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一传说时代——上古的中国文明——文字的起源（第一卷·封建时代）

万物起始的年代，中国的历学家已经算得很精细了。最初有一个「无」的时期，虽说也有几位好事者想去处理比那还要早的时期。渐渐地，「无」取了「一」的形与限，以圆心的一点为象。于是有了太极，有了第一因，有了元气，有了时代精神——随你高兴怎么叫它都成。

过了无数劫，这些时光看来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随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一动一静，一阳一阴，一明一暗，一雄一雌。这两仪相互交感，便生出万物，成了我们四周宇宙中所见的样子——那是二百二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一年以前的事。中国人的开辟之说，一言以蔽之，便是如此。

不过比较持重的中国史家，倒满足于从一位神话色彩十足的皇帝说起，而这位皇帝在位之年，不过早于基督纪元二千八百年。种庄稼、造有轮的车，以及上古文明中那些较简单的技艺，一般都归到这个时期；可是在冷静的欧洲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个神话与传说的时期：其实我们对它所知极少。此后两千年的纪年里，出现过许多君主的名字与年代，我们对他们在史学意义上所知也不多。实在说来，要到公元前八世纪，才有称得上历史的东西可说。

由于下文即将说明的缘故，公元前六世纪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一个便利的起点。

那时的中国局促在一片相当狭小的地面上，大抵北起黄河，南到扬子江。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有人抱着一种颇为迷人的说法，以为他们是从古巴比伦王国的阿卡德迁来的移民；另有人把他们认作以色列失踪的支派。似乎谁也不肯想一想：他们未必不能就起源于如今所居的这片沃野。看来民族学上确有这样一条公理：每一个种族总得是从自己疆土以外的什么地方来的。无论如何，公元前八世纪的中国是由若干封建之国组成的，由诸侯统治着，而诸侯又对一个中央之国称臣，其首为王。臣服的外在标志是朝觐与纳贡；可是说到底，这份臣服名义上的成分多，实际上的成分少，每一国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这种局面招来许多彼此的猜忌，也常常招来血腥的战争；其中好几国彼此的憎恶，比起当年雅典与斯巴达最盛时的相憎也不遑多让。

饶是如此，那些上古之国在物质文明上仍旧颇为可观。国人不忙着互相割喉的时候，生命与财产也算得到相当的保障。他们住在造得不错的房子里；穿的是丝或自家织的布；脚上是皮鞋；出门带伞；坐椅子，用桌子；乘车马；行船；吃饭用陶的盘与碗——那陶器或许粗糙，却仍旧胜过欧洲不久之前还在通用的木托盘。他们用日晷计时；到了黄金时代，还有那两株有名的历树，其形象经由雕刻传到了我们手里，那些石刻约在公元一五〇年。其中一株每天生一叶，一连十五日；此后每日落一叶，又是十五日。另一株半年之内每月生一叶，此后同样的期限里每月落一叶。院里种着这样的树，一眼便知今日是这月的第几天、这月是这年的第几月。可是文明于它们的生长不利，这个种类便绝了。

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也已经有了一种成文的语言，足以极其多样地表达人的思想，其实同他们今日的文字几乎一样；所不同者，除别的之外，不过是以纸与毛笔取代了古时的竹简与铁笔，从而带来若干字形上的改变。这一步究竟是经过哪些实在的阶段达到的，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中国也有她的卡德摩斯，那便是一位史前的人物，名叫仓颉；据说他有四只眼睛，是从鸟爪印在沙上的痕迹里得了文字的念头。他大功告成之时，「天雨粟，鬼夜哭」。在此之前，人类除了结绳与刻木这些粗陋的法子，用以记事或远距离通消息之外，别无他法。

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发明」二字是根本谈不上的。看来很可能是：在史前的岁月里，中国人同别的民族一样，起初画些粗拙的图，画日、月、星，画人自己，画树、画火、画雨；随后似乎又接着造出种种表意之字。他们在这条路上走了多远，我们只能推想。便是在两千年前的文字里，显然属于象形与指事的字也比较少；不过英国驻芝罘领事金璋先生多年来的研究——如今已近完成——越来越指向这样一件事实：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种文字是从图画符号系统地发展出来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凿的：在「结绳」「刻木」的传说时期之后不久，当图画符号还比较少的时候，有某位大才一跃而至谐声之理；从这一点起，要发展出我们今日所见的这样一种文字，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二孔子与五经（第一卷·封建时代）

公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他可以算是中国文学的奠基者。在他为官的岁月里，在他讲学与流亡奔走的岁月里，他抽得出工夫替后人抢救下若干极古的、有价值的文字残篇，又至少写出了一部自己的著作。要说他以前有过我们所谓「一般文学」那种意义上的东西，是断乎不能的。成文的语言似乎主要用于行政。不过上古——姑且不说传说中的——那些君主的许多言辞，前前后后总有人笔录下来；凡当时尚存的，孔子都勤勉地搜集编订，成了今日所称的《书经》。据说构成这部书的文献原本共有一百篇，所涵盖的时代自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直到八世纪。它们让我们瞥见一个比孔子更早的时代，纵然未必真早到所号称的那样。譬如头两篇便讲到尧舜二帝，他们在位的年代从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到二二〇五年，被看作中国的黄金时代。我们读到，前一位君主「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禅位于舜；而舜被描写成睿智、明达而诚笃的人。我们还被告知：舜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极孝，能同一个不讲道理的父亲、一个反复无常的继母、一个傲慢的异母弟相处无间，而且还以自身的榜样使他们几个人的品性多少有所改过。

接着我们遇上一位极有名的人物：他在公元前二二〇五年建立夏朝，世称大禹。正是他在舜帝在位时制服了那场肆虐的洪水——有人笼统地把它同挪亚的大洪水视为一事——《左传》论及此事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下面是他自己的述说：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即车、船、橇与钉底之屐），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书经》里有一小部分是韵语：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自夏朝建立之日起，天下的君位便父子相传，再没有让位于有德之贤人的事了。《书经》的第四部分讲夏朝诸王的衰败，以及他们终于在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被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所取代。到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商朝的君主同样已从开国之君的王者气象堕落下来，甚至降到更低的败德与荒淫。于是出了中国历史上最纯洁、最受景仰的英雄之一，即民间以谥号称之为文王的人。他世袭一处封国之主，其地在今日的陕西省；公元前一一四四年，他被指为于王室有危害。他被拿住下狱，在狱中过了两年，以推演《易经》自遣——《易经》我们下文就要说到。末了，商王在百姓的恳求之下，加上一位美貌的姬妾与几匹良马作贽，把他放了，并委他征讨边地的部族。直到他临终之日，他都不曾停止过对那个时代的残暴与腐败的规谏；他的名字至今仍被视为这个帝国史册上最光荣的名字之一。推翻商朝、即位为周朝第一位君主的事，是留给他的儿子——世称武王——去做的；而周朝此后绵延了八百年。下面是武王在一次诸侯大会上的誓辞，那些诸侯都已背离商室。此文同别的若干篇一道保存在《书经》里，系于公元前一一三三年：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

「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构成《书经》的文献里有两篇是针对奢侈与酗酒的；这两样东西，百姓在文王身后不久似乎便有放纵之势。文王曾定下规矩：酒（就是说，用米蒸馏出来的烈酒）只许在祭祀的时候用，而且要有严格的监察；书中几乎立为通则：凡国家的祸患，以至一朝的覆亡，都尽可归咎于酗酒。

《诗经》是另一部赖孔子而得以保存的书。它是一部押韵的歌谣的总集，格律不一，通常每句四字，作于大禹之世到公元前六世纪之初。这些诗如今存三百零五篇，俗称「三百篇」；据一些人说，是孔子从不下三千篇里选出来的。它们分作四类：其一，各封国百姓通常传唱的歌谣，由诸侯定期呈送给他们的共主天子。这些歌谣随后交给王室的乐官；乐官能从这类作品的性质上判断各国流行的风俗人情，并据此向共主进言，说明他哪一位属下之君治得好、哪一位治得坏。其二，共主寻常宴飨时所歌之诗。其三，诸侯会聚的大典上所歌之诗。其四，颂赞与祭祀之诗。

孔子自己对他在这方面的工夫看得极重。有一回他问他的儿子：「学诗乎？」得了否定的回答，便立刻告诉这少年：不学诗，便不配同有识之士相处。其实可以说，孔子已经预先说出了索尔顿的弗莱彻托之于「一位极有智慧的人」的那句名言：谁若能替一个民族作歌谣，谁作它的法律也就不必多管了。多半正是孔子这份推重，才引出了关于这些诗的一场异乎寻常的文学癖。早期的注家看不见这些诗里那种质朴天然的美——而正是这些诗为今日的语言提供了无数的成语与大量的辞藻——同时又不能不顾夫子那斩钉截铁的论定，于是动手替乡野的小调读出深奥的道德与政治的意涵来。这样一来，那不朽的三百篇竟没有一篇不被逼着吐出些隐微之义、点出一番合宜的教训。若是一位少女劝她的情人不要莽撞——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注家便立刻发现：此篇说的是某位诸侯，其弟谋害于他，而这位诸侯为自己不曾迅速地、以儆效尤地惩治其弟而作的申辩。

另一位有主见的姑娘也许会说——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仍旧不乏注解，要说明这几句直截了当的话乃是某个小国的百姓的心愿：盼着某个大国出面干涉，把当国之家里正闹着的一场纷争了结掉。中国本土的学者自然被注家的传统捆得死死的；可是欧洲的研究者最好还是就着《诗》本身去求《诗》的意思。

也许正是这些荒唐话的引入，才帮着把这部书保到了今日；不然它早被人看作琐屑不足以劳学者一顾了。学问第一流的中国人都能背诵它，每一篇都被搜求推敲过，直到训诂之力再不能往前推一步。有一句有名的诗，照通行的注解是：「泾水之浊，由渭水之清而见。」一七九〇年，乾隆皇帝对这个解法不满意，派了一位总督去察看这两条河。那位总督回奏说：泾水其实是清的，渭水才浊；那么这句诗的措辞便该解作「泾水因渭水而浊」。

下面是较长的一篇诗的样本，同其余各篇一样被安上了一种讲不通的政治解法，那解法不必多说了。（诗中以布易丝的「布」，据说是钱币未发明前充作通货的、盖了印记的麻布。）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诗》中有许多篇讲战事，讲妻子同丈夫的离别；另一些讲农事与田猎，讲婚嫁与宴飨。人生寻常的悲苦在其中表现得极充分；此外还常有对官吏苛刻的怨诉，有一位诉苦的人竟说但愿自己是一棵树，无知无觉，无家无室。「及时行乐」这个古老的题目，写出来是这样的：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诗》之可贵，尤在于它让我们窥见孔子以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信仰。它们能上溯到多远，实在无从断言。有一篇诗里说到一次日食——「不祥之兆」——是某一天新近发生的事；那一天推算出来是公元前七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而这次日食已经过考订确系其日。下面几句便出自那一篇：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虹不被看作凶兆，而被看作阴阳二气的不当交合——

「蝃蝀在东，莫之敢指。」——

并被借喻为苟合的妇人。

女子的地位，看来大体同今日相仿。有一篇诗写某位古时的君侯宫室落成，带我们一间一间地走过去——

「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直到寝室，君侯将在那里醒来，唤太卜来解他梦见熊罴虺蛇的梦。所解如下：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这样的分别已经够严酷的了；实在不必像某些写中国的人那样，把瓦同璋比来比去，仿佛瓦不过是一块肮脏的碎陶片，给女儿家用正合适。瓦在上古是纺锤上的坠子，这里用它，不过是指明女子的事该往哪个方向去用力罢了。

还有一篇诗把女子处置得更粗暴，把当时政事的败坏归到她们干预国政、过问不属于她们分内的事上头：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诗》里说到的植物约有七十种，包括竹、大麦、豆、旋花、菟丝、葛、麻、蓝、甘草、瓜、黍、芍药、椒、车前、薤、酸模、苦苣菜、蒺藜与麦；树木约三十种，包括柏、樱、栗、枣、榛、枇杷、桑、栎、桃、梨、李与柳；走兽约三十种，包括羚、獾、熊、野猪、象、狐、豹、猿、鼠、犀、虎与狼；鸟类约三十种，包括鹤、雕、鹭、鹊、黄鹂、燕与鹡鸰；鱼类约十种，包括鲂、鲤、鲦之属；昆虫约二十种，包括蚁、蝉、萤、蝗、蛛与蜂。

《诗》中的乐器有笛、鼓、钟、琴瑟与排箫；金属有金与铁，并间接提到银与铜；兵甲军资则有弓箭、矛、剑、戟、甲胄、钩援、攻城用的临车，还有夜袭时衔在兵士口中、免得他们在行伍里说话的枚。

至上之神的观念，在《诗》里表现得极充分——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又有：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他显然有人的形体，因为有一处说到他的足迹。他憎恶大国的欺压，虽说另一处又说——

「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他安慰受苦的人。他不会有差错。他的「道」难以遵循。罪恶触犯他。祭祀可以使他息怒：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再引一处——碍于篇幅，只好以此为最后一处——它把上古中国的农人写得极可爱：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孔子以前的书，下一部——也许是一切书中最古的一部——便是有名的《易经》。它被归于文王名下；文王是周朝实际上的开创者，其子武王成了这一长系君主的第一位，绵延自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到公元前二四九年。书中含着一套玄想的哲学，最初是从八卦推演出来的：八卦由一画与断为两截的一画三三相重而成，其中必有一种在同一卦中重现两次，有两卦中重现三次。于是有三画皆连的乾，有三画皆断的坤，有断画居二连画之上或之下的兑与巽，有断画夹在二连画之间的离，如此等等，共成八卦。据说这些所谓的卦，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君主伏羲所创，他是从一只龟的背上摹下来的。他随后把上述简单的组合增为六十四重卦，《易经》的哲学玄想便建立在这些卦的排列变化之上。每一卦代表自然中的某种力，或动或静，如火、水、雷、地之类。

正文由六十四篇短文组成，措辞隐晦而多象征，论的都是要紧的题目，大抵属于道德、社会与政治的性质，各以同数的线形之图为本，每图由六画组成，其中或连或断。正文之后是注解，称为「十翼」，多半年代较晚，通常归于孔子名下；孔子曾说：若能再假我数年，我愿以其中五十年治《易》。

下面是一个样本：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从上面这段引文不难看出：《易经》那看似胡言乱语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谁也不真知道。这一层，有学问的中国人无不坦然承认；然而他们仍旧执定地相信：只要我们有那份聪明去懂它，从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是能得到要紧的教训的。外国人在这题目上抱过种种说法。理雅各博士宣称自己找到了钥匙，所得的结果已如上述。已故的拉克伯里飞得更大胆，没有任何中国注家为伴，竟在这部珍本里发现了一部「白族」语言的词汇。第三位作者把它看作一部太阴年的历书，如此等等。

《礼记》似乎是两位堂兄弟的编纂之作，即世称大戴与小戴的两位；他们活跃于公元前二世纪与一世纪。大戴根据据说出自孔子与其门弟子的现存文献，编成一部八十五篇的书，所论大抵可以粗略地称为社会的礼仪；小戴把它删成四十六篇。后来的学者如马融、郑玄，也在这部书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直到公元二世纪将尽，这方面的工夫才算定局。它于是被称为「记」，而不称「经」；因为后一个字眼，正统之说只留给那些径直从孔子手里传到我们这里的书。下面是一段引文：

孔子说：「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

别的样本见于第三、第四章。

直到公元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以前，另有一部年代古得多的书，称为《周礼》，所论更偏于典章制度，一向同《礼记》并称，合成当日所公认的六经之一。同一类的书还有第三部，年代也相当古，称为《仪礼》，所述大抵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仪文。

如今我们说到现今所定的五经中的最后一部，即《春秋》。这是鲁国自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四年间大事的编年记录，一般认为是孔子的手笔，孔子的父母之邦正是鲁国。所记极简，包括入侵、胜、败、死、弑、盟约与自然现象。

下面是几条可作例证的文字：

「昭公七年春，暨齐平。

「三月，公如楚。

「夏四月甲申，日有食之。」（即公元前五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庄公七年（公元前六八五年）夏四月，夜中，星陨如雨。」

《春秋》得名于旧时的成规：每条记事之前冠以事发的年、月、日与时令；照一位注家的解释，春兼摄夏，秋兼摄冬。孔子曾单举此书，说人们将因此书而知我、许我；孟子则认为这一成就同大禹疏导天下之水一样要紧。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于是，正如《诗》的情形一样，中国的才子们又动手替这枯瘦的正文读出种种隐微之义来，以为每一条记事都含着褒或贬；这番工夫的结果，便是如今所称的褒贬之说。汉朝的批评家甚至宣称：连书名本身也是省文，意思是「褒如春之生物，贬如秋之杀物」。

《春秋》就是这样一部书；倘若只有这些，孔子那句自负的话究竟怎样才能应验，实在难说。可是并不只有这些；另有一层可以补救。因为同《春秋》装订在一起、可以说成了这部书不可分的一部分的，是一部注，称为《左传》。作者本人被谥为散文之祖，《国语》也被归到他的笔下；关于他，除了知道他是孔子的弟子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他那灼灼有光的叙事留了下来，而且看来还要继续留下去，成为中国人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

左氏所做的是这样一件事：他把这部编年记事的枯骨拿过来，为每一件所记之事添上一套大致完整的原委，使它们有了生命与实在。他写英雄们的爱与恨，写他们的战阵、盟誓、宴飨与死亡，笔法总是有力的，而且往往近于宏伟。看去极琐屑的情节被铺展成有趣的插曲；隔不多久又插进一句别致的巧言或一段谚语式的文字，使全篇另有一种风味。《春秋》在僖公二十一年下只有这样一条干瘪的记载：

「夏，大旱。」

《左传》于此添道：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

《春秋》在宣公十二年下说：

「春，楚子围郑。」

《左传》于此添了一大篇原委，下面是从中抽出的一段典型文字：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左传》里有好几段论乐的有趣文字；孔子把乐看作治国之术中的一个要紧因素，这使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第三卷里那些著名的见解。论疾病时我们读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又说：君子不听淫慝之声；「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

已故同治皇帝那位顽固守旧、排外成癖的师傅痛斥「夷狄」、并殷勤地表示愿意「寝处其皮」的时候，他所用的正是《左传》的措辞。

有一位英雄临阵对朋友说：他只会听见催进的鼓声，因为他会小心得很，决不让自己听见鸣金收兵的声音。另一位教手下每人带一条长绳上阵，因为敌人都是短发。第三桩事里，有些人占着船，想拦住别人爬上来，据说攀船者的手指被砍下来那样多，竟可以一捧一捧地掬起来。

《左传》里散布着许多格言，有切实可行的，也有不切实际的，譬如：「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损人以自利，礼所不许；「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先人有夺人之心」。

一八八五年法国舰队在淡水登陆受挫、退回上海时，当地一位才子立刻把《左传》里的一首打油的谣改了一改：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一连好些天，每个中国人嘴里都念着那句叠唱——

「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春秋》另有两部注，与《左传》相类，可是一般被看作不及《左传》。它们出自谷梁与公羊之手，二人都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人。下面是两个样本（略去不甚要紧的细节）：

正文——「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谷梁传说：「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

「『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

「子曰：『石，无知之物；鹢，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鹢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

公羊传说：「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

「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

「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

这几部注有时同左氏之说大相径庭。譬如正文说，公元前六八九年纪国之君「大去其国」。左氏的注解说：这几个字的意思是，因种种急迫的缘故，这位国君让出了君位。公羊却全然另有一种看法：他把这句话解作那个国家被彻底灭掉，百姓被另一国之君屠戮殆尽，为的是报公元前八九三年一位先人之仇——那位先人因当时的纪国之君进谗，在封建的京师被烹杀。应科举的士子必须熟悉这些异说，因为他们常常被要求「论」这类地方，而其目的总是要确立那正统而被公认的解释。

下面这段出自公羊传，同左氏就同一条正文所讲的故事全然不同：

正文——「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公元前五八七年，楚庄王围宋都。他只有七日之粮；若粮尽而城未下，他便打算退兵。于是他派他的大将爬上土山，窥探被围者的情形。恰在同时，宋军中一位官员也走上城头，两人相遇。『贵国的光景如何？』大将问。『唉，糟得很，』那官员答道。『我们已经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了。』『那实在糟，』大将说；『不过我听说：被围的人一面给马衔枚而食，一面还留下几匹肥的给外人看。贵国的气概真了不得！』那官员答道：『我也听说：君子见人之危则哀矜，小人见人之危则幸灾乐祸。而我看您是位君子，所以把我们的实情告诉您。』『请宽心，』大将说。『我们也只有七日之粮；七日之内若不能克城，我们便退兵。』随后他一揖而退，回去复命。楚王说：『那么我们非得先克城再退不可。』『不成，』大将说；『我已经告诉那位官员我们只有七日之粮了。』楚庄王为此大怒；可是大将说：『宋这样一个小国尚且有说实话的臣子，楚国难道倒不该有么？』楚王仍旧想留下，大将却扬言要弃他而去；两国之间的和议便这样成了。」

三四书与孟子（第一卷·封建时代）

中国人在动手研读五经之前，没有一个不是先把一套较短较浅的功课读熟背熟的，那便是所谓四书。

四书中的头一部——按通行的教学次第——是《论语》，共二十篇，篇幅都短，述孔子对各样题目的见解，而且尽可能用夫子本人的原话。我们对这位圣人所真正知道的，几乎全出于此书；它成书之时，或许距他辞世不到一百年。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能得着一个大概的轮廓——也许不过是一幅剪影——那位伟大的道德家，他在世上的使命是教他的同类尽对邻人之责，而且他立下了那条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许多本该明白事理的人主张：这句箴言的否定式不配同基督所赐的肯定式并列。可这两者在逻辑上分明是一回事：只消插进「不做」二字便可见分晓——就是说，你不愿别人对你不做某些事，而这实际上便传达了那条肯定的训诫。

有弟子问孔子何谓仁，他只答道：「爱人。」可当有人拿老子早已揭出的「以德报怨」之理来问他时（老子见第四章），他却答道：「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他讲信之美、信之不可或缺，从来不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主忠信。」

「丧，与其易也，宁戚。」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孔子无疑信有一种看不见的、永恒的力量，他含糊地称之为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如「不怨天，不尤人」云云。不过他最大的注家朱熹解释说，所谓「天」指的是「理」；这一解说，今日的儒者是接受的。同时，孔子极不愿谈怪力乱神，并且提示说：我们的本分在事生而不在事死。

他把孝看得极重，又教人说：人生之初本是纯然的，其后堕落，只因所处的环境。

《论语》第十篇载了这位圣人日常起居行事的若干奇特细节；凡不是自摇篮时起便把尊孔奉为第一义的人，读了难免莞尔，而中国百姓则是怀着敬爱之心郑重领受的。下面是这有名的一篇中的几段：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

「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不撤姜食，不多食。

「食不语，寝不言。

「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席不正，不坐。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寝不尸，居不容。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按教学的次第，接着便是那部简称《孟子》的书。此书七篇，记一个人的言行；儒家最终的大胜，其渊源正可以追到这个人的天资与笃行。孟子生于公元前三七二年，在夫子身后一百年稍过；他是由守寡的母亲抚养成人的，而他母亲的名字至今还是家喻户晓。他小时候同母亲住在坟场附近，结果他游戏时便把眼前不断上演的丧葬之仪一一学了来。他母亲于是迁到市集旁边的另一所房子；不多久这孩子把丧事忘得干净，只顾玩买卖东西。母亲又不以为然，又搬了一回家；这一回搬到学宫附近，他不久便学起学生们所受教的那些礼仪来，他母亲这才大为欢喜，心满意足。

后来他从学于孔子之孙孔伋；在对孔子之道有了透彻的领会之后，约四十五岁时做了齐宣王的卿。可宣王不肯行他的主张，孟子便弃职而去。此后他游历数国，尽自己的所能向各国之君进言，却都不曾久留。他随后见梁惠王，在那里住到这位君主于公元前三一九年去世为止。此后他回到齐国，官复原职。公元前三一一年，他又一次觉得不能不辞官，终于退居于野，把余生用在讲学与整理那部如今题着他名字的哲学之书上。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诸侯为联邦与帝制两种彼此相争的制度而扰攘不休之时；他在一个铁与血的世代里，白费气力地想把黄金时代那种和柔的德行付诸实行。他的准绳是孔子的准绳，可他的教说却低了一层，所论的毋宁是从治国理财的角度看人的生计。因此赵岐称他为「亚圣」，这个称号至今仍在。他是孔门学说绝不通融的捍卫者，而世人以为杨朱与墨翟两家的异端，正是被他有效地「掐灭」的。

下面是当日辩难之学的一个样本，据说孟子于此最为擅场。所论的是一个人人爱谈的题目——人性：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

「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

「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

「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

下面是孟子同当日一位辩士有名的一番问答；那辩士想在言语上把他缠住：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孟子》一书同《论语》一样，满是警策之语。下面几则可见他在政治上一贯的倾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上文提到的那两位异端的哲人，孟子是这样把他们掐灭的：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朱的为我之说，看来推得极远，即便有益于天下，他也不肯拔自己身上的一根毫毛。

「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墨翟则反过来，力言在兼爱之说之下，人加于人的一切祸患都将全然消失，而黄金时代的太平与安乐将重新到来。

《大学》——那是《礼记》的第三十九篇，其义实为成人之学——是一篇短短的政治与伦理之论，作者不详，通常一半归于孔子，一半归于他最著名的门弟子之一曾参。其前一部分有下面这段有名的层层推进之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还有一篇短论，称为《中庸》，是《礼记》的第二十八篇；说到它，四书便说完了。它的书名曾被译得五花八门。（「中」是「中间」之意，「庸」是「常道」之意；中国人释前者为「不偏之谓中」，释后者为「不易之谓庸」。）儒莲译作《不变的中道》，理雅各译作《中庸之道》。此书归于孔子之孙孔伋名下。他所做的，似乎不过是就他祖父关于人性与人间正行的若干通则加以推衍而已。他趁便对孔子发了一通热烈的颂赞，收束的话是这样的：

「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四诸子杂家（第一卷·封建时代）

自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前二百年这一段里，属于此期的作者之名，以及归到他们名下、论题五花八门的著作之名，开列起来可以成一长串。那些书有许多已经亡佚，另有一些则是彻头彻尾的伪作，多半出于我国纪元的一二世纪——说来也奇，正是在那个时代，地球的另一边同样涌起了一股作伪之风。至于作者，下文将会看到：中国人甚至走得更远，先替上古凭空造出几个人来，再补写出与之相配的著述。

公元前六世纪有孙子。据说他著《兵法》十三篇，而其中系着一段离奇的故事。一日他与吴国的公子阖闾论兵，阖闾说：「你的书我已读过，想知道你能否把书里的道理用到女子身上。」孙子说能，阖闾便从后宫里带出一百八十名女子，叫孙子把她们当兵来调度。孙子于是分作两队，各以吴王的一名宠姬为队长。可是鼓声一响、演习将始，众女子一齐哄笑起来。孙子便毫不迟疑，把充任队长的两名宠姬斩了。军中登时肃然，那一队人马终于练到极精悍的地步。

下面是《兵法》中的一节：

「士卒若不加拣选、不熟于听命，则进退不齐，动作不能相应；不能齐心，故功败垂成。其退也纷乱，一半在战，一半已奔。金鼓之令，呼之不应。这样的兵，百人也敌不过十个训练有素的人。

「兵器不良，与无兵器无异；甲胄不坚不密，与袒胸无异。弓不能及远，则与刀枪一般，于远处无用。射不中的，与无箭无异；即使射得中，而箭不能穿，也与射无镞之矢无异。凡此种种，皆庸将之失。有这样的士卒五人，也不是人家一人之敌。」

话虽如此，孙子也罢，管子、吴子、文子以及另外几位早期论兵、论政治哲学及相类题目的作者也罢，我们今日是否还存有他们一星半点真迹，实在大可怀疑。这话同样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于中国的医书：那是一大宗汗牛充栋的文字，其中有些名义上远溯到传说时代，可是一经最简单的检验，便没有一部站得住。

《尔雅》，意思是「近乎雅正」，这部书常被人归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它是一部指南，教人正确使用形形色色的名物之称，包括禽兽草木之名，并附有许多图。最先为它作注并加编订的是郭璞——此人下文还要读到——而有些中国的批评家要我们相信：我们如今所见的那些图，那时便已存在了。可是这整桩事都笼在迷雾里。下面一段可以见其文体之大概：

「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云云。

有一位作者名叫檀弓，活动于公元前四三世纪，他留下的残篇颇有意趣，其文已收入《礼记》。下面三段可以见其所涉的范围：

一、「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

「『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

「『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

「『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

二、「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自此以后，此俗遂废。

三、「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公元前三世纪的哲人荀子，以其论人性的异端之见而为世所共知：他所主张的，与孟子热心鼓吹的那一套孔门之说正相反。下面这一段，说服力实在有限，却道出了他立论的要旨：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孝经》一书，一半归于孔子，一半归于曾参，其实多半要晚得多。孝道既然公认是中国文明的拱心石，那么在这个题目上除了一本可怜的小册子之外再无别物，实在教人失望：满纸都是陈言套语，连缀得也不成章法，读来只觉得是为了填一处空白才写出来的。举一小段便够了：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家语》，即《孔子家语》，书名撩人。有人把它归到孔子的及门弟子名下；可是就今日所存的本子而论，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出自王肃之手——王肃是一位博学的官员，卒于公元二五六年。看来从前另有一部同名的旧书，可是今本究竟受了它多少益，或以它为多少根柢，恐怕永远无从知道了。

另一部名声扫地的书是《吕氏春秋》，出于吕不韦。此人卒于公元前二三五年，据传乃始皇帝的生父（见第七章）。书中讲中国上古之史甚多，其中有些无疑是有事实根据的。

最后，在伪书之列里还可以举出《穆天子传》，那是周朝一位天子的一次子虚乌有的远游之记，据说事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不巧的是，书中称这位天子却用了他的谥号；显然此书是公元三世纪时补作出来的，为的是凑合《列子》（见第六章）里的一句话——那书里说，这位君主确曾有过这样一次西行。

五诗与铭（第一卷·封建时代）

自孔子之殁至公元前二世纪，这一段时期足以代表的诗，是自成一格的东西。整部中国文学里再没有与它相类的。中国人论诗艺的许多说法，若无此诗为之照明，其用意便晦而不明。中国人给诗下的定义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界说未必比华兹华斯所谓「热烈之表达」更不周全。他们又说：「诗无定法。」还说：「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这三条准则里，说得上一直活到今日的，只有末一条。可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屈原和他那一派人纵情于狂放无律的声调，恰与他们狂放无律的思致相称。他们的诗是发了狂的散文。用典与寄托之多，无以复加；今日若无注解，其中大半简直不可索解。

屈原是忠臣的典型。他一向深得君王的信任，直到政敌的嫉妒与构陷终于动摇了他在朝中的地位。就在那时，他作了《离骚》——离者，遭也；骚者，忧也——其首篇将近四百句。全篇自作者的降生说起，叙他如何修德砥行，如何切切地要把所信之道见之于事。屡试屡挫，灰心之下，他往谒帝舜之墓（见第二章），一意祷告，终于有凤车龙驾出现，载他越出人世的疆界，去追寻他的理想——日车为他缓辔而行，好教一路上多得些光；月御在前引路，风师在后随行——一直上到天帝的宫门。门既不得入，他便去访一位有名的巫者；巫者劝他坚守初志，继续求索。于是他在绚烂的云霞与炫目的虹霓之间，在车上环佩丁东的声里，自银河启程，越过西极，直抵黄河之源。不多时又望见了故国，而所求的那样东西，终究不曾寻着。

失意接踵而至，见弃愈深，他终于不愿再活下去，径往汨罗江边。在那里遇见一个渔父，渔父招呼他说：「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答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又谈了一阵，渔父鼓枻而去；屈原则怀抱大石，投身江中，不复再见。这事在五月初五。此后楚人年年设节以纪其日，把盛在竹筒里的米投入江中，祭他们这位伟大英雄的魂灵。今日龙舟之戏即源出于此，据说那是在寻屈原的遗体。

下面这首题为《山鬼》的短章，可见他笔路的一斑。它是「九歌」之一；「九歌」连同另外若干同调之作，如上文所说，统归在《离骚》的总名之下。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

「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当日另一位大诗人是宋玉。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只晓得他是屈原的侄子，也同他叔父一样，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下面这一段所见的心境，离《离骚》的悲慨也不远：

「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

「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如上文所说，这一派的诗格律不整；其实也只能说是略近于有格律而已。诗人从不为迁就规定的音步之数而收住一行，总是随文思之所需而伸之缩之。押韵与否，同样听便。然而读者却从不觉得艺术上有什么欠缺，因为他早被那滔滔的语流与层出不穷的诗的意象卷了去。

另有几位诗人，如贾谊、东方朔，也在这一路上用功，只是境界稍逊。他们属于公元前二世纪，因而跨进了另一个时期；那个时期与其说是旧格调的收场，毋宁说是新格调的先声。

这里不妨一提：有许多年代与作者都难考定的短章——其中确有少数无疑是很古的——经中国学者从各处搜辑出来，编成便于翻检的集子。题为《尧戒》的一首便是其一。尧即第二章提到的那位传说中的君主，与舜同属中国的黄金时代：

「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还有那首农人之歌，铺叙那段承平岁月里举国的安乐：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上古似乎有一种风气：凡日用的器物，一概系上铭辞，或韵或散。公元前一七六六年创建商朝的成汤，他的浴盘上据说刻着这样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样，一面古镜上的铭文是：「人日栉其发，胡不栉其心？」下面几句，据说是取自一只古代的盥盘：

「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这一类韵语，若按后世才兴起的那套较严的声律准绳来衡量，也往往是格律参差，押韵不过聊为叮当而已。

六道家——《道德经》（第一卷·封建时代）

现在要请读者再从公元前六世纪从头说起。迄今所论，几乎全属可称为正统的文学，也就是属于儒家经典、或本于儒家经典的那一路。先把这一路交代干净，再进另一路，似乎较为稳妥；那一路的分量固然不及，措手却难得多。那便是道家的文学，即环绕着老子所谓「道」而聚起来的一宗；它与本于孔子准绳教义的一派并肩滋长繁盛，而宗旨正相抵牾。可惜「道」究竟是什么，开宗明义便无从说清。照老子自己的话：「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过但愿读者肯耐着性子把本章的议论追到底，那时对「道」的意思或能窥见一线微光。

据证据的轻重推之，老子生于公元前六〇四年。他降生与幼年时那些神异之事一概不提，剩下能说的，也不过是：我们于他实在几乎一无所知。司马迁的史书里有一篇老子小传（详见第二卷第三章），然而就其内在的痕迹看，显是经后人添绣而成。正如当年的虔信之士以为非在约瑟夫斯的书中窜入一段涉及基督的文字不可，司马迁原来的那点记载，看来也曾被人细意修饰，以迁就老子与孔子那一场并无实据的会晤——那场会晤插得全不相干；何况书中还叫孔子为问礼而往见老子，而礼正是老子极瞧不上的东西。这篇小传以下面这段奇文作结：

「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从司马迁的记述看得明白，他自己也并未见过这部书；虽说至今仍有日渐稀少的一派人，相信我们手里那部有名的《道德经》就是它。

这里还得说明：凡一般认为出于孔子之手的著作，通篇不曾提到老子的名字一次。作《左传》的左氏不曾提，编《论语》的诸人不曾提，曾参不曾提，孟子也不曾提。庄子毕生精力都用在阐发推行老子之教上，却连一句暗示他的老师著过书的话也不曾漏出。如今他的书里确有孔子与老子相见的一段，然而早被中国凡有见识的批评家哂为敬信者的伪托了。朱熹、沈若水以及许多人，都斩截地否认《道德经》之真；本书原也只须略提几句，无奈几位多少有些声名的外国治汉文者对它青眼有加，才不得不多说两句。此书之可观，在于它收了老子许多真的言语；只是这些真言语之间，塞着厚厚几层填絮，除了那班热心人之外，谁也榨不出多少意思来——而说也奇怪，那班热心人彼此之间又全然不能相合。今且举几条真出于老子的话：

「道可道，非常道。」

「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报怨以德。」

「后其身而身先。」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末几条大约是要说明老子最得意的一义，即无所作为，或者如人所称的「无为」；这一义与他的名字再也分不开，而在他国人中较富想象的那一流看来，向来极有魅力。他明白宣示道：

「无为而无不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

再看那些填絮，且取如今算作第六章的一节，依已故湛约翰与理雅各两博士的译文：

湛约翰云：「山谷之灵（如长春然）不死。此灵，我名之曰渊母。渊母之通道，我名之曰天地之根。绵绵然若能久存，用之而不费力。」

理雅各云：「谷之灵不死，恒如其初；雌之玄秘，吾遂以名之。其门，即万物最初所自出者，是谓天地所由生之根。其力长而不绝，用之以柔，而无楚痛之触。」

从湛约翰的译本里再举一例，大约足以叫凡对一部上古经典尚存最低一点通情达理之望的读者，给这部书判了死案：

「水之所居，善于随宜。

其心也，善于深。

其施与也，善于仁。

其言说也，善于信。」

大约在上文所指的年代，确曾有过老子这样一位哲人，他的言语先以口耳相传、后以书写刊刻流到我们手里——这是断断不能疑的。单是庄子那部大书，就足以坐实此事，无可置喙；而它同时又是一部便捷的向导，引人更近一步领会这难以捉摸的「道」。

庄子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做过一个小官。史家司马迁说：他著书「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孔子之道所以胜过老子之道，关键正在这里。后者是理想的，前者却是一套日用的实际法门。庄子终究没能叫精于计较的中国人相信：无为便能无不为。然而他留给后世一部书，凭其绝世的文章之美，向来占着最前的地位。这部书在思想上也极富独创。

著者固然主要以弟子的身分出现，一心申明老师的义理；然而他到底把地面拓宽了，把自己的悬想推到了老子做梦也不曾想过的境界。

庄子全书未曾整个流传下来，如今托他名下的也不能都算真本。外来的手添进过许多段落乃至整章，其实徒劳。中国有句俗话说：貂不足，狗尾续。十七世纪有位卓绝的批评家林西仲——凡治此书者都该翻他的本子——已以毫厘不爽的眼力，指明了何处是狮子收笔、何处是豺狗接手。

第一部注本之荣，实归公元三世纪一位灵动的人物向秀。他大约是那个小小诗社的创立者，至少也是社中人；社里那几位嗜酒的诗人自号「竹林七贤」。可惜他注庄未竟而死，稿子被一个名叫郭象的学者窃去；郭象死于公元三一二年，添了些东西，便当作自己的书刊布出来。

在举例说明庄子的文风与规模之前，且先从他书里辑出几段谈「道」之性的话来。他那篇最有名的、题作《秋水》的文字——他本人有时便以此篇见称——中写道：

「道无终始。」他处又云：「无所不在。」「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

「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

「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

在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话里，老子对他这位弟子当是全然会心的。就老子之教那些寥寥的传闻里所能推出的确切之意而言，我们所得约莫是这样：人当在一条永恒而无所不在之法（道）的运行之下，寂然不动，如此便可与所处之境浑然相谐；既与境相谐，便可臻于一种朦胧的、普遍无所忧害的境地。过此以往，老子之教便不能再引我们前行了。庄子却不然：他从极浅近的题目——譬如醉汉坠车而不伤，这本是水手间常有的一种迷信，其故在于他神智不省，因而与所处之境相谐——顺势便滑入一种精深的神秘之说。在他那奇妙的《齐物论》里，他主张：自「道」的立场看，万物为一。有与无、此与彼、这里与那里、某处与无处、是与非、纵与横、主观与客观，都泯然不分，如水之在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正负同归于无穷之一。这种把根本安顿在一个「中心」、又以「一」代表那无穷之绝对的说法，在庄子看来还嫌太具体了。那「一」后来化作了神，那「中心」——后世道家的著者又把它安在北极星上（见第四卷第一章）——便成了万有生命的本源，也是此生在世间暂寄之后所归的港湾。既不理会对待之别，「我们便被摄入那泯灭一切的神之一体」。「不谴是非，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

无定的来世之想，庄子心里是熟稔的，从下面这一类的许多话里可以看出：

「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

此篇以一段作结，也因此给作者添了一个别号，叫「蝴蝶庄」：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庄子好为吊诡之辞。他最爱反复申说无用之物的用处。他指出：长得不端正或材质低劣的树反倒得以保全，害病的猪反倒不被杀去作牲，而驼背的人不但能靠洗涤谋生——弯腰于此毫无妨碍——还能在战时逃过那可怕的拉丁之役。

举几段以见其概，我们便要向庄子告别了。此人在儒者眼里虽属异端，然而凭那犀利的机锋与妩媚的文笔，向来受人推重，也是理所应当。

（一）「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

（二）「子独不闻夫埳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吾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庄子在此叹道：想想看，竟拿一口废井之乐，去比大海之水！——『子奚不时来入观乎？』

「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以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

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

「于是埳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蚷驰河也，必不胜任矣。」

（三）「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四）「庄子一日见空髑髅，髐然而尚存其形。以马箠敲之，曰：『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言毕，取髑髅，枕之而卧。夜半，梦髑髅见之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

「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

「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五）「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筴，说彘曰：

「『汝奚恶死？吾将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齐，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则汝为之乎？』

「为彘谋，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错之牢筴之中。』

「自为谋，则苟生有轩冕之尊，死得于腞楯之上、聚偻之中则为之。

「为彘谋则去之，自为谋则取之，所异彘者何也？」

（六）「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

「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列子的书，薄薄两册，随便哪家中国书铺都买得到。这两册书自称载着一位道家哲人的著作，此人的年代比庄子略早若干年；有很长一段时期，它颇受欧洲治汉学者的注意，而那些人心里似乎从不曾起过一丝疑它真相的念头。渐渐地，此书被看作可疑，继而被看作伪；如今已经明白，它是一部赝作，或成于公元一二世纪之间。那位不辞劳苦伪造此书的学者——他确乎是个学者——自己却上了一个古怪的当。他以为庄子专辟一章来写的列子，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活哲人。其实列子不过是想象的虚构，与庄子笔下许多别的人物一样；只是他的名字不像「无端崖」「无为谓」那一流那样一望而知是寓言罢了。托在他名下的这部书倒也够奇，值得一顾。就思想与文笔而论，它比庄子的书低一格；然而其中颇多传世的旧闻，以及别处不见的许多典故。孔子遇两小儿争辩日去地远近那个有名——自然也是假托——的故事，便是我们从此书作者得来的。一个小儿说，日初出时比正午大得多，所以离人必近得多；另一个却驳道，正午时日热得多，所以比初出时更近。孔子自认无从判断，两小儿便讥他是冒充有学问的人。而全书之中，最引人入胜的一节，大约要数一则谈梦与真的短故事：

「郑国有个人一日在打柴，撞见一头受惊的鹿，追而杀之。他生怕给人瞧见，忙把鹿尸藏进一条沟里，用芭蕉叶盖上，为这份意外之得喜不自胜。过不多时，他忘了藏鹿的地方，只当是做了一场梦，便往家走去，一路把这事哼成了曲儿。

「其时有人听了他的话，依着去把鹿取了来。此人回到家，对妻子说：『方才有个樵夫梦得一鹿，却不知在何处。如今我把鹿得了，可见他的梦是真的。』妻子说：『怕是你梦见个樵夫吧。哪里真有个樵夫？他当真得了鹿？如今鹿是你得的，他的梦怎能算真？』丈夫应道：『我确是得了鹿，这是真的。至于是樵夫梦见了鹿，还是我梦见了樵夫，那便无关紧要了。』

「再说那樵夫回到家，为失鹿懊恼不已；夜里竟真梦见鹿在何处、为何人所得。次日清早，他照梦中所指的地方寻去——鹿果然在那里。他便告到官里，要讨回这鹿。案子上堂，那法官下了这样一道判词：『原告起初有一头真鹿、一场假梦。如今又拿一场真梦、一头假鹿来。被告实得了原告所梦之鹿，如今想据为己有；而照他妻子的话，樵夫与鹿都不过是梦中的虚影，那便谁也没得着鹿。然而此地现有一鹿，你们不如把它平分了罢。』」

韩非子死于公元前二三三年，留给我们五十五篇颇有价值的文章：一半价值在于它照见了老子的真言与《道德经》之间的关系，一半在于他为那些言语的意思所举的种种别致例证。他深通刑名之学，一度见重于始皇（见第二卷第一章）；后因政敌的中伤而失势，死于狱中，是自尽的。我们不能设想他手边有一部《道德经》。他征引了其中许多最好的话——这些话原本很可能出自一位像相传的老子那样的祖师——然而征引得全无次第，不像是从一部有条理的书里录出的。尤有甚者，他自己注解中的若干片段，竟当作正文混进了《道德经》，可见这部书是如何东拼西凑而成。再者，他所引的话，有些又是《道德经》里找不到的。像「见小曰明」这样一句浅近的话，他便举一人为例来说明：那人见暴君纣（死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用起了象牙筷子，便逆料奢靡之风已经起头，随之而来的将是荒淫残暴，终于亡国丧身。

老子说：「因物之自然。」韩非子接着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牙雕一树叶者，三年而成，剪裁精细，杂之真叶之中而不可辨。然而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

老子说：「圣人蚤从事焉。」韩非子接着说：「一日，太医对桓公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公道：『寡人无疾。』太医出去后，他对左右道：『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过了十日，太医又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公不理会。又过十日，太医再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公仍不理会。又过十日，太医来时，只望了这位君上一眼，一言不发便走了。桓公使人去问缘故，太医道：『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如今在骨髓，便无可奈何了。』过了五日，桓公遍体作痛，遣人去召太医，太医却已逃走，桓公遂死。所以高明的医者，总趁病还在腠理、易于对付的时候便下手。」

要把这一派早期道家著者一总交代清楚，这里还须收进一位——他的生年其实该归到下一时期。刘安是汉朝开国之君的孙子，封淮南王；中国人称他为淮南子，即那一族的哲人。他著有一部内书二十一篇，据说我们至今尚存；此外还有许多外书，如一部言炼丹之术的，都已不传。不过大略可以断定：炼丹之术要到此后两三百年，才由西方传入中国，那时中国人方才知道。至于托在他名下的这部书，年代很难确指。它同列子的书一样，本身也够有意思；而更要紧的是，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由老子那纯朴的「道」——经庄子提炼得空灵——转向后世那较粗陋的信仰，即方士与长生之药。老子劝他的同类人以与所处之境相谐来守护生机。庄子又添了一层用意：「振于无竟，而寓诸无竟。」由此再进一步，便是长生与不死之药了。

淮南子开篇是一大段《原道训》，其中与别处一样，他仿韩非子的办法来处置老子的言语。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淮南子便接着说：某位君主围攻敌城，城墙塌了一大段，他当即下令立刻退兵。部下劝阻，他答道：「君子不乘人于危。让他们把墙筑好，我们再攻。」这般高义叫敌人大为感动，当场便来归顺了。

老子说：「不贵其人，贵其能。」淮南子于是讲了个故事：楚国有位将军，好在身边罗致有才之人，有一回竟收了一个自称是偷儿好手的人。他的门客都大惊失色；然而不久本国被齐国来攻，正当时运不济、眼看全盘要输的时候，那偷儿好手请求让他一试身手。他夜里潜入敌营，偷来了敌将的帐幔。次日清早便有人把帐幔送回，说是一名拾柴的兵士捡到的。当夜，我们这位偷儿好手又偷了敌将的枕头，也照样送了回去，附上同样的话；再一夜，他又偷了那根束发的长簪。敌将在军议上失声道：「天哪！下一个便要取我的脑袋了。」于是齐国的军队就此撤了回去。

在那些饶有普遍兴味的段落里，下面这一节很值得引出来：

「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这位哲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似乎搅进了某桩谋逆的事，被逼自尽。然而传说却道：他当真炼成了不死之药，饮下之后，青天白日之下便升天而去。又说他一时兴奋，把盛药的器皿失手落在院子里，他的鸡犬舐了那点药渣，也立刻随他升天去了！

〔道之显现为德。〕

〔《礼记》中「老聃」之名凡四见，然而书中明说，此「老聃」并非哲人老子。〕

〔「一条小鱼，对它那小小故溪的每一处石隙、每一颗卵石、每一样情状际遇，或许都熟稔了；然而这小鱼可懂得大海的潮汐与周期的洋流、贸易风与季候风、月亮的盈亏晦食么？……」——《旧衣新裁》，「自然的超自然」篇。〕

七始皇帝——焚书——诸家杂著（第二卷·汉）

无论哪一国的文学，同本国的历史都不曾像我们如今将要进入的这一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学那样，彼此结得如此之紧。

封建的精神早已衰颓，宗主与藩属之间的纽带一天松似一天，到末了竟至荡然无存。于是时机与其人一齐来了。强秦之君，把那些尚未被本国吞并的敌国一一削平、并吞，到公元前二二一年，遂成了整个中国的主人，当即自立为皇帝。周室八百年的统绪，从此成了往迹，整座封建的架子也就轻轻巧巧地烟消云散了。

这场大变，绝非事出意外。约莫四十年前，有一位说客，名叫苏代，一日正劝赵王息了他同燕国无休无止的争斗。他说：「今早臣渡河，见一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恰有渔父过而并擒之。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

这位新皇帝，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个大人物，在他短短的一朝之内，文明也大有长进。可单单一道诏令，便把他的名字钉上了千古的骂名——只要中国人还是一个有文字的民族，这骂名便一日不消。相传公元前二一三年，一位受信任的大臣，名叫李斯，献了一条骇人的计策：要把上古的一切一笔抹去，教历史从当今的君主从头算起，此后他便以「始皇帝」名世。凡现存的典籍，除关乎农事、医药、卜筮的书而外，一概焚毁；凡不肯交书付火的，处以黥刑，并罚往当时正在修筑的长城做四年苦役。这条计策推行得相当雷厉。许多宝贵的书籍就此亡佚；那部儒家的经典，若不是有一班学者舍命相护，早已万劫不复了——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把自己视若性命的简册藏了起来，这才使得下一个世纪的种种发现成为可能，圣人的经文也得以重光。据说因抗命而被处死的读书人竟如此之多，以致他们尸骨埋葬之处，冬天里居然长出瓜来。

李斯自己也是个学者，相传「小篆」这种书体便是他所创，此体通行了好几百年。下面一段，出自他谏阻驱逐别国贵臣与客卿的一道奏疏：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始皇帝死于公元前二一〇年，他那懦弱的儿子——二世皇帝——于公元前二〇七年被杀，秦的世系至此断绝。空出来的帝位，落到了一个昔日的亭长手里，他创下了煊赫的汉家王朝；至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仍以自称「汉人」（汉家子孙）为荣，正是为着追念这个王朝。

天下一旦稍稍安定下来，人们便奋起大力，要把国朝文学所受的损伤补救几分。有一件事更给这场运动添了劲：若可信传说，在始皇帝一朝，书写的材料曾经历过一场根本的变革。一位名叫蒙恬的将军，在武功之外又添了一桩发明——那用来当笔使的、骆驼毛所制的毛笔。笨重的竹简与铁笔从此废弃，布帛与缣素通行起来，一直沿用到公元后一世纪，蔡伦才发明了纸。有人说，起初是用砖屑和水权当墨用的。无论如何，文字的形体也随着所用材料而起了相应的改变。

与此同时，藏起来的书也一一从匿处取了出来，像孔安国这样的学者——他是孔子的十二世孙——动手去修复那些散佚的经典。拆毁孔子旧宅时发现的《尚书》古文，便是他考释订读的；他把其中大部分从古文字转写成后世的字体，又为《论语》作了注，为《孝经》作了注。

晁错（公元前一五五年遇害），俗号「智囊」，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是政治家。饶是如此，他上给朝廷的许多奏疏都被推为杰作，因而得以留存。他论及对匈奴用兵，力主任用边地的部族——「那些夷人，就饮食与长技而论，与匈奴相近」。他说：「可是兵者凶器，战者危事。转眼之间，强者可以屈服，壮者可以颠仆。」他在一篇《论贵粟》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百姓乏绝之时。」

李陵（公元前二世纪、一世纪间人）的名字，中国的每一个学童都耳熟能详。他是一员武官，曾奉命领八百骑深入匈奴地界侦察；此行得胜而回，遂擢为高级将领，又一次派去对付这些扰人的近邻。他仅率步卒五千，直插匈奴腹地，远至浚稽山，被单于三万之众团团围住；及至部下箭矢尽绝，只得投降。皇帝为此大怒；后来又听说李陵在替单于按中国当时的兵法操练士卒，便下令把他的母亲、妻子、儿女尽行处死。李陵在匈奴一住约二十年，直到身死，深受单于礼重，单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

同这位叛降的李陵连在一起说的，是他那位与他同时的忠臣苏武，苏武在匈奴也遭逢过一番奇特的遭际。此前匈奴曾扣押过好几位汉朝使节，不许他们回国；作为报复，汉朝也扣下了匈奴的使节。新单于近来把扣留的使节尽数放归，于是公元前一〇〇年，苏武奉遣出使，去归还汉朝所留的匈奴使者，此行是一桩和好的差事。他在单于庭上时，随行的副使反叛，匈奴便借此劝他背弃汉室、归顺匈奴；苏武当即拔刀自刺，伤势极重，昏死过好几个时辰。后来他又亲手杀了一个汉朝的降人；匈奴见他终不肯屈，便把他投进地窖，一连数日不给饮食。他靠吮雪、嚼毡毛活了下来；匈奴终于以为他是神人，便把他打发到极北去牧羊。于是又派李陵去，想用种种优渥的许诺动摇他那不移的忠诚，却全然白费。到公元前八六年，汉与匈奴议和，皇帝索要苏武。匈奴回说苏武已死；可苏武从前的一名部属，教新来的使者对单于说：皇帝射下一只雁，雁足系着一封书信，皇帝由此得知失踪使节的下落。这话把单于惊得不轻，苏武遂获释放，公元前八一年回到中国，前后被囚十九年。他去时正当盛年，归来已是须发皆白、形销骨立的老人了。

据说李陵与苏武临别时曾互赠诗章，如今在各自名下的诗集里都收着这些诗。归在李陵名下的一首，其真伪曾被人怀疑。十二世纪的名评家洪迈指出：诗中用了某一个字，而这字是本朝近代某位皇帝名讳的一部分，若在那个年代，是须避讳不用的。苏武的诗章却无此嫌疑；他此外还给妻子留了一首别诗，也流传了下来，诗中许诺她说：若他活着，必不失约而归；若他死了，也永不相忘。可最有名的，至今仍是学子常摹的范本的，是苏武归汉之后李陵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是苏武深情相招、劝他也归汉之后的答书。此信的真伪，宋朝的苏轼曾表怀疑，可近世第一流的评家林西仲却不疑，他断言此信之凄恻足以感动鬼神，断断不可能出自李陵以外的任何一人之手。外国的读者尽可安心接受这一断语。信是这样写的：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复为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只令人悲，增忉怛耳。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粮千里，深入敌人之地，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

「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乎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沬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

「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

「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

「李陵顿首。」

后文将要说到那部有名的蒙学课本《三字经》，其中举了几个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样板，路温舒（公元前一世纪人）便是其一。他是乡里一个狱吏的儿子，父亲打发他去牧羊；他在牧羊时似乎编蒲为牒，做成书写的材料，此外也想尽法子自学成材。后来他在牢里当了个差役，凭着一路捡来的律法知识大得其用，被提到较高的位子上；接着又为郡守所赏识，愈发得到升迁，终于考取了功名，最后官至太守。公元前六七年，他向朝廷上了下面这道有名的奏疏：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

「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

「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谀词进御，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

「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

「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媮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

「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刘向（公元前八〇至前九年）是汉室那位亭长出身的开基之君的后裔。他步入仕途，一心想讨在位皇帝的欢心，便进献了几部谈黄白方术的密书——那位皇帝素来颇好此道。结果既不灵验，他便被下了狱；不过不久又获释放，好让他去主持《春秋穀梁传》的注释刊行。他还校订、重编了那部题作《战国策》的史事集录，写过论政的文章，也有些诗作，又编成《列女传》，此类著作，以此为最早。

他的儿子刘歆，是个早慧的孩子，少年时便以博览群书、涉猎各门著述而露头角。他同父亲一道从事经籍原文的修复，尤其在《易经》上用力，后来又主要靠他之力，确立了《左传》的地位。他为皇家藏书编了目录，又同父亲一起发现——有人说是编纂——了《周礼》。

扬雄（公元前五三至公元后一八年）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小时候就爱离开常径别走，凡到手的书无所不读。他患严重的口吃，因此把许多光阴都用在了沉思上。他提出一个折中于孟子与荀况两说之间的伦理准绳，教人说：人生下来的天性，既非善、亦非恶，而是善恶相杂，往哪一头发展，全看所处的环境。他为推尊《易经》而作了《太玄经》，又为彰显《论语》之可贵而写了一部哲理之作，题名《法言》，两书都成于公元后一年至六年之间。《法言》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书成之时，本省一位富商大为叹服，愿出十万钱，只求书里能提上他的名字一句。扬雄却轻蔑地答道：栏里的鹿、笼中的牛尚不如此不伦不类——一个除了钱财别无可取的人，其名字若列在一部圣贤的书页里，正是这般不伦不类。可刘歆却挖苦说：后人怕是要拿扬雄这书来盖酱坛子罢了。

扬雄除写过一些平庸的诗，还著述过针灸、音乐与训诂之学。有一部《方言》——那是一部辑录帝国各地所用词语的字书——多年来一直被归到他名下，可几乎可以断定并非他所作；直到本卷第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十二世纪评家洪迈，才三言两语把这归属之说驳倒了。

当日引人瞩目的一位杰出作家是王充（公元后二七至九七年）。据说他是仗着一副绝好的强记本领，在书肆的书摊边把学问一点点拾掇起来的。他的著作如今只存一部，即《论衡》，共八十五篇论文，题材五花八门。他在书中抨击一世之谬误，连孔子、孟子也不放过，一概加以放言无忌的诘难，因此被列为异端之士。他证明：灵魂在人死之后，既不能作为鬼神而存在，也不能对活人施加任何影响。人身一旦朽坏，那与生机不可分离的灵魂，便随之消灭。他又进一步论道：倘若人的灵魂不死，那么禽兽的灵魂也当不死；而这样一来，古往今来一切人与生物的无数幽魂，天地之间也就容纳不下了。

马融（公元后七九至一六六年）俗称「通儒」。他于儒家典籍之学造诣精深，门下弟子逾千。他首创在正文之内夹注、夹评的办法，为此把注文的字刻得小些，分作双行；后来唐朝一位精明的评家，正是凭着晓得这一点，才判定了一部题作河上公所注、带双行注文的《道德经》古本是伪书——河上公乃公元前二世纪的一位作者。

蔡邕（公元后一三三至一九二年）嗜酒成癖，因而得了个「醉龙」的诨号；就文学而论，他为人所记的，主要是曾主持把《五经》的官定文本刻上石碑。他用朱笔把经文写在四十六块碑石上，供工匠镌刻。石碑立在鸿都学里，据说至今还有残石传世。

坐在马融门下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郑玄（公元后一二七至二〇〇年）。他是历来注疏儒家经典的学者中著述最富的一位。他一生为学而活。他家里连婢女都饱读诗书，说起话来动辄引《诗经》为词。可他也好酒，据说一坐能饮三百杯而头脑不乱。这里或许该补一句：中国的酒杯不过一顶针那么大。世人对他何等敬重，有一件事可为佐证：据载，某伙叛众的头目应他之请，饶过了高密城（那是他的乡里），改由别路进兵。公元后二〇〇年，孔子在梦中向他显现，他因这个征兆而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因此，当时势力煊赫的袁绍从直隶的冀州召他前去时，他极不情愿应命。他到底还是上了路，却死在了途中。

上面这几位作家，是同一类人的代表，要把他们一一分开、逐个介绍给读者，是很难的。他们虽各自走进了自己的旁门小径，可共同的北斗却是儒学——是对儒家经典的疏解阐发。因为在我们西方，经典的注疏通常并不算作文学，中国人却当它是文学，而且把这类著作抬到极高的地位，还拿人人艳羡的从祀孔庙之位来酬答有成就的注家。

〔注六〕为安放始皇帝遗体所建的陵墓，其记述见本卷第三章。

〔注七〕上古神话时代一位有名的刑官（皋陶）。

〔注八〕这与黄金时代实有的情形恰恰相反。

八诗（第二卷·汉）

公元前二世纪之初，作诗还是照着《离骚》的样子；如今我们手里还有若干题作贾谊（公元前一九九至前一六八年）、东方朔（生于公元前一六〇年）、刘向诸人的作品，无一不是沿着屈原那篇大诗的路数走的。可是渐渐地，随着我们不妨称之为「古典势力」的东西确立得愈来愈分明，诗人们便回过头去，到《诗经》里寻他们的范本——那部书仿佛是从孔子本人手里传下来的。于是有了四言、五言、七言的诗。司马相如（卒于公元前一一七年）是个风流浪子，曾诱着一位年轻的寡妇私奔；他以诗名动一时，竟因此被召到朝廷，由皇帝授了高官。然而他的诗并没有传下来。

枚乘（卒于公元前一四〇年）的文体学自司马相如。他有一份光荣：头一个把五言诗那种绝大的美处带到国人面前。近世之诗，可以说是从他起头的。他的手笔传世的还不少：

（一）「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二）「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刘恒（卒于公元前一五七年）是汉室开基之君的庶出之子，公元前一八〇年继位，为本朝第四位皇帝。二十多年间，他治国明达而有方。他是二十四孝的典范之一，曾侍奉病中的母亲三年，衣不解带。他是个读书人，身后所上的谥号，译作「博学王」也还算贴切。下面这首诗，是他为那位声名赫赫的父亲之丧而作的；而那位父亲，若归到他名下的残篇果真可信，本人也是一位诗人：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

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弃我遐迁。

靡瞻靡恃，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衔草鸣麑。

翩翩飞鸟，挟子巢枝。

「我独孤茕，怀此百离。

忧心孔疚，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长吟永叹，怀我圣考。

曰仁者寿，胡不是保。」

这位「博学王」的文名，他的孙子刘彻（公元前一五六至前八七年）即便不曾超过，也足以与之相抗；刘彻于公元前一四〇年继位，为汉朝第六位皇帝。他热心奖掖文事，极看重音乐之于一国生养的作用，又创设了祭天祭地的大典。他命他的太史——史家司马迁——改定历法，从这个日子起，可以说精确的纪年才算开始。他的将帅把朝廷的兵威带进了中亚，匈奴多年间被压制住。虽有这样开明的政术，这位皇帝本人却极热中于方术神秘之事——那些东西正一点一点嫁接到老子的「道」上去；凡自称寻得了长生之药的方士，他一概加以鼓励。下面几首可见他诗才的一斑：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下面几行，是为一位他所钟爱的宫中宠姬之死而作：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公元前一世纪流传下来不少无名氏的诗，其中时时有些别致可喜的巧思，譬如——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下面是这一时期的一首诗，作者不可考：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女子到此时开始在中国文学里露面了。班婕妤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那位公元前三二至前六年在位的皇帝最宠爱的人。皇帝爱她之深，甚至想要她与自己同乘御辇。她答道：「妾闻古之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未闻与妇人同辇而出者也。」她终于被一个更年轻、更美的对手夺去了位置，于是她把一柄团扇送到皇帝那里——就是那种圆形或八角形的竹架子上绷着绢帛的扇子〔注九〕，在我们国中叫作「炉屏」——扇上题着这样几句：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秋扇」一语早已进了中国的语言，用作弃妇的比喻。

〔注九〕折扇为日本人所创制，直到公元十一世纪才经由朝鲜传入中国。

九史学与字书（第二卷·汉）

就中国而言，作史之艺可以说是在本卷所论的这个时代里创出来的。司马迁——世所称的「史学之父」——约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十岁上便已算得一个好读书人；到二十岁，起身远游一周，足迹几遍全境。公元前一一〇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便承袭了太史令的世职。花了一段时日心力去改定历法之后，他接续起父亲开手未竟的史事之业，终于奉献给天下的，便是那部《史记》。它是一部记中国之事的书，上起太古，下迄基督纪元前一百年上下，共一百三十篇，分作五体，如下：（一）本纪，记天子之事；（二）年表；（三）书八篇，分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四）世家，记诸侯之事；（五）列传，为这将近三千年间许多名人各立一传。此书之为世所重，是名副其实的；其中字数亦经细细数过，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要记得，这些字十之八九是用铁笔一一刻在竹简之上的；而在此以前，从来不曾有过一部纲目具备、笼盖全局的史书——实在说来，除去春秋一路那些方国的编年之外，别无所有。

自《史记》而下，历代皆有史官，其所著史无一不以司马迁所遗的体裁为范。二十四部正史，于公元一七四七年一并印成一整套，装为二百一十九巨册；合而观之，所留下的记载，是世上任何别的国度所拿不出来的。

以下是司马迁笔法的几个样本：

（一）「汉室初兴之时，前朝弊政的流毒还没有过去。丈夫仍旧奔赴戎行，老弱转运粮饷。生产几于停顿，钱币也匮乏起来。以至天子出行，御辇的马都凑不齐同色的四匹；将相则乘坐牛车；老百姓大抵不知何以为家。

「其时通用的钱重而不便，民间便自行铸造新钱，另立一定的价额。可是律令太宽，那些贪利之徒便得以大铸大买，囤积起来等待涨价。物价因此腾贵到骇人：米一石卖到一万钱，马一匹要百金。可等到天下渐次平定，高皇帝下令，商贾不得衣丝，不得乘车；此外，还大大加重加在这一等人身上的课税，好压他们下去。若干年后，这些限禁又取消了；可是商人的子孙仍不得出任国家的官吏。

「与此同时，为着应付政费的急需，某些征敛也依所需的程度而行；至于田赋与关税一路的进项，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皆视为一己的禄养。谷子由水路运到京师，供在京百官所用，一年也不过几十万石而已。

「渐渐地，钱币的成色低了，轻钱通行起来；于是又改铸新钱，每一枚上面标着「半两」。可是私铸相沿，弊端愈甚：先是巨额的钱财积到私人手里，最后竟至激成叛乱；国中到处流着叛党所铸的钱，非得立法禁其此后的私铸不可。

「其时匈奴侵扰北疆，边上驻兵为数极多；因此粮食短乏起来，官家便对能捐上一定数量的谷子的人，出售若干官阶与荣位。此后西方大旱，为应付当前之急，官爵又被拿去作可以交易的货物，触犯律令的人也得以纳钱赎罪。到此时，官家马厩里的马又多起来，宫殿廊庑之间也重又见得着一种较丰的奢华了。

「汉室开国的头几十年是这样的情形；自本朝立国算起，七十余年之后，天下已定，长时间既无水患也无旱灾，接着又是丰年。公家的仓廪装得满满的，官库里存钱盈溢。京师之内，成串的钱堆积成万，直至穿钱的绳子朽了，钱数无从计算。皇仓的谷一年年陈积下来，从装得太满的仓里溢将出来，露堆在外面，直至朽坏得不能给人吃。街上到处走着百姓的马匹，大道上一群一群的马儿；乃至不得不明令禁人骑母马出行。乡里父老得以食肉饮酒。小小的府吏一路的位分，父子相承下去；朝廷较高的官衔，则当作传家的产业看待。这是因为一时里国内有一种自重与守法的风气，加之仁义之心令人远于耻辱。

「不多时，律令一宽，富家便拿他们的钱财去做骄矜自大与欺压小民的事。皇亲国戚受赐土地；自上而下，人人相竞，把钱耗费在宅邸、器物、衣服之上，一切都远过于自家力量之所堪。这就是荣枯相寻的永恒之理。

「随后各处大治军备；又与西南夷通商，为此凿山千里而路始得开。原意是要开发那些边远之地的物产，结果却把当地土著陷进了无可拔救的困境。此外还有征服朝鲜，把它化为一属郡；再加上离京师较近的种种烦扰。设伏以图匈奴，反而失了他们的和好，招他们扑到北疆上来。日日所闻，无非战事与战事的谣言。金钱不断流出国门。国家的财力被掏空了，穷苦的人民便被逼着犯法。财物既已抛掷殆尽，便向贪贿里去求补足。捧着钱来的人得授官职；有钱的人得脱罪愆。功勋要让位于金钱。廉耻的顾念也搁在一边。刑罚下得越来越重。官家贪墨之风的兴起与滋长，从此便当算起。」

（二）「《诗》里有这样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说，纵不能达其境，也不妨在心意上朝那里去。

「我读孔子的书，每每想见其人。到山东去，果然亲眼看到他的车、他的衣冠，还有他行礼所用的器物；他的子孙依旧在祖庭上按时习礼。我流连徘徊，舍不得离去。世间王侯圣哲，古往今来为数不少，生前煊赫一时，一死便被人遗忘。惟有孔子，虽只是个布衣之人，历十几世而不衰。他是有志求智者的师范。上自天子，下至最寒素的学子，无不心悦诚服地承认他的道理居于至上。他实可以算得人中的至圣。」

（三）「九月，始皇葬于骊山。这座山，他在位之初便命人凿治，为的是这一日的用处。到他统一了天下，用了七十万役夫开凿下去，直至「三泉」之处（就是穿到出水为止）；在那里下了一层铜〔注一〇〕的地基，把石椁安放在其上。宫中与百官所有的奇珍异宝，都搬到那里，藏得极多。工匠奉命造机关的弩箭，凡有闯入者便自动发射。又用水银造成江河——扬子江、黄河与大海——用机器把水银从一处灌到另一处。上面绘着天上的星辰，下面画着地上的疆域。用人鱼——即海象——的膏做烛，估量可以点得极久。

「二世皇帝说：「先帝后宫中没有子女的，此时便不该舍先帝而去。」于是下令让她们随死去的天子到那边去，如此丧命的很多。

「下葬完毕，有人提到：造机关与藏财宝的工匠都知道其中的贵重，秘密恐怕要漏出去。因此仪式一了，通到石椁最里一段的路便被堵死，通道口外面的门也随即放下，把陵墓紧紧关起来，工匠竟没有一个逃得出。四周种了树木花草，好教那一处望去与山的别处一般无二。」

司马迁的史书止于基督纪元前一百年上下。有一位读书人名叫班彪（公元三至五四年），一心想接下去把它写完，可是他还在收辑材料的时节便去世了。他的儿子班固，学问淹博而深，接手这项工程；却有人举劾他擅自窜改国史，因此被下了狱。经他一位兄弟出面为他辨白，方才得以出狱，续修其书；然而书还没有写完，他又被牵进一场政场上的阴谋，第二次入狱，就死在狱中。皇帝把这部未成之史付予他那位才慧的妹妹班昭——她一路上都在替兄长作助手——由她续成，写到基督纪元上下为止；那时正是一个篡位者据了帝位，把汉朝分成前后截然两段。这位女史又著有一部劝女子的书，诗与文章也都不少。

字书之学，中国后世治得极广，其先则出于一位有名的学者许慎（卒于公元一二〇年）之手。他一入仕途，不多久便隐退，此后一生尽献于书本。他对五经研究极深，曾著一书论各家笺注之间的异同。可是使他至今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说文解字》。这是一部书，把当时所存中国文字里所能找到的一切字——约一万个——用如今所谓「小篆」写下来，各系以短短的解说。它是我们所知的最古的一部中国字书，直至今日，仍是一切文字学考究的根基。全书按五百四十个「部首」——或者说「归部之字」——编次；所谓部首，就是字里特别拣出来的一部分，多少可以指示全字意义所在的方向；其主意即在把中国文字里象形的一面显示出来。

〔注一〇〕一作「牢」——即「牢牢下了」之意。

十佛教（第二卷·汉）

现在该说到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了，尤其要从文学的方面来说。

早在公元前二一七年，我们就读到有佛教僧人释利防等人来到中国。那位「始皇帝」看来对他们心存疑忌；总之是把他们下了狱，而据说到了夜里，有一位金人——或者说天神——把他们放了出来。此后佛教便再无消息，直到那位称为明帝的皇帝——据说是因为梦见一个外国的神——派出使团往印度去，看看关于这门蛮夷之教究竟能问出些什么来。使团共十八人，约于公元六七年归国，随行的还有两位印度僧人，名叫摄摩腾与竺法兰。这两位在当时的国都、河南的洛阳住了下来，着手把《四十二章经》译成汉文——这是此后一长串译经的开端。不久摄摩腾去世；然而种子已经播下，道教的一个劲敌就要登场了。

到公元二世纪将尽的时候，又有一位印度僧人来住在陕西的长安，译出了那部称为《妙法莲华经》的经；佛寺也在中国各处建了起来。到四世纪初，中国的沙弥已经受起为僧所需的戒来，寺院也有了施舍的产业，可以容纳他们。

公元三九九年，法显动身作他那次伟大的徒步之行，自中国腹地陆行往印度，为的是求取佛经、佛像与舍利。起程时同行的人，不是中途折回，便是死在路上；他最后到印度时只剩一个同伴，而这人就在那里住下了，再也没有回中国。他遍访摩揭陀、华氏城、波罗奈、佛陀伽耶等要地，事既办成，便搭商船到了师子国。在那里他寻得一只大船，载他到耶婆提；此后又历尽海上的种种凶险，另搭一船到了山东沿岸，于公元四一四年带着他全部的宝藏登陆，其地即今日德国人所占的胶州。

他自述这番冒险之行的记载至今尚存，文字诘屈而难读。他的行程已经有人考订过，他所提到的地方几乎都已一一指认出来。下面一段说的是戈壁大漠，行人是非过不可的：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佛陀伽耶——已故的坎宁安将军近年在那里作过饶有兴味的发掘——法显也到过，他是这样记述的：

「诸行者于是到了伽耶城，城墙之内也已一片荒芜。再往南行约三里，到菩萨昔日六年苦行之处，那里林木极盛。自此西行一里，到佛入水沐浴之处，有天神按下树枝，把他从池中拉了起来。又往北行二里许，到两位在家的姊妹以乳糜奉佛之处。由此再北行二里许，便是佛坐在大树下的一块石上、面东而食乳糜之处。那树与那石至今都还在：石长宽各约六尺，高两尺有余。中印度气候均平，树木能活几千年，甚而至于一万年。自此往东北行半由旬，诸行者到了一处石窟；菩萨曾入内结跏趺坐，面向西方，心里想道：『我若得成正觉，当有神迹为证。』于是佛的影像现在石上，长三尺有余，至今历历可见。随即天地大震，空中诸天呼道：『此处不是过去、未来诸佛成正觉之地。正地在西南去此不足半由旬的菩提树下。』诸天说罢，便一路歌唱着在前引路，要送他到那里去。菩萨起身跟随，离树三十步时，有一位天神献上吉祥草。他受了草，再行十五步，有五百只青色的鸟飞来，绕他三匝而去。菩萨行至菩提树下，铺下吉祥草，面东而坐。这时魔王波旬遣三名美女自北边来诱惑他，自己则从南边来，也是同一个用意。菩萨以足趾按地，魔军便溃乱而退，那三个女子也都变成了老妪。上文所说佛六年苦行之处，以及这些别的地方，后世的人都建了塔、立了像，至今都还在。佛既成正觉，观树七日、领受解脱之乐的地方；佛在菩提树下东西往来经行七日的地方；诸天化出宝室、供养佛七日的地方；盲龙目真邻陀以身绕佛七日的地方；佛在尼拘律树下的方石上面东而坐、梵天前来致敬的地方；四天王献钵的地方；五百商人献熟饭与蜜的地方；以及他度化迦叶兄弟及其门徒共一千人的地方——这些地方都起了塔。」

下面一段说的是锡兰，法显称之为师子国，也就是僧伽罗，得名于最初在那里立国的一位商人：

「此国本来没有人住，只有鬼神与龙住在里面，邻国的商人来同他们交易。交易的时候，鬼神并不现身，只把珍货摆出来，标上价钱；商人便照价取了东西带走。可是商人往来经过、在途中歇脚，这地方的好处便让邻近各国的人知道了，他们也来，于是渐渐成了一个大国。此国气候极其宜人，没有冬夏之别；草木常青，耕种随人之便，不必看时节。」

其间，印度人鸠摩罗什——佛门「四日」之一——自公元四〇五年至四一二年，一直在向八百来位僧人口授汉文的经论注疏。他又撰有《实相论》一部，并译出《金刚经》；这部经使佛教见重于读书人，其功比这门宗教中一切实体的部分加在一起还要大。中国的诗人与哲人都从它的字句里汲取灵感与教益，这部书如今几乎可以列入本国的经典了。下面是两段短短的引文：

（一）「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

「『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

「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二）「佛言：『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

「『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公元五二〇年，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受到礼遇。他本是南印度一位国王的儿子。他教人说：宗教不是从书本上学得来的，人应当在自己心里求佛、见佛。就在他到来之前不久，宋云曾奉派往印度去求取更多的佛书，在坎大哈住了两年，带着一百七十五部经回来。

其后，在六二九年，玄奘也为着同一个目的动身往印度，同时还要巡礼佛教的圣地。他于六四五年回国，带回佛书六百五十七部，此外还有许多佛像图画和一百五十件舍利。他把余生都用在翻译这些书上，也像法显一样，写了一部行记。

这就说到了唐朝的开头。到这时候，佛教虽然屡遭反对、甚至遭过迫害，却已经在中国的百姓中间取得了一种此后证明是牢固持久的地位。

十一诗与杂著（第三卷·六朝）

公元二〇〇年到六〇〇年之间流过去的这几百年，于一国文学的生长与成熟并不相宜。这段年月的大半，帝国都在内战里撕裂着；读书著述既没有多少闲暇，奖掖提携的人也寥寥。饶是如此，这份事业仍旧接续了下来，许多大名也就此传到我们手里。

公元一九六年至二二一年之间那些昏暗的岁月，眼见汉室倾覆；然而有七位作者的名字替它添了光彩，今日合称建安七子。他们都是诗人。其中有徐幹，他受了佛教的濡染，把龙树的《中论》译成了汉文。下面这几句便出自他的手笔：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有孔融，孔子的二十世孙，自幼便早慧得出奇。十岁上，他随父亲到洛阳；那时李膺声望正隆，人比之为登龙之门。来客太多，他进不去门，便叫门吏通报说自己是李家的亲戚，这才得以入见。李膺问他这门亲从何说起，他答道：「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李膺大为惊异；陈韪却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应声道：「想君小时，必当了了。」他后来入仕，做到山东北海的太守；只因开罪了那位了不得的曹操，全家一并被杀。他为人坦荡，又好宾客。他常说：「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下面是他诗作的一个样本：

「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孤魂游穷暮，飘飖安所依。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有王粲（一七七——二一七年），是个博学之士，写过一部论诗之作，却不是韵文。他少年时便被寄以厚望，诗尤其擅长，虽说那个时代于成就一事最是不利。有人说过——这话或真或半真——中国的诗全都定在哀伤的调门上：中国诗人最爱的题目，无非人生的须臾无常，其中的离别与种种不如意，以及死之必至，以未知者取代已知者。王粲的哀吟自有他的缘由。政局的扰攘逼得他离开京师的家，出亡以求自全。在那里，照他自己的话说，是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路上，他所见的是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又遇上一个挨饿的妇人，把自己养不活的孩子丢在草丛里。及至到了大江边上，落日把他一腔心事逼到了顶点：

「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可是音乐并不能叫他忘掉亲族——

「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忽与谘。」

末一句的意思，他是要暗示：人处其中既久，便渐渐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有应玚，政治上的前程中断之后，作了一首诗，题目的意思大约可解作「惜骏骥之空闲置」。

有刘桢，只因大胆看了大将军曹操——魏室实际的开基者——的一位宠姬一眼，便被处死。陈琳与阮瑀，凑足了这七个人的数目。

这七个名字之外，还承人情面添上第八、第九两位：一是上面提到的曹操，一是他的第三子、诗人曹植。前者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他父亲曾被宫中的大宦官收为养子；他自己少年时是个不羁之人，一味走马放鹰。不过他到底在二十岁上举了孝廉，又在讨伐乱党的一役中建了功，随后招募义兵，要把那几个威胁帝国完整的强豪一一荡平。大权渐渐落到他手里，他又逼那位懦弱的皇帝立自己的女儿为后。民间把他看作胆大妄为的奸相、狡黠无耻的叛贼的典型。他兵力之众已成谚语，据说一时之间竟有百万之师。要说他营中纪律之严，有这样一件事：他自己定下重法，不许损伤田苗，一次他的马受了惊窜进麦田，他便按法自判死罪。然而众人劝他，他终于割发以代首级，好叫自己那份公道之心得个交代。下面几句出自他的一首歌，用的是四字一句、顿挫短促的格调：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死后，便是三国的时代，其中动人的故事，由后文将要说到的那部名小说讲了出来。曹操的长子做了三国之一魏国的头一位皇帝，而诗人曹植在朝中的处境极是尴尬，人人猜忌他、厌恶他。他十岁上便已擅长属文，好到他父亲疑心他是剽窃；他却当场就任何题目立成篇章，把这桩疑案了结了。一位诗人说过：「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他哥哥叫他——大约存着不怀好意——只走七步便要成诗。这首诗为后人所记得，与其说因为诗好，不如说因为它扎得准：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下面一段出自他的另一首诗，内含一句人人皆知的格言，至今还常挂在口头：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

到了公元三世纪，另有一批性情更飞扬跳脱的诗人，也是七个，结为一社，以竹林七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中有刘伶，酒量极豪，他说在醉人眼里，天下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他愿意身后总跟着一个仆人带酒，再跟一个扛锹，好让他倒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有一回，他拗不过妻子苦劝，答应戒酒，叫她备下祭酒祭肉。一切停当，他便祝告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把祭酒喝个干净，不多时又照旧大醉。他的心是偏向老子之道的，而且当真因为一篇张扬无为这一异端之说的文字，被黜落了功名。下面这篇游戏笔墨，把这股道家的气味显得格外分明：

「有大人先生」（就是他自己）「，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

「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中国人相信蜾蠃能把螟蛉化作自己的同类）。

另一位是嵇康，一个俊美的青年，身长七尺七寸，娶进了宗室——这份福气是好是坏却难说。他最爱的功课是炼丹之术，成日坐在自家庭中一株柳树底下，试着点化金石，间以音乐和诗调剂，又习吐纳之法，指望由此长生。不料他因礼数上的疏慢，开罪了一位也在学丹术的宗室，被人告到皇帝跟前，说他是危险人物、是叛逆，判了死罪。三千弟子请以身代他们所敬爱的师长，朝廷不许。他从容就死，静静看着日影，弹他的琴。

第三位是向秀，他也在丹术上动过手；他为《庄子》所作的注，上文已经说过，被郭象窃了去。

第四位是阮咸，一个放诞不羁的人物，却善弹琵琶，又是乐理上的大行家。他同他叔父都穷，住在路的这一边；族里富的一支住在那一边。到七月七日，那边照例把上好的皮裘绮罗统统拿出来晒；阮咸这边便挑起一条粗布的犊鼻裈——就是脚夫们穿的短裤——挂在庭中，对一位友人解释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第五位是阮籍，又一位乐人，他所制的琴成了中国的「斯特拉迪瓦里」。他从了军，做到高位，后来听说另一处的厨子手艺更好，便换了那个职守。他是孝的典范，母亲去世时哭得太厉害，竟吐了好几升血。然而嵇喜来吊，他只以白眼相对（就是说不理会他）；嵇喜的兄弟嵇康却带着一坛酒、一张琴来，他便以青眼相迎。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组政治的、寓意的诗，共三十八章，每章约十二句。其中的指涉掩藏得极其巧妙，没有注解简直无从辨认；而在他下笔的那个乱世里，这样的遮掩于作者的安危是万万少不得的。

第六位是王戎，他能直视太阳而不眩目；最后是山涛，一位奉道家之教的人，时人称他为「璞玉浑金」。

其后到了四世纪，有傅玄，除了他的诗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下面是一个样本：

「车遥遥兮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游兮西入秦，愿为影兮随君身。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

我们如今遇上了一个名字，凡在中华研读诗的人，至今无不熟习。陶潜（三六五——四二七年），早年名唤陶渊明，少小贫寒，后来谋到一个县令之职。可是他的天性同宦途本不相宜；用他自己祷告时的话说，他所求的不过是年寿之长、杯酒之深。他在任上只坐了八十三天，便因为不肯循例具礼迎接上司而弃官，说是「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正是县令每日的俸禄。此后他退居林下，以诗、以琴、以莳花自娱，尤其是菊花，从此同他的名字再也分不开。莳花这一桩，他的妻子也帮着他：她在后园料理，他在前园料理。他的辞官，便是下面这篇文字的题目；这是诗文之间的一体，就格调而论，向来算作这种语言里的绝品之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陶潜的《桃花源记》是一篇有名而可喜的寓言，这一体裁中国作者极爱经营。文中说一个渔人在江河的汊港里迷了路，撞见一片繁密可爱、正开着花的桃林，他便撑船穿林而进，急着要看这林子究竟到哪里为止。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他听说这些人的祖先是五百年前避「始皇帝」那段乱世逃来的，从此便留在这里，同人世的其余部分完全隔绝了。他回家以后，这故事传扬开去，太守派人去寻这块奇地，那渔人却再也找不着了。神明只准这位诗人回到他少年时代的桃花时节里去，待那么短短的一会儿。

一位评家说陶潜是「为春醪之气所醉」。另一位说：「心存忠义，身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他的工夫精致到了极处，精致得反倒像是出于天然；他的斧与凿——所谓磨砻之功——一丝痕迹也不曾留下。

他的诗多半关涉时政，满是对今已湮没的事件的指涉，又杂着为国人所极推重的思致与辞句。譬如他写在远方遇着旧友，像下面这样的句子，编家与评家是要浓浓地加上赞赏的圈点的：

「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下面是他的一首杂诗：

「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

鲍照是官，也是诗人，公元四六六年死于一场变乱。他的诗有一些保存了下来：

「璇闺玉墀上椒阁，文窗绣户垂罗幕。中有一人字金兰，被服纤罗采芳藿。春燕差池风散梅，开帷对景弄禽爵。含歌揽涕恒抱愁，人生几时得为乐。宁作野中之双凫，不愿云间之别鹤。」

公元五〇二年自立为帝、做了梁朝头一位皇帝的，是个很出色的人物，本名萧衍。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的是僧家的斋饭，一日只进一餐；五二七年与五二九年两次，他竟真的披上了僧衣。他还撰过一部十卷的佛家仪轨。他把佛戒「不杀生」一条解到最严，连祭祀所用的牺牲也叫人用面做。下面这首短诗出自他的笔下：

「丘树与隰树，生长本不同；林间众鸟鸣，其音亦各异。川中之游鱼，或没而或浮。山高高莫极，水下下难求；所以然者何，此理终莫究。」

另一位活到七世纪的著名诗人是薛道衡。他因为诗做得比隋朝第二位皇帝炀帝还好而开罪了他，于是人家寻了个由头把他处死。这种语言里最受推许的一副联句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其实却不是他做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有一回为了给一班朋友助兴，薛道衡即席写下：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在座有一位「南人」，讥笑这个巧思太浅，当下写出下面两句：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隋朝有一位官员傅奕（五五四——六三九年），到唐朝第一位皇帝手下做了太史令。他极倾向道家，曾校订《道德经》。同时他上疏请废佛教；萧衍（见上文）的后人萧瑀就此诘问他，他说：「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他力言至少该逼僧尼婚配、成家生子，不许他们逃避自己那一份赋税；又说萧瑀既回护他们的教义，可见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萧瑀听了合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的。结果是：对佛教的传法者，一时间加了严厉的限制。唐太宗有一回得着一个胡僧，能「咒得人不省人事，再咒又活转来」，便向傅奕说起他的本事。傅奕自信地说：「他咒不动我。」及至当场一试，那僧人全然不灵。自撰墓志的风气实自傅奕而起，他给自己写的是：

「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

六、七世纪间的王绩，是个放旷不羁的性情中人，嗜酒成癖，终因此丢了官。他的酒量无涯，人称五斗先生。在他清醒的间隙里，写下许多好文章好诗，今日读来仍旧可喜。下面一段出自他记游醉乡的文字；那故事讲得一本正经，笔法是仿着寻常记述海外异国的那一路：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陂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

「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

「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归而杳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

「阮嗣宗、陶渊明〔一一〕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

「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得游焉，故为之记。」

这一时期以那位称为炀帝的皇帝的名字收尾；说到诗人薛道衡时已经提过他。他先杀兄，再弑父，于公元六〇五年登极，此后一味奢靡纵欲。他园里的树，冬天要给配上绸做的叶和花；为了取足填枕褥的绒毛，鸟几乎被捕杀殆尽。在位十三年之后，这位怎么看都不像文学赞助人的皇帝死于弑逆。然而炀帝人品虽然别的地方都拿不出手，却以自己的文墨自负。他曾调一百名学士去编纂经书、医书以及别的著述；也正是在他治下的六〇六年，设立了第二级功名即「举人」的考试。

注：

〔一一〕此处这位诗人弄错了。这两个人并不同时。

十二经学（第三卷·六朝）

在经学与一般著述这两块地面上，皇甫谧（公元二一五至二八二年）占着一个体面的位置。他起初是扶着犁把过日子的，全凭一股韧劲成了饱学之士，后来索性以著述为业。他害着极重的风痹，手里却从不曾离过书；用起功来入迷到这般地步，连吃饭睡觉都忘得干净。人称他为「书淫」。晋武帝几次要给他官做，他都推辞了；有一回他想向武帝借书看，这位皇帝便打发人拉了一车给他，让他慢慢读去。他写过文、写过诗，还有好几部分量不轻的传记之作。他那部讲《春秋》的书，当时也颇为流行。

与他大略同时的孙叔然，以研治儒家经籍见长，又著书论《尔雅》。

荀勖（卒于公元二八九年）曾参与为新立的晋朝拟定刑律，又在整理刚刚出土于河南的《竹书纪年》一事上出力最多；他为《穆天子传》作了序，还写过论乐的文字。

郭象（卒于公元三一二年）用力之处，主要在老子的哲学与庄子的著作。当时有人这样说他的谈吐：「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郭璞（卒于公元三二四年）是名望极高的学者。他除了整理过好几部要紧的经籍之外，还是道家学说的一位出色的阐发者，并且相传是坟墓风水之术的开山祖师——这门手艺时至今日仍通行于全中国。他于天文、卜筮以及格物之学，也都有所造诣。

范晔于公元四四五年以谋反被诛。他之所以出名，主要是那部汉朝的史书：上起基督纪元前后——如前文所说，汉室此时被一个篡位者打断了——下讫二百年后的最终倾覆。

沈约（公元四四一至五一三年）是另一位有名的学者，父亲做过淮南太守；公元四五三年父亲被杀，他因此躲藏了一段时日。他家境清寒而好学，据说母亲怕他熬坏了身子，限着他的灯油柴火，他便在夜里把白天读过的一一背诵。入仕之后，他官至通显，最后因病致仕，一身荣衔。就他这个人而论，有一件稀奇处：左眼是重瞳。他滴酒不沾，起居极其俭素，藏书有两万卷。《晋书》《宋书》《齐书》都出自他的手笔。四声的分别，据说也是他最先辨出来的。他在自序里写道：「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而此秘未睹；其中利病，独予知之。」有一天梁武帝对他说：「你倒说说看，你那有名的四声是怎么回事？」沈约答道：「天子圣哲。」——这四个字既是一句颂圣的话，又恰好按着平、上、去、入的通常次第，把所问的四声一一示范了出来，答得着实巧妙。

萧统（公元五〇一至五三一年）是梁朝开国之君萧衍的长子，死在父亲前头。据说他不到五岁便能把诸经背诵下来；后来更以文才著称，尤长于诗。他生得俊秀，举止可亲，性情温厚宽容，人人都爱他。公元五二七年，他母亲病危，他侍奉汤药，送了终；丧母之痛伤了他本来极好的身子骨——守丧期间，还是父亲再三恳求，他才肯进些饮食。有学问的人到他门下，必得他的奖掖；他的宫里藏着一座大书库。他爱自然，喜欢同文士们在自家那片好园子里闲步，却不肯往园中添上歌女这一项风流。公元五二六年与魏国交战，粮价腾贵，他便吃最粗粝的饭食过日子。他一辈子施舍极多，又一概不让人知道，只教心腹的随从四处查访穷苦之家，把东西送去。他甚至把自己的衣橱腾空周济穷人，又花过大笔的钱去埋葬那些无人收殓的死者。朝廷征发民夫兴作土木，他也是极力谏阻的。他事父至孝；到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写信给父亲，指望把病势瞒过去。不过今日之人记得他，与其说是为着这些德行，不如说是为着他在文学上开创的一个新门类。去世前一年，他编成了《文选》：这是头一部刊行于世的选本，把为数众多的作者的佳作，或全篇、或节录，汇为一编，又按各体诗歌、文章、铭、表、诔、墓志、序跋等类目分列开来。

这一开端的念头此后迅速滋长，一直延续到近世。历代不时有卷帙浩繁的丛书以同一体例重刊行世；许多原本可能湮没的书，因此得以保全，留给后人受用不尽。法显的《佛国记》便是一个例子。

十三诗（第四卷·唐）

在中国人心目中，唐朝总同儿女之情与干戈之事的种种传奇联在一起，同富庶、文教与风雅联在一起，也同轻佻、奢靡与放荡联在一起；而联得最紧的，还是诗。中国在这一路上最好的成绩，大半出在这三百年的畛域之内；这些成绩又被小心地保存下来，成了后世历代诗人的定本。

「诗，」近世一位中国评家说，「发端于《诗经》，滋长于《离骚》，勃发而大成于唐。汉魏之间固然也做出过好东西；那时的作者似乎材料有余，而语言不足以达之。」

《全唐诗》刊于一七〇七年，收各体诗四万八千九百首，编为九百卷，装成三十巨册。中国有些著述家把这一朝分作初、盛、晚三个诗的时期，并且自许能在归入各期的作品里，分别看出生长、丰满与衰落的相应征象。另有人在后二期之间再插一个中期，合成四期。不过就一般的用处而论，只需说明这一点：自汉代以来，字义渐渐定得更确切，结构的安排也更整齐、更圆熟。想象开始更自由地施展，语言也流动得更轻便、更有音乐性，仿佛在应和艺术的要求。

中国诗，便在最好的情形下也是一颗难剥的硬核：它通常由五个或七个单音节的根本意念排成一行，既无屈折，又无黏着，也没有任何文法上的标记；其间的关联，读者只能从义理去推，从上下文去推，至于字的排列次序，恐怕最是靠不住的凭据。再者，诗人所受的束缚，不止于韵，还有声调。为作诗之用，中国的字统统归入两类声调，即平与仄；这两类各占固定的位置，正如扬抑格、长长格、扬抑格与抑抑扬格之于拉丁诗的结构。其结果是：字的自然次序往往为声调的需要而全盘牺牲，读者要抓住意思，便难上加难。以寻常五言的一节而论，声调的安排大略如下：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这些声调所生的效果十分显著，入耳可喜，往往足以补韵脚之失——那些韵，不过是二千五百年前《诗经》里听来的韵，其中自然有许多今日早已不成其为韵了。所以一节中国诗里的人工，同一节拉丁的阿尔凯诗节里的人工一样多。可是到了最有天分的人手里，这份人工便全被艺术掩住，声与韵的桎梏反倒脱胎换骨，仿佛成了成功所必需的帮手与辅翼。

为引导学者应付这桩公认艰难的功课，前人刊行过许多书。其中有一部，头一条规矩就周备得叫人觉得底下简直不必再读。那条是这样说的：「去俗体，去俗意，去俗句，去俗字，去俗韵。」

长诗是打动不了中国人的。这种语言里根本没有史诗一类的东西，虽说长至数百行的篇什自然也有不少。简短确是中国诗的魂：它的贵重，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暗示了什么。诗同画一样，暗示才是艺术家的归宿与目的；在这两行里，艺术家都不妨称作印象派。最理想的长度是十二行，今日大试的举子也以此为限；中国人以为诗人若在这样的篇幅里还说不完要说的话，那便大可不说。八行的诗也是人所爱的；四行的警句，即所谓「绝句」，若不是太难，也一样为人所爱。称它作「绝」，是因为它戛然而止；不过据评家解说，「辞绝而意不绝」，总有一线思路留给读者去接。这后一种体裁远在汉代已经通行，到唐代才臻于完善。它按所用的格律，不过二十字或二十八字，却恰好够诗人依着既定的章法把题目起、承、转、合。第三句公认最难做，有的诗人甚至先做这一句；末一句则该含一个「出人意表」，一个收梢。这实在使我们想起那句老话：「凡警句当如蜂」云云，而它英文的装束更为人所熟知：

「蜜蜂身上那几般难得的好处，

在警句里是一样也少不得；

身子总该又小又甜，

尾巴上还该留下一螫。」

下面是四行诗的一个早期样本，作者佚名：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如今转到那几乎无穷无尽的诗人名单上来——从中只能拣出寥寥数人——不妨从王勃（六四八—六七六年）说起。这是个早慧的孩子，六岁便能作诗，十六岁中第，供职史馆，后因作文讥刺诸王斗鸡之好而被斥。他把闲暇尽用在作许多好诗上。他作诗从不预先构思，只把墨磨足了，便饮至半醉，蒙头而卧；醒来提笔一挥而就，一字不必改；因此得了「腹稿」的绰号，意思是他的草稿都在肚里打好了。他作这些诗，得人馈赠的贵重丝帛极多，当时便说他是「以心织」。下面几句便出自他的手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与他同时而更有名的，是陈子昂（六五六—六九八年）。此人为使自己见知于众，用的手段颇有些耸人听闻。有一张极贵的琴久卖不出，他买了下来，随即传出话去，说次日要当众弹奏。这一来招了一大群人；可是陈子昂到场，却告诉众人：他袋里有一样东西，比那张琴贵重得多。说罢便把那琴掷得粉碎，当场把自己的文章分送众人。下面是一个样本，是针对佛家拜偶像而发的；文中的「圣人」，指儒门任何一位受天启的师表：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做官时，曾以一桩堪称所罗门式的判决大得声名。有人杀了杀父的仇家，自己被以杀人论罪。陈子昂把他处死，同时又为他的乡里旌表，说是出了这样一个孝子。

宋之问（卒于七一〇年）的事迹知者不多，至少于他的好处是知者不多。有一回皇帝极喜欢他的诗，竟解下御袍披在诗人肩上。下面是他的一首：

「朝来一雨压轻尘，桥畔千枝尽著春。

白马金鞍何处过？佳人绝代旧无伦。

含羞自掩临风态，顾影翻怜怯路人。

纵使此身非荡子，可堪好梦逐芳辰。」

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年）少年时，全然看不出他胸中所潜藏的天分。他应试不第，便退隐山中。此后他成了第一流的诗人，他的文字人人争相传写。四十岁上，他到京师去，有一天正同他有名的同辈王维闲谈，忽报皇帝驾到。他躲到榻下，王维却把他供了出来，结果反倒同万岁爷谈得很是愉快。下面是他诗的一个样本：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以诗名，也以医名的，是王维（六九九—七五九年）。短短一段仕宦之后，他也退居幽处，以诗自遣，兼以佛法自慰——他是笃信佛教的。孟浩然要上山避世时，他所作的赠别之句如下：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下面这首同是他作的绝句，一向被认为末一句有极好的出人意表之妙：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有人指摘王维下笔散漫，画面不伦。一位存心回护的评家替他辩解道：「譬如王维，居然把芭蕉画进雪景里。可是我们以学问的眼光去考究这类地方，便见得他的心不过是与所写之物相与为一罢了。愚者乃谓其不辨寒燠。」

崔颢是位工于诗的人，兼且嗜酒好赌，约于七三〇年登第。

他写过一首咏黄鹤楼的诗。那楼直到不久以前还立在汉口附近扬子江畔，是为纪念王子乔而建的——此人得道成仙，于基督纪元前六世纪白日飞升。大诗人李白有一回也动过写这题目的念头，可是一读崔颢这几句，便打消了主意：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若要公推中国第一大诗人，多半便要举出李白（七〇五—七六二年）本人了。他放浪不羁的生涯、他在宫中那一段华艳而放荡的经历、他的流落、他悲剧的收场，凑在一起，恰好给他那源源不绝的锦绣文章配上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背景。十岁上，他就咏萤火作过一首绝句：

「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

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李白起初四处漫游，末后同另外五个好酒的诗人一道隐入山中。这「竹溪六逸」有一阵子尽情饮酒赋诗。不久李白到了京师，凭他的诗被引荐给皇帝，称为「谪仙人」。他大受优遇，很快成了宫里的娇儿。有一回皇帝召他，人却醉倒在街上；用冷水把脸敷透了，才勉强够得上御前的体统。可是他的才思并不曾误事。叫一个宫人替他捧着砚台，他便一挥而就，写下他最激越的一些句子；皇帝为之倾倒，竟命那位权势熏天的宦官高力士跪下来给诗人脱靴。又有一回，皇帝正同宠妃在宫苑里行乐，召李白来赋诗纪胜。诗人迟迟才到，由两个宦官架着。「启奏陛下，」他说，「臣同王爷饮酒，被他灌醉了，容臣勉力为之。」于是两名宫嫔在他面前擎起一幅粉红丝屏，不多一会儿，他已挥出八行一首的诗足足十章，其中这一首写宫中宠姬的生涯：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

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日子久了，李白终于落入谗构，含羞离开了朝廷。就在那时他写道——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此后又是漫游，又是许多波折；他死于旅途的水中：一夜醉后，为拥抱水里的月影，他探身出船太远了。就在此前不久，他曾写下这几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他驾驭绝句的本领，向来被认为已臻化境：

（一）「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下面是一般的选录：

送别

（一）「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

「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二）「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

（三）「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

（四）「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再录一首，主要是要显一显中国人所认为真诗的命脉所在——暗示。诗人不该把字字都点破。中国的读者爱自己去点，各随各的意思。所以像下面这样一首诗，常被当作此一路的范本引用：

「龟依莲叶稳，鸟傍荻花栖。

轻舸谁家女，歌声逐水低。」

同一时代另一位诗人，也是他的同胞引以为荣而理所当然的，便是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年）。他在大试上没能出色——那试场里作诗是何等要紧——可是他对自家的诗看得极高，竟拿它当疟疾的药方开出去。他终于在朝中得了一个职位，七五五年的兵变又逼得他丢开。正如他自己以政治的譬喻所写的——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此后他几番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都是白费；于是过起漂泊的生涯，曾几乎溺毙于大水，又被迫以草根度了十天。获救之后，饿了那么久，却因大吃烤牛肉、痛饮白酒而于次日不起。下面是他的几首诗：

（一）「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

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

「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

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

（二）「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三）「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四）「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涧道余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五）「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下面是他驾驭绝句的一个样本，所写是中国人无论作不作诗都害着的一种病——思乡：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诗人常建的事迹知者不多。他七二七年登第，入仕做官，末后却栖身山中，作了隐士。据说他笃好道家。可是下面这首诗写的是禅——即弃绝一切求生之念的冥想之境——读来倒像他所倾心的是佛家。就其所及而论，它把中国各处山头常见的那种佛门丛林画得再真切不过：香客到那里礼拜还愿，拜倒在世尊足下；耽于静观的学人也到那里，急欲抖落人间事务的「红尘」：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佛教对诗人岑参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他约于七五〇年登第，他咏此教的诗句可以为证：

「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

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

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

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王建于七七五年中进士，官至一州之长。可是他开罪了某位皇族，仕途便戛然中断。他写过不少诗，同当时几位大诗人交谊都深。下面这几句，格律是不齐的；所咏乃是一桩异事：某个兵士的妻子成日守在山头上，俯望扬子江，盼她丈夫从军中归来。到末了——

「望夫处，江悠悠。

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末一句把那不幸的妇人所化成的石像写得竟像在向每一个新来的人打听那失踪之人的消息。这便是艺术家的本领，而且同原文密不可分地织在一处。

越过许多同上面所举的几位一样有名的诗人，我们来到一个名字：在一切曾与中国这一大宗文字有过瓜葛的人里，他无疑是最受尊崇的。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年）——谥文，故通称韩文公——不单是诗人，还是第一等的政治家，兼且是哲人。他出身于最寒微的百姓之中，而位至台阁。八〇三年，他上表谏诤，反对宪宗皇帝打算以极隆重的仪节迎奉佛骨。天子震怒，若不是朋友们说情，这位胆大的作者便没有好下场。饶是如此，他还是被贬到广东的潮州府去，在那里着手开化那些荒僻之地的顽民。近处山岭之巅的一座庙里，至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画的便是这位被外国人依他的谥号称作「文章之君」的人，旁边题着这样一句：「所过者化。」据说他还赶走过一条在附近水道里为害的大鳄鱼；他给那孽畜下的那道声罪致讨的最后通牒，连同一猪一羊投入江中，至今仍被奉为中国文章的典范。过了不很久，他便被召还京师，官复原职；可是他一生体弱，又早衰，终于经不起一场大病。他的朋友兼同辈柳宗元说：他每要翻开韩愈的文集，总得先用蔷薇水洗手才敢动。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论说，往往是最上乘的，无论在创见还是在文辞上都无可挑剔。可是中国人至今念念不忘他，更多的还是为着他那纯正高尚的品格，他那沉静而有体统的爱国之诚。下面这些句子是苏东坡在他身后将近三百年时写的，为的是潮州百姓新为这位先师立起的一座祠：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

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

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

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

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

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

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

犦牲鸡卜羞我觞，于餐荔丹与蕉黄。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韩愈写了大量的诗，常常带着谐谑，题目五花八门；在他的笔下，平常事物往往点化成机趣。别的篇什之外，还有一首咏他的牙齿：那些牙像是按着一定的间隔一颗颗掉下来，于是他可以大略算出自己还剩多少寿数。总的说来，他的诗还不能列入最上乘，不像他的散文——下一章将录他文中的片段。下面这首诗，是他较轻快一路的样本：

「我恨不如江头人，长网横江遮紫鳞。

独宿荒陂射凫雁，卖纳租赋官不嗔。

归来欢笑对妻子，衣食自给宁羞贫。

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

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

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

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

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

一般人不大以为善待禽兽是中国人的特色。他们没有防止虐待动物会一类的东西，他们在这方面的短处，或许可以由此说明几分。韩愈为人最是仁厚，下面这一首虽不能当真看，却于他平素的心肠是一个有用的指点：

「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

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

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

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

下面几句是他往广东贬所途中所作：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

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

「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

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

「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

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

十四经学与杂著（第四卷·唐）

唐一朝的经学，说不上有多少自出机杼的东西，也说不上多深。太宗立弘文馆一事固然是实；然而馆中之士，大抵满足于沿袭汉人的旧规，独立研治的成绩相形之下并不多。馆中人物之首，当推陆德明（公元五五〇至六二五年）。他在前朝做过秘书省官，其后以卫护儒学、对抗释道两家的攻讦名于时。他所著的《经典释文》，为诸经与老庄书中字句作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

魏徵（公元五八一至六四三年）为学之名，几乎不在其下，而以将帅之名亦享大誉。朝廷命他总领前朝史书之修撰，且他还是一位诗才不俗的诗人。他一死，太宗慨然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另一位闻名的学者是颜师古（公元五七九至六四五年）。他曾被派去校订群经，又为《汉书》作新的注本。前一事上，他的解经文字未能餍人之望，遂被派到外郡去。虽说贬官之令未行便已复其位，锐志既伤，人已不是从前那个人。此后他退居简出，一味潜心自处。

李百药（公元五六五至六四八年）自幼多病，吃药无数，祖母索性给他起名「百药」，取「本草」之意；而他早慧过人，人又赠他一个「奇童」的名。既入仕途，他把公事丢在一边，一心赌博饮酒，做官不久便自去了。后来重被起用，最终完成了《北齐书》。

孔颖达（公元五七四至六四八年）是孔子三十二世孙，学问深湛，官声也好。他撰《诗经》正义，又相传为《隋书》若干部分之作者。此外，《大学》《中庸》的注疏也出于他手。

纯就学术而论，进境最大的门类，或许当推字书。以陆法言六世纪之作为底本的音韵之学的字典，此时大盛，与许慎所开的部首之学分庭抗礼。这并不是说许氏的那部宏著就此被弃置不问。八世纪的李阳冰，为其增删润色，用工不少。李氏是朝廷命官。公元七六三年他在一处做县令，据说逢旱求雨，扬言若三日内不应，便毁掉城隍庙，果然雨降如注。

张志和（八世纪）著有一部养生之作，性情浪漫，尤好道家玄谈。他在肃宗朝出仕，因事获罪见谪，不久遇大赦；从此隐入山林，做了一个云游的隐者，自号「烟波钓徒」。他终日垂钓，钩上却不下饵，本意就不是要得鱼。有人问他何以四处漫游，他答道：「以太虚为室，明月为烛，四海诸公与我为伴——先生所谓『游』者，果何谓乎？」又有旧友要以一处安适的居处易他的破船，他答道：「愿随沙鸥入云去，不将此身埋尘土。」

杜佑（卒于公元八一二年）著《通典》，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宏富之作，至今犹存。全书分作八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州郡、边防。

一般散文的作家中，柳宗元（公元七七三至八一九年）留下的文字，用笔之清、造语之妙，罕有人能出其右。他不但工诗、能文、善书，还做过礼部员外郎。在礼部他被牵入一桩谋议之中，坐罪贬到极远处，遂殁于贬所。他的见地深染佛家之思，为此屡屡遭人痛责——其中一次，就出于他的师友韩愈致他的信里。他答复韩愈的话，节引数句如下：

「我所以喜佛者，取其与吾儒典所昭之理相通处也。纵使古之圣贤复起，恐亦未能斥之为非。今韩子之所斥者，不过是佛之戒律：僧徒之髡首、缁衣，弃亲舍家，游手好闲，坐食于人。此我亦不喜也。然韩子只见其外壳而遗其本，见其矿而不见其中之金。我则两者兼见，故独取此教。

「且与释子往来，未必便被其化。就算真受其化，佛教亦不许倾轧争权。其徒之众，所乐者不过临流对山、静坐观化。反观今世之奔竞——朝夕汲汲于印绶簪缨——试问我当去彼而入此乎？

「浮屠浩初，为人闲静，情识淡然，学问渊深。惟以山水为娱，间以文墨为乐。举家皆然。孤特于人，视之远胜古之所谓异端之圣者；至于世俗贪婪龌龊之辈，则更不可以道里计矣。」

有个批家在此评道：非有韩愈之才，不足以斥佛；非有柳宗元之才，不足以取佛。

下面是他关于一桩大问题的一段短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之无所见，唯佳木森然，异之——皆若人为，井然有序。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见此石，则又以为诚有。然又不解其何以不置之中州，而置之此夷狄之乡：数百年间无一人得而赏之。故又疑其无也。」

柳宗元又有一封笔调调笑的信，是写给一位家境殷实的士人的：那人一场火烧了个精光，柳偏道贺——最好是「贫至无立锥」，如此才有一大好机会向世人示明：世间的家私与文名，全然不相干涉。

他另有一篇脍炙人口的讽世之作，名叫《捕蛇者说》，笔锋指向苛敛之害：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原来，捕蛇之毙比不上抗税之毙。有一人，父与祖皆死于蛇，却对访者说：他倒过得比乡邻好——乡邻早被税吏敲剥得走投无路。他道：「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

另一篇同类的讽刺之作，写的是一个佝偻的园工，人唤「橐驼」。这人种树之能几乎无与匹敌：

「一日有客问其故，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问者曰。橐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韩愈的散文，题目之杂，比他的诗还广。他为亡友柳宗元所作的祭文——按中国的礼数，一面在灵前或墓侧诵读，一面焚化，以为通达于死者——中土之人无不知之：

「呜呼子厚！至此耶！——我诚愚矣：此非世人共至之途乎？人生一世，如寄如梦，得失何足计？梦时或悲或喜，觉时又何以恋念于既往？

「万物无甚可贵者。木以文而伐；子早慧无羁，缀词如珠：他日彼等富贵功名之辈皆归寂灭之时，子之名犹存。

「拙工斲之，血手汗流；巧匠观之，敛袖而立。呜呼吾友！子之器不为世用，而愚拙之我，反效力于朝廷。子固自知不与俗辈同群；及子含羞而逝，不复归来——彼庸庸者，遂窃据子之位。

「呜呼子厚，今子已矣。子临终托孤之意，尚萦耳畔。世交之谊，多出自私。我岂敢自必其身之能久而终成子之托？非我自任此事——子亲以此嘱我；上帝在上，我必不负子之所托。

「子往长眠之乡，一去不返。谨具此薄祭以别子——永诀矣，我心痛哉！」

以下几段，取自他论「儒者之道」的《原道》：

「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人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无爪牙以争食物；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有问之曰：『子之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周公之前，圣人皆为君，故其道行；周公之后，圣人皆为臣，故其道久。』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庶几其可乎！」

至于韩愈那篇有名的告鳄鱼书——凡中国士人都当它是实有其物，虽说这名目多半只是取譬——从中摘录一段以见其风：

「鳄鱼！尔与吾不可以同处于此。天子付我以此土此民，而尔睅然瞪目，扰此一水之安，吞噬吾民及其牲畜以及熊豕鹿獐——以自肥、以蕃息其类——尔是与吾争生死也。吾虽羸弱，岂能俯首而屈于鳄鱼？不能！吾为此地之守，义不辞尔之挑战，虽以身殉不悔。

「然吾承天子之命，须先示以警：鳄鱼有知，其听吾言。彼大海就在不远，鲸鲵之属与虾蟹之属，皆可以栖。往彼安处可也——一日之程耳。」

一位挚爱的侄儿死了——年纪与他相仿——韩愈痛作一篇长长的祭文，仍以火与烟为凭传于亡者。此二段可见：

「呜呼！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欲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欲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死而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而已。哀哉！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呜呼哀哉，尚飨！」

韩愈平生一切诗文，都比不上他那一封论佛骨的奏疏所引起的震动。原来那时佛教在民间的势头一日大似一日，若非有他这样一位领袖人物挺身而出，儒家的声光便要遭一场不可挽回的打击。这封文字使他远窜岭南，几乎丢了性命，节录一段如下：

「臣闻近有敕遣中使往凤翔迎佛骨者，且陛下将升临御楼，亲观其入大内；又诏诸寺以礼相迎。臣虽至愚，亦知陛下所以为此者，非徒然贪福以邀报应；直以年谷丰稔，海内乂安，欲顺人情，为京都士庶设此戏诳观听而已。安有圣明如陛下，而肯为此等愚妄之事？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一见陛下焚香拜礼于佛骨之前，则曰：『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敢惜身？』於是烧顶焚指，成群成聚，弃其业次；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老少奔波，唯恐后时；纵不加禁遏，其递相仿效以至断臂脔身以求供养者，将不可胜数——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语言不与中国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赐一食、一衣，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足矣。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陛下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恳请陛下将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悔恨。」

九世纪有一位李华，其人生平不甚可考，唯留下一篇为世所极重的文字，题作《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予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作者遂在想象中唤起数百年前那可怖的一幕：

「凶残之刃且交，惊沙眯目；两军肉搏之间，山川同悲，甲兵齐鸣。既而寒夜降临，雪没膝而须凝冰；鸷鸟归巢，战马力尽。衣不能御，指僵肤裂。至天亦助虏，加以杀气一阵，愈成杀伐之功。辎重塞途，我军中掩袭；将佐已降，元戎已陨。河水尸浮，浪高及岸；长城之堑，血流积盈。腐骸相枕，尊卑莫辨……

「鼓声渐弱。力竭矢尽，弦断刀折；两军相扑，为生死一决。降则为胡奴，战则埋骨大漠……

「鸟兽无声，唯风声长夜不歇。幽魂徘徊于晦冥，鬼影会聚于阴云。日出而寒光照残草，残月犹映霜华。世间惨状，孰有过此！」

那令人畏惧的鞑靼所留下的浩劫，是许多诗文一再吟咏的题目。差不多同时的陈陶有几行诗，为一群义愤填膺的从征之士立誓；而后来这份轻掷了的血勇终归无成，读之令人怆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在唐一朝种种光辉之中，尚有这一件可数：民间文学从此发端，与经学一道，很快将迎来前所未见的大势。

不过我们如今须与这一朝道别了。此朝之名，直到今日仍常挂在中国人的口边。北人自命「汉人」以自豪；南方数省的中国人则至今仍乐以「唐人」自称。

第五卷

宋（公元九〇〇——一二〇〇年）

十五雕版印刷之兴（第五卷·宋）

唐朝亡于公元九〇七年，此后五十年间，中华又见了五番易姓改代。这不是一个宜于文事的世道；然而著作也不曾完全断绝，几个次要的名字还是留传下来。

譬如后周的张泌，其人生平所可考者甚少；只知他曾进过一本长长的奏疏，指望挽回时局。据说这本疏得了很大的赞叹，其中的谏诤之言却未能采纳。他这几行诗，出现在许多诗歌选本之中：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不过其中至少有一个人的名字，对外国的读者格外要紧。冯道（公元八八一至九五四年）在中国人心目中，主要是一个圆滑无比的政客：他前前后后，先后事过四姓十主；他给自己起了个自号，其义于英文中最相近的说法便是「布雷之牧」。他还曾上辽朝第二个皇帝的宫廷，明白开口讨一个官做。他说自己既无家可归，又无钱可用，脑筋也乏善可陈；这一番自述似乎正戳中鞑靼之君的心怀，那位便当即命他做了皇太子的太傅。可是在异邦人的眼里，他之所以留名，则主要是因为他是雕版印刷之术的开山之祖。此前唐初似乎已有过这门手艺的一点粗略的样子，然而直到冯道手上，才正式用来印书。他死后六年，「火德」的宋室最终坐上帝位；自此以后，以雕版印书便成了中国人一门相熟的手艺。

宋室既开，我们便如中国仙话里所说，进了一片「别有天地」。史学、经学、一般著作、字书、诗歌，各家门户又都填满了满怀热忱的人，一位接一位开明之君也在旁殷勤鼓励。虽说公元一一二五至一一二七年间，因金人的南下，太上皇与新立的皇帝一并被掳北去，其势不能不为之一挫；然而宋室终究开出了一番大局面，在中国文学的开创者之列，理所当然地被推为第一等。

十六史学——经学与杂著（第五卷·宋）

史学一门里头一桩举动，径直便是把唐朝的史书通篇重写。寻常的那一套，后晋的博学之士刘昫（公元八九七至九四六年）早已办过；可是人们从许多方面断定他那部书不称意，于是着手另立一部去代它。这桩事的办理，交给了欧阳修与宋祁，两人都是文坛的领袖。欧阳修（公元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年）出身贫寒，他母亲用芦管教他写字。到十五岁上，他的大才已开始惹人注意；后来他在第三等、也就是最高一等的科考中名列第一。他的仕途起落不定，因为他每为自己所信的是非挺身而出，取的立场大胆，从不顾一己的利害。除那部正史之外，他什么题目都写，庄的谐的都有，其中包括一部解《诗经》之作、一部论古碑刻的著述、当世人物的杂记、一部考究牡丹的精细专著，以及写不尽的诗与文。下面这一篇是他较为轻快的文字的样本，以文体之美大受推重，凡习作文的人无不勤读。读者一看便知，篇中的主角正是这位史家自己：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除了把这一篇的美处铺陈一番、说它如何生动地画出了写它那个时代的精神之外，评家还颇为自得地指出：篇中「也」字——其功用之微妙，不下于希腊文中那个极微妙的语助词——竟用了二十次之多。

下一篇题作《秋声赋》，说的是夏天骤然收场，那在东方是极寻常的一件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这一时期另一位领头的史家是宋祁（公元九九八至一〇六一年），他起步时在进士考中把兄长压了下去。然而奉朝廷之命，他被列在第十而不是第一，为的是合兄弟先后之序。他官至高位，也是个著述极多的人。他在朝中大受宠幸；据说有一回在宫中的宴会上他觉得冷，皇帝便命嫔御中的一位借他一件披肩，于是十来个女子各自把自己的献了上来。可是宋祁不愿显得偏爱哪一个，宁肯坐着受冻，也不愿得罪其馀的人。他同欧阳修合力所成的那部所谓《新唐书》，一般认为比刘昫之作大有进步。不过它并未真把刘书取代掉：刘书至今仍列在公认的正史之中，同它的对手并肩而立。

这中间又有一颗星升了起来，论其光焰之大，只有司马迁那焕发的才气可与之相比。司马光（公元一〇一九至一〇八六年）踏上仕途，官至宰辅。然而他反对那位大改革家王安石，一〇七〇年被迫辞职。此后他把馀生都用在完成他那部名著《通鉴》上；这个书名是一〇八四年皇帝赐的，因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通鉴》所记，自公元前五世纪起，下至宋朝之初、即公元九六〇年；此外他还亲手写了几部与此相关的重要著述以为辅翼。他少年时极肯用功，常把手臂搁在一种圆木枕上，每一打盹便因枕子一滚而醒。小时候有一回，一个小同伴掉进了水缸，若不是司马光镇定得快便要淹死。他抓起一块大石，把缸砸破，水便流了出来。他做学者时藏书甚富，翻动书籍又极其讲究，因此便是用了许多年的书，仍旧同新的一样。他不许弟子用指甲去抠着翻页，一定要他们用右手的食指与中指。一〇八五年他决意重出问世，可到京城不过几个月——仍旧一如往常地为国事操劳——便病倒而死，举国推崇痛惜，国人亲切地称他作活菩萨。

下面这一段取自他的文字，说的是谏院这一机关里新起的一桩危险的变化；而这个机关在中国的行政中至今仍扮着一个奇特的角色：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与司马光同时的有周敦颐（公元一〇一七至一〇七三年），他一面任着一个小小的军职，一面长久刻苦地治学。他用功过度、又不顾自身安危一味以民事为念，因此把身子弄坏了。他的主要著述是为阐明《易经》之奥而作，身后由弟子刊行，并附朱熹的注。下面这一篇以花为象、意在讽世的短文，其体格最为读书的中国人所赏，因此流传极广：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程颢（公元一〇三二至一〇八五年）与程颐（公元一〇三三至一一〇七年）是兄弟二人，以学问著名，尤其是弟弟，他刊行过一部很有价值的《易经》注。兄长曾因大胆撤掉一座佛寺里的石像而引起些注意：那石像据说头上会放光，因此招来男女杂处的乱哄哄的聚会。他的诗，下一章要举一首为例。程颐则写过几篇关于诗艺的有意思的文字。其中一处他说：「有人问：人肯用工夫便能做得诗人么？我说：唯有肯用工夫的人，才有望被列作诗人；然而话说回来，用工夫这件事本身又多半于成功有害。古人有一联提醒我们——

『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又有一联云——

『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

这两句话都说得极中要害。孔子自己不做诗，可他也不劝人不做。」

那位大改革家、大经济家王安石（公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活着便看见自己的一切方针被翻了过来。他少年时用功极苦，据说作文时笔「飞」过纸上。为人则以俭啬与执拗著名。他衣裳污垢，连脸都不洗，因此苏洵骂他是个畜生。他对自己的一切见解自信到这样的程度，从不承认有错的可能，遂得了「拗相公」的诨号。他曾试着改革科举之制，向举子所求的不是文辞之美，而是对实际学问的广博了解。「于是，」一位中国著述家说，「连村塾里的学童也把讲修辞的教本扔了，动手读起史地与经济的入门书来。」他著有一部论文字之作，专讲那些由两字或数字合成、而合起来的义便定了这合体字之义的字。下面是他写给一位友人论研治邪说的一封信：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岂胜向往！

「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

苏轼（公元一〇三六至一一〇一年）以别号苏东坡更为人知。他早年的学业由母亲亲自督教；在他最后一次应考时所作的文字如此出色，以致主考欧阳修疑心那是请了替手代作的。到头来他名列第一。他官至大臣，招的仇多于交的友，一生不断同那些不择手段的对头的机谋相搏；有一回竟被贬到海南岛，那时那里还是一片野蛮而几乎无人知的地方。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与诗人，他的文字至今为中国人所喜。下面这一篇记的是一次半夜的游宴，所游之处在一条江的岸上；将近九百年前那里打过一场大战，交战两方中一方的舟师被烧到贴着水面，把一片壁烧红了——那壁大概就是江边的崖：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苏轼所造的一座亭子落成，「以为休息之所」，恰逢一场雨止了一次严重的旱；他遂作了一篇文字，感戴上天对受苦之民这一番降示。「亭以雨名，志喜也。」他那篇记以这样几行结尾：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

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

一雨三日，伊谁之力？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

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

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

归之太空，太空冥冥；

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另有一篇说到一位隐者——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

这一篇也以几行诗收尾：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

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

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

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

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

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他那篇写睡乡的文字，是本于王绩的《醉乡记》：

「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广大，无东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适，无疾痛札疠。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万事，荡然不知天地日月。不丝不谷，佚卧而自足；不舟不车，极意而远游。」

他的弟弟苏辙（公元一〇三九至一一一二年）是诗人，也做过官，为人所知的主要是他对道家的倾心。他刊行过一部带注的《道德经》。

当世「四学士」之一是黄庭坚（公元一〇五〇至一一一〇年），以诗与书法著名。他也被列在二十四孝的例子之中，因为他母亲病时，他守在床边整整一年，衣裳都不曾脱下。下面是他书信一体的样本：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

「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馀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深其义味者乎？故手书之与榎，可置几案间，时时诵之，以洗涤胸中之垢、消遣日中之倦。

「顷尝语家中诸子：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郑樵（公元一一〇八至一一六六年）治学之初，闭门独处，同人间断了一切往还。其后他花了些时候游历各处名胜，一心搜奇、考古，凡到手的书无不读（而且记得住）。一一四九年他被召见，得了一个荣衔。随即被遣回乡，去抄录他那部中国史——所记自约公元前二八〇〇年下至公元六〇〇年。这部书有一个精本，四十六大册，一七四九年奉旨刊行，前有乾隆皇帝的序。他还写过文与诗，另有一篇考据之作，其中论定如今在北京的那些石鼓上的刻文，属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后半，而不是一般所认的公元前十世纪或十一世纪。

朱熹（公元一一三〇至一二〇〇年）之名，在中国文墨所及的四境之内都是家喻户晓的。他十九岁中举，仕途极为得意。他显然一度颇倾心佛教——有人说他实际做过和尚；不管怎样，他不久便看出自己走错了路，从此一心去研治正统的学说。他著述极多。除了把司马光的史书重加删定、题作《通鉴纲目》，至今被视为中国的标准史书之外，他还把自己置在一切解说儒家经典的人的第一等的第一位。他所提出的解释，或全部或部分同汉儒所立、而向来被奉为不可错的那些相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改动了当时政治与社会道德的准绳。他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前后一贯。他不肯把某一段里的字解作一义，而把同样的字在别处解作另一义。总起来看，其结果无疑是使许多段落变得可解了——那些段落的义，早先的汉儒是遮暗了它而不是照亮了它。不过这位大注家有时也不免跳得过了头。下面是《论语》里同一段的两种讲法，出于两派相争之手，而其中较古的一种显然要可取得多：

汉儒之说：

孟武伯问孝于孔子。夫子曰：这是说只叫父母除了你天生的病痛之外，别无可忧之处。

朱熹之说：

孟武伯问孝于孔子。夫子曰：父母为儿女的病痛而忧心。

后一种讲法既然分明不完整，朱熹便添了一句注，说儿女因此有本分要极其自爱。

王懋竑（生于一六七一年）一七四五年刊行他那部据朱熹之说讲《四书》的著述，序中有这样一段：「邵雍欲以数说《易》，程颐欲以理之常然说《易》；独朱子能透其义，而得作《易》者之心。」朱熹别的最为人知的著述，有一部载着他晚年思辨精要的性理之作，还有一部《小学》，是给年幼者用的手册。有人主张末一个书名里的「小」字，指的不是年幼的学者，而是这部书所立的地步比《大学》要低。不过下面这一段，倒似乎更支持把书名解作「给幼者的学」：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毋践屦，毋踖席，抠衣趋隅。毋拔来，毋报往。

「毋渎神，毋循枉，毋测未至。」

朱熹有运气遇上一位高明的画像手——而据香港前任的科特里先生说，这在今日的中国是一只稀有之鸟；他断言「中国人所特有的体格与趣味凑在一起，便使得逼真的容貌成为不可能，画成的像也不好看。画师在纸上先铺一层平平的颜色，以合他所画之人的肤色，就在这上头画出五官的一张图样，全不设法以明暗去求圆浑与凹凸，而且从来也不曾偶然透出一丝生气或神情。」朱熹给了那位画师一纸大加称许的凭据，其中说他不但画出形貌，而且「兼得其意态，宛然如见其人之胸中」。随后他又添了这样一点私己的趣话：

「某曾两度请他写像，一大一小；他把某这副粗丑的面目、鄙野的性情摹得那样准，连那些只闻某名而从未见过某的人，一看便知所画的是谁——此亦一可笑之事也。」

倘能知道这两幅画像有没有一幅还留在朱家的传家什物之中，倒是有意思的。

朱熹既死，据说他的棺木曾自行悬在空中，离地约三尺。于是他的女婿跪在灵柩旁边，把他生前曾那样出色地阐说过的那些大道理向逝者的魂灵提了一提——棺木便轻轻落到了地上。

十七诗（第五卷·宋）

宋诗所得的注意，远不及唐诗之多。这主要是因为：宋朝的文人大略可说人人都出过一份诗的力，然而其中能算得专门诗人的——即只作诗而别无所事者，如唐朝的李白、杜甫以及许多别的人——却几乎没有。诗到这时候开始变成一门文雅教育里的功课，与那一点神授的灵风无涉；而且直到今日，它显然还是这样。格律越发讲究，前代大家所享的那点放纵，便一并牺牲在成法之下了。孔子所辑的《诗》，如前面所见，不过是些粗朴的歌谣，咏爱情，咏战争，咏耕稼，正因其质朴，才径直打到人心里去。唐诗则见出一种出神入化的调和：艺术隐而不露，用来助长那从与自然真正交接中得来的意思，而不是拿它去捆缚、去作践。唐室一亡，诗的艺术便有一跌，此后再没有起来；到了今日，虽说每一个书生因为「受过正经的教诲」，都「转得出一句诗来」，可是做出来的东西露着一副赤裸裸的人工，叫读者失望而生不出热气。

诗人陈抟（卒于九八九年）的一生，开头便吉兆昭然。他还是个极小的孩子，在河边玩耍，被一位穿绿衣的神秘妇人抱去哺乳。因了这一番非人间的滋养，他变得绝顶聪明，记性惊人，作诗又有一副现成的巧手。可是他偏偏没能中第，于是把自己交付给「山水之乐」。据说他在山中时，有神人教了他像禽兽一般蛰伏的法门，所以他一睡可以睡上一百天。他著过一部讲长生丹药的书，平素的意向大抵近于道家。他死后尸身七日不冷，坟头上又有一团「光」盘旋了整整一个月。朝廷几次召他，可是看他下面这首诗，仕宦于他似乎没有多少可恋之处：

「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

另一位诗人杨亿（九七四—一〇三〇年），小时候不能说话；直到有一天被人带上一座浮屠的顶上，他忽然迸出这样几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年）前面讲朱熹与经学时已经提过。他是个极好远游的人，于学问一道满腔热忱。冬天不给自己生炉子，夏天不给自己备扇子。三十年间不用枕头，睡时连一条席也没有。可是他下面这一首诗，读来倒像是要给他那副苦行的面目翻案：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

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

况复筋骸粗康健，那堪时节正芳菲。

酒涵花影红光溜，争忍花前不醉归。」

邵雍于天地间的种种征象是个大行家，其解说一概从《易经》里的道理推衍出来。有一回他同几个朋友闲步，听见杜鹃啼，登时面有忧色，说道：「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天下将乱，地气自南而北，而禽鸟先得气之先。今洛阳向来不见此鸟；由此推之，是地气自南而北了，将有南人当国，于国事必生种种后患。」后来王安石出头，便被看作他这份本事的印证。

这里所说的那位大改革家，在他那场经济革命的操劳之余，还抽得出工夫作诗。下面是他写一夜不寐的，正是那难做的「绝句」的一个好例：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干。」

下面又有经学家黄庭坚的一首短诗，作于每年上坟祭扫之日，眼前正对着山坡上一片丛冢：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那位一本正经的学人程颢，也同别人一样作诗。有时候他甚至肯放下架子说句笑话：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

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

十一、十二两个世纪间，洪觉范以诗名，又以书法名，末了却抵不住佛法的诱惑，落发做了和尚。这可不是一桩轻省的关口。受戒的人剃光了头顶，在上头搁三炷到九炷香，任它一路烧进肉里去，留下永不消退的疤。下面是他的一首诗，大约作于僧门生活还不曾浇冷他天生的热肠之前：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润沾红杏雨，彩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叶适（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年）为人所知，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是政治家。不过下面这首写一座名园门前的「绝句」，却被推为此体中的上乘：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高翥的生平似乎无可考。他那首咏每年春日上坟祭扫的诗，则是各种选本里都有的：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十八字书——类书——法医学（第五卷·宋）

有宋一代，诸家所出的要紧字书颇有几部，此外音韵训诂一类的著述，价值或高或低，更是不胜枚举。中国人向来喜欢研究自己的语言，其中一半的缘故，无疑是因为他们至今不屑于看一眼别人的语言。他们最爱追溯到那样一个时代：那时人与人通消息，全凭单纯的图画；至于这样一套法子当年究竟行过没有，证据实在少得可怜——而这一点所收的效果，不过是把臆造与作伪的兴致越发挑动起来罢了。

陈彭年（公元九六一至一〇一七年）是个乖巧的朝臣，世人给他一个诨号，叫作「九尾狐」，后来官至参知政事。朝廷派他重修《广韵》——那是一部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音韵之书，收字两万六千有奇。这部书后来大半被《集韵》所取代；《集韵》的体例与之相似，收字却在五万三千以上，出于宋祁（已见第三章）与若干名儒之手。

戴侗于公元一二三七年登进士第，官至台州知州。其后蒙古得势，戴侗不肯事之，托言病废，于公元一二七五年退居林下。在那里他着手著《六书故》，考究文字的原始与流变。此书有人说刊于公元一二五〇年前后，也有人说迟至公元一三一九年方始行世。

类书这一门，可以说是自宋室兴起才初见其面目的，日后在中国文学里竟占去那么大的一片地盘。吴淑（公元九四七至一〇〇二年）一生正是「才为贫贱所困」的一个好例子，说这一门最早的著作出于他手，大致不至于冤枉了谁。他的《事类赋》所载，有天象地理、金石草木、鸟兽虫鱼，因为没有字母可依，便一概按门类编排。此书用赋体写成，读来颇觉别致，如今通行的一部同类的参考之书，便是以它为根柢的。后来朝廷开局修一部规模远为宏大的书，是为《太平御览》，吴淑也在其列。总领其事的是李昉（公元九二四至九九五年），官居宰辅，极得皇帝的欢心。他临终那一年，皇帝还召他入宫同观上元的灯。那一回皇帝命李昉坐在自己身旁，亲手为他斟了一杯酒，又赐他种种珍馐，然后回头对左右说道：「李昉两度为相，未尝伤害一人，真长者也。」《太平御览》于公元一八一二年重刻，装成三十二巨册。之所以取这个名目，是因为全书的稿本皇帝一一亲览过，这件差事费了他将近一年的工夫。书中所列引用的典籍约八百种，仅目录便有四百页。

李昉又拟了一部书与此相配，那便是《太平广记》，专收自历代杂著中辑来的人物传记与其他掌故。所列引用的典籍约三百六十种，目录有二百八十页。公元一五六六年的刻本是难得之物，装成十二厚册，如今便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架上。

另一位类书家是马端临，其父位居显官，他本打算循着父亲的脚迹走下去。他生卒的年月已不可考，只知他是十三世纪间的人。宋室既覆，他便从仕途上隐去，回到故乡，一心讲学授徒，远近从学的人很多；他辩才不倦，听者无不倾倒。他身后留下一部《文献通考》，是一部大类书，以杜佑的《通典》为本，而大加扩充，又添出五门，即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此书耗去作者二十年不懈的功夫，欧洲人早已知道它，并且从它那一片丰厚的考古材料里取用甚多。

宋室将终之际，出了一部讲法医的奇书；书中荒谬之处不一而足，然而直到今日，它仍旧是官府认可的检验手册，这一点便很有趣。凡做地方官的，出去相验尸身，无不随身带着这一部条例。此书是一位名叫宋慈的法官，就前人同类的著作汇编而成的；公元一八四二年一个精刻本的序里告诉我们：「历代刑曹相承试之于事，故日以精密。」略举数条，它究竟值多少，也就可以定了：

（一）「人有三百六十五节，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男子自顶及耳并脑后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脑后横一缝，当正直下至发际，别有一直缝。妇人只六片，脑后横一缝，无直缝。

「牙齿有二十四或二十八或三十二或三十六。胸前骨三条，长而扁。

「心骨一片，大如钱，形亦如之。

「左右肩井骨各一片，饭匙骨各一片。

「男子左右肋各十二条，八条长，四条短。妇人左右肋各十四条。」

（二）「骨上若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取有伤痕之骨，迎日照之：若红活，则是生前被伤而及骨；若无血荫之迹，虽有伤痕，乃死后所加也。」

（三）「父母之骨，其子女可以验之，法如下：令验者自以刀刺出己身之血，滴于骨上；果系亲生，则血沁入骨中，否则不入。按：骨若曾以盐水洗过，虽是亲生，血亦不入。此乃奸人之诈，不可不预防。

「又云：父子或夫妇，各自刺血滴于一盂水中，两血必合；若非亲属，则不相合。

「又有兄弟二人，幼年离散，欲验其果为兄弟而无他法可凭者，令各刺出血滴于盂内。果系兄弟，两血凝而为一；否则不然。然新血得少许盐醋之助，无不相凝，故人往往预以盐醋涂盂，以遂其私而欺他人；是以所用之盂，必先洗涤洁净，或径向铺中买一新者。如此，其诈自败。」

（四）「有极凶恶之徒，杀人之后，焚其尸而弃其灰，使无骨可检。遇此等事，须细细访出行凶在于何时、焚尸在于何处。既知其地，而众证皆同，便可不必迟疑，径行检伤。其法如此：于焚尸之处近旁搭起厂棚，令被告与干证自行指出确实地点。然后芟去其地所生的草莱，多用柴薪，烧之极热，更撒下麻子数升。少顷扫净，若尸果焚于此地，则麻子之油必沁入土中，现出人形；死者身上凡有伤处，此人形上相应之处，油亦必聚而成痕——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长或短，或斜或正，一一与当日所受之伤相合。其无伤之处，则并无此等形迹。」

十九杂著与诗（第六卷·元）

十三、十四两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极可注意的政治巨变。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帝国落到了异族君主的手里。皇权究竟在哪一年易主，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日子。公元一二六四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公元一二七一年，又建国号曰「元」。然而直到公元一二七九年，那位忠义的大臣陆秀夫退路已绝，眼看国事再无可为，才背起那位幼帝——宋室最末的一位——从那艘注定不保的船上跳进海中，赫赫一代「火德」之朝于是告终。

忽必烈笃信佛法，却极尊孔子，于文事也始终奖掖不倦。公元一二六九年，他命西藏僧人八思巴为蒙古语造字母；公元一二八〇年重修历法；公元一二八七年又开国子之学。可是有一个人他终究不肯宽宥，那便是文天祥（公元一二三六至一二八三年）——声名赫赫的忠臣兼学者，曾经极勇敢却极不成功地同他相抗。公元一二七九年，文天祥被押往北京，途中八日不食。种种手段都用尽了，要他向蒙古皇帝称臣，终归无效。他被囚了三年。末了忽必烈召他入见，问道：「汝何所愿？」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于是被处死。临刑之际，神色自若，向南再拜，仿佛他自己的君主仍旧在自己的京城里临御一般。下面这一首，便是文天祥在囚中所作：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以下历举古人忠贞死节之事十则。〕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十七世纪有名的评家林西仲又添了一段话：「余以闽中之变，幽囚两载，其时疠疫大作，日诵此诗数过，竟以无恙。乃知文章之至者，可以感格鬼神，非独杜甫之诗能已疟也。」

公元一二五六年殿试之时，文天祥本列第七。其时的皇帝在唱名之前把众卷子取来看过，读到他的文章，大为动容，便召主司来，命他重定高下。皇帝说：「此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主司欣然服其论，及至榜出，文天祥便高居第一。这位主司名叫王应麟（公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年），其名亦大有可能长久流传下去。这并非因为他同中国一位最伟大的忠臣有过这一段因缘，也并非因为他在经学上著述之富——其中有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一个难得的本子如今存在莱顿大学；而是因为一部给童子发蒙的小书，世人几乎众口一词，都认它出自王应麟的手笔。六百年来，这部小书一直是——直到此刻仍旧是——全国每一个孩子手里拿到的第一本书。它是一切学问的撮要，说哲理，说经籍，说史事，说人物，说日用的名物。人称它作「袖里通鉴」。全书三字一句，押着打油的韵，最易上口成诵；凡识得字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能背诵。这一部所谓《三字经》，基督教的传教士——新教的、天主教的——都曾仿作过；便是太平天国的人，也深知它影响之远，自己刊了一部仿本。兹举数句如下：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还可以补上一句：《三字经》的意思，当时并不讲给孩子听。孩子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全书所用的五百六十个不同的字，认清它们的读音与笔画罢了。

有一个聪明的孩子，因事继父极孝，颇为众人所注目，那便是刘因（公元一二四一至一二九三年）。他曾得过官职，为侍奉病母而辞去；后来再被征召，身体又垮了，于是隐居不出。下面一段，便是出自他的笔下：

「天之生人也，予之以应变之能，赋之以自足之具，使之不必仰给于外。

「故毒物所聚之乡，解毒之药亦聚焉；瘴疠所行之地，则有姜、豆蔻、茱萸之属以正之。鱼鳖蛤蜃，本水中之物也，而至卑湿之地，食之最为相宜；麝脐鹿角，产于土厚之区，而御土气者莫良于是。使其不能胜其所处，则安能蕃息于其地？惟其蕃息于其地，正足以见天之设此以为彼之药也。

「朱子曰：『天将降大祸于世，必先生一豪杰之才以胜之。』由是观之，则天下无无用之人，亦无不可为之世矣。」

人各有其在天地间分定的一份职事——这个说法，中国人一向爱讲；至于患难之足以陶冶，稂莠之所以别于嘉禾，同时的一位释子说得尤为别致：

「其人也，则天地之炉锤成之；非其人也，则天地之炉锤毁之。」

蒙古人当国之世，诗的产额也不算少，只是较之本朝土著的几个大代，分量既不相称，品格亦复不高。乾隆皇帝于公元一七八七年刊行过一部元人诗的选本，装成八大册，然而读的人并不多。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诗人之一是刘基（公元一三一一至一三七五年），此人于经籍也涉猎甚深，兼治星命之学。他一直活到明朝，明的开国他曾出过力，有几年是开国之君最见信任的谋主。后来失了眷顾，据说是被一个政敌下毒害死，而皇帝也默许了此事。下面这几句，说的是早年造访一座山寺的情形，其中透出对佛法的一点亲近：

「鸡鸣初命驾，钟尽已登门。

细草微风度，疏林落月痕。

清幽聊偃息，舒体待朝暾。

柳径寂无响，惟余梵呗存。」

又有一首常被人引用的，凡诗歌的入门选本里都找得到：

「人生百岁古来稀，纵得期颐复若为。

试看当年豪杰士，至今同卧乱山陲。」

刘基的散文，世人极赏其笔致之纯，说是「有古气扑人」。有一篇讲一位贵人于秦亡（公元前二〇六年）之后失其封爵，沦落到种瓜度日，便求之于卜，去问一位有名的卜者自己的前程。

「呜呼！」卜者叹道，「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

「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蛬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燐萤火，昔日之金釭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另有一篇，题作《卖柑者言》，是对当日吏治之坏的一番轻讽：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则干若败絮。

「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抑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卖者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闻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无以应。彼岂真愤世疾邪者耶？抑亦托于柑以自解耶？」

二十戏曲（第六卷·元）

蒙古一朝，于本已浩如烟海的诗歌、杂著与经义之学，添不出多少可以传世的东西；然而中国文学史上两桩要紧的开辟，却永远要连着它的名字被人记起。可以说，戏曲与小说都是在蒙古统治的这一百年间出世的。往上追到孔子以前的传说之世，我们看到中国人自远古以来，逢着祭祀、典礼这等庄严或喜庆的日子，便合着乐节跳一套一套的舞。故《诗》中有云：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

日之方中，在前上处。」

舞者的进退有法度，迟缓而端重。手里执着长羽与籥，随着身子左右挪移而前后挥动。后来添上了歌唱的词句，渐渐地音乐与歌唱压倒了舞蹈，代之以身段。其结果是一种近乎歌剧而非戏剧的表演，所唱的也更像是歌谣，不像有曲有白的戏。《左传》公元前五四五年下，记着一回圉人自己凑起来的这类玩意儿，惊了马，闹出一场奔逸。孔子也说起过某位贵人的僭妄：在自家宗庙里用了只有天子才配用的舞人之数。至于一年三次的驱傩——那些蒙着熊皮、执戈扬盾的方相之属，挨家挨户地搜索，四围是喧嚷鼓噪的百姓——本来不必在此饶舌；这里提上一句，只因有些著述家把这个风俗同中国戏曲的起源牵在一处。我们真正知道的，不过是：在极古的年代里，音乐、歌唱与舞蹈是宗教及其他典礼寻常的附属，而且这样延续了许多个世纪。

公元八世纪中叶前后，唐朝的明皇酷嗜音律，设了一所教坊，号为梨园，教习少年男女三百人。相传这座梨园的缘起，是这位天子曾游于月中，在那里见着玉宫的一队妙手伶人，心里大为倾倒。照情形看，它本是替宫廷宴乐预备乐工、歌者，或许还有舞人的一个所在；虽然也有人主张「梨园弟子」其实就是优伶，而这个称呼至今还挂在梨园行头上。然而真正可以认作优伶之艺的东西，似乎直到十三世纪才有；到那时候，如今中国舞台上所见的这种戏，忽然间就出世了。以我们眼下于此事所知之浅，实在说不出它是怎样、又为什么会如此。我们无从像在希腊那样，一步一步地追出中国戏曲自纯粹合唱的表演演化而来的痕迹。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个既成的事实。

同时我们又听说，鞑靼人中演戏还要早些。一〇三一年，孔子的四十五世孙孔道辅奉使契丹，宴席之上礼遇甚隆。可是席后演戏，有一出把他那位至圣的先祖孔子扮作插科打诨的丑角；他厌恶之极，起身便走，契丹人只得向他道歉。总而言之，戏曲似乎并非中国的土产，很可能是自鞑靼那一路传进来的。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断言：蒙古朝所见的戏，同今日的戏在骨子里毫无二致，因此不妨在这里略说几句概括的话。

中国的大城里，公共戏园终年演戏，只有新年的一个月与国丧的期间不演。入场不取钱，可是来客都得叫些茶点。各行会在自家院内搭起戏台，隔些时候便演一回，凡肯站在露天院子里看的，一概分文不取。官宦与富家常把伶人请到私宅去演，多半是在宴客的时候。乡下则由众人凑份子演戏，或在庙里，或在路上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这些台子的样式，来来去去总是一个：没有幕，没有边幕，也没有顶幕。台后开两个门，一个上场，一个下场。演头一出的伶人一齐从上场门进来。这一出完了，他们鱼贯自下场门出去，同时演第二出的便从那一个门进来。中间不歇场，坐在台上的乐工也不停手；因此许多人说中国的戏长得可笑，其实平常所演的，半个时辰到一个时辰也就是个大概的长短，虽然书本上另有长得多的本子，演起来要三个到五个时辰。寻常一席酒，往往要演八出十出，递上来的戏单上开着四十来出，请上座的客人点。

伶人所受的身体训练极苦，大抵在九岁到十四岁之间。各样跟斗把式都得学会，「武」戏里这些是要大用的。还得练着踩上缠成妇人样式的小脚走路——自乾隆一朝（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以来，妇人便不许登台，因为这位皇帝的母亲当过伶人。此外每天还得到露天地里走上个把时辰，仰着头，张大了嘴，好把嗓子练出来；末了，连饮食也按着一定的章程小心调理。一个整班要五十六个人，每人须把一百到二百出戏背得烂熟，因为台上是没有提词的。这还不算书本上四折五折的大戏，而是这些大戏删节就台的演出本，或是特地编出来的小折子戏。伶人按本事高下分作五等，于是人人都晓得某一出戏里自己该应哪一个行当。他非但不像古希腊的优伶那样是个要人，反倒为世所贱；三代之内，他的子孙不得应科举。然而他于某一路上总得有相当的能耐；因为台上既无砌末，又不讲什么逼真，他的成败全靠自己那一点点化虚为实的本事。而在这上头，他确乎是无人可及的。他会骑着马驰过台口，下马，把缰绳交给马夫。他会在街上闲走，停在一扇敞开的店窗前同个俏姑娘调笑。他会藏在林子里，或是凭着雉堞厮杀。西洋人要在幕启之前由一班龙套粗粗摆布出来的整套景致，他单凭做工就能招之即来。砌末既一概阙如，多少要靠行头来补，那行头是极华丽的，帝王公卿的袍服，价钱开出来足以叫西区的戏园经理咋舌。

如此看来，伶人显然须是个好的软身功夫家，做工尤须出众。嗓子也得好，因为他的戏分，唱与「白」约莫各占一半。要看中国人如何全不把逼真当一回事，只消举一桩：死人会自己爬起来走下台去；有时候还兼扮抬尸的，做出把自己抬走的样子。再不然，一个下人会走到主角跟前，递上一盏茶给他润嗓子。

所演的戏，其本身的好处配不上伶人的本事。中国的看客不是去听戏的，是去看角儿的。一六七八年，某个集镇上演一出戏，演的是忠臣岳飞（公元一一四一年）被政敌秦桧假造诏书害死的故事。扮秦桧的那个伶人（「秦桧」二字后来成了痰盂的谑称）演得入骨三分，竟至于有一个看客按捺不住，跳上台去，一刀把那倒霉人刺死了。

中国的戏，大半结构简单，关目单薄。分作「武」「文」两门，这两个字常被人误解成悲剧与喜剧，其实真正的悲剧，中国是全然没有的。武戏多半演史事，或史上人物忠孝之举；帝王将相与三五个兵卒在台上乱纷纷地跑，有时单打独斗，有时翻着筋斗。厮杀就在看客眼前，仇人与叛贼也就在看客眼前正法。文戏说的是日常生活里的葛藤，多半带着谐谑的意味。就其见于经典选本或演出本而论，中国的戏同中国的诗歌与一般著作一样，都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可是到了台上，伶人却容许大加科诨，而这科诨所往的方向，便是正经人家的妇女不进戏园的主因。

所以须永远记着：戏有三种——书房里读的那一种，演出本上背的那一种，末了还有伶人演出来的那一种。这三者往往彼此大不相同。

下面这个梗概，大约可以让人看出中国随便哪一家戏园的戏单上是些什么东西：

《三疑计》

明朝末年，某位有名的将军日夜在营中筹画，要挡住那支后来终于攻下北京的叛军。他这样暂离家门的时节，替他儿子请的西席害了病，寒战不止；孩子想替先生解些苦楚，便到母亲房里借了一床厚被。那天深夜，将军忽然回家，从侍候的婢女口中听说先生有病，借了被子的事。他于是径直往病榻前去，看先生病得怎样，却见他睡得正熟。将要退出来时，瞥见地下一双女人的鞋——原是随被子一同带进来的——他一眼便认出是谁的。他撇下那还睡着的先生，匆匆取了一柄快刀，闯进妻子房里。他揪住吓坏了的妇人的头发，说她非死不可；妇人分辩，他便把那双要命的鞋拿出来。然而众婢女苦苦哀求，他终于依了，把这场报复暂且压下，先用下面这个法子试一试。他打发一个婢女到先生房里去，自己提着出鞘的刀紧跟在后头，只等着用；那婢女传的是女主人的话，说她正在自己房中相候。屋里立时传出先生的声气：「什么！这更深夜半的时候？去罢，你这坏丫头，等主人回来我要告诉他！」将军的疑心仍未尽释，便喝令那战战兢兢的妻子亲自去唤她的姘头；心里打定主意：那人只要把脚跨过门槛，便拿性命来抵。可是并没有动刀子的机会。先生隔着上了闩的门又答道：「夫人，我虽算不得圣贤，至少也要学一学赵文华的操守。去罢，让我清静。」将军这时候改了口风；而那受屈的妻子也改了口风。她要寻死，全靠丈夫低声下气地告罪才劝住；正告着罪，丈夫还跪在地下，一个婢女把一满杯醋错当作酒捧了上来——醋正是中国人夫妇间妒意的表记——满堂哄然大笑。

下面译的是一出常演的小戏的演出本，可以见出那点单薄不足的文学之艺如何便能餍足中国的看客——这里并没有夸大，原文的韵语本来也同英文的译本一样，是打油的调子：

《彩楼配》

角色：

苏太清　　　　　　求婚者

胡茂元　　　　　　求婚者

平　贵　　　　　　乞儿

菩　萨　　　　　　乞儿的护法

王宝钏　　　　　　大官之女

看门人

求婚众人、仆从等

场景——长安城外。

苏太清　　（白）家住长安城里边，

我的爹爹做高官。

若得绣球落我手，

此生欢喜说不完。

小生贱名苏太清。

今日王家小姐要抛绣球择婿；

这球若果打着了我，

我便是天下第一有福的人。

闲话少说，且赶路去。

〔往城中行去

〔胡茂元上。

胡茂元　　我的爹爹是贵人，

我是个风流浪荡身；

今日王家小姐要抛绣球择婿。

这球打得着打不着，

全凭着一个命字。

小生贱名胡茂元；

既是今日抛球，

也该动身去了。

呀，那边好像是苏兄！

待我叫他一声：「苏兄慢走！」

苏　　　　原来是胡茂元。你往哪里去？

胡　　　　到府衙里讨房媳妇去。

苏　　　　可是去看抛绣球？我也正要去。

苏　（唱）王家小姐抛绣球，

要教天下识良俦，

楼下公子千千万——

谁知有福的是哪一头？

胡　（唱）我看你的运道准能成。

苏　（唱）你这副好模样，球该落在你身。

胡　（唱）左右不出咱们两个人。

苏　（唱）再没第三个中得了她的心。

胡　（唱）那么走罢，快些儿跑。

苏　（唱）走便走，只是别蹭蹬，

误了热闹可不好。

〔同下。

〔平贵上。

平贵（唱）想那一日花园里，

我那天仙也似的心上人，

堂堂相府的千金，

亲口许下了终身。

花园门前将我嘱，

教我今日来相寻；

从我那破窑之中，

才挣扎着起了身。

行到城门边，

睁开眼来看：

多少华衣的少年，

密得像树上的叶一般。

人人争先，谁知道

有福的是哪一个？

我望穿了眼也是枉然——

只怕这颗心要碎了：

这一群锦绣的蝴蝶里头，

寻不出我这样的一个。

她负我也罢，不负我也罢，

这球总归落不到我手里；

可她若只是随口的闲话，

又何苦在花园门前戏弄我？

也罢，得球不得球，

我这一趟总要走：

一只碗，一根棍，拿在手——正是如此。

功名富贵，

往往从婚姻上来；

这道理待我一路想去——

只怕还得念几句佛才好。

呀，可不就到了地头！

待我进去。

看门人　　我说你不许进！

平贵（唱）哎呀，他把我拦住了！天晓得是为什么！

多半是为着我这顶破帽、这身烂衣裳。

我就在这里闹他个天翻地覆，

闹到他们肯放我进去为止。

看门人　　我这里没有多余的东西，

你改日再来罢。

平贵　　　只让我进去看一眼。

看门人　　一群公侯家的子弟里头，

有什么是你看得的？

快走开，不然我可要动手了。

平贵　　　苦也，苦也，教我怎么好？

我若进不得这院里去，

王家小姐可要等得不耐烦了。

〔菩萨上。

菩萨（唱）奉了上天的敕命，我飞过

那一片青冥的天与气；

只因有个受苦的魂灵哀号，

上天听见了他的祈祷。

他为着王家小姐心都快碎了，

无奈狠命的数还把这一对拆着。

「唵！吽！叱叱！急急如律令！」

我且驾了风的翅膀，

把那老门公吹得躲开去，

好教我这可怜的叫化子进得堂上。

王家小姐还在堂中坐，

只等着圣上赐下那颗绣球来。

〔作起风来。

看门人　　哎呀，这风好冷。

小姐也还不见出来，

我且进去躲一躲罢。

〔王宝钏上。

王宝钏（唱）盛妆走出绣房来，

心里念的只是你——

苍天呵，成全了世人的心愿，

把我的意中人系在我身边。

我这顶花冠绣得满满的，

是一群一群亮闪闪的鸟；

这边是七星斗，那边

是个童儿在低低念经。

我的抹胸光艳得晃人眼：

我的裙子上绣着多少花团锦簇的景致。

〔举绣球示众。

这颗绣球是万岁爷赐下的，

教我从彩楼上抛将下去，

打着了谁便嫁与谁，

王孙也好，商贾也好，叫化子也好，随我的造化。

我已别了爹娘，离了家门，

一径来到这彩楼上。

慢慢儿地登上楼梯，

睁开眼来看：

多少华衣的少年，

密得像树上的叶一般。

只是这许多人影里头，

我这双急切的眼

偏偏寻不见

我那真心人的身形。

花园门前许下的盟，

他难道忘了？时候可不早了。

楼下那一片人

闹得我眼花心乱，

教我急得没了主张。

平贵呵，你若果真疼我，

快些到我身边来：

你若说的都是虚话，

又何苦要我许了终身？

只怕他自在逍遥，

我这痴心却要碎了。

这件苦事既已起了头，

不做完我便回不得楼下，

因此我拿起这颗绣球，

叹一口气，撒了手。

〔抛下绣球。

菩萨　　　我便这样抢下这件人人争的彩头，

送与我护着的那一个；

我把它掷进他的瓦钵里去。

〔将球掷与平贵。

王宝钏（唱）且住！我听见下面人声喧嚷——

怎么，绣球打着了个叫化子？

那必是我的平贵无疑——

我且回家去报这喜信！

丫头们！满庙里与我点起

香来，谢我这段好姻缘；

我那真心人这一遭可知道了：

我这双眼原是识得人的。

〔众下。

〔胡茂元、苏太清同上。

胡　　　　二月二，龙抬头，

今日王家小姐在彩楼上抛了绣球。

名门子弟一个也没挑中，

倒打着了个脏兮兮的流浪汉。

苏兄，我去了：你也瞧见了，咱们是完了；

不过为着那么个不值钱的丫头，我可是一丝

也不在意。

〔同下。

〔看门人同乞儿上。

看门人　　堂上如今只剩下一个穷叫化，

谁想得到这流浪汉倒得了绣球？

（向平贵）尊驾，你今早可走了大运：

想必是个有福的人。

跟我来领你的新人罢，

脚步儿越快越好。

〔同下。

即使是那些较长较讲究的戏，在一切能使欧洲人觉得有味的地方也一样短缺，而且极少——甚至可说从不——照着印本原样搬演。这类戏的选本刻过许多种，更不必说每一出的演出本了，在随便哪个书摊上，一个铜钱大约可以买上三本。这类选本中最好的一种是《元曲选》，装成厚厚的八册。照一六一五年的本子，全书共收一百出戏，每出附一幅插图。其中很大一部分考不出作者，因此标作「无名氏」。就算标出了作者的姓名，那也是些在中国人所谓「文学」里全然无闻的人物——而戏曲正是被严严地摈在这「文学」之外的。

下面是纪君祥所作一出极有名的五折戏的大略，戏名《赵氏孤儿》，情节紧依着史实。这是中国人所作最接近真正悲剧的一部：

公元前六世纪一位奸恶的大臣，谋害他的政敌赵盾，并要灭其满门。他在楔子里自述曾怎样徒劳地训练一条恶犬去咬死这个对头：把它饿上几天，再放它去扑一个假人，那假人装扮成他所要害的人的模样，肚里填着羊的心肺。到末了，他总算把这一家的男丁三百口尽行除去，忽然听说——戏到这里才算正式开场——这一家最后一位传人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立刻遣人去搜这婴孩，而婴孩此时已被人抱到安稳的去处藏了起来。于是这家的一个义仆抱了另一个孩子躲进山中，同谋者却向那大臣告发，说赵氏的孤儿藏在何处。那孩子便被杀了，而且是那大臣亲手杀的；义仆自尽。然而真正的后嗣逃脱了，长大之后，杀了那狠毒的大臣，把他一族赶尽杀绝，替阖门报了仇。

这一出以及与它相类的戏，从头到尾，在言语上显然全没有要写出激情或哀感的意思——至少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激情与哀感。也没有什么词藻上的花朵，好把那些平庸的意思装点一下。中国的伶人拿着这样一个本子，能做出许多文章来；译者却一筹莫展。这些戏的排场里，原始的气味也还很重。开场自道来历是常有的；伶人上场，照例先报出自己的姓名，再把来龙去脉替看客交代明白。下面这个故事，多少可以让人略窥优伶所享的那份自由。

有一回我在厦门，见一大群中国人围着看露天的演戏，人多得异乎寻常，引得我也留意起来。四面哄堂大笑，此起彼落；我看过去要瞧瞧是什么惹出这样的哄笑，不料台上竟有两个衣冠颇为寒酸的洋人，演得十分卖力，几乎每说一句便博得满场彩声。再过一刻便看明白了：这两位西方人士根本不是洋人，而是为着这出戏乔装打扮的中国人。不过那副行头做得着实不坏，只是略嫌夸张，想来本意原在戏谑与丑化，而不在惟妙惟肖地照搬。一顶圆礼帽，帽下一张红扑扑的脸，配着足足的红髭与络腮胡，一件短的燕尾外套，浅色的裤子，一条蓝领带，末了还有那件从来少不了的手杖。事实上一半的趣味都出在这最后一件东西上；两个人各执一根，不住地拿它互相威吓，又一齐挥舞着比比划划，有时对着同台的伶人，有时干脆对着脚下的看客。

再往下说之前，不妨先把这出戏的梗概略叙一叙；它本身颇有可观，而且中国上下无人不晓。戏名唤作《辕门斩子》，那情节——或者不如说那故事——是这样的：

宋朝有位姓杨的将军，镇守着一处边关，打发儿子到关外的一个夷族那里去取一件木制的法杖。这一趟差使，儿子非但一败涂地，还被一位夷女擒了去，那夷女硬逼着他当即成亲。婚后不久他回到父亲营中，父亲勃然大怒，喝令把他推出辕门立斩。军士正押着他往外走，那少年的母亲赶来跪在将军脚下，苦苦哀求饶他儿子一命。这位严父执意不允，纵然妻子的求告后面又有他自己母亲的求告，有一位皇亲的求告，末了连天子本人也来讲情，他仍旧不许。正在这当口，那被斩之子的夷妻闯将进来；因为从前将军本人也曾被这位夫人擒过，出了一大笔赎金才得脱身，他此刻吓得呆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眼看她用一柄匕首割断捆着丈夫的绳索，当着满堂的人放了他，并且喝问谁敢上前动他一动。这一来皇帝动了怒：杨将军方才连天子的求情都不肯给的一条命，却被一个夷妇吓得给了，这教他如何气得过。于是圣上当场革了父亲的兵权，转授给儿子；戏便以小杨将军偕他的夷妻出师、去平定那时候扰边的诸部落作结。那两个洋人便是这位夷妻的侍从，她随夫到公公营中来的时候，他们也就这样随着来了。

我看这出戏的那一回，把这两个侍从装扮成十九世纪洋人的模样加以丑化，本是台上临时的科诨，可是看客乐不可支，掌声一阵接着一阵。然而那夷妻既已把丈夫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台上好几位角色心里便很不受用。皇帝恼恨自己的天威受了轻慢；将军的妻与母，还有那位皇亲，也同样觉得受了轻慢，虽说轻些；而那位盛怒的父亲尤其按捺不住，自己的将令被人撇在一边，又在自家的衙门里被一个区区夷妇折了威风。于是众人都觉得，总得杀些什么，才好一泄胸中之气，才好合乎戏的体统，也才好餍足看客对于一个惊心动魄的收煞的渴望；这个美满的结局是这样办到的：皇帝降旨，说那两个洋人的侍从横竖可以拿来做个牺牲，教大家都出出气。于是这两个倒霉的洋人被按在台上跪下，刽子手手起刀落，两颗头应声而落，四围看客的喝彩声震耳欲聋。

一八八五年，上海一家戏园演过一出戏，其特别的号召，是一只粗粗仿造的明轮火轮船，船上挤满了洋人男女。这船被推着从台后横过，那些据说是心存图谋、要来算计中华的洋人与他们的女眷，被一齐拿住，一齐处斩。

元朝的戏里，最值得一读的，无疑要数王实甫的《西厢记》，共十六出。作者王实甫，除知道他活在十三世纪、作过十三种戏、而这些戏都收在上文所说的那部选本里之外，别的似乎一概不可考。一位中国的评家说：「此剧之宾白，大抵不出风花雪月。」这不过是委婉的说法，意思是这故事写的是情与私。读书人极爱它，在他们眼里，与其说是一部戏，不如说是一部小说。

有母女二人寄居在一座寺里——照通例，寺僧是把房舍租给寻常的行客，或是租给来做功课的香客的。一位年少俊秀的书生也恰好住在寺内，居然有本事把这两位女眷从贼人手里救了出来；为着这一桩功劳，先前曾许过把女儿嫁给他。谁知那位母亲不久便翻悔了前约，书生落得个怅然。正在这关口，小姐的侍女使出一连串的巧手段，终于把这段故事撮合成了美满的收场。

中国既然向来不缺女诗人，戏曲家之列中自然也找得出女子。有一部四折的戏，名唤《合汗衫》，便出自当日一位有学问的妓女张国宾之手；这出戏最可玩味之处，也许就在作者的性别上。

一对老夫妇，同儿子儿媳住在一处，日子过得和睦。有个穷困潦倒的青年过路人，先是受了他们的周济，随后竟不再细问来历，便认作义子收进了家门。不久这位新添的儿子撺掇哥哥嫂嫂暗地离家，把手边能拿的家私一齐带走，远远地到外乡去；说那里有一位极灵的神明，嫂嫂可以向他祈求得子——她怀胎已经十八个月了。半路上，这位新兄弟把哥哥推下扬子江，携了嫂嫂不知去向；嫂嫂不久生下一个男孩。十八年过去。老两口已经穷得不像样子，一路讨着饭出门去寻找失散的儿子。机缘——也就是编戏人的机缘——把他们送到了亲孙子跟前；这孙子已中了状元，又受母亲的嘱托，一直在留心寻访他们。相认凭的是一件汗衫的两半，一半向来由老人收着，另一半在那失踪的儿子身上，儿子「死」后便归他妻子收着。正在这时候，那失踪的儿子重又出现。原来他被一个船家从水里救起，做了和尚。此时他还了俗，戏便以处决那个恶人告终。

有一桩事颇为古怪：最好的戏班一概出自北京，而且一概用他们自己的方言演唱，这方言在中国许多地方于芸芸众生几乎是听不懂的。这些伶人自然是酬劳极厚的，不然犯不上跑这么远离乡背井，把身家性命都担上一份风险。

二十一小说（第六卷·元）

今且转而论蒙古人在文事上的第二桩功绩，即小说之输入；一到这里，我们便又同笼罩着戏曲诞生的那一团迷雾打起交道来。中国小说的来历，无人知道。大约是随着蒙古人的征服，从中亚——说故事人的乐土——一路传来的。此后还须再过三百年，它才臻于极盛。寓言、轶闻，乃至短篇的故事，中国人早已熟习了许多世纪；然而这些东西与正式的小说之间，隔着一道颇宽的鸿沟，至今还不曾有人妥帖地在上面搭起桥来。诚然，也有人主张小说是从戏曲里生出来的，并举前章所述的《西厢记》为证。但这不过是说《西厢记》宜于案头细读，而不宜于场上搬演罢了；西洋的戏曲，这样的也正不少。

中国人把小说分作四门：一曰篡窃权谋，二曰儿女恩怨，三曰神怪虚诞，四曰绿林草泽之流。下文每一门各举其例。

《三国志演义》一书，相传出于罗贯中之手，乃是一部历史小说，所本的是公元三世纪初三国争雄的战事。书中所写，大抵是激昂的战阵，是良将的奇谋，是血染征袍的壮士的勇烈。千万之众、连舳千里的舟师，动辄为此方或彼方所歼灭——而这一切都出以从容可喜的笔墨，遂使此书成了老幼共享的一件长久的乐事。倘若在中国的百姓里投一次票，问他们无数的小说之中哪一部最伟大，《三国演义》必定拔得头筹。

据说大将诸葛亮补他将尽的箭支，用的便是这样的法子。他遣出二十余只船去，佯攻他那劲敌曹操的水军。船上甲板之上，望去密密层层站满了战士，其实不过是草人披了军衣。每船只有几名水手，并几个真的军士，执着锣与别样聒噪的家伙。到得地头——这个时辰早已细细算准了——正值大雾迷江，军士便一齐擂起锣来，像要厮杀的样子；曹操远远望去，只辨得出一队队的船影，上头挤满了人马，正望自己冲来，便传令教弓弩手放箭。弓弩手果然放起来，一连放了一个多时辰，直到诸葛亮所得已足，方才传令回船。

别处又有一段比箭，读来颇令人想起荷马诗中的竞技。立起箭垛，把彩物——一领锦袍——挂在垛上一枝柳条上。众英雄离着一百步开外开弓。自然是人人射中红心：这一个背对箭垛，学那帕提亚人回身而射；那一个自头顶上翻射过去。也自然，那位得天独厚的英雄却去射那枝柳条，一箭射断，径把锦袍取了去。

下面这一段或许有些趣味，因为它所讲的用麻药之事，远在此邦梦想到这种东西之前。曹操要砍一株梨树，为树中之神一剑击中头颅，痛得死去活来；帐下有人便荐了一位当时极负时名的医者：

「『华先生，』那官员说道，『乃是极精妙的医家，世所罕有。他下药、用针、用灸，病人无不速愈。倘是内里的病症，服药不见效验，他便与病人一服麻沸散，病人吃了，如醉了酒一般。他随即取一口利刃，剖开肚腹，用药水洗涤脏腑，病人却一毫不觉疼痛。洗罢，以药线缝合创口，敷上膏药，二十日或一月之间，那处便长合了。其手段之神，便是如此。譬如有一日他行在路上，听得有人呻吟得紧，便说这是食滞不化。问将起来，果然如此；华先生教那人饮蒜齑汁三升，那人饮了，吐出一条二三尺长的蛇来，此后饮食如常。又一回，广陵太守心中郁郁不乐，兼又面上发赤，全然不思饮食。请教华先生，服了他的药，吐出许多红头会动的蝌蚪来。华先生说，这是平日贪食鱼腥，在腹中所生；此时虽暂逐了出来，三年之后还要再发，那时便无药可救。到了三年，那人果然死了。又有一人两眉之间生一个瘤，痒得难耐。华先生看了，说：「里头有一只鸟。」众人都笑他。他却取刀割开，果然飞出一只黄雀来，那人自此渐渐好了。又有一人脚趾被狗咬了，伤处长出两块肉来，一块疼得厉害，一块痒得难当。华先生说：「疼的那块里有十枚针，痒的那块里有黑白棋子二枚。」人都不信；及至华先生以刀剖开，果如其言。此人真是古时扁鹊、仓公一流的人物；如今他住得离此不远，大王何不召他来？』

「曹操听了，便遣人星夜前去，务要把华先生请到；及至到时，曹操伸出手腕来，教他诊脉。

「『大王头脑疼痛，』华先生说，『是风邪所致。病根在脑袋里，风聚在内，出不得来。如今这病，服药无益，只有一法可治：须先服一剂麻沸散，然后待我以利斧劈开脑后，放出风涎，此病便可断根。』

「曹操听了勃然大怒，说这是要害他性命的圈套。华先生答道：『大王岂不曾听得关羽右臂中箭之事？我替他刮骨去毒，他面上并无一毫惧色。大王这病不过小事，何必如此见疑？』

「『刮一刮臂上的骨头，』曹操说，『自然不甚妨事；要劈开我的天灵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看你此来，正是要趁这机会，替你那朋友关羽报仇。』遂喝令左右拿下，投入牢中。」

那可怜的医者不久便死在狱里；曹操自己也没隔多少时候，跟着去了。

《水浒传》据说是十三世纪的施耐庵所作；然而这个名字在任何传记的集子里都寻不着，其人其书，似乎都无从稽考。故事所本，是一伙见于史册的强人的行径：他们曾把两个行省闹得人人自危，直到十二世纪初年才终于被平定。书中有些地方极可发笑，而通体于窥见中国的风俗人情，无不有益。其中有一段滑稽的插话，讲一条粗豪的莽汉避祸到一座佛寺里，做了和尚。过不多时，他又犯了不耐清苦的旧脾气，有一日回寺来，照中国人的说法，是吃得烂醉如泥，大闹一场，弄得满寺不堪。第二回又是如此；守门的把他关在外面，他便要硬闯，醉中发起狠来，把门首一尊大泥像打得粉碎，只为它不肯下来帮他一把。随后他扬言放火，逼得众僧开了那道酒肉不许入内的山门；他一进来便倒在院子里，袍袖中滚出半条啃剩的狗腿——那是他从吃醉了酒的那家酒店里带回来的。他便拿这条狗腿取乐，扯得稀烂，硬往一个同门和尚的嘴里塞。

此书的笔墨生动如画，虽近于俗语，却为它挣得了一个略过其实的地位。

《西游记》一书，文字通俗浅易，是人人爱读的小说。所本的是玄奘西行天竺，求取经卷、佛像与舍利，以阐明佛教之事；然而除了书中的主人公用的是玄奘的谥号，又是为求佛经而行路这两点之外，那次西行与这部小说实在毫无干涉。此书是中国百姓所喜的那一路小说的好样本，不妨在此多留片刻。

一只石猴，从一座灵山的石卵里生将出来，不久便被推戴做了猴王。他随后立意要出外访道，于是启程。第一步是从一个法师那里学得了一身法术；此后做了天帝——就是道家诸神中的至尊——的弼马温。他嫌这官卑小，负气弃了，遂在世间大闹了一场又一场，闹到天帝不能不出面干预，遣下天将来治他。这些天将都被他轻易打跑，直到封他做了「齐天大圣」，他才重新归顺。不多时他故态复萌，把那位传说中的西王母的蟠桃偷来吃了，又偷了仙丹，也一并吞下。

诸小神此时都到天帝面前诉他的许多恶状，天兵天将纷纷出动去讨他，却都无功。便是天帝的外甥也奈何他不得，直到老子掷下一个金刚琢来，把他打倒。于是他被擒上天去；然而他既已长生不死，怎样也伤他不得。

到得此时，天帝把这件事交在佛祖手里。那猴子随即向佛祖声言：天帝须得让位，此后该由他这猴子坐那把交椅。以下的正文是这样的：

「佛祖听了这话，冷笑一声道：『你这泼猴，也要夺天帝的宝座！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算，他要经多少年的修行，才能修成这等无量的智慧。你不过是个畜生之身，怎敢出此大言？快去，再不可胡说，只怕祸事临头，连你这条性命也难保。』

「那猴子叫道：『他虽比我年长，也没有个永远占着这位子的道理。教他搬出去，把座位让与我；不然，我便与他见个分晓。』

「佛祖道：『你有什么本事，敢来争这天宫？』

「『本事尽多，』那猴子道。『我会七十二般变化；我长生不老；我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这样的本事，坐不得天宫的宝座么？』

「『也罢，』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能一筋斗翻出我这手掌心去，我便请天帝西去，把这天宫让与你；若翻不出去，你还下界为妖，再苦修几劫去罢。』

「那猴子一口应承，心里想：我一筋斗便是十万八千里，他这手掌还不满一尺，有何难处。当下教佛祖立了那约，便执定金箍棒，把身子缩小，站在那伸开如荷叶般的手掌之上。叫一声『我去也！』霎时间便不见了。然而佛祖慧眼观定，只见他风车儿一般滚将去。

「不多时，那猴子到了一处所在，见有五根肉红柱子，便决意在此住脚。转念一想，须留个记号，方好做个凭证，遂拔下一根毫毛，变作一枝笔，在当中那根柱子上大书一行道：『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转眼之间，他又回到佛祖掌中，夸说自己这一跳，讨那彩头。

「『啊，』佛祖道，『我早知你去不得。』

「『怎么，』那猴子道，『我已到了天地的尽头，在那里留下记号，你不信可去看。』

「『不必去得这般远，』佛祖答道。『你只低头看这里。』

「那猴子低头看时，只见佛祖中指之上，写着一行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那猴子终于皈依正教，情愿保护玄奘西行。他又度了一个猪怪：先变作一粒丸药，那猪怪不知就里吞了下去，他便得以在肚里作难，把它降伏。此后又有一个面目平淡的同伴入伙，据说是象征人性中恬静的一面，正如猴与猪各象征灵动与兽欲的一面。三人护着玄奘，历过千难万险，几番九死一生，终于从一位仙人那里得了指点，晓得佛祖宝刹的所在，只望在那里取得那心心念念的经卷。以下的一幕，几乎令人想起《天路历程》：

「玄奘遂与那仙人作别，取路而行。行不上一二里，只见一道急水，约有八九里宽阔，四望并无一个人影。他心下有些惊疑，回头对悟空——那猴子的名字——道：『指路的人想是错指了我们。你看这般宽阔汹涌的河，没有船怎生过得？』悟空叫道：『那边有一座桥，须从那桥上过去，方成正果。』玄奘等便望那边走来，见桥边竖着一面碑，上写「凌云渡」三字。原来那桥不过是独木一根。玄奘道：『我不敢把这条性命付与这根又滑又细的独木，去渡这般又阔又急的水。且别处寻路去。』悟空道：『这正是正路；你且等一等，看我走过去。』说着跳上桥去，在那摇摇晃晃的独木上一路跑到那边，立住了大声招呼众人过来。玄奘只是摆手不肯，两个同伴立在一旁咬着指头叫道：『过不得！过不得！过不得！』悟空只得跑转来，扯住八戒——那猪——的臂膊，往桥上拖，一面骂他是个呆子。八戒就地打滚，喊道：『滑得紧——滑得紧，我实过不得。饶了我罢！饶了我罢！』悟空道：『你要成佛，须打这桥上过。』八戒道：『那我便做不成佛了，师兄。我不干了：这桥我死也过不去。』

「二人正在争执之间，忽见一只船儿撑将来，船上一人撑着篙，口里叫道：『渡船来了！渡船来了！』玄奘满心欢喜，便叫徒弟们说，这番可过得去了。悟空火眼金睛，早认出那撑船的不是别个，正是南无宝幢光王佛；却不说破，只招呼那船来渡。顷刻船到岸边，玄奘定睛一看，那船竟是无底的，唬得魂不附体，忙问那撑船的怎生渡人。那撑船的答道：『我这只船，自鸿蒙初判以来便有声名，在我手里从不曾改样。任他风狂浪涌，只要渡的人身轻，便无妨碍。脱得凡尘，渡去极容易。万劫的众生，都从这里安然过去。无底的船儿本难渡大海，我却渡了无量无数的人了。』

「悟空听了，便叫道：『师父快请上船。这船虽无底，却极稳当，便是大风大浪也掀它不翻。』玄奘兀自迟疑，悟空一把推他向前；那玄奘立脚不住，一个跟头翻落水中，早被撑船的一把扯住，拖上船去。其余的人也在悟空帮扶之下，挣扎上了船。那撑船的把篙一点，离了岸；只见上流头漂下一个死尸来。玄奘见了大惊；悟空却笑道：『师父莫怕，那个死尸正是你自己。』众人也一齐附和道：『是你，师父，正是你。』连那撑船的也说：『正是你；恭喜，恭喜。』

「须臾之间，水已渡过，众人一齐跳上岸来；还不及回头，那船与撑船的早已不见了。」

这故事的结末，是开列了一张单子，记着取经人获准带回本国去的种种佛经与法事的仪轨。

二十二杂著——本草——农书（第七卷·明）

明朝的开国之君，世人因他早年贫寒，俗称「叫花皇帝」。他一旦扑灭了蒙古人最后的一点指望，权柄既固，便留意于文教。今日通行的那一套科举取士的大制度，就是他一手创立的。他又颁了一部刑律，废去肉刑一类的酷法；还仿英国《末日审判书》之意，编了一部田亩册籍，赋税即照此而定。公元一三六九年，他命宋濂（公元一三一〇至一三八一年）会同别的学者，纂修《元史》。宋濂先前做过太子的师傅。他曾辞官不就，过着一个纯然读书人的日子。后来官至翰林学士，多年深得主上的信任。不料一个孙子牵连进一桩逆谋，全靠皇后再三恳求，这位老人才保住了性命。死罪减为流放，他竟死在道途之中。除上文所说的那部史书，以及一部他曾参订的字书之外，他遗下的文字不过三卷。下面这一篇，是讥刺世人埋没才士的；照他说来，这种埋没正是蒙古人一朝政治的一大病症：

邓弼，字伯翊，是秦地人。身长七尺。两眼的眼角都泛着绯红，一开一阖，闪闪如电。论气力，他是一乡的魁首；有一回邻家的两头牛角斗，难解难分，他一拳打去，竟打断了其中一头的脊骨，把它掀翻在地。城里的石鼓，十个人也抬不动，他两只手抱着便走。只是他极嗜杯中之物，一醉便好寻事；所以人家见他这般光景，都远远躲开，说是离这等野汉子远些才稳妥。

一日，他独自在酒楼上饮酒，恰有两个读书人打门前走过。邓弼要拉他们同饮；那两人向来有些瞧不起这莽汉，不肯应他的邀。邓弼大怒，嚷道：「二位若不肯依我，我便结果了你们两个，然后逃命去。你们这样待我，我可忍不下这口气。」

两人无奈，只得走上楼来。邓弼自居上座，教两位客人分坐左右。他叫添酒，又唱又闹；到后来醉得七八分了，便脱下衣裳，装模作样起来。他拔出一把刀，「当」的一声掷在桌上；那两个读书人晓得他的脾气，便起身要告辞。

邓弼喝道：「且住！」一把拦住他们，「我也读过几行书。你们凭什么把我当作口里吐出来的唾沫看待？再不快些喝酒，只怕我这性子要按捺不住了。这么着罢：凡是经籍里的东西，你们尽管挑最难的来考我，我若答不上来，就把这把刀染上我自己的血。」

两人应了，当下便把想得出来的最刁钻的典故，一条条从经书里挑出来问他；邓弼却对答如流，每一条都把整段的出处背得一字不差。他们又拿史事来试他，上下三千年；他的对答依旧又准又切。

邓弼大笑道：「哈哈！这会子你们服也不服？」两位客人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邓弼便叫拿酒来，披散了头发，跳将起来，嚷道：「今日我可把二位难倒了！古时候，学问是拿来成就一个人的；到如今，你们只消穿上一身儒生的衣裳，装出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就行了。你们只顾在笔墨上争胜，却瞧不起当世真正的英雄豪杰。难道当真该是这样么？」

这两个读书人原也有些名气，听了邓弼这番话，羞愧得无地自容，走出酒楼，几乎连步子也迈不动了。回到家里，又四处打听，却从没有一个人见过邓弼几时手里拿过一卷书。

方孝孺（公元一三五七至一四〇二年），是与宋濂同事、而同为这一时期增光的又一位学者。他幼时便颖悟过人，因擅长属文，得了个「小韩愈」的绰号。他做过一位皇子的师傅；那位第二代的皇帝，因父亲早死，于公元一三九八年直接承继了祖父的大位，对他极为倚重，恩宠有加。随后便有开国之君第四子的叛乱；及至南京城门为这征服者洞开，那战败的侄儿便不知去向。相传他扮作僧人，逃往云南——照那故事说，这身僧衣连同一应指点，都是他祖父早年留给他的。漂泊了将近四十年之后，据说他到了北京，隐居宫中，直到终老。有一个太监凭他左脚上的一颗痣认出了他，却不敢泄漏他的身分。方孝孺断然不肯为新君效力，那新君便是以永乐为年号的一位。只为这一回抗命，他在闹市里被寸磔而死，家属也尽可能地遭了族灭，他的哲学著述则付之一炬。所幸有一个忠心的门生保存下他一小卷杂文，日后重又刊行。下面一段，便是从一篇论虑事过深的文章里节出来的：

大凡替一国之运数预筹长策的人，往往把心思专用在艰难之处，而忽略了容易之处。他们提防着那看来会有的祸患，却不理会那些无迹象可疑的机缘。然而灾祸偏偏从人所忽略的地方发出，变乱偏偏从人当作细故而搁下的事端里生成。这可算是不曾用心么？——不是的。这只因为人所能防的，都是人事；而那躲过他的警觉、压倒他的气力的，却是天意。

作者又从史事里举了几桩触目惊心的例子，接着写道：

上面所举的种种，无一不是才智之士，其聪明智慧足以笼盖一世。他们运筹谋划，防着社稷的倾覆，可谓用心到了极处。然而祸患终于落到他们每一个人头上，而且总是从那最料想不到有祸患藏着的地方发出来。这只因为人的智慧至多够得着人事，却触不到天意。也正如此，纵是最高明的医家，儿女也会给病魔夺去；纵是驱邪的方士，家里也会有鬼作祟。这些行家，能对付得了别人的病症，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反倒无能为力呢？只因对别人，他们守定在人事的分内；到自己，他们却想去干预天意了。

古人明白：要想万无一失地防住后世的动乱，是办不到的。没有哪一条计策、哪一样机巧，能叫他们指望必胜；于是他们索性不去作那空费心力的谋算。他们单凭道德与真诚的力量，去博取上天的嘉许；但求上天念他们德行之美，永远看顾他们，如同慈母之看顾婴儿。这样一来，纵使他们的子孙里不乏愚人——愚到能把一个天下拖入泥尘的愚人——那祸败之日到底还是推迟了。这才真是深谋远虑。

至于那全不把上天的眷顾放在心上，只指望凭自己一点点小聪明去建起一份能传诸万世的基业的人——他终究是要栽大跟头的。

这一朝的第三位皇帝，就是那侄儿——即在位之君——离奇失踪的那一位，于公元一四〇三年登了大位。论用兵与治国的才干，他不愧是其父之子；而奖掖文事，则较其父尤为热心。他敕修了一部大约是有史以来最浩大的类书，即《永乐大典》；成此一书，二千一百六十九名学者，在五位总裁、二十位副总裁的统率之下，辛劳了约莫三年。照公元一七九五年所刊布的记载看来，全书当在五十余万页以上。因刻版所费太巨，此书从不曾付印；到后一朝，才另抄了两部副本，其中一部残缺约二万页，如今还存在北京的翰林院里。〔一〕其余的，则于明亡之际毁于火。这部类书不但囊括、疏解了中国文学的全部门类，还把许多完整的著作一并收入，否则那些书早就散失了。单是这样收录、抄进内府藏书的，论《四书》《五经》的不下六十六种，论史的四十一种，论诸子的一百零三种，论诗的一百七十五种。

许多杰出学者的名姓，在此处，正如在这一整卷里一样，都只好略而不提了。这类作者所得的补偿，远过于此：他们的本国人给了他们莫大的荣宠，把经学看作人间抱负的最高一层，而把剧作家与小说家只算作文学的寄生虫。在这两极之间，总还有大量一般的文字，它们既满足了中国批评家那重形式甚于重内容的挑剔之求，对欧洲的读者也自有足够的趣味。

杨继盛（公元一五一五至一五五六年）是一位政治家兼志士，少年时曾替人放过牛。他起初闯下的祸，是因为反对在边境——中国与鞑靼之间——开设马市，以为此举有害国家的安危。一度贬黜之后，重新起用，他又参劾了一位同僚，那人如今被列为明朝六奸臣中最坏的一个。可惜他的对头势力太大，敌他不过。杨继盛下了狱，三年之后，人头落地。他的名字在文学上原没有地位；这里提到他，也不过是要引出他妻子为丈夫呈给皇帝的一道血泪奏疏罢了：

启奏陛下：臣的丈夫本是兵部车驾司的主事。只因他谏阻陛下开设马市，指望止住仇鸾的图谋，才不过判了个轻罪；后来仇鸾兵败，他便复了官，恢复了旧日的荣衔。

自那以后，臣的丈夫无时不想报答皇上的宽仁。他废寝，他忘食，这都是臣亲眼所见的。可是渐渐地，他听信了市井间一句无稽的流言，旧脾气又发作起来。他失了分寸，说了些狂悖的话，重又触怒了圣上。然而他并没有立时被杀。他的罪交部议处。他挨了廷杖，被投进牢狱。几番几乎断送了性命。杖下的皮肉给挖成了空洞，两腿的筋也被打断了。血一碗一碗地往外流，从头到脚溅得满身都是。日日夜夜锁在囚笼里，受尽了苦楚。

后来我们田里的收成又坏了，穷苦的家中连每日的口粮也断了。臣靠着纺纱挣几个钱，苦苦支撑了三年；这期间刑部两次奏请圣裁，两次都奉到旨意，说臣的丈夫仍旧收监候决。而今臣听说陛下已经定了主意，要按国法处臣的丈夫以死。他纵是死了，眼睛也会向着陛下安然合上，魂魄则去寻那九泉之下的归路。

然而臣知道陛下有一副仁厚慈悲的心肠；当此普天之下，连地上爬行的虫豸、乃至草木，都同沾着这一国的太平之福时，实在难以想象陛下竟会吝惜那一瞥怜悯，不肯照顾一照顾臣等这败落的境地。臣等倘能有幸邀得天恩，垂顾这卑微的小事，那便是天大的欢喜了。倘若臣丈夫的罪果然深重难赦，臣斗胆恳求：情愿以臣的头来抵罪，容臣替他去死。那时，臣自会从那遥远的鬼域里，亲自舞起干戈，率领一支凶悍的鬼兵，替陛下上阵厮杀，聊以报答这一番天恩。

评者说：「言语的力量，再不能有比这更进一层的了。」然而这道奏疏——他又说，「那哀哀的声口，是直打进人心里去的」——却始终不曾容它上达天听。过了十二年，被杨继盛所参劾的那位大臣，终因擅权作恶、丑声昭著而遭黜革，家产尽数抄没。他既沦为乞丐，皇帝还赐了他一只精致的银钵，好教他持钵讨饭；只是此人为举世所共恨，没有一个人肯施舍他一点什么，也没有人敢买他那只钵，于是他还坐拥着财货，却活活饿死了。

另有一桩情形极其相似、而结局较为圆满的案子，便是沈束的事。他任给事中之职，也曾弹劾过这同一位大臣——如今那人的名字前面，总要加上「奸」字。沈束下了狱，一关就是十五年。他之得以获释，是因为他妻子上了下面这道奏疏；评者说这道疏「一滴墨里便有一滴血」：

启奏陛下：臣的丈夫是礼部的一名言官。只为他冒昧进言、轻率地劝谏陛下，其愚实该万死；幸蒙皇上宽仁，才只判了个收监候决。

自那以来，一十四个年头过去了。他年迈的双亲还在，堂上却没有儿孙，这不幸的人竟无一个可以倚靠的骨肉。剩下的只有臣一人——寄住在客店里，日夜做着针线，以糊口度日；四面八方都是难处，一天简直长过一年。

臣的公公已经八十七岁，颤颤巍巍，站在坟墓的边沿上，就像风里的一支残烛。臣却无一物可以供养他于生前，也无一物可以荣显他于身后。臣是个孤苦的妇人。顾了这头，便顾不得那头。臣若回去侍奉公公，丈夫就要饿死狱中；臣若留下养他，公公又随时都可能撒手。臣的丈夫是个锁在牢里的罪人，家里的事他一点也不敢挂念。然而，难道当此万物都在今日圣明宽厚的治下欢欣鼓舞之时，独独臣等要尝这穷苦忧患的苦杯，被摈在这普天太平之外么？

臣每每想到这些，便动了寻死的念头；可到底还是咽下悲苦，苟活了下来，一心指望上天赐一个好收场，赐一点皇恩的雨露来润泽。而今公公已是面对着死亡，丈夫也几乎不能指望活命——臣斗胆愿以此身为质，锁进牢里，好放丈夫回去，守着他父亲最后的时光。等到丧事完了，他自会回来复命，静候陛下发落。这样，臣的丈夫得以再见父亲一面，父子的情分多少可以宽解一些；这样，臣得以让公公享着儿子在侧的安慰，而一个做妻子的对丈夫的本分，也算尽到了。

宗臣在这十六世纪里也小有声名：少时是因为生得极美，尤其那一双眼睛，据说连眼角都会射出火光来；后来，是因为他曾捐钱助办上文说的杨继盛的丧事；末了，则是因为他成功守住了福州，抵御了倭寇——他佯作投降，把倭人的兵马诱进城来，随后在城头上把他们尽数歼灭。下面这一篇，在评者看来「近乎游戏之作」，是从他的书信里选出来的。其中好几句，颇有几分尤维纳利斯的口吻：

隔着这么远收到你的来信，我很高兴，心里也大为安定，还多承你厚意，附了一份礼物来。你的种种好意，我十分感激，尤其感激你体贴地问到家父。

至于你信里所说的，关于做官的声望以及称职与否那一番话，你的雅意我很领情。说到我的不称职，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而要说讨上司的欢心，那份福气我是全然没有本领去挣的。

当今之世，一个做官的怎样才能讨得上司的欢喜呢？早也罢，晚也罢，他都得快马加鞭，赶到那大人物门前去伺候着。门房若不肯放他进去，那就得说尽甜言蜜语，堆起一脸的殷勤，再从袖子里掏出银钱来，或许才成。门房替他把名帖递了进去；那大人物却不出来。于是他只好在马房里同马夫们一处等着，直等到一身衣裳都熏满了那股气味，饿着，冻着，或是熬着一天的酷热。到了天黑，那揣了银钱的门房才出来，说他家主人乏了，请他包涵，改日再来罢。他没法子，只得依言又来一趟。他和衣坐了一夜。鸡一叫，他就跳起来，梳洗停当，纵马飞奔，去敲那大门。「谁呀？」门房怒气冲冲地喝问；等他说明了，门房越发恼火，开口便骂：「你倒是好性急！你当我家主人这个时辰会见人么？」这时候客人虽觉羞辱，也只得把那口气咽下去，再三央告门房放他进去。门房又落了一笔进项，这才起身开门放他进来；于是他又照旧在马房里等着，也许那大人物才出来，传他进去相见。

这时候，他一路打躬作揖，怯生生地挨到台阶底下；那大人物说一声「来罢」，他便叩了两个头，伏在地上老半天不起来。好容易起了身，上前去献他那份礼物，那大人物却不肯收。他苦求人家收下，仍旧不成。他又引了许多例子，苦苦哀恳；那大人物这才吩咐一个仆人把礼收了。于是又是两个头，磕得长长的；这才起身，作了五六个揖，方才告退。

出得门来，他向门房打躬道：「你家主人那边全妥当了。下回我来，你可不用再耽搁了。」门房也还他一揖，对自己在这桩事里分得的那一份很是得意。这时候，我们这位朋友翻身上马，一路遇见相识的，便扬着马鞭嚷道：「我方才在某大人那里来。他待我极好，极好呢！」接着便一五一十地讲起来，那些朋友听说他是某大人的门下，便对他愈发恭敬了。那大人物自己也说：「某人是个好人，实在是个极好的人；」旁边的人自然也一齐附和，说他们也这么看。

当今之世，讨上司欢心，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当我做得来他们中间的一个么？不能！除了逢年过节递一张贺帖之外，我一年到头都不上那些大人物的门。就是打门前经过，我也塞住耳朵，遮住眼睛，快马加鞭地过去，像是背后有人追赶似的。只为这点不通融，我自然不为当道所喜；可我又何尝在意？冥冥中自有一个数，安排定我们的结局，它把我的结局安排在了独守本分这一条路上。为着这个，你少不得要笑我是头蠢驴罢。

汪道昆于公元一五四七年中了进士。他的性情似乎一味向着行伍，后来果然做了一员得力的将官。然而他读书的工夫仍旧很足，在当代的作者里占了一个体面的位子。据一位批评家说，他的文章「辞采修洁，气格高华」，已刊成一部划一的集子，至今还有人读。下面这一篇，是讥刺当世贪风的一段冷隽文字：

有一个门客向伯子发牢骚，说本地没有一个人晓得怎样才得意于时。

他说：「诸位先生，就像一柄方的把手，偏要塞进这世道那圆的窟窿里去。所以没有一个是合得上的。」

伯子答道：「你说得是；且请你讲讲，这是何缘故？」

那门客说：「你们所以同这世道格格不入，共有五桩缘故，说来如下——

「其一，那条通向声望的路，明明就在你们眼前，你们却偏不肯走。

「其二，别人的舌头，能舔到上司心里那块软处，你们的舌头却太短了。

「其三，别人不穿裘皮，弯着腰凑上前去，像是连一身衣裳都嫌太重似的；你们却硬着颈项，直挺挺地像块木板。

「其四，别人不待招呼就先应了，一心要抢在上司心思的前头；上司的仇人，纵是天上的圣贤，也逃不脱他一顿臭骂，上司的朋友，纵是拦路的强盗窃贼，也要被他吹捧得天花乱坠。你们呢——你们偏死抠着事实，说的话又句句同上司相左，而那上司，正是你们该竭力去奉承的。

「其五，别人图起利来，就像存心要射一只野鸡，暗地里守着，仔细放箭，叫那猎物一个也逃不出他的准头。你们呢——你们连弓也懒得拉满，就算拉了，也只是白白放过那近在手边的猎物。

「这五样毛病，随便哪一样，都像一个瘤子挂在你身上，碍着你一生的前程。何况五样俱全呢！」

伯子答道：「诚然如你所说。可是你要我把这些瘤子割了去么？人带着瘤子还能活。割了它，就得死。带着瘤子活着，总胜过没有瘤子而死。况且，美貌是天生的；那想学西施的丑妇，到头来只把人吓得魂飞魄散罢了。如今我不幸生了这几个瘤子，比那丑妇还教人嫌恶。可我到底还能，打个比方说，守着我的针线和锅灶，尽力让我的当家人称心。我犯不上到闹市里去张扬自己的丑。」

那门客说道：「唉，先生，如今我才明白，为什么世上丑人这般多，而这地上的美色又这般少了。」

许獬于公元一六〇一年以会元及第，得授翰林院之职——凡各样的国家文书，都在那里由名儒督理着撰拟。他死得早，身后留下的名声，是个执拗难处、不易相与、而于学问一道热心得如醉如痴的人。他曾发誓说，若能许他练成一手绝妙的文章，他情愿投身入海，好教自己的著作流布开去。下面这一篇很为人所推许。一位评者说：「此篇一气呵成（打一个呵欠的工夫便完了），如天衣之无缝。读者要在这真正得了神助的文字里寻一处分段的痕迹，是白费气力的」：

有好些年了，我有一方旧砚，是一个朋友留在我家的。我一向拿它当寻常的砚使，并不晓得它是件古物。可有一天，一位赏鉴家告诉我，说它至少有千年的来历，劝我小心收着，当作一件珍贵的遗物。我依言收了，却再不曾费心去查证，究竟是不是真是这样。因为假定这方砚当真出自所说的那个年代，它当年的主人也不过把它当作一方砚罢了。他决想不到，它日后竟能熬过时光的销磨，一直传下来，被人当作古董珍重。而我们如今看重它，只因它是从遥远的往昔传到我们手里的；却忘了：当年——那时候的古董，还是更早年代的遗物——这方砚在那时的好古之家眼里，是算不得什么的，而那些好古之家，在我们看来虽是古人，于当日却也正是他们那个「古」的今人罢了！我们四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想的无非是聚敛财货、追求物欲，一味在争名夺利上钻营。人人撩起衣裳，急急忙忙地趟过泥淖；受了屈辱，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羞。倘若从这一堆人里，居然生出一个比别人更纯、更朴的性灵，一心要走一条比众人更高洁的路，闲暇之际，单为自家的怡悦，同琴、书、图画以及别样古时的遗物相消遣——这样一个人，才真是个好古之士。他断不会是庸众里的一个，虽然那庸众总爱做出一副样子，凡是公认可赏的，他们便都去赏它。同样，那些一心想在仕途上高升的人，也会不惜工夫去搜罗最上等的珍玩，好拿这些东西作礼物，去讨上司的欢心；上司呢，转过来又以夸耀自己的古董收藏为乐。这不过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好古之癖，究其实，只是想压倒邻人的一点心思罢了。这种人算不得真正的好古之士。他们的趣味，说到底仍是庸众的趣味，虽则他们摆足了排场，窃取了真好古者的名声，指望借此把自己同凡俗之辈分别开来——却不知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并无那实在的东西。我所说的真好古者，是这样一个人：他研读古人的著述，力求照着古人的样子把自己陶铸出来，虽不能同古人当面相见；他在往古那条长长的甬道里上下徘徊，时不时地拾着一片珍贵的断简残编，霎时间便同那不朽的古人打了个照面。这一种享受，是永远不会餍足的。真正爱好古昔的人，所爱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古时的人；因为一件遗物，在今日也好，在往昔也罢，都不过是一件东西。既然当着敬爱的，不是东西，而是人，那么连我，也未始不可以指望有朝一日成为一件「古物」。谁敢说几百年之后，那时的好古之士，不会像我仰慕前人一样地来仰慕我呢？既如此，我岂可自暴自弃，反倒愚蠢地把精力都耗在摆弄那些东西上头？

世人在这类事上的热衷，就是这么一回事：有影而无实。然而这题目是说不尽的，我也就聊记我这方旧砚，到此为止罢了。

这一章，可以用两位卓异之士的名字来收煞。李时珍历二十六年不懈的辛劳，于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他那部伟大的《本草纲目》。公元一五九六年，此书的稿本呈到御前，皇帝下旨即行刊刻。全书分作三部：一曰无生之物，二曰草木，三曰鸟兽虫鱼，附图逾一千一百幅。开卷的一章，历评前人同类要籍四十二种，并罗列了各门各类的杂著不下九百五十种。那有名的「以形治形」之说——以为草木药石的功用，会借着它们各自特有的某种外相，向人显示出来——在这部书里占了极大的篇幅。

徐光启（公元一五六二至一六三四年）一向被看作缙绅之中唯一一位曾归信基督教而又有影响的人物。他于公元一五九七年在乡试中名列第一，一六〇四年又中了进士，此后便拜在利玛窦门下为弟子，随他讲习，用功之深，竟至能就耶稣会诸神父所传入的新天文之学著书立说，此外还写了好几种论算学的著作。他又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农书的作者，此书于公元一六四〇年初次刊行，即《农政全书》。书中附图甚多，讲的是耕作的方法与器具，讲养蚕，讲畜牧，讲食物的制造，乃至讲防备饥荒该预先采取的种种措置。耶稣会的诸神父自己也在中国各处广为散布了大量传教的书册，都用雅洁的文言写成，其中还有寥寥几种，至今偶尔还能在旧书铺里寻见。

〔一〕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几乎正当这几行字写下的时候，翰林院被焚毁了。笔者的幼子小翟理斯先生，曾亲历北京之围，他这样写道：「有人曾想抢救那部有名的《永乐大典》，但成堆的册子已经烧毁，那番努力便只得作罢。我为自己抢出了第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卷。」

二十三小说与戏曲（第七卷·明）

明一代所出的小说，数目颇为可观；只是作者的姓名，除去极少数几个，都没有传下来。有一部奇书唤作《金瓶梅》，书名取自三个主要女角的名字，有人把它归到那位持重的学者兼大臣王世贞（一五二六至一五九三年）名下；然而这与其说是考定，不如说是猜测。又有一说，谓此书成于十七世纪，乃是暗刺康熙盛朝宫廷风纪的讽书，也同样只是猜测。故事本身所写的是十二世纪初年的事，文笔简易流畅，与北京口语相去无几。书中另有一样极异的特色：许多字面语句都可作两解，而其中一解属于那么一类，使这些段落入不得斯文人的耳朵。总而言之，此书是犯忌的，非得有伯顿那样胆气的译人不办。

《玉娇梨》是十五世纪的一部故事，在外国人眼里很得欢心，一半也因为它的篇幅出奇地适中。寻常的中国人爱看长篇小说，也不嫌多有荷马式的重复；而这一点重复的体例，似乎正指向一个来路：先有口耳相传的说话，后来才落于笔墨。这一层又不妨与前面已说过的那个意见连起来看——中国的小说原是从中亚传来的。然而此书只小小四卷，写的是一个少年举子的一段佳话：他先钟情于一位既美且才的女诗人，随后又钟情于一位可人的朋友的可人的妹子——那朋友是他偶然在道旁结识的。到头来，那朋友与那妹子原是一人：一个极伶俐的女子，遇事需要男装便男装，需要女装便女装；更奇的是，这位小姐又正是前一位小姐那位久蒙怜爱的孤女表妹，而才情也与之相埒。举子对两位小姐爱得发狂，两位小姐对他也情根深种，不可移易。这在西洋便是一桩难办的事，在这里却简便得多：主人公两位都娶了，此后三人白头偕老，其乐融融。

《列国志》一书，照例也不著撰人，是一部历史小说，写的是列国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上起公元前八世纪，下至始皇一统天下。书首以这样几句话向读者交代：

「《列国》一书，不比寻常小说，大半凭空捏造。如《封神》（说的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事）、《水浒》、《西游记》之类，纯是虚构。便是《三国志》一书，虽已近于实录，中间无根之谈也自不少。《列国》则不然。其中一事必有一事之实，一言必有一言之真。况乎可说者多而能说者少，作者断无舍其有而务其无之理。故读者当以《列国》为真史看，不得只作小说观。」

下面这一段，说的是秦国设下的一场假斗宝：名为聚集天下珍玩，恭恭敬敬献与周室为贡；实则要把挡在秦人篡图之路上的各国诸侯，一网打尽——

「秦哀公遂同文武百官，整备斗宝之所，一面暗伏甲士，以图不轨；听得各国诸侯俱已到齐，便出来相迎入内。礼数已毕，诸侯依次序坐定，哀公开言道：

『孤敬奉天子之命，今日开此大会，遍集天下珍宝陈列于此，事毕一总封贮，解送上国，以为贡献。今诸君既已齐集此地，便合将各人所带之宝逐一取出，公同评定高下。』

「哀公言毕，诸侯中唯唯之声不绝。独齐国相国觉得座间杀气腾腾，似有埋伏，便挺身出班道：

『古者诸侯会盟，必推一人公正端方者为盟主，以主其事。今日既为斗宝而会，某意亦当依例，于众人之中推举一人主盟，庶几和气。』

「哀公一口应承，随即问众诸侯：谁敢领此主盟之职？话音未落，郑国元帅卞庄已霍地立起，自言愿当此任。哀公问他凭何本事，敢作此请；卞庄道：『本事却也有限，只是某曾一拳打死猛虎，武艺一途，不让于人。所凭者此耳。』

「哀公便命取金牌来，正待付与他做斗宝的主盟，只听吴国从人队里高声嚷道：『打虎不过一勇之夫，怎当得此职？且慢！待我上前来取这金牌。』

「哀公看时，说话的乃卫国世子蒯聩，便问他有何本事，可当此职。蒯聩道：『某曾斩下毒龙首级，凭此一功，敢求此位。』哀公即命卞庄将金牌让与他。卞庄不肯，说斩龙不过术士的把戏，与今日之事全不相干；又道若要夺他的金牌，须与他较量个高低。两下争执良久，齐国相国复又起身，一言而决：

『打虎者一勇之夫，斩龙者术士之技；二者皆不足以兼文武之全，非今日主盟所宜。今殿前有一祭器，约重千斤。请哀公出一题目，众人中有答得明白透彻，又能擎起此鼎，绕十八国诸侯座前走上一遭者，便立为主盟，付与金牌。』

「哀公依允，便写下题目，命左右在列国豪杰之间传观。那题目是韵语，共八句：

『何物擎天？何物载地？

混沌开时，其数为几？

大河之水，从何处而汹涌？

高山之基，向何处而寻起？

五行之中，何者成造化之功？

万物之内，何者是希奇之一？

此七问者，谨以问诸君；

答得爽利分明，方是真个信人。』

「题目才念完，秦国元帅计年便跳将起来，叫道：『这不过是格物之理，有何难处！』遂上前讨了许可，取笔写下答语道：

『天无所擎，地无所载；

混沌之数，何从而知？

大河之水，自上流而汹涌；

高山之基，无处可寻其起。

五行之中，无一不成造化之功；

万物之内，无一独是希奇之一。

右答七问，已呈君前；

主盟之位，某即真个信人。』

「计年写罢，便撩起袍角，走到殿前，双手抱住那祭器，离地约举起二尺许，满面通红。一时鼓角大作，诸侯齐声喝彩；哀公亲手把金牌授与他，宣他为斗宝的主盟。计年正要谢恩，忽然楚国元帅伍员一跃而起，抢上前来，怒声说道：计年所答，并不曾把题目断得干净周全；那祭器也不曾离得原处，如此则主盟一职不该归他，该归自己才是。哀公原有拿住列国诸侯的算计，自然巴不得主盟落在本国人手里，见伍员如此，心下大不受用；却也只得答道：你若能把题目答得了，又能把祭器擎着绕场一周，这主盟之位便是你的。伍员当即取笔，写下几行：

『地以擎天，天以载地；

混沌之数，其数为五。

大河之水，自天上而汹涌；

高山之基，当向昆仑而寻起。

五行之中，惟「信」最成造化之功；

万物之内，惟「人」独是希奇之一。

右答今日七问，已具于此；

语语明白中的，答来更不迟疑。』

「写毕，将答语呈与哀公。哀公一看，便知他处处胜过计年，断得高明得多，遂命他就那祭器上见个本事。伍员更不打话，左手提袍，右手把鼎一抓，擎将起来，从列国诸侯座前绕行一周，末后仍放回原处，面不改色。诸侯面面相觑，无不骇然，异口同声推他为今日第一条好汉；哀公无可奈何，只得将金牌授与他，宣告他领了主盟之职。」

《镜花缘》一书，气派不及前书之大，趣味却胜过前书何止倍蓰。它所写的是武后之世——公元六八四年，武后废去正统的嗣君，自登大宝，在位二十年——书中叙一个姓唐的少年举子，因厌恶朝廷开女科、设女进士之举，遂邀了几个人，扬帆出海，遍访异域。他们所到的种种奇邦之中，最堪玩味的是君子国。他们在那里登岸，径入都城。

「唐生与同伴抬头看时，城门之上写着两行字道：

『惟德为宝。』

「进得城来，只见市井繁盛，百货骈阗，居民所说的都是中国话。唐生便拦住一个过路的，问他贵国何以有这般揖让谦和的名声；不料那人竟听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唐生大为诧异。又问他此地何以称作『君子国』，那人也答说不知。接连问了几个人，所答都是一般；那位年高的多九公便道：这名目想必是邻邦之人替他们取的，只因这里的人待人接物，一味谦和周到的缘故。他说：『你看田间的农夫、路上的行人，走起路来尚且彼此让道。上下贵贱、贫富穷通，各人都体谅各人的心事，并不因家赀的厚薄、门第的高低而稍有分别。说到底，所谓君子者，正在于此。』

「唐生道：『既如此，我们且不要忙着赶路，正好在此细看他们的风俗人情，自己也长些见识。』

「行不多时，到了市中，只见一个公差模样的人立在一个摊子跟前买货。他手里拿着要买的东西，对摊主说道：『足下且想一想：这样的好货色，却讨这样贱得没道理的价钱，教我如何下得手？足下若肯赏脸，把价钱加上一倍，我便厚颜领了；不然，我只好当足下今日不愿与我做这桩买卖了。』

「唐生悄悄对同伴说：『好生有趣！这与我们那边的规矩恰恰相反。我们那里买的一味杀价，卖的一味抬价，惟恐抬得不高。这才真是方才所说的「体谅人」了。』

「那摊主接口道：『足下吩咐，本该奉命。只是实不相瞒，我讨的这个价已经高得叫我满面羞惭了。况且我做买卖，向来不讲什么「言不二价」——那原是行里哄人的套话；正该由着买主把价压到不能再低才是。足下倒反要把价抬到离谱的高处；这番厚意我自然领情，只是这桩生意实在做不得，还请足下另寻别家罢。足下的吩咐，小人万万不敢从命。』

「唐生正又惊叹这买卖经竟颠倒至此，只听那买主答道：『足下这般上好的货色，只讨这么点银子，转过身来倒怪我替足下打算得太过；这才真是失了礼数。天下哪有便宜尽归一边、亏损尽归一边的买卖？我虽不比常人高明，这一点道理还省得，岂肯教足下把我诓在套里。』

「两下里你推我让，缠个不休：摊主死也不肯多要，公差死也要照自己的价钱给。末了公差做出让步的样子，把足数的银子放在柜上，货却只取了一半。摊主自然不依，眼看又要各执前议，恰好两位老先生打此经过，便过来替他们调停，判定公差照足价付银，只取十分之八的货。这才罢了。

「唐生一行默默前行，心里还盘算着方才这一场怪事；不过走了几步，又撞见一个当兵的在一家敞着窗的铺子前买东西。那兵说道：『我问价钱时，足下叫我自己估着给；如今我肯照自己的估价给了，足下倒嫌我出得多。其实我出的这个数，还远在这货的实价以下。足下莫要如此待我不公。』

「铺主答道：『我自家的货，原不该由我开价，一应都该由足下作主才是。只是实说罢，这些都是积年的旧货，又不是同类里的上等；足下到别家去买，才真是划算。这样罢，就照足下所出的一半算；便是这一半，我心里也还觉得受得太多了。照足下的价钱出手，小人是断断不敢的。』

「那兵嚷道：『足下这是什么话！我虽不在行，好货歹货还分得出，断不至于错认。拿低价买好货，那和从人家囊里掏钱有什么两样。』

「铺主回道：『足下既这等认死理，那就照足下起先所说的价钱再减一半，货便归足下。足下若不肯，只好请到别处去照顾；那时才知道小人并没有占足下的便宜。』

「那兵起初还咬定原话，见铺主执意不让，只得把讲定的银子放下，动手取货，却专拣那最次的拿。铺主又来拦阻，说道：『对不住，足下尽拣坏的拿。把好的都留与小人，自然是足下的美意；只是人人都像足下这般，买卖便一概做不成了。』

「那兵道：『足下既只肯收一半的价，我除了拣次货，再没有别的路走。况且实说，上等的于我的用处，反不如二等三等的合宜。足下的一片好心我尽知道，只是这一节还得容我自便。』

「铺主道：『足下自便原无不可，只是下等货有下等货的价，不能与上等货一般论。』

「如此你一句我一句，辩了半日，总议不出个准数来。到末了，那兵拿起拣好的东西便要走，旁观的人都嚷起来，骂他不成话，是个十足的刁徒；他没法，只得好的拿些、次的拿些，这场口舌方才了结。

「再往前走，几位客人看见一个乡下人刚付过买货的银钱，正提着东西急急要走，铺主在后头叫道：『客官！客官！你付我的这锭银子成色太好，不是我们这里通用的，须得找还你许多才是。这在客官这样的身分，自然算不得什么；只是为我自己的心安起见，也得跟客官算个清楚。』

「那乡下人道：『这么点小事，何足挂齿。倒要请你记在我的账上，日后我再来买你这好货时一并抵用便了。』

「铺主道：『不成不成，老雀儿岂是秕谷诱得住的。去年也有一位客官拿这法子哄过我，直到今日再不曾见他的面，我多方打听，也寻他不着。如今只好等来世再还他了；倘若今日又教客官照样哄了去，只怕来世我变了马变了驴，单是寻他一个已经够忙，客官这笔账便又要拖到再下一世去。不成不成，事不如今日就了；日后只怕连欠客官多少，我也记不真了。』

「两下又争了一回，那乡下人才勉强收了些许，算作银色好的贴补，提着货走了；铺主还在背后一路嚷着，说自己是把次货照高价卖了他，实实在在是骗了他的钱。乡下人到底脱身去了，铺主便自回去，口里只管抱怨世道不古。恰有一个乞儿打此经过，他因被人逼着多收了不该收的钱，心下不平，便把那笔余数递与乞儿，说道：『谁晓得这可怜人今日这般苦楚，不是前生多要了人家的钱，如今受的报应呢？』

「唐生把这一出小戏看到收场，叹道：『啊，这才真是君子的行径！』

「随后众人与两位气象端庄的老者攀谈起来。二老自言是弟兄，请他们同去吃一杯茶，众人便应了。二老极想打听中国的事，要听听这『天下第一之邦』的种种情形。他们一面称羡中国人文教之高、艺术学术之盛，一面却也毫不客气，指斥其中若干风俗为堂堂大国所不应有，且以为最当痛斥。他们笑风水之说的荒谬，诧异何以年复一年，聪明人尽被那班卖野药的堪舆先生蒙蔽。其中一位说道：『倘若替父母择个吉日、觅块吉地下葬，果真能叫子孙发达，那么请问：何以看风水的自己总是又贱又穷的一伙？他们自然该先把最好的地面占了，凡是无主的好运，尽数收归己有才是。』

「说到缠足，把女子的脚裹小一节，二老又道：『你们那里的太太小姐把脚弄成那样的怪物，我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美处。世人多以为鼻子小的比鼻子大的好看；可是若有人把自家的鼻子削去一块，好教它合式，又当如何说？』

「如此谈谈说说，光阴不觉过去，到了该向这几位新交作别、回船上去的时候了。」

《今古奇观》，即《古今奇谈》之意，最为爱看小说的中国人所喜。全书四十篇，相传是明末一班人结社，聚会撰成的。其中许多篇——即便不是全部——都已有译本行世。其文笔平易，与《平山冷燕》大不相同。《平山冷燕》是一部有名的小说，用的是所谓高华的文人笔墨，通篇多是拿腔作势的对白，和书中人物动辄大作、雕琢过甚的诗词。书中的平、燕是两位少年书生，钟情于山、冷两位少年女诗人；而那两位小姐动人之处，才情尚在娇姿之上。有一回，一个姓宋的假诗人来求聘冷小姐，冷家的伯父设席款待了他；饭罢，一众人在园中闲步。伯父唤出冷小姐来，照例备下笔墨纸砚，便请宋公子赏光赋诗一首。宋公子道：「恕罪恕罪，适间酒吃得多了些，此时做不得诗。」冷小姐道：「怎见得？李太白斗酒百篇，因此得了千古的大名。」宋公子道：「诗自然吃了酒也做得，只怕做得粗了。不如空着肚子，脑子清清爽爽，笔墨才来得完密，句子也才来得可喜。」冷小姐道：「曹子建七步成诗，声名永垂不朽。可见做诗与时候原不相干。」宋公子窘得说不出话来，那伯父便提议，倒请宋公子给冷小姐出个题目。宋公子应了，四下一望，从开着的窗子里瞧见一只纸鸢，便就以此为题，心里巴望着把这位刻薄的小姐难倒。谁知不过一盏茶工夫，她已挥就了这几句：

「巧样妆成鸟，能欺稚子痴。

竹为身骨薄，花作彩衣奇。

得风夸意气，牵线不能移。

莫笑他虚脚，跌来只剩枝。」

这一首字字都在讥刺宋公子其人与他那副尊容；全书笔调如何，读者由此也可以概见了。

《二度梅》一书，出于十六或十七世纪，作者不详。它是一部有所为而作的小说，看来意在阐扬孝道之美、朋友之义，以及待人处世的一般本分。文笔平实，并不堆砌典故以慰腐儒之心；中间颇有几场戏剧味十足的场面，合起来便是一幅中国日常生活的好画卷。书中两个主人公各钟情于两位女主角，一如《玉娇梨》，两个主人公也都是两位并娶。全书有一线浅浅的史实贯穿其中，故事托于八世纪，中间几个人物确是史有其人。四位娇美的女主角之一，为了保全中国与那不断寇边的鞑靼诸部之间的和局，决意把自己献上报国的祭坛，去做可汗的新妇。边关一别，写得极为动人；而全书的顶点，则在她抵达之后，宁可从一处骇人的绝壁上纵身投下，也不肯落入那可恨的胡虏之手，另以一个侍女换上她的衣裳，交与那蒙在鼓里的可汗。她自己却并未死去：一朵紫云把她接住，一群赞叹她的天使护送她回了本国。

书中另有一场极见功力的戏，书名即由此而来：梅花被一场风雨打得零落殆尽，众梅树遂虔心祷告。「园中的花神听见它们这一片诚恳的祈求，便禀告本城的守护天使；守护天使径飞上天庭，把这事陈于上帝之前。」于是众树得以重发新芽，不多时又开了花，比先前更好看。

有明一代，戏曲之作始终不衰；道理很简单：戏曲这样东西，不论是外来的，还是在中国境内自己长成的，总之已经牢牢地扎住了根。它风行开来，从此便成了两种人最中意的消遣：一种是有学问、好沉思的士大夫，一种是爱笑爱闹的芸芸众生。

《琵琶记》一本，稳稳地居于榜首，有些赏音之人竟推它为中国戏曲中第一等的好文章。各种本子的分场不一，或作二十四出，或作四十二出；文字上也颇经人任意改窜，或增入大段的曲白，或另有种种更动。此本初次演出在一七〇四年，人以为较之元人的旧剧，是戏曲一道上的一大长进。作者名高则诚；据说他笔下那位主人公是实有其人的，乃是他的一个朋友，果然由寒素而致身通显。全剧的关目，大略如下。

一位才华出众的少年举子，与他的美貌妻子照例同公婆住在一处。父亲催他上京应试，博取功名。老人家说：「十五而学，三十而仕。」母亲却不以为然，说家里少不得这个儿子。她讲了一个惨切的故事：另有一个后生上京去，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谋得一个管养济院的差使，到任才晓得自己的爹娘早已先他一步进了那院，却是以贫民的身分。少年到底决意要尽他对天子的本分，当下便起身去了，把一家老小托付与一位仗义的朋友照看。他去应了试——那场考试在剧中是被大大地取笑了一番的——揭晓时高中状元，正是人人艳羡的位置。皇帝随即降旨，命一位大臣招这状元为婿；我们这位主人公却不肯，据说悄悄透出的缘故，是嫌那位小姐的脚太大了些。那大臣于是不得不施压，这门亲事终究成了。这一段收煞在一场极见精彩的戏上：新夫人请他唱曲，我们这位主人公开口便点些《远别佳人》一类的曲名，其余所举也都是这个路数；后来他答应唱一支《风入松》，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又滑到《思归》上去；等人把他唤醒，他又转到一支弃妇之词上头去了。

这边厢，留在家里的一家人却遭了难。先是荒年，公家的仓廪查出来是空的，并非满的，公婆与媳妇都饿到了绝地。媳妇竭尽心力，把首饰变卖干净，换米度日；到后来婆婆死了，公公跟着也死了，她剪下头发去卖，想换一口棺木，全亏那位老友一路能帮多少便帮多少，才没有卖成。接着还要在坟上起一个土堆。她自己动手去筑，累得睡了过去。山神看见她这般光景，感她一片孝心，便唤来南方的白猿、北方的黑虎两位神灵，率领各自的部属，顷刻之间把那土堆筑成了。她醒来，晓得是神明相助，于是决意动身上京去寻丈夫——她心里对他，是恨得极深的。她先把公婆的遗容画了出来，随后便带着这两轴画像沿途张挂以化缘，又带上她那面琵琶，就此上路。她还没到，丈夫那边已接到一封书信，说是父母都安好，正在来与他团聚的路上——那信原是有人为骗赏钱伪造的。他因此到庙里去，祈求佛祖保佑父母一路平安；恰在那里拾得两轴卷着的画像，正是他父母的遗容，乃是他妻子失落的——她也到这庙里化缘来了。那画像未曾展开，便送到他书房里去。这时候妻子一路寻访，无意中进了丈夫的宅子，得二夫人以礼相待。几番误会之后，实情道破；二夫人与她十分投契，劝她到书房里去，留一封书与丈夫。这书信乃是几首讥讽的诗；丈夫回来，见了这诗，又见那两轴画像已挂在壁上。二夫人从中引见了大夫人，彼此说明原委；于是幕落——倘若中国的戏台上有幕这样东西的话——落在这一夫二妻团圆美满之上。

以上不过是一本戏的梗概；这本戏的篇幅，约莫抵得莎士比亚的一本，故而其中许多旁枝末节的妙处，都只好略去了。依中国评家看来，此剧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极力表彰事君之忠、事舅姑之孝，以及二夫人那种委曲周全的贤德——在那般纠缠的情形之下，正靠着这一点才保住了一家的和睦。那封伪造的书信，则被认为是全剧的弱处，因为主人公岂有不认得父亲笔迹之理；此外还有几处，也有人主张删去。可是有一位校订者说：「鹤胫虽长，岂可因其太长而截去一段？」另一面，此剧的哀感缠绵，在中国人心目中价值极高；正如剧首的开场白所说：「要教人笑，比教人哭容易得多。」若是这一路的话都信得过，那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也都曾照例为《琵琶记》洒过他们应洒的眼泪了。

二十四诗（第七卷·明）

明朝的诗，若只论数量，还算不得如何衰落；只是那大诗人，比起赫赫有名的唐、宋两代，就少得多了。按年代先后，排在头一个的名字，倒是天下皆知的。谢缙（一三六九至一四一五年）生时，明朝立国才一年；他年纪还不到二十，便已取中了最高一级的功名。他早慧的名声，早使人称他为「神童」；后来皇帝对他也十分赏识，谢缙执笔为文的时候，圣上竟肯屈尊亲自替他捧着砚台。前面说过的那部大类书，就是他做总裁纂成的；不过如今世人知道他，多半是因为一首约莫一百五十行的劝学诗——随便哪个书摊上都拾得到。之所以要说「约莫一百五十行」，是因为没有哪两种本子，行数正好相同，甚至每一行的字句也各不一样。这诗究竟是不是谢缙所作，也很可疑。许多本子里，公然从汉初的诗里偷来几句，不管押韵不押韵，胡乱塞了进去，于是那本就生硬的转折，越发别扭了。各家编者却似乎都认可开头这四句——说天子看重英豪，圣上劝人勤学，又说这世上万般都是下等，唯独读书最高。这其实还是那句老话：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再往下，有常被人引来数说人生四桩大喜事的四句：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上面这几句，本与上下文毫不相干；有些本子里，紧跟着又是几句劝人苦读的话。读过「经书是最好的田地」这一层意思之后，我们又碰上四句略带几分真诗味的：

少年正当红颜盛，

林间桃花灼灼开……

何以年年春风起，

一树浓于一树来？

一再劝人夜半燃膏苦读之后，忽而又冒出一句：三杯酒足以使人心神宁帖，人若烂醉如泥，则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这不过是换个说法，说的还是那句

人生得意惟一醉。

总之，这首诗分明是东拼西凑的百衲之作，其中或有几段确出谢缙的笔下。下面这一首短诗，为官场的贪墨辩护，倒是确凿无疑出自他手：

徒见双手向天祈，

合掌焚香拜复拜；

天道由来不尽公，

未必如人所愿哉。

行骗逞凶者，

一生偏快活；

循良守善人，

反遭刑与厄。

跋扈之徒昂首行，

得意扬扬无挂碍；

祷祝不缺之善士，

缠绵床褥病难差。

至高全能天尚且

持衡未必得其平，

区区尘世小官吏，

又岂能望其秉公耶？

这位作者，末路却颇凄惨。他因主张立长子为储君，结果结下了另一位皇子的死仇；那皇子先设一罪，将他放逐，又借另一罪，把他下狱。囚禁了四年之后，有人把他灌得烂醉——想来这也不难办到——随即埋在一堆积雪之下。

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间在位、为本朝第十一代的那位皇帝，实在算不得一位可敬的人物，尤其到了晚年，糜费巨帑营造宫殿庙宇，又把大半光阴虚掷在求长生不老之药上。一五三九年，他遣毛伯温将军去平定安南的一场叛乱，临行赐了一首御笔亲题的诗为他壮行。这几句诗，中国的评家推为气势不凡，各种选本里也每每收入——若单凭「御制」这一点，是断不会有此礼遇的：

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鼍鼓山河动，

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

朕与先生解战袍。

中国古时与中古的名妓，自成一个阶层，如今看来已不复存在了。她们一如希腊的名姬，往往受过很好的教养，也颇有几分影响。其中最有名的几位，都留下了传记，上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下面这一段，出自薛素素的传——她活在十四世纪，「古来的美人，能与她并肩的也没有几个」：

「素素之美，是极清雅的一路，声音娇媚动人，举止风致翩翩。她又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寥寥数笔扫过纸面，便有呼之欲出之妙，纵是第一流的名手，也少有能胜过她的。她还善于骑射，能在马上开弩：先发一弹，再发一弹，后一弹正打中前一弹，将它在半空中击得粉碎。或是先把一弹撂在地上，然后左手持弩，右手绕到背后，反手一发，也能命中，百发之中不失一次。她择友又极严，若非其人以才艺在世上有过一番建树，她是不肯接纳的。」

这些名妓的诗作，乃至剧本，也都有人细心保存下来，通常作为附录，缀在某一朝的总集之后。下面是赵彩姬（十五世纪，其生平已无传）的一首：

江头春水初生涨，

别离恰在断肠时；

可怜万缕垂杨绿，

系不住那将发之舟！

另有一首，出自一位名唤赵丽华（十六世纪）的女子之手，其中用了一处双关，译成外文便显得有些勉强：

锦笺一纸世间稀，

双飞喜鹊为君持〔注三四〕；

愿君似鸟飞相就，

莫似此笺徒自稀！

单举这几例，也就够见这一小小门类的文字了；它纵然没有多少真正上乘之作，至少其中并无一句轻薄不庄之语。

有一位狂放不羁的年轻人，唤作方叔绍，也和别的许多中国诗人一样，常常贪杯过量。他以诗名，又以书法名，他的墨迹为收藏家所珍重。据说一六四二年，「他害了牙病」；到后来，他索性睡进了自家的棺材——这东西中国人都爱预先备着搁在手边——就着棺材的边沿铺纸，写下一篇辞世之作。写完了，便躺下身去，死了。诗是这样的：

永久之家已相待，

我又何须再迟疑？

何苦挣扎图苟活，

多贪片刻浮生耶？

那家中再听不见

金戈铁马相击声——

我又岂肯苦留连，

滞此荆棘苦痛世？

清风不久吹我体，

明月皎皎照我头，

我与大地珍珠合，

长眠于此最末床。

笔墨与我同随葬，

安放灵车棺柩里，

好教我在「那边」若有闲，

尚可吟诗慰我魂。

〔注三四〕中国的信笺上印着各式各样的图画，有时竟布满整张纸。

第八卷

清（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〇〇年）

二十五《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第八卷·清）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这书名不妨便译作「志怪」——生于一六二二年，一六四一年中了初等的科名。他虽是个极好的学者、极工的文人，却同许多别的好人一样，未能取得他本指望借以踏上仕途的更高科名。人们一般认为，这一失败是由于他不肯循学业的老路。总之，他的失望是压倒性的。除了他曾与当时几位知名的学者过从甚密之外，关于蒲松龄留下的记载，全是从他自己的文字里得来的——那是一六七九年他搁笔之日所写，而这桩事在不久之后便把他抬上了中国文坛的最前列。下面是这篇记述的摘录：

「披萝带荔，〔注一〕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注二〕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注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注四〕才非干宝，〔注五〕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然五父衢头，或涉滥听；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

「松悬弧〔注六〕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注七〕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注八〕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注九〕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注十〕

这些「志怪」多年来只以稿本流传。据作者孙子为初版所作的跋，蒲松龄穷得付不起刻版的重费；直到一七四〇年——那时作者想必早已成了他生前极乐于描写的那片幽土的居民——他前面所说的那位孙子才把如今这样举世闻名的集子刊印出来。此后呈到中国读书人面前的本子甚多，其中最好的一种是但明伦所编；此人在道光年间做过盐运的官，一八四二年自出资财刊成一部极精的本子，小八开十六册，每册约一百六十页。

凡读这些故事的译本的人，尽可以回过头来问一问：中国的文人何以对它们一致抱着那样深的推崇——说「推崇」还是轻的了——其缘由何在？答案就在于：便是其中最不足道的一篇，也披着一身无可比拟的文体。凡在中国文章里成其为美的形式上的种种成分，这里都以压倒之势具备着。简省被推到了它的极限；凡可以省去而无碍的虚字都被一丝不苟地剔掉，而时时处处又有若干新颖别致的搭配，使或许只是一个字也具有了一种力量——那力量若不出于一位艺事的完全的宗匠之手，是它绝不可能有的。再加上从遍及中国文学全境的阅历中得来的大量引用与化用，加上丰富的比喻与运用象征的手段——那只有卡莱尔的文字可以相拟——其结果便是这样一部书：论文字之纯、文字之美，如今在中国被一致奉为最好最完美的范本之一。有时故事平平顺顺地讲下去；可下一刻我们便可能一头掉进几页深奥的文字，其义纠缠在对过去三千年诗与史的引用与暗示之中，非勤勤地读过注、并在别的参考之书里多方查寻，便无从索解。

先说一句：据一位编者说，这些故事大半的用意在「褒扬善德，指斥恶行」；那么下面这一篇题作《瞳人语》的，便不妨拿来看一看这句许诺兑到了什么地步：

「长安士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茀绣幰，青衣数辈，款段以从。内一婢，乘小驷，容色绝美，稍稍近觇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言已，掬辙土飏生，生眯目不可开。才一拭视，车马已渺，惊疑而返；觉目终不快，倩人启睑拨视，则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闻《光明经》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诵。初犹烦躁，久渐自安，旦晚无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万缘俱静。忽闻右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叵耐杀人。』左目中应曰：『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许时不窥园亭，珍珠兰遽枯瘠死。』生素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问。忽闻其言，遽问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诘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趋验之，花果槁矣，大异之。静匿房中，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竟出门去，渐远，遂迷所在，俄连臂归，飞上面，如蜂蚁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闻左言曰：『隧道迂，还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启门。』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试辟，得与而俱。』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有顷，开视，豁见几物。喜告妻，妻审之，则脂膜破小窍，黑睛荧荧，才如破椒。越一宿，障尽消，细视，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

再举一个样本，这一回带着点诙谐的味道。有个姓王的人，决意到一座道观里去学道——换句话说，去学法术。那位道士似乎有几分斯奎尔斯的脾气，先警告王生说他大概受不了这份磨练；可王生一味坚持，道士便许他同别的新来的人一道，随即打发他去砍柴。他被留在这桩差事上如此之久，虽然眼见道士施了几回出奇的法术，自己却几乎不觉得有什么长进。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持，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以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骤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资斧遣之归。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这部集子里时常嵌着一些听来耳熟的插曲。比方说：

「道士以木剑枭其首；身变作浓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飗飗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

这一类的地方，下面这个故事里又有一个好例子：

「有乡人货梨于市，颇甘芳，价腾贵。有道士破巾絮衣，丐于车前，乡人咄之而不去，乡人怒，加以叱骂。道士曰：『一车数百颗，老衲止丐其一，于居士亦无大损，何怒为？』观者劝置劣者一枚，令去，乡人执不肯。肆中佣保者，见喋聒不堪，遂出钱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谢，谓众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请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种。』于是掬梨大啖，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镵坎地上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汤沃灌。好事者，于临路店，索得沸汤，道士接浸坎处。万目攒视，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疏，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道人乃即树头，摘赐观者，顷刻而尽，已乃以镵伐树，丁丁良久乃断，带叶荷肩头从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时，乡人亦杂众中，引领注目，竟忘其业。道士既去，始顾车中，则梨已空矣，方悟适所俵散，皆己物也。又细视车上一靶亡，是新凿断者，心大愤恨。急迹之，转过墙隅，则断靶弃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下面又是一景，其后半几乎足以使人相信吉尔伯特先生曾研治过中国，并从《聊斋》的作者那里借去了他《情人》一剧中几个最好的关目：

「次日，至舍后，果有园半亩，细草铺毡，杨花糁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捘其腕。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

这一对到头来成了夫妇，此后一直过得和乐，虽则这位小姐后来自认是狐之女，而且显过神通。有一回这神通倒替她派上了用处。她酷爱花草，竟至于攀到邻家树上去采。

「而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庭后有木香一架，故邻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时遇见，辄诃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见之，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谓女意已属，心益荡。女指墙底笑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大悦。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则阴如锥刺，痛彻于心，大号而踣。细视非女，则一枯木卧墙边，所接乃水淋窍也。邻父闻声，急奔研问，呻而不言。妻来，始以实告。爇火烛窍，见中有巨蝎，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杀之。负子至家，半夜寻卒。」

有一篇故事里，一位到寺中游览的客人被一堵壁画上一个采花美人的像深深打动，站在画前看得痴了。随后他觉着自己被轻轻托进了那画壁里去——一如《爱丽丝镜中奇遇》——到了壁那边的境界，在一场家常的戏里扮了一个角色，最后同画中的女主角成了亲。可是有一个「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疑心此处有凡人在，他便乐得寻路回来；而当他同那位一直等着他的朋友重又会合时，两人都留意到画中那女子如今已是妇人的装束了。

书里有一篇李伯大梦式的故事，说到那位主人公悲凉地归来，正如中国诗人所说的——

「城郭如故人民非。」

又有一篇海蛇的故事，一篇大鸟或曰大鹏的故事；还有一篇写一位约拿：船将在风暴中倾覆之际，天上有雷电闪出一道命令，同船的人便遵命把他移到一只小船上，放开缆绳任其漂去。这不幸的牺牲者刚一定住神能够四顾，便发觉那只船已经翻了，船上的人一个也没活下来。

下面这一段取自一篇故事，其中一位姓刘的青年书生爱上了一位名叫凤仙的女子，而她是狐之女，因而具有中国人归之于那种动物的神异之能：

「『如相见爱，一物可以相赠。』旋出一镜付之曰：『欲见妾，当于书卷中觅之；不然，相见无期矣。』言已，不见。怊怅而归。视镜，则凤仙背立其中，如望去人于百步之外者。因念所嘱，谢客下帷。一日，见镜中人忽现正面，盈盈欲笑，益重爱之。无人时，辄以共对。月馀，锐志渐衰，游恒忘返。归见镜影，惨然若涕；隔日再视，则背立如初矣：始悟为己之废学也。乃闭户研读，昼夜不辍；月馀，则影复向外。自此验之：每有事荒废，则其容戚；数日攻苦，则其容笑。于是朝夕悬之，如对师保。如此二年，一举而捷。喜曰：『今可以对我凤仙矣！』揽镜视之，见画黛弯长，瓠犀微露，喜容可掬，宛在目前。爱极，停睇不已。忽镜中人笑曰：『影里情郎，画中爱宠，今之谓矣。』惊喜四顾，则凤仙已在座右。」

下面是一篇写阴间的故事，那是蒲松龄最爱的题目。它例示了民间的一种信念：人死之时，魂被阴间的鬼吏拘去，而那些鬼吏还会拿错人。中风与昏厥的发作，也引出许多类似的故事，说到某人往游下界，其后又还阳。

「张姓暴卒，随鬼使去，见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误捉，责令送归。张下，私浼鬼使，求观冥狱。鬼导历九幽，刀山、剑树，一一指点。末至一处，有一僧孔股穿绳而倒悬之，号痛欲绝。近视，则其兄也。张见之惊哀，问：『何罪至此？』鬼曰：『是为僧，广募金钱，悉供淫赌，故罚之。欲脱此厄，须其自忏。』张既苏，疑兄已死。时其兄居兴福寺，因往探之。入门，便闻其号痛声。入室，见疮生股间，脓血崩溃，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悬状。骇问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则痛彻心腑。』张因告以所见。僧大骇，乃戒荤酒，虔诵经咒。半月寻愈。遂为戒僧。」

这些故事的篇页之间到处散着零星的诗句，足以使人尝到作者的品味，而又不致把读者烦坏。下面这两句大受推重：

「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

不过蒲松龄我们大约看得够多了。用韩愈的话说，「死而有知」，那么这部书为中国文人所抱的深厚而广布的敬重，对这位「最后一位仙人」受了伤的心魂，想必真是一剂安抚的膏药。

《红楼梦》——它便当却不确地被译作「红屋之梦」——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部书：它触到了中国小说所达的最高之点。它大概作于十七世纪的后半。作者姓名不详。它通常刊作二十四卷八开本，共一百二十回，每回平均至少三十页，合起来约四千页。书里前后引进的或多或少有些分量的人物不下四百个；情节的展开完密得足以同菲尔丁相比，而对人物——对如此多的人物——的描摹，则令人想起西方最伟大的小说家最好的手笔。作为一幅中国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其中几乎一切可以想见的方面都依次呈到读者面前——《红楼梦》是全然无与匹敌的。归到它最简的样子，它是一部原创而有力的言情之作，大半以一种轻易、几乎近于口语的文体写成，满是日常人生中诙谐与凄楚的插曲，中间又穿插着文字极为工致的短诗。开头几回意在替神灵之界与凡人之界搭一道桥，属于怪异一路；此后故事便顺着人世的路数平平地走下去，然而始终笼在灵界影响近在身旁的阴影之中。这部小说的全体大略如何，也许可以从下面的提要里得个印象。

四千六百二十三年前天有缺陷。于是那位司工之神便动手备下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宝玉，每块二百四十丈方、一百二十丈厚。然而她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把剩下的那一块弃在天上一座峰头。

这块石头在备料的过程里已经变得可说是通了灵。它能大能小。它能动。它知道有一个外面的世界，而它为自己不曾被派去成就那神圣的使命而伤心。

有一天，一僧一道恰从那里经过，坐下歇息，随即留意到那块颓丧的石头躺在那里，不过像一位女子扇上的坠子那么大。「你倒不是没有灵性，」那僧人对石头说，一面把它捡起来，笑着托在掌上，「可是究竟能不能派上什么实在的用处，还说不定；况且你身上没有刻字，没有刻字，你的命数便终归不能圆满。」于是他把石头袖了，起身要走。

「请问，」他的同伴道，「你把这石头带走，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那一位答道，「把它送到下界去，在一家如今正焦心等着它来的人家的命数里扮它该扮的角色。你要知道，那位司工之神把这石头弃了之后，它便终日在天上游荡度日，直到偶然到了一株娇艳的红花旁边。它见这花美得出奇，便在那里留了些时候，极其钟爱地照料它这位受庇的，日日以天上最好的甘露浇它的根；到后来，那花受了这一份无所求的爱的感动，遂变了形，成了一位极美的女子。

「『好石头，』那女子在她新得的生之欣喜中喊道，『你在这里给我的润泽，我要在来世以我的眼泪还你！』」

若干劫之后，又有一位求道的道人，看见这同一块石头仍躺在它的旧处，可上面已刻着一段记载——记着它如何不曾被用去补天，此后又如何下到凡人的世界里去，并把它在那境地中所做、所见、所闻的一一详述了出来。

「石兄，」那道人道，「你这一段故事，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所言固是；且我这一段故事，本无藻饰，亦无文采。然世上之人既是这样，其性情又大半由情之所使，则我这一段故事，或也不为无用——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

于是那道人又把石头看了一遍，见上面所刻乃是一段平平实实、不加涂饰的故事——

「美与哀愁携手同行，

一路走那下坡的死路」，

说的是一个女子天真的爱如何长成了深沉而摧毁性的痴情；又说一个灵魂如何从失去所爱的羁缚之中，被提到了一种对人生在世的使命更为崇高、倘不说更为纯净的领会。他于是把它从头到尾抄了下来。就是下面这一部：

在一个作者不曾道出名号的朝代里，有兄弟二人以出色地效力国家而大显于时。朝廷因此赐他们种种恩宠。他们被封了最高的爵位。他们积起了财富。赐给他们的府第在北京相去不远；到这故事开场之时，他们的嫡系子孙正在那里享着先人成功的果实。兄弟二人各有一个承继的儿子；可是到我们如今所在的这个时候，父子四人都已去世。只有其中一个儿子的妻子还在，是一位约八十岁、身子还硬朗的老太太。她的儿女之中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嫁了人，到南边去了；而这女儿的女儿黛玉，便是这故事的女主角。这位老太太次子的儿子、黛玉的表兄，是这故事的男主角，同他祖母住在一处。他的名字叫宝玉。

这两家贵族此时正处在财富与权势的极顶。他们宫室般的府第里一切奢华无不具备。宴饮与演戏是日常之事；而尤其是，宝玉的姐姐已被选为中国皇帝七十二位妃嫔之一。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人事是受一条不可避免的变易之法所支配的。今日居高者，明日便要处下：富的要变穷，穷的要变富。又或者有那么一个人，比旁人多思虑些，因知天命而稍停了一停，他也只好指望着那场崩坍至少不要落在他自己这一辈。

事情正当此际，黛玉的母亲死了，她父亲便决意把这没了母亲的女儿送到北京她祖母那里去照管。这位小姐带着她的教习即刻启程赴京，平安到了。她的美貌与她的天分都无须多说，虽则原书里把两样都细细描过。只须一句便够了：自她初为世人所知以来的这些年里，据说有许多好男子为爱这位使人神迷的小说女主角而死。

黛玉受到众人极亲厚的接待。尤其是她祖母，为黛玉母亲——她那位失去的爱女——早亡而洒了许多伤心之泪。她被引见给姑母与表姐妹、表姐妹与姑母，人数之多，使这可怜的女孩子想必要发愁怎样才记得住她们的名字。随后众人坐下叙话。她们问她母亲的一切，问她怎样病起来的，吃的什么药，怎样死的、怎样葬的，直到那老太太又哭了起来。「你吃什么药呢，我的孩子？」老太太见黛玉本人也似乎十分娇弱，清瘦的腮上还带着一片可疑的红，便这样问。

「我从会吃饭起，」黛玉答道，「就没有一天不吃药的。名医也都看过了，并没有见什么效。三岁那年，有个癞头和尚来，要我父母舍我出家，说唯有这样才保得住。」

「这里我们不久就治好你，」她祖母笑道。「我们要你立时就好起来。」

随后黛玉又被带去见别的亲长，其中有她姑母、也就是宝玉的母亲，她告诫黛玉留神宝玉那副古怪的脾气，说那脾气极不定、极多变。「就是那个有玉的么？」黛玉问。「不过我们总不会在一处，」她见这告诫颇不寻常，有几分诧异，随即又添了一句。「你们偏要在一处的，」她姑母道。「他被他祖母惯坏了，事事都随他的意。他这年纪本该用功了，却偏把工夫在女孩儿们身上白耗着，一味只想怎样取乐，全没有立身成名、给家门再添光彩的念头。我告诉你，留神他。」

饭时到了；饭后众人又问起黛玉学业的进境。她已深入《四书》的堂奥；众人一致说她远在她表姐妹之上。正说着，外面忽然一阵响，进来一位衣着极其华美的少年，比黛玉大约一岁，帽子上密缀着珠子。他的脸像秋天的满月。他的肤色像春日清晨的花。描画过的眉、端正的鼻、一双如漾波的眼睛，都在那副无可置疑的俊美的形貌之中。他颈上挂着一块奇特的玉；而黛玉一旦十分觉着了他的到来，一阵震动便穿过了她纤弱的身子。她觉得自己在哪里曾见过那副面目。

宝玉——正是他——极恭敬地向祖母行了礼，随后便去见他母亲；趁他不在，且把这位少爷早年的事说几句。

宝玉这个名字，意思是「贵重的玉」，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他生下来时——众人都大为惊异——口里含着一小块玉版，那玉版极明亮，像镜子一样，上面刻着一行几千年前那种古雅样式的字。全家商议之下断定这石头是某种神物，其用处一时还不明白，然而日后无疑是要显露的。有一层是确凿的：这玉版既与这孩子一同来到世上，便该伴他一生；于是宝玉便惯于把它挂在颈上。这桩奇事的消息传得很远。便是黛玉，在来同这一家同住之前很久也听说过了。

宝玉就这样长大，成了一个任性执拗的孩子。他人聪明伶俐，又满是顽劣，却极不肯读书。他实在宣称过：除非两边各有一位小姐做同学以保他脑子清爽，他便一个字也读不进去！而他父亲打他的时候——那是常有的事——他便一路喊「好姐姐！好姐姐！」，照他后来向表姐妹解说的，那是为了拿走痛。他辩说：女人是水做的，心思清亮而灵动；男人大抵是泥做的，只是些没开化的土块。

这时他已从母亲那里回来，正式被引见给黛玉。「呀！」他喊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她眼睛怎么这样红？妹妹，你若这么爱哭，我们只好叫你哭包儿了。」这里有人提起他那块玉，他立时便恼了。他说，表姐妹里没有一个有的，他也不要再戴了。于是闹了一场家务；黛玉便去睡了，哭着睡着。

不久之后，宝玉母亲的妹妹因事不得不到京中来住。她带着一个女儿宝钗，也是宝玉的表姐妹，比他大约一岁；除了受到热诚的接待之外，母女二人还被请在她们亲戚那宽敞的府第里安安稳稳地住了下来。于是命数便把宝玉同他这两位表姐妹带到了同一个屋顶之下。

三个人不久便成了极亲密的朋友。宝钗曾受她父亲细心的教养，便是对那学问极好的黛玉也能分庭抗礼。宝玉喜欢同其中任一位、或同两位一起相处。只要身边有一位美貌的女孩子，他便快活；况且这两位小姐的才思尤其使他着迷。

不过他时或也发一阵抑郁，又时或对自己那些多馀的世间境遇心生不满。「我比一头打滚的猪好在哪里？」他会说。「我为什么生在、长在这样锦绣富贵之中，而不生在一个家用清寒的人家，好教我享一享朋友间纯粹的交契？这些绫罗绸缎、这些肥肉美酒，于我这必坏之身有什么用？富贵呀！权势呀！我咒你们两样，你们是我此生的蠹虫。」

然而这些病态的念头，一见他那几位娟秀的表姐妹便立时散了；而宝玉实在是把本该用在书本上的工夫大半花在她们身上的。他总是跑过去看这一位或那一位，或者在他祖母处的大聚会里两位都见着。正是在同宝钗对坐的时候，她要他把那块神奇的玉拿给她看，上面刻着字，她念道：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一个丫头一时失口，使宝玉得知宝钗自己也有一件神异的金饰，上面也刻着字；宝玉自然一定要立刻看。上面写的是：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正当这有趣的一幕之中，黛玉走了进来，见这两人如此亲密地凑在一处，便「望自己不是来打岔的」。可是便在那些早先的日子里，她话音里已透出那份醋意的端绪，而后来她正是屈服在它手里的。此后她几乎把宝玉的陪伴独占了去；而宝玉一面也日益觉着自己更多地被那美貌黛玉活泼促狭的风趣所吸引，比起宝钗那份较为安静、较合规矩的秀美来。宝钗不知嫉妒是什么。她也爱同这位水银似的表弟斗口、和诗、猜谜；可她从不让自己的心思在与最严的闺门自持不合的地方走动。

黛玉却不然。在宝钗来同他们相聚之前，她早已做了宝玉的主要伴侣。她已把这俊美的少年几乎看作自己的一部分，只是在不得不同另一个人分享他的陪伴之前不曾自觉。因此，尽管宝玉对她有公开的偏爱，她仍旧舍不得他对宝钗的那些较小的殷勤。而那些殷勤，往往一半出于一种忍不住要逗人的冲动。宝玉与黛玉已经是情人了，就他们总在拌嘴这一层而论；而尤其如此的是，他们的拌嘴总以爱的重续告终——那也正是该有的结局。照例，黛玉要退到一切女人最后的理据上去——眼泪；而宝玉自然并非全无侠义之心，便只好去替她擦掉。有一回黛玉说她要死；宝玉便说，那样他就去做和尚，一生奉佛；不过这一回是他流泪，而由她来替他擦。

这中间，黛玉与宝钗彼此一直是极周到有礼的。黛玉的父亲新近死了，她的命运如今似乎比从前更紧地同她所寄居的这一家绑在一起。人家给了她一件精美的金饰，以配宝钗那件；三个少年人日日相聚，一心只想怎样从每一个过去的时辰里多取一点欢乐。不过有时候，一层沉重的念头会把黛玉不得不独处的时刻弄暗；有一天宝玉在园中僻处忽然遇着她，见她正在葬那些被风吹落的花，一面唱着下面这些句子：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注十一〕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中间，宝玉的父亲得了一个外任，去了远处，其结果是家里的日子过得比平常更加旋转。那老太太最爱的莫过于一次野宴或一场筵席——总之是某种宴饮，有足量的酒与欢闹。可是如今不知怎么，小小的事情总在出错。每一罐药膏里那只惯有的苍蝇总要露面；每一只闪亮的酒杯里总要冒上来一点苦味。银钱不像从前那样宽裕，而家用上又似乎总在出些意料之外的漏。这两大家里一家或另一家的若干成员同官府闹出了严重的麻烦。凶杀、自尽、盗劫都在这宅子里出过。兴旺的顶点已经到了，衰败的时辰已经来了。然而一切仍旧欢畅如婚礼的钟声，宝玉同黛玉也仍旧干着谈情说爱这桩可意的消遣。在这一层上，情势还更帮了他们。宝钗的母亲把派给她的屋子交了出去，到城里租房住，自然把宝钗也带了走。在这以前一些时候，有个丫头随口对宝玉说，她的小姐黛玉就要走了，要回南边去。宝玉当下便晕过去，立时被抬去安置在床上。宝钗的走他还受得住。同他心爱的黛玉分开，他连听都听不得。

而她也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他。很久很久以前，她那忠心的丫头便曾在她耳边低语过同她表兄结合的那点柔软的可能。她日里夜里都想着宝玉，痛惜自己如今既无父亲也无母亲，可以倚靠着去办成那件离她心最近的事。有一晚，她在那份大情的耗磨之下疲乏极了，不曾脱衣便倒在榻上要睡。可她眼睛刚合上，她祖母便同一大群姑母表姐妹进来，说是要向她道贺。黛玉吃了一惊，问她们这道贺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有人向她说明：她父亲又娶了亲，她继母替她定下了一门极好的亲事，因此她要立刻回家去。黛玉洒着泪求她祖母不要送她走。她不要嫁人；她宁愿在祖母脚下做个丫头，也不愿依着人家所提的那套办法。她把一切道理都说尽了，甚至请出她亡母的魂灵来替她说话；可那老太太执意不肯，末了走了，说这安排是非办不可的。这时黛玉看出除了那最后一条路之外别无出路；正在这时候宝玉进来了，脸上带着笑，也开口向她道贺。

「多谢表兄了，」她跳起来，粗鲁地抓住他的胳膊喊道。「如今我算认得你了，原来你是这样一个虚假反复的人！」

「好妹妹，这是怎么了？」宝玉惊问。「我不过替你喜欢，喜欢你到底有了个知心的人。」

「我如今还想找什么知心的人呢？」黛玉道。

「那么，」宝玉道，「我自然愿意那人是我自己。我实在早把你当作我的了；你若想一想我素日对你怎样……」

「什么！」黛玉半懂了他的话，道，「莫非到底是你么？你真要我留下同你在一处？」

「你自己拿眼睛瞧罢，」宝玉答道，「连我心里最深处也瞧见了，或者你才信。」

于是他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划，只听嗤的一声，将胸膛划开，里面呼呼的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忽然宝玉大叫一声道：「不中用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声大哭：「救人哪！救人哪！他死了！他死了！」只听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罢。」

于是黛玉醒了，发觉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可她害的比噩梦更坏。随后她便害了一场大病；而说来也奇，宝玉也同时病倒了。大夫来诊了她的脉——实在是两个人的脉都诊了——摇了摇头，喝了一杯茶，说黛玉的元气要补养，而这补养就在他当场写下的一纸方子里。至于宝玉，他只是一时积食而已。

于是黛玉好了起来，宝玉也回了精神。他父亲已经回家，他便又不得不装出几分用功的样子，因而同他表姐妹厮守的时辰少了。他如今已是个青年，他婚事的问题便在他父母与祖母心中占了头一等的地位。有几个人家被提了出来，尤其他父亲提了一家；然而末了众人议定：不必到远处去求一位相称的媳妇。那只是在已经分享了他日常生活的那两位娟秀小姐之间择一个而已。可难处恰恰就在这里。两位都是完人，择起来便显得偏私了。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另一部有名的中国小说里，类似的难处是这样解开的——男主角把两个都娶了。可在这里，家中的长辈却被两下相持的理由弄得心乱。宝钗与黛玉以她们温和动人的举止，使这两家贵宅里从那位年高的老太太直到最下贱的丫头都一样地爱她们。两人的美是两种样式，可是在男人的评判之席上，两人大概各能得到相等的票数。黛玉无疑是两人中较聪明的一个，可宝钗身子较好；而在那些有决断之权的人看来，身子好占了上风。议定的是宝玉娶宝钗。

这件重大的安排自然是暗中作的。在口头的应许成为正式的定亲之前，还有种种预备的手续要过。而有一件事已经审明：秘密只有男人守得住，而这一件却至少托付给了十来个女人。因此，有一夜黛玉病着独自在房里，正惦着那份早已被许给了别人的爱，忽听得两个丫头在外头低声说体己话，仿佛听见了宝玉的名字。她再听，这一回便确凿无疑了，因为她听见她们说宝玉定了亲，娶的是一位门第好、又有才学的小姐。恰在这时候，一只鹦鹉叫道：「姑娘来了，快倒茶！」把两个丫头吓得不得了；她们随即散开，其中一个跑进来伺候黛玉。她见小姐的神色十分不宁，可黛玉如今是总在病着的。

这一回她病得重了。她什么也不吃。一阵可怕的咳嗽把她折磨着。便是一位中国的大夫，此时也很难看不出她已经病入痨瘵。可是没有人知道：她身子的病，原是起于心上的病。

有一夜她越来越坏，躺在那里看去便要死了。一个丫头跑去请她祖母，另有几个留在屋里议论宝玉同他要娶的亲事。「那事没成，」其中一个说。「他祖母不肯要他父亲所择的那位小姐。她自己早已择定了——择的是家里住着的另一位小姐，就是我们都极疼的那一位。」这垂死的女孩子听见了这些话，心里便忽然一亮：说到底，那要给宝玉的新人一定就是她自己。「若不是我，」她想，「还能是谁呢？」于是她仿佛以最后一股意志之力振作起来，出众人之意料地要茶喝。那些来时原以为要看她死的人，如今倒喜欢起来，想她年纪轻，到底还可能挨得过去。

于是黛玉又一次好了些；可只是好些，并不是好了。因为魂上的病是药所治不了的。这中间出了一桩事，一时把别的一切都盖了过去。宝玉的玉丢了。他换衣裳时忘了挂上，把它撂在桌上。可等他打人去取时，已经没有了。上下搜遍，全无结果。那宝贝的护身之物不见了。没有人敢去告诉他祖母、去挨那老太太的雷霆。至于宝玉本人，倒把这事看得很轻。可是渐渐地，他的举止变了。他常常神思不属。又有时候他嘴里胡说，说起没头脑的话来。到后来坏到这样，便非得做点什么不可了。于是只好告诉他祖母。她自然大受震动，可她朝正路上走了一步，出了一笔极大的赏格去寻它。其结果是几天之内便有人来领赏。可这中间那玉版似乎失了它许多夺目的光彩；仔细一看，才知道那实在不过是一件做得巧的假货。这对众人是一个压倒性的失望。宝玉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他父亲又得了一个外省的差使，因此极宜在他起程之前把宝玉的婚事办了。要赶办这场喜事，大的碍处是家中正在服丧。近来落下的种种祸事之中，有一桩是宫里那位小姐死了，她在朝中的势力也就没了。可是通盘计较起来，众人仍觉着这喜事宜早不宜迟。宝玉的父亲虽向来不怎么看重他这独子的品行，如今见了他的变样也大为震惊。一张憔悴枯槁的脸，一双凹下去而无神采的眼睛；一片零乱无理的话头——这就是全家的指望所寄的那位承继人。那老太太见大夫无益，竟请了一位算命的来；那人说的话大抵正是人家要他说的，就是：宝玉该娶一位命里带金的人来帮他。

于是这出将要演出的惨剧里的主角们，到底不得不被问一问了。他们从宝钗起头，缘由种种；而她像一个知礼自持的女子，以顺从的沉默受了母亲的吩咐。此后她再不提宝玉的名字。可是在宝玉这里，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爱黛玉是众所共知的，尤其在丫头们中间；有一个甚至径直告了他母亲，说他一心要娶的正是那位家里觉得不得不舍去的。因此他听了同宝钗定亲的消息会怎样，便几乎不成问题；而以他目下的身子，那后果又不能不顾，于是议定要用一条计。祭坛便这样备好了，所馀的只是把那明亮的死横过牺牲的喉头。

在这短短的一段间隔里，消息以一种格外残酷的方式传到了黛玉耳中。她在园中同一个丫头说话，偶然听见宝玉要娶宝钗。这可怜的女孩子觉着仿佛一声雷穿透了她的脑子。她整个身子在这一击之下战抖起来。她转身要回自己房去，却半带无觉地循着通往宝玉住处的那条路走了。她几乎不理伺候着的仆人，几乎是硬闯了进去，立在她表兄面前。他正坐着；他抬头看见她进来，痴痴地笑了一声；可他没有起身，也没有请她坐。黛玉不待人请便坐了下来，两边都不曾说一个字。于是两人就这样坐着，彼此瞪着、瞟着，直到两人都发出一阵狂乱的大笑——那种癫人院里无意义的疯笑。「表兄是什么病呢？」头一阵可怕的欢笑落下去之后，黛玉问。「我为黛玉病了。」他答道；于是两人又发出比先前更响的笑声来。

到这里，丫头们觉得该出来插一插手了；又经过好一番笑与点头，才把黛玉劝走。她起身要跑回自己房去，脚下竟像添了一股新得的力气。可她刚到门口，便被人看见倒了；那惊慌的丫头跑上去扶她，见她满口是血。

到这时候，一切手续都办完了，喜日也定下了。这不是一场盛大的喜事，可自然总得有一份嫁妆。宝钗有时哭，自己也不大知道为什么；可她一生中这件大事的种种预备，所幸使她极少有工夫去想。黛玉躺在床上，除一个忠心的丫头之外，孑然一身。这个关头上没有人十分想着她；等喜事过了，她是要得着加倍的照看的。

一天早上，她叫那丫头把她所有的诗稿、以及往日那些欢乐日子里别的种种遗物都拿来。她用她那瘦削枯干的手指把它们翻来又翻去，末了把它们统统付之一炬。这一番用力于她是太过了，那丫头急得跑到老太太处去求救。她发觉那一处全空着；可略一想便记起那老太太想必在宝玉那里。于是她拔着脚往那边去，然而只是更加吃惊：屋子都关着，一个人也没有。她全然摸不着头脑，正要跑回黛玉房去，却大为宽心地在远处望见了一个同伴；那人当下便告诉她：今天是宝玉的喜日，他已搬到另一处院落去了。事情确是这样。宝玉曾欣然应了人家的提议，要娶他表姐妹；因为人家很有手段地叫他以为，所说的那位表姐妹正是黛玉。而如今那盼望了许久的时辰到了。盖着盖头的新人，由当年从南边送黛玉北上的那同一个丫头伴着，在宝玉门前下了轿。喜乐奏起，这一对便行了那最后的礼，从此不可挽回地成了夫妇。随后，照这类场合的惯例，宝玉把新人的盖头揭起。有一刻他仿佛忽然变成了石头，站在那里不能言语、不能动弹，一双定住的眼睛望着一张他万没有料到会见的脸。这中间宝钗退到里间去了；于是宝玉才头一次找回了他的声音。

「我是做梦么？」他喊道，四顾着聚在那里的亲友。

「不是，你成亲了，」离他最近的几个人答道。「留神些；你父亲在外头。都是他安排的。」

「那是谁？」宝玉别过头去，指着宝钗进去的那道门问。

「那是宝钗，你的媳妇……」

「你说的是黛玉；黛玉才是我的媳妇，」他抢断他们的话尖声喊道；「我要黛玉！我要黛玉！啊，叫我们在一处罢，救救我们两个罢！」说到这里他便全撑不住了。粗重的抽噎堵住了他以下的话，直到眼泪如潮水般涌出来才得一点宽解。

这一段时间里黛玉正在死，死得无从挽回。她知道解脱的时辰近了，便躺在那里静静等死。她时时咽下一小勺汤，然而眼里的光渐渐灭了；那到最后仍旧忠心的丫头，觉着小姐的手指正迅速地冷下去。就在那一刻，人见黛玉的嘴唇动了动，又分明听见她说：「宝玉，宝玉……」这几个字便是她最后的话。

恰在这时候，那死后静下来的一刻被打断了：远远的乐声随风传来。那丫头悄悄摸到门边，竖起耳朵听；可她除了风穿过树间时断时续的呜咽之外，什么也听不见。

然而新郎自己也已走进了那死荫的幽谷。宝玉病得极重。他一味地呼喊黛玉，到后来宝钗——她已听到了消息——担起了那件难堪的差事，告诉他黛玉已经死了。「死了？」宝玉喊道，「死了？」随即一声长号，仰身倒在床上没了知觉。他眼前一片黑，仿佛被带到了一处他所不识的境界。他四顾之下，见有一个人向他走来，便立刻叫住这陌生人，求他指点自己身在何处。「你在往那一世去的路上，」那人答道；「可你的阳寿未尽，这里不该有你的事。」宝玉说明他是来寻新近死了的黛玉的；那人答道：黛玉的魂早已回到她那清虚的本乡去了。「你若要再见她，」那人又说，「便回你人世的本分上去。在那里了你的命数，洗炼你的见识，养那在你里头的灵明，或者还可以指望再见她一面。」那人随即扔了一块石头打他，正中他的心口，把宝玉吓得转身往回走。就在那时候他听见有人大声叫他的名字；一开眼，便见他母亲与祖母立在他床边。

她们本以为他已经去了，见他还回到人世，便喜出望外，纵然那人世同从前一样，笼着神智失常这一重大悲。因为如今她们总可以指望了；而当她们看见他身子一天强似一天时，便觉得不久连他心里的平衡也可能复原。尤其是他已不再提黛玉的名字，而待宝钗也显出格外的亲切与敬重。

这一段时间里，那两大家的门运正从坏处更往坏处沉下去。宝玉的叔父牵进了一桩不光彩的横暴之事；而他父亲在新任上却痴痴地想做个清廉不苟的官。他想把那里盛行的贿赂之风一脚踏住，结果只落得自己被召回、被弹劾，说他办事不善。这一切的结局是：一道谕旨下来，抄了产业，夺了两家世袭的爵位。除此之外，嫡系的人还要被流放；而在那久以嬉游宴乐为事的墙垣之内，如今是惊惶当道。「苍天啊！」宝玉的父亲在他兄弟与侄儿起程赴流所时喊道，「我们家的门运怎么就这样倒了！」

这一击里，受得最重的也许是那位老太太。她在丰足之中活了八十三年，惯于受儿孙的敬奉与亲友的奉承。可如今银钱短了，谄媚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旺日里的趋附者忘了来拜，连仆人都在自己的职守上走散。于是事情便这样来了：老太太病倒，几天之内便躺在了临终的床上。她对每一个人都说了句好话，只除了宝钗。对她，老太太只有一声叹息：叹命数把她配了一个心埋在坟里的丈夫。她就这样死了；丧事办得极盛，钱是从当铺里凑来的。宝钗穿了一身白；而在环拥着灵柩的那些花朵之中，众口一致地说她是最美的一朵。

随后这家里别的人又死了几个，宝玉也复又落到一种同从前一样危险的境地。他实在是到了垂死之际；这时一桩出人意料的禀报又把他唤回了知觉。外门上来了一个和尚，他把宝玉丢了的那块玉带回来了。各方面自然大为兴奋；可那和尚不肯交出玉来，非先得着许过的赏钱不可。而如今哪里去筹那么一笔钱，还是一时半刻之间？可众人仍觉得那玉是不惜一切都得赎回来的。宝玉的性命系在它上头，而他是这一家唯一的指望。于是许了那和尚的赏，那玉便被送进了病房。可宝玉一把它抓在急切的手里，便大叫一声撂下，仰身倒在床上喘息起来。

几分钟之内宝玉的呼吸越来越急迫，一个仆人跑出去叫那和尚进来，指望着或者还有法子。可那和尚已经不见了；而到这时候，宝玉已经不呼吸了。

在凡人所谓死亡的那一刻、也就是形神分离的那一刻，宝玉的魂便由一个和尚领着，往那无极之处去了。就在那时有一个声音喊着说黛玉正等他，而那一刻有许多熟识的面目拥到他周围；可他一认清了细看过去，它们便都变成了狞笑的鬼怪。到后来他到了一处，那里有一道围子，围着一株极美的红花，看护得那样精细，连蜂与蝶都不许落上去。人告诉他说，这花是曾到人间去了一桩使命、而新近回到无极的。他随即被带去见黛玉。一扇挂在一间屋门前的竹帘被掀了起来，他心上的偶像、他失去的黛玉便立在他面前。他正伸出手要同她说话，那帘子忽然被匆匆放下。那和尚推了他一把，他便向后倒去，如从梦中醒来。

他又一次重得了对生的一把握持；又一次从死的口中出来了。这一回他是个换了的人。他一心读书，要去应那大试，取那人人垂涎的举人的科名。可他话说得少，而对这世上的荣名似乎更不在意；而最奇的是，他对女人那一度使他着迷的陪伴，看来已大失了兴味。有一时他仿佛被一种宗教的狂热所摄，总同宝钗争论把一生献给佛门的好处。可在大试之前不久，他把自己所收的讲长生与来世的书统统烧了，把一切心思都聚到眼前那桩大事上去。

到了那一天，宝玉同一个也是应试的侄儿一道预备进场。他父亲不在家。他往南边去了，要把老太太与黛玉的遗骨送回祖坟去。于是宝玉先去向母亲辞行，她对他说了几句临别之言，满是鼓励与指望。随后宝玉双膝跪下，求她宽恕他所惹的一切烦恼。「我只指望，」他又说，「这一回能中了，好叫母亲也快活。」于是在泪水与祝愿之中，两个青年人往试场去了；他们要同另外几千名举子一道，在那里关上一段时候。

那些时辰与日子飞快地过去，对里头的人满是艰苦的努力，对外头的人满是焦心。末了那两扇大门洞开，一大群疲惫困顿的士子涌了出来，去会那同样一大群心急盼望的亲友。挤撞之中，宝玉同他侄儿彼此失散，那侄儿先到了家。家里迎接的筵席已经摆好，酒壶也上了火。因此时时有人跑出去看宝玉还没有来。可时候过去了，他并不来。人开始为他身上的安危担忧，各处都派了人去找。哪里也找不着宝玉。夜来了又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仍旧没有宝玉。他不见了，身后不曾留下一丝关于他去向的痕迹。这中间，中试的名单出来了，宝玉的名字列在第七。他侄儿是第一百三十名。这于这一家是何等的荣耀；若不是宝玉那样不可解地不见了，他们又该何等地欢喜。

这样，他们的喜便被忧遮了一层；直到那永远涌出的指望又出人意料地复活起来。宝玉中试的文字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皇上下旨要那作文的人来见。皇命是不可轻忽的；这一家便热切地指望着，宝玉或可由此被还给他们。这实在也正是如今唯一还缺的一件事，缺了它，那两座古老门第的重又兴旺便不得圆满。事变的潮头到底转到顺处来了。那些被流放到边地去的人，在扫荡四境的匪寇上大显了身手。又有宝玉的中试与他侄儿的中试；而尤其是天子的宽恩。全都赦了，抄没的产业也发还了。两家又浴在皇恩的光里。宝钗就要做母亲了；这一支的宗祧到底还可以续下去。可是宝玉呢，他在哪里？那仍旧是一个谜；便是皇帝的旨命，在它面前也证明无用。

宝玉的父亲是在归途上听说儿子中了试又不见了的。他被交杂的心情撕扯着，一味赶路，急着要到家去帮着解开宝玉藏身之处的这个谜。有一个月明之夜，他的船泊在岸边，而前一日的一场风雪把那岸裹在了一层白里。他正坐在桌前写字，忽然从那半开的门望进去，见一个剃了头的和尚从船头那边向他走来，身影在四周的雪上映得分明。那和尚跪下，把头在地上磕了四下，随即一言不发，转身去同两个等着他的和尚会合。三个人消失得同他们来时一样地不知不觉；实在是在这吃惊的父亲能够明白过来他方才是最后一次同宝玉面对面之前，便消失了。

〔注一〕说的是山鬼的衣装。此处借以指官场中人，讥他们所据之衔，从文墨上论他们是全然不配的。

〔注二〕唐朝一位诗人，眉毛相连，指甲极长，而下笔极快。

〔注三〕这又是对当权者的一击。有名的诗人、乐人兼炼丹家嵇康（公元二二三至二六二年）有一夜独坐弹琴，忽有一人面孔极小走了进来，直瞪着他，而那陌生人的脸一直在长大。「我不同鬼比高下！」那乐人过了一会儿喊道，随即把灯吹熄了。

〔注四〕武陵太守刘卷决意做买卖以救自己的贫，却见一个鬼立在旁边，笑着搓手叫好。「贫富自有命数，」刘卷说，「可是被一个鬼笑——」于是他就此丢开了那个念头。

〔注五〕四世纪初的一位著者，撰有三十卷的《搜神记》。

〔注六〕从前生男便在门上挂一张弓，生女则挂一块小帕——表示两者此后在人生这台戏里各要扮的角色。

〔注七〕指那位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达摩，他想化度梁朝的武帝；未能得手，便满怀羞恼退到嵩山一座寺里，在一块石头前坐了九年，直到自己的影子印在了那石上。

〔注八〕六道，即六种存在之境，为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

〔注九〕一位名叫林逸清的知名著者之作，此人生在宋朝。

〔注十〕大诗人杜甫梦见他那位更伟大的前辈李太白来见他，「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就是说在夜里，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其意是他根本不曾来过，而那些「知我（蒲松龄）者」也一样地并不存在。

〔注十一〕原文此二句较短。

二十六康熙与乾隆两朝（第八卷·清）

清朝的第二位皇帝，世人以其年号称之为康熙。他于一六六二年即位，那年他才八岁；六年之后，方始亲政。他身量颇高，体格匀称，喜好一切习武的活计，每年拨出三个月来行猎。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照亮了他的脸，那脸上却有天花留下的麻点。同时代的观察者们，争相称道他的机敏、见识与胸襟的宽宏。他勤于政务，从不知倦，对臣下留心察看；因体恤百姓，宁可省俭而不肯加赋。他律己极俭，可用在公共工程上，却肯挥霍巨帑。他优礼耶稣会士，任用他们测绘全国舆图、推算天文、铸造火炮；只是到后来，他觉得有必要对他们的传教加些约束。虽有战事与叛乱，想必大大占去了他的光阴，他仍抽得出空来，会同当世的第一流学者，创始并完成了几桩世上从未有过的浩大文事。其中最要紧的是：（一）《康熙字典》，中国语文那部标准的大字典；（二）《佩文韵府》，一部包罗古今文辞的巨型类书，共装成四十四大册，字印得密密麻麻；（三）《骈字类编》，也是同类的书，只是编次不同，装成三十六大册；（四）《渊鉴类函》，一部类书，装成四十四册；（五）《图书集成》，一部图文并茂的大类书，凡一千六百二十八卷，每卷约二百页。除上述之外，还得添上一大批诗文遗稿——这些自然是皇帝自己的手笔。这些遗稿，说不上是何等上乘之作，除去一处微不足道的例外，也不为一般公众所熟知。那个例外，便是所谓《圣谕》，自中国这一头到那一头，无人不晓。它本来是十六条道德箴言，一六七〇年由康熙帝以谕旨的形式颁下。那时圣上自己也不过刚满十六岁。他大约已经看出：人心风俗，已不复是「先王」之世的模样，于是怀着一片少年人的诚恳，好意地要为百姓做点什么——而百姓的福祉，此后许多年里，正是他念兹在兹、最为萦心的大事。这些箴言原本平常得很，只因那位爱「子民」胜过爱自己的大皇帝，才被抬举成近乎神圣的训诰。这里且举第一、第七、第十一三条为例：

「敦孝弟以重人伦。」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训子弟以禁非为。」

康熙帝在龙位上坐满了一个甲子六十年，于一七二二年驾崩。他的儿子、继位的雍正帝，命一百名遴选出来的学者各就先帝的箴言撰文敷衍，从中择出十六篇最好的；一七二四年又下诏，令于每月初一、十五，在帝国境内每一座城邑向百姓宣读。这条法令至今仍然通行。其后，这十六篇文章又被敷演成浅近的白话；如今箴言、文章、白话演说三样合起来，便成了一部书，大略可说包罗了做人的全副本分。

一七三五年，雍正帝崩，其第四子继位，是为乾隆。他是一位精明的君主，对学问有无餍的渴求，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能臣，其为一代英主兼文教赞助者的声名，足与乃祖抗衡。要紧的史籍与类书，都奉旨重新刊行，且由皇帝亲自督理。一七七二年，普天下搜访一切值得保存的著作；十年之后，把这些汇成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刊布出来，其中收入了许多从永乐帝那部大类书里辑出的罕见之书。又于一七七二至一七九〇年间，编成一部御藏书目的提要，著录典籍三千四百六十种，分列经、史、子、集四部之下，逐一叙其源流，并加评骘。这部目录卷帙太大，于是又刊了一部节本，把凡未实际收入御藏的书一概删去。这位皇帝亲笔的著作也极其宏富，一是一部总集，内含对时事与古事的种种札记、为书所作的序言之类；一是一部诗集。诗集之中，一七三六至一七八三年间所作的都已刊出，竟达到三万三千九百五十首这样近乎难以置信的数目。不消说，这些诗差不多都很短。饶是如此，这产量也得算是空前的一项纪录——何况在位之年，战事与叛乱层出不穷。缅甸、尼泊尔被迫纳贡；中国在西藏立定了宗主之权；伊犁与喀什噶尔一带也并入了版图。一七九五年，在位满一个甲子六十年之际，皇帝逊位于其子，三年之后驾崩。

圣上的诗，虽合乎法度，却也平庸得很。下面这首《闻蝉》便是一个好例——它处处合乎声律的规矩，却独独欠了那使「绝句」之所以为绝句的一点：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北地风来节候迟，

初闻高树噪寒蝉。

举头难觅其形迹，

但见疏叶闪影翩。

这里，读者非但没有被引入什么由此生发的联想里去，反倒尽有理由要问一句：「然后呢？」

下面这一篇，倒略微有些生气。这是乾隆写的一支曲子，插进一出名叫《拾金》的戏里去唱的——唱的人是个叫花子，侥幸拾着了一大块金元宝：

破毡帽儿头上戴；

没有袄，一床万衲百衲被裹身；

手里一根竹棍棒；

脚下一双麻草鞋；

沿街踉跄慢慢挨，

「可怜可怜穷叫花，」我向过往行人叫，

但求些残羹剩饭、剩酒残杯。

待到夜色沉沉下，

我笑哈哈，笑哈哈，

寻个破庙栖身，吃醉了倒头睡。

黑漫漫，四下里乌云合拢来；

白皑皑，那游丝般的雪片漫天飞。

哎呀呀！可是白玉忽然缀满了屋檐？

街衢仿佛铺上了银瓦一片。

好一派天工装点的模样，

把这大地扮出一副俊俏容颜！

且住！这黑夜眼看越来越深；

再没个东西替我引路回还；

你看那鹅毛似的雪，把棕榈叶都压弯！

我摇头又拍手，哈哈！

我拍手又摇头，哈哈！

那雪堆里半埋着一个疙瘩！

叫花子的运气到底转了大运啦！

金子呵！——为你，至亲骨肉肯反目，

为你，故交忘却当年情，

为你，夫妻各自把心撕，

为你，父子割断天伦亲；

为你，那不肖之贼，把王法纲纪一齐拚。

世人最崇拜的，是黄金；

那地狱深处的恶鬼，也拜这堆废物；

金子在哪里，神明便跟到哪里。

如今我再不用去耍弄那条蛇；

再不用站在十字路口把手伸；

再不用在漏雨的茅棚里冻着睡；

再不用倚着人家的门——不论穷富。

去你的，我那讨饭的黄瓦碗、瓦罐儿！

瞧，我这就撕烂我的招文袋，把那葫芦远远摔出去！

我要戴上乌纱帽、系上官带，

把这两条瘦腿套进粉底皂靴里；

逢年过节，我该何等的快活，

同朋友们上酒楼、进茶坊，围着一壶茶；

摇呀，摆呀，摇摇摆摆，好不威风气派。

有时骑一匹肥马，抬着我这位「老爷」；

有时坐一乘轿子，稳稳当当地摇；

一个跟班紧随轿后，替我捧着帽匣，

另一个肩上，还替我扛着行囊。

二十七经学与杂著——诗（第八卷·清）

本朝的学者里头，第一个要数顾绛（公元一六一二至一六八一年）。明朝终于覆亡之后，他仍旧守着对明室的忠诚，改名叫顾炎武，很长一段时间里改换装束在各地漂泊。他不肯出仕满清，靠着务农养活自己。他是个极精深的读书人；据记载，他在漂泊途中总随身带着好几驮书，好在记性偶有不到的时候随时翻查。他论经学、史学、舆地与诗的著述，至今仍极受推重。在外国人当中，他最为人所知的身分是《日知录》的作者；那部书收的是他的札记，主要关于经学与史学，是他一段前后延续三十年的读书工夫里陆续积下来的。他还写过许多考求古音古韵的书。

朱用纯（公元一六一七至一六八九年）幼时体弱，他母亲叫他修习道家那种无限延年的法术，而那法术看来无非是一套匀细的呼吸、深长的吐纳。他是江苏昆山人；昆山被得胜的鞑靼兵屠戮之际，他父亲不肯屈从新朝，因而殉了难。因着父亲这一死，他始终不肯走仕进的路，把一生都交给了读书与教书。他著有《大学》《中庸》的讲义以及别的一些书；但这些都不如他那部《治家格言》有名——那是一本小册子，因为作者姓朱，人们就常把它归到大注疏家朱熹名下去。这些格言的妙处一经翻译便丧失了，因为它们所倚仗的，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文字的形式。这里举两条为例：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他自己最爱说的一句话是：

「所当知者知之，所当行者行之，此外皆不必问。」

临终前三日，他挣扶着走进家庙，在列祖的神位前请先人的灵魂作证：他一生一言一行，从未有辜负他们的地方。

蓝鼎元（公元一六八〇至一七三三年），世人更熟悉的是他的号鹿洲。他少年时便一心用在诗文与经济之学上。他随兄长渡台湾，做军中的书记，所撰的那部纪事一时颇动众目。后来有人把他荐给皇帝，他得授普宁知县，政事的公正清廉与文章的才学同样出色。可是他终究在上司之间结下了怨，不到三年便被人以违抗之罪弹劾下狱。他的案子后来直陈御前，皇帝不但放了他，还派他做广州知府，同时赐给他名贵的药物、亲笔写的诗、一件貂袍、一些香，以及别的几样人人企羡的恩典。然而这一切都是枉然了。到任一个月，他便郁郁而死。

他的全集刊成二十小册，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也许要算一部讲教养妇女之道的书，占了上列二十册中的两册。这部书分作四目，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至于智识意义上的、更进一层的教育，并不在作者眼界之内。各篇都短，许多篇是先引一句古语起头，当作挂搭道理的一枚便当的钉子，而所征引最多的，是汉朝班昭的著作。他自序里有几行，也许还值得一读：

「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在妇人。……男女之别，帷薄不足以隔之，则祸及家国。自开辟以来，风俗之淑，未有不自妇人始者也。妇人有淑有不淑，欲其一于淑，莫如教。古者男女皆有教……而今其书亡，其法之详不可复考矣。……女子之学与其夫不同：夫之学可以终身日进，经也史也百家杂说也，无不可取而习之；女子之学不过十年，十年之后则一门百务集于其身，不能复专心于书，不能深考而究之，所学不广，无以得其理之大者。譬如乘洪流而下，无可复返，虽有所得，亦难于用。则女学之书，其可少乎？」

妇德的一个侧面，他是这样借一段故事来说明的：

「有人斗死于道，二兄弟并系狱当之。各自誓杀人者己也，其一无罪。法官不能决，以上于君。君命召其母而问之曰：『二子孰可杀？』母垂涕而对曰：『杀其少者。』法官曰：『人之情多怜少子，何为反欲杀之？』妇人曰：『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病且死，属妾曰：「善养视之。」妾许诺焉。今若杀长而活少，是妾快其私情而负死者也。妾无它计。』言已，泣下湿衣。法官具以白君，君嘉其义，两释而免之。」

上述二十册中另有两册，收的是他短短一任县令期内所审最不寻常的几桩案子。他全集卷首那篇雍正七年的序，是一位心折的后学所撰；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些案子的推许：

「吾师之明于折狱，殆包孝肃〔注一〕之遗风矣。事有极难决者，辄平心静气以察之，若别有钩致情实之术；虽刁健之讼师、老练之奸宄，百辩不能穷、诸刑不能惧者，一至其前，向来之狡黠尽失，不待加刑而输服。余尝窃疑：治狱何以多藉刑求？盖在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哉？况一有误断，冥途之枉魂受害不可言矣。今吾师之察狱断狱，所畏者惟民之不获尽其情耳；故与之从容款款反覆辩论，至其词穷理尽、无可退避，而后就其所自陈者断之。以此故，受笞者无所怨，抵死者死而不怼；民不能欺之，且并不敢为欺。此即圣门『听讼』之旨也。〔注二〕苟司狱者皆能如是审慎持平，则普天之下无一冤抑之民矣。」

下面这一桩，是专说邪说流弊之害的案例：

「潮阳之民好鬼，喜谈神佛。士绅及其妇女奉大颠，而阖境之妇女则群趋庵寺，烧香礼佛，联翩于道，络绎不绝。于是鬼神灵异之诞说四布，而后天教遂以大盛。此教所自起，余不得而知。其在潮阳，创之者二人，一姓严，一姓周，自言得白须仙人所授；前任有意捕之，遂挈家潜匿。既而复出，称白莲教，亦称白杨教。余意白莲乃其本名，改字者特以掩人耳目耳。其所谓『仙姑』者，即严某之妻，诡称能召风致雨、役鬼驱神；辅其术者，其奸夫胡某也，自号笔峰仙。此人常助其画符、喷水、疗病、祈嗣，又能使寡妇与亡夫对语。一境为之惑，举乡若狂，远方之人亦来顶礼，奉为师尊，以钱帛牲醴充其供献，投名为弟子者纷纷，几如赴墟集矣。

「余自府城归，道途始闻其事。彼时已据县北一大宅，开讲堂，聚数百人，前两日复召梨园演唱侑食。余立遣差役往捕；而差役畏干神怒、惧为阴兵所摄，又有豪富诸家多方庇护，以致其党一人未获。余乃亲诣其所，叩门而入，先执仙姑，严讯其党羽所在；然其屋内曲房复道，四通八达，如入迷阵。余持炬而行，虽有触碰，转瞬即已不见其人。此真藏奸之窟，非搜至最后一隅不可。乃于仙姑卧榻之侧一暗室僻处，拖出男子十馀人；又于笔峰仙卧室中，搜得月宫娘娘木印一方、妖书一部，并迷药若干、假发、衣裳、首饰之类，其时余尚全然不解此等物事何用。复力索笔峰仙其人；其亲友富室见事已无可挽，遂将其人送官。受讯之时，其举止殊为诡异——此本即其所恃之大端，迷药与华服之外，专以此欺天下之耳目者也。至于男女愚信之众，初闻月宫娘娘之名，颇为所慄；继而见仙姑分明是妇人，胆始稍壮；而笔峰仙盛妆抹粉，裙裾飘飘，回旋于仙姑之侧，作尽仙姝之娇态，观者遂信其真为月宫娘娘，全不觉察其本来男女之分。移至内室，则礼拜弥勒佛，诵经一过；既而点迷魂之香，众皆沉沉睡去。此药一名『迷魂』，令人倦而欲睡；醒之则用符与冷水一盂。所许之子嗣、所云与亡夫相见者，皆于此昏睡之顷办成。此等丑行秽状，虽枭首通衢，尚不足蔽其辜。

「然而余转念：岁歉之后，百姓一旦牵入此案，其扰不小；且入其会者既多，中间必有不少老成体面之家。乃定一计，使此事得了而无腥闻之扰。凡供词中有名姓者，悉焚之，所名之人一概不问。仙姑与其奸夫，各责足数——即一百——而加以重枷；置之衙门之外，任百姓唾骂之、抓裂其肉、打破其头，直至二人同归其所夸之乐土而止。其夫及同党十馀人，或枷、或笞、或别予惩治；其馀则一概宽纵，使更得一次自新之机。余没其屋宇，毁其可耻之藏匿处，一新其规模，改为文庙学舍，以祀文章五贤。洗涤其地，去其一切污秽；每月朔望有闲，则与一县之士大夫于其中为文酒之会。余实为之立一文社，又租田一区，以其所入充岁时祀孔之费及常设一师之修脯。于是正道以兴，神怪之事自此绝迹；风气为之振起，一方之人心大为改易。

「总镇与分巡道闻余所为，甚加称许，曰：『此教不除，其祸诚将不可言；若循例具报，请诛此数人，君之功固大矣。然今乃不自顾其一己之利，不肯多所株连，亦不肯将此等丑事宣扬至使干连之人自尽。为如许人惜其名节，实可嘉也。』」

对外之事虽不像今日这样关乎国家安危，却也终究瞒不过蓝鼎元这样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所处的年代，正是罗马公教的传布给深思的中国大臣以确有理由的忧虑之时。因此，在他的文集里，我们见到两篇短论，专谈与各国番人的通商往来。这两篇之可贵，在于它们是那个年代里最有学问的中国人未受任何拘束的见解，写于雍正十年。下面是其中的一篇：

「许番人居广州，失计也。自明嘉靖间以澳门与红毛番，各国番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筑炮台、立堡垒，屋宇栉比而居。其子孙将遍覆此土，香山以外尽为鬼国矣。『红毛』者，西洋诸岛番人之总称也。其中有荷兰、有佛郎西、有干丝腊、有大西洋、有英吉利、有预苏腊〔或即回教〕，诸国无一不狰狞可畏。所至之处，皆环视四顾，意在夺人之土。如新加坡，本马来之国也；红毛番往彼通商，久之遂据为己之埠头。又如吕宋，本马来所辟也；以其地行罗马公教，西洋人遂亦如法据而有之。今公教之布于中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福建、广西诸省，几无一处不至。雍正元年，闽浙总督满保奏称西洋人传教诱民，为地方之大害，请将各省天主堂改为讲堂书院，凡西洋人尽送澳门，俟有机会遣归本国。而两广总督乃出于不当之仁，奏请番人中年老有病不愿去者，准其留居广州天主堂，惟若传教、布其教义、诵其经卷，即行惩治遣逐。其策良矣，而其效若何？今日入广州天主堂者已逾万人，别有一处女堂，亦聚集二千人之数。此中国之大辱，而于我国家之纲纪大有所伤，足令有血气者切齿。此事断非『教而后诛』所能了也。

「夫此辈贾人，远涉重洋而来，本为求利。然则其耗费巨资以招人入教者，意何在耶？千千万万招之使从，非尽据一省不止。可得掩目塞耳，佯为不知而一无所问乎？民间有古语曰：『事须及早。涓涓不塞，将成江河。』况今者已成泛滥，人心浮动不宁，其宜防范又当何如？广州入公教者甚众，澳门之众则据于不可攻之堡垒。两处兵器往来不绝；万一有吕宋、新加坡之变，吾不知何以应之。当今圣德在上，威灵所被，无远弗届，番人此等愚妄之图，断不可容。明智之士，宜早为之备，以待他日不得已而空其地以避之之时。」

下面这一段，出自蓝鼎元雍正二年给友人的一封书信，可见他既不容基督之教，对佛教也一样一分都不肯宽：

「十八省之中，僧尼之盛莫过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其数不下数万，而其中出于自愿受戒者不及十之一。其馀皆幼小时即予人为僧，或缘父母贫不能养，或以报人之恩；及其长成，欲脱而不得。尼之为数，亦多在童稚时买来，以广其教门之观瞻，而严防其逃。彼不得嫁娶——此念多少植于人人之胸中，即圣贤亦不能免。使千万人幽闭于禅院之枯寂，纵其能谨守戒律，已足大伤天地之和。水旱饥荒之所由起也；至于尼之丑行，更无须言。

「余过苏、杭之时，见有种种不堪之招贴，其无耻之甚，令人气结；而其地之人告余曰：此等恶行，多出于禅院中人之所为，而『禅院』云者，正是青楼之别名耳。此辈缁流于民间为害甚大，耗人之财，又败人之名节。」

《明纪纲目》，也就是明朝的史书，自公元一六八九年由五十八位学者组成的一班人开手编纂，到一七四二年才由张廷玉（公元一六七〇至一七五六年）呈上御前。张廷玉是位大臣，又是极博学的著者，曾参与合校《礼记》《周礼》《十三经》《二十四史》《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续文献通考》等书。可是这部史书并未得到御旨的嘉许，取而代之的是公元一七七五年初次刊行的《通鉴纲目三编》。张廷玉的主要同事之中，应当提到的有蒙古人鄂尔泰（公元一七四五年卒）与朱轼（公元一六六六至一七三六年），二人于经学也都著述甚富。

继他们之后有陈宏谋（公元一六九五至一七七一年）。他除了是许多出色的奏疏的作者之外，还注解过经书，尤其用力于《四书》，也写各种杂题的文字，同时是个极能办事的行政之才。他官至高位；人所称道的是他总把自己所任那一省的地图挂满一室，好把地理弄得十分熟稔。然而后来他做到两广总督这样要紧的官位上，却因为据说处置蝗灾无能而被罢免。

袁枚（公元一七一五至一七九七年）无疑是近世最得人心的作者。他九岁上便被诗触动，生出极深的爱好，不久就成了此中的能手。公元一七三九年登第，不久被派往江南，随即做了江宁知县，以政事的果断公正大为出色。一场重病使他闲居了一段时日；病愈后被派往陕西，却同总督闹翻了。年仅四十，他便退出仕宦的角场，在南京他那座秀美的园子里过起有书有闲的日子来。他的书信刊行时题作《小仓山房尺牍》，极风趣、极有趣味，同时又是文体的典范。其中最好的多有几分粗野，粗到足以与地球这一边十八世纪的某些文字相类；而一经翻译，那点盐味便全淡了。下面是几篇样本：

「承书贺仆今日之得意，感荷不尽。

「书尾乃云有烟袋一枚见赠，须仆先寄一诗，然后送来。此岂非周、郑交质之陋习乎？殊不合圣门『朋友先施』之教。何为弃此教而袭衰世之俗耶？

「若烟袋一枚必索一诗，则一帽一靴当索一篇矣；而尊兄再以一裘一袍相饷，将索仆一部全集以报乎！如此，则君所贺之得意，亦不值几何矣。

「昔淳于髡笑人以一豚蹄、一壶酒而祈百车之粟，所出者啬而所求者奢。岂不闻千缣以易一字、双姝以换一诗者乎？较之，君之烟袋诚小矣。想君是武人，惯于操练士卒，中的则赏以银牌，久之遂以此为待故人之常法耳。

「孟子不云乎：『不挟长，不挟贵。』〔注三〕朋友且不当挟其贤与位，况挟一烟袋乎？夫烟袋虽美，侍儿十指之工也；仆诗虽拙，方寸灵明之所出也。以侍儿指下之物易仆胸中之物，于侍儿则厚矣，于仆则薄矣。若君自弃戈矛，手持针线，亲为仆制成一烟袋，则虽索十章，仆亦倾囊予之。然大将知己亦知彼，仆亦不宜诱君舍丈夫之业而就妇人之工，以簪珥加君之首。君又何敢效曹操临终分香之故事，以一区区烟袋畀仆哉？

「无事之中，姑以此数行相戏。君若以为忤，仆自此不复得烟袋矣。若能改悔前非，则速寄烟袋来，其诗则听天由命耳。」

有位朋友寄书给袁枚，同时送来一只蟹、一只鸭——照中国的规矩，这礼数很不像样：两只鸭加一只蟹要合体些，便是两只蟹加一只鸭也还罢了。而不知怎么一错，蟹竟单身先到。于是有了下面这一篇回书里的调笑：

「以人遗蟹，人乐；以蟹遗人，则举家皆乐。仆知今夜两儿必屈臂如蟹钳者屡屡，为君祝早得功名也。

「押韵不许重出，一句能了者不用两句。况鸭之未至，正见君深谙『一事一时』之道。何况又使仆这只老雄鹅伸颈引望，指日尚有后来之物。

「君记得宋之问之胜沈佺期，只为那一联么——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君之蟹，即那沉下去的明月也；而鸭则令仆想起那颗夜珠；由此可知君日后之遇合，当与宋之问一般。

「又，蟹虽在海龙王之前，亦只得横行；即以此为兆，仆料君之名声，他日亦将横行于普天之下矣。」

袁枚的诗为人所推重，读者极广。他是满清治下极少、极少的几位诗人之一。这里是他一首带讥刺的诗：

「我常怪世人，人人敬一神；

为神竭其生，叩首至头昏。

我却分明见，神原是风影；

……

呵！倘其召即至，我呼当第一。」

他有时也很能凄恻，那首哭一个五岁小女儿的挽诗便是；诗里追忆她初执画笔的稚气，说她怎样剪纸作衣裳，怎样坐着看父亲作文。他又同所有中国诗人一样，是自然的热爱者：一树冬日开花的梅，一阵卷起落叶的风，都能叫他满身的诗心重新颤动起来。接下来这一句说出来像是虎头蛇尾：这位出色的散文家、书信家、诗律精熟的作手，他声名的主要一份，也许倒是靠一部食谱得来的。然而事实的确如此。袁枚是中国的布里亚·萨瓦兰，而论烹调之艺，中国仅次于法国。他那部食谱是一册闲话式的小书，写法只有这样一位学者写得出来，笔下一落便叫这题目有了体面、有了意趣。

袁枚在开篇里说：

「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资禀。人性下愚，虽孔、孟教之，无益也；物性不良，虽易牙烹之，亦无味也。

「同一火腿也，而好丑判若天渊；同一台鲞也，而美恶分为冰炭。其他杂物，可以类推。大抵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

「谚曰：『相女配夫。』《记》曰：『儗人必于其伦。』烹调之法，何以异焉？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常见人置蟹粉于燕窝之中，放百合于鸡、猪之肉，毋乃唐尧与苏峻对坐，不太悖乎？

「今见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蜡。吾恐鸡、猪、鹅、鸭有灵，必到枉死城中告状矣。善治菜者，须多设锅、灶、盂、钵之类，使一物各献一性，一碗各成一味。嗜者舌本应接不暇，自觉心花顿开。

「上菜之法：咸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且天下原有五味，不可以咸之一味概之。度客食饱，则脾困矣，须用辛辣以振动之；虑客酒多，则胃疲矣，须用酸甘以提醒之。

「冬宜食牛羊，移之于夏，非其时也。夏宜食干腊，移之于冬，非其时也。辅佐之物，夏宜用芥末，冬宜用胡椒。

「切葱之刀，不可以切笋……良厨先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至于口吸之烟灰，头上之汗汁，灶上之蝇蚁，锅上之烟煤，一玷入菜中，虽绝好烹庖，如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矣。

「味要浓厚，不可油腻；味要清鲜，不可淡薄。……浓厚者，取精多而糟粕去之谓也；若徒贪肥腻，不如专食猪油矣。清鲜者，真味出而俗尘无之谓也；若徒贪淡薄，则不如饮水矣。

「调味者，宁淡毋咸；淡可加盐以救之，咸则不能使之再淡矣。

「何谓耳餐？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

「余尝谓鸡、猪、鱼、鸭，豪杰之士也，各有本味，自成一家。海参、燕窝，庸陋之人也，全无性情，寄人篱下。尝见某太守宴客，大碗如缸，白煮燕窝四两，丝毫无味，人争夸之。余笑曰：『我辈来吃燕窝，非来贩燕窝也。』

「何谓目食？目食者，贪多之谓也。今人慕『食前方丈』之名，多盘叠碗，是以目食，非口食也。

「不知名手写字，多则必有败笔；名人作诗，烦则必有累句。极名厨之心力，一日之中，所作好菜不过四五味耳，尚难拿准，况拉杂横陈乎？余尝过一商家，上菜三撤席，点心十六道，共算食品将至四十馀种。主人自觉欣欣得意，而我散席还家，仍煮粥充饥。

「事之是非，惟醒人能知之；味之美恶，亦惟醒人能知之。伊尹曰：『味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口且不能言，岂有呼呶酗酒之人能知味者乎？往往见拇战之徒，啖佳菜如啖木屑，心不存焉。……万不得已，先于正席尝菜之味，后于撤席逞酒之能，庶乎其两可也。」

袁枚又抗议那种强劝客人下箸的讨厌规矩，以及另一种更可笑的：把好东西堆到人家那当碟子用的小碗上头去，甚至直送进客人口中，仿佛客人是小孩、是新妇，害羞得不敢自己动手。他说：

「治具宴客，礼也。然一肴既上，理宜凭客举箸，精肥整碎，各有所好，听从客便，方是道理，何必强让之？常见主人以箸夹取，堆置客前，污盘没碗，令人生厌。须知客非无手无目之人，又非儿童、新妇，怕羞忍饿，何必以村妪小家子之见待之？」

他告诉我们，长安有一个人极好请客，可是菜做得糟透了。有一天，一位客人在这位先生跟前跪了下去，说：

「我与君算相好乎？」

「相好！」主人答道。

「果然相好，」那客人说，「我有所求，必允许而后起。」

「何求？」主人吃惊地问。

「此后君家宴客，求免见招！」那客人叫道。满座的人为之大笑。

袁枚又说：

「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厨者，皆小人下材，一日不加赏罚，则一日必生怠玩。火齐未到而姑且下咽，则明日之菜必更加生。真味已失而含忍不言，则下次之羹必加草率。且又不止空赏空罚而已也。其佳者，必指示其所以能佳之由；其劣者，必寻求其所以致劣之故。

「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味。……大概酒似耆老宿儒，越陈越贵，以初开坛者为佳，谚所谓『酒头茶脚』是也。」

公元一七八三年，住在杭州西湖边上、自号花隐翁的陈淏子，刊出一部谈园艺与田园之趣的闲话小书，题作《花镜》。这一类的书，在中国读者手里是常见的。序是他自己写的：

「余自少至老，无他嗜好，惟嗜书与花。二万八千日已过吾头上，其大半消磨于故纸堆中，其馀则自适于园林花鸟之间而已。」

中国人在园艺上是超群的，而各阶层里都通行着那种对花的痴爱，简直算得上一国的特性。不过中国人有他自己的一副立场。俗气的一束花、豪富的一大捧花，在他眼里都没有什么可爱之处。他看花，必得一次只看一朵才有满足。他最好的瓶是只容一枝的；大瓶则往往配了穿孔的盖，好把每一枝隔开。一朵开在水边的迎春，对他便是一首完整的诗。若是不得不过枯坐的日子，他喜欢桌上身旁有一朵花。他从花瓣里汲取欢愉，甚至汲取兴感。他会带一朵花出门散步，走走又停下来，端详它那生长之美。对鸟也是这样。一个宜人的傍晚，遇见一个中国人用一根短棍挑着鸟笼走路，是极平常的事。他会在城外某个宜人的角落里站住，出神地听那鸟唱。不过还要回到那篇序上去。我们这位作者接着说，他那个空心的竹枕里，总藏着几本他心爱这一门的书。

「人笑余癖于花、癖于书；然读书本文人之本业，至于莳花，特以息吾脑力、遣吾老境云尔。陶靖节不云乎——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且余之力于莳花，惟在馀暇之顷耳。」

陈淏子随即把四季走过一遍，说明每一季各有其特别的可爱之处，凑成那一份纯净的欢乐，而这欢乐正是对付老年诸病的最好解药。接着他讲到时令节候，逐月说明该做什么，同我们自己的园艺书一模一样。此后是一篇一篇的短章，写中国所有主要的树、木、花、草，兼指点各种境况下该如何料理；全书以另立的一节收束，专讲鸟、兽、鱼、虫。其中可以见到鹤、孔雀、鹦鹉、画眉、鸢、鹌鹑、八哥、燕、鹿、兔、猴、犬、猫、松鼠、金鱼——金鱼是苏轼头一个提到的——

「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馀」——

以及蜂、蝶、萤之类。总而言之，从这位中国的塞尔彭之怀特身上可学的东西还很多；读者搁下这部书，会觉得他说的那句话离得并不远：「人家无花木古树，不知日用之乐从何处生。」

赵翼（公元一七二七至一八一四年）据说三岁上便识得几十个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信开始读希腊文的年岁也正是三岁。不过要到公元一七六一年，他才得了最后的科名，名列第二。他本该是第一，可是皇帝把王杰提到了他头上，为的是奖励陕西一省之人，而王杰正是那省的人。王杰之所以还被人记得，得算在上头这段插曲上，而不在他留下的那两卷文字上。赵翼写过一部本朝武功的记述、一部记他那时代事的札记、若干史学的评议，以及别的一些著作。他又是个诗人，留下一大卷诗；下面这一首便是从中取来的一个样本，可见他的手艺：

「人本天所生，

似乎属地成；

天惟气之厚，

气本满太清。

此气即彼天，

何低而何崇？

露珠映杯盏——

看花争抽茁；

拘之于一室，

萎谢即先殒。

是以在足下，

地与天已合。

婴儿初堕地，

亦已指青苍；

永劫此蔚蓝，

裹之在四方；

如鱼在水中，

天固环人旁；

人犹自为恶，

但道天帝远。」

绝句是他极爱的一体。下面这一首可以量出他的分寸，是他将赴北边一个远任时写的：

「看那似春云点点者，

乃是雁阵向北程；

同渡此江与君共——

呵！彼向家而我离家！」

再看一首，是较诙谐的一路：

「雨落了整整一日，

我也劳作了整整一日……

厨子何忧？家中无粟耶？

无妨，我已成一书，可换粟来。」

通盘而论，本朝的诗，尤其十九世纪的诗，只能断作人工之作，而且那份人工并不藏起来，粗粗地摊在那里，最钝的眼也看得出。公元一八五七年刊过一部选本，收了约两千位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摘句，可是读起来极沉闷；除了最平常的意思之外，什么想头都稀少。与一切同类的选本一样，其中给女诗人留了位置；方维仪也许算得上其中较好的一例。她出自好门第，刚嫁给一位有前程的年轻官员，那人便死了，留下她做一个悲伤而无子的寡妇。黑暗里透进了光；她不顾父母的苦劝，决意出家为尼，把馀生交给佛。下面是她的诀别之辞：

「昔闻生别离，不闻死别离。

无论生与死，我独身当之。

北风吹枯桑，日夜为我悲；

上视沧浪天，下无黄口儿。

人生不如死，父母泣相持；

黄鸟各东西，秋草亦参差。

予生何所为？死亦何所辞？

白日入闇室，云雨凄其悲。」

本朝最了不得的学者之一是阮元（公元一七六四至一八四九年）。他公元一七八九年得了第三等科名；殿试的时候，年迈的乾隆皇帝为他的才具所动，说道：「不料朕八旬之后，又得一人！」此后他历任许多要职，包括浙江巡抚一任；在那任上，他大力剿办安南海盗与蔡牵，又办保甲、立书院学塾与粥厂，此外一心用在古迹的保全上。做两广总督时，他屡与英国人的利益相碰，尽力把那些番商管得紧紧的。他于经学、天文、金石之类著述极富，又在他的主持之下成就了好几部要紧的丛刻。其中可以提到的有《皇清经解》，收书一百八十馀种；又有《畴人传》，是历代著名算学家的传记辞典，连欧几里得、牛顿以及耶稣会的神父利玛窦都收在里头。他又刊过《广东通志》，刊过两浙五千馀位诗人的作品，以及一大批钟鼎彝器上的铭文。他还校订过内府藏书的目录、那部叫《太平御览》的大类书，以及别的一些要紧的书。

有两部与近世道教相关的宗教之书，长久以来通行于中国各地，正好在这里提一提。它们不是店里买得到的，可总能在庙里得着；那是善士们大批送到庙中去白给人的。第一部是《感应篇》，也就是赏罚之书，愚人把它归到老子本人名下。它真正的年代全不可知；持平的著者把它放在宋朝，可即便那样似乎也早得太多了。此书名义上出于道家，通行的本子却总配着一副十分显眼的佛家装束；实情是道与佛如今掺杂到了这样的地步，两者之间根本划不出一条分明的界线。朱熹说得好：「释氏窃老子之所长，而老氏窃释氏之所短；譬如彼窃吾珠玉，而吾偿之以瓦石也。」《感应篇》卷首附有佛家净口净身、然后开读的偈咒，以及奉请弥勒佛与观世音的祷词。已嫁的妇人与女儿家，被劝告不要常到庙里去给男人做一场看的。「欲拜佛，且拜家中二尊活佛；欲烧香，且向堂上一炷香。」书里又告诉我们：无一时不可读此书，无一处不可读此书，无一人读之而不得益。又劝人斋戒时读它，且不必嚷得响亮叫人听见，只要在心里细细体味。正文是一篇据说出于老子之口的诫辞，针对各色各样的作恶之人。开头几段先指出有种种神灵在记着人的善行与罪过，并据此增减其寿数。接着是一长串必定招来报应的恶行。这里头有全世界道德法典都认作过犯的那些寻常之事，一切不公与压迫、欺诳与偷盗；同时还有不少在西方人看来要轻得多的事。后一类里有掏鸟窝、跨过食物或人身、用不洁的柴薪煮饭、朝流星吐唾沫、用手指点虹、甚至指日月星辰。凡此种种，都要在犯者的寿数上减去若干时日；而若寿数已尽而罪尚未清，该受的罚便要记到他子孙的帐上去。

上面所说两部书中的第二部是《玉历钞传》，写的是幽冥世界十殿地府的情形；每一个有过的灵魂在被准许换一副形貌重生人世、或永远移入只留给义人的极乐之前，都得走过其中的一部分或全部。

比如说，在第五殿，罪人被牛头马面的鬼卒赶到一座有名的台上去，让他们在肉体的刑罚之外，再加上一重望见旧家的苦：

「此台前如弓之曲，东、西、南向。自此端至彼端，八十一里。其后如弓弦，围以利刃之墙。高四百九十尺，其侧皆刀锋，共六十三层。善魂不到此台；善恶相当者亦不到。惟恶魂得见其家在近，能见能闻其中之事。彼闻老幼相语；见其遗命被弃、其所嘱者不行。一切似已改换。其辛苦攒积之产已散尽。夫思再娶；寡者谋再嫁。旧业已入他人之手；儿女无可分者。久已清偿之债，复被持来索讨；存者且被责令认下亡者身上的帐。所应收之债，则以无凭而失，于是无了无休地相诟相骂，一片混乱，而这一切都落在亡者三族的头上。众人一怒，遂说那去了的人的坏话。他看见儿女堕落，朋友背离。有的或者念着旧日情分，抚棺落一滴泪，随即冷笑一声匆匆去了。更有甚于此者：妻见其夫受刑于衙门；夫见其妻遭恶疾之苦，田产尽去，屋宇为水火所毁，一切都乱得说不出——此皆前罪之报也。」

第六殿「是一座极大极喧的地狱，广有数里，其周围有十六小狱。

「第一狱，令魂长时跪于铁蒺藜之上。第二狱，置之污秽之中，没至其颈。第三狱，捣之至血出。第四狱，以铁钳启其口，塞满钢针。第五狱，为鼠所啮。第六狱，围之于荆棘之网，为蝗所螫。第七狱，碾之如泥。第八狱，裂其皮而鞭其肉。第九狱，以火满其口。第十狱，为焰所舔。第十一狱，受恶臭之熏。第十二狱，为牛所触、为马所踏。第十三狱，抓其心。第十四狱，磨其头至颅骨脱落。第十五狱，腰斩为两。第十六狱，剥其皮而卷之如纸捻。

「凡怨天骂地、于风、雷、暑、寒、晴、雨无一不加挑剔者；向北落泪者；窃像内之金、刮像外之漆者；妄称神号者；不敬字纸者；于塔寺近处倾倒污秽垃圾者；以污秽之厨灶治祭祀之肉者；不戒食牛犬之肉者；家藏亵慢淫秽之书而不毁者；涂损撕毁劝人为善之书者；于寻常家用器物上刻太极图、日月七星、王母与寿星同刻一器、或刻诸仙之像者；于绣件上绣万字、或于绸缎布帛、于幡幢床椅几案一切器用上写字者；私穿有龙凤之衣而任人践于足下者；囤积米粮、待价腾贵至于过分者——凡此种种，皆投入那极大极喧的地狱，在其中就其所犯受讯，分入十六小狱之一；期满，则送往第七殿再讯。」

第十殿管的是重生人世之前投生的最后一节。据说在极古之世，人经过地府之后仍能记得前生在世上的事，而恶人常借这份记性作恶。为了补救，造了一座醧忘台；如今一切鬼魂都被送到那里去，非饮下那一杯忘之水，不能再生。

「其饮之多寡不论；然有时亦有刁悍之鬼全然不肯饮者。于是其足下有利刃突起，又以铜管强灌其喉，如此使之不得不饮下些许。饮讫，则由差役扶起，仍循原路送回。次乃推之上苦竹浮桥，桥之两旁皆奔腾之红水。行至半途，见对岸红崖上大书数语曰：

『为人容易做人难，

再要为人恐更难。

欲生福地无难处，

只要口与心相同。』

「鬼魂读了这几句，便想跳上岸去，却被两个大鬼打回水中。一个戴黑纱帽，穿绣衣；手中持一支纸笔，肩上横一把利剑。腰间挂着刑具；一双大圆眼睛狠狠地瞪出来，笑得极可怕。其名曰短命。另一个满脸污血；身上白衣，手中算盘，肩上一条米袋。颈间挂一串纸钱；眉头拧得极难看，长长地叹气。其名曰死有分，职司是把鬼魂推进那红水里去。愚顽的鬼一想到又要生做人，便欣然而喜；而较好的那些鬼，则为自己在世时不曾积下一份德行、不能从此永离人身之境而哭泣悲叹。然而他们终究都像一群昏了头、醉了的人一般，争先奔向投生；到了新的童年，又贪起那些不该贪的滋味来。于是不顾后果，又开始伤生害命，从此把上天的怜与悯全失了。他们半点不想想终须临到自己身上的那个下场；而到了末了，又把自己弄到同样可怕的境地。」

〔注一〕宋朝一位断案如神的法官。

〔注二〕「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注三〕《孟子》：「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

二十八墙上的文字——报业——诙谐——谚语格言（第八卷·清）

阮元于公元一八四九年去世，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头一次发觉自己与外国人面面相对的那个时期。公元一八四二年开了五口，通商所受的限制比从前少得多；自一八六〇年起又添了几处口岸，并且有了在北京居留之权；由此生出种种接触之点，招来种种涉外的纠葛，而中国的治国者从来没有应付过这一类事。一位中国的贺拉斯大可以这样抱怨：英吉利那胆大的族类用恶劣的诈术把报纸带进了帝国，而随之而来的祸患，比痨病与热病还要坏。

墙上的文字自古便是中国城市生活里的一大特色，其范围之广、种类之杂超过任何别的国族，而且所起的作用往往于全体百姓大有危险。大略说来，墙上的文字所涵盖的地面，同一张平常的英国报纸差不多，从「哀告」那一栏往下一应俱全。因为在失物的招帖——所失有时还是人——与各色商货的广告之间，也就是任何城市的招贴文字里自然会有的那些东西之间，还能见到各种病症的新奇灵验之方的告白，见到治好鸦片烟瘾的必效丸药的告白，见到某项将办的庙会或某座本地庙宇虔诚重修的长长一列捐款人名，见到没完没了的劝人不要亵慢字纸、间或也劝人不要溺女的说教，还有种种如西人卡明那一路的警告，预告千年福世将临，届时恶人将照佛道两家地府里那些可怕的安排受他们罪行的报应。有时候，某个招人厌的人会经一张匿名的帖子被劝告，说他有一桩行事招人不满，务须住手；照同样的办法——不过要少见些——某位官员的举措有时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指责。公事上的正式告示很难算作墙上的文字，也许只有一种例外：那便是它们写成打油的韵语的时候，而这并不罕见，用意是为了更直接地打动那些不识字的读者。下面这一道告示，是为天津的船只设一处注册局而发的，可以让人领略这类古怪文书的模样；西方能与它对得上的，也许只有商务衙门发给船长们用的那几句有名的口诀：

「绿对绿，红对红，

尽可放心向前行」，等等。

设这处注册局，名义上是为救小船户在被官府以名义上的工钱征去差遣时所受的不公，实则是为了叫官府一有所需便清清楚楚知道到哪里去抓船：

「天津是一座热闹的城，

水陆往来的通道；

商贾如云而来，

桅樯处处成林。

「官轿与差役的帽子，

闪过去像落雨落雪。

我思量船户的遭际，

他那祸福难定的分派，

「便看出有一班游手之徒，

靠榨他辛苦挣来的钱活着；

船户们，为了你们的缘故，

我给你们设一处公局。

「径直到那里去报上名字，

在册子上立一条底案；

便再没有谁敢索那不义之贿，

或以久久的延宕耗你们的工夫。

「国家所要的差役，

众人轮次去当；

船户名册要张贴

在衙门的墙上。

「官差一了，

便各自尽力去谋生；

船尽可租给任何人；

我给每人发一张凭照。

「又恐你们的日子难过，

官给的工钱务须从厚；

凡见有一毫不公之事，

即刻向我来报。

「若其罪分明，

犯者此后定叫他惧而不敢；

因我已听说年岁艰难，

衣食一天贵一天。

「如此，出于怜你们之苦，

我手持公道的天平，

救你们出衙门里的对头，

出营兵那一伙的恫吓。

「他们此后再不敢耍

近日露出来的那些丑把戏；

局中派船，

只凭一纸盖印的公文。

「一条规矩由此通行，

事情当不至于大乱；

船户们，我所望于你们的，

是为此拿出一点感激来。

「又恐有人要以不知推托，

我发此示，望能震住

那等蠢人，他们以为

躲着王法便可以得逞。

「因为若被我捉住，

那倒运的一日等着他们的绝非轻罚；

所以从此示之日起，

一概畏而遵行。」

墙上的文字常有针对外国人、尤其针对传教士的，这一点简直不必再添了。不过贴匿名帖子的刑罚极重，所以近年来同一目的更有效地是靠散发辱骂的传单去达到，那些传单往往带画，而且一概令人作恶。

报业已经证明是官场肋下一根可怕的刺。它头一回进中国，是在一个英国人的荫庇之下；此人名义上是《申报》的主笔，而《申报》至今仍是一份极有势力的报纸。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竭力要除掉这份招人厌的日报——它时不时说出几桩叫人难堪的真话，又载着许多由第一流的本国学者写得极好的论说。到后来，官方另办了一份机关报与它对抗，此后别的报纸也陆续出来了。上海还有一份中文的画报，开头办得不错，可惜不久便漂进了迷信、偏狭与庸俗里去。

有人曾试着把欧洲的名著译给中国人看，已经做出来的里头可以提到：一部《天路历程》，带插图，图中各色人物都穿中国衣裳；斯宾塞先生的《教育论》，那书的头一句话就被译得叫人难受；还有《敏豪生男爵奇游记》等等。除了一部之外，这些用力都被中国人以文体不佳为由而弃置了。那个例外是一部伊索寓言，公元一八四〇年由罗伯聃刊行，题作《意拾喻言》，出于一位知名的本国学者的手笔。这部书在一般百姓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以至于官府为之惊惶，费尽气力去禁它。近年又见有《瓦提克》的中译本出来；对它，一位有身分的文士下了这样的批评：「此书之文笔尚不为恶，惟其所言无足取。」实情是：要合有教养的中国读者的口味，头一件必需的东西就是文体。在《聊斋》那一桩上已经看得出，中国人差不多什么都肯读，只要它安在一个无可指摘的框子里。凡出于外国来源而忽略了这件最要紧的事的，他们连看都不看。

当今这个年代，文学的任何一门里都没有诞生一位大的独创的作者，也没有出过一部大的独创的、足以涂上香柏油留给后人玩味的著作。惯例是：任何一位领袖群伦的大臣死后——有时还在生前——便刊出一部他上给朝廷的奏疏的合集，也许再添几篇文、几首诗。这类书有过短短一阵得体面的成功，此后便被装订匠拿去垫厚某部古人名著的折叶。中了最后一等科名的人，通常把自己得中的文章印出来，有时连诗一并印上，主要是分送给朋友。近年来出了好几部出使外国的大臣的日记以及类似的书，记着作者对番人之间通行的那些离奇的社会风俗如何惊异。可是如今一个中国人想读一部书，并不就坐下来写一部。他被自己现成的浩如烟海的典籍压得太重了，而且觉得要与前人比肩已属无望，要超过那些先我而去的不朽之人更是无望。

若只因为中国人被那些我们比较无动于衷的笑话逗乐，便说他们缺少诙谐，那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自己最有趣的故事，很少有能经得住转换成中国话头的。下面几则是经典的诙谐的样本，是那种可以放进任何一篇正经的传记记述里去的。

淳于髡（公元前四世纪）便是前面提过的那位善谐的人，曾想用言语去缠住孟子。有一回，楚国要伐齐国，齐王——那是他的丈人——命他到赵国去请救兵；为这一趟，齐王给了他一百斤银子、十辆车，作为献给赵国之主的礼物。淳于髡为此大笑不止，以至于笑断了帽带；齐王问他笑什么，他便说了下面这一番话：

「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齐王听出了这话里的意思，便得着了他所要的援兵。

陶谷（公元九〇二至九七〇年）是位显要的官员，他的名字因下面这段应对而为众人所知。他新买了一个婢女；上元佳节，他吩咐她取雪水来煎茶，随后有几分自负地问她：「你从前的家里也这样么？」那女子答道：

「彼粗人也，安有此？但能于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耳。」

李家明（公元十世纪）是唐朝末主宫中一位善谐的人。有一回，那位君主指着一片聚起来像要下雨的云。「云是要来的，」李家明说，「可是不敢进城。」「为什么不敢？」君主问。「因为城门的税太重了。」这位善谐的人答道。于是下了令，把税减去一半。又有一回，那位君主与几位近臣一同钓鱼，人人都钓上了些什么，独他自己一口也没有来咬，大为怏怏。于是李家明取笔写下这几句：

「玉甃垂钩兴正浓，

碧池春暖水溶溶。

凡鳞不敢吞香饵，

知是君王合钓龙。」

刘几（公元十一世纪）是个少年，因喜用怪异的辞句而颇有了些名声，大文人欧阳修极不以为然。欧阳修做知贡举时，有一名应试的人交上一段打油的三句：

「天地轧，

万物茁，

圣人发。」

「这一定是刘几！」欧阳修叫道，随即用红笔把那篇文章一竖勾掉，并添上这两句：

「秀才剌，

试官刷。」

到后来，约在公元一〇六〇年，欧阳修极赏一位应试者的文章，把他列在头名。等到唱名，他发现头一名正是刘几，只不过已把名字改作刘辉了。

张玄之是汉朝一位善谐的人。他才八岁上，有人笑他掉了好几颗牙，说道：「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玄之应声答道：

「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

西人所谓「乔·米勒」那一路的诙谐笑话集，在中国读者手里常常见到，任何一个书摊上都买得着。同许多价廉而无足取的那一类小说一样——它们是不能同本书所述的那几部小说名作并提的——这些集子大半不宜于翻译。在中国，一切文学都是干净的。小说与故事并不算在文学之内；作者们并不想把自己的名字附在这类书上，其结果便是大大低于可算作一国之标准的那个水准。连《红楼梦》里也有些段落，相当损了全书之美。有一种辩解是：那是一部写真实人生的小说，因此若把常人寻常的弱处一概省去，便要画出一幅不完全、不称事的图画了。

下面几则诙谐的小故事，取自《笑林广记》——那是一部近人之作，四小册，其中的故事按十二个门目分类，如伎艺、妇人、僧道之类：

一个新郎见新妇脸上皱纹很深，便问她多大年纪，她答道：「大约四十五六。」「婚书上写着你的年纪，」他驳道，「是三十八；可是我断定你比那大，不如告诉我实话。」「我实在是五十四。」新妇答道。新郎却还不满意，决意设个套子给她。于是他说：「哦，顺便说一句，我得去把盐罐盖上，不然老鼠要把它吃个精光。」「哎呀，从没听说过！」新妇一时失防，叫了出来，「我活了六十八年，还从没听说过老鼠偷盐的。」

有个妇人趁丈夫不在家招待她的情人，忽听得丈夫在大门上敲，吓了一跳。她匆匆把那人塞进一条米袋，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可是丈夫进来一眼便看见了，厉声问道：「那袋子里装的什么？」妻子怕得答不出话；尴尴尬尬僵了一阵，只听袋子里一个声音说道：「不过是米。」

有个无赖对一个富人怀着极深的怨恨，寻到一位有名的术士求他帮忙。「我可以遣阴兵去，暗暗把他结果了。」术士说。「是的，可是他的儿子孙子还要承继家业，」那人答道，「这不行。」「我可以从天上引下火来，」术士说，「把他的房屋财物都烧了。」「即便那样，」那人答道，「他的田产还在；所以这也不行。」「哦，」术士叫道，「你的恨既深到这个地步，我这里有一件宝贝，你若能劝他用上它，便能叫他和他一家彻底粉碎。」于是他把一个包得紧紧的包儿给了这位大喜的主顾；打开来看，里头是一支笔。「这里头有什么神力？」那人问。「唉！」术士叹道，「你分明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被这么个小东西弄到破家的。」

有个大夫治坏了一桩病，被病家捉住捆了起来。夜里他挣脱了身，游过一条河逃走。到了家，他见到刚开始学医的儿子，便对他说：「你不要忙着读你那些书；头一件、最要紧的事是学会游水。」

阎王派了差役到人世去，要带一位高明的医生回来。「你们要找的那一位，」阎王说，「须是门前没有病死的冤魂的。」差役去了，可是他们所到的每一个医生家门前都有成群的鬼在那里哭哭啼啼徘徊。最后他们找到一个医生，门前只有一个鬼影，便叫起来：「这个人分明就是我们要找的高明人了。」差役一打听，才知道他前一天才开始行医。

有位将军在阵上被逼得极窘，快要败了，忽然有一名神兵来救他，使他得了一场大胜。他伏在地上，问那神的名号。「我是箭垛之神。」那神答道。「我有什么地方配得上神君这样的照拂呢？」将军问。「我感激你，」那神答道，「因为你操练的时日里，一次也没有射中过我。」

有个画像的人生意极清淡，有朋友劝他画一幅自己同妻子的像，挂到街上去当招牌。他照办了；不久他的丈人走过来，对着那画看了好一阵，终于问道：「那妇人是谁？」「那不就是您的女儿么。」画师答道。「她在那里做什么，」她父亲又问道，「同那个不相识的男人坐在一处？」

有个被判戴枷的人，被几个朋友看见了。「你做了什么，」他们问，「该受这个？」「哦，没什么，」他答道，「我只拾了一根旧绳子。」「只拾了一个绳头，」他们说，「就要这样重罚你么？」「唔，」那人答道，「实情是那绳子的另一头系着一头牛。」

有个人请朋友留下喝茶。不巧家里没有茶叶，便打发仆人去借。仆人还没回来，水已经滚了，只好添些冷水进去。这样添了好几回，到后来锅都要漫出来了，茶还没有到。于是那人的妻子对丈夫说：「看来我们是不像要有茶了，你不如请你的朋友洗个澡吧！」

有一只猴子死后被带到阎王跟前，求来世生在人世做人。「既然如此，」阎王说，「你身上的毛须一根根拔尽。」便吩咐鬼卒即刻去拔。可是才拔头一根，猴子便尖叫起来，说它受不住这疼。「你这畜生！」阎王吼道，「一根毛都舍不得，你怎么做人？」

有个爱夸口的棋手同一个生人下了三局，三局全输了。第二天有朋友问他下得怎样。「哦，」他说，「头一局我没有赢，第二局我的对手没有输。至于第三局，我想和了，他偏不肯。」

中国文学的大略，若一点不提它的谚语与格言，也就很难说得完全。这些东西不但大量散布在文字的各门各类、经典的与通俗的里头，而且还可以在成集的本子里去研究，而那些本子一般是有韵的格式。譬如《名贤集》——只举这一部为例——随处都买得着，价钱约合英国的一便士，全书三十页，尽是谚语之类，排成对偶的句子，每句五字、六字或七字。孩子们被叫着把这些背下来，而寻常成年的中国人，差不多可以说是用谚语思想的。外国人若把一大批谚语记在心里，用得恰当，那对谈话之能否成功无疑是一大帮助。下面是从取之不尽的一堆里拈出来的几条，其中在英文里现成有相当说法的，大半省去了：

待人之过，当如待己之过。

言多智穷。

既要拜，便拜得低。

取人一牛，还人一马。

男子自谓知，妇人知更深。

人间私语，天闻若雷。

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

有钱人说话，人人都听。

不服药胜中医。

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

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

擒虎易，求人难。

有钱能通神，无钱难动人。

屋檐低处须低头。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一马不备两鞍。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光。

树直者多，人直者少。

若怕人知，莫要为之。

久住令人贱。

心正无私，何须祷神。

学然后知不足。

良言一句三冬暖。

万丈高楼从地起。

一针没有两头尖。

直木先伐。

塑神者不拜神，盖知其为何物所塑也。

半个橘子也一般甜。

文章是自己的好，妻子是别人的好。

看白戏的偏多嫌。

酒不醉人人自醉。

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墙倒众人推。

各人自扫门前雪。

骑虎难下。

先礼后兵。

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一个巴掌拍不响。

引而不发。

世上多一好人，胜天上多一神仙。

金以火试，人以金试。

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

有钱能使瞎子明。

人者小天，天者大人。

远亲不如近邻。

无谬则无真。

书目小记

外国的研究者自十六世纪以来直到晚近，在中国文学这一门里所成就的，在考狄所编那三大册《西人论中国书目》里陈列得很清楚：巴黎，勒鲁书局，公元一八七八年；补编，一八九五年。这部书办得详尽而准确，可说无所遗憾，凡在中国这片田地里有条理地做工夫的人都少不得它。

上列书目所载的一切书中，远为最要紧的，是已故的阿伯丁的理雅各博士所译的一部完整的儒家经典，总题作《中国经典》。这部书是英人治汉学现存的最大丰碑，刊行历时自公元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八五年。

晁德莅神父的《中国文学教程》，上海，公元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二年，是一大套从中国文学各门译成拉丁文的集子，专为罗马公教的传教士所用而设，其扉页上便标明是「为新到的传教士而备」。

另有一部极要紧的书，如今已快完成，是法兰西学院沙畹教授所译本书第二卷第三章所述的那部名史，题作《司马迁史记》，其第一册题公元一八九五年巴黎。

伟烈亚力的《汉籍解题》，上海，公元一八六七年，载有约两千部中国书的解题，照内府书目的办法分列于经、史、子、集之下（参见本书前文）。就它撰成的年代而论，这部书当得起与此类著作中最高的成绩并列。它于学者至今极有价值，只是需要细心的修订。

欧洲各处所藏汉籍的目录，近年来刊出的有下列几种：

《大英博物院图书馆藏中国刊本、写本与图绘目录》。道格思编，公元一八七七年。

《汉译佛教大藏经目录》。南条文雄编，公元一八八三年。

《威根海格堂克劳福德勋爵图书馆藏中国书籍与写本目录》。埃德蒙编，公元一八九五年。

《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与满文书籍目录》。翟理斯编，公元一八九八年。

《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国立图书馆藏。古恒编，巴黎，公元一九〇〇年。（已出第一册，序七页，正文一百四十八页。）

专治中国文学的主要期刊如下：

《中国丛报》，自公元一八三二年五月至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在广州按月刊行。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报》，自公元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八四年在上海按年刊行，此后每年分册不定期出版。

《中国评论》，自公元一八七二年六月至今在香港每两月刊行一次。

另有《教务杂志》，自公元一八六八年以来一直存在，如今在上海每两月出一次。严格说来那是一份教会的刊物，不过其中常载有关于中国文学以及相近题目的有价值的文字。

《汉学丛书》是一套关于中国各种题目的专著的总名，自公元一八九二年以来由上海的耶稣会神父们撰写刊行，不定期出版，其一切撰者都以博识与精确见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