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

第一章诸问题

一个初到中国的欧洲人，倘若他生就一副善于接受、善于反思的性情，便会发现自己面对着一连串极其令人困惑的问题；对其中许多问题，西欧的种种难题并不曾为他做过准备。诚然，俄国的问题与中国的问题有重要的亲缘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差别；何况俄国的问题显然要简单得多。中国的问题，即便丝毫不牵动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也仍然极为重要，因为据估计，中国人约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然而事实上，全世界都将被中国事务的走向深深牵动；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它很可能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是往好里走还是往坏里走。正因如此，对欧洲和美洲而言，几乎与对亚洲一样重要的是：人们应当对中国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有一种明智的理解，哪怕就眼下而言，明确的答案还很难给出。

中国当前的状况所提出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分作三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然而这三组问题中没有哪一组可以孤立地考量，因为每一组都与另外两组密不可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文化问题是最重要的——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全人类；倘若这些问题能够解决，那么凡是有助于这一目的的政治或经济制度，我都能怀着或多或少的平静之心去接受。可惜的是，文化问题对那些讲求实际的人没什么吸引力——在他们看来，金钱与权力才是国家、也是个人的正当目的。艺术家在一个精明务实的商业社会里的无助，早已是小说家与道学家的老生常谈；它还让收藏家们在收购那些穷困潦倒而死的画家的作品时，自觉品德高尚。中国不妨被看作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兼具人们可以从艺术家身上料到的那些优点与缺点：优点主要有益于他人，缺点则主要有害于自身。中国的德性能够保全吗？抑或中国为了生存，反倒必须去习得那些足以带来成功、而只使他人受苦的恶习？而如果中国真的效法了她所打过交道的一切外国所树立的榜样，那么我们所有人又将落得什么下场？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文明，而这文明如今正经历着一场极其迅速的变化过程。中国的传统文明几乎是在与欧洲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其长处与短处都与西方迥然不同。想要权衡出个高下，是徒劳的；总的说来，我们当下的文化究竟比十七世纪传教士在那个「天朝上国」所看到的更好还是更坏，这个问题，任何审慎的人都不会贸然下断语。不过，要举出我们在某些方面胜过旧日中国、在另一些方面又不如它，却是容易的。倘若西方各国与中国的往来要结出果实，我们就必须不再自视为一种优越文明的传教士；更不能自视为有权盘剥、压迫、欺诈中国人的人，只因为他们是个「劣等」民族。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人不如我们；而且我想，凡是对中国有过切身了解的欧洲人，大多也会持同样的看法。

把一种异己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相比较，人便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一些比处理本国事务时通常会浮现的更为根本的问题。人不得不追问：我最终究竟看重些什么？是什么使我判定这一种社会比那一种更可取？我最希望在这世上看到实现的，是哪一类目的？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而对于一个给出与我不同答案的人，我不知道有什么论证能够说服他。因此我只能满足于陈述那个打动我的答案，并希望读者也有同感。

在我看来，那些本身就重要、而不仅仅是达成他物之手段的主要事物是：知识、艺术、本能的快乐，以及友谊或亲情的关系。我说「知识」时，并不是指一切知识；那种干巴巴的事实清单里，有许多不过是有用而已，更有许多压根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价值。可是从科学中得来的、对自然的那种理解——尽管并不完备——我认为其本身就是美好而令人愉悦的。我想，某些传记和历史的某些部分，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就这个话题细说下去，会把我引得离题太远。我说「艺术」是本身即有价值的事物之一时，我并不只指训练有素的艺术家们有意为之的作品——当然，那些作品在其最好的状态下，配得上最高的位置。我指的还有那种在俄国农民和中国苦力身上可以看到的、几乎是不自觉的对美的追求：正是这一类冲动创造了民歌，它在清教徒的时代之前曾存在于我们中间，如今还残存在乡间小屋的花园里。本能的快乐，或者说生之欢愉，是我们因工业主义、因我们多数人所处的高压生活而失去的、最重要的普遍之善；它在中国的寻常可见，是让人对中国文明产生好感的一个有力理由。

评判一个共同体，我们不仅要考量其内部有多少善与恶，还要考量它在促进别的共同体之善或恶上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它所享有的好东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别处的祸害。在这一点上，中国也胜过我们。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竭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只有通过对弱小民族广泛的压迫与盘剥才能获得；而中国人并不强大到足以伤害别国，他们所享有的一切，全凭自身的德行与辛劳取得。

这些一般的伦理考量，在思考中国的实际问题时绝非无关紧要。我们这个工业与商业的文明，既是某些或多或少不自觉的「何者值得」之信念的结果，也是其原因；而在中国，人会通过一幅景象意识到这些信念——那是一个社会，它同样不自觉地建立在一套不同的价值标准之上，从而对我们的信念构成了挑战。举例来说，「进步」与「效率」对中国人毫无感召力，除非是那些已受西方影响的人。由于看重进步与效率，我们获得了权力与财富；由于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中国人在我们前去搅扰之前，大体上获得了一种太平的生存和一种充满享受的生活。若不在心中先有某种价值标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成就便难以比较；而这标准若不是多少自觉的，我们便会低估那个较为陌生的文明——因为我们不习惯的祸害，总比我们已经学会视为理所当然的祸害给人更强烈的印象。

中国的文化正在迅速变化，而毫无疑问，迅速的变化是需要的。迄今为止所发生的变化，归根到底可以追溯到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但在将来，我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很可能同样有力。我相信，倘若中国人能自由地吸取他们想要的那部分我们的文明、并摒弃他们认为不好的部分，他们便能从自身的传统中实现一种有机的生长，造出一个极其辉煌的结果——把我们的长处与他们的长处结合起来。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相反的危险必须避免。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变得彻底西化，把迄今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一切都丢个干净，徒然给这颗不幸的星球如今所苦于的那些躁动、精明、工业化而又黩武的国家再添上一个。第二种危险是：他们可能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被逼成一种强烈的排外保守主义——除了军备之外，对一切事物都如此。这在日本已经发生过，在中国也很容易发生。中国文化的前途与政治、经济问题密不可分；而危险，正是通过这些问题的影响而产生的。

中国面对着两组极不相同的外国列强：一边是白种民族，另一边是日本。就白种民族对整个远东的影响而言，近代日本必须算作一件西方的产物；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其责任归根到底落在她那些白人老师身上。尽管如此，日本仍与欧美很不相同，她对中国的野心也与欧美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三种可能：第一，中国可能沦为一个或多个白种民族的奴仆；第二，中国可能沦为日本的奴仆；第三，中国可能恢复并保有她的自由。暂时还有第四种可能，即日本与白人列强组成一个财团来控制中国；但我不相信日本人长远看来能够与英美合作。长远看来，我相信日本要么称霸远东，要么沉没。倘若日本人性情不同，情形本不至于如此；可他们野心的性质，使他们排他而不能与邻为善。等我谈到中日关系时，再陈述持此见解的理由。

要理解中国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白种人闯入之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有所了解，其次要对近代中国文化及其内在趋向有所了解；再次，必须大略谈一谈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军事与外交关系——从我们一八四〇年的那场战争说起，到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变之后所订的条约为止。虽然中日甲午战争也落在这一时期之内，却多少可以把日本在那场战争中的行动分离出来，看一看假如日本不曾存在，白人列强本会建立起怎样一套体系。然而自那时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外国影响。因此必须弄明白日本人是怎样变成今天这副样子的：在西方打破他们的孤立之前，他们是怎样一个民族；西方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正因为不了解日本，英国人对日本在中国的目的视而不见，也无从领会日本所作所为的含义。

然而单凭政治上的考量，还不足以解释围绕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经济问题几乎更为重要。中国至今几乎没有工业化，而她确实是世上所剩下的最重要的一片未开发之地。中国的资源究竟是由中国人、由日本人，还是由白种民族来开发——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它不仅影响中国文明的整个发展，还影响世界上的力量均势、和平的前景、俄国的命运，以及先进国家朝着一种更好的经济制度演进的机会。

华盛顿会议一面暴露、一面又掩盖了各国争夺中国的冲突——而这些国家全都曾保证过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会议的结果，使得对远东问题、尤其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给出乐观的回答，比从前难得多了：中国若不大力发展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还能保住哪怕一丝一毫的独立吗？我无法让自己去鼓吹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可面对爱国的中国人追问如何才能避免它们，又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一个答案。中华民族是世上最有耐性的民族；别的民族以十年计的事，它以世纪计。它在本质上是不可摧毁的，它等得起。世上那些「文明」国家，带着他们的封锁、毒气、炸弹、潜艇和黑人军队，大约会在此后一百年之内自相毁灭，把舞台留给那些因奉行和平主义而得以活下来的人——尽管他们贫穷而无权势。倘若中国能避免被激怒而卷入战争，她的压迫者们到头来或许会把自己耗尽，从而让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去追求合乎人道的目的，而不是一切白种民族所热爱的战争、劫掠与破坏。对中国来说，这或许是个渺茫的指望；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它比绝望也好不了多少。可是，除非列强学会几分节制与宽容，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可能——虽然更坏的可能我看到了不少。

我们西方文明建立在一些假定之上；而在心理学家看来，那些假定不过是过剩精力的合理化。我们的工业主义、我们的军国主义、我们对进步的热爱、我们的传教热忱、我们的帝国主义、我们支配与组织的癖好，统统源于那股活动之痒的过剩。为效率而效率、不问效率所指向的目的为何——这种信条自那场大战以来在欧洲已多少失了声望；而倘若西方各国当初稍微懒惰一点，那场战争压根就不会发生。可是在美国，这一信条至今几乎被普遍接受；在日本亦然；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他们根本上是在谋求把俄国美国化。俄国和中国一样，可以说是个艺术家的民族；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自彼得大帝以来，统治她的都是些一心要把西方的全部善与恶引进来的人。若在从前，我大概会毫不怀疑那些人是对的。有些（虽然不多）中国的留学生也与他们相似，相信西方的闯劲与忙碌是世上最可取的东西。如今我不能再持这种看法了。在我看来，懒散在中国所造成的祸害，若从整个人类的角度着眼，远不及欧美那种飞扬跋扈的自以为是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祸害来得惨烈。那场大战表明，我们的文明出了什么毛病；而对俄国与中国的经历，使我相信那两个国家能帮着指出这毛病究竟在哪里。中国人已经发现、并且实行了许多个世纪的一种生活之道；倘若全世界都能采纳它，便能使全世界都快乐。我们欧洲人却没有。我们的生活之道要求争斗、盘剥、无休止的变动、不满与破坏。指向毁灭的效率只能以毁灭告终；而我们的文明正朝着这个结局走去——除非它能学到几分它所鄙夷的东方的那种智慧。

正是在伏尔加河上，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西方心性中的病有多深；而布尔什维克正竭力把这种病强加给一个本质上是亚洲式的民族，正如日本与西方在中国所做的一样。我们的船一天又一天地行驶，穿过一片陌生而神秘的土地。同船的人吵吵嚷嚷、兴高采烈、爱争执，满脑子轻易得来的理论，对什么都有一套顺口的解释，确信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能理解的，也没有哪一种人类命运在他们那套体系的视野之外。我们当中有一位正在鬼门关上，与虚弱、恐惧，以及强者的漠不关心作着惨淡的搏斗；日日夜夜，高声的调情与无聊的哄笑袭扰着他。而在我们四周，横陈着一片巨大的静默，坚强如死亡，深不可测如苍穹。似乎没有一个人有闲暇去倾听这静默；可它却那样执拗地呼唤我，以至我对宣传家的高谈阔论、对那些「消息灵通人士」没完没了的讯息，都听而不闻了。

一天深夜，我们的船停在一处荒凉的地方，那儿没有房屋，只有一大片沙洲，沙洲那边是一排白杨，白杨背后升起月亮。我默默地上了岸，在沙上发现一群奇异的人——半是游牧者，从某个遥远的饥荒之地流浪而来；每一家人蜷缩在一处，四周堆着自己全部的家当，有的睡着，有的默默地拿树枝生起小小的火。摇曳的火光映出野人们虬结而多须的面孔，映出强健、能忍、原始的妇人，以及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沉静而迟缓的孩子。他们无疑是人；然而对我来说，要与一条狗、一只猫或一匹马亲近起来，都远比与他们中的一个亲近起来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等下去，也许要等上几个星期，直到有一条船来，能载他们去某个遥远的地方——他们听说（也许是听错了）那里的土地比他们所离开的家乡要慷慨些。有些人会死在路上，所有人都要挨饿、挨渴、受正午烈日的灼烤，可他们的苦难将是无声的。在我看来，他们仿佛正是俄罗斯灵魂的写照：不善表达，因绝望而不动，不被那一小撮西化派放在眼里——而进步或反动的各个党派，全是由这一小撮人组成的。俄国是这样辽阔，以至那些说得出话来的少数人消失在其中，正如人与他的星球消失在星际空间里一样。我想，理论家们也许会因为强迫多数人去做违背其原始本能的事，而加深他们的苦难；可我无法相信，快乐能靠一套工业主义与强制劳动的福音带给他们。

尽管如此，天亮以后我又重新加入了那些没完没了的讨论：唯物史观，以及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的种种好处。同我讨论的那些人并没有见过那些沉睡的流浪者；就算见过，他们也不会有兴趣，因为那些人算不上宣传的材料。可那份耐心的静默，已经有几分传到了我身上；在此后一切舒适而熟悉的高谈阔论之中，我心里始终留着一点孤独的、说不出口的东西。到末了，我开始觉得：一切政治都是由一个咧嘴而笑的魔鬼所鼓动的——他教唆那些精力充沛、机敏过人的人去折磨驯顺的民众，为的是钱袋、权力或者理论的好处。我们一路行去，吃着从农民身上榨来的粮食，受着从他们儿子当中征来的军队的保护；我暗自思忖，我们拿什么去回报他们呢？可我找不到答案。时而我听见他们哀伤的歌，或是三角琴那萦绕不去的乐声；可那声音混入草原巨大的静默里，留给我一种可怕的、追问般的痛楚——在那痛楚之中，西方式的乐观苍白了下去。

第二章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

中国人从何而来，是一个只能推测的问题。他们的早期历史只见于自己的编年记载，而这些记载对此并无说明。《书经》——孔子所编定（而非撰作）的儒家经典之一——像李维的著作一样，以带有传说色彩的君主故事开篇，那些君主的德行与过失，意在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教化或警诫。尧与舜是两位模范帝王，其年代（如果确有其年代的话）约在公元前三千纪之内。在中国文献里，「尧舜之世」的意思，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黄金时代」。可以确定的是，当中国的历史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只占据着今日中国的一小部分，沿着黄河两岸而居。他们以农耕为业，并且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平——远高于东亚其他任何地区。黄河是一条凶猛而可怕的河流：水流太急，不便行船；浑浊，满含泥沙；泥沙不断淤积于河床，直到河身高过四周的原野，于是它忽然改道，以一道毁灭性的洪流卷走村庄与市镇。在大多数早期的农业民族那里，这样一条河会激起迷信式的敬畏，人们会用人祭去消弭水患；然而在《书经》里，迷信的痕迹却很少。尧、舜以及禹（舜的继承者）都忙于治理水患，但他们所用的是工程师的办法，而不是行奇迹者的办法。这至少表明了孔子时代人们的信念状况。归于尧的那种品格，显示出人们对一位帝王的期待：

他恭敬、明达、文雅而深思——出于天性，不假勉强。他真诚地谦恭，凡事都能包容。这些品质的显现，达于帝国的四极，上下于天地之间。他能使有才有德的人显扬，进而推及于九族的亲爱，九族因此和睦。他又整饬并教化他境内的百姓，百姓因此都变得聪明开朗。最后，他把帝国的万邦联合起来，使之和谐；于是看啊，黎民百姓也就焕然一新。其结果是普天下的协和。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可以精确定年的日期，是公元前七七六年的一次日食。对更早得多的时代，那些记载的大体正确性并无可疑之处，只是确切的年代无法确定。在这一时期，周朝——它亡于公元前二四九年，据说始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的权力，相对于若干名义上从属的封建邦国，已经在衰落之中。此时以及此后五百年间，天子的地位，类似于中世纪那些王权最低落的时期里法国国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由一连串朝代构成：每一朝先强而后弱，逐渐失去对下属的控制，继之以一段无政府状态（有时延续数百年），最终由一个新的朝代接手，暂时重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史家总是把一朝的覆亡归咎于宦官权势过盛，不过这或许有一部分只是文人的成例。

使天子与众不同的，与其说是他的政治权力——那是随其个人性格的强弱而起伏的——不如说是某些宗教性的特权。天子是天之子；他在冬至之日祭天。早期的中国人把「天」用作「上帝」的同义语，那是一位一神论的神；确实，翟理斯教授以看来确凿的论证主张，天子这一称号的正确译法应当是「上帝之子」。中文里的「天」字，既指天空，也指神，只是后一种用法已渐稀少。「上帝」这一称呼，大体上属于孔子以前的时代，但两个词最初所表示的，都是一位与《旧约》之神一样明确具有人格形象的神。

随着时间推移，上帝变得日益虚渺，而「天」则因与之相关的帝王祭典而保存了下来。只有天子有权祭「天」，这一礼仪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到一九一一年满清覆亡之时。近世以来，它在北京的天坛举行——那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天坛的年祭，几乎是孔子以前的宗教、乃至严格意义上一切可称为宗教的东西，在官方仅存的遗留；因为佛教与道教从来不曾与国家发生过关系。

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起，中国的历史已有相当详尽的记载，因为孔子的《春秋》即始于这一年；《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曾在鲁国做官。

中国历史上一件古怪的事情是：在诸帝相承已逾两千年之后，人们却遇到一位被称作「始皇帝」的君主——秦始皇。他在一连串战争之后，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取得了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并于公元前二一〇年去世。除了他的征服之外，他还以三件事著称：筑长城以御匈奴、废封建、焚书。必须承认，废封建这件事后来的许多统治者还得一再重做；在很长的时期里，只要中央政府落入孱弱之手，封建便有重新滋长之势。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使自己的权威真正遍及全中国的统治者。虽然他的朝代到他儿子那里就终结了，他所留下的印象却可从这一点看出：西文里称中国的那个字很可能源自他的家族之名——秦。（中国人把姓氏放在前面。）他的帝国，大致与今日的中国本部相当。

焚书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件。秦始皇既自称「始皇帝」，可见他不喜欢有人提醒他：中国在他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历史是他所深恶的。何况文人在国中已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他们（遵循孔子）总是主张保存古代的礼俗，秦始皇却是一位锐意革新的人。此外，他似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血统上也不是纯粹的中国人。出于虚荣与激进这两种动机的合力，他颁下一道诏令：

凡官修史书，除秦记（他自己家族的记载）外，一律焚毁；除任职于博学之列的文学之士外，天下有敢私藏《诗经》《书经》（儒家经典）或百家之言者，一律送交地方文武官吏，予以焚毁。有敢私下议论《诗经》《书经》者，处死而弃尸于市；有以古非今者，族诛……诏令颁布三十日之后，仍不焚书者，黥面并罚作苦役。不在禁列的书，是医药、卜筮、农事与种树之书。至于想要研习法令的人，就让他们以官吏为师。

可见这位始皇帝颇有几分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中国的文人自然把他的名声涂得漆黑。另一方面，今日的中国改革者曾领教过旧派学者的阻挠，对他那番摧毁臣民固有保守性的努力，倒有几分同情。于是李恩炳说：

在中国，任何激进的变革都免不了要遭到文人的反对。当日如此，今日亦然。一举而废封建，确乎是一场激进的变革。这变革究竟是好是坏，文人们无暇过问；凡是他们父辈觉得够好的，对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就够好。他们在经典中找得到无数依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并且随口援引，以证明秦始皇之非。他们对政府的批评愈演愈烈，以致不得不采取某种手段，来使古人的声音安静下来……至于这道诏令（关于焚书的）究竟执行到何种地步，那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它豁免了一切政府的藏书，以及称为博士的那一类官员所收藏的书。若说在这道诏令之下中国的文献真受了什么实在的损害，那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其损害绝非后来的著述者所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然而这一极端手段仍未能达到所期的目的，后来京城咸阳的一批文人被活埋了。

这一段是从少年中国的立场上写的，他们急于吸取西方的学问，以取代中国经典中那种已死的学问。中国像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一样，有一种妨碍进步的传统。中国人所长在于稳定而非进步；因此少年中国既看出工业文明的到来已使进步成为国家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自然就对秦始皇同他那个时代的守旧腐儒的斗争另眼相看。无论如何，从他以前流传下来的文献数量相当可观，这已表明他的诏令效力有限；而事实上，这道诏令在二十二年之后，即公元前一九一年，就被废除了。

始皇之子并未承继其才具，在位不久，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伟大的汉朝，它自公元前二〇六年一直延续到公元二二〇年。这是中国帝国主义的盛世——恰与罗马的盛世同时。在北印度与中亚的历次用兵之中，中国人与印度、波斯乃至罗马帝国都有了接触。与印度的往来对他们的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日本的宗教亦然，因为它导致了佛教的传入。与罗马的往来，主要由罗马人对丝绸的渴求所促成，一直延续到回教兴起之时。这些往来对中国并无多大重要性，不过我们知道，例如在公元一六四年前后，曾有一部天文学的论著自罗马帝国传入中国。马可·奥勒留在中国史上以「安敦」之名出现，那是安敦尼努斯的对音。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在远东获得了那种极大的威望，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欧洲的陆军与海军到来之时。人有时不免会想：白人闯入中国，或许会证明与匈奴、鞑靼侵袭欧洲同样短暂。欧洲在军事上优于亚洲，并不像我们容易以为的那样，是一条永恒的自然法则；而我们在文明上的优越，更纯属幻觉。我们的历史著作以地中海为宇宙的中心，给出的是全然错误的透视。戈尔迪耶在论及汉代的用兵与探险航行时说：

西方人把他们所知道的一点点关于人类扩张的事情，统统围绕着以色列、希腊与罗马诸民族来编排，这就把世界历史的范围缩得异乎寻常地窄小；他们对那些犁开中国海与印度洋的航行者、那些横越中亚辽阔大地直抵波斯湾的骑队，一无所知。宇宙的绝大部分，以及一种与古希腊罗马不同、却肯定同样发达的文明，始终不为那些人所知——那些人写着自己那个小世界的历史，却自以为是在铺陈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浸透了我们全部文化的乡曲之见，无论对政治还是对人类的文明，都可能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中为亚洲留出位置，否则就会激得亚洲奋起自张，乃至于狂。

汉朝之后，是若干短促的朝代与混乱的时期，直到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在这个朝代的兴盛之日，帝国的疆域达于极盛，艺术与诗歌也达到了最高点。成吉思汗（卒于一二二七年）的帝国要大得多，并且包含了中国的大部分；但成吉思汗是外来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和他的将领们自蒙古出发，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印度、波斯与俄国。在整个中亚，凡他所攻下的城市，成吉思汗把男女老幼杀得一个不留。木鹿城破之后，变成了一片荒漠，七十万人被杀。但据说有许多人躺在尸堆里装死而得以逃生；因此不久之后攻下你沙不儿时，便下令把所有居民的头都砍下来。人头堆成三座金字塔，一座是男人的，一座是女人的，一座是孩子的。因为怕有人藏在地下逃脱，又留下一支士兵，专杀任何可能钻出来的人。在莫斯科与基辅、在匈牙利与波兰，也上演过类似的惨剧。然而这位对这些屠杀负责的人，却是圣路易与教皇争相结盟的对象。成吉思汗的时代令人想起今日，所不同者，只在于他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比停战以来所使用的那些还要仁慈些。

忽必烈汗（卒于一二九四年），至少借着马可·波罗与柯勒律治的缘故，人们对这名字是熟悉的；他是成吉思汗之孙，也是第一个被承认为中国皇帝的蒙古人，他在中国取代了宋朝（九六〇年至一二七七年）。到这时，与中国的接触已使最初那批征服者的野蛮气有所收敛。忽必烈把都城从蒙古的哈剌和林迁到北京。他修筑了至今仍环绕该城的那样的城墙，并在城墙上设立了一座观象台，那座台子保存至今。直到一九〇〇年，忽必烈时所造的两件天文仪器还能在这座观象台上见到，但德国人在镇压义和团之后把它们运去了波茨坦。据我了解，依照《凡尔赛条约》的一项条款，它们已经归还。倘若如此，这大概就是那份条约为世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好处了。

忽必烈在日本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腓力二世在英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准备了一支无敌舰队，或者毋宁说是前后两支舰队，去征服日本，但它们都失败了，一半是因为风暴，一半是因为日本人的骁勇。

忽必烈之后，蒙古的皇帝愈来愈采用中国的方式，失掉了他们那股暴虐的锐气。他们的朝代终于一三七〇年，继之而起的是纯粹中国人的明朝，明朝一直延续到一六四四年的满洲人入主。满洲人反过来也采用了中国的方式，并于一九一一年被一场爱国的革命所推翻；除了辫子之外——革命时已在官方废除——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文化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贡献。

中华帝国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这并不能归因于什么军事上的本领；恰恰相反，若考虑到它的幅员与资源，它在战争中多数时候显得孱弱而无能。它南方的邻居更不好战，幅员也更小。它北方与西方的邻居所居之地贫瘠，大半是沙漠，只能养活极其稀疏的人口。匈奴在数百年的战争之后被中国人击败；鞑靼人与满洲人则相反，征服了中国。但他们人数太少，又太不开化，无法把自己的观念或生活方式强加于中国；中国把他们吸收了，然后一如既往地走自己的路，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一般。哥特人若是单独前来，罗马本可挺过去；可是一波接一波的蛮族来得太快，不及一一加以教化。中国免于此种命运，靠的是戈壁沙漠与西藏高原。自从白人改由海路而来，旧日那种地理上的庇护已经失去，要保住民族的独立，就需要更大的精力了。

然而，尽管有地理上的便利，中国文明自佛教传入以来根本未曾改变而能持续至今，仍是一桩了不起的现象。埃及与巴比伦也曾延续同样长久，但自它们倾覆以后，世上再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了。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中国人口之众，而文化又几乎处处如一。据估计，在八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在五千万以上；不过据说十年之后，由于连年兵燹，竟降至一千七百万左右。中国历史上曾多次举行户口调查，但通常调查的是户数，而非人口数。由户数推算人口，靠的是一种多少可疑的计算。而且不同时候大概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因此不同次统计之间的比较颇不可靠。普特南·威尔说：

满洲人在秩序恢复之后，于一六五一年所作的第一次户口调查，得中国人口五千五百万，这比公元一年汉代第一次调查所载的数目还少，与一二九五年忽必烈建立蒙古王朝时大致相同。（此处大概是排印之误，因为忽必烈卒于一二九四年。）于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自基督纪元之初起，中国内战与边衅所夺去的生命是如此之多，以致虽然疆土不断扩张，一千六百余年间人口却大体上停滞不变。整部历史上再没有相似的记录。然而如今却来了一场巨大的变化。著名的满洲皇帝康熙去世之后三年，即一七二〇年，人口已升至一亿二千五百万。到同样赫赫有名的乾隆即位之初（一七四三年），载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到他在位的晚期，一七八三年，已增加了一倍，列为二亿八千三百万。嘉庆年间（一八一二年），升至三亿六千万；太平天国之乱以前（一八四二年），增至四亿一千三百万；那场可怕的起事之后，又降到二亿六千一百万。

我并不认为如此确凿的陈述是站得住的。《中国年鉴》一九一九年版（我所见到的最近一版）说：

用西方各国所采取的方法来举行户口调查，在中国从未尝试过，因此关于总人口的估计歧异得异乎寻常。最接近可靠的估计，大概是民政部于一九一〇年所作的调查，其结果载于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学习译员雷蒙德·坦尼先生呈送华盛顿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之中……报告指出，即便这次调查也只能视为约数，因为除少数例外，所计的是户而非人。

依据这次调查，中华帝国（不含西藏）的估计人口为三亿二千九百五十四万二千，而西藏的人口估计为一百五十万。此前各个年份所作的估计，开列如下：

一三八一年，五千九百八十五万；一四一二年，六千六百三十七万七千；一五八〇年，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一六六二年，二千一百零六万八千；一六六八年，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零九；一七一〇年，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至二千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九；一七一一年，二千八百二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九；一七三六年，一亿二千五百零四万六千二百四十五；一七四三年，一亿四千九百三十三万二千七百三十至一亿五千七百三十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五；一七五三年，一亿零三百零五万零六百；一七六〇年，一亿四千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五至二亿零三百九十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七；一七六一年，二亿零五百二十九万三千零五十三；一七六二年，一亿九千八百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一七九〇年，一亿五千五百二十四万九千八百九十七；一七九二年，三亿零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至三亿三千三百万；一八一二年，三亿六千零四十四万至三亿六千二百四十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三；一八四二年，四亿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一八六八年，四亿零四百九十四万六千五百一十四；一八八一年，三亿八千万；一八八二年，三亿八千一百三十万九千；一八八五年，三亿七千七百六十三万六千。

这些数字足以表明，人们对中国的人口所知何其之少。不但同一年份（例如一七六〇年）会有大相径庭的估计，而且在别的方面这些数字也令人难以置信。普特南·威尔先生或许会辩称，从一五八〇年的六千万降到一六六二年的二千一百万，是由于导致满洲入主的那些战争。但没有人能相信，人口会在一七一一年至一七三六年间从二千八百万增至一亿二千五百万，或者在一七九〇年至一七九二年间增加一倍。中国的人口究竟在增加还是在减少，一般人家里孩子是多是少，以及人口统计所要阐明的其他种种事实，没有人知道。在这些题目上所说的话，无论语气何等武断，都不过是猜测而已。就连北京的人口也无人确知。据说约有九十万，但也可能在八十万到一百万之间的任何数目。至于中华帝国的人口，大概可以稳妥地假定在三亿至四亿之间，而颇有可能在三亿五千万以下。至于从前各代中国的人口，能够有把握说的实在太少；少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总的说来，凡是开列统计数字的著作者，都是不足信的。

传统的中国文明有若干宽泛的特征，赋予了它独特的性格。我倾向于把最重要的几项挑选如下：第一，书写上使用表意文字而非字母；第二，在有教养的阶级当中，以儒家伦理代替了宗教；第三，由经考试选拔的文人治国，而非由世袭的贵族治国。家族制度把传统的中国与近代欧洲区别开来，但它所代表的是大多数别的文明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因而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我所列举的那三项特征，则把中国同以往的一切国家区别开来。现在应当就这三项各说几句。

第一。人所共知，中国人不像我们这样有字母，而是有表示整个词的符号。这自然有许多不便之处：它意味着学习书写时要记住极大数量的不同符号，而不只是像我们这样二十六个；意味着没有字母顺序这样的东西，因而字典、档案、目录等等难于编排，排铸机也无从使用；意味着外来的词，例如专名与科学术语，不能像欧洲文字那样按音写出，而必须用某种繁复的办法来表示。由于这些缘故，在比较先进的中国改革者当中，有一场提倡拼音文字的运动；而我认为，中国若要在那些自以为独占了一切优长、成日忙乱奔竞的国家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这场运动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没有别的理由赞成这一改变，单是初等教育的困难——读与写要花去那么长的时间才学得会——也足以让任何一个相信民主的人拿定主意了。因此，就实际的目的而言，拼音文字运动值得支持。

然而，也有许多在欧洲人看来不那么显然的理由，可以拿来为表意体系辩护；中国文明那种坚实的稳定性，大概有一部分正可以追溯到这一体系。在我们看来，一个书写的词理应代表一个声音，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中国人看来，它代表的是一个意思。在数字上我们自己也采用了中国的办法：例如「一九二二」这四个字，可以用英语读、用法语读、用任何别的语言读，读音全然不同，意思却一样。同样，用中国文字写下来的东西，全中国都读得懂，尽管各地方言口说起来彼此不能通晓。甚至一个日本人，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也能用日语把中文读出来，正如他能读出一个英国人写下的一排数字一样。而中国人至今仍能读他们的经典，虽然口语的变化一定不亚于法语之于拉丁语。

文字胜于言语之处，在于它更为持久，因而能够成为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之间交流的手段。但既然口语因地而异、因时而异，那么一种不以表示口语声音为目的的文字，比起以此为目的的文字来，反倒更充分地实现了文字所特有的长处。

从历史上说，中国的书写方法并无何等特异之处，它所代表的，大概是一切文字都经过的一个阶段。文字似乎处处都是从图画开始的，而不是从声音的符号表示开始的。据我了解，在埃及的象形文字里，可以考察从表意文字到表音文字的演进过程。中国所特异的，是在数千年的高度文明之中始终保存了表意体系——这种保存，大概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口语是单音节的、无词形变化的，并且充满同音字。

至于中国的书写体系如何影响了使用它的人的心智，我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巴尔的摩《中国留学生月报》上李济先生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文章里，读到一些发人深省的议论。他说：

语言历来被欧洲的学者当作一堆声音来对待，而不是像它本应被看作的那样，当作某种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处的东西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一个人心智构造的累积影响，至今仍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园地。以此为据来划分现存各人种的世界文化，便可看出字母的使用者与象形文字的使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类型差异，而二者各有其长短。如今，对字母文明抱着一切敬意，却仍须坦率地指出：它有一个严重而固有的缺陷，即缺乏坚实性。在字母文化之下最文明的那一部分地区，所居住的也是最善变的民族。西方土地上的历史一再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希腊人如此起落，罗马如此起落，阿拉伯人如此起落。古代的闪族与含族在本质上也是字母的使用者，他们的文明同样显出希腊人与罗马人那种缺乏坚实性的毛病。这一现象，当然有一部分可以由字母语言过分的流动性来解释——那种语言不能倚作保存任何坚实观念的合用器官。这些民族的智识内容，与其比作大海大洋，不如比作瀑布与急流。论观念之富，没有别的民族胜过他们；但论抛弃自己宝贵观念之快，也没有别的民族比得上他们……

中国的语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字母一系的对照。它缺少字母语言中所见的大多数长处；但作为一种质朴而终极的真理的体现，它经得起任何风雨的摧折。它已经庇护了中国文明四十多个世纪。它坚实、方正而美丽，恰如它的精神所示。究竟是那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反过来加强了那精神，尚待论定。

我们不必全盘接受此处所提出的、浸透着中国爱国之情的这套理论，但也不得不承认：西方人不习惯于把「字母文明」仅仅看作诸文明中的一种，而自己恰好属于这一种罢了。表意文字在造就中国文明的种种独特性格上究竟有多大分量，我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毫不怀疑，这分量是很大的，而且多少就是上面引文所指出的那种性质。

第二。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就其社会影响而言，必须与诸宗教的创立者并列。他对制度和对人心的影响，在量级上与佛陀、基督或穆罕默德是同一类的，但在性质上却奇特地不同。与佛陀和基督不同，他是一个完全见于信史的人物，其生平为人所详知，传说与神话在他身上所忙碌的程度，也不及他这一类人物中的大多数。最使他与别的创立者相区别的，是他所教诲的乃是一套严整的伦理法则，此后一直受人尊奉，却几乎不带宗教教条；在那无数世代尊奉他的遗教并治理帝国的中国文人那里，这些教条让位给了彻底的神学怀疑主义。

孔子本人，与其说属于诸大宗教创立者之类，不如说属于吕库古与梭伦之类。他是一位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所关心的是国家的治理；他所要教人的德行，不是个人的圣洁，也不是为了求得来世的拯救，而毋宁是那些能在此世此地带来和平而丰裕的共同体的德行。他的眼光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目的在于保存前代的美德。他接受既有的宗教——一种不甚强调的一神论，加上相信死者的魂灵保有一种影影绰绰的存在，而后人有责任使这种存在尽可能地舒适。不过，他对超自然的事情并不着意。有人向他发问，他给「智」下了这样的定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然而敬奉鬼神并不是儒家中一个能动的部分，除非以祖先崇拜的形式出现；而祖先崇拜属于孝道，于是又并入了对他人的义务之中。孝道包括服从天子，除非天子邪恶到丧失其神授之权的地步——因为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历来认为倘若天子治国极坏，反抗他就是正当的。翟理斯教授下面这段话说明了这一点：

天子历来只被视为上帝的义子，并且可能因为失政之罪而被逐出这一地位……倘若统治者未尽其职，人民的义务便告终止，他的神授之权也随之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稍后要考察的经籍中有一个例子。在公元前五五八年之下，我们看到如下的记载。一位诸侯问一位官员说：「卫国的人赶走了他们的国君，岂不是大为不当？」回答是：「或许是国君自己大为不当……倘若民生凋敝，神灵也断了祭祀，那么要国君何用，人民除了把他除掉还能怎样呢？」

这一极通情理的教义，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为人所接受，也使叛乱未免过于频繁。

孝道以及一般而言家族的势力，或许是儒家伦理中最弱的一环，是这套体系唯一严重背离常识的地方。家族之情妨害了公共精神，老者的权威又加重了古风旧习的专横。在今日，当中国面对着一些需要全然新眼光的问题时，儒家体系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了必要重建的障碍；于是我们看到，凡是想要盘剥中国的外国人，无不称颂旧传统，嘲笑少年中国建设某种更合乎现代需要的东西的努力。儒家对孝道的强调如何妨碍了公共精神的成长，下面这个故事可为例证：

一位诸侯向孔子夸耀他本国道德水准之高。「在我们这里，」他说，「你可以找到正直的人。倘若父亲偷了羊，儿子会出来作证。」「在我那一带，」孔子答道，「标准与此不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这里头。」

把这个故事同老布鲁图斯与他儿子的故事对照来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西方人都是从后一个故事里熏陶出来的。

赵岐阐发儒家的教义时说，倘若有一个厚俸的职位可以借以救济年老双亲的穷困而加以推辞，那是违背孝道的。不过这一种罪过，在中国与在别的国家一样，是很少见的。

然而孝道最大的亏欠，莫过于无后，因为祖先若没有子孙延续其祭祀，据说是要受苦的。这一教义很可能使中国人更加多产；若果真如此，它便具有重大的生物学意义。孝道当然绝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在文化的某一阶段上普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别的某些点上一样，中国所特有的，是在达到很高的文明水平之后仍保存着古老的习俗。早期的希腊人与罗马人在这方面与中国人并无不同，但随着他们文明的推进，家族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在中国，这种情形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开始出现。

无论可以举出多少话来反对过度的孝道，它总归比它在西方的对应物——爱国心——为害要小。诚然，两者都错在只对人类的某一部分讲义务，而实际上把其余的人排除在外。但爱国心把一个人的忠诚指向一个作战的单位，孝道则不然（除非在极原始的社会里）。因此爱国心远更容易导向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增进本国利益的主要办法是杀人；增进本家利益的主要办法是舞弊与钻营。所以家族之情比爱国心为害要小。把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同欧洲相比，便可证实这一看法。

除孝道之外，儒学在实践上主要是一套文明举止的规范，有时退化为一本礼仪手册。它教人自制、中庸，尤其是教人有礼。它的道德法则不像佛教与基督教的那样严苛，以致只有少数圣徒才有望践行，也不像它们那样专注于个人的得救，以致与政治制度无法相容。一个通达世务的人要奉行儒家教诲中比较紧要的部分，并不困难。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时时运用某一种自制——那是孩子受教「守规矩」时所学的那种自制的推广。他不可暴怒；不可傲慢；他必须「顾全面子」，并且决不使战败的对手蒙受屈辱；他必须凡事有节，决不为过分的爱憎所左右；一言以蔽之，他必须始终让冷静的理智管束着自己的一切行动。这种态度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曾经存在，却在法国大革命中消亡了：浪漫主义、卢梭与断头台断送了它。在中国，虽然战乱与革命不断发生，儒家的从容却全都挺了过来，使这些事情对身在其中的人不那么可怕，也使一切不直接卷入的人袖手旁观。在中国，趁着下雨天攻打对手是失礼的。据说吴佩孚有一回这么做了，打了胜仗；败军之将抱怨他坏了规矩；于是吴佩孚退回开战前的阵地，挑了个晴天，从头再打一遍。（应当说明，中国的战事很少是血腥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军国主义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是一场灾祸；而这一差别，正是儒家伦理所造成的。

儒学要到公元十二世纪才取得它今日的形态，那时哲学家朱夫子把孔子所信的那位有位格的神推到了一边；此后他对儒学的解释一直被认作正统。自蒙古覆亡（一三七〇年）以来，历代政府一律以儒学为国家的教义而加以扶持；在此之前，曾与佛教、道教有过争斗，这两教都与法术相连，颇能投合迷信的皇帝之所好，其中有好些位是喝了道家的长生仙丹而死的。蒙古的皇帝信奉喇嘛教的佛法，这一教派至今仍盛行于西藏与蒙古；而满洲的皇帝虽同样是北方的征服者，却是极端正统的儒者。许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惯例是：文人是纯粹的儒者，在宗教上持怀疑态度，而在道德上并不怀疑；其余的人则同时信奉并奉行三教。中国人没有我们从犹太人那里承袭来的那种信念，即若一教为真，则其余诸教必皆为伪。不过在今日，中国似乎已没有多少可称为宗教的东西了，虽然对法术的信仰在未受教育者当中仍旧残存。在一切时代里，即便宗教尚存之时，其炽烈的程度也远不及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宗教上的怀疑主义并未像在欧洲一再发生的那样，导致相应的伦理上的怀疑主义。

第三。我现在要谈以竞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若没有这一制度，像儒家这样一套讲文墨而不讲迷信的体系，恐怕难以维持其支配地位。今日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上的看法，由现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其《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第五十九至六十页中申述过。他在考察了周代的教育制度之后接着说：

其后各代，虽有小的变更，道德品行之重要始终受到强调。例如在唐代最鼎盛的时期（公元六二七年至六五〇年），称为国子监的皇家学府分为四个学馆，其中以伦理为一切学问中之最要。据说监中有三千余名学生几乎在各方面皆称贤能，而连同来自朝鲜与日本的求学者在内，在籍总数多达八千人。与此同时，又有一种「荐举」之制，由各地把贤能之士推荐给皇帝，以授公职。学府的训练与地方的荐举相辅相成，而两者都以道德品行为最重。

皇家学府虽存至今日，却再未有过当时那样的兴盛。这一变化，须归咎于竞试即科举之制的引入。荐举之制对公职候选人的推举没有固定的标准，其结果便趋于造成一个贵族阶级，合格之士只能从中觅得。因此宋代诸帝（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七七年）废去荐举，搁置学府，而代之以竞试之制。考试本欲兼得学者与干练的政治家，此后历代按期举行，直至近代教育制度引入为止。后世的科举虽然无用而僵化，当初却曾有过些好处。况且中国教育的伦理根柢已经扎得那样牢固，以致尽管这些考试着重于纯粹的文辞之能，道德的教诲仍在家庭教育与私塾之中留存至今。

以考试中的优异授予官职的制度，虽然比通行过的大多数别的制度——例如任人唯亲、行贿、以叛乱相胁等等——要好得多，但中国的这一制度，至少在它取得最终形态之后，却因其纯以经籍为本、纯属文辞、丝毫不容独创而为害。这一制度由洪武皇帝（一三六八年至一三九八年）定为最终形态，直到一九〇五年未曾更改。近代中国改革者最先要扫除的东西之一，就是它。李恩炳说：

尽管洪武有许多好处可说，人们记住他，却总要连着一种蚀入民族心髓的祸害。那就是三年一次的考试之制，或者毋宁说那种称为「制艺」或「八股」的中国文章体裁；在中国文学史上，它第一次被定为一切文场较量的准绳。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在破题之后，作者须分四段来阐发，每段由两股构成，句数与字数两两相等。题目总是从四书或五经中选取。作者不得表达自己的任何见解，也不得有任何与朱熹及其学派相异的看法。他所要做的，只是把孔子或别的什么人的寥寥数语，依着规定的程式敷衍成文。名次被用作进入政府职位的凭照，授予最好的作者。要说花上那许多时间练成这种文章的本领，同时就能使一个人有资格担任政府的种种职务，那是荒谬的。然而这整套制度虽然荒谬，却自洪武三年一路传到近世，直到几年前才废除。再没有什么制度比它更完备、更有效地阻滞一个民族的智识与文学的发展了。带着她的「八股」，中国早已走到了下坡路的最低处。宋代哲学家的教诲之所以被尊奉了这么久，大半也要归因于这套腐朽制度所获得的长久寿命。

这是今日一位中国爱国者的话；无疑，作为一种现代制度，「八股」当得起他所说的一切苛评。但在十四世纪，若考虑到当时可行的种种替代办法，就会看出这样一种办法大概颇有可取之处。无论如何，不管是好是坏，考试制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它的好影响包括：对学问的普遍尊重；可以不要世袭贵族；所选拔的行政官吏至少必定是能够勤勉的；以及在蛮族征服之下仍保全了中国文明。但它同传统中国的许多别的东西一样，为了适应现代的需要，不得不被扫除。我但愿在驱逐外国盘剥者、以及他们误称为文明的那套凶暴残忍的制度的斗争中，不至于有更宝贵的东西非得消亡。

第三章中国与西方列强

要理解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几件关于它十九世纪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不知的。中国在许多世代里一直是远东至高无上的帝国，疆域辽阔而肥沃，居民勤劳而开化。我们这个意义上的贵族制，在基督纪元开始以前就已终结；政权掌握在官吏手中，而这些官吏——像在英国一样——是凭着用一种死去的语言写文章的本领被选拔出来的。与西方的往来时断时续，并且主要是宗教性的。在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里，佛教自印度传入，有些中国学者还深入印度，到这一新宗教的故土去精研它的教义；但到了后来，横亘其间的蛮族使这段旅程几乎无法成行。景教于七世纪传到中国，颇有一些影响，但又绝迹了。（这方面的所知，主要来自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府发现的景教碑。）在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初，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因其天文学知识、以及帮助厘正中国历法的失误与紊乱，在宫廷中颇得眷顾。他们的天球仪与星盘至今仍陈列在北京的城垣上。但久而久之，他们经不起各修会之间的争执，几乎被中国和日本完全逐出。

一七九三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来到中国，请求进一步的通商便利，并请求设立常驻的英国外交代表。此时在位的皇帝是乾隆，满清一朝中最好的一位：一位有教养的人，艺术的庇护者，书法精妙。（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见到他的墨迹。）他给乔治三世的答复，见于白克浩司与濮兰德的著作。我真想把它全文引出来，但只好摘引几段。开头是这样的：

尔国王远在重洋之外，然而出于仰慕我朝文明、愿沾其惠的谦卑之心，遣使恭赍表章前来……为表忠悃，又进献尔国土产。朕已阅尔表文：辞意恳切，足见尔恭顺之诚，殊堪嘉许。

接着，他以对待一个纠缠不休的孩子所应有的耐心态度，解释乔治三世的种种愿望何以断不可能获准。他向对方保证，派驻使臣是无用的，因为：

尔若称仰慕天朝，有心习我文明，然我朝之礼制法度与尔国全然不同，纵使尔使臣能略得我文明之皮毛，亦断不能将我朝之风俗礼仪移植于尔之异域。故其人纵极善学，亦无所得。

朕抚有天下，所志唯在一端，即治理尽善、克尽国事之责；奇珍异物，非朕所好。朕……于尔国制造之物，并无所需。……尔国王当体朕意，今后益加恭顺，永效臣服，庶几尔国可长保安宁康阜。

他能理解英国人想要中国的物产，却觉得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交换的东西可拿出来：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境内所需无缺。故本无须以外夷之制造品来交换我朝之物产。惟天朝所产之茶叶、丝绸、瓷器，为欧洲各国及尔国所必需，」故此前准许在广州进行的有限贸易，得以照旧。

他本可对马戛尔尼勋爵少施恩典，但「朕未尝忘尔岛国孤悬海外、为重洋所隔之远，亦不苛责尔于天朝体制之懵然无知——此尚可恕也。」末了是一句训示：「凛遵毋忽！」

我想指出的是：除非这份文书在人看来不再显得荒唐，否则没有人算得上懂中国。罗马人自称统治全世界，凡在其帝国之外的东西，于他们都不足挂齿。乾隆的帝国幅员更广，人口大概更多；它与罗马同时兴起于伟大，却不曾倾覆，而是无论以战争还是以同化，总能一一战胜它所有的敌人。它的邻邦相形之下都是野蛮的，除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的文明，是靠着对中国的亦步亦趋摹仿得来的。乾隆的看法，并不比亚历山大大帝的看法更荒唐：亚历山大慨叹再无新的世界可供征服之时，甚至不曾听说过中国——而在中国，孔子那时已经死了一百五十年。就通商而言，他也并没有想错：中国出产其居民幸福所需的一切，而我们强迫他们通商，纯然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给他们的交换之物，也只是些他们不要反倒更好的东西。

中国的不幸在于，它的文化在一个方面有所欠缺，那就是科学。在艺术与文学上，在礼俗与风尚上，它至少与欧洲相当；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绝不会在任何方面高出这个天朝上国。北京有一座博物馆，在那里，精美的中国艺术品旁边，可以看到路易十四想要以「太阳王」的辉煌去打动中国皇帝时所赠的礼物。与周围的中国器物相比，它们显得俗艳而粗野。英国出了莎士比亚与弥尔顿、洛克与休谟，以及其他一切为文学艺术增色的人，这并不能使我们高于中国人。使我们高出一筹的，是牛顿与罗伯特·玻意耳以及他们在科学上的后继者。他们使我们高出一筹，靠的是给了我们更高明的杀人本领。一个英国人杀一个中国人，比一个中国人杀一个英国人来得容易。所以我们的文明优于中国的文明，而乾隆是荒唐的。等我们收拾完拿破仑，便立刻动手去论证这个命题。

我们对中国的第一场战争在一八四〇年，起因是中国政府力图禁止鸦片输入。战争以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而告终——不久之后，这些口岸也对法国、美国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贸易开放。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合对华作战，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就其所藏的珍宝而言，那座建筑的艺术价值大约相当于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而远在兰斯大教堂之上。这一举动大大有助于使中国人信服我们文明的优越，于是他们又开放了七个口岸与长江，赔了款，并在香港割让给我们更多的土地。一八七〇年，中国人鲁莽到杀害了一位英国外交官，于是其余的英国外交官索取并获得了一笔赔款、又五个口岸，以及鸦片的固定税则。接着，法国人取了安南，英国人取了缅甸，两者从前都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随后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对日战争，以日本的全胜与征服朝鲜告终。若不是法、德、俄三国干涉——英国则置身事外——日本的所得还要多得多。这是我们扶植日本的开端，其动机是惧俄。它也促成了中俄之间的同盟，俄国以此为报酬，取得了满洲一切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后来一部分在日俄战争之后、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转到了日本手里。

下一桩事端始于一八九七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他们一生之中，没有哪一件事比他们的死更成全了他们；因为他们若是活着，大概只能劝化极少的人入教，而一死，却给世人上了一堂基督教伦理的实物课。德国人夺取了胶州湾，在那里建了一个海军基地；他们还取得了山东的铁路与矿山权利，而依照《凡尔赛条约》，这些权利又按照「十四条」转给了日本。山东于是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属地，尽管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坚持要归还。然而这两位传教士对文明的贡献并未止于中国，因为在德国国会最初辩论那些扩充海军的法案时，他们的死被一再援引，理由是军舰可以使德国在中国受到尊重。这样，他们又帮着把英德关系搞得更坏，并加速了那场大战的到来。他们还帮着招来了义和团事变——据说那场事变最初是一场反对山东德国人的运动，虽然其他列强在每一方面都在效法德国人：俄国人在旅顺建海军基地，英国人取得威海卫和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如此等等。唯有美国人置身事外，宣布中国完整与门户开放的政策。

义和团事变是极少数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中国事件之一。在我们以洗劫北京展示了自己更为优越的德行之后，便勒索了一笔巨额赔款，并把北京的使馆区变成了一座设防的城。直到今日，它仍由一道墙围着，里面驻满欧洲、美国与日本的军队，四周还有一片空地，不许中国人在上面建屋。它由外交团管理，中国官府对其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每当某个格外腐败卖国的政府被推翻，它的成员便躲进日本（或别国）使馆，从而逃脱对其罪行的惩处；而在使馆区那片神圣的地界之内，美国人建起一座据说能与美国本土直接通讯的巨大无线电台。于是，对乾隆的驳斥便告完成。

不过，从庚子赔款里倒生出一件好事。美国人发现，在付清一切正当的损害要求之后，还剩下大笔余额。他们把这笔钱退还中国，用于高等教育：一部分用于在中国境内由美国人管理的学院，一部分用于选派中国的高才生赴美国的大学深造。中国所得的好处极大，而美国从中国人（尤其是其中受教育最多的那些人）的友谊中所得的益处，更是无法估量。这一点人人看得明白，可英国却几乎没有一点要效法的样子。

要理解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困难，必须认识到：由于种种强加于她的战争与条约，中国已丧失了财政上的自主。在早年，中国人没有与欧洲外交打交道的经验，不知道该躲开什么；到了晚近，他们又不被允许把旧条约当作废纸——因为那是列强的特权，而每一个列强无不行使这一特权。

这种情形最好的例子是海关税则。在我们对华的第一场战争结束时，即一八四二年，我们缔结了一项条约，规定在通商口岸对一切进口货征百分之五的税，对出口货所征不得超过百分之五。这项条约是整个海关制度的根基。在我们下一场战争结束时，即一八五八年，我们又拟定了一张约定价目表，百分之五即按此计征。此表本应每十年修订一次，而事实上只修订过两次，一次在一九〇二年，一次在一九一八年。修订价目表不过是改动约定的价格，并不是改动税率——税率始终固定在百分之五。改动税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所缔结的通商条约中含有最惠国条款，而除英国之外还有十二个国家适用同一税则，因此任何税率的变动都需要十三个列强一致同意。

当外国列强把门户开放说成医治中国的万灵药时，必须记住：门户开放丝毫不能使中国人享有别的主权国家在关税上通常享有的自主。这一制度所依据的一八四二年条约，并没有别的通商条约所含的那种期限或任何一方可以废约的规定。低税则合乎那些想要在中国为自己的货物找市场的列强之意，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同意任何变更。从前，当我们奉行自由贸易时，我们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强加于中国的政策，与我们自己所采取的是一样的。但别的国家谁也不能拿这话作托词；而如今我们既已用《保护工业法》抛弃了自由贸易，我们自己也不能了。

进口税则既如此之低，中国政府为了岁入，便不得不对一切出口货征收百分之五的最高税。这自然妨碍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大概是个错误。但对财源的需要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中国当局把这项税看作不可或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还有另一种制度，主要是从太平天国时期沿袭下来的，即在各要冲设立内地关卡。这一办法至今仍施行于国内贸易。但与内地通商、并向通商口岸运货或自通商口岸运货的商人，只要缴纳对外税则所定税额的一半，便可免除内地关税。由于这通常低于内地关卡所征之数，这一规定便有利于外国货物而不利于中国货物。内地关卡的制度当然是坏的，但它是相沿已久的，而为它辩护的理由，是岁入不可或缺。中国曾提出以废除内地关卡为交换，把进出口税则作若干统一的提高，英国、日本与美国都同意了。但另外还有十个列强的同意也是必需的，而并非所有国家都能被说服。于是旧制度依然有效，这主要并不能怪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应补充一句：内地关税由各省当局征收，而他们往往把这笔钱截留下来，用于私人的军队与内战。眼下，中央政府还不够强，无法制止这些弊端。

海关的行政只有一部分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依照条约，只要我们对华的贸易超过任何别的缔约国，身居这一机构之首的总税务司就必须是英国人；而一切下属官员的任命，也都操在他手中。一九一八年（我所有数字的最近一年），海关雇用了七千五百人，其中两千人不是中国人。第一任总税务司是赫德爵士，各方一致作证，他把职责履行得极好。就目前而言，现行制度颇有可取之处。总税务司由中国人任命，因此他们可以挑选一个同情中国的人。中国官吏通常腐败而懒散，所以在造就一个近代官僚机构的过程中，外国人的监督是必要的。只要外籍官员对中国政府而不是对外国负责，他们就发挥着一种有益的教育作用，并有助于为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中国国家铺路。中国的难题在于：如何从白人各国取得实务与知识上的训练，而不沦为他们的奴隶。在处理这一难题时，海关所采用的制度在早期阶段颇有可取之处。

与此同时，即便完全撇开税则由条约永久固定这一点不论，海关目前的地位仍严重侵害着中国的独立。海关所能取得的岁入，有很大一部分已抵押给各种借款与赔款，因此海关无法单从中国利益的角度来处置。何况在目前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海关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承认或不承认某个事实上的政府，对中国政治施加相当大的控制。（至少在北方，并没有法理上的政府。）眼下，南方的海关收入被扣住不发，一场人为的破产正在被制造出来。鉴于外交家们那种反动的本能，这构成了内部改革的一个可怕障碍。这意味着：任何认真想要推行根本改良的政府，都别指望享有海关的收入——而海关收入在重建的路上横下了一道令人生畏的财政壁垒。

盐税的情形也与此相仿。它同样被用作各项外债的担保；而为了使这项担保可为人接受，有关的外国列强坚持要在主要职位上任用外国人。与海关的情形一样，外籍稽核由中国政府任命，整个局面在一切方面都与海关的情形相似。

海关与盐税构成对华各项借款的担保。这一点，加上外国人的行政管理，给了列强种种干预的机会，而他们绝无放过之意。这种局面如何被利用，可以用今年一月《泰晤士报》上的三则电讯为例。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泰晤士报》刊出其北京通讯员来电中的下面一段：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国家（中国）几乎只需外国人笔下一挥，便可完全恢复偿付能力，政府也可有一笔可观的收入；而没有这一挥，就必定是破产，不折不扣的破产。尽管内战不断、政局混乱，海关收入仍持续增长，去年更超过历来的纪录，多出一百万镑。华盛顿会议所核准增加的税额，将提供足够的收入，在极少的几年内清偿全部内外浮债，而把那笔丰厚的盐税结余留给政府，不受任何牵累。困难不在于筹钱，而在于找到一个可以把钱托付给它的政府。而这一困难也看不出有解除的指望。

我斗胆以为，倘若满清帝国得以复辟，《泰晤士报》大概就会认为这一困难已经解除了。

至于那笔「丰厚的盐税结余」，该报北京通讯员另有两则电讯（分别发于一月十二日与二十三日），显示出我们把北京政府人为地弄到破产，究竟得了什么好处。第一则电讯（一月十日发出）如下：

中国目前的情形，可以用长江上镇江附近一处大盐务收税站所发生的事情来贴切地说明。忠于中央政府的那部分中国舰队——较好的一半早已投了广州政府——已派出一队炮舰前往该盐务站，并通知北京：若不立即拨付三百万元（约合四十万镑）的欠饷，便将从税收中强行索取。与此同时，长江上巨大的盐运已告停顿。有关各使馆现已向政府递交同文照会，警告它必须立即设法排除对盐运及外籍征收机构行使职权的阻挠。

第二则电讯同样有意思。原文如下：

干涉盐务的问题正呈现出严重的形势。我十日电中所述的那队中国炮舰仍在镇江附近阻断盐运，而一位新的闯入者——吴佩孚（那位开明的军事领袖）的代表——又在汉口的征收机构里安顿下来，力图把收入据为其有力主子之用。英、法、日三国公使因此再度照会政府，声明若这些不合规矩的行径不停止，他们将不得不采取独立行动。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是以盐税为担保的，干涉该机构的外籍管理，即构成对借款合同的破坏。在中国各地，有些独立于北京，有些则不然，当地的督军扣下所征之款，使归外籍稽核机构掌握的总额大为减少；但所余之数一向甚巨，抗议又一向无用，故此至今各方都认为不如默认为宜。然而在长江沿线可以动用海军力量之处发生的干涉，就是另一回事了。鉴于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那些和蔼可亲的决议——列强似乎因此而自缚其手，今后不得在这个国家采取任何积极形式的干预——目前的局面颇堪玩味。鉴于对梁士诒内阁的广泛反对，以及眼下对盐税谈判的干涉，原拟以盐税结余为担保的九千万元（一千一百万镑）借款已被搁置。一月二十八日新年结账关口如何渡过，仍无从解决。

这可真是一场漂亮的把戏：先制造人为的破产，再为由此而生的无政府状态施加惩罚。华盛顿会议竟想插手其间，何其可惜！

否认中国人这些麻烦是自找的，是没有用的——他们拿不出能干而廉洁的官吏。这种拿不出，根子在中国的伦理：它所强调的是一个人对家族而非对公众的义务。人们指望一个官员供给他所有的亲戚以钱财，因此他要清廉，就只能以牺牲孝道为代价。家族制度的衰落，是中国进步的一个生死攸关的条件。整个少年中国都明白这一点；人们不妨指望，二十年之后，中国官吏的廉洁程度或许不会低于欧洲——这算不上什么过分的奢望。但要达到这一步，与西方各国的友好接触是必不可少的。倘若我们执意要像已经激起印度与日本的民族主义那样去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人就会开始这样想：凡是他们与欧洲不同之处，都是他们更好。这话的真实成分，比欧洲人乐意承认的要多；但它并非全然属实，而一旦它被人信以为真，我们在中国行善的力量也就到头了。

我在本章里简略叙述了基督教列强在还能不受日本牵制而自行其是的时候对中国所做的事。但在近代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日本的侵逼。不过在考察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简略谈谈近代日本的兴起——那是东方与西方一种颇为独特的混合，我但愿它不是中国最终将要达成的那种混合的预兆。而在转向日本之前，我要先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状况作一简述；没有这一层，日本在中国的举动便无从索解。

第四章近代中国

中国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地位颇为特殊：就人口与潜在的力量而言，中国是世上最大的国家；而就眼下实际的力量而言，它却是最小的国家之一。由这一情形所引出的国际问题，已被华盛顿会议推到了世界政治的最前列。最终会达成什么样的解决（如果竟有解决的话），现在还无法预见。不过，有若干宽泛的事实与原则，是任何明智的解决都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将在后面几章里设法给出证据，而在开头先简略说明一下，或许也不无益处。第一，中国人虽然至今在政治上不能干、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但在别的方面却拥有一种至少与我们同样好的文明，其中含有世界极其需要的成分；我们若把它毁掉，后果将由我们自己承担。第二，列强加于中国的屈辱与限制不计其数，借口是中国的过失，而唯一真实的原因，却是中国在陆军与海军上的孱弱。第三，就眼下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列强中最好的是美国，最坏的是日本；无论为中国的利益计，还是为我们自己更大的利益计，我们不再扶植日本而转而站到美国一边，都是一大进步——只是这只适用于美国主张中国自由之时，而不适用于日本的自由受到威胁之时。第四，从长远看，除非中国变成军事国家，或者外国列强变成社会主义的，中国就逃不掉外国列强在经济上的支配；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里就包含着强者对弱者的掠夺关系，在国际上与在国内是一样的。一个强大的军事化中国将是一场灾难；所以唯一的终极解决之道，在于欧洲与美洲的社会主义。

说过这些开场的话，我就来谈本章的题目，即中国目前的内部状况。

人所共知，中国在有了四十个世纪的皇帝之后，于十一年前决意要做一个近代的民主共和国。促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略过中国历史的头三千七百年不谈，我们便来到一六四四年满洲人的入主：一个来自北方的好战的入侵者，成功地坐上了龙椅。他着手劝诱中国男人留辫子、中国女人放大脚。过了一段时间，一个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折衷办法出现了：辫子留了，大脚却没有放；新的荒唐被接受，旧的荒唐被保留。这个别具特色的折衷，表明英国与中国有多少共同之处。

满洲皇帝不久便几乎完全中国化了，但服饰与礼俗上的差别，仍使满洲人与他们所征服的那个更为开化的民族区别开来，而中国人对他们内心里始终怀着敌意。自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一连串灾难性的对外战争，以义和团时期的屈辱达于顶点，摧毁了皇室的威望，并使一切有思想的人看清了向欧洲人学习的必要。历时十五年（一八四九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普特南·威尔认为使人口减少了一亿五千万，其惨烈几乎不亚于那场大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洲人能否把它压下去似乎还很可疑；而当他们最终（借着戈登之助）成功时，他们的元气也已耗尽。中国败于日本（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以及义和团事变（一九〇〇年）之后列强的报复，终于使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到需要一个比皇室更好、更近代的政府。但中国的事情动得慢，直到义和团运动之后十一年，革命才爆发。

一九一一年中国的革命是一场温和的革命，精神上类似我们一六八八年的那一场。它的主要推动者孙逸仙——如今是广州政府的首脑——得到共和派的拥护，并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但北洋军仍忠于清室，而且大概能够击败革命党。然而它的统帅袁世凯却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与革命党讲和，承认共和，条件是由他而不是孙逸仙出任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自然得到各使馆的支持，因为他是人们所谓的「强人」，即一个相信铁血的人，不大可能被民主或自由一类的言谈引入歧途。在中国，北方历来比南方更尚武而更不自由；中国若说有什么近代军队，那都是袁世凯用北方兵练出来的。加之他又野心勃勃、反复无常，凡是取信于外交团所需要的品质，他无一不备。不过，鉴于他死后一直存在的混乱，也必须承认，他的政策与手段自有可说之处。

制宪会议颁布了临时约法之后，让位给一个正式选出的国会；国会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开会，以制定永久宪法。袁世凯不久就在总统权限的问题上与国会起了争执，国会想要限制这些权限。国会中的多数反对袁，但袁在军事实力上占着优势。在这种情形下，如所预料，立宪政治不久便被推翻。袁以违宪的方式与外国银行缔结借款，使自己在财政上不再依赖国会（而国会本来是正式被授予了财政权的）。这引起南方起兵反抗，但袁很快把它镇压下去。此后，他经由种种步骤，使自己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绝对统治者。他任命他的军中部将为各省督军，并把北方的军队开进南方。他的政权本可维持下去，只因他在一九一五年想做皇帝，遭到了一场成功的反抗。他死于一九一六年——据说是忧愤而死。

自那以后，中国就只剩下混乱。袁所任命的督军们，在他那只强硬的手撤去之后，便不肯服从中央政府，而他们的军队则恐吓着驻扎所在的百姓。从那时起内战不断，通常并不是为了什么明确的主义，而只是为了决定若干互相竞争的将领中谁来统治哪几群省份。南北之争依然存在，但已大半失去其宪法上的意义。

统治一省或数省的军事长官称为督军，他们不理会北京，专横地统治着，并对其治下各地的居民横征暴敛。除了由外国人征收并管理的那部分（如盐税）之外，赋税收入都被他们截留。名义上他们由北京任命，实际上却只依靠本省士兵的拥护。中央政府几近破产，通常无力发饷，士兵便靠劫掠、以及督军认为不妨拿出来分给他们的那一部分不义之财过活。每当某一派眼看要完全获胜，日本人便支持它的对手，以便内争得以延长。我在北京的时候，三位最重要的督军聚会于此，商议如何分赃。他们对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只是勉强敷衍；而在外国列强眼里，这两位仍是中国的官方代表。这个倒霉的名义政府不得不从一个破产的国库里付给这三位大人物一笔钱——据报纸说是九百万元——才换得他们离开京城。分得最多的是张作霖，满洲的统治者，一般都说他是日本的工具。付给他的那一份名义上是为了资助一次远征蒙古——蒙古已经宣告脱离；但没有一个人真以为他会去远征，而事实上他此后一直待在奉天。

不过，在极南方却建立了另一种政府，对它人们是可以怀有几分敬意的。广州历来是中国激进思想的中心，一九二〇年秋成功地摆脱了北方驻军的暴政，建立起一个在孙逸仙领导下进步而有效率的政府。这个政府如今辖有两省：广东（广州为其省会）与广西。一时间它似乎有望取得整个南方，但被北方将领吴佩孚在邻省湖南的胜利所阻。它的敌人指称它怀着征服的企图，想把全中国统一在自己治下。就一切可以查明的方面而言，这是一个值得一切进步人士支持的政府。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的文章里，已经申述过它的长处，以及它从香港和一般英国人那里所遭到的刻毒敌视。这种敌视，一部分出于一般原则，因为我们不喜欢激进的改革；一部分则由于卡塞尔合同。这份合同——在中国是常见的一类——本可给我们对广东省铁路与矿山的实际垄断。它是与前一个政府订立的，只待批准；但政府的更迭使批准成为不可能。新政府很恰当地得到美国人的友好相待，其中一位申克先生与新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与我们同旧政府所订的那份大同小异。然而美国政府并不支持申克先生，英国政府却支持卡塞尔合同。于是我们失掉了一项极有价值、虽然也极不公道的特许权，而原因只在于：我们——而不是美国人——宁取陈腐腐败的东西，而不取生气勃勃、诚实正派的东西。此外，据我了解，申克合同之所以作废，是因为申克先生未能筹到必需的资本。

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自然十分可叹，每一个中国的朋友都必定盼望它早日结束。但若把这祸害夸大，或者以为它在程度上可与欧洲所忍受的祸害相比，那就错了。中国不应与欧洲的某一个国家相比，而应与整个欧洲相比。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泰晤士报》上，我看到一篇悲观的文章，题为《中国之危：十几个互相对立的政府》。可是在欧洲，政府的数目远不止十几个，而它们之间的仇恨也远比中国的激烈。欧洲军队的数目比中国大得不可比拟，他们所配备的杀人利器更是好得无以复加。停战以来欧洲的战事之多，同一时期内是中国无法相比的。你可以从头到尾穿过中国，而十之八九看不到战争的迹象。中国的战事很少血腥，打仗的是雇佣兵，他们对自己号称在为之而战的事业毫无兴趣。我倾向于认为，眼下中国的居民，平均说来，比整个欧洲的居民要幸福些。

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的政治改革一旦成为可能，就必须采取联邦宪法的形式，给各省以极大的自治权。分省由来已久，省的观念也很强。革命之后，曾试行一部多少类似我们的宪法，只是以总统代替了国王。但一部非联邦制的宪法要运行得好，需要一个没有多少地方观念的同质的居民——这从我们自己在爱尔兰的经验里就看得出来。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今日大多数进步的中国人都赞成联邦宪法，留给中央政府的除军备、外交与海关之外便所剩无几。但要摆脱现存的军事无政府状态，困难极大。中央政府无法遣散军队，因为它找不到钱来发饷。必须从国外借到足够的钱，才能遣散军队并为他们安置新的生计。但是否有哪一个或哪几个列强肯借出这样一笔钱而不索取中国仅存的那一点独立作代价，却是可疑的。因此人们只能希望，中国人不知怎地能找到一条路，不必借重太多外国的援助而脱出困境。

某一位督军成为至尊，然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而与立宪派交好，这也绝非不可能。中国是一个舆论很有分量的国家，想要得到人们的好评这一愿望，颇有可能把一位得胜的军人引上爱国的道路。眼下有两位督军比其余任何人都更重要，即前面已经提到的张作霖与吴佩孚。张作霖在满洲独尊，又有日本人的有力支持；他代表着中国一切最反动的东西。吴佩孚则相反，据称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是一位能干的将领；不久以前，他名义上奉北京之命，在长江流域与湖南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从而给广州的希望以一击。很难看出他如何能与广州政府达成协议，尤其是在后者与张作霖结盟之后；但在中国其余的地方，他或许能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设法以立宪的办法使之持久（见附录）。倘若如此，中国或许能得一口喘息之机——而所需要的，也不过就是一口喘息之机。

除了通商口岸与少数有矿的地区之外，中国的经济生活仍完全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态。北京有将近一百万居民，占地极广，因为那里的房屋一律只有一层，环着一个院子而建。然而它没有电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市郊火车。就我所见，全城的工厂烟囱不过两三根。除了行乞、经商、行窃与在政府里当差之外，人们靠手艺为生。产品精美，活计也不像看管机器那样单调，但工时很长，工钱少得微乎其微。

中国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人口从事农业。南方的主要产物是稻与茶，北方的主要作物则是麦与其他谷物。南方雨量极大，北方的雨量却只勉强够使土地不致成为沙漠。一九二〇年秋我到中国时，北方大片地区因旱灾而遭受可怕的饥荒，其惨重大概不亚于一九二一年俄国的饥荒。由于不牵涉布尔什维克，外国人放赈时便毫无犹豫。至于中国人，他们把它看作命运的一击而逆来顺受；就连因此而死的人也持这种看法。

土地大部分掌握在自耕农手里，他们又把田产分给诸子，以至于每人所分之数仅够养活自己和家人。因此，一旦雨水少于往常，饿死的人便不计其数。当然，用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一时是可以防止饥荒的；用造林的办法，也可以防止旱涝。多修铁路、多筑好路，可以极大地改善市场，或许能使农民富裕一代人之久。但从长远看，如果出生率真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高，那么只要他们的家口仍旧这样多，他们的贫穷就无法根治。据许多著作者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若果真如此，那么方法上的任何改良所带来的好处，只会使更多的孩子活下来，从而使土地分得更细，最后又回到同样的贫穷程度。唯有教育与更高的生活标准，才能除去这些祸害的根本原因。而大规模的国民教育，自然要等到有了更好的政府与足够的岁入才有可能。即便撇开这些困难不论，眼下也还没有足够多合格的中国教师，可供普及初等教育之用。

除了战争之外，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冲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业的，一种是思想的。两者都仰仗军备的威望；倘若我们不曾在战争中打败中国人，他们既不会为我们的贸易开放口岸，也不会为我们的思想开放心灵。但我们与这个中央帝国往来时那种军事的开端，如今已退到了背景之中；在任何阶层里，人们都感觉不到对外国人本身有什么强烈的敌意。要论证与白种人往来对中国是一场不幸，并不困难；但显然中国除了那种不讲道理的保守成见压倒一切别的考虑之处外，没有人持这种看法。中国人有很强的经商本能，又有相当的求知欲，我们所投合的正是这两样。无论在私交上还是在政治上，只要有起码的一点体面，就足以赢得他们的友谊。而且我想，他们的思想之能丰富我们的文化，不亚于他们的商业之能丰富我们的钱袋。

在通商口岸，欧洲人与美国人住在自己的区域里，街道铺得好、点得亮，房屋是欧式的，店铺里满是美国货与英国货。通常另有一片中国人的城区，街道狭窄，店铺装饰得花花绿绿，还有中国特有的那种浓郁混杂的气味。人常常一穿过一道门，便忽然从这一边到了那一边；在领略过旧城那种欢快而杂乱的美之后，欧洲那种丑陋的整洁与上教堂似的一本正经，给人一种奇特而复杂的印象，一半是爱，一半是恨。在欧洲人的城区里，人找到安全、宽敞与卫生；在中国人的城区里，则是浪漫、拥挤与疾病。尽管我喜爱中国，这种转换却总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欧洲人；对我来说，中国式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幸福。但把贫穷与疾病都一一扣除之后，我仍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生活带给中国人的幸福，多于英国的生活带给我们的幸福。至少在我看来，对男子而言确乎如此；对女子，我想就不然了。

上海与天津是白人的城市；初见上海，人会纳闷旅行究竟有什么用，因为与自己所惯见的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通商口岸——每一处都是欧洲影响的中心——实际上遍布全中国，并不限于沿海。汉口是一个极重要的通商口岸，几乎恰在中国的正中。长江把中国分为南北；从北京到广州的路线把中国分为东西。这两条分界线在汉口相交，而汉口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从北京到汉口有铁路，原为法比合办，现归中国政府所有。从汉口对岸、江南的武昌起，本应有一条铁路通到广州，但目前只修了一半，到长沙为止——长沙也是通商口岸。这条铁路的完成，加上码头的改善，将大大提高广州的重要性，而降低香港的重要性。

在通商口岸，商业是主要的行当；但在长江下游以及某些矿区，工业主义已现端倪。中国出产大量原棉，多半用原始的方法加工；但也有若干按近代方式经营的纱厂。倘若低工资对雇主就意味着廉价劳动力，兰开夏便没有多少指望了，因为在华南，棉花就产在当地，气候潮湿，又有取之不尽的勤勉苦力，肯为英国工人拿了简直无法糊口的工钱做极长的工时。然而兰开夏所要惧怕的，并不是那些工钱过低的中国苦力；要等到方法与教育的改良使中国工人能挣到好的工钱，中国才会成为可畏的竞争者。与此同时，在中国，与在任何别的国家一样，工业的开端是龌龊而残酷的。知识界人士希望有人告诉他们一种不那么可怕的方法，好让他们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但至今还看不到这样的方法。

中国的知识阶层地位十分特殊，与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同。世袭贵族在中国实际上已绝迹约两千年，而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国家一直由竞试中的及第者治理。这就使受过教育的人享有别处属于统治贵族的那种威望。虽然旧式的传统教育正在迅速消亡，高等教育如今讲授近代的科目，但学问的威望却存留了下来，舆论仍旧准备着接受有学问资格的人的影响。督军们——包括张作霖在内，其中许多人是绿林出身——自然大多愚昧无知，不能分有这种态度；但这本身就使他们的统治孱弱而不稳固。少年中国——即那些或在国外、或在国内的新式学堂里受过教育的人——的影响，远比在一个不那么尊重学问的国家里要大。这大概是这种局面中最有希望的一点，因为新式学生的数目正在迅速增加，而他们的眼光与志向是可钦佩的。再过十年左右，他们大概就强大得足以使中国再生了——只要列强肯让这十年过去而不采取任何激烈的行动。

设法理解少年中国的眼光与潜力，是很重要的。我的时间多半是在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度过的，我愿意对他们的心智略述一二。在我看来，人已经可以分辨出两代人：年长的一代，曾极其艰难地、几乎是孤身一人地从传统的儒家成见中杀出一条路来；年轻的一代，则发现新式的学堂与学院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们，里面有一整个具有近代头脑的世界，准备着在那场对家族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中给予同情与鼓励。年长的一代——年龄从三十岁到五十岁不等——所经历的内外斗争，类似达尔文与穆勒那一代理性主义者的斗争。他们不得不痛苦地、费尽无穷气力地把少年时灌输进去的信念从头脑里清除出去，把思想转向一种新的科学与一种新的伦理。设想（比方说）普罗提诺被从冥府召回，又奇迹般地被迫去敬重亨利·福特先生；这便可以使你略略想见，这些人为了成为欧洲人所必须跨越的是多少个世纪。他们中有些人被这番努力弄得有些倦了，精力多少已经耗去，创造的独到之处也不复有了。但凡是明白他们在自己头脑里完成了怎样一场内部革命的人，对此都不会惊讶。

不可以为一个有能力的中国人掌握了我们的文化之后，就成了纯然的模仿者。这种事在二流的中国人身上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他们改信基督教的时候；但在最好的那些人身上不会发生。他们仍旧是中国人，即便已经把欧洲文明吸收进去，也仍对它持批评的态度。他们保持着一种水晶般的坦白，以及对道德力量之效力的一种动人的信念；工业革命还不曾影响他们的思维过程。当他们相信某种见解重要时，他们便摆出赞成它的理由来传布它；他们不会包下报纸的头版去登广告，也不会在铁路沿线的广告牌上竖起「某某人的见解最佳」。在这一切上，他们与更为先进的国家、尤其与美国大不相同；把见解当作肥皂来对待，这种念头他们从来不曾有过。他们也不佩服冷酷无情，不爱那种不问目的的忙乱活动。他们既已抛弃了自幼所受的成见，却并没有接受一套新的成见，而是在思想上保持着真正的自由，能够诚实地就任何一个主张本身的是非来加以考量。

然而年轻的一代还有比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更多的东西。因为斗争少些，他们保留了更多的精力与自信。开路者的坦白与诚实仍在，而更添了一分要在社会上见效的决心。这或许只是青年天然的性格，但我想不止于此。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往往在足够早的年纪就接触了西方观念，因而不经大的挣扎便把它们吸收了，于是获取知识时不必被精神上的冲突撕扯。而且他们一开始就能从中国教师那里学到西方的学问，这使这一过程不那么艰难。当然，即便最年轻的学生也仍有守旧的家庭，但他们在抵抗家族的要求、在不只于理论上、而且于实际上认识到中国传统对老者的尊崇很可能已经过了头这一点上，比他们的前辈少些困难。我在这些青年人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等到一点阅历教会他们处世的智慧，我相信他们将能把中国的舆论引向它应当去的方向。

有一种中国的传统信念很难死去，那就是：正确的伦理情操比详尽的科学知识更为重要。这一看法自然源自儒家传统，而在一个工业化以前的社会里多少是不错的。卢梭或约翰逊博士会赞成它，大体说来，边沁一派以前的人人都会赞成它。我们西方如今则摆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倾向于认为技术上的效率就是一切，道德的目的什么也不是。一艘战舰不妨看作这种观点的具体化身。譬如当我们读到某种新的毒气、一架飞机投下一枚炸弹便可灭掉整整一座城市时，我们心头一凛，自以为那是恐惧，其实是对科学本领的快意。科学是我们的神；我们对它说：「你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你。」于是它就杀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毛病，却有与之相反的毛病，即相信好的用心是唯一真正必需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政府的林业顾问谢飞西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在英国使馆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中国林业的若干国家方面》。在这篇演讲里，他证明了（就一个不懂林业的人所能判断的而言）：中国如今荒废着的大片土地宜于造林；眼下木材（例如铁路枕木）的输入完全没有必要；而各河源头的山坡若重新造林，常常席卷整片地区的洪水将大半可以避免。然而要使哪怕最热心改革的中国人对造林发生兴趣，也往往很难，因为这不是一个容易生出道德热情的题目。人们在坟旁种树，因为孔子说过应当如此；倘若儒学消亡，连这些树也要被砍掉。而有公共心的中国学生学的是我们大学里所讲授的那种政治理论，对树木有什么用处这类卑微的问题不屑一顾。在把（比方说）两院之间的正当关系学了个通透之后，他们回到国内，却发现某位督军已经把两院一并解散，正以我们教科书里不曾考虑过的方式统治着。我们的政治理论只在西方才是真的（如果在那里也算真的话）；我们的林业理论却在哪里都同样真。然而中国学生最急于要学的，偏偏是我们的政治理论。同样，对工业流程作实地的研究本可极其有用，中国人却宁愿研究我们理论上的经济学——那除了在工业已经发达的地方之外，几乎无从应用。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如今都开始有了显著的好转。

使我们的思想眼光与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眼光有别的，是科学。中国人，即便是最近代的中国人，也仍指望从白人各国、尤其是美国那里，取得道德箴言来代替孔子的箴言。他们还没有领会：就大体而言，人的道德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他们敢作多少恶就作多少恶，不得不行多少善就行多少善。若说我们与中国人在道德上有什么差别，那是我们更坏，因为我们精力更足，因而每天能犯下更多的罪行。我们要教给中国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关于治国的伦理箴言，而是科学与技术的本领。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难题，是取得西方的知识而不沾染那种机械的眼光。

我所谓「机械的眼光」是什么意思，或许还不清楚。我指的是一种在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基督教青年会里同样存在的东西；一种把这三者与中国的眼光区别开来的东西，而我个人认为它极其有害。我指的是这样一种习惯：把人类看作原料，要用我们科学的摆布把它塑造成任何碰巧合乎我们心意的形状。从持这种观点的个人来看，事情的实质在于：培植意志而牺牲观察，狂热地在道德上相信我们有责任强迫别人实现我们对世界的构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大受帝国主义这一信条的困扰，却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猛烈围攻，而他往往过于容易成为其中之一的俘虏：从前者学得对阶级斗争与共产党专政的信仰，从后者学得对冷水浴与哑铃的神秘功效的信仰。这两种信条在其西方的信奉者身上，都包含着对其余人类的轻蔑——除非把他们看作可能的皈依者；也都包含着这样的信念：进步就在于一种教义的传播。它们都包含着对统治的信仰，以及一种违反自然的生活。这种观点虽然被我称作机械的，其实与宗教一样古老，只是机械使它有了新的、更毒的形式。中国最早的哲人老子写他的书，就是为了反对它；而他的门徒庄子则把他的批评写成了一则寓言：

马有蹄，可以践霜雪；有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跳跃于原野。这就是马的真性。华美的屋宇于它毫无用处。

有一天，伯乐出现了，说：「我善于治马。」

于是他给马烙印，剪它们的毛，削它们的蹄，给它们套上笼头，拴住脑袋，绊住脚，把它们排在马厩里，结果十匹里死了两三匹。然后又让它们挨饿受渴，教它们快步，教它们奔驰，给它们梳洗修剪，前有缨辔之苦，后有鞭策之威，到头来死掉的已经过半。

陶匠说：「我对泥土可以为所欲为。要它圆，就用规；要它方，就用矩。」

木匠说：「我对木头可以为所欲为。要它弯，就用钩；要它直，就用绳。」

可是我们凭什么以为泥土与木头的本性，愿意受这规矩钩绳的摆布呢？然而每一个时代都称颂伯乐善于治马，称颂陶匠与木匠善于治泥治木。那些治理天下的人，所犯的正是同样的错误。

老子所开创、庄子为其主要使徒的道家虽然被儒家挤到了一边，但这则寓言的精神却深深渗入了中国的生活，使它比西方那种更凶悍的生活更为温文、更为宽容，更耽于静观、更善于观察。中国人看外国人，就像我们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要看看他们是否「饮水而翘足跳跃于原野」，大体上是要从他们古怪的习性里得点乐子。他们不像基督教青年会那样，并不想改变外国人的习性，正如我们并不想给动物园里的猴子穿上裤子、系上硬胸衬衫。而他们彼此相待的态度，通常也同样宽容。他们成了共和国之后，并不像别的民族那样砍掉皇帝的脑袋，而是留给他尊号、宫殿，以及每年四百万元（约合六十万镑）；他和他的臣属、太监与礼仪至今犹在，只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或影响。同一个中国人交谈，你会觉得他是在设法理解你，而不是要改变你或干涉你。他这番尝试的结果，或许是一幅漫画，或许是一篇颂词，但无论哪一种，都充满细腻的体察与含蓄的诙谐。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看过许多幅画，其中我特别记得几幅鸟：一只鹰扑向麻雀，一只雕用爪子抓住一根粗大的树枝，几只水禽在雪中独脚而立、一副怅然之态。所有这些画都显出那种富于同情的理解，而人在他们待人接物之中也能感到这种理解——这东西我或许最好描述为尼采的反面。可惜这种品质在战争中毫无用处，而外国各邦正竭力要把它铲除。但它是一种价值无穷的品质，我们西方世界所有的实在太少了。加上他们精妙的美感，这种品质使中华民族格外可爱。我们加于中国的损害是恣意而残忍的，是为了野蛮的百万富翁们粗鄙的享乐，而毁掉某种纤细可爱的东西。韦利先生自中文译出的诗中有一首题为《商人》，它所表达的，大概比我所能表达的更准确地说出了中国人胜过我们的地方：诗中说，商人们夸耀自己的精明与机巧，论到哲学却像稚子；他们彼此吹嘘得手的攫取，却不去想这副身躯最终的归宿；他们如何懂得那位玄真之士——他在一只玉杯中看见了广大的世界，以澄明的领悟超脱了天地，乘着变化的车驾，进入了不变之门。

我但愿能指望，对「玄真之士」的几分敬意，会进入我们那些西方文化使徒的心里。但既然这是万万不能的，就只好另寻别的途径来解决远东问题了。

第五章维新以前的日本

对近代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外国是日本。要理解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对这个国家有所了解；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它。

读日本的历史，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同样的势力与同样的信念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持续不衰。日本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以一场「复古」开始的，而这场复古与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的那一场颇为相似。佛教于公元五五二年自朝鲜传入日本。与此同时，也是经由同一来源，中国文明在日本变得远比从前几个世纪偶尔往来时所知的更为人所熟悉。这两样新事物都博得了好感。公元六〇八年，两名日本学生（后来又有许多人跟着）前往中国，去掌握那个国家的文明。日本人是一个讲究试验的民族；在全国采纳佛教之前，他们先命一两位显要的朝臣去信奉它，以便看看他们比起传统神道教的信徒来，究竟是更兴旺还是更不兴旺。几经波折之后，人们认为这场试验的结果有利于那个外来的宗教；作为一种宫廷宗教，它取得了比神道更高的威望，虽然神道从未被排挤出去，并且直到十三世纪一直是农民的主要宗教。值得注意的是，迟至十六世纪，出身农家的丰臣秀吉，对「神之道」（「神道」就是这个意思）的评价仍远高于佛教。近代神道的复兴，大概正因为民众中那些不大出声的部分始终信奉着这一宗教，才得以顺遂。但就史书上提到的那些人物而言，佛教所占的分量远远大于神道。

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那场复古的目的，至少有一部分是要恢复公元六四五年的制度。而公元六四五年那套制度的目的，又是要恢复那美好的古昔所通行的政体。至于那些确立了美好古昔之政体的人，其目的何在，我就不敢妄言了。不管怎样，公元六四五年以前的这个国家，已经落入封建制度与内部纷争之中，而天皇的权力则衰微到了极点。天皇本来握有民政之权，却听任那些大封建主取得了军事上的控制，以致民政政府沦于被人轻蔑的地位。同较为优越的中国文明的接触，使有见识的人认为，中国的制度值得效法，中国的道德与宗教也值得效法。中国皇帝是天子，于是天皇也就成了天照大神的后裔。中国皇帝只要碰上是个有魄力的人，就确实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天皇也必须被弄成如此。

中国在促成公元六四五年那场复古中的影响，与欧洲在促成一八六七至一八六八年那场复古中的影响，两者之间的相似，默多克表述如下：

一八六三年夏天，有四个长州青年，靠着几位好心的苏格兰朋友的帮助，被偷偷送上一艘英国轮船；那几位朋友同情他们前往欧洲求学的志向。这些朋友大概不知道，四人当中有几个，数月之前还是火烧御殿山英国公使馆的主角；他们更绝不会疑心，这四个青年真正的使命，是去掌握西方文明的秘密，而其唯一的目的，却是把西方蛮夷赶出日本的神圣国土。伊藤公爵与井上侯爵——他们正是这支冒险的四人小队中的两位——常常讲起，他们抵达伦敦、在那些被鄙夷的西方蛮夷的本土上看见他们时，是何等迅速地醒悟过来。他们回到日本，立刻成了一种新学说的使徒；他们卓有成效的宣讲，对于大日本今日在世界列强中所居的地位，关系甚大。

那两位在公元六〇八年前往中国的学生，「为自己的国家所立的功勋，也许比伊藤与井上所立的还要显赫。因为在一八六八年的革命中，运动的领袖们为了求得大量的启示，回溯到了公元六四五至六五〇年那个时期；而当时真正具有政治知识的人，正是那两位国博士。」

政治上，公元六四五年及紧接其后的那段时期所做的事，同路易十一与黎塞留在法国所做的并无二致——抑裁大贵族而抬高君主，以民政的司法取代军事的无政府状态。这场运动被其推动者说成是一场复古，其真实程度大概与一八六七年那次相仿。在后一次，就天皇的权力而言确是复古，但就西方思想的引入而言却是革新。同样，在公元六四五年，关于天皇所做的是回到过去，而在传播中国文明方面所做的却正相反。在这两次里，必定都有着同样奇特的好古倾向与改革倾向的混合。

在此后的日本历史中，直到维新为止，人们似乎看见两种相反的力量在争夺对人心的主宰：一方面，是得自中国的政制、文明与艺术的观念；另一方面，是本土那种趋向封建制度、氏族统治与内战的倾向。这种冲突，与中世纪欧洲教会同桀骜的男爵们之间所进行的那种冲突极为相似：教会代表着得自罗马的观念，而男爵们则挣扎着要保住古代条顿人的生活方式。亨利四世在卡诺莎，亨利二世为贝克特而苦行谢罪，代表着文明对粗野活力的胜利；类似的情形，在日本也不时可见。

六四五年之后，天皇的政府在几个世纪里确有实权，但渐渐地越来越落入武人的支配之下。只要它还有财富（这财富在它失去权力之后还延续了很久），它就仍旧代表着日本最有文明的东西：研习中国文学，奖掖艺术，并且力图保存对蛮力以外的某种东西的敬意。然而那些公卿（他们自始至终与军事的封建首领截然有别）是那样地衰颓孱弱，那样地僵固而不求进步，以至于由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套制度来治理国家，是断无可能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世纪的教会大不相同：谁也不能指责教会缺乏活力，虽然封建贵族的活力也许还要更大。因此，欧洲的教会通常战胜了世俗的君主，而在日本发生的却恰恰相反：天皇及其朝廷一直沉沦到愈来愈被人轻蔑的地步，直到维新为止。

日本人有一种奇特的癖好，喜欢把实际的政府与名义的政府分开，把排场留给后者，把权力的实质留给前者。起初是天皇们习于让位给自己年幼的儿子，而实际上仍旧执政，并且往往是在某座寺院里执政——他们在那里做了僧人。后来是代表军事权力的将军成了至尊，但仍以天皇的名义施政。「将军」一词不过是「统帅」的意思；我们称为「将军」的那些人，全称是「征夷大将军」，意思是「征服蛮夷的大统帅」；所说的蛮夷，就是日本的土著阿伊努人。以维新以前大多数时候的那种形式最早担任此职的，是源赖朝，一一九二年由天皇授予他这一称号。但没过多久，将军也几乎同天皇一样成了傀儡。习惯把将军之职限于源氏一族，而实权则由执权以将军的名义行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将尽之时；当时恰好当世的最高军事统帅德川家康属于源氏，因此能够自任将军。他和他的子孙一直担任此职，直到维新时废除为止。然而维新并没有终结在名义政府背后另有一个实际政府的做法。首相及其内阁被当作日本政府呈现于世人面前，而真正的政府却是元老，即那班元老重臣，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里详说。

日本人拿佛教所做的事，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条顿各民族拿基督教所做的事。佛教与基督教在起初，精神上是很相像的。二者都是以弃绝尘世来求得圣洁为目标的宗教。二者都不理会政治、政府与财富，而以来世取而代之，视之为真正要紧的东西。二者都是和平的宗教，教人温良与不抵抗。但二者在使自己适应好战的蛮族的本能时，都不得不经历巨大的变形。在日本，兴起了众多宗派，所传的教义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大乘的正统。佛教变得国家化、军国主义化；大寺的住持成了举足轻重的封建首领，他们的僧众构成一支军队，一有风吹草动便准备厮杀。围攻寺院、与僧兵交战，在日本历史上层出不穷。

众所周知，日本人在领教了西方传教士与商人约一百年之后，决意把国门对外国人完全关闭，只留下同荷兰人一种范围极窄、监视极严的通商。葡萄牙人初到日本，是在一五四三年前后，而他们最后被逐，是在一六三九年。在这两个年份之间所发生的事，对于理解日本很有教益。最初来的葡萄牙人带来了基督教与火器，日本人为了后者的缘故而容忍了前者。那时国内几乎没有中央政府，各地大名彼此不断交战。西南的九州岛比日本其他部分更不受那点仅有的中央权威的约束，而葡萄牙人最初登陆、并且自始至终主要活动的，正是这个岛（长崎港就在岛上）。他们自澳门前来通商，运来货物、火绳枪与耶稣会士，较大的船上还载有火炮。人们发现他们很看重基督教的传播；有些大名为了得到他们的贸易与枪炮，便听任耶稣会士为自己施洗。那时候的葡萄牙人，似乎确实更热心于招徕信徒，而不是扩展贸易；后来日本人开始反对传教士而仍愿通商时，无论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肯罢手不去帮那些神父。然而，倘若葡萄牙人能够守住教皇敕书所赐予他们的那份独占，一切原本或许都不会出岔子。他们对贸易的独占，是与耶稣会对传教活动的独占联在一起的。可是从一五九二年起，来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同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竞争起来；西班牙人带来的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传教士，也同葡萄牙人带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竞争起来。他们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在遭受迫害的时候也是如此；而日本人自然就相信了双方彼此的指控。而且，当他们被人拿出地图、看到西班牙国王领地之广时，便为自己的民族独立而惊恐起来。一五九六年，一艘西班牙船圣腓力号在自马尼拉驶往阿卡普尔科的途中，在日本近海遇上了无风。当地的大名执意派人把它拖进自己的港口，并且吩咐那些人把它弄到沙洲上搁浅，他们照办了。于是他就把估价六十万克朗的全部货物据为己有。然而正在迅速攫取日本最高权力的丰臣秀吉，认为这样大的一笔横财不该落到一个私人手里，便派一个名叫增田的人去讯问那位西班牙领航员。领航员讲道理讲不通，便想吓唬对方。

他拿出一幅世界地图，在上面指出腓力二世领地之广。增田于是问他，何以竟有这么多国家被弄得承认一个人的统治……「我们的国王，」这位直言不讳的水手说，「先是把教士派到他们想征服的国家里去，诱使那里的人信奉我们的宗教；等到教士们已有可观的进展，就派军队去，同那些新基督徒联合起来，于是我们的国王要办成其余的事，也就不费什么力气了。」

由于西班牙与葡萄牙此时都臣属于腓力二世，葡萄牙人也受到了这番话所引起的猜疑之累。而且，正与西班牙交战的荷兰人开始同日本通商，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不利于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方济各会士以及一般天主教徒的话都说了出来。一位快人快语的伊丽莎白时代船长威廉·亚当斯在日本遇难漂到岸上，受人讯问时，自然就用一个英国人的口吻，把那支无敌舰队的主谋者们大大数落了一番。由于此时日本人已经掌握了火器的使用与制造，他们便开始觉得，从那些基督教国家那里再没有什么可学的了。

与此同时，先后三位伟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已经成功地统一了日本，摧毁了封建诸侯的半独立地位，并且确立了那种内部的太平；这太平一直延续到维新，前后近两个半世纪。因此，中央政府对外国人及其宗教无论要采取什么政策，都能够贯彻施行。耶稣会士与托钵会士在日本一共招徕了为数可观的信徒，大约有三十万人。其中大多数在九州岛，那是丰臣秀吉最后才征服的地区。他们容易有二心，不仅因为他们信基督教，也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一八六七年反抗将军的举事，正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而九州岛的首要藩国萨摩，自维新以来除了一八七七年叛乱期间之外，在政府中一直握有很大的权力。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这些运动中，哪些属于基督教，哪些不过是对中央政府的敌意，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不管怎样，德川家康决意大力迫害基督徒，如果可能的话，又不要因此失掉对外贸易。他的后继者则更加反基督教，而对贸易更不在意。在一六三七年一场流产的起事之后，基督教被铲除净尽，对外贸易也以极严厉的措辞加以禁止：

只要太阳还温暖着大地，就不许任何基督徒胆敢来到日本；并且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使腓力国王本人，甚或基督徒的上帝本身，或是伟大的释迦，违犯此禁，也都要以头颅相抵。

对基督徒的迫害虽然狠毒而且极其残酷，其缘由却不是宗教上的不宽容，而纯粹是政治上的动机。当时有理由担心，倘若西班牙国王企图征服日本，基督徒会站到他那一边；而且即便没有外国势力插手，也有理由担心基督徒会反叛那新近确立的中央权力。经济上的盘剥，就这个词的近代意义而言，那时还不能脱离政治支配而独立存在；假如没有被征服之虞，日本人本是欢迎通商的。他们似乎高估了西班牙的力量，西班牙断然征服不了他们。那时日本的军队远比欧洲的军队庞大；日本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火器；他们的战略知识也很高明。国都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约有一百万居民。日本的人口大概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因此，要抵御欧洲所能派出的任何远征，原本不费什么事。甚至要攻取马尼拉也是容易的——丰臣秀吉一度就有此打算。但我们完全能够体会，一幅把整个南北美洲都画作腓力二世所有的世界地图，会是何等骇人。何况日本政府还派出假装皈依的人前往欧洲，他们在那里做了神父，谒见了教皇，深入到西班牙最机密的议事之中，把欧洲帝国主义所盘算的种种奸恶尽行摸清。这些密探回国后把所见呈报政府，自然更增其恐惧。因此，日本人决意不再与白人往来。无论对这一政策能说出些什么反对的话来，我总不能相信它是不明智的。

在两百多年里，直到一八五三年美国佩里准将的舰队到来为止，日本享有完全的太平，以及几乎完全的停滞——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段兼有这两者的时期。到那时，它又不得不向西方各国学习使用火器的新课业，并且在学会以前放弃锁国的政策。等到学会了，我们或许就会看见又一段闭关自守的时期。

第六章近代日本

近代的日本民族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这个时代如此，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它把多数欧洲人本会以为全然不能相容的种种成分结合在一起；它把一个原初的方案实现到了人世间罕有其匹的程度。今日存在的这个日本，几乎恰恰就是一八六七年维新领袖们所要造成的那个日本。世上发生过许多不曾预料到的事：美国兴起，俄国衰败，中国成了共和国，那场大战粉碎了欧洲。然而在这一切变动之中，日本的当国者始终沿着明治初年为他们划定的道路走下去，而全国也以愈来愈不渝的忠诚跟着他们走。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同样鼓动着领袖与追随者：帝国的强大与扩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政策，把近代美国的力量之源与布匿战争时代罗马的力量之源结合起来，把战前德国的物质组织与科学知识，同《约书亚记》里希伯来人的人生观合为一体。

一八六七年以来日本的变化是惊人的，人们也确曾为之惊叹。但更加惊人的是：知识与生活方式上如此巨大的变化，竟在宗教与伦理上带来了那么少的变化；而它在这些方面所带来的那点变化，竟又是朝着与人们自然预料的相反的方向去的。科学照理是趋于理性主义的；然而科学知识在日本的传播，却与天皇崇拜的大大加强同时发生——而天皇崇拜正是日本文明中最不合时宜的一点。对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理论来说，日本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国家。它所完成的东西方的综合，是一种最为特别的综合。其中属于东方的成分，远比表面上看得出来的要多；而属于西方的成分，则凡有助于国家效率的，无不具备。东西成分是否真有一种融合，却是可疑的；国民那种神经上的亢奋，令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里有某种紧张而勉强的东西，不过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现象。

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始终有两条各不相同的线索：一条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战前德国的相仿；另一条则承自封建时代，更像是一七四五年以前苏格兰高地的政治。给近代日本作史，并不在我的意图之内；我只想把支配那个国家的种种事件与运动的力量勾画一个轮廓，并举出必要的例证。关于日本政治，有许多好书；我觉得最能给人教益的一本，是麦克拉伦的《明治时代日本政治史（一八六七至一九一二）》。要看明治初年日本的景象，小泉八云当然是无价之宝；他的《日本：一种解释》一书，显示出在樱花那一套失去新奇之后，他渐渐看清了日本性格中冷酷的那一面。关于樱花，我不会多谈；我在日本的时候，它并不开花。

一八六七年以前，日本是各藩的封建联合体，中央政府握在将军手里；将军是自己那一藩的首领，但对其他较强的藩，绝不能说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权。历代不同时期有过各种将军家系，但自十七世纪以来，将军之职一直在德川一族。在德川幕府的整个时期里，除了最初的几年，日本一直对外闭关，只与荷兰人有一种范围严格受限的通商。近代是由两桩变化开启的：其一，国门被迫向西方贸易开放；其二，权力自德川一族转到萨摩与长州两藩手里——自那以后，日本便一直由它们治理。不认清这些当政的力量的性质，以及它们扎在往昔封建制度里的根，就无从理解日本、它的政治与它的种种可能。因此，在讲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前，我先把这些内部的动向勾画一下。

一八六七年名义上所发生的事，是天皇恢复了权力——自十二世纪末以来，他一直被将军完全遮蔽。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天皇似乎被平民百姓当作一位神圣的人物而加以崇敬，但在政事上却不许他置一词；将军以轻蔑待他，他若举止失当，有时还会被废；他往往被弄得极其穷困。

在早期对外交往的年代里，天皇这个人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至于耶稣会士几乎不知道有这么一位皇帝存在。他们似乎把他看作日本的罗马教皇，只是没有对世俗权力的野心。荷兰的著述者也同样惯于称将军为「陛下」；在他们每年自出岛到江户的例行朝觐途中，京都（天皇所居之地）是唯一获准他们自由游览的城市。这份特许，大概是德川氏给的，为的是让外国人看看朝廷是多么不被人看重。佩里准将把美国总统致日本皇帝的亲笔信，径直在江户交给了将军；而西方列强的公使们，似乎没有一个疑心过：他们同江户的当局打交道，竟不是在接近那个皇位。

有了这些事实，关于幕府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另寻一种解释，而不能采用日本官方一派的史家如今所提出的那种说法——说什么皇位在这整个时期里都受着天神的神佑。

大体上所发生的事，似乎是几种极不相同的力量的合流。有好古之士，注意到天皇在十世纪曾握有实权，便想复归于古制。有爱国之士，恼恨将军屈从于白人的压力，与他们缔结了通商条约。还有那些西部各藩，它们从来就不曾心甘情愿地服从将军的权威。再引麦克拉伦的话：

拥戴天皇的运动，同一种沙文主义或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情绪可以用「尊王！攘夷！」这句话概括。由此看来，兰学家在向国人启迪外国科学成就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是在被诅咒之列了；但这样的结论万不可匆忙下。「攘夷」这一声呐喊，是针对佩里以及其他外国列强的使节的；这句口号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表明国人普遍不愿在军备或战术上效法外国人。事实上，在一八五三年以前的许多年里，萨摩、长州以及其他西部各藩，一直在极忙碌地制造枪炮、演练炮术：至少就这一点而言，那些日后将在维新中居于前列的人，是有意在利用研习欧洲科学者的发现。

这段话，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懂得直到今日仍鼓动着近代日本的那种精神。

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保守的、甚至反动的运动，这一点西方人通常认识不足。默多克教授在他那部权威的《日本史》中说：

在解释这一突如其来、令人吃惊的发展时，多数欧洲的著述者与批评者都显出严重的失误。就连他们当中较有见识的一些人，也用「模仿」这个极浅薄、极省事的公式来求解这个惊人之谜。然而日本人至今仍保持着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单位——那不是像我们这里一样的个人，而是家。再者，日本的行政制度，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与某些欧洲制度的相似，并不是模仿、借用或改造的结果。这种相似，不过是一种古怪而偶然的相似。当那些在一八六八年推翻德川政权、又在一八七一年废除封建制度的政治家们，被要求为国家提供一套新的行政机器时，他们并没有到欧洲去找模型。他们只是回溯自己历史上大约十一二个世纪之前，把那套行政机器复活起来——那套机器最初是由藤原镰足及其同僚以其才智于公元六四五年在日本设立的，其后五六十年间又得到更完备的补充与组织。今日由十位大臣组成的内阁，连同他们的各省及省中官吏，不过是七世纪时仿自中国而设立的八省的一种变形的复活……现今的行政制度，来源确是外国的；但它既不是一代人以前借用或改造的，也不是从欧洲借用或改造的。它其实是一套极古老的制度，被复活起来应付迫在眉睫的近代急务。

其结果是：萨摩与长州两藩取得了对天皇的控制，把尊崇天皇当作抵抗外国人（将军曾与他们缔结了不得人心的条约）的象征，并且以民族主义的旗手身份取得了全国的拥护。在异常能干的领袖统率之下，他们采取了一种自那时起便一贯奉行的政策，把日本从西方贪欲的无助牺牲品提升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封建制度被废除，中央政府被弄成无所不能，一支强大的陆军与海军被创建起来，中国与俄国先后被打败，朝鲜被吞并，对满洲与内蒙古建立了保护关系，工商业得到发展，普遍的义务教育得以设立；而天皇崇拜，则通过学校里的教诲和教授们对历史神话的扶持而牢固地确立起来。人为地制造出天皇崇拜，是近代日本最有趣的特征之一，而就阻遏理性主义生长的方法而言，它是给一切其他国家的一个样板。张伯伦教授有一本很能给人教益的小册子；他曾在东京担任日本语与哲学教授，对日文的造诣是很少欧洲人能比的。他这本小册子名叫《一种新宗教的发明》，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印行。他指出，直到晚近，日本的宗教一向是佛教，几乎把其他一切都排斥在外。在极古的时候，曾有一种本土的宗教叫神道，它一直默默无闻地残存着。但只是在最近四十年左右，神道才被抬举为国教，并且被改造得合乎近代的需要。当然，它比佛教更受青睐，因为它是本土的、民族的；它是一种部族的宗教，而不是一种以感召全人类为目标的宗教。经近代政治家之手发展起来的神道，其全部用意就在于颂扬日本与天皇。

张伯伦教授指出，维新之后好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天皇是多么缺少敬意：

平实的事实是：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这样，从信史之初直到今日尚在世的人所能记得的年代，一直如此轻慢地对待自己的君主。天皇被废黜过，天皇被暗杀过；几个世纪里，每一次皇位的承继都是阴谋与血腥纷争的信号。天皇被放逐过；有的在放逐中被杀害……长达数百年里，政权握在那些宫相手中，他们把一个幼主换成另一个幼主，而且一般在幼主将近成年时就迫他退位。在某一个时期，这些宫相把日神的后裔弄得那样窘迫，以致天皇陛下与诸亲王不得不靠卖自己的手迹为生！而国中也没有哪个大的党派对这种情形提出抗议。即便在当今这一朝（明治朝）——日本历史上最光荣的一朝——也曾有过两次叛乱，其中一次在国内一处另立了一位天皇，又在另一处宣布成立共和国。

最后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平实的史实，对于只知道二十世纪日本的人却几乎难以置信。迷信的传播与教育的传播齐头并进，如今反抗天皇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政治纷争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天皇被人请出来干预，而最激烈的角斗者立刻俯首听命。虽然设有国会，天皇却是一位专制的君主——像从来任何君主一样专制。

维新以前日本的文明来自中国。宗教、艺术、文字、哲学与伦理，一切都是照着中国的样式摹写的。日本的历史始于公元五世纪，而中国的历史则上溯到约公元前二千年，至少也上溯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某个时候。这刺痛了日本人的自尊心，于是老早就有人编造出一段上古史来，正如有人说罗马人是埃涅阿斯的后裔一样。再引张伯伦教授的话：

真正的日本历史的第一线微光，出现在基督之后的五世纪；即便是关于六世纪所发生之事的记载，也必须审慎接受。日本学者同我们一样清楚这一点；这是研究所得的确凿结论之一。可是日本的官僚机构不愿让人把光照进这件不方便的事情上去。它一面对那所谓的民族神话网开一面，一面却要求人们对民族的历史传说逐字逐句地相信。谁要是本国的教授而偏离了正统的路径，那就要遭殃了。他的妻子儿女（在日本，每个男人无论多么年轻都有妻子儿女）将要挨饿。从已故伊藤公爵那部极易误导人的《日本宪法义解》，直到学校里的简明课本，那些荒唐的年代无处不被坚持着。

这种虚构的上古史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认为无关紧要，就像在我们这里牧师不得不装作相信《圣经》一样，有人觉得那是无害的。但它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个体系有其政治目的，为此，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被无情地牺牲掉了。正如这同一本小册子所说：

神道本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早已声名扫地，如今却被从柜子里取出来掸去灰尘。诚然，平民百姓仍旧把感情寄托在佛教上，民间的节日是佛教的；他们埋葬死者的寺院也是佛教的。统治阶级决意把这一切都改过来。他们坚持神道的教义：天皇是本土日神的直系后裔，他本人就是地上的一位活神，理所当然地要求臣民绝对的效忠。至于法律与宪法之类的东西，不过是他这一方面的白白的恩赐，绝不是什么民众的权利。当然，替他治理天下的大小臣工，也不应当被看作公仆，而应当被看作至高的——不妨说是超自然的——权威的执行者。神道因为与皇室相连，便应当独受尊崇。

这一切并非空谈，它是日本政治的实际基础。天皇在德川幕府手里被看管了几个世纪之后，又被萨摩与长州两藩掳获，自此便一直在它们的看管之中。它们在政治上由五个人代表，即元老，有人误称之为枢密院。如今只剩两人在世。元老在宪法上并不存在；他们不过是那些能在天皇耳边说话的人。他们能让天皇说出他们所愿意的任何话，因此他们无所不能。屡屡有这样的事：国会与全部舆论之力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然而他们仍旧总能贯彻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能让天皇开口，而没有人敢反对天皇。他们自己并不出任官职；他们挑选首相以及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而一旦出了岔子，就让这些人去担干系。元老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并且大概会一直如此，直到天皇被另一伙人掳获为止。

从爱国的观点看，元老在处理国事上表现出极大的智慧。有理由认为，日本倘若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政策会比现在更加沙文主义。为日本辩护的人，如布兰德先生，惯于告诉我们：日本有一个自由派的反军国主义政党，不久就要左右外交政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这话。无疑，确有一个要求扩大国会权力、使内阁对国会负责的强有力的运动；也确有一种情绪，觉得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应当对内阁与首相负责，而不该只直接对天皇负责。但日本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上沙文主义的减少。有一个不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是真正反沙文主义、反军国主义的；随着日本工业主义的成长，这个政党大概也会成长。可是所谓日本的自由派，同政府一样沙文主义，而舆论还要更甚。的确，曾有几次，元老不顾民众的暴怒，把国家从必定会犯的错误中救了出来——倘若当时的政府是民主的，那些错误是一定会犯下的。这类事情中最有趣的一件，是中日战争之后朴次茅斯条约的缔结；这件事很值得一说，因为它足以说明日本的政治。

一九〇五年，对马与奉天两役之后，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看来，俄国在海上已不能再有所作为，日本在陆上也不能再有所作为。俄国政府急于把战争打下去，因为它已渐渐在满洲屯集了人员与物资，并且大大改进了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行。日本政府则相反，知道自己已经取得了所能指望的一切成功，而要筹措延长战争所需的借款，将是极其困难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秘密向罗斯福总统吁请，求他从中斡旋以恢复和平。于是罗斯福总统向交战双方发出参加和会的邀请。俄国政府面对着强大的主和派与初起的革命，不敢拒绝这一邀请，尤其是因为中立国的同情大体上在日本一边。日本一心求和，却让俄国以为日本的要求将大得过分，以致会失去世人的同情，并且给俄国的主和派一个十足的驳斥。日本人尤其放出话来，说他们绝对要坚持索取赔款。事实上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坚持索取赔款，但知道这一点的日本人极少，而日本以外则一个也没有。俄国人相信日本人在赔款上决不让步，便在日本其他一切要求上都显得慷慨。等到俄国人已经收拾好行装、正要散会的时候，日本人却宣布（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他们接受俄国的让步，并将放弃赔款的要求——这使俄国人惊骇失措。于是俄国政府与日本国民同样怒不可遏，因为他们都被耍了：前者原以为除赔款之外可以样样让步而仍不致缔和，后者原以为政府在赔款上决不会让步。在俄国是革命；在日本是骚乱、报纸上的破口大骂，以及政府的更迭——不过是名义上的政府的更迭罢了，因为元老自始至终仍是真正的权力。在这件事上，毫无疑问，元老决意媾和，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对的；同样几乎无可怀疑的是：若不用手腕，一个于日本有利的和约是缔结不成的。

不熟悉日本的外国人，知道那里有一个下院由选举产生的国会，便想象日本至少同战前德国一样民主。这是一种错觉。诚然，拟定一八八九年颁布的宪法的伊藤侯爵，是以德国为模型的——日本人在一切西化的努力中一向如此，只有海军是仿效英国的。但日本宪法与德意志帝国宪法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帝国议会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而在日本却有财产资格的限制，把选举权限于成年男子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然而，比起天皇的权力远不及德皇那样受限制这一事实来，这还是小事。诚然，日本与战前德国有一点相同：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对皇帝负责，并且是各自负责，而不是连带负责。陆军大臣必须是将官，海军大臣必须是提督；他们不从首相那里接受命令，而分别从陆海军当局那里接受命令，而这些当局当然是受天皇节制的。可是在德国，帝国议会握有财政之权；在日本，国会若不肯通过预算，便可援用上一年度的预算，而且国会不开会时，还可以用敕令暂行立法——这是德国宪法里没有对应之物的一条规定。

宪法既是皇帝自由恩赐的，批评它或者提议加以更改，便被认为是不敬，因为那等于说陛下的作品并非十全十美。要理解这部宪法，必须把它同伊藤侯爵同时颁行的那部权威注释合起来读。科尔曼先生对宪法所作的概括极为确当：

日本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伊藤侯爵在其《日本宪法义解》中写道：「所谓统治之，意指在位之天皇于其一身兼有国家之主权与对国家及臣民之统治权。」

宪法第三条称：「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伊藤侯爵对此所作的解释，带着十足的日本味。他说：「神圣的皇位，肇建于天地剖判之时。帝国乃天降之物，神圣而尊严；天皇超然于万民之上。他必须受人崇敬，并且不可侵犯。他固然应当对法律表示应有的尊重，而法律却无权使他对之负责。不但对天皇之身不得有不敬，而且不得以他为贬议之题，也不得以他为议论之题。」

依据日本宪法，日本天皇行使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并将其开会、闭会、停会与解散。帝国议会不开会时，得以敕令代替法律。天皇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下令大赦、特赦与减刑。

关于国务大臣，日本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而负其责。」

伊藤对这一条的注释，表明了他立法时的用意。「国务大臣于履行职务有失时，断定其责任之权属于国家之主权者：唯有任命大臣者方能罢免大臣。那么，除主权者之外，谁能任命、罢免并惩处一位国务大臣呢？任免之权既已由宪法列入天皇的主权之内，那么断定大臣责任之权不归国会，便只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但国会得向大臣提出质询，并要求他们当众公开答复；亦得向主权者上奏，陈述己见。

「内阁总理大臣应就国务向天皇陈奏，并按其圣意指示国政之大方针，行政各部皆在该大臣节制之下。其职务范围甚广，其责任亦不能不相应地重大。至于其他国务大臣，则各就其权限内之事务分别负责；在此类事务上，彼此之间并无连带责任。因为总理大臣与其他国务大臣同是由天皇亲自任命的，他们每一个人的举措，在一切方面都受天皇意志的节制；总理大臣本人对其他大臣所居之职位并无节制之权，而后者也不应当依附于前者。在有些国家，内阁被看作一个法人团体，大臣们被认为不是各自以个人资格参与政务，而以连带责任为常规。这种制度的弊害在于：党派结合之力终将凌驾于主权者的至高之权之上。依我国宪法，这样的情形是断断不能许可的。」

尽管国会的权力很小，它在存在的头四年里（一八九〇至一八九四）还是给政府添了些麻烦。直到一八九四年，日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伊藤侯爵所左右，而他是反对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明治前半期的政治家，主要关心的是引进近代教育与近代社会组织；他们希望在西方列强面前保住日本的独立，却并不打算在当时就自行进行帝国主义的扩张。伊藤代表的正是维新政治家中这较老的一派。他们的治国观念，大半得自八十年代的德国，而那时的德国被俾斯麦约束着，不致过于冒险。可是当国会变得难以驾驭时，他们便回头到俾斯麦生涯的更早一个阶段去寻找可以效法的榜样。普鲁士的邦议会（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在俾斯麦初掌权柄之时，是极其吵闹难制的；而他用对奥地利与对法国的战争，拿军事的荣耀把全国喂饱，于是驯服了它。同样，一八九四年日本政府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立刻就得到了此前叛逆不驯的国会的热烈拥护。从那一天到今天，日本政府从未遭到强有力的反对，除非是为了它的善举（例如朴次茅斯条约）；而它又以大量的国际罪行赎了这些善举，而全国对此总是欢呼喝彩。一八九四年战争的爆发，伊藤侯爵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他又反对那种以掠夺为务的新政策，却无力阻止。然而他的反对终究碍事，直到他终于在朝鲜被刺。

自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直奉行着一种一贯的帝国主义路线，而且成功得异乎寻常。这条路线的性质与结果，我将在此后两章里加以考察。就目前而言，它遏止了一切趋向民主发展的倾向；国会之无足轻重，正如都铎时代的英国议会。现行的制度是否会长久存续下去，是无从猜测的。一场失利的对外战争，大概不但会摧毁现行制度，而且会摧毁整个国家的统一与士气；我不相信日本在战败中会像德国所显示的那样坚忍。外交上的失败而不至于战争，大概会产生一个较为自由的政体，而不发生革命。不过，日本有一个极具爆炸性的因素，那就是工业主义。日本要做一个强国，不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凡是能增加日本制造业的事，无不竭力去做。而且，为了吸收日增的人口，也需要工业：这些人口不能移往讲英语的地区，又因中国人的竞争太剧烈而不愿移往亚洲大陆。因此，养活更多人口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吸收到工业主义里去，制造货物出口，以此换取国外的粮食。日本的工业主义需要控制中国，因为日本几乎不出产工业原料，而在与美欧的公开竞争中，又不能足够便宜、足够稳妥地取得这些原料。此外，依赖进口粮食也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日本的帝国主义与海军主义的动机，与在英国占上风的那些动机极为相似。但这一政策需要高额的赋税，而要在中立市场上竞争得胜，又需要——或者不如说，被认为需要——让工人拿饿不死的工资、做过长的工时。例如在大阪的棉纺业里，大部分活计是由十四岁以下的女孩做的，她们每天做十一小时，一九一六年平均日工资为五便士。劳工组织还在襁褓之中，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但只要工业工人的人数增加而工时与工资没有十分显著的改善，这两者必定会蔓延开来。当然，正是日本政策的那种僵硬——它的力量也由此而来——使它无法自行调整以适应社会主义与工会主义；政府对这两者是大力迫害的。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工会主义也不能接受天皇崇拜，以及日本国家所赖以立足的那一整套神话的大杂烩。因此很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假定在此期间是和平而繁荣的发展——会出现无产者一方同雇主与官僚一方之间极其激烈的阶级冲突。这如果恰好与农民的不满同时发生，结局便无从预料了。

因此，摆在日本面前的问题是极其困难的。要养活日增的人口，就必须发展工业；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控制中国的原料；要控制中国的原料，就必须违逆美欧的经济利益；要在这上头得手，就需要庞大的陆军与海军，而这又意味着工资劳动者的极度贫困。而工业扩张加上工资劳动者的贫困，又意味着不满的增长、社会主义的增长、较贫困阶级中孝道与天皇崇拜的瓦解，因而对整个国家结构所赖以立足的根基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自外而言，日本受着对美战争或中国复兴的危险的威胁；自内而言，不久便会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

要逃脱这一切危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降低出生率。可是这样一个念头，不但为军国主义者所深恶痛绝——因为那会减少炮灰的供应；它还从根本上违背日本的宗教与道德，而爱国与孝道正是这宗教与道德的基础。因此，日本若要顺利地闯出来，就必须进行一种远为深入的西化，其所涉及的不只是机械的工艺与对赤裸事实的知识，还有理想、宗教与总的人生观。必须有思想的自由、怀疑的精神，以及群体本能之强度的减弱。没有这些，人口问题便无法解决；而这个问题若不解决，灾难迟早是免不了的。

第七章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日本与中国

在详述日本对华政策之前，必须先提醒读者提防一种习惯，即把「黄种人」合在一起来想，仿佛中国与日本构成了某种统一体。诚然，乍看之下，是有一些理由使人以为：在同欧洲与非洲各民族相比时，中国与日本可以归作一类。首先，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黄色的，这似乎表明有人种上的亲缘；然而人种亲缘在政治与文化上的重要性是极小的。日本人断言，那些多毛的阿伊努人——在野蛮人的等级中属于低等——是同我们相近的白色人种。多毛的阿伊努人我从未见过；我疑心日本人劝我们认下阿伊努人这门穷亲戚，是不怀好意的。但即便他们真是雅利安人的后裔，这也不能证明：比起日本人和中国人与我们的共同之处来，他们与我们还有什么丝毫重要的共同之处。文化上的相似，其重要远远超过种族来源上的相同。

诚然，日本的文化在维新以前是得自中国的。直到今日，日本的文字同中文实际上还是一样的；而佛教——至今仍是民众的宗教——所属的那一派，原也是自中国传来的。忠与孝是日本伦理的基础，它们本是儒家的德目，同古代中国文化的其余部分一道输入的。然而即便在欧洲影响涌入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和民族性情已如此不同，以致原本相似的教义竟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自始皇帝（约公元前二百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疆域辽阔、统一的官僚制大陆帝国，同外族多有接触——安南人、缅甸人、蒙古人、西藏人，甚至印度人。日本则相反，是一个岛国，除朝鲜以及偶尔与中国往来之外，几乎没有对外接触；它分成一个个彼此不断交战的藩，养成了封建武士道的种种美德与恶德，而对大规模的经济或行政问题则全不措意。要把孔子的学说适用于这样一个国家并不困难，因为在孔子的时代，中国也还是封建的，也还分成若干小国，而这位圣人本人便是其中一国的朝臣，正如歌德之在魏玛。但他的学说自然经历了一种与在本国所遭遇的不同的发展。

例如，在旧日本，对藩主的忠诚是人们最称道的德行；正是这同一种德行，把范围扩大之后，如今成了爱国心。在大致势均力敌的势力之间冲突频仍的地方，忠诚自然会受到称道——封建时代的日本如此，近代的国际世界亦然。反之，在中国，权力似乎那样稳固，帝国那样辽阔而古老，以致人们感觉不到忠诚的必要。安稳孕育出另一套德行，如礼貌、体谅与折中。如今安稳已经失去，中国人发现自己被投入一个群盗相攻的世界，便难于养成形势所要求的那种爱国心、冷酷与不择手段。日本人则没有这种困难，因为他们在几个世纪的封建无政府状态中，受的正是应付这类要求的训练。因此我们看到，西方的影响只是加深了中国与日本原有的差别：近代的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思想而不喜欢我们的机械，近代的日本人则喜欢我们的机械而不喜欢我们的思想。

从某些观点看，亚洲——包括俄国在内——可以看作一个整体；但日本必须排除在这一整体之外。俄国、中国与印度都有辽阔的平原，交给农民耕作；它们容易被成吉思汗那样的军事帝国所左右；有了近代的铁路，从一个中心来支配它们，会比从前更加稳妥。它们在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不受外来攻击之伤，不依赖通商，并且强大到对进步漠不关心。倘若俄国有朝一日出了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又有德国式的组织才能作后盾，这一切都可能实现。但日本不在这类可能性之列。日本同英国一样，其权力与繁荣必须仰赖通商。日本至今还没有养成适于一个商业民族的自由主义心性，仍旧一味热中于亚洲的征服与军事的威名。这种政策带来与中国和俄国的冲突；而这两国目前的孱弱，使日本至今得以在这些冲突中大获成功。但两国迟早都可能恢复力量，那时，日本现行政策根本上的弱点便要显露出来了。

由这一处境自然产生出日本两个多少彼此不相容的野心。一方面，它要以亚洲的斗士自居，抵抗白人的压迫；另一方面，它又想被白人列强接纳为平等的一员，一同分享盘剥那些不善于杀人的民族所得来的盛筵。前一种政策本该使它亲善中国与印度而敌视白色人种；后一种政策则促成了英日同盟，以及同盟所结出的果实——吞并朝鲜，并且实际上吞并满洲与内蒙古。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凡尔赛五强之一、华盛顿三强之一，日本俨然是寻常的列强之一；但在别的时候，日本又谋求在亚洲建立霸权，自命要把凡属黄色或棕色（但不包括黑色）的人从白人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大隈伯爵在神户商业会议所演说时曾说：「印度有三万万土著，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把他们从英国的奴役中救出来。」我在远东的时候，曾问过无数英国人：我们的政府究竟以为我们从日本同盟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在我看来唯一说得出一个可以理解的动机的回答是：这个同盟多少缓和了日本在印度反英宣传的烈度。无论如何，毫无疑问，日本人很愿意在印度人面前以他们反抗白人暴政的斗士自居。普利先生引京都帝国大学市村博士所开列的白人罪状如下：

（一）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算人，一切有色人种都属于较低等的文明。

（二）他们极端自私，一味坚持自己的利益，而无视一切他们视为低等者的利益。

（三）他们满怀种族的骄傲与自负。若有人对他们让步一分，他们便要索取更多、拿去更多。

（四）他们事事走极端，论伟大与论邪恶都超过有色人种。

（五）他们崇拜金钱，相信金钱是一切的基础，为了得到它什么手段都肯用。

这一番对我们恶德的枚举，在我看来完全公道。人们本会以为，一个这样看待我们的民族，会力求与我们不同。然而日本人所引出的教训并不是这个。他们反倒主张：必须尽可能地紧紧摹仿我们。我们将会看到，在欧洲人对中国所犯的那一长串罪行中，几乎没有哪一件不曾被日本人做得一样出色。日本人即便在最狂妄的梦里，也从不会想到把一个中国人看作平等的人。而虽然他要白人把他当作平等的人看待，他自己却把日本看作无可比拟地高于任何白人国家。他真正的愿望是凌驾于白人之上，而不仅仅是与白人平等。大隈伯爵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演说中，把这件事说得极其明白：

白色人种把世界看作自己的产业，而一切别的种族都远在他们之下。他们竟以为白人在宇宙间的角色，就是随心所欲地统治世界。日本人是深受这一政策之害的民族，而且受得冤枉，因为日本人并不比白色人种低劣，而是与他们完全平等。白人是在违抗天命，他们是要遭殃的。

要引述名人的言论来说明日本是万国中最伟大的国家，是很容易的。但同样的话也可以从其他一切国家——下至厄瓜多尔——的名人口中引出来。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日本人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辞令。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起因在朝鲜；关于朝鲜的内政，中日两国曾相约：非先行会商，不得干预。日本人指责中国破坏了这一协定。双方都没有道理；这是一场由两种彼此对立的帝国主义的冲突所引起的战争。中国人轻易而彻底地被打败了；从那一天到今天，他们再没有敢于以武力抗拒任何外国，只有义和团事变是个非官方的例外。然而日本人却因俄、德、法三国的干涉而未能坐收胜利的果实，英国则袖手旁观。俄国人自己觊觎朝鲜，法国人以其盟国的身份加入，德国人之所以附和，大概是因为威廉二世惧怕黄祸。无论如何，这次干涉使日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中国人若在朝鲜站住脚，对日本本无大碍，而俄国人在那里却会构成严重的威胁。俄国人扶助中国并非白扶：他们取得了旅顺与达里尼（今名大连）的租借权，以及在满洲的铁路与矿山之权。他们修筑了横贯满洲的中东铁路，把旅顺和北京与西伯利亚铁路及欧洲连接起来。办成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又着手渗入朝鲜。若不是一九〇二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日俄战争大概不会发生。在英国的政策中，这个同盟始终居于较次要的地位；而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中，它却是基石——只有在那场大战期间是例外，因为那时日本人以为德国会得胜。同盟规定：缔约一方若同时受两国攻击，另一方应予以援助。它当然本是出于对俄国的恐惧而订立的，其用意在于：一旦俄国与日本或英国开战，便使俄国政府无法求助于法国。一九〇二年时我们是与法俄为敌的；而日本对俄国的敌意，则一直持续到朴次茅斯条约由一九〇七年的协定加以补充之后。在日俄战争中，这个同盟极好地为双方达成了目的。它使法国没有加入俄国一方，从而使日本得以取得制海权。它使日本得以削弱俄国，因而遏制了俄国的野心，并使我们有可能在一九〇七年与俄国缔结协约。若没有这一协约，一九〇四年与法国缔结的协约便毫无用处，那个终于打败德国的同盟也就无从建立。

若没有英日同盟，日本便不能单独同俄国作战，而将不得不同时与法国作战。这在当时是它力所不及的。因此，日本崛起为强国的决定性的一步，是靠了我们的支持。

战争以日本有限度的胜利告终。俄国放弃对朝鲜的一切干预，把旅顺与达里尼（后称大连）交给日本，并把北至长春的铁路也交了出来。这一段铁路连同若干支线，自此便称为南满铁路。自大连至长春为四百三十七英里；长春在哈尔滨以南一百五十英里。日本人以大连为满洲的商港，而把旅顺专留作海军之用。至于朝鲜，日本严格地遵循了西方的榜样。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订立条约，保证朝鲜的独立与完整；一九一〇年，他们吞并了朝鲜；此后，他们用一切想象得到的严酷手段镇压朝鲜的民族主义者。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他们有资格与白人完全平等。

日本人不但据有南满铁路，而且在南满独占筑路之权。由于这实际上是日本借铁路独占来控制中国大片地区的开端，不妨引一引普利先生关于法库门铁路事件的叙述，那件事说明了南满的独占是怎样取得的：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中国政府与保龄公司签订合同，把中国官办铁路自新民屯向北展筑至法库门，所需资本由中英公司筹措。日本对此合同提出抗议：第一，据称北京条约附有一件秘密议定书，其中据称有言：『中国政府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或与之平行之处修筑任何干线，亦不得修筑任何有损该路利益之支线』；第二，据一九〇二年中俄协定，非经俄国同意，不得自新民屯筑路。因依朴次茅斯条约日本承袭了俄国的权利，故非经其同意，拟筑之路不得兴修。它的外交照会措辞极为无礼，末了还通知说：倘若它错了，那么显然只有俄国才有权责问它！

「中国政府所以签订该合同，所依据的是一八九八年修筑中后所至新民屯一线的合同中的条款；依该条款，中国明确保留了借同一承包人之力修筑法库门一线的权利。此外，虽然依一八九八年的英俄照会，英国臣民被明确排除于长城以北的筑路事业之外，但依附于英俄照会的附加照会，中国政府与中英公司之间的约定，又被明确地排除在该协定的范围之外。

「即便日本作为俄国在满洲的资产与债务的承继者，其抗议依一九〇二年的协定与一八九九年的英俄照会是有理的，它也并未履行自己那一部分的约定，即俄国在照会中承诺不在长江流域谋取租让、权利与特权。它所依恃的那件秘密条约，在英国是有分量的，在别处却没有，这从华盛顿国务院的记录中可以推知。日本后来又主张，它的举动依朴次茅斯条约第六条是正当的——该条把俄国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的一切权利连同『附属于该路的一切权利与财产』都让与了日本；对此，中国援引同一条约的第三条与第四条，作了有力的驳斥。前一条声明：『俄国在满洲并无损害中国主权或与机会均等原则不合的领土上的利益，或优先的、独占的租让』；后一条则是俄日双方相互的约定，『不阻挠中国为发展满洲工商业而采取的、各国共同适用的任何一般措施』。

「人们很想知道：不许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筑路，究竟是不是损害中国的主权；而所拟修筑的这样一条铁路，究竟是不是一项『发展满洲工商业』的措施。

「日俄战争在中国所激起的感情，是否及得上法库门事件所激起的，尚属可疑。日本的举动是那样明目张胆的不诚实，那样恬不知耻地背弃自己的许诺与保证，以致它的信用受了一次打击，此后再未恢复。英国政府在支持本国臣民的条约权利上一败涂地，给世人的警醒，几乎不亚于东京的那份抗议……

「那些在阻止法库门铁路上如此奏效的手段，在迫使别的拟筑铁路计划作罢时同样奏效。其中有锦州—瑷珲线和重要的安东—奉天线。同一件所谓的秘密议定书，又被同样蛮横而奏效地用来攫取牛庄一线，以及一九〇九年参与、一九一四年终于攫取长春—吉林各线。其后又通过与俄国的一项协定，把一八九六年中俄协定的第六条解释为『在铁路地带以内绝对而独占的行政权』。」

日本的势力范围此后又扩展到整个满洲与整个山东——虽然后者在华盛顿已名义上被放弃。日本人用上述这类手段，或者用借款给拮据的中国当局的办法，凡其势力所及之处，无不取得庞大的铁路独占，并且把铁路用作攫取沿线各省一切实权的工具。

日俄战争之后，俄日两国成了牢固的朋友，并约定在一切涉及满洲的事情上共同向中国施压。他们的友谊一直维持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曾承担了广泛的义务，要在和会上支持日本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自然把这些义务一概否认。于是日本对苏俄怀着不共戴天的敌意，以致在远东共和国境内支持无数白党的武装冒险者，并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与法国亲善。中国一有旨在推翻满清的革命党，日本人便加以支持。在中国的纷争中，他们持续地支持这一方或那一方、或者双方都支持，凡是他们认为最有助于延长内战、在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便去做。一九一一年革命之前，孙逸仙曾几次在日本；有证据表明，早在一九〇〇年他就从某些日本人那里取得过财政上的支持。革命真的爆发时，日本竭力要支持满清，却因其他各国公使馆的阻挠而未能有效地办到。看来日本当时的政策同后来一样，是要阻止南北的统一，把革命限制在南方。而且，由于崇奉君主，日本不愿看见中国皇帝被废、举国变成共和国，尽管看他因丧失若干南方省份而削弱，倒是称心的。普利先生对日本在中国革命期间的举动有很好的叙述，下面这段引文道出了要旨：

它〔元老〕是以桂公爵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一项声明开始的，声明说干涉的时机已到，后面照例缀上一句「为了远东的和平」。接着是给日本驻北京公使伊集院的一道密令，据此，伊集院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明白照会袁世凯：日本无论如何不会承认中国的共和政体……与在上海举行的和会有关，外务省所信任的参事松井先生（现任日本驻法大使）被派往北京，协助伊集院进行维护清室的交涉。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法律顾问德尼森先生被派往上海，与革命党的领袖谈判。松井先生的使命，是拿满洲换取皇位、以此讲定日本支持满清对付革命党；德尼森先生的使命，则是讲定日本支持革命党对付皇位——用北京承认南方共和国，换取日本对该共和国实际上的保护权，以及在其境内独占的铁路与矿山租让权。革命党断然拒绝了德尼森先生的提议，并把所提的条件送交俄国驻北京公使，后来便由他那里公之于世。不用说，日本当局极力否认这些条件的真实性。

然而英国公使馆支持的是袁世凯，既反对满清，也反对孙逸仙；而得胜的正是英国的政策。袁世凯做了总统，一直做到一九一五年。他是坚决反日的；也正因如此，日本才在其胆量所及的限度内极力反对他。因此他的得势，是对日本在华影响的一次打击。倘若西方列强一直能腾出手来在远东施加影响，事情的发展无疑会对日本人不利得多；可是战争来了，日本人看见了自己的机会。他们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必须另作一章来讲。

第八章大战期间的日本与中国

中国与列强关系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日本的侵略。日本原本不如中国强大，但一八六八年以后，日本人迅速地从我们这里学去了我们在巧妙杀人之术上所能教给他们的一切；到一八九四年，他们决意拿中国来试验自己的新军备，正如俾斯麦拿丹麦来试验他的新军备一样。中国政府保持着它一贯的倨傲，似乎全然不知一场败仗正等着它。争端的焦点是朝鲜，两国都自称对它握有宗主权。在当时，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并没有什么理由要站在这一边而不站在那一边。日本人迅速而彻底地得胜了，但在稳稳占有朝鲜之前，还不得不同俄国打一仗。对俄战争（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主要在满洲进行，而俄国人当初得到满洲，正是作为同中国交好的报酬。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取得了旅顺口以及直到奉天的南满；满洲的其余部分，则因那场大战之后俄国的崩溃而落入日本的控制。

满洲名义上的主权仍属中国；民政、军队以及总督的任命权都在中国人手里。但日本人也在满洲驻有军队；铁路、工业企业以及全部的经济与军事控制权，都归他们所有。中国的总督若使日本人不快，一个星期也保不住位子——不过他很留意不去惹他们不快。（见附注甲。）同样的局面当时正在山东形成。

说到山东，我们就来到了日本在那场大战中的所作所为。一九一四年，本来很容易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着手把德国人赶出胶州湾；可这不合日本人的心意，他们自己承揽了这桩差事，并且坚持要中国保持中立（直到一九一七年）。攻下青岛之后，他们向中国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中国问题的现代形态即由此而定。这些要求于一九一五年一月最初提出时，共分五号。第一号涉及山东，要求中国预先同意日本日后就这个中国省份同德国可能达成的任何条件，要求日本有权修筑某些指定的铁路，要求开放某些（未经指明的）口岸通商；并且要求山东境内不得将任何特权给予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第二号关乎南满与东部内蒙古，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国的地位：控制铁路，日本企业享有完全的经济自由，并排除其他一切外国的工业经营。第三号把长江流域某一地区的矿山与钢铁厂的垄断权给予日本，而那一带正是我们自称的势力范围。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任何港湾、海湾或岛屿让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第五号最为严重，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的政治、财政与军事顾问；要求重要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共同管理，而其人员应以日本人为主；要求中国所需军械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向日本购买，或取自将在中国设立、由日本专家管理、使用日本材料的中日合办兵工厂；要求日本有权在长江流域及其附近修筑某些铁路；要求日本在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享有工业上的优先权；最后还要求日本人有在中国传教的权利，以便传布他们那套令人钦佩的伦理。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意味着中国独立的完全丧失，意味着重要地区对欧美工商业的关闭，也意味着对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的一次特别攻击。然而我们当时正忙于打仗，腾不出工夫来想一想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尽管这些要求对我们的贸易构成严重威胁，尽管远东为之沸反盈天，尽管美国为此采取了断然的外交行动，劳合·乔治先生却直到在凡尔赛由中国代表团讲给他听，才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回事。他没有工夫去弄清日本想要什么，却有工夫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同日本缔结一项秘密协定，允诺凡日本在山东所欲得者，我们在和会上一概支持。按照英日同盟的条款，日本有义务把二十一条通知英国政府。事实上，日本通知了前四号，却没有通知最坏的第五号，这分明是破坏了条约；然而这一点，我们大概也只能设想，是劳合·乔治先生到了凡尔赛才偶然发现的。

中国就二十一条同日本交涉，争得了若干修改，但最后还是被一纸最后通牒逼得让步。关于长江上的汉冶萍矿厂一项有所修改，想来是为了让我们满意；那特别可憎的第五号，则改成了措辞刻意含混的换文。以这样的形式，这些要求在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为中国所接受。美国当即照会日本，声明不能承认该项协定。那时美国尚属中立，因而还能为我们号称为之作战的那些目标——例如保护弱小民族——做一点事。然而到了一九一七年，美国为民族自决而参战之后，安抚日本就成了必要；于是在那一年十一月订立了石井·蓝辛协定，其中说：「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尤以与其属地毗连的地区为甚。」该协定其余部分（篇幅甚长）尽是些空话。

现在我要说到导致中国参战的那些事件。在这件事上，就断绝邦交而言，带头的是美国；而就宣战而言，主动权则转到了日本手里。人们当还记得，美国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时，威尔逊总统曾号召一切中立国照样办理。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博士依照这一方针，着手大力活动。他先是促使中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九日就潜艇战一事向德国提出抗议照会；继而于三月十四日促成断交。至于宣战这更进一步的举动，则迟至八月十四日才实行。围绕这些事件的种种阴谋，颇值得一番研究。

鉴于日本人也在协约国之列，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意向要站到德国的对立面去。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一向希望中国参战（理由我随后就说）；而且据说在战争初期曾有过这样的提议：中国参战，以换取我们承认袁世凯为皇帝。然而这些提议因日本的反对而告吹，日本的反对一半出于对袁世凯的敌意，一半出于这样的顾虑：中国一旦成为交战国，便会受到协约国的保护。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英、法、俄三国驻东京大使请日本一同敦促中国加入协约国，石井子爵却说：「日本认为中国的局势与她自身有莫大的利害关系，她必须在那里牢牢握住局面。中国若要切实参战，势必需要编练一支有效率的中国军队，这是日本不能安之若素的；而四万万人的经济活力得到解放，日本也不能不为之不安。」这一提议遂告搁置。须知在整个大战期间，日本人一直处在可以讹诈协约国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同情在德国一边，他们相信德国会赢，而且他们的报纸上满是对英国人的恶毒攻击，骂英国人怯懦、无能。

然而美国同德国断交之后，中国的处境就变了。美国并不像我们那样非仰日本的鼻息不可；美国不是协约国的一员；而且美国一向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于是中国人愿意听从美国的劝告，遂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芮恩施博士很留意不向中国人作任何承诺，可是他自然也给了对方指望。美国政府在那时是可以问心无愧地给人指望的，因为它并不知道协约国彼此之间那些秘密条约与协定。可是协约国促使中国进而宣战，却拿不出这样的借口。俄国、法国和英国都已把中国的权利卖掉，以换取日本继续的支持。

一九一六年五月，日本人向俄国人表示，德国正在邀日本单独媾和。一九一六年七月，俄日缔结了一项秘密条约，后来由布尔什维克公之于世。这项条约构成一个单独的同盟，规定双方在任何战争中都须相互援助，并承认「两国的切身利益均要求保障中国不受任何第三国的政治支配，凡对俄国或日本怀有敌意者皆然」。最后一条规定：「本协定除两缔约国外，须绝对严守秘密。」这就是说，该条约并未通知其他协约国，甚至没有通知英国，尽管英日同盟第三条规定：「两缔约国约定，非经彼此商议，不得与他国另订有损本协定序言所述各项目标之协定」——而那些目标之一，正是维护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以及维护中华帝国的独立与完整。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正当美国敦促中国同德国断交之际，我们同日本缔结了一项协定，其中有如下字句：

英王陛下政府欣然应日本政府之请，保证于和会之际支持日本关于处置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及其在赤道以北各岛屿属地之要求；惟应了解，日本政府于最终之和议中，将以同样精神对待英国关于赤道以南德属岛屿之要求。

同一时期法国对山东的态度，可从法日双方在东京往来的照会中看出。二月十九日，本野男爵致函法、俄两国大使，其中说到，「日本帝国政府拟于和议之时向德国要求，交出德国战前在山东所有之领土权利与特殊利益，以及太平洋上赤道以北属于德国之各岛屿」。法国大使于三月二日复照如下：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准备于和议之时，在关系日本切身利害之山东问题以及太平洋上赤道以北德属岛屿问题上，予日本政府以协助。法国政府并同意支持日本帝国政府的要求，即交出德国战前在此中国省份及此等岛屿所有之权利。

白里安先生则要求日本予以支持，促使中国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使此举具有应有的分量。在中国应有的后果如下：

第一，将护照发交德国外交人员与领事；

第二，凡受德国管辖者，一律须离开中国领土；

第三，将德国船只扣留于中国港口，并最终征用此等船只，以供协约国调遣，一如意大利与葡萄牙之例；

第四，征用设于中国之德国商行；取消德国在中国若干口岸所有租界内之权利。

俄国大使对本野男爵致法、俄两国大使照会的复文，日期为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内容如下：

兹复日本外务省二月十九日之照会：俄国大使馆奉命向日本政府保证，关于其所望之事项，即将德国在山东之权利，以及日本军队所占领之太平洋上赤道以北德属各岛屿，最终交与日本，日本政府尽可完全信赖俄帝国政府之支持。

可以看出，俄国不像英法两国那样索取任何交换条件，这无疑是由于前一年缔结的那项秘密条约。

有了这些协定之后，日本对中国参战便不再有异议了。用来打动中国的主要诱饵，是收回山东的指望；但既然这指望如今已无实现之虞，日本也就乐得让美国在或多或少出于诚实的无知之中，非正式地用这个指望去说动中国人。诚然，直到和会的最后几天，日本都有理由惧怕美国，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石井·蓝辛协定的订立，已使这种惧怕大为减轻。

与此同时，日本人发现，中国参战与否的问题可以用来加剧中国的内争，而自革命运动发生以来，加剧中国的内争一直是日本政策的目标之一。倘若中国人在此时不受干涉，他们本有几分希望建成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袁世凯已死，继任总统黎元洪是一个真诚的立宪派。他重新召集了被袁解散的国会，制定永久宪法的工作也恢复了。总统反对断交，对于宣战自然更加反对。国务总理段祺瑞是个军人，力主参战。他和他的内阁说动了中国国会两院的相当多数，在断交问题上站到他们一边；总统照例只得在这件事上让步。

然而在宣战问题上，舆论却不同了。原先那场运动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威尔逊总统号召中立国跟着他断绝邦交；可是六月五日，美国公使奉命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照会，力言保全国家统一比参战更为重要，并表示目前以维持和平为宜。这中间发生的事情是：参战问题——本来若无威尔逊总统的举动，也许根本不会闹得这样尖锐——已被日本人用来重挑南北之争，并唆使中国的军人们作出违宪的举动。孙逸仙和南方多数政客都反对宣战；孙的理由见于三月七日致劳合·乔治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那些理由是十分站得住的。内阁于五月一日议决参战，但按照宪法，宣战须经国会同意。军人们企图胁迫国会，而国会中反对参战者占多数；既然胁迫不成，他们便用武力压迫总统，逼他违宪解散国会。大部分议员退往南方，在那里继续以国会自居，并自认为是立宪政府的唯一渊源。在这一连串的非法行动之后，那班军事独裁者还不得不对付他们自己人中的一个：此人在七月间演出了为期五天的清帝复辟。总统辞职，继任的是一个更合军人心意的人；此后北方便由军人当政，有时没有国会，有时则有一个唯命是从的违宪的北方国会。到这时，他们才终于可以自由宣战了。中国就是这样加入了这场为民主而战、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

当然，中国对于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没有出什么力，但协约国指望于她的原本也不是这个。欧洲协约国的目的，已在上文所引的法国照会中暴露无遗。我们想没收德国人在华的财产，驱逐住在中国的德国人，并尽可能阻止德国的贸易在战后于中国复兴。没收德国财产一事如期办妥了——不但没收公产，连私产也一并没收，以致在华的德国人骤然沦为乞丐。由于船只紧张，驱逐德国人一事只得等到停战之后。他们被塞在拥挤不堪的船上，取道热带遣送回国，有时只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境况再艰难，也不足以换得豁免。英国当局坚持要驱逐身体孱弱的孕妇，而当局明知她们极可能死在途中。这一切都是在停战之后干的，为的是英国的贸易。好心的中国人常常自作主张，把处境特别艰难的德国人藏起来，使他们免遭协约国无情的迫害；否则所造成的苦难还要大得多。

战时以及依据凡尔赛和约而没收私人财产，是一种新的做法，可见在这一点上，一切交战国都与布尔什维克所见略同。李佳白博士把两段话并排摆在一起：一段是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同意宣战时说的：「我深信，我们作为交战者行事将不带意气，并将以自豪的一丝不苟，恪守我们自称为之而战的公理与公平的原则」；另一段是参议员希契科克在战争结束以后、同威尔逊总统消磨了一整天以了解批准凡尔赛和约的理由之后说的：「通过这个条约，我们还将得到许多要紧的东西……我们违背一切国际法与条约，处置了德国人在这里价值十亿美元的财产。条约把这一切都合法化了。」欧洲协约国从怂恿中国为正义而参战一事中，也得到了十分相似的好处。

我们已经看到英法两国从中国宣战中得到了什么。日本所得到的却有些不同。

把持北京政府的北方军人一派完全依赖日本，对日本的侵略无力抵抗。其余各国都全力忙于战事，已经把中国卖给了日本，以换取日本的中立——因为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攻下青岛以后，日本实在算不上一个交战国。南方政府以及北方一切自由派的分子，都反对那个攫取了中央政权的集团。一九一八年三月，中日之间订立了陆军与海军协定，其原文从未正式公布，而米拉德把它公布了出来。凭着这些协定，日本人得以借口在满洲与蒙古的军事需要，派兵进入中国领土，取得中东铁路以及由此而来的北满的控制权，并大体上使整个华北都听凭他们摆布。在这一切之中，以对付布尔什维克为借口是十分方便的。

此后日本人便一路快活地干下去。一九一八年一年之内，他们在中国放出了二亿四千六百万日元的借款，约合二千五百万英镑。中国正在内战，双方都和欧洲的交战国一样，乐于拿自由去换取胜利。日本不幸的是，她在大战中所站的那一边突然得胜了，欧美的一部分精力于是腾出手来牵制日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牵制的效果直到凡尔赛和约缔结之后才显露出来。在和会谈判期间，英法两国依据秘密协定，不得不支持日本。威尔逊总统一如既往，为了他的国际联盟而牺牲一切；而日本人若不获准保有山东，是不肯加入国联的。蓝辛先生所著的和会谈判记中论及此事的一章，是他书里最有意思的篇章之一。依照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五十六条，「德国将其在山东省之一切权利、所有权与特权，让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同意了这桩公然违背正义的事，美国却拒绝批准和约，因而得以在华盛顿重提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在凡尔赛抵制有关山东的条款，直抵制到最后一刻，终于在少年中国一派激昂鼓动的激励之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们看不出有什么道理：参加了协约国，倒要被夺去一个省份作为酬报。其余一切协约国都赞成这一举动，而它的不义，恰如我们因美国人在大战中帮过忙就把弗吉尼亚州兼并过来，或法国借同样的由头把肯特郡兼并过去一样。

与此同时，少年中国一派发现，反日的呼声可以打动中国的舆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的北京政府操在亲日的安福系手中，但一九二〇年夏天，他们被武力驱逐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少年中国的鼓动对驻京军队的影响。安福系的首领们躲进了日本使馆；自那以后，北京政府便敢于不那么俯首听命于日本，而总指望着美国的支持。日本竭尽一切可能去巩固她在山东的地位，但心里始终明白美国随时可能重提此案。华盛顿会议一经宣布，日本便急急忙忙同中国交涉，想赶在会议开幕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可是中国人很明智地拒绝了日本所许的那些有名无实的让步，坚持要求几乎无条件的撤退。在华盛顿，双方都同意由英美两国共同调停。美国舆论的压力使美国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立场坚定；据我所知，英国代表团大体上与美国意见一致。对日本作了一些让步，但只要美国对山东的关切再保持五年，这些让步便算不了什么。关于这个题目，等我说到华盛顿会议时还要多谈。

有一个问题是华盛顿会议决意不去过问的，然而它在远东很可能大有关系——我指的是俄国问题。在热那亚会议以前，外交界一向以假装世上没有俄国这个国家为得体，可是布尔什维克照例可恶，偏不肯附和这种假装。他们的存在使美国为难，因为美国一旦同日本争执起来，就免不了发现自己同俄国结成了并不情愿的同盟。日本对待俄国的行径，比起任何别的国家来都毫不逊色地恶劣。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起事之时，协约国曾共同占领海参崴，但过了一阵，除日本人以外全都撤走了。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西伯利亚，包括海参崴在内，现在组成一个国家，即远东共和国，首都在赤塔。日本人先后扶植了一连串小号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霍尔瓦特、恩琴等人——来对付这个实际上（虽非名义上）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共和国。这些人都已败亡，而日本人仍旧用兵占据着海参崴和滨海省的大部分，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亟愿撤退。

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初期，俄国人丧失了北满，那里现在由日本控制着。中东铁路的董事会由一部分中国人和一部分反动的俄国人组成；这条铁路穿过满洲，与西伯利亚铁路相接。北京与欧洲之间已不像一九一四年以前那样有直通的铁路交通了。这使远东的欧洲商人极为恼火，因为这意味着从北京寄信或动身到伦敦，要费上五六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他们竭力想说服自己，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但他们渐渐明白过来，真正的原因在于中东铁路操在反动派手里。与此同时，若干美国人正对这条铁路发生兴趣，力图使它国际化。同促成范德利普租让权的那些动机相似的动机，正迫使一切在西伯利亚有利害关系的美国人去同俄国交好。日本一旦同美国交战，布尔什维克十有八九会乘机解放海参崴，并恢复俄国在满洲昔日的地位。据《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说，外蒙古——一个约莫相当于英、法、德三国合起来那么大的地方——已经被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和宣传征服了。

布尔什维克自然博得了中国年轻学生们的热烈同情。他们若能挺过眼下的难关，就大有希望被亚洲一切有生气的进步人士奉为把亚洲从列强暴政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由于没有受邀参加华盛顿会议，他们不是那里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的当事人；到头来，他们也许会把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野心一概打乱。因为美国同别的国家一样，也是有野心的，只不过她的野心是经济上的而非领土上的。倘若美国在远东获胜，中国就会被美国化；政治自由的空壳或许还在，底下却是经济与文化上的奴役。俄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这样支配中国，却也许会强大到足以为中国争得几分真正的自由。然而这一切，眼下还不过是一种可能。这一点值得记住，因为人人都情愿把它忘掉；也因为只要俄国还被当作贱民看待，远东就不会有稳定的局面。不过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现在还无从说起。

第九章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以及同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中日两国间的会议，多少改变了远东的局面。新局面的总的方面留待下一章讨论；眼下我们所关心的，是华盛顿实际达成的各项决定，以及这些决定对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由于美、英、法、日四国公约的缔结，英日同盟看来已经终结了。在这个由榨取者列强组成的总同盟之内，还有一个次一级的组合：美国与英国一方，对着法国与日本一方；前者代表国际资本主义，后者代表国家资本主义。局势还不十分明朗，因为英美两国在俄国问题上意见不合，也因为美国还不准备参与欧洲的重建；不过至少在远东，我们似乎已经决意去求美国的友谊，而不是日本的友谊。或许可以指望，这会使我们的对华政策比从前更开明一些。我们已经宣布归还威海卫——这一慷慨之举本来会更动人，若不是有两桩事实的话：其一，威海卫对我们毫无用处；其二，租期只剩下两年了。其实，按照租约的条款，俄国一失去旅顺口，威海卫就该归还，不论那时租期还剩多少年。

华盛顿会议一个极重要的结果，是达成了不在太平洋岛屿上设防的协议，某些指定的岛屿除外。这项协议若得到遵守，美日之间的战争将变得极其困难，除非我们同美国结盟。在日本附近没有一个海军基地，美国就很难对日本海军施加海上的压力。美国海军部本来打算把关岛设防，使之成为第一流的海军基地。美国竟肯放弃这一打算，必须看作它确有维持对日和平之诚意的证据。

对中国作了种种小小的让步。海关税则将予修订，使之达到实际的百分之五。外国邮局将予撤销，不过日本人坚持要在中国邮局里雇用一定数目的日本人。他们竟厚着脸皮伪称，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邮政的效率，而其实中国的邮政极好，日本的邮政则出了名是世界上最坏的邮政之一。日本人在中国经营邮政的主要用处，是输入吗啡，因为他们不许中国海关当局检查经由他们邮局寄递的包裹。日本对华吗啡输入的发展，以及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满洲罂粟的种植，一直是他们渗入中国的一个极其阴险的方面。

自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等等，在华盛顿又重申了一遍；但这些不过是些空洞无物的辞令罢了。

从中国方面看，华盛顿最大的成就是山东条约。自从一九一四年年底把德国人赶走之后，日本人一直占据着包括青岛港在内的胶州湾；他们沿整条山东铁路驻扎军队；而依照二十一条之后所订的条约，他们在山东一切实业经营上享有优先待遇。铁路凭征服的权利归他们所有，凭着铁路他们又取得了对全省的控制。每当需要一个增兵的借口，他们就把军械供给土匪，然后声称非由他们出面干涉不足以弹压由此而起的乱子。这一局面由凡尔赛和约合法化了，然而美国和中国都不是该和约的当事国。因此，华盛顿会议提供了一个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

不过起初看来，日本人似乎会事事如愿。中国人希望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日本人则希望在同中国的直接交涉中解决它。这一点很要紧，因为自石井·蓝辛协定以来，日本人一直设法使列强承认——即便不在理论上承认，也要在事实上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一种非正式的保护权；而为此所需的第一步，便是确立这样一条原则：日本同中国打交道时，他国不得插手。大会同意了日本的提议，即山东问题不提交大会，而由中日直接交涉处理。然而日本在这一点上的胜利并不完全，因为议定：一旦相持不下，即由休斯先生与阿瑟·贝尔福爵士出面调停。相持不下的局面自然很快就出现了；这时可以看出，英国人已不像从前那样准备一心一意地给日本人撑腰了。美国政府为了和平起见，颇有几分想劝中国让步的意思。但美国的舆论在山东问题上被激动起来了；看来，除非达成一个对中国多少还算满意的解决办法，参议院多半会拒绝批准那些体现会议成果的条约。因此，到了最后关头，美国人极力敦促日本让步，我们也取了同样的态度，只是力度或许小一些。结果便是中日之间山东条约的缔结。

依照这项条约，中国收回山东的一切，只有日本臣民的私产以及关于铁路的若干限制除外。铁路是交涉中最大的难关，因为只要日本人还能控制铁路，全省就仍在他们的股掌之中。中国人提议立即把铁路赎回，他们的商人中间兴起了一场爱国运动，已经筹到了大约一半的款子。可是这一点日本人不肯答应。最后办成的是：中国人被迫向日本政府借款，十五年内偿还，并有五年内还清之权。铁路估价五千三百四十万金马克，另加日本所耗的修理或改良费用，减去折损；铁路应于条约签字后九个月内交与中国。在向日本借来的这笔购价还清以前，日本人保留着对铁路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将委派一名日本车务总管，并设会计二人，一为中国人，一为日本人，同受一名中国人总办的节制。

显然，就纸面而言，这使中国在五年之后就能得到一切。事情是否果真如此，要看五年之后有没有哪个国家准备迫使日本守信。既然休斯先生和阿瑟·贝尔福爵士都极力劝中国接受这一折衷办法，那就必须认定，美英两国对于它是否得到切实履行负有几分责任。倘若如此，我们或许可以指望中国终究会取得山东铁路的完全控制权。

总的说来，必须承认，中国在华盛顿所得到的比人们可能预料的要好。至于会议所引出的新国际局面的那些较大的方面，我留待下一章去谈。但就眼下所论而言，还必须考察远东的某些并未在华盛顿讨论的问题，因为单单没有被讨论这一事实，就已使它们具有了新的形态。

满洲与内蒙古的问题在华盛顿没有提出。因此可以认定，日本在那里的地位是稳固的，除非到了中国人、或俄国人、或两者联手强大到足以向它挑战的时候。至少美国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除非在别的问题上发生了摩擦。（见附录。）

西伯利亚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日本在海参崴与滨海省的野心，大概仍将不受约束，除非俄国人孤军奋战而能加以约束。日本人与远东共和国之间长年处于半战争状态，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近期内会结束。日本人不时宣称他们已决定撤兵，却同时又派去新的军队。日本人与赤塔政府之间的一次会议一直在大连举行，不时有消息传出，说协议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可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十六日，日本人把会议弄散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泰晤士报》同时刊出了日俄双方关于这次破裂的官方说法。日本方面的声明，《泰晤士报》所载如下：

日本大使馆送来日本外务省四月二十日就大连会议所发表的声明全文。

声明开头回顾说，因赤塔政府一再表示愿望，日本政府乃决定进行交涉。第一次会议于去年八月二十六日举行。

日本的要求包括：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得对日本人施行共产主义的原则，禁止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取消具有威胁性的军事设施，在西伯利亚采行门户开放的原则，并解除对外国人的实业限制。日本亟愿早日订立协定，俾撤兵得以尽早实行，故凡力所能及者，均迁就赤塔的意愿。赤塔自始即催促早日解决尼古拉耶夫斯克事件，日本终于同意在基本协定订立之后立即着手处理该事件。日本并向赤塔保证：在解决该事件时，日本无意侵犯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事件解决之后，即将迅速自库页岛撤兵；赤塔关于移交现由日本当局保管之财产的愿望，亦将予以满足。

驻西伯利亚军队中的第十一师团原定于四月间换防，但倘若大连会议进展顺利，该部队便不是换防，而是径行撤回本国了。因此日本曾向赤塔表示：基本协定若能于相当期限内订立，该部队即当立即撤退，并提议于四月中旬签字，俾该师团换防的准备可以免除。不料赤塔不但提议不待日军撤退即立刻派赤塔军队开往海参崴，而且力主日本须为其全部军队的完全撤退定下期限。

日本告知赤塔：细目协定订立之后，撤兵将于短期内实行，并依对方之愿望指明了确定的期限；同时日本提议在日本所拟的协定上签字。

日本在整个交涉中既如此始终保持诚恳而通融的态度，赤塔代表却全然不顾日本作出让步的精神，一个要求接着一个要求地提出来，借此拖延时日。他们不但拒绝考虑日本的提议，而且声明将中止交涉，立即返回赤塔。从赤塔政府这种态度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缺乏使交涉有所成就的诚意；于是日本政府训令其代表退出大连。

俄国方面的官方说法，《泰晤士报》紧接着上文刊出，内容如下：

四月十六日，日本人使同远东共和国的大连会议破裂。远东共和国代表团离开了大连。日俄两代表团已于三月三十日就总条约的一切各点达成协议，但一谈到军事撤退问题，日本代表团就提出了一个容许日本继续干涉的措辞。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五日之间，日本人在军事协定一事上拖延交涉，并责备远东共和国代表不信任日本政府。俄国代表团声明：非取得日本军事撤退的确切的书面保证，总条约不予签字。

四月十五日，日本代表团提出最后通牒，限远东共和国代表于半小时内答复：是否愿意依日本新提出的条件签订总协定；这些条件禁止远东共和国增加海军，并要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留驻一个日本军事使团。关于撤退，日本人提出一份照会，允诺撤退，但以「不为意外情形所阻」为条件。俄国代表团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四月十六日，日本人宣布大连会议破裂。日本代表启程赴东京，日本军队则仍留在三月二十九日协定所划定的区域之内。

读者会依各自的成见去相信这两份官方声明中的这一份或那一份，而那些自以为不偏不倚的人则会认定真相居于两者之间。就我而言，我相信俄国方面的声明。但即便只看日本的公报，也显然可见：使会议破裂的，是日本不肯从海参崴与滨海省撤退；他们所肯给的，只是一个含混的允诺，说将来某一天撤退，而这个允诺的价值，决不比格拉德斯通先生允诺从埃及撤退的价值更高。

可以看出，在参议院批准华盛顿各条约以前，会议对赤塔一方是顺利的。此后日本人便觉得，凡华盛顿未曾处理的远东事务，他们都可以放手去办了。华盛顿各项决定的实际效果，自然会使日本人拿远东共和国来补偿他们在中国不得不放弃的东西。这个结果本在意料之中，想来那班聚在一处的和平缔造者们也是预见到了的。

由此可见，日本的政策包含着对俄国的敌意。这无疑是日法两国友好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两国都是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与摩根诸公和劳合·乔治先生所追求的国际资本主义相对立；因为法国和日本把军备看作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英国与美国则更着眼于自己的商业与工业。要是能算一算近年来法国和日本靠他们的军队弄到了多少煤和铁，倒是很有意思的事。英国和美国早已有了煤和铁；所以政策也就不同。远东共和国一个不请自来的代表团在华盛顿拿出文件，似乎表明法国和日本是作为秘密的盟友到那里去的。文件的真实性虽然遭到否认，但看来多数人都相信它们是真的。无论如何，既然英日同盟已经终结，而英法协约又已变得毫不融洽，那就可以预料法日两国将站在一起。因此，令人担心的是：华盛顿与热那亚已经播下了将来战争的种子——除非有什么奇迹，使那些「文明」国家厌倦了自杀。

第十章远东当前的种种势力与趋向

远东的局面极其错综，以致很难猜测华盛顿会议最终会有什么结果，而要知道我们应当希望有什么结果，就更难了。我将设法把各种因素逐一陈述出来，不是把问题简单化，倒不如说是想造成一种踌躇；在对待中国的事情上，我认为这种踌躇是可取的。我将依次考察美国、日本、俄国和中国的利益与愿望，并且每一次都试着掂量一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与愿望之中，哪些部分是同全人类的福祉相容的。

我从美国说起，因为它是这次会议的主导精神，也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国家。美国的舆论是主张和平的，同时又深信美国既明智又有德，而其余一切国家则既愚蠢又邪恶。这一见解中悲观的那一半，我无意争辩；乐观的那一半却大可质疑。除了和平之外，美国的舆论还信奉商业与工业、新教的道德、竞技、卫生和伪善，这几样不妨算作英美文化的主要成分。我在远东所遇见的美国人，除一个例外，都是美国文化的传教士，不论他名义上是否同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有关。我应当说明：我讲伪善，指的并不是日本外交家对付西方列强时所施展的那种自觉的伪善，而是那种更深一层的、不自觉的伪善——它构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要力量。人人都知道拉布谢尔评论格拉德斯通先生的那句话：同别的政客一样，他袖子里总藏着一张牌；可是同别的政客不同，他以为那张牌是上帝替他放进去的。这种态度一向是英国的特色，如今在我们自己中间，已被萧伯纳一流人的讽刺多少涤荡了一些；但在美国，它仍旧像五十年前在我们这里一样流行，一样自信。这种态度是很有几分道理的。格拉德斯通时代的英国，比今日的英国更算得上一种道德的力量；而美国此刻也比任何别的国家（俄国除外）更算得上一种道德的力量。可是从格拉德斯通的道德热忱发展到他的后继者们那种玩世不恭的帝国主义，我们现在看得出是势所必至的；美国也一定会经历类似的发展。所以，当我们想估量扩大美国影响是否可取时，就不得不把这种几乎肯定会到来的理想主义的丧失计算在内。

再说，理想主义本身对于受它摆布的人，也并不总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它往往与宽容不能相容，与那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做法不能相容，而唯有这种做法才能使世界对于那些不那么好斗、不那么精力过剩的居民还过得下去。在一片忙忙碌碌的实干的博爱气氛里，艺术或沉思的心境是难以存在的，正如在大扫除的当中难以写出一本书来。激励人去大扫除的那些理想，在它们本分之内是有用而可贵的；可是一旦没有别的理想来充实它们，它们就容易造出一个相当荒凉而不舒服的世界。

乍看上去，这一切似乎与华盛顿会议颇为不相干；然而，我们若要对美日之间的摩擦有一个公正的看法，这却是必不可少的。我愿意立刻承认：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日本则是最坏的敌人。同样确实的是，美国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的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而日本倘若大有获胜的指望，大概是宁愿要战争的。基于这些理由，我很高兴看到我国政府同美国交好，并抛弃那军国主义的英日同盟。但我不希望这样做是出于对日本的敌意，或者是盲目地信赖美国将来的善意。因此我要设法把日本一方的理由说一说，虽然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比美国一方的理由要弱。

首先应当看到，美国眼下的政策，无论在中国问题上还是在海军军备问题上，固然显然于世界有益，却也同样显然合乎美国的利益。先说海军问题：美国有了一支与我们相等的海军，就强大到足以使我们的海军部明白：同美国开战是想都不用想的事；这样，凡是海上控制权值得拥有的地方，美国都拥有了。美国人在日本海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对于法国的潜艇却十分通融，因为那只威胁着我们。海上控制权既已到手，限制海军军备就只不过减少开销罢了，于各方都同样有利，并不牺牲美国的任何利益。再说中国问题：美国在中国的野心是经济上的，只要求全国对美国的商业与工业开放。对于像美国这样富庶、经济上这样强大的国家来说，势力范围的政策显然不如普遍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与海军军备问题上取的是开明的政策，就指望它在与自身利益相抵触的场合也会开明。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旦牵涉到美国的利益或成见，自由主义的与人道主义的原则便毫无分量。我举两个例子：巴拿马运河的通行税和对俄贸易。在巴拿马运河一事上，美国依条约有义务不得歧视我国的船只；然而众议院却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对美国船只给予优待。即使总统最终否决了它，单是它眼下的处境也表明：众议院里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在条约义务上同贝特曼·霍尔韦格所见略同。至于对俄贸易，是英国开的路，而那时美国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依旧毫不容情；直到今天，龚帕斯还以美国劳工的名义，痛斥「同杀人凶手握手」。所以不能说美国总是光明磊落、人道或开明的。证据表明：当这些美德合乎国家的、或者毋宁说财政的利益时，美国便采用它们；而在别的场合，它就看不出这些美德还用得上了。

我本来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但只举一个就满足了，因为这一个与中国特别有关。我引自美国的一家周刊《自由人》（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二四四页）：

十一月一日，中国政府未能偿付一笔五百六十万美元的到期债务，债主是芝加哥的一家大银行。这笔借款起初就是国务院从中促成的；如今，为了履行政府在紧急时予以支持的允诺，一份官方电报被打到北京，并暗示说：继续拖欠，可能对中华民国的财政与政治信誉产生极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新的国际财团中的美国银行家提议向中国政府垫付一笔款子，足以抵偿这笔拖欠的借款，连同其他已经逾期的债务，以及另外一些十二月一日就要到期的债务；这个提议同样得到了国务院全力而积极的支持。这就是说，美国的金融家与政客同时既是这出戏里的英雄，又是戏里的恶人；他们一手造成了一个危险的局面，又在危难之际堂堂皇皇地站出来，提议把中国从他们自己手里救出来——只要中国政府肯同财团发生关系，从而为日后建立一个美国的财政保护国铺平道路。

还应当补充一句：北京政府在几度交涉之后，已决定不按财团所提的条件接受借款。依我看，作出这个决定是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的。正如《自由人》同一篇文章末尾所说：

这个计划若付诸实行，就会使财团的银行家们实际上成为中国的所有者；而在这些银行家之中，唯有美国的银行家准备把这一局面的好处占尽。

有几分理由可以认为：在华盛顿会议之初，财团的银行曾图谋借会议之力，对中国建立某种程度的国际共管，英国政府是默许的，美国政府却不然。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本每周纪事报》（第七二五页）上，有一则题为《中国的国际共管》的电讯，据载，人们认为美国正谋求建立国际共管，而顾维钧先生对《费城公共纪事报》说：「我们怀疑提出这一建议的动机，并且十分怀疑它行得通。凡会议上提议给中国以国际援助的计划，中国都将强烈反对。」他又说：「国际共管是不行的。必须给中国以时间和机会去找到她自己。世界不应曲解或夸大中国当前所经历的这场动荡的意义。」这是明智之言，凡真正是中国朋友的人都必然赞同。在同一期的《日本每周纪事报》上——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周报——我读到下面这一段（第七二八页）：

据引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即普特南·威尔）的话说：「国际银行家们有一个国际共管中国的计划。代表财团的拉蒙特先生向中国提供一笔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借款，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因为拉蒙特先生坚持要用这笔钱偿付已由摩根公司收购的湖广铁路德国部分的债券。」拉蒙特先生听到这一指摘，断然否认，说：「辛普森的说法是全无根据的谎话。这个姓辛普森的人大谈抵制国际银行的控制，真是想入非非。我们并不要控制。我们急切盼望会议得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使中国有充分的机会去成就她自己的命运。」

老于世故的人多半会断定：这样大的火气，必是因为被戳到了痛处；而拉蒙特先生倘若问心无愧，是不会把一位著名作家、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称作「这个姓辛普森的人」的。

我并不冒充说不利于财团的证据是确凿无疑的，这里也没有篇幅把它们一一列出。但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激进派看来，拉蒙特先生所说财团并不要控制，简直像是自相矛盾的话。凡是想借钱给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人，都必定以控制为目的；因为即便没有那家芝加哥银行的事，也无法相信摩根诸公竟是纯粹的慈善家，会不在乎自己的钱能不能拿到利息——尽管财团在中国的说客说起话来仿佛真是如此，这就大大加深了中国人的疑心。

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新共和》上，有布雷斯福德先生一篇题为《一种新的和平手段》的文章；我担心，即便在写作之时它还不完全适用，它也是有预言性的。倘若美国人在远东得手，我料想会看到：中国被迫安分守己，以便为外国的商业与工业提供场地；一个西方认为良好的政府，取代眼下这种自行其是的无政府状态；财富一天比一天多地从中国流向那些投资的国家，其中为首的是美国；一个受盘剥的无产阶级的成长；基督教的传播；美国文明取代中国文明；传统的美被摧毁，只剩下百万富翁们认为值得买下的那些艺术珍玩；中国渐渐觉察到自己正被外国人榨取；而到了某一天，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在某个庞大秘密结社的一声号令之下，天朝上下的白人被屠戮殆尽。人性既然是这个样子，这一切大概是免不了的。做这些事，是为了让富人更富，可是人家会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使中国有一个「良好的」政府。「良好」二字的定义是困难的，但「良好政府」的定义却像甲乙丙一样容易：它就是能给资本家带来丰厚红利的政府。

中国人温和而有礼，所求的不过是公道与自由。他们有一种文明，凡是有助于人类幸福的方面，都胜过我们的文明。他们有一场生气勃勃的青年改革者的运动；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这些人便会使中国重获生机，并造出某种远比我们称之为文明的那部陈旧不堪的碾磨机器好得多的东西来。等少年中国做完了它的工作，美国人照样可以靠同中国通商赚钱，却不必毁掉这个国家的灵魂。中国需要一段无政府的时期来成就她的自新；一切伟大的民族都需要不时有这样一段时期。美国在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间经历这样一段时期时，英国曾想出面干涉，坚持要有「良好的政府」，幸而没有干。如今在中国，列强人人都想干涉。美国人在说到那个邪恶的旧世界时，是承认这一点的；可一说到他们自己的财团，就眼前发黑了。我对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承认自己同别人一样，不要再感谢上帝说自己不像那个税吏。

对美国的批评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为日本作辩护。

日本同列强的关系并不是她自己找来的；日本对世界所要求的，不过是别来打搅。可是这不合白人各国的心意，而其中带头的正是美国。最先使日本领教西方侵略性的，是佩里准将率领的一支美国舰队。很快就看得明白，对付白人只有两条路：要么向他屈服，要么用他自己的武器同他打。日本选了后一条路，于是练出一支由德国人训练的近代陆军，一支以英国为榜样的近代海军，一套得自美国的近代机器，以及一套从所有这些人那里抄来的近代道德。除英国人以外，人人都吃惊不小，管日本人叫「黄猴子」。然而他们打败了俄国之后，人们就开始敬重他们了；等到他们攻下青岛、把中国弄成半个奴隶之后，他们在凡尔赛便被承认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西方之所以看重他们，全凭他们的军备；他们别的种种好处，都不足以使他们免于被当作下等有色人看待。

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的人，很难想象白人一接触到别种肤色时所生出的肤色偏见有多么强烈。我见过受过最高教育的中国人——其教养不亚于（比方说）英奇教长——被满身油腻的白人当作粪土一般对待，那种态度，在国内便是公爵也不敢用来对待一个扫街的。日本人不受这样的对待，因为他们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白人作为个人不再敢欺侮作为个人的日本人，这一事实作为对有色人种整体待遇好转的开端，是很重要的。倘若日本人因战败而不能保住大国的地位，有色人种全体都将受害，而白人那摇摇欲坠的傲慢又会重新立稳脚跟。而且，世界还将失去最后一线希望：让一种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文明存续下去。

日本的文明，就其物质的方面而言，是与西方相似的，虽然工业主义至今还不很发达。但就其精神的方面而言，却与西方、尤其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西方全然不同。崇拜天皇，把他当作一个实实在在的神，这在每一所乡村小学里都被成功地教给了学生，并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民众的支持。日本的民族主义目标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它还带着中世纪的意味，是王朝的、领土的。日本人的道德不是功利主义的，而是极其理想主义的。孝是它的根基，而其中也包含爱国，因为天皇是他百姓的父亲。日本人的见解里，有一种迷信式的不切实际，正如十三世纪关于皇帝与教皇关系的种种理论。不过在欧洲，皇帝与教皇是两个人，他们的争吵促进了思想的自由；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以来，二者合于一个神圣的人身之上，便没有内部的冲突来产生怀疑了。

日本与中国不同，是一个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对一个命题总是怀疑，直到它被证明为真；日本人则相信它，直到它被证明为假。我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可以反驳天皇是神这一说法。日本的宗教在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正如《旧约》里犹太人的宗教。国教神道教，其内容大体上是一八六八年以后发明出来的，并通过学校教育传布开去。（古时自然是有神道教的，但构成近代神道教的东西大部分是新的。）它不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以普世为目的；它是部落性的宗教，只打算打动日本人。佛教与它并存，而且是同一批人所信奉的。习惯上婚礼用神道的仪式，丧礼用佛教的仪式，因为佛教被认为更宜于哀戚的场合。佛教虽是普世的宗教，它在日本的形式却极富民族性，正如英国国教。它的许多僧侣娶妻，有些寺院里僧职还是世袭的。它的高僧极像英国的副主教，叫人一见就想起来。

日本人即便采用了工业的方法，也没有失掉他们的美感。人们抱怨他们的货色低劣，但他们有一种非凡的本领，能把艺术的趣味同工业主义调和起来。日本若是富裕，它或许能用纽约那样新式的方法，造出威尼斯那样美丽的城市。工业主义在别处迄今所带来的，是一股节节上涨的丑陋的潮水；哪个民族若能指点我们如何使这潮水退下去，便值得我们感激。

日本人认真、热烈、意志坚强，工作之勤勉令人惊叹，而且为了一个理想能作无穷的牺牲。他们中的多数也有与此相应的缺点：缺乏幽默感、残忍、不宽容、不能自由地思想。但这些缺点决不是人人都有的；在他们中间，也能遇到一些极其出色的男男女女。而且就整个文明而言，他们有一种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元气与决心。

工业主义在日本的成长，带来了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的成长。在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者，但因为没有劳工的组织，眼下除了理论之外还容不下别的。在日本，工会已大有进展，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各色见解都有力地表现出来。将来日本若日益工业化，社会主义或许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但眼下我认为还不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别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不与国民的种种迷信同流。他们很受政府迫害，但据一位有资格判断的美国人告诉我，还不如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受迫害得厉害。

真正的权力仍旧握在若干贵族世家手里。按照宪法，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而不对国会或首相负责。因此他们能够、而且确实一意推行外务省所不喜欢的政策。譬如说，外务省即便允诺从海参崴撤兵，陆军省仍旧可以决定把军队留在那里，而宪法上是无可救济的。日本表面上的背信弃义，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这样来解释。自然也有一个想要建立真正议会政治的政党，但除非现行政体遭受某种严重的外交上的屈辱，它是不大可能上台的。倘若华盛顿会议以外交压力不仅迫使日本撤出山东，而且撤出海参崴，那么它对日本内政的影响大概会好得很。

日本人深信自己没有朋友，深信美国人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据人们看来，政府认为同美国一战终归是免不了的。其理由是：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决不能容忍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可畏的对手发展工业，因此迟早会给日本人一个抉择：要么饿死，要么战死。到那时武士道便要起作用，使他们宁取战场而不取饿死。佐藤海军大将（人称日本的伯恩哈迪）坚持说，美国人没有武士道，必将失败，他们那钻钱眼儿的灵魂受不了长期战争的艰苦与匮乏。这自然是浪漫的胡话。武士道在近代战争里毫无用处，而美国人的勇敢与顽强丝毫不亚于日本人。战争也许会打上十年，但结局必是日本的失败。

这局面时时使人想起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德之间的情形。德国人想用与我们当年所用相似的手段去取得一个殖民帝国；日本人也是如此。这类手段一到外国人手里，我们就认为是邪恶的；美国人也是如此。德国人发展他们的工业，以竞争引起我们的敌意；日本人也同样在远东的市场上同美国竞争。德国人觉得自己被我们那些在我们看来纯属自卫的同盟包围了；日本人同样在华盛顿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只有法国同情他们），因为美国人高明的外交手腕已把我们拉到了他们那一边。德国人终于被大半是自己造出来的恐惧所驱使，向全世界挑战，于是倒了下去；很可担心的是，日本也会照样行事。德国一案的是非曲直，人人耳熟能详，我不必再细说了，因为整套议论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身上。所不同的只有一点：德国的目标是称霸全世界，日本的目标却只是称霸东亚。

美日之间的冲突表面上是经济的；但正如常有的情形，经济上的竞争其实是更深的激情的外衣。日本仍旧相信君权神授；美国则相信商业神授。我有时试图使美国人相信：有些民族未必会因扩大对外贸易而得益；可是我总发现这种努力是白费。美国人还相信，他们的宗教、道德和文化远在远东之上。我认为这是一种妄念，尽管几乎所有的欧洲人也都抱着这种妄念。日本人深切地、以其全部生命的力量，渴望保存自己的文化，不愿变得像欧洲人或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情他们。肤色偏见在美国人中间比在欧洲人中间还要强烈；日本人一心要证明，黄种人可以同白种人平等。在这一点上，公道与人道也在日本一边。因此，在经济与外交冲突底下的那些更深的问题上，我的感情是向着日本人而不是向着美国人的。

可惜的是，日本人总因急躁与轻蔑而把自己弄得理亏。他们本该为中国要求他们硬为自己争来的那种待遇；那样他们就能成为他们口口声声自称的东西——亚洲对抗欧洲的斗士。中国人是容易感恩的，日本若真做了中国的朋友，中国是会忠实地帮助日本的。可是日本人比欧洲人更瞧不起中国人；他们并不想破除东方人低劣这一信条，只想让人把他们自己看作西方的一员。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中国招来了他们完全应得的憎恨。而正是这同一种行径，使美国最好的人和最坏的人一样敌视他们。倘若美国敌视他们全出于卑劣的理由，他们在美国本可以找到许多辩护者；而事实上却几乎一个也没有。如今还不算太晚；他们还可能赢得中国的爱戴和美国最优秀的人的敬重。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改变对华政策，采行一部更民主的宪法；若做不到，他们就会像德国那样倒下去。而他们的倒下，将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美日之间的战争，就其本身而言便是极可怕的事，就其后果而言则更可怕。它会毁掉日本的文明，使中国确定无疑地屈服于西方文化，并把美国推上遍及全球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避免它。而要避免它，日本就必须变得更开明；而日本只有在现行政体因失败而丧失威信之后，才会变得更开明。因此，不单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日本的利益，倘若英美两国联合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不但吐出山东，而且吐出除旅顺口及其附近一带以外的整个满洲，那是好事。（我所以把旅顺口除外，是因为我认为非真打一仗不足以使日本人放弃旅顺口。）自日俄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同日本的同盟，对于日本所做的一切坏事都是一种鼓励。这并不是说日本比我们更坏，而是说某些罪行只有极大的强国才干得，而日本人在其历程中过早地干了这些事，论慎重是不该的。我们的同盟是日本种种错误的一个助因，而同盟的终结，则是日本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

现在我们来说俄国在中国问题中的角色。欧洲有一种倾向，把俄国看作衰朽不堪；这却是一种妄见。诚然，几百万人在挨饿，工业陷于停顿。但这在一个组织较为疏松的国家里，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里所意味的那种事。俄国仍然能在波斯与阿富汗抢在我们前头，能在外蒙古抢在日本人前头。俄国仍然能在亚洲每一个国家里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这种宣传之所以大为有效，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它允诺把人们从欧洲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本部，它除了年轻的学生之外几乎没有打动什么人；在这些学生看来，布尔什维主义的可取之处，是一种不必经过私人资本主义阶段便能发展工业的办法。随着布尔什维克越来越被迫回到资本主义上去，这种吸引力无疑会减弱。再说，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所发展成的那个样子，特别不适用于中国，理由如下：第一，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中国的国家极其软弱，并且日益趋向联邦制而不是集权；第二，布尔什维主义需要极多的管治，需要当局对个人生活的控制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中国的个人自由发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在一切国家之中，唯有中国最像是无政府主义的学说真能行得通的地方；第三，布尔什维主义不喜欢私人的买卖，而买卖对于除士人之外的一切中国人乃是性命攸关的事。因为这些理由，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信条，不大可能在中国本部大有进展。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主义，与作为一种信条的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对阿富汗埃米尔或蒙古的游牧民所用的那套有效的说辞，大概同对兰斯伯里先生所用的并不相同。布尔什维克影响在亚洲的扩张，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现象，而是俄国传统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推行它的人比沙皇时代的官吏更有干劲、更聪明、也更不贪污，而且他们同美国人一样，自信所从事的是人类的解放，而不是单纯的帝国主义扩张。这种信念自然极大地增加了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的元气与成功，并给它在亚洲的扩张以一种推动力，这推动力不像是很快就会耗尽的——除非当真有某个新的高尔察克，靠着外国的兵力来保住他的王位和性命，把沙皇政体复辟起来。

因此，倘若国际局势朝某些方向发展，俄国着手收复满洲，并重新取得那种对北京的影响力（控制满洲必然会给任何外国带来这种影响力），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只要日本手脚未被牵住，这样的事大概是白费力气；可是日本一旦同美国或英国交战，它立刻就行得通了。所以，设想俄国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之内重获她在日俄战争以前对中国所处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不可能。还须记住，俄国人有殖民的本能，几百年来一直在向东迁徙。这一趋向被过去七年的灾难打断了，但大概不久又会重新显露出来。

依我看来，俄国在亚洲取得霸权，决不是什么可惜的事。俄国大概不会强大到能像英国人、美国人或日本人那样施行暴政的地步。再者，俄国人的见解与性情里有足够的亚洲成分，使他们能够同亚洲人建立平等而相互理解的关系，而这在说英语的民族看来简直是办不到的。而一个亚洲的集团，若能形成，守则强，攻则弱，这是有利于和平的。所以，总的说来，这样一个结果若当真出现，从全人类的利益着眼大概是可取的。

那么，同时中国的利益何在呢？对中国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收回满洲与山东，然后让她自己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中国的无政府状态或许要很久才平息下去，但到头来总会建立起某种适合中国的制度。用外力的干涉来人为地结束中国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建立某种便于外国工商业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多半全然不合中国人自己的需要。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十九世纪的美国人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俄国人，都经历过多年的无政府与内战；那些年头对于他们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若由外力干涉而把它缩短，最终的结局必受重创。中国也是如此。西方的政治观念已经扫掉了旧日的帝制，却还不曾强大到足以拿出什么稳固的东西来取代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是一件困难的事；外国人应当愿意在中国人试着解决它的时候有几分耐心。他们懂得自己的国家，我们却不懂。只要让他们自己去办，他们最终会找到一个合乎自己性情的解决办法，而这是我们断断办不到的。由他们自己慢慢得出的解决办法，或许是稳固的；而由外国列强过早强加的办法，则是人为的，因而是不稳固的。

然而，华盛顿会议所达成的各项决定能长久地有益于中国，这指望是很小的；它们适得其反的机会倒不小。在满洲，现状将予维持；在山东，日本人作了让步，其价值如何，只有时间能说明。四国——美、英、法、日——已经议定联手榨取中国，而不再彼此竞争。关于借款有一个财团，它将握有钱袋的权力，因而将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既然美国人是唯一有大量余裕资本的人，他们便将控制这个财团。既然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便会着手把中国人变成强健的基督徒。既然金融家是美国文明中最辉煌的角色，中国就非得治理得能使金融家发财不可；而金融家作为报答，则将在全国上下遍设学院、医院和基督教青年会，并雇人去把中国的艺术珍宝收买净尽，埋进他们的大宅里。中国的知识界将同美国的知识界一样，直接或间接地受托拉斯巨头们的豢养，因而不会有什么有力的声音为彻底的改革说话。这一套制度的开张，在西方甚至会被某些社会主义者当作和平与自由的一大胜利而加以欢迎。

可是，母猪耳朵做不出丝钱袋，资本主义里也变不出和平与自由。英、法、美、日之间的四国协定，或许是和平的一重保障；但它使和平更近一步，也就使自由更远一层。这是彼此竞争的商号合并成一个托拉斯时所得到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对于从前的竞争中得过好处的人，决不总是有利的。要支配中国，完全可以不违背门户开放的原则。这条原则所保证的，不过是各处的支配权都归美国罢了，因为美国在财政上与商业上最为强大。在中国，有些事情是合乎美国的利益、同时也合乎中国的利益的，另有一些则与中国的利益相抵触。美国人为了商业和稳妥的投资，会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看到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看到别国不来侵夺领土。但他们不会愿意看到中国人强大到能自己拥有并经营自己的铁路和矿山；对于一切争取经济独立的企图，他们都会反感，尤其是当这种企图（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采取国家社会主义、或列宁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时。他们会给每一个在美国控制的学院里受教育的学生立一份档案，并且多半会留意不让那些公然抱有社会主义或激进见解的人得到职位。他们会坚持那种伪善的标准——正是这种标准使他们在高尔基访美时把他撵了出去。他们会毁掉美，而代之以整洁。总之，他们会坚持要中国变得尽可能像「上帝眷顾之邦」，只是不许中国留下自己的工业所产生的财富罢了。中国人自有其所长，能对文明作出一种新的贡献，其价值不亚于他们过去所作的贡献。这一点将因美国人的支配而落空，因为美国人认定自己的文明是尽善尽美的。

资本主义的理想，若能实现，便是用托拉斯消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同时又让工人之间的竞争活着。在先进的工业国家内部，工会在减少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上已有几分成效；但这只是加剧了不同种族的工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冲突。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之下，廉价的亚洲劳工在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竞争，确实可能有害于那些国家的白人劳工。但在社会主义之下，勤勉而熟练的工人涌入人口稀少的国家，对人人都显然是好事。在社会主义之下，凡生产多于消费的人移入，对社会中每一个别的人都是好事，因为这提高了人均的财富。可是在资本主义之下，由于要争饭碗，一个生产得多或消费得少的工人，便自然而然成了别人的敌人；于是这制度造成了怠工，并在公共利益与雇佣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之间造成了对立。黄种劳工在美国和英国各自治领的遭遇，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利益的人为冲突的最不幸的例证之一。亚洲移民这整个问题，今后几百年都可能惹出麻烦，而唯有社会主义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因为唯有社会主义能使工人在这件事上的私人利益同他们本国的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相调和。

世界的资本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之手，而这几个国家凭着资本能把其余一切国家的财富抽干；这显然不是一种能保证长久和平的制度，除非较穷的国家完全屈服。从长远看，中国不会看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工业的利润留在外国人手里。倘若眼下俄国被成功地饿得屈服于外国资本，那么时机一到，俄国也会再度起来反抗金融的世界帝国。因此我看不出华盛顿所结成的这个辛迪加能建立起什么稳定的世界体系。正相反，我们可以料想：等到亚洲把我们的经济制度彻底消化之后，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战争便会以亚洲对西方的战争的形式爆发出来，美国充当资本主义的主角，俄国充当亚洲与社会主义的斗士。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亚洲是为自由而战，但多半已太迟，来不及保全那些如今使亚洲对人类大家庭有价值的独特文明了。说实在的，这场战争多半会破坏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一种文明都活不下来。

总而言之：世界真正的政府握在大金融家手里，除了那些能激起民众强烈关切的问题之外。把亚洲人排斥于美国和各自治领之外，无疑是出于民众的压力，并且是违背大金融的利益的。可是能激起这样强烈的民众情绪的问题并不多，而其中又只有少数几个简单到不至于被人从资本家的利益出发加以曲解。即便在亚洲移民这样的事情上，造成雇佣劳动者那种反社会的利益、使他们变得不宽容的，也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现行制度使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在某些要害之处同全体的利益相对立。适用于个人的，也适用于国家；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之下，一个国家的利益很少与全世界的利益相同，即便相同也不过是偶然。国际和平在现行制度之下或许也能设想得到，但只能靠强者联合起来榨取弱者。这样一种联合正作为华盛顿的结果而被尝试着；可是从长远看，它只能减少弱小国家如今所享有的那一点点自由。正如社会主义者一再指出的那样，现行制度的根本祸害在于：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一个人、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生产货物，不是为了消费它们，而是为了把它们卖掉。竞争、榨取以及一切祸害，无论是内部的劳工问题还是国际关系上的祸害，都由此而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中国的商业，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他们出口的东西涨价，而那也正是他们自己主要消费的东西；还意味着对外国货的新的需求被人为地刺激起来，从而使中国听凭供给这些货物的人摆布，毁掉现有的知足，并生出一种对纯粹物质目的的狂热追逐。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里，生产将由那个代表消费者需要的同一个机关来调节，而竞争性的买卖这整桩勾当将归于消灭。在此以前，人们可以靠屈服于榨取而得到和平，或者靠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得到几分自由，却不可能兼得和平与自由。美国当前政策的成功，或许能在一个时期内保住和平，但决不能为中国这类弱小国家保住自由。唯有国际的社会主义能两者兼保；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会激起反抗，所以在国际社会主义遍行于全世界以前，连单单的和平也永远不会有保障。

第十一章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对比

正如前几章所见，眼下在中国，我们的文明同那个天朝上国固有的文明正处在紧密的接触之中。这种接触究竟会孕育出一种胜过其父母双方的新文明，还是仅仅毁掉本土的文化而代之以美国的文化，至今仍是个疑问。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往往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师法埃及，罗马师法希腊，阿拉伯人师法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师法阿拉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师法拜占庭人。在这许多事例中，学生每每胜过了老师。就中国而言，倘若我们把中国人看作学生，那么情形或许又将如此。其实我们要向他们学的，同他们要向我们学的一样多，只是我们学到手的机会要小得多。我之所以把中国人当作我们的学生，而不是反过来，只因为我恐怕我们是教不会的。

本章我打算处理中国与西方接触所引起的种种问题中纯属文化方面的那一部分。在此后的三章里，我将讨论有关中国内部状况的问题；最后在结论一章中，再回到在眼下这样艰难的局面里还容许抱有的那些希望上来。

除了十六世纪的西班牙与美洲，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例子：两种文明在各自分头发展了如此之久以后才彼此接触——中国与欧洲的文明便是这样。考虑到这种异乎寻常的隔绝，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竟不更困难些，倒是令人惊讶的。为把这一点说清楚，值得先就这两种文明的历史渊源略说几句。

西欧与美洲的精神生活几乎是同质的；依我看，它可以溯源于三处：（一）希腊文化；（二）犹太人的宗教与伦理；（三）近代工业主义——而工业主义本身又是近代科学的产物。我们不妨拿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来代表这三种成分；直到今日，它们仍异常地可以彼此分开。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得来文学与艺术、哲学与纯粹数学，还有我们社会观中较为文雅的那些部分。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得来狂信——其友人称之为「信仰」；得来道德上的热忱，连同「罪」的观念；得来宗教上的不宽容，以及我们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从科学——即应用于工业主义之中的科学——那里，我们得来力量和力量感，得来那种自以为是神明、并且有权充当非科学民族之生死仲裁者的信念。我们也从中得来经验的方法，几乎一切真实的知识都是靠它取得的。我想，这三种成分足以说明我们心性的大部分。

这三种成分之中，没有哪一种在中国的发展里起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作用，只有希腊曾间接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塑与音乐。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期属于那些大河帝国之列；埃及与巴比伦尼亚也属于此列，它们通过对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影响，参与了我们的起源。正如那些文明之所以可能，是靠着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冲积土，中国最初的文明之所以可能，也是靠着黄河。即便在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疆域向南向北也没有伸出黄河流域多远。然而，尽管自然与经济环境如此相似，中国人的心性与埃及人、巴比伦人的心性却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老子与孔子都属于公元前六世纪，而他们身上已经具备我们视为近代中国人所特有的那些特征。凡把一切都归于经济原因的人，要说明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巴比伦人之间的差别，怕是要煞费苦心的。就我自己而言，我也提不出别的理论来。我以为科学在目前还不能完全说明民族性格。气候与经济环境能说明一部分，却不是全部。多半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在某个形成时期恰好出现的那些支配性人物的性格，例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

中国已知最古的圣哲是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其实并不是人名，不过是「年老的哲人」的意思。按传统的说法，他比孔子年长而同时；在我看来，他的哲学要有趣得多。他认为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对它自己而言属于自然的行事之道或行事之方式；我们应当使自己合乎这个「道」，并劝人也合乎它。「道」就是「路」，不过用在一种多少带神秘意味的意义上，正如那句经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想他大概设想死是由于离开了「道」；倘若我们都严格依自然而生活，便会像天体一样不死。到了后世，道教堕落成单纯的方术，大半忙于寻求长生之药。但我想，逃脱死亡的指望自始便是道家哲学中的一个成分。

老子的书——或者不如说托名于他的那部书——很短；但他的思想由他的弟子庄子加以发挥，而庄子比他的老师更有趣。两人所倡导的都是一种自由的哲学。他们看不上政府，也看不上一切对自然的干预。他们抱怨近世生活的匆忙，并拿它同他们所谓「古之真人」的安宁生涯相对照。「道」的学说里有一点神秘的意味，因为尽管万物众多，道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一；所以倘若人人都依道而生，世上便不会有争斗。不过这两位圣哲已经具有中国人那种幽默、克制与轻描淡写的特性。他们的幽默，可以从庄子讲伯乐「善治马」、把马调理到十匹里死掉五匹的那段话里见出。他们的克制与轻描淡写，只要同西方的神秘主义者一比便很明显。这两种特性属于一切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也属于今日有教养的中国人的谈吐。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爱笑，从不放过一个说笑的机会。在有教养的阶层里，那种幽默狡黠而精微，以致欧洲人往往看不出来——这又增添了中国人的乐趣。他们轻描淡写的习惯很值得注意。我有一天在北京遇见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他对政治理论抱着一点学术上的兴趣；我初到此国，便照字面接受了他的话，后来才发现他做过一省的省长，而且多年来一直是个极有名的政治家。中国的诗里似乎没有激情，也是由于同一种轻描淡写的习惯。他们认为智者应当始终保持平静；虽然他们也有激动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个很容易激动的民族），却不愿把这些时候在艺术里固定下来，因为他们看不上它们。我们那使人爱好慷慨激越的浪漫主义运动，据我所知在他们的文学里没有相类的东西。他们的古乐，有些极美，声音却小到刚刚能听见。在艺术上他们求精妙，在生活上他们求合乎情理。对于冷酷无情的强者，对于激情的无所节制的宣泄，他们并不赞赏。从西方那种较为喧闹的生活里出来，人起初会觉得他们所追求的种种效果一概付之阙如；但那种生存的美与庄严，会渐渐显现出来——所以在中国住得最久的外国人，也就是最爱中国人的外国人。

道家虽以方士的形式留存下来，却在有教养的阶层的喜好中被儒家完全排挤掉了。我必须承认，我领略不了孔子的好处。他的著作大半被琐细的礼节问题占去，他主要关心的是教人如何在各种场合举止得体。然而，拿他同另一些时代、另一些民族的传统宗教导师相比，人就不得不承认他有极大的长处，哪怕这些长处主要是消极的。他的体系，经他的门徒发挥，是一套纯粹的伦理，没有宗教教条；它不曾产生一个有权势的祭司阶级，也不曾导致迫害。它确实成功地造就了一整个举止精妙、礼数周全的民族。而中国人的礼貌也并非仅仅出于俗套；在没有先例可循的场合，它同样靠得住。它也不限于某一个阶级，连最卑微的苦力身上也有。看着白种人蛮横无礼，而中国人以一种静默的尊严受之——那尊严不肯自贬身份，以无礼还无礼——这是叫人羞愧的。欧洲人常把这看作软弱，其实它是力量；中国人迄今征服了他们一切的征服者，靠的正是这种力量。

在中国传统的文明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重要的外来成分，那就是佛教。佛教在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自印度传入中国，并在这个国家的宗教里取得了确定的地位。我们从犹太人那里承袭了不宽容的见解，便设想一个人若信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信另一种。基督教与回教的教条，在其正统的形式下，措辞使得没有人能同时接受两者。可是在中国，这种不相容并不存在；一个人可以既是佛教徒又是儒者，因为两者之中没有什么是与对方不相容的。在日本也同样，大多数人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尽管如此，佛教与儒学之间有一种性情上的差别，足以使任何人即便兼而受之，也总要偏重其一。佛教是宗教，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意义上的宗教。它有神秘的教义，有得救之道，有来世。它有一个给世人的信息，意在医治那种它认为凡无宗教信仰者都自然会有的绝望。它假定人本能地悲观，非有某种福音不能医治。儒学则全然没有这一套。它假定人本来与世相安，所需要的只是如何生活的教诲，而不是活下去的鼓励。而且它的伦理教诲并不建立在任何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教条之上；它纯粹是入世的。这两种宗教在中国并存的结果是：较富宗教心、较喜沉思的性情转向佛教，而活动的、行政型的人物则以儒学为满足——儒学一向是官方的学说，是取士时考的东西。其结果是：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政府一直操在一班文人怀疑派的手里，他们的治理缺少西方各国要求其统治者具备的那种精力与破坏性。事实上，他们极其切合庄子的格言。其结果是：除了内战带来苦难的地方以外，人民是快乐的；藩属民族得到了自治；而外国也无须惧怕中国，尽管中国人口与资源极多。

拿中国的文明同欧洲的文明相比，人会发现希腊所有的东西中国大都有，而我们文明的另外两种成分——即犹太教与科学——则丝毫没有。中国几乎没有宗教，不单上层阶级如此，整个民众都如此。那里有一套很明确的伦理法则，却不凶狠，不迫害人，也不含「罪」的观念。除了最近因欧洲影响而有的以外，那里既没有科学，也没有工业主义。

这个古老的文明同西方接触，结果将是什么？我想的不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结果，而是对中国人心性的影响。要把这两个问题完全分开是困难的，因为同西方的文化接触当然要受政治与经济接触之性质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仍愿尽可能孤立地考虑文化问题。

在中国，人们极热切地要取得西方的学问，这不单是为了取得民族的力量、能够抵抗西方的侵略，也因为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学问本身就是好东西。看重知识是中国的传统，不过在旧日，人们所求的知识只是经典文献的知识。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更有用处。每年有许多学生到欧洲的大学去，到美国去的还要多，学科学、经济、法律或政治理论。这些人回到中国，大多做教师、公务员、新闻记者或政治家。他们正迅速地使中国人的见解近代化，在有教养的阶层里尤其如此。

中国传统的文明已经变得不再进步，在艺术和文学上也不再产生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并不是由于这个种族有什么衰颓，而不过是由于缺少新的材料。西方知识的涌入，恰好提供了所需要的那种刺激。中国学生有能力，而且热心得异乎寻常。高等教育苦于经费不足和图书馆的缺乏，却丝毫不苦于缺少最上等的人材。中国文明迄今虽在科学上有欠缺，却从不曾含有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所以科学知识的传播，并不遇到教会在欧洲所设的那种障碍。我毫不怀疑：中国人倘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经费，他们在此后三十年内便会开始在科学上做出可观的工作。他们很可能赶过我们，因为他们带着新鲜的兴致而来，带着一种文艺复兴的全部热情。事实上，少年中国对学问的热忱，不断使人想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而且正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之处：他们想要向我们学的，并不是那些带来财富或军事力量的东西，倒是那些或有伦理与社会价值、或纯属知识兴趣的东西。他们对我们的文明决非一味不加批评。他们中有些人告诉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们的批评要少些，可是那场大战使他们想到：西方的生活方式想必有些毛病。然而向西方求智慧的习惯是很强的，有些较年轻的人以为布尔什维主义能给他们所寻求的东西。这个指望多半也要落空；不久他们便会认识到，他们必须靠一种新的综合来自救。日本人采纳了我们的缺点而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缺点；但我们不妨指望中国人作相反的取舍——保留他们自己的长处而采纳我们的长处。

依我说，我们文明的特出长处是科学方法；中国人的特出长处则是对人生目的的一种正确的理解。人所要希望看到的，正是这两者渐渐结合起来。

老子把「道」的作用描述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从这几句话里可以引出善于反思的中国人所见的人生目的；而必须承认，这些目的同大多数白种人为自己所立的目的很不相同。占有、自恃、宰制，无论在国家还是在个人，都是人们热切追求的东西。尼采已把它们立成了一种哲学，而尼采的门徒并不限于德国。

可是有人会说：你一直是拿西方的实践同中国的理论相比；倘若你拿西方的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比，平衡便会大不相同了。这话自然有很多道理。占有——老子要我们放弃的三件事之一——确是寻常中国人心里所珍爱的。作为一个种族，他们抓钱抓得紧，也许不比法国人更紧，却肯定比英国人或美国人更紧。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他们的权势人物用可耻的方法发财。这一切都是无法否认的。

然而就另外两种恶——自恃与宰制——而言，我看到中国的实践明确胜过我们自己。比起白种民族来，他们要暴虐地统治别人的欲望要小得多。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弱，与其说全由通常被指为唯一原因的腐败之类的恶习而来，不如说同样地由这一种德性而来。世上倘若真有哪个民族能够「骄傲得不屑于打仗」，那民族便是中国。中国人天然的态度是宽容而友善，以礼待人，也指望人以礼相待。中国人若肯，原可以成为世上最强的民族。可他们只想要自由，不想要宰制。别的民族未必不会逼得他们为自由而战；倘真如此，他们或许会失掉他们的德性，而染上对帝国的嗜好。但目前，尽管他们做了两千年的帝国民族，他们对帝国的爱好却淡薄得异乎寻常。

中国虽然打过许多仗，中国人天然的见解却是极和平主义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的诗人会像白居易在韦利先生所译的一首诗——他题作《折臂翁》——里那样，拿一个自残以逃兵役的壮丁当作英雄。他们的和平主义植根于他们那种沉思的见解，也植根于这样一个事实：凡他们所见的，他们并不想去改变。他们以观察各种生命的种种特有表现为乐——他们的画便可以为证；他们并不想把一切都归到一个先入的模子里去。他们没有那支配着西方各国、并为我们活动的冲动提供了合理化说辞的进步理想。进步当然即便在我们中间也是个很近代的理想；它是我们从科学与工业主义那里得来的东西的一部分。今日有教养的保守的中国人说起话来，同他们最早的圣哲写下的一模一样。倘若有人向他们指出，这足见进步之少，他们会说：「既已享有至善，何必更求进步？」这种见解在欧洲人看来起初未免懒惰过分；可是对自己的智慧的疑虑会渐渐生长起来，人便开始想：我们所谓进步，有许多不过是不安定的变动，并不曾使我们离任何可欲的目标更近一步。

把中国人到西方来所求的东西同西方到中国去所求的东西相对照，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到西方来求知识，指望知识能成为通向智慧的门径——我恐怕这指望通常是落空的。白种人到中国去，有三种动机：打仗、赚钱，以及把中国人改宗我们的宗教。最后这一种动机有理想主义的好处，也曾激励过许多英勇的生涯。可是兵士、商人与传教士，同样都一心要把我们的文明盖印在世界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人都是好斗的。中国人并不想把我们改宗儒学；他们说「教虽多，理则一」，说过便听凭我们各行其是。他们是好商人，可是他们的方法同在中国的欧洲商人的方法全然不同——后者不断谋求租让权、专利权、铁路和矿山，并极力要炮舰来支持他们的要求。中国人照例算不上好兵，因为人家要他们去打的那些仗不值得打，而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可这不过证明了他们通情达理罢了。

我想中国人的宽容，超过欧洲人凭本国的经验所能想象的程度。我们自以为宽容，因为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宽容些。可是我们至今仍在施行政治上与社会上的迫害；更要紧的是，我们深信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比任何别的都好得无可比拟，以致我们一遇到中国人这样的民族，便确信我们所能给他们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他们变得像我们一样。我相信这是个极深的错误。在我看来，寻常的中国人，哪怕穷苦不堪，也比寻常的英国人快乐；而他之所以更快乐，是因为这个民族建立在一种比我们更合乎人道、更文明的见解之上。躁动与好斗不但造成显而易见的祸害，还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不满，使我们无力享受美，并使我们几乎不能有沉思的德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最近一百年里迅速地变坏了。我并不否认中国人在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可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东西方的接触对双方都可能是有益的。他们或许能从我们这里学到那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实际效率，我们或许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几分沉思的智慧——正是这种智慧使他们得以存留下来，而上古一切别的民族都已灭亡了。

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是去教书的；可是我每多住一天，就越少想到我有什么要教给他们，而越多想到我有什么要向他们学。在中国久住的欧洲人当中，我发现这种态度并不少见；可是在那些只作短暂逗留、或者只为赚钱而去的人当中，这种态度却少得可叹。它之所以少，是因为中国人并不长于我们真正看重的那些东西——军事上的本领与工业上的进取。可是凡看重智慧或美、甚至只看重生之单纯享受的人，都会发现这些东西在中国比在心神散乱、动荡不宁的西方要多，并且会乐于住在一个看重这些东西的地方。我但愿能够指望：中国为报答我们的科学知识，或许会给我们几分她那广大的宽容与沉思的宁静。

第十二章中国人的性格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高深莫测，满腹隐秘的心思，我们是无法懂得的。或许我在中国的阅历再多些，也会同意这种意见；可是在我于那个国家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看不出有什么足以支持它。我同中国人说话，就同我对英国人说话一样；而他们答我的话，也大致就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他们认为受过教育、又不十分愚钝的中国人一样。我不信「深不可测的东方人」那个神话：我深信在一场彼此欺骗的把戏里，英国人或美国人十回里有九回能赢中国人。不过，由于许多比较贫穷的中国人要同有钱的白种人打交道，这场把戏往往只有一方在玩。那时，白种人自然要受骗上当；但也不过同一位中国的大官在伦敦所受的相仿罢了。

中国人最可注意的一点，是他们那种博得外国人喜爱的本领。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无论是只作短暂游历的，还是在那里住了许多年的。尽管有英日同盟在，我在远东却几乎想不起有哪一个英国人喜欢日本人像喜欢中国人那样。凡在中国人中间住得久的，往往习得他们的见解与他们的标准。新来的人所触目的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祸害：乞丐，可怕的贫穷，疾病的流行，政治上的无政府与腐败。每一个精力充沛的西方人，起初都强烈地想要革除这些祸害；而这些祸害当然是应当革除的。

可是中国人，连那些本可避免的不幸的受害者在内，对外国人的激动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消极的漠然；他们等着这激动自己过去，就像等汽水的泡沫消掉一样。于是种种奇异的犹疑渐渐爬进这困惑的旅人心里；愤慨了一阵之后，他开始怀疑起自己迄今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一切格言来。老是提防着将来的不幸，当真是明智的吗？为着想将来某个日子也许要来的灾祸，而失掉眼前的一切享受，当真是审慎的吗？我们的一生，该不该花在建造一所自己永远没有闲暇去住的宅第上？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忍受贫穷、疾病与无政府状态。但作为这些祸害的补偿，他们保住了工业国家所没有保住的东西：一种文明地享乐的能力，一种闲暇与欢笑的能力，一种在阳光和哲学清谈里得到快乐的能力。就我所认识的一切种族而言，中国人无论哪个阶层都比别人更爱笑；他们从什么事情里都能找出趣味来，一句玩笑总能把一场争执缓和下去。

我记得有一个大热天，我们一行人坐轿翻山——路又坏又陡，苦力干的活极重。到了全程最高的地方，我们停了十分钟让轿夫歇息。他们立刻一排坐下，掏出烟袋，彼此笑闹起来，仿佛世上没有一桩心事。在任何一个学会了「深谋远虑」这种德性的国家里，他们都会把这一刻用来抱怨天热，好多得几个赏钱。而我们既是欧洲人，便把这段时间花在担心汽车会不会在该等的地方等着我们。若是有钱的中国人，他们大概会争论起宇宙究竟是循环运行还是沿直线前进；或者动手考究：真正有德的人是否应当「完全」舍己，还是有时也可以顾及自己的利益。

偶尔能碰上一些白种人，他们抱着一种妄念，以为中国不是个文明国家。这种人是全然忘了文明由什么构成的了。不错，北京没有电车，电灯也不好。不错，那里有些地方美不胜收，而欧洲人手痒难耐，恨不得掘出煤来把它弄得丑陋不堪。不错，有教养的中国人长于作诗，而不长于记住那类可以到《惠特克年鉴》里去查的事实。一个欧洲人向你推荐一处住所，会告诉你那里火车班次很好；他所能设想的任何地方的最大好处，就是从那里容易走掉。可是一个中国人对火车只字不提；你若问他，他还会说错。他告诉你的是：那里有一座古代某位皇帝造的宫殿，湖上有一处唐代某位名诗人所建的、供厌倦尘世的读书人隐居的所在。正是这种见解，在西方人看来是野蛮的。

中国人自上而下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安静的尊严，就连受了欧洲教育，通常也毁不掉它。他们不自我张扬，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们的自豪太深沉了，用不着张扬。他们承认中国的军事力量比不上外国列强，可他们并不认为杀人的效率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品质。我想他们几乎全都从心底里相信：中国是世上最伟大的民族，拥有最好的文明。我们不能指望一个西方人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它所依据的传统同他自己的截然不同。可是渐渐地，人会觉得这看法至少不荒谬；事实上，它正是一套自身一贯的价值标准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典型的西方人愿意成为其环境中尽可能多的变化之原因；典型的中国人则愿意尽可能多地、尽可能精细地享受。中国与英语世界之间大部分的对照，根子都在这个差别上。

我们西方把「进步」奉为偶像，而进步不过是「愿为变化之原因」这一欲望在伦理上的伪装。譬如有人问我们：机器当真使世界变好了吗？这问题在我们看来是愚蠢的：机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便是巨大的「进步」。我们自以为是爱进步，其实十回里有九回是爱权力，是享受那种「凭我一句话就能使事情变个样子」的感觉。为了这种快感，一个美国青年会拼命工作，以至等他挣得百万家私的时候，已成了消化不良的俘虏，只能靠烤面包和白水度日，对着自己请客的盛筵干看着。可他拿这样的念头自慰：他能左右政治，能按自己投资的方便去挑起或阻止战争。正是这种性情使西方各国「进步」。

中国当然也有野心勃勃的人，只是不像我们中间那样常见。而且他们的野心取着另一种形式——并不是更好的形式，却是由重享受甚于重权力这一偏好所产生的。由这一偏好自然而然生出的结果是：贪财成了中国人普遍的毛病。钱能带来享受的手段，所以钱是人们热切想要的。在我们这里，想要钱主要是把它当作取得权力的手段；政客们不必多有钱便能取得权力，所以往往甘于清贫。在中国，握有实权的督军几乎总是把权力专用来聚敛家私。他们的目的是在适当的时机逃到日本去，带着足够的赃物，好安安静静地享受余生。逃走便失掉权力，这一点他们丝毫不放在心上。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政客只在他们所治理的省份里造成破坏，比起我们自己那些为了打赢一场竞选而毁掉整片大陆的政客来，对世界的害处要小得多。

中国政治上的腐败与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害处比人所倾向于设想的要小得多。倘若不是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攫取之欲，这害处会比我们自己那些「高效」的政府所造成的还要小。近代政府的活动，十分之九是有害的；所以办得越糟越好。在中国，政府既懒惰、腐败又愚蠢，那里便有一种个人自由，是世上别处已经完全丧失了的。

那里的法律同别处一样坏；偶尔也有人在外国的压力下因宣传布尔什维主义而下狱，正如他在英国或美国可能遭遇的一样。但这是很例外的；照例在实际上，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很少受到干涉。个人并不觉得非随大流不可——而在欧洲自一九一四年以来、在美国自一九一七年以来，人却不得不如此。人们仍旧自己思考，并且不怕把自己得出的结论说出来。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死了，在中国却还活着，其好处与坏处都在。在中国，每一个苦力都可能有自尊与个人的尊严，而其程度在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才可能有。

「保全面子」这桩事，外国人在中国常觉得可笑，其实它不过是把对个人尊严的尊重贯彻到社交礼节的范围里去罢了。人人都有「面子」，连最卑微的乞丐也有；有些羞辱是你不可以加在他身上的，否则便冒犯了中国的伦理法则。你若用一种违犯这法则的方式同一个中国人说话，他会笑；因为你的话若不算是玩笑，便要构成冒犯了。

有一回我觉得听我讲课的学生不像他们本可以做到的那样用功，便对他们说了——用的正是我在同样情形下对英国学生所会用的措辞。可是我很快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都不自在地笑起来，这使我诧异，直到我明白了缘由。中国人的生活，即便在最近代化的人中间，也远比我们所习惯的任何生活更讲礼貌。这自然妨碍效率，也妨碍（这更要紧）人际关系中的真诚与真实。我若是中国人，便会希望看到它有所减轻。可是对于那些受够了西方的粗暴的人，中国式的温文是极能让人歇一口气的。究竟通盘算来它比我们的坦率好些还是坏些，我不敢断言。

中国人爱折中、惯于俯从舆论这一点，使人想起英国人。冲突很少被推到最后的残酷结局。对待满清皇帝的办法便可以算一个例子。西方国家一变成共和国，照例总要砍掉被废君主的头，至少也要逼他逃出国去。可中国人却给皇帝留下了他的尊号、他那座美丽的宫殿、他成群的太监，还有每年几百万元的进项。他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平平安安地住在紫禁城里。有一回，在一场内战中，他名义上复位了几天；可是又被废了，而且丝毫没有因为被人拿去那样利用而受什么惩罚。

舆论在中国，只要能被鼓动起来，便是一种很实在的力量。据各方所言，一九二〇年夏天安福系的垮台，主要就是舆论的功劳。这一派是亲日的，并且在接受日本的借款。仇恨日本是中国政治情绪中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学生们用激烈的演说把它鼓动了起来。安福系起初在兵力上占着极大的优势；可是他们的兵一旦明白了人家要他们为之打仗的是什么事由，便都溜散了。到末了，安福系的对手几乎不放一枪便得以进入北京，更换了政府。

同样的舆论影响，在教员罢教的事情上也起了决定作用——我离开北京时，这件事正要了结。政府因腐败而一向手头拮据，已经好几个月不发教员的薪水了。教员们终于罢教以索薪，并且和许多学生一道，和平地前往政府请愿。他们同军警发生了冲突，许多教员和学生受了轻重不等的伤。这引起了极大的哗然，因为中国人对教育的爱是深厚而普遍的。报纸叫嚷着要革命。政府刚刚花了九百万元，去贿赂三个扑到京城来敲竹杠的督军。它再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的借口来拒绝教员们所要的那区区几十万，于是在惊慌之中屈服了。我想，在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教员的利益都不会激起同样程度的公众情绪。

在中国人身上，最使欧洲人吃惊的莫过于他们的耐性。有教养的中国人很清楚外国的威胁。他们敏锐地明白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干了些什么。他们知道，香港的英国人正在竭尽全力，要使广州在南方推行良好政治的尝试归于泡影。他们知道列强无一例外，都对他们国家未经开发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贪婪地睁着眼睛。他们眼前还摆着日本的榜样：日本靠着发展一种残暴的军国主义、一种铁板一块的纪律和一种新的反动宗教，居然把那些「文明的」工业家的凶狠贪欲挡在了门外。然而他们既不效法日本，也不驯顺地屈从外国的支配。他们不以十年计，而以世纪计。他们从前被征服过，先是被鞑靼人，后是被满洲人；可是这两回他们都把征服者吸收了。中国文明照旧延续，不曾改变；过了几代，入侵者比他们的臣民还更像中国人。

满洲是个相当空旷的地方，大有殖民的余地。日本人硬说他们需要殖民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可是移入满洲的中国人比日本人多出百倍。无论满洲一时的政治地位如何，它将始终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并且一旦日本遇到困难便可以收回。中国人从他们的四万万人口、从他们民族习俗的坚韧、从他们消极抵抗的力量、从他们那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里得到如此的力量——内战不过是搅动了一下水面而已——以至于他们尽可以看不起军事的办法，只等着压迫者那股狂热的精力在自相残杀中耗尽。

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不如说它是一个文明——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唯一的一个文明。自孔子的时代以来，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已灭亡；而中国却经由一种连绵不断的演化存续了下来。外来的影响是有过的——先是佛教，如今是西方的科学。但佛教并不曾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把他们变成欧洲人。我在中国遇见过一些人，他们对西方学问所知之多，不亚于我们中间任何一位教授；然而他们并不曾因此失去平衡，也不曾同本国人民脱节。西方坏的东西——它的残暴，它的躁动，它随时准备压迫弱者，它一心只顾纯属物质的目的——他们看得出是坏的，并不想采纳。好的东西，尤其是它的科学，他们确实想要采纳。

中国固有的旧文化已经变得相当死气沉沉了；它的艺术与文学不复是从前的样子，而孔子也不能满足一个近代人精神上的需要，哪怕这个人是中国人。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认识到：要使本国的传统重新有生气，需要一种新的成分；而他们指望我们的文明来提供它。可是他们并不想造出一个同我们一模一样的文明；最好的希望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倘若他们不被逼进军国主义，他们或许能产生一种真正新的文明，比我们在西方所能创造的任何文明都好。

到此为止，我所说的主要是中国人性格中好的方面；可是中国同别的每一个民族一样，自然也有坏的方面。说这些，我是不愉快的，因为我从中国人那里受了那么多的礼遇和真实的好意，以至我宁愿只说他们的好话。但为了中国，也为了真理，把那些不大值得称道的东西隐瞒起来是不对的。我只请读者记住：通盘算来，我认为中国人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民族之一，而且我准备对列强中的每一国提出更严重的控诉。在我离开中国前不久，一位有名的中国作家一定要我说出我认为中国人主要的缺点是什么。我有些不情愿地举了三样：贪财、怯懦、麻木不仁。说也奇怪，同我谈话的这位不但不动气，反倒承认我的批评公道，并且接着讨论起可能的救治办法来。这正是中国最大的德性之一——理智上的诚实——的一个样本。

中国人的麻木不仁，是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必然要触目的。他们全没有我们那种人道主义的冲动——那种使我们肯拿出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减轻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所造成的祸害的冲动。譬如我们一直禁止奥地利人同德国合并、禁止他们移居国外、禁止他们取得工业原料。于是维也纳人便挨饿，除了我们乐意出于慈善而救活的那些人以外。中国人既不会有那么大的精力去饿死维也纳人，也不会有那样的慈善去救活其中的一些人。我在中国的时候，有几百万人正死于饥荒；人们为了几块钱把儿女卖去为奴，若是连这几块钱也弄不到，便把他们杀掉。白种人为赈济饥荒做了不少事，中国人却做得极少，而这极少的一点又为腐败所败坏。然而必须说：白种人的努力在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上比在帮助中国人上更见效。只要现在的出生率和现在的耕作方法不变，饥荒便必然要周期地发生；而靠慈善在一次饥荒中救活的人，到下一次饥荒里也极可能死掉。

中国的饥荒，只有靠更好的耕作方法，加上大规模的移民或节育，才能永久地治好。有教养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此对那些救活眼前灾民的努力就冷淡。中国人的麻木不仁，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这样解释，是由于看出了所涉问题之浩大。可是还剩下一部分，不能这样解释。倘若一条狗被汽车轧了，伤得很重，十个过路人里有九个会站住，笑那可怜畜生的哀嚎。痛苦的景象本身并不能在寻常中国人心里唤起任何同感的痛楚；事实上，他似乎觉得这景象还有点愉快。他们的历史，以及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他们的刑律，都表明他们决不是没有主动施虐的冲动；但这一类事我自己一桩也不曾碰到。而且必须说：主动的残酷，一切大国都在施行，其程度之所以对我们隐蔽起来，只是因为我们的伪善罢了。

怯懦初看是中国人的一个毛病；可是我不敢断定他们当真缺少勇气。诚然，在敌对的督军之间的战事中，双方都跑，谁先发觉对方跑了，胜利便归谁。可这只证明中国兵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所争的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由，而军队又不过是些雇佣兵。一旦有了严重的事由，譬如在太平天国之乱中，据说中国人就打得好，尤其是当他们有好军官的时候。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或德国人来，中国人可以算是一个有勇气的民族——消极的忍耐这一项除外。他们能为一些在较好斗的种族看来不足道的动机而忍受酷刑，甚至忍受死亡——例如为了不说出赃物藏在哪里。尽管他们比较缺少「主动的」勇气，他们对死的畏惧却比我们小，这从他们动辄自杀便可以看出。

依我说，贪财是中国人最重的缺点。生活艰难，钱不容易到手。为了钱，除了极少数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以外，人人都免不了贪污。为了几个铜板，几乎任何一个苦力都肯去冒眼前的死亡之险。对付日本之所以困难，主要就出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中国政客几乎没有哪一个抵挡得住日本的贿赂。我想这个缺点多半是由于许多世代以来，靠正道谋生一直很难；若果真如此，那么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它便会减轻。我很怀疑中国今日的情形是否比十八世纪的欧洲更坏。我不曾听说有哪个中国将军比马尔伯勒更贪，也不曾听说有哪个政客比杜布瓦红衣主教更贪。因此很可能，工业状况一变，中国人便会变得同我们一样诚实——而这话并没有夸奖多少。

我上面所说的，是日常生活里的中国人：他们表现为有活泼而怀疑的智力、而情欲则略嫌迟钝的人。然而他们还有另一面：他们能够陷入狂野的激动，而且往往是集体性的。这一面我自己见得很少，但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义和团事变便是一例，而且是特别使欧洲人身受其害的一例。可是他们的历史里充满了多少与此相类的骚动。正是他们性格中的这一成分，使他们无从估量，使人连猜测他们的将来都不可能。人可以设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狂热地信起布尔什维主义，或者狂热地排日，或者狂热地信基督教，又或者死心塌地追随某个终于自称皇帝的领袖。我想，正是他们性格中的这一成分，使他们尽管素来谨慎，却成了世上最不顾死活的赌徒。而且有许多皇帝是因浪漫的爱情之力而丢掉宝座的，虽然浪漫的爱情在那里比在西方更受轻视。

要把中国人的性格总括起来，并不容易。外国人所触目的东西，有许多不过是由于他们保存了一个不是工业的古老文明。这一切多半都要消逝，在日本人以及欧美金融家的压力之下。他们的艺术已经在凋亡，代之而起的是对二流欧洲图画的拙劣模仿。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人，大多全然看不出本国绘画有什么美，只是轻蔑地说它不合透视法。

旅游者在中国所见的那种显而易见的魅力，是保不住的；它必要在工业主义的触碰之下消灭。但或许还能保住一点什么——保住一点中国在其中首屈一指、而近代世界又最迫切需要的那些伦理品质。在这些品质中，我把爱好和平的性情放在第一位：这种性情要在公道的基础上、而不是靠武力去了结争端。西方究竟会容许这种性情存留下去，还是会逼着它为自卫而让位给一种像日本被逼出来的那样狂乱的军国主义，尚待分晓。

第十三章中国的高等教育

中国同意大利、希腊一样，常常被有文化的人误判，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一座博物馆。保存古代的美是很要紧的，可是没有哪一个有生气、向前看的人肯甘心只做个管库的。其结果是：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对于凡能取悦欧洲游客的东西，往往都成了不解风雅的俗人。在中国的欧洲人，即便撇开利害动机不论，也容易过分守旧，因为凡是有特色而非欧洲式的东西他都喜欢。可这是局外人的态度，是把中国看作一个供人观看而不是供人居住的国家、一个有过去而无将来的国家的人的态度。爱国的中国人自然不这样看他们的国家；他们愿意本国取得近代世界里最好的东西，而不愿只做一件逝去时代的有趣遗存，像牛津或黄石公园那样。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第一步，他们竭尽所能地推进高等教育，增加这样一种中国人的数目：他们能运用并领会西方的知识，而不做西方那些蠢事的奴隶。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事很有意思，而且是我们这个并不十分令人愉快的时代里最有希望的事情之一。

首先是那套旧的传统课程：年幼时不加讲解地把经书死记硬背下来，到年长些再作比较明白的研读。这同本国传统的古典学习完全一样——譬如十八世纪时这里的情形便是如此。三十岁以上的人，即便最终受了彻底近代式的教育，也几乎无一不是从旧式学塾里发蒙识字的。这样的学塾至今仍占多数，现有的初等教育大半是它们给的。每个孩子每天都得背下一段经文，还要在课堂上高声念出来。因为大家同时念，那喧闹是震耳的。（在北京我就住在这样一所学塾隔壁，所以这是我的亲身体验。）用这些方法教会认字的人数是可观的；在大城市里，人会发现连苦力也往往识字。可是写字（中文的写字是很难的）就是一种少见得多的本事了。能读又能写的人，大概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

一九〇五年的上谕废除了旧的科举制度，宣告教育非改革不可；由此生出了按近代方式培养教员的师范学校，它们对于改造和推广初等教育已经做了很多，今后还要做得更多。下面这些显示中国学校、教员与学生数目增长的统计，取自刁先生的《觉醒的中国》：学校数，一九一〇年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所，一九一四年为五万九千七百九十六所，一九一七年为十二万八千零四十八所，一九一九年为十三万四千所；教员数，一九一〇年为十八万五千五百六十六人，一九一四年为二十万人，一九一七年为三十二万六千四百一十七人，一九一九年为三十二万六千人；学生数，一九一〇年为一百六十二万五千五百三十四人，一九一四年为三百八十四万九千五百五十四人，一九一七年为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九十七人，一九一九年为四百五十万人。

考虑到这几年正是革命与内战的年头，必须承认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进展是很可观的。

普及初等教育的计划是有的，可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国中动荡不安、经费短缺，除了少数几处小规模地办起来以外，还无法实行。不过，倘若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些计划不久便可以实行。

传统的经学教育当然并不只以初等为限。中国文献的数量极大，较古的典籍又极难懂。在这一传统之内，尽有余地容得下文艺复兴时代最上等的学者的全部勤勉与博学。这一类学问在中国受人尊敬已有许多世代。人会遇到这一类的老先生，连在政治上人们也照例要听从他们的意见，虽然他们有着旧式学究那种天真与不谙世事。他们几乎使人想起兰姆在《假期中的牛津》一文里所描写的那些人——博学、可爱而真诚，却在近代世界里迷失得无可救药，譬如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竟是根据某位十一世纪的哲学家论及此事的话而来的。赞成与反对他们所代表的这种高等教育的理由，同赞成与反对欧洲古典教育的理由完全一样；而在两种情形下人都被迫得出同一个结论：有一批具备这类知识的专家是极可取的，但一般受教育者的通常课程应当更多地顾及近代的需要，应当多教些科学、近代语言和当代的国际关系。据我所能查知，这也是中国一切主张改革的教育家的见解。

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种，是传教士开创、如今差不多完全操在美国人手里的那一种。人人都知道，美国在中国教育上的地位是靠庚子赔款取得的。当时大多数列强，若信它们自己的说法，所索的数目只相当于实际的损失；可是据批评者说，美国人所索的（并且索到的）数目要大得多，而他们慷慨地把余款用来教育中国学生，有在中国就学的，也有在美国大学就学的。这一举措在政治上与商业上都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合算；中国的职位越来越多地落到那些受过美国影响的人手里，而这些人相信：在列强之中，美国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朋友。

美国人的事业，可以拿我多少见识过的三所机构作代表：清华学校（离北京约十英里）、北京协和医学院（与洛克菲勒医院相连），以及所谓的「北京大学」。

清华学校坐落在西山脚下，位置宜人，有若干座结实而讲究的校舍，是上好的美国式样；它的存在完全靠庚子赔款的款项。那里的气氛活脱脱像一所美国的小大学，那位（中国的）校长几乎是美国大学校长的一个完美的翻版。教员一部分是美国人，一部分是在美国受教育的中国人，而后者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人一进校门，便觉察到那些在中国通常没有的德性统统在场：清洁、守时、精确、效率。我没有多少机会判断那里的教学，可是凡我所见，都使我认为这所学校办得踏实而好。美国的学校一般都有的一个大长处是：学生一定得学英文。中文同欧洲语言的差别如此之深，以致即便有最高明的翻译，一个只懂中文的学生也无法理解欧洲的思想；所以学一种欧洲语言是必需的，而在整个远东，英文远为人所熟悉，也远为有用。

清华的学生学数学、科学和哲学，大体说来是大学里通常所教的那些东西中较为初步的部分。其中最好的许多人后来到美国去，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回到中国，他们便做教员或公务员。毫无疑问，他们在效率、廉洁与技术上的才智方面，大大促进了本国的改良。

洛克菲勒医院是一座高大而醒目的建筑，代表着一种把中国式的美同欧洲的实用要求结合起来的有趣尝试。绿色的屋顶十分中国，墙和窗却是欧洲的。这尝试值得称许，尽管也许并不全然成功。医院备有一切最近代的科学仪器；可是，它带着美孚石油公司那种垄断的脾气，不肯让本院以外的任何人使用这些仪器。北京协和医学院除医学以外还教许多别的东西——譬如英国文学——而且看来教得很好。要造就达到欧洲水准的中国内外科医生，这些是必需的，因为医学同别种欧洲学问一样，非精通一种欧洲语言不可。而扎实的科学医学知识对中国当然极端重要，因为那里毫无卫生设施，时疫又频繁。

所谓的「北京大学」，是中国人因治外法权而不得不忍受的事情的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早已在北京办了一所大学，设备与师资一应俱全，称为北京大学。可是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们决定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给他们自己的学校，于是那所早已存在的大学只好改名为「国立大学」。这件事，恰好等于一群旧式的中国人在伦敦办起学堂来讲孔子之道，居然能逼得伦敦大学把自己的名字让给他们。不过我不想在这里提起治外法权的问题，尤其因为我认为它虽然有时引出种种流弊，却还有若干年不能废除。

「留学生」（即在外国大学念过书的学生）在中国自成一个明确的圈子。北京有一个「留学生俱乐部」，是个可爱的所在。欧洲人照例爱说留学生的坏话，却并没有什么好理由。各部分之间偶尔也有龃龉；特别是只到过日本的，在到过欧美的人看来算不得平等。我的印象是：美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明确地在学生身上盖上一个印记；从英国回来的人身上的英国气，肯定不如从美国回来的人身上的美国气那样重。在想要近代化、赶时髦的中国人看来，摩天楼和忙碌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因为它们同他的故乡太不一样。守旧的欧洲人所珍视的那些古老传统，同中国的传统（那里正宗的孔子后裔多得很）相比不过是一夜生出的蘑菇，所以想用那一套去打动中国人是白费气力。这使人想起《东行记》里那位英国乡绅同帕夏的对话：帕夏称赞英国，反反复复地说「嗡嗡嗡，全靠蒸汽；呼呼呼，全在轮子上跑」，而那位英国人则一味地说：「告诉帕夏，感谢上帝，英国的自耕农还是英国的自耕农。」

美国人在中国的教育事业总的说来虽然可敬，然而凡由外国人主持的事，都不能充分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中国人的文明与民族性情，在许多方面胜过白种人。少数欧洲人最终会发现这一点，美国人却从不发现。他们永远是传教士——不是基督教的传教士（虽然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所传的是基督教），而是美国主义的传教士。什么是美国主义？我想一个美国人会回答：「干净的生活、干净的思想，加上干劲。」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以整洁代替艺术，以清洁代替美，以说教代替哲学，以妓女代替妾（因为妓女更容易遮掩），并以一种忙得要命的气派代替传统中国人那种从容的宁静。伏尔泰——那个老而弥坚的犬儒——断言人生真正的目的是「爱与思」。这两样在中国都很常见，可是哪一样都同「干劲」不相容。所以美国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把这两样都消灭掉。它若得了势，无疑能靠卫生救活许多中国人的性命，可同时也会使他们不值得救。因此它不能算是全然圆满的。

中国最好的教育家明白这一点，已经办起了近代的、却由中国人主持的学校和大学。在这些学校里，教员中有一定比例是欧洲人或美国人，但教学的精神并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精神。人总免不了有这样一种感觉：由白种人主持的教育并非不带私心；它似乎总是被设计来（主要是不自觉地）造出一些方便的工具，好让本国的商人与制造家对中国作资本主义的渗透。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学校与大学则异乎寻常地不同：它们并不像在任何别的国家里那样成为狂热民族主义的温床，而是教学生自由思考的地方；学生的思想是按其是否有见识来评判，而不是按其对榨取者是否有用来评判。其结果，在最好的一批青年身上，是一种真正美好的、不带私心的求知态度。我在我的讨论班上（班里是北京国立大学的学生）常有的那些讨论，就其敏锐、坦白与无所畏惧而言，在任何地方都无出其右。南京的中国科学社，以及我所遇到的一切类似的团体，都给我同样的印象。青年中间有一种热切的愿望，要取得西方的知识，同时又对西方的种种恶德有生动的认识。他们愿意科学，却不愿意机械；愿意工业，却不愿意资本主义。他们个个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中国教员中最好的一批也大都如此。他们尊重欧洲人的知识，却静静地把欧洲人的傲慢搁在一边。目前，像北京国立大学这样纯粹中国人办的近代教育机构，从教学的角度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没有像样的图书馆，英文教得不够扎实，心智上的训练也不够。可这些都是年轻的毛病，同学生身上所养成的那种深挚的人本主义的人生态度相比，是不足道的。这些毛病大半可以归因于经费的缺乏，因为政府——列强正因其软弱而喜欢它——不得不把一切经费都交给那些彼此打仗、劫掠国家的军阀首领，正如在欧洲一样——因为中国是要同欧洲相比的，而不是同欧洲不幸分裂而成的任何一个小邦相比。

学生们不但自己富于公共精神，而且是在全国唤起这种精神的一支有力的力量。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把山东判给日本时他们所做的事，刁先生在他论「学生运动」的一章里叙述得很好。而他们所做的还不只是政治上的事。引刁先生的话说：

在唤起了全国、阻止了凡尔赛和约的签字、并协助商人实行抵制日货之后，学生们又把精力用到启发他们那些较少受教育的兄弟姊妹上去。譬如出版刊物，举行通俗讲演，把内外的真实情形讲给他们听；尤其是自办免费学校，并用自己的钱维持下去。对这样的自我牺牲，无论怎样称赞都不为过，因为学生们通常还亲自在这些学校里教书。这个办法各处都以极大的热忱加以赞助；单在北京一处，据估计就有五万儿童因这种教育而受益。

有一件事使我意外，就是我发现：在中国人自己主持的近代教育中，男女是完全平等的。女子在北京国立大学的地位比在剑桥还要好。女子可以应考，可以得学位，大学里也有女教员。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培养未来女教员的地方，办得极出色、极进步；那些女学生自由探讨的精神，大概会把英国多数的女校长吓坏。

有一种主张男女同校的运动，尤其是在初等教育方面；因为学校供给不足，女孩子若不能同男孩子进同一所学校，便往往被完全撇下。我头一回见到杜威教授夫妇，是在长沙督军所设的一次宴会上。到了饭后演说的时候，杜威夫人对那位督军说：他那一省必须实行男女同校。他作了一个政治家式的答复，说此事当悉心考虑，只是他担心湖南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然而事情显然是在实际政治的范围之内的。当时我初到中国，又曾想象中国是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所以吃了一惊。后来我才明白：我们这里只是说说而已的改革，在中国竟真能办得成。

由传教士或守旧的白种人主持的教育，给不了少年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在摆脱了几百年来本国的种种迷信之后，倘若接过欧洲那些在这里已被一切进步的人抛弃了的迷信，那将是一场令人沮丧的惨败。唯有在进步的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地方，才有余地容得下较年轻的学生那种文艺复兴式的精神，容得下那种自由的、怀疑探讨的精神——他们正想凭这种精神去建造一个新的文明，像他们旧日文明鼎盛时那样辉煌。

我在北京的时候，国立学校的教员罢了教，不是为了加薪，而是为了要薪，因为他们的薪水已经几个月没有发了。他们由一些学生陪着，前往政府请愿，却被军警赶了回来；军警用棍棒打他们，打得那样重，以至许多人不得不送进医院。这件事引起了普遍的愤怒，几乎酿成一场革命，政府赶紧尽可能快地同教员们讲和。近代的教员们背后站着中国一切有生气、有精力、有公共精神的力量；而把持政府的那伙强盗背后站着的，是日本的钱和欧洲的阴谋。美国居于两者之间。大致可以这样说：旧式的传统教育，连同督军以及英国和日本的影响，代表保守主义；美国及其商业与教育机构代表自由主义；而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教育，虽然在理论上不然，在实际上却代表社会主义。顺便说一句，唯有它代表思想的自由。

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被外国人长久地压住。他们不肯为了取得军事力量而采纳我们的恶德；可是他们愿意为了在智慧上长进而采纳我们的德性。我想他们是世上唯一真心相信智慧比珠宝更可贵的民族。西方之所以把他们看作不开化，正为了这个缘故。

第十四章中国的工业主义

中国迄今只是略有工业化，可是这个国家在工业上的可能性极大；几乎可以断定，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将有一场迅速的发展。中国的前途所系于这场发展的方式者，不亚于所系于任何别的单一因素；而中国的种种困难，也大半与目前的工业状况相关联。所以我先扼要地叙述这种状况，然后再考察不远的将来的种种可能。

我们不妨把铁路与矿山看作一国工业生活的基础。那么就让我们先谈铁路，再谈矿山，然后及于其他。

铁路初兴之时，满清政府像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一样（它在许多方面都同它们相似），对铁路颇不以为然，并且竭尽所能地把它们挡在门外。一八七五年，外国人修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短线，可中央政府大为骇异，竟下令把它拆毁。一八八一年建成了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直到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战争之后，才有多少成就可言。其时列强以为中国就要瓦解了，于是争相攫取特许权与势力范围。比利时人修了从北京到汉口这条重要的干线；美国人取得了汉口至广州铁路的特许权，不过这条路只修到长沙为止。俄国修了满洲铁路，把北京同西伯利亚铁路以及欧洲连接起来。德国修了从青岛到济南府的山东铁路。法国人在南方修了一条铁路。英国则谋求垄断扬子江流域的铁路。所有这些铁路都归外国人所有，并由取得特许权的各该国的外国官员管理。然而义和团事变使欧洲明白：若不想把中国人激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得有几分谨慎。此后，新铁路的所有权留给了中国政府，可外国的控制之多，已使这种所有权丧失了大半价值。到这时，中国的舆论已经明白：中国非有铁路不可，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把铁路保持在中国人自己的掌握之中。一九〇八年，津浦线与沪杭线获准兴筑，借外债之助修建，而行政管理权则全在中国政府手中。同时，京汉线由政府赎回，京张线则由中国人自己修成，并未借助外国的财力。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几条大干线之中，除满洲铁路（中东铁路）与山东铁路以外，外国的控制已所余无多。前者主要在外国控制之下，如今只能视为永久的丧失，除非有朝一日中国强大到能在战争中打败日本；整个满洲也多多少少落到了日本的控制之下。至于山东铁路，则依照华盛顿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将由中国赎回——倘若一切顺利，五年之后便可办到。这样，除去那些实际上已经失去的地区以外，中国人如今已经掌握、或不久便将掌握他们一切较重要的铁路。这是局势中极有希望的一点，也确乎是中国人见识的一件功绩。

普特南·威尔（即伦诺克斯·辛普森先生）极力主张——我认为很对——把一切中国铁路收归国有，关系极为重大。不久前在华盛顿，他曾出力促成山东铁路的裁定，并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铁路这个主要问题。他在一九一九年初写道：

「适当地控制中国、建立新的共和国家，其钥匙就是铁路这把钥匙……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以及在原则上接受了西方的民治思想，已经排除了从旧日满清帝国割出外国行省的危险。然而留下了一件更精巧的武器。这件武器就是铁路。俄国以她的满洲铁路计划，把这个新方法教给了日本。日本凭一九〇五年的朴次茅斯条约，不但承袭了满洲铁路中较富庶的一半，而且得以实行一套新的手法，那手法是把歪曲的经济、警察控制和驻军三者掺和而成的。由此生出了今日高度发展的铁路区域；它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造成了一种新型的外国租界，足以颠覆中国这个国家。今日特别的祸害在于：日本已经把这套新手法从满洲移到了山东；而且……她终将把它伸入关内中国的腹心……并且伸入关外的直隶与内蒙古（从而包抄北京），除非有人立刻加以制止。无论如何必须制止这件事。制止的办法是容易的：就是明白规定、并由列强一体承认，此后凡在中国土地上的铁路都是中国主权的一个要紧部分，必须由北京的国家铁路总局直接管辖；站长、职员与路警必须是中国公民，外国的技术援助以一定的额度为限；并且此后一切铁路特许权都只当作建筑的特许权，筑成一段便须移交一段给国家铁路总局。」

倘若山东铁路协定得到忠实的履行，这一改革——我对其重要性完全同意普特南·威尔的看法——五年之后便可算大致完成。可是我们必须料到：日本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规避她的诺言，从挑动中国内战，直到派日本密探扮作中国人去谋杀日本的雇员。所以，在中国人当真完全掌握山东铁路以前，我们不能确信他们终究能够得到它。

不可以为中国人办铁路办得不好。他们自己修的京张铁路，同外国人修的一样修得好；而在中国人管理之下的各线，经营得也极出色。我从刁先生书中引下列统计，系指一九一九年而言：国有铁路，通车者六千零二十七公里，在建者三百八十三公里；商办与省办铁路七百七十三公里；特许铁路三千七百八十公里。合计一万零九百六十三公里，即六千八百五十二英里。（特许铁路主要是满洲与山东的那些；前者须视为中国确已丧失，后者则大约已经收回。所以特许铁路的问题已不像从前那样重大，虽然外国铁路借着把满洲分离出去，已经显示了它为祸的能力。）至于财政上的成绩，刁先生举出一九一八年几条主要国有铁路的数字如下：京奉线，通车九百八十七公里，一八九七年筑成，投资获利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京汉线，一千三百零六公里，一九〇五年筑成，百分之十五点八；沪宁线，三百二十七公里，一九〇八年筑成，百分之六点二；津浦线，一千一百零七公里，一九一二年筑成，百分之六点二；京绥线，四百九十公里，一九一五年筑成，百分之五点六。此后几年的确数我手头没有，但景况不及此。

我看不出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中国的铁路行政不胜其任。相反，各线原由不同的列强修筑，各依本国的习惯，因而毫无划一之处，货车不能由此线驶入彼线；为了克服由此而生的种种弊病，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不过，还亟需增筑铁路，尤其是开发西部、以及把广州同汉口连接起来的铁路；后者的利润大约会极其可观。

矿山也许同铁路一样重要；因为一国若容许外国控制它的矿藏，便无从把它的工业或它的军火建立到不必仰人鼻息的地步。可是眼下采矿方面的情形远不能令人满意。美国驻北京商务参赞朱利安·阿诺德先生于一九一九年初论中国的矿藏，有下面这段话：

「中国得天独厚，煤藏极富，铁矿石的供给也不坏，而这是近代工业发展的两项要素。要说明中国对它那惊人的煤藏开发得何等之少，只须指出：这个国家在一九一七年输入了一千四百万吨煤。据估计，中国现在年产二千万吨，可是据说它的煤藏比美国还要丰富，而美国在一九一八年产了六亿五千万吨。铁矿石方面，据估计中国有四亿吨适于炉炼，另有三亿吨可用土法开采。据估计，中国在一九一七年的生铁产量是五十万吨。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正一日千里，再过几年，生铁与成钢的产量可望年达数百万吨。……中国的锑与锡也特别丰富，近几年来这两种矿石的开采与冶炼颇有进步。中国应当妒护它的矿藏，以便为本国的福利保存下来。」

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年鉴》载中国一九一四年的煤产总额为六百三十一万五千七百三十五吨，铁矿石为四十六万八千九百三十八吨。把这些数字同阿诺德先生一九一七年的数字——即二千万吨煤与五十万吨生铁（不是铁矿石）——相比，可见那三年之间进步极大；而且十分有理由认为，此后至少保持了同样的进步速度。然而对中国而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迅速的发展，而在于民族的发展。日本矿产贫乏，于是着手尽量攫取中国的矿藏。这对日本要紧，有两个不同的缘故：第一，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养活她那日增的人口，而这些人口又无法被劝去移居日本在大陆上的属地；第二，钢铁是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中国人以上海的江南船坞与机器厂为荣，那是官办的企业，已经证明它有按近代方式造船的能力。它替美国政府造过四艘一万吨的船。郑先生说：

「造这些船所用的材料，除钢以外多由中国供给；钢则须从美国与欧洲运来（中国所产的钢数量有限，依照先前的合同输一定数额给日本之后，所余供本国用者已寥寥无几）。」

想到中国的铁矿如此之富，这种情形便需要一番解释。而这解释，对于任何想懂得近代政治的人都很有价值。

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年鉴》（这部书同《惠特克年鉴》一样，是最不涉政治的）列举中国五大铁矿，各附若干说明。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大冶铁矿，由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经营；读者或许还记得，这家公司正是「二十一条」中第三组的题目。《中国年鉴》估计已探明的矿石总量为五千万吨，主要出自两处矿坑，其一的矿石含铁百分之六十五，其二含铁百分之五十八至六十三。一九一六年的产量为六十万三千七百三十二吨（此后已大为增加）。《年鉴》接着说：「该公司有日本资本投入；依照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日间的协定〔即在那道迫使中国接受修订后的『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之后〕，中国政府允诺不将该公司改为国营，亦不强令其向日本以外之处借款。」还应补充一句：公司里有一名日本会计师和一名日本技术顾问；生铁与矿石在一定的价值额度之内，必须以远低于市价的价钱售与日本帝国的钢铁厂，剩下一点点微末的余额才容在市面上出售。

《中国年鉴》所列的第二项是铜官山矿。关于它所说的只有这几句：「安徽省铜陵境内，在长江边，芜湖以上五十五英里。开采此矿的特许权于一九〇四年给予伦敦中国辛迪加（英商），一九一〇年以五万二千镑赎回，矿权移交给一家将要成立的中国公司经营。」所以这个矿是在中国人手里。它的蕴藏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但就其出售的价钱看，不会很大。汉冶萍公司的资本是两千万元，比五万二千镑要多得多。在《年鉴》出版的时候，这是它所列的五个铁矿中唯一不在日本人手里的。

其次是安徽省的桃冲铁矿。「这项特许权给予中日实业公司，将由东洋制铁公司经营。据说该矿含矿石六千万吨，含纯铁百分之六十五。经营的计划拟年产生铁十七万吨，并设一钢厂，年产钢锭十万吨，又设铸锻厂，年产七万五千吨。」

第四个矿在山东的金岭镇，「与铁路所属的横山煤矿合在一起开采」。我想它大概会连同铁路一并卖还中国。

所举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矿是本溪湖矿，「是南满九个矿区中最有希望的矿之一；依照中日两国政府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换文，日本人获准在那些矿区内勘探并开采矿产。此矿的矿脉自辽阳附近延伸至本溪湖一带，据称其规模可与大冶矿相埒。」可以看出，这个矿也是日本人凭那道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而取得的。《年鉴》又说：「日本海军正收买本溪湖的部分产品。大阪铁工厂于一九一五年订购一万五千吨，同年大阪兵工厂也接受了本溪湖铁的报价。」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就铁而论，中国人已经让日本人取得了一个占尽便宜的地位，要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极其困难。尽管如此，中国人无论如何必须大规模地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他们若不如此，便保不住他们的民族独立、他们自己的文明，以及一切使他们对世界可能有价值的东西。应当注意：日本人之所以觊觎中国的铁，主要的缘故正是为了能够剥削中国、专制中国。据我所知，孔子不曾谈到铁矿；所以旧式的中国人不明白保有铁矿的重要。如今他们对局势已经觉醒，却几乎太迟了。至于可以做些什么，我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眼下且让我们继续考察事实。

可以推想，中国的人口将永远以务农为主。茶、丝、原棉、谷物、大豆等等，都是中国擅长的出产。原棉的产量，中国居世界第三，印度第一，美国第二。农业当然大有进步的余地；可是中国若要保住民族独立，工业便是性命攸关的，而我们眼下所谈的正是工业。

引刁先生的话说：「一九一六年底，工厂工人的数目据官方估计为五十六万，矿工为四十万零六千。此后全国的官方统计不曾发表过……不过工厂工人与矿工现在的数目，各以一百万计，大概相去不远。」工时自然极长，工资自然极低；刁先生举出某些纺织厂，称其特别近代化、特别值得称道，而那里的工资是每日一角五分至四角五分。（分的价值时有涨落，但总在四分之一便士与半便士之间。）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与劳工的不安无疑也会发展起来。若把刁先生当作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样本，那么政府对劳工的政策将很不开明。刁先生的见解正是一个美国资本家的见解，足见他受美国影响之深，也足见他受保守的英国影响之深（他是伦敦的法学博士）。不过我所遇见的青年中国人多半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可以指望：中国传统上不喜欢不留余地的凶狠，这或许会使政府对待劳工不像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那样野蛮。

中国有发展一大纺织工业的余地。近代的纱厂已有若干家，只要有进取心，这个工业便能做到同兰开夏一样大。

造船业在上海已经开了个好头；倘若中国有一个兴旺的、掌握在本国人手里的钢铁工业，它大约会迅速发展起来。

一九一九年土货出口的总额略低于两亿镑（六亿三千万两），进口的总额稍多。不过这类统计还是用两来考虑为好，因为币值的涨落会使折成英镑的结果失真。两不是一种铸币，而是一定重量的银子，所以它的价值随银价而涨落。《中国年鉴》所载中国的进口与土货出口：一九〇二年分别为三亿二千五百万两与二亿一千四百万两；一九一一年为四亿八千二百万两与三亿七千七百万两；一九一七年为五亿七千七百万两与四亿六千二百万两；一九二〇年为七亿六千二百万两与五亿四千一百万两。（折成英镑，一九一一年相当于六千四百万镑与五千万镑；一九一七年为一亿二千四百万镑与九千九百九十万镑。）由此可见，中国的对外贸易按人口比例虽仍嫌少，却增长得极快。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经济生活受革命与内战这类事情的影响竟如此之小，总是令人诧异的。

研究了中国的铁路与矿山之后，似乎可以得出若干原则，中国政府若要保住民族独立，便非采纳不可。就铁路而论，国有显然是可取的，即便这多少会延缓新线的修筑。不在政府手中的铁路，即使起初不然，到头来总要受外国人控制；外国人由此取得的对华权力，将是自由的死敌。我想我们可以指望：中国当局如今已经明白这一点，此后会照此行事。

至于矿山，由中国人自己开发是当务之急，因为未经开发的资源足以引起列强的贪心，而由外国人开发则使中国有被奴役的可能。所以应当立法规定：此后凡将矿山或矿山中的任何权益售与外国人，以及凡以矿山作担保向外国人借款，概不承认其法律上的效力。鉴于治外法权的存在，要使外国人接受这样的立法是困难的，领事法庭也不会轻易承认它的效力。可是日本治外法权的先例表明：这类事情取决于国力；列强若怕中国，便会承认中国立法的效力，否则便不承认。鉴于中国人亟需迅速发展采矿业，此时此地把一切矿山收归国有，大概是不智的。较好的办法是：对真正中国人的私人企业给予一切可能的鼓励，并提供地质与采矿专家的帮助等等。不过政府应当保留下列权利：其一，按公平的估价收买任何矿业公司；其二，凡私人矿主虽经专家判定应予开采而不加开采者，由政府自行开采。这些权力应当广泛行使；一俟采矿业发展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地步，便应把矿山一律收归国有，惟如大冶那样有外交协定作梗者除外。显然，大冶诸矿一有机会就必须由中国收回；可是这要到何时、用什么办法，眼下还无从说起。当然，我一直假定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有秩序的政府；没有这个，要有力地抵御外国的侵略，什么也办不成。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与中国工业化有关的一般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里再谈。

在中国有经商阅历的欧洲人说：中国人不善于经营近代工业所需的那种大股份公司。众所周知，他们在生意上是出了名的诚实，尽管他们的政治很腐败。可是据说，他们成功的商号通常不出一个家族的范围；即便这样的商号，也往往迟早因用人唯亲而败落。这是欧洲人的说法；就我自己所知，我说不上来。不过我确信，近代教育正在很快地改变这种状况，而这状况是同儒教与家族伦理相关联的。许多中国人已在美国受过经营的训练；吴淞和别的地方设有商科学校；而青年中国的爱国心，已使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献身于工业的发展。就气质与传统而论，中国人无疑更宜于商业而不宜于工业；可是同西方的接触，正迅速带来新的才能与新的心理。所以十分有理由指望：只要政治情形不太恶劣，中国的工业发展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将迅速推进。这种发展由中国人自己而不由外国来控制，是性命攸关的。但那属于恢复中国独立这个更大的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里论及。

第十五章中国的前途

在这一章里，我打算尽我所能，站在一个进步而有公共精神的中国人的立场上，想一想我若是他，当主张哪些改革、依什么次序去主张。

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得救，不能指望外来的援助。就国际局势而论，中国既有幸运，也有不幸。那场大战是不幸的，因为它一时使日本得以放手行事；沙皇俄国的崩溃是幸运的，因为它结束了俄日之间的秘密同盟；英日同盟是不幸的，因为它逼得我们去帮着日本侵略，甚至不惜违背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日美之间的摩擦是幸运的；可是华盛顿会议所达成的协议，虽然就山东而言一时有利，从长远看却多半会证明是不幸的，因为它会使美国更不愿意同日本作对。由于我在第十章里所陈述的种种理由，中国若不强大起来，那么无论是日本的崩溃，还是日本在远东取得无可争议的霸权，几乎都注定要给中国带来灾难；而这两者之中，总有一个极可能到来。一切列强无一例外，都有一些从长远看与中国的福利、与中国文明的最好的发展不能相容的利益。所以中国人必须到自己的精力里去寻求拯救，而不要到任何外国的善意里去寻求。

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独立的问题；某种文化上的独立，至少同样重要。我在本书里试图说明：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胜于我们；倘若他们为了保住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降到我们的水平，那么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不是好事。然而在这件事上，妥协是必需的。他们若不在某种程度上采纳我们的一些恶德，我们便不会尊重他们，他们也将日益受外国的压迫。目标必须是：把这个过程限制在与安全相容的最窄的范围之内。

首先，爱国的精神是必需的——当然不是义和团那种冥顽不化的排外精神，而是那种开明的态度：肯向别国学习，却不肯让别国支配自己。这种态度，由于日本那残暴的教诲，已经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商人阶级中间生长出来了。爱国心的危险在于：它一旦强到足以成功地自卫，便容易转而去侵略别国。中国凭她的资源与人口，能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很可虑的是：中国人在变得强到足以保住独立的过程中，也许会强到足以踏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无论怎样极力主张都不为过的是：爱国心应当只是防御性的，不应是侵略性的。但有了这一条保留，我认为爱国的精神对于中国的新生是绝对必需的。追求独立，不应把独立本身当作目的，而应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借以把西方的技艺同中国传统的德性重新熔铸成一体。这个目的若达不到，政治独立便没有多少价值。

我认为，三件最要紧的事是：第一，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第二，在中国人控制之下发展工业；第三，普及教育。这三件事都得同时进行；但总的说来，其缓急我看正如上面的次序。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在建设工业上必须担负多么大的一部分；而在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的时候，这又是多么不可能。大规模办教育的经费，也非等到有了好政府不可得。所以好政府是其他一切改革的先决条件。工业主义与教育关系密切，两者孰先孰后颇难判定；但我把工业主义放在前面，因为中国人若不赶快把它发展起来，外国人便会取得那样牢固的把持，要把他们赶走将极其困难。基于这些理由，我认定我们这三个问题应当依上述的次序来处理。

一、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中国的情形同向来一样地无政府。张作霖同吴佩孚之间的一战迫在眉睫；前者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反动的势力，虽然据一些可靠的权威说，这种看法并不确实；至于吴佩孚，《泰晤士报》虽称他为「自由派领袖」，他很可能并不比离我们较近的那些「自由派」领袖更叫人满意。当然，他若得胜，也可能信守诺言，召集一个全中国的国会；但他也同样可能不这样做。无论如何，依赖一位得胜将军的恩宠，同依赖一个外国的善意一样地靠不住。进步的分子若要得胜，就必须结成一支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力量。

就我所能查考的而论，中国的立宪派眼下所做的，正是当前所能做的最好的事，那就是商定一个共同的纲领，其中包括召集国会和终止军人的僭越。联合是必不可少的，哪怕这要某些人牺牲他们所珍视的信念。有了一个一切立宪派都赞同的纲领，他们便能在舆论上取得很大的分量，而舆论在中国是很有力量的。那时他们或迟或早也许能够把一个崇高的宪政地位许给某位有实力的将军，条件是他不再依恃单纯的武力。用这个法子，他们也许能使天平倒向他们所拣选的人一边，正如一九二〇年七月学生的鼓动使天平倒向吴佩孚而不利于安福系一样。这样一种政策，只有同时在平民与士兵中间做有力的宣传，并且在和平一恢复便替遣散的兵士找到工作、替不曾遣散的兵士筹到饷银，才能成功。这就带出了财政问题，而这问题极其棘手，因为列强不肯借款，除非再牺牲中国仅存的一点独立作为报偿。（由于第十章里所说明的理由，我不接受美国财团的银行家们那种说法，即他们的借款不会牵涉到对中国内政的控制。他们也许并不打算牵涉到控制，可是我确信事实上必定牵涉到。）我所能看到的摆脱这一困难的唯一办法，是诉诸中国商人的爱国心，举一笔内债。中国并不缺钱；可是很自然，有钱的中国人不肯借给现在把持政府的那班强盗中的任何一个。

到了起草永久宪法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宪法必须是联邦式的，给各省以很大的自治之权，而留给中央政府的，除关税、陆海军、外交与铁路之外，所剩无几。省的观念很强；而且我想，人们现在大抵都承认：一九一二年不曾给它更大的余地，是一个错误。

在宪法起草期间，乃至在它议定之后，还不能指望单凭宪政本身固有的威望，也不能让舆论无人引导。全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联合成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共同作出决议，并责成它的一切成员拥护这些决议。这个团体必须极严格地避免贪污与政治上的渔利，以此赢得舆论的信任；成员在这方面稍有失检，就必须开除。这个团体必须使人一望而知：它是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对抗一切自私自利之徒、投机之徒以及谄媚外国的人。它因此便能有权威地褒贬政客，并对舆论、甚至对军队里的舆论，发生很大的影响。青年中国自有足够的精力、爱国心与诚实，足以造成这样一个团体，并凭它所博得的敬重使它强大起来。可是开明的爱国心若不用这一类办法组织起来，它的力量便不足以应付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政治问题。

外国列强对中国主权的种种侵夺，迟早必须一扫而空。中国人必须收回通商口岸、收回关税的管理权等等；他们还必须摆脱治外法权。可是这一切大概都能像日本当年那样办到，而不致得罪各国（也许日本除外）。在中国复兴的初期就采取一些普遍地激怒列强的措施，将是一个错误。俄国在防御上的地位比中国强，可是俄国因布尔什维克招来的举世敌意而吃了极大的苦。只要有好政府，并把中国的资源发展起来，所需要的让步大半都能用纯粹外交的手段取得；其余的则可以等候适当的时机。

二、工业的发展。——关于这个题目，我在第十四章里已经写过；我现在要谈的是这个题目的某些一般方面。基于前面已经说过的理由，我主张一切铁路都应归国家掌握，一切经营得法的矿山都应由国家按公平的估价收买，即便它们起初不是国有的。同外国人订立借款合同，应当慎重措辞，使管理权仍留在中国。中国若有一个安定而有秩序的政府，这件事便不会有多大困难；那样的话，许多外国资本家都会愿意在可靠的担保之下借款，而不索取任何管理之权。对于财团在借款上所要攫取的那种垄断，应当用一切可能的外交手段去打破。

只要有好政府，中国的工业里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将是可取的。在任何一个经济上落后而文化上并不落后的国家里，都有许多理由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或者不如说赞成列宁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一，国家比私人容易借到钱；第二，国家比私人容易聘用今后一段时期内大约还少不了的外国专家；第三，国家比私人容易保证要害的工业不落到外国的控制之下。也许比这些考虑都更重要的是：国家若从一开始就经营工业，便能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许多弊害滋长起来。中国若能有一个有力而廉洁的国家，那么发展中国的工业，就可以不同时发展起那种私人资本家的跋扈之势——西方各国正受着这种势力的压迫，也正受着它的蒙蔽。

不过要把这件事办成功，就需要中国道德上的一场大变化：要有公共精神来代替家族伦理，要把私人生意上已经存在的那种诚实移到公家的职务上去，还要有一种目前还很少见的精力。我相信青年中国在爱国心的鞭策之下，能够具备这些条件；但要紧的是明白：这些是条件，没有它们，任何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都必归失败。

为了工业的发展，中国人学会做技术专家、也学会做熟练工人，是很要紧的。我想在前一方面所做的事比在后一方面多。为了后一方面，输入熟练工人——比方说从德国——让他们把凡是想要发展的新的工业部门教给中国工人，大约是明智的。

三、教育。——中国若要像多数进步的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普及教育便是当务之急。在大多数人不能读书的地方，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教育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培养政治的自觉也是必需的；这种自觉，目前在中国乡间几乎全然没有。中国人自己很明白这一点；可是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之下，普及初等教育是办不到的。在普及初等教育行之有年以前，中国即便在形式上不是，在事实上也必然是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不可能有什么有效的政治意见。即便有了好政府，教育这样庞大的人口所需的巨费，若没有可观的工业发展，国家能否负担得起，也还可疑。现有的那一点工业发展，主要在外国人手里，它的利润供给日本人造军舰，或者供给英美的百万富翁造大厦、摆筵席。它的利润若要充作中国教育的经费，工业就必须在中国人手里。这是工业的发展多半必须先于任何完备的教育计划的又一个理由。

眼下，即便有了经费，也没有足够的教员在每个村子里派一位先生。不过中国对教育的热心是这样高，以至于在这样有限的财力之下，教员正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训练出来；中国的教育家们确乎表现了极大的热忱与公共精神，而他们的薪水通常都拖欠好几个月。

在我看来，中国人自己掌握，在教育上同在工业上一样要紧。眼下有些科目还得请外国教员，虽然这种必要不久就会消失。然而外国教员只要不太多，是不会有害的，正如铁路和矿山上的外国专家不会有害一样。有害的是外国人的管理。在教会学校、或在外国人所办的非宗教学校里受教育的中国人，往往丧失民族性，对西方文明抱一种奴仆式的态度。这使他们不配在民族的生活里担当有用的角色，并且容易败坏他们的品格。而且说来也怪，这还使他们在纯粹中国的事情上，比那些在中国人主持之下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男女更为保守。在中国的欧洲人，一般地说比近代的中国人更保守；他们又往往把他们的保守传给他们的学生。当然，他们的全部影响，即便并非出于本意，也不可避免地在削弱受教者的民族自尊。

凡想在某种学术上从事研究的人，今后一段时期内还需要在欧美的某所大学里住上一阵。可是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只要办得到，在中国受教育要好得多。留学生带着他们所留学的那个国家的印记，其显著的程度令人惊异，尤其是那个国家是美国的时候。像我在本章前面所设想的那种团体，即由一切真正进步的中国人联合而成的团体，照眼下的情形看，会因留学日本的、留学美国的和留学德国的学生在民族倾向上的分歧而遇到困难。假以时日，这困难可以靠纯粹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增加来克服；但在目前，这困难还会是严重的。

要克服这个困难，需要两样东西：鼓舞人心的领导，以及对于所要争取的那种文明有一个清楚的观念。领导必须既是思想上的，又是实际上的。就思想上的领导而论，中国是一个著作家有极大影响的国家；一位精力充沛而又长于文笔的改革家，能够把青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带着走。中国不乏具有这种天赋的人；我不妨举一个我亲自认识的例子，就是胡适博士。他学问渊博，文化修养广阔，精力过人，对改革怀着无所畏惧的热情；他用白话写的文章，在进步的中国人中间激起热忱。他主张吸收西方文化里一切好的东西，却决不是我们那套做法的奴性的崇拜者。

我所设想的那种团体在实际政治上的领导，大约需要另一种天赋，与思想领袖所需的不同。所以这两者多半不能集于一身，而是需要两个像列宁与卡尔·马克思那样不同的人。

所要追求的目标，不但对中国要紧，对世界也要紧。从中国现今存在的那种文艺复兴的精神里，倘若能阻止外国人前来肆虐，是可能发展出一种新文明的，它会比世界迄今所知的任何文明都好。这正是青年中国应当悬为鹄的的目标：把中国民族特有的温文有礼、坦白直率与爱好和平的气质保存下来，同时兼有西方科学的知识，并把这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上去。这类实际问题有两种：一种起于中国内部的状况，一种起于它的国际处境。前一类里有教育、民主、减少贫困、卫生与清洁，以及防止饥荒。后一类里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主义、修改条约与收回通商口岸（在这件事上日本可以作为榜样），最后还有建立一支强到足以抵御日本的军队。这两类问题都需要西方的科学。可是它们并不需要采纳西方的人生哲学。

中国人若采纳了西方的人生哲学，那么他们一旦使自己不再受外国侵略之虞，便会着手自己去侵略。他们会在中亚重演汉唐两朝的征伐，也许还会效法忽必烈去侵略日本。他们会开发自己的物质资源，以便在国内造出几个脑满肠肥的富豪，在国外弄得千百万人饿死。西方运用科学所取得的成果，正是如此。中国若被残暴的强权所诱惑而误入歧途，她也许能在外面把敌人击退，可在里面却已经向他们屈服了。近代世界上那些强大的军事国家，很可能因为不能戒绝战争而自取灭亡；而战争一年比一年更科学、更具毁灭性。中国若也加入这场疯狂，中国便会同别国一样地灭亡。可是中国的改革家们倘若能有那份节制，在使中国有了自卫之力时便就此止步，不再往前跨出征服外国的那一步；倘若他们在国内平安之后，能从列强所强加的那些唯物的活动中掉转头来，把他们的自由用于科学、艺术以及创立一种较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便尽到了她在世界上所宜担当的本分，并且在人类最需要希望的时候，给了全人类一线新的希望。我愿意看到青年中国为这个希望所鼓舞。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正因为它可以实现，中国才当得起每一个爱人类的人把她放在心目中最前的位置。

附录

以上各页付印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自己做了北京的主人。张带着一支残破的军队退向满洲，并宣布满洲独立。这也许很合日本人的意，可是别的列强大概不会默认。所以张很可能连满洲也保不住，从此不再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因素。

眼下吴佩孚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他的意向便显得重要起来。在中国的英国人几年来一直同他亲善，这一层给我们报纸上所载的一切电讯都染上了颜色。据《泰晤士报》说，他已表示赞成重开旧日的全中国国会，以期恢复宪政。这是南方能够赞同的一个办法；他若当真坚持这个意向，便有力量结束中国的无政府状态。《泰晤士报》驻北京的通讯员五月三十日来电报告说：「吴佩孚声明，旧国会若肯重开并为国家利益而工作，他必尽力拥护，并与任何从中作梗的人作战。」

五月十八日，同一位通讯员来电说：「吴佩孚正在支持统一运动，并已同陈炯明找到了共同行动的基础。」陈炯明是孙逸仙在广州的同僚，现正同孙交战；孙抱着帝国主义的念头，想为他那据说是唯一合乎宪法的政府征服全中国。吴与陈炯明议定的纲领，见于同一电讯，如下：

「举办地方自治，县知事由人民选举；设立县警察，归县议会管辖，而受省议会节制；民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不对督军负责；创设国家的军队，由中央政府统辖并支饷；各省的治安，由省警察与保安队负责，不由督军或军队负责；全国一致主张恢复旧国会，并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赋税由中央政府征收，每省只拨给规定的款项充作经费，余款照清朝的办法解交中央政府；举办造林，创设实业，修筑道路，并采取其他办法使人民安于田里。」

这是一个极好的纲领，可是其中有多少将来当真办得到，却无从知道。

与此同时，孙逸仙仍在同吴佩孚交战。英国报纸上说孙与张之间有同盟，可是看来两人之间除了同仇敌忾地反对吴以外，并没有多少别的。孙的朋友坚持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立宪主义者，吴则靠不住；但在改革家们中间，陈炯明的名声比孙好。在中国的英国人一概称赞吴而痛恨孙；美国人则一概称赞孙而贬低吴。孙过去无疑有一段真诚爱国的经历，而广州政府无疑是中国最好的政府。我们报纸上关于这件事所登的文字，显然是有意要给人一个对广州不利的虚假印象。例如五月十五日的《泰晤士报》登了一则香港来电，大意如下：

「据我所知，南中国总统孙逸仙的军队——据说正从广州北进——是一群乌合之众。许多人没有武器，军服有很大一部分只是破布。毫无纪律，赌博与吸食鸦片之风甚盛。」

然而到五月三十日，《泰晤士报》却不得不承认，这支军队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攻下了「江西最重要的要塞」，并缴获野炮四十门与大量军火。

在更详细的消息由邮件送到以前，局势必仍旧晦暗不明。可以指望的是：广州政府借着陈炯明的胜利，将同吴佩孚达成协议，并且强大到足以迫使他信守协议。还可以指望的是：张宣布满洲独立一事，不会被日本抓住，当作更彻底地吞并那个地方的借口。吴佩孚若信守上面所引的那个声明，广州便没有什么爱国的理由不同他合作；另一方面，广州在军事上的实力，也使吴更有可能觉得信守自己的声明是审慎的。比起张作霖战败以前来，中国统一、督军的暴政告终的机会，确乎是好些了。可是这眼下还不过是一个机会，前途仍旧难以逆料。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