落入了征服者之手；他又把自己的权柄北推到松花江上，及于那些从不曾承认过任何南方权威的部落。这几番顺利，为攻打叶赫铺了路——叶赫本是布寨的邦国，号称女真诸国中最强的一个；而这一回它果然不负盛名，把努尔哈赤的进攻打了回去。它的成功并非全凭自家之力：辽东的中国镇守之臣到此时终于觉出努尔哈赤之为患，遣了钱财与兵器去助叶赫人御敌。

这一挫的意味，被别处的几番胜利冲淡了。努尔哈赤把主要的心力用在整训他后来征服所得的这支更大的兵马，把它的战力提到当年为他赢得初胜的那支军队所达到的高度。他还盘算着一桩比与族人相争更大胆、更要紧的事业：他断定，在满洲有所举动之前，必须先摧毁中国在辽东的势力。他的军队此时已扩充到四万可用之众；满洲的弓手持着那可畏的强弓，满洲的甲士披着箭矛不透的棉甲，都是当时世上少有的劲卒。既自信于兵力，又无疑地以为对外一战而胜是收拢并坚定本族归心的上策，努尔哈赤遂侵辽东，并颁布一篇声讨中国的檄文，世称「七大恨」。他没有把这篇文字送往中国朝廷，而是在全军面前把它焚了，好让上天自己来评断他与中国人之间谁曲谁直。

努尔哈赤侵辽东是在一六一八年；中国人惊愕于他的胆大，几乎不曾抵抗。抚顺城被攻下，成了这位满洲之主的驻节之所。他从这里开了一份条件给辽东的镇守之臣，据说他曾许诺：中国人若允其所求，他便退兵息战。但中国人不识这新敌手的厉害。他们对他所诉的冤屈漠然而轻蔑，并发兵去把他赶出辽东。中国的军队不久就尝到了满洲军队的成色：他们在几次交锋中都败了，最精锐的中国兵在满洲铁骑的猛冲之下溃逃。努尔哈赤继而围攻清河，历数周而下其城，屠戮守军与居民近两万人。他本要继续用兵，无奈部众要求撤还，说他们怕后方仍怀敌意、仍在侵扰的叶赫会危及自己的家园。辽东之役于是中止，以便先同女真最后一个邦国算清旧账；然而所成就的已足以撩起这位满洲之主的胃口，也足以让他看清打败中国人是何等容易。回到都城兴京之后，他准备进攻叶赫；但他的计划无疑因不得不让军队休息、让许多人回家而拖延了。这一耽搁，无疑促使中国人拼力一举，以救叶赫——叶赫毕竟是极有用的一个盟友——于是辽东镇守之臣领十万人进入满洲。他把军队分作四路，彼此音信极难相通，人多的长处就此断送。努尔哈赤所能出动的不过六万人；但除了训练精良之外，他们是一个紧凑的整体，只听努尔哈赤一人的号令。这位满洲之主一眼便看出中国军队布置之谬，决意在各路来不及互相接应之前，把它们逐一击破。中国最强的一路在最西面用兵，自抚顺向兴京进发；努尔哈赤看出，若能把这一路打垮，中国其余各军的侧翼便暴露了，退路也危险了。统这一路的中国主将性情躁急，急于自见其功。他的勇气在别的场合原可有益于国，但在此时此地，正是他这股锐气成全了努尔哈赤。此人名叫杜松，行军比他哪一位同僚都快，径抵浑河——满洲人的台伯河——努尔哈赤的军队就列在河那边不远之处。杜松既不停下来侦察，也不弄清自己面对的是多大的兵力，便一头渡过河去，在萨尔浒山上扎营立寨。他自负得那样离奇而愚妄，竟分兵去围攻界凡，自弱其军。满洲人早为那地方备下了防守；正当中国这一支分兵被歼灭之际，努尔哈赤以全军之力攻杜松萨尔浒山上的营垒。中国人被压垮了，杜松战死，逃出战阵的人大半也丧命于浑河水中，死在追击的满洲人的箭矢与投枪之下。

随后努尔哈赤急攻中国的第二路，统兵的是一位有才干的将官马林。马林极用心地择了一处坚固的阵地，本意是据守。他的两翼倚着两座山，都设了防；中间的谷地上，他以三重车阵加固其中军。他若只守在这阵中不动，或许能把努尔哈赤挡住，直到与其余两路会合；无奈部下躁进，也可能是满洲之主用了诱敌之术，把他从壕垒里引了出来。起初中国人看似占了上风，不多时胜势便转向满洲一边，马林带着残兵逃回中国境内。这两番得手之后，努尔哈赤进攻中国的第三路，统兵者是刘綎——此人因平苗子而得了一个来得容易的名声。他的运气并不比他的同僚们更好；他的大败，使满洲人对这支入侵的中国大军的凯歌臻于完满。刘綎之败，得力于诈术不下于得力于兵力。努尔哈赤把缴获的中国号衣给一部分兵士穿上，遣他们混入中国军中；中国人拿他们当自己人，直到战事吃紧的当口才发觉上了当。据估算，此役中国人的损失共计将官三百一十员、士卒四万五千人。这一胜利另有几桩立见的结果：叶赫的两万人马各自还家，又有五千朝鲜人叛去投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像一切名将一样，不给敌人喘息复元的工夫。他追马林至开原，克其城，俘获之众多到点数用了三天。他进兵叶赫，叶赫不战而奉其号令，又给他添了三万战士。女真诸部就这样一齐归于他的旗下，并采用了「满洲」这个名号。他生平的大志——统一本族——已经达到，父祖之仇也报得酣畅；然而他的野心并不以此为足。随着中国人的溃败开出的视野愈广，随着那份武力过人的自觉愈深，他的野心反倒长了起来。

正当这些国难之中，万历长久的一朝于一六二〇年告终。这位不幸的君主活得够久，亲眼看着那个终将倾覆他这一朝的势力在他的北边立定了脚跟。他在位的最后一举——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明识——恰是最足以阻遏满洲人吞噬国土的一着，那便是简用了一位有才干的大将熊廷弼。万历一死，明朝势力的衰颓便显得分明了；所余的唯一问题，是这衰颓能否在酿成彻底的败亡之前被遏住。

第九章满洲之征服中国

熊廷弼以中国残破之师，为保国所办的事，竟比他任何一位资力未损的前任所办的都多。他修筑了一连串的堡垒，把辽东的戍兵增至十八万，又不遗余力地把该省省城辽阳置于能耐久围的地步。他的谋画若能始终得行，或许真能把满洲人征服的洪流永远遏住；然而正当他的布置眼看要稳操胜算之时，他在京师失了宠，一生的功业竟断送在刀斧手手里。对他才具最大的称誉，莫过于这一点：他在边上一日，努尔哈赤便按兵一日；他一被撤去，努尔哈赤立刻重又侵入中国的土地。

其时万历的中国帝位已由他的儿子朱常洛承继，是为光宗。这是一位和易而心存善意的君主，他这一朝无疑是被奸邪的手段截断的。他多半是被异母弟的生母毒死的，那女人想把帝位弄给自己的儿子；果真如此，她也终究没能得到那桩驱使她犯罪的东西，因为宗室诸王密会之后，择立了光宗之子——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为嗣。这一择实在不是好运气，因为这位君主后来以「不幸的天启」知名，明朝的种种不幸在他这一朝登峰造极。他最初的举措之一便是撤去熊廷弼的兵柄；这一失察之举，又因其中所含的对忠臣的辜负而加重，恰好为一个无能而多难的朝代揭了幕。

一六二一年，满洲之役重开，头一着是攻盛京，即沈阳，努尔哈赤早把它定为下一个目标。城中戍卒甚众，城垣又坚，本可作一番好守；无奈守将勇到近于孟浪，弃城而出，要在旷野与满洲人交锋。结果是一败涂地，胜者尾随败者之后进了沈阳。中国人仍旧抵抗，遂有一场惨烈的屠戮，但满洲人终究保住了所得之地。正当此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愿助中国一臂之力，遣了一小队二百人，带着火铳与几尊大炮到北京；中国人踌躇了一番，不知是出于骄矜还是出于轻视这区区之众，终于谢绝了他们的效力，就此失掉了一支或能把战局扭转过来的臂助。葡萄牙人被遣回澳门；中国人虽留下了大炮，又用耶稣会的教士为自己铸造别的炮，然而这一段本可对战局乃至对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关系发生长久影响的插曲，终归一无所成。中国人几次发兵想收复沈阳，虽也把这些炮带了去，却都无功；努尔哈赤则以沈阳为基地，谋攻省城辽阳。守这座要城的重任，交给了熊廷弼那位在朝中得宠而实无才具的继任者袁应泰。这位大员不以往事为戒，全不理会那么多前人的教训，偏要在旷野与满洲人相抗，自弱其力而自招其败。他败了，折了几支最精的兵，只得带着一支沮丧的守军闭守城中。满洲人攻入城内，于是有了一场可怕的血战。守军被屠得一个不剩，袁应泰虽无能而不失其勇，自尽而死；城中百姓想活命的，都得剃发以示归顺。这是史册中头一次提到那种如今遍行于全中国、并且成了可称为国民标识的做法。征服的印记已变作民族的自矜；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以及汉学家中最有耐心的考索者，都说不出辫子的由来。他们无法告诉我们，剃头究竟是满洲人的旧俗，还是努尔哈赤仅仅想出了这条妙计，好在中国千百万长发之民中把降服于他的人标别出来。关于辫子的起源，所能说的只是：它最初是满洲人在围辽阳之时作为屈服的记号而强行的，自那以后，直到全中国被征服为止，它成了免遭屠戮的唯一条件。

辽阳既下，辽东其余各处也就跟着归降，辽东遂为满洲所有。努尔哈赤为庆功，也为便于推行他进一步折辱中国人的谋划，把都城从沈阳迁到辽阳。祸不单行。在四川，有一位地方土司招募了三万人，本拟调赴边地参与对满洲人的战事；该省的督臣非但不用他们，反把他们遣散，既无犒赏，连他们的忠悃也不加一辞的认可。这些受了轻慢而被解散的壮士，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盗贼；官府既不肯要他们作拥护者，他们便决意要教官府尝尝他们的敌意。招募他们的土司奢崇明自为其首，又招引了大批居民归其旗下。各地的戍兵被击破，督臣被杀，帝国最膏腴、最富庶的一省之民，遂陷于普遍的扰乱。奢崇明想立一套政令，然而他似乎既无才具，也无见识，建不起一个正规的政府。当他统领叛乱之际，有一个名叫秦良玉的女子——一小片地方的世袭土司——起而率领本省的忠义之士，亲自统兵，终于收复了各大城池，把奢崇明逐出了四川。一位传教士出身的史家称她为「中国的彭忒西勒亚」，可谓不为无据。她苦战两年而平定四川的功业，在别的方向却须费更大的力气、付更重的代价才办得到。在贵州、云南，有个叛首安邦彦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变乱；若不是他的势力在一场长久的围城中被折断——那是一座坚固的城塞，由一位勇毅的守臣死守——真说不准他能猖獗到什么地步。他的部众为迟迟攻不下这地方而气沮，一见他不能保证必胜，便弃他而去。山东又起了一场变乱；扰攘两年之后，叛首被擒处死。这些内乱，既由官吏的贪墨与因循所生，也由世人普遍觉出明朝的窘迫所致；它们把中央政府的注意从满洲牵开，也削弱了它对努尔哈赤的备御。

有一阵子，努尔哈赤并无渡辽河之意，只专心巩固他在新得之地的地位。但这一沉寂显然不会长久，中国皇帝天启为迎接将临的风暴，再度把边防之责托付给熊廷弼。这位大将拟了一条简明的、本或能收效的防线；无奈他的同僚在朝中势力更大，一概不听，硬要照自己的方略办。努尔哈赤看出中国人议论不一，熊廷弼掣肘难行，立刻乘着这歧见渡过边界，把中国人赶到长城以内。便是这道屏障，也未必挡得住他的进势，若不是宁远城的顽强抵御——宁远在山海关东北约七十里，当年极紧要，如今久已成了废墟。他抵达那里时，才知熊廷弼已获罪被诛：不是因为他自拟方略，而是因为他用讥刺的口吻讥评同僚的方略。中国人已为死守宁远作了一切准备；努尔哈赤兵临城下之时，那位坚毅的守将袁崇焕公然向他挑战，尽管中国的军队都已被迫退走，援兵与救应都无可指望。起初努尔哈赤并不亲自督攻宁远。这看来算不得一桩大事，他交给了部将去办；但他不久便看出袁崇焕是个刚毅的军人，而宁远之得失关乎他日后一切谋画的成败。于是他集结全部兵力，亲临宁远城下，抱定不惜一切代价必取之心。然而守军坚定，守将有能，城头上又排列着欧洲造的大炮。努尔哈赤亲自率队两次猛攻，两次都被击退；据说这结果主要归功于欧洲炮的连番轰击。到末了，努尔哈赤只得撤兵；他虽在别处还有些斩获，却为这一挫愤懑成疾，数月之后死于沈阳，时为一六二六年九月。

继努尔哈赤而起的是他的第四子，即四贝勒，世称太宗；他把父亲的事业与方略都承袭下来。太宗折辱明朝之志，与他父亲一般坚决。他出击的头一着是攻朝鲜，很快把它逼到只得承认他的权柄、把臣属之分由明朝转到满洲的地步。这是一桩要紧的胜利：它保住了他的东翼，又使中国人失掉了「禁国」这样一个有用的盟友。这也使太宗觉得攻宁远的时机又熟了，于是他统大军——其中有他麾下的精锐——围攻那座城塞。虽然他攻得极猛，从前大胆守城的袁崇焕却再一次得了看满洲人被击退的快意，逼得他们承认：宁远的城堞对他们的进路纵非不可逾越，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几乎就在这番得手的当口，天启皇帝死了；一六二七年，他的弟弟崇祯继位，而此人注定是明朝的末代之君。

太宗在宁远城下的挫败，若不是他才略过人、机变不穷，本可以是致命的。当此之时非有非常之举不可，太宗以一记天才的手笔证明自己当得起，也证明他无愧为努尔哈赤使命的承继人。他不与任何人商议，径命他的军队与他的盟友科尔沁蒙古在宁远以西之地会集；等到聚了十万有余之众，他才宣布自己的打算：撇开宁远不问，径趋北京。也就在此时，太宗把他的军队分为八旗——这八旗至今仍是满洲一族的建制。满洲人似乎被太宗这大胆的谋画吓了一跳，他若给他们思量的余裕，他们或许会踌躇不前；但直到大军穿过大安口、向京师进发之时，他的全盘计划才为众人所知。中国人一味倚宁远为屏障，在这一边并未作据守的准备；太宗一路进至蓟州才遇上抵抗。这时袁崇焕才醒悟自己被人算了一着、宁远的防线已被绕过，急以强行军回师救北京。他所走的路较好，得以及时赶到京师，并把自己与部众投入城中，以御满洲人的攻击。太宗兵临北京城下之后，便着手一桩要毁掉袁崇焕的阴谋——袁崇焕之获罪，于他不啻一场大捷。这法子在大端上是不足取的，但太宗自以为收买北京城里的人去诋毁袁崇焕、图谋陷害他，是有理由的。皇帝被人说动，以为袁崇焕权势太重，不可能绝对忠诚，又有人指他私通敌国。这位长久以来支撑着国家的柱石，就此被秘密逮捕，投入一座他再也没有出来的狱中。袁崇焕之被除去，于太宗而言与一场大捷等值；他遂为攻打北京作最后的布置。然而或因粮饷不继，或因后方生了什么乱子，他的计划终未施行。正当北京眼看就要任他宰割之时，他却收兵退到长城以内去了。

其后四年间大体平静，太宗一意于政略的经营与炮队的训练，随后重拾他征服中国的大计。中国的大臣们非但不趁这沉寂之机改善自家的处境，反倒仿佛相信满洲之患已经过去，对太宗一切来文都以轻率而无谓的倨傲相待。他们的注意力又被许多内乱牵扯着——那些内乱既由他们自己的糊涂所生，也由时势之危所致。

一六三四年，太宗重启对中国的用兵；这一次他侵入山西，所统之军中蒙古人与满洲人同样众多。山西之民虽不曾实地领教过满洲人的骁悍，而其边地又形势天险，太宗却几乎没有遇到守军或百姓的抵抗。据说有一位中国的守臣竟敢把一场子虚乌有的胜仗夸饰成文，并录一份送往北京。太宗截获了这封文书，立刻给这位官员下了战书，愿以自己的一千人对中国的一万人。这提议未被接受，正是满洲军队高人一等的最好证明。

正是在这场山西之役告捷之后，太宗于一六三五年首次在满洲诸主中采用了「中国皇帝」的名号。事势早已朝这方向走去，但据说是一桩偶然之事使太宗下了这最后的决心：蒙古旧主的玉玺忽然被人发现，送到了太宗手里。蒙古人闻知此事，有四十九位酋长赶来向太宗输诚，所提的唯一条件是朝鲜之王也须照办。太宗自无不可，立刻致书朝鲜朝廷，宣告蒙古的归附，并要那国之王承认他的至尊。不料朝鲜之主已风闻书中的内容，索性不肯拆阅，指望借此脱身，又不至于开罪中国这位老朋友。但太宗岂是这样敷衍得过去的。他发兵去惩戒这位邻人，使命完成得极顺利。朝鲜王与他一家虽已逃到江华岛避难，仍被擒获，朝鲜遂成满洲的属地。太宗末年的岁月，都用在一再出兵山西与直隶上；但长城上宁远与山海关两座城塞的坚固，实在使他无法重试攻打北京。这两处，加上锦州、松山两处较小的堡垒，构成一个四边之阵，把北京的北面守得严严实实；而守这四处的是极有才干的大将吴三桂——此人后文还要大书特书——太宗的全副才具与力量，都耗在克服这些挡住他南下长城之路的障碍上。他折了极大的损伤、打了好几次战役，终于取下锦州与松山；但这已是他最后的胜绩，因为一六四三年他在沈阳得了不治之症，就此结束了他的生涯，年仅五十二，算是相当早的。太宗的早逝——十有八九是庸医所误——截断了一段尚未臻于极盛的事业，也延缓了中国的被征服，因为满洲的至高权柄自此由一位老练娴熟的君主之手转到了一个孩子手里。

有一支训练精良的军队，出了两位公认卓越的统帅，又打了四十年几乎无往不利的仗，满洲人却仍旧不曾把自己的权柄以任何长久的形式安放到长城以南。秦始皇的那道屏障，依然把有史以来向它压来的最可畏的敌手挡在外面，中国的独立似乎远未到真正危殆的地步。恰在此时，出了几桩事，把整个局面改了样：中国人自己的内讧，比满洲人的一切努力都更严重，也招致了更迅速的崩坏。

那位巨憝李自成——他之于明朝之主，比他的满洲对手更为可畏——是山西一个农夫的儿子。他早年便投身行伍，以善射善骑知名。一六二九年，他头一次出现在这幕戏里，是作为一伙盗贼中的一员；那伙人被皇帝的一位将佐以罕见的精力剿灭了。李自成是少数几个侥幸保住性命与自由的人之一。他不久又聚起一伙人；在他成功而勇决的统率之下，这伙人很快壮大得像一支军队了。他成功的一个缘由，是与甘肃的回教移民结了盟——那些人当时已有「东干」即「屯居者」之称。但他成功的主因，在于每逢官军强得他敌不住之时，他便机敏而迅速地与官家讲和；他常常买来一纸休战，而那时官吏们若肯乘胜追击，他是必被歼灭的。他的势力就这样长到极盛，而别的盗首却只是乍盛即衰、终归乌有。约在一六四〇年，据说他的部众已达五十万之数，他开始认真盘算取明而代之、自登中国之位了。为此他围攻河南府，即该省的省城。起初守臣的坚毅挫了他的图谋；然而力攻不下，诈术却成了功。一个叛徒为一笔——他后来根本没拿到的——钱开了城门，李自成的军队涌入城中。守军被屠戮殆尽，城中百姓惨遭种种暴行。李自成自河南府进兵开封，围攻七日；但他没有攻坚所必需的器械，而开封素称中国最坚固的城塞。他只得仓皇退走，官家匆匆纠集的一支军队随后追击。有理由认为他这次退却是一着巧妙的后撤，为的是把皇帝的兵马引出来。可以确定的是：官军分四路追他，而他回身把他们一路一路地打败了。四战皆捷之后，他重又围攻开封，眼看是要得手了，李自成却中了一箭，遂收兵而去。此后他几次重整旗鼓，都不见得更好，直到一场意外成就了他倾尽全力也办不成的事。守臣在种种防备之中，曾引黄河之水灌注城壕；这一层额外的屏障无疑大大地困住了围城者。但到末了，它却成了守城者的致命之祸：黄河的水势向来反复无常，给它所经诸省带来的麻烦不下于它带来的益处；这一回它骤然涨成大水，漫出堤岸，泛滥于田野之间。李自成的兵士淹死了许多，营盘也被水淹；然而最惨重的损失落在开封城内的官军身上。河水冲垮了城墙，把全城淹没。当时便有数千人丧命，想逃出去的又被城外的叛军砍杀。开封本身毁了，此后再没有恢复它昔日的重要，如今不过是一座三四等的城。这一场大捷把李自成的声名安放在牢固的根基上，使他成了本国命运的裁断者之一。他发觉自己已据有天下的三分之一，遂自称中国皇帝，建元永昌，定国号曰大顺。既已公然与明朝政府为敌，李自成便侵入山西，几乎不费力气也不见血地把它收服了。朝廷遣了一位大员李建泰去部署防御，他到时却发现全省已在叛军手中，除了知趣而迅速地退走之外别无选择。李自成之得手有加无已。像太原、大同这样要紧的地方，只作了徒具形式的抵抗便降了；这两处一失，他进兵北京便再无阻碍。

北京并没有作防守的准备。城防既弱，戍兵又少——精锐之师都在边上；而市民与其为君主死在缺口上，倒宁可与来犯者讲和。李自成在京师西门之外扎下营帐，倨傲地要皇帝逊位，其时局面已尽在他掌握；崇祯却不知自己已是无能为力，斥骂对方为叛贼。等他听说军队已弃他而去、百姓都在为李自成呼喊、那人的部众正迅速逼近他的宫殿时，他的愤慨便化作了绝望。崇祯以衣带自缢，而肯与他同死的，只找出一名官员。崇祯虽还有几位名义上的后继者，严格说来他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洪武所开创的这个伟大的王朝，到他为止了。倾覆之前的那许多灾祸，使失掉帝位对他本人而言不算太重的打击；这位明朝的末主，在忧患到头之际，似乎甚至觉出了一种解脱。忠臣李国桢的一段插曲，为北京陷落与王朝倾覆的这幕戏作了结。君主死后，他曾图守卫京师；众寡不敌，遂向胜者投降，胜者许他以体面的兵柄。李国桢受了这条件，但提出两项要求：须准他把崇祯皇帝体面地安葬，并须赦免明室尚存的宗亲。这两条既极足以见李国桢之贤，也都被允了；然而在故主的葬礼上，他或因悲恸，或出于义分，竟自尽于崇祯的坟前。李自成本指望从此人身上得到极大的臂助，闻此大怒。他劫掠并毁坏了明朝的太庙，又把凡他所能拿到的皇族之人一概处死。北京的这场变故，就这样以叛贼李自成绝对而完全的胜利告终；他的得手与严酷所造成的惊惶，使旁观者看不出他权势之空虚、他政令之不牢。然而有一阵子，他仿佛真成了中国实际上的主人。

当明朝的势力在李自成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之际，还有一支庞大而训练精良的明军驻守在满洲边上，统帅是那位有能为的大将吴三桂。在最后关头，崇祯皇帝曾遣人传谕吴三桂，恳他火速来救京师；这位大将遂弃宁远，只在山海关留一小队戍兵，起兵向北京进发，却在途中得知京师已陷、明朝已亡。他处在这般两难之中：一边是正在推进的满洲人——他一弃宁远，他们立刻占了宁远；一边是据有北京的大股叛军；除了与其中一方讲和，他别无可择。李自成许他厚赏与高位，却是徒然，因为吴三桂断定，请满洲人入关、并助他们征服此国，要来得好些。毫无疑问，这条路既较为明智，也较为忠于国家，因为李自成不过是一个大规模的、得了势的强盗；而满洲的政府却是体面的，组织井然，并且志在重振中国最好的传统。既已迅速决断，吴三桂便不失时机地付诸实行。他致书满洲人，请他们发兵与自己合力把李自成逐出北京；满洲人立刻意识到征服中国的时机已到，爽快地依了他的计划，遣其前锋先行，并下令全族总动员以征中国。后方既固，援兵又指日可待，吴三桂遂一日也不耽搁地向北京进兵。

李自成分出一部分军队去拒吴三桂的进势；但那员将佐所奉的训令，与其说是打，不如说是谈，因为直到最后李自成还指望吴三桂会归附自己。他此时已渐渐觉得自己的地位不甚牢靠；而他的迷信又加深了他的忧惧：他进北京时，从一座门下经过，门上写着一个「中」字，他一面张弓，一面喊道：「我若射中此『中』字之中，便是我已得天下之兆，因为天下者，中也，中国也。」他那一箭没有射中。李自成的疑惧不久便应验了：吴三桂把他先遣的第一支军队打败，折兵两万。李自成似乎并不知道那位将领已与满洲人结盟，竟亲统六万人去迎击。他把吴三桂年迈的父亲和两位幸免于族诛的明朝王子一并带在军中，想借此打动这位统帅的孝心与忠心；然而这些手段都落了空。

吴三桂在永平，于他新近得胜之处附近择一片险要之地列阵，前面似乎有滦河为屏障，从从容容地等着李自成来攻——李自成的兵力远多于他。到这时为止，还不曾有一个满洲人与他会合；但已知有一支满洲兵正在赶来，他很想把交战的日子拖到他们到达。李自成出于同样的理由，急于开打；他不顾吴三桂阵地之坚，下令立即交锋。李自成照中国正统的攻法把军队排成弯月之形，好让两翼包过去，渐渐把敌人的两翼裹住；他指望以人多取胜。有一刻仿佛他的指望真要应验了：吴三桂与他的军队虽然奋勇，人多的分量终究显出了它必然的效验；恰在此时一支满洲军适时赶到，以猛烈之势冲击中国人，把这一天的胜负翻了过来，李自成的军队遂溃。据说阵亡者三万人，李自成本人只带着几百骑从这场屠戮中逃了出去。

此后李自成祸事接踵。他被逐出山西入河南，又从河南被逐入陕西。吴三桂不发一矢而取潼关；李自成想守西安，却发现士卒不肯听令，只想与吴三桂讲和。最后一座城也丢了，他遂逃入山中；但为求粮食，不得不时时下到平地，某一次便在一个村子里被人袭杀。他的首级被得意地悬在最近的府城之上；中国史册中最不寻常的一段王者气象的盗魁生涯，就此了结。有那么一阵子，李自成仿佛要成为一朝的开创者；然而他那流星似的一生，其骤然而终正如他骤然登上至高之位一般迅速。他的成功虽属非常，吴三桂当日断言其无坚实之基，确是看得准的。

李自成之覆灭，却为一桩新的难题铺了路。这功业大半是靠吴三桂的将略与他那支中国军队的力战得来的。这位大员请满洲人入了国，但胜局既定，他便有些急着要他们走。这不在约中，也不合满洲人的野心。他们决意把打下来的地方保住，同时又尽力笼络吴三桂，把他那有用的效力留在自己手里。他们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封号——平西王——以及许多别的荣宠。吴三桂既受这些酬赏而称心，又找不出一个能治中国的人来，便渐渐安于现状，忠实地尽其职分，做了满洲少主顺治手下最有权势的臣子。顺治是太宗之子；李自成既败，他便迁都北京，采用了中国皇帝的名号与仪制。实际的政务，交在太宗之弟多尔衮亲王手里；此人其时被称为阿玛王，即「父王」，在侄儿长久的冲龄之中摄行国政。新朝在北京以盛大的典礼与朝会开了国。

这位满洲少主正式而庄严地接掌了中国的治权之后，满洲人的行动愈见活跃，几支军队被派往南方，去收服各省，把整个中国人的族类都置于他的权柄之下。有一阵子并未遇到认真的抵抗，因为李自成势力的瓦解使黄河以北的地面一概归降。但在南京以及扬子江以南诸省，有人已经着手——而且不无成效——推戴明朝那繁衍的宗室中的一位，另立一个朝廷。万历之孙福王便被这样奉上了南中国的龙座；然而他的人品辜负了所寄的厚望。他丝毫不把自己所承的重任放在心上，反把这崇高的地位只当作纵情享乐的机缘。几乎可以断言：他若表现得配得上那位子，本可把中国举国之众招聚到自己一边；而吴三桂——他对满洲人的威权已露出几分不耐——也未始不能被一位有才具、能体人的君主争取回来。可是，尽管福王的大臣史可法极有才干，一心要弥缝其主的失着，南京这个新的明朝势力仍旧不振。吴三桂小心不肯自陷，把史可法送来的公爵敕书与银两一概却还；而阿玛王那一边，则以极丰厚的酬赏之诺来笼络史可法。然而这位大臣之忠于其君，正如吴三桂之忠于满洲。两人往复的长信毫无结果，却把满洲的首领们衬得颇为可观：他们像是想免去兵祸之惨，并想让那些本来守不住的省份降得简便些。等到阿玛王发觉争取史可法已然无望、由此瓦解南京势力的路走不通，他便决意以最大的力量对这残余的明朝朝廷用兵。

当这些扩张满洲征服于中国腹地的准备进行之际，南京城里一片混乱。诸将互相猜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有多少功业或阅历；大臣们彼此龃龉；君主怠惰；百姓则满腔的失望与厌恶：凡此种种合在一起，促成了南都所立的这个短命朝廷的覆亡。阿玛王耐心地等着，让这些离析之因把力量发挥到十足，去成全明朝的败亡；到了一六四四至四五年之冬，他断定动手的时机到了。史可法作了一些抵御满洲军队的努力，甚至以文人之身亲自督师；然而他的兵无心与满洲人为敌，而他为使自己的兵威显得更可畏所用的种种手段，既幼稚又无效。不过有一段话值得为他记下，纵然它给了敌人便宜。据可靠的记载，他本可只须以水淹地便得一实在的利益，他却「拒不肯为，理由是淹死的百姓将多于满洲人；他说：『先百姓，后社稷。』」这情怀是高尚的，但那危局严峻到容不得任何情怀，何况是在打一场逆势之仗。史可法不久便看出自己当不起一位大将的角色，遂决意自尽。他带着一小支人马退守扬州城；听说满洲人已入城门，他与他的属官一同自尽。中国人为他的死而哀恸，也被这死讯压垮了。他们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家最后一位伟人；无疑，他们许给他的才具，比他实际所有的还要高。能救明朝的，唯有第一流的军事天才；而史可法不过是一位尽责而有能的文官，不谙兵事。他的刚毅，只能以他的轻生、以他一见君国之亡不可免便决意先行赴死来衡量。

福王很快步了他这位忠臣的后尘：满洲人进兵南京时，他弃了都城，逃亡求生。但他手下一员将官，急于向征服者讨个好条件，便包揽了擒他之事；追上他时他正要登船出海。福王除了屈辱地投降与自尽之外别无可择。他择了后者，投水而死；他自己的一生，以及明朝在南都南京的一脉，就此同归于尽。

其时内讧又进一步削弱了本已沮丧的中国军队。海盗郑芝龙本是明朝事业的柱石，却怀着把自家一门送上帝位的指望，力劝那位明朝的王爷立他的儿子国姓爷为嗣。这位王爷虽已沦落至此，却仍拒绝签字断送自家的世业，这是他的一桩长处。郑芝龙为这一拒而深恨；他先把自己的兵力从别的中国军队中撤出，终于决意投到满洲一边。他得了体面的许诺，然而鞑靼人似乎根本无意践约——至少在准他保有自由这一节上是如此。他们把他送往北京，任凭他抗辩与许诺、任凭他儿子国姓爷发出倔强的恫吓，仍旧把他体面地幽禁在那里。就保全性命而言，他比明朝的宗室要幸运：那些人被无情地搜捕，一旦就擒便连同全部亲属一并处死。对满洲人作过抵抗的地方，只有江西赣江上的赣州。守军以决死之勇支撑了两个月；满洲人在极度的焦虑中开了一次军议，商量这围城是否该撤。主张强攻的意见占了上风。满洲人重新攻打，终于得偿所愿，一举而下其城，守军被屠戮殆尽。

中国军队的残部集于广州城，要作最后一搏；不幸的是，诸首领仍旧为琐细的猜忌所分。一位明朝的王爷在广州自称皇帝，另一位在毗邻的广西自称皇帝。满洲人明明正在聚集兵力，要把中国人在这最后的退守之地一举压平；他们却不能撇开分歧与小小的野心，合力以御国敌，反倒非得彼此攻伐，去决定谁该得那个空头的「明朝皇帝」之号。满洲人乐得看这两个对手把力气消耗在彼此身上，然后进兵去扑灭广州的胜者。这地方虽号称坚固，却未作认真的抵抗；南方这座伟大的商业之城，就此落入那个已把自北京至东京边界的全境都征服了的族类手中。恰在此刻，满洲人的气运忽然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变化。在广州西南一座城塞之前两次受挫，加上他们大批中国附庸军因索饷而离心，似乎折断了满洲前锋之军的锐气。一股民族仇恨的浪头把鞑靼人逐出了广州与南方诸省；但这浪头不久就消了力，满洲人带着新兵回来，迅速收复了所有失地，又在所据之处驻以更强的戍兵，就此巩固了他们对南中国的控制。满洲人与他们新臣民之间的角逐固然远未了结，但征服中国这桩事，可以说到此已告终局。一个小小的鞑靼部落，何以能经五十年的战争而把它的轭加在中国那千百万多疑、好自由、民族意识极强的人身上——这将永远是史上的谜团之一。

第十章满洲第一代君主

当满洲的将帅与大军在南中国次第立定脚跟之时，年少的顺治皇帝正在他那位老成持重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指点之下，于北京建起一个统治王朝的中枢之权。此事在中国人手里几乎未遇抵拒；他们表明自己久已渴望重见一个安定的政府。中国百姓对满洲权威的这种默认，无疑促使满洲诸首领对中国人采取了一种远比原本可能采取的更为怀柔宽大的方略。多尔衮特颁严令：凡向其部将投降者，身家性命一概不得侵犯。这一节制之政，只在陕西一部叛众身上破过例——那伙人先受满洲之命而后叛之，进而把省城西安围得水泄不通，城中满洲戍兵不过三千。守将本欲屠尽城中汉人以自固，幸得一位中国军官力陈利害，以身家担保同胞之信义，劝他把汉人编入戍军行伍，这才止住了那一极端之举。这些人果然效死，在守围之役中出力甚多；及至北京所遣满洲援军一到，叛众顷刻星散，又被穷追不舍，直搜到最僻远的巢穴。

四川一省，有一中国人首领自称西王。名义上的臣民无不对他切齿痛恨。他最凶残的罪行之一，是招致文士赴其都城供职，待聚至三万之众，便下令尽行屠戮。他又以同样的手段处置了三千名朝臣，只因其中一人偶然漏称了他全部尊号中的一节。其暴虐之极，莫过于成都之屠，据云六十万无辜之人殒命其中。纵然把东方人夸大数目的习气打个折扣，这头灭绝人性的恶兽所犯的罪行，史上也罕有其匹，或竟绝无仅有。他那毁灭的狂怒与嗜欲，并不因人命的牺牲而稍得餍足。他对天生之物与人造之功一体开战：毁城郭，夷林木，凡装点该省的公共建置，无不推倒。正当其穷凶极恶之际，有人报他满洲之师已越境而来；他却决意以一桩史册所无的行径，为自己那不通人性的生涯作结——更离奇的是，他竟真说动了部众照办他的命令。他的谋算，是把随军的妇女尽行杀绝。

及至聚齐之日，西王当众手刃己妻，部众为一种极度的狂乱所攫，纷纷效尤。据云那一日被杀的妇女多至四十万；西王既能驱使部下奉行如此不通人性的号令，遂志得意满，自以为满洲人已不足畏。然而他很快就醒悟了：在最初的几场前哨之战中，他中箭而死。其势立时土崩瓦解，四川遂入满洲之手。四川既下，南中国已失之地便有了收复的门路，广州随即被围得严严实实。城外满人所向披靡，广州城本身在一番堪称顽强的抵抗之后，终于陷落，一城听凭劫掠。

正当捷报频传之际，贤明的摄政王多尔衮辞世，顺治遂总揽朝纲。他立刻着意于吏治的厘革。科场已渐为贿赂所左右，顺治特下谕旨，饬令考官秉公取士，以保仕途之清。然而直到数名考官被处死、另有数人被谪戍关外，此事才算整饬停当。他又采行欧洲通行的历算之学，命教士汤若望执掌京师钦天监。而他最要紧的一桩建树，则是设立军机处；此衙门至今犹存，乃国中仅次于皇帝的最高权柄所在。其员只四人——满汉各二——唯有他们享有随时请见皇帝、面聆圣谕的特权。此举使汉人在帝国最高的机枢之中与满人分庭抗礼，故而大得人心；满洲一朝之所以既得民望又能久安，此亦为其缘由之一。论定顺治在满洲创业诸君中的位次时，这一深谋远虑的明智之举是不能不算进去的。

顺治一朝有一桩颇可玩味之事，便是欧洲列国不止一起使节来到北京。一六五六年，荷兰与俄罗斯都可同样自居其荣，说自家曾有使臣驻节于中国京城。

一六六一年，顺治之疾沉重，虽年方三十出头，朝臣已看出他大限将至。他在病榻之上择定次子为嗣，后来便是名重一世的康熙皇帝。康熙年仅十四便亲揽万机。如此果决之举，在一少年身上，无疑显出非常的魄力；而其举之尽善，更为他增色不少。

此一时期堪供瞩目者，遂由宫廷之上移到吴三桂的营中——二十年前，正是此人把满洲人引入中国。满洲用兵南中国之际，他为之弹压西陲，权柄自陕西渐及四川，又自四川及于云南。明室宗藩桂王避入缅甸，后得缅王之助卷土重来，再图帝位，迎面碰上的却是吴三桂全副的兵力与资财；此时的吴三桂事奉满洲皇帝，一如当年他举旗讨李自成时一般忠顺。桂王似乎并未料到吴三桂会与他为敌，一战即溃，束手就擒。得胜的一方在满洲朝廷早已见疑，而中国境内凡举事者又无不一口咬定他是天然的同盟；此刻他对如何处置这两名要犯，倒踌躇起来。桂王父子——明室最后的血胤——终于被牵出处死；不过也须一提，另有一说不甚可靠，谓曾容他们自缢。满洲人既已用过吴三桂，自以为他这一身本事的用处已尽数榨出，便想冷落他，把他推到阴影里去。无奈他的功业太过煊赫，他们不得不封他为王，并使他总督云南及其毗邻之地。他对中国百姓的感召之力非同寻常，其治下人心迅即安帖；赋入与商贸俱增，而满洲的权威竟无须一兵一卒的鞑靼戍军来维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清一色是中国人，其骨干便是他昔日宁远、山海关的旧部。说吴三桂心存自树之谋，并无确凿的凭据；但他所行的措置、所立的规条，其势却足以使他的权柄渐渐脱出满洲的辖制。有一阵子，满洲朝廷对这位权重一方的藩镇虽怀疑惧，却以「再过几年他自然老死，此患即解」之说自宽；不料吴三桂偏偏活了下来，丝毫不见有偿还人世这笔公债的意思。于是在康熙看来，吴三桂是在一步步为一个可畏而自立的权势打下坚实的根基。满洲的将相素来忌妒吴三桂声名之盛。他们一见康熙正要寻个由头与他翻脸，便把凡是传闻中这位汉人总督擅专自恣的话头，一一送到御前，说他的权势压得满洲的宝座失了体统，并且动摇其根本。

康熙终于决意断然一举，把此事逼到摊牌的地步，遂遣使召吴三桂入京相见。吴三桂以年老自辞，说自己唯一的愿望是安度余年；又遣其子代为输诚，代行叩拜之礼。然而康熙不容他如此敷衍，另遣两名亲信之臣前往，申明他必须一如诏旨所命而行，并指陈抗命的严重后果。吴三桂于是弃其对满洲的臣节，兴兵而起，志在颠覆其权柄。这位大帅的威望是如此之重——满洲人之能取天下，实不能不归功于他的才略与武功——以致南中国大半之地立刻归附其号令；自四川以至剽悍的湖南，他的部将得以尽收诸省的战守之资，并将各处征调的兵丁陈于野，以待与康熙的一决。

当吴三桂在南方大举经营之时，他留在北京的儿子已谋下一条既巧且险的计策，要屠尽满人，覆其社稷。他把大批沦为鞑靼征服者奴仆的中国人拉进这桩谋划；这些人为脱籍的指望所激，成了他手中极其顺手的工具。众人歃血立誓，彼此不负，一切布置停当，只待新年之节动手屠戮满人。这是中国人最隆重的祭仪与人伦之节，在正月初一，当我们的二月里。百业停歇，官署封印十日，举国一派狂欢，颇类我们的谢肉节。谋事者便要借这举国的假日与其间的喧腾来行事；直到最后一刻，满人对这灭顶之谋似乎还毫无觉察。此谋的败露，与英国火药阴谋案之被发觉极其相似：有一中国奴仆欲救其主，向他透了风声；这位满洲官员立刻据以入告康熙。吴三桂之子与同谋诸人当即被捕，旋即处决。满人就这样凭一桩纯属偶然的机缘，逃过了一场足以使他们灭种的大难；康熙既已除去其子，便把全副心力聚于更难着手的一桩事——与其父角力。

然而吴三桂的兵势与声望委实可畏，康熙决意步步为营。他的攻势始于一道谕旨：命吴三桂以外各汉人总督所养的本地兵马一律裁撤。此旨意在逼汉人出身的封疆大吏各自摊牌；自福建沿海以至广州，无一督抚不抗旨不遵、与吴三桂合为一气，康熙由此才尽知自己要对付的敌意究竟有多深。台湾那个以海上剽掠为业的联盟——郑成功之子郑经已袭其位——也加入了这可称为「民族一党」的阵营；然其结盟无甚用处，郑经早早便因一名汉人官员待他失礼而心中不快，径自回岛去了。但年轻的满洲君主所遇最可畏的危难，却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蒙古人见他窘迫，以为这一朝的气数将尽，便决意乘时而起，重申自家的名分。察哈尔部之长传檄各部，号召本族来归，声言将统十万之众入犯中国。康熙身陷重围，几乎看不出有脱身之路。他眼力极快，看出最迫在眉睫的是蒙古之患，遂尽发北边戍军，趁蒙古各部尚未聚齐来援，先击察哈尔。满洲马队疾驰而至，于营中掩袭，将其人与其家属一并械送北京。首领既擒，蒙古人气沮，入犯之谋中辍。康熙就此从看来最大的一场危难中得了喘息。于是他回过头来对付吴三桂；大军初试锋芒，便复了福建——那里的督抚与郑经出于私忌而非忠义相攻，早已两败俱疲。得胜的部将自福建进入广东；中国人见满人并未如所料的那般衰败，便尽弃抵抗，重奉鞑靼之命。满人不敢究治叛者，仅偶一为之，故广州之复并无流血之事。然而凡要紧的城镇都驻了满洲兵；又出于康熙之命，每城之内另筑一座有墙的市区，即所谓「满城」，以安置统治之族并保其无虞。

虽有这些捷音，康熙对吴三桂的主力却几乎无所进展；西南中国全境，吴三桂之独尊无人能撼。直到一六七七年，康熙才敢驱师与吴三桂本人正面相搏。他在战阵之间虽未获显赫之捷，然中国诸将互相龃龉，终使他称心地逼其退出湖南；吴三桂一旦退了头一步，他气运的日头便开始西沉。祸患接踵而至。吴三桂戎马五十年，从不知败为何物；如今到了暮年，却眼看自己的局面乱得不可收拾。附从者纷纷离去，许多举事的将吏转而向满人乞和，康熙之师自东、自北渐次合围。被逐出四川之后，吴三桂力图据云南而守。他确也把这场角逐拖到了一六七九年，而他一死，争斗遽然而止，康熙也去了一大块心病；因为满人之必胜虽已无疑，这位中国老将的用兵之能却尽可以把战事无限期地拖下去。在中国漫长的史册之中，吴三桂是最为醒目、也最引人的人物之一，而他的一生恰好跨过那个帝国近世最紧要的一段关头。自他在宁远之守中初露头角，到五十年后以云南王的身份辞世，他始终在同胞心目中据着最前的位置。他先是把满人拒于门外，继而又把他们引入国中，这两番作为于他的才干与他的爱国之忱，同样都是增光的。他之请满人剿灭巨寇李自成、并承明亡所遗的空位，其心是至纯的。摆在面前的只是两害相权，他取了看来较轻的那一头。他把帝国交给了一个异族的明主，却使它免于落入一个毫无顾忌的盗魁之手。他之于努尔哈赤一家，是拥立之臣；那一家欠他的情分之重，是赖不掉的。他们的感念却不如他所期望，反倒对他的兵权与他在同胞中的声望侧目而视。他多半自觉见待不厚，而这一腔郁愤无疑促使他回绝了康熙召他入京之请。他若肯依从那一安排，便会留下一个忠贞卓著、始终如一的名声——事奉那个伟大的种族，而那个种族之得以君临中国，主要正是出于他的援手。即以事情后来的结局而论，他也仍是中国民族所曾产生的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他一生的戎马表明，这个民族是能出名将劲卒的。

吴三桂之死，意味着那场中国人的举事就此瓦解——它本已危及年轻的康熙皇帝治下犹在滋长的满洲之权。其孙吴世璠力图接着经营，据云南以自立；然至一六八一年，所余之地只剩云南府一城，被满洲之师围得铁桶一般。中国人虽力战，不久亦困于绝境，满人遂以强攻拔之。守兵被屠至最后一人，吴世璠自尽，才免于更惨的下场。满人犹不以其死为足，将其首级传至北京，悬于正门以示夸耀；又发吴三桂之冢，把他的骸骨分撒于中国十八省，以儆叛臣。最可畏的对手既已摧折，满人对福建、广东两省先前归降者便下了更重的手；许多降顺而苟延一时的举事首领，终究死在刽子手的刀下。据云满洲士卒所得的犒赏几近一千万元；这场终使满洲之权凌驾中国人之上的战争，在把它打到胜局的兵士中间，本质上是很得人心的。吴三桂一家彻底覆亡之后不久，台湾的中国人政权也告终结。康熙集聚舟师，又与荷兰人订约，决意渡海取台湾。正当筹备之际，郑成功之子郑经死去，随之而来的纷乱无疑使康熙之谋顺遂不少。满洲水师取澎湖列岛中之大岛澎湖，由此投兵入台湾。据说他们得了大潮之助，也得了岛民迷信之助——岛民惊呼道：「先王（郑成功）当年乘大潮而得台湾，今日舟师又如是而来，此天意也。」台湾遂不复多言，奉满洲为上。岛民之中凡曾承认过任何官府之权的，都承认了康熙皇帝之权，剃发以示归顺，并尽其所能做起了安分的良民。

吴三桂之覆与台湾之下，合起来便完成了可称为满洲平定中国的这桩大业。自那时起直到太平天国，将近二百年间，国内再无大规模的变乱。总的说来，满人在这最后的凯旋上所留的暴行之污甚少，康熙之宽厚几乎不逊于其父顺治。吴三桂一族之被斩草除根，与其说是为了那位方面大员本人的雄图，不如说是为了其子在北京的那一番亲身谋刺。郑成功一家得以保全，其宗子还受了伯爵的封诰。康熙就这样以严猛与宽和斟酌配合的方略，自致于至尊之位，成就了本族的功业。无论这二百二十年来朝廷遭过何等的困厄，把满人与大清一朝称作中国的正统之主，并且不视之为外来的冒险之徒，而视之为中华之国公认的本国统治者，总是说得过去的。

第十一章康熙皇帝

蒙古诸部之中，此时最为高贵的是喀尔喀。他们自负为成吉思一系的后裔，是这位大征服者本支的嫡传，又世居鄂嫩、克鲁伦两河谷地的旧壤。其兵力虽微，喀尔喀诸王的名号在蒙古各部中却极重，所行的影响远过于其丁口之数与用兵之能。康熙决意与此部结好，遣使通书，馈以重礼，终于说动喀尔喀诸长与他正式联盟，与中国订下和好之约——须知此约他们是恪守不渝的。康熙在这一路上的经营，或许是出于对新邻俄罗斯举动的忧虑，结果竟以成功告终；喀尔喀既归，便意味着蒙古人绝大多数自此不再无端侵扰中国边境。然而中国势力之推展——哪怕只是以尊奉皇帝为博格达汗即天朝之主的形式——竟远及黑龙江上游，这就把北京朝廷牵进了新的纠葛，使它与素所不知的部族生民打起交道来。喀尔喀之外便是厄鲁特，雄据伊犁与喀什噶尔一带，分为四部，各奉一长。他们与喀尔喀素有往来，于中国却只闻其名之大，余皆茫然。喀尔喀诸王归附的消息传开，厄鲁特诸长举行大会，即所谓忽里勒台，会上终于决定——而且是相当张扬地决定——不奉康熙之命。此议本已关系重大，而力主厄鲁特如此决断的那个人物，更使它分量倍增。

自俺答汗以至阿古柏，论述漠地之雄的文字已经不少，然其中无一人的才具胜过噶尔丹，也无一人取得比他更为醒目的成就：他曾使中国之力为之绷紧，与康熙皇帝分庭相抗多年。噶尔丹断定，他这番事业最便捷也最有利的起手，莫过于攻取近邻喀尔喀——那一部既受了康熙的招抚，便等于做了中国在中亚的前哨。一六七九年，他开始有计划地蚕食其地，同时却用尽种种手段把自己的动向瞒住中国朝廷；而消息之迟滞、朝廷对境外情形之懵然，竟到了这般地步：就在他开始攻打喀尔喀的那一年，他驻京的使臣还在仍抱和平指望的康熙手里受到优礼款待，带着汗的印信与封诰而归。三年之后，事情尚未撕破脸面，康熙遣特使分赴噶尔丹与喀尔喀的营中。使臣奉命可以多许多与，但除各部首领正式承认中国的宗主之权外，一概不得知足。噶尔丹为待客之礼所约——此礼在东方各处最为神圣——待之以敬，并倾其所有那点微薄的资财加以款待。他用极夸张的言辞宣称：富强的中国皇帝遣使临于他这贫弱之邦，此事将作为他一朝最荣耀的大事流传后世。可是他拒绝输诚，也不肯自署为中国的藩属。喀尔喀诸王之间的龃龉，助长了噶尔丹的野心，也添了中国君主的心事。康熙告诫他们弥合嫌隙，勿再自相残杀，因为那只会便于噶尔丹吞并他们；他的劝告颇见成效，终于使他们在佛像之前立誓相和。

正当此际，中国人在黑龙江与俄罗斯人起了冲突。俄罗斯人在该江上游筑了雅克萨一堡，驻在喀尔喀之地的中国军队以其逼近为己身之患，遂以绝对优势之兵攻之。雅克萨被拔，戍卒之落入中国人手者被解往北京，其后裔至今仍以一支独立的俄罗斯侨民居于彼处。然而中国人一撤出雅克萨，俄罗斯人便以其一贯的执拗回去重占；而康熙因噶尔丹日益活跃而生忧，便接受了西伯利亚俄国当局的和议之请。一六八八年，东西伯利亚总督之子奉遣来京议和。议了一年——其间因与噶尔丹开战而延宕——终于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与欧洲任何一国所订的第一个条约；俄、中之间那唯一一场短促的战争，也就此迅速而圆满地了结。俄罗斯人允毁雅克萨之堡，但获准在尼布楚另筑一堡。

有理由相信，噶尔丹曾指望从中俄的纠纷里捞些好处，因为他一听说两国在黑龙江上交恶，用兵便骤然加紧，并声言要以其族人被喀尔喀所杀为由，入犯喀尔喀之地。噶尔丹力图与俄罗斯人结盟，俄人也曾遣一名军官到他营中；但他们很快就断定，与中国人保持和睦，究竟比同一个亚洲部落之长去冒险合伙来得有利。仅仅是噶尔丹可能与俄罗斯人联手的风声，就使康熙加倍振作起来：满洲八旗、蒙古四十九旗的精兵以及汉军辅翼，尽数开出，越过草原，去教这位中亚的拿破仑知所进退。面对这一可畏的大难，噶尔丹的胆气与精力丝毫不减。他深知坐待即是危亡，遂毫不迟疑地取攻势；战事的开端，便是他在中国境内击败了一位名叫阿尔尼的将军。此捷的教训在于：康熙对这位嫌戈壁大漠与四周之地都盛不下自家野心的枭雄断然用重手，实在是一刻也没有早。

康熙以大军统帅之任付其兄裕亲王；裕亲王不负所托，迅速迫厄鲁特之众交锋，在乌兰布通获得一场大致可称决定性的胜利。两下伤亡都不小，阵亡的朝廷将领中有皇帝的一位叔父；然噶尔丹之众在退却途中的折损，比在阵上还要惨重得多。此败之后，噶尔丹与中国主帅裕亲王订约。他起初想讨个便宜，要把他的私仇喀尔喀摒于约外，中国人却不肯堕入这等圈套，坚为属部张目，遂使约中的条款一面保全喀尔喀之安，一面责成噶尔丹承认中国的宗主之权。这一新约订于一六九〇年，但康熙自己似乎并不很信噶尔丹的诚意，只把它当作一纸休战。此见不久便证为不谬：两下都不曾放下兵器，而中国人非同寻常的戒备，又给了噶尔丹添憾的口实。康熙表明，他决不让噶尔丹画过押的条款成为具文。他在多伦诺尔的平川——上都附近的七泉之地——召集喀尔喀各部大会，并亲临其地，赐予爵赏，出手极为丰厚。康熙由此得以确信：就蒙古诸部而论，他们的忠顺与拥戴是可以指望的。随后他着手与策妄阿拉布坦通好，以求在噶尔丹背后得一奥援。后一节正是第二次噶尔丹之役的直接起因，因为康熙的使臣在哈密左近遭人邀击杀害。此一暴行，无论是否出于噶尔丹的指使，罪都算在他头上，激起了康熙极强烈的愤恨。

康熙为这一战役作了非常的准备。他发四路大军，战兵约十五万；据估算，连同非战之人，所役使的丁口总数不下百万。第一路三万五千六百人，付与费扬古——满洲军中的内伊。康熙自将第二路，其众三万七千七百人；第三路三万五千四百人，归萨布素节制。第四路人数未著，然最为众多，为各路之后继，严格说来并未参战。为使此役得人心，康熙特给士卒厚饷，并许为阵亡者的孤寡养赡。同时凡可保用兵必胜的筹划，康熙一无疏漏。他为马队及一部分步卒备下可以挡弹的棉甲，又组起一支以骆驼载运的炮队，驼背上并载轻炮，充作「飞炮」，颇收其效。出师之前，皇帝校阅全军，日子选在举国休假的元宵灯节。检阅过这支人多械精的大军之后，行了一番动人的典礼。费扬古趋前至御座之下，跪受皇帝手赐的一杯酒，下了丹陛，当着众人之面一饮而尽。各副将及属官以十人为一班，依次行同样的礼；噶尔丹的败亡，已先在这些将要征服他的人的酹酒之中定下了。费扬古一路进兵，志在觅噶尔丹所在而击之；而北京的大臣近侍则竭力谏阻康熙亲征，极言大漠用兵之险，并说圣躬万一有失，于国为大损。康熙谢其关切，却不肯为之动摇。他率军循与费扬古平行的一路，横穿戈壁而趋科布多——噶尔丹的大营所在。行军的细情，天主教士张诚在他那部饶有兴味的记述中言之甚详，其中既见此举之难，亦见其成。中国军中有几支分队不得不退还，主力却得以抵达克鲁伦河谷，在那里稍得给养。费扬古一部行至今之库伦左近时，可用之兵只剩一万；萨布素之军抵于战地者仅两千人，与费扬古所部合为一处。然而噶尔丹并无足够的兵力，可以趁中国诸军困顿而至的时机取利。他一座座地弃营而走，又想与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结一纸空盟以自固，向他们求兵六万，以成其征服中国之业。此等虚妄之计，抵挡不住中国军队在他自家地面上的有力进逼。噶尔丹在近乎绝望的一阵狂躁之中，忽然决意孤注一掷，袭击费扬古在昭莫多的营盘。这位将军不如其君幸运，粮秣告罄，已窘迫到了极处，正在盘算退回中国，噶尔丹此举反倒替他解了困局。昭莫多之战的详细经过，并无可信的文书记载。费扬古守了三个时辰，及至他下令出击，厄鲁特之众便在他马队的冲锋之下溃乱。其精锐战士被杀两千，编伍尽散，噶尔丹在他曾以无人能撼的主人自居之地，成了亡命之人。这一胜仗无疑解了中国人的一大困厄，康熙自觉可以还京，把此后的战事与追捕噶尔丹之责交在费扬古手里。噶尔丹虽曾显出是何等可畏的敌手，昭莫多一败却断送了他的一生，也摧毁了他所有称雄的谋划。中国人穷追不舍，他终于在一六九七年死去——或死于困顿，或出于自尽。随噶尔丹而逝的，是漠地诸雄中最不寻常的一个；然而中亚的太平并不像康熙自许的那样，随着这位强悍有为的对手之死而降临。此番中国的诸军被召还，留在远边的只有一支小队，归骁将费扬古统领。

噶尔丹的覆亡与死，使策妄阿拉布坦与中国人直接照面。他因与噶尔丹——杀其父僧格的仇人——有隙，一向充当康熙的盟友；但等到他叔父死后他做了厄鲁特之长，念头便起了变化，更看重自家的体面与自立。本来未必至于决裂，无奈中国人一心要把仇敌噶尔丹一门斩尽杀绝，向策妄阿拉布坦索取的不只是那位首领的遗骨，还有投奔他的噶尔丹之子与女。策妄阿拉布坦既恼这索求本身，也恼措辞的口气。他把费扬古送来的要求一一推宕，又致书康熙申辩，其中说道：「战事既已了结，旧怨便当付诸遗忘。对败者宜示矜恤；若一味只想着如何把他们压倒，那便是野蛮之行。此乃人道所启示的第一条法则，在我们厄鲁特人中间，也是自远古以来为习俗所奉为神圣的。」康熙不为这番训诫所动，仍旧催索不已，并数遣使者至厄鲁特营中，务求交出噶尔丹的遗骸与亲族。他的执拗终于如愿：昔日对手的骸骨被交出来，照叛臣之例遍撒于中国各地；其子被送往北京，然而到了那里并未交付刽子手，反倒得了一个体面的职位。策妄阿拉布坦虽终于把康熙所索的都给了，其行事却很快就显出他是中国人在中亚的对头。他先以兵力破吉尔吉斯，继而与之结盟，于是东自哈密、西至浩罕这一片广土，都成了他的兵源。

他立策的主意，在于把自己的影响与权柄伸张到西藏，使拉萨执政的喇嘛一切听他调度。噶尔丹一度也存过同样的念头，只因他不像据有和田的策妄阿拉布坦那样有入藏的便利，此念便一直蛰伏着，直到他归奉伊斯兰之教而与藏中生隙，遂尔烟消。在此之前，中国对西藏一向只满足于一种极其虚浮的把握，在拉萨也没有常驻的代表。但康熙深知保住在藏中的宗主之权关系重大，遂用力抵制厄鲁特的钻营，两雄之间一时颇有一番剧烈的折冲。西藏的政务之权，自早年起便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争夺：一方代表军人之体，借宗教之事以行其谋；另一方则是僧侣的一系，得举国百姓不疑的信从为其后盾。前者世称红教，后者称黄教。这两派早先已争得很凶，顺治初登大位之时仍在苦斗；然而在噶尔丹败亡之前，胜势已终归于黄教一边。达赖喇嘛是他们至高的宗主，他的得胜也曾借重满洲皇帝的干预与声势。红教被逐出藏地，入于不丹，至今仍在那里当权。这一胜利之后，另设一职，兼掌民政与兵柄，秉达赖喇嘛之命治事——那位达赖喇嘛据说是一心沉潜于灵修的玄想与礼佛的功课之中。此职名曰第巴；因其所行少受钤束，不久便营营钻谋，要抬高自己的权势而削其僧家上司之权。有一任第巴因野心而败亡受诛，然所咎只归于其人，仍另简一人代之。这第二任第巴，据传是一位达赖喇嘛之子；一六八二年其父身故，他秘不发丧，诡称只是退居宫室深处，以其名义治国凡十六年。第巴深知自己所为断难得康熙之许，便向准噶尔诸王疏通，以备将来有需时可得其庇护以抗中国皇帝。真相终于泄露，康熙深恨受欺，扬言将发兵问其罪。第巴于是另择新的达赖喇嘛，力图弥缝于康熙；不料所择之人不惬藏人之意，反成失着。他自己的将领拉藏汗出而为众论执法：第巴与其党羽大半被杀，那位幼年的达赖喇嘛也同归于尽。这些变故并未使藏中安定，因为另寻得一位达赖喇嘛之后，所择又不合拉藏汗之意，其党羽只得把那少年护送至中国的西宁以求安全。

正当此时，策妄阿拉布坦决意插手西藏；奇怪的是，他非但不设法把拉藏汗拉作友援，反倒一上来就以仇敌待之，把恰在伊犁的拉藏汗之子投入狱中。继而他遣一军入藏以覆拉藏汗，同时又发一支兵向西宁，指望把年幼的达赖喇嘛弄到手。一七〇九年，厄鲁特之军在策零敦多布统率之下离伊犁河畔，穿东土耳其斯坦而过，如期出现在拉萨城下。所遇抵抗甚微，或竟全无。拉藏汗被杀，厄鲁特之军掳掠所得不可胜计，满载而还于伊犁河畔。向西宁的一路则告失败，中国大军疾进，逼得策零敦多布退兵，未能得任何长久之利。厄鲁特之军既已撤出西藏，再遣中国兵入藏已无意义，康熙的将帅遂奉命自哈密西向吐鲁番。然而其举动失于疏懈或过恃，厄鲁特掩袭其营，使康熙麾下诸将折损甚重，连哈密也不得不放弃。但这只是一时的挫折。新的满洲之师不久便挽回败局，哈密复为中国边陲的屏障。与此同时，康熙遣兵戍藏，并在拉萨设驻藏大臣常驻，此官自是中国一直留置至今。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并未因这些捷音而告终，因为他仍用其家世相传的故技：中国大军一至便退，一俟其撤便又进。康熙尝写道，他们「有如群狼：一见猎人便四散归穴，危险一去，又围拢到那口不情不愿丢下的猎物旁边。这些漠地盗贼的伎俩，不过如此」。康熙一朝的末一年，对策妄阿拉布坦之众打了一场比往常更具决定意义的胜仗，有廷臣称之为「无异于平定西藏」；然而通盘而论，康熙这一路方略所能称道的至大成就，只是把漠地之雄与其桀骜部众那积年的祸患，推得离帝国的近边比此前数百年间更远了一些而已。摧折厄鲁特之力这桩事，他留给了他的孙子乾隆。

康熙晚年对欧洲各国使臣的兴致渐衰，即便一七一九年彼得大帝遣来北京那一次排场煊赫的使命，也未能使之复振。使团由正使伊兹马依洛夫先生、其秘书朗格先生、英国旅行家贝尔先生及颇为可观的随员组成。彼得致康熙之书如下，康熙受之极为温和：「致亚细亚广土之皇帝、博格达之至尊君主、契丹至高之陛下，敬申友谊与问候。朕既有意保持并增进贵国陛下与朕之先人及朕本人之间久已建立的友谊与密切往来，故以为宜遣朕之侍卫队长列昂·伊兹马依洛夫为特命使臣，赴贵国朝廷。恳请陛下以其所奉之职分相待，凡彼就两国共同之事所言，望垂听信重，一如朕亲与陛下晤谈；并许其驻在贵国北京之朝廷，以待朕之召还。请容朕自署为陛下之良友。彼得。」康熙对俄使款待极为优隆，特辟一宅供其居止。及至各部堂官在觐见时的叩头之礼上生出难题，几乎使这趟使命无功而返，康熙亲自出面，献一策而解其结：他命自己的首辅向俄皇的国书行足叩头之礼，而俄使则以同样之礼拜他。觐见遂不再迁延而成，众口一词，都说中国接待外国使臣，从未有礼遇隆于此次者。伊兹马依洛夫回报其主，把所受的款待与中国开放俄国商路的前景说得一片红光。彼得因之置办了一支庞大而丰足的商队开赴北京；及至到了，所见的情形却与伊兹马依洛夫所描画的大不相同。康熙正卧于病榻，排外的大臣当道，声称「通商是无足轻重之事，为他们所不屑」，于是俄国人被很不体面地遣回西伯利亚，并奉告以最后的断语：凡不可避免的往来，只能限于边境。彼得那汲取中国之富的梦想，就这样干脆利落地断送了。

康熙虽因诸子觊觎继统而不无家门之忧，然通盘而论，除国事之劳外，他的一生总算过得相当安宁。他一朝的政绩与煌煌的事功，足证其人之明智、勇毅与宽大；而他的私生活即便受最苛细的审视，也只会使他的德行愈显。他对百姓的利害始终存着一份体贴的顾念，有一事可为佐证：他因巡行所必需的扈从过众、耗费皆出于民，遂罢去每年巡幸之举。他好射猎、善骑、甚至健于步行的习性，颇为中国百姓所艳称；他也是历代君主中少有的、惯于徒步穿行京城街衢的一位。他又以奖掖学问著称，尤其在延用外国教士充作舆地测绘之士一事上为最显。他还始终不渝地全力扶持著名的翰林院；而他本人的文墨造诣本非寻常，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自己的著述积至百卷，其中最著者为论治道的《圣谕十六条》；一般相信，翰林院所纂的《康熙字典》，他也出力甚多。其文字既见极高的道德之持，又见一位胸襟开阔的政治家的远大见识。仇视他的人曾加他以过甚的虚荣与贪吝之名；然而他一生的通体行事已足以驳倒前一说，至于后一说纵有几分事实为据，他也从未逾出审慎与体恤民需所要求的分寸。我们知道，他为达其目的，宁用温和的挤压，而不用暴虐的强力。当他想从一位过于豪富的臣子身上取一笔重款时，他所凭借的是一桩不妨称为温和的玩笑，而非恫吓与刑责。有一则轶事常被引来为证：某日康熙命一位已成巨富的官员牵驴，驮着自己在其园中绕行一周，事毕赏他一两银子；随后皇帝亲自照样牵驴，驮着这位大人绕行。行毕，他问自己比其臣子大出多少？那反应机敏的臣子答道：「此不可以比。」康熙道：「那便由朕自己估算了。朕比你大两万倍，故你当付朕两万两。」他这一朝出奇地少有杀戮——即便在中国最好的君主治下，杀戮也是常事；而但凡可行之处，他总以宽济法。

尽管身体已衰，晚年又屡患疾病，他仍固执其素常的游猎之好，一七二二年的冬天便是在海淀的行围别馆度过的。他似乎受了寒，卧病不久，即于是年十二月二十日晏驾。

康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的位次是一清二楚的。他几乎与其中最伟大的两位——唐太宗与他自己的孙子乾隆——并驾齐驱；要说他在哪一点上还未能与二人完全比肩，既觉不近人情，也几乎无从说起，他的才与德实在太多、太显了。他与基督教传教士长久的交谊与优厚的礼遇，无疑使他的名字与他一朝的事迹在欧洲比任何别的中国君主更为人所知。然而这一份对欧洲做法的偏爱，纵然有助于加强他居于本国历代君主之首的凭据，比起这位天纵的皇帝在文治武功上所成就的非凡业绩给哪怕最草率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来，也添不了多少。康熙的天资笼罩着中国史上最紧要的一段时期，述其始末，既不会索然无味，也不会无所裨益。他既以巩固并完成满洲之征服而著称，其德与其宽和，又使他在中国百姓心中永享明智、公正、仁惠的一国之君的美名。

第十二章短促的一朝与漫长一朝的开端

康熙一崩，他那早经指定为储的第四子便即位称帝，年号雍正，其意为「牢不可破的和睦」或「安稳的太平」。先帝素来属意此子，遗诏之中公然称他颇有乃父之风，是难得的贵重人品。他初登位的几桩举措，便见出相当的魄力与决断。在宣告大行皇帝升遐与自己承统的诏书中，他说，因诸大臣之请，他未及以宝贵的光阴去尽情舒泄天生的哀恸，便着手履行为君之责；纵情尽哀虽惬于私情，却有损于国计。雍正时年四十有五，正当成练之年，又久蒙先帝信任，治理万机是完全够格的。他宣称自己的宗旨在于接续父业，凡事都要尽力循康熙的辙迹而行。当雍正雷厉风行地稳固帝位之时，他的几位兄弟却对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敌对姿态，须得他把全副精力与警觉都用上，方能挫其图谋。然而没过多久便可看出：康熙所简为嗣的，正是他最堪当此任的儿子；中国也无须担忧康熙所加于举国的种种恩泽，会在雍正手里失落分毫。他仪表堂堂，待人爽直坦荡，博得了众人的同情与称许；不多时，他的明智与公正又为他赢得了敬重与钦服。

他兄弟之中最要紧、也最难对付的，是康熙的第十四子——此人与雍正却是同母所出。他与其子波奇曾颇得康熙的眷顾，一度有人以为先帝会择立他父子；不料这指望落了空。他反倒被派往西陲总统对厄鲁特之师。雍正决意把他从这一可供他自立的位子上撤下来；有那么一刻，他似乎要抗命不从，但终于是持重的主张占了上风，他回到北京，被体面地拘禁起来，雍正一朝始终未得自由。十三年之后，他父子之得开释，要归功于乾隆更大的宽仁或更足的自信。另有一位兄弟名塞思黑者，也落了嫌疑，被拘捕，家产没入官。后来他又蒙宽宥到这般地步：在外省得了一个小小的兵职。此外还有几位更为紧要的人物牵连在他的案子里。康熙之兄苏努亲王之子勒什亨，被人告发为塞思黑的同情者与羽翼。此案所据的凭证似乎甚薄，却足以使此人连同他全家被谪往西宁。看来他们之所以受这特别的惩治，是因为入了基督之教；而他们的皈依无疑也使皇帝对基督教士与其教愈加衔恨。这使他得以宣称——至少使他乐于采信这一说法——基督徒插手本国的内政，且在其中党同伐异。雍正看准并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对自己家门之内那不驯的一党所行的弹压，最后以把苏努及其四世以内的子孙一概立即流放而告终。苏努徒然想自明其无罪，遣三子身负枷锁赴阙陈情，剖白其清白与忠悃，却连觐见也不获准；苏努与其一家，遂在帝国的边远之地湮没无闻，沦于困厄。

家门之内的难题既已料理停当，雍正接着便着意折抑那一群胆大的外国人。这些人在京师与各省立住了脚，一半固然靠中国官府的默许，一半也靠他们自身的执著与受慢而不以为忤；而他们既已跻身于最高的几个官职，却仍旧宣讲传布他们那套福音——说是有一至上的权能与慈悲，非人间帝王所能辖制。这套道理，恰恰是把中国皇帝据以自居于一切尘世干涉之上、并以其权授自上天的那番父母之尊与神圣之名分，连根拔去。官绅一流坐实了皇帝的疑虑，还怂恿他把手段用到极处。四面八方的罪名，都尽情地堆到教士门上。有人说他们「其教在民间播乱，使百姓疑我法度之善」。福建一省的十八所教堂尽行封闭，教士们被勒令即刻回澳门去。在北京，耶稣会士也丧尽了所有的势力。素来亲善他们的人，非遭贬谪，即噤若寒蝉。皇帝掉过背去，不肯见他们，他们只能以素常那副坚忍，静候天威震怒之期过去。他们想援引皇帝之弟——那位十三王爷、康熙时被视为他们的朋友——的同情与声援，所碰的一个钉子，只要想想他的亲族因亲近基督之教而遭的不幸，便既不奇怪，也不算无理。这位王爷所说的一番话，此后常为中国的大臣与论政之士所称引：「设若我国之人跑到欧洲去，想在那里更改你们古圣先贤所立的法度与风俗，你们又当怎么说？皇上、朕之兄长，是要把这一切彻底了断。福建总督的参劾我已看过，措辞无疑是重的；你们就我朝风俗所起的争辩，害你们不浅。若是我们迁到欧洲去，照你们在此地的做法行事，你们又当怎么说？你们能容得一刻么？此事我总有弄清楚的一日；不过我明白告诉你们：你们不再住在中国，中国也什么都不缺，你们走了，于中国并无所失。此地无人被强留，也无人可以坏我法度、轻我风俗。」

雍正在那桩要紧的外国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遏住了天主教士的雄心与那一腔满怀乐观的遐想。这些人因康熙朝的顺遂而过于自信，竟以为中国的将来已握在自己手中，只消锲而不舍，便可使那国家归入基督之教会。雍正打散了这些幻梦；而既然那确是幻梦——此后将近两个世纪已经证明如此——被打散倒是好事。他以极明白无误的辞气申明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并且决意把君主之位守在任何宗教之主与任何教义的辖制之外。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推展，与皇帝那受命于天、其位出自上苍的说法根本不能并容。雍正一有可能便决意折断这些指望、申明中国皇帝天然而世袭的特权，原不足为奇。毫无疑问，天主教士从康熙的优遇里推出了过于仓促、过于中听的结论。他们把自己的实用之处，与基督教内在的价值和感化之力混为一谈。一位开明的君主赏识了前者，一个多疑的民族对后者却显得格外冥顽。这一时期北京教士书信中连篇累牍所言的教难，其实并未越出对其传教有所约束的范围。既无成批的处决，也无严旨加于其身，来伴随或标志此事的推演。雍正不过是以自己的行事表明：他们行其所谋，再也不能指望皇帝的眷顾了。他们所任的这桩事业本身固有的艰难，这才头一回完全显露出来；而既被人指为可能危及帝国安稳的祸根，他们便连在那些私心相与、纵不认同其教义的人眼里，也成了可疑之物。

雍正即位之初的数年，接连遭了非常的大灾。黄河泛滥继以饥荒，北方各省一片凋敝，据可信的记述说，单是北京一处，便有四万人靠官帑赈济了四个月之久。几处最要紧的城市与最富庶的州县，赋税不得不大加蠲减，府库之力吃紧已极。然而饥荒所致的损失与苦难，不久便被一场骇人的突如其来的天灾压得黯然无光——那场灾祸把直隶全省化为一片荒残。中国北方数百年来屡遭地震，规模之大、为祸之烈皆极可怕，但其中没有一次比得上一七三〇年那一场的骇人之势。它来时毫无先兆，震动却连续了十日。北京一地顷刻之间被压毙者逾十万，城厢化为瓦砾，皇宫毁坏，雍正曾倾其雅意与财力经营的夏宫圆明园，受损之重亦不稍减。皇帝与居民逃出城去，避于城外，结营而居。损失不可胜计；据说雍正为修复毁损、纾解民困，耗去了七千五百万元。虽有这些举国之灾，人口仍在增长，有些省份眼看要多得连稻米的出产都养不过来。为遏人口之长，也曾试行种种法子，然而一概简易无害，譬如给不再嫁的寡妇与守身未娶的男子颁发赏格之类。

雍正一朝的兵事只限于中亚一面。在那里，策妄阿拉布坦效法先人而所获尤丰，及至一七二七年身故，把权柄传给了他的儿子噶尔丹策零。他确立了对喀什噶尔全境的统治，委一名叫达尼雅尔的头人代为治理；又与俄罗斯人往来，一度眼看要结成亲睦，却因俄人认定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产金、决意取之，而骤然转为敌对。他们于是发觉策妄阿拉布坦不是盟友，而是那一带成功的守御者。但中亚的战事于雍正无所谓。他属于那一类中国君主：以为此等事本不在自己分内。康熙用兵的经验，已把中国的政论之士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党：一党主张中国当经略中亚直至帕米尔，另一党则以为长城才是中国之权所及最实在的界限。雍正属于后一派。他非但不遣新军入戈壁以竟其父之功，反把驻在那里的兵撤了回来，并公然宣布：该地那些好侵夺的部长与桀骜的诸部，尽可自行了断彼此的争端，随意去逞他们那点小小的野心。这一方略若能在中亚诸小邦君长的举动上得到回应，其成效本是无可争辩的；无奈那些人似乎只从中国君主的宽和与不作为里，看出了一重变本加厉地侵夺骚扰的新鼓励。雍正自己死得太早，未及领略自家方略的不周之处。

正当这位仁厚之君勤于政事之际，雍正的性命遽然而止。一七三五年十月七日，他照常召见朝中大臣；因觉身子不适，不得不突然中止召对。他的不适立刻转为重症，几个时辰之后便不在人世了。这位皇帝的崩逝，似乎并未在民间激起什么深切而普遍的哀思，尽管较明事理的人都认得出，他正是那种在位便足以致百姓于安乐的明智审慎之主。

雍正死得太突然，未及指定嗣君。他留下三个儿子；略加斟酌之后，长子被立于帝位，即取名乾隆的那一位。结果证明此择不谬，虽则史家称，这份尊荣落到他头上，连他自己也觉意外——他一生所治的是文墨之业，而非实际的政务。他在词章一道上的才具与造诣，在其父未崩之前便已显扬；至于国计与治理一个广土大邦，他却几乎一无所知。他所读的是书而非人，非得先受一番为治之道的习练，才自觉能够总揽大权。况且乾隆虽居长，却非皇后所出，而皇族继统的成例又太无定准，处他这地位的人谁也不敢笃信自己那看似正当的名分定能得众所公认。他虽已二十有五，仍自认不胜其位之任——这一点极合他的为人，也为他一朝的将来兆了佳征。他简任四位辅政大臣，专责是教他如何为君；但在授权与他们的谕旨中，他明白限定此权只行于服丧之期，为期四年；又为防其过分之心，定明此职可由他随时罢免。

乾隆一朝以宽赦之举开端，而这类举动向来少有不为新君的临御平添一层光彩的。他父亲曾对朝中几位首要的宗王严加惩治，只因他们是自家的亲族；而且颇有理由认为，他曾把对基督异教的厌恶拿来当幌子，以掩其私忿与一己的疑惧。乾隆当即决意把先帝的处置翻转过来，对那些并无足够罪过而受累的人，尽其所能予以补偿。康熙诸子及其子孙之曾受雍正猜嫌者，都从拘禁中开释，复其爵秩与优遇。他们以始终不渝的忠顺与实在的效力报答这位恩主，为他漫长的一朝增色不少。此举在众人心中所生的观感也极佳，百姓已经开始说：伟大的康熙总算有了堪与相配的后人。

那些名义上为亲近基督之教而受累的人既蒙赦宥复位，外国教士便开始盼望并奔走，以求自身境遇的改善——这本不足为奇。他们未免过早地断定：教难的苦日子已经过去，乾隆会给他们一如乃祖康熙时的体面位置。这些指望注定要碰个大钉子，因为朝中敌视基督徒的一党势力一如既往，几位辅政大臣的成见，比起雍正的臣僚来也毫不稍逊。皇帝本人的意向，似乎无论偏向哪一边都不算强烈，不过他多半略略地不喜外国人。他确曾准了一道旨意，禁其臣民奉行基督之教，并明定凡执迷不改者的刑罚。同时，外国教士被命只许专务他们派得上用场的世俗职事，一切传教之举概须停止。不过这些严厉的措置，在行事中总算因画师郎世宁的从中调停而稍得松动——他在为皇帝画像之际进言，为其同乡陈情，并非全然无效。福建一省倒确有一场大规模的教难：数名西班牙教士受了刑讯，其主要的中国信众被绞死；乾隆本人还亲下处决教士之令，以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戮中国人之仇。在位十五年之后，乾隆对外国人渐渐和缓下来，并像他祖父那样开始借重他们的技艺。画师郎世宁与王致诚常被召入宫中，为他画像并作别的图画。据说乾隆对王致诚所绘的那一幅极为称意，竟想给他一个官做。法国人尤其着意娱悦这位大君主，让他以巧制的钟表机括所驱动的自行人偶消遣闲暇。他也从他们那里得知了不少欧洲的政情与物力；他因此认定法国是那一洲最大最强之国，也就不足为奇。乾隆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对外国人有了较好的看法，把庇护与久已不予的种种优遇都施于他们。然而这一方略出于实际的权衡，而非出于信仰。

朝廷内里的运作与逐年的事迹，能得到的详情极少，因为本朝的正史照例要等此朝不再临御之后才公之于世；故而论及乾隆一朝的头十五年，所能有几分把握说的，只是国中承平、百姓安足，因而内治大为兴隆。举国所遭的不幸，与其说于国事有何干系，不如说只关乎皇帝一身；虽则有几位外国教士故作姿态，说那是上天为中国君主的漠然与暴虐所降的报应。一七五一年，乾隆丧其正配皇后，又丧其长子。他与诸大臣的龃龉也甚多且重；北京来的书信在记及此事时颇有一丝快意，说凡以敌视基督徒最为出头的人，所受的打击也最重。乾隆体弱，易染疾病，即位初年因此而减损了他履行其位上一切职责的能力，于是朝中几个大衙门所掌之权，便超出了平素应有的分量。等到乾隆毅然自任稽察百官之责，这些弊端便不那么显了；各省督抚也渐渐看出，奉行并切实执行君上的旨意，才是自己最好最明智的路数。有短短的一段时日，乾隆看来像是比他两位前人都更疏于其位之责；可是练习了几年之后，他便急起直追，以一种康熙、雍正都不曾胜过的劲头埋头于政务。

乾隆似乎把光阴消磨在北京的宫苑与关外一座小城热河的行围别馆之间。后者大约是他更中意的居处，因为他爱乡野的清静，而北地更清爽提神的空气也合他的体质。在那里，他以盛大的典礼来调剂田园生活的单调——他从未成为像康熙那样热心的猎人——并雇外国人把这些典礼画下来。他大半的用兵之谋都是在热河筹画的，那些把他的旗帜一直送到帕米尔与喜马拉雅的开拓之功亦然。乾隆一朝前期若是承平无事、不为兵戈所扰，其后的四十年便以连绵不断的武事之奋与武功之盛作了补偿。乾隆一旦看清局面、察知全国政务运转得井井有条，便决意把他父亲所回避的中亚悬案彻底了结。在此之前，众人大体把乾隆看作一个埋首书卷之士，是长于思而短于行的人。可是他的读书教给了他一件事：中国来自中亚一面的危难由来极古，从未真正平息过，除非有短暂的间隙，而那也只有在天山南北都立定中国之权时才办得到。他的学问告诉了乾隆当做什么，而邻邦的侵夺不久便给了他把这自认为上策的方略付诸施行的机会。

第十三章乾隆的征战与开拓

最初促使乾隆认真动了进兵中亚之念的，是一个名叫阿睦尔撒纳的酋长来投。既已决意西征，乾隆的兵备之盛便与此举的分量和规模相称。他集结了十五万人的大军，其中有精选的满洲八旗，也有素著威名的索伦劲旅——据说索伦兵一人可当他军十人。全军统帅之任授予满洲诸将中最出色的班第，随军同行的阿睦尔撒纳则得赐印信与「大将军」的荣衔。然而战事的一切举措皆由乾隆亲自裁度，事成之后，他也把功劳归诸自己。

阿睦尔撒纳借中国之力取得的胜利，并未给中亚带来安宁。乾隆的恩眷把他抬到那样的地位，他却不知足；他把自己的才具与实力估得太高，因而不愿承认那人人皆知的事实：他的成功全出于中国的兵力。战事既毕，大军的主力班师回华，只留班第率一支精兵驻守，一半是为扶持阿睦尔撒纳，一半是为使中国的权威得以确立。阿睦尔撒纳却觉得这支兵马驻在境内，有损他的体面。既已跻身于他所觊觎的尊荣，他便打起了弃去扶他上位那根支柱的主意；不过在迈出无可挽回的一步之前，他决意先利用中国的军队，把自己的势力伸过天山以南，直入喀什噶尔一带。班第迟疑之下，拨给他五百名中国兵；这位厄鲁特王子凭此攻取了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两城，立了一个名叫波罗尼都的和卓为自己的傀儡。这一得手更令他自信其才具与实力；及至乾隆渐渐疑他不诚，召他入京陛见，他索性撕下面具，背弃了对中国的臣属之义。在他命运的这一关头，对于把他造就成今日模样的中国皇帝，他心中似乎连一丝感恩之意也未曾掠过。他不但决意不奉召赴京、公然自立，还要在抗命之外再添一桩背信之举，以见其敌意之深。计划尚未全部揭出，他便突袭中国驻军，屠戮殆尽，无一得免；那位替他打下江山的勇将班第，竟被交与刽子手处死。

此事震动极大。阿睦尔撒纳趁势散布流言，夸称自己图谋之大，连蒙古各部也有几分信了。他见此计得逞，愈发想把诸部拉到自己一边，便诬指乾隆别有用心。他的使者四处宣称：皇帝要夺去众人的爵位与权柄，之所以召阿睦尔撒纳入京，无非是要废黜他。为把这场决裂做到底，阿睦尔撒纳自称厄鲁特之王，与中国绝无干系。然而乾隆的果断与震怒，很快便揭穿了这些图谋的虚妄，也显出阿睦尔撒纳的力量与才具实不足以副其僭妄之名。乾隆调集了一支比当年扶他上位时更为庞大的军队，要把这个不知足又肆行辜负的人从他所窃据的高位上掀下来。

乾隆的大军穿越戈壁，抵于中亚；只是诸将无能，几次用兵都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决定性战果。这位专断的中国君主待败将，一如反复无常的法兰西共和国：败绩的代价便是明正典刑。乾隆认定，非擒获阿睦尔撒纳不足以为胜利之凭，而阿睦尔撒纳偏偏逃入布鲁特部中。他的迅捷或机敏，使四位堪称体面的中国将领断送了性命：两人正法于北京，另两人则在解赴京师同受此刑的途中为盗匪所杀。中国既奈何他不得，他胆气愈壮，又纠合了一支人马，尾随退却的中国军队横越大漠，予以不小的杀伤。

中国军队在阿睦尔撒纳面前后撤之际，独有一军按兵不动，凛然与之相抗，这全赖其统帅兆惠的才干。兆惠不但守住了阵地，还拟出一套收复中亚全部失地的方略；乾隆读之动容，当即决意把自己的经略之任托付给这位唯一显出将才的将官。两支新军开赴伊犁，抵达后统归兆惠节制，而皇帝反复叮嘱的头一件事，便是务必生擒或斩获阿睦尔撒纳。兆惠一到便转取攻势；部众一见中国倾全国之力而来，纷纷弃阿睦尔撒纳而去，他除了再次投奔布鲁特求庇之外别无他途。然而乾隆所定的条件极为严苛，兆惠深知非擒得阿睦尔撒纳不足以邀主上的信任与嘉许，于是遣麾下最得力的副将富德往追这位厄鲁特王子。富德以求取功名者的锐气穷追不舍，几乎就要将他擒获，阿睦尔撒纳却赶在最后关头越境逃入俄罗斯地界。乾隆仍不以此为满足，传谕富德与兆惠二人：非擒得阿睦尔撒纳，不得罢休。这位不幸的王子，其生涯的终局已近在眼前，只是了结他的并非中国将官之手。他病殁于俄境，死于热症；中国向邻邦索取其尸，对方以「仇怨当止于死」为辞拒绝了。饶是如此，富德终得以奏报君上：他曾亲眼看见那位厄鲁特酋长的遗骸——此人初为满洲君主卑顺的朋友，终为其不共戴天之敌。

乾隆决意经理他所征服的这片土地。但要使中国的治理稳固，还须再走一步，那便是并取喀什噶尔一带。小布哈拉，即东突厥斯坦——今人以更便捷的名目称之为喀什噶尔——这一广袤地域，仍在阿睦尔撒纳所立的和卓波罗尼都治下，成了一切心怀怨望者的渊薮，也成了与中国为敌的根据地。即便兆惠不曾奏称非据有喀什噶尔不足以保准部的军事安全，乾隆迟早也必对波罗尼都采取极端手段，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当波罗尼都拘执兆惠遣往其都城的使臣，并将使臣及随从一并处死时，中国以敌国待之便更是名正言顺了。这一暴行断绝了和平了结的一切可能，中国遂整饬士卒，进讨喀什噶尔。大军分两路越境，一路由兆惠统领，一路由富德统领。波罗尼都兄弟所作的抵抗顷刻即被击破；喀什噶尔、叶尔羌两大城相继攻占，这两位失策的和卓只得仓皇出奔以求自保。喀什噶尔的平定与归并，既了结了兆惠所受的使命，也实现了乾隆的本意：把他的权威树立在久扰帝国的诸不靖部族之中，使这些部族头一回以中国臣民的身份学着安分营生。中国的将帅乘此明确的胜势，又向邻近诸国派出了数支远征之师。

浩罕之主或是慑于近邻的兵威，或是——这一点大有可信之处——亲身领教了那股力量的分量，都城塔什干与浩罕皆被占据，于是急忙承认皇帝的权威，自列于天子的藩属之中。他所许纳的贡赋，此后半个世纪不曾间断。布鲁特诸部大小酋长纷纷效法，中亚自东至西遂得一片安定。当地的政务由中国官员与土著官员分任；倘说其中有苛政，百姓所受之苦，也多来自回教的阿奇木伯克，而非奉孔子之教的驻扎大臣。

乾隆所经历的战事，远不止中亚一役。在缅甸一面，他的边境同样为游牧剽掠之众所扰，其扰攘不下于戈壁一带。这些部落久为云贵总督的烦恼与隐忧，只因这些边民背后的阿瓦与白古两廷积弱，地方上的祸患才未酿成举国的危局。然而那位不凡的雍籍牙崛起，把白古与缅甸合为一国，手握一支屡建战功的军队，这就表明此种局面未必能长久，终有一日中国会从这一面遭遇大患。雍籍牙的继承者承袭了他的自负，却未必承袭他的才干；中国要他们整饬边疆、惩治不法之徒，他们的答复傲慢无礼，殊不称意。乾隆于一七六八年命诸将征缅时，在位的是雍籍牙之孙孟驳。这次战事的指挥并未交给中亚之役的英雄富德，而是委于朝中方在得意的一位大员阿里衮伯爵；富德此时正因一桩说到底不过细故的过失，深忤圣意。此役的经过难以理清，因为同样几场会战，中缅双方都自称得胜；不过想到缅甸的宫廷史官把一八二九年与一八五三年两役中同英军的一切交锋统统写成捷报的人，对此当不至于诧异。中国军队号称二十万以上，自八莫长驱而至阿瓦，这一路进兵已足以显明战局的真相：中国人所向披靡，直抵敌国都城之下。阿里衮伯爵并未显出什么了不起的将略，但他据有阿瓦以北之地凡三年，终于逼得缅甸以屈辱的条件乞和。

前几章已叙及中国与西藏关系之演进，尤以满洲一朝为详。康熙于准噶尔军队退去之后所立的控制，两代继君一仍其旧；五十年间，西藏享有那种可以用「无史可记」一语道尽的十足安宁。当年为避拉藏汗而逃奔西宁的幼年达赖喇嘛已获奉还，即以格桑嘉措之名，奉行了半个世纪顺从中国的方针。一七四九年出了一桩不快之事：驻藏大臣与郡王——即代达赖喇嘛综理俗务的世俗摄政——起了冲突，大臣专横跋扈，竟将郡王处死。此举实属太过，喇嘛与百姓无不切齿，遂起而反抗，把中国人屠戮殆尽，无一得免。一时看去，此事几乎要闹到不可收拾；乾隆却只遣新的驻藏大臣携卫队入藏，并谕令他们不得对藏人过分干预。然而在示此宽大的同时，中国也采取了一着极精明的措置，使自身的地位比从前更为牢固：他们申明有权主掌郡王的任命，不久便把这位西藏首辅变成了自己的属员。此策既精且验。西藏当初之所以欢迎中国，是因为中国救他们于厄鲁特大军之手，又足为日后不再遭侵的保障。但久安之后，厄鲁特的势力又已覆灭，藏人对中国庇护的好处便看得轻了，转而思慕完全的独立。喇嘛们对驻藏大臣一手把持实权，亦深怀怨愤。这种情绪若无外事催迫，还能积压多久而不至公然发作，只能听人各言其是；偏偏一桩意外之变，既暴露了藏人不习战事的本性，也显出他们的国土四面受危，唯赖中国的保护方可安然无恙。康熙时，祸患来自伊犁；乾隆时，则来自尼泊尔一面。

大凡喜马拉雅那道巨大的山脉，总是把南北两边的民族有效地隔开，史册所载彼此相撞之事甚为罕见。而在一切此类冲突之中，最重大的一桩即是下面所要叙述的；它正是中国加紧掌控西藏的主因。尼泊尔这个山中之国，既不属英人，也不属德里的莫卧儿帝国，本由三王分治，直到一七六九年廓尔喀酋长普里特维·纳拉扬树立了这个尚武种族的霸权。廓尔喀人全不把通商放在心上，横征暴敛之下，印度与西藏之间在尼泊尔诸王治下本已存在的商旅往来，竟至断绝。他们好斗的本性又驱使他们向西藏与印度两面劫掠。藏人无力惩治或约束，廓尔喀人终于自信到了兴兵入侵其国的地步。据说廓尔喀人之所以敢走这一步，是因为料定中国不会过问，又听说各喇嘛寺中藏有不可数计的财宝。一七九一年，廓尔喀人以不足两万之众入侵西藏，取道济咙、聂拉木两隘，破边防守军，一路无阻，直抵日喀则城，劫掠了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著名大寺扎什伦布。既得此胜，又饱掠所欲，廓尔喀人便按兵数周，白白虚掷了宝贵的光阴。藏人本不习兵事，天性又怯弱，纵欲抵抗亦属徒然，故并未尝试，只是遣快使驰奏北京，恳求中国皇帝发兵相援。此前廓尔喀人在边境劫掠，乾隆不曾出兵制止；但一听说自己治下的一方国土被人侵入，本国在佛法圣地的独尊地位有倾覆之虞，他立刻传谕诸将，尽力征集兵马，克日进发，驱逐外寇。他之所以格外雷厉风行，或许还因为得知藏人也曾向英人求援，而他并不晓得印度当局会有何举动。求援的奏报到京未久，一支七万人的中国大军便开入西藏；廓尔喀人慑于这远为庞大的兵力，动身退回本土。他们所掠的财货太多，行军因而迟缓，尚未退到喜马拉雅诸隘口，中国军队已追及。廓尔喀主将为保辎重与掠获安然退出，遂在济咙隘北口外的腾格里迈丹平原上列阵以待；中国将领福康安亦部署进攻。不过在动手之前，他先致书一封，历数对方的暴行，并申明他的皇帝陛下准和的条件：其中有交还掠去之物，以及交出那个叛逃的喇嘛——据说正是此人的说辞，勾起了廓尔喀人的贪心。对方复书傲慢，叫中国人尽管放手一试。

随后的一战苦斗至极，而胜负判然。廓尔喀王立即乞和，中国也爽快应允：所欲之事皆已达到，加以冬期将近，福康安已开始为归路悬心。因此当廓尔喀的使臣来到营中，福康安所给的条件虽属屈辱，却已是一个战败之国所能指望的宽厚了。廓尔喀人立誓与西藏邻邦相安，自认为中国皇帝之藩臣，每五年遣使入华纳贡，并悉数交还从扎什伦布掠去之物。此约的原文从未刊布，然其条款却为对方忠实遵守。廓尔喀至今仍向中国纳贡；自此以后，在西藏边界上除一桩微不足道的例外，一直守约不犯；直到今日，把他们列入北京的藩属，也仍是不错的。藏人的感戴，加之中国驻军的增添，使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得以稳固；而藏人与廓尔喀人都认为英人在他们危难之际弃之不顾——廓尔喀人在吃紧之时也曾向我们求援——中国遂得以毫不费力地把西藏对印度的商路彻底封闭。中国封锁了尼泊尔边界上的一切隘口，只准那五年一次的贡使由济咙隘入境。在中国的一切武功之中，再没有比击破廓尔喀更可称道、更为难能的了：廓尔喀是印度诸族中最骁勇的一支，而在被福康安痛歼之后仅仅二十年，他们便让英印军队及其最出色的将领之一奥克特洛尼爵士在两场胜负难卜、争持甚烈的战役中吃尽了苦头。

乾隆的台湾之役只须略叙；不过在结束我们对他诸多武功战事的记述之前，对于这座被中国文人称作「乱源逆薮」的岛上那场大乱，还须有一点交代。一七八六年，岛民起事，屠杀了满洲驻军，皇帝的权威被彻底推翻。举事的并非岛上的生番，而是汉人移民；他们是被满洲官吏的暴虐逼上了造反之路。起初事态并不算严重，看去似乎不至于酿成普遍的举事；不料福建总督的几道命令，把本已堆积的怨气煽成了烈火（台湾在若干年前单独建省之前，一向隶属福建）。民众的首领林爽文尽其所能地组织了一套政权；乾隆表示愿意议抚时，他提出三项条件为议和之本：一、「下令严酷弹压的那位官员须予正法」；二、「林爽文本人永不得被迫赴京」；三、「众官须革去素来的暴虐行径」。乾隆的条件则是无条件归降，仰赖他的宽仁——林爽文大约记着苗子的前车之鉴，断然不从。起初乾隆屡遣官军，兵数虽多而各自为战，结果被林爽文逐一击破，尽行摧折。乾隆自言「台湾战事之成败，令朕日夜悬心」；然而他并不因挫败而气馁，终于遣宗室一人统兵十万前往荡平。凭着人数之众，终告全胜，台湾复归帝国应有的秩序。

四川的一场民变——就其若干情状而言，不妨视为太平天国之乱的先声——以及西北东干回民的头一次起事（乾隆曾欲将其屠戮净尽），标志着这一以武功彪炳著称的漫长朝代之终结。中华帝国的声望被抬到了顶点，并赖这位君主的才具与精力维系于不坠。境内，中枢的号令无人不欣然奉行；境外，异邦异族皆尊重这个国家的权利——它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有本事责成属部服从，并把自己的权利一字不苟地保全下来。中国人的武名在亚洲诸族中本就素著，经此接踵而起的多次征战，更臻于极盛。军事上的娴熟、不可阻遏的决心，以及罕有其匹的个人勇武，其例证既多且显，使人无从抹杀中国跻身亚洲第一军事大国的确凿资格——这个地位，纵然英、俄两国已现身于此洲，中国至今仍旧保有；而它终将使中国在亚洲事务的安排上，取得比这两个强大而眼下更有力量、也更有准备的邻邦更为有力的发言权。

第十四章欧洲往来之始

乾隆是满洲诸君中头一位接受欧洲各国君主正式遣使的人。诸国之中，葡萄牙人来得最早，却始终不曾因这份先来之便得到什么好处；说实在的，他们与中国交涉的重要时期，几乎可说在满洲人立定权威之前就已终结。不过，作为澳门——欧洲在华最古的居留地，至今已三百五十余年——的租居者，他们与中国官府的关系，总自有其可玩味、可称独特之处。葡萄牙人向广州的官员纳租，一切交易亦与之办理；而这班官员既把外人完全捏在掌中，便无一时不在设法从他们身上榨取巨款。葡人所能做的，无非是或甘或不甘地奉上贿赂与额外的规费，以此换取通商的许可。中国的威势看去如此压人，他们从不曾想过要抗拒其专断的处置；对于广州当局所加的种种苛虐，他们所能想出的唯一纾解之法，便是遣派耗费甚巨的使团前赴中国京城。然而这些使团并未收到什么实在的效果。礼物照收，使臣也多少受到一点令人称意的款待；地方官吏的严酷却丝毫未减，就实际而论，花在这些使命上的钱财，无异于白白抛掷。葡萄牙人得以改善处境，靠的只有一件事：把自己的水师与中国的水师合在一处，去惩治、遏阻那些出没于广州河口——即所谓虎门一带——的海盗。但他们始终未能从中国人一贯要把所有外人摁在其中的那种卑下地位上解脱出来；倘若欧洲的进取精神与中国的闭关自守之战，是由葡萄牙人来打的，其结果必是西方的进步与开明一败涂地。

荷兰人于一七九五年遣使入京，所受的轻慢之甚，实在不能为遣使者增添什么体面。西班牙人则从不曾与中枢有过任何往来，一切事务都与福建的督抚办理；而马尼拉接连几次的屠杀，更使他们与北京政府断无相得之望。至于俄罗斯，中国待它的方式与待其余各国向来不同，其故一半在于毗邻接壤，一半在于俄国只图自家的目的，并不为别国外人谋取好处。

与法兰西的关系，则因传教士的经营与影响，一向颇见亲善，甚至可说融洽。法国历代君主也不时留意于开拓对华及远东的通商。亨利四世曾核准过一项此类计划，终归无成；科尔贝尔所争得的，不过是本国人得在广州的河港黄埔卸货之权。然而法国的商务在中国从未兴旺过；至于要在中国与法国在密西西比河一带的属地之间建立贸易，那一番大胆而未免近于堂吉诃德的尝试，也没有办成什么实事。但法国人在通商一途上办不到的事，却在文事一途上办成了。他们是最早潜心于中国典籍与语言之学的人；我们今日所知的、下迄上一世纪为止的中国史事，全出于他们孜孜矻矻的钻研，与对中国史书年鉴不惮烦劳的迻译。他们把中国介绍给了欧洲的士林，也介绍给了欧洲的政坛。乾隆本人对这番心力既赏识，亦颇以为荣。他的诗作——尤以咏《茶》诸篇，及颂其种族发祥之地的《盛京赋》为著——由钱德明神甫译出，引起了伏尔泰的注意；伏尔泰遂以一首书札体的长诗上呈这位皇帝，论中国诗律的法度与难处。法国人因此在使中国更为欧洲所知、使欧洲更为中国所知这两件事上出了实在的力；此功虽难以确切衡量，却足以使他们至今仍列名于为欧人打开中国之门的那些人当中。中国的历史，至少下迄十八世纪的那一段，若无法国人——冯秉正、杜赫德、钱德明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辛劳，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余下的只须把与英国人的关系略作总述。十七世纪初，满洲人尚未立定霸业之时，英人已在厦门与舟山岛上设有商馆。但他们的贸易既受官府的勒索所困，又遭葡、荷两国的嫉忌，长进甚缓；而在广州——他们不久便发现此处是全国最好、最便利的出海口——所受的掣肘比别处更甚，主要缘于葡萄牙人从中作梗，行贿于官吏，以排斥其余一切外人。英国商人与葡人一样，认定补救积弊的唯一途径在于通款于朝廷、面见皇帝；只是他们有见识，未曾自行遣派代表。他们明白：要在北京留下印象，使臣必须由英国政府全权授命，而不能仅仅充作一群乞求商务便利的商人的代表。廓尔喀之役已使中国当局得知：这些在沿海不过卑辞求商的英国人，在印度却是一大强权。此事的底细，无疑在乾隆心中勾起了几分好奇；及至他听说英国国王有意遣使来朝，便对此议多方鼓励，许以嘉礼相待。使团获准前赴北京——英中之间那段悠长的邦交故事，于是有了开端；而这段邦交，终于成就了今日的融洽。此次遣使既被视为一桩大事，凡百陈设无不用心整饬，务求其称。初拟以卡思卡特上校为使臣，不料他在启程前夕病故；继任的人选是马戛尔尼勋爵，此人学养颇富，两年前曾任马德拉斯总督。英国寥寥可数的汉学家之一斯当东爵士被委为使团秘书；通译数名，也几经周折方始物色齐备。礼品既多且贵，其择取有两重用意：一是投合皇帝的欢心，二是让他见识英国君主的富庶与堂皇。一七九二年九月——恰在廓尔喀人于那拉科特覆败的同一月——使团自朴次茅斯扬帆启行，直到次年八月方抵白河；人们说北京位于此河之上，其实并不确切。

迎候他们的是隆重而极令人称意的礼数。使臣及其随员自兵舰登岸后，沿白河一路备极仪节与殷勤，被送至天津；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所谓「非常之礼」的鸣炮致敬。直隶总督及其他数位大员与之互相拜会；北京又传下消息说，「皇上闻英国使臣抵华，颇露欣悦之意」。乾隆其时正驻跸口外热河的行宫，却降下严旨，令即刻把英国人送往北京，不得稽延。到此为止，诸事顺遂；但排外的一党开始从中阻挠，以平定廓尔喀的福康安为首，劝皇帝不必接见使臣，并将其所请一概驳回。福康安声称英国人曾帮助「廓尔喀盗匪」，说他在廓军之中既见有「缠头之人」，也见有「戴帽之人」，即欧洲人——此言究是为了加重自己的话，还是他当真如此相信，就不得而知了。福康安正当红得发紫之时，又身兼广东的总督，其议论自然分量极重，而对于日后的中外关系，也实在不是好兆头。所幸这一回，这位年迈皇帝的好奇心压倒了廷议中的多数之见，也压倒了民间的成见。使团在北京耽搁了一段时日，眼看一番刁难的延宕就要预告此行的失败，乾隆却传下如此斩截的谕旨，命使团即赴热河，以致无人敢于违抗。马戛尔尼勋爵遂偕随员，在中国仪仗护卫之下前往热河；这一百英里上下的路程，他是乘一辆英国马车走完的。此行与觐见的详情，具见斯当东爵士那部出色的纪事；此处只须说：皇帝曾两次在行宫园中为此礼特设的帐幄之内，亲自接见这位英国使臣。使团随后返回北京；因直隶湾已封冻，遂由陆路护送至广州。这一路上，马戛尔尼勋爵一行颇受中国下级官吏挟嫌刁难之苦；然而毕竟没有出什么大的岔子，来败坏这总的说来堪称成功的一趟使命。据说乾隆本有意再进一步，但他形诸官文书的话，只限于对「英王陛下友好之意」的回报而已。他年事已高，又早存退位之念，遂既无心亦无力去深究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个自称海上称雄、且已征服了一个亚洲大帝国的外邦，究竟该不该着力经营更密的往来。不过至少可以说，他不曾做出任何使此事日后更难了结的举动；而他对马戛尔尼使团的优渥款待，于英国对华的邦交而言，是一个重要而令人鼓舞的先例。

这一朝最后二十年间国内足资措意的事，虽只寥寥数端可以从当时的起居注与邸报中理出头绪，也须略加记述。黄河的大水与由此酿成的毁伤，自极古之世便是举国之患。乾隆一心要以治平此患为自己一朝的殊勋，遂把这桩难事交付阿桂伯爵；此人平苗之功已使他在民望与圣眷两方面都居于至高之位。乾隆就此事亲降谕旨，措辞毫不含糊。上谕有云：「朕意此工当经久不辍，务使黎民于今于后皆得实惠。尔其体朕此心，为成此志，凡所拟之方略，不得有一毫疏漏；朕既深以为然，其发端之意又出自朕躬，故视此工犹朕自为之。至若费用，朕欲悉出内帑，不取于本省。毋惜财力。一切后果，朕自当之。」阿桂奋力投入这桩大工，据说于约束水势、减杀其为害一事上，成效颇为可观。其工程的细节我们已无从知悉，但至少可以断言：自阿桂施行其方略以来，黄河所造成的损害确比从前为少。此一难题至今未获解决；倘若中国政府肯认真措意于这件关乎千百万生民、关乎帝国若干最要紧省份的大事，那么在一切事业之中，恐怕再没有哪一项能比它更受益于欧洲的工程之学了。

约当同时的一场大饥荒，其最可记者，在于由此而起的对基督教传教士以及信奉此外来之教的中国人的迫害。此次匮乏，其根由主要在于人口的异常滋长：五十年间人口确已加倍，据官方的丁册，一七三五年为六千万，至一七九二年已升至三亿。当然，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实出于帝国版图的扩张与满洲统治的稳固。举国之苦如此其深，以致由国库出资无偿赈济米粮及其他物资，也只能略解其厄；而官吏的中饱又使灾情雪上加霜。据少数几位欧洲目击者所记，这场饥荒的惨状，后世罕有过之者。饥荒的罪名被安在基督徒头上，一班官员开列了一份弹劾基督教的正式文书；此后排外一派的立论，便一直以这篇东西为张本。其文曰：「臣等查欧罗巴之天主教，虽不当与他种邪教一概而论，然其可责者在此：竟敢私自传入，私自布散，私自立足。本朝从未许百姓奉之；不惟未许，其为法所严禁，为时已久。今此辈罪人乃敢陡然闯入我国，设其主教、司铎，以惑诱百姓！是以必须渐次禁绝此教，勿令其徒众滋蔓。」所幸中国人的怒火不久便自行耗尽；欧人虽多有受伤者，却无一人丧命，唯有数千名本国的教徒被黥面，发往伊犁河谷屯垦。

马戛尔尼勋爵在北京时，人已知道皇帝有意在御极满六十年——即中国纪年的一个甲子——时禅位，因为他不愿自己在位的年数超过其煌煌祖父康熙。此期届于一七九六年；是年中国历的元旦（二月六日），他当众逊位，将帝王之权授予其子嘉庆。此后他又活了三年；在这三年之中，他一如德意志的查理五世，对儿子的施政持有制约之权，并力图把正当的治国之道灌输给他。然而在中国，此等原则虽已用最崇高的文辞表述出来，见诸实行却难：官吏的俸禄过菲，加之自保之理与积习所迫，他们不得不同时从百姓与朝廷两处取偿以自养。就连乾隆也未能对付得了中国仕宦的这一积弊；此弊至于今日，仍与当年一般棘手。乾隆朝一位最有才干、最为廉正的大臣，被问及此事时答道：此症无药可医。「此事断不可能，即皇上亦不能为之，其弊已太广。皇上固然会遣持节大臣前赴弊政之地，然彼等所行的勒索必更甚；而下级官吏为求相安无事，又必以馈遗奉之。于是皇上但闻一切妥帖，其实无一妥帖，而小民正受欺凌。」这一恶性的循环便这样延续到今日，于国于民为害甚巨。凡事情得以由乾隆亲手掌握者，他行使其权柄毫不迟疑：一切死刑必待他逐案亲加审核，方得在京师执行。据说他断狱常以宽仁济法，非罪大恶极者不至于死。流放伊犁——那是他有意开发之地——是他最喜用的刑罚。

乾隆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少壮时便已养成的勤勉习惯。他大半的政务是在清晨早早办理的；不少欧洲人见这位老迈的君主在如此早的召对之中仍那般机警热心，无不称奇。在有见识的观察者看来，他的精力得之于鞑靼人中通行的劳动生涯与身体操练。这里应当把这位伟大君主的仪容描述一番。一位传教士如此记道：「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容色极其和蔼，同时又足以令人生敬。他若对臣下施以极严之威，我以为与其说出于性情的驱使，不如说出于势所必至：非如此，便不足以把中国与鞑靼这样两个广袤的帝国约束在恭顺与本分的范围之内。因此，在他面前，最显贵的人也战栗。每逢他屈尊与我说话，其神色之和霭，总给我勇气向他为我们的宗教进言……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君主，事事亲为，事事亲察。」乾隆退位之后又活了约三年，于一七九九年二月八日辞世——那一天恰也是中国的元旦。

乾隆一崩，中国的元气便走到了尽头。此前一百五十年间，其进境既一贯而迅速；此后的下坡之路，其显著与迅疾亦复相同。直到帝国眼看行将土崩瓦解的那一刻，方在一位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的勇武与端方之中，在两位垂帘太后及其麾下两位伟大的兵事重臣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才具与果断之中，寻得了转危为安之路。

第十五章满洲一朝的衰落

乾隆对嘉庆的嘉许，看来并非他那班大臣人人都肯苟同。其中最为显赫的和珅——他之于乾隆，犹沃尔西之于亨利八世——不久便忤了新君之意，被责令交代他经管财赋的底细。乾隆的宠眷与高年，使和珅全然不受牵制；这位大臣把这份便利经营到了如此地步，竟积下八千万两、即一亿二千五百万元以上的私产。乾隆一崩，他便以侵盗官帑的罪名被劾；举目无援之下，终于抵不住众仇家的攻讦——而鼓动这攻讦的，正是嘉庆的贪心。不过他贪墨之数如此之巨，处以重典实属应得；嘉庆在他的死刑之诏上落笔，也无从被指为苛酷或不公。和珅伏法，使他不义所得的财货有一部分归还了国家，对其他官员也算是个儆戒；只是无人能指望有他那样的机缘，故而对中国官场的大多数人并未起到多少真正的遏阻之效。这班人倘被究问，尽可以引他们君主的样子为自己开脱：嘉庆并没有把和珅的巨万用之于国家的急需，却尽花在自家的享乐与宫廷的靡费上了。

前文已述，葡萄牙人是澳门的租居者，每年向中国纳租；但他们这份租居的性质，在欧洲却无人明白，都把澳门当作葡萄牙的属地。在那场席卷欧洲的大争斗之中，法国人为重振其在东方的地位，在最后几项筹划里动了占据澳门的念头；只是他们还在盘算之际，一支英国舰队已先下手为强——一八〇二年，澳门驻上了英国军队。亚眠和约议定把它归还葡萄牙，此事便告了结；而所以未把中国牵扯进来、也未把葡萄牙人据有澳门的实情揭出，主要是因为占据的时日甚短。不幸的是，战事所迫，六年之后英人又一次占据澳门；这一回，中国当局对其领土被侵的愤慨便毫不掩饰地发作了。北京降下严旨给广州当局，命不惜一切驱逐外人。这件在我们对华的政治交往中显而易见的失着，责任在印度当局：一八〇八年，对拿破仑图谋的惊惧正炽之时，他们派度路利将军率一支相当可观的水师前去占据澳门。中国人立刻抗议，断绝接济，拒不与这位统帅有任何往来，并威胁要把伶仃洋上英国商人的贸易全数停罢。广州的首宪在申斥的文书中声称：「澳门一日尚存一兵，」他便一日不准通商；又扬言要「塞澳门之口，绝尔粮食，遣兵围尔，届时悔之已晚。」英国商人主张依从中国的要求，度路利将军却把自家的实力估得极高，对中国人则相应地极其轻蔑。他声称「其训令之中并无一语禁止他与中国皇帝开战」，他要以武力使广州的官员就范。于是他集合所有可用之兵，亲率一支强大的船队溯江而上，公然宣称要强行打到省城。中国方面则全力设防以扼其进路：以两道排开的船只阻断江流，虎门诸炮台又尽调全省的兵丁把守。度路利将军望见这些防务——在他看来想必颇为可畏——便踌躇起来；他没有发动进攻，反倒送去一封书信，请求与官宪会晤，同时又威胁要强行打进广州。此时中国人已把这位英国统帅的深浅摸透，竟连回书也不屑一发；度路利将军受此奚落，忍气吞声，匆匆退去。此后他又数次重申恫吓，甚至驶入虎门，却总是一炮未放便退了回来。这位英国军官如此怯懦，中国人因而气焰大长、自信满满，乃至在广州建塔以纪念击败英国舰队之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几番不光彩的举动过后，度路利将军撤出澳门，扬帆赴印度去了，把英国商人丢在他那轻率鲁莽的举动所造成的窘境里，听凭他们自谋脱身之计。倘若广州的官员不是与外商同样急于让贸易继续下去——他们自有一己的私利在内——那么北京那一派主张断绝一切中外往来的极端之论，无疑早已得逞了。然而粤海关监督及其同僚才是外人真正的朋友：他们一面在斥通商为国家之害、之祸的文告上署名，一面就在同时为外国的商务开着后门。

马戛尔尼使团已把英国政府所谓官方的注意力引到了中国问题上；东印度公司急欲取得新的便利以增此项贸易之利，遂竭其所能地维系这份注意。经该公司陈请，一份贵重的礼物被送给松筠——在一切对马戛尔尼勋爵示以亲善的中国官员之中，他是最有才干、最为通达的一位——但这一着实属失策，且后果不佳。礼物送抵北京，即被发还广州，附有一道倨傲的谕示：皇帝的大臣连外邦君主的礼物都不敢看上一眼。此番断然见拒，其真正的缘由，与其说在于馈赠本身，不如说在于此事张扬于外；不幸的是，礼物遭却还不是此事最坏的一节。嘉庆皇帝给乔治三世去了一封辞气高华的书信，声言凡在华的英国臣民他都已加以庇护，「无须贵国政府费心」。松筠素有心向外人之嫌，其言遂大不见信，从有权有势的地位一步步沉沦到湮没无闻、一筹莫展的境地。这在当时尤为不幸，因为正有几个外国要在北京谋一立足之地。俄国皇帝无疑想效法英国，于一八〇五年遣戈洛夫金伯爵率一堂皇的使团前赴中国京城。礼物既丰且多，其用意昭然，是要让中国君主领会俄国之富强远胜欧洲其余各国；人们并寄以厚望，指望戈洛夫金伯爵能在北京立下稳固的邦交根基。使团平安抵达长城边上的张家口，却被扣留在那里，须待咨请京师之后再定行止。回来的谕令说：俄国使臣须行磕头之礼，方许觐见；若不肯预先应承，便不得放他入关。戈洛夫金伯爵断然拒绝作此应承，所援之据中便有马戛尔尼勋爵曾获免行此礼一事。中国人执意不改，遂告知戈洛夫金伯爵：他此行逗留已过久了。于是俄国历次遣华使团中最为煌煌的这一次，只得原路折回，所图之事无一得成。这还不是俄国此时所受的唯一一次碰壁。海军军官克鲁森施特恩想出一个主意：若能开通由海路直达广州的往来——俄国的旗帜在那里还从未有人见过——则本国君主的一切目的都可达到，又能为获利的贸易辟出一条新路。俄国政府为他装备了两艘船，他平安抵达广州，售清了船上的货物。北京一得知有一个新来的外邦人种出现在广州，立刻特降一道谕旨，命「凡非素来惯行此口之国之船只，一概不准通商，只许暂泊港内，俟一切情形具奏、候旨定夺」。于是俄国头一回想在恰克图与蒙古草原的陆路贸易之外，再分一杯广州海路贸易之羹，便碰了这么一个生硬而令人气沮的钉子。

我方与中国政府关系之不惬，从我国兵船在中国沿海取用淡水及其他必需之物的艰难上，已使英国当局深有所感——那些东西通常非以武力不能得到。于是决定再遣一使团赴京，以求彼此谅解得以改善。

阿美士德勋爵因其外交阅历而特被选为此行之使，于一八一六年八月抵达白河口。使团到京时，嘉庆皇帝想一睹外人风采的好奇心压倒了他在国政上的主意；以一个不受任何牵制的专制之主那种想到便要满足、全不顾他人是否方便的天性，他决意立刻接见，并下令把阿美士德勋爵一行即刻引至御前。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把他自己的大臣弄得极为狼狈：他们实际上已议定，非阿美士德勋爵行磕头之礼不予召见；尤其狼狈的是皇帝的内兄和世泰公爷——皇帝一再表示要见英国使臣，他只得撇下自己的筹划，把觐见的种种限制一概撤去。阿美士德勋爵的坚执出乎他们意料，也被他们误解了。和世泰几番重申邀请，甚至低声下气地恳求；及至中国人看出终无所得，语气便变了：震怒的嘉庆下令，不许使臣及其随员留居北京，即刻押送回海口。阿美士德的使命就这样不体面地收了场：被草草打发，以极不便且极不光彩的方式仓皇遣回海边。嘉庆在致摄政王的信中提议，英国政府日后不必再遣使来华了。至于他这一场扫兴，他倒从中找补了一点私下的快意：把和世泰的一切官职尽行褫夺，并罚扣他身为皇室公爵的五年俸禄。降罪的缘由明白载在诏中：办理与英国使臣的交涉不善，并壅蔽要情、不使上闻。松筠本是特从伊犁的任上召回、以与接待欧人之事的，素来以心向外人著称，此时亦遭贬黜，直到嘉庆身后方得复起。阿美士德使命的失败，使一切与北京通使的图谋都告中辍，直到又过了一代人方才重提；不过就事实而论，此行之败也并非全然出于中国皇帝的敌意。即便顺遂，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结果；然而倘若阿美士德勋爵肯稍稍屈就，去迁就一下这位中国的独夫，他无疑可以不受任何屈辱的条件而获召见。

远在阿美士德使团抵华之前，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内部乱源甚多，水面之下正酝酿着一股危险的不平之气。满洲人即便在最志得意满之时，对其汉人臣民的忠顺也始终存疑；而他们对欧洲人采取闭关之策，主要缘由之一便是怕欧人在他们那广大的国人中间从中煽惑——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在十八世纪几位英主治下，这不过是一种心绪；及至嘉庆发觉自己成了逆谋者与行刺者的箭垛，它便成了一个铁定的信念。险些要了他性命的头一桩阴谋，发生在他御极之初，因而断不能归咎于民间对其失政的不满。一八〇三年，距乾隆之崩不过四年，嘉庆乘舆经行京城街市，由夫役抬行，突遭一伙逆党——某秘密会社的成员——袭击，几乎丧命。随侍的太监颇见忠勇，格斗中被杀者数人；但他们终于把行刺者赶走了。此事哄动一时，宫中更是骇然；人们注意到：满街人丛之中，当君主危急之际挺身相救者仅有六人。此后皇帝便不再出入北京外城，只在皇城之内活动，尤其多半深居皇城之中的紫禁城。可即便在这里，他也不能安享万全之感，因为此次行刺被查出乃是一桩牵连甚广的大谋的一部分，其枝蔓竟伸进了皇族之中。于是严刑鞫讯，牵连获罪者多为皇帝的宗亲；由此滋生的猜忌与不安之感，终嘉庆一世不曾稍减。这份戒惧实有十足的理由，第二次行刺御驾之事便把这一点显露无遗。在北京街市之上，那些为人所恨所惧的秘密会社成员与皇帝一样可以自由来去，皇帝在那里遭逢什么危险倒也罢了；而紫禁城之内——那是鞑靼城中一座兵马重重的宫城，只许极少数有资格的人出入——人们总以为他在那里可以高枕无忧。禁令本就森严，而行刺之变与谋逆的风声，无疑使其推行得更为峻厉；除非禁卫哗变或举兵公然造反，欲行刺皇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偏偏就在此时，皇帝在自己的寝宫之内遭到了袭击，几乎得手；他自己形容这是一场「肘腋之变」。一八一三年，一伙约二百人的逆党闯入宫禁——或是撞开了一道门，或者更可能是从无人守卫之处攀墙而入——制伏了沿途遇见的寥寥守卫，其中数人竟直闯到皇帝面前。毫无疑问，若非其子绵宁亲王——即日后的道光皇帝——出人意料地奋勇，抄起一枝火枪击毙了两名闯入者，嘉庆当时便已丧命。这位皇子素被人看作一个与世无争的读书人，此番临事的果决却博得了众口的称赞；嘉庆感其救命之恩，当即立他为储。

将届晚年，且在阿美士德勋爵离去后不久，嘉庆又面临一桩极严重的逆谋——至少他认为是逆谋——而其人乃在满洲皇族的宗室之中。按顺治所定之制，该君之父的一切后裔皆得系黄带子，并由国家给以钱粮；同时为免其危及本朝，又不许其出任文武之职，只令其终身闲居。这一皇族的群落，无论当时还是今日，都是鞑靼政制中最为特异、最少为人所解的一个部门；它诚然收到了杜绝宗室相争的实效，然而本朝因丧失这许多或许颇有才干的宗人之力而受损几何，则终究是一个疑问。他们以断绝仕进这一沉重的代价，换来了安逸无劳的生涯、免费的居所与一份有保证的微薄进项。无论其志向何等远大、天资何等出众，他们都无望从习俗所圈定的那个沉闷无为的天地里挣脱出来。到嘉庆晚年，这班无所事事的黄带子已增至数千人；皇帝或因前番的行刺而心惊，或因另有所闻而怕再生变故，遂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手段。究竟是皇帝的疑惧压倒了他的理智，还是他的宗亲之中确有几个才具过人之辈，已难究诘；可以断言的是：满洲皇族的宗人被逼迫或被煽动，闹到了近乎叛乱的地步。确切的情节，非待本朝的国史刊布之日不能明了；但已知其中多人被处死，数百人被发往满洲，令其看守本朝的祖陵。

使这些宫闱之内的密谋与政变更显意味深长的，是秘密会社数目之骤增与气焰之骤长；此类会社以种种名目，自很早的时候起便是中国世相中的一景。倘若它们不曾以人数之众与胆气之壮，昭示中国民众间普遍的不满——无论是因身世之苦，还是因憎恶其鞑靼之主——那么嘉庆皇帝心中原也不至于生出那么大的忧惧：他的权威并未遇到公开的抗拒，他这一朝在名义上也是内外皆安的。这些秘密会社以兄弟结盟、同党相联的形式，一向是中国生活中的一景；而在本世纪，无论在中国境内，还是在海外的华人聚落之中，它们所取得的分量都是从前所不能比拟的。最早著称于世的会社是白莲教，此会以中国最得人心的一种花木为其徽记与名号。它虽是诸会社中最负盛名、且被视为后来一切会社的祖庭，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白莲教存在的时日却极短。一八〇三年在北京街头行刺嘉庆之后，官府对该会痛加惩治；其首领似乎因此弃去了这个名号，或听任它渐归废置。他们汇入了一个流布极广的盟会——天地会；此会因主张天、地、人三者相合，被欧洲人称作「三合会」，反以此名为人所熟知。白莲教在解散之前，曾在山东与四川两省酿成大乱，尤以四川为甚：当年援救西藏、惩治廓尔喀而后遣散的那支军队，在那里成了作乱的现成材料。这几场起事或艰或易，总算以若干人命的代价被弹压下去，嘉庆的权位得以在这些人手中保全；而那由他们的举动所表露出来的举国怨愤，其全副的力量则留给他的后人去承受了。

至于这些秘密会社的组织，中国无须向欧洲学任何东西——无论是就此道所欲达成的目的而言，还是就如何以重誓把众人绑缚在一处以图非法之事而言；其组织的样式，大约至今未改。凭着只有自己人才懂的暗号与切口，这些立过誓的同谋者可以在熙攘的街市上认出同党，彼此通款而不致启人疑窦，看不出他们心底怀着叛志。嘉庆的朝廷要对付这个名目繁多、势力庞大而流布甚广的组织，便处在极为不利的地位。对于这些暗中之敌的意图与实力既无确切的了解，它便无从与之角力；其唯一的对策，不过是明令凡查实入会者一律处死而已。

嘉庆在位的最后几年，秘密会社与其说是国家眼前的实患，不如说是来日的隐忧。它们不得不偃旗息鼓，把心思放在广纳徒众上，而不是实行其纲领。因此皇帝得以在个人尚称安稳之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四年，尽情耽于宫中的逸乐；这逸乐在此一时期似乎主要是一个戏班——他连往庙中行祭，也带着它同去。他如此沉湎于享乐，于民间的声誉自然无补；史载大臣松筠之被贬谪伊犁，其主要缘由之一便是他曾就皇帝的这些作为直言进谏。嘉庆在身故之前若干时候立下遗诏，以德行卓著之故，特择其次子绵宁亲王为嗣——就是在宫中遇袭时从刺客手下救过他性命的那一位。嘉庆崩于一八二〇年九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一，留给继位者的是一份削弱了的权威、一副疲敝的国力和一群心怀怨望的百姓。史家论定一个公众人物，其不利之评，往往还可以举出些可原之情来减轻：当事人所应付的艰难或许特殊而出人意料，他所采行的措置或许生出了乖舛反常的后果，当时的危局或许非有旷世之才不足以应付。然而在嘉庆这里，这些可原之情一条也举不出来。他的路是前人为他铺平的，他的难处是他自己的漠然招来的；而他那阵发的、用错了地方的精力，其后果之不幸，比起他素常的因循来也不遑多让。破坏之事既远比建设之功容易，嘉庆在二十五年间加于本国国体与本朝气运的损害，几乎就抵得上乾隆在其煌煌六十年之中给国家带来的种种实惠了。

总的看来，百姓在物质上的殷实，似乎从没有哪一朝胜过嘉庆之世。据一八一二年的丁册，人口号称已逾三亿六千万；而账面上的岁入，也从未有过更为兴旺的数目。嘉庆去世之时，从外表看去，一切仍是好端端、兴旺旺的；到了他那位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更为贤明的继承者手里，那内里的蠹蚀与朽坏才昭然显露出来。

第十六章道光皇帝

新朝之初的若干年，所发生的事彼此并无关联，却都汇入了后来那些紧要的变故之中；那些变故容后细述，然而与眼下诸事终究是分不开的。绵宁登极所取的年号「道光」，意即「理性之光」；当时许多人以为，这名号加在一位与其说宜于宫廷、不如说宜于学舍的君主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那个时代的记述者，大多把这位新君描摹得不甚堪：说他「清瘦而齿落」，说他「身形瘦长，个子不高，面容憔悴，神色深藏，举止安静」。其人实胜于其貌；因为平心而论，他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局面，而在危急之际，他所显出的那份仪度的端凝与某种帝王家的隐忍，足以令他的对手也心生敬意。

道光御极之初，事事都做得可称。他在诏谕之中极口称颂父皇，而他最先几桩举措却一反嘉庆之政，志在补救其父所贻的祸患。凡嘉庆因猜忌畏惧而下狱的政治犯，他一概开释；许多遭放逐的满洲亲贵，也获准还京。他屡次昭告天下，说自己要以一种堪为表率、无愧于心的法度治理臣民；其后的作为表明，他至少在心志上确是诚恳的——纵然种种祸患层出不穷，使他初秉朝政时所立的目标未能一一实现。最能昭示其人品之正的，莫过于他起复了大臣松筠，还其昔日被褫夺的恩眷与官职。这位大臣宦海浮沉的经历，前文已有述及；他的复起，是新君善念的实在凭证，比朱批诏谕中一切冠冕堂皇的德言都更有分量。松筠散财极其慷慨，始终不肯为自己或家人聚敛，因此声望之隆，远过于皇帝本人。只是他那副孤直的性子，对于或怠于职守、或忌闻规谏的君王，实在是个令人不快的诤臣；就连道光，看来也预先就有几分怕这位被自己起用的大臣那不阿不惧的批评。松筠身任两项至高的职任——直隶总督与都察院左都御史；直到身死，他都在群敌环伺之中、并且不改其过甚的直言，而始终守住了自己的地位。

道光所兴的头几项改革之一，便是裁减那巨额的宫廷用度——他父亲曾任其膨胀到极高的地步；同时把凡不能说出正当理由留居禁城之人一概逐出。伶人与弄臣的班子被驱散，后宫也裁抑到有限的规模。道光自称只守一妻，册立他唯一的妻子为皇后。他又停了每年赴热河的巡幸，罢去那里耗费甚巨的围猎之设——那原是公帑的一大靡费。如此省下的银钱，正为国中各项急需所亟求；水旱饥馑所致的苦难，便靠这些从宫里省下的钱来赈济。国中疾苦之深，从犯罪之显著增多可以看出，尤其是各样盗窃与私铸伪币；朝廷为此新定了严刑峻法，而弊端并未因之大减。在这一切忧患与磨难之中，道光力图做一个仁厚慈惠的君主，以宽宥之举调剂律法的严苛，并且亲自督查行政的每一个衙门。他似乎因此在臣民中间博得了一种始终不曾失去的名声；凡有不得人心的举措，罪责总是被归到他的大臣头上。不过，尽管他力图扮演独断乾纲的角色，却大有理由说他并未真正做到；比起大多数君主来，他其实更多地为大臣的谋议所左右。松筠之后——此人在道光即位后不久便去世了——最要紧的四位大员是恒安、伊里布、耆英与琦善。

道光御宇的头十年，曾被称作太平之世，只因可记之事甚少；然而「无史之国即为有福之国」这一说法用在此处，就我们所知的事实看来，似乎并不成立。毫无疑问，民间疾苦极深，国家的殷富也从嘉庆朝所达到的高处跌落下来。食粮的匮乏与生计的艰难，助长了日渐滋长的怨望；这怨望连秘密会社的推波助澜都不需要，便自会找到它的锋芒与口舌。就所能判断者而言，其严重更甚于白莲教令嘉庆最为惴惴的那些年月。前文已经说过，嘉庆侥幸躲开了自己所作所为最严重的后果：民怨固然极多，公开的叛乱却不曾有。道光在位没有几年，便要与公然否认他权柄的叛党正面相对了；而说来也奇，他的麻烦竟起于中亚——那里已有半个世纪不曾扰动过太平。

平定中亚，是乾隆大帝诸般武功之中最为辉煌可观的一桩。那里之所以能保全太平，与其说靠治理的手腕，或当国者政略的稳妥——那政略把大部分事务都交与臣属之族去办——毋宁说靠的是中国那非同寻常的声威。在每一座要紧城池之外，中国人筑有堡寨，谓之「固尔巴格」，驻防的兵丁即住在其中；每一处地方又派设武职大员，称为「参赞大臣」。回部的官吏则被责成管束百姓的安分与赋税的如期征收；只要中国的驻防仍旧齐整而堪用，这些人办起差来也颇能守信。然而岁月既久，加以朝廷内顾不暇，中亚的兵力遂至废弛——那原本是一支堪用的劲旅。中国驻军饷银既薄，又不加补充，渐渐连行伍的样子也没有了，与寻常百姓再无分别。宗教之异，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唯一分明的界限，也是嫌隙与憎恶长在不去的根由；若撇开这一层，回民对中国的治理原也并不以为恶，甚至还加称许。倘若不是邻邦起了野心，纵然驻防如此衰朽，中国人原是可以长久治理伊犁与喀什噶尔下去的。不过中国人之可责，不仅在于对那邻邦昭然的进取之意视若无睹，更在于亲手给它提供了施展其图谋的方便。

浩罕汗国乃中亚比邻之邦，自古与喀什噶尔在政事与商贸上都关系极密。十八世纪时，中国大军曾进入浩罕，折其汗之气焰，使之称藩。五十余年间，其汗向中国纳贡，安分做中国的邻邦。然而他却给喀什噶尔旧日和卓家族最后的一脉萨木萨克以栖身之地与俸禄，从而把那地方合法的统治者攥在了自己手里。萨木萨克幼时曾逃脱富德的追捕，也躲过了巴达克山之长对他族人的屠戮；只是他甘心在浩罕做一辈子的食禄之客，把他自认应得的权利留给儿子们去争。他三个儿子按齿序名为玉素普、巴布顶与张格尔；三人先后都曾图谋把中国人逐出喀什噶尔。一八一二年，嘉庆的衰弱开始显露之际，浩罕之汗、一位才具过人的首领穆罕默德·阿里，拒绝再向中国纳贡；伊犁将军手中无兵可用，只得从容默认了这一变局，双方并未构兵。头一次退让之后，别的退让接踵而至。该汗取得了在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的市集上，对一切回商货物抽税之权，并派驻领事、即所谓「阿克萨卡尔」前来征收课税。这些阿克萨卡尔自然而然成了国中一切反对中国的阴谋与离心的枢纽；他们自以为煽动政治上的不平，与稽查所辖的关税一般，都是分内之事。阿克萨卡尔未来之前，中国人所治的原是一片安土；这些外邦官吏一到，祸乱便不久而生。

拒贡十年之后，浩罕之汗决意扶助他所款待的和卓遗裔。一八二二年，张格尔得了钱财与军械，去试探中国在喀什噶尔一带的根基。张格尔虽居幼，看来却是和卓诸子中最有锐气的一个；他结好了布鲁特，企图以迅雷之势袭取喀什噶尔城中的中国人。此举落了空，因为中国人的守备比他所料的严密，他只得狼狈而退。浩罕之汗既失望于其结果，又怕中国反手加兵，遂矢口否认与此事有涉，并禁张格尔回国。这位冒险家于是逃往伊塞克湖，中国人追踪而至；正当他气运似已跌到谷底之时，形势忽然一变：他出其不意地全歼了一支中国军队，遂又得以在中亚的事务中俨然以主宰自居。张格尔的坚忍，坚定了党羽对他的依附；浩罕之主见中国人吃了败仗，胆气一壮，重又扶持他，拨给兵马与一员将领，再度南下喀什噶尔。该汗固然自有其打算，未必全为着替和卓遗裔出力；但有了他的支撑，张格尔才敢离开山中的巢穴，越天山而入喀什噶尔之地。这是一八二六年的事。喀什噶尔的中国驻军极不智地舍了城堡之蔽，出城迎战。据说那一仗打得极其惨烈，然而除了中国人大败亏输之外，别的一概无从得知。此败一出，便成了举国叛乱的号令；各处中国驻军或多或少抵抗之后，尽被歼灭。于是有人着手恢复旧日回部的治理，张格尔被拥立，号为「赛义德·张格尔苏丹」。他头一件事，便是遣散浩罕的援军，并通知他的盟友、也是他的恩主穆罕默德·阿里，说自己不再需要相助。不久之后，他听说中国人正为收复失地作非常之筹备，且已在伊犁聚起大军，他那份自负便挨了当头一棒。这时他倒又盼着浩罕的盟军回来了；不过他仍决意为已得的王位尽力一搏。中国将领长龄进兵喀什噶尔时，张格尔屯兵洋阿尔巴特迎战，结果一败涂地；喀什噶尔随之被克，张格尔本人也落入胜者之手。这位和卓被槛送北京，备受折辱之后，以叛逆论罪，处死并磔其尸。中国人把一切公然叛乱者都处以死刑；为防叛乱再起，又将一万二千户回民从喀什噶尔迁往伊犁，那些人从此被称作「塔兰奇」，意即耕作之人。他们还采取了一项极为明智的举措：禁绝与浩罕的一切往来。倘若他们坚守此议，本可以省去日后许多严重的麻烦。无奈穆罕默德·阿里决意要保住与喀什噶尔的通商之利这一份可贵的进项；中国大军主力一撤，他便统兵急袭喀什噶尔，并抬出玉素普来做张格尔的继承者。双方只有零星的交锋，但他的举动到底见了效：中国人同意仍照旧例办理，穆罕默德·阿里则许诺约束和卓诸人。此约既成，遂有十四年的太平丰稔。

台湾与海南两岛也爆发了严重的乱事。在台湾，叛乱全靠巧妙地挑动起事诸部之间的分歧才得以敉平；不过所达成的了局，就保住全岛太平而言，总算可称满意。海南一岛土沃物丰，异乎寻常，将来终有开发之日；岛上土著诸部因中国移民侵夺其田土而起事，杀戮汉民甚多。朝廷不得不从广州调兵，才把乱子弹压下去；此后海南复归于恬静，直到中法战争之中法国人扬言要占据该岛，才惊动了它一回。

帝国各处这些乱事之外，宫禁之内还有性质更为家常的烦恼。一八三一年，道光唯一的儿子——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品性并不甚好——触怒了他，他动手打了这孩子。少年皇子因这一击而死，皇帝一时之间竟无子嗣。所幸不久便有消息宽解了他的哀痛：他两位宠妃各为他生了儿子，其中一个便是许多年后的咸丰皇帝。正当此紧要关头，道光忽染重病；他的兄长惠王——此人的觊觎一向是皇位继承的隐患——自以为时机终于到了，便着手谋夺大位。不料道光病愈，那些过早为承统之事作了安排的人，都受了重惩。

这些较小的祸患，最后汇成了苗子之乱——那是自吴三桂之役以迄太平天国之间，中国政府所要应付的最棘手的内战。苗子自来就是官府的一块心病，他们与官吏之间的关系从来算不上和睦。满洲的统治者向来只靠稍有不驯便断其食盐之供来羁縻他们；中国的官员自信手中握着一条万无一失的挟制之法，对这些粗野未化的邻人，便摆出傲慢专断的架子来。一八三二年，苗子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其大首领自立为帝。他们的主力聚集在广东省西北角的连州，其首领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称号，叫作「金龙」，并号召中国百姓投他的旗下，一同伸雪冤屈。然而汉人视苗子为下等的蛮族，纵使官吏再贪、朝政再失人心，也不肯与他们联手。苗子虽不能得中国民众任何一部分的响应，却凭着自身的勇悍与首领的将略，抵住了两广总督派去的各路人马，打得有声有色，以致这一段公案得免于湮没无闻，堪称近世中国史上一段带传奇色彩的插曲。战事之初，苗子屡获胜捷，有一阵子中国官府似乎对他们竟是无可奈何。两广总督吃亏太甚，朝廷乃自北京遣恒安前往督师，并调湖南的精锐劲卒抄袭苗子之后。后一路在平泉大获全胜，「金龙」与其党羽数千人皆被斩杀。然而苗子虽在一处受挫，在别处依然十分活跃而有自信；两广总督再次进剿，竟被击退，损折甚重。这位大员随即获罪，而促成他垮台的，是他隐瞒了损失的实数，惹得自家士卒愤愤不平，说道：「白白把命送在暗处，有什么用处？我们的辛苦既不上达天听，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便都得不到褒赏。」这位倒霉的统帅被流放中亚；他既被替下，恒安便得以在十天之内把这场战事收了一个圆满的局。若干首领被处死，其余的立誓守法；一道辞采斐然的捷报，说苗疆已然绥靖，呈进了北京。有几位苛刻的论者讥为通场做戏，说恒安的武功不过是纸上的；然而岁月已证明这份怀疑并无道理，因为苗子自此一直安分，那些被称作「猺人」、即所谓「狼人」的剽悍之众，也守住了给恒安的诺言——若非以武力使之就范，断不会如此。倘若他们日后再有发难，政府既有财力，又有新式军械，足可以空前彻底地弹压其不法，把他们迄今难以进入的地面完全收服。

道光御宇的头十年或十二年，虽有这些较小的祸患，也不宜看得过重，因为它们并未真正动摇政府的根本或皇帝的权威。诚然，这些事使岁入减而用度增，以致一八三四年公然出现了五千万元的亏空；国库既是这般光景，任何国家都算不得兴旺。不过这一笔巨大的亏空，与其视为年年如此的常态，毋宁看作一笔浮欠。

中国官府一如既往，仍旧阻挠并申斥臣民与欧洲商人之间的通商往来；只是他们的反对，大抵不出诏谕与告示的范围。若干年后，钦差大臣林则徐诉诸武力与强硬手段之时，驱逐一切外人的良机早已错过；而政府的孱弱，于此结局所关甚大。道光虽然身居龙位、名分丝毫无损，却不能自诩有乾隆那样雄主的权力——乾隆是懂得怎样把自家的意志贯彻到底的。何况一八三四年以后，对一切外国一味强硬为敌的政策也已不可能维持下去：那些国家的政府如今对打开中国之门以通文明的交际与商贸一事，既有了直接的利害，也在一定程度上要向本国的百姓负责。

在此之前，道光对外邦所提要求的全部经验，不过是他父亲在位时那场以极难堪的收场告终的阿美士德使团，以及每十年到北京一次的俄国使团——那使团是来轮换俄国学馆的人员，并把沙皇拨给阿尔巴津驻军后裔的赡银发放下去的。然而，道光的注意力忽然从这些无足轻重的琐事上，被完全牵引到广州与沿海那举足轻重的局势上去了；而由此而生的种种问题之解决，占尽了他在位的余年。

第十七章第一次对外战争

正当道光皇帝斥退北京的葡萄牙钦天监人员、又对夷务一概漠然，以此表明从他那里指望不到任何让步之时，一个远在他京城之外、他闻所未闻的议院，却全然不顾龙位之主的忌讳，议决：凡英国臣民皆可与中国通商。截至一八三四年，对华贸易依王家特许状一直是东印度公司的专利；然而那一年特许状续期二十年时，它仅存的商业特权也被剥夺净尽，广州——外洋贸易的总汇之地——的局面立时就看得出变了。取消专利之举，纯粹出于英国自身的考量，与中国无涉。它非但没有便利对华通商，反倒有碍其开展；因为中国官吏对外人来广州买卖货物本无异议，只要他们自己能从中得利，只要帝国的法度不被质疑、不被干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乐于迁就这一看法，他们本可以与行商无休无止地往来下去，除偶有中断之外，不至于有更严重的冲撞。特许状倘若照旧续给，事情便会一仍交往之初的旧貌，贸易也会在昔日狭窄的范围之内继续下去。然而专利既废、贸易既开，局面便全然一新；这一新局面加剧了中国政府的抵拒，反倒为中外交涉这一问题铺出了唯一行得通的解决之路——那就是中国无论如何不情愿，终须同意在万国之林中占据自己的一席。

中国人对这一变局之意义，并没有困惑多久。一八三三年十二月，王家颁下委任，派律劳卑勋爵为驻华商务总监督，属下副手二人，其一为德庇时。这一任命，中国人自己也有几分促成之功：广州的粤海关监督曾致书说，「倘公司解散，英国政府自当派一大班前来广州，总理商贾事宜，以免诸事纷乱。」不过这话看来是粤海关监督一己之见，并非北京朝廷或两广总督的意思；而且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料不到，来的竟不是什么「总理商贾事宜的大班」，而是一位身负英国君主全权的重臣。中英双方对此人职任的设想何等悬殊，从两边的公文里便看得分明。中国人的想法，粤海关监督的话已经说了；巴麦尊勋爵从他那边说得更为明确。他给律劳卑的训令写道：「阁下抵达广州后，应具函总督，通报到任。除保护并培植广州贸易之责外，查明能否将此项贸易推广至中国其他各地，亦为阁下的首要之务。为达此目的，与北京朝廷建立直接的往来，显然最为可取。」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之处有二：其一，中国人所愿打交道的，是一位心中只有买卖的官员，而律劳卑的差使，外交的分量并不亚于通商；其二，中国人指望他照公司职员的旧例与粤海关监督办事，而律劳卑所奉的训令，却特地要他与总督直接通问——那是公司职员从来不敢企及的。

若有人以为中国人参不透这一变局的全部含义，那么凡如此小看他们的明白透彻的人，很快便被打醒了。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抵达珠江，当即具一封措辞有礼的书信致总督，通报到任。中国官员看过之后，拒绝代呈总督，把信退还了律劳卑。英国王室在华担起责任的开端，便是这般不祥。中国人不肯与律劳卑有任何往来，管他叫「夷目」，并以立即停止贸易恫吓商人。总督下令，禁这位新任总监督前往广州，命他留在澳门，直到按定式具禀请准之后方可上省。律劳卑既不理会这些陈说，也不屑在澳门耽搁片刻。他溯江而上，径抵广州；然而他虽得以进入英国商馆，所得到的却只是孤立无援：遵总督之命，粤海关监督已经断绝了与英人的一切往来。中国人声称国体攸关；官与商之间同心到这般地步，以致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一时走个精光，连仆役也弃了差事。律劳卑一到广州，便面临这样的处境：中国官府不肯与他打任何交道，而他的在此，又实实在在地阻断了本国人做买卖——推动那买卖，正是他的头一件职分。恰在此时，中国人又发现了一桩他们自以为的新冤屈，那就是白银的源源外流——那本是贸易出超于中国不利的自然结果。一八三三年一道奏折称，此前十一年间自中国运出的白银多达六千万两，即一万万元；中国人自然不把输入本国的等值货物计算在内，故而这个总数在他们眼里，便成了国帑之中不可思议的巨大亏耗。由此不难明白，正当此时，外洋贸易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没有多少好处可言，在民间也难得几个人替它说话。

律劳卑应付这番抵拒，力图兼济以礼与刚。他给各位大人写去措辞恭谨而说理详明的信函，驳其所见，坚执自己身为使臣有权受帝国官员接见；同时又向中国商人发出一纸告示，满纸都是威吓与挑战之辞。他说：「大英商人愿本互利之义，与全中国通商；不达此于两国同等紧要之目的，决不稍懈其力。总督若要把公行那些疯癫的决断付诸实行，其难，正如要截断珠江之水。」这纸告示自然被总督视作挑衅；他于是对贸易加上了所能加的最严的限制，遣兵入外人居留之地，把华人仆役尽行撤走，并令虎门各炮台对任何胆敢闯关的英船开炮。英国商人被这局面吓住了，禀请律劳卑退出广州、回澳门去，以平息他所激起的风波。律劳卑心力交瘁，身子也垮了下来，遂应允了这一安排——而这一应允，把他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概化为乌有。中国人自然为这场胜利陶醉：它坐实了他们的成法，即任何英国商人或使臣，非得两广总督的准照不得来广州，而那准照只凭具禀、并由行商作保方能领得。总督又贯彻了他不与英国使臣往来的主张；他曾致书律劳卑说：「天朝大臣，非因入朝进贡之事，或奉有谕旨，不得与外夷相见。」中国官员既前后一贯，又大获全胜；英国新任商务总监督则既前后矛盾，又狼狈不堪。他本想以强硬手段行事，钳制中国官员，最后却不得不以退往澳门这种最招眼的方式，昭示自己的失败。他甚至危及了他专为推动而来的那桩贸易；而他所能表达愤慨的，不过是对「这桩史无前例的暴虐与不公之举」作一番徒劳的抗议。律劳卑回到澳门后不久便去世了，把这桩他的作为与言辞都不曾使之简易起来的难局，留给了别人去收拾。

律劳卑一离广州，加于贸易的限制便撤去了，英商与行商之间的往来也恢复如常。但即便如此，中国官员仍旧不肯承认商务总监督；过了不久，他们颁下若干章程——那章程曾专折上奏道光皇帝并奉准——作为通商所依的根本。章程共八条，禁外国兵船驶入内洋，并重申旧例：欧人凡有所请，一律须经行商，以禀帖的形式转呈。如此看来，中国人似乎已经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大获全胜：权柄从东印度公司移交英国王室，连同所谓贸易之开放，于局面竟无所改变；一切贸易仍须听中国人指派，仍须合于他们的根本宗旨，那便是「不容英人在广州久居」。总督卢坤之死，加以往来既多而渐生的熟稔，使这些严苛的章程略有松动。终于，在一八三七年三月——距律劳卑驶入虎门将近三年——新任商务总监督义律应自己之请，经行商获准前往广州。皇帝特下谕旨，准义律居住广州商馆，在那里「管束商民水手」；但也明定他须严守旧章，其位次不得高于大班。义律所代表的政府，其自尊与苛求并不逊于中国；这些条件显然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他虽有一段时间力图笼络中国人，想靠退让换取较优的条件，然而终有一日，官员们那些骄横的要求再也无从应承，「王者最后的论据」便不得不用了。不过在头两个紧要的年头里，义律走的仍是律劳卑的老路：让步与恫吓轮番而来；一面夸耀本国君主的威严，一面又向那些不合情理、不堪忍受的要求低头。

贸易于中国的入超，是白银外流的主因；而中国之所以入超，只因鸦片输入日增。纵不丝毫苟同反鸦片一派那些激烈的指控，也没有理由怀疑：鸦片的过度吸食，尤其在广州这样稠密的城邑，其为害之烈，足以使官府的申斥言之成理。北京朝廷决意把鸦片摆到他们攻讦外洋贸易的最前面时，虽另有全然不同的用心，但就减轻其害、防止一种恶习日益演成举国之弊而言，他们那份诚意也不妨姑且信之。他们很快发现，把在道义上反对鸦片贩运，拿来替换在政治上厌恶任何形式的对外交往，既更为便利，也更说得过去。他们几乎不曾料到，在这一图谋上，竟能得到许多欧洲人自己的赞助与协力——那些人与他们所见略同，也以为鸦片可憎，吸食贩卖皆是堕落之征。

一八三九年正月，道光命湖广总督、素负重望的林则徐前赴广州，充钦差大臣，察复情形，并筹画禁烟的上策。此时反鸦片一派在朝中正占上风，三位满洲亲贵因吸食此物而获罪，被逐出北京。史上以「钦差大臣林」知名的林则徐所奉的严旨是：「绝其祸源；为达此意，必要时不惜沉其舟、破其釜。盖买卖吸食鸦片这等恶行，已大大触怒了大皇帝；他心心念念，无时不在思永除此害。」

林则徐未到广州之前，义律与地方官员之间早已屡生龃龉，贸易也不止一次中断。义律驻广州还不到半年，公事往来便告断绝；他寄回本国政府一封公文，诉说与地方官员维持任何和睦关系之难，并赞同日益高涨的呼声，主张取得与北京朝廷直接交涉之权。义律又奉本国训令，出示晓谕英国臣民，令其停止鸦片走私，并声明「倘中国政府认为应当查拿没收，女王陛下政府决不干预」。

正当此时，热忱与精力冲昏了头脑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登场了。换作一个才具较逊或心术不正的人，倒或许会与义律达成一个了局；恰恰是他的能干与热诚，使局面益发纠结，使和平的解决无从获致。林则徐一到任，便毫不迟疑地显出他是何等的认真；然而他的言语与作为都证明，他所怀的抱负远不止于他那场禁烟的宣讲。他要的是外人彻底的屈服，少一分也不能使他满意。到广州不出一周，他便出示禁绝鸦片贸易，把罪责一概推到英国人头上，并断言一件全然不实的事，即「英国律例禁止吸食鸦片，吸者处死」。告示的语气既不友善，又带侮辱：欧人被诬为野蛮之族，心里只有买卖，一味想潜入华夏。出示的同时，他又下严令：鸦片一案未了到他满意为止，任何外人不得离开广州或澳门。事到此时，纵然是对鸦片贩运并无多少同情的英国商人与官员，也看出这番举动的用意在于连别的货物的买卖也一并禁绝，使外人在华无立足之地。林则徐的要求，最后归结为限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存货。经若干商人的奔走，凑集约一千箱交与中国人销毁；然而林则徐并不以此为足，他纠集了一大股乌合之众，屯于居留地之外，扬言要强行攻入。当此危局，义律——他已宣称自己对广东官府的公道与信义再无信心，甚至拟就了把一切力量集中到香港的方略——晓谕全体英商，以在场每个人身家性命的大局为重，将手中全部鸦片存货交与他。计交出二万余箱，估值一千万元，由他依次转交钦差大臣林则徐销毁。销烟之事行于穿鼻：鸦片投入沟池，拌以盐卤石灰，最后泄入海中。经此一场着实可观的大捷，林则徐致书维多利亚女王——她的治世，见证了中国问题最紧要的几个关头，也见证了它圆满的了结——吁请女王永远禁绝鸦片贸易。那封信语气之冒犯，与其立论之薄弱正相称，因而未蒙一字之答。何况在答复得以作出之前，局势已经演成公然的战衅了。

然而义律因林则徐咄咄之势而作的让步虽大，中国人却并不知足，反倒向这些软弱到肯于让步的人提出了更新更苛的要求。他们重申旧日的主张：在华欧人必须受中国法度管辖；既然贩卖鸦片是死罪，他们便自认有权惩办与此事有涉的英国人。于是他们开列了十六名主要商人的名单——其中有些人与鸦片从来毫无干系——宣称要将这些人拿获处死。钦差大臣林则徐与广东官府不但自认有权判处英国臣民，而且以最傲慢的方式表明：他们会凭最站不住脚、最不实的借口，夺人的自由与性命。义律虽在许多事上软弱迁就，此时也声言：「此律与安然或体面地留居广州，断不相容。」中国官府的行事，看来是本着这样一条设想：只要还有一个欧人有罪，他的同胞便合该在营生上受阻挠；于是种种琐屑的限制与挑衅便相沿不辍。义律见局面已无可救药，又无一线转机，遂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至少是斩截的步骤：命一切英国臣民离开广州，愿留者自负其险。也正是在这时，他为自己交出鸦片听候销毁一事另作了一番解说，或者说赋予了新的解释——那批鸦片，多数商人本以为是追不回来的损失了。最好把他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告示中的原话照录如下：「本监督于此重大危急之际，代表女王陛下政府行事，首须声明：本监督近日要求女王陛下臣民交出其经管之英属鸦片，与该项财产本身之情形并无特别关涉；该项要求（除事势之迫在眉睫者外）所本之原则乃是：此等强暴逼迫之举，就其本身而言绝非公道，且可普遍施用于逼交任何其他财产、逼取人命，或逼受任何不当之条款与让步；故亟有必要将索取有效担保、并就一切损失取得十足赔偿之权，直接归属并保留于女王。」可惜的是，义律在交烟之时的言语，确曾使人断定他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声气相通，对贩卖或吸食鸦片在道义上的罪恶，所见与中国官员无异。全体商界都采纳了义律的劝告，存在了将近二百年的广州英国商馆就此弃置。同时有一份禀帖寄回本国，恳请政府保护在华英商，勿使受制于「一个反覆无常而又贪污的政府」，并要求赔偿林则徐所毁的价值一千万元的鸦片。在本国政府答复这一吁请之前，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胜利可谓十全十美。道光皇帝赏他两江总督的要缺，其治所在南京。

然而忍耐已到了尽头；正当中国人的胜利看来最为圆满、最无隐忧之时，英国政府却正要采取断然的行动。本国当局的举措尚未传到虎门，局面便已危殆，水手们尤其肆无忌惮。他们与当地人之间屡生冲突，其中一次打死了一名中国人。钦差大臣林则徐斥此举为「抗法之尤」，要求交出行凶的水手，以命抵命。这要求被断然拒绝。中国人依林则徐之命，设法断绝供给英人的一切物资；义律因此不得不把驻地自澳门迁往香港。中国人尽调其武备，并煽动珠江沿岸的百姓，见外人便加攻击。一道官府告示说：「置备器械，联络乡中壮丁，以备自卫。如有该夷人等登岸滋事，准尔等人人开炮轰击，拒而逐之，或生擒之。」以中国人并不具备的实力相号召，实是失于轻率，泄露出其自负之过甚，抑或其愚昧之尤深。官员既不肯供给船只淡水与其他必需，其敌意之深，在英国海军军官看来无异于公然宣战。他们便以牙还牙，令部下凡所需之物一概强取；从此便开始了一种可称之为全面战争的局面。驻泊此间的两艘兵船与虎门各炮台交锋数次；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又与二十九艘中国战船在穿鼻洋面打了一场正式的海战。中国人所显的勇气胜于技艺，被击沉战船四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水兵都说中国人的炮与火药都极好。这一仗虽吓住了中国水师，使之不敢近战，却也使争斗益发苦烈；再无可疑的是：若要中国人对外洋贸易抱一种较为通情达理的看法，便只能靠武力这一堂难堪的功课了。而到一八三九年年底，中国人则深信自己有力量贯彻己意，凭强硬的手腕把欧洲各国挡在国门之外。

穿鼻之战后不久，一个名叫格里布尔的英国人被广州官府拿获下狱。英国兵船溯江直抵虎门炮台，扬言不释此人便行轰击；经过一番反复交涉，格里布尔获释，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听说有一支大军正从英国开来。那支舰队到达之前，道光皇帝在敌对的政策上又走得更远了一步。穿鼻之战的战报按例呈上，却被说成他的将领极堪嘉许的一场中国大捷。受了蒙蔽的君主当即厚赏他的水师提督，并命广州各官「即行断绝英吉利国贸易」。这件事其实早已办成：英商已避往澳门，或栖身于泊在香港的船上。

在叙述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之前，不妨对取消专利以来的种种事变作一番检视；这里沿用从前的说法，想来也可见谅。平心综观事实，并尽人力之所能，摒除既成政见的偏执，也摒除关于鸦片在中国人所吸的烟膏中究竟有害无害的成见，实在不能说律劳卑、尤其是义律所行之道，本身算得上审慎，或足以增进英国的利益与声名。义律的举措，处处带着出于无知的前后矛盾。较有势力的英国商人，或为道义之感所动，或因广州民间大批人口的堕落而心生震动——吸食鸦片之于那堕落，与其说是因，毋宁说是表征——纷纷与此项贩运划清界限，撇清一切同情与干连。各种外文的刊物，无论受郭实腊之启发与否（这一点无关紧要），在大多数事上意见不一，独于此事众口一词：贩卖鸦片在道义上无可辩护；我们不但为自身的利益计，而且依人道的共同义务，理应断绝与它的一切关系。那些应义律之请交出鸦片存货的人则认为，他们索赔的对象首先只是英国政府：他们是应女王代表之请、为国家之用而交出货物的；而且鉴于义律所取的立场，许多人相信英国政府绝无可能向中国政府提出任何要求。照这班心肠宽大而不加深思的道学家看来，这一千万元该由英国百姓为人道之故而牺牲掉——他们为人道所付的已经够多了，解放黑奴便是一例；而印度的岁入，从此便要少掉那笔从前用来支付大公司股息的款子！中国官府见英国人是这般态度，其成见与行事焉能不受鼓舞。他们对鸦片贩运之罪恶最声色俱厉的斥责，竟从外人中最有势力的一批人那里引来一片赞许的低语。没有一个欧洲人站出来说：他们关于吸食鸦片之害的说法是毫无根据而荒谬的。更要紧的是，没有一个人这样想过。中国人倘若充分利用这种见解上的一致，并表示愿意便利所谓无害而正当的货物的贸易，则鸦片贩运几乎无疑会缩减到极小的规模，因为根本不会闹到决裂。然而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作为揭出了一桩实情：中国人是不会以一场胜利为满足的。他们在鸦片一事上目的达得越容易，就越急于要外人感到自己的卑下，越要逼他们为着贸易得以继续而接受最苛重、最不公的条件。尽管如此，义律还是多此一举地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并且就其所能，把本国政府也捆在与皇帝的官员合力查禁鸦片贩运这件事上。此言并非信口，从交烟数月之后他所出的下面这道告示便可判知。义律在告示中宣称：「女王陛下之旗，不为庇护经皇帝宣布为非法之贩运而张；故凡船只有载运鸦片之嫌者，本监督必令本署官员会同中国官员搜查；若严查之后确有鸦片，本监督对查抄没收其货，绝无异议。」

英国的远征军于一八四〇年六月抵达珠江口，计有运船二十五艘载兵四千，另有兵船十五艘护航。若有人以为这样一支可观的兵力，无须一战、单凭示威便能达其目的，那期望是要被狠狠辜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答复，是悬赏购取一切英国人之身，并出二万元赏格，以毁英国兵船一艘。英国舰队对这一敌对之举的回敬，是在江口实行严密的封锁——这一手并非无效。远征军前一部的统帅伯麦爵士当机立断，认为不妨把用兵的范围推广开去；于是率所部一支北上，占据舟山岛——两百年前东印度公司最早的几次经营，那里便曾亲眼目睹过。以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而言，取舟山并无难处；然而其守臣与居民的忠贞，却是爱国之心的显例，不可不记。舟山首邑定海的官员拒绝献城，因为身为人臣的本分不容他们把君主的一寸土地交出去。他们的本分是打仗；虽明知抵抗无益，却除了被武力压倒之外决不屈服。英国统帅不得已下令炮击，数小时后中国的守具悉被摧毁，定海被占。此后战事的大部分时间里，舟山一直作为我军基地留在我们手中；只是那里瘴疠为患，把它作为经营中国沿海的优良据点的名声，倒消减了不少。几乎在攻舟山的同时，因有英国臣民文森特·斯坦顿在澳门被掳，珠江上的战事也重新打起来。关闸各炮台受到两艘英国兵船与两艘小船的攻击。经过一番猛烈的炮轰，陆战队与水兵登陆，中国阵地被攻取，炮台与营房被毁，斯坦顿获释。当时便有人说：「中国非屈即折。」英国人忍让的时辰已经过去；除非中国能凭兵力来贯彻其政策，否则她之非让步不可，已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这些初步的军事举动进行之际，问题的外交一面也显露出来。巴麦尊勋爵曾写就一函，以斩截的语句开列他对中国政府的要求，并指令此函除道光皇帝有责任的大臣之外，不得交与任何人之手。英国远征军的首要差使，便是把这份公文递给某位似能转呈北京的中国大员。不料这差使难得出人意表：各位大人以职分所限、严禁与外人往还为辞，把文书退了回来，声称不能接收。在厦门如此，在宁波又是如此；占了舟山，也并未使我方当局离达成使命更近一步。几番碰壁之后，舰队北驶白河口；巴麦尊勋爵的信终于为直隶总督琦善所接，并由他如式转呈北京。英国舰队之至，一时惊醒了漠然的中国朝廷：道光不但下令将舰队所需的一切供给照发，还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去谈成一个和睦的了局。难题似乎眼看就要解开，其实才刚刚开头；因为中国外交的机巧无穷无尽，当时不过略窥一二而已。琦善以机敏著称，那副退让的外表底下裹着一副铁石的用心；而在英国的政务官员、即广州的那位义律身上，他并没有遇到一个够格的对手。广州谈判之迁延、地方官员之难以接近，经验早已昭示得分明；义律却听人劝说，以为在广州办交涉最好，略一耽搁便把舰队从白河撤走，将它停泊京畿所造成的那份惊恐所带来的全部便宜，拱手让掉了。外国船只一走，道光松了口气，立即传令从内地各省调兵，以便在较为有利的形势下再与英人一决；同时又赶忙惩办他视作一切祸患与屈辱之根由的那个人，好发泄胸中积郁。天子之怒尽数落在钦差大臣林则徐头上：他从中国第一号大员的位置上，被朱笔一挥，跌成了押付刑部听候治罪的钦犯，被褫夺一切官职，勒令赴京——所幸性命总算保住了。

琦善于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抵广州；但他奏报当地情形的折子表明，他对局势的看法与林则徐并无大异。「臣日夜筹思，详察与英夷交涉之情形。彼等初因皇上之仁德与法度之森严，而缴出鸦片。林钦差令其具结，永不再贩鸦片，实为保其日后循分之良法。此结英夷不肯具，遂玩法自恣，性情执拗，不可使之就范。故必须以正言抚谕训诲，使之改容洗心，然后再开其贸易，亦未为晚。臣当训导劝谕，使其良知复萌，俯首听命。」这一文书的口吻表明，中国最高层的官员仍旧相信英人会把通商的方便当作恩赏来领受，仍旧相信可以居高临下地待他们，仍旧相信中国有力量把她那份高自标置的架子撑起来。广州、厦门、舟山的败绩，以及英国舰队之现身直隶洋面，中国竟毫无所得。琦善在北边靠拖延赢得了喘息，到广州又故技重施。日子拖成了礼拜；最后，因为中国人显然不但一意梗阻，而且正在竭力聚集大军，英方遂下令溯珠江而上。于是一八四一年正月七日发令，即刻进攻虎门各炮台——那些炮台已布置停当，守兵极众。我们的运气在于，中国人于兵法所知极浅，既不能利用其地势与炮台之坚，甚至连他们那些上好的火炮也不会用。清晨，陆军在海岸登陆，以图抄袭穿鼻各炮台的侧后。由后来受封为爵士的赫伯特上校统率的前队负责从正面攻击同一批炮台，其余舰只则前去攻打邻岛大角的木栅。陆军一千五百人并炮三门，沿岸走出不远，便遇上穿鼻炮台之外另有一座壁垒森严的兵营，内有数千兵丁与许多架炮。一阵急促的炮击之后，炮台被一鼓而下；一支可观的大军被狼狈逐出壕堑，而攻者几乎未有伤亡。大角各炮台被舰炮摧毁，其炮被钉死，守兵被突击队击溃。总计中国人阵亡五百，伤者不可胜计，战船损失甚多。中国人所显的既有勇气，也有无能；英国军官形容他们的守御是「顽强而体面的」。

虎门炮台之陷，立时生出重大的后果。琦善当即乞和，所开的条件把我们所要求的一切都应承下来：赔巨款、割香港、并取得与中央政府公事往来之权。依这几款草约，香港于一八四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被宣布为英国属地，驻舟山之兵撤出，改戍这一新的据点。当时并没有人看重这份获取，也不会有人料到它日后所臻的煊赫与富庶。然而琦善所许的种种，不过是为着拖延时日，替自己从极难堪的处境中脱身罢了。这场看去堪称大挫的次日，一道口气比以往更为强硬的上谕便颁了下来。道光在谕中声称，他决意「痛加剿洗，无稍姑息」，并指名斥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逞其凶悍」。于是他号召臣工奋勇尽力，务使「逆夷献出首恶，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君主既怀这样的见解，任何了局显然都长久不了。中国人不肯在与英人交往中承认平等这一原则——争执的要害正在于此，远过于所谓鸦片贩运之害。只要道光与他的大臣抱着那些他们毫不讳言的见解，友善的交往便无从谈起。实际的出路只有两条：或全然退出这个国家，听任中国人闭关自守；或逼其政府承认人类同为一体、各国的权利彼此平等。

事既如此，停战之为期短暂，便不足为奇了。琦善因奏报中国的兵力不足以抵挡英人而被撤职，冲突遂提早爆发。他能直认事实，其磊落固然可敬，却也断送了他的官位；继任的怡良不得不抱相反之见，并且要做出点什么来印证这个见解。怡良拒绝批准琦善所签的协定；于是二月二十五日，英国统帅下令进攻护卫广州门户的内层炮台。一场短促的交锋之后，实实在在颇为可观的亚娘鞋防线——上面架炮二百位——以微不足道的损失被攻取。中国人自此至黄埔的其余各处阵地也相继被占；三月一日，英国分舰队在黄埔水道浩官炮台外列阵，已是广州的门口了。次日，锐气逼人的郭富爵士到来，总揽英军的指挥。接连受挫之后，中国人又乞求停战，英方给了几天的休战。地方官员进退维谷：他们看得出与英人相争之无益，而北京朝廷的执拗，其苦全要广州人来受；可是另一方面，又没有人敢向道光提出让步——道光自信其力，又不知祸患之深，满口只是不共戴天之辞。耽搁了几日，广州当局既无意也无力订立确定的章程，已昭然可见；于是其城被攻，而攻者已尽可能地手下留情。名为荷兰炮台的堡垒被夺取，外层的防线尽入我手，却不曾试图占据城池本身。郭富爵士在一纸告示中说，广州之得免，是因为女王愿一切安分之民都受到体恤。英国人头一回的胜利，断送了林则徐；第二回的胜利，于琦善也同样致命。琦善被解京交部议罪，家赀充公，本人拟斩，后改为流放西藏——他在那里居然又聚起一份新的家私。一八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商人重新迁回商馆，宣告了英国人的成功；那一天，距林则徐第一道烈火般的禁烟告示，恰满两年。这场争斗中有一桩奇处：他们前脚一回来，中国商人后脚便照旧热络地与之贸易，兴头分毫未减。官员们听说道光不肯听任何确定的和议、其政策仍是驱逐外人之时，竟也颇有效法商人的意思。为贯彻他的主张，皇帝派了三人组成的新钦差班子来广州；而他们刻意回避与英国当局的一切往来，遂又引起疑心：中国人对那纸使广州免遭英军占领的协定，未必出于真心。道光并不知道他的敌人已经得手；他派来接办林则徐、琦善所未办成之事的钦差们，也打定主意不承认英国人以兵力所取得的地位，不承认那地位会长久维持下去。援兵源源而来，更助长了这份自信，直到广州附近聚兵五万，看去万事俱备，只等再赌一回兵戎之运，再作一次驱逐可恨外人的努力。道光的敌意有多深，从他扬言凡有敢主张与夷人议和者一律处死这一点，便可量得出来。

正当商人忙于经营生意、英国官员忙于同一个毫无职权、不过被推出来敷衍他们的官儿办交涉之时，中国人却在紧锣密鼓地完成战备，并且尽力保密，指望打英国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这般大规模的筹备，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透；而钦差们的置身事外，本身便足以启疑。到义律进城拜访知府，被众官员以无礼之态相待、又在街上受市人辱骂之时，疑心便成了确信。他当即将此事告知在香港的郭富爵士，并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示，劝一切外人当日离开广州。这张告示早一天也不算早：当夜，中国人便拼死照他们的计画动起手来。他们在城中各处与江岸暗暗筑起的炮台开始轰击商馆与船只，同时又放出火筏顺流冲下船去，指望烧出一场大火。所幸中国人完全落了空，自己伤亡惨重，英人却毫发无损；次日英军转取攻势，成效之著，使中国人的炮台连同战船四十艘一并被毁。中国人所能自诩的功业，只有把英国商馆劫掠一空这一件。经此一事，越发明白：中国政府只服武力；而对广州的中国首脑非加以重惩不可——他们对所受的宽大回报得如此之坏，且显然无意遵守自己也曾与闻的那项章程。

郭富爵士于五月二十四日率全军抵广州；次日清晨发动攻势：舰队溯澳门水道而上，各路人马在若干似宜于抄袭中国阵地、进逼广州城门的地点登陆。中国人并未乘登陆时加以骚扰，这算是运气，因为那番登陆着实艰难，费了一整天还不止。中国人在城北的山冈上据了一处险要，其择地颇见识见，其以炮台一线加固阵地也不无手段。据说中国人对扭转此前的战局深具信心，打起来也颇为沉着；而桀骜的广州市人则挤在城头，只等英军一现败象便要下手。英军分作两纵队，每队将近两千人，配以炮七门、榴弹炮四门、臼炮五门、火箭五十二具的强大炮兵，越稻田向中国壕垒推进——田间坟冢累累，愈发难行。障碍甚多，进兵迟缓，中国人却不曾试图拦阻。继而炮轰中国阵线，战事开始；轰了一个钟头，看去中国人似已受够，正要遁走，于是英军下令全线前进。不料中国人或是改了主意，或是先前的举动被误会了：英军涌上山冈进攻时，他们竟据炮而守，摆出一副硬气的阵势。其中三座炮台被攻下，几乎毫无伤亡；到第四座，他们作了顽强然而失了章法的抵抗。即便如此，仗还没打完：中国人又在炮台后一英里处的一座壕堑营盘中重整旗鼓，仗着人多，决意再守一阵，并且向外人高声挑战。英军进兵不辍，以第十八皇家爱尔兰团为先导，一鼓冲入壕垒，把整支中国军队打得溃散。英方阵亡与负伤共七十人，中国人的损失则始终无从确知。原定次日攻入广州，不料五月二十六日狂飙骤雨，一切军事行动皆不能行；事后看来，那城池就此免了一攻。中国的外交术又一次替中国的兵力解了围。为保住广州，各位大人尽可以样样应承——只要他们所许的话不过是一时之计；于是他们利用那个下雨的吉日，整整一天都在笼络义律，而义律又一次让自己相信了中国人的许诺。其结果见于二十七日：郭富爵士正要下令攻城，却接到义律的通报，说中国人已然就范，一切战事应即停止。中国人在几个钟头之内应允的条款是：钦差与全部军队退出广州六十英里之外，并交付六百万元「以充英国王家之用」。

六百万之中已交出五百万与义律，与城中当局也建立了和睦的往来；不料钦差们或是慑于失败所要担的罪责，或是以为英军已疲敝不堪、还有转胜之机，忽然企图突袭郭富爵士的营盘，想一举挽回接连的败绩。此计并非全无成功之望，只是它所要的是行动果决、近战无畏——而这恰是中国人最欠缺的两样。这一回也不例外。一万至一万五千名中国勇丁忽然出现在英营以北约两英里的山冈上；然而他们非但不趁着突然现身与背约所造成的错愕直捣过来，反而只是挥旗呐喊，虚张声势而已。他们冒着枪炮之火站了一阵，随后且战且走，被英军追了三英里。他们并未受多大损失；英军因暴雨大作而退时，他们反倒成了追击的一方，还伤了几个人。他们所占的便宜，与其说得自勇气，不如说得自那场骇人的天气。只是有一队马德拉斯的印度兵迷了路，被人数悬殊的中国人围住，若非有人恰好发觉他们不在，派出一队装备新式击发枪——那种枪大体不畏雨水——的陆战队前去接应，几乎就要全军覆没了。援兵赶到时，只见这些印度兵在两名英国军官带领下结成方阵，尽其所能地放枪，硬挺着不肯示弱：「许多印度兵从容地把湿透的弹药退出，撕下手帕或头巾的衬里，用手掬水灌进枪膛，洗过擦干，这才得以偶尔放上一排枪。」六十人中阵亡一人，负伤十四人。此后郭富爵士声言，若再有袭营之事便炮轰广州，袭击立时便止；赎款全数交清之后，英军撤走，广州依然如故，第二次成了「英国人宽宏与克制的一段记录」。

此后贸易复归旧观。依一八四一年七月由钦差大臣们签署的广州条约，英国人从地方当局那里取得了所能指望的一切权利。然而那实质上是休战而非和约，与中央政府直接往来这一大关节，仍旧毫无着落。恰在此时，璞鼎查爵士以全权大臣的身分自英国前来；他一到便着手要北京当局正式承认他的地位，承认他有权就外交事务与之往复。为把此事逼到道光眼前——道光本人的立场仍旧是当初那种断然的敌视——璞鼎查爵士于八月末率舰队与大部分陆军北上。厦门这一重要海口，在一场号称「短促而激烈的抵抗」之后被攻取。此城位于龙江入海口外一群岛屿中最大的一岛之上，久以港汊便利、商贸繁盛著称。中国人筑了一道长一千一百码的石垒，上面架炮九十位，侧翼另有炮台一座，架炮四十二位；鼓浪屿也设了防，合计置炮五百位。他们相信厦门固若金汤；而平心而论，此地的加固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也费了大笔的钱。英国舰队开到港外时，中国人打出白旗来问他们要什么，答曰：要这城投降。此举之必要甚难说得过去，何况我们名义上还与中国和好：厦门百姓于我们的贸易并无所损，惩治他们也不会使我们离北京更近一步。就用兵而论，占厦门也不必要：它的坚固只是就它自己而言，取之并无重大的后果。中国人既决意抵抗，舰队便与炮台交火；中国人「极其英勇地」据炮而守，直到发觉后路被登陆部队抄袭，才弃了阵地。此后略作抵抗，中国人便逃散求生；然而有几位官员宁死不辱，自尽而亡，其中一人当着两军之面从容步入海中溺死。厦门随即被攻取。

厦门官员既不肯与英人有任何往来，这场武功便无结果可言。英国远征军在鼓浪屿留下少数戍兵，又留三艘兵船泊于港外，便继续北上。舰队在风涛险恶的台湾海峡被一场风暴吹散，后于宁波洋面重聚，遂前去第二次攻打舟山。中国人守定海极为坚决。总兵葛云飞——水陆的主将——在此阵亡，其属下将弁至死不离，也一同殉难。他们的举止实在壮烈，无以复加。舟山再度被占之后，英方决定在与皇帝正式立约之前不予交还；璞鼎查爵士出示晓谕，称此地归还皇帝治下或许尚须多年，而且有许多人主张索性永远并吞，以为经营中国商务的最佳根基。定海留兵四百戍守，远征军随即转攻大陆上的镇海——中国人在那里已备下重兵，准备力拒。中国人吃了开战以来最惨的一次大败，损折也最重。镇海既捷，接着便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宁波这一重镇；城中居民闭门不出，在门上写了「顺民」二字。宁波被勒索赎金，当局被告知：限期不缴，便将全城付诸劫掠与焚毁。既然北京朝廷毫无屈服之意，英方以为不可放过任何震慑中国人、逼其承认再打下去也无指望的机会。欧洲又开来了兵与船，使英国统帅得以采取更为坚决而不肯通融的姿态；本可在下宁波之后立即乘胜追击，无奈阿富汗那边的祸事分了心，才把中国问题的了结耽搁下来。不过英方仍指望长期占着厦门、舟山与宁波，足以给北京朝廷施加足够的压力，使之应允一切要求。

这番指望落了空。无论祸患之接踵而至，还是朝廷人力财力之日趋枯竭，都动摇不了道光那一成不变的敌意，也不能使他把那副高傲的架子放低一分。大臣一个接一个地失宠远窜，遭难与不称职同其下场；国事越是艰窘，君主之手落得越重，刑部加于败将与失算之臣的判词也越发严酷。占领宁波之后的一段按兵不动，无疑使皇帝以为外人已成强弩之末，或其胜运已到尽头；于是他下令加紧调兵，加固京畿的门户。他这重振的气概，头一个凭据出现于一八四二年三月，中国人企图奇袭宁波。一支万人至万二千人的军队于拂晓突然出现在宁波南门与西门之外，其中不少人越城而入，直趋市心；然而这一路进兵非但不是胜利之途，反倒招致了中国人的彻底覆灭。他们在市集上受到炮兵与步兵的夹击，几乎被歼灭净尽，中国人这场大举攻宁波之役，就此成了一场笑柄。大约同时，镇海与舟山也遭到类似而稍弱的进攻，都被击退，中国人损折甚重。因了这几次进攻，加以阿富汗局势好转，英方决意再取攻势，摧破杭州的敌军——攻宁波的那一路，不过是它的前锋。郭富爵士亲自督师，并得巴加爵士所统海军之协力。第一仗打在距宁波十英里的小邑慈溪之外；中国人自以为占了极险之地，仔细一看却根本站不住脚：他们的阵线据着大宝山一带的一角，而其左翼却被英军右方几座更高的山头所瞰制，中国人的左翼又反过来瞰制自家的右翼。可见只要拿下中国营垒的左翼，其余的不是投降便是弃守。地势难行，进兵比预料的更慢；而中国人眼看越来越有自恃之意，迁延不攻则其可畏益增，遂不得不全线同时发起突击。这次突击带着精兵进攻弱旅时素有的那股锐气，不论众寡如何悬殊；中国人虽守得颇为可观，仍被逐出阵地，被追过山冈，一直赶到山下的稻田里。中国人阵亡一千余，其中有不少禁旅之士——在场的有五百人，郭富爵士称他们是「极出色的汉子」；英方阵亡六人，负伤三十七人。当时本打算乘胜进攻杭州城——那便是中世纪旅行家笔下声名远播的「行在」——不料新的训令到来，使整个战局为之一变。

沿海这些得手的用兵，实在没有造成多少持久的效果，道光的敌意也依然如故；而且也没有理由设想，攻下杭州或别的哪座沿海城池，便能使局面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使中国政府屈膝的这一方略，首倡之功全在当时的印度总督埃伦伯勒勋爵。他看破了沿海用兵之徒劳，指出扬子江这条大水道——兵船直到南京近旁都畅行无阻——正可以用来挟制中国人，达成英国政府所怀的目的。英国远征军从印度得到大量增援之后，遂弃宁波、镇海，北上开始了此役最后的几场行动，首攻乍浦——中国人在那里备了周密的守御。乍浦是指定与日本通商的口岸，中国人在此聚集了浙江所募的一支相当可观的兵力，那募兵之事，卸任钦差林则徐出力甚多。郭富爵士以两千人攻乍浦，中国人的主力不费多大气力便被击溃；但有三百名亡命之徒闭守于一处围墙之内，负隅顽抗，直到四分之三的人被杀，余下的七十五名伤者才接受了一开始便许给他们的活路。英方阵亡十人，负伤五十五人，中国人则死伤千余。此后远征军北趋大江，途中不得不先攻上海的门户吴淞。此地也设防坚固，置炮多至一百七十五位；然而攻它的难处主要在于逼近：先得测量航道，再由火轮船把帆船拖入阵位。以此法把十二艘船横排在岸上炮台之前——这样的阵势，若遇上稍成比例的对手显然是守不住的；可是他们竟以不大的损失压住了中国炮台，随后英军便从容登陆，无人拦阻。上海在吴淞江上游十六英里处，一部分兵力溯江而上，另一部分由陆路进发，两路同时抵达；沮丧的中国人胡乱放了一两炮，便弃城而去。英方无意留守上海，遂重新登船，转攻扬子江南岸、大运河南段北口的镇江府。此城无论就形胜还是就商务而言，向来都极负盛名：它不但扼运河之要冲，而且与金山、焦山一同构成了取道南京者路上的主要屏障。郭富爵士在此得科林·坎贝尔上校所部第九十八团的增援。航行的艰难与舰船之多——此时已达七十艘——使行动拖延；直到七月底，即占上海一个多月之后，英军才抵镇江府，而那里说来也怪，竟似乎全无战备。细加侦察，方知城外稍远处有三座坚实的营盘；于是第一步便是攻下这三营，不让其兵与城中或存之众会合。此役交与萨尔顿勋爵一旅，其部由两个苏格兰团与两个土著团的一部组成，只有炮三门。抵抗几乎微不足道，三营以颇小的损失被夺，守兵四散。与此同时，其余各部攻城；城外有高墙深濠，颇费了些工夫，最后工兵队的皮尔斯上尉把西门炸开，同时两处城墙被爬城而上，英军自三面涌入，把守兵的一大部分团团围住。那些人退入一处孤立的工事，或死于我军炮火，或死于房屋的烈焰——那火一半是他们自己放的，一半是我军所致——竟至无一生还。抵抗尚未到此为止：满城，即内城，为满洲人所固守。天气酷热，欧洲兵极想歇一口气；只是满人放枪甚紧，郭富爵士唯恐敌势转骄，不得不下令立即强攻。战事重开，满人处处被逐退；然而英军已疲敝到无力扩张战果。满人便利用这一间隙，不是趁机逃生，而是先屠戮妻孥，然后自尽，以全其军人的名节。须记得他们并非汉人，而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洲人。

英军此役的损失——阵亡四十，负伤一百三十——不可谓不重；此外因当日的酷热与劳顿而死者尚有数人。中国人，或者更该说满洲人，从未打得这样好；而据事后发现的一份文书看来，倘若海龄的建议被采纳、他又得到应有的支援，则镇江府之难攻与代价之大，还要远过于实际所见。

镇江府一役之后，兵士疲敝，伤病甚多，不得不略事停驻；然而下城一周之后，进兵南京的一应布置便已完备。运河口外一处高地的营盘中留了少量守兵，不过再遭袭击已无甚可虑，因为镇江府这一课太惨烈了。那座城池横陈于英军营下，宛如一座巨大的停尸之所：半焚的屋宇之中填满了宁死不屈而自戕的满人；尸骸遍地如此之密，天气又如此之酷，一日一日地过去，竟无从掩埋，到后来连给一群壮烈的对手尽最后一分情义都绝无可能了。虽经英国当局百般防范，镇江府终成疫疠之源；一场霍乱在英军营中所致的死亡，比负责攻取南京的主力所受的损失还要惨重。逆风阻滞了英国舰队的行程；直到八月五日，即镇江府之战两周之后，舰队才出现在南京城外。南京以声望与历史的分量论，为帝国第二大城，居民百万，守兵一万五千，其中三分之二是满洲人。城墙周长二十英里，与其说有助于防守，不如说妨碍了有效的防守；而四围地面的崎岖——那里到处是早先历朝南京大城的残垣断瓦——也是助攻者多，助守者少。郭富爵士以五千之众，为攻取这座既大且不能算不设防的城池拟了一个极高明的方略，他之必能全胜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到了此时，中国政府的脊梁已被打断，连骄傲固执的道光也不得不承认：非与英人讲和、非作些让步以打发他们走不可了。

大臣伊里布曾与道光至为亲厚，又是主和一派的领袖——那一派主张停止这场实力悬殊的争斗——早在南京谈判成功之前数月，他便已开始了非正式的接洽。凡可以探知英国官员意向、探知稳固和平所须的最低让步的机会，他一概不放过。他还力图给这场争斗添几分宽厚的气象，不止一次证明自己既是有礼、也是有胆的对手。乍浦、吴淞陷落之后，他把先后被中国人俘获的若干官兵送还，同时表示了愿意休兵的意思。璞鼎查爵士的回答是问他：是否奉皇帝之命有权议和？若已得此授权，英国全权大臣极愿与他商议任何事项；若否，则战事只得继续。那时伊里布并无议和所需的权柄，于是战事继续下去，直到得胜的英军抵于南京城下。在吴淞与伊里布往还的同时，璞鼎查爵士向中国人出了一道告示，声明英国政府所要求者为何。文中指出万国同属一家、地位平等，并坚言友好往来之权乃是分所应尽的义务。璞鼎查说：「英国远自极西而来，与极东之中国往来已逾二百年；其间英人屡受中国官吏之欺凌，彼等自以为强，以我为弱，遂敢行此不义。」接着便历数钦差大臣林则徐及其继任者种种专横之举。说白了，中国人是想守住自己的孤立，置身于万国的交谊之外，而又没有力量遂其所愿；于是他们不得不倾听并接受英国全权大臣的条款。那条款如下：皇帝首须简派一位大员，授以全权，俾其能自任其责议约定章，届时战事即行停止。谈判所据的三大要点是：赔偿损失与军费；两国官员之间以平等之礼作友好而得体的往来；割让海岛之地，以为通商与商人居住之所，并作为日后不再有凌辱之举的保障与担保。接受这些条款的第一步，是简派耆英、伊里布与两江总督牛鉴三人为钦差；受害最深的那几省的总督既是牛鉴，由中国政府致英国全权大臣的第一份令人满意的外交文书，便落在他笔下。这封信之所以要紧，不只因为它口气和缓：它在一定程度上伸出了友好之手，同时又力图为这场冲突指定一个起因，而牛鉴所能找到的最现成、最便当的，莫过于鸦片——这一战之所以得名于此，便由于此。说到中国的败绩，牛鉴一面承认，一面解释道：「中华承平日久，不习攻战，以致屡受挫辱。」在后来的一件文书中，牛鉴又承认：「英人在广州积年受欺凌勒索，自应设法，俾贵国之人日后得以通商获利，不复受损。」这些文书表明，中国人终于肯放弃那个久争不已、既陈旧又不可能的凌驾万国之上的原则；这一份自命既已撤销，缔结稳固和约的谈判便立时成为可能，而且前景可期。

中国钦差们的第一步，是拟一份奏折呈进皇帝，请准他们所拟的办法。折中把争端的原委和盘托出，以明白无误的语句陈述英人所求为何，而且并不讳言劝皇帝依从其条款。耆英与同僚把仅有的两条路说得极其切实：究竟哪一样祸害更重——是照英人所索之数付给（共二千一百万元，计：赔烟价六百万，还行商欠款三百万，偿军费一千二百万），还是让他们把那看来无可抵御、已使中国吃尽苦头的兵事继续下去？纵然选了后一条、继续打下去，也不过是把那倒霉的日子往后推：军费浩大，赔款的数目还要加增，到头来不过落个「有战之名而无胜之望」。关于割让香港、以及在五个主要口岸通商之权，所用的理由也大致相同：英人所索无疑过分，可是同他们讲理有什么用呢——形势既操在他们手里。何况在这番苦恼之中，还可略得一分慰藉：英人愿就其商货交纳若干关税，那税项到头来足以补回军费的赔款，还可以贴补「天家之用度」。至于以平等之礼往来一节，他们声称尽可以「毫无保留地允准」。道光对这份奏折的答复，是一道颇长的上谕；他对钦差们的一切见解与建议悉予准行，而把筹措巨额赔款的责任单独加在耆英一人身上。如此，在英军抵达南京之前，签订和约的一应先决之事便都安排停当；中国钦差既真心求和，皇帝又已准了一切必需的办法，便无迟延之虞，更谈不上谈判破裂了。

议定在英国兵船上签约，中国钦差们应邀为此登临海军提督的旗舰「皋华丽」号。此事行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日；那场面纵谈不上堂皇，也足够动人：一长列英国兵船与运船，在南京高峻的城墙对面不远处列阵；陆上各军则部署在高出地面的堤道之上，既便于逼近各处城门，又让人直到最后也猜不出究竟哪一座城门才是真正要攻的目标；而后，六只小小的中国官船，彩旗招展，载着钦差大臣与随员而来，要签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对外国的败约。钦差们穿着最朴素的衣裳，据他们自己解释，是因为钦差办事贵在神速，无暇在穿戴上费工夫；不过有理由相信，他们是觉得这样的装束，与这一天于中国之不祥最为相称。典礼毫无阻碍地过去了；四天之后，璞鼎查爵士回拜中国官员，他们在城外一座庙中接待了他。八月二十六日又在南京城中的贡院举行了第三次、也是更为隆重的接见；璞鼎查爵士率官员二十人、并一队土著骑兵为卫，纵马穿过了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的街衢。当时有人注意到，此前三年的同一天都发生过大事：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把英国人逐出澳门；一八四〇年此日，英国舰队泊于白河口外；一八四一年此日，厦门被攻取。这次接见之后三日，条约本身在「皋华丽」号上签字，耆英与同僚又为此登船。签字之时鸣礼炮二十一响，兵船桅顶升起了英国与中国的旗帜。道光皇帝批准条约之速，颇堪称许。英中关系这一段故事的最后一幕之中，唯一有损其和洽的，是一伙英国官兵对著名的琉璃宝塔所加的野蛮而无可辩解的损毁——那座塔是中国工艺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建于四百年前，费资巨万，工历二十年。

除广州之外开放通商的口岸，是上海、宁波、厦门与福州；但在税则议定、领事官员派驻之前，这几处尚不开放。赔款按期交付，英军与舰队即逐次撤退，只是舟山与厦门外的鼓浪屿仍留兵戍守了一段时日。台湾沿海有几艘船遇难，船员被戕被掳，这件事恰好给了中国政府一个机会，显示其政策已有何等显著的转变。朝廷立即下令查办，有罪的官员受到惩处，皇帝并宣称：「不得因其呈诉出自外夷，遂率尔置之不问。朕之子民与外夷、臣工与百姓，皆当知朕欲一秉大公、至为公允之意。」璞鼎查爵士的差使，非得拟定税则、并在新开各口设立领事，才算办完一半。中方派伊里布为议定税则的代表，并选广州为商议此事最便之地。谈判重开不到两个月，眼看就要圆满收场，不料伊里布之死——他是中国官员中最诚恳、最爽直的一位——使此事耽搁下来。伊里布是满洲皇族的一员，出自雍正一位兄弟之后；那位兄弟曾被雍正黜逐，后由乾隆复其宗籍。北京朝廷并不想借他的死作为退出这项安排的借口，这一点从随即简派耆英继任便看得出来。事情到了这一步，鸦片的难题又在议定商务税则之际浮上来，成了头等要事。关键在于：鸦片究竟要不要列入税则，还是归入违禁品一类。璞鼎查爵士声明对此项贩运绝无同情，也很愿意宣布其为非法；但他同时指出，查禁之责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担。中国人不肯接这份责任，说「若英国官员稽查不周，走私之事总归或多或少要有的」。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耆英赴香港郑重拜会璞鼎查爵士；此后不到一个月，商约便签定了。璞鼎查出示晓谕，令英国臣民切实遵守约中各款，并声明对任何违犯者将采取最严厉决断的办法。耆英那一边则出示布告，称「五口通商，准远人往来贸易」。这商约唯一薄弱之处，在于其中对鸦片只字未提。璞鼎查爵士未能取得中国政府对鸦片弛禁的同意，他自己又不肯承担在中国设立缉私之责；但他同时公开声明：「鸦片之贩运，按中国律例与上谕，实属非法违禁。」目光放远些的人已看出：南京条约既把争执的主要关节、也就是分歧的根源搁置未决，便不能算是中外交涉这一难题的最终解决。鸦片问题留了下来，日后还要再一次搅扰两国关系的和睦。

前已说过，若断言鸦片是此战中所争的主要之物，那便是把问题看窄了。真正的关节在于：是否可以容许中国政府据有一些万国公法所不承认、并使与外人的交往全然无从维持的权利。中国所要保有的东西，任何别的国家都不曾主张过，而且非有非常的兵力不足以立得住。所以当人们谈论这场战争之不义，说它又是一桩强权压倒公理的例子时，他们应当记得：中国首先便错在她要在万国之林中占一个不可能的位置。我们无从怀疑：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那些作为倘被姑息，则一切欧洲人的性命都将任凭一套制度处置——那套制度不分罪之轻重，为伪造证据大开方便之门，而所加的刑罚又远过其咎。令人欣慰的是，当时有许多并无成见的人宣称，导致南京条约的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像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国际法上的一代权威，还专门写了一篇详密的论文，以证明「英国对中国持的是正义的一方」。我们不妨离开这争斗的场面，带着这样一层省思来结束这部实力悬殊之战的记载：这场争斗的结果终归是好的。一八四二年那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工作纵然做得多么不足，所成就的却也够多了——足以使今日的友好成为可能，足以使两大治国之民之间更好的相互谅解，成为一桩可以指望而非只能怅望的事情。

第十八章道光与他的继承者

夷务的演进与它暂时的了结，把道光一朝的其他大事遮蔽得如此彻底，以致从治国的记载里再难拈出什么有趣之事——虽说统治三万万人这桩繁难而头绪万端的差事，总还是要有人去办。不止一桩事实表明，中国既成的权柄已经松弛，人们对上谕只肯有限度地敬重。盗伙横行乡野，连京师也不能幸免：一伙以禁城之内为老巢，另一伙则在中原腹地据险自守，从那里睥睨广袤的一方。捕快无能为力，现有的兵力也不足以认真去剿一个比自己还强的对头。对外一战招募了大批勇丁，和局一成又把他们骤然遣散，于是国中到处是亡命而又身无分文之徒，为糊口什么事都做得出。既有这样大有可为的园地，秘密会社重新抬头便不足为奇；一个名叫「青莲」的新帮会，在湖南那些凶悍的勇丁中间声势极大。不过这些祸患都还没有恶化到公然举事的极端地步，把这一切敌对而危险的成分熔铸成一个反满的全国乱党的那个人，还不曾出现；直到道光把皇位交给他的继承者，情形都是如此。

云南约在一八四六年，回民之中初起不平之气，多年之后演成云南回乱；不过那一回，总督处置有力，祸患消于萌芽。在中亚，流亡的和卓又活跃起来：他们以为中国人既被英国人打败，内乱又起——那些传闻传到土耳其斯坦，无疑已被添油加醋——则中国在喀什噶尔的权柄必大为削弱。其实不然：那一带的中国治权，因一位名叫祖胡鲁丁的回部官员的干练与才具，反倒巩固并扩张了。张格尔那次未成的入犯之后，朝廷所准的严厉镇压之策，他执行得极其彻底，遂由此而得势；十五年间，他使所受托的这一大省赋税与商贸都有增长。他对中国政府的忠诚似乎无可指摘，唯一的失误，看来是过于自信其地位之稳固。他抱这看法，主要凭据是他在各主要城池之外新筑了坚固的城堡，即所谓「新城」。然而与此同时，喀什噶尔的局面里已掺进了一个新的危险因子，那便是浩罕领事的设置——他们有权对一切回民货物征收关税。这些官员成了反对中国官府的阴谋之枢纽；每逢浩罕之汗决意扶助和卓，都会发现地基早已由这些密使替他打好了。

一八四二年，浩罕汗穆罕默德·阿里——一位才具与品格都颇可观的首领——去世，其权柄经一番纷乱之后归于族人胡达雅尔；此人才具平平，无意干预邻邦之事。但浩罕的诸酋不肯为着名义上的君长的私意，便放弃他们素来嗜好的那些扰攘的冒险；他们以为南下喀什噶尔最有得功名与掳掠的指望。于是他们找上张格尔的七个儿子，以父仇之痛与厚利之望相激，怂恿他们再作一次驱逐中国人出中亚的尝试，终于使他们又一次张起了和卓的旗号。一八四五年至四六年之冬，这七位和卓——「七和卓」——发出檄文，聚集一切党羽，并与布鲁特诸部结盟。

回部之众出山之后，以极快的速度直逼喀什噶尔，围而攻之。围了两个礼拜，因城中有人做了内应，遂得其城；然而堡垒、即新城仍旧坚守不下。他们在城中的暴行，把喀什噶尔人的同情糟蹋殆尽，民间遂无一处响应，中国人得以集合各处驻防之兵驱逐入侵者。和卓们在叶尔羌附近的阔克罗巴特一战败北，被逐出境。七和卓这桩事，一度似要给中国人带来最严重的危险，结果却这样土崩瓦解；而尤可注意者，这是历次入犯之中唯一一次中国的回民臣属没有与敌人合流的。祖胡鲁丁经理一方的功劳虽大，却因战事之初似有失察怠慢之咎而获罪革职。

中国朝廷之孱弱，还有一个凭据，便是盘踞珠江口的海盗联盟；它藐视各位大人的一切努力，直到大人们请出英国海军这一强援协力，才告了结。虎门一带从来不曾全然干净过，那里总有些亡命之徒，只要有一定的利可图而风险又小，什么暴行都肯干；和局一成，许多亡命之人失了生计，便以为做海盗既可以图利，又可以显一显他们的爱国之心。这些扰攘而危险的人物聚在一个名叫十五仔的首领麾下；我们所说的这一年，即一八四九年，他们手握一支庞大的船队与一支装备精良的人马，自福州至北部湾一带勒索买路之钱，凡看去无力自卫的商船，无论欧洲的还是中国的，一概劫掠。他们若只劫本国人，谁也说不准这样逍遥要到几时，因为帝国并无水师之力；只是他们不幸、中国有幸的是，他们掳了几艘英国船，又杀了几名英国人。海伊上校统一艘兵船前去剿办，半年之间毁海盗船五十七艘，其党众被杀被俘者千人。海伊上校得另一艘兵船会合之后，把珠江上残余的盗船与巢穴一并扫平，遂驶往北部湾去攻十五仔的老巢。搜寻一番之后，在一座至今仍名为「海盗窠」的岛外发现了盗船队；经过一场持久的激战，全数被歼。毁船六十艘，十五仔只得逃往交趾支那，据说在那里被国王下令处死了。荡平这一势力雄厚的盗党，于中国人是一桩及时的效劳；中国人并被告知，只要他们开口，英国政府随时乐于再作此类相助。即便在交往这样较早的阶段，已经看得出：久被鄙夷的外人能给北京朝廷办一些实实在在的大事；满洲人若想更有效地把权力施于他们的汉人臣民之上，便不得不求助于欧洲的军械与军事、格致之学。剿灭虎门的海盗联盟，是借用欧洲武力的头一遭；这一路到太平天国之役更进了一大步，而其演化到今日，断然还没有到尽头。

道光在位最后的举动之一，显出他的心志已彷徨颓丧到了何等地步。原来中国的元旦——一八五〇年二月十二日——那天当有日食，这被视作极不祥之兆；皇帝素来最怕这类忌讳，便想寻个法子脱身、免去一切凶咎，于是下诏把新年提前一天开始。然而中国皇帝纵然权势无边，有些事仍旧是他做不来的；中国人的常识不肯接受这番更改天行的举动。那道上谕被完全置之不理，且招来一片讥笑，有几个城里的告示还被人撕毁涂污。日食归日食，中国的新年照旧在该来的日子来了。为道光开脱，或可说他当时抱病——他正患着几个礼拜后夺去他性命的那场病。他的身子早已孱弱，一朝的忧患把他催老；加以一八四九年年底他的养母去世，对他是一大打击——他对这位养母看来一向情意甚笃。从他病的头一天起，人们似乎便知道病势之重，料到不祥的结局。二月二十五日，在皇帝寝宫召开了一次大朝议；皇帝在榻上亲写一诏，宣布立第四子为储贰、为他选定的继承者。道光在这一要举之后活得极短，但他确切的死期却不能断定。有理由认为，禁城之内一场几乎把宫室焚毁的大火，催促了他的末路。此事由他的继承者出一道诏书，如式告知中国百姓；诏中盛称先帝之德，并照例表示但愿先帝能享寿百年之意。

道光享年六十九，生于一七八一年九月十二日；他在位将近三十年，是中国史册上最多事、在某些方面也最不幸的一段。他年少之时，其祖乾隆的权势正如日中天；而父朝的祸患却替他预备下了自己一朝更大的祸患；他半生所处的那所逆境的学堂，只教会他承受灾厄，却不曾给他搏击灾厄的气力。然而道光也颇有不少可取之处：他似乎明白国家困顿之深，也痛切地感到自己无力挽回失去的东西。他又不喜一切不必要的铺张，用于宫廷与自身的费用，比他前后任何一位君主都少。他从不把公帑糜费在自己身上，这是一桩了不得的事。他的起居俭朴而有丈夫气。

道光一朝虽是一无余地的不幸，他似乎还从一个信念里得了些宽慰：最坏的已经过去；他的权柄既能从那样剧烈的震荡中复元，想来不会再遇上更坏的了。他到底从一场外战中脱身出来——那场战争伴着一次极可惊骇的真正入侵——而权柄丝毫未损。帝国不止一隅所显露的内乱之兆，都不曾成什么气候，看去多半会消散过去，不至于危及中国的国体。道光或许曾指望：自己虽受尽苦楚，却把家族与朝廷从更严重的灾祸中救了出来，上天的震怒只落在他一人身上。此后十五年的经历，将显出他把局势估量得何等不准，显出他身后那十五年的祸患何等远过于他在位之时；因为正如他从父亲嘉庆那里承受了一份忧患的遗产，他也把一份不幸与艰难的家业传给了儿子——而且因为空有至尊之名而无扶持之力，那份家业更其沉重。

奕詝亲王登极，取年号「咸丰」，意即「大富」或「全盛」；一时曾因他叔父惠王的觊觎而几乎生变——读者当记得，此人曾谋夺其兄道光之位。这位亲王在其兄在位的末几年一直退居不出；究竟是什么情形壮了他的胆，使他重提旧图，非等到满洲一朝的国史刊布之后不能知道。他的图谋一败涂地，咸丰却饶了他的命，而把大臣耆英与穆彰阿革职，说他们于此事或怠慢失察，或暗中与那位觊觎大位者声气相通。咸丰即位时不满二十岁；他最初的举措之一，是封四个弟弟为亲王，并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参预朝政。这在满洲的家法上是一个新局，因为此前历代皇帝都刻意把兄弟摆在幕后。咸丰的兄弟按齿序号为恭、惇、醇、孚四亲王；咸丰既是道光第四子，他们也就按次序被称作五、六、七、八阿哥。咸丰即位之时国中正当大困，所幸一八五〇年年成丰稔，略解其苦；又用了中国惯行的「捐输」之法，筹得一笔不小的款子，把当时匮乏与疾苦中最难堪的几处消解了。然而这些一时一地的举措，救不了一个根子上就坏了的局面，也压不住那股正迅速演成公开叛乱的民怨。

翰林院拟了一道上谕，咸丰在其中把国家的种种不幸一概引为己咎；然而事势早已过了空言可救的地步。官场的腐败，渐渐把民心离散了。公道与廉正一时之间在中国的仕途上绝了迹。少数有节操有才干之人的表率，反倒把整个这一阶层的毛病衬得越发显眼。公道无处可寻，断案卖与出价最高的人。有罪者若家资富厚，可以全身而退；穷人则既为自身的过失受罚，又替富有的罪人顶了罪。判了死刑的人花钱雇人代死，这种事屡见不鲜。官职卖给从未应过考、目不识丁的人，而做官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可以搜刮。举国赋税已重，可是纳给朝廷的，还只是从中原百姓身上榨去的银钱中较小的一部分。一个人明知自己任期短促，又须在官位转卖给新的、或许出价更高的人之前，把买官的本钱与预期的利息一并收回，还指望他有什么廉耻或职分之念呢？官吏靠不义之财发迹，少数人聚起了巨万家私，而政府在百姓心中则一日低似一日。它的效能与打击之力也随之衰减。一群腐化而柔靡的官吏与治事之人，纵使对手本身微不足道、且同样沾着腐败社会与衰世的恶习，也不足以替一位困厄的君主和一个受攻的政府作像样的屏障；而咸丰起初能倚仗以御敌者，也就只有这么一群人。就连他自己的满洲人——那些以区区之数征服了全中国的武悍鞑靼——也在他们当作家乡的南方水土里，把当初的质朴与善战消磨尽了。中国的膏腴之城于他们，正如卡普阿之于迦太基人的大军；乍浦与镇江府的那些以身殉节之举既后继无人，他们便显出自己配不上祖宗打下的江山。自吴三桂之叛以来，满洲人第一次正面遇上了危及其征服之权的祸患；然而在太平天国之乱的前夕，咸丰所能拿来对付敌人的，不过是一些自责的漂亮话与一堆改过自新的大话罢了。

秘密会社之中，最先赋予其宣传以政治与朝代意义的是三合会。入会誓词的头一句是：「我等四方结盟，反清复明，剿灭胡虏，以待真主。」只是明室已无遗裔，「明」这个名号在中国人心中或曾有过的分量也早已失去，因此这一公开标榜的宗旨，与其说招来入会之人，不如说把人吓退了。不过若说有哪个秘密会社在太平天国之乱的发端上有份，那份功劳该归三合会：他们反满的文字在华南流传极广，天王——太平军的首领——所要推行的那份纲领，多半也有他们的一大份手笔。

后来被尊以「天王」这一崇号的那个人，出身极寻常，且出自一个下等的族类。他本名洪秀全，是广州附近一个小农之子，又是「客家」——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流徙之族，与我们的吉卜赛人略有几分相似。他生于一八一三年，历次考试似乎都考得极好；只是出身的成见，使他不能在本国的仕途上谋得一官半职。他因此成了一个失意的求官者；当那样的时世，他终于与既成的官府和政府为敌，也就不足为奇。既不能做国家的臣仆，他便给自己立下了做国家之主这一雄图；为此他求助于宗教的修为，以博取民间的名望与徒众。他住进一座佛寺；那苦行的自苦，高声的祈祷与祝告，神异的指点与会晤，正是一切宗教的虔修之士所走的入门功课——由此而得的那种建立在世人敬畏之心上的尊荣，纵然不能替他铺出通向世俗权势的路，有时也并非世俗权势的什么次等代用品。他离开幽居之地，去做那伙最大的乱党的首领——他们的老巢在僻远的广西省——并在那里自称「天王」，意即上天之王，公然以帝位为的。乱党渐渐据有了珠江以南的全境；到他们攻下南宁这一坚固而要紧的军镇时，皇帝派了三位钦差前去开导他们，其中一位便是首辅赛尚阿，然而结果并不令人鼓舞。太平军攻桂林虽被击退，却仍旧据着该省城池之外的地面。有一位中国官员倒有胆子上奏说：「逆匪未歼未擒。」虽然兵费浩繁、聚兵甚多，官军剿贼却毫无实在的进展。或因畏怯，或因无经验，他们不肯立即与太平军短兵相接；若肯如此，则以人数之众，这场争斗必已定于官军之手，一场极可畏的叛乱也早消于萌芽了。咸丰的臣僚中有人是看清了局面的，从当时一位中国官员所写的下面这封信便可知：「通国皆贼。帑项将竭，兵少；将帅不和，事权不一。统兵者欲以一杯之水救一车薪之火。窃恐日后必有大变——大众揭竿而起，而吾民且弃我而去。」广西的军事迁延了两年，大势总的说来于官军不利；然而乱党自身也有一重危险，就是他们全靠一省的物力，而物力既竭，便有被迫退入东京的危险。正当这极危之际，天王显出了他确是一位驾驭人的能手：他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断——开出广西，去进犯中原那些广袤而未被波及的省份。这一步纵然与其说出自天纵之明，不如说出自窘迫所迫，它仍旧是这场叛乱真正的转捩之点。

天王发檄文宣布这一决断，文中声称他受了「上天之命，以剿灭满洲、并以真主之名有此天下」。也正是在这时，他的徒众通称为「太平」；此名之由来则颇晦暗。照最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取自广西省西南角一个同名的小城，乱事似乎便是在那里发端的。另一说则以为那是天王想要开创的朝代的名号，其义为「普天太平」。天王召回一切在外的支队，并封五位主要的部将以名号——译作北王、南王、东王、西王与翼王——遂于一八五二年四月开始北上。在广西省东境的永安城，他似乎曾在攻广州与犯湖南之间踌躇；就在那里出了一桩几乎要拆散他这支人马的事。与天王结盟的三合会诸首领，见识与身分都高过太平军首领的嫡系徒众；那些部将被抬举为王之后的骄横，惹恼了他们。那班人原无受此尊号的资格，却穿起中国王者的黄袍、用起王者的仪仗，睥睨一切同伙，尤其是三合会的组织者——那些人自以为才是这场叛乱真正的发起人。三合会受了这般待遇，愤而突然秘密离了太平军的营垒，赶去与官军讲和。这些三合会之人中，有一个名叫张国梁的首领得了要缺，在这场争斗的后期颇起了一番作用。

三合会的叛离，使攻广州之议作罢，太平军遂进攻桂林——钦差大臣们仍在那里。天王攻城被击退，损折不小；他怕再攻这样一座坚城会挫了士气，便进兵湖南。官军的将领守城颇见本事，若在进取上也拿出同样的劲头，当时当地本可以把太平军的势力一举歼灭：只要衔尾追击，便能扰其后路，滞其进程，终于在最有利的时机逼其决战。无奈钦差大臣们什么也没做，似乎只要摆脱了这么些麻烦的邻居便心满意足了。太平军横穿广袤的湖南，几乎无人阻拦：各城都没有御敌之备；直到天王抵省城长沙，才遇上称得上抵抗的抵抗。此处已作了有力的防御筹备：不但城中有驻兵，而且恰好有一位才具颇高、又出自有势力之家的曾国藩住在城外近处。曾国藩历任数职，又是翰林出身，地位与声望都很高；只因近亲之丧而在家闲居，太平军将至的消息传来，他便当即自任守长沙之责。他把凭势望与财力所能召集的一切力量都投进那座城，同时传令全省团练一齐出动，袭扰敌军。他号召一切有力之家，或招募兵丁，或悬赏鼓励志愿投效者从军讨贼，以尽其事君事国之分。曾国藩的榜样倘若被普遍效法，则说太平军根本到不了南京，也不算过分。

故而乱党抵长沙时，只见城门紧闭，城上布满守兵，城中粮秣足以久守。他们想把城困到断粮而降，又以屠城的恫吓吓守军就范；这些手段既不奏效，便三次强攻，都被击退。围了八十天，损折甚重之后，太平军放弃了这座城，于十二月一日重又北上；此时倘若消息能迅速传递，他们不久便要覆亡。他们撤出长沙之围时，抢到了足够的船只，得以渡过洞庭大湖；到岳州抵扬子江畔，才知官军守兵一听他们要来，便早已逃散。取岳州一事甚为要紧，因为太平军在那里得了一座军械库，正是他们急需的兵器，还有大批火药——据说那是吴三桂的遗物。如此装备既足，其余的短缺又以行军之神速补足，他们遂进攻重镇汉口，不战而下。江南对岸同样要紧的武昌随即被攻，围了两个礼拜而破。汉阳是第三座城，与那两座合成中原最要紧的工商巨薮，也未加抵抗便降了。这一场惊人的成功，立时把太平军低落的士气提振起来，使他们对朝廷的威胁重又显出万分紧迫的形势。

这场胜利对太平军士气的影响，怎么说也不为过——在取得这一称心的结果之前，他们本已相当沮丧。取了这几座城，一切最严重的疑虑都消去了，他们得以把先前所受的损失与辛苦一并补回；同时也表明，他们手上这桩事业未必是无利可图的。在汉口歇了一个月，又添了成千上万的新徒众之后，太平军决意继续前进。说实话，他们仍旧怕曾国藩追来——曾国藩此时已与三合会的首领张国梁会合；其实这份担心毫无根据，因为这几位官员自以为不得出本省一步；而不幸的是，官军在湖南得手的消息，也使人们看不见太平军在扬子江流域所构成的危险。太平军重开攻势，取九江与安庆；一八五三年三月，兵临南京城下。围了两个礼拜；虽说满城之中驻有大批满洲兵，对一个没有炮的敌人本是极易守住的，所作的抵抗却出奇地、也出人意料地怯懦。太平军把一座城门炸开，城中居民与攻者通了声气；而那些在一八四二年曾令郭富爵士刮目相看的满洲人，竟把性命与名节交给了一支不过是执械的乌合之众。南京的鞑靼聚落共二千户，显然已把那唯一能使他们在中国立住脚的勇气与纪律丢光了。天王的兵丁炸开城门之时，他们非但不死于所守之地，反倒扑到太平军首领脚下乞怜求命。他们的怯懦并没有救得了他们：满人二万，逃生者不满百人。此事有确凿的凭据。一个参与屠戮的太平军说：「我们把他们杀了个干净，连怀里的婴儿也不放过；不留一根能再抽芽的根，尸首都扔进了扬子江。」

南京一到手，太平军立时成了满洲人一个可畏的劲敌，天王也成了与咸丰争夺帝位的角逐者。据有帝国第二大城，使他们完全扼住了扬子江的航运，从而截断了中国南北之间的往来。为把这一目的做得更彻底，他们又占了大运河口的镇江府，还夺取了江北的扬州——那地方正对着一八四二年郭富爵士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处。太平军之可畏如此，以致官军守兵毫不抵抗，一城一城地望风而弃。天王为胜利所鼓舞，把大营从汉口移至南京，并宣布这座前明的旧都为他的京城。凭着神速与一连串异乎寻常的好运，太平军从僻远的广西一直打进了帝国的腹心；然而显而易见，他们若不能乘胜再给中央政府一击，则满洲人的胆气一旦恢复，他们所得的一切便会失去。南京的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待南京布置停当、足以经受长围之后，便遣一军北攻北京。于是积粮以备六七年之围，修城垣，增筑炮台。到一八五三年五月底，这些筹备已毕；太平军的兵力此时已增至八万，于是决定可以抽出其中一大部分到扬子江以北去用兵。那支军队因志愿投效者的加入而膨胀到极大之数——那些人以为，到京城去挫一挫满洲人的锐气，正大有功名与掳掠可得。这支北路军的进程，与太平军自广西到南京的那一段极其相似：他们席卷空旷之野，官军没有一支敢于迎战；可是一遇有满洲将官奋勇固守某座有城墙的城池，他们便不得不承认自己于工程与用兵之术都不够格。他们攻河南省城开封，被击退；仍照旧日的策略继续向北京进发。渡过黄河，攻怀庆，被阻了两个月，又吃了与开封同样明显的一场败仗。虽再度受挫，太平军仍旧奋力前进，在临洺关击破一支满洲军队，于一八五三年九月进入畿辅之省直隶。他们这番行军的用意是明白的：他们不但把皇帝的将领弄得迷惑莫辨，而且走的是一片未经兵燹、物力丰足的地方，因而得以在几乎与离开南京时同样精力充沛的状态下，逼近到可以打击北京的距离之内。临洺关一破所生的效应之大，使直隶南部的城池没有一座试图抵抗；十月底以前，他们抵达静海，距天津仅二十英里，距北京不到一百英里。这里便是太平军北上的极限了；此后一股满洲人重振的力量，把乱党一路推回到扬子江边。

临洺关的被破，把惶乱与恐怖带进了皇宫与京师。王朝的命运，似乎就悬在一个残忍而坚决的敌人手里。当时北京恰好兵极少，只得急忙从蒙古征调。太平军若把此前所显的那份锐气与神速保持下去，谁也说不准中央政府会不会被推翻、满洲一族会不会像明室一样被斩尽杀绝。所幸咸丰有福：太平军忽然懈怠得反常，一直在静海按兵不动，直等到蒙古的兵马在其大首领僧格林沁率领下赶到。他们看来已被自己的劳顿耗尽了气力；在野战中吃了一场败仗之后，便退入静海的坚垒，遣人向天王求援。自一八五三年十月至一八五四年三月，他们被僧格林沁困在这座营垒之中；粮尽之后杀出重围，开始向南退却。若非南京的援军及时赶到，他们无疑已被歼灭。太平军随后取临清，以之为大营数月；然而一八五四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所获的胜利既少且微。官军严密监视着他们，到一八五五年三月之前，已把他们逐出了整个山东省。他们的人数因疾病与阵亡而日减；派去攻取北京的两支大军，回到南京的只剩下一小部分。当南京以北这些事进行之际，太平军也把兵锋西上扬子江直抵宜昌，东出南京直抵海滨。这些用兵并非总能得手，天王的兵马败绩与胜绩一样多。江西省城南昌这座要地，被他们围了四个月；几番强攻不下，太平军终于只得罢手。在汉口他们比较得手，围了八十天而复得其城。此城他们又弃了；到一八五五年，他们再一次从官军守兵手里把它夺了过来。

太平政权在南京立定，又盛传其势正向四方迅速扩张，这遂使欧洲人注意到中国因此而生的新局面，并在外国侨民的不同群体中激起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传教士们倾向于把太平军看作中国的中兴者、基督教的卫士；商人们却只看见他们是太平的搅扰者、商务的仇敌。后者对贸易毁于一旦的预料到了这般地步，竟禀请各国领事把按约应纳给中国官府的关税缓交，甚至干脆不交。这一背约之议被断然驳回；领事们并申明，在太平军与官军之间严守中立是绝对必要的。不过与此同时，也有必要让太平军的君主知道：他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南京条约的各款，就如同他是中国的君主或满洲的总督一般。商务总监督兼香港总督文翰爵士决意亲赴南京，一则让太平军知道对他们有何期待，二则借亲眼观察取得关于其实力与分量的必要情报。不幸的是，文翰爵士此举反倒抬高了太平军的身价，散布出欧洲人已承认他们是中国未来当国之力的观念，从而帮了他们的忙。此举本非有意与北京政府为难，却终究是不友好的一着；而它在太平军那边又绝无实效，故而分明是一桩失策。唯一可以替它辩解的是：中国官府愈来愈显出要拉欧洲人助剿的意思，事先取得确切的情报是可取的。上海的道台甚至开口求借停泊该处的兵船；既已答复他我们意在严守中立，便也决定把这一点一并告知太平军。于是在一八五三年四月，北征之师尚未出发之前，文翰爵士乘兵船「赫尔墨斯」号驶往南京。当月二十七日，该船泊于南京城外，与太平诸王会晤数次——诸王之中，此时以北王最有权势。谈判历时一周，毫无结果。事情很快便明白：太平军之闭塞排外、之不可理喻，比最坏的满洲官员也不遑多让；他们视欧洲人为下等的臣属之族。文翰爵士未能与天王建立任何直接的往来——天王此时已退居幕后；对外说他在撰著圣书，实则是沉溺于淫佚去了。天王的怠惰引出了取而代之的图谋，这原不足为奇。东王尤其以上天的使者自居：他声称自己昏迷之中与天上的神明相接，自称「圣神风」，即劝慰师，又责天王之失，甚至亲加杖责。他若有徒众，或许竟能成为太平军的独夫；只是他把上下都得罪尽了，其命遂断送于其余诸王的一场密谋——那些人并不管他与天上有何交接，径把他杀了。

正当此时，太平军作了一桩最出色的军事壮举；因为它把整场运动真正的英雄引上了场，不妨叙述得比别的行动详细些——那些行动大都零散无章，也无一丝勇气或将略可言。朝廷已能在战场上摆出两支可观的大军：一支四万人，由和春与三合会出身的张国梁统带，监视南京；另一支由一位满洲将领统带，紧围镇江，眼看就要破城。南京的太平军决意去解其围，把一支大军交给一位姓李的军官统带——此人日后所受的封号是忠王，用那个称呼来叫他更为便当。他的锐气与胆略早已引人注目；而他执行这桩交与他的艰难任务的手段，更把他的声名完全立住了。他与镇江的太平守将约定同时举动，自己攻官军的阵线，守军同时出城夹击，结果大获全胜：强攻拔下木城十六座，把那支眼看就要得城的满洲军队逐离城下。然而这场胜利看来只是一时的：官军从四面聚拢，堵住了回南京的路；另一支满洲大军又向南京逼近，其将领似有攻天王京城之意。南京急召忠王回师。官军既多在江南一岸，忠王便渡到江北，取道回南京。走出不远，便发现官军也已渡江来迎，去路被张国梁所统的主力截断。他以其素有的果断与神速重回江南岸，趁官军势弱而击之，大获全胜，以致满洲的统兵官不得不自尽。又打了几仗之后，他终于杀回了南京。然而到了南京，暴虐的东王却不许他入城，非要他先把官军主力逐走不可——那支主力已交由咸丰的钦命统帅向荣统带，且已实实在在夺了一座城门。忠王的兵虽已疲敝，仍旧奋勇攻打官军，把他们一直逐到丹阳；官军在那里却站住了脚，忠王几番努力都未能把他们赶开。向荣把这场挫折看得太重，竟自尽了，皇帝因此至少损失了一员有胆的将官。然而太平军的胜运到此便到了头：张国梁率另一支官军赶到，合力扑向忠王，把他打回城中，折了他七百名精锐；如此，忠王此役的结果，不过是解了镇江之围，南京一带则一仍其旧。这些事刚过，东王便遇刺；随后是一片血腥的景象，二万人被屠，天王起事前夕所封的诸王，除一人之外尽皆不存。忠王在这些阴谋与屠戮中似乎并无干与；而且几乎可以断定，官军的将领若肯迅速利用此事，太平军在那时便可被摧毁——比后来实际被平定的时候早了十年。

当太平军的主力这般危及中国现有的政府之时，它的支流或效法者也在各主要通商口岸争相仿效，从而使乱党与欧洲人打上了交道。中国官员手中既无可恃的兵力，便想靠宣称英国人是皇帝的盟友、一旦有事必以其可畏的兵器前来相助，来弹压民间那些桀骜之辈。这番恫吓无疑一时奏效，把不安分的人镇住了一阵；然而等到英国人决意不预此争已无从掩饰之时，官府先前一再声称主要仰仗外人之助的话，反倒使自己的地位更弱了。第一场变乱起于厦门，时在一八五三年五月：约千名匪徒在一个名叫马盖的人带领下夺了该城，据守到十一月。官军是月率足够的兵力回来，重新得城；只可惜他们报复被逐之辱的手段格外残酷而不分皂白，有损其名声：数千市民未经任何审问便被处死，而屠戮之得以中止，全赖厦门的英国海军军官出面干预。上海的起事性质更为严重，敉平所费的时日也长得多。那里的欧洲居留地所受的威胁比别处都迫近，故自一八五三年四月起便着手设防；在领事阿礼国先生的主持下，侨民编成义勇队，兵船也列阵布防，把整个居留地严密护住。这些防范做得正是时候，因为直到九月才有事端搅扰太平。这场起事的唆使者无疑只有三合会，南京的太平军于此既无干系，也未参与。他们夺了道台的官署；道台的卫兵弃他而去，此人险些丢了性命。别的官员就没有这般运气了；不过总的说来，乱党取上海并未流多少血。几个钟头之内，这座紧要的中国城池便落入一群无法无天、桀骜难驯的暴众之手；他们靠劫掠市民度日，什么祸事都干得出来。欧洲居留地此时已布置得守御严密；三合会虽想劫掠那些富庶的商馆，很快便断定此举风险太大，甚至根本办不到。

按兵数周之后，官军从四方聚集，进围盘踞上海的匪众；这一攻若有几分兵法上的手段与劲头，他们头一次冲击便非垮不可。无奈皇帝的将官既怯懦，又于兵法一窍不通，围城遂旷日持久；开围一年之后，看去仍旧遥遥无期。

官军一面吃力地构筑他们的营垒与炮台，一面不停地缠着欧洲人求助；而随着据有上海的那伙人愈发显出是暴众而非一种势力，外人中间想结束这种不堪忍受的局面的心思也愈发普遍。这一回，率先动手的是法国人——从前这总是英国人的事。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只有一处领事署、一座主教堂和一所房子；可是它离中国城的城墙最近，因而最容易挨到攻守双方的炮火。法国海军将领拉盖尔因此决意参战；他在法租界筑起炮台，从一面轰击乱党，官军则从另一面攻城。轰击虽猛烈而有效，乱党的损失却不大，因为他们在城墙主垣之后另筑了土垒；三合会天天邀法国人来攻。最后宣称城墙已可攀登，遂遣法国水兵与陆战队四百人登陆去夺缺口，官军则在另一处爬城，身缠蓝带以别于乱党。然而这次强攻为时过早：攻者虽进了城防之内，却寸步难行。乱党在土垒之后与街巷之中拼死搏斗，打了四个钟头，把全部官军打得溃逃。法国人被沮丧的盟友裹挟而走——那些人竟让种族的仇恨压倒了一时的约定，还朝法国人开枪；拉盖尔将军结算这番干预的代价，发现死伤了军官四人、兵士六十人。法国人攻上海的结果便是如此；它给人的教训是：纵然是精良的欧洲军队，也不能无视公认的战法与防范。此役之后，围城之事便懈怠下来，法国人不再参与。官军却仍以他们那套笨拙而执拗的路数攻下去；乱党最后因求不到所要的优待条件，遂拼死突围，少数人逃到外国居留地得了活路，绝大多数则死于官军刀下。被擒而沿大路处决者一千五百余人；然而这场运动的两个首领都逃脱了，其中一人后来在暹罗做商人发了大财。可惜官军又以严重的暴行、以及对无辜市民的残酷对待，玷污了自己的胜利——那些市民替官员们当初的无能与怯懦受了罪。广州在一八五四年六月也遭三合会光顾，情形却不同：中国的商人与店家联合起来，募了一支自卫的队伍；这些饷厚的勇丁切实把乱党挡在了广州城外。不过乱党夺了近处的佛山——那里工匠云集，势力颇盛；若非广州人拿出了出人意料的劲头，他们无疑连那座大城也一并夺了去，因为此处官府之怠惰并不亚于上海。这番动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一八五五年二月，随着平乱时那场大批的处决——据说其中死了十万人——才告终止。

太平天国之乱起于广西一隅的地方之变，终至其首领在南京古城被拥为当国之主；这一段兴起与坐大的经过，至此已一一检视过了。然而我们既已把这日益坐大的太平之乱追叙到一八五六年，如今便须把目光转向那更严重、更要紧的夷务——它又一次到了紧要关头，而且断不肯等着天朝皇帝与他的谋臣们何时方便。

第十九章第二次对外战争

酿成第二次对外战争的种种事端，在第一次战争甫一收场之际便已露出端倪；为求眉目清晰、叙述简省，虽然这些事发生在道光在位之时，仍一并留到本章里来讲。璞鼎查去任，德庇时继之；其余欧洲各国的代表也纷至沓来，急欲攫取与英国所得相同的权利与特权。此后要办的头等大事，便是把纸面上得来的权利落到实处，使两国的往来有一个可以称为「可行」的基础。领事一一委派，外人居留地所需的地皮陆续购置，战争赔款既已如数付清，舟山便归还了中国。在归还一事上，颇有些手段算不得光彩：中国人末一期赔款按期照付，而舟山与鼓浪屿却拖过了约定之期好几个月才撤兵。据说英方在舟山一事上的迟疑，多半出于怕法国人抢先占去；不过后来英国正式申明自己有优先占据之权，这层顾虑便永久消除了。有一桩事却令人欣慰得多，那便是舟山驻军在柯林·坎贝尔爵士统率之下与岛民相处极为和睦，英军撤走时岛民且深致惋惜之意。中国最初的一班领事人员如下：李太郭任广州领事，巴富尔上尉任上海领事（但不久即由阿礼国接任），记里布任厦门领事，罗伯聃任宁波领事。翻译人员之中，有日后的威妥玛爵士与巴夏礼爵士。外人居留地一事上生出种种为难：厦门的鼓浪屿因条约未曾载其名，只得撤出。在广州，英人又想趁一场大火之便扩展居留地的界址，不料中国人手脚更快，一夜之间就把新屋盖了起来，英人的算盘遂告落空。这几桩事表明，精明并不只在一边：中国人固然于理应让与之事迟迟不肯松口，欧洲人一见有隙可乘，也未尝不想顺手捞一把。

广州的市井之众桀骜难驯，官府对他们的约束不过徒有其名，这便成了龃龉与是非的一个常在的根由。一八四六年春，众人借口美国领事馆旗杆顶上装的一具风信标妨碍了风水——即地气与天风之神——鼓噪生事；虽然为安抚这班迷信之徒把风信标拆掉了，骚动仍不止息，几次动起手来，其中一次打死了一个中国人。中国官员受众人怂恿，索要开枪之人；他们既已正式接受并承认领事裁判之权，居然还提出这样的要求，足见他们并未把上次战争的教训记在心上，也并未与《南京条约》的条款相安。所幸此时耆英奉命前来「妥为经理与外国通商事宜」，这场难局遂得敷衍过去，广州民情亦告平息，而并未交出何人。也差不多正在这时候，道光说出了那句值得记取的话：基督教既以劝人为善为教，不妨容其存在。然而夷务中最紧迫、最实在的两难，一是广州开城，二是外人可否越出商馆与庭院的范围。中国方面出于种种缘由——或许连外人的身家安危也在考虑之内——愿把他们圈在居留地以内，而且照条约字面作此解释，也似乎说得过去。这样的圈禁自然叫人无法忍受，英国商人及其他外人决不肯放弃在居留地附近泛舟射猎的游兴。中国官府出面阻拦，不久便闹出一场后果严重的冲突。一八四七年三月，一小队英国人乘船前往佛山——广州附近的一座工业市镇，有人称之为中国的伯明翰。船一到埠，敌意立时显露，众英人为保平安退入本地正堂的衙门，不巧堂官恰好外出。此时市人已极其鼓噪，费了好大气力才把英国人护送上船。堂官这时已经赶回，把外人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然而中国人依旧以石块相掷。多亏他极其奋勇，众人才得保全性命，且未受重伤。

这件事本身固然不快，但若非德庇时爵士自以为觅得良机，可藉此为英人在广州争得更大的自由与更多的安全，原是可以敷衍过去、不致生出恶果的。他不肯把这事看作偶发之变，反倒斥为暴行，并公然宣称「他将向中国政府索取并责成：英国臣民在中国应如在英国一般，不受侵扰与侮慢」。这样的要求既无理，亦不公。条约是一场艰苦战争的结果，是从皇帝手里硬夺来的，它把外人限于五口，也就限住了皇帝在这几处以外施加保护的能力；那么这个人人痛恨的「番鬼」——时人如此称呼——怎么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游荡而安然无虞？可是德庇时爵士打定主意要借此机会促成事变，好逼中国人给他的同胞更大的自由，从而催速广州开城之日的到来。四月一日，香港所有可调之兵一律待命；次日，驻防的两团人马分乘三艘轮船，由一艘军舰护航，前去攻打广州。他们在虎门炮台登陆，未遇抵抗便夺下各炮台，把炮眼钉死。中国守军或是出于猝不及防，或是奉了耆英之命，竟未作抵御之举。一枪未发，攻方无一人受伤。广州附近的各处炮台，乃至城对面岛上的炮位，都不费一击而下；一八四七年四月三日，广州再度听凭一支英国军队处置。德庇时爵士随即又出告示一道，声称「他觉得，自己从前与中国政府交涉时一贯的宽和与公正，足以为他今日之举张目——长久以来他的隐忍屡遭误解，逼得他不得不勉强采取此策」，并向中国官府提出若干要求，撮其大要如下：广州城自一八四七年四月六日起，以两年为期开放；英人得在城厢附近随意游历，以散心遣兴，唯须当日返回；此外还有几条无关宏旨、也无可指摘的条件。耆英略一思量，便应允了英方所请，尽管广州人鼓噪不休，要求带他们去打外人。不过他也对英国官员的强横之举旁敲侧击了一句：「中外欲相安无事，则人之常情与天之正理，皆不可不顾，不可不循。」

按耆英与德庇时爵士所订的章程，广州城门应于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开放；然而其期愈近，此诺能否践行便愈显可疑，而万一见拒，是否宜于诉诸强迫，也成了问题。两边的官员都诚心盼望有个和平的了局，无奈广州市井之众声势汹汹，商务因之大为萧条。中国官府是否有力量迫使广州人奉命接纳欧洲人入城，几乎毫无疑问是没有的。此事奏到道光那里，他作了一个含糊如神谕的答复，而人们把它解作是顺从民意的：「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粤东之民众口一词，执意不容外人入城，朕又岂能遍张谕旨，强民以所不欲？」英国政府有意大加隐忍，不去驳道光的意思。不过此事虽被搁下，与耆英议定所得之权却并未放弃；而且道光既从未正式批准这位大臣的许诺，便认为中国政府这边并无明白的背信之处。中国人始终死死抱住自己的权利，对欧洲人索要的每一项让步都寸土必争，有时候照白纸黑字而论，他们也确实站得住脚。咸丰嗣位后不久，福州就出了这样一件事：那里有人图谋不许外人居住。往返函商许久，才查出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到底是对的——条约所指定的外人居留之地，是江干，即河口的市集，而不是城，即城池本身。也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加利福尼亚与澳大利亚发现金矿的消息把大批中国人吸引出洋；他们凭着商帮的组织与同乡的团结，很能为自己讨还公道，使其在外国的一切权利得到充分承认。这股移民潮对中国国内舆论的影响，远不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大，夷务的解决也丝毫没有因他们而变得简易或加快。

广州的局面，无论怎样宽纵措辞，也断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市井之众公然与外人为敌；官府要人尊重自己的权威，都感到万分吃力；而英国政府则在两种心思之间摇摆：一面想强行践履广州开城的条款，一面又怕坚持下去会招来一场新的、严重的决裂。继德庇时爵士而任的文翰爵士主张持重；他提出了几项改善交往的切实办法，见其被拒，便益发确信此事须待一个更便利、更有指望的时机才能解决。

一八五二年，文翰爵士告假回国，其职由包令博士接任；此人曾短期署理广州领事。他所奉的训条简明而确凿，即「避免与中国官府发生一切足以激怒对方的争论」。同时又指示他不得在疑义未定之处逞辞力争，以免束缚政府的自由行动；但他也须记得，自己有责任仔细看顾并坚持中国官府履行其所订之约。要切实尽到后一层责任，势必多少违背前一层训示；英国外交部所最看重的是保持无事，而身在其地的官员自然满心想的——即便不是全副心思——是如何才能使条约与其后各项章程所许诺者得到最大限度的履行。包令博士并不是一个会因畏惧上头而不敢直陈己见的官员。他把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寄回本国，措辞极其明白晓畅：「璞鼎查的诸约，」他说，「深深刺伤了中国政府的骄矜，却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方针……其宗旨今日一如往昔，不在延纳，不在通融，而在阻遏并抗拒外人的进入。故而在斟酌我国与这一带地方的关系时，必须时时记住：两国政府心中所图，正相背驰；所同者唯有一端，即双方都殷切希望避免一切敌对行动，并尽可能使各自的方针服从这一愿望。」正在此时，自由党内阁让位于保守党内阁；然而马姆斯伯里勋爵只是用更强硬的措辞重申了格兰维尔勋爵的训令：「与中国人的一切足以激怒对方的争论，务须避免；现有的和洽，断不可有分毫危及。」包令博士到任后所做的头几件事之一，便是致函总督，表示愿意会晤，以便商议解决悬而未决的诸事；总督却托辞推却。会晤未成，整桩事就此沉寂了两年。到那时候，包令爵士不但已受封爵，且已正式坐定总督之位，而那位两广总督也已被日后声名狼藉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所取代。在此之前，包令爵士凡有关于解决中国悬案的建议，所得的官方答复一概是：不必有所举动，也不要向广州官府强求。可是到了一八五四年之初，他所奉的训条有了这样一层松动：克拉兰敦勋爵来函，承认「与中国官员自由而无所拘限的往来」以及「进入中国的若干城池，尤其是广州」，确属应当。

这些话正合他多时以来所持的主张，包令爵士受了鼓舞，便正式致书钦差大臣叶名琛，请他早日会晤，但声明会晤须在广州城内总督衙门举行。须注意，包令爵士所求者，比耆英当年所许的还要少些：当初广州开城，是对一切英国人而言；而到了此时，英国政府只要它的代表获准入城，以便与中国官府直接商议，便已心满意足了。对于这样一个明白的请求，叶名琛却给了一个闪烁其词的答复：说他的时间全被本省军务占去，至于在城内会晤之议，他索性置之不理。事情已经闹到不能就此搁下的地步，包令爵士遂遣其秘书前往，指望能化解叶名琛对会晤的抵触，纵不能成，至少也要摸清他反对的理由。无奈这位秘书只见得着品级极低的官员，回到香港时并未带回什么确切的消息；但他所闻已足以断言：叶名琛不承认耆英所议的那套安排有何效力。中国方面的说法是，那件事双方早已听其搁置；叶名琛所肯作的最大让步，也不过是答应在城外的仁信栈房会晤。此议既被宣告为不可接受，叶名琛便讥诮地说，如此看来，他只好认定「包令爵士并不想会晤」了。英方指望以计对计，压倒中国人的巧智，包令爵士于是匆匆赶往上海，打算与两江总督建立直接的往来。他先申诉叶名琛在往返文书中始终缺乏礼数，继而表示愿与朝廷其他任何一位大员商办。时任此职的是怡良，一向被认为对欧洲人颇存善意，可他的答复并未把事情推进一步：他说此事他无权过问，不在其位，不便干预；钦差大臣叶名琛是皇帝特派办理夷务之员，别的官员不能代行其职。包令爵士上海一行遂一无所成，只得回转香港。恰在此时，叛军进逼广州左近，看来将要引出一场可能后果重大的牵动。叶名琛因忧惧广州安危，转而向包令爵士求援以御叛军，此事自然不能应允；包令爵士只是前往广州，督理本国居留地的防御事宜。各国领事联名出示，声明恪守中立。叛乱迅即被剿平，广州之危既解，中国官府的底气便又回来了，于是在广州开城一事上重新摆出旧日的姿态。

一八五五年六月，包令爵士重提官员会晤之事，明白要求即便不接见他本人，至少也须接见广州领事。叶名琛迟迟不作答复，等到答复来时，说的是：与领事会晤于例无据；况且包令爵士既已拒绝在城外相见，此事便就此了结。巴夏礼继阿礼国出任广州领事；要与一班避而不见的官员周旋，非有相当的手腕不可。然而公开冲突的凶日终究躲不过去，观念与利害的抵触所积成的敌意，最后竟因一件小事而爆发；这件事若英中官员之间有直接的往来，本是立时可以了结的。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巴夏礼向在香港的包令爵士报告了一桩发生在广州、事涉一艘英属划艇的案情。「亚罗」号划艇往来于广州与河口之间贩运铁货，船主是英国人，悬英国旗；停泊于荷兰炮台附近时，被一群官员带着随从登船搜查。所谓「划艇」，乃葡萄牙语中快船之称。此船曾在香港衙署正式注册，只因疏忽未及续照，那一刻实已无权受英国庇护；不过这一节是事后才查出的，中国方面也并未据此为自己的行为申辩。使事情更形严重的是：英国旗分明高悬，而且不顾船主的抗辩，被张扬地扯了下来。船上水手尽数被押走，只留下两人看船——那还是他们自己请求的。巴夏礼当即致函叶名琛，就这件「极严重的侮慢」提出交涉，要求将被捕的「亚罗」号水手立即送回原船；如对他们有何指控，再到英国领事馆审理。叶名琛复函，为其属员的行径辩护并予以支持。被捕的十二人中，他放回九人；至于扣下的三人，他声称一人是罪犯，另两人是要证。他非但不肯释放，反而进而为逮捕之举申辩，至于侮辱英国旗与违背约章两节，则连提都不屑一提。叶名琛并未替以他名义所行之事寻什么托词。他把某些事情断言为事实，在他看来，只须他自己认可，便足以通行无碍了。然而这些断言所据的证据，纵在最宽纵的法庭上也不足取信；何况即便证据确凿，当英国旗分明飘扬在桅头之时，把水手从「亚罗」号上带走也仍是说不过去的。中国方面的说法究竟如何？无非是：一名乘船经过的人认出船上一名水手，是数星期前袭击他、凌虐他、劫掠他的一伙海盗中的一个。他随即赴广州道台衙门告状，道台当即下令拿人，遂有上述之事。这个中国人的陈述未必要去驳诘其真伪，但它并不足以正当地破坏「审讯之前先由领事初查的治外法权」——凡在英国旗庇护之下者，都享有此权。至于说迟延误事，这理由也站不住脚：那人由英国领事去拿，与由中国官员去拿，同样办得到；不过那样一来，便等于在处置一名中国臣民的事上承认了欧洲人的权柄，于己有损，而官员们认为不必自削其管辖之权。钦差大臣叶名琛并不试图辩解，甚至径直宣称：「『亚罗』并非外国划艇，既然如此，」他说，「便无庸就此船多费口舌。」

「亚罗」号的国籍问题，因其船照已在被扣前十日期满而愈发纠缠不清。船主解释说，这一疏漏是因船在海上，只等他回到香港便当补办。诚如克拉兰敦勋爵所指出的，此节不但中国人无从知晓，而且它「属英国自家章程之事，不足以为中国人扣船之据。若水手可以因此等缘由被拿，则英国划艇将无一得保安全」。「亚罗」号的来历，经官方查明如下：「『亚罗』号原在沿海贩运，营运之中为海盗所夺。海盗将其装备起来，于官军与叛军相争之际用于广州河面。其执此役时，又为官府所设的某团练乡勇擒获。该团练将船公开变卖，为广州殷实商号泉州行所购得，并用重赀修葺装配。约于一八五五年六月，该船抵达香港；其时，柏德洋行的买办方阿明与泉州行股东之一李扬轩正在议价（后来成交），由前者购下此艇。船到香港后不久，澳门人关泰出而认领，声称此船在被海盗夺去之前原属他所有。当时的船主自然驳斥其说；关泰遂向副海事法院提起诉讼。未几，经两造同意付诸公断；公断人意见不合，另请一位裁决人，裁定此艇之所有权维持不动。其后船权转与方阿明，即以其名注册。以上便是香港居民购置此艇并注册为英国船只的全部实情；钦差大臣叶名琛正是据此而对该船的归属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为索取必要的赔偿，第一步是扣下一艘被认作官军兵船的帆船充作质押；巴夏礼又致书叶名琛，提醒他「逼出此番威胁的那件事，至今仍未了结」。

倘若香港总督与广州中国官员之间有一条便捷的通信之路——《南京条约》与耆英章程原是规定了的——「亚罗」号的纠葛大概根本不会发生；而且同样几乎可以断定，若非叶名琛的骄横，它也不至于酿成那样严重的后果。他甚至一度否认「亚罗」号悬过英国旗，无奈英中两方的证人都把此事证得铁案如山，这一条遂在中国方面的申辩中站不住脚，只得作罢。既然钦差大臣叶名琛显然不肯让步，而拖延只会长其气焰，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遂奉令进攻猎德四炮台，并且不折一人一骑便攻取了。于是，隔了十四年之后，英中关系可以说是第三幕的第一击便这样打响了。不过，若以为「亚罗」号一案便是这次诉诸兵戎的唯一缘由，那也是错的。有一部蓝皮书，名目就很耐人寻味，叫作《外人所受之侮》，其中开列并叙述了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六年间欧洲人所遭的种种凌虐与羞辱。书中所载的证据足以支持这样的论断：欧洲人在中国的处境又已变得极不安全、极难忍受。那些执意把「亚罗」号一事看作战争唯一起因的人，尽可以自欺，以为在这场争端中中国人并非最应受责的一方；然而凡求真相而遍读全部证据者，都不会怀疑：纵然没有「亚罗」号一案，两国之间也仍旧会决裂。以叶名琛为首的中国官员早已深信：英国人既已忍受了那么多，又已默认广州城门长闭不开，想来是不会拿「亚罗」号一事作开战之由的。就连猎德炮台失守，也未能使他们心里明白事态之严重。

拆毁这几座炮台之后，西马縻各厘溯江而上，攻取了澳门水道的炮台，当日即抵广州城下。他立刻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倘不即刻照允英方一切要求，他便要「着手摧毁此城一切防御工事与官署，以及江中的官船」。这一恫吓未换来满意的答复，广州诸炮台遂被夺下，炮眼钉死，各军舰列阵城前，以侧舷炮口相向。叶名琛非但不为所慑，反倒放出比先前更响的狠话。他鼓动百姓誓死抵抗；凡杀死或生擒一名英国人者，悬赏银三十元；并公开布告，说除了打仗别无他途。他之所以被逼到这般极端，看来是出于对自身安危与官位的顾虑。他并没有他那位皇上的许可，可以把中国推入再与英国人开战这样凶险的一步；他明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讨个说法，唯一的路子便是取得一两桩足以取悦国人虚骄之心的胜仗。正当叶名琛指望着民心的拥戴之时，英国海军司令开始炮轰广州城，火力主要指向叶名琛的衙门以及一段城垣，两日之内便轰开了缺口。经过一番抵抗，缺口被攻破；一座城门被占据，西马縻各厘与巴夏礼直趋总督衙门。但是以如此单薄的兵力去占据这样一座大城，被认为太过冒险，于是所夺的各处阵地又都放弃了，虽然舰队的炮火仍旧控制着这些地方。休整数日之后，又对法兰西炮台以及聚集在上游的一大队战船重新动手。经过一场激战，船只尽毁，炮台亦被攻下。接连的挫败并未使叶名琛气沮，他口中吐出的仍旧只有挑战之辞，不肯作丝毫让步。于是除了加倍用力打下去，别无他途。十一月十二、十三两日，西马縻各厘进攻珠江两岸的虎门炮台，以极小的伤亡将其攻克。这几座炮台架炮四百门，守兵却只有一千人。

接二连三的挫败，并未使中国人罢手，他们依旧强项而有为。英国海军司令一离广州去打虎门炮台，中国人立刻赶回原先各处据点重新占据，并修补城垣的缺口。他们放起火来，把整个外人居留地烧成一片白地；又掳去数名欧洲人，尽数处死，其中还有受酷刑的。这些被诱执而惨遭杀害的欧洲人的首级，被沿着广东各村镇巡行示众，用以招募勇丁，把众人的同仇之气鼓到极处。中国人虽然每逢明刀明枪地打便要吃亏，却终于凭着固执与人多，使西马縻各厘相信自己兵力太薄，难收决定性的战果；他遂从城前各阵地撤退，并函请本国增调五千人马。其间战事既弛，中国人大受鼓舞；就眼下而论，连叶名琛自己也对这结果颇为满意。广州人从外人居留地的焚毁与英国舰队的撤走里，看出了他日胜利的几分兆头，至少也看出了足以继续信赖叶名琛这位「忠义之臣」的理由。说来也奇，当广州这边战火与仇雠之气正炽之时，沿海一带以及其余各通商口岸却太平无事，表面上还颇存善意。两江总督与闽浙总督再三声明，他们愿意恪守《南京条约》，并把一应责任都推到叶名琛身上。就连咸丰，也不肯对他这位凶悍的下属表示明白无误的支持——尽管叶名琛源源不断呈上大败英夷的捷报，无疑是打动了他的。只要叶名琛还能把这场争端局限于一隅，从而使中枢不致感到切身之危，他便享有其君主的祝愿，纵然得不到实力的相助。可惜对于他的算计而言不幸的是：唯有北京政府在钱粮与兵员上给予最有力的支持，他才撑得住；而他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得到采纳，除了报捷什么也不报，那么当他最需要的实物之助迟迟不至时，他也就怨不得人了。他这番不近情理的作为，大大促成了各国联合对华。法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与英国人一样，都做过中国人无知与残暴之下的受害者；他们都看得出，叶名琛的这套办法若得逞，他们的处境将无法立足。

西马縻各厘请调五千人的呈文一到，伦敦立刻看出：对华关系问题又进入了一个极重要、极紧要的阶段。当即决定照海军司令所请派兵：一千五百人由英国本土发出，一团由毛里求斯调来，其余则从马德拉斯军中抽拨。同时又认为有必要遣一位品级崇高的使臣，去让北京当局明白：叶名琛那样的行径固然不能容忍，但对于一个正在一点一点摆脱其闭关之见的国家，英方也无意过于苛逼。膺此艰巨使命之选的是额尔金勋爵，其所奉训条载有以下五项断然的要求，其中第四项所引起的后果最为重大：

这些训条载于同日——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日——的两件公文之中。兹引其较为紧要的段落如下：「训令你所应提出的要求为：（一）就英国臣民所受之损害要求补偿，倘法国官员与你协同行事，则法国臣民所受之损害亦一并提出；（二）在广州以及其余各口，将历次条约的规定完全付诸施行；（三）对英国臣民及有权受英国庇护之人因近来变乱所蒙的损失予以赔偿；（四）中国政府应允：由女王正式派驻中国皇帝的公使得驻节北京，或由英国政府斟酌，不时前往该都；并承认英国全权大臣兼商务总监有权与中国京师的大员直接通函，并得遣其自择之信使递送文书。此项安排最足以保证现行各约切实履行，并防患于将来的误会；（五）修订对华各约，以求商务更为便利，例如通达大江沿岸各城以及乍浦与沿海其余口岸，并准中国船只自中华帝国一切口岸不加分别地前来香港贸易。」以上便是英国政府拟就、要中国应允的各项要求；此外还提出了七条办法，以备万一不得不用强时如何达成。同时又申明：「女王陛下政府无意在该国内地从事任何陆上用兵。」

然而有一桩重大之极、甚至可说是压倒一切的事变，把开赴广州的这支远征之师半途拦住了。一八五七年六月三日，额尔金勋爵抵达新加坡，发现有一封信在那里等着他，是当时的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写来的，告知印度兵变爆发，并恳求他把所部人马尽数调往加尔各答，以免英国在恒河流域的权柄被推翻——在那里，「七百五十英里的地面上，欧洲兵勉强凑得出一千人」。面对这样火急的请求，答案只能有一个；于是本该去惩治钦差大臣叶名琛的那些人，转而随哈夫洛克去了坎普尔与勒克瑙。额尔金勋爵虽把主力发往加尔各答，本人却径赴香港，于七月的头一个星期到达，发现战事比西马縻各厘请援之时又推进了一步。中国人在这个冬天里气焰大涨，那位司令官觉得不得不重新对他们采取攻势；他添了几艘军舰，又把几条吃水浅的商船武装起来，遂向占据脱险涌险要之地的中国船队主力发起进攻。这次攻击交由埃利奥特准将指挥，他率五艘炮艇并各大军舰所属的划艇，把上官的命令办得干净利落，损折也极轻微。被毁的武装帆船有二十七艘，逃脱的十三艘次日也被焚毁。接着便决意乘胜进击佛山——前文已提过的那座离广州有一程路的镇子——那里是叶名琛军队的老巢。由陆路计，距广州六英里；由水路计，则十二英里。中国船队余部列阵于佛山水道，中国人在水陆两面都布置了极周密的防务，自信此地固若金汤。

中国人所据之地形势异常险要，选得也颇具见识。佛山水道在距入口两英里处，江心有一岛，以风信子为名；此水道在佛山镇上游数英里处汇入西江正流。岛面平坦，本无特别可恃之处，然而有了它，中国人便得以把一列帆船横陈于江之两汊，并在岛上安炮六门为一台，把两支船队连成一气。七十二艘帆船皆以船尾朝下游列阵，最大的炮口对准溯流而上的来敌。江之左岸有一座高峻陡削的山头，已由重兵占据，山巅筑炮台一座，安炮十九门；沿江其余各处也修了炮台。有人估计据守此地的有火炮三百余门、兵一万人，这个估计看来无可置疑；而此地既择得极好，又经悉心加固。西马縻各厘可用来攻打这一险要之地的兵力，不过略多于两千，分乘六艘炮艇与一大队划艇前往。英军的进逼很快为中国人所知，他们一进射程，帆船与炮台便开起火来。三百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去攻山上的炮台，到了跟前才知道它并不像外表那样坚固：最陡的一面，中国人以为无从攀登，竟未设炮；而已安好的那些炮又无法移过来对付从那一面上来的敌人。陆战队几乎未折一人便登上山顶，待到他们从侧面冲杀过去时，中国人退走，伤亡也不大——因为陆战队的射击准头不佳。

与此同时，水兵们已向江面上的中国阵地动手。其时正值落潮，中国人用一排凿沉的帆船把水道拦断，只留下一条唯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窄缝。领头的英国船撞上了这道暗障，但缝隙既被找出，其余船只便得以穿过。那些搁浅的船，随着潮水上涨，也一条接一条地陆续浮起；末了，整支小舰队几乎毫发无伤地抵达中国人所立的一排木桩——那是用来标明帆船上炮位射程的。顷刻间，七十二艘帆船与风信子岛炮台的火力凶猛而准确，英国的船只居然能从中穿过，实在令人称奇。他们冲到帆船一列之前，把它撕开一个口子，一艘接一艘地付之一炬。此役之克捷，多半要归功于凯佩尔准将的身先士卒：他领着五百名持短刀的水兵为前锋，使中国人无喘息整队之隙。既已冲破帆船的阵列，他便率其七艘船穷追不舍，因为他认定唯有拿下佛山才算真正的胜利。奋力划了四英里，他望见了中国人为保此镇而布下的层层防御。相距不过四分之一英里，中国炮火之猛烈、之致命，骇人听闻。凯佩尔自己的座船被打得将沉未沉，只得弃掉；他手下几名主要军官阵亡，三艘船搁浅，这一小队英军的形势顿时黯淡。正在这紧要关头，中国人以为已经把英军的攻势遏住，又听说下游那边败得极惨，便盘算着还是退走为上。于是那剩下的几条英国船重整旗鼓，像猛犬一般死死咬住退却的帆船。许多帆船被焚，还有五艘是在佛山满城人的眼皮底下夺走的。但凯佩尔兵力太单，无法据守该镇并向其索赎，于是这支人困马乏却依旧士气高昂的队伍，退回去与西马縻各厘的主力会合；后者认为凭其一支分舰队，凡必须办到与稳妥可办之事都已办到，心中甚为满意。这几仗共阵亡十三人，负伤四十人，其中数人因伤不治，因为人们注意到中国人的弹丸所造成的创伤格外惨酷。以这样的代价换取广州河面上中国船队的覆灭，不能算是买得太贵；而凯佩尔准将的悍勇在中国人心里所激起的惶恐究竟有多深，则无从确切估量了。

此役之后不久，额尔金勋爵便抵达香港。他虽未带来一兵一卒，却发现香港的英国舆论极其鲜明地主张进攻广州，以求重开该城的商路。无奈所需的兵力并无着落，额尔金勋爵不肯把自己拴在这条凶险的路上。西马縻各厘说，要攻此城须五千人；阿什伯纳姆将军则以为，若人人皆堪一战，四千人也办得到；而香港全部守军不过一千五百，其中六分之一还是伤病之人。额尔金勋爵决意前往加尔各答，探明坎宁勋爵何时能匀出兵力，好教中国就范。九月二十日他回到香港，发现局面与他离开时相去无几，英军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封锁江面而已。为补守军之不足，招募中国苦力七百五十人编成一队，用起来颇为得力；到十一月将尽时，军队——主要是海军陆战队——总算开始自英国陆续到来。谢拉德·奥斯本上校率一支吃水浅、颇为管用的炮艇队也已抵达，专为在浅涌小河中对付中国帆船之用。与此同时，法国使臣葛罗男爵亦到；他所负的使命与额尔金勋爵相仿，一心要一劳永逸地证明：中国自居于万国之上的那套说法，既荒唐又站不住脚。

十二月十二日，额尔金勋爵致书叶名琛，告知自己已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全权大臣到任，并历数英国人所屡受的侮慢与损害，而以侮辱英国旗、屡拒为其所受的冤抑作任何补偿为其极。但额尔金勋爵接着又说，即便到了这最后一刻，只要迅速给予补救，仍来得及止住兵戈。条款明白简易，英方所求不过两端：其一，在广州将一切约章完全付诸施行，包括准英国臣民自由入城；其二，对英国臣民及有权受英国庇护之人因近来变乱所蒙的损失予以赔偿。对这一断然的要求，叶名琛作了一篇长长的复文，把争端的来龙去脉重述一遍，把他愿意相信的那些「事实」重新断言一遍，末了干脆利落地说：通商不妨照旧例继续，各方损失各自认赔。威妥玛说，照他的措辞，倒可以解作应由英国领事巴夏礼一人把全部损失赔出来。倘若钦差大臣叶名琛真是个善谑之人，那么他选来逞才的时辰实在不巧；兵力既已足用，进攻广州之令当即下达。十二月十五日占领河南，随后用了十天工夫调运人马与所需军需；一切就绪，便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声明若四十八小时内他不让步，攻城即将开始。同时又千方百计晓谕无辜的市民，好教他们迁往安稳之处。攻方共有英军约五千、法军一千、中国苦力队七百五十人；众人议定，中国阵地上最薄弱的一点是城东的林氏炮台。十二月二十八日攻势一起，此台半个时辰便被攻下，中国人退往城北诸山——那是他们一八四二年时的主阵地。可惜林氏炮台因火药库意外爆炸而被毁，夺取它所得的便利便打了折扣。次日下令用云梯攻城，三支队伍分头扑向东城墙。中国人火力颇密，直到英军逼近才止；但云梯还没搭上城墙，他们便弃防而逃。英军在宽阔的城垛上重整队伍，一路追到北门；中国人在那里得了满洲兵的接应，回身反扑，直冲到英国某团的刺刀跟前，却被击退，逐出城外。就在这一胜之同时，火药山上那座既俯瞰全城、又俯瞰城北中国阵地的炮台，也未折一人便被夺取。不到两个时辰，广州这座名城便落入联军之手；中国方面的抵抗，比起以往任何同等紧要的场合都要疲弱得多，指挥也更为拙劣。饶是如此，英军仍阵亡十四人、负伤八十三人，法军伤亡则有三十四人。中国人终究不得不放弃城北各阵地，其精心构筑的工事亦被炸毁。

虽然成建制的抵抗已被荡平，城中大部分地方仍在中国人与叶名琛本人手里。这位大员虽已窘迫到极处，却既未失其刚毅，也未失其凶狠。他丝毫没有投降的表示；他行使权柄的最后一桩事，是下令处死四百名市民，斥之为卖国之徒。他在城中深处的衙门里，见英国人迟疑着不肯越城而进，便怂恿百姓再图抗拒。为遏止他们日渐增长的胆气，联军决意派兵入城，务要拿住叶名琛。一八五八年一月五日，三支分队开进华人城区，径扑叶名琛与巡抚柏贵的官邸。中国人对此举全无防备，猝不及防之下几乎未作抵抗。衙门被占，藩库被夺，柏贵则在自己宅中成擒。法军同时进攻并占据了满城——那是一大片石砌的市区，久已听任其颓败；人们本以为那里驻着七千满洲武士，其实不过是蝙蝠与秽物的巢穴罢了。然而此番动手的首要目的却未达成：叶名琛依旧逍遥在外，谁也不知该往何处去寻，因为一应官署都已搜遍而无所获。幸而巴夏礼查访不倦，终于从一个穷书生口中得了线索——他在藏书之处遇见此人，正埋首于一部古经之中，身处纷扰而不为所动。从他那里，巴夏礼得知叶名琛多半可以在城西南隅的一处衙门里找到。巴夏礼偕库珀·基上校（后来官至海军上将）并一队水兵急趋其地，到得正是时候：出逃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基上校亲手在墙头把正翻越而出的叶名琛擒住。他手下一名属员挺身而出，自称是叶名琛，指望以此救其上司，其忠忱可嘉；不过这番顶替当场便被巴夏礼识破。巴夏礼向叶名琛保证不会加害于他。叶名琛之被擒，使占领广州的效果臻于完满；这位最狂热的排外者一去，便保得广州一带——原是祸乱的渊薮——在此后的战事中安然无扰。广州的政务其后交由柏贵以及一个由一名法国人、两名英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办理，中国人自己也承认，广州从未治理得这样好过。叶名琛本人被解往加尔各答，两年后死于该地；想到他虐待手无寸铁的俘虏一事证据确凿，他实在大有理由把自己所受的处分看作宽大了。

广州的难局既已如此了结，额尔金勋爵还须办成使命的另一半，即取得与北京直接通问之权，使英中两国的邦交立于一个妥当的基础之上。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他致函北京的首席大学士，叙述南方所发生的事，并撮述英方将向中国政府索求者。英法两国全权大臣同时知照：他们将前往上海，以便继续商议。此函由江苏巡抚照例转呈北京；三月三十日额尔金勋爵抵达上海时，咸丰的首辅裕诚的复函已在那里等他了。裕诚的信极不令人满意：措辞骄矜，所提办法又窒碍难行。信中告诉额尔金勋爵说「钦差大臣从无在上海办事之例」，英国公使理应在广州静候北京新派的钦差到来。中国方面所作的唯一让步，是把叶名琛革职；而叶名琛此时正是英国人手中的囚犯，这一着也就没有多大分量了。额尔金勋爵对此函的答复，是宣告他将前往白河，在那里与中国中枢直接议约。四月中旬前后，额尔金勋爵抵达直隶湾，又致书裕诚，希望得一和平之局，并请皇帝简派大员充任全权。中国方面派了三名品级较低的官员前来，与其说是有意办事，不如说是出于好奇；额尔金勋爵查明他们品级不足、权限不够，便拒绝接见。裕诚却不肯另派他人，只干脆地说，他们的权限办理此事绰绰有余。于是额尔金勋爵宣告，他将溯白河而上，直趋天津。其间因舰队迟迟不至而耽搁了一些时日——由于种种缘故，直到五月底舰队才在直隶湾集齐，距额尔金勋爵宣告要强行闯到天津之日，已过了约三个星期。西马縻各厘对这次延误确乎丝毫无可指摘，不幸的是，此事却在额尔金勋爵心里激起不小的恼意；他并未知会这位同僚，便径自把一件公文寄回本国，说这番延误是「一桩极令人痛心的失望」，并把它归咎于海军司令的因循。

五月十九日，联军舰队驶至河口，责令守将于次晨交出大沽炮台。因不得回音，遂开始攻击；抵近轰击一个钟头零一刻之后，中国炮手被逐出各炮位，军队登陆，占据了炮台与营垒的整条防线。中国人想用火船来烧毁英方舰队，未能得逞；平心而论，中国人这里有几支最精锐的部队，其中还有一部分禁军，他们的抵抗却不如预想中那样顽强。其将领自尽；中国人损失了大半火炮——那些炮原是从北京与天津调来护卫白河入口的。舰队溯河而上直抵天津，额尔金勋爵便驻节该城。这一场漂亮的胜仗使中国政府就范；京师既受威胁，皇帝赶忙授全权于两位钦差大臣桂良与花沙纳，二人皆满人，出身与品级俱属至尊。他们所受的权柄比当年战时授予耆英的还要大，而且谆谆嘱以恳切之意，要他们让外人看到：凡无损于中国之事，他们既有权亦有意应允。中国新代表所提之议再令人满意不过，而且他们急于把一切事都尽早了结。正在此时，场上又冒出一个人来——凭其从前的阅历与崇高的地位，倒也不能不予几分留意。额尔金勋爵与中国代表初次会晤后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耆英的一封信。不久便查明，此人是自告奋勇而来，想凭机巧与动听的说辞诱使英国人把舰队撤出河去。他知道办砸了便是死罪，因此格外卖力；而他在欧洲人中间素有盛名，若不是在广州叶名琛的衙门里搜出了他的几件文书，显出他自始至终两面三刀、骨子里排外之心极深，这事还真说不定会被他办成。他得知英国人已握有这些底细，便匆匆赶回北京，一到便被传到刑部立即议罪；既定为有罪，判词说他行事「愚昧急躁」，应即行绞决。皇帝念他是宗室，格外开恩，准其自尽。

耆英去后，与桂良、花沙纳的商议进行得极为顺畅，各款实际上都已谈妥，唯有公使驻京一节例外。此项要求招来几方面的反对：这不但是闻所未闻之事，而且多半会给使臣本人以及中国政府都带来危险。继而两位钦差又想知道：公使肯不肯穿中国服色？是否各国只派一位公使？他不肯行叩头之礼？见这些说辞都不济事，他们便请求把英国使臣赴京一事推到更合适的时候。他们承认「英国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长驻北京，按理本无可反对」，甚至还提到要遣一个回访的使团到伦敦去；但他们仍力陈此举新奇，且因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眼下尤其凶险。这番陈说不能说没有起作用：皇帝与英方签约的次日便让其权柄被人颠覆，对欧洲人总体而言并无好处。出于这样的顾虑，又想对中国官员总体上和衷共济的态度有所回报，英方遂告知桂良与花沙纳：此权暂且搁置，唯有一节不能免，即十二个月之后互换约本之时，英国公使须赴北京一行。事情便这样悬着，只等那个日子到来。《天津条约》一面为缔结一个看来可以持久的和局作了规定，一面安排了两国日后的邦交；同时又照例派定委员，会于上海议定税则。不过在天津，中英商务关系上那个最大的症结已经解开，那便是鸦片弛禁。议定：鸦片每箱纳银三十两，约合五十元，即可运入中国。经验表明，把输华最多的一项货物一直搁在违禁之列，既无成效又多不便，而中国政府平白失掉一项正当的税源，更是直接的亏折。人们如今大都觉得，吸食鸦片之害被夸大了；纵然承认其害，要减轻其影响，也没有比开禁纳税更好的法子——这种看法流行到何等地步，从中国钦差们的爽快首肯便可以想见。此处不妨从许多深思熟虑的议论中，引璞鼎查爵士最后而审慎的一段确信之辞：

「我借此机会来谈一个要紧的题目，此前我一向认为对它保持严守缄默才是正当的——我指的是鸦片贸易。如今我毫不迟疑地在此公开声明：经过最不存成见、最为仔细的观察，我在华期间已经确信，人们所说的鸦片败德堕行之害，从前是、如今也依然是被大大夸张了。它和一切别的嗜好一样，用之无度自然不好，也该受责；但是那些常被归咎于它的恶果，我既不曾亲眼见过，也无法取得确凿的凭据或消息以证其有。就道德上、就其本身而论，我所发现的对这项贸易的最大反对理由——或许可以说是唯一的理由——乃是它目下尚属违禁，为中国法律所不许，因而可惜，也应当予以否认；但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它的弛禁，并且希望最终不无成功之望。此节一旦办成，我以为它最招人非议之处便可一扫而空了。即以现状而论，我觉得它所带来的堕落与困苦，尚不及我们本国因烈酒之滥而可见者的百分之一；那些依此理而对鸦片贸易痛加声讨的人，我想不必离开英伦的海岸，便能找到一桩远为深重、远为缠人的祸害。」

《天津条约》上的墨迹还没干透，便有种种理由冒出来，教人怀疑皇帝的诚意与他求和之心。舰队尚未离开白河，工匠已在修补大沽炮台并重新架炮；而额尔金勋爵离开香港的次日，广州一带便重起骚动——新任钦差大臣黄宗汉非但不设法恢复和睦，反倒一心怂恿百姓效法叶名琛，去做那些「忠义之举」。于是不得不对广东这批桀骜的义民采取雷厉之策，并捣毁他们在石井那个险要而择得甚好的据点上的主力；此事由水陆两路奋力合击而告成。中国人在最近这番交涉中并不十分坦白，这层疑心因石井搜出的几道密谕而坐实——谕中语气对外人充满敌意，并煽动百姓抵抗。这些以及别的事实提醒了当地的欧洲当局：《天津条约》是否会得到批准，英国使臣哪怕只为换约这桩礼节性公务而进京是否会被接纳，都毫无把握可言。正当欧洲人以为中国问题从此可以搁置二十年之时，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与将官却在为中国人一场新的、更凶猛的敌意与仇视做准备。能够验出中国政府诚信与否的那桩事，便是北京对那位奉命互换约本的英国官员的接待。倘若准他进京，那么皇帝所说的——待日后不致损及其体面与权柄之时再作长久之计——便还有几分可以相信。

卜鲁斯先生曾任其兄额尔金勋爵的秘书，此前又在香港当过差，这次被派为女王陛下的代表，专办互换约本之事。他所奉的训条是：告知中国官员，英国政府虽不放弃公使长驻北京之权，却情愿暂且搁置，容邦交之事在上海办理。但换约须在北京举行这一层，则丝毫不得通融；马姆斯伯里勋爵并且告诫这位新使臣说：「中国人最擅长的那一套本事，都会施展出来，劝阻你不要进京。」卜鲁斯先生于一八五九年三月一日接到训条，而换约须在六月二十六日以前办妥。四月间他抵达香港，只觉得满耳都是不祥的传闻；及至到了上海，因桂良、花沙纳都在，局面更显扑朔——这两人似乎以为一切都可以不必跑一趟北京便办妥。他们极力挑起一些无关紧要的未决细目来讨论，指望把换约的期限拖过去。卜鲁斯先生知照桂良，说自己即将启程前往白河，并表示希望中方妥为安排，护送他平安进京并给予相称的馆舍。无论按其训条还是照他自己的判断，北上都不容耽搁；先期开拔的舰队由何伯提督统带，于六月十七日抵达白河口，比卜鲁斯先生早到三天。提督一到，便知照守炮台的中国将官，说英国使臣就要来了。然而送达此信的军官所受的接待，分明是不友善的，甚至可说是含着敌意。派上岸去的两艘小船发现，河口已被一排铁桩与一道内栅牢牢封死，岸上一大群人鼓噪着不许他们登陆。中方含糊地答应在障碍中开一口子放英国船只通过；可是次日小船再去时，却发现那几处窄缝反被堵得更严实了，中国人无意接纳英国使臣，至此已无可怀疑。于是决意以舰队示威，必要时便动武——众人从不曾怀疑，此举风险甚小而必获全胜。

六月二十五日，攻打大沽炮台之役开始，先由汽船「负鼠」号拔除构成外层屏障的铁桩，这一节未放一枪便办成了。可是当英国舰队的十一艘船驶到内栅时，中国的各炮台炮位一齐开火，准头之好，显见这些炮早就把射界校准在这一处了。这一阵出人意料的猛轰，其结果很快就显在英国船只的残破上：两艘炮艇沉没，各船无不受创；炮战三个钟头之后，想用陆路进攻来挽回这天未定的战局，结果却只是把这场海战的恶果衬得更加刺目。这场灾难折损了三百余人，再加上损失三艘炮艇，实在是一桩极严重的败绩。而最糟的还在于：它使皇帝与他的谋臣们相信自己足以抵挡欧洲人，并使主战的极端一派在北京重新得势。曾遏止太平军北进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成了局面的主宰；他声称：敌人连本省的新募之卒都能把他们打退，何况自己正以八旗精锐扼守白河与北京之间的平野，还有什么可怕的。卜鲁斯先生回上海，舰队回香港，此事便悬置起来，只等欧洲那边的新训条与新军到来。

经过一番迟疑与耽搁，法英两国于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议定了联合行动之策，本指望全部远征军在一八六〇年四月以前抵达目的地。在此之前，卜鲁斯先生奉命递交一份最后通牒，予三十日之宽限，要求即时道歉，向英法两国付出巨额赔款计一千二百万元，并批准《天津条约》。大臣彭蕴章复文，把这些要求逐条断然拒绝；赔款既不肯出，歉也不肯道，那么除了那不可避免而又至高无上的一诉——诉诸兵戎——便别无他途了。

充作此次远征的部队主要抽自印度。格兰特爵士不但在印度兵变中立过殊勋，而且在第一次英中战争中曾参与广州一带的军事，遂被派为陆军统帅；何伯提督则在舰只上得了大力增援，仍掌水师。除在华已有的部队之外，交由这位将军调度的还有炮兵五营、步兵六团、骑兵二队，以及印度土著军中的马步各一部，合计约一万人。法国政府答应另遣一军前来白河协同，兵力约为此数的三分之二，统帅指派了孟托班将军。这样一支大军的集结，凸显出必须派一位品级高于卜鲁斯先生的外交家出任使臣；于是二月间，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奉命再度赴华，以求各自所订之约得到批准。格兰特爵士于一八六〇年三月抵达香港，依他的建议又增调了一支更强的土著部队（锡克团一、旁遮普团四、孟买团二、马德拉斯步兵团一，另有锡克骑兵的两个非正规团，即所谓费恩骑兵团与普罗宾骑兵团；米切尔爵士与纳皮尔爵士在格兰特爵士麾下各领一师），使在华的英国野战兵力增至一万三千人以上。经巴夏礼先生的斡旋，英方取得了九龙与昂船洲的永租之权；这两处地气宜人，拟用作从印度或英国开到的部队的驻地。次月，一支两千人的英国旅未遇抵抗便占据了舟山。

全部远征军在香港会齐时，夏天已经开始；随后大军北移上海，距白河炮台攻击失利之日约莫一年。又因法国人行动迟缓而耽搁了一阵，等远征军抵达直隶湾，七月已经开头了。这时两方意见相左，各出主张：英方力主前去攻打北塘，孟托班将军却另拟了一套办法。可是同盟的情势逼得已经准备停当的英国人去等尚未就绪的法国人，好教攻势同时发动。等到那时候，法国统帅已被说服，认定正当的作战之策正是英国统帅所提的那一套，即先攻取北塘，再自那里抄大沽炮台的后路。颇堪玩味的是，竟无一人提议再来一次正面强攻这几座炮台——自何伯提督失利以来的这段时日里，它们已被修得更加坚固了。

在北塘，中国人于防务上没作多少准备，绝无大沽那样的森严气象。河两岸的炮台既不宽广，火炮也不精良。守军多半是满洲马队，与其说堪当战阵，不如说更宜于窥探来敌的动静。若要在英军新式阿姆斯特朗炮的火力之下操炮应战，他们便不济事了。攻方以小船载渡，或径自涉水登陆，格兰特爵士亲自为士卒作则。登陆当夜并未交锋。天色破晓，敌营那边一片可疑的沉寂，益发教人相信北塘是不会设防的。守军虽已打定主意不作抵抗，却盘算着要让来敌折损得如同强攻硬取一般：他们在火药库里埋下炮弹，另在必经之处安放几副枪机，只消有人踏上便可引爆。这条毒计与中国用兵的惯技如出一辙，所幸有个仁心胜过义愤的本地人把它泄露了出来，北塘遂未折一人而被攻占。开局的这一捷，使全军得以毫无迟滞与阻碍地登陆。攻下北塘三日后，英方派出侦骑探察中国人的动静，看他们是否已有准备来阻挠向大沽或天津的推进。离北塘四英里，侦骑望见一座壁垒森严的营盘，数千人以抬枪向他们开火，伤了几个人。此行既只为探明天朝之师的举动与所在，欧洲人发现近处有这样一支劲旅，便撤了回来。最大的难处，是找出一条自北塘通往白河各条大路的途径：四周一带地面尽被水淹，多半难以通行。说实话，北塘周遭除了烂泥别无他物，而唯一的一条路——一道高起的堤道——又被侦骑所发现的那座营垒堵死了。其后由沃尔斯利上校（今之沃尔斯利勋爵）率队再探，查出有一条车辙小径，或可供大军行走。这条小径被用来抄袭中国阵地的侧翼，这桩事——后来证明极其棘手——交由纳皮尔爵士一师担当。待包抄之势已顺利布成，正面的攻击才开始。中国人在此倒还守得住阵脚，无奈为时甚短：十八门炮——其中还有几门四十磅炮——的火力很快压住了他们的抬枪，他们便仓皇弃垒而走。正面之战既已如此顺利收场，纳皮尔爵士那边却在右翼与一大股满洲马队交上了手。这支马队进击颇为骁勇，一度似乎真有得手之望，直到炮火向他们轰去、锡克骑兵又向他们冲杀，才把这转瞬即逝的胜利之梦打得粉碎。此役所得，是新河村及其一道土垒；该地在白河以北一英里，距大沽炮台后方约七英里。

次日尽用于察看中国阵地，并探明如何才能接近它——这比攻取它还要难。查明该村构成一座有炮台护卫的方形堡垒，以沿河岸而进为最便；这一路上唯一的阻碍，是两艘帆船上的炮火，另有对岸一座炮台为其声援。不过优势火力向其压去，很快便把它们打哑了；威利斯上校带着几名水兵渡河过去，把那些炮的火门钉死。进军的侧翼既已无虞，攻打塘沽本身之役便以三十六门当时最精良的火炮的齐轰揭开。中国人的炮火不久便不足为害，其城垣与炮台亦被轰塌。饶是如此，守军仍无退却之意；直到阿姆斯特朗炮被拖到离墙极近之处，步兵确已破门而入，守军才想起自家性命，转身溃逃。

塘沽之战与克城的数日之前，额尔金勋爵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几件来函，请求停战，并宣告有两位钦差大臣即将到来，专为批准《天津条约》而设。然而额尔金勋爵看得极明白：大沽炮台一日不在他手中，便一日无法在公平的条件下议和。塘沽的攻克，使联军得以居于白河北岸诸炮台的背后；这些炮台一旦被占，南岸那几座实际上便无法据守，只得听凭处置而降。此后数日都用在初步的察看与小股接仗上。一边，满洲马队尽数调往南岸；另一边，白河上架起了一道船桥，通往北炮台的路径也被仔细勘到距墙六百码处。到了这一步，联军两位统帅的主张又相抵触：孟托班将军想攻南岸各炮台，格兰特爵士却执意先取北岸。八月二十一日晨，向北岸主炮台的攻击以猛烈的炮轰开始；中国人料到了英军的打算，倒是先开的火。中国人操炮之勇，异乎寻常。一发炮弹炸了他们的主火药库，轰然巨响；可是硝烟一散，他们又以新的锐气重新开火。这座炮台虽也和其余各台一样，后方并不如正面那样坚固，抵抗却极为顽强。有人过早地想在壕上架设浮桥，被击退，折了十六人。这时苦力队挺身而前，跃入水中托住浮桥，法军与一部分英军踏之而过。然而他们攀墙的种种努力都归徒劳，看去简直像是白白送死。正当胜负难分之际，安森少校——此人已在几个场合显过极大的胆勇——设法斩断了吊桥的绳索，众人不久便攻入工事之内。中国人依旧抵抗得极有气概；据估计，五百名守兵中逃出者不过百人。英军阵亡二十二人，负伤一百七十九人，内有军官二十一名。这数目之外，还须加上法军的伤亡。

河北岸尚有四座炮台，看情形还会再作抵抗，因为面对劝降之谕，守军仍出言不逊。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其中有个很实在的缘由：这几座炮台的后方都只有一道单薄的墙作屏障。法军猛扑上去，才发觉守军早已放弃抵抗，而且有一大批人实已撤走。此役俘获两千人。北岸各台既下，随即便向南岸各台发出劝降之谕；它们既在北岸炮口的控制之下，也只好尽量摆出几分从容的样子降了。次日举行了正式的接收，缴获的战利品中有大小不一、良窳各异的火炮六百余门。也就在这一天，在此前各役中一直泊于河口外的舰队驶过沙洲，把那些原为阻其接近而设的种种障碍一一拔除；何伯提督便安然下锚于那几座炮台之前——正是它们在上一年把他打了回去，而且多半还能继续抵挡来自海上的任何正面进攻。所以千万不要说，格兰特爵士之攻克大沽炮台，便是对何伯提督一八五九年失利时的勇气或才具有所贬损。

这一决定性的胜利，把水陆两路通往天津的门户都打开了。那支炮艇队在攻打炮台时已在不致过分涉险的限度内尽了力，此时奉命溯白河而上；英国使臣在水陆重兵护卫之下前往天津——在那里，便可以不失体面地与北京政府重开议约了。先头的炮艇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天津，三日之后，远征军的大部分已进入该城。沿途虽经过几座炮台与营垒，却未遇任何抵抗。当即采取种种戒备，使军队在这一大片想来怀有敌意的人烟之中尽可能立于安稳之地。照欧洲人的观念看，这里的百姓异乎寻常地缺少同仇之忱，不久便与侵入自己国土的人极其和睦地做起兴旺的买卖来；不过毫无疑问，只消一见对方有败象，他们便会翻过脸来，倾其所能把外国军队置于死地。这些日子里，两边营中文书往还不绝。恒福宣告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天津时，曾表示希望英国使臣不要带许多兵船同来。不过这类请求，与其说是指望能获照准，不如说是为了顾全颜面。他们确实心存畏惧、因而确实有意议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派了当年议定《天津条约》的桂良为钦差大臣，来办理批准该约所需的一应典礼。桂良所秉的权柄看来极其宽泛；他赶忙告知驻在天津一所华美衙门中的额尔金勋爵，说他已奉皇帝之命，凡事皆可商议裁定。英方复文，开出议和的三项条件：其一，就白河侮辱英国旗一事道歉；其二，赔付款项，内含军费；其三，批准并履行《天津条约》——其中自然包括在北京以体面的、与英国女王这位伟大君主的尊严相称的礼节接待其代表。对这三项，桂良本人都无意置辩。可能生出分歧的，只在末一项的细目上；而这分歧，在英方坚持要把军队推进到距北京城墙仅十二英里的通州镇时，便立刻显露出来。在中国大臣看来，这一简简单单的防备之举，无异于把征服者的极端权利索取到底——何况征服之业还并未告成：新的军队已从蒙古与满洲源源开到，僧格林沁的锐气也开始回来了。中国政府在「必需」这位严师的教鞭之下，于夷务的见识上大有长进，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不知怎的，它的步子总是落在时势所需之后，而英国人的要求又总是走在它所肯让与者之前。

假如中国政府爽爽快快地接受了这无可挽回之局，假如桂良议起约来真如他自称的那样急切利落，和议原是可以缔成，中国人也可少受几分屈辱的。可是不久便看得明白：中国人满脑子想的不过是拖延时日；而适于用兵的月份正迅速消逝，因此断断不容有丝毫耽搁。九月八日，额尔金勋爵与格兰特爵士带着一支约一千五百人的先头部队离开天津，循大路进发，抵达河西务——一座位于天津与京城之间的秀丽村镇。数日之后，又有一师的其余人马前来会合；纳皮尔爵士则奉命率另一师留守天津并护卫通海的交通线。在河西务，皇帝的侄子怡亲王载垣重开议事，声称自己已奉命可以议定一切；英方却干脆告知他：除通州之外，别处不能订约。大军遂越过河西务继续前行。一路无人阻挠，直抵马头村以外之地；及至格兰特爵士逼近一处名唤张家湾的所在，却发现自己面前是一支大军。这是自大沽炮台失守以来，中国方面头一次显出要以武力抗拒来敌的决心，而且来得颇为突然——因为按与巴夏礼先生所议的专约，这桩难局本应在张家湾以和睦的方式了结。然而英国统帅在那里所见的不是皇帝的使臣，却是僧格林沁与新自北京以及关外调来的大队人马列阵以待，而且占据的正是划给英军扎营的那片地面。

在英国统帅察觉自己面对一支劲旅的前一日，巴夏礼先生与另几位官员和文职人员已带着一队锡克骑兵作护卫先行前往通州，要与钦差大臣商定最后的细节，既议定营地设于何处，也议定敌对两国全权大臣会晤之事。这一行人到通州一路未遇拦阻，也未见有何异乎寻常的戒备。好几处地方确实见到了军队，哨官也盘问他们所办何事、要往何处，然而一句「去见钦差」便使一切盘诘释然，道道关卡应声而开。途中只出了一桩小事；倘若后来的结局不是恰恰证明了人的指望何等靠不住，这桩小事原是个吉兆。其间，几位钦差大臣的心思已经起了变化：究竟是出于一套深谋远虑、早已布置停当的方略，还是因为眼见得为保京城与本朝而从满洲发祥之地调来的武士如此之众而陡增了底气，这一点永远无法确切查明了。他们的口气忽然变得格外硬气而倨傲。在几位英国人听来，那简直「近乎无礼」；巴夏礼先生与钦差们在通州整整谈了五个钟头，对方才略略露出几分肯让步的意思。九月十七日傍晚，双方匆匆议妥了最后的安排：次日军队开抵所拟的营地，会晤则在此后尽早举行。次晨巴夏礼先生与他的几位同伴先行驰回，去把议定之事禀告格兰特爵士并指点营址；其余的人则带着锡克护卫队的大部留在通州。

次日凌晨，巴夏礼先生一行折回，向推进中的英军而去，一路上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乡间屡屡见到调兵的迹象：大队步兵与抬枪手自四面八方朝那座城镇开去。到了张家湾，一场大战将临的征兆更加昭彰：骑兵密密麻麻地列着队，却都藏在隐蔽之处。一道沟壑里驻着一个千骑之团，人人立于马首之前，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上阵。另一处则有许多人正忙着筑炮台、安置十二门火炮。这几位英国人走到平野上时，发现拟作英军营地的那片地面实已被一支中国军队占住，另有一支满洲马队——单是这一支便估计有六七千人——在平野上纵横游弋。问这些兵备意味着什么，兵士一概不答；问统兵之将何在，得到的则是那句老套的回话：「在多少多少里以外呢。」这样的布置，便是再迟钝的人也只能解作一个意思：中国政府已决意再作一次努力，以求避开英国人及其盟邦所索要的种种让步，在接受那不可挽回之局以前，再向战神叩问一回。

于是巴夏礼先生折回那座城去，同行的有一名英国龙骑兵，名唤菲普斯，另有一名锡克骑兵，矛尖上挑着一面休战旗。且把他们按下不表，先看其余人的举动。与格兰特爵士通信之责，交给了洛奇先生；其余的人则原地不动，好教中国人看出他们一无所疑、满怀自信。洛奇先生偕两名锡克兵，纵马疾驰，离开中国人的阵线。他毫无阻碍地穿过一支满洲马队，平安抵达英军前哨。报讯不过片刻之事。他所报的，恰好印证了格兰特将军因行军路线侧翼上几股骑兵的调动而生出的疑心。洛奇先生已尽了自己分内的一份，他已向格兰特爵士示警。然而在一颗侠义之心看来，倘若对那些正在尽其分内之责的人袖手不援，则责任才不过尽了一半。他所做的这一份出乎意料地容易，那么如今就该去帮那些分内更艰难、更凶险的人了。于是洛奇先生又骑马折回中国阵线，布拉巴宗上尉执意要随他同去，另有两名锡克兵相伴，却不是先前随他同行的那两个。

格兰特爵士曾向他保证：除非万不得已非战不可，他将把动手之期推迟两个钟头。这一小队四个人毫不迟疑，快马穿过中国军队的散兵线。他们动作之快令中国人措手不及，竟放他们过去，既未阻拦，也几乎无人理会。他们打马穿过张家湾的街巷而未遭刁难，虽然街上挤满了正在集结的官军。他们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通州，途中所经过的、行将与那些久所痛恨而今又为之畏惧的外人交战的兵马，只怕不下三万。或许诚如有人所言，他们之得保平安，是因为对方以为他们是来递自家军队的降书的！到得通州，洛奇先生发现城门外庙中的锡克护卫队浑然不知有何凶险——几位英国人都不在，进城买东西去了——另有巴夏礼先生留下的一封信，叮嘱他们回来后即刻准备逃走，并说他去寻怡亲王了。这一趟寻访，他终究是寻着了。他见到了这位钦差大臣，问他事情何以起了这样的变化，得到的是干脆而挑衅的答复：「和是和不成的，非打不可。」

避免兵戎相见的最后一线机会，就这样落了空。怡亲王认可了僧格林沁的举动。巴夏礼先生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个人心上的一点慰藉：他已竭尽所能，来证明英国人并不想对一个兵学浅陋而又陈旧的对手仗势相逼。而他是冒着极大的身家之险去做这件事的。如今剩下的，只是设法保全他自己与同伴的性命了。此时众英国人已在庙中重新聚齐；洛奇先生因挂念巴夏礼先生而进城去寻，恰在他自钦差衙门策马奔出时遇上。事已至此，再无迟疑的道理。英国人至此尚无一人被动过一根指头，然而在这一小队人与安全之间，横着一条须穿过僧格林沁大军行列的归路。从通州到格兰特爵士军中的前哨，须骑行十英里；而那两个钟头的宽限已去了大半。办得到么？此时中国军队大半已抵张家湾，照前文所述，在玉米地与沟壑之间列阵以待。从通州到该处，一路几乎荒无人迹，这几个亡命之人沿途无人阻拦，直到抵达该镇。镇上街道拥塞，一半是持械的市民与乡人，而多半却是惊惶失措的住户；这时马已喘息不继，有几匹几乎力尽。七个英国人与二十名锡克兵便在这人丛中缓辔而行，未遇丝毫阻挠。他们既未受辱也未受伤地到了东面，出了城门，顺着坡地而下，发觉自己已置身于整支中国大军的背后。方才所历的种种凶险，比起此刻将要遭遇的，简直算不得什么。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在空中炸开，接着两边的炮台一齐开火。会战开始了。所许的两个钟头已到。这几个逃亡者迟了约莫十分钟。

这一小队人身处一支正与自己同胞殊死鏖战的亚洲大军之中，其处境与其形容，不如任人想象。他们所驰的这条路，正从中国阵地的当中穿过，两侧的土坡上排满了鸟枪手，英军的炮弹已在这些人中间炸开。此处骑兵也自不少，而在平野之上，满洲骑兵成千上万地涌动，那里才有最大的凶险等着他们。他们行得极慢，慢得叫人心焦，因为不得不迁就那些坐骑最劣的人；但他们「同在一条船上，而且要像英国人那样，同沉同浮」。在眼前堆叠而来的重重难处之中，有一桩似乎并不算轻：他们正迎着自己同胞的炮口前行，而那炮火一分钟比一分钟更猛。在这紧要关头，众人都把目光转向巴夏礼先生；布拉巴宗上尉喊出的一句话，道出了在场诸人对一个临危不乱的勇者的信赖：「我提议，怎么办由巴夏礼定。」照大路走下去，似乎是必死无疑而又无从抵抗：即便他们中有人能从满洲马队中杀出一条血路，又躲过英军的炮弹，也难免被那一长列鸟枪手打倒——那些人只消一见他们的背影便会开火。可走的路只有一条，便是绕到敌军的右翼去，兜一个圈子设法回到英军阵线。这法子固然算不得有多大指望，看去却是最有几分成算的。可是中国人此前一直旁观他们的行动而不加干涉，此刻见他们改了方向，立刻就出手阻拦。一名武官说，他们若执意如此，便要以敌人相待，开火射击；不过他愿意尊重那面休战旗，只要他们随他去见将军，他便可为他们讨一道通行的凭据。这提议被接受了，一半固然是因为无从拒绝，一半却也是因为它本身确有可取之处。然而在鏖战正酣之际，安全通行这种事，即便在文明的欧洲人中间，也既不易给予，更不易兑现。巴夏礼先生于是接受了他的提议，遂与洛奇先生以及那名手执休战旗的锡克骑兵那尔辛一道，随这位武官去寻将军，其余五名欧洲人与锡克护卫队则留在路上候他们回来。他们朝左边行去，据说僧格林沁正在那里亲自坐镇。就在这一小段路上，他们也历了几番惊险。骤然撞上一大队步兵，他们几乎被从马上拖下来，若非那位武官冲到中间高喊「不许开枪」，只怕早已丧命。再行不远，他们停了下来；兵士们齐声高呼僧格林沁之名，昭示他已到来。巴夏礼先生当即上前陈说，道他们是执休战旗而来，愿回本军。这位中国统帅对他所讲的战时通例，是以十足的鞑靼方式作答的——以哂笑与谩骂。兵士们把这几个倒霉的英国人团团围住，把鸟枪顶在他们身上。脱身已无指望，死似乎已不可免。然而这位蒙古将军所图的，与其说是要他们的命，不如说是要辱他们。他们被拖到他面前，被按着以头触地，伏于僧格林沁足下。此外他们还受了种种别的折辱；末了，眼看战事对中国人不利，他们便被塞进一辆乡下大车，解往北京。当巴夏礼先生与洛奇先生如此遭难之时，在路上等候的同伴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走后不久，中国兵士便对这几个英国人及其土著护卫推搡嘲弄起来。随着炮火加剧、中国人有被打中的，他们便愈发凶悍。等到巴夏礼先生遭遇的消息传来，说僧格林沁如何嗤笑他们要求保护之请，兵士们便再也约束不住了。众英国人与土著兵被从马上拖下，捆得极紧，匆匆押往后方；他们随后便相距不远地跟上了同遭厄运的伙伴。在上述这些事大半正在发生之时，沃克上校、汤普森先生以及王家龙骑兵卫队的士兵，仍照原议在堤上不紧不慢地来回踱步，好教中国人看出他们并不疑心有诈，也无所畏惧。他们一直这样走着，直到一名法国军官过来与他们会合；不料此人因一头骡子与几个中国人争执起来，竟拔出手枪向他们射击，当场便被打死。至此再无丝毫指望能约束住中国人，于是这一队人全都催马逃往英军，鸟枪与抬枪的火力虽猛，却未能奏效。他们的奔逃便是会战开始的信号；然而就在那一刻——他们若是知道就好了——那一大队英国人已经走上了张家湾以东的大路；会战只消再迟一刻钟，他们本可以尽数脱身的。

可是两个钟头的宽限已满，格兰特爵士看不出再拖下去有什么用处。孟托班将军更是按捺不住，士卒也都急于一战。他们当夜非把宿营之地夺到手不可，而天色已经不早。法军据右翼，即正对着前文所见僧格林沁亲自坐镇之处；因他们缺骑兵，又拨了费恩骑兵团的一队给他们。会战以法军炮台的火力揭幕；中国人被轰得极苦，满洲马队遂奉命上前冲击炮位，而且冲得极其骁勇。一座炮台几乎被他们夺去，炮台军官不得不掏出手枪；幸得锡克兵与几名法国龙骑兵在英方驻法军联络官福利上校率领之下奋勇反冲，才逼得他们退去。这一段交锋两边都没占到多少便宜，不过满洲马队既被击退，法军的炮火便得以重新开火，把中国步兵的阵列打得极惨。法军在右翼如此鏖战之时，英军已对中央与自家左翼两处发起猛攻。中国人阵容极密，火力甚猛——所幸准头拙劣——以致英军在两处都进展无多。这一仗本可能久拖不决，幸而格兰特爵士忽然决意从中央抽调一部增援左翼，并对敌军右翼猛力扑击。这后半段会战，以普罗宾骑兵团的几队人马冲击平野上游动的满洲骑兵而开始；他们在骁勇的主将带领之下，当着两军之面把敌骑击溃。他们所倚重的精锐既然如此败亡，其余的中国兵大为丧气；及至英军步兵以锡克兵为前导推进，他们便慢慢地退却了。饶是如此，此役仍不见平常那种大获全胜的景象。法军因用力过度而不得不停下歇息，孟托班将军只好按住他天生的急躁，承认自己无法参与对张家湾的最后一击。格兰特爵士却挥师前进，占据了该镇。他直到部下未遇抵抗便夺取了镇西约一英里处的一座大营、并在那里缴获数门火炮之后，才把人马收了回来。张家湾之役便这样告终：僧格林沁为把「夷人」赶下海而调集的那支劲旅，败退而去。

会战虽已获胜，格兰特爵士却以老于行伍的眼光估量对方的抵抗，断定自己的兵力还不足以震慑这样一个执拗的敌手；于是传令纳皮尔爵士，把天津守军中凡可抽调之兵尽数带来与他会合。既已安排好援军早日到来，他便情愿继续向通州进军——众人指望在那里能打听到失踪的官员与士卒的消息。此后两日未有决定性的举动，其间派了威妥玛先生执休战旗进通州去打探。然而关于巴夏礼先生，他所能探得的不过是：此人与怡亲王末次会晤之后已平安离城。额尔金勋爵此时从河西务赶来，与军中大营会合；九月二十一日，法军又得一旅来会，攻势遂重新展开。这番耽搁使中国人壮了胆，又要再作一次抵抗；他们已集结相当兵力，来守八里桥——那是通州以西横渡白河的通道。此役仍以骑兵冲锋开场，虽出了一桩本可酿成更严重后果的意外，却大获全胜。乘此之势，又攻打了几处设防的阵地，守者并无多少决死之意。英军这边诸事正在进行之时，法军已以极骁勇的姿态夺下了那座桥，连同架在桥上的二十五门火炮。此桥既克，受命守卫它的军队——其中还有禁军——也被冲散，中国人的溃败至此便告完成。北京本身几乎已听凭来敌处置；除非交涉能比刀兵更奏效，否则再没有什么能拦住那些可恨的外人闯入它的深邃之地——而且不止是以来客之身，更是以武装的胜利者这种最难下咽的面目。

八里桥之役的次日，来了一封恭亲王的信；此人是皇帝的胞弟，行次于其后。信中说怡亲王与其同僚办事不妥，他已奉命充任全权，商议并裁定和局。但这位亲王接着又请求暂且停战——只要那些违背战时通例而被掳去的官员一日尚在羁押之中，任何将帅或使臣都不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额尔金勋爵以最明白的措辞复道：这些被囚之人一日不归，和议便一日无从谈起；倘若不把他们平安送回，中国政府将承受极严重的后果。然而即便在这疑云密布、危机四伏的紧要关头，中国交涉手腕的精微依旧要大显身手。恭亲王年纪轻、阅历浅，可他那份机巧就是白发老臣也当引以为荣。对他而言不幸的是，事情已经过了可以磋商的阶段：英国使臣已经说明重开谈判的唯一条件，在这一条兑现之前，便是恭亲王的恫吓、许诺与恳求，也都不必去听。从天津调第二师上来的那一个星期里，这位亲王在这一点上始终没有让步的表示；额尔金勋爵遂请格兰特爵士重新向北京进军——联军前锋距该城已不过十英里出头。骑兵几乎侦察到城门跟前，回报说城墙坚厚，保养良好。以一支小小的军队去占领北京这样规模与人口的大城，其凶险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何况英国当局一贯的方针，是尽量少给中国百姓带来损害与苦难。万一攻城势在必行，则议定所攻之处应是满城，包括占了全城北半的宫禁。到这时候已经打听明白，巴夏礼与洛奇还活着，被囚于德胜门附近的高庙，而近来所受的待遇还算过得去。

依照议定的攻取之策，联军绕北京城而行，抵达城墙的西北角，其目标是皇帝在圆明园的行宫，距城不足四英里。

外国军队一逼近，咸丰便惊惶失措地弃宫而逃，往长城以外历代皇帝的猎苑热河避难。他走得极其仓皇，圆明园的珍藏便听凭西方劫掠者处置了。法国兵抢得先手，且把这先手用到了十分，留给英国伙伴的已经相对无多；何况英军所受的军纪约束又更严些。饶是如此，余下的战利之物仍属可观；经两国将领议定，由两军均分。圆明园之被夺被占，使欧洲人的凯旋臻于完满，也逼得恭亲王赶紧应允额尔金勋爵立即交还俘虏的要求——他若想避开一场更大的灾祸，即外国军队占据北京满城、并把那里更为浩瀚的珍藏据为己有的话。

十月六日，巴夏礼先生自囚所致书，说被扣的法国人与英国人将于本月八日送还，同时朝廷已谕令各统兵大员撤离北京相当远的距离。这些许诺都兑现了。恭亲王终于下定决心，凡为速成和局所必需的让步，一概照允。这些被掳者既已归还，人们所认为的那唯一的障碍便告扫除，额尔金勋爵得以商议入侵之师撤退的条件，以及两国政府恢复邦交之事。在中国算是运气：其余俘虏的确切下落尚不为人所知，而额尔金勋爵因恭亲王行事较为友善，觉得可以把归还给他的这几人先前所受的待遇搁过不问——因为巴夏礼先生与其同囚者的陈述，是足以把人们对那桩背信弃义之举的义愤煽得更旺的。若说他们遭了野蛮的虐待，这话所传达的意思，还远不足以形容他们所受的种种折辱与残酷的对待。在这样的大难之中，这两位无畏的英国人却始终不曾动摇：他们拒不提供任何消息，拒作任何有损本国的让步。洛奇先生的处境从一个意义上说还容易些，因为他不通华语，无从作答；可在皮肉之苦上，他所付的代价便相应地更重。他们囚中的种种情形，最足以证明：族类的骄傲，连同「身处逆境而心志如常」的气度，能使柔弱的血肉之躯超乎肉体的痛楚之上。这些事大概永远不会从世人的记忆里消失；凡是记得怡亲王的背信与僧格林沁的跋扈暴露于光天化日的那一天、巴夏礼先生与洛奇先生所秉持的胆略与侠气的人，都不会觉得下面这句褒辞过分：这样一桩发念如此光明、践行如此高贵、涉险之际从不计较、受罚之时又如此隐忍的壮举，若论勇毅与苦难这两种戏剧性的成色，翻遍史册，也几乎找不出第二桩能像这几位英国绅士与他们的锡克同伴的被掳与幽囚这样，把人类的英勇与忠忱记录得如此完整而首尾如一。

批准《天津条约》之前的其余各项条件，虽不情愿，也渐次照办了。十月十三日，东北角的城门交与联军——而这还是在格兰特爵士扬言要向城墙开炮之后才办成的。同时，恭亲王送回了费恩骑兵团的八名骑兵与一名法国人；除已交还者外，将近一个月前自通州骑马而出的那一小队人马，生还者便只剩这些了。这位中国亲王解释说：「若干人于战后失踪，或因伤、因病而殁。」然而锡克兵的陈述，把那五位英国人以及他们自家同伴的下场说得再清楚不过。他们被人用绳子狠命捆绑，绳索既已勒到人力所能勒的最紧处，还要浇上冷水使它收得更紧；他们受尽了一个残忍之敌所能施的各种虐待，所给的食物又污秽不堪。有几名俘虏被关进笼中。安德森中尉是一位勇敢的年轻军官，人们本已预言他前程似锦，他在被囚的第九天上神志昏乱而死。德诺曼先生一星期后也死了。布拉巴宗上尉与他的法国同伴德吕克神甫究竟遭了什么，尚不确知；不过就此事的证据而论，我们倾向于采信这样的说法：八里桥之战的中国统帅因战败而暴怒，命人把他们在桥上处死了。士兵菲普斯比鲍尔比先生多挨了些时候的狱卒的辱骂与折磨，可末了二人同归一辙，都因虐待所致而死。除布拉巴宗上尉之外，所有英国人的遗骸都被送还，大部分锡克兵的遗骸也是。中国官员的残忍，比起他们狱中最下流的匪类还要野蛮；因为牢里的囚犯非但没有给这些不幸的欧洲人添什么苦楚，反倒竭尽所能替他们减轻苦难、纾解痛楚、供其所需。

这些残酷行径的细节在人们心中激起了极大的骇异。额尔金勋爵虽以尽速议定和局为第一要务，众人却仍觉得须有一桩郑重的举动，以表明英国对这桩残忍而无谓的暴行何等憎恶，并使中国的官民都明白：杀害英国人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额尔金勋爵声明：此一大罪一日不以某种昭彰的惩罚加以洗涤，他便一日不再与中国政府有任何往来。他与格兰特爵士没费什么周折便议定：赎此罪愆的最好办法，是焚毁圆明园。法国统帅不肯参与此举——这一举动把一堂关乎政治之必需的课，永久地刻进了北京政府的心里，而且比这场战事中任何别的事都更能使咸丰明白：敷衍搪塞的时辰已经过去了。十月十八日，此言付诸实行。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另向中国索得五十万元，作为对被害者家属的一点补偿。圆明园这座宫苑，正是英国俘虏所受的一些最惨的苦楚发生之地。当日，高官显宦与皇帝的近臣们便是从这些殿阁之中，津津有味地赏玩着外国俘虏的痛楚。如今，满城的北京人反过来目睹了愤怒的英国人加于其君主居所的毁灭，而那烟云一连数日如一幅巨大的黑幕，低垂在城池之上。

这一桩严厉而不失公正的报复既已行毕，批准条约的交涉便重新开始。选定礼部大堂为举行批准之礼的处所；同时，为惩戒怡亲王所扮的敌对角色，把他的府邸充作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的临时官邸。十月二十四日，批准之礼便在这所宅第中正式举行。额尔金勋爵乘一乘仪仗大轿，随员相从，格兰特爵士亦带军官一百名、士卒五百名为护卫，自安定门穿街而至礼部大堂。恭亲王率一大班文武官员在那里等候，出示了授权他把御玺钤于条约之上的谕旨，并代本国承担遵行约款、履行规定之责。此后又耽搁了些时日，因为须等热河的皇帝颁下准许将条约公布的谕旨——若要中国亿万之众明白并践行其君上代他们所许诺的事，这一点在缔约诸事中实在算不得次要。这最后一着终于办成，而且比预想的还要快些。北京人生平第一次看到英国的军队与官员驻在自己中间；及至大军撤走，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把在华事务移交其弟卜鲁斯先生以驻使之职掌管，两国官员往来之间的坚冰便已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最大壁垒——纵然不是最后一道——也已拆除。十一月九日，最后一批联军离京而去；远征军的大部分赶在严寒到来之前启程返回印度与欧洲。数日之后，河流封冻，舟楫不通；由此可见，完成这场战事所余的工夫是何等紧迫。

那些较有远见的在华英人，自为难之事初起之日便指出：要有妥当的邦交，必得与北京政府直接往来。经过三十年激烈而痛苦的争持，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中国人虽然战败，却不妨说是带着增高了的武名走出这场战争的。战事以一纸条约收场，而这条约把前一纸条约所作的一切让步统统强制推行。得以在北京驻扎使臣，意味着最大的那道壁垒已被打破；旧派的政客被彻底逐出局外，一位年轻而明敏、又与皇帝至亲的王公，亲自执掌起本国的外务。恭亲王曾亲眼目睹同胞的患难，因此格外倾向于恪守自己许诺要办的事。在他主持之下，已获批准的《天津条约》不复是伦敦与北京两朝之间的失和之因，反成了联结之纽；而整整一代人往来之间那种以龃龉与攻讦为常态的局面，也由一个以刀锋逼成的安排画上了句点。中国人受了一堂漫长而苦涩的课。他们终于学会了向必然低头这一美德；然而，尽管他们从这番经历中在文治与武备两方面都获益不浅，若说他们时至今日便已接受了那不可挽回之局，却还需要几分胆量才敢断言。那仍旧是将来的难题。不过在一八六〇年，恭亲王得出了一个明达的结论：在当时，并且直到中国从内乱中复元为止，对西方各国作旷日持久的抵抗有百害而无一利。凡凭机变与巧智所能保住的，便算作中国天然的权利；至于那些非得面对阿姆斯特朗炮与来复枪才能主张的特权，则应当放弃，而且要放弃得尽可能有风度——一个心怀屈辱的民族所能拿得出的那种风度。

第二十章太平天国之乱

前文叙及太平军雄踞南京，只是要在中原各省士民忠义所募的两支官军面前守住那地方，却颇为吃力。此时为一八五七年之初；毫无疑问，倘若朝廷当日避开与欧洲人的冲突，而把全副心力与国力都用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上，天王那座摇摇欲坠的权柄早就被荡平了。然而中枢的注意力被夷务独占了去，太平军因此得了四年的喘息：他们巩固了地盘，扩充了战力，向官军摆出了更难对付的阵势。及至恭亲王从额尔金勋爵口中得知太平军在长江一带得手之广——北京的官员对此似乎所知既残缺又失实——满洲当国者这才醒悟：重申朝廷威权已是刻不容缓的性命交关之事。可是新主意方才付诸施行，他们便立刻领教到：一八六一年太平军的局面，与一八五七年时大不相同了。

这几年间事势的经过，须略作撮述。一八五八年，曾国藩与张国梁所部官军重围南京；但城中粮秣充足，而官军素来无意强攻，人所共知，太平军因此并不惊惶。围城将近一年之后，此时已跻身贼中第一人的忠王力主：须趁合围未成之际出城，一则招募兵勇，一则总要设法纾解围困之压。此举他一再遭际不利：手下已聚得五千精兵，却在奋力冲杀一支远为庞大的官军时吃了败仗。然而他声名之盛，竟使南京城下的官军统帅分兵多人，去助那与他对垒的将佐；忠王抓住这个空隙，兼程疾驰折回南京，把那已然疲敝的围军所能作的抵抗一一击破。一八五九年整整一年，实际上按兵不动；然而到了年末，太平军在长江沿线除南京之外，只剩四座城池在手了。于是忠王又不得不出城，向围城官军的背后与粮道转取攻势。他最大的难处在于求得天王的许可——天王此时正一意于教门之事，或耽于私室的纵恣；忠王自述说，天王是发觉拦他不住，方才应允的。一八六〇年正月，忠王开始了一场后来证明极不寻常的用兵。他散发巨款以悦军心，又成功地避开了官军统帅，使他们误判了他的意图。他们只道他已赶去解安庆之围，其实他是径趋要地杭州——那里有大宗财货与军需，胜者可得以支撑战事。一八六〇年三月十九日，他几乎不损一兵便取了该城，唯满城固守，直到张国梁自南京星夜驰援，方得解围。官军统帅急于剿灭忠王，又一次把南京城下之兵抽减到极单薄的地步；忠王身处绝境，遂抓住这唯一的生路，自杭州全速驰返南京，猛攻官军营垒。此战打在一个飞雪苦寒之日的清晨——一八六〇年五月三日——结果官军折损五千人，围城之势被迫解除。倘若天王稍能副得起他自任的那副大角色，太平之业本可因这场大捷而重振；无奈他既不足为将，又不足为相，兼且器量褊狭、猜忌成性，以致其副手忠王明明才具卓然，他却不肯用——这一场生平最大的胜仗之后，忠王竟被禁止再入南京城。

忠王的锐气与胆略驱使他另谋新举。他既看出天王已不足恃，便决意为自己经营一处根本之地，好在这天下鼎沸的争斗中立住脚跟，或许还能终成他所属的这番事业。他能给太平天国的整个体制注入新的生气，能在一片新的战场上孤身一人抵住帝国的主力，这已足见其治军的魄力与才略。他打定主意要拿下运河之上的重镇苏州——那地方离上海也不甚远。赴取此城的途中，他大破张国梁，张本人亦殁于阵。这位三合会出身的旧首领素极精悍，其死于朝廷是一大损失；然而他的部众仍继续阻遏太平军的推进，忠王抵苏州之前，与之接战三次，三次皆败。苏州城池太大，凭一小支兵力难以守住，官军遂仓皇弃城而去。当此危急之际——一八六〇年五月——两江总督何桂清吁请英法出兵助剿：彼时英法两国正在部署进军北京之事。法方对此议颇为赞成，表示只要英国肯与联手，他们便愿相助。然而卜鲁斯先生不肯涉此险局，这也不足为奇，盖其时我方正与中国交兵方酣；然而一个国家竟于一场苦斗而胜负未卜的战争之中，转而求助于交战的对手，这件事在史上也算绝无仅有了。卜鲁斯先生所肯做的至多不过发一通告，声明决不容上海再度落入乱军之手。那位吁请援手的总督倒还算前后一贯：他上疏朝廷，请速允欧洲人所求，而后即借其力以剿太平军。此疏上得不是时候。他被召赴北京，为这一番极其老成的进言送了性命。既得苏州，忠王又添了新的饷银、军械与丁壮；一时之间，太平军究竟能得势到何等地步，实在无人说得定。然而忠王并不以一座苏州为满足，他还要取上海。

不幸的是，就其图谋的实现而言，欧洲人已决意不惜一切守住上海；忠王却或以为他们不肯，或以为他们大军北上、无力践此决心。在忠王眼中，上海之必取，一则因其为敌方对他用兵的基地，二则因那里新起的一桩举措使他面临一重新的危险。上海的华商巨室结成了一个类似同仇会馆的团体，出资募练一支洋人的队伍。两个美国人华尔与白齐文受其雇用；一八六〇年七月，二人募得洋人一百、马尼拉人二百，便以进攻松江开张——那是距上海二十英里的一座大城，周有城垣。这头一次进攻被击退，颇有折损；然而华尔生怕失掉人家许下的那笔取城重赏，便又重整旗鼓再攻，这一回略见成效：他夺得一座城门，死守不退，直到官军大队赶到，一举破城。这一功之后，人请华尔去打青浦；那地方比松江坚固得多，且有几个投效太平军的英国人在城中出谋划策、临阵指挥。一八六〇年八月二日，华尔攻青浦，被击退，损折甚重。他回上海另募人马，添购两尊大炮，又来再攻。此城本可守得住守不住，如今已难断言；只是炮轰七日之后，忠王骤然来援，出其不意地扑向华尔之众，将其冲得七零八落，仓皇溃走，炮械辎重尽失。忠王因此一胜而气盛，以为攻上海的时机已到，遂引兵前来，沿途焚掠村落。官军在西门外扎有一处营寨，忠王不费气力便拔了它；可是到得城下，眼前的对手却是另一副模样了。城头上列着英法两国的军队，太平军想入城，迎面便是一阵猛烈的枪火，登时把他们打得回头。此后四五日间，忠王换了几处地方再攻，终于不得不退。临退之前，他还传去一通大言：说他是应法国人之邀而来，那班人乃是背信之徒；若非有洋人在，此城早入他手，因为「他手下没有攻不下的城池」。恰在此时，忠王的注意力被南京牵了回去——官军第六次围城，主其事者是已擢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天王计穷，急檄忠王入援；忠王虽不情愿，却自知除奉命之外别无他途。

忠王尽其所能把南京布置成可守之局，便匆匆赶回苏州，重理兵事。其间种种不必细述；虽两度败于一位名叫鲍超的满洲将领之手，他仍凭调度之神速，在众寡悬殊之下守住了自家局面。与此同时，大势之中却发生了一桩要紧的变化。中国与各国议和既成，上海的格局便不得不重加厘定。何伯提督溯江至南京，与诸王会晤，责令他们立誓：一年之内不得进攻上海，太平军亦不得进至该处三十英里以内。因这一约，华尔与白齐文被迫停止招募洋人；但隔了不久，他们便被中国方面延用，为的是操练华兵——此举后来生出极重大的后果，因为常胜军便由此发端。这些筹备尚未就绪，忠王已因攻取宁波、杭州而志得意满，决意把天王的承诺置之度外，二度来攻上海：他看得明白，若要此番大业有辉煌的成就，非得此城不可。他出了一道告示，声称「满人的气数已尽！上海是个小地方，何足惧哉。我们必取上海，以竟版图。」咸丰之崩，似乎更壮了忠王的胆，使他决意走出他自以为可以定局的一步。

一八六二年正月十四日，太平军抵近县城与洋人租界。四围原野尽掩于焚村的烟火之中——那些村庄都被他们毁得干干净净。租界里挤满了数以千计的逃难之人，哀求欧洲人救他们的屋宇财产。他们的苦楚本已极大，又逢那年冬天酷寒异常，愈发难熬。英方守军不过两团土著兵并若干炮队，即便加上义勇，也远不足以有所作为，只能勉力守住此地；所幸这一点总算办到了。乱军重现后的头一个星期，四处焚掠，甚至扬言要攻吴淞——那是江口的口岸，结果被法国人击退。米切尔爵士带着一小支英军援兵抵沪；华尔也已把两团华兵约千人操练成军，遂自松江出师，绕击太平军之后。华尔攻取广福林，连同冻在河中的数百只乱军船只一并缴获；这本该警醒太平军：撤退之期已近。然而他们并未照审慎之理行事，整个二月，上海四周仍是他们剽掠不休。城厢近郊备受攻扰，洋行与船只亦不得安稳，几桩戕害洋人身命的暴行至今无人抵偿。这般横行，再也容忍不得了。英法两军统帅遂下定决心：进剿乱军，责成天王履行原约，把上海周围三十英里之内的太平军一概肃清。

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一支联军——计英国水兵与陆战队三百三十六人，法国水兵一百六十人，华尔部下六百人——由各自的统领率领，何伯提督总其事，进逼高桥村；太平军已在那里加固了阵地，把炮安上了墙头。一场恶战之后，寨被攻破，华尔的人马打头阵，白齐文身先士卒。那些受过操练的华兵表现得极沉着。然而太平军并不因一败而丧气，甚至又向欧洲人反扑。有一回，何伯提督本人也因对方人多势众而被迫后撤，另调援兵来助。援兵计洋人四百五十名、华尔部七百名，外加榴弹炮七尊。众人议定以此攻取萧塘——那是一处极坚固的所在，环以石墙，濠深七英尺。太平军扼炮死守，气焰甚壮，以密集的火力迎击来攻之众。及至华尔一部迂回绕出其后，他们才慌忙弃守阵地；然而英国水兵已越墙而入，他们腹背受敌，虽负隅顽抗，终归无益。死者七百有余，被俘者三百。高桥一役已使人对「常胜军」刮目相看，萧塘这一场更激烈的战事又印证了这番好评；北京的卜鲁斯先生遂将此事称誉于恭亲王与中国政府之前。既已对乱军动了刀兵，则对于准许欧洲人投效清廷以与之对敌一事，再事迟疑便无好处可言了。华尔获得正式承认，准其购买军械、延聘军官。一名英国人承揽了一桩差事：把攻克安庆的九千兵丁自长江运至上海。这些人是河南勇，在中国腹地久历戎行；议定由他们分驻江苏各城，凡自乱军手中收复者即驻守之。三月末，士迪佛立将军自天津率英军两团（第三十一团与第六十七团）的一部前来，局面为之一新，显见得那扫清上海周围三十英里的誓言，行将可以兑现了。

依此方略，头一处该打的是王家寺，在上海以西约十二英里。太平军在此只略作抵抗，便退往再往西四英里处的几座较坚固的营垒。士迪佛立将军以为当日部下已够劳苦，遂下令止步，打算次晨再攻。不料华尔按捺不住，竟率本部约五百人径攻那处内垒，何伯提督亦随之同往。太平军以猛烈的火力相迎；几次攀垒不成，终被击退，伤亡甚重。何伯提督腿部中弹，军官负伤者七人，兵士死伤七十。翌日大举再攻，酣战之后，太平军弃垒而去。次一处所攻的是周浦；虽有坚固的土工与三道宽濠，乱军数小时内便被逐出。于是议定进攻嘉定、青浦、南桥、柘林——据知太平军在这几处都聚有不小的兵力。

头一处几乎未遇抵抗便告拿下；既下之后，便着手部署攻青浦之事。有人图谋焚烧上海，其事不但没有拖延这一部署，反而催促了它。所幸阴谋及时败露，犯者被擒，即行正法者达二百人。五月初，大队人马集于松江，因陆路难行，乃由水道趋青浦。此番出师炮火之盛非同寻常，轰击之下毁伤极巨；及见城墙塌了两处豁口、可以登城，遂强攻破之。乱军力战到底，直至自知无路可逃为止。华兵凡在城中搜见手持兵器者，一概杀却。数日之后，南桥亦被攻克；然而攻城之际，法军统领卜罗德提督中弹身亡——这位英勇的军官，自这番用兵之始便一直身在前敌。乱军连遭败绩，士气沮丧，退集于柘林，准备作最后的死守。五月二十日，联军攻柘林，一支英军几乎是以刺刀硬攻拿下的。至此，英军的行动暂告一段落，因为后方官军的一场大败，迫使他们不得不移目于别处。

自安庆调来的兵马终于到齐，计五六千人。抚台薛焕行将卸任，让位于李鸿章；他想在去职之前把这支人马用于一桩足以增其声望、挽其颓运的举动。这番用兵既野心勃勃，也凶险万分。他打定的主意，是攻取上海西北的太仓城及其诸堡——那地方离忠王在苏州的大营并不甚远。官军于五月十二日抵太仓，不到两日，忠王便亲率精兵一万前来解围。次日接战，太平军虽在人数上大占优势，却未能得手。情势危急，忠王遂出一计：使麾下二千人剃发，诈称投降官军。次晨日出再战之时，这一伙人骤然撕下伪装，回戈反击官军，遂成一场可怕的屠戮。河南勇七千人并自上海调来的旗兵，阵亡者五千。此败的后果，几乎把士迪佛立将军及其部众所成就的好局面尽行抵销。官军一时沮丧，太平军则相应地气壮。士迪佛立将军的粮道受到威胁，只得放弃原定的方略，回师上海。

忠王继而正式围攻松江——华尔本人正在城中；他险些就以登城之法把此城拿下。所幸一名英国水兵及时发觉，将其击退，乱军折损百人。太平军在松江、青浦两处都表现得极为骁勇活跃；青浦虽守得英勇，可是明摆着，最上策还是弃城。于是自上海遣出一支人马，赴松江与华尔会合，护送青浦守军安全撤出。先头几步办得还算妥帖，末了一着却弄得一团糟，酿成惨祸。华尔下令纵火焚城，太平军看出端倪，急扑入城，猛攻正在撤走的守军。于是大乱之局立现：死者甚众，那位守城极其英勇的统领亦被掳去。这么一来，忠王倒真能举出几件实事，来支撑他那句话——在江苏一省，他已胜过了欧洲人与官军。

忠王正在得手之地，却又一次被召离——只因天王或怯或危，在南京几乎立不住脚。及至他匆匆赶去相助太平天国之主，方知自己早已失宠，同僚的猜忌与畏惧已使他一时获罪削爵。忠王去后不久，华尔阵亡，白齐文继统其军；然而不久便看得出，他与中国官府之间的关系是不会融洽的。程学启将军妒忌常胜军，欲将功劳尽揽于己。李鸿章既已受任江苏抚台，对这位冒险家的忠悃是存着疑心的。白齐文性情剽悍、意气激烈，对抚台的机巧手腕，一概以断然的索求相对，要他承认自己与部众应得之份。而且还不止此。白齐文另有自家的打算。这念头虽未在他心中成形，可他心底那股冲动却很强：想在中国人中间做一个军中的独裁者；若做不成，便在天朝境内寻个便利之地另立一方权柄。抚台对他这些念头，与其说是猜中，不如说是先料到了。二人接触未久，抚台眼中的白齐文便已不止是一个他所厌恶而不信的人，更是这样一个人：倘任其施展而不加约束，终必成为比太平军更大的心腹之患。李鸿章察人之明，实在不容否认。

抚台李鸿章为试其是否服从，提议把白齐文及其部众由海道送往南京，参与围城之役。运送的船只都已备妥，那位最先办起水师以剿乱军的吴道台也已准备随行；不料李与其同僚既疑白齐文之顺从，又怕他一口回绝而使自己难堪，忽然改了主意，把这趟差事撤销了。他们不但不照此行事，反而把白齐文行事的若干情节，一一具状申诉于士迪佛立将军之前，请求英国政府将其撤职，另派一名英国军官接统。此时加于白齐文的罪名，不过是用饷稍欠严谨，不顾中国官府的意愿与成见，以及与抚台私下往还时既不圆通，亦无意周旋。倘若白齐文肯自请辞职，便万事无碍了；无奈他是以一个冒险家的眼光来看这职位的——在那种人看来，自家的利害便是至高之法、至上之善。身为常胜军统领，他便是连外国政府也要另眼相看的一号人物。这个唯一使他免于湮没无闻的位置，他是不肯自行交出的。既存此心，则他那些打算即便只施行了一半，也必然会使他一再失于权衡，从而使这场龃龉愈闹愈僵。英军统帅的答复大意是：他本人不便干预，但当把此事咨呈伦敦，并知会北京的卜鲁斯先生。因这一耽搁，把这支人马移赴南京的议案又被重提；轮船既已雇定，遂请白齐文将部众自松江带下，在上海登船。白齐文表示愿往，但须先发给士卒欠饷——已欠两月——并结清一切未了之账。白齐文得了部下的拥护。他本人对这趟调动纵有不情愿，士卒的不情愿更是远过于他。他们不肯不清欠饷便开拔；到了正月初二，竟至公然哗变。两日之后，白齐文到上海与杨坊会面。这一场会晤极不平和：杨坊起初态度傲慢，白齐文竟对这位上海商人动了手，而后带着款项——是他强取来的——回到那一群怒气冲冲的部众中去。抚台李鸿章听说杨坊被殴，急往见士迪佛立将军，控诉白齐文悍然不驯，殴打命官——按中国律法，此罪当死。白齐文遂被革去中国的差使；革职的知会由英国将军转达，并劝他安分交出兵权，不得生事。白齐文照办了，因为英国将军的劝告与命令无异；一八六三年正月初六，白齐文回到上海。其时由何兰上尉暂署统领，只候本国政府答复士迪佛立将军的建议：把这支军队托付给一位年少的工兵上尉，名唤查理·戈登。

恰在此时，忠王回到苏州，江苏的太平之势又因他的锐气而复振。二月间，何兰所部一支人马攻福山受挫；适值太仓传来败报——前抚台薛焕在那里吃了败仗——遂不得不急退松江。李鸿章颇有理由相信：官军一到，太仓便会献城，于是发大兵往攻，内中有常胜军两千五百人。此役办得极糟：攻城之众被一道宽濠所阻，而船只与云梯皆未运到。太平军向这暴露在外的一队猛烈开火，军官死了数人，士卒阵脚大乱。重炮陷在软地里，只得弃去；虽然常胜军表现不恶，太平军还是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二月十三日）。忠王由此可以自信：旧日的运气并未弃他而去；江苏的太平军也重新拾回了对自己、对主帅的全副信心。这一败给李鸿章及其僚佐的信心以重重一击；于是议定：在那位终于派定的英国军官到任视事之前，一概按兵不动。

这便是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戈登少校接掌常胜军时的局面。当其时，此军不但因新近的挫败而沮丧，且对自身的处境心怀不满；戈登少校在松江接印之日，颇有立时哗变之虞。这位新统领总算把众人的怨气抚平了；他认定治不驯之弊，莫如令其有事可做，遂决意即刻往援常熟。太平军围攻甚急，再过几日多半就能破城；戈登少校却攻其营垒，将其逐出，杀伤颇众。既已取得部下的信服与中国官府的嘉许，戈登少校便回松江，一意整肃军纪，并为下一步作准备——依李鸿章之请，下一步是攻取昆山。四月二十四日，大军离松江往攻昆山；行未多远，便不得不转向太仓，因为那里有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官军中了诡计，全军覆没。此败非立刻挽回不可，何况取昆山之望一时已须搁下。戈登少校当即改道；途中与程学启将军会师——程闻讯已自昆山城下拔营——而后兼程疾趋太仓，于四月二十九日抵达。天候不佳，进攻延至五月一日方行；是日攻下西面营垒两座，守者被迫奔逃，却非如其所愿逃入城中，而是背城往常熟方向去了。次日自北面续攻，同时武装船只自河汊进击。自晨九时轰至暮五时，城墙看来已可攀登，遂命两团人马强攻。乱军表现得极为英勇坚忍，蜂拥于豁口，向来军倾泻猛烈而准确的火力。攻势一时受阻；然而攻城之众各寻掩蔽俯伏之际，两尊榴弹炮的开花弹正越过他们头顶落下，在豁口上的太平军中间造成骇人的杀伤。戈登少校以为，若无这两尊炮，此城根本攻不下来；可是如此近距离地打了几分钟之后，乱军便现出动摇之象。一队人登上城墙，一团生力军向豁口推进；蛇旗一倒，便见得太平军的头目已然罢战。太仓就此攻克，此前三次在此城下的败绩也一并挽回了。

五月四日，得胜之师进抵昆山城下。此城颇为坚固，且有一名欧洲人指挥着一支可畏的炮队。此城显然太强，非一鼓可下；戈登少校的部署又因本部士卒的举动而更添掣肘——他们一到昆山，便成群结队溜回松江去销赃。弹药也已不继，统领只得回师补给，并整顿部伍。在松江，乱子闹得更凶：戈登少校委了一名英国军官以中校衔总理粮台——此前粮台一事全然废弛——士卒、或者不如说军官们，竟因此哗变。那些曾随华尔、白齐文效力的人不肯依从，公然抗命。所幸军需弹药都已收齐，戈登少校便宣告：明晨即行开拔，哗变者去留听便。凡走完头半程点名不到者，一概革退。他说这话时，是带着与中国官府完全一致的权威的。士卒们把他当作中国的官长而服从，因为他已被授为总兵；军官们虽想抗命，却又不敢，只因他掌着他们饷银的来路。哗变者归了队，于是这支将近三千人、装备精良而求战心切的队伍回到昆山——其时程学启将军正据险扎营，把乱军严加监视，扎了好几座营垒，又有「海生」号轮船为助。戈登少校一到，便挥师去打乱军右翼所筑的营垒。那几座垒筑得极坚固；但守者一见来攻的人已抄到自家侧翼，便仓皇退入昆山城中。程学启将军主张攻东门——他的营垒正筑在东门对面，且早已扬言要从那里破城而入；然而戈登少校略一勘察，便看出那正是全城最坚之处，若正面直攻，纵能得手，也必以极大的伤亡为代价。这位持重的统帅决意先行侦察；程学启将军颇多怨言，他仍断定：最有把握的办法，是先取城西七英里外的几座营垒，再自苏州一面攻昆山——那一面比别处都薄弱。这些营垒在一个叫正仪的村子。五月三十日，派定的人马前去行事。「海生」号与官军炮船五十艘载运陆师，计步兵一团、炮若干，并官军一大队。正仪的乱军几乎毫不抵抗：或是骤见敌至而惊惶失措，或如当时所传，是自以为受了昆山同伙的亏待。「海生」号奋力追击那些往苏州方向逃去的人，又夺取了大定桥头一座极坚固而建造精良的堡垒，把这一胜的成效推到了极致。那里派了官军驻守，「海生」号则一路追到离苏州城不过一英里之处。

昆山守军见交通被切断，惊恐万状。他们眼看自己就要被合围，遂屈服于那股无从自制的恐慌。当夜，在「海生」号的炮火下吃了大亏之后，守军竟弃城而去——其实此城本可轻易守住。程学启将军自逃兵口中得知守军已遁，便亲率部下越过他一心想强攻的东城墙而入，总算得了这份体面。昆山之要，直到攻下方才显出。戈登少校称之为苏州的锁钥，当即决意把大营移设于此：一则因其地利，二则——而且分量不轻——因为这样可以逐步革除士卒在松江所沾染的种种恶习。

然而这一迁移，全军并不乐意；炮队尤其抗命，扬言要打死自家的军官。统领手段刚劲，纪纲很快便重新立住：他下令将为首的那个正法，常胜军遂渐渐安于昆山的新驻地。昆山既下，此后将近两月未有大的举动。其时正值盛暑，新募之兵又须操演。程学启把取昆山之功尽揽于己，与之龃龉，后经马格里医生从中斡旋而得平息——此人刚离了英军，做了李鸿章的左右手。另有两桩事使这位年轻统领颇为窘迫。其一是风传白齐文有所图谋：他已自北京回来，带着为他开脱的信函，正不顾李鸿章之意而谋复统兵之权。其二是军中又生抗命之事——照戈登的说法，这支人马与其说是世人所盛称的一支雄师，倒不如说更像一群乌合之众。炮队虽已被戈登少校的雷厉手段慑服，其战力却仍嫌可疑，这对一位既要对它负责、又倚之为全军最利之器的统帅而言，实在难以安心。他决意撤换旧统领，另委英国军官塔普少校接任。此意方一施行，众军官便递上一纸「联名书」，不肯接纳新来的长官。此事在七月二十五日；于是原定进攻吴江之师，次晨出发时竟无一名炮队军官随行。然而在主帅那不可回转的决心之前，众军官终于悔悟，成群到营中乞求收留，并表示甘愿奉「塔普少校或任何别人」为团长。

戈登便带着这支——内中有一部分刚刚才重归纪纲——人马，去攻苏州以南运河上的甪直：乱军在那里据着两座坚固的石堡。此时军中又添了一艘轮船「飞而复来」号，与「海生」号为姊妹船。七月二十七日，戈登少校抵甪直城下；守军显然猝不及防，几乎未加抵抗。甪直一下，戈登的兵便插在苏州与下一个进攻目标吴江之间。吴江的乱军同样毫无准备。甪直的守军只顾自家逃命，径奔苏州，既不曾知会吴江的同伙，便丢下他们听天由命。此处的太平军对来自北面的危险竟如此掉以轻心，连城北约一千码处的一座坚固石堡都疏于占守。太平军想补这个漏子，为时已晚；此堡一失，其余营垒也跟着尽失。吴江城本身太弱，抵挡不住；定于七月二十九日强攻，前夕守军便遣人出城乞降，得允，此城遂不战而下。就在此时，另有一桩比取这两城重要得多的事发生了——虽说这两城之下，乃是合围苏州所必需的前奏。白齐文决意投太平军了。

白齐文既于统兵之望落了空，便滞留上海，终日看着那场战事的起伏变幻——他一心想厕身其间，且自以为本应由他主持——却仍在踌躇，不知该拿定什么主意。他素来鄙夷一切中国官吏，如今对抚台更是恨入骨髓：他不但被此人处处掣肘，且被玩弄于股掌之上；于是他对投附太平乱党一念，渐渐看得不无可取。正当他这般心境之时，华尔旧部中被裁遣的若干军官士卒找上门来，投其所好，说他的士卒犹深念着他，只消他把旗子一竖，旧部大半便会归附。他对戈登少校的功业与日隆的声名，若说也不免有几分妒意，那也不足为奇——虽则他对戈登，向来佯作一副亲厚的样子。及至他发觉有数百名欧洲冒险家愿意随他投入太平军的行伍，去替太平军做成他们当年替官军没能做成的事，诸般动机凑在一处，便再也按捺不住了。七月十五日，马格里医生致书戈登少校，说他确知白齐文正在招兵，要干某桩事；已招得欧洲人约三百，甚至连旗号都特特选定了——红底白菱形，菱形正中一颗黑星。同月二十一日，白齐文写信给戈登少校，说外间关于他必多流言，一概不可信，他不日便来相见。此信原是障眼之法；可惜的是，戈登少校竟把白齐文的一句话看得比马格里医生确凿的消息还重。他太容易这样想：自己既是在某种意义上取白齐文而代之的人，便有责任把对方的一切举动往最好处去想，并全然信其诚实。戈登少校既信其言，便向中国官府为他的信义以身家作保，白齐文因此免于被拘。白齐文的图谋早已布置得极深：他与太平军通款已久，条件亦已谈妥。他劫夺了官府一艘新轮船，从而公然表明与朝廷为敌。

恰在此时，戈登少校决意辞职，匆匆赶回上海，要把辞去兵柄之事面禀抚台。他抵沪之日，正是白齐文在松江劫走「高桥」号轮船的那一天；一闻此讯，他立即收回辞呈——他之请辞，一半是因士卒饷银发放无常而气恼，一半是因程学启将军的残忍。他不但收回辞呈，且即刻赶回昆山；启程的当天夜里，他便策马入城。眼下最切近而急迫的危险，是这支人马可能倒向旧日的主将；果真如此，昆山所储的大批炮械弹药便尽入其手，那么连上海——洋人守军极其单薄——也难保不受攻。为防患计，戈登少校把一部分重炮与军需运回太仓，英军统帅布朗将军允为看守；他自己则星夜驰赴甪直——此地正同时受着苏州之敌与白齐文麾下洋人冒险家的威胁。他到得正是紧要关头：守军已支撑得极其吃力。程学启将军回了上海；若非有「海生」号在，那些军械精良、炮队得力的乱军早就一鼓拿下此堡了。戈登少校乘其第三艘轮船「蟋蟀」号，载一百五十人赶到，守者的信心为之一振。然而毫无疑问，白齐文错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若来攻此处而不是径趋苏州，此堡必落其手。

程学启将军其人精力过人、片刻不得安闲，他决意趁戈登少校在昆山备办再举之际，以一桩惊人之举来标榜自己重返前敌。他的大营设在大定桥那座坚堡，当昆山通苏州的河道之上；既有「海生」号在手，他便决意向那乱军大本营更近处猛插一刀。八月三十日，他夺得外跨塘，三日之内在那里筑起营垒——工事筑得极精，非苏州守军倾巢而出、大费气力，是攻不下来的。九月将尽，戈登少校恐乱军如今既有白齐文其人其谋之助——世人以为那是便宜——或将设法切断程学启那条冗长的粮道，遂进屯外跨塘以为策应；及至到了那里，方知这位性急的官长——或因闻其将至而受了鼓舞，或因苏州太平军按兵不动而胆壮——竟又前推了两英里，离东门外的乱军营垒只有一千码之遥。此时戈登少校已得中法会防队为援：那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由鲍纳夫上尉统带；又因布朗将军借来俾路支兵二百，昆山不必再留重兵驻守。乱军的阵势在东、南两面都经仔细勘察之后，戈登少校断定：要妥善合围，头一步须夺取并加固城墙以南约一英里的宝带桥村。此村虽有坚固的木栅，守军略事抵抗便弃之而去；数小时后慕王亲自来夺，被狠狠击退，主要是仗了「海生」号的猛烈炮火。白齐文不去为他所投的这垂危之业作战，倒在乡间四处奔走：一时在都城谒见天王及其臣属，一时又乔装改扮，甚至混迹于上海街头。可就在那几个星期里——程学启本有隙可乘，被夺去的几处地方也颇有收复之望——他却不在用兵的场中。宝带桥既下，取城的兵马与轮船大半调回外跨塘，戈登少校则留下，带着一支精选的人马与三尊榴弹炮。乱军并不甘心失去宝带桥，十月一日便正式来夺。他们把「高桥」号投入战阵；此船得了一个名叫琼斯的悍将统带，出力甚多。他们又在一只帆船上架了一尊三十二磅炮，凭此压住了戈登那几尊榴弹炮以及战中自外跨塘赶到的「海生」号的火力。然而炮火虽占上风，乱军却迟疑着不肯近身相搏；日暮之时戈登少校与鲍纳夫上尉率众出击，他们便仓皇退去。

到了这个地步，白齐文写了两封信给戈登少校：头一封盛称太平军之善；两日后的第二封则求一晤面，晤时便表示只要保得性命，情愿投诚。他以身体不佳为这一转念的缘由，然而其真正的原因，从来无人怀疑，那便是不满于太平诸王待他之道，且深知此事绝无成功之望。在苏州城中、在南京，人能比在上海看得更明白：太平之业已是无从再振的了。不过白齐文虽早早便看清了太平之事无望，却绝没有打定主意归顺官军。他手下听命的欧洲人为数不少，而他对整个中国官场怀着一种深入骨髓、无从拔除的鄙夷；那个使他多少有些分量的位置，他是舍不得丢掉、也不肯交出的。他在好几种打算之间摇摆不定，末了想出来的那一个最为离奇，同时也比任何别的念头都更清楚地照出此人虚浮而华而不实的本性。在与戈登少校的第二次会晤中，他提议戈登与他联手：合欧洲人与受过操练的华兵之全力，夺取苏州，自立一方之权。这仍是那个老掉牙的私掠之想，在最不利的情势下重又抬头——为自家打算，把欧洲人的名声拖进泥里，另立一种渺茫、含混而难以久长的权柄。戈登少校听他把这个卑劣的叛卖之计和盘托出，只因深知此事绝无可能、甚且荒唐可笑，方才没有把心中的鄙夷与愤懑痛快发作出来。白齐文——那个背叛朝廷的人，那个自称身体不容他向苏州新主尽职的人——竟这样露出了他那个与各方为敌、并要裁决龙庭命运的盘算。他所得到的答复，只是冷冷一句：与其空谈那些「野心太高」的虚妄之计，不如把心思专用在自己究竟降是不降这一件事上。

与此同时，忠王已自南京南下，亲督苏州的守御；面对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他仍不绝望于取胜，至少不绝望于打一场像样的仗。他定下一策：趁程学启一步一步把营垒筑到苏州东墙之下的时候，自己转取攻势，去打常熟。为阻其得逞，戈登少校在苏州西面数度虚张声势，果然使忠王把启程之期一再推迟。正当此时，南面传来警讯：一支大股乱军自浙江与太湖以南的蚕丝之乡纠集而来，沿运河北上，把吴江守军围得水泄不通。十月十日，驻彼处的官军出城突击，被逐回城，死伤数百。城中粮秣将尽，显然若无外援，不出几日便支撑不住。于是十月十二日，戈登少校驰往相救。乱军据守吴江之南；他们自忖退路无虞，打得极其坚决。此战历三小时，炮不得不推进到离木栅五十码之内；这一仗被称为通场战事中最苦的恶斗之一。常胜军回宝带桥时，约有三十名欧洲人自乱军中脱逃来投，然而白齐文与另外一二人并不在内。忠王抓住戈登赴援吴江的空隙，施行了他对付常熟的计谋。他带上「高桥」号与相当数量的洋人冒险家，进抵望亭——官军在常熟大河与运河交汇之处筑有坚垒。他出兵来攻，鏖战甚烈，起初太平军所向披靡；然而战局不久便转了向：「高桥」号被一炮打中而沉，一只火药船爆炸，造成极大杀伤，官军终于守住了这块血战之地。洋人的叛离使白齐文身陷大险，全赖戈登少校苦口力争，又对慕王礼数周至，方保住他一条性命。这位太平军的首领感于这位英国军官的义勇与坦诚，把白齐文放了；美国领事也为他厚待这个误入歧途的军官而向戈登少校称谢。白齐文从这一场纠葛里脱身出来，名声可说是处处扫地。他连最寻常的勇气都没有——那勇气本该促使他留在苏州，与他所投的一党共当祸福。无论他天分如何，他的虚荣与懦弱把那些天分全遮没了。此人既有兴无穷祸乱之心，则其才具如此之薄，倒该算是万幸，因为他的机会实在是多得很。

白齐文这一段公案了结，戈登少校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他既已在苏州东、南两面立定，便决意在西面也取得同样的位置，如此便能截断守军仍旧凭太湖维持着的交通。要办成此事，首先须攻下五龙桥的营垒——那是宝带桥以西二英里的一个村子。此地一攻即下，且守得住：忠王专为此事赶回，亲自指挥，猛力来夺，也没有夺去。这一胜之后又有别的胜仗。另一大股乱军自南面北上，来攻吴江守军。十月二十六日，戈登麾下的柯克汉少校把他们狠狠打败，又追击了好几英里。接下来的一步是攻取苏州以北三英里的蠡口村，作为北面围城的前奏。戈登少校在此仍用他惯常的抄袭侧翼之法，成效卓著。乱军打得颇为顽强，有一名军官就在戈登身边阵亡；栅中之众除约四十人被俘外，尽遭斩杀。苏州于是南、东、北各面俱被围攻；然而忠王的大军仍足以凭运河维持交通。这支军队的主寨在无锡，有一支庞大的官军牵制着它，主将是李鸿章之弟三大人，自长江边的江阴推进而来。戈登少校眼下最大的难处，是兵力不足以据守这样广的一片地面；为向三大人求得援兵，他答应助那位统帅去对付他那位能干的敌手忠王。为此，太平军在蠡口以北二英里的湾头的阵地被攻取。

战事到了这个阶段，苏州四围共有兵一万三千五百人，其中八千五百人尽数用于守垒，可供野战之用的便只剩五千这么一个极小的数目。另一方面，三大人麾下不下二万，说不定竟有三万。然而在人数上占优的仍是太平军：苏州城中四万，无锡两万，忠王又在两地之间扎营，随之者一万八千。忠王其人的在场，据估也抵得上一支五千人的劲旅。倘若戈登能够放手行事，他的方略本可简明而决断：他会与三大人会师，以加倍之众一举压垮忠王那一万八千人，再率得胜之师出现在惊惶失措的无锡守军之前。这多半能把这场战事一举收局。便是单把忠王决定性地打败一次，也可能使这垂垂将倒的事业就此崩塌。无奈戈登少校所要斟酌的，不单是盟军的战力，还有他们彼此的猜忌与嫌隙。程学启憎恶三大人，于公于私皆然。他要把这场战事的利与名尽归一己。取苏州便可成就他的声名；若另有一位官军统帅打败忠王、断绝运河，他的声名便要被压下去，黯然失色。戈登若离开程学启，实在拿不准那位善妒而躁急的统帅会做出什么来。他断不会在苏州城下保持那种警惕的守势——而那是保障北面用兵之军安全所必需的。于是常胜军的统领只得放弃那个诱人的念头，不去歼灭忠王，而改用较迟缓的办法。

十一月十九日，戈登少校集合他能调动的全部人马，去攻苏州以北六英里、运河之上的浒墅关。乱军在此把运河拦断了三处，两岸又据着八座土垒，所幸那些土垒都还很不完备。人料想乱军凭这等形胜之地必作殊死之抗，不想他们宁要性命而不顾职守，几乎未损一兵便退往无锡。因这一挫，忠王把营中之兵自三大人对面撤下，集中于望亭与无锡，以守运河。苏州之围至此已尽官军兵力之所能而合拢；戈登少校遂回到程学启城前的营垒，打算重新进攻东门。十月十四日，程学启与鲍纳夫上尉曾在那里小挫。东门前的栅垒叫作娄门，太平军的工师已竭其所知把它加固了。其阵势极其可畏：一道胸墙沿线展开，每隔一段便以圆形木栅护卫。戈登少校决意夜袭，依据先前从城中逃出的欧洲人与他人所供的情形来定其方略。不料太平军亦自有耳目与暗通款曲之人，这番图谋被他们探知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发动进攻，乱军却已重兵云集，以排山倒海的齐射迎击戈登少校的人马。即便如此，那些受过操练的兵仍不肯退；主将似乎无处不在、处处身先，众人受其激励，竟在敌阵边沿硬生生站住了脚。不幸的是后援之兵表现甚劣，被太平军那绵密不绝的火力打乱了阵脚：有的竟自行退去，有的登错了岸。戈登少校不得不赶往后队整顿，他离开的那会儿工夫，前锋便被慕王亲自率众前突而逐出阵地。此攻已败，除了尽量少折损地把队伍撤下来，别无他法。这是戈登少校头一次吃败仗；然而其败显然出于夜袭所难免的种种意外，以及奇袭之谋已然泄露，所以对官弁士卒的挫伤，倒不如人意料中的那么大。截至此日，戈登少校已获明确的胜仗十三场，此外还有许多小接触中的便宜尚不在内。

戈登少校不为此挫所沮，把各垒的人马炮械尽行集拢，决意以全力来攻娄门阵地。他又把所有重炮臼炮都调齐，向乱军栅垒轰了好一阵；及至下令推进，来攻之众却被太平军从每一处可用之点倾泻而来的火力逼得退回。忠王已自无锡赶下，参与此地的守御——人皆以为此处是苏州局面的锁钥，其说不谬；他与慕王都亲自督守娄门之栅。再轰一阵之后，进兵之号又响；这第二次进攻本也要败的，幸而众官弁士卒奋然跃入濠河，泅水而渡。于是全部栅垒连同一座石堡尽被攻克，官军牢牢立足于离苏州内墙仅九百码之处。此番得手，阵亡军官六人、士卒五十人，负伤者军官三人、欧洲人五名、士卒一百二十八人。娄门诸栅一下，苏州实已等同陷落。忠王于是听其自生自灭；除慕王外，其余诸王都主张与官军讲和。其实早在此败之前，纳王便已与程学启暗通款曲，商议归降；苏州的兵马大半听他调度，慕王虽决意守到最后一刻，实则已无能为力。诸王与程学启、李鸿章之间数度晤谈。戈登少校也见了程学启，并与纳王本人会晤过一次。这位英国军官提出一个最为可行的办法：由纳王献出一座城门。在这整段时间里，戈登少校向两位中国同僚反复申说：无论从大计着眼，还是从审慎着眼，对乱军诸首领都必须宽仁相待、信义相守，此乃断断不可少的。诸事看来都很顺遂：程学启与纳王歃血为兄弟，李鸿章对戈登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一一应承。这心照不宣的默契中唯一未及之人是慕王——他始终主张战到底、守住城池；不提他的名字，理由很简单：议和之事与他无涉。对慕王，戈登少校怀着对一位英勇敌手应有的敬重，决意竭尽所能保全其性命。然而苏州城中的变故挫败了他这番善意：慕王已被诸王所杀——他们怕他窥破其谋而坏其事。慕王一死，那个衷心反对献出苏州的唯一首领便没有了；此人被害的次日，官军便接收了一座城门。城中的情形是一片骇人的混乱：慕王的部众要为主将报仇，另一面纳王的党羽则剃了发，以示归顺官军。诸王中较为持重的几个，不知在这般纷乱之中事态将如何转折，便及时逃走以保自身。戈登少校把部众约束得极严，不许一人入城——他们若进了城，必定要行使雇佣之师抢掠的那份「特权」。他不但不让他们进城，反而设法替他们向抚台讨两个月的饷，抚台却说筹措不出。戈登少校因此愤而辞职；及至替部下讨得一个月的饷，便把他们安安稳稳地遣回昆山，并未生事。

常胜军拔队回其大营，中国官员看了大为称心，其故有数端。苏州大捷的余威之下，这支军队及其统领似乎都碍着抚台的路，要削减他这场凯旋的分量。李、程二人也都丝毫不愿让那些降过来的乱军首领——都是有才具、惯于发号施令的人——被朝廷收用。这样的人已经够多了。单是程学启一个，便已是抚台足够可畏的对手，何必再添纳王等人为之助势。李鸿章无意让他们免于叛逆应得的下场；他虽曾许诺、程学启且曾立誓保其性命，他却一心要设法把他们除掉。他惧怕戈登少校，但也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像当初摆脱阿思本及其舰队那样，把戈登与这支洋操之师一并撇开了。昆山之师一走，他便可以随心所欲了。诸王被邀至抚台的座船赴宴；戈登少校既在城中见过他们，其后在他们前往李鸿章处的路上又见过一面。他们死难的确切情形，从来无人得知；只是在河对岸、离抚台驻处不远，发现了九具无头之尸。于是事情明白了：纳王与其同列诸王已遭凶残的杀害。戈登少校几乎要亲自去做那复仇之人，所幸没有得着下手的机会。他匆匆赶回昆山，声言不肯再与这等奸诈背信之辈共事。此事上报北京。两位大员都力图开脱自己而归罪于对方；北京特降谕旨，赐这位英国军官以极高的勋衔并银一万两。戈登少校把银两退回，并表示因苏州这件事，实不能领受皇帝的任何褒奖之典，深以为憾。

戈登少校闲居两月之后，终于放弃袖手之态，把与抚台的嫌隙埋下不提——促成此事的种种理由，无一不足见其识见之明与心地之纯。他看得极清楚：官军统帅的因循迟缓必使这场争斗拖延下去，随之而来的祸害不可胜言；反之，他若出而临阵，两个月内便可收局。何况昆山那支人马向来不甚受约束，一驻下来更是把羁勒尽行挣脱，眼看就要变得与它所受雇的那个朝廷为敌之患，一如其所受命去打的仇敌。有鉴于此，戈登少校迅即断定：重返战场，竭力把乱军逐出江苏尚存于其手的那一小块地面，既是他的本分，也是最能有所裨益的途径。于是一八六四年二月十八日，他率众离昆山；部下重又开赴战阵，都极为欣喜。苏州既陷，无锡已弃；忠王的兵退往常州，他本人则回了南京。数周之后，程学启夺取平望，因而又控住了通往太湖的另一处口门。三大人在离常州不远处扎营，与乱军几乎日日接战。二月将尽戈登出师之时，局面便是如此。他当即决意把战火引向一片新的地方：渡太湖去攻湖西岸的宜兴。他指望夺下此城与邻近数城，便可把乱事拦腰斩断，并得以自背后攻常州。宜兴之役历两日，终于攻破乱军栅垒，不但守者伤亡惨重，自溧阳来援的一支人马亦然。又俘获五千人。次一处该打的便是溧阳；然而其地河汊运渠纵横，形势错杂，加以全境已被饥荒摧残殆尽，乱军又把桥梁尽行毁去，此举遂极其艰难，且不无凶险。所幸戈登少校坚忍过人，一切阻碍终被克服；及至兵临溧阳城下，方知据城的乱军首领已决意献城。在此地，戈登少校与鲍超将军接上了头——此人正掩护着南京的围城之役，曾国藩于彼处督攻日紧一日。溧阳之降尤见紧要，因为其城防修筑得极其精良，城中又有守兵一万五千并充足的粮秣。戈登少校自溧阳北进金坛——该城正在溧阳之北，约当常州与南京之中途。金坛若下，戈登之师便可直逼常州及其粮道，乱军必得中止围攻之举，撤兵回救。不料攻金坛却生出意外的难处：守军表现得异常坚决；重炮虽已轰塌城墙，两次强攻却皆被击退，损折甚重；尤为要紧的是戈登少校本人膝下中弹，不得不退回船上。这是戈登所遭的第二次败绩。

因这一挫——眼看便要以最辉煌的方式收束这场战事，胜利之杯却从戈登手中被打落——大军只得退回溧阳；主帅自那里率一千人星夜回赴无锡。三月二十五日，即金坛受挫后第四日，他抵无锡，方知福山已失，常熟正被急攻。官军在南面倒是顺遂：程学启攻取了浙江的坚城嘉兴府；而就在金坛受挫的同一天，左宗棠收复了杭州。戈登少校虽因伤仍不能一如往常身先士卒，却在船上指挥全局。历经无数小接触之后，他终于迫使太平军撤离常熟城下；然而他们在华墅村重整旗鼓，与他会战。极不凑巧的是，戈登少校只得把进攻之事交付他的副将霍华德、罗德斯两位上校，自己去督率炮船沿河而上。他见河岸太高，炮船无所施其用，又与步队接不上联络，便审慎地回营；及至到营，只见一片骇人的混乱——一场惨祸已然发生。原来步队中了敌人调度之计，溃败之下伤亡奇重：军官阵亡七人，士卒二百六十五人；军官负伤一人，士卒六十二人。这样压顶的大祸，若换了寻常的统帅，早就被压垮了，何况紧接在金坛那样一场重挫之后。它却只是激得戈登少校越发振作。他当即断然措置，以图挽回。他把伤者送往昆山，另集生力之兵，又静养一周待自家伤口收口，而后亲自重攻华墅。四月十日，戈登少校在离华墅一英里处扎营，先给部下发饷，作为重开攻势的前奏。次晨开战，看来将是一场苦斗；然而戈登少校以巧妙的侧击亲自夺下两座栅垒，全局遂再难守住。乱军弃阵而退，官军紧追不舍。乡民久苦于其诛求，纷起而攻之，乱军得脱者寥寥无几。追击继续了一周，那支不久前还在华墅得胜的军队实已全军覆没。下一步，也是这场战事收煞之功，便是攻取常州。为此，常胜军全部集中，连溧阳那支降众亦在内。四月二十三日，戈登少校攻下西门附近的栅垒。此役溧阳之众虽只由中国人统带，却表现得格外骁勇，正印证了戈登少校素来的看法：中国人由本国人率领，打起仗来与洋人率领时一样能战。继而筑起炮台，以轰击城池。炮台未竣，官军便强攻，被击退而有损折。次日（四月二十七日）炮台开火，又架起两座浮桥；戈登少校率众强攻。头一次被击退，第二次与官军合力再攻，也一样不利。浮桥失去，此军的伤亡为通场战事中除华墅之外最重的一次。太平军亦折损甚巨；然而其骁勇终究改变不了那必然的结局。于是只得循规蹈矩地开壕逼近常州，而中国人于开壕一事表现得极为精熟。浮桥既失，不得不改造木桶浮桥；就在大举重攻的筹备期间，守军数百人来降，报称一意要战到底的不过是那些广东人。五月十一日——正是忠王取此城四周年之日——李鸿章请戈登少校与他协力强攻。此攻发于正午，守军大出意外，只略作抵抗，此城终于以极小的损折被攻下。守将护王被擒处死。这是常胜军最后一次用兵；此后该军回昆山，六月一日之前便由其统领悄然遣散了。

试将太平之战收局的几桩事一一撮述。常州陷后两日，丹阳亦被弃守，乱军手中便只剩一座南京了。城中困苦至极，惨不可言。忠王所力劝的种种举措，天王一概不纳；及闻百姓饥困，他也只说一句：「令他们食甘露。」曾国藩四面立营，把那些绝望的乱军渐渐逼回城墙之内。忠王把老妇与孩童放出城去；这里该记曾国荃一笔好处：他没有把这些人赶回去，反倒仁厚地周济其所需，遣送到有栖身之处的地方去。六月间，戈登少校到曾国藩营中一行，见其工事绵亘二十四至三十英里，构筑得极其精密。官军共八万人，唯军械甚劣。饷银虽欠了许多，他们却饭食丰足，且对主帅曾国藩极为信服。六月三十日，天王自度事不可为，吞金自尽。这便是十三年前在广西举起叛旗的洪秀全的下场。他的死讯传开，其子被立为天王，然而在位甚暂。收煞的一幕至此到来。七月十九日，官军在南京城墙下掘成地道，实以火药四万磅。一炸而城墙塌了五十码，官军四面并攻，自豁口涌入。忠王在城中殊死抵抗，死守自家府第与天王之宫，直到最后。他又率千人在南门再作一次支撑，然而其众终被压倒，他与幼天王遂逃入四郊。当此危急存亡之顷，忠王念着幼主的安危更甚于自身：他把一匹极好的坐骑让与幼主逃命，自己却骑了一匹极劣的。其结果是幼天王得以脱身，忠王却在数日之后于山中被擒。忠王实为太平一役中的英雄人物，于八月七日被斩。幼天王终亦被沈葆桢擒获正法。因这一场荡平太平天国之乱的决定性大捷，曾国藩——戈登称其为「宽厚、公正、诚实而爱国」——被封为侯，其弟曾国荃封为伯。

戈登的不计私利在中国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是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的；他们因其勇武与将略，把他抬到了一国武神的位次上。他率众冲锋时手中所持的那根手杖，人称「戈登的胜利之杖」；而经他训练、并以胜利把一群乌合之众化为一支军队的那些士卒，便成了中国近代军队的胚胎。因此，他对这个他所效力的国度所立之功，既是卓著的，也是长久的；而中国人的感念之情，说来也是他们的好处，同样久而不衰。戈登之名，在中国人中间至今仍有召唤人心的分量；倘若中国哪一天又陷入同样的困境，有此先例在，她当更愿意把自家的事托付给一位英国军官。至于戈登将军在华的武功，已无新话可说：那些事迹本身自会说话，而且构成了他作为将兵之人所得声名中最坚实的一部分。在满清一朝的史册上，他将以「中国的戈登」之名传世；虽则对我们而言，因他那英勇而永堪痛惜的死，这个早年的绰号终不得不让位于另一个——「喀土穆的戈登」。

第二十一章垂帘听政

当太平天国之乱正被次第荡平之际，北京也发生了极有意味、极关紧要的变故。人们当还记得：一八六〇年联军逼近京师之时，咸丰帝出奔热河，把一应议和之事全然撇开，交由其弟恭亲王去办，终于圆满收局。及至《天津条约》的换约续订在北京签定，他仍拒绝回銮；甚至似乎还存过这样的指望——凭着天子的乾纲独断，把京师由北京迁往热河，如此便可避开对洋人所作的一项主要让步。但纵然此事不可行，他为自己拿定的主意是决不与洋人打任何交道；在其余年无多的岁月里，他一直把朝廷设在热河。当他的弟弟正埋头应付邦交之难、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厘定章程之时，咸丰却把家族中最冥顽不化的人物聚拢在自己身边，这就表明：他所属意的谋臣，正是那些从近日之变中一无所学、而肯支持他那「天威不可稍损、天颜不可轻觌」之说的人。为他所亲信的人中，以载垣亲王最为显眼——此人在通州拘执巴夏礼一行之事上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他别的谋士里，还有好几个是满洲宗室中阅历浅而性情躁的子弟。他们众口一词，主张尽早收回他们所认定的那份天然而世守的权利：坐龙庭者视天下一切君主皆不得与己平等。什么条约的体面也拦不住他们把已经郑重画押让出的东西重新据为己有；热河这一党若长久得势，则不消多少年月，又一场对外之战必定爆发。然而皇帝久驻热河，无论在他自家宗族还是在北京百姓那里，都是不得人心的。满洲宗室在皇帝驻跸北京时本有定例钱粮可领，如今困窘已极，几乎到了绝粮的地步；而汉人对迁都他处之议，自然也心怀不平。咸丰这般弃置权柄——他的不在朝，其实与弃权无异——是不可能无限期拖下去的：中国的皇帝有许多宗教的与世俗的典礼必须亲行，别人代行不得；这些典礼若久不举行，皇帝这个位子便形同虚设了。载垣一党要拿这些来撩拨这位亲王的畏惧之心，是毫不费力的——他对自家的尊严抱着最高不过的想头，偏又既无力量、也无识见去维护它。

热河宫禁之中所盛行的既是这般见解，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入驻北京之事却在筹办之中。额尔金勋爵离华之后，其弟卜鲁斯爵士——他因在议和中出力而受封爵士——被派为驻华京公使的首任。一八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他自天津启程赴京。威妥玛先生以参赞衔随行，属员中有见习通译六人；此项人员后来不断增补，为公职造就了许多干才。在卜鲁斯爵士抵京之前，中国的大臣已先走了一步，以便利与各国使臣办理交涉。恭亲王——这项举措的功劳全归他一人——凡撰写近代中国之事的西人，都将永远感念他创设了那个称为「总理衙门」的机构，此衙门立于一八六一年正月。自设立以来，它极充分地不负人们对它的期望；虽说把它说成与中国政府等同、或说成中国国策的策源之地，都属谬误，但它确已证明是一个办理邦交事务的便捷而井井有条的枢纽。恭亲王为其首任领班大臣，一直任此职至一八八四年失势为止。

不久，皇帝病重的传闻开始流布。八月里，恭亲王急赴热河，此行的用意秘不示人。各国官员看出总理衙门诸人心事重重，连一向和易近人的文祥也掩不住他们正处在紧要关头。原来不单是咸丰行将大渐，恭亲王与他的一班朋友还已探知：皇帝已将幼子（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冲龄期间的治国大权，托付给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顾命班子；而这八人，都是宗室中最少才识、最骄矜自恣、最工于为己的人物，为首的便是载垣。皇帝于八月二十二日晏驾。数时辰后，宣示大行皇帝关于政体安排之遗命的上谕便颁布了。顾命八大臣接掌了名义上的枢务，咸丰之子被拥立为帝，年号「祺祥」。凡此种种安排，恭亲王与他的几位兄弟、以及京中那些负实责的大臣，竟无一人与闻其事。这是宗室中若干人攫取政柄的一场阴谋；有一个时候，这阴谋看去简直要大功告成了。九、十两月之间，并无任何事情来扰动他们的自信：他们仍驻在热河，而北京的日常政务照旧由恭亲王办理。这位大政治家与其同僚趁此间隙定下了自家的行动方略，并把若干营伍的忠诚落到了实处。在这一番布置之中，恭亲王得其弟醇亲王、其同僚文祥、其年迈的岳父桂良大学士的鼎力襄助，皆能干而有为。然而这班谋主终不能把幼帝长留热河；及至十月末，幼帝即将回銮之信传开，交锋之期已然分明到了。在热河，顾命班子作不出多大恶来；可一旦它的名分与法统在京中被承认，则一应大臣都得听它调度，把手中留下的职权交还。此中的关键，就在恭亲王与载垣谁执牛耳。十一月初一日，幼帝仪仗煌煌地入了京城。大批仍着白色孝服的兵丁自热河扈从其君而来；但胜保的守军人数远为浩繁，且对恭亲王一边忠心不贰。顾命大臣多数与幼主同到；尚未到者，则在途中护送咸丰的梓宫赴陵。倘若要下手，此其时也。这班顾命不但把自己送进了对手的掌握，而且实实在在地把幼帝一并带了来——若无幼帝这个人，恭亲王也成不了什么事。为求稳妥，恭亲王不遗余力地去争取皇太后、即咸丰的元配遗孀慈安的赞助与协力，所幸得手。在入京之前她已首肯了这项密谋，如今只剩下动手而已。入京次日，恭亲王疾趋宫中，在惊愕不已的顾命大臣面前抖出一道命其开缺的上谕，问他们是奉旨呢，还是要他唤兵丁来逼他们奉旨。载垣一干人除了表示俯首听命，别无选择——他们已无从阻挡；然而一出这议事之堂，他们便急奔幼帝寝宫，想去申诉自己被黜之冤，或从幼帝手中另讨一道复职的旨意。他们被拦住了，未能得逞；但这一露骨的抗命，把他们的命运定死了。他们旋即被拿问，第二道谕旨下来，革去其官职与世爵。审讯与处置这班罪臣之事，交给了恭亲王与他的同党。

下一步是宣布新的垂帘之制，由两宫太后主持：一为咸丰元配遗孀慈安，一为幼帝生母慈禧。翰林院诸学士轻而易举便找出了太后临朝的两条成例，都在明朝：世宗与万历两朝皇帝冲龄之时。朝廷特颁谕旨，并订立了垂帘期间办理政务的章程；因两宫太后都不通满文，而文书奏牍向来是以满文进呈的，故特为规定须译成汉文。就在这些安排垂帘之制的举措进行之际，那出起于热河、初时何等得手、终于在北京收场得何等富于戏剧性的阴谋大戏，也演到了最后几幕。为求万全稳妥，首恶必须尽数拿获，而其中尚有未就擒者。已废的顾命班子里胆气最壮、纵非才具最高的肃顺，仍逍遥在外。他领的是护送咸丰梓宫回京这桩极隆重体面的差事。在他风闻同党下场之前将他拿住，是顶要紧的。醇亲王自请去擒这最后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难对付的谋主；就在京中上述诸事发生的那一天，他率一支满洲马队驰出都门。次日夜间，醇亲王赶到肃顺驻营之处，破门而入，把尚在榻上的肃顺捉了。肃顺按捺不住愤恨，脱口便把自己与同党另有的图谋泄露了出来：他说醇亲王来得只早了一步，否则遭此下场的就该是醇亲王自己。他当即与其余人犯一同付审；十一月初十日，奉幼帝之名下旨将他们正法。肃顺在法场明正典刑；其余诸人则因与皇室有亲，格外开恩，赐以白绫，准其自尽。载垣的下场，正可视为他背信弃义、残虐巴夏礼一行的应得之报。

另有一桩要紧的事须办，便是更改幼帝的年号。让被黜诸臣在史册上与幼主还留着任何瓜葛，被认为于国体不宜。咸丰之子若以「祺祥」之号传之后世，那便断无可能把他们的名字、把他们那短促而躁急的野心，从国史里剔除出去。因此，经过一番斟酌，便以「同治」之号代了「祺祥」；此号的意思既是「法与序之合一」，则平心而论，这名号的拣择，对当时的情势总算是有几分照应的。恭亲王除受命为两宫太后之下的首揆外，又被加了许多崇高的职衔与响亮的封号。他被任为宗人府宗令，接了载垣的缺，并被赐以「议政王」的称号。他的忠实友人与拥护者文祥、宝鋆、桂良，均入值枢廷。醇亲王擒获肃顺的干练与胆识令恭亲王极为感佩，也一并得了赏赉。这一连串的事件，就此了结了一场本可能酿成大祸、大险的纠葛。倘若恭亲王过早露了底细，则毫无疑问会惊动并警醒他的政敌；而他们手握皇帝之身，便会占到上风。他在皇帝驻跸热河的那两个月里，在疑虑与忧煎之中所守的耐性，与他在那关键的十一月初二日所显出的果决与神速，正可相配。他的成功于国有益，是无人会争的；而恭亲王的名字之所以必将长留后世，一则因为他开创了与英国及其他列强的邦交，二则因为他保住了这邦交不致中断。

与欧洲人往来的增多，不但带来了邦交上更大的互信与商贸的拓展，也招来了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政府因内乱而狼狈之际，主动献其效力与襄助。起初，如前所述，这些人之所以受奖掖、被任用，多半出于通商口岸的一方之见，而非出于国家方略。但那时已有人以不止一种方式提出建议：任用外国人，藉着招来那个把中国折损至此的力量之助，反倒可以增厚政府的财力。这事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是在开衅之前——已有一成例：委派李泰国先生督办并协助上海一带地方官征收关税。李泰国先生的历练，在拟订《天津条约》的税则时被证明极其有用，他的出力也得到了相称的褒奖。到了一八六二年，任用欧洲人统带中国一部分军队一事，已在实际上承认了外国人的军事阅历可收其利；又依着今日的赫德爵士上一年所进的建议，人们出于种种缘由，觉得于国家水师之力上也该有所增益方为妥当；于是李泰国先生受了委任，前往欧洲采购、汇集一支吃水浅的炮艇队伍，可供北京政府在本国江河与浅水海口上一应差遣之用。承办此事的李泰国先生说：「此队之设，意在保护通商口岸，剿平其时猖獗的海盗，并使敝国卸去『巡缉』中国水域之累。」但在恭亲王眼里，它的头一桩用处，却是要拿去对付叛军和他们的欧洲拥护者——其中以白齐文最为显眼。英国海军中的名将阿思本上校与李泰国先生共襄此事。一八六二年八月三十日颁下枢密院令，授权此二人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办理此事。阿思本上校与李泰国先生来英搜罗此队船只，前者后来以统领之衔率之返华。这桩交涉自始便办得不甚妥当。李泰国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八月来函，说他已选定中国水师的国旗为「绿地黄色斜十字旗」；他又来函请求在《公报》上刊布一则官方告示。倘若他这请求被照准，那便大有理由推断：英国政府准备扶持并玉成一切强迫中国接受并屈从于其欧洲雇员所嘉许所属意的那一套「进步」章程的图谋，而中国自身于这交涉中除了追认那些或许苛刻过分的条款之外，别无置喙之地。所幸我国外交部素有的那份谨慎，此番并未搁置。李泰国先生被告知：非得北京当局首肯，《伦敦公报》上不能刊出任何告示。恭亲王遂于十月二十二日来函，说中国的旗帜将是「黄地，上绘一龙，龙首向旗之上方」。李泰国先生先于船只启程，于一八六三年五月抵京；那些船——七艘炮艇、一艘辎重船——随后而至。

恭亲王极盼这支船队早日到来；江苏战事胜负未卜，那里正用得着炮艇，因而他格外希望船只一到便即投入战阵。不料他首先发觉：李泰国先生不肯接受由一名中国官员会同统带的安排；其次，他也不肯听受任何地方大吏的调度。这样的决断，给中国带来的不便显然是极大的：因为唯有地方大吏才知道国家利益之所需，才知道这支船队在攻打太平军时于何处协力方可收效。除非阿思本上校肯听曾国藩、尤其是李鸿章的调遣，否则实在看不出他和他的船队于中国还能有什么用处。这支新水师的创办者，几乎把盟国的一应特权都要了去，却推卸了身为中国行政一部门之统领所应担的职分。外国军官径由源头承领训令与薪俸，自然是更便当、也更体面；然而这支船队若于中国无一分实用，则当初不造它也罢。船队平安抵达，却按兵不动。一八六三年整个夏秋之间，苏州一带局势正吃紧，竟一事无成，不曾显出李泰国先生的船只可以是何等有力的臂助。那一带战事最终大获全胜，而阿思本上校与他的船队丝毫未曾与闻，这就等于把船队的命运判定了。十月里，文祥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声明：中国不能承认或追认李泰国先生与其水师将官之间的私下约定，阿思本上校必须听受地方大吏的训令，此为不可易之条。次月，李泰国先生即被中国官方径行革退；又经了些耽搁与种种反复的提议之后，终于议定把这些船只发回欧洲变卖。这整桩安排的病根，在于李泰国先生要一身而任，不但要做总税务司，还要做一应洋务的最高顾问。中国人自己在其中反倒只落个附庸的位分——总之，是被当作不懂得料理自家事务的人来看待。李泰国先生的美梦忽然破了，他那些以济世自任的方略也落了空。恭亲王与他的同僚，原是无意为自己的被架空铺路的。

李泰国先生去后，海关归赫德先生掌管；他在李泰国先生赴欧期间本已代理其职。此番任命同时把总署衙门由北京迁到上海，实际上大有便利。其时关税收入已升至三百万；随着叛军渐被逐退，长江与沿海航行日趋平安，商贸也稳步扩张。人们提出了许多以铁路电报开通中国的计划，但很快都归于无有，缘由简单不过：中国人不要这些。他们在采纳军事上的改良这一点上，倒要诚恳而有劲得多。

恭亲王为国祚而生的忧虑，以及对那些只把中国人视为自己攫取声势之工具的外国官员之非分要求与妄想的忧虑，在这一时期又因捻军在山东一带的剽掠而更添几分。就在这几番用兵之中，僧格林沁死了，于是曾国藩在中国大员之中居首的地位，再无可争。僧格林沁兵败退走之时，向几个村民求宿，竟遭其暗算而死。

这一段发端时期的诸事，可以恭亲王于一八六五年春天所遭的那桩离奇厄运作结；此事似乎表明他曾动过几分私心的野望。这桩公案想必另有一段隐情，若果有之，则其真相怕是永难为世人所知了。已知的事实如下：一八六五年四月初二，有旨以两宫太后之名将恭亲王降黜。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日渐骄矜，僭用了他无权享有的体制。说他起初还「勤慎」，如今却成了「妄自尊大」之辈。于是他被褫夺一切差使，逐出政坛。然而失势五周之后，五月初八，恭亲王便官复原职，独领班军机一席未复。这一段插曲本可酿成严重纠葛，却几乎以恢复原状收场。有一处紧要的不同：两宫太后申明了她们的独尊。恭亲王本指望大权独揽、不受牵制；自此以后，他甘居其臣、其顾问之位，所守的条件与任何别的官员并无二致。

一八六五年既目睹了中国政局中这桩极堪玩味的事，年内又见卜鲁斯爵士离京，而阿礼国爵士被派为驻京公使；此人曾在日本与外国通交的那段紧要岁月里出任英国首任驻日公使。阿礼国爵士于是得了机会，把他二十年前在上海所发的一些光明磊落的议论见诸施行。阿礼国爵士由江户赴京之后，驻日公使一缺给了巴夏礼爵士——自战事结束以来，他一直在上海署理领事。两国之间的关系渐渐安顿在一个令人称意的基础上；又在上海设立了中国日本最高法庭，以洪卑爵士为首席法官，看来足以使法度得行，即便对那些因太平天国之乱敉平、海盗绝迹而失去生计门路、来自各国的不安分的亡命之徒，亦能约束得住。

正当以上诸事在中国腹心之地上演之时，帝国更遥远的角落里，朝廷也遭了别样的祸患，而其结果同样是州郡沦丧残破、天子威权坠地。两场大规模的民变发生在南北两端，都起于太平天国之乱正盛之时，而在其敉平之后又扰攘国中许多年。一场以西南大省云南为舞台；另一场则在西北的陕西、甘肃两省，并由此西延至帕米尔。这两场乱事有一点相类，便是都由回民独力煽起、独力维持。云南回众与西北回众，或为当地土著，或为外来移民而奉了、带来了伊斯兰之教义。他们对北京政府的向心之情大约从来就不甚厚；但两处之所以被逼而反，与其说是出于什么明确的摆脱中国治权的心愿，不如说是出于地方上的苛虐；当然，中枢显而易见的狼狈，因使造反变得容易，也起了怂恿之效。云南之乱该先叙，一则因它起得比另一场早，二则因其始末流传得更为翔实可信。伊斯兰教据信是在一二七五年前后传入云南的，在所谓的土著部族倮倮与蛮子中间传布最广。官吏多为汉人或旗人，实际上无人管束，因而他们滥用权柄的时候，比他们设法用权柄造福治下之民的时候要多得多。就在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京中接到云南一名回民田主马文珠的呈状，控告皇帝的官吏犯下极重的罪行，吁请朝廷派一位「公正廉明之人」来为受屈而久忍的百姓伸冤。这呈状在京中被细细读过，也得了嘉纳；但除了一道温谕之外，皇帝当时实在无力去医这个疮。四年过去，潜伏在表面之下的深重不平，并未公然发作。但到一八五五年，汉回两处矿工在省内一座主要矿场上起了争执——云南遍地都是金、铁、铜矿。看来是回民在采矿这桩得失难料的营生上更为得手，惹恼了汉人。争执既起，穆斯林于采矿之捷外，又添了械斗之捷；而那个奉派督矿的官员，不但不留下来设法弹压，反倒仓皇逃往云南城中以自保。他不在期间，汉人百姓大举团练，攻打一时得胜的回民，竟凭人多势众逼得他们急急退回省内别处的家乡。这一胜利成了众口一声讨伐回民的号令——他们早就是别的居民暗中嫉恨的对象。云南好几处地方发生了屠戮，先知的信徒只得逃命。

在这场民间骚乱中被杀的人里，有一位年轻的头目名叫马苏成；他被害的消息传到故里，他的弟弟马贤——当时刚得了一个小小的武职——便声言要为兄报仇，逃入山中与避难的回民会合。在这一处稳固的退身之地，他们重整队伍；又为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出了山寨，要去夺回失去的东西。此事之顺遂，出乎他们所望。汉人百姓这一回也尝到了兵败之苦；官府遂得以不甚费力地在两败俱疲的斗方之间促成一时的和解。地方复归安静，矿工也各自复工。然而这和局是虚的，不多时争斗便以更炽的怒火重开。事到危急，有几个官员生出一念：把回民阖族屠尽，就是眼下困局的一剂便捷而灵验的解药。这一密谋中出头最力的是黄崇——一个对回民恨之切骨的官员。他说动了所有同僚点头，唯独省中总督不然：总督揭其谋之不义，却因孤立无援，无力阻止其施行。至少他决意以自尽来保全自己的名节；一天早上，人们发现他与他的夫人吊死在衙门大堂之上。他一死，这项计划的施行倒简便了——他若坚拒，本或还能拦得住。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九日被定为这场中国式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日期。但机密并未守好。回民或是得了警告，或是心生疑虑，对官府与邻人都不敢信，警醒戒备着。此时他们主要是仰仗一位名叫马德新的大阿訇来指点教诲。可虽已戒备，他们到底还是多少遭了突袭，许多人在或多或少徒劳的抵抗之后被杀。然而穆斯林虽死者众多，幸存者却被激起了一股官府万万不曾料到的拼死之气。自云南这一头到那一头，回民冒着极大的身家之险，同心而自发地举事，汉人百姓只得仓皇躲进城池。大理府一带回民占居民中很大一部分，那里的厮杀最为惨烈；三日血战之后，杜文秀所部穆斯林据有了此城。乱众并非无首可归——他们乐于奉之、听之：那些从中国方面受过官衔的「管事」即头人，纷纷叛去所奉，出而领导这场民众的举事。阿訇马德新被举为总揽全局的最高之位，是为「大总管」；但在大理府城墙之内，杜文秀不承认有高于自己的权柄。马德新曾朝觐麦加，又在君士坦丁堡住过两年，其学识与圣德之名，在同教中人里居首。

马德新以其年辈与造诣执其至尊之位，而少年头目马贤则在阵前统众。他的劲厉最为触目；到一八五八年，他自以为兵力足够，便去攻打云南城。他的攻势被一位名叫林自清的军官坚决的守御所挫；此人在受托防守省城之前，做团练首领打乱众时便已显过大勇。马贤只得退兵，转而专心整编那数以千计表明归附他这一边的夷人即倮倮壮丁。林自清因守云南有功，被擢为提督，并渐渐把皇帝的封疆大吏手中所余的权柄，尽收于己手。两边都在筹备再战，但一八五八年未终，马贤在临安城下又遭一挫。一八五九年并无什么大事可纪，虽说胜负之势大体上仍偏向穆斯林一边。但到了次年，回民聚集了一支据计逾五万之众的大军围困云南府，攻势甚猛。官军处境不利，又有大批百姓逃进城来避难，本就不多的粮储更不足以支久守。云南府眼看就要陷落，忽然出了一件事，不但解了它的倒悬之危，而且把整场战事的面目都改换了。守军本已决意投降，连勇悍的林自清也认了这不可挽的定局，开始与马贤、马德新两位乱首议和。这两位头目胜券在握，却显出出人意料的克制。他们不向林自清索取全然无条件的归降，反倒与他商议起：可以议定怎样的条款来停战，使一省复归安宁。起初人们以为这些提议下藏着什么奸谋，但曾首先煽动百姓屠戮回民弟兄的官员黄崇之自尽，把他们的诚意坐实得再无可疑。和议的条款迅速订定，并奏请北京批准这纸在形势所迫之下与若干乱首订立的和约。为把「此约乃与叛党首领所订」一节掩饰得妥帖些，马贤改名马如龙，受了中国的总兵之衔；而那位大阿訇所得的一份，则是每月二百两银子的不薄的俸给。这两位举事的祸首何以决意投向官府一边，其真实缘由已不可揣度。他们大概自以为已经做得足够，实利尽在掌握，再硬打下去，不过徒然加深一省的苦难与凋敝而已。他们虽势力雄厚，却另有回民头领在争同教中的至尊之位；其中为首的便是杜文秀——他已把滇西全境纳入掌握，据大理府而称尊。回民这一番事业虽属重大，却容不下马如龙与杜文秀这样两个人的野心。前者便趁此良机，以归附官府的办法，把这一难题了结得既切实际、又（如他精明地料定的）于他个人最为有利。

这一桩重大的反正，并未随之带来安宁的把握。头领既立了榜样，每一个末职小官、每一个小头目都自以为配得上最高的荣宠，遂决意各为自家而战。马如龙离云南府去攻取邻近一座叛去的城池，他不在时，他手下一名偏将据了省城，杀了总督，并扬言要洗劫居民。朝廷急召马如龙回师；权宜之计，是推举阿訇马德新为总督。及至马如龙率军回来，只得围攻云南府；虽即刻攻入城中，却又在街巷间苦战五日，方将据城之众逐出。那名叛将被擒，装入铁笼示众一月，然后以酷刑处死。马德新则被褫去他坐了没几天的高位，另一位汉人总督自贵州到任。一八六三年之始，官军第一次出兵攻打杜文秀——在滇中扰乱的这几年里，他治理西部诸县倒还颇有几分谨慎。这一仗不打反倒更好，因为其结果不过是马如龙派去对付这位大理霸主的几支人马都被打败了。武力既已无成，便转而用外交，派马德新去探杜文秀的口风，看他肯不肯效法他们，与官府讲和。这些试探被轻蔑地回绝了；杜文秀声言志在死守到底，不承认与官府议和有什么明智可言，也不承认有此必要。马如龙与云南官吏的窘境本已够急，此时后方贵州省的苗子与另几支山地部族又举事，使窘境更添一层。除了要对付前方一个据险而处的强敌之外，又添上了要在一片敌意重重、山川险恶之地上维持交通的难处。云南境内还另生出了第三股各行其是的势力：一名革职的汉官梁士美在临安自立，据说主要是出于对被官府收用的回民的嫉妒。而最难的一节，还在于调停各路统兵者的争位；因为汉官们，尤其是抚台岑毓英，看马如龙的眼色是很不友善的。到一八六七年，两边都聚齐了力量，战事转趋活跃；马如龙亲率他所能召集的精锐，出而与杜文秀交锋。也正是在这时候，官军采红旗为号，以别于乱众的白旗。接着是一场散漫无章的战役；马如龙虽胆识才具兼具，大势于他却终归不利，只得退回省城；而他在外用兵期间，城中已出了几件要紧的事。那位一向与马如龙交好的总督忽然暴卒，情形足以令人疑心有人下手；岑毓英便以抚台之衔暂摄其职。马如龙一退，乱众便得以放手扩大战果；到了一八六八年，除云南府这一座府城之外，全省各处的皇威都已荡然无存。这般坏运气，使那些一向听马如龙劝告、随他起落的穆斯林转念思量：与其如此，何不复归同教之列，索性把官府扫灭以了结这场争斗？只消马如龙的忠心有一刻动摇，他们便会尽数投到杜文秀旗下，那么大理苏丹的统治就要从云南的这一端立到那一端了；然而他立定不移，把这股风潮干净利落地压了下去。

杜文秀既已把通往缅甸的交通线弄得稳妥——军械弹药都自那里运来——便倾力去攻云南府，把它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守军困顿到极处，岑毓英才决意去救他这位受难的同僚。这座府城若失，不但于官军大局有严重后果，而且他觉得，身为抚台，他在北京那里也脱不了干系。于是在一八六九年年初，他率三千人投入城中，杜文秀的兵马只得从东面撤围。此后是长久的按兵不动；然而正是在这期间，发生了对最终结局最关紧要的事。马如龙使尽了心计与辩才，向乱众的头目们剖陈：他们要抗拒中国全朝的力量是毫无指望的，而这份力量自太平天国之乱敉平以后，不久便腾得出手来对付他们。他们觉出这番说辞的分量，又为久攻云南府而进展迟缓一事所苦。岑毓英到后数月，屯在城北的一部乱众竖起红旗，归顺了官府。于是马如龙重新出兵去打其余乱众，得了几次小胜。一次小接仗中所受的伤终止了他的活动，战事又回复到那种散漫的模样。可马如龙的伤病还另有不幸的后果：正当他卧病之际，岑毓英对那些已经反正的乱首背了信，把他们统统惨杀。这一桩既愚且暴之举，自然的结果便是：回民重又抱定拼死之志，坚立在杜文秀一边。战事再度转入激烈之局。马如龙伤愈了。北京另派了一位新总督来，还算是个有魄力的人。十六年前曾国藩号召乡人保卫湖南、抵御太平军时，刘岳昭在应召的同乡中曾入曾国藩之眼；云南前任总督殁前不久，他已被任为贵州巡抚。如今他之得升总督，仍是靠京中这同一位奥援。据说他昔日的那股锐气已经消磨了；但他带来了数千湖南勇丁，其勇气与战阵历练，对手足无措的云南官府而言是无可估价的臂助。一八七〇年间，滇南滇北的城镇多半收复，与四川的交通也重新打通。百姓一看出官府已恢复元气，便赶忙抛开杜文秀强令他们打的白旗，以示欢欣于这番改换。官军直至最后都以无情的残暴，给自己绥靖之功平添难处；居民想着早降可保平安，而穆斯林却因此而抵抗之志愈坚。回民得胜的机会正日渐消减之际，杨玉科——一个颇有将才的官员，其出身之途最是老套：本是造反的——把那片一向是他们力量主源的产盐地区尽行攻取。到一八七二年，攻打大理府本城的一应前期布置都已就绪。广州或上海运来了一批洋枪，又到了几尊炮。有这些利器在手，马如龙与岑毓英的兵马便明显占了大理乱众的上风。就在此时，兵燹之惨又添上了疫疠之惨：瘟疫起于南境的普洱，未消之前遍毒全省，把内战之效补足，连那几处从兵祸中幸免的州县也一并毁了。大理围城之役的直接指挥交给了杨玉科——一个驼背的将军，素有不可战胜之名；岑毓英办完自己那一头的事，也赶到这座回民都城之下的营中，要在这场战事的最后一幕里有所分与。

杜文秀与大理府的守军虽已铤而走险，却寻不出脱困的出路。他们穷困到了极处，饿殍之相迫在眼前。当此绝境，杜文秀虽有一万条理由相信官军不会守约、投降无非是引颈就戮，仍决意与杨玉科开议献城之事。皇帝的将军们表示愿早日结束围城，同时对守军可获准议降这一大原则也表首肯。抚台与杨玉科早已彼此约定，要以一场大屠杀来庆贺大理之陷；可他们却声言：只要交出杜文秀正法、并缴纳一笔赔款，其余乱众便可免死。条款被接受了，尽管乱众中较有阅历的人警告同伴：这些条款是不会被遵守的。一八七三年一月十五日，杜文秀——那位名声传到英国、曾令印度政府萦心的传说中的「苏丹苏莱曼」的本尊——把他那班怯懦部属的决定当作天意来领受，自缚就刑。他穿上自己最好最精的衣裳，坐进那顶黄轿——在他的处境所能挣得的寥寥几样王者仪制里，这是其中之一。由那几个议降的人陪着，他乘轿穿街而过，最后一次受他子民的敬礼，出了城门，直入杨玉科的大营。见了这行仪仗的人，都惊异于这位败亡的霸主那份泰然的漠然。他对自己的下场似乎既无惧色，对四周景象也似乎浑然不觉。真相不久便分明了：他早已服下慢性之毒，把仇敌算计过了。还没到得抚台面前——抚台本想好好赏玩一番手中这名俘囚——鸦片已经发作，杜文秀已然不在人世。从一具尸身上割下首级、以蜜渍了送往北京作为捷报之凭，这胜利未免显得单薄。杜文秀死后四日，官军全据此城；又一周之后，他们为施行既定的毒计已布置停当。为庆贺和约，大开筵宴，回民中最要紧的将领——包括议降的那几个——都到了席。号令一发，预先藏在楼廊上的兵丁扑出将他们杀尽；同时六响炮声，向全军宣告放手屠戮手无寸铁的城中百姓的时辰到了。随后的景象，据说非笔墨所能形容。据计仅这座云南回众旧都城陷之后死者便有三万人；抚台送往云南府的，有满满二十四大筐人耳，外加十七名首领的头颅。

大理府一陷，西南这场缅甸人称之为「潘泰」的回民大乱，在断断续续打了将近十八年之后，遂告结束。这场战争两边都残酷得异乎寻常，其间的背信与失约，比东方战事里常见的还要多。没有一个人从这场角逐中得利；云南的殷阜一度颇为可观，此时已沉落到不能再低的地步。在这段乱离之世里，一批新的官吏出了头，只要忠诚便足以做进身之阶，取得一定品级。马如龙——即欧洲游历者笔下的「马元帅」——得了更高的位分；虽有同僚的猜忌，仍在省内取得了实际上的独尊。那位大阿訇马德新，可算是这场事变的首倡者，于一八七四年经几名汉官的怂恿而被处死或毒杀。杨玉科是诸将中功业最盛的，却只享了短短一段权势。据说他不满于总统兵马之位，别有更高的觊觎。他也被召往北京，却只走到上海便死了，或说是被除掉了。中国这一隅虽然渐次归于平静，殷阜之随之而来，却还要等很久。

在西南回民初起怨言之后约六年，西北的陕西、甘肃两省也发生了骚乱；自中国历史很早的时候起，那里便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兰信徒。他们一般都是顺民，也是勤谨的耕者；但他们随时可能突发狂热或暴烈之气。据说乾隆在位的晚年，曾动念把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尽行诛戮。这话即便当真说过，也从未付诸施行；但这传闻已足以见出人们对西北回民之患忧惧到了何等地步。一八六二年陕西那场大乱的真正起因，看来是汉人与回民团练为着剿平一名匪首之后所得的赃物分配起了争执。流血之后，北京派了两名钦差去弹压。回民的首领定下密谋要杀钦差；二人一到，他便闯到面前，亲手杀了其中一个。他的同教之人痛惜这一鲁莽之举，自动把他拿住交出，听凭处以酷刑。可他虽被碎割，此事却不足以平天子被冒犯的尊严。一道旨意以同治之名颁下，谓凡执迷于伊斯兰之教者，一概诛戮。乱事自陕西蔓入邻省甘肃；地方驻军在边墙以外的塔拉乌苏一役中被击溃。不过乱众并未攻下陕西任何一座大城；在一度眼看要拿下昔日名城西安之后，他们渐渐被逐出了该省。因此，中国本部之内的这场回乱，本不过是一方之患而已；然而它却怂恿了更西之地一场同样的举事，并使中亚诸部从中国分离了许多年——这就另当别论了。

边省回民的举事，既触动了自肃州至喀什噶尔沿途一切城镇与军台之间回民屯户与兵丁暗藏的畏惧，也触动了他们的渴望。使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吐鲁番相继举事的，与其说是同求一物之心，或许不如说是同罹一祸之感；这几座城镇构成了一串勤于生业的聚落，正在甘肃的富庶州县与喀什噶尔之间的半途上。这些城镇的回众在其阿訇率领下举事，效法中国既定疆界之内同教之人的榜样，把不奉其教者尽行杀戮。隔了不久——这或可归因于路途之遥、中国驻军之警觉，或居民之冷淡——事变蔓延到吐鲁番以西紧邻的三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在那里，它撞上了另一股同样出于回民、却全然别有来路的举事之潮，遂被阻住。阿克苏以西，回众之乱始终不曾越天山之南。回民本占中国驻军的一大部分，若非多数，他们的反正遂使天朝在中亚的力量顿时瘫痪。无论在伊犁所辖诸地，还是在喀什噶尔、叶尔羌所统之区，中国人都为许多重大而长久的难处所困。他们即便合力，也终究是少数；如今自相分裂，更是几乎绝望的少数。他们所治之民狂热、反复而无信。浩罕之主与那些倚其豢养的流亡者，无时不睁着眼，要把治人者的一丝疏失、一点示弱都攫来大加利用。他们的暗中经营向来不曾得逞；但当回民全体举兵抗上、喀什噶尔与北京之间音问断绝的消息传开时，实现其夙愿的良机从未如此之好。喀什噶尔旧日王族为夺回故物而驱逐中国人的种种企图，前文已述。一八五七年，张格尔之子倭里罕曾一度据有喀什噶尔城，有一刻看去连叶尔羌也要落入其手。他败在自己的恶行上。人们不久便憎恶起这个被他们过于仓促地欢迎来的人。统治四月之后，他在阵上被中国驻军打败，逃出该地，身后是他本来要来解救的那些百姓的咒骂。倭里罕的入犯使中国人与其属民之间的关系更形恶化；接连几任长官都对回民苛虐相加。民怨之深，加上治事官吏心中那份「性命随时可能断送于民变」的忧惧，使喀什噶尔本地的形势愈益危殆；恰在此时，回众举事的消息、以及那许多牵制北京君主手脚的纠葛，都传到了。喀什噶尔这场乱事的细节，这里不能细叙；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不足以当得起如此细密的考究。但到一八六三年，中国官吏已为自己的孤悬之势惶恐到如此地步，竟决意采取一条铤而走险的下策：把本部驻军中一切回民尽行屠戮。办事大臣与其僚属在议事时意见不一，行事又拖沓。当这位长官正在鼓起胆量要下手的时候，回众已风闻此谋，遂决意抢先。叶尔羌是境内最大最要紧的一处驻防，那里的回民于一八六三年八月举事，把奉佛的汉人尽行屠戮，据计死者七千。有一小队人逃入内城据守了一小段时日；终因寡不敌众，宁死不辱，把火药库连同城堡一并引爆而自尽。回民之反正就这样使中国失了喀什噶尔一带，因为别处驻防与城镇立刻效了叶尔羌之尤；然而他们自己也守不住这份基业。这一幕内讧的景象，对浩罕的亡命之徒而言是难以抵御的诱惑；张格尔尚存的最后一子布素鲁克遂决意再作一搏，以图权位，并收回其父与族人徒然争夺过的地位。他的心愿本或与前人一样落空，若非他得了浩罕最能干的军人——曾在阿克麦吉特抗拒俄人的穆罕默德·雅霍甫的扶助。直到一八六五年年初，这位和卓的觊觎者才带着他那一小队浩罕军官和为数不少的吉尔吉斯盟友登场。然而登场之后，他们的成功却极迅速。六城之地的回众之乱，遂转成了一场光复和卓王朝的运动。不久，布素鲁克便立为君主，而他那位精悍的副手则忙于扫平残余的几处中国驻军，并镇慑那些已经对新君侧目而视的回民盟友。就在那支入境之军穿越铁列克山口的同一年的九月，和卓一方兵势之得手已成定局。数周之后，穆罕默德·雅霍甫废黜其主，自立为君。民心追认了这个人的成功；一八六六年，穆罕默德·雅霍甫、即阿古柏，从布哈拉埃米尔手中受了「阿塔里克·哈兹」这一尊号，长久以此见称于世。回民之乱在中亚中国治权所及的范围内，还在继续蔓延。

正当上面略述的诸事在天山以南一带发生之时，伊犁——即固勒扎——也发生了不相上下的大事；那里在中国治下已享了一百年不曾间断的太平。也正是这一点，标出了回民之乱与在它之前的一切扰攘之根本不同。这一省会之地的变乱，因诸族杂处而更形错综，正如喀什噶尔一带因和卓家族的觊觎而更形错综一样。当地居民有很大一部分是塔兰奇人，他们是中国人不止一次从喀什噶尔一带的家乡迁往伊犁河畔的那些人的后裔；他们承继了一份对治人者的宿怨，只等时机便要发作。回民一族——俄国人拼作「东干」——也势力极盛；此外还有锡伯、索伦诸部的屯垦之地，这些人因骁勇而被康熙帝解除了对蒙古的臣属，更添了这一省内族类之繁。有人说过，且不无实据：中国人在其版图的这一隅，所行的是「分其所服而制之」的老法子；也有人预言：只要属下任何两族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他们必倒无疑。要说明中国人的祸事出于自身之失，是不难的。他们把最浅显的武备戒慎都荒废了，而官吏心中只想着自肥。但他们权柄崩坏的主因，是从北京解来的协饷断绝了。这些藩属之地的治理，非得内帑逐年拨给不可。一旦拨给伊犁当局的款项被移作他用，昔日的政事效能便再也维持不住。怨望得了更硬的口实，而行政当局在应付怨望时反倒手足受缚。

中国内地回民举事的消息，提醒了伊犁的回众：他们的时机到了。虽然早在一八六三年正月便有骚动，却被弹压下去；官府的警觉，也足以使地面再安静一年。此后他们的无能，或是下手弹压时的迟疑，使回民得以蓄养其力、完成其谋。回民与塔兰奇人订了暂时的同盟，急急去攻打中国的兵将官吏。一八六五年一年，都在一场血战的推进之中：中国人丢了主要城池，有几处驻军在投降之后还被无情屠尽。接着便是内战中常见的那一套景象。中国人被彻底打垮、驻军被剿灭之后，胜者便自相龃龉。回民与塔兰奇人以死相拼，前者战败，其首领被杀。数月之后他们重启战端，又经一场血战，再度覆败。塔兰奇人于是独自主政，然而他们所立下的「土人自治」的榜样，往轻里说，也算不得鼓舞人心：一个首领接一个首领被废、被杀。仅这一年之内，坐最高权位的便有五人之多；及至阿布勒·奥格兰自称苏丹，他们的恶贯已然满盈。到一八七一年，俄国一支军队占了该省、派驻了一名俄国长官，这些暴行才终于有了了局。虽然俄人之出此一举，多半只是怕自己不动手阿古柏便要动手；但事实终归是：俄国政府干预伊犁河谷、使之复归安宁，于秩序一事上做了一桩好事。

如此，中国西南与西北的回民举事，其结局是：云南回乱被渐次敉平，至同治十二年而告成；而西北回乱，就中亚各地而言，则未平之日尚长。后者导致了甘肃以外一个独立回众联盟的建立，也导致了阿古柏所统的喀什噶尔王国的建立。伊犁之乱几经反复，结果是塔兰奇人短暂的独立，继而被俄国人取代——俄人立有誓约：中国人何时回来，何时便把该省交还。若以所涉疆土之广来衡量，回民之乱可说不亚于太平天国之乱；然而单凭这一点来比较，其实是要误人的，因为回民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这就使中枢权柄之恢复始终只是一个时日问题而已。

于是，少年天子同治便是在层出不穷的艰难之中长大的；尽管他那几位股肱重臣的战功，已足以令人相信：这些艰难中凡由乱党而生者，其最终廓清不过是时日问题。夷务仍是大可忧心之事，虽说并无战端之虞。若指望外国商民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在积了几代的猜疑与危殆之后就能变得绝对亲睦，那是不近情理的。侨居的外人自然分为商界与教界两大群，各有其贸易或宗教之业要推展；这就使他们容易对中国政府在开化之途上的进步取一种不以为然的看法，甚而对其诚信也总存疑虑。各国使臣的主要用心，与其说是为本国人争公道，倒不如说更在于抑制本国人的躁急，把他们的要求限定在条约所许的权利之内。这里须划一道分明的界线：一边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当胁迫，另一边是切实地责成民间对外人表示敬重、并履行条约的义务。就后一项而言，此类事例屡屡发生；当此之际示弱是愚蠢的，尤其因为丝毫没有理由认为当时的政府有力量、有本事为侵犯外人之事索得赔偿或防其再犯。一八六八年的扬州教案便属此类：几名传教士的房舍被焚，人身亦遭欺凌。台湾也发生过类似的暴行；但只要行政当局明白各国使臣看重此事，最完满的补偿总是随即奉上。这类地方上的危险与争端一再发生，使中国大臣心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他们自己也该走出一步，去谋求与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派遣中国使臣出使西洋之议，实在算不得新鲜：《南京条约》之后便曾筹划过，大臣耆英当时还颇有意做第一个出任这桩新差事的官员。但总理衙门接办此事时，议定在这件事上同别的事一样，先借重外人居间为宜。适逢美国驻京公使蒲安臣卸任，良机遂至。一八六七至六八年之冬，蒲安臣先生受命为中国政府出使世界十一个主要国家的全权代表，另派中国官员二人及若干学生随行。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努力所看重的程度，本可以更高些；而蒲安臣先生的这趟使命，与其说标志着中国国策有什么确然的转变，毋宁说更该作为一段教化外人的历程而被记住。一八七〇年三月他病逝于圣彼得堡，使此行骤然而意外地中止；不过平心而论，在阐明中国诸问题一事上，他所能做的怕也不会多于他已经做成的了；而他那些大胆而乐观的说法，在唤起公众注意之后，也已开始招来那必然会来的反动。

一八六九年，阿礼国爵士卸任，英国驻华使臣这一难做的位子由威妥玛先生接任；他的效劳，前文已不止一次提到。就在他到任的头一年，出了一桩事，把在它之前一切较小的凌暴之举都比得黯然失色了。人们大约可以猜到，这便是天津教案——此事险些把整个中国问题重新翻开，并把法中两国推到了开战的边缘。事在一八七〇年六月，正当普法战争行将爆发之际，各处侨界被一个消息惊动：在天津这座要城，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人风潮。该城有一群人数众多而奋发有为的天主教神父，他们在劝人入教一事上的成效，纵然算不得大，却也足以激起士绅与官吏的怒意与畏惧。民变暴力之所由起，向来难以究明，因为一点小事便足以引发。但在天津，关于那些献身教务之人的残酷与恶行，散布着一些具体的指控，其内容最为骇人，而其毫无根据自不待言。这些流言被人勤勉地传播；既然单是一声「番鬼」的呼喝就足以惹起骚动，则这些指控演成一场声势颇壮的排教风潮——传教士本已是众口咒骂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先人人都明白：官府若不采取极有力的保护之法，攻击传教士之事必将发生。侨民与各国领事都得过风潮将至的警告；那些本可以拿出更大的魄力来防止随后那些不幸事件的人，将永远负着极重的干系。同时，把中国人的成见计算在内，也必须承认：一切外国传教士的经营固然都势必伴着极大的凶险，而天津的法国神父与修女的所作所为，纵然算不得失于审慎，至少也格外地容易触怒中国人、冒犯他们那些迷信的偏好。曲直并不全在中国人一边，从美国公使一封叙述此案起因的公文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开放外人居住的许多主要地方，仁爱会的修女都设有院所，每一处似乎兼为育婴堂与孤儿院。这些院所的管事人发觉中国人不愿把孩子交给她们照管，便按人头出一笔钱，凡交到她们手中的孩子都可领赏；言明孩子一入其院，则父母、亲属、监护人皆不得索回或过问。中国人已有一段时候断言——而此地非天主教的外人也大都相信——给赏的办法诱使人们为了赏钱而拐带幼童送入这些院所。又有人断言：神父或修女，或两者兼有，惯于以种种好处招引人把病入膏肓的孩子送来，以便为其行临终之洗。这样一来，许多孩子在病笃之时被送入这些院所，在那里受洗，不久便被抬出来已成死尸。凡此种种，再加上那种隐秘与幽闭——这似乎是各处此类院所的规程中固有的一部分——遂在中国人心中生出疑窦，而这些疑窦又酿成了对修女们的切齿之恨。」

其时天津的首要官员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然而在惨案发生前三日的六月十八日，法国领事丰大业虽向他作过一些陈说——其措辞之厉却不及事势之所需——他既未答复，也未作任何戒备。二十一日，一大群人聚在教堂之外，很快便显出敌意，眼看随时都会动手。丰大业亲自赶去见崇厚，但他的恫吓似乎与他的说理一样不济事。回来时他发觉攻击已在旦夕之间。他出言恫吓，并放了一枪；究竟是为自卫，还是因愤于官方的某种背信而一时气盛，此事将永无可知。人群转而扑向他，把他杀了。中国人随即急急把已经动手的事做完。崇厚一如当年的苏拉杰·道拉，是不肯被惊动的；攻打教堂与领事馆之事照旧进行，而负有维持秩序之责的官员却按兵不动。前后共有二十一名外国人在极野蛮的情形下被残杀；同时殒命的本地教民，其数则永不可考。

天津教案之后，一股排外之情如潮水般漫过全国；虽有一名官员刊行了一部题作《辟邪纪实》的书，其恶名不止于一时，又虽有宗室数人——据说尤以醇亲王为著——对这股风潮心存嘉许，但恭亲王与较为持平的几位大臣的主张终究占了上风，遂议定：为把与法国已生的争端和平了结，政府力所能及的让步，一概照办。法德开战一事，固然有助于此案的和平解决，却也使交涉的过程变得迟缓而难以逆料。总理衙门一旦明白：非遣一使赴欧谢罪，便无以抚平法国受损的体面，遂议定：非崇厚本人不可，须由他亲赴巴黎，向法人担保政府痛惜民间之暴发，且与此事毫无干系。那场大战于法国的不利结局，束缚了她在中国的手脚。崇厚的担保被接受了，所议的赔偿也收下了；但中国方面被告知：为答谢法国的克制，也为报梯也尔总统接见其使臣之情，应许法国驻京公使觐见之权。觐见之议在北京自然激起了极大的关切，它搅动官场之心，不单因为这又是对强力的一次让步，还因为它眼看要在民心中生出扰动之效。少年天子渐渐长成，可以指望不久便亲预政事。诸臣心中所怀的一层忧惧并非杞人之忧：他们怕皇帝会怪罪他们，说是他们把「以从未许外国使臣在坐龙庭者面前所用的仪注接见彼等」这一重负，硬加在了他身上。君主的年幼使此事得以稍缓一时；然而再无可疑的是：少年天子同治一旦亲政，觐见之议必将重提，而且多半要就此定案。中国的当国者之进步，于此可见一斑：他们中间似乎没有一人想到还可以断然拒绝这项特许。此事之允准，只不过是推迟到少年天子大婚之后罢了。

早有所闻：少年天子属意于阿鲁特氏——崇公之女，出身满洲世家；两宫太后也已议定，她堪当这将要加于其身的尊位。大婚之礼曾以种种名目一再推迟，直到皇帝过了十六岁生辰；但到一八七二年十月，人们觉得再没有推延的由头，遂于是月十六日隆重举行。一应仪注，都严格依着康熙帝一六七四年大婚的成例来办；那位君主也是在位而未及亲政之年成婚的。据说典礼极壮盛，其间用费浩繁，而百姓对少年君主的仪态大为心折。大婚之后四个月，将天下之政交与同治亲裁的典礼正式举行。礼部所颁的一道特旨中，皇帝说他已「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亲裁大政」。这道谕旨是明发给各国使臣的；各使臣遂联名奏请觐见。旨命恭亲王「请皇上之旨，以定接见之仪」。事既逼到这一步，则中国大臣就那些看来确乎（而且实在）侵及皇帝素来所行之权的细节尽力抗争，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其一，他们已不再是可以自专之人，凡接见外使的任何安排，都须把同治本人计算在内。此事的商议带上了论辩的色彩：一边强调纵然折中，叩头之礼也断不可废；另一边则指出，让一分与让十分同样不可接受，而中国把此事彻底了结，于己有利。恭亲王与其同僚的公平与持重，于此最可称道：他们明知各国政府并不打算为觐见一事开战，甚而不打算为此中断邦交，却仍决意以最令自己难堪、而最合外人之意的方式把此事了结。一八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同治在京接见了主要各国的公使；这样，他的父亲与祖父在《天津》《南京》两约中所让出的许多权利与优遇，遂得了圆满。这一争得的特许，令一切侨居外人心中大为快慰，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皇帝所主张的那份天然的独尊之权的重大让弃；而我们近来已经看到，此举已被当作成例遵行了。

一八七三年夏，曾国藩暴卒，无疑带走了中国第一流的公人。自南京克复之后，他在该城与京师都居过帝国最高的职位。他的势力不仅来自自身的位分，也来自他把友人与门生安置在了帝国各处许多要缺之上。他起初对外国人存有成见，后来渐渐使自己承认：从他们的学问中或可取得几分益处。但这一转变来得太迟，以致他虽有意在教中国子弟习西方科学与学问一事上推行较为开通的方针，却已无从为国家立下什么确然的功德。据说他若存个人之野心，未始不能把满洲的国祚推倒。然而这样的念头在他心中从未成形；直到临终，曾国藩都甘于做满洲人坚定的拥护者与追随者。在这一点上，他那位最出色的部属李鸿章亦步亦趋；他承接了曾国藩的一部分尊荣，和他的大部分权势。

曾国藩的另一位门生左宗棠，由闽浙总督擢为陕甘总督。这一擢升其实价值可疑，因为那两省实际上都在乱众手中；但左宗棠以异常的劲厉投入了收复二省的重任，到任不满两年，便得以奏报：陕西一省叛众已尽行肃清。随后他专力经营甘肃的绥靖；历经许多散乱的接仗之后，进围肃州城，回民的精锐都聚集在那里。一八七二年年底，官军已在城下列阵，但左宗棠似乎自度兵力不足以强攻，只把用兵限于阻断粮草与新兵入城。即便这一点他也只算部分得手，因为一八七三年正月还是有一大股人马突了进去。次月，他以夜袭攻取了城外一座回民颇为看重的寺院。围城延续了整整一夏，直到十月，城中守军才困顿至极而出降。诸首领被剐，约四千人死于刀下。妇孺老者获免，城中财货则赏给了兵丁。左宗棠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绝不为这些胜利所昏，凡武备上的戒慎一样不肯疏忽，而把主要心力用于全省的重整。同治一朝所余无多的岁月里，我们尽可让他在这桩事业中忙碌；不过可以说，到一八七四年，征讨喀什噶尔一带之役已经完全议定。满洲马队一千被派往肃州。羊裘、马匹与大批弹药也发往极西之地，而征战之师的统率之权，交给了满洲将领金顺。

一八七四年发生了一桩须得一提的事。中国与其东邻日本之间，向来没有多少善意。后者的举止过于自立，不合那些主张中国独尊者的心意；而其孤悬海上的位置，又使它得免于北京政府的征讨。蒙古人忽必烈征服这些岛民的企图，其结局之惨，实不足以招人再试。在朝鲜，江户之主的觊觎曾被挡回，纵未被摧折；但凡有海相隔之处，上风便或多或少确然地在他一边。台湾岛是中国的属地，其西部州县由闽浙总督循例委派的官员治理。但岛的东半，与已垦之地隔着一脉山岭，山上林莽虽未必不可穿越，却也极其稠密；那里为若干部族所据，他们不奉任何人的号令，惟其所愿而行。一八六八年或一八六九年，一艘琉球船只在这一带海岸遇难，船上之人被岛民杀害。日本内战使索赔之事无从速办；但到一八七三年，此案被重提，日本向北京索取赔偿。索赔被拒，日本人遂自行其法，派一支远征队赴台湾。中国以对峙之师相应，战事眼看不可避免。当此危局，威妥玛先生为和局而出任斡旋；经过一番颇费口舌的争论，他终于使两国政府归于理智。中国付了赔款五十万两，日本撤出该岛。

凡由一位专制之君治理的国家，要对这位独断者的性情有几分确切的了解，既有意味，也极艰难。中国的政局已生了一桩极重大的变动，然而它究竟有何确切的意义、又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国运，却无从究明。两宫太后已退居深宫，垂帘之政一时告终。恭亲王不过是一位少年君主的臣子，而这位君主有权全凭自己的心意去裁断一切。恭亲王究竟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执政者，还是仅仅是他侄儿跟前的一名近臣，全看这位君主的性情而定。有种种迹象表明：同治对至高之权纵无驾驭之能，却有自知之明，而且希望自己的意旨至上。凡可得的证据都一致说他不耐拘束，而他叔父那些审慎的规谏，不甚合他的脾胃。九月初十，少年君主以一道朱谕昭告天下：他因恭亲王父子「语多失仪」，将其世袭王爵降革。同治之出此断然一举，究竟是一时之忿，还是因为他察觉近支亲贵之间有把他牵在绳上的图谋，只能见仁见智了。至少他必是不肯亲自收回成命的，因为就在次日（九月十一），两宫太后颁下一谕，将恭亲王父子的世爵与体制一并开复——这就把已卸垂帘之任者的权柄重新申明了一遍。

宫闱之内这场波澜——外间所见不过是水面上的一圈涟漪——过后不久，便有传闻说皇帝圣躬违和，情势堪虞；到了十二月，众所周知：同治患痘症，病得沉重。病势看去还算顺遂，太医都得了赏；然而十二月十八日下了一道谕旨，命、或者说请两宫皇太后亲理大政。六日之后又有一谕，更增人们的印象，以为皇帝正在渐愈。可表象是骗人的：几周的疑虑之后，众人皆知皇帝大限已不可挽。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龙驭上宾」，未遗子嗣以承大统。有传闻说他的病不过是一层似是而非的托辞，其实他是遭人暗算的牺牲；但此中真相怕是永难大白于世了。无论他是死于一场与他当年登极时如出一辙的阴谋，还是仅仅死于侍疾者的疏忽或庸劣，其后果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的私意都同样有利：他们重新行使起那份他们放下才一年出头的至高权柄。此事中最可起疑的一节，是少年皇后阿鲁特氏所受的处置——众所周知，她在丈夫崩逝之时正身怀有孕。两宫太后不肯等到同治的遗腹之子究竟是男是女分晓之后再定大位之归，反倒急急另择新君，并把先帝的这位少年遗孀置于体面的幽禁之中。她们的用心是明摆着的：阿鲁特氏所生若恰是男丁，他便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又是嫡亲的承继者，而她本人也断无法被摒于大政之外。在两宫太后看来，龙庭上坐哪一个孩子并无分别；但把阿鲁特氏摒开，却是头等紧要之事。在这样一种气氛里，碍事之人的性命往往是岌岌可危的。阿鲁特氏病了，死了。她的孩子始终未曾出世。存厚道之心的人，说她是因哀恸其夫同治而绝食。生疑窦之心的人，则轻蔑地听着她病情的种种细节，晓得那不过是徒然要遮掩野心的暗昧勾当罢了。两宫太后急于成全自己的图谋，同时又不愿损及国体，遂不得不出于一条唯有在走投无路时才想得出的计策。自满洲入承大统以来，头一次必须背离正当的承继之序，把君主的拣选变成一桩凭个人好恶与私爱的事，而非一桩承袭之事。可择的范围是有限的：恭亲王自己的儿子看来于大位有优先之权，可他已是能自己主政的成年人；况且他一旦上升，便意味着恭亲王须被迫退出政坛，因为在中国，父亲不可能在儿子之下为臣——直到今上的父亲醇亲王于近年立下了一条相反的成例为止。恭亲王之子的名字，就算被提起过，也不过是提起来好被排除而已。两宫太后择中的是载湉——醇亲王、即七王爷之子；一月十三日，他被拥立为帝。因他年齿太幼，不能自行主政，他的入承便正好成全了两宫太后与她们的同盟者恭亲王的用心；恭亲王由此而重新开始了又一段无可争议的当权岁月。

第二十二章光绪朝

于是，只隔了极短的一段时日，政柄重又回到两宫太后手中——正是她们，在咸丰崩后的十二年里把这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名义上的皇帝不过是个三岁挂零的孩子，给他定的年号叫「光绪」，即「光大继统」之意；有这样一位幼主在上，两宫太后尽可指望着以其名义秉政多年。对她们复出主政，唯一的阻力似乎来自宫中的太监——这班人在同治短短一朝里颇为跋扈，指望着在朝廷的机枢之中取得压倒之势。不料他们碰上了一位刚断的主子：慈安太后，人又称东太后，对他们下了狠手，为首者置于死地，把他们一切揽权自专的图谋干净利落地掐灭于萌芽之中。

两宫太后复出之后，中英关系旋即遭遇一场大祸。一时之间，此事把别的一切都压得黯然无光，两国之间的战端似乎已势在必开。一八七四年，印度政府既已悔其一度对潘泰一方的痴迷，却又舍不得丢开它原指望从云南通商中获取的种种好处，遂决意派一支正式的勘察使团，由柏郎上校——一位有声望的军官——率领，取道缅甸前往该省。此举看来障碍尚少，因缅甸国王与英国相善，且当时似乎也肯安于其藩属加尔各答的本分。北京当局在表面上亦不反对此行；所可虑者，唯有云南的官民而已。

为给这支外国使团的到来预为铺路，人们以为宜由英国驻京使馆派出一名通晓中国语言与礼节的人员，穿越中国前往缅甸边境迎接柏郎上校。膺选担此微妙而艰难之任者，是马嘉理先生。此人于汉文一道天资超群，兼有开朗的性情与强健的体魄，正宜于他所领受的这一趟穿越中国的漫长孤旅。他一路所受的接待都很鼓舞人心。总理衙门的公文由大学士文祥亲自拟就，措辞明确，不容轻慢。马嘉理先生安然走完全程；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即光绪践阼后仅仅半月，他在八莫与柏郎上校会合。此后在八莫耽搁了三个多星期，实在不幸。这段时日足以让种种流言散布开来：说有外国的入侵者正沿着一条骚动不宁的边界前来，而把守那一带的诸部落几乎不受管束，劫掠的天性又被厚利可图的前景撩拨起来；与此同时，他们的头人也怂恿他们抗拒这一变局，因为那将断送他们对八莫至大理府商道的把持。二月十七日，柏郎上校一行行近缅境边缘之时，所见情形与三个星期前马嘉理先生平安通过时已判若两样。抗拒英国人的种种布置，是在李珍国的直接怂恿——多半还是亲自指挥——之下做成的；此人先曾为盗，继而为乱，其时却在边地领着一支兵。

柏郎上校每前行一步，都有流言传来，说前头有人等着拦阻。起初这些话无人肯信；及至一再有人说，中国已聚集大队人马要断其去路，马嘉理先生便骑马先行，去探这些传闻究竟有几分实。由这条路入中国境内，头一个市镇便是腾越，此地旧称腾越州，昔日曾是紧要的驻防之所；再往东去一程，另有一镇，名曰蛮允。马嘉理先生于二月十九日启程，事先约定：唯有在腾越所见一切妥帖，他方可前往蛮允。马嘉理先生平安抵达腾越，并致书柏郎上校，报称该处一切安静，并无抵抗的迹象。这封信，便是马嘉理先生留给世间的最后消息。二月十九日他自腾越启行，此后查得的情形已无可置疑：他在当日或次日于蛮允被人暗算杀害。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不祥的沉寂；柏郎上校一行按兵不进，只待前方确讯传来——虽说单是这沉寂，已足以印证最坏的忧虑。三日之后，传言四起，说马嘉理先生与其随从已遭杀害；又说有一支军队正开来袭击英国的这支队伍。二月二十二日，果然有大队中国人马出现在附近的高地上。事已至此，最坏的一层再无可疑，所余者唯有保全全队的性命而已。中国一方为数数千，由李珍国亲自统带；与之相抗者，只有四名欧洲人和十五名锡克兵。然而精良的火器与镇定的胆气终究压倒了众寡之势。锡克兵且战且退，中国人于他们无可奈何，遂放弃了这场既危险又无益的进攻。

这桩暴行的消息，直到一个月后才传到北京；威妥玛先生当即采取了最有力的手段，要向北京政府索取其权力所能给予的最充分的赔偿。为了不但使罪人受惩，并且使中国的百姓无从以为他们的治者暗地里袒护行凶之人，头一件最要紧的事，便是在未派出专门的查办委员赴出事地点勘明情形之前，不得先行惩办，即便办了也不予承认。马嘉理先生乃英国政府的官员，是持总理衙门特准的护照、在其保护之下出行的。中国政府若连自己的号令都不能使人敬畏，便休想得到旁人的体谅；而英国政府为其代表遇害索偿，也是一份无可推卸的责任。马嘉理先生死于暗算，显然不是随便拉几个已判死罪的可怜囚徒、或几个甘愿以死换取家小富贵的亡命之徒去受酷刑、当众正法，便可算作抵偿的——那不过是替官场的虚伪与卑劣遮丑罢了。虽然从未有人疑心北京政府直接主使了这桩暴行，但迟迟不肯设立一个公正而彻底的查办，却加深了这样一种印象：朝廷不大情愿惩办那些行凶的人。将近三个月过去，才算迈出了一步，指派一名中国官员会同英国公使所指名的人员前往出事之地；六月十九日，《京报》上登出上谕，命湖广总督李瀚章暂离本任，「迅速驰赴云南查办事件」。即便如此，此事仍拖沓迟缓。李瀚章身为李鸿章之兄，论资历地位办此事本极相宜，派他前去，其本身即可算作一点诚意的凭据；然而他直到八月才离开汉口，而英国方面的委员格维纳、达文波与巴伯三位先生，也要到十月初方自同一地方动身。其间的几个月，威妥玛先生都用在了微妙而反复的交涉上：在天津与李鸿章周旋——此人已接曾国藩之任为直隶总督，其时正跃居中国官场的首要人物；在北京则与总理衙门往还。查究马嘉理先生死因的委员，直到年底方在当地正式着手。所得的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失望。大小官员彼此回护，把责任推到几名末僚与边地的部落、即所谓野人身上。后者被捕了几名，要拿他们的性命去抵一桩并非他们所犯的罪。中国委员所肯让步的极限，不过是以玩忽之咎暂行停止抚台岑毓英之职；即便这一着，也从未认真施行。英国官员很快便看明白：在当地是断然索不到应有的交代了。

威妥玛（交涉期间受封爵士）拒不接受所献出的那几条人命——那些人与此案毫不相干，是众所周知的，而真正的主使者却逍遥法外。到一八七六年新岁开端，此案仍悬而未决，显然在当地已寻不出解决之道。威妥玛爵士再以外交辞令所容许的最严厉的措辞，要求中国恪守其约章的字面与精神；并知照总理衙门：若不为马嘉理先生之死作出完全的补偿，两国的邦交便无法维持下去。为表明此话绝非虚声，威妥玛爵士离开了北京；与此同时，英国舰队大举增援，以示政府决心为其代表撑腰。由于这几着，一八七六年八月——距事发已十八个月有余——李鸿章被授以全权，办理此案；交涉的地点则定在一个叫芝罘的小小海口。即便到了这一步，中国方面仍想在体面上讨点便宜，请威妥玛爵士改在天津议事，或至少屈驾往天津去拜会李鸿章一回。这最后一番要掩盖「英国是以平等之邦、而非以乞怜者的身份索偿」这一事实的努力既被挫败，便再无人拖延了。《烟台条约》就在该埠签订，李鸿章由天津前往。李鸿章设盛宴款待各国使臣；而中国使臣出使欧洲之事——早在上一年便已议定——此时也加紧料理，促其成行。待这桩交涉的内幕有朝一日大白于世，人们便会看出：李鸿章盼望和局是何等的真诚，他的进言又于此成全了多少。

《烟台条约》中最要紧的一款，无疑是责成各省督抚：凡持有总理衙门所发护照的外国人，一概予以尊重、尽力保护；并警告他们：此等行旅倘有损伤欺凌之事，各该督抚是要负责的。其次要紧的一款，是议定遣使赴伦敦，赍呈国书，为英国官员被害致歉。膺选任此事者，是郭嵩焘——一位品级既高、人品亦无可指摘的官员。国书曾送呈威妥玛爵士过目，以使其措辞完全合乎中国的体制，并使其中不致出现足以显示中国政府把此使看得轻于其事体所应有之分量的字句。使团遂赴欧洲；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当时的成效，总须承认它开创了与英国友好往来的先例，而这先例有望成为和平的又一重保障。随郭嵩焘同行的，是今日的马格里爵士——此人在太平之乱及其后的岁月里，为其寄身之国中国效力甚多；近十六年来，更是教会了中国政府如何使欧洲最强的列邦肯听自己说话。

有一桩奇事，起于中国盛行的赌博之风，又顺带映出一点国民性情，这里不妨略提一笔。北京政府之所以留意及此，是因为出了一种新样的赌法：它不但规模浩大，而且眼看要把科举取士之制败坏得声名狼藉。后一层在北京激起了极深的震动，逼得官府破例地雷厉风行起来。开设那种名为「闱姓」的彩局的赌博行会，以广州为老巢，而其枝蔓遍布广东全省。所谓闱姓，即以科场中式者之姓名开彩：凡穷乡的百姓、为人之父者，以及应试的士子本人，无不为其所动。认买闱姓的，多至数十万人。在彩票上押中一个号头或一个姓氏，几乎变得与中式本身一样要紧了。此风若听其滋长，科举之制便不能不生出严重的弊窦。彩局之主获利之厚，竟至能拿出不下八十万元来堵广州总督及其余大员的口。总督为掩饰自己分润其利，声称把这一笔新来的进项都拨去修完广州的江防。

一八七四年，这一整套彩局被明令为非法，凡襄助闱姓公司、或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事者，皆加重惩。然而地方官吏并不认真执行这些新章，闱姓一党遂又换了个名目，苟延了一小段更为活跃的日子。这一层瞒骗不久便被识破。一八七五年八月十一日的上谕中，很正当地申明：「政体之清，必不容其借端复设。」两广总督英翰及广州其余几位大员，则因在此事上因循怠玩而被褫夺官职。

在中国，浩大的天灾往往使政治上的困厄雪上加霜。一八七〇年，河南、山西两大省开始闹饥，其致人间苦难之深广，恐怕再无出其右者。虽以这两省所受旱魃之害为最烈，然自山东、直隶以至河南及黄河沿岸，整个华北无处不苦。起初，朝廷纵然不算麻木，也倾向于说：只消照例由各省督抚发给赈济，这场灾便应付得过去；及至一省接一省地被卷入饥区，事情便再不能当作那样有限的一桩来看待，几位大臣面对如此严重的险象，不能不振作起来了。李鸿章尤其卖力，不但征集转运米粮，而且向帝国内凡未受灾之地劝募银钱。若体谅中国民间舆论一向的迟钝，以及现银的匮乏，便须承认这番劝募所得的响应是既广且厚的。侨居的外国人也出了一份力；甚至伦敦的善心也找到了宣泄之处，捐了数千镑送往华北的灾区。这种为着同类之苦而生的外邦同情，在中国百姓心上留下的印象，并非转瞬即逝的。

这场饥荒的起因，或可归之于旱，或可归之于兵燹；然而它之所以蔓延、官府之所以显然无力招架，则无疑要溯到交通之缺——正因如此，所需的救济几乎无法运进灾区。弊病既如此彰明，人们便指望中国人肯自己向前迈一步，去做那件既伟大又必需的事：引入铁路与其他机器。两江总督准许在上海与吴淞口之间修一条短线。难的一向是开这个头；如今既已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外国人便在急切之中愿意把一切障碍都看轻，想象着这片花之国境内已是铁路纵横了。谁知这些指望不久便被证明为过早。一八七六年夏，铁路已通车一半；有那么几个星期，中国人自己的兴奋之情与欧洲人不相上下。然而建基于这件可喜之事上的希望，注定要被官吏的敌意打得粉碎。他们宣称：必将倾其所能，阻止此事告成。局面所露出的民变之险，逼得威妥玛爵士不得不请该公司停工；经过一番商议，议定由中国将此路买下。约定的期限一过，铁路便归中国经理；而他们非但不肯用心于路务、扩其功用，反倒故意而执拗地弃置不顾，其用心正在于毁掉它。就在这个当口，总督竟准福建巡抚把路轨与器械拆运往台湾去。吴淞铁路的下场，摧毁了它的修筑所唤起的希望，把铁路传入中国这件大事又推迟到了后来的岁月。

纵有这一类的失望，纵有与一个心存隔阂的民族、一班多疑的官吏打交道的种种难处，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仍可看出明显的好转。通商日便，譬如新辟口岸，非但不曾把危险的范围扩大，反倒增进了彼此的善意。一八七六年，海南岛的琼州辟为通商口岸；更确切地说，是《天津条约》本已把它列入一事，至此才算实际上被接受与承认。次年又添了四处新口。其一北海，意在增进与华南的商务往来；其余三处之中，宜昌与芜湖是取其在长江及其支流上于商贸之便，温州则是为着沿海贸易而拣定的。曾任云南查案委员的巴伯先生被派往四川，驻节重庆，以利与这一大省的通商。吉尔上尉的游历十分顺遂：他不但由中国西南穿入缅甸，而且走过了川北一些更荒僻遥远的地方；这就使人有理由相信，此后在中国行旅当较为安稳；而其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没有哪一件足以动摇这个印象。

光绪登极之时，征讨喀什噶尔的准备已近乎就绪，金顺也已打出了头几仗——正是这几仗，注定了东干与阿古柏的覆灭。肃州之克，为一八七三年的岁末增了光；一八七四年，金顺便在左宗棠的调度之下——一位法国作家称左氏「绝顶聪明，勇敢得毫无可议，又是一位了不起的组织之才」——开始了向西横穿大漠的行军。他取道迂回，意在避开哈密那座据险设防、兵力雄厚的城。确切的路线已不可考，他似乎北上远至乌里雅苏台，在那里招募到蒙古诸部中最忠勇善战的一些人。一八七五年年初，他抵达哈密西北的巴里坤城下。该城未作抵抗；数周之后，哈密也被占领。东干人一见中国军队逼近便即后撤，把主力集结起来据守乌鲁木齐与玛纳斯二城——这两处都在天山东段余脉的北麓。巴里坤与哈密既已入中国之手，与肃州重开直接的联络便成了要务。这桩事费去了此后整整一年，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戈壁之上沿途设立了歇站之后，才算办成。有一种说法并非不可信：在这段时日里，中国人曾在当地下种收粮，使自己、或使随后跟进的人，得以在来年的时令里进兵。

到一八七六年，这场战事中真正吃力的部分开始了。路远与沙漠所造成的种种天然阻碍，已一一克服。一支约两万五千名可战之兵的军队，另加为数不少的蒙古及诸部丁勇，已然开到阵前，与叛众相距不过一击之遥。两军已经照面。东干人再无处可退。无论俄国还是阿古柏，都不能指望给他们一块托身之地。那位阿塔里克·哈兹或许肯帮他们自守，却断不会欢迎他们进入六城的境内。于是东干人除了尽其所能顽强抵御之外，别无他途——而那些中国人此番回来，正是要为十二年前被屠戮的成千上万同胞复仇的。乌鲁木齐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处弯曲之中，由巴里坤沿路计之，在三百余英里之外。金顺此时已与刘锦棠会师——刘乃西宁道台，是个精力与才干都久经验证的人——他决意把全部气力都用在攻取此城上。他把大军推进到巴里坤以西二百英里的古城，在那里立下坚垒，开设火药厂，并设法探明敌人的虚实与用心。七月将尽，中国军队重又开拔。地势之难行，以至两军的前哨直到八月十日才接上火。中国的将领似乎在那一日试过一次夜袭；虽然在随后的接战中得了些便宜，结果却必定是难分胜负的，因为他终究不得不把部下从攻势中撤下来。然而这不过是为着聚集兵力、以便一举定局罢了。八月十三日再战一场，结果于中国有利。两日之后，敌人在古牧地所踞的坚垒，被从中国沿海为此役运来的重炮轰得立足不住；炮击二十四小时之后，三处缺口被判定可以突入。经过四个钟头的厮杀，该地被强攻而下，据说其间被杀者六千人。金顺乘胜疾进乌鲁木齐。该城不战而降；数百逃亡者在通往玛纳斯——他们最后的栖身之地——的路上，被毫不容情的满洲马队斫杀殆尽。

乌鲁木齐的守备事宜一经布置停当，中国军队便进逼玛纳斯。时令正好，行动愈便；而阿古柏据传正统大军前来援救东干的风声，更催得他们加紧。东干之乱的余众都聚在玛纳斯作最后的抵抗，凡绝境之中所能想到的守城之法，无不用尽。九月二日，金顺兵临玛纳斯城下。初七，炮台筑成，他开始猛轰城墙的东北角。轰出一处一丈四尺宽的缺口之后，下令强攻，攻城之众却被击退，阵亡一百人。围城之役重又激烈起来，两边都打得极有精神。此后又发动过几次强攻；中国人虽每每在开头占些上风，却从未能守得住。在后来的一次进攻中，他们自承单是阵亡便有二百人。朝廷这支军队在炮火上占着无可争议的优势，队伍中的缺额又被后方源源而来的援兵填得绰绰有余。围攻渐渐转为持久之势：中国人掘壕筑垒，又以坑道逼近城墙，只待城中稍露沮丧之象便发动一击。十月十六日，城墙之下引爆了一处地雷，轰开一大段缺口；然而中国军中最精锐的部分先后两次强攻，都被击退而有伤亡。十二天后又炸一雷，毁掉城墙一大截；可是中国攻城之众想要夺下残余的工事时，又被打了回来，损折甚重，其中有两名将官死在缺口之上。

朝廷的军队虽屡屡受挫，却也使守城者伤亡极重。守者眼见资力将尽，外援无望，而围城之敌锐气不减，终于认定除了尽力争个好些的条件出降之外，别无他策。十一月四日，围城已历两月，中国人称之为海彦的那位回众首领出城求降。他的请求似乎被部分接纳了；同月初六，这支勇悍守军的余众，凡两三千人，自西门开出。有一层引人生疑之处被人看在眼里：所有人都带着兵器，又把老者、妇人与孩童置于方阵之中，仿佛所图的是突围，而非俯首无抗的投降。中国的将领本就不惮于把最微末的可疑之处当作确凿的变诈来对付。朝廷的兵马渐渐把这支守军围拢。回众奋力一搏，想要杀出一条路来，却未能得逞，几乎被就地歼灭。凡为马队所擒者，无论是城中的还是出城的，一概立即斩首；唯老弱妇孺，则奉金顺明令免死。所擒的首领，一律以叛逆之罪先施酷刑而后处决；便是已死首领的尸首，也被掘出来加以凌辱。玛纳斯之围，既因攻守两方之顽强而可观，又标志着中国征讨东干之役的功成。此城既下，那些在习俗与形貌上尚可称为中国人的回众，便再无任何政治上的分量可言。说他们从此不复存在，也不算大过其实。一八六二年发端于河州的那场乱事，至此在一八七六年被戡定；十四年间，它把中国西北诸省与亚洲腹地的大片地方都卷入了一场苦斗，其惨烈与血腥，罕有能出其上者。

中国接连的胜利，给它的将帅与士卒挣来了胜者的自信与声威；东干既灭，他们便腾出手来对付一个更难缠的对手。玛纳斯之围所以攻得那样急，正是要赶在阿古柏的大军到来之前把城拿下。这位阿塔里克·哈兹或许以为玛纳斯足可支撑一冬，因为他在一八七六年的举动从容不迫，显出一种笃定：以为来春之前不会有决定性的交锋。他的指望终被证明是虚妄，可是等他明白过来已无从补救。他还没来得及出兵相援，玛纳斯便已陷落。中国人既已碾碎了东干，又扼住了山间的隘口，正聚集全力扑向他，要把他从那个由他勉强立起短暂权柄的地方赶出去。

在上述诸事进行之际，阿古柏治理喀什噶尔一方，其精干与见识足以引起两大邻邦——英国政府与俄国政府——的注目。他在因势利导、以成己私一道上手段过人。百姓被动地承受着他凭浩罕兵丁所要施行的权力；若非中国人卷土重来，这个独立的喀什噶尔之邦或许还能多存些年月。然而一八七五年金顺进抵巴里坤，便使阿古柏明白：他将不得不与这片土地的合法之主争夺他的所得；及至一八七六年东干覆灭、其坚城被克，更为他自己的下场投下了一片惨淡的预兆。阿塔里克·哈兹作了出兵的准备，心里却拿不定该在何处立足。他把军队东移，先在库尔勒立营，继而推进至距喀什噶尔九百英里的吐鲁番。这位君主竭尽全力，也不过在前敌摆出一万五千人；地方的贫瘠又逼得他把兵力分散开来。这位埃米尔驻吐鲁番，有八千五百人、大炮二十尊；他的次子驻托克逊，在后方数十英里处，统六千人、大炮五尊；库尔勒与前敌之间另有几支小队。与之相对的，是金顺统于乌鲁木齐的中国主力；另有一支人马由左宗棠奋力调集，部署在哈密，交给一位名叫张曜的将领指挥。

直到一八七七年三月方才开仗；战事之始，是张曜自哈密向吐鲁番的急进。喀什噶尔一方被逐出辟展，经一战之后不得不放弃吐鲁番。中国的载记无助于我们理清四月间的诸事。这一役中再没有比此更醒目、更要紧的关节，而将帅们的呈报却或散佚、或湮没无闻了。阿塔里克·哈兹在托克逊与其子的军队会合，又打了一仗，运气仍旧不佳，只得逃回库尔勒的旧营。吐鲁番既下，中国的各军便停了下来。已经收复的这一大片疆土需要重加经理，军械库也需设法补充。有五个月之久，天朝的大军按兵不进，其间各城渐次招回居民，道路重归安稳。左宗棠是不肯把任何事交给侥幸的。他所受的差使大体可分三段，如今已办成了两段：他平定了西北，覆灭了东干；在动手去办那第三段、也是最难的一段之前，他要先把脚下的地立稳。而这位中国的总督出于自己的盘算，作出了这个极有见识的决断——让大军在两片沙漠之间那一小块出产尚丰的地方休养生息，以复其远征之劳——之时，连天上的星辰也都循其轨道，替他打起仗来了。

阿古柏退到库尔勒便止住了。他仍怀着守住其领地东界的痴念；然而他既在战阵上被打垮，从前施于臣民的那种魔力也就荡然无存。他的营中成了党争倾轧之地，人人谋着抬高一己的权位，而不顾邦国更大的利害、乃至它的存亡。这场阴谋的确切内情将永无人知：一半因为其地遥远，一半也因为其中所牵涉的人物，当时无人知晓，此后恐怕也不会有人知晓。唯有一桩事实是清楚的：一八七七年五月一日，阿古柏死于库尔勒——据一种说法是死于热病，据另一种说法则是被哈基木汗·托拉毒死的。即便如此，中国人仍未即刻进兵，听凭阿古柏诸子与哈基木汗·托拉去争夺其父邦国的残片。阿塔里克·哈兹一没，紧接着便是一场苦涩而拖沓的内战。当他的遗体被运往喀什噶尔安葬时，其长子伯克·胡里在父亲的灵柩之前杀了自己的兄弟。哈基木汗于是公然崛起，与伯克·胡里分庭抗礼；而回众本已势弱人少，却又自分为敌对的两党。中国人正在补充兵员、弥合损伤之时，敌人却在无谓而徒劳的厮斗中耗尽了自己。一八七七年六月，哈基木汗大败，不得不逃入俄境；后来他曾一度回来，妄想搅乱中国的治理，却终归无成。

所以，等到中国人重新进兵之时，他们的活计已有大半是别人替他们做完了的。他们只须把一个早已被自己打败、如今又因自相分裂而筋疲力尽的敌人收拾干净罢了。中国军队直到一八七七年八月末才自托克逊向前挪动。受命统领前锋的刘锦棠，更是迟了一个月才出发；及至列阵，他麾下约有一万五千人。当初议定头一步进兵不必多带人马，因为难处在于供养大军，而不在于打败敌人。

沿途所遇的抵抗极微，地方上几乎渺无人烟。喀喇沙尔与库尔勒皆由中国兵驻守，附近一带的地方则交由当地头人管理。探得叛军驻在再往前的库车——库车之于库尔勒，犹库尔勒之于托克逊——刘锦棠遂重新起行，而且走得更急。库车城外打了一仗，中国获胜，然而是在压倒了顽强的抵抗之后。总之中国大获全胜；库车一入其手，进攻喀什噶尔本城的事便简易了许多。大军在此城又驻了些时日，好让士卒解乏，让新到之兵赶上，并布置妥当，以保后方各处的联络。库车的民政，也交给了当地的几位耆绅。中国人举动之从容，非但不曾削弱其效，反倒使他们的行止显出一种不可抗拒的气象。

不久，大军重又前进。阿克苏——旧喀什噶尔之国境内一座昔日繁盛的城——于十月底出降。数日之后，乌什也降了。中国人至此已进入距该邦都城一击可及之处，所余者不过是设法使这一击尽可能地致命而果决。十二月，他们夺取玛喇巴什——喀什噶尔河上的一处要地，扼着通往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两路的主道。叶尔羌是攻取的首要目标，十二月二十一日不战而降。另有一支中国军队自玛喇巴什开往喀什噶尔；该城有数千人守御，被围了九日，刘锦棠便率军自叶尔羌赶到。一战之下，回众败绩，城池与城外的堡垒一并被取。据称有几名叛首及一千一百余人被处决，唯伯克·胡里逃入俄境。喀什噶尔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被攻下；一周之后，自远古便以玉器闻名的和阗，也落入了这个最懂得赏鉴其美与其贵的民族手中。

中国人就这样把为重申其对叛乱回众之统治权而兴的诸役，凯旋收局。他们在这场战事中所倚仗的，是器械与组织之优，而非人多势众的排场。虽说许多地方都驻有大队人马，但攻取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二城的军队，似乎也不过两万人。既已在疆场上战胜了敌人，天朝便把全副心思用在经理那片被称作「新疆」的土地上；其治所经过反复斟酌，定在乌鲁木齐。曾有一位回教徒说，他们的治理既极公平，又极公正。

既已征服了东突厥斯坦，中国人接着便着手收回伊犁。没有这个居中的首要之区，左宗棠的功业便不算圆满；而中亚的局势，也确会因此而生出许多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隐患。不过这显然是一桩首先要凭交涉、而不是凭强力与兵戈来办的事。俄国向来是个友好、甚至可说是体谅的邻邦。就在这伊犁一事上，当中国的权利看来已永久地失去了一切确切的意义之时，俄国当初的做法对那份权利还是极体贴的：她曾声明，只要中国派出足够的兵力前来接收，她便交还伊犁；而如今中国已经做到了。所以，人们起初指望的是：由总理衙门向驻京的俄国公使作外交交涉，从而收回伊犁。大约在同一时候，俄国在塔什干的当局断定此事非由沙皇裁决不可；中国的官场也看出，他们将不得不派一位全权大臣前往圣彼得堡。

膺选前往圣彼得堡担任这桩艰难、事后证明还极凶险之交涉的，正是天津教案之后出使巴黎的那位崇厚。他于一八七八年八月抵京，在等候总理衙门的全权训条期间，蒙两宫太后数次召见。他直到十月才启程；而在此前约一个月，曾国藩的长子曾侯已自北京动身，去接郭嵩焘的手，任出使英法大臣。崇厚于次年年初抵达圣彼得堡；各项议题的磋商又因俄廷移驻里瓦几亚而益发拖延，费去了整整一夏。最后传来消息说，条约已在里瓦几亚签订：俄国交还固勒扎河谷，却保留特克斯河谷，如此便把由天山诸隘通往喀什噶尔的孔道仍握在自己手里。崇厚于疆界与军事上的防维一窍不通，对银钱倒是十分上心。他在赔款一事上争得颇有本事，议定为五百万卢布，比后来那纸条约所定之数还略多于其半而已。要说中国政府会接受崇厚所换来的那种残缺不全的疆土让与，那是从来就没有道理可言的。

崇厚归国，头一道迎接他的便预示了他那纸条约的下场。他鲁莽之处在于未待准其回国的上谕便径自回来，其结果是被停去一切职任；他的条约则被交付大学士、六部尚书、九卿以及翰林诸公去发落。三个星期之后，醇亲王被特旨派入议事之列。正月二十七日，崇厚被正式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条约本身的命运则在半个月后定夺。崇厚被定为「违训越权」。三月三日下谕，将这不幸的使臣「斩监候」。此判后来并未执行；这位倒霉使臣之得以免死，要归功于维多利亚女王表示的一个愿望：望中国政府饶他一命。

中国既拒不批准崇厚之约，同时也表明愿另谋一个和平的了结，以求更为完满的交代。曾侯遂奉命接续交涉之绪，以出使大臣兼全权大臣的名义前往俄都。其间颇有耽搁，因为俄国肯不肯答应重议此事，尚在未定之天。然而由于曾侯的接洽既审慎又合于时宜，圣彼得堡的外部终于默允重开谈判；议了六个月，接受了中国坚持不让的那个原则——即疆土几乎无保留地交还。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二日，这些主张写成条约，在圣彼得堡签订；六个月之内便告换约，可见其条款所受的看待，与前一纸何等不同。曾侯这一番成功的折冲，为中亚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挣来了最后的结果。中国把伊犁并入喀什噶尔及新疆其余之地；一八八〇年底，新疆设为钦差大臣督办之区，交给了那位骁勇的刘锦棠将军。

两度垂帘期间所成就的这一番大功方告结束，不过几个星期，那位在这二十年不断的兵事与外交风波中执掌政柄的最要紧的人物便撒手了。北京的人们还不知道她病了，先听到的已是慈安太后的死讯。她身为咸丰的正后，虽从未有过亲登大位的儿子，却在朝中居着首席之位。有一道以她的名义、或许也是出于她本人之请而颁的懿旨，述及她病势的经过、皇帝的忧念，并劝勉皇帝：居此高位，当以节哀为职分。她于四月十八日因心疾而崩，年仅四十有五；丧仪之隆，正与她的功劳相称。就她自身而言，她一向是个俭约的妇人；中国近世历史之所以走得顺遂，泰半要归功于她的坚定与果决。与她同秉政柄的慈禧，向来多少有些病弱，如今却还健在。

与俄国的纠葛消停未久，中国便在其广袤疆域的两端各自面临一种严重的局面。在远东那个「禁地」朝鲜，事态是被欧洲各邦争先恐后要与这个古朴之国订立商约的热切所催迫的；或许也因为它们担心：若再迟延，俄国便会把朝鲜沿海的某个港口攫为己有。凡于官方渠道知悉俄国觊觎并谋夺拉扎列夫港之心者，都不会以为这种忧虑是空穴来风；而且有理由相信：俄国的进逼，或将逼得别国出于防范而在朝鲜境内或其四周有所兼并。英国之占据巨文岛、及至事过境迁之后又将其撤出，便是此事的实证。不过将来倘若再生事端，扼要之处恐怕既不在巨文岛，也不在济州，而在对马岛。为化解这一眼看要成为国际间大患的局面，各方诉诸外交之途；其结果虽久悬未定，局势有时亦极凶险，最终却得了一个可喜的成功。一八八一年拟出一份商约草案，经中国当局与各大国驻京代表核可，由美国海军军官薛斐尔携往汉城朝廷，求其接受画押。朝鲜国王对这一安排并无异议，条约遂告签订，并明订于次年换约。就这样，在北京和和气气地议定：朝鲜将走出其隐士之居，在中国的引导与鼓励之下向通商各国开放口岸。

若这一安排果真施行，中国在朝鲜的势力与地位无疑会大为增强。不幸的是，李鸿章的方略——此策纵非由他首创，其主持之力也最为要紧——激起了日本的猜忌；日本久已声称，它在朝鲜事务的操持上有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权利。东京政府一听说薛斐尔条约，立刻着手行动：不但要取得该约所许的一切权利——这原是无人会有异议的——并且要伸张它与中国同等地左右朝鲜朝廷之方针的主张。为此，日本遣舰队与陆军开赴汉江；及至各国使臣前来换约，发现日本人已在朝鲜都城近旁占住了强硬的地步。中国人是断不肯被人如此公然撇在一边的，于是派了一支实力雄厚的炮舰队并五千兵开赴汉江，以张其权。若换作别的情形——尤其是人们都以为中国这支队伍更强——一场火并必不能免，中日之间那场屡屡似将爆发的战争也就成了事实；所幸各国使臣在场，使双方的火气都缓了几分，破裂之局得以避免。中国人下了一着明断的棋：擒住幼王之父、排外一党的首领大院君，把他押往北京，拘禁了一段时日，直到他本国的局面平定下来为止。

朝鲜之对各约国开放，并未终结中日两国在该地由来已久的角逐——这在史册上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在朝鲜问题得到确切了结之前，此事又再度扎眼地浮了上来。凡可获知的证据，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正渐渐压过日本；而一八八四年对日本公使馆的袭击，则鲜明地显出或是民间的敌意，或是一场由获释归国的那位中国囚徒大院君所主使的、周密的排日阴谋。

在疆界的另一端，中国所面对的危险有演成头等大患之虞；而应付此患之际，她无疑受制于自己与各国普遍订立的条约，以及自己在万国之林中那份特异的处境。中国有一桩独有的不幸：她与任何一个海上强国交战，哪怕是自卫之战，都免不了冒着极大的风险——其实几乎是必然——即：此战若稍久，她便不能不与其余各国一并结怨，因为要把自己子民的敌意单单限于某一种外国人身上，是办不到的。论及中国与欧洲国家所打的最后一场仗时，这些事实须予体谅；此外还须顾及那场争斗的反常性质：交兵而不宣战——这种局面给了法国人许多便宜。

一八八二年将尽，法国政府决意在东京（越南北圻）设立「确定的保护」。此前一段时日，事态已朝这个方向成形；法国的殖民野心久已盯住印度支那，以为在那里可以冒较小的风险、得极宽裕的好处而自广其势。安南王国之弱，本身已是足够的诱惑，使法国要坐实那份它四十年来时断时续地主张着的保护之权；及至几位法国探险者的报告使人愈发相信，法国可以不费多少气力便控制一条便捷、也许还是最好的通往中国内地几个最富庶省份的路径，这诱惑便再也抵挡不住了。安邺、罗舍等人断言，红河是通往云南、汲取中国矿产最富之省的财富的最佳孔道，这就更助长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英国对缅甸一事的冷淡——那个国度在其骄横阻挠的君主治下，看来是印度与中国通商之间一重难以逾越的障碍——又给了法国人赶紧动手的另一重诱因；而他们既自信有本事、有力量胁制顺化的朝廷，其举事之初的难处便显得不很可怕了。这桩事起先被界定为对安南的保护；作为第一步，红河三角洲上的河内——名义上的东京首府——于一八八二年年底之前被攻取。

东京之于中国，其名分与朝鲜大略相同；宗主之谊虽奉行得松弛，但北京上下无疑都极力认定：法国此举是对中国权利的侵夺。然而中国当局纵有这样的腹议，却并未立即有所举措，去宣布东京为中国的属地、并申明必将保之，以遏法国在东京的方略之展开。若当时果断有力地伸张其权利，是否便能使法国人从这桩事业上抽身，那是全然说不准的，因为其中的难处起初并未显露；不过中国若要坐实其对此等属地的把握，就必须拿出「视之为值得一战」的姿态来。当李鸿章与中国政府其余诸人还在斟酌该走哪一步时，法国人已在东京雷厉风行，把自家的军威押在了一桩不能体面抽身的事上。

整个一八八三年，他们都在与黑旗军交手——那是一支半属海盗、半属义军的队伍，代表着该国的国民之师。当时人们相信黑旗军是中国出钱唆使的，其实大谬不然；后来的证据表明，中国当局直到很晚才间接介入此事。河内既下，法国人与黑旗军交战不绝，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山西这座要城；据称该城有中国官军把守，及至攻下，才知此说不实。法国人正一心以为征服东京易如反掌之时，一次严重的挫败逼得他们醒悟到此事之重。有一支不小的分遣队，由李威利上校——他是法国人在红河上开路的先驱之一——统带，在河内附近被袭而败，李威利战殁；于是不得不大举振作，以收复失地。新的部队自欧洲开来；然而未及到齐，法国人又在富怀受挫，黑旗军以法军被迫退却而自居其功。

在此之前，法国人已对安南国王采取了极端的手段——东京正是安南之国的北部一省。该国之王名嗣德，本已降顺法国，于一八八三年七月死去；他死后，安南人或许是受了法国人在东京之窘境的鼓舞，变得极为敌对，法国遂决意予以严惩。嗣德死后一月，顺化被攻占，又向新王勒出一纸条约，使他成了法国的附庸。东京的凉季一到，法军大加增益，由孤拔提督统率，重开战事；十二月十一日，进攻黑旗军屯于山西的主力——该城已被黑旗军重新占据并加固。他们的抵抗殊死而持久，法国人损折甚重方才把城拿下。战胜者所得的缴获极丰，内有一大笔银钱，多少补偿了他们的辛劳与伤亡。

零星的战斗绵延不绝。孤拔提督为米乐将军所代；米乐决意以攻打北宁来为自己的接印增色——山西失守之后，黑旗军便以北宁为老巢。三月八日，他统一万二千人进攻此地；然而其守御之坚，使他不敢从正面强攻，遂绕道行军四日，取得其侧翼之势。黑旗军受此不利，弃了他们那道厉害的防线，未受多大损失便退走了，把炮——其中还有几尊克虏伯炮——留给了胜者。事情到这一步，外交出面干预；五月十一日，在茹费理内阁任内，由福禄诺舰长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和约。此约的要款之一，是准许法国占据谅山及东京的其他若干处。及至法国统帅遣杜森尼上校率队前往接管谅山，却在北黎隘口遭到阻击，损兵而退。中国方面辩称自己毫无责任：法军进兵过早，因为《福禄诺条约》并未订明日期，而所需的札令也来不及传达。福禄诺则以名誉担保，说他的草案中所载的日期已写入原约。法国政府立刻要求道歉，并索取赔款——其数目由茹费理在一时的激愤之下定为荒唐的五千万元。道歉是给了，这样的赔款却被拒绝；最终法国所得，不过八十万元而已。

北黎之事一出，战端立即重开；法国人这一回不但打黑旗军，而且头一次打中国人。然而茹费理并不曾对中国正式宣战，他因此在攻击中国时占了一份地位上的便宜——这份便宜，在法国的武士之风上是不光彩的。其最触目的一例出在福州：法国舰队以友邦之师的名义，泊在闽江那道厉害的防线之上游。法国提督遵着电旨，从背后袭击这些炮台，几乎未费气力、未受损伤便把闽江上的炮台尽数摧毁——凭的全是人家曾以朋友之礼放他通过。法国人还想把「未经正式宣战」这一节的便宜占尽，要拿香港当他们对华用兵的舰队之基。然而这种不公是不能容忍的：英国驻京公使——一八八三年秋巴夏礼爵士已接威妥玛爵士之任——出了一道公告，宣称法中之间的战事无异于战争状态，中立之法必须严守。法国人对此举甚为不满，显出几分要以主张搜查米粮之权来报复的意思；所幸这一主张未被推到极端，战事也在它酿成严重后果之前收了场。

法国人把许多心思都放在进攻中国在台湾的属地、并占据基隆上；该岛北部的一座炮台被他们攻下，其后的斩获却很有限。中国人在布置防务、阻其自基隆或淡水内犯一事上，表现出极大的精力与机变；法国政府终于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把这些零敲碎打的仗打下去毫无所得；除非肯派一支大军——据估算不下五万人——去攻打北京，否则便只有与中国讲和一途。这一层认识之深，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一八八五年三月，法军被迫自谅山城下退却——那里有若干中国的经制之兵，并大队黑旗、黄旗人马严阵以待，黄旗军是受中国饷银的——而其时已近告成的交涉，竟未因此而受挫。同年六月九日，巴德诺与李鸿章签订和约，法国由此所得，并不比《福禄诺条约》多出分毫。

这场战争在兵事上的教训，只能说是不了了之：中国自北京之役以来所编练的新军从未全数投入，而开赴谅山的经制之师尚未有机会一显身手，争斗便告结束。不过台湾与东京北部诸地的战况所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在兵学上已颇有长进，并且已具备一支或可成气候之军的骨干。然而士卒虽有不小的长进，将官却不能这样说；诸统帅似乎既无通观全局之识，更全然不会经营一场战役。这些缺欠，恐怕长久都将是中国军制中真正的弱处；他们虽有能战之卒，其将帅在东京与台湾所显出的本事，也不过是善择险要之地、并以极精妙的手艺把它筑成工事而已。可是最险要的阵地也可以绕过、可以避开；而中国人一如所有亚洲人，一旦后路被人威胁便士气涣散。所以不能不承认：中国于兵学虽已大有进境，却还有若干起码的门径未曾摸熟。所可说者，唯有一句：这场法中之战，足以教人明白，与中国寻衅还是审慎为宜。中国在这场性质特殊的战事中本有若干特别的难处，北京的廷议又不一致，却依然在与欧洲一大强国的较量中交出了很像样的一份答卷。

在这场争斗进行之际，北京出了一桩政变，其全部意味在当时是无从估量的。一八八四年七月，中国朝野被恭亲王骤然去位受黜之事震动了——自《北京条约》以来，他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太后的懿旨颁下，尽革其一切职任，把他打入了沉寂；九年过去，他至今未能自那沉寂中走出来。他失势的缘由并不明白，多半是好几种截然不同的因素凑在一处。他既是主和一党的首领、主张与法国从速了结，同时又反对醇亲王插手国政之实务的心愿——至少是横在那心愿实现之路上的一块碍脚石。醇亲王为人意志专断，东太后一崩，他便成了宫中与朝廷枢机之内最要紧的人物；这回攻倒恭亲王，他无疑是为首者，也是恭亲王倒台的直接原由。恭亲王与其说是干练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个和厚而存心良善的人，他并未抗争便退让了——其实他也别无他途，因为他在北京并无党羽，除了在欧洲人中间，他的影响微乎其微。

醇亲王于是走到前台，在政务上既活跃又显赫：自任新设的海防衙门之首，又亲掌神机营——那是专为护卫京师而特加训练的一支兵。他的儿子亲政之后，他仍据着这些位子不放；前文已引述过的那条「父不得臣于子」之法，也未能使他退让。直到一八九一年开年之际他忽然去世为止，他一直是中国方针的实际掌舵人。在此数月之前，即一八九〇年四月，中国已痛失曾侯——以他的外交阅历与对欧洲的了解，将来本可为国家效力无穷。他是醇亲王所属意的同僚，据说也颇得少年天子的信任。他一面肯承认欧洲的发明之长，一面又笃信中国的天命，笃信她必能在世界最强的列邦之间稳稳站住脚。一八九〇年十二月，曾侯之叔曾国荃亦卒——此人在戡定太平之乱中曾任显赫而光荣的一角。

一八八五年，英中之间一桩要紧而微妙的交涉，由索尔兹伯里侯爵与曾侯合力办成。鸦片所课的厘金，即卡税，在内地引出了种种苛索，既害了外国的商务，也害了中国政府——因为朝廷所得的，不过是口岸所征的关税而已。此题的种种关节经过彻底磋商之后，一八八五年七月十九日在伦敦签订了一份专条：厘金定为每箱八十两，另加关税三十两；且此项全数须在鸦片出栈之前于通商口岸缴清。这一安排于中国政府大为有利，使它得着了一大笔进项——那进项从前是在各省零零碎碎地耗散掉的，其中多半落进了官吏的私囊。

说到此处，正宜提一提赫德爵士的卓著功劳：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三十余年；巴夏礼爵士早逝之后，他曾被任为英国驻京公使，但因重大的缘故几乎随即辞去此职。他的行事与他个人的影响，于中国的方针与舆论有何等的后果与要紧的作用，是无从估量的；而他为中国的利益所做的事，则既显赫又实在。中央政府那一笔日增月长的现银岁入，主要得归功于他的擘划。将来若有哪位直笔的中国史家来总计外国人为其国所做的事，他当承认：戈登在兵事上、马格里在外交上所做的，赫德在税务诸务上也做到了；而税务正是国力不可或缺的一端。我们还须指望这位据实直书者不要忘了记上一笔：这几位忠诚的效力者都是英国人——这个民族在与中国堂堂正正地打过一仗之后，坦坦荡荡地伸出了友谊与同盟之手。

与此题相关，还可一记：皇帝于一八九〇年下谕，正式弛禁鸦片的种植——此事实际早已通行，名义上却属违法。此举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种植的面积大增，尤以满洲为甚；如今土产鸦片的产量之大，或许终有一日把印度的货色逐出市面，恰好算是对印度茶叶之竞争加于中国的损失的一种报复。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举措使中国再不能以鸦片贸易中的受害者自居了。她很正当地决意因势制宜，从这样一件通行而消费极广的货物上尽量抽取税利；但从林钦差直到恭亲王、李鸿章等大员所屡屡陈说的那一套——说鸦片贸易伤天害理，是中英不和的唯一根由——从此可以休矣。

这些年间，少年天子光绪渐渐长大。一八八七年二月——中国的新岁正在此月——宣布皇帝因体弱而缓婚；直到一八八九年新岁，光绪已届十八有余，方才与叶赫那拉氏成婚——她是满洲将军桂祥之女，从数百名待选者中被特意拣出，膺此殊荣。婚礼依常仪举行，据说随附的种种典礼耗银五百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垂帘的太后颁下归政之旨，退居颐养；不过有理由相信：她对少年皇帝仍旧施着不小的影响。

光绪的大婚与亲政，把一桩极要紧的事推到了前面：驻京各国公使觐见之权。这项权利，中国早在天津教案之时便已允与，同治短短一朝中亦曾施行过一回。如今又到了该使其见诸实行的时候；关于觐见的地点与所应遵的仪节，议论了许久之后，光绪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下谕，定于中国新年伊始后不久的某日举行觐见，并议定此后每年于同日再行。一八九一年三月，光绪头一次接见各国使臣；礼成之后，却因典礼是在紫光阁——即接待朝贡之邦的所在——举行，而激起了一些非议与不满。这是欧洲人头一回见到这位少年皇帝，他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这一点不无意味；下面这段对这位数万万人之主的形容，不妨引在这里：

「无论『蛮夷』在他心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他们所带走的光绪皇帝的形象是可亲的，甚至近乎令人恻然。他的神气极聪慧、极温和，带着几分惊惧与忧郁。他面色苍白，虽有一种清雅与静穆的尊严，却全无其尚武的先祖那种威力，没有一丝发号施令或帝王的气象，通体只是柔和、纤弱、悲悯而仁厚。他的容貌纯是满洲人的；肤色白得出奇，这无疑要归因于他幽居在这些森严的墙垣之内、没有寻常少年的游乐与嗜好，又要不断料理繁重、纷杂而艰难的国事——须知照中国宫廷的规矩，这些政务多半是在凌晨两点到六点之间办理的。他的脸是鹅蛋形，下颏极长而窄，嘴唇薄而灵敏，透着易感；鼻梁端正而挺直，眉毛匀整、弯得很高，一双眼睛出奇地大，神情悲戚。额头宽而周正，头颅则大于常人。」

觐见之地既令人不满——那地方似把各约国与朝贡之邦等量齐观——各国公使遂力图逼总理衙门正式承认：应在皇城中另择一处更为相宜的所在行礼。然而各国政府自身也不愿在这一节上过于较真，故而至今未有确切的让步，中国的大臣们也顶住了若干外国代表的压力。不过觐见的地点虽未明文更改，此题实际上已因对英国新任公使欧格讷先生的一番礼遇而算是了结了——欧格讷于一八九二年接华尔身爵士之任。想到这一分优待是靠圆通而非靠胁迫得来的，尤令人快慰。欧格讷先生欲向皇帝呈递国书时，议定由皇帝在紫禁城内康宁皇居的一部分——承光殿——接见他。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位英国代表依约携其参赞与随员前往该殿，在正门、即御门之处受到朝臣特为隆重的迎接。这样的礼遇，在中国的外国外交史上被认为是绝无仅有的，此后也一直是驻京其余各使耿耿于怀的一桩憾事。在场者注意到：皇帝对这次典礼比前几回要上心得多；当总理衙门的总办庆亲王翻译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时，他尤为留神。这次觐见历时颇久，无疑是外国使臣与光绪皇帝所行的最令人满意、最令人鼓舞的一次；它也再度印证了光绪皇帝的聪慧与庄重的仪态在所有荣幸觐见过他的人心上所留下的好印象。

觐见一事的进程中，还有一节值得一记：一八九一年，皇帝因美国立法排华，拒绝接见美国公使布莱尔先生。一八九一年夏长江沿岸的排外风潮是一桩不愉快的事，一度看来似要闹出严重的后果；所幸这一阵沸腾终于过去，未酿成国际间的危局。人们或可指望：在北京施加外交压力的手段既已改善，此类袭击当会少些，其了结与赔偿也会快些。

近十年间，中亚与缅甸的诸事把英中两国拉得近了许多，为一种但愿能证明是牢固而持久的同盟奠下了基础。倘若疑虑得以放下，边地上建立起坦诚的关系，要与中国保持极好的谅解本不为难；而眼下除缅甸边界一处之外，一切难处均已抹平。但愿此处所得的成功不逊于哲孟雄与坎巨提两处；一八八六年七月欧格讷先生在北京所订的专条，承认中国有权受缅甸十年一贡之使，这就足见英国肯对中国让到何等地步。

欧格讷专条是在怎样的情形之下签订的，英国政府何以作出承认有遣贡使之义务这样不寻常的让步——此中情由本也瞒不了多久，不妨在此说明。了结云南案的《烟台条约》中，载有中国政府的一项许诺：准英国的一支使团取道西藏。此款过了多年无人过问；到一八八四年，印度文官马科蕾先生终于取得本国政府的同意，去请求中国政府准他前往拉萨。他到过北京，也回过伦敦，取得了所需的允准与总理衙门正式的护照。毫无疑问，倘若他只带一小队人马动身入藏，必会受到体面的接待，并安然穿过西藏到达印度。而在另一面，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样一趟行程不会有什么特别或惊人的意义。它会是一段有趣的个人经历，却算不得国际间的一座界碑。可惜这样平实的格局并不合马科蕾先生的意——他对这个筹划已久的计划另有所图。他忘了「杯到唇边仍可失手」这句老话，非但迟迟不肯成行，反倒为一支排场浩大的使团张扬地筹备起来，还罗致了许多有科学专长的人随行，意在勘察西藏的矿藏。中国人自己既不喜欢、也从未设想过这样一支使团；然而他们的不满，比起它在西藏所掀起的风波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中国政府于是被逼到这样一个境地：或者动用兵力去弹压藏人——藏人已在预备以武力阻拦马科蕾使团——或者听任藏人无视朝廷的正式护照，从而与英国闹出严重的纠葛。

一八八六年一月缅甸被并入英属之时，西藏问题正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随后便是与中国交涉，以厘定她在缅甸的权利主张。交涉先由索尔兹伯里侯爵、继由罗斯伯里伯爵与中国驻伦敦公使进行，拟出过不止一份专条草案。所拟的种种办法之中，有：由缅甸遣使赴华，中国亦遣使回访；以曼德勒的僧王为遣使之人，如此便纯属当地之事，英国政府不与其间；以及在伊洛瓦底江与掸邦一带给予实利，作为放弃朝贡的抵偿。这三种办法中本大约会有一种付诸实行；不料某些款项送交北京议决之际，英国政府得知：只要撤销入藏之使，中国便肯以正式承认其照旧例受缅甸贡使之权为满足。两国政府都想把此事从速了结——中国是要平息西藏日盛的骚动、并甩掉一个麻烦的题目，英国则同样急于以外交辞令把中国在缅甸的权利主张界定下来——于是那份以欧格讷之名传世的专条便拟就签订，其迅速真是出奇。为着马科蕾使团的作罢、为着承认其受缅甸贡使之权，北京当局在那一刻是十分情愿放弃诸如伊洛瓦底江上一处口岸这样的实利的。

此事外交上尚未说尽最后一句话，缅甸与中国之间的确切疆界仍待勘定；不过第一支自曼德勒赴北京的使团已定有确期，将于一八九四年一月启行，这本身便是一切难处可望了结的吉兆。此事一经调停，英中关系的天空便再无一片阴云；而这样一个吉利的结果必能得到，也是不容大疑的。中国近十年历史上最可喜的一桩事实，便是英中这两大帝国在亚洲日增的同情与默契；这默契终必成为一种有效的同盟，以御该洲任何共同的危险，并御俄国那步步进逼的方略。

甲午之战及其后诸事

前文已经说过，直到一八九二年，接见各国使臣一向是在紫光阁、即接待朝贡之邦的所在。这样一处觐见之地，似把各约国与朝贡之邦等量齐观，自然激起许多不满；于是各国公使设法逼总理衙门、即办理外国事务之衙门，在皇城中另指一处更相宜的地方举行年年的典礼。这一改动之议被抵拒了一段时日；及至欧格讷爵士出任英国驻京公使，才为他破了一次例，呈递国书之处择了一个比紫光阁更为尊崇的所在。光绪皇帝答应在承光殿接见他——那是紫禁城内康宁皇居的一部分。依此议定，这位英国代表于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携随员前往该殿，在正门受到朝中大员的迎接。人们也注意到：皇帝对这次典礼比前几回更为上心，当时任总理衙门总办的庆亲王宣读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时，他听得极专注。自此以后，接待外国使臣的仪节年年都有显著的改进；后来除御前觐见之外，总理衙门还添了一年一度的宴会。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皇帝亲自接见普鲁士亨利亲王；至此，觐见一事终于依着「外国君主有与所谓天子平起平坐之权」的一面定了局。

如今我们要说到自太平之乱以来中国近世史上最可纪念的一桩大事，那便是与日本的战争。然而要弄明白远东这两大民族相争的缘由，须先把由之而起的朝鲜问题的来龙去脉理一理。日本最初的开化之民及其大半的技艺工业得自朝鲜半岛，这似乎是无可疑的。可以断定：数百年间两国往来极密，而日本的统治者不止一次企图征服朝鲜。最近、也最竭力的一次尝试在十六世纪将尽之时；虽一度占据半岛，日本的军队终究撤走，朝鲜重归其旧位，仍为天朝的藩属之国。此后将近三百年，朝鲜与东京在名分上与中国的关系完全相同。在这两处，实际的问题都是一个：中国是否强得足以坐实她名义上的权利。她抵御法国在东京之侵夺的结果已经表明：至少在那里，她并无这份力量。然而其后十年间，中国着力编练了一支像样的陆军与海军，北京也生出这样的信念：无论如何，中国总强得足以在朝鲜维持其主张——就地理与兵略而言，朝鲜于中国的要紧远非东京可比。

然而，朝鲜虽显然不经一战便不会放手，北京当局却有好些年以一种软弱摇摆的方略来应付日本的侵逼。早在一八七六年，天皇的谋臣便走上了一条显然意在取得对这个隐士之国的商务、乃至政治上之优势的路。有几名日本水手遭了暴害，日本便向汉城朝廷索取赔偿，得着了釜山一口对其通商。四年之后，汉城的口岸济物浦也开放了。日本这几步进逼惊动了中国人，使他们动作起来；一八八一年，中国当局会同各大国驻京代表拟出一份商约草案，送往汉城，得其接受。日本却声称：他们在朝鲜半岛有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历史权利，因而上述条约须经他们批准方可。为伸此说，日本与朝鲜的开化党结盟；此举逼得中国不得不倚靠守旧党——他们反对近来对外国人所作的让步，而后来的事变表明，这一党在隐士之国里是占上风的。

一八八二年六月，朝鲜守旧党袭击日本驻汉城的公使馆，杀死其中数人，余者被迫逃往海滨。于是天皇遣兵前来索偿，中国一面也派兵前往弹压。其后议成一个折中之局：有两年之久，日本与中国的兵马各自扎营在朝鲜都城的城墙之下，彼此相望。然而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日本人与朝鲜人又起冲突，这一回朝鲜一方有中国相助，天皇的臣民再度被迫逃亡。东京政府至此决意采取强硬手段：一面向朝鲜索赔，一面遣伊藤博文伯爵赴中国，与北京政府谋一了结。在那个当口，中国在朝鲜半岛所占的便宜是日本所没有的，这一点毫无可疑：她不但为大多数百姓所喜，而且各约国为着使对隐士之国的通商普遍推开，也更愿意经由她而不是经由日本行事。然而这些便宜，却被中国皇帝那班短视的谋臣被人说动而接受的一纸协定断送了。李鸿章被派为中国全权大臣与伊藤伯爵议事；略一会商，一八八五年四月十八日便在天津签订了一份专条。其款有三：一、两国均自朝鲜撤兵；二、此后两国皆不得再派军官教练朝鲜之兵；三、日后两国之中若有一国遣兵入朝，须知照对方。显而易见，中国以此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所主张的同等节制隐士之国的权利。自此以后，再说朝鲜是天朝的藩属之国，就说不通了。

天津协定订立之后，约有九年，这半岛之国并无险恶的骚动。然而一八九四年年初，主张变法、又是一八八四年朝鲜之变的首领金玉均在上海被刺；后来查明，此案是奉朝鲜当局之命而行的。可以断定：凶手返回隐士之国后得了封赏荣宠，而被害者的尸身则以叛逆之例被车裂分尸。恰在此时，一班以宗教改革相号召的东学党因某些请求未获允准而起事；到五月底，他们与朝鲜军队交手屡屡得手，汉城政府大为惊恐，遂向中国乞援。应此之请，约两千名中国兵于六月十日在牙山——朝鲜都城以南颇有一段路的一处海口——登陆，另有几艘中国兵船被派往半岛沿海。中国依《天津专条》之款，将此举正式知照日本。于是天皇政府决意照样干预，而且下手极快：中国人抵牙山之后不过四十八小时，他们便在汉城摆下了一支强得多的兵力，从而得以挟制朝鲜朝廷——虽然那朝廷本是一心向着中国的。

北京政府此时又犯了一个错：重提把隐士之国视为藩属的旧主张。这主张日本断不肯容，其理由：一则他们从未承认过；二则《天津专条》已认两国权利平等。日本人又指陈朝鲜政事之败坏，提议中国与他们一同施行必要的改革。此议中国不能应允，因为她已被与汉城守旧一党的结盟所牵绊；于是日本便独自去办这件事。作为头一步，日本人把朝鲜国王的人身弄到手中，逼他充当挟持者的工具。逼他画押的头一道文书，便是命那些应他之邀而来的中国军队离开其国。挟持国王之事发生于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随后便是两次得手的挑衅。二十五日，日本舰队袭击载着新兵开往牙山的中国运船高升号及其护卫兵舰：交战之中，中国兵舰一沉一伤；高升号中雷，船上一千二百名士卒尽殁。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将领大岛率一小队人马夜袭中国在成欢的营垒，攻克其地，对方死伤五百人。这几场前哨之战过后，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正式宣战。

此后六个星期之内，日本源源把兵开进半岛，而中国的舰队非但不去扰敌，反倒困守在旅顺与威海卫两港之中。九月十五日，日本在朝鲜的军队已强到可以分出一万四千人的一军，去攻打中国在平壤——大同江北岸的一座城——的阵地。渡河本极艰难，中国人原可趁其半渡而击溃之，却全无布置；这一日日出之时，战事便开始了。须攻取的炮台有五座，其中几座守得极力；直到入夜，守军才终于决意弃城。在此役与退却之中，中国阵亡者两千有余，伤者与被俘者尚不计在内。日本一方阵亡一百六十二人，伤四百三十八人，失踪三十三人。似乎不必怀疑：倘若中国的将官个个都有左宝贵所显出的那份勇烈，日本人是会被打退的。然而事实是此役已成定局：中国人一路不曾停步，直退过了朝鲜西北为界的鸭绿江。

就在平壤交战的那一日，若干中国兵船由丁汝昌提督统带，正把军队运往鸭绿江口——中国正在那里集结第二支军队。事毕返航之际，九月十七日，在海洋岛附近遇上了伊东提督统领的日本舰队。表面看去两支舰队势均力敌：各有战舰十艘；中国有两艘船的炮械较强，日本的汽机之力则更胜。日本提督所倚以取胜的，是运转之快；他头一轮进攻，主要是绕着中国舰队兜圈子，又谨慎地按住炮火，直到与对手只隔两里方才开火。中国的旗舰定远与日舰松岛对轰之后受创甚重，全赖姊妹舰镇远出而相救方免于沉没。这两艘铁甲舰连同鱼雷艇得以逃脱，而中国有五艘船或沉或毁。以人命计，中国死于战阵与溺毙者七百人，伤者三百人；日本阵亡一百一十五人，伤一百五十人。此胜的结果是：中国此后再不敢争海上之权，其与鸭绿江之间的水路联络也被彻底切断。

平壤之役后，日本军队停了下来，直到山县元帅所率的援兵到齐，方才重新前进。十月十日，其前锋抵达鸭绿江——此江宽阔，极难飞渡，江那边驻着一支不小的中国军队；然而略作抵抗之后便即退走。在鸭绿江北岸被弃的阵地上，日本人缴获了大批军械，计有大炮七十四尊、枪四千余支、子药四百余万发。人们本以为退却的中国军队会在凤凰城立足；不料十月三十日日本人抵达该城，却发现已是空城，并被告知：中国兵已经散了。

山县元帅正自朝鲜方向开始入侵中国之际，另一支日本军队由大山元帅统率，在辽东——即所谓「摄政之剑」半岛——登陆，意在攻取中国的海军要港旅顺。这座要塞即便在中国人手里也是极可畏的：架炮三百尊，守兵约一万人；而攻者不过一万三千，虽说我们须记得他们还有日本舰队相助。日军自旅顺以北约一百英里的花园口登岸，南下攻取了设防的金州城，未受任何损失。次日抵大连湾，中国人在那里筑有五座重炮台，守兵亦不在少数；不料敌军一到，竟弃阵而去，一炮未发。此处诸台之中，缴获大炮一百二十余尊、炮弹二百五十万发、枪弹近三千四百万发。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军队在旅顺城前列阵，舰队也预备策应。二十二日晨发动进攻；虽有一处中国人抵抗甚力，到日暮时分，日本人仅以阵亡十八人、伤二百五十人的代价，便据有了中国最坚固的所在——一座耗银三千万元建成的海军要塞与船厂。

整个十二月，山县麾下的军队向满洲挺进，在那里所遇的抵抗比此前要顽强。缸瓦寨一仗，日本人折了四百人；攻取盖平一城，死伤三百人。一八九五年正月中旬，日本人开始进攻威海卫——那是山东北岸的海军要港，中国舰队的残余正避在其中。此港虽不如旅顺坚固，却被视为渤海湾的两把锁钥之一。正月二十日，日本军队开始在所攻之处略西的荣成登陆；二十六日，兵临威海卫城下。被围的守军之中约有一半是丁汝昌提督麾下的四千水兵——这位提督后来表明自己是个既勇且毅的统帅。正月二十九日，日本自陆路发动进攻，当日与次日攻打不辍。在丁提督的舰队能够有效施援的几处，日本人被击退；然而陆上的守军最终全数惊溃，逃往芝罘。即便如此，丁提督的舰队与岛上的兵仍旧抵抗；直到二月九日，几乎所有船只或被俘或被击沉，他又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告以无援可济，方才允降。降款一经议定，丁提督便退入舱中，吞下致命的一剂鸦片自尽。他坚守了三个星期，而旅顺不过一日便失。

战事又延续了几个星期：日本人在满洲继续推进，攻取了合称牛庄的两处地方，于是北京受到了威胁。他们此时已有十万之众，随时可以进逼中国的京城。既然没有理由相信北京守得住，从速媾和之必要便被认清了。为此须派一位全权大臣，其名望足以使日本政府相信中国议和之诚。够得上这份资格的只有两人：恭亲王与李鸿章。前者身为天潢贵胄、又是当今光绪皇帝的叔父，无论如何不肯屈身赴日乞和。于是唯一可择者便是李鸿章，遂被派为全权大臣。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他抵达马关；到后四日，有一狂徒在他与日本代表伊藤伯爵会谈之际行刺，反倒大大促成了他此行的成功。伤势并不甚重，然而这桩暴行引得日本举国上下一致地表示同情与歉意，天皇且遣自己的御医前往诊治这位负伤的大臣。为表明对此事的痛惜，日本立即允诺停战，其初所提的和议条款也大为宽缓。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签订；五月八日在芝罘换约。

原约的条款如下：一、中国须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以及盛京省的南部——内含辽东即「摄政之剑」半岛，自然也包括旅顺这座海军要塞。二、中国须分八期偿付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约合一万六千万元。三、中国须给予若干通商上的让与，内含准悬日本旗的船只驶入中国的湖河，并准设领事。以日本全胜之局而论，这些条件不能算苛；然而它们无疑打破了远东的均势；倘若听其成立，则俄国南下、谋取一处不冻之港的方略便要彻底落空。于是沙皇政府决意出面干预；既已取得其盟邦法国、并取得德国的合力，便以三国的名义向天皇提出请求：放弃《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的那一款。所拟的办法是：为着放弃中国大陆上的这片土地，赔款加增三千万元；并将威海卫留在手中，直到款项全数付清为止。这一要求，显然是不对三个出面干预之国开战便无法拒绝的；而这样的众寡之势，日本若无英国相助是不敢面对的——当时的首相罗斯伯里伯爵却不以为宜伸此援手。于是天皇只得忍受把胜利果实中最好的一部分割舍，仅留下台湾与澎湖——其价值究竟如何，至今尚难断定；不过凭着那笔赔款，日本得以大大充实其舰队，待她所订造的船只一一竣工，她便将跻身太平洋上第一等的海上强国之列。

《马关条约》改订之后，中国人似乎有一段时日以为沙皇的干预出于无所图的义气；然而俄国驻京公使喀西尼终于让他们明白：这番相助绝非白效的。俄国的酬劳该以何种形式给付，议论了好一阵子；然而早在一八九六年春李鸿章离华、作为专使前往莫斯科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之前，一份专条的纲目已经拟就。李鸿章抵俄之后，便签了一纸协定，把酬答沙皇效劳的种种让与载在其中。这纸密约把辽东半岛——名义上正是俄国以中国三千万元的代价替她保全下来的——的节制之权交给了俄国；圣彼得堡政府并获准修一条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穿过满洲直抵大连湾与旅顺。这纸关系重大的协定，其详情过了十八个月才为世人所知。李鸿章回到北京之后，非但未能复任直隶总督，而且发觉自己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一如自马关归来之时那般不遂。他确曾被重新安置在总理衙门、即办理外国事务之衙门中，然而有一年之久，似乎纵有慈安太后的扶持，他的势力也终难复振。

《马关条约》之后的两年给了中国一段喘息之机，本该用来痛加整顿陆海军之政。事实上却一事无成；及至一八九七年，一记重击落下，使中国面临着即刻被瓜分的前景。这一年十一月，未向北京政府作任何预先的知照或警告，两艘德国兵舰驶入胶州湾，勒令守将交出该地，以为山东省内两名德国教士被杀之赔偿。德国声言：除非为教士遇害之事作出应有的赔偿，并且中国须将在山东这一广袤而稠密之省内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的专有之权让与德国，否则决不撤出胶州。这自然无异于划定一片势力范围。北京政府一度显出抗拒之意；然而到一八九八年正月，它答应将胶州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并作出所索的那项山东专权的额外让与。

俄国一面，在德国攫取胶州之后并未久待，便提出了她因在改订《马关条约》一事上效劳而应得的酬偿。喀西尼协定的条款至此渐次揭晓。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圣彼得堡政府宣布中国已准俄国舰队在旅顺过冬；一八九八年二月，俄国于旅顺之外又添了大连湾，却又宣称前者将与中国大陆其余口岸一样向各大国船只开放，藉以堵住非议之口。这一许诺后来又加了限制；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专条，把旅顺与大连湾的「用益之权」给了俄国——实际上就是说，俄国已无条件地、无定期地取得了这两处海港。

法国一面，取得了广州湾一港——那是南方广西之省商货出海的最佳孔道；她又取得一项许诺：海南岛不得让与任何他国；最后，她还使自己早在一八九五年便提出的主张获得承认，即对云南一省商务开发之操持享有优先之权。这一主张与德国关于山东的主张一样合乎情理，然而它与英属缅甸向东北方向的拓展是不相容的。

德、俄、法三国作出这些实际上等于肢解中国的举动之时，英国则起而伸张「门户开放」之义，即：无论北京政府作出何等的疆土让与，任何一国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其在所让口岸中的约定权利。换言之，美国的公民、英国的臣民，或任何与中国订有载明「最惠国」一款之约的国家的臣民，在大连湾、胶州与广州湾所应享的权利，须与这几处未曾分别让与俄、德、法时完全一样。这一义理唯有凭战争才能贯彻，而英国于此又须日本相助；日本当时却还不能投入一场较量，因为她尚有六千万元的战争赔款未从中国收到，而她在外国船厂订造的兵舰也还未近竣工。既被逼得不能不放弃在中国被让之地维持其约定权利的指望，英国外部便改弦更张，退而奉行另一方略：为俄、德、法所得的好处索取相当的抵偿。循此方略，英国取得了威海卫——前文已说过，那是渤海湾的两把锁钥之一。然而它远逊于旅顺：非耗巨资不能使之成为一等的海军要塞；纵然成了，也还须重兵戍守。英国所得尚不止此：她从北京政府取得一项许诺，长江流域除英国之外，永不让与任何外国。然而这流域的界限并未划定，北京当局便据着这样一个推想行事：不得让与的约束，并不妨碍他们把这一流域内通商与实业上的特权给予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之臣民。譬如自北京至杭州修一条铁路之权，便被授予一家名义上属比利时的财团，而人们都明白俄国在其中利害极深。另一面，虽有圣彼得堡的抗议，把那条自天津已向东北延伸了一程的铁路展筑至满洲牛庄的特权，却为一家英国公司所取得。

一八九八年九月，北京出了一场宫廷之变。此前已有一段时日，人们都晓得光绪皇帝受着一位极聪慧、极趋新的广东人康有为的影响。依他的建言，朝廷颁下了几道上谕，明令重大的行政改革——那将断了官吏们中饱私囊的门路；并透出要照欧洲的样式重整中国学制之意。若中国要步日本之后尘走上进步之路，这类更张之必要是再显然不过的；然而同样显然的是：倡此议者必使皇帝见恶于满朝官吏与士林。他所拟的这番革新所招致的不得人心，终于断送了光绪；因为宫中以慈安太后为首的那一党趁势把他拿住幽禁起来。康有为事先得了阴谋的风声，逃了出去，在英国旗下觅得庇护；皇帝身边的许多人却被处死。九月二十二日颁出一道名义上由光绪画押的上谕，宣布他已恳请皇太后重新训政。此后又有传闻，说他已被害死。这场政变的直接结果，是把北京的一切权柄都交到了那些最不乐于采纳欧洲思想、又宁肯倚靠俄国而不肯倚靠别国的满人手里。李鸿章早日复膺要职之事，是大可预料的——此人有一段时日以来一直是圣彼得堡政府称手的工具，又是皇太后所宠信的人。

中国的将来

显而易见，四通八达的血脉是一切文明之邦首要的机体之需，于中国这样幅员既广、地势又千差万别的国家尤其如此。中国历来最能干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一层，时时着力以水陆两途把帝国最遥远的部分连接起来。大运河，即「运河」（漕运之河），被誉为人力所成的丰碑，就其一端而言足与长城相埒。然而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运河，照李希霍芬的说法，不过是「一连串废弃的河床、湖泊与沼泽，彼此之间以一些无关紧要的开凿相连；其水源来自山东的汶河——汶河在其分水之处分为两股——以及沿途别的溪流江河。汶河之水一部分北流入黄河与渤海湾，大部分则南流趋向长江」。大运河把长江以南、东海之滨的港口杭州与直隶的天津连在一处，在天津与白河相接，因而可以说一直通到北京附近的通州。运河尚可通行、黄河来水未绝之时，自北京到广州以及沿途无数的城镇之间，水路是一气贯通的。然而多年以来，尤其是自漕米改由轮船沿海转运以后，大运河的修治实际上已被撇开不顾了。

中国的道路，大抵只限于北部与西部，据说是天下最坏的。照巴伯的说法，其铺砌「是中国通行的样式：粗糙的大石与石块松松散散地铺在地面上；正如中国的俗谚所自承的，『十年好，万年赖』。在中国平坦的原野上，居民尚算宽裕，能凑份子时时修补，这法子还颇有实效。可是在云南的山里，路是从来不修的；非但不修，穷苦的土人还把最趁手的石块撬去，堵他们茅屋墙上的窟窿，或在罂粟地的上风处砌一道篱。雨水不久便把路面掏空，在陡坡之处尤甚；一段一段地塌下山去，留下一人多深的坑堑。」凡水路不通之处，载人用轿，行李货物则由苦力以扁担绳索肩挑。抬轿的脚夫所走的路程着实惊人，有时一日可行三十五英里之遥，而且是在长达一月的旅程之中。驮载的牲口——马、骡、牛、驴——都强健耐劳，居然能在那样糟糕的路上拖动大车。那些小马据说极好，骡子更是别国无可比拟。这些牲口吃着最差的草料而能走出的路程，实在出人意料。

沿海与长江上轮船之迅速采用，已为铁路铺好了路。浅水轮船尚有待驶入长江近旁的鄱阳、洞庭两湖，以及白河、珠江与许多较小的河流。然而最要紧的还是铁路。柯乐洪先生指出：除了长江上如今已通轮船的那一千余英里之外，中国没有哪一条紧要的商道是修了铁路而不赚钱的。尤其是自北京贯穿中国腹地直抵极南、沿着现成商道而行的一条线，必定既有利又有赚头。天朝境内那样庞大的运输，如今是在令人咋舌的艰难之中靠人背、靠骡马的驮队、靠最粗陋的大车与独轮车完成的，终有一日必得交给铁路去办。

在审慎的观察者看来，不宜把火车之引入过分着眼于兵略。他们以为，筑路的首要宗旨应是振兴中国各省之间的商务，使这个兼有多种气候与土壤之国的各色物产得以流通。如此则百姓可致富足，行政的改革也才成为可能；而中国之开放，于中国人自己的益处，正不亚于欧洲的商人与厂家。从中国自身的利害着眼，最有用的当是两条线路，把北京、天津以及全国北部与华中、华南连接起来。为此而筑的干线并无任何难处：它们沿着旧有的商道而行，一路都是稠密的城市。譬如取道山西东部与河南，达于长江上的杭州，再由此通西江以至广州——这样的线路，便如一支支钉入中国心腹、贯连南北的长杆。这一千三百至一千四百英里的全程之中，土壤之广、之沃、之杂，据说都很可观。自北方——盛产棉花与各色谷豆——直到南方——东方许多草木之产在彼处可见——人口之稠密处处触目。一连串的村庄市镇与城池，将化作一幅熙攘忙碌的图画。

今日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形，与当初印度初通铁路时大略相同。所不同者，只在中国人按人计算要宽裕些；而中国人与印度支那人不像印度的土著，是天生会走路、会做买卖的。然而即便在印度，出人意料的是：铁路上客运的收入自始便超过货运。一八五七年，印度铁路载客二百万人次；到一八九六年已升至一万六千万人次。前一年所运货物二十五万三千吨；一八九六年则为三千二百五十万吨。这四十年间，印度商务之扩张，若在这一段时日之初说出来，是要被认作天方夜谭的：其进出口由四万万卢比升至二十万万卢比。四十年前，印度不过是药材、染料与奢侈品的贩子；如今她是粮谷、纤维及许多大宗物产最大的供给者之一。很少有人晓得，印度铁路的进益与别国相比是何等的好：美国铁路的平均进益为百分之三，英国为百分之三点六，印度则为百分之五点四六。而这还是在印度一个人花两元零八分便可在一昼夜之内行四百英里的情形之下。低价之策收效甚佳：一经施行，百姓立刻便坐火车、以火车运其出产了。在中国，低价也将是必需的。另有一桩于中国要紧的事实：印度铁路上所用的二十六万人中，百分之九十五点六六是本地人，唯较高的职位由欧洲人充任。在中国，这个比例多半会更偏向本地人一边。

柯乐洪先生是极有权威的人，他毫不怀疑：正如李希霍芬多年前所预料的，中国终将经由哈密、兰州与西安与欧洲直接连通。李希霍芬说：「这样的直接连通，在渭河流域以南是不可能的；而在其以北的任何一条路，都势必完全走在黄河以北，并且一路穿行荒漠之地。」数千年来把中国与西方的商务限于经哈密的天然之路的那同一个缘由，对于铁路的往来也将是决定性的。就天然的便利而言，又因为这条线路两端都有人烟稠密、物产丰饶而地域广大的通商之区，它是唯一行得通的路。还须注意的是：这一整条道上都有煤。甘肃一省煤田之富、之广足与山西相埒；葱岭以北的部分似乎没有一处缺少煤层，而有些地方之多简直用不完。含煤的地层自山西东部直到伊犁，跨经度三十度，中间几乎不曾间断。李希霍芬说，「有这么多有利而紧要的条件凑在一处，使一条如此之长的线路上将来的一切往来都集中于唯一而确定的一条孔道」——这样的例子，史册上是几乎不曾有过的。

至于帝国境内的铁路，前章已经说过，京汉一线已与所谓比利时财团议定；若办理得法，当是一条好路。不过正如前面所说，行家的意见是：中国所拟修的铁路中最好的一条，应是自北京经天津至杭州、日后再展至广州的那一条。此线将经过约四十个市镇，每镇平均有二万五千人，另有极多的村庄。大运河自天津至杭州长六百五十英里。照柯乐洪先生的说法，就人口、物产与筑造之省而论，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铁路线了：它沿着帝国现实中最要紧的商道而行，经过尽可能多的城、镇与村庄，并把几个大海口与已经查实其价值的丰富煤区连在一处。

再说电报与邮政。官办的电报似乎正在全国迅速展设。北京与天津之间有线；京城与满洲各要地之间有线，一直通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上的俄国边界；而牛庄、芝罘、上海、扬州、苏州、长江上的七个通商口岸、广州、梧州、龙州——其实帝国的大半要城——如今都已彼此以电线相连，并与京师相连。自广州西行的一线经云南府通至缅甸边境上的蛮允。上海与福州、厦门、嘉兴、绍兴、宁波等处相通。福州与广州之间、大沽与旅顺及朝鲜汉城之间皆已架线，长江流域的一线也已展至重庆。依与俄国电报当局所议之约，中国与西伯利亚在黑龙江流域的电线已于一八九二年下半年接通；如今北京与欧洲之间，已可取道俄境陆路通信。

中国的邮政，以西方的眼光看，无疑是古朴的：靠邮车与驿夫递送。此外还有许多私营的信局；冬季海路河路通京之途封冻之时，则维持着北京的洋关与各口岸之间的一条邮路。中国人似乎向来极信服自家的邮政之法。便是那些移居英国属地的中国人，也仍旧守着自家递信的法子，非受强迫决不肯用正式设立的官邮。香港与海峡殖民地竟都不得不为此立法。不过据说本地的信局安稳得出奇，不但递寻常的书信，便是带银钱也极可靠。此外还须补记一笔：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大清邮政局在赫德爵士的经理之下开办；此后中国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

柯乐洪先生书中有一章题作《英国在中国的目标》，告诉我们：就英国而论，进取中国境内的商务有两条路。其一自海上来，循几条可通舟楫的大川入华，尤以长江——中国的主动脉——与穿行南方诸省的西江为要。其二则自英国陆上的根基缅甸来，取道云南。人们承认：迄今唯一的海路，若纯就通商而论，其要紧远非彼可比；然而那另一条、即相辅的陆路，若要维持并扩展英国在商务与政治上的势力，则被断为不可或缺。中国海上的隔绝，早已被汽机所打破；她陆上昔日完全的隔绝，如今也告终了。她向来不通陆路，而在北方不久便将与欧洲有铁路直达——单凭这一件事，便使自南方相应的推进成为刻不容缓之举。

柯乐洪先生倡议以铁路沟通缅甸与中国西南，已有许多年了：一则为开云南与四川，二则为使长江与伊洛瓦底江这两大水道相接。在他看来，把长江可通航之极限与英属印度最东之省连在一处，是一桩头等要紧的事——不单因为把长江中下游与缅甸连通于商务上极为可取，也因为政治上的缘故。恰巧长江可通航的极限就在四川省内；而依柯乐洪先生之见，四川正应是英国在商务与政治上的目标。据毕晓普夫人说，四川以其幅员、人口、商务与物产而论，真可称为「帝国之省」。除却丰饶的矿藏，该省出产丝、蜡与烟草，品质皆佳；又出夏布、谷物极丰，以及茶——茶虽多而味劣。其气候多变，衣着不能不繁。四川亦种棉花，然而据波恩说，印度的纱正把它挤出田亩；其缘由似乎不在机器纺纱所省之巨，而在棉花在印度可以种得更便宜。四川余财的大半，都用来购买本地与外国的棉、毛原料及其制品。所买的棉花并不尽在本省消用，因为居民以输入的原料织造，再把成品运销云南与贵州西部。四川虽富，却有一桩短处：与外界往来不便——如今货物一年之中只有若干月份可以运到，而且须经一趟艰险的航程。若长江的航行能更容易、更安稳，使轮船不但通至重庆、并能通至叙府，其商务必将大增。

香港与中国西南之间天然的商道是西江。然而由于税捐所设的阻碍，又因英国不曾坚持推行子口单之制，商货已被引向别的孔道，譬如北海至南宁一路，后来又转向东京一路——法国人是坚持在蒙自切实推行子口单之制的。如今英国的货物竟自香港经法属之地、取道蒙自运到距缅甸八莫只有七日路程之处。至于龙州一路，若非北海至南宁的铁路权已为法国政府所得，它本或有其长处；照柯乐洪先生的说法，如今已属次要。他承认：除非西江全程立即切实开放，否则北海—南宁—云南一路势必揽去中国南部与西南商务的最大一份。

既已把中国南部与西南诸省以及长江、西江两大水道逐一检视过，我们不妨来问一问：为着中国与外国商务的利益，该采取何等措施以改良目下的局面。所建议的第一步，是以铁路与轮船改善交通。就铁路而论，缅甸应与大理、云南府相连，云南府与南宁相连，广州与九龙相连；如此便可把缅甸与英国属地香港之间的整个华南彻底开通。云南府又应向东北与长江上游可通航之极限叙府相连。轮船之航行应立即展至南宁与叙府，凡可行之处，亦应遍及一切内河。其要紧仅次于交通之开辟者，是税捐问题。凡游历者，尤其在华南游历者，无不称说苛捐杂税之多对商务所成的阻碍。英国政府应坚持其约定之权，尤应如法国政府所成功办到的那样，坚持推行子口单之制。最后，凡于此题有素养的人都确信：英国必须一面自缅甸、一面自上海与香港，借水陆汽机之力，实际占住长江上游一带——那将被证明是在中国取得支配地位的锁钥。

论及中国将来的商务发展，柯乐洪先生——他是最近一位亲历其地的观察者——列出了一些统计，不但于英国人有味，于美国人亦然。他指出：一八九六年进出口的净值共计五千五百七十六万八千五百镑，总值共计五千七百二十七万四千镑；其中英国属地占三千九百二十七万一千镑，其余各国共占一千八百万三千镑。在这一总数之中，俄国占二百八十五万六千镑，欧洲其余之国占四百五十八万五千镑，日本占四百七十万五千镑，其余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占五百七十六万七千镑。天朝的转运之业中，悬各国旗者所占的成数是：英国百分之八十二点零四，德国百分之七点四九，法国百分之二，日本百分之一点三四，俄国百分之零点五九，其余各国百分之五点五四。悬各国旗所纳的船钞与关税，其成数如下：英国百分之七十六点零四，德国百分之十点一二，法国百分之二点九五，日本百分之二点二八，俄国百分之一点九零，其余各国百分之六点七一。可见英国不但承运了对华全部外洋商务的八成二，而且缴纳了由此而生之税收的七成二。

直到不久以前，英国臣民可以通商的中国口岸只有十八处：北岸的牛庄、天津、芝罘；长江上的重庆、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长江以南沿海的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海口（琼州）与北海。如今须再添上：长江上宜昌与汉口之间的沙市；上海附近的两座内地城池杭州与苏州；西江上的梧州与三水；以及南方的思茅与龙州。又据报，最近还开了三处口岸，即洞庭湖上的岳州、渤海湾上的秦王岛，以及福建的福宁。

如今让我们来说明：就实业而论，美国于中国问题所关何等之深。既然美国人如今所造已多于所用，不能不着手一种对外的方略，愈来愈要指望外洋的市场，他们便不能不感到：中国的将来于他们自身是性命攸关的事。显而易见，太平洋沿岸诸州目下虽只扮着一个小角色，将来受中国之发展的影响，却注定比合众国任何别的地方都深。我们太平洋沿岸诸州拥有极丰的天然之利，其制造业二十年间已增至四倍，日后必将在远东觅得极有利的市场。尼加拉瓜运河一旦开成，大西洋沿岸诸州也将与中国及东亚其余之地紧密相连。

一八九六年，美国与中国往来的商货之数，已在该帝国对外商务中占着不小的一份。美国自中国所进之货虽增得缓慢，而美国运往中国之货十年间已增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比德国运往同一市场的货多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八九七年，美国运华的棉布值七百四十八万五千元，几近合众国运往海外棉布总值之半。美国运华的煤油，如今其要紧仅次于棉货，且多半将迅速增长。中国对这种照明之油的需求正迅速滋长，自美国运华的此油，其值在过去十年间已增至三倍有余：由一八八八年的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元升至一八九七年的四百四十九万八千元。俄国的油迄今是美国货唯一劲敌，不过朗卡特的油也渐渐有人用了。一八九七年美国运华的面粉值三百三十九万元，化学品、染料等值一百万元。

目下美国运华的出口，主要不外棉货与矿油；换言之，多半限于那些在不行平等通商之制的中国口岸便极难销售的货物。在任何由俄国或法国所把持的亚洲口岸，恐怕都卖不出去。由此可见：中国若被瓜分，虽然英国纵能分得一大片土地也仍是损失最重的一方，而美国于此题所关亦深——她的商务已颇可观，若情形有利，还大有扩张之望。

最后，让我们从政治上来看中国问题。我们与柯乐洪先生所见相同：英国人如今正站在歧路之口；他们若在远东走错了路，便意味着英国商务上的霸权之丧失，并终将导致大英帝国的瓦解。他主张：自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德国政府因俾斯麦的揭露而被迫披露其将来方略之趋向以来，事情已很显然：在近东与远东，德俄合作之势日增，因而德国与法国——俄国之盟邦——之间亦然。这一谅解建基于彼此的利害之上：在俄国是疆土，在德国是商务，在法国是政治。这一结合的基石是俄国：法国不惜一切要博其欢心，德国稍逊，近来连奥匈也是如此。此结合的首要目的，是把英国在政治与商务上压到次等的地位。在中国，这一联手的结果是把英国完全孤立起来。近几年来，英国在北京谋求特权的种种努力，都被俄法两国挫败；与此同时，这两国——近来还加上德国——却各自捞到了扎实的好处。日本一面，自被迫接受《马关条约》之改订以来，一直默默观望，忧心地为万一之变作着准备。

然而英国官场上那班乐天派在一八九五年所说的话，至今仍在说：什么所得的成功啦，缅中边界的「厘正」啦，西江不完全的「开放」啦。事实上，英国政府在建立自缅甸通中国的陆路铁路一事上、在如索尔兹伯里侯爵所说的「从后面」进入中国一事上，几乎一事无成；而中国的主动脉长江上游，实际上依然未曾开放。至少在几个月之前，情形还是如此。

要明白眼下的局面——它正是一八九五年的自然结果——首先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此刻是中国抵御一切来者的保护人，法国坚定地支持她；而德国既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站到了俄国一边，多半还会跟着沙皇走，其理由有二：一是怕开罪法国的盟邦俄国，二是德国若与圣彼得堡政府公然正面为敌，在北京便不大可能取得特权。俄国在北京的势力有一段时日以来一直无所不能，主要是凭着一八九五年对中国的善意相助，其后又几乎结成了攻守之盟。俄国与中国之间谅解的底细，说实在的，早已是天下人无不明了、独英国人蒙在鼓里的事；其要点为：一、攻守同盟；二、穿越满洲的铁路支线；三、重筑旅顺与大连湾的炮垒，费用皆由中国出，而此两港中的一处或两处，一俟俄国有需便交其使用。中国固然否认除北满铁路一款之外另有任何协定，然而俄国所否认的，从来只是上海一家报纸所刊所谓「喀西尼」专条之文本是否确实。且撇开有无成文的契约不论，事实本身已足以说明一切：俄国既对胶州有优先之权，德国显然不可能违着俄国去攫取该港。再者，倘若德国有朝一日发觉胶州「不合其需要」，有什么拦得住呢？到那时又有什么拦得住俄国把胶州接过去、另给德国一处口岸呢？说实在的，早已作了安排，好让德国把胶州当作一纸可以转让的汇票来使用。

远东近来局势的演变，其实并无一桩是出人意表的。恰恰相反，五十年来已有好几位著述者明白指了出来。早在一八五〇年，密迪乐便写道：「中国不会被任何西方强国所征服，除非她成了将来某位俄国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而俄国正是欧洲的马其顿。英国、美国与法国若是明智，宁可分头或联手与俄国打一场消耗之战，也不该听任她征服中国；因为她一旦做成此事，便是天下之主了。」对那些嘲笑「在中国防备子虚乌有的俄国之患」这一方略的人，他答道：「许多人或许以为，此患太远，不是这一代人切实该管的事。然而此题在此刻正是最切实的；因为英国人、美国人与法国人今日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对待她与俄国的关系，将来的结局便如何。对于那些把『总够我们这辈子过了』奉为处世智慧的人，此书不是为他们写的。」几年之后，密迪乐又写道：「一个衰弱的中国，其最大——虽非最迫近——的危险，正在于俄国两个世纪前便已开始的那些疆土侵夺；若听其行去，不久便会使她得着一片广大而稠密的土地，在东亚的海岸上筑起一座座斯维亚堡与塞瓦斯托波尔。但愿英、美、法当心，莫在远东造出一个病弱的巨人来。中国是这世界所必需的。」密迪乐预见到俄国将渐次伸入中国、终有一日在北京占据支配之势，并在整个满洲被组织起来为其后盾之后占住黄河全流域；他表示相信：若那一日果真到来，任何列强的联合都将无从挫败俄国的图谋。「有一万二千万中国人为她做工、为她打仗，俄国与征服天朝其余之地之间便再无阻隔；到那时不但中国，连欧洲也将受其挟制；而这位『中国的俄皇』要压倒新大陆太平洋沿岸诸州，也不费什么气力。」——这便是一位如今已被遗忘的著述者的预言。

俄国在对付中国上比英国占着哪些便宜呢？首先是地近之便。北方诸省的中国人，尤其是离长城不远的京师之人，无疑是把俄国人与别的外国人分开来看的。他们与别的东方人一样，只信自己所见；而俄国在北边的边界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除了接触之效，俄国人于对付中国人一道还有一种天赋。宓吉在其《西伯利亚陆路纪行》一书中描摹过俄中两族之间的相类与相近：「两族在举止、风俗与思维之法上的类似之处层出不穷；他们像中国人，这在俄国人自己中间已成了口头禅。俄国人与中国人无论在商务还是在外交上，都彼此格外相宜。他们同样地不把真话放在心上——俄国人尽管肤色白皙，骨子里却有一大半是亚洲人。此论并无新意，却可解释一件事：何以俄国人以安静平和的手段一路走进了中国，而我们却总是一头撞在石墙上，非把墙撞倒便过不去。俄国人与中国人相遇，正如希腊人遇希腊人：以诈对诈，以礼对礼，以耐对耐。他们把彼此的性情摸得透透的，因为他们实在太相像了。」宓吉接着说：「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遇上一个欧洲人、譬如英国人，都本能地对那种直截了当、开门见山便谈正事的做派往后一缩；这位亚洲人于是或者避开一场不能用自己的兵器去打的较量，或者抓住对手的弱处，同他磨来磨去，直磨到他不耐烦而依允为止。通常总是亚洲人占上风：他那份耐得住的从容与不把光阴当回事的性子，是欧洲人急躁的匆忙所受不住的。俄国商人这一层特性，使他们得以钻进中国人的信任之中，与之称兄道弟、打成一片，仿佛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同气连枝；而西欧人却自处于外，非公事所需不与中国人往来——因为在别的一切上，思想、观念与人生的目标把他们隔着一道深堑。」

还有一段话也颇有意味，足见历史如何重演——那是传教士雒魏林久居中国之后于近四十年前所作的观察。雒魏林写道：「俄国政府抢在我们前头，并非因为它更懂得与这样一个物力浩博的帝国建立密切的商务与政治关系有何好处，而是因为它懂得使用那些唯一能使一个虚骄柔弱之国觉出这些好处之价值的手段……如今在圣彼得堡刊行的全俄舆图之中，已把从前构成中国长城以外边省的那一大片中亚之地划入版内。俄国先在中国的京城安下一个使馆，又在中国鞑靼之地编成一支压倒之师、储足军需，于是轻而易举地一区接一区地立住了永久的脚跟，直到把中间的全部地面都置于其支配之下、进而取得割让为止；至于整个中国帝国之征服，则留待当朝的沙皇高兴之日，下令他的哥萨克前去接管。中国皇帝从他那位帝室兄弟、亦即那位可畏的邻邦君主处得了多少道义上或物质上的支持，以致敢于对英法的要求作那样顽固的抗拒〔在一八六〇年〕，这是无从确言的；然而对俄国的方略略有所知的人都必会明白：俄国既已把自己立成了受优待之国，对别国想要分沾此等好处的任何企图，是断不会安然视之的。」

俄国摸透了中国人的性情，看清了当今满清一朝已办不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应办的最起码的事，看清了北京不过是又一个德黑兰或君士坦丁堡，看清了百姓虽然康健而朝廷与官吏却已腐坏；于是她下功夫结纳了若干有势力的人物，把「分而治之」的箴言运用得极巧。日夜灌输给中国的是：俄国是陆上之国，因而唯有她能护住中国；她说到的话，无论许诺还是恫吓，都算数；而英国则从来是「徒有其声而已」。总而言之，俄国是以一种特别的意思在保护中国——那就是要价的，其价须付与俄国、甚至付与她的朋友。灌注到中国朝廷与官僚之中的主导念头，是要从日本手里被救出来；而在英国拿不出强硬方略的情形之下，这朝廷与官僚正处在被催眠的状态之中。俄国方略的大目标，是利用中国以求疆土与政治上的扩张。

中国于俄国究竟值多少？这个问题柯乐洪先生答得颇为详尽。他说，要明白利用中国意味着什么，唯有从各个方面充分体会那个国家非凡的物力。天朝有可编为陆海军的丁壮；有铁路与轮船所需的材料，尤其是铁与煤；其实凡可化育出一股伟大活力的一切要素，它都具备。所缺者只有一样，便是意志、便是那指挥之力——此力在内既无，如今正自外而加。此力一经补上，中国境内有的是办事的才具、谋划的头脑与做工的手。再者，倘若明白了这里非但土地肥沃，而且矿藏之富或许为天下之冠而至今几乎未曾动过、只在表面刮了一刮；倘若再想一想中国人口之众、其民之能干进取，尤其是那历四千年而不衰、依旧强健如昔的旺盛生命力；倘若再思及这一民族的种种秉性——那么似乎无可争辩：中国人在明智的指引之下，注定要支配整个东亚，或许还要在天下之事上扮一个领头的角色。天朝眼下虽像是正在分崩，但在教导之下是能够重新凝聚起来的。以往中国每每被征服，不是把枷锁甩脱，便是把征服者化掉；然而征服者以一种伟大的组织之力的面貌而来，如今日之沙皇者，却是从未有过的。

宓吉所写的大意也差不多——他的看法是有分量的，我们前面已引过他的话：「说中国之衰败是因为她早已到了成熟之境、活过了一个民族存在的自然期限，这种说法是站不住的。百姓的主体并未退化，他们与从前一样清新而强健；衰老无力的只是政府。改朝换代或许仍能把这样一个伟大民族理应享有的光彩还给中国。中国制度那种毁不掉的生命力，使这个国家历经多少次革命而依然故我。其民之文明既高，其从事和平生业又极勤恳，这就使他们得以在恐怕比任何别的国家或民族都多的朝代更迭之中保住了自己的民族存在。」

柯乐洪先生本人则作证说：在和平的生业上、在农事上、在工艺制造上，中国的能耐是无从划定界限的。便是在兵事一途，他也以为在高明的指挥之下能成就到什么地步，是难以逆料的。诚然，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普尔热瓦尔斯基论及东京之役时说：「她〔中国〕缺乏合用的材料，缺乏那使人活起来的精神。任凭欧洲人供给中国人多少军械，任凭他们如何卖力地教练中国兵，甚至任凭他们派出将领——中国的军队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也不过是一个人为造出、机械拼合、摇摇欲坠的机体。只消让它经一次战争的认真考验，这样的军队便会迅速瓦解，它绝不能指望战胜一个真有几分精神的敌人。」

另一面，也有别的游历者与兵学批评家对中国可充军用的原料之优给出了极高的证词。一八五七至五八年随联军的《泰晤士报》通信员温格罗夫·库克——此人一般被推为论中国人与中国事最好的批评者之一；一八五九至六〇年在北京被拘的埃斯凯拉克·德·洛蒂尔伯爵；还有「中国的」戈登与沃尔斯利勋爵，都极口称道中国兵的勇敢与耐苦。有一位曾在戈登的「常胜军」中任事者，对中国兵的本事作过这样的总结：「说他们是怯懦的民族，这个老观念如今差不多已被扫除了——只要饷给得足、带得得法便是如此；而他们平日那种规矩安分、使其在寻常时节倾向和平的习性，一到战时便化作近乎不顾死活的悍勇。他们的聪明与记事的本领使他们极宜于近世的战争，他们性情的冷静沉着亦然。以体格论，他们平均不如欧洲人壮健，却远胜东方大多数别的民族；而靠着米、菜、咸鱼与猪肉这样廉贱的伙食，他们无论在温带还是在欧洲人难以吃苦用力的热带，都能挺过极大的劳顿。他们所求者甚少，没有种姓上的忌讳，也几乎不嗜烈酒。」

柯乐洪先生根据长期的观察，认定：中国若被俄国征服，由俄国的军官与俄国的行政人员加以编组、训练与统率，则将养成一种实业与军事的组织，那是印度所抵挡不住的，也将把大英帝国的整座大厦撼动到根基。他说，中国人在东京之役中若未能凭其人数之众与调动之力占到便宜，那就须记得：他们当时的装备与给养之劣、组织与将领之缺，几乎与中日之战时一般无二。运输、粮台、帐幕、医务——凡有组织的军队所用的一应设施，那时与后来的那一役中一样，是闻所未闻的。纵有普尔热瓦尔斯基那句「中国人既无尚武之气，亦无爱国之心」的恶评，许多观察者的确信却是：无论他们在中日之战中显得何等散漫，无论那些未受操练、不得饱食、无人统带的号衣中国人比之日本组织严密的军队何等不堪，就充作一部战争机器的零件而论，他们的能耐应估得极高。

中国人表面上的种种自相矛盾，多半是可以调和的。说他们一经外国人塑造引领便是极好的军中材料，这是可以断言的。若来自满洲诸省或山东，便见其沉稳、肯受教、服管束，体格极佳，能不吭一声地忍饥耐寒。若来自河南，则显出高地民族许多最好的秉性——勇敢，对自己的首领忠心——然而较难驾驭，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不够沉稳。南方的中国人一般似乎不为人所重；然而不可忘记：太平军中最能战的正是广东一省之人；而论舟楫之事，华南沿海之民更是无与伦比。西部山地之人，无论是不是回教徒，都体格甚好，可充良好的战材。蒙古人自幼便是马上的人，宜编为哥萨克式的轻骑。

与中亚诸族一样，中国人极富于那种被动的勇敢。俄国人在中亚的诸役之初，攻城费时甚多、折人甚众。他们行事谨慎，筑近垒、开壕堑。然而此法不久便被舍弃，改为公然登城，塔什干、苦盏与乌拉提尤别皆是其例。最后所定的办法是轰开缺口而后强攻：为此在极近之处筑起轰城的炮垒，然后择一有利的时辰，一举把城拿下。从各方面看，这都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法子。中国人正如屡屡证明过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与别的中亚人相同：有掩蔽时，最猛的炮火他也能漠然受着；除非遭逢他挡不住的勇猛强攻，他是决不投降的。

那么，一切亲历中国的研究者，其观察把他们引到了怎样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对英国而言，在长江流域立住脚并巩固之，是一桩性命攸关的事，是商务上的生死所系；而此事非有效地占住长江上游、非尽一切可能发展她沿这条水道以及自香港经西江的交通、非以铁路与上缅甸相连并经该省与印度相连，是断然办不到的。柯乐洪先生本人还认为：如今正是美国、澳洲诸邦与德国这样的国家着意留神——甚至该说是忧心地留神——远东局势的时候了。他劝他们思量一下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所建那个古帝国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今日正在重演。俄国正以近世的手段征服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诸邦；而俄国的沙皇一旦做了中国的皇帝，便将取代那些昔日把烽火与刀兵带过喀尔巴阡山与维斯瓦河、带遍东亚、西亚与南亚的鞑靼征服者。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