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第一章革命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中国这场大革命的故事，恐怕永远不会有人讲得完整，也不会有人讲得准确。中国之广，不啻一洲；中国之众，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这个国家没有通达的道路，也没有成网的铁路，出门行路向来艰难而迟缓；而夸大其词，在中国人身上一如在所有东方人身上，差不多是第二天性。所以，要让一个人紧紧跟住去年在武昌爆发的这场革命，既广博又精确地把它写下来，一直写到眼下这一刻，同时还要理出一条干净的政治与国际的脉络，这从一开始就是办不到的。我自己虽曾下过苦功，力求把帝国各地的动静都收进眼里，却也不得不承认：除了我身处其间的那一片地方，中国别处的消息，我没有一处敢说是无可置疑的（我指的是中国的内地；只要电报线还没有断，在几处大埠和通商口岸里，要知道消息是容易得很的）。即便真有道路、有铁路、有那样一种交通，使人在体力上尽可以来去自如，这件事仍然办不到；因为革命一起，各地随即冒出的排外风气与无法无天的局面，便不容任何一个欧洲人远离通商口岸——况且各国领事差不多把本国侨民一律调往沿海去了。一个人纵使通晓中国的文字，若凭着中文报纸上到处印着的那些传闻来立论，也是愚不可及的。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一个人下笔，只有写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那些，才站得住脚。

读者若是识得中国，便不必我再多作解释，我的意思他一读就懂。他凭自己的阅历便明白，中国和中国人身上有着多么一大堆的自相矛盾与不相称。可是对于那些从未进过中国、从未与这个奇特的民族摩肩接踵过的西方人，也许还须添上一句：中国的生活，无论哪一种形态、哪一个阶段，都笼着一层实在非凡的、事事出人意表的气息，以至于你要写中国的任何一个男人、女人、任何一种风俗、习惯、任何一处地方、任何一件物事，除非肯去受那逐一细辨的烦苦，否则只能作笼统之论。为求理出条理，你不得不删削、修剪，又处处重新解说，到你把故事讲完了，看上去却像是几乎什么也没讲。但在中国住过的人晓得那里的情形。他们早把这股难以索解的国风吸进了骨子里，看得懂写下来的是什么——更要紧的是，凡是写中国事的人本想说而终于没有说的，他们都能像受了磁力似的感觉到。写中国的人与事，你以为已经把一切明显的误解与歪曲都剪净了，却发现还剩一点要剪；再剪一遍，到末了你又发现，在西方人眼里，你常常仍是在误解、在歪曲事实，而这不过因为你把那些以你那双「中国眼睛」看来并不真实的东西删掉了。你在中国见到一件事，以为自己懂了。你把它钉在心上，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无论它是什么，我已经吃透了，如今我有了最后的想法、最后的说法和正确的含义。可是过了些时候，经由中国举国上下那种独有的拧转腾挪，你便发现：无论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想些什么、信些什么，你那最后的想法、最后的说法和正确的含义，已经全然变了样。

这或许正可用来形容革命期间的政治气氛。什么事里头都掺进了一种令人焦躁的悬而不决，举国的事务都搅成一团可怕的乱麻——而且此后很长很长一段时日，想必还得是这样。所以，凡有人立意要写一部中国革命的详史，要把一桩事对另一桩事的影响前后相承、一丝不走地诊断清楚，眼前立时便横着一桩极难的工程。

笔者在这一卷里打算做的，是讲述自己所见所解的事，再把对大局深思熟虑之后的见解付印，并就中国历来的变乱与那些终于导出去年十月这场革命的大事作一番史的巡览。这场革命虽然发得早了些，筹划却是极为周密的。「这个运动大约在十五六年前开始有了确定的形状，」中国革命党人中最了不起的孙中山这样说——其实他留意这件事的时间比这还要长。「三年前我们已经预备好接下武昌、广州和南京，只是还等着把北京的兵掌握到手里。我们在学生中间已经经营了一段时日。对日本一战之后，北京政府着手编练新军，派学生出洋受训，预备回来统领军队。我们一眼便看出：满人若真能编成并掌住一支近代的军队，他们的地位便会大大加固，于是革命党便动手去抵消他们的工夫。我们是从学生身上下手的，所以等到这些人回国出任军官的时候，来的已是革命党人。这场起事最多也只能再推迟几个月，可它毕竟来得比我们预料的早。我们本已握住武昌、南京和广州，可是广州先出了一回事，去年夏天又出了一回。等到武昌一起事，再推迟已不可能了，因为政府就要动手解除那些与我们同心的士兵的武装。在广州，他们把我们的同志散到全省各处，叫我们极难把人聚起来。倘若原定的计划照样办成，本来是几乎不必打仗的。广州、南京、武昌会悄然归到我们这边，然后若有必要，所有的军队都可以开往北京。北京的军队，一向有一半是在我们这边的。」

孙中山如此宣称——他说得不错，这是没有多少可疑的。长久以来那种无从补救的压制，把民众个人的才性与举国的向往一并按死，于是中国的智识、道德与物质的发育都停住了。人们求助于革命，为的是拔去这病根；如今中国宣告：满清王朝的专横统治已被推倒，共和国已经建立。以共和替去君主的政体，并非一时激情的果子，而是对一种根基宽阔的自由长久怀抱的渴望自然生出的结果——有了这样的自由，才有恒久的安适与不致中断的前进。这是中华民族意志的正式宣示。

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时，中华民国向各友邦发出一篇宣告，其中说道：「我中国人民，素性平和，守法奉公。除自卫之外，我们未曾兴过战事。二百六十七年满清虐政之下的种种积怨，我们都以忍耐与宽容承受下来。我们曾以和平的手段力图伸冤、争自由、图进步，而终于无成。受压迫至于人力不能再忍，我们便认定：诉诸武力，使我们自身与我们的子孙脱出这久已加于颈上的轭，既是我们不可让与的权利，也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不光彩的束缚变成了一种令人振奋的自由，照着机运的灿烂光辉。满清王朝的国策，一向是毫不含糊的闭关与毫不松动的专制。在那底下我们受过苦，受得很苦；现在我们把革命以及本政府成立的种种理由，呈于世界各自由民族之前。满人篡位登极之前，这片土地原是对外通好的，宗教也是容得的，马可·波罗的著述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刻文都是明证。满人为愚昧与私心所驱，闭了国门，把中国人民推入一种昏蒙的心境，其用意正在于使他们天然的才具与能力反其道而行，这是对人类、对各文明之邦犯下的一桩几乎无从补赎的罪。」

满人出于一种要把中国人永远压服在下的念头，出于一种对扩张与财富的恶欲，治理中国而使民众受着长久的损伤与亏折：这是断无可疑的。他们立下种种特权与专利，又在国家的制度与个人的行止上，围着自身筑起一道道隔绝的藩篱，几百年里严严守着不许动摇。他们不经中国人同意，在中国人身上横征不正不良的赋税，把对外贸易限在通商口岸，对过境的货物设下厘金的关卡，堵住了内地的商路。他们阻滞工业的兴办，使天然资源无从开发，又有意不去护持既有的产业。他们不给百姓一套正规的律法制度与公正不偏的司法；凡被控有罪的人，不问是清白还是有咎，一概施以异常而残酷的刑罚；又常常不经正当的程序，侵夺中国人神圣的权利。他们对官吏的贪污视若无睹，把官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使才干屈居于奔走门路之下。中国人民一再提出极为合理的要求，望得个好一点的政府，他们一再驳回；在最紧迫的压力之下，才勉勉强强让出些假的改革，许下的愿本就没有打算兑现。

这篇宣告就这样把满清治国之策上的病处一一指了出来。它接着说：「为医治这些弊害，使中国得以进入各国之列，我们起而战，并组成了我们的政府；惟恐我们的善意遭人误解，现今公开而无保留地宣布下列各项，为我们的承诺：

「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订的一切条约，至期满为止，一律继续有效；惟革命发生以后所订的，无论何项，概不承认。

「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负的一切外债与赔款，一律承认，条款不作更改；惟革命发生以后付与满清政府的款项及其所举的借款，概不承认。

「革命以前满清政府给与外国或其国民的一切租让利权，一律尊重；惟革命发生以后所给与的，无论何项，概不承认。

「凡在中华民国管辖之内的任何外国人身与财产，一律尊重并加保护。

「在一个稳固而持久的基础之上，建起一座与我们这个久被忽略的国家的潜力相称的国家架构，将是我们一贯的目标与坚定的努力。

「我们将勉力提升我们的人民，使他们安处于太平，并为他们的丰裕立法。」

到了眼下这个关头，去查究这些理想究竟达成了几分，是没有意思的。深入全国的改革还没有时间做出来，而本卷也无意深究政治的实相。但如今谁都明白，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已永永过去了；以中国人所具有的那样出色的常识与过人的勤勉，谁又能怀疑我们将看见一个民族动起来，而且也许能带着这个世界一同动起来。那一天准会到来，也许并不很远：西方的观察者环顾四周，将看见这个地球被一条解不开的中国人之带缠了一圈，他们不再弱得任人侵凌，而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部门里都能自立。他们将以平等的身份，被接纳进白种人的社交往来之中。如今他们是在自己人中间挣扎，所求的不过是容他们把自己的内战打完、把自己的内政理顺。他们会出错，但大概能从错里得益。那一天准会到来：中国人不再被那些自视更高的西方邻人推来挤去；也许反过来，我们会发现自己与这班人进入一场不轻松的国际与商业的竞争——而不久之前，我们还看低他们，只当他们是奴颜婢膝之辈，只配用手脚来伺候我们的需用。然而，横在这个新得解放的民族的前途门槛上的那些难题，其巨大超过了文明迄今所遇到的任何难题。进步的迹象是清楚的，只是还不够清楚。中国须得重造，而着手造的人难免要跌跌撞撞，因为可供他们挑选的样式又杂又参差。

有几种发展的路向，我们是有把握的。我们能把手指按在中国举国倡议的某几处上头，断言某一条路线必定会走下去，某一件事必定会发生。但大体说来，中国是一片难以索解的土地；能给的最好的劝告，就是「等着看」。

第二章革命的余波

然而，革命的影响里头，有一件差不多可以断定的事，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孙中山说，大概要增一倍。

一九一三年，中国的商业当会迈出一大步，为世界前所未见。一九一二年多半是不安与不定的一年。组成一个永久的政府、选出一个内阁，派得力的官员到边远之地去，把各省的无法无天镇压下去，这已是今年一大篇的事情——倘使办得成的话。但一九一三年及其后数年，出口与进口想必会铺开一段快得惊人的进展。中国把一切外来之物挡在门外，已经挡得够久了；可是过去二十年里，种子已经播下，将结出这样一场贸易与商业繁荣的收成，足以叫西方的工厂忙个不停，才应付得了那些订货——这是说，倘使西方的商人肯趁机会来时手脚快一些的话。眼下正是这样一个关头：英美两国的商人有机会进来，把中国准备扶起的那份贸易接到手里；因此笔者觉得，在这一卷里谈一谈今后十年商业上的种种可能，是很应该的。

读者大概懂得：尽管多年以来有巨量的外国货涌进中国，可是如今做成的生意，还不到这个国家一旦开放之后所能做成的十分之一——而这开放，眼下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中国的市场大得惊人。其中的可能，比本国一般制造商所能想到的都要宽广。从中国海到英属缅甸的边界，从南边的广州港一直北上，穿过那些半开半闭的东部各省，穿过整个了不起的长江流域，直到几乎还未触动的西部，再远到那些刚刚被触动的地方——那里的居民人人都急着要买外国货——给外国制造商摆开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机会。凡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留过心的人，必定都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实：她所进的货，还不到她轻而易举便能吃下的百分之一。他若曾细细研究过某一个地区，那里引进了某种外国进口货，或者办起了某种外国工业，又看着那个地区商业上出奇的长势，他立时便会对中国对外贸易扩张那种影响深远的可能，有了几分概念。

就连革命带来的服饰上的近期变化，也已显出重新装扮中国人的需求有多大；辫子一去，他们便决定不要那顶满人的小圆帽了——这东西差不多全是中国自造的。立时便有要外国帽子的呼声；一门生意一下子就造出来了，各色各样、各种成色、各种式样的外国帽子涌进国来——呢帽、布帽，什么都有；一卖就是几十万顶，总得有人来供应。中国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来的；对她这是全新的东西；只能从外头运进。日本一直在旁边看着。她一把攥住了这门生意，两个月里差不多把中国的头重新戴了一遍。不过这只是一个例子；要说商业上的变化来得多快，还能举出许多来。笔者前些年在中国走了七千多英里，多在远远的内地，那里受通商口岸的影响最小；他在路上留心考察了商业的情形，看现代的风气渗进内地到了什么地步，尤其想弄清英国商人在这个国家的生意场上站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一章里，凡属确实的材料，都是两年半的行旅中在中华帝国许多地方搜集来的——在那些地方，一个旅人对中国人来说，仍是奇中之奇。在中国，即便远在内地，你也看得见生气、生意、兴旺——西方的观念与东方的观念奇异地掺和在一处。四亿人口，就实际而论，已经文明起来了。他们急着要跟上队伍，要那些器具。他们的需用正在把中国造成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他们什么都要——铁路、机器、工具、枪炮、轮船，还有许许多多。有一桩空前的大生意要做，这是立时就得承认的。过去十年里，且先不把革命算进去，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翻了一番；今后十年里，倘使太平无事，便非得翻到三倍不可。固然，在寻常的进展之下，中国终将成为西方各国在工业上的一个劲敌，这一点不能不看到，可是那一天还没有到。她得先做一个惊人的买主，然后才谈得上做一个厉害的对手。

但这一层，我想不必再往下说了。这个国家只要恢复它常态，我们便会看见贸易一跃再跃地长起来。我说「只要恢复常态」，原因是这样：当前这种不定的局面只要还在，贸易便不能望有长久的增长；然而一旦有了某种稳固的政体，我们便会看见中国以一种了不起的样子复起元气，重新做起生意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这样的复原之力。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这样的适应之能。我们如今正站在贸易大开展这个时代的门槛上，尽可放心期待：中国各处将迎来一段对外商业经营大概无可比拟的好时光。呢绒之类的毛织物，各种工程器材，尤其是采矿的机具，铁路的物料，日用的千百种家庭用品，汽艇，以及把一个陈旧的国家扶上近代文明轨道所需的种种名目——这些东西的需求将大增，大到足以使日本那个商业进步的时代相形失色。

这门生意会来。这一点我们且认下了。下一个问题是：由谁来拿，又怎样去拿？

我既不是制造商，也不是生意人，不能深究生意该怎么做的细节。但我在中国看了不少，又就近留意过各国人在这个帝国各处所用的手段；我在这件事上说的话，或许能叫英美两国的商人醒过来，看清眼前的机会。前些年我把一部打算写的中国书的稿子送给出版人，他说：「人们想知道的是怎样把自家的生意做大——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并不怎么关心，关心的是怎样把生意做大。你写一本讲怎样把生意做好的书，你的书就卖得掉。」不过，最肯买这样一本书、最肯读这样一本书的人，恐怕正是英国人的对手。

说到实在的贸易优势，英国人可说是占着比别国都高的一种便宜；这便宜就在于：他们得着了这个民族的信任。在中国，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旅人还是官员，没有一国的外国人像英国人这样受信。我这样说，并无意触犯任何人的敏感之处。做生意，中国人信英国人，信英国人的货；革命里头，兵士们若晓得你是英国人，便会极为诚心地向你道贺，对你说世上再没有比英国人更好的了。他们也许说得对，也许不对，我只是把他们说的话写下来，这倒是寻常百姓一般看法的一个好样本。可是，尽管有这样的便宜，凡肯用心研究中国事情的人都看得出：英国商人整体而论，极需要「醒一醒」。我自己是英国人，也许天然就容易看出英国商人在哪里失手，在这片大有希望的土地上争贸易时在哪里被人赶过。我晓得会有许多人立刻叫我去看看上海、天津以及任何一个口岸的船运，看看英国船运的优势。人家会对我说：大不列颠至今握着中国贸易的大宗，前途不必忧虑。可是这件事还有另一面。

随便哪一天，到汉口或上海的外滩上去；也看一看日本在那里的进展。走进货栈里，看一看那些来自日出之国的褐色小个子怎样进取，看一看他们的手段；再沿着写字间一间间看过去，哪一国的人做得最苦、做得最久——是德国人；把每日进出口的动静都留在心上，你便会发现：英国人纵使还守着他多年来守住的那个贸易总量，在新生意的开拓上却远不如他的对手走得快。过去，在真正开发中国这件事上，没有哪一国比英国人做得更多。英国人打下了底子，播下了种子，眼前这一季的收成本该归他们去收，这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在中国贸易长得这样出奇的这些年里，四面都有呼声说：英国人不但在中国商业初启的时候失去了对增长的那份贸易的把握，而且简直是在让位给德国人；再过不多几年，便足以证明大不列颠在那些把手指伸进这块饼里的国家名单上，位置相对地更靠底下了。

为英国贸易的失落发哀声的，我不是第一个。但我同时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英国商人不能在中国轻而易举地保住一种无限期的贸易优势。只须多一点冲劲，多一点锐利的眼光，顺应需求时多一点敏捷，在生意有长势的地方保持商业上的清醒。大不列颠的对手并不占什么便宜；他们终久拿不出更好的货色上市——日本是最厉害的对手，可她出的货色确实次，只是出得多，到处用贱而糟的东西铺满这片土地；而英国造的东西与任何别国的摆在一处，总是站得住的。英国商人在中国，一如在他别处大多的通商之地，几乎一向把对外贸易揽在手里；人家说他丢了生意或没丢生意，于他关系不大——只要他其实没丢。向来是英国第一，余者不足道。英国人过着好日子，有现成的门路，是社交圈里的灵魂与生气，同本国商号保持着不差的订货数目，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凡有正见的英国人，无论他对大不列颠在中华帝国的贸易全局看得怎样乐观，也不能否认：比起可做的事和别人正在做的事，英国贸易并没有相应地扩张。这不是悲观。乐观正是英国商人的基调，而大不列颠在中国贸易上的进出口数字，也高过任何别国。但极强劲的对手——德国与日本，比英国商人肯对自己承认的还要强劲——已经在场上，而且斗得我们不能不理。

先说德国。德国人的成功无可否认。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每一个口岸都有德国商人。在真正的中国内地，远离人来人往的通路，我不记得曾遇见过哪一个英国的行商——德国人我遇见过多次。他们走到偏僻的小路上去，把生意撺起来，把新的生意造出来，为了一张订单肯受不便、肯吃辛苦，许多时候为了揽一桩生意，在路上忍受极大的体力折磨。有一回我在英属缅甸边界不远处遇见一个人；他是横穿中国过来的，离开上海的商号已有好几个月，当下正要南下仰光，再从海上绕回上海，因为这样回去省事也快些。这也许是个孤例，但从这件事上可以推断：德国商人一面尽力把人们想买的货进来，一面又把代理人远远散到买货的中心之外，让人们亲眼看看他们能做些什么。天津近几年里，德国人已成了一个厉害的对手。如今在这个北方的要港，德国的贸易大概同英国的贸易相当。在东西伯利亚，德语其实已是生意上的通用语言；而德国人不像那漫不经心的英国人，不论他被派到中国哪一处，第一件事总是先把那里的话学到能用的程度——这一条在中国的要紧处，远过于表面上看去的样子。德国人的成功，不靠政治势力，不靠关税，也不靠不正当的手段，全凭做生意的实干；他正按着稳妥的道理，建起一套宏大的筹划，要把这日渐长大的贸易中流向欧洲的那一份里最大的一块攫到手里，并从英国人手上夺去他向来独占的一大部分。一般的德国人会读中国的书——读她的历史，读这个国家的风土，读内地的民众和他们过的日子，读他们有什么、要什么。英国人不肯费这个心。他很少学当地的话，对这个国家的事也懒得去弄清楚，除非是为了打猎游乐一类的事情打听打听。

另一个危险的对手是日本人。若要细说日本人做生意的手段，写出来大概有许多随后会被删掉。日本人在中国做生意，并不以信义为重。得盯着他。日本商人在中国——尤其在北方和满洲——所用的那些无原则、见不得光的手法，这里不能细说。他们一个个似乎都是一路人，都带着那种渗透东方各国的隐秘而抱团的气性，再加上一大笔不择手段的奇特本事；他们把自己弄到了在中华帝国最受优遇的地位。日本已经决意要用一切手段把生意拿到手。有一次在内地一座对外国贸易关着门的中国城里，我看见街上最大的一家铺子是日本人的。他们自辩说，那里并不做生意，不过摆个场面，好让同样的货色能从东京办来！日本人样样都插手，处处都有他的人——为着抢先，他把价压到底下去，因为他没有多少名声可丢。可他自己看自己，却同最有教养的欧洲人一般好，而且要叫你知道。然而，凡不被偏见蒙住眼的人，研究日本在中国的进取、看着她举国惊人的长进，不可能怀着钦服或敬意。我在内地遇见过他，在云南、在四川，悄悄地探矿，试那些闲置着的金矿与铁矿层，寻那些最宜开辟商路的中心，弄清哪里有什么需求，又把那些要害之地一一标出来，日后他的生意便可从那里经手，而叫别人都吃亏。我说过，日本人处处都有，样样都插手——只是极少靠得住。

但不论对手有多少，我想没有哪两个国家比大不列颠和美国更有把中国这份新生意拿到手的指望。不过，这需要机警。

第三章举世的期待

中国以共和之身开门而出，教育上将有的进步无疑是惊人的。传教士想必会发现自己的园地愈开愈广。传教士与教育家将得着更宽的手脚，所到之处也更受敬重。他们在提升这个民族这件事上，将比以往担起更重的分量。威廉·加斯科因·塞西尔勋爵曾指出：西方若要自救，便须照亮中国；他说，那个广大的国家若不达到我们一样的水准，我们自己便不免要经历一场沉降。我们的文明，就像我们那些古老的市镇一样，是在教堂的影子底下长起来的；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国，你都会看见村子簇在教堂周围，城镇簇在主教座堂周围。近些年来，工厂的大烟囱已被工业的烟遮住了；可它们在我们的文明上留下的印记，一如在我们的风景上留下的一样深。但如今有一个对教堂与主教座堂一无所知的国家正进入这个文明，而教堂与主教座堂便要沦为仅供考古发兴味的东西，别无他用——除非教会真肯抓住这个机会，去征服那个正威胁着西方的工业的中国。

「我的意思，」威廉·塞西尔勋爵说，「不只是派出传教士，而且要把基督教文明的真理与价值教给这个伟大的工业民族未来的统治者。悲观的人说这是办不到的，这样一说，便为我们的社会立法敲响了丧钟；可基督徒说，这世界是为进步而造的，把中国纳入我们的文明，正是我们使这世界成为一个更快乐的地方的机会。倘使我们此刻能帮中国人看重那些支撑我们西方思想的崇高原则，中国便可凭基督教文明的灿烂之光而得安乐，世界也可免去一场灾祸——免去劳工从基督教的地位沉落到半东方式的地位。」

满清王朝的倾覆虽将为这片土地打开真正进步的通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那位幼帝身上有着无尽的凄怆之感——他懵然无知，天真无辜，退掉了他祖先赢得的皇位，在汉人与满人的这场博弈里只是一枚棋子。然而，这件事纵然凄怆，我们也不可让这份凄怆遮住它更要紧的那一面；我们要考量的不单是一位皇帝的退位，还是那套因袭而造作的中国文明，在西方生气勃勃的文明之前的崩毁。广大的中国，有四亿勤劳的人口，有煤、铁与其他矿产无尽的蕴藏，有儒教、道教与喇嘛教的传统，如今已成了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大的一部分。

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在亲眼看着历史的造成，而其中的可能之奇，令人惊叹。所引那位作者下面这段话，或许极有预言的意味：

「我们正在翻开世界历史上新的一卷——这一卷里可能写下奇异而可怕的事；而在另一面，这一卷里也可能写着一个比我们任何人所能设想的都更光明的故事。一百年或二百年后的史家将怎样写这一卷，人真恨不得现在就读到它！它会这样写么：『从此时起，欧洲工人阶级的境况开始一步步恶化；二十世纪那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虽未看清，而这实为一个必然的结果——世界的劳工队伍里添进了一群人，他们以勤劳著称，又对贫苦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的工人甘心受那些西方工人天然地、也正当地拒受的条件。』抑或它会这样写：『西方那衰颓的基督教，为奢华所腐蚀，为门派之争所分裂，却在更为诚挚的中国基督教的感化之下得了新生；而那中国的基督教，是在迫害的严酷学校里得了洗练，又因那场使满清皇帝去位的大政治变动而受了激发。』」

我们不能把这一卷取下来，不能一直读到末尾；我们只能等着一页一页年复一年地翻过去。但我们好好体认当代历史这一页的重大，总是不错的。

中国如今将在我们眼皮底下经历一场社会的、商业的、教育的大改观，而大体上事情过得这样快，一个人若要把历史行进的次序钉在心里，就非得立刻去读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如今任何一桩举国的大事一过去，便迅速落回史册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跟不上。就连我们这些住在中国的人，变化也大半是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的。中国的面貌，正在我们注目之下换了新的模样。

这场大转变的时代由何而来，其间的种种行事，我们是应当读一读的。

第四章黎元洪对新中国的志愿

「我们再不要满人的统治了。

「中国必须成为共和国，照美利坚合众国定下的路子来办。中华的合众之国必须尽速开辟，为此须得中外的资本与中外的劳力合力并举。

「儒教大概会成为国教，不过我个人赞成把基督的道理在中国各处广为宣讲，并鼓励传教士更多地到我们国家来。

「我盼望满人的统治废除之后，政体不要变动得太大，好使中国的贸易与商务、以及中国在国内与外国的邦交往来，都不致中断。」

以上大体便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一，中国革命的领袖黎元洪将军对我所作的要语。我得以采访黎将军，是独家的荣幸。我领到一张特别的通行证，又获准在武昌——革命爆发的那座城——任意来去，差不多随我的意思行事；自革命起事以来，我是第一个同都督单独谈话的人。

中国的革命是世界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之一。倘使没有黎元洪——如今他的名字在文明世界各处都有人知道——大概也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也许会证明，黎元洪是中国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新中国这样迅速地走到东西方政治舞台的正中，是由于他出奇稳健的治理，由于他给所率领的民众立下的清正表率。在一国的生活中从全然无闻一跃而至政治声名的顶点，这是极少有人得着的。把一个民族举国生活的全部走向改掉，这是极少有一个人能办到的。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黎元洪领导中国革命时那样，把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社会与政治面目重新铸造一遍。他使自己在世界的眼里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成了他那一代里任何国家中最有实效的改革家。

我前去同黎元洪谈话的那一天，湖北的省城武昌已举城反正，处处都是胜利的气象；虽然民军连日与自北京南下、由荫昌率领来弹压变乱的清军交手，吃过几回小挫，我却发现城里民众的希望比革命初起那几日大得无可比拟，对他们领袖的信心也强得无可比拟。人会觉得自己正触到人性的岩底，正同这样一群人短兵相接：他们怀着一个一致的心意，一日一日往前走，去完成那件真正的事业——把中国夺回到中国人手里。你穿过街巷，绕过炮台，在那些甘以性命为满人骑着的中国换取自由的人们中间出出进进，你便明白：中华民族的这一部分，向来静得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如今忽然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决意要告诉世界它打算做什么。你四周正打着一场内战，其所要决定的赌注大得惊人。世上从前有过许多内战——玫瑰战争以及别的许多，各有其历史的意义——然而当你似乎放眼望着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望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民族，一个事实便慢慢压进你的心里：这场内战的意义，或许是任何别的内战都不曾有过的。它像是一场信与不信之间的战争。你会觉得自己遇见的这些人，心里只关切公道与改革的真实本义，而这公道与改革将要规范四亿人深远的利害——我说的尤其是那些领袖。这便是这场民众革命最真实的一面：造出秩序与正当的政治。黎元洪将军像是一个国家的大木匠，如今把那些粗生的树木拿来，削成合用而真能派上用场的东西。这是我对这个人最初的印象；因为他极度的镇静，他对事情切实的洞察——一个纯然的军人，在极大的心力与体力煎迫之中竟能有这样的耐性，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他正向世界显示：他是个生来的领袖。黎将军约有四十八岁，乍看上去，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全然勇敢而沉静的人。我同他交谈的时候，忍不住再三留意这位民众领袖那双果决而切实的眼睛，留意他如何径直奔向实际，又如何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正当、什么是真理有着真切的洞见。他有一双能看的眼，一颗敢为的心。他的天性是刚强而非激烈，言语间满是诚挚与实质。

我一径到咨议局去，卫兵把我接了进去，先把我这外国人的名片送往外交司，一面把我领到一间候见室里。那一片屋宇周围，公事上的生气正自蓬勃，因为中国历史的整条河道正是从那里改向的。这里没有颤颤巍巍、犹犹豫豫、半心半意的人；一切都是活气。每一个人，从门口常见的那些杂役到最低的一名卫兵，从参谋处最低的一名书记到都督本人——人人办自己的事都带着一种心意专一的样子，这在中国是新鲜的。没有一处散乱。一切静稳而顺畅。许多楼头上，共和的新旗在早晨的风里得意地飘着。外头的操场上，可以听见号声与枪械的碰响，一队队兵正在操练。城里远处，一处、两处、十几处、二十处空地上，新募的兵正在被整成个样子。那边山上，四面都能听见大炮与野炮的轰响。一发炮弹掠空落下的轻轻呼哨告诉人：两边的炮击正打得紧。可是在都督的厅堂里，除了传令兵来回奔走，看不出有什么别的迹象表明四周正在打仗。谁听黎元洪说话，都不能不生出对这个人极大的信赖。有时他的脸上亮起一种光彩，那只能是由虔敬的决心生出来的；而他一直都能把这股精神灌注给城中所有的人——在这座城里，他曾长久只是一名寻常的军官。不过，我描述革命爆发之地的情景，读者不可因此以为：一个洗净了一切贪腐、一切中国人常有的不相称与官场上的那套腾挪的中国，忽然间降生了。凡读过我写中国的文字的人，若真如此，便要指我是天下最不一致的人了。然而在革命初起那几日里，我们确实看见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中国官场。黎的衙署在那时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所见最清正、最肯做事、最讲实际的一个。它并不完美，旁观的人都很清楚；但它远远胜过中国官民生活的一般样子。

不久，一个精干的青年军官到候见室来，戴着外国眼镜，制服上奇特地混着外国军装与常服。他行了礼，便叫我跟他走。他的职事是把我领到外交司去。这里我决定立刻表明不肯，非得见着黎元洪不可。所以，当我们走进那座方形屋宇二层回廊尽头的一间大房，一位身形略胖、穿着军人便服的中国先生同我招呼时，我便说明：我已经安排好要采访黎将军，若能把衙署里该转的轮子转一转，让我见着他，而且越快越好，我当感激不尽。恰在这时候，那位穿军人便服的中国人笑了，静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

都督用英语对我说话，带着中国人温和的客气，说他的时间听我支使；又说他对我那尊贵的语言掌握得还不周全，要把心里的意思准确地告我，恐怕有些难处，不过我无论问他什么，他都尽力作答。黎元洪是位清秀的中国先生——约五英尺三四寸高，已无辫子，一头剪得极短的硬黑发，两眼略近，有时亮起异样的火光，下颏一望便显出无尽的决断；若不是那一身军人的仪态，人很容易把他看作一个发达的中国商人。他锐利，是一个领人而片刻不迟疑的领袖。他全然不像寻常的中国官员——那些人总把一次会见里最要紧的话留到起身告辞时才说——黎将军目光炯炯，兴头上来还略略举了举手，说道：「是的，如今十八省里我们已得了十三省，我们共和党一方声势可观。〔注一〕我们在远比预期为短的时日里，把远比预期为多的省份聚到新旗之下，这足见中国本就等着有人迈出这一步，把满人推倒。」

「黎将军，这场革命为什么会起？您能不能简要地告我，您以为它这样突然爆发，确切的缘由是什么？」

他略略一笑，坦然看着我的眼睛。「嗯，我们帝国各处多年来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满人决不会给我们汉人一点公道。他们把我们压着。革命虽然来得比预想为早，所有中国人都晓得它迟早是要来的。我个人并没有定下什么大计划要出头领事。其实，湖北新军里的情形我都知道，可我并没有打算出头，也没有打算坐到你今天所见的这个位子上。原定起事的时间大概要晚些。中国一直等着那个站起来动手的人。革命的领袖——我们新共和国的领袖——没有一个人愿意有大的屠戮，所愿的只是把满人的统治永远废掉。我做了共和国这一方的领袖以来，一直尽力使丧命的人尽量少些。」

「您确信这场革命会有长久的成功，确信全中国都会归心于共和的旗帜么？」

「归心！」黎像个孩子一样欢快地叫了一声，随即脸色又紧了起来。「这是毫无可疑的。我们有十三省，连着这些省的全部军队；我们有中国的海军，一部分在汉口，一部分在南京〔注二〕——是派去助攻的——还有一部分在上海。长江在我们手里。」不过都督把归心于共和这个问题丢开了，以为不值一提，又说中国终将被一种压倒一切的伟大爱国心联结起来，东方西方无可与比，这只是时间的事。接着他说下去：「我个人的愿望，是看到每一省都是自由之省，各有自己的议会，而由一个伟大的全国政府机关统驭。我们要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样式，设一位大总统来统驭各省议会——正同美国一样，」他简短地添了一句。

「大总统多久选一次？中国还没有开通，交通不便，您不以为筹办选举以及诸般全国性的事务，比在美国要难些么？」我问。

「每四年、五年、六年，甚至十年。若得着合适的人，我们的大总统就此在任十年也无妨。无论如何，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而这件事同许多别的事一样，要在第一次议会上决断，我也不愿去过分左右那个机关。」

「您以为会请谁来做大总统——也许是袁世凯？」我问。

「啊，不，」答话来得很快。此前好一段时日，黎元洪一直设法劝袁世凯到革命党这边来，主持共和国的组建；可他的苦心只换来袁的固执拒却。「我们必须把满人推出去。我想袁世凯不会做我们的大总统。」

都督说到这里便止住了，我等着再听一些关于袁的话，却是白等。过了一会儿我试探道：「可袁世凯是您极好的朋友之一，不是么？」

「不，我不把袁世凯称作朋友。我同他有私人的相识，可我对他、对他现今在中国所抱的志向，都知道得不多。你看，他不肯听我的。」

「是，不过外国报纸都说，袁世凯因为是您的私交，将会做第一任大总统。」

「是么？我倒不晓得。嗯，袁世凯在共和一党里也许会升得很高，可他已显出决意只骑在篱上，等着看结果。」黎将军举起两手，身子在椅子上前后摇了摇，好把他的意思说明白。

「现下您政治上的同道是哪些人？」

都督起初似乎没听懂我的意思，说他没有同道；随后却告我，他真正的朋友是萨提督。他后来几次提到这位提督，话都令人动情。「他是我的老师！」他亲切地叫道。「他现在去了上海，等仗打完了，他会来给共和国参议海军的事。萨提督是个好人，心很热。」谈话中黎将军又说，如今国中最强的人物都在他们这边，那些没有转过来的人，有也无足可取。他对伍廷芳的政治才干、对旧政府里几位他盼能留任的大臣、尤其对孙中山，都备加称许。

都督接着说，他的意思是中国驻外的使节一概留任；凡官员肯任职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不愿更动人事——当然，前提是留任能令人满意，并且经公众投票而得连任。「凡肯为中国的福祉尽心做事的，我们都愿留下，好使贸易与商务、以及中国在世界各处的邦交往来，都不致中断。粗略地说，我所赞成的办法会是这样：

「一、将满人逐出长城之外，迁往蒙古（愿加入共和一党者除外）。

「二、按美国的样式建立共和国，各邦有自己专管的政府，另设一个伟大的全国议会。

「这两点一定下来，我们便能把各省的民望改革之士都召到一处，组成我们的政府。可那时候我就要辞职了。」

谈话到这个关头，都督怅然望着窗外，几乎是自言自语。他说，到那时候，他把中国夺回到她自己人手里这一份事已经做完，他便要把统驭的担子披到别人的肩上。他沉静、不事张扬地把自己的本事同中国别人的本事一一相比，那份谦抑显出一种真正伟大的气度。这是中国的英雄，是把她的公共生活引入稳当河道的第一人，外交界、社交界与政界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而他却在说要让位给比他更好的人。我说这恐怕是不会被允许的，他随即像从一场遐想里醒过来，又转向我，诚心诚意地笑着。但他是决定了的。

「不，我是没有位子的；我是个军人，而中国有许多比我好的治事之人。我们有很多人才。」随后他像是又想起什么，补了一句：「当然，他们若要我，我总是可以的。」说着他在桌上一拍，仿佛自己无意中说了句玩笑。

我虽设法叫都督明白一件事实——若没有黎将军，这场革命大概不会有眼下这样的成就——他却一概不认。他宁愿用那种私谈的口气说下去，告我说他个人的意愿是完全不该计算在内的。他个人所急着要做的，是把夺回全国这最初几步掌住；此后他的本分是筹划防务、整理军事；再往后，新政府愿叫他做什么，他都要尽忠去办——不为自己，而为这个他引以为荣、也深爱着的国家。

对于君主政体，他似乎不大愿多谈。许多人都说，中国这样一个向来只仰望一个元首、把皇帝当作天子的国家，君主政体更为相宜。黎元洪谈到英国，把那个国家同美国相比，说英国那种君主政体对她的人民是最好的，可他不信那对中国人是最好的；如今中国正在同一切旧的制度与习俗断开，他以为共和的统驭更合中国的需用。谈话之间，我试着提出几个问题——到参议院开议时，这几桩大约都会不利于共和的建立；可黎将军没有接着谈下去，似乎不愿开口，直到我说起这个国家的宗教，引了天坛每年的祭典为例：那将怎样办？于是他的眼睛又亮了。他向我挨近些，略略举起手来，像是要使我信服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慢慢地说道：

「一切祭祀大概都要停了，可民众的宗教将是儒教。」

「可儒教并不是一种宗教。黎将军，您不以为随着这个国家更加开通，基督教会在民众中间更为通行么？」

「哦，是的，传教士是我们的朋友。耶稣胜于孔子，我极赞成有更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传基督教，并且到内地各省去。我们会尽力帮助传教士；来中国的传教士越多，共和政府就越高兴。」

都督接着用极朴素的话说，传教士的一切劳作，他个人都很欣慰；中国若没有传教士——他们走到偏僻之地去，把这个国家开通起来——便不会有今日的中国。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希望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越好。这个国家的开辟，只有靠中外合力才办得妥当；在这个新的共和国里，我们明白：中国的资源要得到开发，只有靠同世界各国更自在地往来。我们的陆军、海军，我们的防务，我们的学堂与学院，我都不担心；可共和纲领里最要紧的一条，是使我们能够把财富开发出来。」

「那么，您赞成把开矿一类的利权让给外国的财团么？」

「我想不赞成。将来会怎样办，我没法说；可我个人的愿望，是让外国的资本自在地同中国的资本与劳力结合起来。」这时候，一名参谋官把战场上来的急报递给都督，他忽然转过身去，又宣告道：「不过我们会聘外国顾问，这一类事都要日后再定。」他随即加重语气说：「我们必须把整个中国巩固起来——这是头等要紧的事。」

「您刚才谈到外债。如今借外债的需要，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是的，我们需要更多外国的钱，需要更多外国人在我们共和政府里供职；可我们一党相信，要从列强那里得到财政上以及别的种种援助，并没有什么难处。美国已经电来致意；总有一天，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和国会处在最亲睦的地位上——中国大概会更靠向美国，向她学到的会比向任何别国学到的都多。」

「说到生意，您以为汉口的贸易会因这场革命而得益么？」

都督沉吟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把拇指与食指搭在下颏上。他略一踌躇，便直截说道：他以为汉口或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

谈话临了，黎元洪告我：他只在日本待过一年；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他是湖北黄陂人；孩子们长大了，他要送他们出洋读书。

「送到哪里？」

「到美国去，」答话来了，还带着一个欣然的笑。他向我道别，手还握着我的手，说道：

「你走之前，还有一句话。」他把左手搭在我肩上，身子略略向我倾过来。「请不要忘了写上：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满人对汉人太不公道——别无他故。」

他随即与我辞别，我便去了。

这次采访之所以全文录出，是因为它同共和一党此刻的大体态度关系至重。事情的推移已把黎元洪的一些志愿略略推倒在地，但他所持的见解，可以看作今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那一党的大体目标。我的稿子送往出版人之际，要准确预言中国这场革命的结局会是什么，是不可能的。可以是共和，也可以是君主。然而政体不论是哪一种，在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眼里，终究只有一个黎将军；而在他们国家的举国摆钟颤颤地敲出最重大的关节之际，他对政局与这个大国的需用所持的见解，对一切研究中国事务的人都将有永久的兴味。〔注三〕

〔注一〕（原注：这才是革命爆发后一个月的事。读者在本卷后面会读到此后数月里接续而来的变化。）

〔注二〕（原注：南京——共和一党现今拟定为首都的那座城——在两星期之后，经过极为顽强的抵抗，落入革命军之手。）

〔注三〕（原注：黎元洪在革命时年四十八岁。他的出生地是黄陂北边的一个村子，离那些使他出名的地方不过几十里。「黎元洪」是他的官名；朋友可以称他「黎宋卿」。他的父亲也是军人——黎朝相营官。一八八二年，十八岁的黎元洪考入天津水师学堂，修业六年而毕业。对日本一战后不久，时任南京总督的张之洞聘他以新式炮位加固该城防务，又委他统领南京附近一处要隘。一八九四年，他随张之洞到湖北，奉命借一名德国教习之助训练新军三年。随后他被派往日本，习防务之事。两年后回到武昌，被任为马队一协的管带。一九〇二年，他主持江阴的水陆军操演。次年统带步队前锋第四路。又二年，任第二协的统领。新军编成之后，他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兼管长江流域的水师、武备学堂、汉阳兵工厂的四个厂部以及陆军学堂。同一年即一九〇五年，他被推为彰德秋操的临时统带。一九一一年，他率所部混成协往太湖参加秋操。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黎将军加入革命，后文将有记述，并被推举为湖北都督。）

第五章过早的开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中国湖北军中一个寻常的军官，在武昌毫不退缩地面对着一群革命党人。其中一个是刘公，一个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学生——还只是个青年。中国的革命此时已过早地、相当草率地爆发了，而他实际上正主持着这场革命；他坐着，狐疑地看着面前这个军人。这个军人是一位协统。他的脖颈上方，六七把细长的刀闪着光，握刀的都是穿深色衣服的人，正等着一声令下，便把这个人送入永寂——而命运却偏偏插了一手，叫此人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史上最有名的人物。

那位协统便是黎元洪，不到一个月，他的名声便传到地球的尽头。

这场革命，筹划已久而仍在酝酿，竟过早地爆发了。黎元洪被推为领袖，此刻正向那些硬把他推上位的人申说推辞的话。他解释说，他并不急着要这份荣耀——他当然不急，因为谁晓得武昌这一场小小的军变会把中国十八省一齐摇动呢？黎以为不值得。他的命运立时便要定下来，因为中国的模范军对凡在队伍里违抗军纪的人，只有一个办法：砍头。于是他推说这份荣耀于他太重——他宁愿请另一个更有能力、更有阅历的人来做领袖。那几把冰冷的刀更重地压上他的脖子。看去仿佛再过一分钟，他的头便要滚到地上。可他又得了一次机会。有人用严厉的口气告诉他：他就是革命的领袖，他必须答应，不然立刻就要斩首。可这位协统仍旧木然不肯。在最后的号令发出、那几把亮刀落下之前，这个人又得了一次机会。他答应了。刀举起来，就在那一刻，幕布升起，向世界显出了反起来的中国。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他离自己的坟墓那样近；此后他的举止证明了这个人选是明智的——在这片天朝正在逝去的土地上，论把中国从旧日的枷锁里解出来，古今死生之人没有一个做得比他多。

然而，要等到十月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确切弄清这场革命是怎样爆发的。领着特别通行证、四处嗅新闻的报人，个个拉住自己要找的人，盼能探出这场变乱为什么比预定的日子早了那么久。凡明眼的旁观者都看出，中国迟早要有一场大动荡——有些人甚至已得知，那些宏大的筹划用不了多久便会全然成熟——届时便要动手，而中国在远远强过她的种种力量之前摇摇欲坠，势必要被摇到五脏里去。可是当军队起事的信号真正发出，当整个湖北的军队真的几乎异口同声地起来时，报人以及那些自以为一直在近处留意的人，都给掀得站不住脚了。于是世界各处的报纸便开始了长长一串猜测：是谁主持的，这件事是怎样办成的。可内情并没有泄出去。最小心的揣测也近不了真相，因为美国与欧洲报纸的记者并不在幕后，对十月初几日里的事知道得很少。他们对汉口俄租界里发生的那件小事一无所知。其实汉口的欧洲人也一概不知，直到报上写了一则短短的消息；而消息登出来的那个早上，似乎没有人把读到的东西看得很重。他们没有想到，中国革命党一直筹划的事已过早地燃起，眼下除了让运动的领袖们一跃而下——成也罢，败也罢——已别无办法。那则短短的报道是这样写的，谦谦地排在别的寻常消息旁边：

「昨日午后俄租界一声炸弹爆响，由此发现了一股革命势力，此前竟无人疑其存在。下午四时，俄国工部局大楼附近的巡捕被一声巨响惊动，响声显然来自德国人肉铺后面的华人房屋。众人奔往该处，在十四号的院子里发现两名华人正泼洒煤油，看来正要放火焚屋。二人迅即被制住；随后查看房舍，发现一个颇为齐备的小小革命会所一应俱全。已造成的炸弹、造弹用的酸剂、革命的小册子，还有一份名单，与会员名册极为相像，都可证明这些房屋与院子是作何用途的。据推测，炸弹是失手爆响的，屋里的人恐怕巡捕上门，便图纵火烧屋。他们的企图未能得手，是靠巡捕的敏捷；除已述的两人被捕之外，巡捕还要拘捕爆响后不久形迹可疑地走近该处的四人，惟此四人逃脱。昨晚深夜〔注一〕，《汉口每日新闻》的记者前往俄国巡捕房探询时，两名华人——一男一女——正受讯问，他们曾企图进入一所可疑的房屋。同已被捕的两人一样，他们也被交给了夏口厅〔注二〕，该厅的差官已被迅速唤到现场。总督此前已从武昌派来一名委员，是个海军军官，正同地方官一同忙于勘究这革命据点里的种种隐秘。巡捕搜获的物件中，有革命的旗帜，又有武昌的地图，以及把各队革命党人分派到各自位置、以备进攻武昌城门的图说。昨夜深时，现场一带已归平静，除俄国巡捕之外不见一人；此次发觉之功及其处置之得宜，巡捕实应受人诚心的称贺。」

却说那个因造弹不慎而引致俄租界过早爆响、迫使革命党在未及预备时便发动的人，名叫孙武，是个造弹的老手。他身上至今还带着那次爆炸的痕迹。孙武当即被同道带走藏起，直到伤好得可以回到同伴中间。他的同道之一便是前面说过的刘公，此人后来做了湖北共和政府的总监察。刘公的妻子，正是那个曾承担去投那颗炸弹、以此发动革命的女子。这个故事极为动人；眼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这场大战似乎已大致定局、形势有利于共和一方之后很久，刘公对一位报人所讲的原话录在这里。报道说，刘的相貌一望便知是个激烈派。他是个青年，约三十岁，眼里有一股异常的热切，穿外国的便服，戴金边眼镜，有胡须，自然是没有辫子的。他出自湖北北部襄阳一个士绅读书人家。倘使他不曾去日本，他大概会做一个旧式的中国读书人，再做一个旧式的官——官是买来的。实际上人家私下说，他用在革命事业上的几千两银子，原是亲族给他的，指望他去捐一个道员的职位。

在日本，刘公既修法科，又修军事。他着手革命的工作已有十年。但他自言，直到遇见孙中山先生，才算做了什么真有实效的事。下面便是他用中国话讲的原话：〔注三〕

「大约六年前，孙中山到了日本。那时候我在同文书院读书。所有中国学生都以极大的热忱欢迎孙。他在我们中间立了一个会，叫『同盟会』，我是会员。这个会的用意，是要使中国的民众醒悟：受外族统治是一种耻辱；并要激发他们去争自己的自由。我们出一份周刊，叫《民报》，在上头揭示满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专横、如何无能，并举出满人往日待我国民众何等不仁、何等不公的事例。我们力陈理由，说中国人应当为祖先报仇，如此方见孝道。我们力陈中国人应当力争与别的民族平等；别人看低中国人，只因为中国人为满人所奴役。《民报》势力很大，国内国外读它的人几乎都醒悟到自己是奴隶，想要自解其缚。可这份报没有活多久。满清政府向日本人控告它的刊行，而日本为了同中国政府加深交情，便把它禁了。我们随后又立了一个部门，叫『共进会』（意思是一同向前）。这个部门的职事，是派人到各省去，把革命的精神与爱国之心灌给兵士与读书人，又派人到海外的华人聚居地去筹款。我在东斌军校读书的时候，两次被推为这个部门的会长。

「革命的派员在全中国的军官中间都有朋友，所以他们同兵士接上头是容易的。军官即便不肯帮忙，同派员也要好得不会出卖他们。所以总督与巡抚能把革命党人拿住的，极少有。

「从军校与法科学校毕业之后，我在一九一〇年六月（即西历七月）回到湖北。我到武昌，发现革命的派员都已走避，因为总督瑞澄查得严。我大为失望。过不多久我病了，便回襄阳的家。这场病害得久；直到三月（即西历一九一一年五月）我才能下床。我来到这里，却发觉身子太弱，做不了事，于是回家住了两个月。五月里我又回来，带着家里给的一万两银子。我在武昌中学堂旁边租了一所房子。我们处处小心，把一切都守得极密。我们在武昌与汉口各有几处藏身之地，总部则设在工程营的营房里。

「孙武一直在兵士中间做工夫，我们晓得工程营与炮队是靠得住的。有一段时日，兵士们胆小；他们虽急着要反满人，却不肯确切许下在某个定日加入革命。我们开秘密的会，到末了才发现：要把其中一些人撺动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威吓他们——不入便以炸弹轰之。

「我们原定十二月发动革命——八省同时并举。我们已列出各省库里存银的数目，所以晓得动手时大概能有多少钱可用。我的妻子是个热心的革命党人，近来到上海去编一支女兵队；她曾承担扮成一个贫苦的女贩，好去向总督投一颗炸弹。那本是革命的开场。孙武同我都是造弹的老手。十月九日夜里，孙正在造弹，不知怎么一个疏忽，叫它炸了。这便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泄了我们的谋划。那是在汉口的俄租界。俄国巡捕到我们那里来，把我们的器具一并搜去，连同我们预备好的布告、送各国领事馆的公文、私人的信件、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大批徽记。这些徽记的样子，便同如今共和军旗上用的一样。」

那一夜与第二天的故事，世人大半已经知道。孙武的脸在爆炸中伤得很重，同道把他藏起，又设法让他得到妥当的医治，直到好得可以回到同伴中间。刘公一家那时住在汉口的华界。他早就被疑上了；爆炸的消息一到，他的妻子与兄弟便被捕。他自己已从俄租界的房子里逃出。当夜又接连有数人被捕，次日早上有四人被处死。刘的兄弟不在其中，因为总督正用刑拷他，要逼他说出刘的藏身之处。革命的两个主要派员，刘尧澂与任仲远，也在十日被捕的人中。刘公曾想在九日半夜发动革命，没有成。

「我看出，我们若不立刻动手，便都要完了，」刘说，「可兵士没有徽记，所以没有起来。第二天早上（十月十日）我写信给他们说：总督若在我们的文件里找到他们的名单，必定要把他们一概解械处死。他们回话说他们不怕，只因为没有徽记，才没有把革命发动起来。我于是传下话去：臂上随便缠一条白布便作徽记，革命就在那晚十点钟发动——那正是总督定下处死我兄弟的时刻。

「工程营没有等到定好的时辰，七点半便动起手来。他们立刻派人去守住各个城门。驻在城外的炮队听见枪声，明白出了什么事。他们进了城，占住楚望台（军械库所在）、黄鹤楼（临江的那处高岗）和蛇山。他们本打算炮轰总督衙门，可兵士们到了衙门，发现总督已从后墙挖的一个洞里逃了。各个城门都在革命党人手里，他想必是用绳子翻墙过去的。

「工程营又到别的队伍的营里去，告诉那些人：要么入伙，要么开打。差不多全都入了，只有一部分辎重队和约二百五十名兵士例外，这些人随张彪逃了。〔注四〕

「我已从汉口到武昌来，我们在军械库开了一个会。革命的派员们议定：不在自己人里头推举一位统领。」

采访接下来便略述了黎元洪如何被举到中国革命领袖的位子上。

革命一爆发，伦敦《泰晤士报》便登了下面这篇社论，可见世界受了多大的意外。它也可见在世界的眼里，中国自身对这场把她政体的根基如此突然摇动的大变，显得何等全无预备：

「武昌发生了一场显然极为严重的起事，」《泰晤士报》的社论说，「武昌是湖北省的大城，看来注定要成为中国铁路网与全国内地贸易的中心。它究竟会严重到什么地步，它由之而生的那个运动又严重到什么地步，欧洲人在这些事上手头可供判断的材料甚少。我们所得的消息不足以说明，眼下这场暴动同一个月前看去已颇具威势的四川乱事是否有关连。倘使有关连，不必说，其意义便要大大加重；但即便两者都纯属地方性的，它们也仍是眼下大局普遍不稳的症候。再过两年，帝国要召开一个完全的议院，并任命一个对它负责的内阁——至少去年十一月的谕旨是这样许诺的。这样一桩惊天的创举会有什么结果，不能不令人忧疑。中国是东方君主之国中最古老的，而就一切外表看去又是最衰朽的一个，她配得上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么？去年那道谕旨所受的接待，于前途不是好兆。资政院本来一致要求的正是这同一项改革，可它一经准许，资政院立刻便斥它来得太迟。然而要中国为立宪政治作预备，三年总不算太长。少年中国一派里有许多可钦佩之处。他们明白改革是绝对不可少的，其中许多人出于真诚的爱国之心而愿它成功。可是直到今日，他们并未显出有远见，并未显出有领率之能，也并未显出有建造之才。去年他们中间一个人——他本身是个下级官员，一旦变革必定吃亏——在推心置腹之际对一个欧洲人冲口说出：在他看来，除了一场血的革命把一切扫得干净，什么也救不了这个国家。那是在武昌城里。眼下这场暴动，是不是要用这个办法去救中国？倘使是，那么它背后有什么民众的力量，或者说，它若不被立时弹平，将聚起什么民众的力量？这个答案，于我们、于在远东有利害的欧洲各国，关系都不小。」

〔注一〕（原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注二〕（原注：一个小衙署。）

〔注三〕（原注：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华中邮报》。）

〔注四〕（原注：张彪是湖北军的统制，战事第一仗便亲临前线；笔者曾采访他，见本书后文。）

第六章开战之初

中国的革命便是这样起来的。起初几日里，一桩事接一桩事，快得叫人吃惊，要把事情的先后一一记清都成了难事。十月十三日，全帝国最大的汉阳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人之手。一大批兵士与朝廷的军队全无分别，分作几队从武昌来到。他们静静地进了汉阳城，佩上革命的徽记，便动手办事。火药厂在凌晨一时被占，兵工厂随即陷落，只放了几枪。兵工厂里查出不下一百四十尊三寸炮，约五十万发枪弹，还有足够造二百万发弹药的火药。这些，加上武昌附近已知存着的三千二百万发步枪子弹与五千发野炮炮弹，足够革军支用一段时日。汉口的华界不久也陷落；随着它的陷落，革命党人发现自己握住了全中国最要紧的三处形胜之地。

这当中，武昌的外国人一直没有消息；城门紧闭，接下来两日里又见几处大火，人们便以为这件事会演成一场排外的暴动。人群聚在外滩上，举着望远镜忧心地望过江去，想看见外国人的影子。直到十月十二日清早，一艘小汽轮才升着美国旗驶往武昌，船上载着美国「海伦娜」号的克内珀舰长、几个外国人和美国水兵。下午，这几位海军军官驶到汉口外滩旁时，人们向他们欢呼；船上带回了差不多全部的外国人和各校约一百五十名教会女学生。

此后几日，两边——革命党人与朝廷一方——都极为忙碌。革命党人怀着最炽烈的热情，在武昌、在汉阳、在汉口推行他们的主张。官银号里的银子被搜刮一空，房子烧成平地；所有官署都被劫掠；革命的军队分驻三镇；有好些天，这一带的主权属谁是毫无可疑的。两军第一次接触是十月十九日，可这一仗也是一边倒的，因为湖北军的首领张彪手里只有一小把人，从一开始便全无胜机，抵不住敌方压倒的人数。外国人只能把这看作一场地方性的变乱；可不久便显然可见：革命已攫住了中国，湖北起事的队伍不久便要把许多别的省份聚到自己的旗下。起事最初这几日所显出的那种一致，是中国前所未见的。

于是战事开始了。

这第一次小小的交手之后，得胜的队伍开进城来，革命军与拥护他们的人闹了一场少有的热闹；而战胜张彪及其部众，除了把敌人彻底击溃之外，还给共和一方的战线添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这时正痒痒地盼着再打一仗。朝廷一方的军队是从北京下来的。人们本以为他们会倒到革命党人这边来。可他们没有——他们是打算打的，而且要狠打。可是第一仗里，他们用来发饷的银子被夺了去，用来养兵的米粮军需被夺了去，用来保住宝座的弹药被夺了去，别的许多战时辎重也被夺了去；他们垂头丧气地退下，沿江往下移了相当一段路。

十月二十日天还没亮，我乘小汽轮往革军的基地十公里一带驶去；据说朝廷的军队夜里偷偷摸上来了。看去他们像是又有了胆气，要再打一仗。我碰见一队新募的兵与正规兵，人人都很高兴，一面有人在教这些生料怎样使枪。靶子是两头猪，新兵们正努着力要把子弹打进这两头无辜的畜生的皮里。走过他们，我顺着一条路往前——这条路一度是车站的正门，如今却说不上有什么秩序——进到车站，站台上与相连的空地上聚着约一千五百名兵，那里正是不久前那一仗的战场。

革命党人对我和我的同伴（代表《纽约先驱报》）都极为客气。我们本愿站着，他们却让我们坐；两个人把我们领到站台上一处，那里坐着野战军的总指挥，一个胖胖的汉子，丰满而热络，典型的中国人，见了我们很欢喜。底下是野炮和一身深色衣服的军队，撞坏的铁路货车，军官的马在路轨旁吃草，人们来回奔走，人人兴头十足要办成点事，一刻也不肯耽搁。可这里坐着的总指挥——这场战事里的布勒——却镇静、安详、有礼，带着孩子一般的朴实向我道那些中国人惯说的吉祥话。他坐在他那把官家的行军椅上，一身战时的行头，一面同我谈着，一面等探子回来，要等到那时候才能定下这一日的章程。

容我们给他照一张相么？——当然可以；他站起身来，特为这件事板起脸，一个探子匆匆进来，他还挥手叫人退后，好让我按下快门。随后他便料理探报的事，把他们说的话一一仔细记下。我想同他交换名片——他很高兴，立刻就办，还在背面写上自己的全名。最小的事他也要笑一笑，待我极为周到，又向我保证他们必胜；说到打仗，他的脸就硬了，锐利的眼里闪着火。他的副官还很年轻，穿一身外国的粗呢服——自然是没有辫子的——身上全无一点军官的痕迹；他把能说的消息都对我们说了。他朝那些夺来的铁路货车挥挥手——里头装着夺来的军需——又和气地问我们能不能解一道难题：人不吃饭怎么活得下去？因为他解不了，他也不信朝廷的军队解得了。「他们也活不下去，」他嚷道。可那是战事初起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凡存平心的外国人都觉得有趣：革命军所显出的情绪何等炽烈，而上阵的那一小支清军却何等沮丧。

我采访革军野战总指挥的同一个早上，我又探得张彪在下游一艘汽轮上。我立刻乘汽轮去见他。不久之后，我坐在这位张彪身边——全湖北受托掌着模范军之权的就是他——看着这位中等身材的中国人，衣着上没有一处显出他不是个寻常兵丁；我看着他未剃的头和布满血丝的眼，心里实在只生得出真切的怜悯。不久之前他还是个强有力的人，位居高职，一身绦带与钮扣以及今日军中的中国看得极重的种种官家行头，耀人眼目；如今他是个垂头丧气的人，晓得自己已经输了，一切接济都断了，手里带着一支无能为力的军队，还晓得有人出五万元买他的头。我费了一点气力跳上船去，求见张大人，便被领进后舱，那里有十来个军官正在吃早饭的米。一个穿着寻常教书人衣服的人向我走来，伸出他发颤的手，很有礼数地请我进去。他告我他姓张——那么，这人便是张彪，昔日湖北模范军的统制。

张彪是个身架结实的汉子，约五英尺六七寸，嘴硬而决，下颏像铁；他那双墨黑的眼睛狐疑地望着我们。他坐着，一条腿照中国人的样子盘在身下，身旁站着一队上了膛的卫兵；我们谈话时，面前坐着他那些蓬头散发的军官与幕僚，有的坐在倒扣的箱子上，有的坐在长榻上（那原是统制歇身之处），有的坐在地板上，人人都忙着手里的饭碗与筷子。

起初张看着我，似乎并不在意。随后——

「你从哪里来？你要什么？你是哪一国人？」这几句问话从他口里出来，快得像连珠。

「我今天根本不会打，」他说。「我的探子散在四乡，我的兵有三千来人——都是好兵，远胜过乱党——正埋伏在滠口。我要等荫昌来〔注一〕，他带着两万人；还要等萨提督，他正等更多的弹药。」

张彪没有提到他的对手黎元洪，似乎也不愿人谈起对面那一方。不过后来在闲谈之中，他很有同情地说起革命党人，并且确信他们将来必要悔恨起事的那一天。他接着说：「我们不久就能得胜。无论如何，四天之内不会有大仗；可等萨的大炮弹药运到，等我们自己的弹药和两万训练好的兵都有了，局面就会迅速改观。」

清军如今开始从北边大批南下。他们的大营设在一个叫滠口的地方，是个小村子，位于从十公里向外伸出的铁路一个之字形大弯的末端，距此约六英里。他们第一次进攻是在十月二十五日早上，革命党人的阵地设在十公里车站下方、七里河附近的官纸厂。人们会朝北边指着对你说：那边是朝廷的军队——一万二千、一万五千、一万七千、两万，都已集结待战。可其实没有人真知道；人人都只是猜。确实有这样一件事：前一日有几个莽撞的好事者走得那么往前，引得清军的哨兵向他们开枪，随后便叫租界里议论起他们的国籍，说清军存心要见一个外国人就打一个。

几天前我那位汽轮的船家已一口拒绝载我靠近战场。所以天一亮，我便在汉口江边奔走招呼小舢板；那些肯往下游去的人用粗嗓门要着离谱的船钱，才肯在真有仗打的时候把我送近去。好歹把价讲定、上了船，沿江的哨兵一路盘问我们是谁、来做什么，我们不久便到了火线上，到了革军的基地。我们顺着一条支流划到官纸厂，上了岸。可我们随意向前走了好一会儿，一个人也看不见；唯一的阻碍是一个独眼的苦人，要把清军的弹药与空弹壳卖给我们，照古玩的行情说，要价荒唐可笑。

可忽然一声巨响，几乎把我们的耳鼓震破，我们晓得动手了。走到一片空地上，我们看见一小队一小队的步兵借着地势的高低掩着身，略偏北处架着野炮，炮位抬得高出地面。我这时在江与铁路之间；周围的人叫我「低头」，说敌方的炮弹多半要迅速还过来；我便同他们一起等着清军回击。过了几分钟，一小簇跳动的火光，一小柱蓝烟，一声沉重的闷响，还有空中持续的呼哨，告诉我们敌人动手了。我举着望远镜焦急地看那些炮弹，都落短了。它们以极猛的力落进我们前方约五百码的沼地里，把水溅得极为好看。我把看到的情形告给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都笑了；仍旧静静伏在原位上，等着——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

我走到野炮跟前——有几尊是一列正在卸货的火车运来的——发现共有十尊四寸炮，多半把距离测得极准。此外还有雷克瑟轻机枪、马克沁机枪和一些更小的家伙。

至于清军，即便借着好的望远镜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在滠口的营盘——在北面相当远处——却看得清楚；炮是越过铁路那个之字形大弯的顶端打过去的。这样又打了半个钟头，清军的炮一直测不准距离，总是落短。护耳的垫子是没有的；别的战地记者随身带的寻常装备我也一件没有，于是炮响的时候我便躺下写我的稿子。忽然一阵雷克瑟机枪急促而致命的扫射——比马克沁更致命——此后便一声不闻。革军欢然互贺，说他们已把敌人的火压住，可以向前去追了。可他们算错了。革军中间军官是很多的。可我看不出一点秩序。各人随自己的意思行事，随自己的意思往哪里去、什么时候去。各人彼此下令，又彼此提出反对的主意，而对这一仗可能有的几种转折，没有一个人有接着应对的预备。

如今他们这一错便要被硬逼到脸上来了。敌人的蓝色火光高高跳在地面之上，分明预示着祸事将临。放炮的闷响听见了，炮弹的「嗖——」声随着它穿空而来越发响亮；人人本能地低下头，等着炮弹炸开。随后它就在我们头顶的半空里炸了，这表明至少有一尊炮——必定是场上最大的那一尊——已经测准了距离。革军的火线上与四周响起一片「哎呀！」有些人立时站起来，把枪甩到背上，焦急地四处寻自己的同伴，就要跑；另一些人仍旧留着。可敌人如今准了距离，一刻也不耽搁。炮弹致命地一发接一发打进这些为建立模范共和国而战的人中间。然而在那个时候，共和国看去还很远。

我蹲在一堵砖墙后面，有几发炮弹就在我们正前方炸开，把路基的红土掀了起来。同时又有几发在我们头顶上炸开，榴霰弹像一场致命的雨落下来。就我所见，还没有人受伤，更没有人死。可就在这一刻我决定走了，看去同时动念要走的还有几十个革军的步兵。因为不过两分钟，当我沿着江岸急奔、找一处像样的掩蔽时，我发现自己正险险地跑在几百人乱成一团的队伍中间，各人随自己的意思。有的把枪高举在空中，有的把枪口朝前对着自己的同伴，有的把枪拖在身后——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下令。这当中，我们跑着，炮弹就在四周落下。我们能听见身旁经过的屋顶铁皮上清脆的「叮叮」声，等出了射程，人人都松了气。

在丫字形地势脚下的村子里，我们又遇见许多革军，有炮手，有步兵，都是逃下来的。

人人都认定自己是被击溃了；有人问炮是不是丢下不管了，答说是丢下了；还有一个人以极中国的样子，向路边一个老妇买了十文钱的坚果，在战火正热的时候同她争该给十文还是八文，一面把干粮袋装满，而他那些更着急的同伴正在议论此后该怎么办。

革军便这样吃了挫，在自己发起的这场博弈里被彻底打败。然而这一挫，或者不如说这一处阵地的失去，倒给他们上了可贵的一课。

〔注一〕（原注：荫昌，陆军部大臣，曾在德国受训。他娶的是德国妻子。）

第七章十公里之战

这最初的几次接仗之后，人与事都快得像闪电一般动起来。到十月二十七日，清军得了北方大批援兵，局面已守得颇稳，打得异常坚忍。那一日以及紧接着那几日所发生的事，应当给西方世界上一课。战事在拂晓开场；革军虽占着稳固的壕垒、人数也占优，可指挥不及对方，清军与他们一战而得全胜。革军打得勇敢，伤亡很重。

本卷后文将有细述：革军本以为清军一旦得知这场战事真正的缘由，便会倒过来入伙，因为朝廷的策略里有极要紧的一条，就是让北方的军队不晓得这场变乱的性质。革军公然表示失望。可事实上，清军即便肯倒过来，也没有机会。他们布队的办法是这样的：河南兵与山东兵在前，满人紧跟在后。这是满人军官一条设计精巧的布置，助成了清军的胜利。河南兵既不能缴下武器，也不能回头——即便他们愿意也不能。要去入敌人的伙，满人的枪火便要落到他们头上；而满人稳稳地向前推进，也挡住了任何向后的动作。

目睹十公里一战的外国军事观察者众口一辞，都说清军发起进攻并在顽强的抵抗之前坚持下去，办法极合科学，借着自家炮火的掩护稳稳地推进。我在十公里车站——革军的基地——以南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看了约三个钟头最猛的枪炮之火。这场致命的战斗在革军大本营东北面一大片地方展开，跨过泥泞的稻田与半耕的荒地。那是一个寒冷灰暗的早晨，大四寸炮在七点前开了火；两军都略略向前移了移，彼此已在步枪轻易可及的射程之内。革军把队伍摆成一个直角的形状，两端各置大炮；铁路北侧有几道壕垒，驻着热情的步兵，又沿着江岸在石堤与杂丛之后筑得颇为坚固，与十公里车站齐平，并向下延伸一段，直到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油槽一带。

清军回击革军的炮火，准得出奇，第四发榴霰弹便测准了距离；革军测得要久得多，而且手里只有寻常的一寸又四分之三与三寸的爆炸弹——他们最缺的是榴霰弹。

战场那一头是一道越积越厚的烟墙，射击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可两军都以一种人们素来不习惯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的认真与劲头，接连打了两个钟头的快枪，中间几乎没有一刻停歇，可见中国的模范军纵使别无可夸，总可夸一件：这里的人临阵不退。我在战场的最边上举着望远镜看了两个钟头的动静，随后便看见萨提督的舰队慢慢溯江上来——它已经悄悄摸上来有一段时候了。起初人们以为，革军设在金山——江对岸几乎与阳逻相对的一处——的炮位会向舰队开火，可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整整一日江那一边都没有一声炮响。两营的炮弹都以可怕的速度打出去。清军的炮弹看得出在革军队列里炸出致命的效果，那些甘愿以自己的血为共和国作印的苦人，成百成百地倒下去。

有半个钟头光景，枪炮的轰声与硝烟里，再加上两军的壕垒都筑得极好，实在分不出哪一边杀伤更重；可两个多钟头里，步枪、雷克瑟机枪、马克沁机枪以及三寸四寸炮的连声密响，告诉人死亡的名册必定很长。这样不停的密响，便是日俄战争里也不曾有过。忽然舰队往上游动了。似乎没有人留意这一动，也没有人把它看得很重。日本租界江岸下方一个小村子，安静得像是战事离它有千里之远；村民们正做早饭的米，对渐渐逼近的枪声只略略在意。我自己心里起了一层担忧：从我这临时歇身之处，恐怕不久就得搬了。十公里车站那边的石堤后面，我已看得见革军开始起身预备撤退。几乎同时，从北面的铁路上来了三队正规军，指挥得宜，是来办事的，队伍相当整齐；他们开到空地上，跪下，预备射击。可是向什么射？人们的眼睛已从炮舰上移开了，而那些舰只此时已近得肉眼便看得清它们的动作。他们显然是预备着：若巡洋舰驶进射程，便用步枪把甲板扫一遍。野炮看来都在前面主战线上，这一批步兵便是手头全部可用的了。

革军摆开的地面很宽，从十公里上方的江岸一直伸到铁路另一侧极远处，整个成一个直角，有三处主要的筑垒点，中间夹着一队队入壕的步兵。清军以好几尊炮把炮弹打进敌方这整个直角，把队列撕得粉碎。这从望远镜里看得见。可打斗渐渐近了。那些为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战的人，正被慢慢逼退。先是一队略略后退，再跪下，又全心全意地重开枪火。可那一刻终于来了——不过九点半过一点——显然可见舰只要来凑一份力了，而事情过后证明，这一份力实在太致命。先是一声可怕的巨响撕裂空气，尽管四周的枪炮一刻也没有停。随后空中仿佛有一瞬的静默，预示着可怕的祸事。又是一声；炮弹正炸在铁路上——正炸在那座车站上，而这座车站本是革军最引以为荣的坚固基地——前头一座房子里冒起一股火光，提督便知道自己测准了距离。

对一支深谙战阵之术的军队、一班近代战争里的老兵来说，要在一支与自己相当的陆军和一支虚实不明的水师之前站住，那是勇敢，或许还是莽勇。要一支军队做到这一点就更难了——这支军队很大一部分是生料新兵，革命爆发之前几乎没拿过枪。我所写的这个时候，革军的处境正是如此。对付陆上的兵力，他们凭基地里现有的人马，还勉强应付得来。这一仗打得不坏，他们把阵地守得很好，只是深感缺少训练过的兵。此外还有一层：训练过的兵有许多是被自己人打死的——新兵被摆在后排，把前头的正规兵打倒了——这是整场战事里革军最可痛惜的一桩事。

如今军舰开始把炮弹以可惊的准头砸进革军营中，他们看去是没有希望了。然而绝大多数人仍以显著的沉着守着自己的炮位。

萨提督的炮弹掠过陆地呼哨而来——其效力可怕极了。不久便看得出革军非撤不可。守在眼下的位置只意味着彻底的败亡，他们明白这是无望之事。许多人慢慢地从队列里出来，满身泥污，衣冠不整，疲倦而凄惶，穿过那些心存同情的村子，沿着铁路往汉口华界退去。随后他们便一哄而散地撤走，清军一面逃一面用炮弹砸他们。北京的兵以极好的技巧从壕沟里摸上来，军官指挥得极为出色；他们所做的一切——炮手与步兵——都显出这是一支近代的军队，不可轻视。随后他们一直推到跑马场；在那里被一群乌合而成的革军暂时打了回去，这些人热心胜于技艺，重新立了阵脚。枪火再起，清军虽被马克沁机枪以可怕的火力压着，仍从壕沟里上来。他们的勇敢是那一日最了不得的一件事，将要载入史册。他们被割倒得毫无希望，被马克沁的火力撂得惨不可言，可他们咬住不放，一步步上来，那个样子连英国的团队也不会看轻。

「弟兄们！」他们在懵然无知之中叫道，「我们打的是一伙强盗流氓。我们得打，把国家从不肖之徒手里救出来。」

两点钟前后，双方的探队都活动过一阵之后，他们又在日本租界旁短兵相接；人们恐怕头一日的仗就要冲进各国租界。可这些租界守得极好——美、奥、英、法、德、日各国的海军分队布满各处，道路一概设障，又用尽办法维持安宁与秩序。

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同多数别的仗一样，无人知晓。

这一日先前清军得胜之后，萨提督便正式通知名义上主持外国防务的英国海军少将温斯洛，说他将于次日下午三时开始炮轰武昌。领事方面随即发了通告，极力劝告所有妇孺离开。通告还说，各国炮舰也许会退往下游，但会派足卫队登陆，留在租界里防守。义勇队也仍旧值守。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萨提督玩了一手了不得的虚张声势。许诺的炮轰并没有实行；后来才知道，那本来就不曾打算实行。巡洋舰上弹药短缺，水兵们公然表露极大的不满；提督也不很有把握：他若炮轰武昌，是否就能迫其投降；他还怀着这样一层意思——这是陆上军队的口角，于是告诉清军的首领们，他以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该足以把这件事了结——于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黎元洪稳坐不动的方略在武昌并未受到什么认真的干扰。他为革命守住武昌，所添的那份人心上的效力是极大的：每一天都有消息来，或是一省的省城、或是一座府城，把身家投到革命这一边；而黎目光深远、能干非常，按住了武昌守军急欲发动的进攻，把自己的军力集中到汉口这一边。

这一边的仗打得叫所有旁观的人都吃惊地佩服。自中国模范军编成以来，清军第一次投入真正的战争。革军——人数固然众多——大半是生料新兵，从来没有在枪火前站过，照常理原该是「怕枪」的。可他们的勇敢——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一场为解放而战的仗，而这些生料新兵里头大概极少有人懂得什么解放——会叫西方许多团队也羞得眼红。

战事最初那些日子，实在是一段情绪激烈、处处意外的时光。

到十一月一日，清军已占住十公里以及从北京下来的整条铁路线；凭着坚持不懈、无所畏惧的作风，凭着极好的纪律与军事上的常识，他们已打到法租界后面的大智门车站。那一个早上我在车站的营里。外国人是被人疑着的，我一进车站，几个军官便斜着眼看我。别的任何军队都不会让我不验通行证就过关卡。可我手里并没有通行证。我坐着同一群身架结实的北方汉子闲谈，他们看去全然自在，想要的东西都有——只缺香烟，这个他们一直在问——这时候很难相信自己正站在世界话题的正中心。人人的眼睛都转向这场中国人同中国人的大争斗。伦敦与纽约每一家报纸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战事上。中国的革命已高悬在政治的远天之上，因为那时候关涉中国的事便关涉世界。而那些在军事基地上的清军弟兄互相道贺，说他们至少有机会真正上阵，却几乎不晓得这场冲突有多大的分量。然而落在我四周的炮弹，正带来一个将要成形的中国的消息。

离我坐处不到一百码，有四尊野炮——致命的四寸炮，是新式的克虏伯——炮手们尽手脚之快把炮弹送进汉阳。轰声震动着整座城，受惊的孩子往母亲身上扑，而母亲自己也怕得没了主意。汉阳的革军炮队还没有被压住，也没有显出一点放弃战斗的样子，把炮弹落得时近时远，却从未落进这边铁路上的炮位里。

我以一个有兴味的旁观者，坐在几根枕木上，看着两边的炮弹各落在哪里。这是一种随意的消遣，似乎也没有人介意我在那里。炮手们会极欢喜地讲解四寸炮是怎样使的，会朝汉阳山那边指着告你：他们正想把临着长江的那座庙打下来；敌人的炮弹一落在近处，便有一片兴高采烈的笑嚷。他们会精明地看你一眼，笑一笑，照中国人特有的样子打听你的家世；你若能切题地用中国话同他们对答，他们就高兴得很。一般的军事观察者大概会说，这支清军是一支奇特的军队。日常的规程里，中国人那套过分的礼数同一种对中国人颇为陌生的纪律搀在一处；从营中的生活看去，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中国的军队有哪一点是近代的军队。可要说中国这支模范军正如有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纯属虚谈，我此时身在其中，是一刻也不能附和的。外国人向来把中国人看作一个不肯用战争的兵器同他交手的人；他的主要攻势是商业的兵器、抵货的兵器、或是信托的兵器。可今日中国的军队确实不是虚谈。它强得足以同别国保持和平，纵然不足以怀着必胜之念去与外邦争斗。

革军人数占优，这我本是第一个肯承认的；可战阵上得胜的是受过训练的战士。他们的兵里受过训练的不到五分之一；人家见过他们开到火线上去，身上固然穿着军服，却把枪托顶在胯上就放，一直放到看见自己的人在前头被身后的子弹打死倒下。可说到北军，只要在他们营里走一圈，便足以叫最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相信：革军的敌人是一支军队，所做的事都合军队的规矩。这支护着宝座的军队，是一位大才干的人十二年苦功的产物。北军是按袁世凯定下的法则建起来的——袁世凯是中国军事上的奇才；而这位奇才此时正用着他的头脑，一仗也不亲见，便指挥着正在进行的战事。

清军是否渐渐弄明白了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战，队伍里是否有许多人急着认输回家，其中是否有一部分人急着换衣倒旗、投到对面去向那些曾与自己一同受训的人开枪——这些都不影响大局。清军是机器上的齿轮，就是拼了命也停不下来。他们也许是半心半意的，许多人都这样说；可他们的组织几乎是完备的。

我坐在铁路枕木上，不久便聚来一群兵。有人把饭碗举到我面前，一面吃一面用筷子请我「吃饭」；我从一个步兵手里接过一块硬面包，咬了起来，好显出我一点恶意也没有，他们便都笑得尖声叫起来，个个赌咒说我是个样样都好的家伙。随后我们便谈起来。「唉！」我问那位军官为什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他忿忿地嚷道，「这些人是乱党——顶坏、顶坏的人！〔注一〕他们把各国租界弄得难看，我们政府要把他们弹平。他们不是真兵。他们只是强盗、是坏人；他们不会打。我们」——那人一面说一面从上到下把自己捋了一把——「才是打仗的。」随后他请我同他走一小段路，一直走到看得见那些正在放炮的炮位。「我们这里的炮能把那些家伙轰进那条大江里去；他们再不早降，我们就要这么办。我们一所房子也不留；这是袁世凯的命令。再过几天就都了结了，我们就都回北京去歇一歇。袁世凯，」他轻声说，「在十公里那边〔注二〕，他不会再往上来。他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局面都捏在他手指头上，他只是等时机。革命党人以为他怕了，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打；可你等着；不久你就会看见这城里的人都被杀掉。我们见着谁就杀谁，还要再杀许许多多。」

「可你不觉得中国人杀中国人，是一种很滑稽的『道理』么？」那人把头转过去，半心半意地笑了一笑。「唉！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那是旧派的说法。我们是新军，人家叫我们为一个新中国而战。我们不要我们的国家落到那一班坏人手里。」

「是，这个我也很明白。可你们那些好枪法撂倒的这些苦人也是好人，也都在为他们国家的好处而战——」

可他把我打断了。这话他一点也不肯听。他以为我自己就是个革命党人，便不再说话了。「他们就是这么对你说的，」他最后说道。「他们若得了势，就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他从我身边走开，我又上去说：「我恐怕你没弄清这件事的真相。这些人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们总不是你所想的强盗。你大概是听了错话，而且——」

「我们没有听错话。我们的军官都是好人，我们的兵是能派出来的最好的兵。我们是军中最好的，所以才派我们来……」

清军的一句狠话不久便显然要照办了。他们起初的狠话是：头一日取汉口，第二日取汉阳，第三日取武昌。汉口不久便要被取去。这是人人都晓得的。可袁世凯是否会允许他的军队把它烧成平地——据说那正是他的意思——却是另一回事。谁都不信这样的凶暴会被允准；可狠话已放在那里，而说到底，战时失火是常有的。

博学书院的院长麦克法兰牧师在最猛的战事期间，大半时候都留在离汉口有一段路的地方；他把自己沿着城后那条路上一趟颇为危险的骑行告诉了我。这段话可以让人看见枪火最烈的时候乡间一带是什么情形：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清军沿着铁路一路从歆生路打到硚口的汉水边；星期日晚上我们在书院里第一次听见马克沁机枪的吠声，那一夜铁路线周围有九处起火。可到星期一晚上，湖南兵的一次反攻似乎又把战事的潮头推回到大智门车站；地方上的传言说清军被杀得粉碎，或是降了。从枪声听来，他们确实是退了很远；我们已有四天得不到汉口的消息，而书院需要银子发薪，也需要给学生买吃的，于是我在星期二决定设法穿过去，到租界里。（我们一直照常开着几门课，开到星期六；可到星期日，最后两位中国教员也走了。）

「到华界边上这三英里的骑行，一路都是新近打过仗的痕迹；有一处据说有清兵藏在一间棚子里打冷枪，我不得不绕道。我上了旧城墙上的马路，发现整个地方都空了；连乞丐的泥棚也是空的，还烧了一半；平日那些行人、脚夫与人力车，一个人影也不见，连一条野狗也没有。汉口的华界像一座死人的城——它是到第二天星期三才被烧的——而房子里必定还藏着成千上万的人。沿这条路走了约一英里，两旁处处是那场严酷抵抗的痕迹——房屋上的炮弹洞、撒得满地的弹壳——我遇见五六个湖南兵，伏在路旁矮墙的掩护里，等着向清兵放冷枪；那些清兵占着与马路平行、约半英里外的铁路路堤。他们友好地挥手叫我往前去，显然不愿把自己的位置露给敌人。于是我继续孤身骑行，经过一具被打烂的黑衣兵的尸身，身上爬满苍蝇，旁边还有一堆没用过的炮弹，诉说着败走与仓皇后退的情形。寂静的空气里沉沉地压着死亡的气味，烧焦的肉与木头的味道到处都是。忽然路堤上一道火光、一声枪响；我不晓得那是不是对着我来的，便下了车，往前走了几步，让人看出我是个外国人；可此后再无动静，我便又骑上去，不久又经过另外十个黑衣兵，伏在路旁，等着向路堤放冷枪；还有几个躲在一所房子的掩护里，从破窗子往外放枪。又有一两个死了的革命党人，几间破棚子中间有一匹烧了一半的小马或是牛；再往前，路旁有个死了的妇人，显然是乞丐一类，半裸着躺在一汪血里。将近水塔的时候，有两三个小摊子开着，也有几个人走动；我第一次远远看见一队灰衣兵在棚屋之间走动。马路尽头的海军陆战队帮我把自行车抬过那道沙袋与砖头的障壁；恰在这时候近处一声炮响，使我重新踏上租界的地面时那种如登天界的安全与解脱之感越发分明——这里一切都安宁平静。

「下午三时，情形看去还是大致一样，我的事也办完了，需要的银元也得到了，便又照原路骑回去，一路无事，只是又有几发冷枪来往飞过时，心口一阵一阵发紧；直到出了城，到了荒空的乡间那种相对的安全里，再回到学校里受一场热诚的欢迎。」

〔注一〕（原注：照中国话直译，就是「极坏的人」。）

〔注二〕（原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应宝座再三的邀请而出任职事。他被任为湖广总督，奉命弹平变乱。据报他此时在十公里，其实他在孝感。读者此刻或愿读一读专讲袁的那一章。）

第八章汉口的大火

你见过火么——一场大火？你曾不曾站着看一场漫野的大火，看火焰跳跃腾起，向上、向下，蜿蜒进出，带着威胁向你逼来？你若见过，便能多少跟得上我的话。你能不能在你所见的那场跳动的野火里，想象出成千的屋顶、塔尖、庙宇的尖顶，以及各种高低、大小、形状的屋脊——你能么？你能不能想象那些狂乱的火焰被风猛地偏吹向一边，看见那一条巨大的火带怒奔向前，又退回来，再奔上去夺得地面，然后终于伏定下来，仿佛已把那倒霉的对手牢牢攫在最致命的掌中，要慢慢折磨它，残忍地从它身上抽出最后一口气？你能不能看见那片像海一样起伏翻卷的烟，浓得连强劲的北风也吹它不动，却又恰恰只浓到能慢慢移开，时时让一让那股白热而爆裂的烈火之力——那火愤怒地把深红的焰头送上天去？你能不能透过那浓烟看见远处还有更多的屋顶、尖顶与中国式的翘曲檐角，像一整队溃乱奔逃的骑兵那样上下闪躲、进出腾挪；它们仿佛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却又挪不出多远？它们挣得可怕，却是白挣。它们奔得不能再快，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到末了绝了一切指望，不得不无望地伏在烟里，永远不见了。

可那些屋顶不是骑兵；它们不是人。男人、惊骇的女人、弱小无助的孩子、年老的父亲与母亲、病人、残废、瞎子、瘸子与伤残之人，已在两天前离了城，此刻散在四乡，无论富贫都一样被赶出了屋宅家园。然而那些犹疑的人，或是不以为意的人，却混在火巷之中，无助、无望，在那场大火——汉口的大火——里等着他们注定的结局。汉口是中国世界里向来人人属意的中心市场，如今却在中国的战事里陷于劫数。

这座城起火的时候究竟出了什么事，永远不会有人说得确切。租界里的欧洲人聚在屋顶上望着，心被怜悯撕裂。人对着一口沸腾的大锅恍惚地望去，想着那惨红的火焰背后，必有成千的人正凄然互道死别，然后伏下去等死。在那些苦人看来，除了坟墓再无逃路；一切挣扎似乎都不含希望。看着的人仿佛觉得，在那些屋顶底下，历史上可能上演的最悲惨的场面正以悲极悲极的眼泪记录下来。他仿佛觉得他们都挤缩在一处——那些男人与女人，那些小孩子，那些病人，那些瞎子，那些就要像洞里的老鼠一样死去的苦人。于是一种无尽的凄怆潜进人的灵魂里。

可我还要再问一遍：这一切，你能想象么？想象出来之后，你以为自己描述得出么？我看着，看着。那火焰仿佛要把我吸进它炽热的怀里，像海里的磷火吸人一样。我把一切都看得见：它向右、向左疯狂地铺开，随后又在中间会合。这条巨大的、锯齿般的火带残忍地撕扯着前进，不久便要同另一条会合。它们仿佛在赛跑，这可怖之火的每一段都像在同另一段争着去杀、去烧，要以慢慢的死法杀掉许多逃不出来的平和百姓。它又往前去，向上、向下、进、出、退、前；有时它碰到一大团不那么容易屈服的东西，便伏在那里，像一只巨大的猛禽，直到眼看就要得手，便又带着狂喜向前。我问过你：这件事你想象出来之后描述得出么。我此刻就坐在一处高高的屋顶上，亲眼看着它。它就在这里，带着它全部可怖的真实，在我写字的时候就在我眼前发生，正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而描述它正是我的职事，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可我的笔无力地落下。它非笔墨所能形容。词句不肯来。字眼堵住了，笔不肯动；我描述不出。一座大城被这样野蛮地平毁，变成一座死人之城、一处哭泣之地——这是我生平所知最坏的事。

然而看着的人会想：在那片深厚、浓密、乱纷纷的火海的一角，有一道细细直直的烟升向天去；那正是献给命运之手的合宜的祭——此后便由那只手把这个被践踏的民族引入更有福的河道。不过那要随着岁月才来；眼下在我们跟前的是火。我们这些看战事的人，曾照各自的说法谈论过烧城的事。说到底，把一座五十万人的城烧成平地，算不得什么大事。在中国，一座有城墙的城几乎不值一提；请问，在四亿三千万人里，五十万人无家无庇，又算得什么？中国一旦烧起来、杀起来，一旦做出那些自称文明的人连梦里都不敢想的事，她便向世界显出：凡我们称之为野蛮的事，她无一不是老手。在我们看来，这是最残忍的野蛮行径。在我们看来，有意把一座城烧成平地、无端毁去几十万镑积起来的财富，是对神对人的罪；在我们看来，这全是不可思议的罪行。在中国看来，这倒是好事：凭着这类所谓野蛮的举动，凭着这最真实的蛮行，凭着这最粗暴而不仁的手段，使民众，使那些寻常百姓，那些为国砍柴挑水的人，晓得他们必须守住自己的分位，晓得政府的手是有力的，晓得上天把他们放在哪个位置上就得光荣地守住，晓得对革命不该有一点倾向。在中国看来，把成千的同类扫进永寂，是为了留下来的人的好处；而在举国的癫狂里毁去财产，更是连一念也不值得去想。所以，我们这些识得中国的人，不能相信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切都真能应在那场据说已把这个国家与民众拥入怀中的、令人目眩的改革上头；因此看见清军照他们的狠话把城烧成灰烬，我们并不十分吃惊。所幸几万人晓得这举国的脾性，料到从前历次变乱的惨事会再来一遍，便把能带的一点家当收拾起来，由水路或陆路逃出了枪弹所及之处。

长长的一日里，火一直烧着，那景象之奇异与其之惨怖正相称。那些留下来的人惊骇地从这座注定的城里成群出来；至少他们是这样试过，结果只被等着他们的兵丁打倒。那些惊慌的人若说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便被毫无怜悯地刺死或打死。街道由清军守着，他们似乎存心要见血，带着可怖的欢喜办着自己的差使，无人问罪。此外大概不必多说了。那是一幅尼禄或许会欣赏的景象；可凡身上还留着一点人性的人——便是在中国偶然遇见的那些对中国人全无同情、以为不该在宗教上或社会上去帮他们、该任他们在自己那条凄惶的路上走下去的人——看了也必定要极痛苦。人们会跑到城门口，希望能到各国租界里避难；他们起初带得动的一点行李，一路上都丢了，如今所盼的无论如何是保住性命，便想从城门里过来。可是不行，连这一点也不许他们。他们只得回去，大概就是回去送命。守在这些出口的英国水兵告诉我，他们为这些可怜人心里流血，可他们奉的令是一个也不许出来。英国当局面前最大的隐忧之一，是这座燃烧的城里有抢掠之患。城与英租界之间只隔一条马路；百姓一逃，抢掠的人便如入黄金国。那班无赖会抱着皮货、绸缎、银器以及各色各样的贵重物件出来，存在租界里，再回去取更多，到后来不得不禁止中国人进租界。不过过了一阵，这条禁令略有放宽，派了会说当地话的义勇队员守在那里，盘问逃来的人是什么事由；可必定有几百人在一处城门与另一处城门之间奔来奔去，像洞里的老鼠，晓得每一刻火都在不祥地逼近。到了夜里，有几百人看着这景象。看着长江上最好的城市之一被平成平地，实在令人心碎。天黑下来之后，那一大片红焰把四围几英里的乡野都照亮了。紧邻租界的伦敦会医院里起了一场惊慌，怕火会烧到，因为风略略转了向。所有病人都被从床上搬起，抬到别处避难。欧洲人与本地人合成一支大队，彼此相助把贵重物件搬走。我们所见的景象，是永不会忘的。百姓可怜的境况，众人的愤慨——他们赌咒要向政府报仇——以及许多一时想不及、说不尽的事，都将长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火刚起的时候，人们以为在这座近代的所多玛与蛾摩拉里必有成千人丧命。清军为战事的贪欲弄疯了。一两天前袁世凯悬了重赏要夺回汉口，兵丁们正为战利热昏了头。他们自家的死者被一车一车不敬地堆起来，一概抛进火里；火起的第二天，租界上头飘来人肉焖烧的腥气。那些日子里，欧洲人从自家屋顶上看见了一座地狱。英租界后面、法租界后面、德租界后面都有炮位；清军正朝着他们的目标汉水那边打过去，炮位上的炮击不停地猛打着。

那些日子谁也不会忘。可仿佛生怕有人会忘，大智门的大炮一直不歇地打，把炮弹砸进汉阳城里，也砸进任何可能埋伏着兵的地方。炮轰了一个钟头，随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些还在抢救伤者与无助之人的人搅动着它。可这平静没有维持多久。不久，离各国租界最近的城角上又冒起一团团黑烟，可见那致命的工作又开始了。不久火焰又腾起来，风把它往里吹到还立着的房屋上，炮弹不相干地落在近处；还是那同一种凄怆，还是那同一种恐慌——城又烧起来了。如此延续了三日；人在那场野火里所能想象的一切，都能重新看一遍。

阴间的怒气仿佛压在这些人身上。四乡的人都惊骇了——他们也该惊骇，因为清军在盛怒之中一路走一路把什么都烧了。在这场大火之中，有人向外国人发了一个普遍的邀约，请他们从马路——绕城的那条大路——进城去，把八十个盲童和循道会医院里的伤者接出来。起初人们的印象是：医院、学堂以及差会的一切都已被掏空烧尽。「我们差会里有一万英镑的产业，」我听见一位传教士说，「可那不及我那些盲童要紧。」这当中已向红十字会方面取得许可，让这支救人的队伍进城。每一个报名的人都晓得自己此去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仗还打得很凶，可每一刻都关系重大——谁知道那些盲童是不是正被活活烧着？然而到天黑时，他们已被救了出来——付了多大的代价，只有去的人晓得。

十一月三日，出现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沉歇。

这样的沉歇在中国是祸事危险的先兆。

清军已夺下汉口，据知正预备向汉阳推进——汉阳是革军的大据点，这座城本身几乎无从攻破，背后有一座高山屏护，要到那里非得先渡过一条急流，最窄处也有百码宽。西北面一列山上密密排着革军的大炮；汉阳山本身差不多就是一整块防弹的掩体，各种口径的炮口朝着四面八方。在武昌，所有的山都筑了垒，沿江一带上下几英里都排着大炮。可实际的战事，如前所说，出现了沉歇。人们确信这是一段危险的沉歇，是暴风雨之前的沉歇。论能等，天下没有人胜过中国人——拖延磨蹭这门功夫，他们个个都是老手；人们相信，再过几天，或是战事告终、在袁的独裁之下立起一个新的治理，或是朝廷的统治略加变通而重新立起，否则便会出现一种比迄今所见的任何局面都坏得无可比拟的情形。

革军被一再打退，清军虽也折损不小；汉口城三分之二已成一堆焦黑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无家无食地流荡；妇女遭受虐待与强暴；抢掠与屠戮以魔鬼一般的速度进行着——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看了，会断定革军已经受够了。他们已看出：朝廷对付他们的手，是打算以极重的力落下来的，必要时还要把他们压碎、彻底歼灭——只要它办得到。可奇怪的是，革军境况这样凄惨，最好的人多半已死伤，新领袖手里只有一支乌合的军队，他们却越发热情了。

在战事集中的三镇这一带，整场革命里最了不得的一件事，大概要算革军的举止。这一点，对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许不算要紧。可研究中国事情的人与读中国史的人都晓得：这个国家从前的变乱里，当兵的无论是哪一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以清正的举止使世界吃惊过。情形恰恰相反。从前的变乱是以抢掠、偷盗、奸淫以及遍地无法无天而出名的。可在黎将军所率的这场革命里，这些事都没有。自始至终，无论受过训练的还是未受训练的军队，举止都好得了不得，这是参与起事的每一个人的光荣。

下面这道告示是起初几日里所发的几道之一，可见诸领袖的精神：

「中华民军总司令黎，奉军政府之命，特为布告：

「奉军政之命，本总司令愿我国民众知悉：凡我爱国之师所到之处，诸君不必有丝毫疑虑与忧惧。本总司令为救诸君而来，并无图功邀利之念，只为把诸君从水火之中拔出，为诸君医那溃烂之疾。此前诸君受异族之治，被其视如庶出而非亲子，故饱受苦压，溺于苦海。诸君须知：今日的满奴不属汉家，而我等怀着高与天齐的爱国之心，断不肯宽免他们应得的报应。因此之故，本总司令不得不举起爱国之旗，使全体民众合其力而驱逐之，连那些助逆的汉人盗寇一并驱逐，断不容他们再长久横行。这些盗寇此前食我之肉，如今我等要寝其皮。凡怀爱国之心者，速来投我行伍，共成解救邦国之荣。汉族复兴之日已到，中华共和之国既立，诸君兄弟便无可羞之由。士农工商，皆当与我等合力，驱逐满夷。凡我军所至，必有完善之节制，兵民一体相待，绝无偏私。本总司令愿我亲爱的同胞兄弟，人人恭听我这番劝勉。

「黄帝元年十八日，是为中国四千六百零九年。」

这件事的另一面，在大约同时颁下的一道谕旨里说得很有力。谕旨写道：

「月余以来，各省大为扰动。其致此之由，并非尽同，故有必要再向天下分别宣示朕意。凡主张以革命之法改革政治者，向宝座提出之要求实无从照办；然朕亦认其出于爱国之心，是为真诚；又认国中之所以陷于纷乱困苦，乃因朕于政治改革未能有所进步。朕屡次宣示，必立改革之立宪政府；又已赦免一切从前犯政治之罪者，并许革命党人结成政党，以供国家之用。惟至于那些挑起种族仇恨、欲在满汉之间造成敌意者，他们并非为改革政治而行事，只是四处播散毁灭，以快其私恨，此实无可辩解。朕正为邦国之丰裕与民众之安乐而劳；天下不安，则政治无从立为立宪。倘容这些人以其害人之言、有毒之见煽动民众，则扰乱必加，民众将散而惨亡。士农工商四民失其业，则举国陷于纷乱。祸患将无了期。故朕殷切而诚挚地晓谕尔等士子、绅耆、军队与百姓：务须明白改革政治、弹压扰乱之理。宝座爱民重民，愿民众求进于善；至于那些与此相违、一味造乱者，是公众之敌，为众人之祸。彼虽居少数，朕之民众亦当以强硬之手弹之；然彼若悔其前罪，则当赦之，不以既往之过相责。惟那些乘机纵火、杀人、奸淫、抢掠的歹人，照任何情理之法都不可容其脱逃。必须从速根除追捕，直至尽绝，以护善良平和之民。故着各驻防将军、总司令、总督、巡抚以及一切握兵权者，敬遵朕意，分辨党派，弹平那些不可调和之徒。军与民当明此意，上下一心，共图进于善。如此则邦国有幸，民众享福无穷。

「着将此谕连同十四日（即西历十一月四日）之谕，一并用黄纸刊印张贴，使众咸知。钦此。」

第九章武昌这座据点

举国此时所望的，是武昌。革军晓得这一点。在那些写得极巧的告示的激励之下，他们打得是人所少有的打法。清军也晓得这一点，他们同样是日夜不眠。革命正在蔓延。内地各省的外国人弄不清接下来会怎样，便往沿海与通商口岸避难。各国军舰一艘接一艘开上来，以日本的为最多，一时竟不下十五艘，名义上归川岛海军少将统带。各处的外国人都在当义勇队的差。障壁已筑起，人人屏着气等着。有好几日，战事打得零零落落，革军的损失多于清军。十公里那一场大战之后十一天，除了那场野蛮的烧城，有效的事其实做得极少。首先，他们并没有做到自己叫民众相信他们要做的事。萨提督一次又一次许诺要炮轰，一次又一次破了约；陆军进军大智门并把它占下；汉口被炮轰，剩下一片焦黑的废墟，五十万无助的人被残忍地撵出来，随处寻一处庇身之所——他们的成就尽于此矣。清军虽曾动手，却没有拿下汉阳。武昌仍旧是革命党的据点，而且掌权的指望一天比一天亮。

在此地紧紧跟着事情走的人，对清军打这场战事的办法大为诧异。他们本该几日之内把革军打碎——起初第一仗之后，这在他们看来是容易的事——却偏偏磨蹭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如今他们面前的难事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大：一来是因为湖南已有受过训练的援军赶到革军这边，二来是因为革军的同袍之气在那一挫之后，本来不费多少力便可从他们身上彻底打掉，如今却又奇异地复振了。

袁世凯是全中国最精的人，这一点他大概早已预见；按住手不动、且自等着，也许正是他谋略的一部分。他是在等，可他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他大概曾希望：第一次大挫便会把兵士的心气打掉，打掉到革军不久便要散乱的地步；希望那些领袖会照中国人惯有的样子彼此争吵；希望不久之后，革军既无钱又无接济，便会重新明白过来。这当中人们在说：革命的领袖黎将军是个呆子，他该把人带出去好好打一仗。他们看不出：这是中国人碰上中国人，而双方各打着自己的算盘。袁被看作那位不会走错一步的大人物；黎只是个受过训练的军人，他懂得什么？他也许懂得不多，可他懂得够了。他无论如何晓得怎样打自己的算盘；每天日落时他都自庆一回：省城又守住了一日——因为武昌仍是那座据点，而如前所说，别处是看着武昌的样子行事的。

袁终于看出了这一点。他也看出：一城又一城，几乎是一省又一省，都倒到革命这一列里来，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要把这桩可悲的事整个停下来。他于是开始交涉。他用极为和缓的言辞写信给黎将军。〔注一〕他许诺按立宪的路子立一个新政府；他许诺废掉满人的王公封爵；他许诺一概宽赦所有触犯法纪的人——他表示愿作任何让步。可他心里明白：他实际上并不处在能发号令的地位。他只好拉第二把琴，尽管还想在上头奏出头一把琴的调子。

黎读了他的来文，笑了笑，同他的副手拿它说笑，随手丢在地上，宣称他一分一毫也不让。他果然没有让。他回话说，此时他不谈和。他道了亲切的祝颂，又力劝袁世凯：谈条件的必要与明智，要等革军开到北京的时候——不是在这之前。他力劝袁世凯加入革命党，指出这样便可立时了结这场争斗。黎元洪又说，袁从前的经历如此，再没有哪一个营垒比革命党更合他的身；他若肯过来，便可做中华合众国的临时大总统。

不过，不可因为黎不肯谈和便以为他强得足以逼出和局。他并不强。黎的信一回到袁手里，清军营里便活动起来：看得见兵士往汉阳那边移动，炮位换了地方，挖壕的工事赶紧进行；清军在汉水上动手搭一座浮桥，被汉阳的革军炮火打得粉碎；看去仿佛一场大战立时就要临头。随后战事又开起来了。那情形是无从描述的。战争被带到了我们门前。人们的卧房里有子弹呼啸而过，炮弹落满了各国租界。到外滩上去，或是到租界的街上去，从来都不安全。革军成千地死去。所有医院都满了。乡野一片荒毁。

到十一月十日清早，战事仍或多或少打得很凶。一般的说法是，革军叫敌人吃足了苦头，并且推到了一处靠前的阵地上。炮轰武昌的事，人们时时刻刻都在等。就在英租界背后，离分开英国地界与中国地界那条路不到一百码，清军三尊大炮把炮口极为威胁地朝着省城翘着，人人都定下心来等。事情此时起了一个奇特的转折：夜攻组织起来了。人的晚饭时辰总是由江两边的炮声开场。可就在这些日子里，清军又无可置疑地显出自己作为战斗之师的优势。共和军最大的短处，是它大半由形形色色的杂人凑成，对战事之无知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而北军里没有一个不是训练有素的人，军中那些要紧的功课都深深灌进了他们身上。他们别的什么都不懂。他们别的什么都不做。他们是打仗的机器，打起来正如一台保养得好的机器那样运转。我这样说，很清楚中国的军事组织里还有几处大的弱点有待去掉。可就北军而论——这支军队是袁世凯本人创建的，而他被看作当时最伟大的军事改革家——这些毛病是最少的。各省的军队就实际而论各自为体，这一点有碍于效能。于此可知：袁所造的这支军队，如今主要用来同革军作战的这支军队，并不那么算是中国军队的一支，而是袁的军队，是按他所要的样子铸成的。他的兵士首先被教以忠。十一月初那些日子里，他们所得到的唯一消息，是报说有若干城池已倒向他们自己正拼着性命要弹平的那一方；世上还有哪一国的兵能像那些北方的兵那样经得住这忠的试炼？

他们首先是忠的——忠于什么，照后来事情的推移看，是另一个问题了。可他们无论如何是忠于袁的。每一间营房里都挂着袁世凯的照片，每一张嘴上都挂着他的名字。我在兵士中间走动时，一次又一次为那种人对领袖的英雄崇拜所动。如今要比较这两支军队，就该比较他们各自隶属的两位总督；因为各省的军队既是各自为体，总督便把自己的军队带到他认为最好的那个水准上。中国模范军各支之间的那种各自为体，正因此而有碍于效能。凡明白的人都会同意：若把两军并排相比，在条件相等之下，清军会远胜革军，而革军百发也打不中靶一次。可条件并不很相等。不过，这场议论里还得加进另一面。这一面是最重大的，它促成战事终结的分量，不逊于任何别的因素。清军如今晓得：无论他们在此地能打赢多少仗，无论他们把革军杀戮到何等地步，革命的事业注定是要胜的。这一层慢慢逼进他们心里，于是常有逃亡的报告。

人们正谈着那场许诺的炮轰，关于清军从北边手里能支使的炮有多少、多大，最荒唐的胡话到处流传。说有十二寸的臼炮，有四十尊六寸炮，有几千件更小的家伙，如三寸炮四寸炮之类，还有许多同类的东西。他们那时候此地究竟有没有七五口径的施奈德加内炮，没有人能确知；可我相信没有。不过北军里是有四十余尊这种巨炮的——这种家伙重得十二匹最重的美国马也拖不动一尊。有位内行人近来告我们说，中国军中克虏伯炮至少有六种，包括一九〇五年式、一九〇四年式、一八八八年式与一八七二年式，另有几尊七五口径的日本炮、阿姆斯特朗炮和马克沁机枪；这一点很值得留意。可说到小枪械，那就更乱得不可收拾了。有一八八八年式毛瑟枪、一八七二年式毛瑟枪、曼利夏枪，还有几支李梅特福枪，而这些又还要再细分。这场战事里处处可见这样的事：同一种枪炮——至少看去是同一种——被敌方夺去照原样使用，弹药却在阵上全然无用，因为装不进去。

外国侨民的夜晚被头顶呼啸的炮弹与身边不断嗡嗡的子弹弄得可怖。英租界的街上有几个中国人被打死，另有一些人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在这样的险境里，可怪的不是有人被打死，而是竟有这么多人保住了性命。中国人中间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说子弹是有眼睛的。「你看，」他们会嚷道，「这是天意，炮弹不碰我们……它们有眼睛……它们不会打我们！」在倾慕革命的寻常百姓中间，这是一种普遍的信念。他们从前从未见过近代的战争。

清军此时正朝汉水推进。他们的差事看去完全是办不到的。这件事他们花了三个星期；只要每天早上出去走一圈，看那些一车一车的死者沿铁路向北运走，便明白他们这缓慢的进展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黄兴此时正指挥着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注二〕每天都有一船一船的人从湖南下来加入革军——是湖南军里受过训练的兵——人们对他们期望很大。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得见炮的轰响、炮弹的呼啸、步枪子弹的叮声。无处可逃。外国人不许出租界，又觉得出了自家房门便不安全，受的惊骇之大，使人人都像在针尖上一般提着心。在任何国家，从来没有外国人以中立之身住得离一场战争这样近。不过，这场革命里有太多带着普遍兴味的事，本卷不能把许多篇幅用在战场的描述上。中国正在造历史。史书里描述过的战争是很多的，可这场战争所预告的那样一场革命，却是前所未知的。它正在动，而且一举便动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战场从江左岸的十公里一直铺到汉阳，从右岸的金山炮台一直铺到武昌。两个星期里竟能造成这样彻底的荒毁，人简直不能相信。近处的村落被烧成平地，村民或是逃散，或是死在废墟里；庄稼的田地都被踏平，秧田被挖成壕沟；如今乡间数英里之内尽是毁坏。一小片一小片的焦黑告诉人一个可悲的故事：那里从前住着一群快活兴旺、安居乐业的村人，如今却人去地荒。

战事初起的日子里，我常到那边去看动静，那时候几乎不以为可能把一支号称四万人的军队从那样一个看去坚不可拔的阵地上挪走。铁路就在旁边，整个十公里的形胜之便使人觉得：清军远在一片平地的中央，要把敌人从这样一处坚固的阵地上挪走，是办不到的事。可他们办到了。革军何以撤、怎样撤，前文已经讲过；而下令退却的那位统领以性命付了代价，被他自己的部下斩了。

这当中，萨提督一直在骑着篱。人们晓得黎元洪年轻时曾是这位提督的学生，两人彼此都怀着相当的情谊。萨拒绝答复黎元洪请他接过革命的统驭与领导之权的邀约。他宁愿坐着等。他收到汉口、汉阳、武昌读书人一封长信之后，据说心绪大乱；他之归向革命的事业，正可追溯到这封陈情——这封信录在注里。〔注三〕

十一月十二日提督开船离去时，人们看见他的舰只落下了龙旗，升起了一面白旗。人们把这看作提督与他的舰队已倒向革军。

〔注一〕（原注：下面是袁世凯致黎将军来文的译文：

「都督阁下：我已两次致书阁下，未得回音，不知书札是否送达。谨遵朝廷之命，今当声明：已有谕旨颁下，一则，一概宽赦从前的罪过；二则，将设立立宪政府；三则，对政治犯予以大赦；四则，宗社党人不得任用于要职。

「以上数端既已许准，依我之见，我国的政治可以更新，丰裕可以重归中国。谨此急告阁下，并望能商出一法，使眼下的难局得以和平了结。战事愈早停止，民众与国家便愈早享太平。否则战事延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败，不但民众将死亡，国家的财力也将耗尽；倘再久延不决，局面必坏到国家本身也要败亡的地步。再者，两边的兵都是中国人，受苦的也都是中国人。无论哪一边得胜，这笔账终归要中国人来付。

「就我个人而言，久已不满于政府，故而退隐，本无再出任职之意。此时出山，唯一的用意便是为调停眼下的分歧出一分力。再者，政府此刻的悔意是前所未有的。我承认：若无阁下的英勇举动，眼下这些提议断不会提出。此功属于阁下；依我浅见，再没有比趁此机会议和、使宝座的提议得以实现更好的事了。我们至少可以看一看宝座将如何行事；它若诚实，我们便合力尽全力去推行改革。它若不诚实，我们仍可商议别的方略；就我所见，我们的愿望断没有不能充分实现之理。这是我的见地，望阁下回我一个与此相合的答复，使我得以禀报宝座，并作必要的安排。

「至于阁下的同道，都是极有才干之人，不但不会追究他们，我还可以保证他们将被任以要职，协助推行改革。宝座信我是个说话靠得住的人；我也望阁下相信：对阁下与阁下的同道，我断不会食言。我所知宝座另有一道谕旨将颁下，数日之内便可到阁下处。我因有许多要事不敢疏忽，谨请阁下尽早由持此书之人带回答复。

「谨此敬祷。愿阁下安康丰裕。」）

〔注二〕（原注：黄兴是其时中国一位有名的军事领袖。）

〔注三〕（原注：下面是汉阳、武昌、汉口学生致萨提督陈情书的译文：

「大人：萨提督声名遍于世界，秉持高义，谨以此书上呈，请其以耐心与明智披阅思量。中国今处危急之地。民众为推倒满人之轭、夺回自身之独立，已显出极大的热忱与决心。然满人必然要阻挠民众的事业，故战事不可避免。可是难道没有办法免去它么？难道没有办法保住千百万人的性命与财产么？有的，而这办法只在大人一人之决断。说得明白些：民众的得救，全看大人肯不肯加入黎将军，助成共和军眼下的举事。假使大人不肯加入共和一方，他们也决意不屈，而要一直打下去，直到争得自由，或是殉于天命。『革命』二字永不能从中国人心里抹去，而太平也便无望。大人若拒绝加入而漠然置之，那将是何等可怖的事。反之，大人读了此书而肯加入，事情便可轻易而安静地了结。长江流域将不再有内战。我们的同胞所要做的，只是北上进京，从满人手里接过我们帝国的统驭。我们的邦国将由我们自己人来治理。大人这样一位伟人，为我国的独立所要做的，是何等高贵、英勇而爱国的事业。

「大人将要加入共和一方之际，或许会疑虑那些兵士的举止。我们可以向大人保证：那是高贵而正当的。他们怎样善待自己的同胞，怎样友善地保护外国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内战之时从未有过的事。此地我们所有的同胞，都已显出极大的热忱，愿助共和军，并与这事业同情共心。各国租界已认可他们的行事，承认他们的权利，并顺从他们合理的要求。这足以明证：他们绝非任何一种乱党，而是中国四亿同胞神圣救亡之师。

「再者，大人想到背离满人为不忠不义，或许会迟疑不肯加入共和一方；大人也许以为自己从满人处受过许多好处。可是，大人，那些看似从他们处得来的好处，其实是间接得自汉人——汉人才是一切财富、丰裕与官爵荣显的源头。况且大人的职责，是利众而非利少数，是救民而非灭民，是助自己的种族而非助异族，是站在正义一边而非站在邪恶一边。满人之轭一向是汉人生长发育的障壁。正是满人不肯在早些年多派学生出洋，去取西方的文明与教育。正是满人不肯把回国的学生安置在相称的位置上。正是满人激起了义和团之乱，使帝国虚弱而贫困。也正是满人把从列强借来的款项挪作他用。他们把征税所得的钱财挥霍在自己的声色之乐上，如修造园囿、建起华美的宅第。他们鼓励勒索，施行奸恶，卖官卖衔，败坏海关。他们断案不公——还有什么没有做过？

「所以，提督大人，我们向大人普被的同情与明智呼求，为四亿人的安全与福祉陈情，为中国人自由的生长发育陈情；中国人若得自由，必将作出了不得的贡献，使整个世界的文明因之更丰。大人若肯卸下炮舰与巡洋舰的武装，溯江上来汉口，这三镇所有的人都将狂喜地以极大的热忱与极高的敬意迎接大人。」）

第十章黎元洪求和（上）

「不要迟疑——动手吧！」黎元洪这样写给袁世凯，这是一封极为动人的陈情，劝袁加入革命党。袁却一如从前，硬得像金刚石。他此时自称手下有二万四千人的军队。黎自称各色人等至少有四万，有训练过的，也有未训练过的。黎正存着和解的心。袁却害着一种奇特的「全能之感」，自他重新出任职事以来便一直犯着。「自从诸位改革者被屠戮以来，」黎元洪写给他的对手说，「政府一再许诺要立宪政之治，要把召开第一次议院的日子提前，可它的许诺都归于空。恩铭与孚琦被刺，广州以炸弹毁总督衙署之举，南京的兵变，都是向满清君主流血的抗议；然而都未能使宝座多做一点事，只颁下几道满是许诺的谕旨。一切仍旧如故。满清政府试了种种花样，想抓住民心。可它并无真意要改变政体。你把眼睛转向那些各部大臣、各省总督巡抚，便会看见一切要职都由满人占着。汉人在政治上所占的分量何等微不足道！国库与国军是帝国的根基，而两者都捏在一班无知而幼稚的满人手里。四亿中国人的财产与性命被区区一小撮满人糟蹋，你总不能安然看着。」

信接着说：「你不是中国人中间最有名、最有能力的人么？你忘了么——你被解去北方军队的统带、政治势力被削弱之后，差一点不但被革职，还要被害命？这一切都是满人妒忌汉人的证据。自湖北独立以来，许多别的省份已倾心倾力加入这个事业。满清政府已昏倒过去，再也不能凭自身的力量站住。于是它要试那条弹平太平天国之乱的旧计——用中国人去杀中国人。你若甘愿受这样一个委任而复职，那你的耐性真是超乎常人。

「你在来文里着重声明，政府必须是立宪的。我要回复说明：在这个时代里，一个政府无论是君主的还是共和的，终究都须立在立宪之上，而共和同立宪君主之间差别不大。新政府的形式，将在各省代表的会议上定下。无论取何种形式，都不会违背立宪。民众中间大体一致的意思是：决不可容满人在这个会议上有一点发言之权。倘使我们答应了你的条件，你有什么法子迫满清政府兑现它的许诺？

「你照从前那样退隐自适，于中国无益。眼下这场运动之所以成功，凭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天的力量。哪一个人能把四川、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山西、陕西都转到共和上去？此外一切炮舰与鱼雷驱逐舰都已归向革命。除了你那支小小的军队，再没有满人的兵力能拦住我们进京。中国人的复兴与中国主权的保全，都在你身上。你若真与中国人同情，就该趁此机会带着你的军队转向共和，去攻北京。你若还贪恋满清政府或可赐下的尊荣，那你就该祷告革命军快些开到黄河。因为满人一旦看出挡不住革命的推进，便会把更高的荣位一概给你，好诱你为他们打仗。倘使我们此刻退让，恐怕赐给你的那些荣位过几天便要烟消。记着那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你的功太大，便难免遭妒；你的权太重，便免不了时时被疑。你再想退回彰德府去，是办不到的。我要提醒你：隆裕太后还在世，而她是永不会宽恕屠戮改革者这件事的。你且想一想，你同满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情分。我们大家合力，便能把中国人的解放办成；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在满人的统治底下过下去。

「至于你说列强可能趁此机会谋分中国，我们读过许多外国报纸上的文章，确信在我们内战期间，没有哪一国会害我们。我们从某位先生收到的一封无线电报里得知：北京大为骚动，幼帝已经出走。倘使这是真的，那么统治的那个种族已失了尊严，无权把我们的疆土送给任何外国。

「据说满清政府已把你召回。倘使如此，我提两条意见供你思量。第一：政府或许是疑你的忠诚，想借召回之名剥去你的兵权；若是这样，你可以不奉召，因为按军中的规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第二：倘使北京真处危急之境——我得对你讲一个故事。义和团起事的时候，各国联军进了北京，他们召李鸿章。那本是李做皇帝的一个机会。可他固执，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可以从他的经验里学一点。孟子说，有完全教养的人会保民。我只是个军人，懂得不多。我所学的多半来自孟子，所以除了保民，别无所求。人都说你的阅历与才干远在我之上。可我替你惋惜：你要想得那样久，才能定下主意。记着：做仁义之事，不该迟疑，也不该拖延。该做的事，就要立刻去做。

「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同胞都在等你。不要再戴着假面对着我。」

这便是黎元洪给袁的最后一封陈情。黎一直急着要避免再流血，可不久便显然可见：这一仗要打到底了。于是在那段短命的沉歇之后，外国人——他们的生意已完全瘫住——又定下心来准备打仗。租界一带，俱乐部里，住宅里，货栈里，凡外国人聚集之处，都笼着一层令人窒塞的悬疑。人人都认定有什么可怖的事将要发生，可究竟是什么，谁也不愿去猜。华界里——还剩下的那一部分——焦黑的废墟与烧了一半的街道铺面摆在人眼前的那种凄凉荒败，一群又冷又饿的人在那里全然白费地想把生意救活，这些都沉进人的骨子里去。倘使谁不智地离租界走得远了，回来时总要庆幸，便沿着外滩走一走，望着不起波澜的江水，盼着好时光到来。没有船运，没有生气，没有生意。租界实际上处在被围之中，人人都在等——再说一遍，等什么，我们并不晓得。一个人要操心的，只是邮件何时封袋、轮船何时下驶。

清军此时开始在汉口城外围起一道封锁线。他们忙着挖壕，忙着在歆生路尽头到汉水岸边的平野上筑炮位，至于怎样渡过汉水，他们还不容易定下来。没有通行证、又不能说出想出入的合理缘由的人，一概不许出城或进城。凡无通行证的男人、女人或小孩都被残忍地赶回去，常常还被刺刀捅一下，警告他们不要再试。胆敢出租界的外国人，是被人有意开枪打的。

十一月十三日午后将晚时分，忽然开始了迄今最猛的一场炮轰；可有好一阵子人弄不清：这究竟是要轰英租界，还是要轰汉口华界与对岸的武昌。炮弹落在英国地界上的次数，同落在中国地界上的一样多。那一夜又湿又凄惶。大雨倾注，把租界与华界后面平坦的战场都淹了；清军的运气仿佛背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心气被天气浇得发潮；而他们对那些意气高扬的湖南人——此时已把革军增到一万五千人之数——所打的这一仗，软弱而半心半意。在那种奇特的、死沉沉的空气里（江上那副荒弃的样子似乎更加重了这份死沉），听得见炮弹从我们头顶上掠空而过；激动的本地人会大嚷大叫，赌咒说他们看见了，说炮弹正朝着我们在雨里看景的这个地点直飞过来，然后便一溜烟跑了。租界那边远处，人们正纳闷革军为什么开始轰英国人。如今祸事看去真的来了，许多人都后悔当初有机会的时候没有离开这个口岸。厚墙被打出洞来，炮弹落在街道上，落在人家的园子里，落在人家的卧房里。天主堂医院里有一位俄国海军军官病在床上，正恨自己身子不好，不能去看炮轰；他躺着揣摩革军为什么对英国人起了这份恶感，又想着英国的炮舰把这地方砸烂之后会怎样。他想不出一个说得通的缘由。可忽然这位海军军官听见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像一道闪电穿窗而入；他躺在那里发了呆，觉得墙上的灰泥打在身上，眼看着天花板塌下来。这是战事开始以来落进这所医院院子里的第十三发炮弹，而院子上头安安静静地飘着红十字旗。

不远处的伦敦会医院里，一发炮弹从一扇开着的窗子穿进来，什么也没打着，落在院子里。三井物产公司的航运经理正抬头看自家的楼房，想着刚才一发炮弹打碎了一些砖石木作，究竟损坏到什么地步；可他随即觉得还是走开为妙，因为又一发炮弹忽然落在离他不到十二码处，在路面上撕出一个难看的洞，然后软软地在墙上炸了。停在江上的英国炮舰上，人们已经习惯了看炮弹落短在江里；可英国军舰「伍德科克」号上有一位弟兄，一面很有气势地发泄他对革军炮术的轻视，一面向我解释说：炮弹他倒不怎么在意，只是正当一发炮弹炸开的时候，他坐在甲板上读一本借来的书；溅起的水把书弄坏了，因为那发炮弹落在离船头不到三英尺的地方！弟兄们会跑进来说，他们看见炮弹沿着英租界的街道一路炸开；为了作证，还从口袋里掏出大块的弹片，一面说「还是热的」。这样猛打了两个钟头。背后的清军凭着棺材山上（英租界后面的一处土丘）的三尊大炮，尽力去压住对面的火；可他们打掉来弹的工夫，大约是六发里中一发。革军此时正在状态，这从他们干的活上一眼便看得出；只是他们的炮弹对外国产业造成的损坏，远过于对敌方队列造成的损坏。然而，尽管此时英国当局确实已到了该决意制止这一类事的时候，却什么也没有施行。

这一仗就这样打了四天。各个方向都在作最猛的炮击，可大雨妨碍了步兵的动作。炮战打得拼命。夜里，在浓黑之中，那景象极为迷人。一尊、两尊、三尊、四尊炮会从同一处挤在一堆地吐出小小的火焰；随后是一尊更重的炮，更亮的一闪把四周一时照亮；那吓人的炮弹奇特的呼哨声越来越近，而人这份着迷始终被这份威胁牵扯着。外国人在异邦，难得有把战争带到自家屋顶上来看的机会。可如今正是这样，外国人三三两两站在平屋顶上，屏着气看那动静。乡野那边，在平野与湖荡之间，听得见步枪的射击；人晓得黑暗里某处有中国人正尽力要把中国人撂倒，可那是在哪里，谁也说不出。在可怖的枪火之前，革军竟渡过了汉水，夺回了几日来一直是敌人据点的硚口，又把一队野炮运到华商跑马场近处——敌人本在那里筑了坚固的壕垒等着被攻，一面还朝汉水那边做工事。革军夺下硚口之后，在一处掩蔽极好的地点架起三尊三寸炮，开始猛打；同时歆生路上清军的炮位则对那座已被敌人夺去的华商跑马场作了极出色的炮击。随后大批援军被派去远远地抄侧翼，革军则设法渡过去把他们截断。那些日子是魔鬼一般的日子。这样密集的步兵，在百码上下的距离上，对峙的两条战线都拼着心头的血要把敌人逼回去——这样的事除了在中国，哪里也不可能有。马克沁机枪的响声是不断的；各国租界里不断有流血的伤者涌来，太凄惨地说明两军折损之重。而说到底，每一日打下来的净结果，仿佛对哪一方都没有什么益处。

这场战事里最惊心的一件事发生在十一月十九日。因为人家一再告诉我们中国人是怯懦的，我们西方人便把他们看成一种半心半意的战士。几十年前人们对日本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日本人既以对俄国的那场战争向我们显出他们的勇气只是潜伏着，中国人同样在这场革命的战事里不断向我们显出：他们的勇气之大、之不退缩，不逊于人所能想象的任何民族。

在近处留心看过的人，已见过几桩了不得的英勇之举；不但是军人，就是平民百姓也在许多事上显出极好的英勇，对一桩他们认为值得为之一战的事业显出极大的献身。

据说清军里有许多人打仗只因为统带他们的是他们所爱的某几位军官；有一回战场上一名将官被打死，我亲眼看见不下四个人在两两上前要把他抬到掩蔽处时当场被打死。这整场战事里，有许多格外勇敢的事例落进我眼里，使人有理由把一种比人们惯常所给的更大的爱国心归于中国人，并且把「中国人这个民族是怯懦的」这个一般印象彻底改掉。而其中最了不得的一桩英勇之举——这场战事里再没有别的事能同它相比——发生在十一月十九日；那些拥到外滩上来看中国海军动静的欧洲人与中国人密密排成的长列，将长久记得这件事。有几日人们一直在说中国舰队已把身家投到革军一边；那天早上，天际上看见了它的烟，人人都张着眼要看它们往哪里去、要做什么，各人对这一日的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揣测；那是令人焦急的一段时间，因为仿佛有极多的事都系在海军的动静上。整个上午，两艘巡洋舰与一艘鱼雷艇停泊不动，既不干犯人，也不被人干犯。薄雾里它们的烟囱确实显出它们在那里；可章程究竟是什么，无人晓得。将近正午时，人开始怀疑它们要做什么，怀疑它们究竟是来为革军而战，还是来打革军。

十公里那第一场大战里，当日的荣誉是属于海军的，因为没有人挡得住它的炮；人人都晓得被它砸的那一方要承受一场极重的炮轰，而这场炮轰多半轻易便能注定敌方的全败。所以，当两根烟囱的大舰「海容」号在两点钟前后起锚，开始气派十足地全速溯江而上时，看见人人都屏着气翘首以待，是不足为奇的。她要做什么？她是往上靠近去轰武昌，还是安安静静地开上来，去受十公里铁路线上那支强劲的清军炮位的射击？她起初开得慢，随后便全速驶去。我从望远镜里看得见她的旗——是革命的旗；可她驶进炮位的射界时，竟没有一尊炮向她开火。看得见清军的炮手举着望远镜望着她的动静，而她一路贴着武昌那一侧驶上去。她渐渐威风地与金山炮台齐平，又再往上，再往上，终于与日本租界的江岸齐平，出了险境。清军竟不去轰她，这实在显得奇怪；可他们就是没有轰，她便一直驶过武昌，向各国炮舰致意，到租界上游掉头停歇。这当中，另一艘巡洋舰已往下游驶去，剩下的只有那一艘孤零零的鱼雷艇。如今轮到她了；她见那艘大舰并未遇到阻拦，显然也以为自己能平安驶上去。可她算错了，因为她一开船，清军便向她猛烈开火。

三寸炮的炮弹一发接一发浇在她周围，落得就像一个人把一把豌豆撒向空中那样落满她四周，她看去是注定要完了。可她在炮位的正中，恰在极好的射程之内，既无掩蔽，又无脱身之望，便只有一个办法：一直向前；她就凭着喘息的机器所能使出的全力向前。有多少煤能把她推多快，她就驶多快；她受着炮火的那一刻钟里，她的水兵把她驶上来的那份举止，再高贵的也想象不出。炮弹以每三秒一发的速度落在她前头、她后头，落短在她近处，又远远飞过她头顶；它们绕着她呼啸，有几发打在她不要紧的甲板附件上，又斜入水中；有一发看得见正打在她船头，另一发打在她尾部，损坏了她的汽机传动；可她从这看似死地的陷阱里奔逃出来，拼命向前驶。外滩上的中国人看得发懵。这样的事他们从未见过。其中有些人是第一次看见中国的鱼雷艇上阵；等她与外国地界齐平、清军的炮停了火，便升起一片极满意的赞叹声。然而这整个期间，金山炮台一直以同十公里炮位一样快的速度，向清军的基地回轰过去；那边必定有不小的损坏——究竟如何，却无从说。

此刻鱼雷艇已上到租界对面，慢下来，像是喘一口气，然后靠向岸边，暂且下了锚。水兵们照料受伤的同伴，欢腾的人们大嚷大叫，彼此说着这件事是怎么办成的，又以爱国的言语互相激励。

这是极了不得的一桩事——就其情形而论，实在少有；因为她贴着武昌那一岸走的那一段上，水流异常之急，她的难处因此大大加重。看了这场炮战的外国海军人员都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勇敢的事；而人望着这一幕，慢慢便明白一件事实：中国是个奇特的国家，中国人是个奇特的民族——因为这一切勇敢，是由那些一个月前还在同他们如今如此忠诚归附的事业作战的人所显出来的。那艘仍停在上游的装甲巡洋舰究竟是什么使命，我不晓得；可此时看见她动起来，又朝下游驶去，人仿佛看得见她那铁皮的舷侧上写满了怒气。我赶紧跑去占住租界下方一座大煤堆的顶上，从那里可以把江面与整个十公里车站一览而尽。巡洋舰贴着汉口这一岸驶下来；她驶得这样近，显得奇怪。她驶下来的样子是办事的样子，仿佛正束紧腰带准备一击。人人都屏住了气。外国军舰上的水兵都佩服她所做的一切，她船上的炮手正痒痒地要开火。她一驶过租界下方，便真开了火；随后，快得像人数数那样，她把六尊大炮一一放了——其中四尊是六寸口径。头两发炮弹砰然落在十公里车站里，接着三发落进江滩上的炮位中间，再接下来的几发——来得太快，我数不清了——把几处房屋打着了火。清军的炮位以不可屈折的气势，尽其所能迅速回击。金山炮台送来猛烈的交叉火。「海容」号再往下驶，像一位大哥哥去告诉清军：她的小弟弟被打了，如今轮到她来打了。这件事她确实做到了。她有没有打中她所瞄的东西，我不晓得；可我晓得她实实在在把炮弹像雨一样倾进敌方的炮位里。

在渐浓的半明半暗里，炮口的闪光把甲板照得明亮；炸开的炮弹落下去时，又把黄浊的水面照出一种奇特的怪诞。金山那边的炮弹从巡洋舰头顶上飞过；「海容」号以放炮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轰击，清军的三寸炮以人力所能及的最快速度猛打，对岸革军的炮位又以四尊炮送出炮弹，各方都怀着战时使人干出超乎常人的劲头的那股气——如此可以想见，这三方交轰的场面是长江流域前所未见的。外滩沿线的中国人兴奋得跳起来；安息日的宁静被一幕景象打破，而当时有幸在场的人将长久鲜明地记着它。至于我自己，煤堆上这个位置好得再不能好了。我很想下到十公里去看损坏到什么地步，可人家告我：无论如何决不许任何外国人出那道障壁。卫兵告我，当晚还要有一场交战，于是我便回来了。这当中，「海容」号已驶下江去，出了清军炮火的射程，在那里仍旧猛打，炮弹落在车站一带。她先前得以不受干犯地驶上江来，缘由是清军没有认出她的旗，把她错当成一艘外国军舰。天黑下来，军舰上的探照灯把租界与四邻照亮；人慢慢明白过来：中国这场革命的战事，远远还没有过去。陆上各线的战斗整夜不停。

第十章黎元洪求和（下）

这些日子里黎元洪一直留在武昌；那里的操练正进行得热火朝天。人们在整编，在为那一场要打向清军中枢据点的大举做预备。可黎心里仍存着一分希望，盼袁会露出一副较通情理的面孔。这段时候我同黎往来很近。每一个天天见他的人，所看见的都是一个目标与心意明确到极点的人，一个不存任何形式的自夸与自私的人。他自始至终的目标，是把他的国家提起来，为汉人夺回宝座，并以全力为满清统治的倾覆而出力；因为他相信，唯有如此，中国才能像一个这样强大的国家所该有的样子、像她最优秀的子弟所盼望的样子往前走。此时虽有人说，等政府落到实处上，共和一党里必有纷争与倾轧，黎元洪却说他对这个事业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所有政治上的同道决不会贪图私利，而会乐意把最高的位置让给最合适的人。这正是黎元洪得人心的要旨：他相信这个事业，也信得过拥护他的人。起初他拒绝出头领事，又极有中国人的样子，试了种种法子来探自己这个位置是否稳当；可他那时便高尚地宣告了他在位时的方略。他宣告：他要动手去办事，无论付什么代价、无论个人有什么后果，都要走一条对中国、对中国人正直不欺的路。

他宣告他的志愿首先要集中在推倒满人上；此后的路怎么走，主要要看由此而生的局势的趋向来定。革命党的军官们聚在一处、急着要推他做领袖的时候，我想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便是刘公也不——以他那时所能看到的那么远去看将来，会想到不出一个月，湖北军中这位在日本受过训练的军官，身上并没有一处叫人一眼看出他是个生来的领袖，竟会走到政治世界讲坛的最前列。刘公当时确实不信黎元洪身上有这么多东西。

人们相信——起事之初，三镇这里有哪一个外国人不是这样想的？——革命会爆发，清军会以大队南下，把革军每一个人都屠尽，这件事便就此了结。起初有成千上万的人，不但在这个中心，而是遍及全帝国，纯粹是中立的，是骑在篱上的，预备着一旦跳下哪一边有利便往那一边跳。可革军的人是有信心的。军中各部晓得黎在头上；他们晓得黎向来有湖北模范军第一人的名声，尽管他并不是最高统帅；他们甘愿在他麾下作战。然而除了军界，各界都怀着不少疑虑。人人都在等着看惊人之事。谁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谁也不愿去猜。可这一切背后站着黎，他看着，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已向自己的党发誓效忠，也期望自己的党站在他这一边。他是那个相信自己预备办成的这个办法的人，也是那个信得过与他同拉这一把的人们的人。袁世凯疑他，疑他的能力，疑他那个政党，把他们看作一班新冒头的人。因此他不肯听他们的话，又把他们劝他加入的那番陈情看成软弱的表征。可袁虽然自己在政治上极少失着，却从未犯过比这更大的错。那时候他宁愿站在一边，继续打下去，也不肯接住他阵上对手递来的话头，不肯为一桩已无望的事业罢手。

租界里外国人的处境此时已极为紧急。人人都在骂领事。租界四周是六万兵，一个个怒火中烧，而两边对外国人都没有什么令人糊涂的情谊。法国侨民仿佛是说得厌了，索性抓住牛角，越过本国领事的头直电法国政府；此地国际侨民大半抱着同样的心思，从后文可以判断出来。法国侨民从汉口电往巴黎，电文如下：

「法国侨民及其他在法国领事管辖之下者，请我转请贵部将下文转达外交部长：我们认为自身现处危急之境。因巡洋舰撤离，各国登陆之兵已减至五百名海军陆战队。我们四周环着六万交战之众。清军若无人约束，或革军无纪律可言，一切都可怖。我们任凭任何排外举动摆布。务请立即从天津或安南的东京派兵前来。」

一星期之前，汉口有一位英国的高级权威人士发出一通电讯——为公平起见，须说明英国署理总领事并不晓得这通电讯发了出去——告诉世界说我们这里一切安好；而第二个星期，此地的法国人便越过法兰西在此地的代表，电告本国政府，请求即刻派兵。整场战事直到此时，租界里的驻兵一直足以防住任何一方的突袭。第一场大战开打的时候，照当时的局势看，防务似乎极好；可战场既一天天沿着租界背后往华界那边移，危险一天天加大，谁也不信领事团竟会不采取任何步骤，以确保此地外国侨民及其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清军的大炮摆在租界背后的时候（是英租界，而且一直摆到汉阳被取下为止），直到当地报纸有力地指出：英国署理总领事对英国侨民负有把那些炮挪开的责任，以免引来敌人的回击落进租界，这才有人动了一动。为了这件事，英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失「面子」的愤慨一再表露出来；可领事当局似乎并不为所动。抗议提过——我相信只提过一次——当时得到的许诺是那些炮要挪走。可许诺破了；好几个星期里，人一直听见清军手里最大的那尊炮在离英租界界线不到三百码处轰响，位置同清军军官向英王乔治的代表许诺要挪开时一模一样。此外，十一月十七日他们又在大智门把炮位摆回原处，而那个位置也是人家请他们挪开过的；他们就这样有意把英国方面的一切请求置之不理。

看一看战场的地图，便立时可见租界的位置至少可说是极为危险的。租界背后那个主炮位有几尊炮指着武昌，自然引来武昌的回火，而当武昌瞄的是棺材山炮位时，炮弹落在租界里的次数反比落在租界外的多；那里还有几尊炮指着汉阳，引来那一边的回火，而这些回火极有可能落过租界界线。我想那一个星期落进租界的炮弹，保守估计也有一百发。可还有另一重危险：革军在抄侧翼的动作里，正设法轰击棺材山炮位，这便等于说他们的炮弹不是从租界两侧打过，而是砰砰地直打进租界里。还有再一重危险：清军一旦被逼退，必定会往租界这边来，从租界里穿逃过去。「指望革命党人不去追他们，」英国署理领事一两天前对一位英国侨民说，「那不合人之常情。」

五百名兵——这是当时港中炮舰上所能凑出的防守之兵的极限——能不能凭这一点人力在这样严重的可能面前守住这个口岸，尽可让读者自己去回答。各国侨民请求本国领事去调兵来、并立刻定出一套妥当的防守办法以保护他们的性命财产，这总不算过分。不过我还要再说一句：我这样写并没有一点吹毛求疵的意思。我是这样一种人：绝不咒骂，绝不挑剔，又记得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讥笑；我明白在中国这样的危难时节，每一位领事都该得到每一个忠顺侨民的支持。可我确实觉得：领事团——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团体——以它持续的不作为，向汉口的外国人交出了一份很坏的答卷，叫人看不出他们在那里是为了什么。那些兵一旦在租界里闹起来会做出什么事，是容易写得耸人听闻的；而这样的事，对识得中国的人来说，并非不在容易发生之事的范围里；可那样写会流于耸动，而且大概无用。

汉口的法国侨民电往巴黎、要求即刻从天津或安南的东京派兵之后，人们惊愕得举起手来，说法国领事的管束竟已坏到了会招致这一步的地步。可英国侨民几乎随即照样办了，于是局势之严重便显然可见。从日本租界（离汉口华界最远）到英租界（与华界只隔一条三十英尺宽的马路），外国人此时所处的直接危险，比战事开始以来任何时候都大。战事开始至今已过五个星期；我想我说得不错：十一月十八日，在危险的顶点上，港中的护卫之兵还不到革命爆发一星期后所能调用的一半。全港炮舰所能出的那五百人，其中以日本的为最多，却要去护一片大致呈长方形、四英里长一英里宽的租界，这件事表面上就荒唐。那时候，有租界各国一共派出四千人也不算多。战事就在租界外面进行，每天都有人在英租界的街上被打死或重伤，炮弹以惊人的密度落进私人住宅、把英国侨民的产业砸坏，沿着与整个租界同长的江岸走一走都要冒极大的危险，一切船运都不得不从惯用的浮码头撤走；而为使炮位从租界背后危险的近处挪开、以止住越过外国租界的炮击而提出的正式抗议又被一再拒却；那么，再说一遍，期望当局作出应有的安排，调兵到汉口来，以防人人都确信必不可免的事——即败方从租界里穿逃过去，而得胜的一方从后追杀——这总不算过分。整件事在十一月十八日到了顶点，英国侨民开了一次会。下面这封公文，便是就大局以及最好怎么办而作了长久讨论之后的结果：

「英国署理总领事戈飞先生台鉴：

「先生：我等署名的英国侨民，谨请先生将下列抗议转呈英王公使，并请其转呈有关当局：

「一、十月二十日《伦敦与中国快报》称：『据官方声明，大不列颠在中国眼下局势中的方略，将以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手段保护本国国民之性命财产为限。』

「在天津与上海，英国侨民似已得到足够的保护；而依我等之见，汉口的情形恰恰相反。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当英国海军中将本人亲自统辖汉口全部兵力之时，他自己的水兵连同本地的义勇队与巡捕，尚不足以妥善守卫英租界，因而接受了德、日、法、奥诸国的善意协助。此后局势已危险得无可比拟，而所得的保护却减到绝对的最低限，英国炮舰的兵力恰恰只是平常时节外国人在港中习见的数目。这说明当局对局势估量有误；若他们把手边可得的消息取来或听进去，这件事本不该发生。

「二、我等抗议当局于十一月十七日前后发往上海的一通无线电讯，该电称『此地数日来并无战事』，又称『商业正在恢复』，分别见于十一月九日《字林西报》与十一月八日《文汇报》。我等抗议的理由是：这两句话都不实；而发出这样一通电讯，已为英国国旗招来无尽的恶感，并使人对这一举动生厌，因为它会招得妇孺回到此地来，而此地对她们无疑是不安全的。说什么并无战事，其实自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那场主战以来，零落的交战与放冷枪一直未断，大量子弹与炮弹仍每日落进租界。外国人至今虽得幸免，租界里却有不少中国人被打死打伤，产业也被损坏。至于说商业正在恢复，自革命起事以来，商业一直停顿。

「三、寻常的电报往来既已完全断绝，我等抗议海军部的章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它不许英国侨民以无线电转发要紧的非公务电讯。有几次温斯洛海军中将拒收的电讯，德国的海军提督都客气地收下并以无线电发出。我等以为这些抗议只是正当而公道的，因为我等一刻也不能相信英王政府晓得事情的真相，也不能相信在眼下这场危难里英国的声望与英国的利益竟被如此可叹地疏忽。最后，此事虽几乎不在汉口英国侨民职分之内，我等仍愿指出：眼下宜昌与长沙的护卫同样不足。此刻正打着最猛的仗，炮弹就在我们头顶上炸开，这一事实更凸显了向本口岸派兵的迫切必要。局势极为危急；我等诚恳盼望：不但英国当局，还有美、德、法、俄各国领事团，都要设法把中国分舰队里凡可酌情抽调的炮舰，立刻调来此地。日本是另一个设有租界的国家，想必是不会有一事不做的。」

会上并议决向驻北京英国公使与外交部发出下面这通电文：

「汉口英国侨民大会认为，为护英租界，亟须一个营。——主席皮尔斯。」

又议决向伦敦中国协会发出一通相似的电文，请该会催促政府派出所请的援兵。到会的英国侨民共九十五名。

此刻对上文加以评论只会招人不快。然而把这些来往文书录在这里，读者便能看出：在那种一味官样的怠惰持续下去的时候，英国侨民是什么心情。两军若真失了约束，要讲的故事大概会凄惨得多。

随附的战场略图既已奉上，便须给这图配一点简明的说明。下面这段是我的朋友斯坦利·博克瑟先生所写，想必读者会觉得格外有兴味：

「第一场略具分量的战事发生在十月十八日。那一次胜负由炮舰决定。革军在外国跑马场背后筑了壕垒，午后向十公里方向发动攻击。他们一推进，便暴露在巡洋舰的交叉火之下。于是又退回跑马场。可第二天炮舰退了，革军趁它们不在，得了一胜，夺去几车弹药等物。清军退往滠口，等北方的援兵到来。

「此后一个星期没有再打。可那场终致汉口陷落的战事在十月二十七日开始。革军相当软弱地任由十公里与滠口之间的桥梁被夺。他们退守自己的基地十公里。上来参战的炮舰打出几发瞄得极准的炮弹，引致第二次退却。清军沿租界背后稳稳推进，到了大智门车站。革军把这个位置夺回，又被打退。他们退守歆生路，勇敢地打了三天，其间这条路数次易手。十月三十日，在汉口背后的马路与铁路路堤之间也打了不少仗。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二，革军略占了一点便宜，沿铁路把清军打退。次日即十一月一日星期三，汉口开始起火。清军把三寸炮运到大智门的道口上——那里比车站更近汉口约四分之一英里——摆在铁路上。他们从这个位置轰城，这一日与次日便毁了约三分之二的城。然而城虽已成灰烬，在它废毁的街道上仍常有交战，极大地危及租界上外国人的安全。这种零落的交战一直延续到汉阳陷落。不过直到十一月十七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发生。

「最猛的交战有许多发生在水厂一带。黑山上的炮手忙得很。水厂本身数次易手。十一月十七日，革军决意要把敌人打退。清早他们大队渡过汉水，自总督堤向内推进，成一个大的月牙形，从硚口附近一直伸到博学书院那一侧三英里处。他们甚至推到了华商跑马场，可那一日稍后便被迫退却。

「前面本该说明：清军已把炮移到歆生路延长线一带的位置上，同时在『棺材山』摆了三尊极重的炮。从这几尊炮上看，龟山、梅子山与黑山都在容易可及的射程之内，于是炮轰不断。

「可舰队倒向共和一方，给革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十一月十九日星期日，发生了那场难忘的交战：鱼雷艇冒着夹击闯过，巡洋舰则惩戒了日本租界与扬子机器厂之间江滩上的清军炮位。因此之故，这些炮位后来大大加固，如图中所示。

「这时候人们时时刻刻都在等南京被攻下的消息；清军明白：汉阳若要攻下，就得立刻攻下，便竭尽全力去取那个地方。有三千人从孝感出发往蔡甸去，打算从背后逼近汉阳。这一支队伍后来怎样，尚无定说，但看来是被打败了。他们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

「可清军另定了一条路。他们设法在土鲁口渡过汉水。五尊大的榴霰炮被运到总督堤上，其中两尊离博学书院约四分之一英里。猛烈的炮火朝汉水那一边的四座山打去，那四座山正是汉阳的锁钥。书院对面山腰上的一个炮位作了回击。书院恰在火线正中，因而损坏不小。清军因有一道极急的港汊，无法沿汉水顺流而下。于是他们只好在三眼桥渡过那道港汊，去取那四座山。从这几日交战期间送进汉阳的伤者人数（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以及从后来一次探访中所见的坟墓数目来判断，此地必定打过极猛的仗。这几座山满是采石的坑，极宜防守，可共和一方的弹药不济。这几座山终于被取下，不过至少有一座被夺回过。革军始终受着两面夹攻：一面来自博学书院的炮位，一面来自西北面的清军。

「看来撤离是从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开始的。星期六，梅子山的炮位已被压住。星期日晚上，清军在黑山与龟山之间渡成。随后三眼桥诸山退却，于是黑山也被迫沉默。汉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被攻下，最后撤出的一处是龟山。

「汉阳陷落之后，清军仍保着江滩上那几处强固的炮位，却把『棺材山』的炮移到铁路上、歆生路那一侧四分之一英里处。他们在汉水上架了两座桥，一座在水厂下方约半英里处，一座在武圣庙。他们又在汉阳山脚下筑垒，照博学书院炮位与『棺材山』的办法，把炮摆在外国房屋的掩护之下。这一次被牵连暴露的是美国浸礼会医院。

「不过此后撤离进行时，并没有再发生什么认真的交战。铁路上的炮撤走了。顺带要说：元旦那天有两尊榴霰炮与一批弹药被运到博学书院附近的旧位置上，在那里留了三天；可这大概只是为防革军渡过来进入禁地。汉口一带的战事至此结束。」

第十一章汉阳的陷落（上）

上一章所述的那场海上壮举之前三天，清军为夺回汉阳而作的大争斗便开始了。敌人把阵地守得毫无惧色——甚至还在清军身上占了便宜——袁世凯为此不耐，便悬出三百万两（约三十七万五千英镑）的赏格，以夺回汉阳。革军此时打得前所未有地猛。

山东已倒向革命，这条要紧的消息是十六日以一通简短的电文传来的，只说全省如今已挂起白旗。这条消息越发要紧，因为约十天之前，政府已把山东人的要求一概应允，只有满人撤出北京一条没有应允。人们本以为这一着足以堵住那头地狱恶犬的口；看来并不如此，山东人显然已决意同他们在本地的同胞一样，索性做到底。

汉阳真正的炮轰便在这一日的夜里开始；凡有胆量登上高楼去看开炮的人，那景象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江那边武昌一侧二十来处炮位，武昌城内几座大山上的大炮台，汉阳山与右边四座山上大约三十尊架起的炮，不断地闪出一点一点的小火光。在浓黑之中，远处的轰响响了几个钟头，叫人生出一种诡异之感。炮弹掠过外国房屋时狂猛的呼啸，把人那份奇特的着迷更加浓了。子弹掠空而过，在人身上养出一种冷静的虚勇之气。四乡数英里之内，人数得出二十来处火光——仿佛全部居民都被烧得无家无宅了。半夜里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沉歇。外国侨民在自家屋顶上等着看、看着等，望着这一出正在上演的悲剧，在黑暗里着了魔似的站着。那一点一点的蓝色火光仿佛是一个新生命的火星；可清早传来的消息却是革军吃了亏。北军初到滠口的时候，他们的章程里原有一条：派一支兵经湖荡到汉口的汉水，从那里半日便可抵汉阳。船只都为这一趟调集了，可不知为什么又取消了。这个计划看来又被提起，这一回还办成了；结果到十一月二十日，清军已占住蔡甸——这是汉水上游二十英里处、汉阳那一侧的一个热闹的市镇。一位外国旅人在该镇被占时正在那里，他把当时的情形写下如下的详情：

「我们乘船下行，过了新沟之后，看见左岸有一队队穿灰衣的兵往下行走。一队也许有二十人，有时有一百人。同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是直隶人或山东人，属袁世凯的军队。他们的将官姓吴，是个很和气的人，说他手下有三千人，是要往汉阳去的。我们的船赶过了他们；到了蔡甸，发现那里仍在革军管辖之下，只是除了停泊着的二十来艘战船上的船众之外，并无别的兵。镇上原有一千人，在我们到达之前已沿江上行，据说是往安陆去的。我们是星期六傍晚到那里的；第二天天一亮，那些战船便起锚上驶。清军直到星期日午后两点钟前后才露面，有四十只民船开进来，船上挤满了兵。船上还有六七匹骡，大概也有炮，不过没有露出来。他们带着大批弹药。等他们登岸的时候，革军的一切踪影都已消失。没有人干犯他们，他们也没有干犯任何人。那一批人大约有近一千。整个午后与傍晚，上游都有猛烈的枪炮声。当地人说那是革军在攻新沟那一队人的后路，还说已把它打退；可叫人纳闷的是：前头那一队怎么会到了蔡甸，而两边仿佛都没有看见对方。我们是星期一十点钟前后离开蔡甸的，那时候清兵都在帐篷里吃早饭。看不出他们那一日还打算再有什么举动。走汉水一路是到不了汉口的，因为两边见船便打。于是我们横渡马家湖，从汉阳那一侧绕出来。这里有几千人的一支革军大队正由陆路开往蔡甸；倘使天气合宜，他们昨晚便可到那里。照目前的情形，他们得等天晴；然后那一带或许还会有有趣的消息传来。」

清军便这样终于渡过了汉水。而随着这一渡，开始了史上最决绝的战事之一，整整五个长日、四个可怖的夜打着最猛的仗。一日又一日，近距离的枪战与马克沁机枪的火力都可怕极了。革军有一段时候占着上风。清军中间的杀伤骇人。两边的炮火都猛而致命，可革军用马克沁机枪每天成百地割倒敌人。死亡的名册无人能计。每夜清军的死者都用火车运走。清军的伤者被丢在战场的寒冷里，带着可怖的伤和饥饿等死。局面迫得太紧，红十字会的事无从去做。前面说过的那支推进的清军，左边是奔流湍急的汉水，右边是一片湖，前面是一道港汊与一座高山，由革军的重兵守着。那座山本身便是一座天然的炮台；而在地势的起伏之间、在深草里头，山炮与马克沁机枪多得像黑莓。每一个清兵都是为自己的命而战，因为他晓得汉水一渡，这一仗便是杀人或被杀。这样的场面在任何战争里大概都不曾被超过。密集的枪火与不歇的炮击，比近世任何战争都更猛。清军已放弃了这番努力，为那一点可怜的成功指望而沮丧。要取汉阳，看去完全是办不到的。他们的意思是再往孝感方向作一次大的抄侧翼，往湖北北部的襄阳铺一条轻便铁路，把革军从山上引到开阔的野地来。在他们看来，汉阳必定要永远是革军的基地了。可一个人要把十一月最后那几日的情形写得准确，面前便横着无数障碍，几乎使这件事成了白费。到二十六日，租界里除了极少数同战场上的事往来较密的人，个个都以为革军正在推进，以为革军在战场上的位置好得多，以为取汉阳这件事清军的力量远不足以办成。我说过，清军的军官也这样想；可到了星期六（二十五日），我得知湖南人渐生离心，便多少预见到：倘使黎元洪与统领黄兴无法妥善应付湖南军这一个新生的、略带背弃之意的动作，事情会转到哪一步去。如今，迄今落下的最重的一击——除了全盘崩溃之外最重的一击——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落到了此地共和的事业上。

汉阳被攻下了——怎样攻下的，后文自有交代。

要把那情形写得准确、而且写下来仍旧是真的，越发难了；因为从此以后，局面似乎一个钟头一个样。一切似乎都往坏处转了。中国人在街上遇见，拉长了脸彼此说着坏消息。死者从战场上运进来，就在众人目光之下收殓预备下葬，这景象把一种奇特的压抑带进空气里。外国与中国的侨民都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等着接下来的事。人人嘴上的传言都荒唐无稽。谁的话都不可信，而亲眼所见的也几乎不能当作真。就共和一方的军事而论，大局极为严重；而清军的人数与他们在战场上位置上所占的便宜，都从未这样强。如今既占住了汉阳山，人们料想他们会把大炮架上去，三个钟头便把武昌轰碎。没有什么能拦住他们。他们是这局面上的军事主人。中国人如今能做的，只是稳坐不动，尽量少去招惹，设法躲开刽子手的刀以保住自己肩上的头，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随后，汉阳陷落的故事慢慢传来了。〔注一〕

汉阳陷落的那一日，耸动的事、有画面的事，以及读报的公众所要的一切血腥，都在人人眼皮底下供足了。一船一船无助的、被弹火逼着的人，惨然相接地顺江漂下来。你曾不曾看见一只船在急流上漂着？你曾不曾看着一只中国的木船——也许笨拙而难看——只是无助地随着潮水走？你又曾不曾看见一船人货不晓得怎样才能靠岸、怎样才能到一处安全之地？那个早上，这些人想乘船逃走时被子弹打成了筛子。机枪的火力像雨一样浇进他们中间；他们像一笼受惊的鸟一样乱窜，在狂乱中一齐挤到有篷的那一端，盼着那层木篷能救他们。他们越挤越紧。他们彼此踩踏，把步枪扔进江里，把弹盒扔进江里，把一切随身的累赘扔进江里，然后便伏下去等死，而船慢慢顺流漂下。等人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三十、四十、五十个人就那样惨然地挤缩着坐在一处，玻璃一样的眼睛向上直望着未知。他们是坐着被人毫无怜悯地、以可怖的凶残屠戮的，如今仍是坐着的姿势，死了，一个紧紧楔着一个。有些人向外倒到船舷上，身子软软地挂着，随着木船迟钝的动作前后摇晃。有些人头上、心上、肢体上中了弹，力尽而沉到舱底，而水正从破裂的舷板里急急涌进来，他们便面朝下躺在水里，就那样溺死了。又有一船，同样无助，除了这条江再无一点指望，伤者都在舱底，伤得较轻的几个把手从破洞里伸进水中，白费力气地想叫船动一动。这些木船费了极大的气力被拖到英租界的江岸边，那景象是永不会忘的——人们从喉上、从腰侧流着血，拖着一条打烂的腿一级一级爬上台阶，到了上头便力尽倒下，被人抬往医院。汉阳的陷落，是以一场血腥的恶战作结的。

自中国革命运动开始以来，清军的事业第一次得了一桩无可否认的成功——那场野蛮的烧汉口当然除外。清军的成功，人们正确地归因于他们更好的装备与纪律；而他们对北京的忠诚以及他们的效能，都经住了战阵这最高的试炼，这件事本身便是头等要紧的大事。然而几乎遍及全中国、针对满人而滋长起来的那种强烈情绪，仍是不能不算进去的。这时候，读一读本国报纸上登出来的各种见解，是一桩有趣的消遣。伦敦《泰晤士报》一篇社论的作者谈到民众中间反满的情绪之后说：「还可以设想出一条折中之道：不让朝廷离开北京，而由现今的摄政王把职位交到一位汉人摄政或一个摄政会议的手里。几天前北京举行了一场奇特的典礼：摄政王以幼帝的名义，为他在眼下这场祸乱中应负的责任而向历代皇祖的『天灵』请罪。这件事可以看作不仅仅是对这场危难之重的一种形式上的承认。摄政王向新的立宪政体郑重宣誓效忠，这中间明明白白承认了王朝正处危境；而这样一个重大的承认，我们想，至少同引出它的那些情形一样是前所未有的。倘使这真能代表中国统治者已受磨砺的心境，那么它几乎不会不在中国民众中间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民众对宝座作为一种神圣之制的传统敬畏，远溯至无可记忆的古昔，并且历经过去无数次变乱而不灭；那些变乱对一时在位的人虽是灾殃，却从未长久损及宝座内在的威望。」

然而在中国所正经历的这样一场举国的阵痛之中，那时候若在单凭常识的论断上建得太高，便是不智——即便所涉的是中国人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极有常识的民族。极大的力量已被发动起来，或为善或为恶，而其能量我们还不敢妄加估量；而根本的力量一旦发动，便不易止住。袁世凯本人为保住王朝而陈情时，也不掩他的信念：王朝一旦倾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连串内部的动乱，也许要延续数十年。时间或许会证明袁说得对。我们虽可盼望世界免去这样一场灾祸，可此时要瞻望前途而不怀忧虑，是不可能的。旧的秩序已经去了，永不复返。然而那时候要指望——如今仍然要指望——能有什么魔杖从眼下的混沌里立时变出一个新的稳固的秩序，都是空想。旧的架构纵然腐烂到何等地步，也不是一天之内便能毁掉、又在一天之内建起新架构的。日本在近代的日本从旧日封建的日本的废墟里浮出来之前，经历了约十五年的内部纷争与动乱。而日本不但有幸拥有一个受伟大爱国理想激发、愿领着她走上民族再造之路的有力阶层，而且在皇权的复辟之中，还有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可供新的改革观念凝聚其上。中国是否同样拥有一个足以引她穿过浪涛的阶层，那时候还要看——如今也还要看；可有一点不幸是太清楚了：眼下这个王朝，决不可能成为爱国热情的凝聚之点，像日本在位的王朝所成为的那样。能否找到什么有效的东西来替代它，只有将来才能显明。

汉阳的陷落给朝廷一方的事业添了一股难以估量的势头。可它在陷落之时，已叫中国人这个民族付了很多。

十二月头两日，笔者是一班欧洲人中的一个，职事是在硚口一带以及汉水那一边四座山的四周，监管红十字会一支搜寻队的作业；那一带正是一场大战的战场。这一条地带曾有好些日子由革军守着，他们在许多土丘与四周的湖荡之地扎营筑垒，而那地方光凭难以通行这一点，实际上便是一座炮台。正是在这里，革军所打的那一仗，其不屈的勇气想必超过日俄战争给世界留下的任何记载。正是在这里，他们有好几日在最近的距离上被汉水那一边清军的榴霰弹与枪火打退；正是在这里，眼看清军就要被迅速歼灭、大事将定之际，他们一再向敌人作大胆的猛扑；正是在这里，北京的兵一次又一次设法强行突入，结果毫无希望地被割倒，退回去时自家进攻的队伍只剩下很少的几成；正是在这里，山上密排着炮位，十几尊炮同时把炮弹呼啸着送进在水厂后面开阔野地里扎营的敌人中间。这四座山总算还恭敬地仰望着造它们的主，它们仿佛在无声地讲述一些英勇的故事，足以使那些被残忍折磨的人的记忆在他们本族人中间不朽。可也正是在这里，湖北人同湖南人闹了口角；他们的败亡便在这上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能叫他们败，因为那地方是攻不破的。

那两日里我骑着小马在那些土丘里穿行，走过那些沼泽，绕过那些湖，又站在那些把自己的事业拱手送掉的人的坟旁；我忍不住要想：倘使革军始终一心，事情会是怎样。会是这样：清军永远渡不过汉水。可到十二月一日，他们已完全占住。每一个人、每一件物事都仿佛有了编号，一切都整编得了不得；从汉水上游远远的两岸，一直到汉水注入长江的那一点，再往下过了金山炮台，都在清军手里。

事实上革军输了，清军赢了；可一个人到乡间走一走，同乡下人谈一谈——这些平和的人只有一小片菜地来挣他们活命的本钱——听他们讲那些野蛮、残酷、魔鬼一般的待遇，而清军说这些都是他们「军事手段」里不得不用的；听了这些，便不会奇怪：乡间全体居民虽被刺刀逼着屈服，却都赌咒要向那支在他们中间肆虐的军队报仇。清兵在他们的魔性里一味做出的那些举止，比人从最坏的中国人身上所能预想的还要坏。我们都晓得中国人残忍，晓得他们没有西方人通常所说的那种同情；我们晓得他们以折磨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乐。可此地朝廷军事当局所容许的这样粗暴不仁的举动，几乎逼着人要叫出来：中国人野蛮的深处是探不到底的。所见的景象叫人本能地往后退，然而所见的还不及实有的十分之一。

关于搜寻死者，我要说的不多。能找到的死者很少。我们埋了二百零七具。驻守那座被夺下的山的军队一听说红十字会要派队来搜寻死者、收埋尸身，便动起自家的掩埋队，去把那场可怖的战事里被打死的人移走。那些被平成平地的村落——顺带着也把所有男丁一枪或几刺刀除净——被迫自己埋自己的死者；这件事多半是由女子们在被掳走、去给那些凶恶的男人做比奴隶更不如的人之前做的。不过这个故事还是依次讲下来好些。

一个人若能把心思从那些阴森残忍之事上移开，从清兵沿汉水一带处处所施的那些凶恶花样上移开，便不能不佩服他们军事训练之精干，不能不佩服这支清军被调度得极值得称许。想一想：从俯临汉水的那四座高山上，革军能够把一切搭桥的尝试不断地轰成碎片；那么，敌人主力渡河所用的那座桥造成了，这简直近乎奇迹。汉水在这一点上水流不小，宽不下三百五十码。清军渡河所用的那座桥，是由一百五十只各色各样大小不等的船组成的，每只船依次系在一根极粗的缆上；进攻的全部兵力连同全副装备，便是从这上头过来的。从这一点到山脚下约二十里外的另一点之间，村落散布得毫无章法，有的二十户，有的五六户。全都遭了同一个命运，如今只是一片片灰烬之地。

左边发现一名革军兵士，死了，被吃掉了一半，身上仍穿着黑色军服。那尸身腐烂着蜷作一堆伏在地上，身上看得见好几处刺刀伤；尸身是从一张床上搬下来的，那受伤的人大概就是在那床上被弄死的。床下发现一盏灯，床上与床周围发现大块的木炭与烧焦的柴；屋里别的东西都没有烧。能不能想象：那些魔鬼一般的人，先像他们本是的野兽那样把猎物弄到手，再把他弄残，再把他放到床上，再去取来他们打算把他烧死所用的火，然后把这一堆点着，实实在在把他们的牲祭活活烤了，还坐下来看他最后的痛楚？我的推想是这样；而那些旁证，加上庙里看守人谨慎的解说——他因为能伺候这些凶恶的灰衣兵而得了命——都指不出别的结论。尸身就在那里躺着；狗进来吃掉了一条腿、一截脖子、一块身子；腿上的主骨已被扯下来，近处还有一条狗正同另一条狗为抢它而低吼。不久便埋了；那些怅然围看的人——他们算是运气，逃了过来——和气地说我们是在做「好事」。这桩极阴森的职事，再多的阴森细节便不必指望了；写到这里已足以显出那场大战发生在何处、它的后果是什么。山上走着，遇见一顶、两顶、十几顶尖顶军帽，十几套军服。附近有粪池与死水塘；那些倒霉的受害者便被扔进这些里头。处处都有血洼，弹壳与子弹成千地散着，七尊大炮丢了炮闩，还有一箱箱没有开封的野炮弹药，重炮旁边堆着二寸又四分之一的炮弹，还有碎骨、血污的绷带，以及许许多多把那场屠杀与那场战事说得太分明的东西。有一个人自愿领我们去看一个村人的尸身躺在哪里；他说那尸身被一发大炮弹正打中，如今已剩不下什么，看不出那曾是一个为改革的事业尽职的兵；我们到了那地方，犬类的清道夫所剩下的只有一洼血与几根骨头。

再往前，有个老妇坐在一堆瓦砾上，那瓦砾本是她四十年的家。她衣不蔽体，又冷，四天没有吃东西，自以为也要死了。她的丈夫，可怜的老人，在清军扑上来之前被流弹打死了；她的儿子，四个，她说都是平和的人，并未抵抗，一见面便被残忍地杀掉；他们的妻子被掳走了。「可我不是一个人，」她添道，「村里别人也遭了同样的命。我们的小男孩被剪了辫子，好把他们弄成乱党，兵士们便有了枪杀他们的借口。还有我们的『小囡囡』」——这可怜的老妇此时正在擦眼睛——「我们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都被掳到江那边去了。我不晓得还见不见得着她们。」我看着这老妇哭，心里也不晓得。我走得越远，越深感这场战事的残忍是落在百姓而不是落在军人身上。那荒毁可怖之至。

你曾不曾留意中国人把东西弄坏或彻底毁掉有多快？无论是厂里的匠人、厨房里的厨子、家中的小厮、花匠、船家、补锅的、裁缝的还是行船的，不可否认，中国人在弄坏、损毁、把东西用到会毁掉它的错处去这门功夫上是个老手。这件事你不是在一个地区、不是在中国人的一个阶层里看到；它遍及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穿行中国，最叫人吃惊的莫过于一切东西被弄到普遍破败无用的那种样子。于是在战事里，中国人也向我们显出他们的天性何等富于毁坏，他们在抢掠、劫夺与毁坏上何等卑劣。汉口城四围数英里之内，大片大片烧过劫过的地方立在那里，是这场可怖内战肆虐的最令人痛心的证据。这些北方的胜利者就是特意去做，也坏不过如此了，而这句话是说得够重的。他们所行的一切残忍，一切形形色色的无耻，一切肆意的毁坏，偷盗，对清白妇女的强暴，杀害幼小的孩子，掳走年轻的女孩，以及他们所施的粗暴压迫，都将载入史册，成为任何文明之邦所不配有的举止。我晓得这样写也许要招来不少批评，可我看不出为什么这类事该瞒着公众。中国在声称——而且早已在声称——她要与西方的文明齐肩并列。她声称她已走出了往日的车辙，如今世界尽可放心期待那些使世上各民族在史上伟大起来的东西——自由、公道，以及别的一些在她眼下这场对付那些（就我们所能知的）真心促求实在改革的人的军事征讨中、至今还见不着的美德。

第十一章汉阳的陷落（下）

这一章收尾之前再举一件事。我在乡间骑行的时候，从战场上收了两个弹壳，请一位老人替我存在他屋里，待我日后回来取。他答应了，我便走了。过了一阵我回去，却见四个兵正对着这老人以及几个聚来想把他从这常见的死局里救出来的邻人大声吆喝。兵士们指他替一些乱党藏这些空弹壳，又断定他家里窝着乱党；他们的手指早已在枪机上发痒。「是一位外国先生托我替他存着的；我说的是实话！」那惊骇的老人嚷道。「你撒谎！你这老无赖，你要为这件事去死。从你屋里出来！」邻人们白费力气替他说和，又被威吓说若不立刻住口，便要同样对待。可就在这时候我骑到了。我静静地把弹壳取了，向老人道了谢，问是什么事，正要解说，其中一个兵眼里带着恶意，向我道了句平安，说他们只是同这老人闹着玩，又说我尽可上路，放心，不会有什么事。我走了，可那老人的命运我不晓得。

读者应当明白：中华帝国所有的形胜之地里，大概没有比汉阳在天然上更难攻的。它是整个局面的枢轴。汉阳一失，武昌实际上也等于失了——只要敌人手里有炮。十一月二十七日拂晓，战地记者带来消息：湖南人拒不在汉阳作战，那座城就要被取下了。星期日整日与整夜都在炮轰与猛烈的枪战；可到半夜，人已晓得清军是这局面的主人，他们要开进汉阳这座设了防的城，只是时间的事。那座城，如前文所见，人人都看作攻不破的。那里出了背弃之事。据说湖南人打死了自己的军官，离了山，上了木船，无望地顺流漂下，想退往武昌；结果在船上先遭炮击，又顺流漂到那架在江湾处等着迎他们的马克沁机枪的火口里。他们后来如何，前文已有描述，不过更可凭想象去体会。〔注二〕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正穿衣服的时候，卧房的门被慢慢推开了。一个精干的中国青年——是耶鲁大学出身，是他那一届里最精干的人之一——悄悄进来，小心地把门掩上。

「老兄，」他说，「全完了。我们要失掉汉阳了。」

随后他便开始讲那件背弃之事。那是个可悲的故事，不错；可它把那座城送掉了。他走到我跟前，眼里闪着真诚，说道：「来，你是报人；你不能帮帮我们么？你不能把这可怖的屠杀止住么？那座城已完全陷落。清军占住了山与城，连兵工厂、火药厂和许多别的东西。」

一句话说尽：汉阳一落，共和一方在三镇这一带的军事便无可挽回地输了。本卷里细说那些人的举止是白费的；他们逃了，许多人是怯懦的，另一些人是在仍旧刚毅地尽着职的时候被打倒的，又有一些人是在设法守住山上与江岸谷地里的炮位时被野蛮地刺死的；可他们之溃得可耻，由清军可怖的失德之举可以证实。他们像一群发了狂的野兽那样扑上来。他们毫无怜悯。凡伸手可及的人，不是倒在刺刀之下，便是被无情地枪杀——不顾一切战时受降所应有的仁道之法。那些以船为生的人静静地取了中立的态度，受的也是同样无情的对待。妇人、孩子、老人、婴儿——一概被枪杀，尸身在漂流的船里顺江而下。有些景象惨不忍睹。老翁老妇都遭了同一个残酷的命运。

且把战事暂放一边，来到午后的江岸上，看红十字会行它的仁慈之事。江岸上——有的头上被打穿，有的肢体上被打穿，有的身上被打穿，无一不以阴森的分量显出这场战事的可怖——我们看见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死者摊开来预备收埋。外国人与中国人都伸手帮着把尸身用席子裹起来，另一些人把它们抬上车；人行道上狼藉着丢下的军衣与战具，那是死者仍握在手里、作为这场自相残杀的凭证的；再往前一点，草地上有一群伤者，等着担架手回来把他们抬到医院去。其中一个是带着小婴儿的母亲，婴儿正在死去，母亲受了致命伤；另有一些是并未动手打过仗的百姓；另有一些是受过训练的兵；另有一些是一听机枪声便跑的新兵，背上被打穿。随后便是车轮辘辘之声，一车又一车盖着的死者被运出视线之外；巡捕动手去拾那些血污的军服、钱袋，以及中国兵零碎的随身小物件。一切都这样可悲，这样意味深长。

这当中，江那一边的炮弹正落进省城武昌。空气一次又一次被棺材山上清军大炮尖厉的轰响撕裂。人们来来去去，低头看着那一洼一洼人血——这些血正汇进中国在这场革命了结之前还须涉过的血河里。江上空无一人。倘使有一只舢板敢驶到江心，枪便动起来，于是匆匆退回。民众意气沮丧。

而那个由黎将军特意派来、在我还没穿好衣服时便来见我的中国青年，是来问我能不能替黎元洪向世界发一通电讯的。「我们不想再打了！」他激动地嚷道。「黎将军真心急盼宣告和平，急盼立刻止住这样大规模的屠戮。这一挫虽然压倒了革军，我们在战场上的事业却远没有输光。即便失了汉阳，也不等于我们的战力就没了；必要时黎将军会改换作战的基地，而清军在昨天得胜之前，本也在考虑这一套办法。他们能不放一枪便开上汉阳山，最吃惊的莫过于清军自己。可他们占住汉阳，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上的征服已全然赢得；因为必要时我们能不断从别省增补我们的军队，直到事情的本性使清军被一个一个、或是一比二、一比三、必要时一比四地剔除干净。」

我很抱歉帮不了他。

我后来得知：就在汉阳真正易手之前一个钟头左右，袁世凯从北京电给此地的英国署理总领事，请他告知黎将军：他急想听听黎提出什么条件才能立下和局。这正是汉阳易手的那一刻。

湖南人这场离心会有什么结果，识得湖南人的人都不肯随口断言；不过湖北人同湖南人之间向来有一点互相轻视，这大概把军中出的那场离心放大了。战事头一条诀要，是把追兵截断。却说前一个星期五，湖南人在汉阳城里的时候，有二十来个人在茶馆里闹了一点口角，湖北人被指为在前线的苦差上畏缩。敌人之夺得汉阳，可直接追溯到这场口角。

「总是派我们上前线，」湖南人说；「我们拿的饷少，做的活多，队伍里死伤更重。」

随后一句引出一句，那一伙人要当场动手，有人抄起枪放了几响，打伤了一两个人。此后湖北人便被摆上前线。

星期六一场激战中革军吃了亏，便以快步退却；革军的炮手用三寸炮开火，想把追兵截断，结果炮弹却落进自家正在退却的头几排人中间。湖南人眼看同伴在自己四周密密倒下，便赌咒要报仇。他们退到掩蔽里之后，便拒不再战。他们几乎立刻就动身回武昌，说是要去同黎将军讲条件；于是他们失掉了全中国最攻不破的阵地之一——一座真正的中国的直布罗陀。而清军竟能开进汉阳，这是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愉快意外。我同一位带头进城的清军军官交谈，他告我说：他们对拿下汉阳这件事几乎已完全不抱念头了。革军若在不当值时被管得严一些，这件事断不会发生。清军本来有更大的危险会在人马中间生出离心，可他们极为小心，不给自己留这样一个口子。武昌城里的民众极有中国人的样子，对革军这一挫议论得太荒唐，以至于不得不砍掉几个人的头，而街上谈论战事也成了绝对的禁忌。

清军随后把注意力转向武昌。革军时时刻刻都在等一场炮轰。「我们要打一下，可要指望守住这座城是全无用的，」外交司里一位要紧的革军军官告我说；「随后我们的主力要从城后撤走，往九江一路行去，集中于南京。」可清军不知怎么迟迟不动。他们似乎并不急着要取武昌。据报黎元洪曾说他相信革命输了；他对他的副手说，清军必定要来把城取下，把他斩首，把所有没有辫子的人都杀掉。清军正尽力去探明江对岸一切情形，这是显然的。他们逮住一名革军的探子，许他若肯向擒他的人讲一点武昌内部的动静，便可得赦。

他便动口讲起来——讲上自黎将军以下所有官员怎样惊慌失措；讲武昌此时怎样有一万人的军队；讲他们的打算是怎样在江滩上拿出天下一切虚张声势猛放一阵，而军队则从城的后门撤走；讲清军若肯开向武昌，怎样可以立时把它取下。随后他便等着那没有来的赦令。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么？」听他讲故事的那位军官问。

「没有了，我知道的都告你了。」

「那么，」那军官回道，「这个人若再没有别的可告我们」——他转向一个主持处决之事的人——「把他带出去，砍了头。」两分钟之后大刀落下，革军官署营中最好的探子的头滚到了地上。

〔注一〕（原注：一位主持急救医院的红十字会人员把他在清军取下汉阳山之前所见的情形告给我，下面这段故事想必有兴味：

「上午七点半，我们的小汽轮往汉阳的急救医院走了一趟。这艘船十点之前要在武昌派用，所以我们一上岸我便把她打发走了。我们立刻便注意到这地方有了某一种变化。周围的兵极少，而仍在移动的那些都是朝武昌方向去的。我还注意到江边一带地上撒着相当多没用过的步枪子弹，许多还在弹夹里。这些至少像是预示有过一场匆忙的上船；不过我想那也许是夜里仓促调兵所致。到了医院，一位军中红十字会的人说：『你们最好回去。留在这里危险。』然而有一两个病人正等着我们来，于是我们立刻动手照料。过了一会儿，我们注意到那些一直很肯帮我们的仆役都不见了；不久我在街上遇见其中一个，正把自己的包裹往江边搬。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在城墙里头有事，于是我们决定暂且把活做下去，等他回来报告情形。约一个钟头之后，我有事要把一个伤者送到约二百码外的码头去等汽轮，这才发觉确有不安的缘由。凡弄得到一只舢板或别的船的人，都在匆匆收拢自己的一点家当，逆水往上游去，船上所有的人都在帮着划。那是民众怕敌人到来的恐慌。我还偶然听见两个中国苦力低声交谈，从他们的话里听出：湖南的生料新兵不能或不肯面对北方的炮，已经成队地走了。恰在这时候，一只卸了械的战船从上游某处漂下来。船上只有一个人，他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朝上对着太阳的强光。他显然是舵手，死在自己的岗位上。木作上有弹痕，舱底有一两顶帽子，我猜得出那一船人其余的下场。十点整我看见汽轮驶回我们这里；几乎同时，一些刚到江岸上的兵动起来，想快些渡往武昌。船一靠拢，其中几个便下来；可我被告知这艘汽轮只载伤者，而伤者此时正有不少从西门的急救处送来。正把这些人抬上船的时候，革军的野战医院队把担架卷起来空着、全套行装齐整地开上来，说他们也是红十字会的人，便要往我们的汽轮上挪；费了一点麻烦之后，我才把他们妥当地送到上游一只船上。有人对他们说，我们正难于找到苦力把伤者从西门等处抬下来；可他们不肯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再多留。退下来的军队运进来几尊野炮，有个炮手带不走自己的炮，便把炮闩带了进来。那里并没有『溃散』，而是全军各部有次序的退却。我回医院（浸礼会礼拜堂）的路上，遇见一队兵往江岸上开。这些人是从我们正北面汉阳山顶上下来的；既已有一位军官来告过我们军队正在退却，我们便决定把一切都收拾起来——药品、器械、绷带，样样都带走，连一片夹板也不留下。所有伤者一待雇到抬夫，便或者不及穿衣、或者只粗粗包扎一下，就送上汽轮。我又带着一些家伙往汽轮走时，流弹叮一声掠过我的耳边，噗地落进水里。同时我听见城西有枪声，比前一日听得清楚得多，榴霰弹开始在我们背后的城里炸开。是该走的时候了。我们正要解缆，看见有抬夫抬着又一个伤者朝我们走来，于是我们靠过去把他接上，然后开船。驶过武昌时，我们被一个热心的黑衣兵喝住，他把枪口对着我们，说我们若再走他就开枪。我们停了车下了锚，等这人的军官来；那军官来了，把他骂了一顿，又叫他在他同伴已预备好放的那尊野炮前面立正。我们起了锚又开船，却又被下游约五十码外炮位上下一班卫兵喝住。我们又停了车。这一回是要我们接一个伤者上船，他们说他是个探子。我猜这是他们玩笑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很清楚：被疑为探子这一点，足以把那人的命注定了还不止。在往汉口这一小段路上我们第三次开船时，清军从招商局货栈附近某处向我们放了一排枪。多数子弹落短了，有几发打在船侧的水面上，恰在一群红十字会人员站着的地方下面。我们这才明白灰衣兵已沿着江边摸回来了。再过一会儿，武昌与汉口之间的水道便成了一座真正的地狱。江上有几十只船，有的满载逃兵，有的挤满百姓，都想躲开灰衣兵；可武昌已下了令：凡逃离的革军一律枪决，于是江上一切船只都受着步枪、机枪、榴霰弹与炮弹可怖的交叉火。我们靠岸卸下三十名伤者；过一会儿，几只经住了弹雨炮雨的船开始漂下来，我便提议把汽轮开到江心去，趁它们顺流而下时接过来，也许还能找到活着的人。我们这样救起三名未受伤的兵，六名受伤的百姓与兵士——多半伤得很重——随后又把两船死者拖到武昌那一侧，连那三名未伤的兵一同送过去。我们接起来的伤者里，有一个几乎立刻就死了。随后我们注意到一只大船挤满了男女老幼，正想靠到江的武昌一侧去。船上没有桨，那些惊慌失措的人正用松动的舱板狂乱地挣着要逃。我们一靠近，他们便发出可怖的呼救。等我们靠拢时，我们已近武昌岸边，离一大片木排不远。那景象实在可怜。妇人跪着求我们饶她们。有一个人惊骇得失了常性，跳到空中又把自己摔到甲板上，显然以为自己是在往水里扑。我们白费力气想告诉他们：我们是来救人、来医治躺在船上的伤者的。随后又生出一重难处。我们眼看就要把这些惊骇的人安抚下来时，一队革军沿着堤岸、又沿着那大片木排奔下来，枪端成『预备』的姿势。有一两个人伏在木头后面，枪口对着我们；另几个人则命我们离开那只船，不然就要开枪。我站在船头举起两手作为信号，可他们不肯认我头上飘着的那面大红十字旗，也不肯听我讲理。于是，对着枪口望了好一阵之后，我们放弃了这番尝试，把那一船人留给他们的命运。那命运是什么，我们不久便看见了。他们的财物被兵士夺去，人则被押着带上堤岸。兵士们显然是在执行他们的命令：不许任何人从汉阳退出来。此后红十字会的汽轮又去了木排附近那条港汊一趟，把在那里找到的许多伤者运了过来。不过也有一些已被送进武昌，在那里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医治。这一趟我们听到一些可怖的事：那些无辜的人想到安全之处去，却遭了怎样的下场。有一个人，是几个钟头前一同动身的那一家里唯一活下来的。我抱着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小姑娘往岸上送，她告我说她一家人都被杀了，只剩她自己和她父亲，而她父亲也伤得很重。又找到一个妇人，她想护住自己的女婴，一只手被打穿——那可怜的小东西头上被打穿了。我把那孩子抱到岸上，又把那妇人与她垂死的婴儿送往玛格丽特医院。」）

〔注二〕（原注：乱党退却之后到过汉阳战场的人，个个都讲起清兵残忍的骇人故事。有一位作者说：

「清军取下汉阳之后，我同一班红十字会的人把战场各处都走了一遍。我们骑自行车，从浮桥上过汉水，早上八点钟出去，直到六点以后才回来。那段时间里我们走了很大一片地方，看见清兵几乎难以置信的残忍的证据。我们遇上一队四五个人，佩着红十字的徽记，带的却不是急救的包，而是武器。他们告我们说他们是红十字会的人，并且完全明白自己的职责：把受伤的清兵抬回来，把所有受伤的乱党一律杀掉。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一直在照这个章程办事；我们插手拦住他们、不让他们杀一个受伤的乱党时，他们还很忿忿。这样的队伍我们遇见了好几批。

「整个战场上到处都有受伤的乱党兵士与非战斗之人，他们已躺了四五天，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任何一种照料。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有个妇人向我们喊说那里有个伤者。我们下了车去找这个人，在路上一捆草底下找到了他；他在那里躺了好几天，没有吃喝，而几百个苦力就从旁边过去。我们发现他是开放性骨折，便叫几个村人帮我们把他抬进屋里。他们一个也不肯帮，我们只得自己把他抬进一间棚屋。我们一定要他们给他茶与水，他们才给。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任一个伤者在他们村里躺了这么久而不给他一点照料？终于问出了缘由。战事起初，有四个受伤的乱党与一个受伤的清兵进了村，一个妇人把他们接进自己家里，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地方睡。第二天一队清兵到村里来找他们受伤的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到那家去，把受伤的清兵抬走，随后把那家所有的人同受伤的乱党一起关在屋里，把门砌死，然后放火烧了那地方。村人讲完这个故事，便带我们到那所房子去，我们看见那些烧了一半的尸身在废墟中间。

「村人既不敢帮我们做任何事，也不肯让我们把受伤的乱党放进他们屋里，我们便把两个人抬到田中间一间废弃的棚屋里，替他们包了伤，又尽力用草把他们掩起来。我们没有卫兵可留下看护，身边也没有担架手，便计议第二天回来接他们。为了尽量护住他们，我们在每人身上别了一张纸片，说明这些人已由外国红十字会接管，请众人加以保护。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去，发现其中一人死了，脸被近距离射来的子弹打烂。另一个没有受害，只是惊得几乎要死。他说就在我们来前半个钟头，有一队清兵到过他们这里。两个伤者把我们留下的纸片拿给他们看，求他们怜悯。清兵向他们吐唾沫，随后走到门外放枪。看来所有的枪都瞄着一个人，所以另一个才得脱；因为清兵一放完枪便立刻走了。受伤的非战斗之人很多——我们在一个小村里就医治了八个。其中一个是妇人，一只小脚被打穿。另一个腿上被打穿；还有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拖着一条断腿爬了一英里来求我们救助。我们所医治的伤者，都已受伤四五天，而这整段时间里一点照料也没有得到，因为民众怕清军会向任何帮助伤者的人报复。退却的路线上撒满了弹药、武器、干粮袋与衣服。我相信单是弹药就必定有满满一列火车。

「汉口的传教士在照料伤者这件事上做着高尚的工作。礼拜堂里的座位都改成了床，传教士们每天冒着性命的危险照料伤者，并把他们从战场上救出来。」）

第十二章共和国求承认（上）

汉阳虽已陷落，革命却远没有输掉；明眼的读者自能看出。过去六个星期里，改革一方做事极为用力，以至于共和国实际上已得到列强的承认，美国尤为友善。伍廷芳下面这篇文告已向世界发出，引起了深刻的印象：

「中华民国请求承认。

「中华民族在革命的阵痛中重获新生，谨向世界致友好的问候与祝颂。

「如今她以中华民国之名，请求各文明之邦予以承认，以便藉各邦善意的协助，在诚实的政治以及同各国人民友好的通商往来这一基础之上，建起一个和平而幸福的将来。

「中国人民于自治并非未经试练。无数世代里他们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把守法之风养到别的种族所不知的程度；他们兴起艺术、工业与农业，享过甜美无比的太平与安足。

「随后有一个异族而好战的民族，以野蛮的大群扑到他们头上。中国人民被征服，被奴役。这场束缚延续了二百七十年。随后中国人民起来，为自由击出一拳。从一个倾覆的宝座的混沌与尘埃之中，走出了一个自由而开明的民族——一个由四亿人组成的伟大的天然民主之邦。

「他们选择立一个共和国，而我们相信他们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中国人中间没有贵族这个阶层，他们也没有一个公认的皇族，可以用来替去那即将离去的满清皇室。这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之邦。官员出自民间，也归于民间。中国人中间没有王公、没有勋爵、没有公侯。满清宝座一去，剩下的便是一个现成的共和国。我们已有各省的议会，也有我们的全国议会。我们已有一个共和国，连同一整套称职的官员。

「不出几日我们的制宪会议便要开会：筹备早已办好。这次会议上将有中国每一省充分授权的代表。一部最为开明的宪法将被采用，临时政府的新官员将被选出。此后便按宪法的规定，举行各省与全国的选举。

「此时必须承认我们的政府，才可使商业不致长久停滞。除汉口一处，各地已归太平；可新的共和国若不被迎入世界各国之列，商业便无从进行。

「我们请求承认，以便我们进入我们的新生活、进入我们同列强的新关系。

「我们请求承认这个共和国，因为这个共和国是一桩事实。

「十八省中已有十四省宣告脱离满清政府而独立，并宣布效忠于共和国。其余各省，预料不久也将走同一条路。

「满清王朝眼见自己的权力消落，昨日的辉煌只成了一场傀儡戏。它在离去之前，已因应允那部已经公布的拟议宪法的条款而自剥其权。

「中国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是用一支不带血的笔写成的。

「（署名）伍廷芳

「（外交总长）」

革命党人正朝着这个目标做事。战事期间，每一日都有某一省或某一省的某一部分倒过来的消息。汉阳陷落之时，黎元洪与他的同道在道义上的力量从未这样强。军事上的败绩无足轻重，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重民意的民族，而每一日都有更多的道义支持到来。

王朝仍旧立着，可在其余一切方面，革命党人的愿望都已得到君上的准许。宝座本身已被剥去权力与威望，不得不照全国议会的指令行事。纸面上的让步看去是完全的；不过须得牢牢记住：在中国，许诺与让步被当作不可撤回的程度，大概比在任何别国都低。袁世凯已被授以实际上至高的权柄。他既是内阁总理大臣，又是用以对付长江革命党的陆海军总司令。为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人们只能盼望双方确是出于不假的愿望，要在不再流血的情形下达成一个妥协；可是把拖延的交涉当作争取时间的手段，没有哪一国比中国用得更惯；而在眼下这场危难里，两方的领袖各自都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一边，这至少是可以设想的。人们预料再过几天，袁世凯一党便会显出它对那些起事的省份能施多大的影响。这些省份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而至少在若干处，其间的运动似乎深染着一种地方本位之色，颇有趋于分离之势。

诚如《泰晤士报》一位作者所说，这个帝国确实正「像一口大锅那样沸着」；不过若处置得宜，许多沸泡也许会消得快得出人意表。然而，就中国而言凡事总难说得定；若说有什么像是定了的，便是：旧的君主已经倾倒，永不复起，而它倾倒之时还要把中国许多东西一并拖下去。它早已活过了自己的日子。它的仆从，正如《古兰经》里所罗门的仆从，把一具尸首支了起来，又召来帝王诸侯向它朝拜。那故事说，它直立着的时候，他们便拜在它面前。可到末了，蛀虫把支着它的那根杖蚀空了，它便伏倒在尘土里，而世界陷入了纷乱。

汉阳一落，千百万人——中国人与外国人——那些日子里口里说的、心里想的主要是一个问题：这场变乱的结局会是什么？与这个问题绑在一处的还有许多由它派生的问题。这场变乱是会迅速被压碎呢，还是要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才屈服？而那场内战会把这个国家本已消耗殆尽的财力抽空，使商业部分停顿、组织涤乱，并造成性命与财产极大的毁坏。抑或革军会迅速击败政府的军队，凭成功而得人附从、得财力，并以另一个政府替去北京现有的政府？若是如此，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政府？

一个人可以理解革命党人的动机与理想，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同情，而并不赞同他们所走的路。人们大体一致认为：中国的政治需要改革；可在方法上见解分歧甚大。改革有两条大致的设想看去可行：把立宪加在现有的君主制度与王朝之上，或是把它们一概扫去，重新开始。

改掉中国的政治，若这改变并不意味着改善，便毫无益处。眼下这个王朝若被推倒，用什么来替它？另一个王朝，还是一个共和国？在现有情形之下，一个新王朝的元首只能取某位有民望的领袖，因为中国皇族里没有一个人配这个位置。这或许会使中国的情形改善，或许不会。照当时的情形，一个成功的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共和的政体是否合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也是可疑的。真正的共和主义所需的种种要素，在这个帝国里一样也不存在。革命党引出的事情的走向，正被人紧紧注视着。他们起而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如今汉阳一落，军事上的事业看去是输了。各国都关心中国的命运。已有一个强国——美国——在谋划办法，以防万一有必要行动时出现突兀而不协调的国际举动。《泰晤士报》表示革命将会失败。当时的迹象显示这个看法不无根据。可即便失败，这场起事也要在在位的王朝、在中国人、在世界身上留下一个深刻的心理印记。

然而别处正在发生什么？

十二月二日，下面这通消息在电线上闪过：「南京城已陷落。外国人平安。革军正入城。」南京已有许多天打着一场极为决绝的战事。革军因汉阳的陷落而斗志愈炽，正设法进城——这件事长久看去是办不到的。南京城的攻克，正是汉阳失陷的对等砝码。南京的事人人知道得多些。这座城是中国的旧都，政治上的分量大概重于汉阳——它将被定为首都——所以革军以为这一笔交换上他们仍是占了好的那一半。那些可怖的流血，那些对满人的斩杀，以及使攻克南京之前那几日在人记忆里成为可怖之事的许多野蛮之举，这里没有篇幅细说。可这件事同大局关系至重，须对这座城的攻克略作交代。

「久已料到的事在今早七时发生了，」一位美国作者在十二月二日说，「这座城已倒过来了。最初显出大局将定的迹象是星期五清早。前一夜，下关、太平门与南门都打得极猛，尤以城门外那座炮台（雨花台）一带为烈。统领清军的张勋请城里的外国人出力协助，他答允交出这座城所提的条件如下：

「一、不杀城中的百姓，也不杀满人。

「二、不杀他的兵士与军官。

「三、准他本人连同他自己的部众安然出城，经浦口北上。

「要向一支已把敌人弄到涤乱的得胜之师提出这些条件，对我们的信心实在是不小的打击，而多数军官也都极愿承认这一点。再者，无论张勋还是别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乱党由谁统带，也不晓得到哪里去找他。然而，我们出南门的安排立刻办妥，半个钟头之内我们便动身了——同去的有曹君、美国副领事吉尔伯特和我自己，连同张勋的四名卫士。我们正午十二时出了南门。驻在南门、通济门、洪武门与朝阳门上为数不多的清军依次沿城墙把话传下去，叫人在我们沿墙寻找乱党的队伍时不要向我们开枪。我们打着美国国旗，又打着一面白旗。沿路有几所草顶房屋被烧了，别的战事痕迹却不多见。将近朝阳门时，从紫金山较低的那一峰上打出的炮弹呼啸掠空，显然是打向内城或满城的，不过离得够远，只叫人觉得有趣。直到我们看见明孝陵，才看得见乱党，他们多半在山顶上；可我们朝山脚下一小队人走去，约两点钟同他们接上了。

「这一队人似乎由一位沉静自持的人管着；我们问他统带的将官在哪里，他答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们真是极为幸运，便立刻说明来意。头两条提议他很爽快地应允了，可第三条自然是办不到的。随后我们得了他交出城的条件，即：

「一、张勋必须投降，但可住在城中他自己选的任何地方，在中国眼下这场难局最终了结之前，他的性命将受充分保护。

「二、他全部的兵士必须在城中某一处操场上放下武器，空手由太平门出城，并准他们一个一个离去。

「三、军政当局手里的官款约八十万元，必须交与新的政权。

「四、以上条件必须在十二月二日八点钟之前办到——也就是第二天早上。

「愉快地道别之后，我们回到张勋的衙门，约下午五时到达。这位统领断然拒绝考虑这些条件，声称他只有战至死，怎么劝也不肯改变主意。我们对他说：既然如此，我们觉得在他的保护之下不再安全，要请他准我们安然出城；他一口就准了；于是定下计划：凡不是红十字会的事必不可少的人，第二天清早离城。然而约十点钟，张勋的书记又过来说：统领带着他一批部众已由仪凤门逃出城去，要在浦口渡江，设法北上。约一个钟头后我们便能把这个传言确证为事实；于是马林医生——他同那位没有随统领出城的最高军官素来熟识，也晓得那人的心思——打探出：那人和他约一千名兵士愿在天亮时升起白旗；我们便决定不离城了。约五点钟，马林医生同那位军官到太平门去，美国副领事不久也同去了。这时候枪声已很猛，天亮前便开了火；可白旗连同美国国旗一出现，那位将官便派人下来看这是什么意思；他得知那是前一天的议和代表、又得知那些兵士愿降，便允那位清军军官同副领事、马林医生与加勒特先生出城来商定细目。他们立刻便办了；乱党的领袖林将军与城中清军的最高统带赵将军走到一旁，作了彼此满意的安排，其中内情未全泄露。赵将军随即叫他的人把枪架起，空手出城；照一切情形看，城中其余清军缴械之事整日都进行得顺利。不久狮子山炮台、鼓楼以及许多别处便都飘起了白旗。军队开始涌进城来，显然是照先前定好的计划分派到各自的驻处；这座城在长久的等待与不定之后，开始欢庆起来。整日里时时听见零星的枪声，不过多半都是为着镇住那些想趁今夜可能有的乱局去抢掠的人。」

第二天进南京的人，从景象上决看不出曾出过什么事。革军多半已进了城。格外多的巡捕在街上巡行；民众照常各做各的生意，秩序井然。革军未从武昌挪动，得了南京而失了汉阳；清军失了南京而得了汉阳。这便是人们想到和议时的局面。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作为上海《大陆报》的代表，被人亲自请托向世界刊布下面这篇声明，说它体现了黎元洪的意愿：

「我愿有一个停战，以便同别的共和中心通消息，弄清他们的主张：是把这场争斗打下去，还是由共和一方同立宪君主一方会商，以定出一个妥协。

「我自己一直都愿把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事、把流血与苦难、把财产的毁坏以及外国干涉的危险一并了结。

「为此我现在宣告：凡能使屠戮止住的让步，我都愿意作。我的办法是让共和一方与政府宣告停战，好使双方正当的代表能把各项争端讨论清楚。

「然而，倘使全国共和一方一致愿意战事继续，我也愿留在阵上，一直打到底。」

如今所争的，看去是君主的政治还是共和的政治——满人，人人都相信，已被永远拔除了。到了这个关头，若把袁世凯几日前发布的一篇正式声明录在这里，可使读者对北京的政局有一个更好的概念。那声明写道：

「中国历来在某种意义上治理得很松。我们所有的，可说是一种粗糙的或家长式的君主之制；治理者既然松懈，民众便对政治养不出什么敬重之心，对一国之民对政府所负的责任也极少领会。眼下这场共和的鼓动，带给大众的只有一个念头：民治便是不纳税、不要政府。在现有情形之下，我在其中看不出一点安定的指望，至少几十年内看不出。帝国中主张进步的人如今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共和，一派主张立宪君主。我怀疑中国的民众此时是否已成熟到可以行共和，也怀疑在眼下的情形之下共和是否合于中国人民。中国的局面被若干不同的因素弄得复杂，而这些因素在国外大概是不被理解的。

「首先，大众中间仍存着浓厚的乡土与省界之见。这种见解在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中间无疑已消亡，可这些人在这个国家庞大的人口里只是相对很小的一部分。在考量何种政体能给予安定时，必须考量那广大的多数，而不是那小小的少数。

「各地利益极为参差，这已经显然可见。我们看到共和的主张者自己分裂起来。教育界、军界、地方士绅与商界，见解各不相同。小的派别正在结成，彼此争着上位。倘使容这件事大规模地发展下去，便会分裂；而这显然要招来外国的干涉与瓜分。满清政府虽然并未做出什么能把民心归向它的事，可只要按构成立宪权利纲要的十九信条所规定的那样把民权划定，真正的治理之权便会在民众手里。

「采行有限的君主之制，会使情形回到常态，会带来安定，而且远比凭任何一种既不合这个民族的天性、又不合中国现有情形的试验性政体去求这个结果来得快。

「我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爱，断不逊于那些主张建立共和这一激烈之举的任何人。我在改革事业上的诚意是已经证明过的。我所担下的实在是一桩极重的事，并非出于什么权力之欲，也不是出于好名，纯是出于一个希望：能从混沌里把秩序恢复起来，为中国做一点好事。

「我仍然盼望能达成某种妥协，足以使一切真心愿保全这个国家的完整、愿在全境恢复和平与安定政治的人都得满足。我相信中国人是通情理的民族，相信无论哪一部分有分量的人都不愿看见这个国家被分裂毁坏。我所努力的，是同先进一派或共和一派达成妥协，以期了结这场苦难，除去这个国家所陷入、所面临的种种祸患与纠葛。

「至于那些『独立』运动的性质与规模，我不认为局面已超出妥协的可能之外。诚然，政府的权柄在多数省份的省城已被推倒，各处都有少数人拟出了类似独立宣告的东西；可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省份绝对脱离。在多数这些省城里，大权握在稳重的士民手里，他们把局面维持在一种近乎中立的基础之上。他们的目的首先在于压住无政府之乱。他们愿保秩序，愿保护民众的性命财产。较为激烈的那一部分人固然坚持要共和，可较好的那一部分人在我看来是中立的。我曾赞成一个办法：把各省中为民众所信的人聚到一处，好把中国政体当取何种形式这个大问题彻底讨论一番。

「我以为这个问题该冷静清醒地讨论。这个问题太大，不该在火气与激情中讨论。

「我之所以赞成保留现今的皇帝，唯一的缘由是我信立宪君主之制。我们若要行这种政体，那么论这个位置，民众再不会在别人身上取得一致。

第十二章共和国求承认（中）

「自然，那些抹去满汉界限的改革，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施行。

「那个大问题，那个盖过一切的问题，是保全中国。要达成这个目的，一切爱国之人都该甘愿牺牲政略上次要的考量，自然也该牺牲一切为己的考量。我在这场危难中唯一的目标，是把中国从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祸害里救出来。我们若要救中国，就得有一个安定的政府，而且要立刻就有。每拖一天都是危险。我盼望国中同样主张进步的人能看清这一点，并与我合力去求这个至关重要的目的。

「我所担下的事既极重，又极不讨好。我正受着歪曲、批评与四面的攻击。这是料得到的。我只有忍受。

「但我不打算让这些把我从我的努力上拨开；我所认定的最高职责，就是单单为着把中国从分裂与解体里保全出来而劳。」

不过大约在这个时候，幸而和议有了个开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汉阳陷落之前，袁世凯一直在设法——北京方面是这样说的——把和谈的话头提起来。他怕接下来要来的事。

十二月四日，当是革命的史家所要指定为这整场战事里最要紧的一刻的那一天。因为上午八时起开始了三天的休战，而两方的高级当局都说，清军与革军都极盼这一段停战能产出确定的和平条件。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早上八点钟——此后呢？而在中国，凡有头脑的人都不至于蠢到自以为是先知，即便是对最真切可料的事也不敢；所以看来，把这时候前方的大致情形说一说，大概便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了。这些日子里我同两营的高级军官谈过几次，对种种可能大概比多数人知道得清楚些；可我从一开始便拿定了主意：和谈若真能成，那就是等着我的一个大大的意外。我常到两方的营里去。至于革命一党，若以房屋论，几乎已没有什么营可言了；因为咨议局的一场大火已把那座宏丽的建筑毁得差不多，黎元洪与他那班茫然的同道便把衙署移到武昌一处较小、也较有掩蔽的地方。可到他们那里去打听消息是很少有用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正纳闷胜者打算怎么办。他们自己已把撤走的事一概安排妥当，对武昌能否保住几乎不抱希望，相信袁的军队如今要把他们一举扫掉，因此对袁世凯提议议和的诚意也极少相信。

一个早上我到大智门车站下方那间衙署去，要采访袁的书记——一位王凯文先生——此地的行政大权都在他手里。同王先生在一处，便是同一个让你感到他深沉透彻的人在一处。他骨子里的机警把你攥住。他那双深沉而有穿透力的眼睛看一件事，一眼便把要紧之处收了进去。他敏锐，不受人骗；他对你说话时，那份带着一点中国人圆滑的直率径直看着你的眼睛；总之，袁留在后头主持这一头事务所选的这个人，极好地当得起这个担子。他身上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他对领兵上阵的门道几乎一无所知，可凡有公事上要紧的事，没有一件逃过他。他看去就像教书人中间一位可敬的成员。他那件深蓝的长棉袍，那顶寻常的圆帽，中国的鞋袜，那条小辫子，那撮细须——他同我说话时若有所思地捋着——这些以及许多别的特征都告诉我：他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的相貌上没有一点外国气。他用的东西全是中国的。一句话，他是位有教养的中国先生。可他对我说话时，说的是极好的英语——他懂英国人的礼数，就像我们自己懂得一样。汉阳刚被攻下之后，我在清军基地附近一所私宅的小后房里见到他，这便是我对这个人粗略的印象。

他周围有许多闲人。军营离此不到一百英尺，气氛紧张得很，而人人在外国人面前都白费力气想把它压下去。有人带着消息进来，被静静地挡开。王在同我谈话时几次从椅子上起身，匆匆去听几个探子要向他讲的事。一切都在匆忙之中，一切又都整编得极好、运转得顺畅，因为手下人很多。沿着铁路线，装弹药的车正往汉阳方向开出去。从汉阳则有夺来的车开过来，都用油布低低地盖着系牢，叫人看不见。这当中，营里有一个传言说袁已被刺，又说两方正在议和。而这里坐着的，便是袁的书记王先生，读着袁的公文、执行着袁的意愿。

为再战而作的极为急切的预备，同议和的提议互成抵衡。还会不会再打？唉，谁晓得？这类事不宜去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这整件事都格外难办。可谁又能提出一条脱身之路。不行；从王凯文先生那里探不出什么消息，不过他露出几句小话，叫人立时相信袁一党并不打算议和。他们已取下汉阳，照看去的样子不久便要得武昌，而那便要叫革命的事业全然输掉。

这是清军营中给我的印象。随后我过到革军营中，发现两方有许多显然的不同。进黎元洪的衙署，便是进一座半西化的衙门。幕僚都穿欧洲的衣服，没有辫子，帽子多半是美国的呢帽，英语说得或多或少，其中许多人在美国的大学里受过训练。他们以西方人的样子待你，坦率地告你他们的计划，而人能觉出他们的话是可信的。他们晓得、也承认此地军事上的事业已经完了；可我问他们革命最终的结局时，他们骄傲地指出我自己国家历史上的几个时代，问我以为这个国家还有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么。北方的排外风气以及陕西西安府屠杀外国人的事，他们都诚心地痛惜，又觉得帝国里的匪徒与流氓之患是一道难以圆满解决的难题。

我感到这些人的诚意。他们的热情传到了我身上；我觉得他们是一班年轻的改革者，他们唯一的毛病不在能力，不在决心，不在他们对事情该怎么办的信念，而在他们略欠稳定、略欠一致。他们相信中国如今非变不可，而这变不会是满清政府所会带来的那种变，而是一场真实的改革，要把广大的民众提起来，把中国带到世界的前列。我同这些人说话时，自己也这样觉得。可有一个短处，就是那一点稳定之不足。他们需要领袖。我丝毫不想贬低黎元洪那份沉静的远见与稳健的治事之能——正是这两样在最难堪的败局里把整个党维系在一处——可革命一党需要从前办过这种事的领袖。在治事与造国这门手艺上，他们全是学徒；他们需要几位行家在政治的旅途上引他们。然而他们若失手，并不是因为不愿做正当的事，不是因为不晓得怎么做，而是因为缺少彻底切实的阅历；他们不能把眼前的事同他们共同的那一个目标联起来看。

他们就是这样：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在头上，个个满怀信心地望着他，像一群学童望着先生，什么都指望他。汉阳一落，武昌一党便惊恐起来，怕城要被炮轰、自己要掉脑袋。然而四十八个钟头之内，他们又鼓起了勇气。十一月三十日我过江去，船划到江心时，船家和气地告我说他至少要收三倍的价，因为他来这一趟便冒极大的风险——他告我说清军见船就放冷枪，他觉得让我知道这一点既明智也公道。他正说着，我便听见一粒子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两分钟之内，武昌的大炮把一发炮弹送过我头顶，引来汉口那边一尊野炮回火——放炮的是个极蹩脚的炮手，手段生涩——那发炮弹无声地落进我这小船前头几码的水里。可一到江那边，便不再有枪炮之惧了。传言一直在飞，说武昌正在撤空；江岸上的人虽照常造船补网，可汉阳陷落以来这座城起了多么了不得的变化，却不用斯宾塞那样的头脑才看得出。一个星期前我到过武昌，所到之处都为街上与铺子里人人的忙碌与劲头、为生意的爽利、为民众那份十足的自信所动。他们既已去了辫子，当时便在做着一桩兴旺的生意：卖照外国样式做的小布帽与绸帽，他们骄傲地戴着，以示不要那顶满人的小圆帽。这种帽子随处可见，挂在街头摊子上方墙上的钉子上；一顶能卖到七角。今日两角便买得到。先前买了的人如今把那外国货撂下，又回头戴那顶顶上有个小红疙瘪的圆帽。街上一半铺子关着，另一半做着一点小生意，同时预备把大部分值钱的存货运走。沉重的货担堆在门外，等着忙碌的苦力班子有空就运走；老头老太把全部家当装在小篮里，拼命地挑着赶路；城门如今不再有十足自信的一队兵把守，而是大开着，城里的居民不断地从这些门里匆匆涌出，往乡下迁去。在中国，逢这样的时节，人看着民众撤走的那副样子，几乎要生出敬畏。有些家宅大概维系了许多代，却在两个钟头里被撤空了——老父老母带着孩子，儿子肩着沉重的家具，妻子们抱着婴儿在后头蹒跚跟着，一家人默默地结成一支凄凉的行列出城去。他们几乎不晓得要去哪里；可城里的祸事正在酝酿，他们不肯冒险，不愿像江那边汉口他们成千的同族那样，被炮轰、被烧出自己的小窝棚。

我进城的时候，经过的人必定有五千——多半是六七人一小队的小行列，穿过城门，往大炮射程之外去。我不能不怜悯地看着他们，因为他们脸上写满了失望。他们是中国大批平民中的一部分，这些人乐于随着大众走，喜欢同多数人一齐喊。半个月前武昌的共和一党正当盛时，所到之处无不听命，于是省城里成千的不事思想的那一部分人便乐于做忠顺的拥护者。可如今潮头一时像是转了，他们日日被人推来搡去，一桩灾祸接一桩灾祸凄惨地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在这场共同的撤离中一个跟着一个慢慢走着，心里几乎在想：当初一头扑向革命党之前，若曾踌躇一下就好了。茶馆几乎空了，米铺不做生意；人觉得军事上的活动大半是虚张声势。武昌忽然成了一座凄凉的城，居民成了失望的人。咨议局外头革命的旗在风里拍打，看不出里头的情形有多大改变；可我走上台阶、递上名片、求见都督时，那些幕僚军官斜眼看我，彼此问我是不是德国人，又告我说有相当长一段时候决不可能见到黎都督。然而我在那些衙署里走动时，不得不承认我有几分佩服：在那样不利的境况之下、在夺回汉阳对他们必定造成的失望之下，这些军官办自己的事带着一种沉静的尊严与笃定，像是在办一件不会很快过去的事。其中一个年轻人，约二十四岁，一眼便看得出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告我说他们都极有信心：他们眼下的地位同从前一样稳固。

「汉阳的失去，」他告我说，「的确不幸；可我们是在造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不再打军事的仗了。如今再没有杀人的必要。我们更关心的是奠立一个新政府，并且愿有和平。袁世凯」——说到这里，他对袁的能力作了恰当的称许，不过对袁政治上的方正并没有糊里糊涂地恭维——「他说他不想打。他若说的是真话，为什么不立刻把军队撤走，让和平到来？我们如今要做的，是退往上海方向；我们大概要在那里开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建立临时政府。这样做，我们便向世界显示：我们决不急于靠杀自己的同国人来赢得我们的事业。他若要打，全世界如今都会晓得：这不单因为我们是革命一党，而是因为他仍要做那个进攻的人。我们撤出这座城的方略，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明智，好使战事止住；这也间接是以人道之名向世界的一个陈情——因为要打总得两个人才打得起来。」

不过这话很牵强，因为革军同样急于显出他们并不打算认输。南京随后的得胜起了作用，又把他们的战气点起来；而南京的军队预料将抵武昌这件事——虽然后来证明是假的——也给民众添了一股新的热情。「他们不是新人，不是新募的兵，他们是真正训练过的兵，」街上的人叫道，「同北军里最好的那些一样好。」消息口口相传，传得极快；本已激动的兵士越发急切，因为他们队伍里担心两边的领袖议和竟会成到不再有仗可打的地步。

可和平究竟近了多少，谁也打探不出确实的消息。这当中，汉阳以及该镇上下的长江沿岸正在筑最坚固的工事。汉阳是个据点，只要去走一趟便足以叫人信服；不过这件事难办，因为只有极少数有特许的人才领得到过江的通行证。汉阳正忙得嗡嗡作响；清军痒痒地要再打一仗，整个地方以极为齐备的样子装备起来预备再战，龟山被弄得绝对攻不破，各营之间既通电话又通电报，而清军办自己的事，像一支对自己所从之业彻底在行的队伍。

然而无论他们自以为能做什么，军事上的内行都说：只要汉阳的清军大炮能把榴霰弹浇进革军里，革军便根本没有阵地可言。铁路一断，清军的接济自然也要断；革军照这个法子大概能把他们困在汉阳；可那要拖得无比之久。那几艘巡洋舰即便有弹药，在现有情形之下也用处不大。汉阳的四寸七的炮占着极明显的便宜——它们能从一个连自己的炮都看不见的地方向对方轰——想必很短时间便能把对方压住。革军的炮对汉阳所能造成的损坏微不足道；总之清军一路都握着王牌。照表面看去，只要汉阳成了清军的主基地，革军还想打仗，便几乎是十足的疯狂。可革军自己并不这样轻看自己的机会。他们是决心了的；而在兵士中间，战争的热病把一切可能败亡的前景都遮住了眼。

说到这里，大概已足以显出：再打下去只能满足两军某些被严重误导的领袖的血欲。在共和一方的领袖中间——黎元洪与他那一党，与那些军官有别——我相信那份愿战事立止的心是绝对诚恳的。黎元洪已向世界显出：他说的话就是他的意思；人无从指出他任何一次公开的言说，而发现他未曾一贯地尽力去履行自己的许诺。黎元洪是个政治上稳实的人——不是才华耀人，而是稳实、稳健，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怕任何人、而肯把这见解说得明白公开。在这可怖的动乱季节里，他不是在一桩事上、而是在几十桩事上显出：他若未能照自己所说的去办成，与其说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反复，不如说是因为他军中的背弃与他党中之人的不稳。他一向坦率地宣告自己要什么，又宣告为迟早实现它自己愿付什么代价。

他如今声明他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为重立和平、为确保那可怖的流血止住，他愿作让步。黎元洪素来的举止，既不曾与他党中别人起过一点不谐之音，又始终带着一种使全世界吃惊的目标上的稳定；凭这样的举止，他的许诺是信得过的。他已显出足够的分量，足以使一切人——朋友与敌人一样——对他起敬，因为他行事清正。而如今他要和平。

这当中，汉口最有势力的许多外国人都在尽力促成和局。商人、传教士、官员以及别人，都急于以自己的影响力促成和平；而战事连同它一切的屠杀、流血与野蛮若再来威胁中国这中部一带，那便只能是出于清军的直接意愿，而其惨怖也要远过于迄今所见的。

倘使战事再来？过去这八个缓慢的星期里，人已见了太多：人们一旦选定以兵戈来了结分歧，能造出何等的荒毁、何等彻底的社会惨状。杀人、焚产——这些是凶残的事，可远不是最坏的。同这些可怖的战事随后带来的惨事相比，这些几乎不值一提。被杀的人毕竟脱出了他们自己帮着造成的苦难。受苦的是留下来的人——那些寡妇带着饥饿的、半裸或全裸的孩子，无家、无食、无亲友，夜里头上除了冷硬如铁的天空再无屋顶——受苦的是这些人。整片乡野，带着它无家无食的人民，带着它毁败焚尽的村落与祖屋，带着它毁掉的稻田，带着清军如此肆意强加于它的残酷的荒废，正在它困乏的凄凉里高声呼求和平。战事若止住，人会想：过去这几个星期血腥的争斗将成为文明有力的推手，把旧中国重新塑造成一片新的土地、一个新的民族。可那可悲可悲的国家里若再有战事，只会使两军的情欲愈炽、仇恨愈苦。

这当中，议和悬在天平上。双方议定了十五天的停战；人们盼望到那时候和议能把事情最终导向一个和平的了结。

唐绍仪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沉静，是个极富人情的人，心意和善，易于亲近，向来有清正之名。他被袁世凯任为议和的全权代表时，革军很高兴，因为唐绍仪素以见解极为开明、稳健、对真正的改革不无同情而著称。他在国外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他带着袁世凯的全权而来，到汉口时受了颇为隆重的迎接。唐绍仪在英租界工部局大楼里有一套房间，在汉口歇了两天，然后下往上海——经双方同意，和议要在那里举行。

第十二章共和国求承认（下）

须得说明：汉阳一落，伍廷芳——论中国的外交家，世上没有比他更有名的——便在那个雄心勃勃的共和一党里占了极为显要的地位。人们大体公认伍廷芳是代表革命一党主持议和最合适的人；他带着几位书记与顾问，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会见唐绍仪及其顾问。这次会议被整个文明世界看作一桩划时代的大事：它将是未来史书中一个要大书特书的日子。「和平，和平」，这句话四处流传。所直接牵涉的不但是人类的四分之一以及国家、荣誉、自由于他们所意味的一切；若有人真有先知之眼，他还能望见一场变动，其影响将蔓延到文明世界最远的角落。这次将要塑造这片了不得的土地的将来的和议，其影响被看作不可衡量、无从限量。一面是伍廷芳、黎元洪，一场把中国的生活摇动到五脏里去的运动的能干领袖；另一面是唐绍仪、袁世凯，全人类最古老的一个派系的代表——一份举世的责任压在这些人身上，而这样的责任落到人头上的时候是少有的。

「和平，和平；不惜一切代价，让我们得和平。」两方都这样呼求，看去也是诚恳的。两方都认真，这是极有理由相信的。识得黎元洪——世上最年轻的英雄——的人，随着对这个人了解日深，越发能作证：他所愿的无非是中国脱出满人之轭。为了立下一个能带来丰裕的和平，一个能持久、能把整个帝国联结得无物可比的和平，别的一切他都肯放弃。识得伍廷芳的人明白：作为新思想以及那个以进步为目标的党的能干领袖，他为造成一个开明的、能同东西方各国并列的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诚恳的。唐绍仪是这样一个人：他骨子里的诚恳与身居高位而真有的谦抑，赢得了一切识得他的人的信任。他一如素来的样子，实在是政治上一位和平之君。他爱他的国家。

最后是袁世凯。人人都识得他，或是听说过他。有人称赞他；可他伟大的代价之一，便是有人咒骂他。中国于他也如他的名声、他的性命一般可宝贵。眼前有两幅图景：一幅是和平与安宁的曙光，一个脱出一切种族苦恨的中国，一个刚毅地奋身而出、并在奋身之际得世界列强相助的中国；另一幅图景则显出一个沉入内部绝境的中国，战事重启，再有流血。而凡晓得这场战事是什么样子的人，凡亲见那一万二千个为人子者被自己这个伟大民族中被激怒的同族砍杀、轰进永寂的人，心里都只怀着一个共同的希望。

我下到上海，在和议进行期间留在那座城里。从华中的战场到上海，是一步便从战事的喧嚣跨进了和平与不受扰乱的文明的安宁。凡经历过汉口那场危难的人，实在很难真切领会中国这座大都会的太平——这反差之大，硬把一个念头塞进人的想象里：战事结束了，和平确实来了。人会怀念不起那炮声，那彻底的荒毁与遍地的苦难，那烧空的村落与遍布乡野的成千无家之人。

据说唐绍仪去拜访黎元洪时，对仍站在这位革命领袖身边的人之少大为诧异——自然，有几位代表已先往上海去了；他还预言：我们看到共和一党因事情的本性而被迫走上君主一路，只是时间的事。黎元洪与他的拥护者愿为国家普遍的福祉而把个人的志愿沉下去，这是他们的领袖在报上以及以别的方式一再宣告过的。可唐绍仪在上海启程之前我在汉口采访他时，似乎以为这只是中国人的虚张声势；他说他们别无他路可走，又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预见到：官场的镀金一磨掉，他们的民望不久便要大减。

汉口一带有成千的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不晓得这个冬天怎样把身子与魂灵保在一处；旧派里一些较年长的人已开始怀疑：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若照老样子过下去——纵使那老样子坏——是不是反而好些？他们曾那样起劲关切的这场战事，其结果正像一场可怖的梦魇落到他们头上；我以为：他们虽同从前一样被动地赞成改革，可五分之四的人已经厌倦得可怕——他们在等好时光，而那好时光当时看去比从前更远了。唐初次到这中间来，这一切都叫他沮丧。不过唐绍仪谈到黎元洪时极为宽厚。他以为黎元洪把革命的大原则办得这样成功，所凭的热忱、无私与才能，他所受的迫害，他的军队给他带来的耻辱，以及他在一切境况之下所显出的坚定与独立，都该在一切人的同情上有强有力的凭借。可那占绝大多数的寻常百姓——那些家宅被焚、所有之物尽失、受打击最重的人——不免意气沮丧，只愿这一切都过去，只要和平能跟着来，换成什么都好。所以人人都热切地望着议和的代表。那是革命一党最难熬的一段时节，因为他们都在等着看交涉的结果；而这段沉歇倒容人有一点议论的闲隙。武昌有一个部门被疑为在夺另一个部门的权，某人被疑为在夺某人的权；有人以为黎都督不如亲自去议和好些，另有人说他走不开，因为党里不许他走。

然而唐绍仪不肯多谈大局。他告我说他知道得很少，说我该比他更清楚已经发生的事，也能对不久的将来作一个相当不错的揣测；又说，尽管他是袁世凯的首席议和代表，他也说不出袁心里想些什么。「你看，」他轻声接着说，「如今两方都这样诚恳地求和，在我看来，要达成一个完全的了结似乎不该有多少麻烦。我们明白他们」——指武昌一党——「这样强，我们不得不让出不少。断不可能再有战事了；若人人都说话是真心、又预备为共同的最大利益尽力，我想我们不久便能把和议办完。」

唐绍仪随后望着炉火。有一阵子我们两人都不说话。他把那条患着风湿的手臂缩在皮袍底下，随后抬起头来，从政治的议论一转，谈起闲话。

和议议定的时候，革军的代表心里是决意不让步的。他们对这次会议的态度与目标，可以从下面这次采访里看出一个尺度；我是在顺江下往上海、与黎元洪的三位代表同乘一轮船时得到这个机会的。为首的一位名叫胡瑛，他的要语如下：

「我们对袁世凯的态度，一句话便说尽了。他若违背民意而固执地扶着满清王朝，那他便永远注定要完。他也许能一时压过民意，可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能干，都挡不住民众的路。

「我们并不愿这件事成为兵戈之争。我们晓得要练到能同清军一个对一个地抗，还得花不少时日；可我们晓得有半个世界站在我们背后。」

却说这位胡瑛先生，几年前因牵涉一桩所谓的革命勾当，差一点掉了头，而他那位更热心的同谋则真掉了头。我采访他时他是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共和那个关于将来的梦的首倡者。他多年来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然而却被迫在牢里研习革命之术。因为革命爆发时他还在武昌的监牢里，照常理他本要在牢中度完余生，梦想着那些他如今盼能助成的大改革。他无可争议地得着黎元洪的信任。胡先生只是被派下来、同伍廷芳一道在辩论中支撑共和一方、以对唐绍仪及其助手的若干代表之一。他们都代表黎元洪，也彻底明白他的意思。胡先生与另一位代表——王正廷先生，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在中国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这一要职——是由在武昌有代表的各革命省份的代表们推选出来协助伍廷芳的。胡瑛是个矮而略胖的中国人，坦率地告我说：他因为不会说我的那些外国话而觉得自己窘得不堪；这个人乍看上去，决不会被人当真看作一个能塑造中华帝国外交方略的人。实际上他在外国人面前是紧张的——当然，这也许是他长期的牢狱生涯弄成的——他说话时从钢框眼镜上方相当羞怯地抬眼望着。他为自己说的笑话欢欣而坦白地笑；他那顶外国呢帽颇有几分滑稽意味，而那是他身上唯一显出他对自己国家怀着西化志愿的标记。

这顶帽子戴得很往后，样子同他从前戴那顶小圆帽时差不多；眼镜在他矮扁的鼻子上向前斜得厉害；他那不齐的牙齿于他相貌之美无所增益；人打量他时，他整个外表上唯一值得赞赏的，便是那几件绸袍上极为精致的毛皮。天冷，所以他穿了三件，最外头一件是鲜艳的蓝花。他还有一点近视，略有些驼背，白费力气想养一撇胡子，一头去了辫子的头发乱得不成样子，看去不像个政治家。可他正是一个。他说到自己国家的种种可能时，那双墨黑的眼睛里常常看得见不可熄灭的热情之火。他大概可以被人有理由地称作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人。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不是中国式的派头，可骨子里、言语里、心思里，他们自己却彻头彻尾是中国人。这一点在上海以及沿海别处也许不那么显眼；可在武昌一带，谁是激烈的革命党人，一眼便看得出：那顶戴在粗乱的无辫之头上的外国帽，那只外国靴，有时还有那件所谓外国的上衣，以及别的几样既非外国又非中国、而且已经可叹地脱了套的衣着——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特征。

「您自然已做了好几年革命党人，是不是？」我问胡瑛。

嗯，是的，他是。几年前——他半带羞惭地看着我，仿佛不很确定这件事如今是否宜于回顾——他一位极亲的朋友被斩了首，他自己也以为要被斩，因为他说话颇为直率，又照他们对国家该怎样进步的那条想法大胆行事。他谈起牢狱生活并不起劲，不过谈话中他几次开怀而笑，那是纯粹出于无可奈何，因为他想起狱中岁月里的某些片段。他自然以为那极不公道；而如今他既出了狱、又被托以部分塑造一个新中国外交方略的重任，他清楚看出自己的本分就在于尽力做事——他告我说，他是全心打算这样做的。那位掉了头的人，在眼下这个关头本也会是个好人；可那可怜的人当年是文华书院的教员，如今已用自己的头付了代价。

「我以为，中国凡相信自己国家、相信自己种族的人，都不能不是个革命党人——其实我们该说是改革者；无论我们属共和一党、君主一党还是别的任何党，我们若按该有的样子爱自己的国家，便都得是革命党人。」

他随后谈到满清王朝的话，赞词并不洋溢；若印在这里，除了显出武昌一党对中国旧日统治者的仇恨何等之深，便再无别的用处。谈话中他提到他的同伴孙发绪先生——那是位身形丰满、有贵胄之气的先生，一身最新的外国装束穿得一丝不乱：一件长的绿色粗呢大衣，一顶软边布帽，手套，手杖，样样齐全。

孙先生一直是黎元洪的右手。革军衙署里没有一件事是孙先生不知道的。那些惊动了世界的革命文告都是他拟的，他被看作这营中的学者。他从头到脚是个贵胄。他说话低而慢，总是沉吟着；时时做一点小小的手势，以补足并用中国话说明他的意思；我们一旦抓住他议论的脉络，他便极为嘉许。这两个人谈话时对政府里每一个人都宽厚，对某些人还有称誉，而决不肯让我以为他们想说任何人的坏话。他们说，他们只是把自己所想的如实告我。我提到交涉要费多少时间，又说民众对那想必要来的好时光会等得厌倦。他们以为中国广大的寻常百姓真明白所争的是什么么？

孙先生的金边眼镜在日光里闪着，他从我的脚一直看进我的眼睛。他低声而有力地说：「世上大概没有别的民族，」他开口道，「像中国人这样爱和平、这样和善、这样有耐性。可他们一旦被激，还手也是有力的。满人的骄横与贪腐，极少有民族受得了。我们受了二百多年，可见我们的耐性；可是」——他举起纤细的手指轻轻一抖，以示他在这一点上的情绪——「凡事都有个限度。这一拳如今已经击出，中国成百成千的爱国之人决不会放下武器，直到满清王朝从世上被抹去、中国人重新按自己的方式管自己的事。」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因自己的心思而生出忿意，微微转过身去，望着他的同伴，而那同伴一言不发。

「可满清王朝虽做了些害事，您总得承认：无论是用什么法子，它毕竟教会了民众怎样守和平、怎样爱和平？」我不肯放下地问。

「中国这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落后，」孙发绪回道，「大半是由于满清王朝的失政。人人都晓得。人人都承认。它头一条原则，就是尽量把中国的民众弄得又无知又贫穷。因为知识与财富一旦被中国人得着，便不能不损及满人的至高之位，而那至高之位一向是像路劫一般、单凭武力维持住的。所以一个得了解放的中国，便意味着一个丰裕而开明的中国。除了一两个民族——他们的原则不比满人高明，又以夺地与战争的屠戮为乐——我们确信世界是愿中国成为一个进步而开明的国家的。」

「可您以为革命一党照现在这个样子，强得足以立下一种能长久带来和平与真实进步的局面么？」

这时候胡瑛先生开口了。他说他确信他们能；若起初立不出一个理想的局面，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是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接着说，「已把代议而治这一大课教给了世界——革命运动所求的，正是他们所示给我们的。我们所求的是推倒一个衰颓的朝廷，建立一个能应民意的政府。要造成这样一个代议的政府，我们很清楚少年中国要学的还很多。可人人都承认，没有哪一所学校比得上——」

胡瑛正等一个词，第三位代表——美国某大学的毕业生、对新政府满怀热情的人——把那译法给了出来：「经验的学校，『艰苦磨练』的学校」，于是引得一笑。

「而且，」胡接着说，「给我们一个学的机会；再过一二十年，世界便会看见我们这个民族在代议而治上的种种可能与才具。」

「您以为在和议上，两方最难取得一致的要点是哪一条？」我问这三位。

他们同时开口，随后两位让给了孙发绪。他以相称的庄重答说：革军绝不肯放弃的唯一一点，是他们要求废除满清王朝。于是武昌革命一党这三位代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是一个决心：他们这一党别的也许都肯放弃，这一条却不肯。他们是不可动摇的。我说倘使和平的条件议不成，他们也许会被迫在这一点上也让步。可他们说不会；「不，若非得再有满人的统治，那我们只有再打，尽管我们极不愿打。而宁死也不肯再屈服的人，是成千上万的。

「这一点一定下来，」孙发绪颇有力地说，「别的各点都容易调停。一切都只系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为我们民族脱出满人之轭的自由而战。」

「你们在武昌，对共和的政体仍像从前那样坚持么？我晓得黎都督急盼共和；可您以为有许多人宁要共和而不要别的么？」

「我们该行立宪君主还是共和，我们预备交给民众去定。民众要什么我们就要什么，我们预备把这件事交付民众投票裁决。就我们而言，我们主张共和的政体，因为中国人在天性上、在习惯上都是重民的。即便在专制的君主之下，细心观察中国政治趋向的人也曾说过：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被君主压盖住的民主。换句话说，皇权的统治并不是中国人民政治习惯自然生出的东西，它之得以存在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之物。我们以为如今已找到了那替代之物。它就是一位对民众负责的大总统；而这位大总统在危急之际，又能行使比国王或皇帝更大的权。」

「您以为袁世凯会做第一任大总统么？」

孙先生有一阵不说话。他等我把这个问题问了第二遍，即便那时候也似乎不愿表态。终于他答道：

「我不晓得。我们对袁世凯的态度，一句话便说尽了。他若违背民意而固执地扶着满清王朝，那他便永远注定要完。他也许能一时压过民意，可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能干，都不会被容许挡住民众的路。反过来说，如今机会就摆在袁世凯面前：他顺从民意，把满清王朝一举了结，便可赢得这个民族永久的感念。他若这样做，袁世凯便显出自己是个明智的人。我们晓得要练到能同清军一个对一个地抗，还得花些时日；可我们有半个世界站在背后。」

以上这些意思，可以看作革命领袖在赴和议之际所持见解的一个公允的样本。这些人迄今世上无闻——伍廷芳、唐绍仪一流的人物自当除外——如今却在以巨大的规模造着历史；他们像是刚刚冒出来的改革者，可他们全部的过去都作证：他们一直在怎样为中国改革与进步的大时代而做事。

下一章里是和议的概述——尽管那和议在多数方面都令人不满。

第十三章和议——君主还是共和？

和议于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开议。

革命一方的首席全权代表伍廷芳是众所熟知的。他在香港受教育，后来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他在香港执业过一小段时间，又做过巡理府。此后他投身中国政府，供职于已故的李鸿章侯爵之下。一八九六年他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又被任为商部侍郎，继而任北京外务部侍郎。一九〇六年他任刑部侍郎，从事修订中国的律例。他在那一年引退；一九〇七年第二次赴美国，以钦使代表中国。他笃信合理的饮食。他在上海创办了合理饮食会与戒烟运动，并被推为会长，这两件事都极得人心。

革命一方的代表中，温宗尧也是香港出身，二十多年前在该殖民地的官立中央书院受教育。此后他在天津北洋大学任职。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八年，他到广州任前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书记；一九〇八年六月被派往拉萨任驻藏帮办大臣，前达赖喇嘛被谕旨废黜之后他便去了职。王宠惠是广东人，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学生。他也在欧洲求学，精于法律。汪兆铭以谋刺前摄政王而著名，为此罪被判终身监禁。近来一概赦免改革者与政治犯时，他获了释。王正廷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他同胡瑛都是黎元洪所派的代表。

会议的席位是这样排的：一面是清方的唐绍仪；另一面是共和方的伍廷芳，以及共和方的王正廷。

直到我的稿子送往出版人之时，清方代表的情形我都无从取得特别的材料。不过唐绍仪的事人们知道得多。他在本国政治的讲坛上担过许多要紧的角色，无疑是个足以把清方的事务稳当引入安全河道的人。他被任为袁世凯的代表之时，正居要职；而因为他做外交官的经历极为成功，便在清方所能寻得的一切人中被选为最不至于犯政治错误的那一个。唐绍仪是今日中国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

这两位广东人——伍与唐——连同他们的同僚，在上海市政厅里密议了四个多钟头，要定下和平的条件，而人们预料这些条件会牵涉中国将来政体的裁定。会期结束时，两位全权代表各签了名，发出下面这份文字，作为当日情形的备忘：

「一、互换全权证书。

「二、唐代表允电告袁世凯，转达共和方面的要求：停止战斗、停止满清军队攻占地方的命令，须在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切实施行；在得到袁世凯满意的答复之前，不再开议。

「三、伍代表允电告湖北的黎元洪以及山西、陕西的共和军将领，命他们停止战斗、停止再攻满清军队。」

会议开场时，唐先生作了一篇短短的致辞。他讲了自己被派来上海与议的事，并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有成就。随后他把全权证书递给伍廷芳。伍审看了证书，也同样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为中国带来大的好处。随后他的证书递给了唐先生，会议便开始了。那些助手虽被允许入场，对议事却无发言之权，讨论单由两位全权代表进行。伍廷芳的助手一个也不许直接向唐先生说话，唐先生的助手也一个不许向伍廷芳说话。他们只能以书面的字条或低声的耳语向自己的首席提出意见。唐绍仪表示他个人愿意接受伍廷芳关于共和的要求，可在同袁世凯通过消息之前，把确定的答复推迟了。除了议定把停战延长一个星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这便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如散会时发出的正式文字所述。那份文字题为《今日和议确实记录》，内容如下：

「一、双方议定停战延长七天，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八时。

「二、伍廷芳力陈为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之必要。他相信中国已充分预备好迎接一个新的共和国。他所说的大意如下：

「中国人民除了立于民意之上的共和之外，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政体。我们既能推派代表在各省议会以及北京的全国议会里代表我们，为什么就不配选出一位大总统作一国之行政元首？

「满人二百六十七年来已显出他们绝无治民之能。他们必须出去。政府大可比作一家商号：倘使总办因无能或不诚实而使这桩营业倒了，他便没有理由再在任上。股东必须另选一位总办。共和一党并不打算把满人赶出去，也不打算苛待他们。相反，他们愿把满人置于同汉人完全平等的地位，一同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

当日议事的正式记录发给中文报纸的那一份，同发给外国报纸的那一份实际上相同，只是多了下面这段据称是唐绍仪所说的话：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赞成共和的；这是眼下这场危难唯一的解法。可我们在会议上不可忽略满洲、蒙古、西藏以及其他属地的完整。」

伍廷芳对此答道：

「共和并不只是指十八省的完整与联合。」

唐绍仪又答道：

「关于共和这个问题，我得电告袁世凯。」

北京政府的全权代表同革命各团体之间这次会议，被看作一次对中华民族关系极重的会商。说这个帝国的命运将系于其结果，实在不算过分。全世界都要观看议事的进程，并以极大的兴味评议其结局。唐绍仪与伍廷芳，两方的首席全权代表，要么赢得文明世界的喝采，要么因未能把握这个由这一番非常的际会所提供的、把中国稳稳放到进步之路上的机会而受谴责。

先可想一想：战事若重开，局面大概会是什么样。眼下长江大致就是政府与革命方各自控制的地界的分界线。江北有些地方曾经起事，可其中多数已重归朝廷，显然是对所给的让步感到满意；另有一些也显出要照样办的意思。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倘使这个民族要有内战，这个国家便要南北对分，而长江大致就是那条分界线。

北京政府有一个便宜：它得外国各邦承认；只要它仍占着首都及其周围相当大的一片地方，这个情形便会延续下去。它几乎握有全部按新式操练的军队，以及绝大多数训练过的军官。它的军事装备更好。政府仍控制着华北的官办铁路、京汉铁路，以及津浦铁路的大部分。因此它要在长江沿线或江北任何一点集中军队，都比革军容易。况且清军习于严寒，装备也耐寒，而这个国家的北部正在严冬的掌握之中。革军在长江以北能派出多少兵力，并无确知。除了几千训练过的兵，凡为进军北京或抵御清军推进而聚起的军队，都将由生料新兵组成，而带兵的多半是没有阅历的人。这样一支军队要在北方打一场冬季的战事，是极无预备的。不必再加分析，所议论的革军进军北京一事便可作虚想而置之——除非假定清军不忠、会背弃政府。眼下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可抱这种期望。袁世凯是新军的创建者，而新军一向忠于他，他至今仍得兵士们的敬重。新军及其将领对北京旧的局面不满是一回事；要假定它对袁世凯——它从前与现今的统帅——所提议的政体也不满，便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支军队认得袁，也晓得从他身上能指望什么。它不认得革命的领袖，只零零散散认得一两个；它也不晓得在已经发生了那些事之后，自己会从一个革命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待遇。倘使假定北军仍忠于袁世凯，那么革军早日占领北京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是一桩要用一年甚或更久的战事才办得到的事——倘使终究办得到的话。清军也许无力深入长江以南，可要守住自己控制之下的地界，于他们并无多大难处。而一旦共和一方分裂涤乱，政府终究应能在各省恢复它的治权。这是革军不得不考量的一面。迄今为止，涤乱与不满的过程几乎全然对他们有利。

所以，战事若延长下去，看来便预示着这个帝国要暂时、也许要永久地分成两半，并使这个国家与人民陷入这类自相残杀的争斗必然带来的惨事与灾祸。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将要降临的灾殃是显然可见的。这样的情形持续半年，南方各省大概要出一场反革命。北方的情形也会与此相近，不过大概不会这样坏，因为政府对局面抓得更牢，能把无法无天之事约束在一定范围内。这番议论自然是假定由中国人自己去打个了结，没有外国干涉。而战事若无限期延长下去，外国干涉便难以避免，而那又会带来它自身的难题与危险。战争这一条路所呈出的，便是这样的面貌。

这些便是要压在两位全权代表身上的几条主要考量。看去只有一点存着严重的分歧——新的政府取君主的形式还是共和的形式。倘使取前者，大概意味着现今的王朝要保留，尽管也许要以别的名号在位，因为无论革命一方还是君主一方，都没有另一位皇帝可提。倘使定下共和，那么所要立起的政府同一个立宪君主之国除了名号之外并无分别；所以这番争论与其说关乎实质，不如说关乎名目。反对保留君主的理由，主要出于两种说法。一种是：满清王朝若在位，中国人的自由便不稳固——王朝必须推倒、首都必须迁出北京，才能把旧制的气息与种种牵连永远甩掉。另一种反对的理由是：在君主的形式之下，袁世凯将实际上成为独裁者，随后他便要用自己的权势把自己放到宝座上去。某些方面确实以为袁怀着这个志向——照一个中国人的说法，他要做中国的拿破仑，不要做中国的华盛顿。可看来袁若真有这个志向，那么中国势必会有的那样一个共和国，恰恰正是他所要的。拿破仑的掌权之路，起初正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开始的。袁若想做皇帝，再没有比如今接受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之位更有利的路了——像拿破仑那样静待时机，直到那必然的反动到来，再转回帝制便相对容易。反过来说，王朝与皇家形式的延续，倒是对这样一种志向（若它确实存在）的一重牵制；因为它为民众的忠诚提供了一个凝聚之点，而在实际上丝毫不妨碍政府按立宪的路子施政。倘使袁世凯让掉这个争点、同意共和，那又如何？共和国会有同立宪君主一样的难处，而这些难处很可能使最能干的治国之才也束手。和平若立起来，使中国成为列国间一个病人的一切大难题仍旧都在，而且被饥荒与革命的消耗加重了。共和国能把这些随手解决么？抑或共和国的前景会好一些？两种政体之间若有什么高下之别，立宪君主的难处要少些。共和国在设法恢复秩序、把施政扳回常轨之际，会被民众那些它无法兑现的期望所束缚。要办这些事，它非得有钱不可。它几乎立刻就得借外债，而这正是革命党人一直指责北京政府的一条政策。它不得不沿用许多革命党人曾在满清政府身上批评、并引着民众期待立即废除的形式、条件与程序。它不得不在某些地方重新征税，而革命的报纸曾引着那里的民众相信税要减或要全免。它在新的律例拟成施行之前，不得不照现有的法律施政。总之，一个共和政府绝对不得不去做许多它的领袖们曾指责满清政府容许的事。它还得应付大批由革命造出来的新冒头的头领及其党羽，而这些人无一不盼着在新政府里弄一个好位置。中国在共和之下不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在和议之时无人能预见。

革命的结局虽至今仍悬而未定，可在和议之初，人已更能领会它那些推动力的性质与强弱。中国这场革命运动，显然不是单由、甚至也不是主要由把那拖延太久的腐败中国政治加以改革的愿望所激发的。满人必须除去这一普遍的呼声，也不是单由、甚至也不是主要由对满清王朝是否有意愿、有能力与它失政的传统断绝而生的那种有根据的不信所致。这场运动像野火一样蔓遍中国的南北，从极北的直隶省到极南的广东省，显然是中国人对一种被视为可耻的外族统治的举国起事。它借用了自由的西方的政治口号；在它得胜立足的那些中心里，它披上了共和政治的形式；可它的动力——至少在那些把立宪政治当作一句无意义的话的无知大众中间——是出自一个民族三百年来在满人之轭下不甘屈伏的那种世代相传的情绪。没有什么比各处解放的头一桩举动更能清楚显出这一点了——那便是剪辫；因为剃头与辫子是十七世纪征服的满人加于中国人身上、作为臣伏之标记的。自革命之初，各处的人都在剪辫；而尽管有一道谕旨使民众去辫或留辫可以自便，清军仍杀了成百的平和之人，只因为发现他们没有辫子。于是这场起事便在一连串反抗满人统治者的举国起事中占了一席；而本卷后文可见，它最显著的初期成功恰恰出在那些沿海的省份——当年被逐的中国明朝曾在那些省份里对满人的篡位者抵抗得最久——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味的。伦敦一家刊物的一位作者说：这场运动若换了新的形式，那是情势变迁所迫。一八五〇年广西的乱党立一少年为帝，号「天德」（意为「天之德」），据说此人是末代明朝的后裔。这场运动本已奄奄，后来那位了得的洪秀全把这位冒认者推到一边，自称基督徒以博取外国人的好意；在攻下武昌与南京之后，他自立为太平朝的第一代皇帝，号「天王」（意为「天之王」）。所引那位作者接着说：他可怖的暴行，加上他对神的形貌所作的一番过于离奇的描述——那是一场意在打动传教士的「异象」的产物——把外国人的一切同情都疏离了；而就在他即将全胜的前夜，他的势力被政府的军队击碎，那支军队是由「中国的戈登」整编并统率的。他势力的秘密，在于旧王朝那位正统的「天子」已不存在，又在于他自称从天本身另得了一个使命。

却说黎元洪与他身边亲近的人并不作这样的声称。年轻一辈的革命党人多半是在西方的学堂里受训的，他们向西方求同情所采的形式是新的。在当时，要预见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观念终究会怎样打动一个浸在孔子政治哲学里的民族——那哲学以父母之权与子女之责为治理的根本基础——是不可能的。

就目前看，从直隶到广东、从山东到四川各省都已赞成共和，这个说法似乎是站得住的。那么看来，旧日皇室既无后裔可用，中国人大概能自安于创立一个中华合众之国，由一位选出的大总统统驭；若是如此，当时有一点颇可玩味的揣测：是否可以保留一位仪典上的「天子」，像雅典的王者执政官或罗马的祭祀王那样，继续向权柄之源献那些世代相传的祭，以免同过去断得太过显露。

去年十二月召开的那次和议，本是要裁定这些以及许多别的事；可随之而来的只有失望。

两位全权代表自己对所争的大事其实是相合的，却被袁世凯驳回。一天又一天，电报在袁与唐之间频繁往还，人人都焦急地望着上海，等那决定战事的最后一句话。共和国似乎已经诞生，上海街头的五色旗预告了它的黎明。可袁固执，顽硬如骡。到末了，在对局势作了无穷的讨论之后，他否认了唐绍仪的权限，声称唐无权就任何问题作最后的交涉——尽管唐的全权证书表明全权已授于他；于是这次会议到末了只是「无声而散」。

下一幕是孙中山登上共和的讲坛。文明世界随后便望着他去解这道政治的难题——而他是一面倒地投共和的。他此时已抵上海，他的到来把局面彻底改变了。〔注一〕

〔注一〕（原注：下面这篇文章出自麦都思的笔下，陈述共和与君主两方的主张，刊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海《大陆报》；读者在此刻读它，当有兴味：

「以王朝的一位后裔——不一定是那位幼帝——为元首的代议政治，还是同过去全无牵连的代议政治：这便是中国和战所系的难题；然而就这个国家的自由而论，这两种理想之间的分别，正如英格兰西部出的那种老英国褐皮苹果同太平洋西边坡地上种的那种钟形苹果之间的分别。两种都是好吃的苹果。偏爱哪一种，是口味的事。人其实几乎可以说：主张君主的人是共和党人，主张共和的人是君主党人；因为主张共和的人同他那位主张君主的兄弟一样坚持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权柄，而主张君主的人也同他那位共和的同伴携着手，急盼国事的管束落在民众手里。借用伍博士近来说别的事时用过的一个传神的比方：瓶子不同，牌子却是一样的。两方都立誓要给这个民族一种不受任何权柄约束的自由，除了这个民族自己加于自己身上的权柄。君主一方与共和一方的分别，其实在形式而不在实质。普遍认清这个事实，可以把空气澄清，使人更容易看出眼下迫切的需要。而这件事越发该促成，因为我们许多中国朋友在对新曙光之种种指望的热情里，错误地说服了自己：民主是西方给东方的最大一份礼物。可最近一班邮船给我们带来了伦敦圣保罗座堂主任司铎英格博士的一句话：民主大概是近代最愚的偶像之一。所以我们在中国凡同意这位司铎长的人，都有责任在这个紧要关头把话说明白，免得我们中国的主人盲然踏上一条曲折而危险的路。孙中山近来有一篇演说，其中暗示男女普选将是新共和国这一曲的基调；想起这个，这份责任便越发明白。

「普选要有好结果，先须有许多年的普及教育；可即便有了这一层便宜，民主大半也不过成了一个梦，一句好口号，而政治上办不到。立宪政治至今还没有一处是办得完备的。我们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也只是对尚未实现的实相的一种凑合。像我们进程中这一阶段的一切东西一样，它是一个妥协。它的办法毫无终定的迹象；在各国它都是中国所必须做的那件事——对现有情形的一种凑合。中国人最明白：同别人的意思合作妥协，是一切秩序的根基。阴与阳的消息变化，还是什么别的？这两样若不相谐，纷乱便生。照同样的道理，共和一方与君主一方不同心做事，中国便不能有和平。专制曾被滥用，这并不成为共和一方要用另一套制度去替它的理由；而这套制度，民主之邦的许多居民——看那位伦敦司铎长的议论便知——如今已渐渐认为其前提是错的。一场革命既已显出：中国事务的施政要有一变，乃是全国之意；那也并不成为君主一方不该同共和一方在友好的会商中联手的理由——他们该看一看，两方合起来是否能酝酿出一种比现今任何一种都好的施政，从而把他们身为世上最古老的民族这一骄傲的地位放大。两方都是中国人。何不坐到一处，在公民之事上给那些更年轻的文明做个榜样？

「民主若是一个梦，自治便是一个幻象。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社会、任何团体是自治的。我们连按自己的意思穿衣服都不自由。时尚夫人替我们裁布、替我们买料。治理（借一句法国人的话）总是『两人之事』。它像谈情说爱，是一方顺从另一方的事。照同样的道理，自重并不是自重，而是我那较低的部分对我那更高的部分——我里面的神——的认可。自制并不是自制，而是我那情欲的天性对那供奉在里面的神圣者的顺从。自治并不是自治，而是一部分治另一部分，是适任者治不适任者，是有产有识之辈治广大民众，是受过教育者治未受教育者。若换成别的，便是无能，便是不公，而不是自由。治理之中不可能有平等与博爱。老子那句看似矛盾的话里有许多真理：『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主是一尊偶像，它许多崇拜者已渐渐不再敬它；在中国为它建庙之前，该把事实弄清楚。所需要的是一种摆在恰当位置上的专主——不是门第的专主、金钱的专主、喧嚷的专主，而是品格、自我牺牲与才能的专主。这是中国的时辰，是对她那些强有力的人的一个挑战：要他们想出一种属于她自己特色的东西，而不只是模仿西方的宪法。

「这件事若要办成，那么和平使者们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相见时，须把成见保持在流动之中。共和一方须记得：设想一个没有压迫的民主，是空想。君主一方须思量：干犯别人的权利是错的。共和一方不可忘记：每一个民主的政府都凭多数而治；而少数的意愿一旦被压过，便是以一种摆错位置的专主替去了民主。君主一方不可看不见这个真理：加在败方身上的轭，并不因为那强压来自一个对立的政治团体而不是来自一两位有职衔的官员便更好担；而任何一种强压都招来反抗。两方都该思量：智慧并不总是同多数住在一处。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少数中的那一个是对的，其余所有的人都是错的。他既是对的，也许尽可以把自己抹去而顺从众意，可他不能正当地被强压。民主若是对的，那么强压必然是错的，无论那压力是由个人还是由多数施出的。

「把人们共同的利害有秩序地安排起来，其恰当的基础是：凡有关的人都以友好的方式讨论，以期达成一致。这若办不到，那么照一般的规矩（而要听常识那富于弹性的指教），这个问题若可能，便该搁起来，看作尚未成熟到可以裁定。倘使一切立宪政治之下所行的政党之治是对的，倘使一党因其较强便有权迫另一较弱之党屈从它的裁定是对的，那么强力便成了公理。若是这样，君主一方与共和一方便该一直打下去，直到一方把另一方压碎；若是这样，那些利益因这场冲突延续而受害的列强，也该插进来施用他们的强力，好叫公理登上宝座。可倘使强力永远是恶的，倘使各立宪政治对待少数的那种普遍做法是错的，那么便可以推出：这场争斗中无论哪一方拒不妥协，也都是错的；因为这样一拒，便是把倚仗放在膀臂之力上，而不是放在真理之力上。

「无论如何，要用战争这种严酷的裁断去裁定民意至上这样一个问题，而至少不先投一次票、不先取得那些住在交战地域里的人对其财产不可避免的毁坏的同意，这是带着讽刺的前后不一。中国既无征兵之制，兵士的处境便不必计入。眼下是少数人替多数人说话，两方的领袖把自己的意志加在追随者身上，而广大民众不敢开口。倘使人人都被逐一听取，对这场革命的裁断会是什么，我猜不出；这也不影响所争之点。只剩下一个简单的事实：成千的人被加上了重大的冤害，而他们没有机会表示同意或抗议；他们此后的一生都将比在最专横的政府之下更不如。倘使有人辩说这『恶』不可避免、革命是一种残酷的必要，那么答复是：它该尽快了结，并给那些受了苦的人补偿。凡以它的名义、或为它的缘故而犯下的每一桩未得补偿的冤害，都将是新政府甲胄上的一处弱点。

「这几段若被看作只是一些求全的空话，它们至少强调了一件事：战事若重开，公义将受何等可怖的损伤。调和、让步、妥协，是真理与自由的根基，是各处社会的粘结之力。不肯从既定的立场上挪开一步，不是强，而是弱。最勇敢的人不怕前后不一。诚如伍德所说：『谦卑是神的力量，是一切值得拥有之物的能力。它并不卑屈；它是强的。它是看得真切；它是把自己的价值摆正。它是晓得什么要紧、什么是该掷掉的废物。』又如雅各·波墨所说：『凡以永恒为时间、以时间为永恒的人，便脱出了一切争斗。』一句话，民主只有在人人都是贵者的地方才能成功；而如今正是两方领袖证明自己的贵与自己配不配治人的时候——办法便是彼此优雅地相让。中国在这件事上一向给世界做榜样。在她那值得记念的历史中无疑最光荣的一章的前夜，她断不会失手。」）

第十四章孙中山的到来

孙中山这个名字，多年来已传遍世界，人人都知道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力的革命家。多年以来，他是海外华人中间一场革命运动的领袖；他这一生差不多都花在往来各国的路上，向流寓异乡的同胞随时讲说中国政局的最新变化。

和议召开的时候，局势已紧张到极处。党派林立，个个都真心想把大局抓到手里——其动机大概也都出于至善——于是看来非得有一位强有力的人安然到来，出面主持革命一方的大计不可。这个人便是孙中山。会议开议那一天，人们知道孙中山正在新加坡。好多天里，民众都在盼他；尤其在上海——他在那里最为人所熟知——人们毫不掩饰地表示失望，因为他迟迟不现身。看来，正当他最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的这一刻，他却决意置身于外。然而和议散了以后，孙中山到了；民众立时把他捧到心上，认定眼下只有这一个人，有足够的力量立起一个稳固的政府。

孙中山不能算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是新派里一个典型而极有才干的中国人。他一生大半在国外度过；从最早的年岁起——那时他在广州随着信教的父母出入伦敦会——他便不断同外国的人与外国的事相亲近。前面说过，他几乎一辈子，尤其是自一八九五年以后，一直被看作中国人中间最活动的革命家。他从中国政府手里脱险的次数，不知有多少。他被放逐多年，他的头颅始终被人悬赏购求。他的几次得脱，都奇得出人意外。世界各地的报人，在他漂泊的途中不断访问他；人们觉得，关于孙大总统，世人所知已经很多，一般性的事此处不必再添。更有意思的，是往下看一看孙中山本人怎样说他的国家何以起而造反——那是一篇写得极为出色的文字。〔注一〕

「一八九五年十月我在广州参与其事并为之首的那次谋举，」孙中山写道，「是一连串谋举中的一次；这一串谋举，终必以在我国立起一部宪法而告成。中国全体的人民都在我们这一边，只有那班朝廷的爪牙除外——他们靠着自己所能施行的暴虐，在钱囊与权势上得着好处。美国的人民善良而政治清明，他们一定能懂得：中国本土里数以百万、流亡在外者数以千计的人，若没有十足的缘由，对自己的国家断不会生出这样的心情。每一省上头都有一个官，英国人会称之为总督。那里没有法律——不是你们所晓得的那种法律。每一省的总督自订自己的法律。每一个官的意思就是法律。人民没有说话的份儿。官或总督为自己的用处造出来的法律，无论怎样不公，无论施行得怎样残酷，都没有申诉的路。这些总督无一不虐待百姓，把百姓一概榨成赤贫，自己从中发财。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赋税，中国是没有的。我们只纳田赋；可总督与官吏却用无数种敲剥的法子，从民众身上取钱。每逢一个总督、知县或长官到任，他头一件事便是打听：谁是富户，谁与他相好，谁与他不合。他先从那些他有理由认定嫌恶他的人里挑出一个，再逼着一个站在他这边的人去告这个人的刑事罪状——那罪状没有一桩不是捏造的——于是照着这桩罪把人捉起来。每办一案，总督便肥一回；因为他所晓得的、略带法律性质的东西只有一条，便是朝廷授他的权：凡经他捉拿惩办的人，其财产他可以任意取为己有，而通常是整份取尽。被捉的人没有申诉的路。他没有辩护的人。他不被听审。只有告他的人被听取。随后他便被野蛮地拷打，要他招认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罪。

「这套办法的冤屈之可怕，从这一点上看得出来：知县或长官绝不把这样的惩罚加到任何一个有朝廷势力的人身上。然而凡与知县有势力往来的人，或是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充他爪牙的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把任何一个他怀着怨恨的人捉来，随意挑一桩罪名安上，把人拖到知县跟前控告，请求惩办。再说一遍：被告的人没有申诉，没有辩护。他只被摊开罪状；若是他不认，便受三天的拷打。三天过去，被告若仍不肯招认有罪，惩罚便照着告他的人势力之大小、照着知县觉着须怎样安抚此人的程度，轻重分派下来。凡被控的罪，从小偷小摸往上数，惩罚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砍头。砍头省了监狱的用费，又把被告的嘴一劳永逸地封住。那些官绅离民间远得很，以致许多人向来不晓得朝廷的官吏干着这种可怕的事；告诉他们，他们还不肯信。有些官绅不肯信，是怕招了别的官吏的不高兴。苦难的民众把真相晓得得太清楚了。有见识的人、最开通的人，都晓得。散在世界各处的流亡者，都晓得。对朝廷与朝廷官吏的切骨之恨，布满了帝国每一个省份。这个帝国里有一片广大的民心，正等着、祷着那一刻：他们的组织得以运转得灵便，朝廷被除去，换上一个立宪的政府。

「我们夺取广州的谋举失败了，可我们满怀着希望。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把《圣经》与教育——我们因寄居美国与欧洲而认识了的那种圣经与教育——拿来做工具，使我们那些苦难的同胞晓得：公正的法律里可以有何等的福泽，循着文明的路可以从苦难中得何等的解脱。我们打算尽我们所有的力量，试一切的法子，不流血而取得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政府。我想我们办得到；可倘使我在这一层上注定要失望，那么凡是战事之中我们可以召来相助的器械，没有一样我们会犹豫不用。我们这四亿人，必须而且一定要从野蛮的乱政那残酷的专横里解放出来，凭着文明的技艺，得享一个仁厚公正的政府治理之下的福泽。

「广州那次谋举虽然失败，却只是一时的挫退，丝毫没有浇熄我们的热气。把这次谋举与我自身与之相关的经历略述一番，或可使人略知我们面前仍横着的种种艰难——然而我们晓得，到了时候我们必能越过去。我们有一个头脑，有一位领袖，还有一班首事的人，都是认真、明白、有胆气的人。他们是由我们一群人照着立宪的道理选出来的，而我们这一群人的会集，势必是秘密的。我们在每一省都设有本会的分支。首事者的会，在各处的宅子里开，聚会的地点不断更换。我们在城里各区设了三四十处中心，每一处都有会员随时可以应召而起，人数至少一千，去把本区的公事接管过来。同这些区的往来，用的是送信的人。我们的消息传递全凭口说。我们的意思是不攻击任何一个个人。

「那里没有政府，没有组织，没有法律的制度，也没有哪一种形式的官方管束——除了那些有势力的绅民：他们仗着知县或本省总督的欢心，窃用朝廷的钦差与兵丁，来施行他们野蛮的专横。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统治机构、官署、官员，我们并没有可夺的。我们各区都选出了自己的人，预先教给他们一套立宪的治理之法，一声号令便可就任，把这套法子施行起来。兵丁们也预备好要同我们合在一起。因为兵丁同贫苦的民众一样，是暴政底下受苦最深的人。

「如今我们最大的难处就在这里。在中国办革命本是容易的，难只难在一件事上——极难管住民众。人民从来不晓得法律，从来没有受过一种正当的约束，已经全然涣散。民众一旦骚动起来，性命与财产便要遭危险。至于兵丁，他们出自最堕落的一等人，我们料定要从他们身上出乱子。他们一发觉世事换了样，一定要去抢掠。

「我们要完全成功，所须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在立起一种政府形式的同时，把民众管住，使秩序成为定局；又怎样在教民众认清长久忍受的暴政已被推倒的这段时间里，把居民的骚动与暴行按下去。为这个目的，我们苦干了几个月，把计划一一完备；事情办到这样的地步：那三十几位首事者，每人都有一百名武装的护卫。这样一来，我们在当地便有了三千名武装的人。另有三千人，要在约定的日子从别的一省赶来会合。有了这一支人马——他们武装起来不是为攻击任何官员，而是为管住民众、使他们遵守我们立宪的法度——我们只要几个钟头，便可把那个王朝逼到束手无策的地步。

「不幸的是，我们还得对付自己人里头可能有的不忠。拷刑之房，是那样地可怕；腐败这条主流，分出去的支派又是那样地多。然而一切都预备好了。日子定下来了——一八九五年十月里的某一天。我们首事的人聚在一处，等香港我方办事人的一封电报：他一知道那三千人已经出发来援，便要把一切平安的消息告诉我们。同时，他要派一只包定的轮船沿珠江上行，船上载着给那三千人的军火——这三千人是要管住民众、维持秩序的——并带来七百名苦力，做搬运挑抬之类的粗工，为的是把我们建立政府的那套办法推行下去。我们在广州的约会之地聚齐，跑腿的人与所有的人都在手边。电报到了，说一切平安。我们把跑腿的人派出去，叫各中心人人预备；我们烧了文件，动手把自己散成一个一个的单位，各去办各人分到的那一份革命的事。就在我们散开之前的一刻，第二封电报来了，说：『出了事，那三千人不能来。』我们的跑腿的人已经出去，追不回来了。我们只好指望各中心自己有分寸，等着那些人。一时之间我们唯一能做的，为避人疑心，是电告香港的办事人把苦力截住。他会错了意。苦力到了。没有人接他们。他们在广州四处游荡，不晓得自己到广州来是为什么。

「于是这次谋举被败坏了。跑腿的人向民间说了，招得人人嘴上传扬。有人告诉总督说：『要出事了。』他不肯信那告密的人，事情本也许就平静过去；可苦力一到，便把那话证实了。政府并没有动手。那些可怜的苦力被钦差大臣与他的属员追捕，许多人被砍了头。我们首事的人分散开去，不少人逃进内地。钦差与朝廷的卫队搜寻首事的人。他们捉了十六个人，一一砍头，而其中与这场运动有关系的只有七个。其余的人，是我们某几个人据说曾在其中聚会过的那些宅子里的住户。首事的人全都走脱了。我登上自己的小汽船，开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朝廷的官吏正在寻我，我在街上同他们擦身而过好几次，他们都没有认出我来。这一个礼拜里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让我的妻与儿女、还有我的母亲随后跟来；礼拜末了，我就在那班蠢笨的追捕者眼皮底下登上一只轮船，他们竟没有觉察。我到伦敦的时候，被人捉住了，这是头一次——那时我已被人绕着地球追了一年。可这不是英国人民的过失。恰恰相反，英国人民那样高义地出来援我，把我从那注定要落到我头上的死里救出来，这叫我们流下感激的眼泪。

「英国人民救了我的性命，便赢得了我们千百万受尽苦虐的人中每一个人的爱；他们也使我们的希望更坚：总有一天，不久的一天，我们要得享一个公正政府的福泽，像那使你们这个强大民族这样伟大、这样良善的政府一样。」

那一回，英国的朋友曾叮嘱他绕得远远的，离中国使馆远些，因为在那里他按法理便算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被捕；可这些朋友或是忘了告诉孙中山使馆在哪里，或是他把他们指的路忘了。总之有一天，他正走过一条街，两个中国人上来招呼他。他们请他同去他们的寓所，好谈谈国内的革命。他推托，他们便抓住他，把他从近旁一所房子的门里推了进去。那便是中国使馆。

一个白人——便是使馆的英文参赞马格里爵士——告诉孙中山说他已被拘押，将被秘密地带出伦敦、押回广州去。在替这桩官派的绑人之事安排妥当之前，这位囚人被锁在使馆顶层的一间屋里。孙中山试着把字条缠上钱币从窗口抛出去，可其中一张被使馆的一个仆人捡着，呈给了公使，窗子于是被钉死了。

情急之下，孙中山设法贿通一个英国仆人，替他把一封诉说自己处境的信送给他的一位朋友康德黎医生。康德黎把这件事呈到政府那里，政府立时着手。那所房子被侦探与巡捕围得严严实实，囚人无法被偷运上轮船。到末了，中国公使看出再押下去也是无用，便把孙中山放了。

这位胆气十足的矮小医生径直回到远东，又着手酝酿一场对他那些敌人的革命。

这一回他是从日本经营的。可是他对日本某些营业上的门道还不够通晓，募来买军火的款子便被一个姓中村的人全骗了去。

他离了日本，到新加坡去住。他又潜回中国，发动了另一次起事。这一次也是时机不对，许多志士的头颅落在刀斧手的重刃之下。

孙中山装作一个瞎眼的乞丐，设法从南边的边界溜进安南。他刚过了界，便又干起来：从安南、北圻一处华人聚居之地走到另一处，又往南到海峡殖民地，又过海到菲律宾——到处都在讲革命。

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孙中山曾与之联手的维新人物之一——为求博得那位傀儡皇帝的听纳，脚步走得太急；据说他被袁世凯卖了，只得逃命以保首领。随后慈禧太后便把重手按到她所能及的一切维新人物身上。孙中山又一次脱身。义和团之乱起——那全不是孙中山所为，与他的筹划也毫不相投——乱后慈禧太后似乎也被那普遍的维新之意咬动了，她为中国许下许多愿，把新派人的希望抬了起来。可是像满人许下的大多数愿一样，这些愿都靠不住。

在美国受操练

孙中山又回到美国，在他的宣传里添了一样新的东西。他寻到一个斯坦福大学年轻的毕业生荷马李，此人迷武事成癖，又恰好是中国自由这桩事上的一个热心人。荷马李被委为维新学生军的统领；这些学生军是旧金山的中国少年，配上制服与枪械，一夜又一夜在租来的厅堂里操那一左一右的步法。

这个主意传到美国别的城市，又传到马尼拉。维新学生军成了一个散布很广的团体。有美国的操练教官被雇来教他们；他们打靶，还作操演以示众。

在旧金山，中国政府的人曾一度想劝动市与州的当局把这个团体解散，理由是按法理它是在美国土地上的一支外国人的武装队伍。这番工夫没有成。

孙中山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国外已是中国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在国内或许也会是。到了时候，孙中山被宣告为大总统，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孙中山——在天底下最守旧的一片土地上做革命家，十五年里躲避着世上最精明、最不肯松手的追捕者，又是种种古怪的秘密会社里那个隐而不露的魂灵，而这些会社的脉络已像田鼠的地道一样钻遍了凡有中国人的每一个国度——这个人，如今凭南京临时军政会议的公决，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从那些密谋与暗计的地底通道里——其性质没有一个西方人能指望懂得，而这个精瘦的矮小的人在里头钻进钻出、折回又折去，已有十几年——一个新的全国性人物忽然跳了出来，攫住了世界的注意。过去这些年里，世人偶尔瞥见过这位孙先生那颗圆圆的黑头与瘦削清苦的面容：一会儿在新加坡，一会儿在伦敦，一会儿在旧金山。

世界的新闻里曾有过一些短短的小段，说到一个鼓动家、一个激进派，似乎正拿着草茎去挑北京满族亲贵那座攻不破的城堡。革命在中国发动了；即便到了那时候，一提孙中山的名字同革命连在一起，中国以外的人还要拿这个骗子、这个江湖术士打趣，说他想把国内的动荡变成自己的本钱。

随后，一夜之间，中国出了事。第二天早上，世人在早餐桌上得知：从古老中国革命的翻腾喧嚷之中，起了一位领袖，要给一片古老的土地套上新的治理之辔。同时也显然可见：这场革命——它由中国腹地里相互呼应的举动发起，又以火药引线一般的快捷蔓延开去——同这个在世上躲闪折转了这么多年的矮小的人，关系密切得异乎寻常。

孙中山发动过许多次革命。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有力，每一次都多成就一点。最后那一次，经由至今尚无人知晓的途径苦心经营、密谋而成，终于成了。孙中山是中国这个时辰的人物。

他一生的故事里还有一桩奇事，添上一层传奇的兴味：他虽已做了统一的中国的大总统，头上却依旧悬着总计约七十万两的赏格。过去十五年里，各省官府与北京的中枢所出的购他头颅之赏，并未撤销——虽说真把头交去，那赏银能不能拿到还成疑问。

然而，在他活动的那些后来的年头里，他的头颅值得几百只「银鞋」——即中国的银元宝——这件事却是孙中山搁在他那窄窄的肩上最轻的一副担子。他冒过极大的险，看来好几次同死擦身而过，可他始终不肯松手。

我记得他年轻时在香港随一位英国医生学医。此后他到英国，在一所预备学校读过书，又从一所医科学校毕业，然后回到中国。他行的是新医；在澳门、广州与香港，中国人对这种医术抱着极深的成见。

孙中山今年四十三岁；他开始在同胞心里播布革命之气的时候，才刚过二十五岁。他从哪里起手、凭着什么样的材料起手，除了他最亲近的同伴，谁也不晓得。

看来他起初的意思是和平地图谋改革——只要中国人民有可能穿透满人主子那一层猜忌的守旧。为这个缘故，这位矮小的医生动手在南方的中国青年里组织一些先进思想者的团体。

第十五章袁世凯的引退

四亿中国人在四千万日本人面前竟全然立不住脚，这件事在中国怕是没有谁比驻汉城的那位中国办事大臣感触更深。他原先管带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后来升任中国驻那个眼看就要消亡的朝廷的代表。新与旧的这一撞，骄矜的朝廷大军对日本那支受过训练的近代军队所作的微弱抵抗之全盘崩塌，使这位办事大臣确信：中国若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西方的学问与文明吸纳进来，便是摇摇欲坠、行将倾覆。这一课——借中国人的一句话说——是「刻在他心上」的。这位办事大臣就是袁世凯。

从那时起，他便把手扶上了变法这张犁。他犁出的一道沟如此之直，一步也不曾偏离本意，以至于到处都有人叫他「变法的袁世凯」。然而日本人并不信他，中国政府又把他丢在一边，他一度在温州那个僻远的口岸里荒废时日，直到一八九八年，袁世凯才算渐渐挣出头来。他与光绪皇帝私下见过一面，由此在新政之下得了第一个军职，被授为候补侍郎，统领一军。在这片新的境地里，袁得了他一生的机会；他应了这个时势而起，由此显出了他真正的伟大。起初他手下只有少数受过新式训练的兵，他却一心一意把脑子里的那个念头经营开去，终于造出了中国的模范军；后来在汉口近处的几场交锋里，这支军队证明了自己胜过武昌的新军，这便是明证：此后那训练得法、器械齐备、军纪严明的中国兵，已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在他事业的这一段里，袁世凯把用心之诚与立志之一，合在了一处。他取的是英国海军里那些老派「海上猛汉」的态度——对自己的部下坦直而不欺，并且同他们一同干活。他自身不苟，也便留意着要他的军官个个是有品行的人。外国人为他喝彩；到一九〇〇年他做了山东巡抚，整个文明世界都认准了：那个将要接李鸿章之位的人，已经来了。

正在这个关节上，袁世凯走到了歧路的岔口，并且向世人表明：一个中国的大臣，纵使胸怀大、意志强、立志坚，又对本国的变法抱着炽烈的渴望，他仍旧是一个中国人。袁曾经帮着、撑着年轻的皇帝去求变法，可是到了一个时候，这位讲武备的变法者不得不拣定自己要替谁效力——是维新一党和光绪皇帝，还是保守一党和他们的首领慈禧太后。

要把变法的主意办成，皇帝必须把那支新编的北洋军抓到手里，而这支军队当时归直隶总督荣禄管带；要抓到这个管带之权，就非得把荣禄挪开不可。一八九八年八月初五，袁密见皇帝，把皇帝的整个打算听了个周全——其中包括砍荣禄的头，以及借军队之力把慈禧太后拿住——他当下许了绝对的听从。（他早已向皇帝保过忠心，说只要把军队交他统带便必不负所托。「臣」，他说，「虽功如海中一滴水、沙漠中一粒沙，亦当图报天恩；一息尚存，必尽犬马之劳。」）〔注一〕

而誓言还热在嘴唇上——他便径直去出卖了自己的君主。他是个中国人，看来是拣了那一边最能成全他自己的算计。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史实。但有一件事须永记在心：正是袁世凯下了那致命的一击，把维新运动打瘫，又为中国在一九〇〇年所受的大辱铺了路。

在中国人里头，袁渐渐被看作一个于自己这一边未必有多少好处的人物。他们记着：他做朝鲜办事大臣时办事专断，同那场与日本的灾难性冲突的爆发大有关联；他们说起他出卖维新之举；他们又指出：他所有的大谋划，迟早都带来一场祸殃，把国家推进屈辱里去。这些事袁或许当真有，或许并没有。一个旁观者，要弄懂中国的外交家所玩的那一套宫廷倾轧，是很难的。真正起作用的东西他看不见；即便看见了，也只当作几道侧光，而且看出来的轻重并不合它本来的分量。然而当灾难临到这个帝国头上时，扶住它、使这个国家不至于整个散掉的，正是袁那只有力的手。自从慈禧太后与她那被阉人把持的腐败朝廷重掌大权之日起，袁的星运便一路上行。向全中国宣告义和团之乱已了的那道谕旨里特地提到了他的名字；他被擢到总督里的头等位分——直隶总督，兼守卫京畿之任；又赏了黄马褂以及别的若干殊荣——袁世凯成了这个帝国的第一人。

因他在遏住义和团那股潮水、保全许多外国人性命上所起的作用，袁得了北京各国公使馆的尊重与钦服，并由他们而得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尊重与钦服。

随后便是跌落。《国民评论》上一位作者把这件事写得简短而扎实：「一九〇八年，袁大人做五十岁的寿。他设席受贺，收了许多寿礼，其中也有慈禧太后与皇帝所赐的。北京的大官们彼此争胜，所送之物务求贵重希罕，可是有一个人显眼地不来行这份礼数。醇亲王告了几天的假，既然在公事上算是不存在的人，便免了送礼之必。那一连串终于导致袁大人被黜的事，值得细看。寿筵过后不久，军机处开了一次特别的会，所要议的是替大清皇帝光绪选定一位继嗣。慈禧太后亲自主持；她宣称立嗣的时候到了，又说自己心里早有了拣定，但仍愿听听诸位枢臣的意见。庆亲王与袁世凯于是举了溥伦的名字，若溥伦不成，便举恭亲王。然而慈禧太后宣称：她心里早已打算把醇亲王的长子立为储君——醇亲王的妻是她作主嫁给他的荣禄之女——以酬荣禄一生对她本人的忠谨。她听过军机处对这个提议的意见，见大体是同意的，便定作最后的拣定。虽说大体同意，却并不是众口一词；袁大人仍执自己的见解，以为溥伦的名分更正；而若是旧例还算得什么凭据，他执的这个见解是对的。无论如何，他的见解被压了下去，于是今日治中国者乃是宣统皇帝。

「不久之后，大清皇帝光绪驾崩，其遗诏里说：过去十年的种种困苦，是袁世凯与另一人所应负责……『届时，朕愿将袁即行斩首。』这个虔诚的心愿并未实现；可是当今的摄政王一掌权，几乎立刻就把他手下最能干的大臣骤然黜去，用这个办法去安抚他兄长的魂灵。」

袁退回河南他出生的地方；外国人中那些有意做他朋友的，百般设法要他再被召用，都归无效。袁的黄昏时分，看来是到了。

〔注一〕（原注：见《慈禧太后治下的中国》第二百零三页。）

第十六章奉召回朝救王室

「湖广总督着袁世凯署理，并督办该省剿抚事宜。四川总督着岑春煊署理，并督办该省剿抚事宜。均着迅赴任所，毋庸来京请训。」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一道上谕里这几句干巴巴的话，向全世界宣告：北京的朝廷已是气息奄奄，可到底还不糊涂。有一个人能收拾这个局面，有一个人在与南军交手时能叫北洋军听命效死；这个人便是久被弃置的袁世凯。起初袁世凯辞谢了送上门来的恩典；后来统兵的荫昌与他面谈，十八日袁世凯正式受命，南下赴任。那是一段孕育着大事的时节：改革派的袁世凯与革命党的黎元洪短兵相接。在这一场斗智（同时也是斗枪炮）里，究竟谁更强些？袁世凯这一段生涯，本卷前面某一章里已经说到过。

十一月十日，袁世凯被召回北京；五天之后，他接下内阁总理大臣一职。随之而来的是一桩极难办的差使：要设法安抚全国，并组成一个能令两派多数人都满意的改革政府。有一位在北京的作者，就在那一天写道：

「据一处异常可靠的消息，袁世凯已经定下一套办事的方略。

「第一步，他要弄清全国对那个要紧问题的心思：满清王朝是继续在位，还是被废掉而另立一种政体。为此他将立即从全国各地召集大批有声望、有代表性的人物，连同昨日谕旨所定要选出的那些人，合成一个全国会议。这个由各省人士组成的会议，将断定人民究竟是要共和，还是要君主立宪。

「就袁世凯本人而论，他很乐意行君主立宪，而把宝座的权力与应有之物严加限定，并且要用自己的声势促成此事。不过，人民依照这一套有条理的办法作出什么决定，他都将遵从。

「袁世凯自到京以来，一直在竭力经营，整顿自己的力量，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他觉得整个北洋军及其统将的支持万无一失，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同时也在与黎元洪折冲，眼下有两名特使正在与黎元洪商谈。

「昨夜袁世凯与资政院达成了彻底的谅解。这大概是他受命的一个缘故，因为他不愿在那一方面冒结怨的险。如今只要诸般许诺得以守住，他便有资政院完全的、绝对的支持，不必担心有人从中作梗。无论他这番努力最后结果如何，眼前显然已到了一段长久折冲樽俎的时日。可以断言：政府已决定在交涉期间停止从北京发动一切攻势。不过，革命党若来攻打，官军自然还是要打的。」

从此以后，袁世凯的方略成了一个谜，连那些盯得最紧的人也猜它不透。他最热心的崇仰者也都纳闷。自他重入局中以来，短短几个月里，这位大人得了许多名号。看他把方略摆成什么样子，人们便怎么叫他：「独裁者」袁世凯、「迁延者」袁世凯、「立君者」袁世凯——中国的沃里克伯爵。倒也不难设想：他一路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玩的是同一盘棋，所求的只是全国人民与国家整体最大的利益。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举世公认的：在北京，有强毅的性格与统驭众人之通才的，只有袁世凯一人。

袁世凯到北京的第一着棋下得精明，却失了手。他那个本要调和各派的内阁，还没有组成便差不多已经散了。连资政院也发觉自己除了通过几条决议之外，别无能为。这位总理大臣对满人的第一桩大胜，是促成了摄政王的辞位——几年前正是此人把袁世凯一下子罢掉的。这桩「辞位」的经过，十二月八日的《大陆报》讲得很好：

「隆裕太后那道不曾先有风声的谕旨，准了摄政王的『辞位』。这是这场大政变里最有戏味的一桩事，也显出改革一派在他们那套把满人推到一旁去的章程上，已经走得多么远。除了这件事实实在在的要紧之处以外，还有一层格外引人兴味的地方，就是促成摄政王退位的袁世凯与摄政王之间的那一重关系。倘若这位总理大臣的心性里还存着一点报复之意，此刻他必定正自快意：短短三年之前，正是此人使他丢了官、含辱而退，如今他把这个人彻底打败了。

「这桩大事究竟是怎样促成的，没有人知道——至少没有人肯说。不过看来袁世凯为此已经经营了好几个星期。庆亲王是他有力的奥援，这两人对摄政王本人以及隆裕太后都说：要收拾眼下帝国这个乱局，摄政王非退不可。摄政王很不情愿，最后还是让了步；从此他将完全离开公事。袁世凯与他的随从、帮手都盼着这一着于政府大有益处，并且使同叛党讲和成为可能。他们说，他们认为事情会是这样。可是另一些人，尤其是若干外国人，觉得这一着同许许多多别的举动一样，恐怕来得太晚了；南方那些反叛的势力会把它看作政府示弱的征候，因而愈加受到鼓舞，把仗打下去。中国人则说不会如此。看来中国人的心性在这件事里占了相当大的分量；外国人关于这一着在情理上会有什么结果、会在叛党心里起什么作用的那一番看去很有道理的见解，照中国人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这道让摄政王退位的谕旨，使袁世凯比从前更有权势；局面若还救得，救它的必定是此人。这道谕旨写得不如本可以写的那样明白，此地的外国人对它把隆裕太后摆在什么位置上，议论纷纷。众口大体归于一处：隆裕太后只剩一个空架子。谕旨里有一处说，此后任用官吏、办理政务的『全部责任』，都在内阁总理大臣与各部大臣身上。于此袁世凯便成了至高无上的，因为他一身而兼总理大臣与内阁——内阁里的人都是他自己挑的。在这新一种政体之下，隆裕太后与行政、立法两途都不相干了。她显然被上面引的那几句之后的这几句话限住了：『应降谕旨，由内阁总理大臣请用御玺；朝贺典礼，由予与皇帝同受。』看来这是把隆裕太后与皇帝留作中国主权的标记，而立法与行政的职权一概不与。外国公使到京呈递国书时，坐在宝座上接受的将是隆裕太后；在普天下眼里，她将是国家元首的表征；此外她便什么也不是了。」

袁世凯接下来的难题，是把事情安排到让满清朝廷肯「退位」，同时又借那个有名而无用的和议，同共和一党周旋。到这里，那只高手之手便露出来了。有一阵子，袁世凯似乎两边都信他，也两边都疑他。他毕竟使实际的战事停了下来——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意。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位在北京的通信员写道：

「自中国这场动乱起来以后，局面时时显得极为纠缠，叫人全然不能理会，而今天看去比以往更其如此。此地革命党与政府之间的争执不但照旧进行，而且极其激烈；满人营垒里头也有麻烦与骚动，因为各位王公对退位这个大问题意见大相径庭。已经晓得：上星期五，一月十九日，原定为颁布退位谕旨之日。宝座一方已经完全预备好腾出来；袁世凯已取得隆裕太后以及几位领头王公对此举完全的允准，朝廷即日退往热河，看去是一定的了。不料横生枝节，今天退位会不会马上到来，已全然说不定。空气里有要打仗的话头，谁也不知道将要出什么事。袁世凯仍旧闭在他的衙署里，告着假，身边的兵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显见是怕再有人来行刺。有些满人是皇族血脉，有些则是血气方刚，他们都声言反对退位，想要打个明白。这些人里有许多骂袁世凯是叛贼；那些说得有枝有叶的传闻，若有一半可信，袁世凯之险于满人中某一派，正不下于险于革命党的炸弹。

「今天的局面大得惊人，既难理会，又实在无从知其究竟；因为真晓得已经出过什么事的人不肯说，而那些装作晓得的人则散播着花样百出、耸人听闻的消息。这底下另有一层东西，而就我所能探得的而论，没有一个外国人晓得。众人都以为袁世凯这盘棋下得极深；有人说他要让自己这段叫人莫名其妙的总理之政，以袁世凯本人登上大总统之位收场。这位总理大臣近来在那些曾对他推崇备至的外国人中间，确凿无疑地失了许多分，人们毫不客气地说他是在做戏。这对他或许不公，可若是不公，也得怪他自己，因为他确实没有把到手的机缘用到十足。」

袁世凯那引人注目的人品、他的将略、他的性格、他对身边外国人所有的那种吸力，对于近来这些事情的收场，必定关系甚大。然而究竟有多大，以及他在这场革命里所扮之角色的全部真相，还有待在另一部书里讲出来——那部书将揭出袁世凯大人的动机、抱负与成就的里面；他也许是今日中华帝国里最了不得的人物。他近来那些外交手段的谜底怎么解，是西方人力所不及的。萨提督在十公里打了那几炮，着实打中了，随后却不去把溃散的共和军歼灭，反而顺流退下，他这是奉了袁世凯明白的号令吗？后来汉口拿下，萨提督决意炮击武昌，好把这场战事收了局，是谁阻住他不让他实行这个管用的主张？是袁世凯吗？再后来，十一月二十七日汉阳陷落，武昌看去已任官军处置，是谁按住了前进之势，给了黎元洪一个机会去重新布置他的战局？难道那时候袁世凯就已经在把网朝他那些满人仇敌身上收紧了？还有，武汉三镇的撤守，是不是也是他做的手脚，让革命党人不放一枪、不死一人，便把那些辛苦得来的阵地重新占了回去？这些谜底还握在将来的手里。不过也有人从这一切举动里看出一位政治家的手腕：他切望并且能够把自己的国家维系在一起，同时又向腐败的满清朝廷里那些仇敌报了自己的仇。

第十七章四川的变乱

革命爆发之前很久，四川就已陷在一场变乱的苦痛里；那场变乱从哪一面看，都像是要迅速蔓延到极危险的地步。祸根出在修铁路上。四川要求把本省从铁路国有的章程里划出去。士绅与学生把这件事接在手上，斩钉截铁地声称本省的铁路该由本省自己来修，不多时，全省便鼎沸了。这场骚动的来龙去脉，我们没有多少篇幅去细说；但既然在它闹得最凶的时候，省内确曾弥漫着一股严重的排外风气，那么把这件事略作一番回顾，总是好的。

有好几年工夫，人们已经听惯了北京发出的那些惊人的宣示：中国政府要在这片广土长陌上如何铺设铁路，又说这一来全国怎样便通达起来了。可是在中国据说正在觉醒的这几年里，我们左等右等，那条议了又议的新线始终不来。每一处咨议局的议程上，总有一条摆在最前头的铁路——而它总也不见挪近一步；公众渐渐听惯了这些话头，不知不觉就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对于铁路化作实物的那一天，他们已不存指望。

然而一九一一年春天的那道宣示，看来是把这段日子画上句号了：端方大人出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在任上的时候，在人们眼里，大约除了袁世凯便再数不出第二人，是官场里的翘楚；凡是与外国人沾着边的事体，他处置得圆融而干练，这是出了名的；民间对他极为敬重；他机敏，有远见，是最真实意义上的开通之人，一向被看作新中国到来之际的一根公家的柱石。可是有一天，先朝太后奉安大典正在举行，他竟不幸犯下了一桩对朝廷礼制的大不敬——详情见下文注中。天威震怒，端方被当即革职，把自己的文书一卷揣进袖里，就这样带着一身似有似无的羞辱离开了官场。不过那是旧时候的事了。此后的中国，正在飞快地经历一场巨变，端方也随着时势变了。如今政府又把他起用起来；凡是议定要修的、与已经动工的铁路，其经营管理都直接归在他的手下。于是人们有理由盼望：事情总要有些进展了——或许不会像章程上写的那样快——可有一点是确实的：当时整个政府的台面上，再没有比他更能办这桩事的人了；而这桩事，在中国正是国家前进所最亟需的一个凭借，近代铁路之于中国，谁都承认是如此。

在中国，铁路问题是最关紧要的问题之一。单就地面之广而论，人们看得明白：中国若要把拟议中的各条线路修成，势必得向世上每一个会修铁路的国家求助。眼下中国的铁路问题，只牵涉到施工的难处和开办的费用。至于铁路与社会、与商务的关系日趋繁复的那个阶段，还没有到来。运价与票价的竞争、铁路系统的合并、运输的统筹、国有抑或民有——这一类恼人的题目，中国大半还天真地不曾沾着。中国眼下的情形，倒不如说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断不能看作任何一种方针所生出的果子。一条路上只要铺着铁轨，在中国就尽可以叫作铁路了——而中国也让我们看出，她对此是满意的；中国政府则一向是境遇的牺牲品，所凭的全是过去那个黄金时代，而不是对未来那个黄金时代的清明展望。中国已有的那几条铁路，从前是、如今仍是最不堪入目的例子，叫人看了便知铁路不该如何办。一个自称正在奋力摆脱洪荒旧习的国家，有了这样的铁路，实在是耻辱。它们赔钱，它们被放任着破败到无法想象的凄凉地步，总而言之，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但近几年里，修筑铁路的那股劲头，确实把政府抓住了。在中国北部与东部那些开通的省份，人们谈的是铁路，想的是铁路，梦见的也是铁路；端方出任督办铁路大臣之后，他们看来是打定主意要修铁路了。

要把这个了不起的大国开通起来，这话已说过无数遍，不必再翻来覆去地说。帝国西部的每一个省份，地下都藏着人所共知的富藏，到时候足以使中国在天然资源上与美国相抗。为了自家的往来交通与物产交换，中国头一桩需要的就是铁路。她若要让出口货物的增长与天然开发的机运相称，就非得有一张铁路的网，使她能把物产迅速运到海边去。需要是明摆着的；再加上四国大借款的助力，中国（在一九一一年之初看来是如此）将能大步迈进。钱她现在有了，人她现在也选定了。只望端方大人在踏上他这桩要紧的使命、走向新中国的时候，不至于被旧中国那个一动不动的东西捆住手脚——那个东西至今还死抱着一副短视的独立腔调。

铁路国有的章程才开头，人们就看出四川不会与别省同调——湖南是另一个。当时中国几个中部省份里有一样莫名其妙的现象：列强把银钱借与中国，这件事在绅士与士人心上留下的印象，正与令人满意相反。因政府这一决定之故，有几处地方已到了变乱的边缘；某些地方对朝廷开通国土的手法，显出明显的厌恶。

今日凡观察中国社会情形的人，头一件打动他的，是处处都在运转的那股工业力量之巨大——不做工的人，便没有多少吃的。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八分之七的地面上，全国的活计大半是靠人力与驮畜的气力做成的。中国——我是说这个国家的寻常百姓——还没有学会把一种伟大的天然力套到工业前进的车辕上；他们从摇篮里便受这样的教导：一旦省工的机器进了来，凡是它一台所顶替的那一群人的活计，这些人便要开始挨饿。寻常的中国人，用他那双杏核似的眼睛向外看，却看不出这片土地的财富在哪里。美国的机械马力从一八七零年的二百万增到一九零零年的约一千二百万，财富也随之大增——而他自己的国家本来也能这么做：这些事，寻常的中国人并不放在心上。他的推理极为简单。他有这么多张嘴要喂；有这么多活计要做；就算这些活计全由人手去做，还是有成千上万张嘴填不满，那么省工的机器一进来，被抛出饭碗的千百万人又将怎样呢？寻常的中国人便是这样推的；他怕把本已不堪的局面弄得更糟，于是一票投下去，坚决反对洋机器进来。这就是下层民众对于用铁路开通国土一事所抱的心思。

然而变化是非来不可的。四川的人固然明明白白地表示，他们要与这件自己其实不甚懂得的事死命相争，政府却看来十分坚决地要把路修下去。这个问题自然是中国举国上下惊心动魄的大事，于东西两方全局也关系至重。从前，百姓自己本来有过机会去修自己的铁路，一如欧美的私家公司那样。他们死板板地拒绝了，他们认定这样一桩来自魔道的新鲜事物，与国家的福祉是正相违背的。多少年来，中国政府也是这般想法；可是等到半醒的中国伸出手去，要抓住她在商务上与世界各大国并驾齐驱的最后一个机会时，便不该再有迟疑了。中国非有铁路不可。她自己修不起——她没有钱。欧美能修；欧美有钱，而且在做着一桩任何明理的国家都会称之为美举的事（虽说不能全然说没有一点自家好处的打算在内）；中国政府则有责任铁腕治理，压住那些歇斯底里的无赖——他们那种朝廷式的短视，使他们成了国中一股危险的势力。

在这场风波的起初几个月里，并没有排外的举动。有一个会社，号称保路同志会——所同之志只有一桩，便是要把铁路借款作废；为首的多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们自诩办这场运动极为文明，不像从前那样去毁官署衙舍等等。哪里有人煽动起来要对付教士与洋人，这班领袖便出来干预，运动一番，终于使好几个平民出身的为首者被砍了头。方圆数百里的乡间都散发了传单，上面说「洋人的一根草也不许动」；写传单的人接着声称：「我们若做下这事，只会伤了自己的事体，又给外国人一个插手分割我们国土的借口。……这与哪一国的教士都不相干。外国人若有钱可借，中国又想借，他们尽有权按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条件借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能怪外国人，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政府。」

不过，这虽是运动倡办者的正式态度，国中却另有许多「粗人」——那一党人从来就是既反政府又反洋人的——他们盼着趁这场风波去推自家的目的。为此，据报有些稀奇的事情闹了出来。报纸变得无从压制，攻击洋人的漫画下流不堪——譬如画中国兵被绑在树枝上，由外国兵开枪射杀，底下印着文字，告诉百姓说这就是英国人在片马待中国兵的办法；又画俄国兵用刺刀尖把犹太人赶进海里；又画一个英国人把丈夫和妻子生生分开，旁边赫然注明这就是英国人待印度百姓的办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股风气是慢慢起来的。乱事初起时，百姓大概以为：遍省的野蛮行径里，若能护着洋人一头，倒可保住自家的名声；可是等他们清清楚楚看出朝廷的手比他们所估量的要硬，便把心思转到了一种本可酿成大祸的排外情绪上头——幸而在普遍说起屠杀之前，洋人已经撤出了那个省份。我写这些字的时候，洋人的产业是否得以保全无损，还不得而知。

武昌起事之后，四川的局面断然转坏了。到处盗匪横行。大规模的杀戮在进行着；省城成都被围了好几个星期；洋人奉命离省，许多人费了极大的气力才得脱身；总督赵尔丰被杀；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全省只有无政府与无法无天。乱事闹到最凶的时候，端方奉命入川平乱。他去了；可是，好人如他，终于没有回来。杀满人正在进行的时候，他被自己的部下杀了，首级被送到武昌来。

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四川一省仍是那样动荡不安、彻底涣散，以至于一年之内会出什么事——就是说，那时候究竟有没有一点真太平的指望——都断难说定。有一点是确实的：往后好几个月里，教士们是回不到自己的教站上去的；而且，纵使中国人有着那种惊人的复原之力，这个省份要回到常态，大约还得许多年。因为四川与中国许多省份不同。那里的难处是别一种难处。那里的人——尤其是部族那一部分——是中国官场肉里的一根刺；在本书写到此处的关节上，把国民生活里这一部分细细想一想，大概是有意味的。实在说，要把中国眼下的时势征兆读得准，从来没有比今天更难。

革命带来了共和的希望，或者说带来了一种大为改观的治国体制，把中国向世界所呈的整个面目都改了；无论一个人怎样看眼下事势的转折，怎样看这一切变动对中国国民生活与国民性情可能有的影响，有一件事他若做得到，便算明智：他在热切研究革命与改革运动的同时，也须公允地估一估那些威胁的分量——那些威胁，正横在孙中山和他的共和党人面前，也横在袁世凯和他的君主党人面前，各自挡着他们所奉行的方针。有些威胁来自外头。然而大半来自里头；而在当下，凡最识得中国的人，都看得再清楚不过：新中国最大的指望，在于逃出她自己。

这场革命似乎催生出一个中国，与此前任何一个中国都全然不同。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新中国；今天凡以一副略能领会的心肠去看中国的人，无论在帝国哪一块为文明所知的地方，都不会看不见革命里头有许多好兆头：有一种共同冲动的真切，这冲动又连着一股执拗不舍的努力，要从过去的浅滩里挣出来，驶进未来的深水——那是越过中国古代的园林与廊庑，朝那个了不起的黄金时代望去的一瞥，倘使革命党真有福分的话。

但这个少年中国的党人，势必要经过一场国内与国外的大政潮；这场政潮里他们国事纲领上那些古怪处，若共和党人操持得巧，倒可以把旧中国变成世界事务里一个有力的参与者。如今举世都该承认：中国的改革精神是中国境内格外真实的一样东西；而中国本身——凭着这场革命——是今日世界政局里最惹眼的一笔。可是把这一切加起来，究竟是什么呢？其中有许多面。我们须记住：中国享着那些自然归于她的种种便利，其岁数却与整部历史一般老。你在那些坚硬耐久的时光之物上，一遍又一遍看见古老的传说重演；在那场把中国攫住了许多个月的大冲突里，也同样看得见。寻常生活的每一个符记，寻常百姓的每一桩举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带着强大的意味，指向那些根本而耐久的事物。近几年来，中国凡是插过手的事，大半都给我们端了出来——革命本身便是最惹眼的产物之一，而且有凭据显示：她终将升到这样一个民族所应得的地位上去。在那些看来丝毫不变的生活常态之间，我们能清清楚楚追出一场势不可当的大改革的故事。在许多地方，这改革上自政治与社会阶梯的最高一级，下至寻常日子里最细微的末节；在另一些地方——过去两年里我曾走过的——百姓生活的大势，却叫人一刻也不能相信中国的机运会来，纵使经由革命也不会来。

但大体说来，人不得不承认：这个中世纪似的民族，一下子便挤进了世界政治的洪流，而这洪流他们落在后头已有几百年了。在她眼下这场革命的旋风里，在那道即将横扫全国的商业激流的奔涌里——那力量之大，大约连日本当年在世界贸易上的初试锋芒也要给比得暗淡下去——我们看见这个奇特民族的国民生活表面上浮起一道光，预告着一个更大的日子的黎明。连我们住在中国的人也惊得失了措；离得远的人，更无从对它的分量作一个公允的估量。而这个帝国这样广，这个民族这样众，大半地方日常生活里那些不相称与荒唐之处又还这样多，以至于我们这些终年与中国人比肩而处的人，要对任何一个题目凝出一点确切的见解，都觉得难。

把中国拖住不前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龙。我们外国人之所以未能切实了解中国，正因为我们不了解那条龙。在中国，龙已主宰了几百年。这条龙盘缠绞结地绕在中国人私人的与举国的生活里，至尊无上地统驭着一场假装、一副样子，统驭着一种在文明各族中间无可比拟的、生在骨子里的虚伪与空洞。中国人因了这条龙，一路顺着历史把自己蜷成了种种奇形怪状，世人不知该拿他怎么办，因为他那副模样实在太隔。可是如今革命告诉我们：中国和她千百万的百姓已经一去不返地变了——这一层总得先认下来。这变化本可以更快些、更好些，若不是因为有那条龙——它的獠牙深深嵌进国民生活里，使它成了与少年革命党相抗的一大砝码。新中国党人想一举推行的那场改革，还有另一个砝码，那便是这桩可叹的事实：在这帝国极大一部分地面上，在那些远离改革运动较易波及之处的孤僻角落里，竟寻不出一丝凭据能说中国已不在那亘古的昏睡之中。在那里我们看见一种涣散失序的社会情形，看见多少气力在盲目地、糟蹋地、衰败地使着。我不是说革命之前什么也没有变，因为改革的某些面相，连中国最偏远的角落里也躲不开。但假如把军事、鸦片和某一种民间教育除在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多少东西，与那场据说正在进行的改革的喧天呼号相称，足以叫那些不明内情的人相信：全个帝国正处在一种急不可待要往前冲的热望里，少年中国已经把老中国歼灭了。

而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这段日子里，外国人——除了那些真把中国当作一门正经学问来研究的——若相信中国越来越爱外国人了，是可以见谅的。我相信她是在爱起来——不过这爱来得慢，实在是慢。

我个人的看法是：今日中国，有许多地方，中国人对外国人那种不加涂饰的情绪并没有变，大约不比一九零零年时好些。可是这一层，眼下我管不着；我只盼望这场革命不会再向我们展开别的故事——像去年冬天陕西西安府不得不讲的那样的故事——读起来叫人难过。中国在海陆军的韬略上，在教育、艺术、科学、商务上，在凡她从外头看中了而定意要学的一切上，都已经有所长进，而且仍在飞快地长进。但是由于那套守旧的方针，那套「中国人的中国」的方针，她的士人中极大一部分正在从里头削弱着她——削弱到这样的地步，她终有一天也许还得吃低头认输的苦果。因为正如四川的骚动如此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了的，中国无论如何还没有把自己的家整治停当；而革命又给了我们另一个压倒一切的真相。

读者若翻一翻中国地图，便会看到：中国西部各省的地面，大约三分之一、至少四分之一，再加上更北边一大片疆土，上面都标着「未经测绘」，占住这些地方的，大半是未被征服的、独立与半独立的部族。而我要说的中国那些隐伏之患里最大的一桩，其险区正在这里。孙中山最大的敌人，袁世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日后无论政府哪一派当权，那一派「最大的敌人」——其中的底细，知道的人不满一打；这是一桩连中国自己也不甚晓得的隐患。我十分明白，我这番论断是要开出一片全新的地面来的。内地各省的土著曾使中国政府吃到四川那样的苦头，这件事有无可能，据我记忆所及，近十年来凡讲中国改革的著述里，从未有人提起过。我也明白，我这是要向寻常研究中国事务的人抛出一个难题，而他可以把它贬作不要紧的事，就此脱身；因为世人对付中国，眼里只有政治表面上看得见的那些东西。实在说，这正是讲中国的著述里最大的一桩错处。可我说话并非没有亲身的见闻。我在中国走了约七千英里，所到之处常是从没有别的外国人进去过的；又在荒野里住过好几个月，那里除了教士没有别人能与当地相通——所以除了教士没有别人写得出来，而这事又极少有人去做；既然如此，我多少拿出一点确定形式的见解来，总该算是说得过去的。我的本意，就是要把这个题目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去做。这些部族所居的地方，大半是不许寻常外国旅人进去的。凡是能派护卫的府或县，那里的官，你若蠢到让他们晓得你打算动身，他们便不许你上路。可是存在的情形究竟如何，唯有真个到这些地方走一走，才收得到准确的印象。一个人沿着大路把中国从这头走到那头，并不就配对这个题目发议论；沿着大路走，无论哪里都容易得很，可是在大路上，部族这一部分是看不到多少的。

有人或许会说起近年来中国长出来的那股爱国心，又问道：这种爱国的风气既然兴旺，这样一桩隐患还能存得住么？我承认，中国百姓中间的确冒出了一种奇特的爱国心；可是在我心里想着的那些地方，在中国极西那片风吹的蛮荒之地里，爱国心是不晓得的。凡留意过四川那场风波的人——它远在革命爆发之前便起来了——都看得出那是怎样的一种爱国。它不过是寻常民众中间一股常见的无赖气，加上读书人中间一股令人惊心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气，比这不多，比这也不少。中国人在这些地方是这样；但我此处说的，更专指那些部族种人，他们对政府的这份仇恨要苦毒得无可比拟。这些土著的种族，或者说其中的大多数，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曾一度占有过广大的王国；他们头一个念头便是：中国政府是由一串极其邪恶、毫无顾忌的人堆起来的，是一班大违诫命的人，是人类中格外危险的一种，生在其中实属不幸。他们不晓得什么革命，也不晓得什么改革。他们对中国人恨得极深，一肚子复仇的心思正在滚沸。往后十年里，中国要对付的正是这些人。中国若与别的哪一国起了争端，这桩部族之患便将是可怕的；若是一切归于太平，革命过去之后，要把中国境内所有的人和事都压到政府脚下，这桩工程也不是不费气力就办得成的。

照眼下的情形看，中国面前隐隐横着一个问题，而一味搁置是寻不出答案的。在征服她自己国中的部族这件事上，中国所面对的危险，比她自己所晓得的要重大，也比西方世界所梦想过的要大。

要把各部族以及每一支的特性一一细说，这里篇幅不够——只须说一句：中国西部的每一个部族（它们的数目有多少，从单在云南一省就不下二十种这一点便可想见），都恨中国人，也恨满人。倘使西藏边界、缅甸边界、越南东京边界、蒙古边界上起了什么骚动，她那些部族之民这桩纠缠不清的问题、以及如何对付他们，便会把中国的筹算搅得大乱，以至于她可能在中国极西丢掉疆土；历史也许还得记下另一场变乱，其惨烈或可比得上一八五五年以后云南的回民之乱。到那时，云南可能归了法国，西藏归了英国，蒙古归了俄国。这将是纠葛的极顶；可中国一向怕的正是这个，而且只要这个问题一天被置之不理，她便一天有怕的理由。眼下这个时候，外围的属地大半都在宣告独立，这些担忧便更有分量了。中国在帝国这些边远角落里的官吏，既不能把局面抓在手上，也没有那种唯有本地阅历才生得出的本地见闻；一旦与她自己版图之内那些未被征服的种族正面相搏，中国吃紧的就是这里。这股争斗之气已经长了许多年，远在中国于西藏行其进取方针之前便有了；然而中国在西藏的用意上纵使再善于瞒哄欧洲，再善于维持那里的安宁，有一点是确实的：北京并没有、或者说不肯承认中国极西有此祸患——西藏且按下不说——即她那些名义上归她治理的种族，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处在无法无天与社会的野蛮状态之中。西藏起纠葛的可能，一如多年来那样，随时都有；甘肃、新疆、四川、云南也一样——四川我们自然是已经见到了。这几个省里不论哪一个出了大的纠葛，中国一向都准备不足。她的兵，纵使经过一场翻山越岭、难以想象的艰苦行军被她弄到了事发之地，还肯不肯效忠，向来是极可疑的。中国西部可说的铁路一条也没有——在本文所勘察的那些地面上，更是绝对没有；而西部中国唯一的那条铁路，从越南东京通到云南省的腹心，也提供不了什么便利。

中国的几条干线，就是那么几条，所经过的地方，与最可能先受波及的各县之间，隔着许多天陆路上的苦走。姑且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决意在片马把英国人逐回去，或者云南爆发一场内战（凡晓得云南人那股进取气的人，便知这两件都不算怎么不可能），那么一旦非得有军事上的援助，大约会动员四川或湖南的军队。可是从成都（四川省城）到云南的省城，所需不下三十三天；从长沙（湖南省城）到云南府，至少要五十天。两条路的全程都得靠步行与土船，所经的地面自海平面起，高至约一万二千英尺；倘使中国极西与别的哪一国已起了纠葛，而四川又正在那骇人的沸腾之中，后果便可以猜想了。

大体说来，中国极西与部族的这个问题，与眼下吸住世人目光的中国与西藏之间那个问题是同一类的。我们都晓得：当初尼泊尔人若与达赖喇嘛同心合力，中国在那里的帝国方针便要蓦地被打断。中国在西藏醒了过来，派兵驻守以维持中国的宗主之权；我们也看见大英帝国顺理成章地把自家的军队往印度边境上再推进一些，表明她有意维持她自己的现状。中国在那里得看着英国。而我们似乎还看出：中国在西藏的活动，对西藏与印度之间那几个邻邦的太平也是一桩威胁。英国从印度一面看着中国；法国，如前所说，则在云南南界上看着中国。应当记得的是：当年法国在极西一带怀着那股不可按压的殖民扩张冲动时，她的梦想便是把云南并入印度支那；她的错处虽多，她的信心却比她的失望活得久。如今她放弃了领土的梦，正紧紧地、快快地去抓贸易；她自己既有了铁路，便在越南东京边界上屯着好几千兵守着她的利权。整个云南，中国人中间都存着一股强烈的反法情绪——法国人不得人喜欢，多年来一直是争端之所在。把这些事实合起来一想，人便不免要怀疑：中国究竟是否真有那个力量，在西藏立起一个能使那地方免于内乱的政府。到眼下为止，不得不承认她办得不错；可是革命之后，她将面对那样多的危险，这看来是一桩极难的政治工程。改革的手若按在藏人身上太重了，乱子似乎是免不了的。

再添上部族之患。有一件事或许不是人人晓得：这一座大人种园圃，从缅甸一直伸到中国帝国的北边，南边远至越南东京与广东；园中许多部族，是藏缅一系的来源。西番一群，诺苏一群（这是我自己的说法，因为另有好几种说法在流传；诺苏一群，一向被笼统归在倮倮名下，而倮倮本身是个带侮辱意味的称呼），以及这几大支系里的许多别的部族，都是如此。笼统地说一句总不至于错：这些部族，不是在种族上相联，便是在宗教上相联。众所周知，在他们文明的各个阶段上，没有一个部族肯为中国人说一句好话；而在西部各省，这些部族之民所占大约十居其七。人不能自命为政治的先知。中国的革命已向世人表明：对中国政治上的可能作预言，掺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侥幸成分；而人确可以断言：谁也没有本事说这些非汉的民族不可能被英国人拉过去。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事很容易办到。

人还能想见：这场大革命势必带来东亚政治上的一场革命，而一旦事势需要中国的正规军全数开往帝国东部，西部的部族便能凭着内战与公然反抗政府，造出一个那样严重的局面，以至于中国要过许多年才能把这些人完全征服，并得到他们心上的拥戴。

这个新中国的政府——共和的也好，君主的也好，或者两者都有，随它如何——总得自己去找出自己的弱处。凡走过这些荒野地方的有心人，都不会怀疑部族之患是中国最大的弱处之一；而人越是懂得它，便越见其大；它摆在新政府面前的这个难题，比满清政府所肯承认的要大。

在回顾四川这场变乱时，作者自觉在他的记述里已经走得远了。但上文所写的这些消息，对于维持中国西部的太平，有着极紧要的关系。〔注一〕

〔注一〕（原注：一八九八年，端方在工部任主事；此后他升迁之速，主要是靠他的朋友荣禄的提携。以一个满人而论，他的见解称得上格外开通而宽和。

一九零零年，他署理陕西巡抚。义和团的风潮蔓延开来，愈演愈烈；荣禄心怀忧惧，对他们采取了日益明确的办法，端方便依着他的指点照样办。戊戌政变之时，他曾机巧地使自己不致与维新党人划到一处，又撰过一篇讲孝道的时文，世人普遍把那篇文字看作对皇上的一种隐讳的规劝，意思是说皇上未能对老佛爷惟命是从；可是尽管如此，他从未得过老佛爷手里什么特别的恩眷，也从未被纳入她时常加于亲信之人的那种私密的亲厚里。

端方在私人的生活上，一如在他的治事上，一向看得清本国情形正在变迁，并力求使自己适应时势的需要；他是满人中最早把儿子送往外洋受教育的一个。他的同情起初分明是在康有为与那班维新党人一边的，但后来因那运动带着反朝廷的性质，他自然不以为然，便从他们那里退了出来。

一九零零年七月，他署理陕西巡抚，清楚地看出局面的严重，也看出义和团若得了势必生出何等的危险，因此向全省发了两道告示，恳切告诫百姓不要有强暴的举动。这两道文书无疑成了救命的凭借，使内地许多孤立无援的教士与别的外国人得以保全。第一道里有一节颇为奇特的话，他先把义和团痛斥一番，接着说道：

「义和团的那套教门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嘉庆年间，奉同一种教门的人成群地被砍了头。只是今日的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为国御外，所以过去的事我们不必再提。他们的用心好，这个我领了；我只要问一句：把这些人看作有神灵护体、刀枪不入的本事，于理可通么？如今从北京到海边，一路上横着那么多尸首，难道我们该信这些都是假义和团，独有活下来的才算得真教门么？」

他又预言他们必落到回民乱党与太平军同样的下场，随后向百姓发下一番劝告；这番话一面要防住屠杀外国人的事，一面又保全了他爱国的名声。如今端方已落到了不幸的境地，把他在极艰难的位置上做过的好事记住，是应当的。他那道告示是这样说的：

「我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你们陕西人是勇敢而爱国的；倘有机会，你们必会为国家奋勇而战。我晓得你们若去入义和团，也是出于爱国的心思。但我要你们留意一层：我们的仇敌，是侵入京畿一省的外国军队，不是住在内地的外国教士。倘朝廷命你们执戈卫国，那么我身为本省的巡抚，自当与你们同分这份荣光。可你们若擅自出去杀几个手无寸铁、不能自卫的教士，那你们必是被抢掠的念头所驱使，这样的事里没有一丝可敬之处；邻里要看你们不起，而律法也一定要罚你们。

「就在此时此刻，全国各省的兵正朝京城涌去。上天复仇的剑，正对着入侵的人。既然如此，还以为这种时候用得着你们这班人去效什么力，便是荒唐了。你们明明白白、极简单的本分，就是安安静静待在家里，做你们素常的生计。护卫百姓是做官的事，这件事你们尽可以信得过我。至于两宫去年那道旨意，令各处办团练，本意只是按着孟子所立的道理，鼓励各乡各县自行守望相助，以备地方上的防卫而已。」

稍后，这位巡抚又提到皇太后的那道诏旨（那是她第一回留后路的尝试）。那道诏旨开头引了《春秋》，讲外国使节之身不可侵犯；他便拿这段话作题目，着力申明一件事实：陕西境内好几处教会的人，一向与百姓相处得极好。他还提到另一件事实：山西饥荒各州县逃出来的难民与许多散兵，已经越过本省边界；他恐怕这班无法无天的人要纠结起来攻打外国人，于是再一次劝他的百姓，不许有人违犯待客之道那神圣的规矩。那场长久的旱灾已使山西备受其苦，陕西也开始尝到它的滋味；下层百姓迷信，倾向于把这场灾祸归在上天的震怒上，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去入义和团才招来的。端方接着便去扫清他们心上这个念头。

「假如雨没有落到你们枯干的田地上，」他说，「假如旱魃眼看就要来折磨你们，那你们可以断定：这是因为你们走错了路，被虚妄的谣言牵着走，做下了强暴的事。此刻悔改，回到你们安分的日子上去，雨一定会落下来。看一看直隶与山东两省落到了怎样的败亡地步；我此刻警告你们，正是要救你们免于他们的下场。我们不都一样是大清朝的臣民么？我们岂可不像个男子汉似的为国家尽我们的本分？本省若真有被敌人侵入的可能，你们自会把性命和家产拿出去把他们逐回，这是最简单的爱国之理。可你们若在一阵突发的疯狂里跑出去屠戮几个无依无靠的外国人，那于国家毫无一分益处，只是给朝廷添出新的难处罢了。眼下，你们自己的良心便要责你们做了不光彩的事；日后，你们一定要拿性命和一家的败亡去抵这份罪。你们陕西人是开通的、有气节的，想必不致堕落到这个田地。我晓得你们中间有些坏人，口称爱国仇外、仇教，实则靠着抢洋人的东西养肥自己。可本省那几处教堂，能抢的东西本就寡薄；有一件事可以稳稳地预言：凡是从抢教堂起手的人，接着一定要去抢你们城里殷实人家的屋子；外国人的房子一烧起来，那火便要烧到你们自己的房子上去，而许多无罪的人，也要与被杀的教民同受那一份下场。抢掠的人带着赃物跑掉了，而那班愚蠢的旁观者，倒要替这些罪行抵账。难道不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么——每一回仇教的乱子闹起来，倒霉的总是那一带愚而无罪的百姓？这岂不是可叹的事？至于我自己，我既不图人家赞，也不怕人家骂；我在陕西讲和平，唯一的用意便是要救你们这些百姓，免于惨痛的败亡与毁灭。」

一九零五年，端方是出洋考察各国政情的使臣之一，并曾在欧洲几位君主手里受过勋章与荣典。在私人的生活里，他以全无一点官架子著称，是个和气好客的人，讲究吃用，对新出的机械发明极感兴味，又爱说笑话。南洋劝业会便是他做两江总督时办起来的。做直隶总督时，他掌管皇太后奉安大典的一切布置；那场肃穆的典礼过后一个星期，便有人参他礼敬不周、举止失仪，说他纵容属员给送葬的仪仗照相，甚至胆敢把陵寝禁地里的几棵树当作电线杆子使；为这几项罪过，他被即刻革职；此后他便闲居了。这些罪状或许是真的；但众所共知，他失势的真正缘由，与其说是丧礼上的仪节，不如说是宫里的政争：他是摄政王一手提拔的人，把他拿掉，是叶赫那拉一族的一场胜利——那时候，这一族的声势正需要做出点什么来，以抵拒光绪帝诸弟日渐长起来的权力与势力。）

第十八章革命的几种因由

在这片多有大动荡的土地上，革命原是本地的常病。那股左右着多感易动的民众情绪的特别精神，有时显形为那种仿佛随处可见、随时可发、又寻不出一点可想而知的缘由的零星骚乱；有时又显形为范围更广的激变，我们便给它一个名目，叫作「叛乱」——那其实是一场没有成功的革命。然而每隔一阵，那一股股零碎的激变积起了势，被激起的众怒之潮便冲破一切拦阻的堤岸，举国上下尽被这奔涌的洪流扫过。往日的一切权威就此终结；刀与火成了唯一「在上掌权」的；这片土地痛饮它子女的鲜血；等到那股狂怒的洪流使尽了力气，造化便又换一身新装，新的屋舍、人烟稠密的村落一一冒出来，又有一个新的权威把权柄收到自己手里，渐渐长成一番气象。几十年、几百年滚过去；于是这一朝也同它所取代的那个衰朽政府一样，在漫长的一段老而昏弱的岁月里跌跌撞撞，直走到它可怕的倾覆。

便是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看得出：末一幕的末一场，正在我们眼前演着。帷幕不久就要落下，大清王朝将只存在于史册之中。它那一「杯罪孽」，看来早已是满的了。

五百年前曾有过一个略相类似的局面。那时的皇帝名叫惠帝，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少年，万万没有本事驾着这条国家的船，穿过宫廷阴谋的风涛。他的叔父燕王，便是那个时代的袁世凯，多年以来操练士卒、积聚军实，处处为夺取大权作着准备。到了公元一四零零年，时机似乎熟了；那年八月，燕王领着四万精兵入山东。朝廷遣去抵御他的兵不下三十万；可是那支叛军训练更精、将领更能，虽然人数相差如此之远，竟把炳文将军统带的那一支布置失当的乌合之众打得大败。这只是一场无情战事的开头，前后打了四年，大半在北方与东方几省——山东、直隶、安徽、江苏——打下去，结果惠帝逃往四川（在那里做了僧人），燕王被奉为皇帝，上尊号为成祖。

这一场革命丝毫没有动摇那个王朝；尽管内有起事、外有蒙古人与日本人的侵扰，它还是一脉相承地又走了二百五十年。然而在这整整一段时期里，中国的历史是一篇长长的内乱、腐败、上下同样堕落的文章，而宦官之祸又像一株致命的毒树，把它那摧折万物的阴影投在整个宫廷生活之上。总有叛乱，总有用赤裸的刀剑来裁断是非，总是从一重愁云里出来，又进了另一重，而且是更深更黑的一重。于是末日来了。

一场把整个帝国从根上摇动、终于结了明朝的命的叛乱，起于陕西，很快蔓及邻近各省，到后来不独陕西，连山西、河南、湖北都卷了进去。正如这场眼下看来要给当朝收场、并已先透出那些重大而深远的变动的革命一样，那一场叛乱也是由一位「李将军」谋划并举行的——其人名叫李自成。有几年工夫，朝廷还能占着上风——一六三四年，叛军的统帅甚至看去已走进群山之间的死胡同，无路可出，剿灭他只是时间上的事。官军的统帅不晓得叛军的实力，许了它投降的条件。李自成只丢了兵器，便把三万六千人的队伍整整带了出去，使那位官军的首领大为气恼。

官军的大错就在这里。几乎紧接着，满人与蒙古的兵马合在一处，骚扰帝国的北境。明朝已失了举国的信任；多年的贪腐与失政，使官场虚弱到了极处；李将军抓住了他的机会，别的首领也各带着人马来归附叛军，中国有十年之久成了一大片战场。〔注一〕那一场随之而来的屠戮，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那年先前，李自成攻开封府未下，却取了南阳，于是在一六四一年的年末，领着得胜之兵再临开封城下，不料又被打退，自己还中了一箭，瞎了一只眼。第二年，李自成再围这座似乎攻不破的城；到末了，被开封城九个月的硬挺激怒了，便引黄河之水灌入这座注定遭难的城里。死伤之惨，骇人听闻——据说有百万生灵，没在那道两丈来高、横扫平原的浑水之中。李自成自己也不得不仓皇退走，逃时折损了一万人。拿这样可怕的屠戮与死亡去比，眼前这场革命战争里的伤亡，竟像是不值一提的了。

一六四四年的年初，李自成顺遂到了这一步：他自称为帝，定国号「大顺」，设立各部院以管天下之政，又对一切忠心替他办事的人颁下封爵与别的赏赐，大体上自信这个帝国连那座宝座都已经是他的了。这位叛军的首领踏着一条条血河开进北京，取了那座城，却发现皇帝（庄烈帝）已用自己的衣带自尽了。革命似乎成功了，一生所求的那枚彩头也似已在掌握之中。

只剩一个敌人还没有被打服，而这个敌人便是宁远城的守将吴三桂。他的兵不多，粮饷也有限。在那个一路得胜直扫到北京的人看来，要把他彻底压碎，只是几天的工夫。李自成亲自领兵——那支兵本已强盛，又因胜利而生出的那种自恃，更强了一倍。爱是强的；爱被人狠狠夺去了所爱，便生出一种强过十倍、渴求报复的恨。吴三桂有一位绝色的爱妾，他痴爱着她，而她被叛军中的一人掠去了。他自己力弱，便招来一股强大的势力，帮他出这口气。相隔约二百七十英里之处，便是满人的大军，正热切地等着这个下手的机会——那一下，他们已准备了很久。吴三桂必是预见了后果的。这是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她最恨的仇敌。恨占了上风，招来了它唯一管用的工具。

随后的那一战里，汉人的军队完全被袭而溃，李自成是最先逃走的人中之一。他的势力折了，他的军队没了，汉人的末一位皇帝也已做完了他的一朝。满人来了。

李自成取了北京，他对这个帝国的征服便算完成；而在北京，满人对中国的征服才刚开了头。征服与绥靖之事做了三十七年。此后这个帝国才得了一时的安息。

下面一段，是从《华中邮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里摘下来的：「自这个日子起，中国有一百七十年不曾有过严重的内乱。这段时日的大半，政务既强、既能，也还开明，因为头四位满洲皇帝里有两位是伟大而有威望的人物，而他们各自在位的年数之长，也大大巩固了这一朝的地位。第二位满洲君主，就是那位了不起的康熙，一六六一年八岁即位，在位长达六十一年之久，他这漫长的治世极其光辉而有力。康熙的直接继位者雍正，绝不是个弱人；只是他短短十三年的一朝既无新的开创，也没有惊人的事变，所以比起他的父亲和接他位的儿子来，便远不那样显眼。第四位满洲君主在位本可比他祖父还要长，若不是他采了那不寻常的一步——在位六十年之后禅让了那张宝座。说到这里，不妨附带提一句：禅位之事在中国史上与在欧洲史上一样罕见，而在日本，近一千年来，君主死在位上反倒成了例外。第二位满洲皇帝康熙（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是在中国行使过权柄的统治者中最伟大、最成功的一位。然而他的孙子、第四位满洲皇帝乾隆（一七三五至一七九六年），还要更伟大、更成功。乾隆一七三五年登极，时年二十五；所以等到他一七九六年禅位，已是八十六岁的耆宿了。可是直到那时，他还保着少年时就有的那种勤劳的习惯。他的公事有许多是在清早办的；而在他禅位前不久蒙他召见的欧洲人，极惊讶地发现这位老人在这些清早的会见里竟那样敏锐、那样热心于政事。乾隆并没有忘了教养——至少是设法去教养——一个继位的人。他如前所述于一七九六年禅位，可此后还有三年之久，一直对他的儿子和继位者嘉庆严加看管，极尽心力要把治国的正当道理灌到他心里去。然而到头来，那结果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乾隆身后半个世纪，那些出名亲近满人的著述家所写的中国景况，真是一片惨红。我们被告知说：公务上的腐败，已渐渐把民心的向着疏远开了。良心与廉洁，一时之间从里头被逐了出去。少数几个素有令名又有才干的人，他们的榜样只是把整个行政阶层的毛病衬得更为显眼。公道哪里也寻不着；判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有钱的罪人被判了死，替他找个替身顶命，竟成了远不算稀罕的事。官位卖给那些从没有考过试、而且全然不通文墨的人，而这官位唯一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件榨取的工具。榨取与亏空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嘉庆初年，大臣和珅因贪污被定罪处死，查出他聚起的家私竟有八千万两——合两千六百万英镑以上。官吏们靠着不义之财发了家，少数几个积起了惊人的巨富。可是这个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却越沉越低，而它办事的效能自然也一步步被废掉了。中国那种独有的文官制度，原是这个帝国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须得有一位严厉、正直而时时警醒的君主，逼着它一丝不走地守住规矩。乾隆自己是晓得它的病处的，而且不止一次想过要用猛药去医。可是当有人把这件事拿来问他手下一位最能干也最忠直的大臣时，那位大臣却坚持说无药可医。『这是办不到的；便是皇上自己也办不到——这弊害散得太广了。皇上自然会把带着他全权的大员派到那些出乱子、有控诉的地方去；可是这些人去了只会榨得更凶，而底下的官为求不被扰动，便会送他们礼。于是皇上听到的是一切都好，其实样样都坏，可怜的百姓正在受压。』

「所以，乾隆几乎只能把别人当作他的『耳目』来倚靠。说他事事自己去办、自己去看，自然说得好听，可在他那样一个帝国里，这件事实在全然谈不上。不过，他那不倦不息的精力，倒着实使他手下的人——哪怕他们自己并不愿意——变得诚实些、尽心些。但他的继位者嘉庆（一七九六至一八二一年），既不是个强人，也不是个肯做事的人，到他手上，崩坏就开了头。在那位软弱而用心尚好的道光（一八二一至一八五零年）手上，这崩坏更是一发而不可收，结果在那位伟大的乾隆去世后不到半个世纪，满清王朝便不得不面对一场全国性的反叛，这反叛把它的存亡逼到了最危险的境地。」

那条坡是陡的，下滑的速度是快的。五百年前的明朝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接替它、曾那样被人看好的族类，如今也成了那个样子。「天欲亡之，必先使之狂。」曾有过那一段令人烦恼的与外邦往来，又有过那一场于中国极为不利的战事——那是这个高傲的帝国要把一切外邦都当作天子的藩属看待所招来的。然而当时人们还希望，《南京条约》一签，就会有更明智的主见占了上风，中国人也会学得敬重外国人，至少敬重他们的炮声。可是「中国有教养的人与领头的人，于外邦之事愚昧到了这样的地步，竟以为那些国家根本不值得中国一顾。」那一战并没有教给他们什么。中国的官吏一样地傲慢。文治一样地没有本事去料理、去指引国家的大事。

其实，当时这个帝国的情形，与去年十月十日革命的风暴在武昌爆发时的情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这在本卷前面几部分里已经看得出了。

各处都有秘密的会社，就是说，有许多人结誓连在一处，要把那「满洲篡位者」灭掉；而时不时总会有这个那个心怀不平的人竖起造反的旗子，于是左近一带所有不得意的人和匪徒便投奔到他那里去。这正是秘密会社中人的机会。「中国归中国人」的呼声一起，爱国的情绪就被唤起来；要不是那秘密总在这些将要起事的人准备妥当之前很久就已在京里被人告发，那么过去一百年里的任何一年，都可能把这里简略提到的那些场面再演一遍。《南京条约》之后十年，消息传来：南方的深山险隘之中，有一个洪秀全，带着一小队人，名为拜上帝会，自己站到了那些受官府迫害而被逼反的失意百姓的前头，所向之处都在打败官军。他自称有天下，号为「天王」（意为「天之王」），又给他的新朝定号为「太平」。开出一个黄金时代，便是他自许要做的事业。他求自由之心是三重的。百姓在异族的暴政下呻吟，所以要民政上的自由；他们被自己所沉溺的迷信与拜偶像之风害苦了，所以要宗教上的自由；他们眼见鸦片之瘾正在毁着族中最好的人的一生，所以为这个民族争道德上的自由而战。凡满人一概被无情地杀掉，凡庙宇偶像一概被尽行毁去，凡贩吸鸦片一概被严行禁绝。这个运动的早期，基督教的道德力量，那些仿佛主宰着太平诸人心思的宗教见解，以及运动首领们的高远志向，曾使传教士和本国的基督徒以为：中国就要从她那被毁掉的异教的灰烬里站起来，披上基督教的美服了。奏到龙座前的报告告诉皇帝说，乱党正在溃逃。事实上，他们所向无不披靡。他们得意洋洋地扫过广西、湖南两省，接着直趋湖北那繁忙的商埠汉口；在那里把掠得的财货装了一千条船，顺着长江直下明朝的旧都南京。这座城经一场短短的围攻之后陷落了，它一陷落，替一个新王国开路的头一步工夫便算做成。倘若——而这个「倘若」里头，也许正藏着这个运动败亡的缘由——倘若这位新立的王在做完破坏的事之后，还懂得怎样去建设，那么留下来的就会是一场长久的革命，而不是一场几乎被人忘掉的叛乱。有一位当时在中国的权威说，这个运动的成功本身，似乎不但把它那些首领的操守和太平诸人的品行弄坏了，而且还招来了许多更下流的人物。丁韪良博士在他的《花甲忆记》里说：「他，那位天王，许人抢掠行暴，自己又带头多妻，底下的人也争着效他的样，把仇家的妻女塞满自己的内室而毫无顾忌。」至于外国各邦对这些起事者的看法，也因一伙秘密会社中人的残暴而没有变好；那伙人属三合会，有时被叫作红头。他们其实与太平军，或是与太平诸首领的志向，并无瓜葛，却被人看作太平军的一部分。他们攻取上海时那骇人的凶残与杀戮，不但招来法国人把他们赶走，而且把外国各邦对太平诸人本身的同情也一并疏远了。还有一件事应当提一提。外国的商人也对乱党怀着成见。这是容易懂得的。这个帝国三分之一的地方，而且是最容易往来的那一部分，贸易全停了下来；同时，那严厉禁用鸦片的律令，又使有些人的同情转到了这个运动的对面。起初是一个美国人华尔将军，编起一支由外国人和本地人合成的队伍，让中国政府看见一支受过训练的兵能做出什么事来。后来英国政府又把戈登将军借给了官军。一座一座城被夺回去，直到末了南京陷落、天王自尽，这场叛乱才告终结。

眼下这场革命走到这个关头，有那么多人嚷着要外国出来干涉，又有外国人以个人的身份自作主张，为早日议和而去向各党的首领进言；这时候，正该停一停，把另一面的理由也认真称一称。自这场争斗一起头，外国各邦便受到坚决而不失恭敬的请求：不要插手。这是一国之内的事。中国人希望旁人容他们把这件事打完。这样一场大动荡，若过早地勉强缝合起来，比把和平往后推迟要害得多。这个运动是民众的运动。举国于此事自有主见，且一心要看着自己的意愿见诸实行。这个意愿或可被引上正当而稳妥的渠道；但要靠外来的干涉去阻挡它，就好比想把长江堵起来——那是一件于各方都要招来大祸的事。

从外部去压平一场革命，总是把进步的轮子倒转过来；在这件事上，谁又说得出它把中国人采纳基督教的日子推迟了多少个世纪呢？……隔了这么些年头回头看，又有后来的全部历史照着这些事，我们仍不免要问一句：换一种对策，于中国是不是会好些。倘使第二次战事一起，外国各邦就痛快地承认了太平的首领，那么那一篇又拖了十五年、末了引出捻军之乱与回民之乱、害掉五千万条人命的恐怖文章，是不是就短些了呢……不止一次，当起事者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短视的外交家的成见却判了他们的不是，于是一个千年也难逢一回的机会就失掉了。」〔注二〕那个时代、那些事的别的见证人，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可是另一面也该记着：太平天王确实颇为没有看出重建一个新王国的必要，而且看去也缺乏运用胜利果实的本事。剿平太平用了十四年（一八五零至一八六四年）。那个可怕时代的广阔与惨状，外面的世界已经忘了——如果它曾经知道过的话。中国的百姓却不是这样。所以也不必奇怪：当黎元洪的军队在武昌开始他们对满人那场可怕的杀戮时，老的少的、富的穷的，只带着身上穿的衣服、手里拿得动的物件，静静地、以一种说不上有什么编排的秩序，一共八十万人，动身逃离那座注定遭难的汉口。因为还有许多人记得那可畏的太平军之来，一想起武昌城外那座「七万人之墓」还要发抖，也还记得五十年前同样的一场逃难。他们也晓得太平之乱曾把九个省荒废成什么样子。市镇城池只剩下一堆堆瓦砾（正如此刻的汉口一般），野兽在里头做了窝；而在那场一个民族与自己为战的可怕争斗里，约有两千万人做了牺牲。

几乎与太平运动同时，又来了那场由阿古柏领头的回民大乱。大约在这个时候，伊斯兰一方不止一次想要为那傲慢的中国人所加的侮辱报仇；云南的一场起事便绝不算小，那里的潘泰人趁着太平之乱，取了云南西半部，以大理府为都城，奉苏丹苏里曼为主。但论时日之久与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别处的，是西北的那一场；它起于东土耳其斯坦，扫过天山，进入伊犁，再经甘肃，直入陕西省。

倘说曾有过一个时候对革命之业显得有利，这一定就是那个时候了。太平之乱还未平，中国又与英国纠缠在一起，那位乱军的首领便得以一路得胜而无人认真拦阻。阿古柏在他的「圣战」里成功得如此辉煌，以至于伊斯兰世界称他为「卫教之父」。总算出了一个人，要仗着真主的庇佑，把那加在「信者」盾牌上的侮辱的污迹洗去。看上去真像是：在这片花之国的西北一隅，一个长久的王国已经立起，而一位新的首领将成为一长串回王中的头一位。接着就出了那种预料不到的变化——就是说，在漫不经心地看中国事的人看来是预料不到的。从头一次竖起反旗算起，不过十年出头，阿古柏便死在远远的库尔勒，死时已是个折了志、败了阵的人。因为那支在与太平作战的苦学堂里受过磨练的军队，在左宗棠极出色的统带之下，当那些毫无纪律的狂热之众扑上来时，实际上是打不败的。一座一座城被夺回去，到一八七八年这场叛乱便告终结；那些过去的时日，在那些熬过来、受过苦、又侥幸活下命的人记忆里，只剩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这几场大的政治运动中最后的一场，这里必须略提一句的，一般叫作义和团之乱。这一场和太平之乱一样，根子在那股向来显现于南北之间的敌意。这场争斗何时也不曾像此刻还在中国进行的这场大运动中这样明明白白地显出来。汉口的民众平日说话，提起袁世凯与黎元洪手下这两支对垒的军队，便径称「北军」「南军」，这两个名目本身就足以作上面这句话不假的凭证。在那部对了解义和团运动内情极有贡献的书《慈禧外纪》〔注三〕里，南北之间这桩万古不解的争吵剖得很清楚。我们在此只须顺便请读者去看它就够了。其实，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的起因，正是南方那些多才的士人攫住了那位年轻皇帝的心，引他颁下了他那篇有名的变法诏书。另一面，北方那些乖巧的人妒忌南方的对手，便利用他们在荣禄与慈禧太后那里的影响，促成了那场政变——那场政变实际上把皇帝废了，而且是一连串倒退的步子中的头一步，那一串步子，最后收在招募「义和拳」民团（即义和团）以「除去洋人在中国这可恨的存在」上头。

自太平之后，国政里又悄悄加进了一样争端的新因素——洋人。无论是传教的还是经商的，是办财政的还是办外交的，这「洋人」如今已成了一股不得不算在内的势力；在上面这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一切因由是怎样为那也许是其中最大的一场运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铺出了道路。远在山东冠县一带，有一个秘密会社，自得地起了个好听的名目叫梅花拳。已故的端方发布他那篇有名的告示、称本省一切传教士都应受保护时，曾把这些义和团人比作十四世纪里为推倒元朝出过那么大力的白莲教。〔注四〕

然而在这些梅花拳人身上，有着比秘密会社中人素常那股精神更多的东西。那就是那新醒来的「爱国心」——这个词、这个念头，当时才刚刚抓住全国的学生。中国在与日本那场短而急的冲突中一败涂地——日本是向来被看不起的，被称作「矮人之国」——这件事使举国上下都为之愤然一震。「现在你打算做什么呢？」我问一个刚读完书院课程的青年学生。回答来得很快：「我要到日本去学兵法，好去救我的国。」这一句答话是含着大意思的。可是梅花拳人要受那位青年学生的念头的感召，还有许多要学的。在他们看来，救中国的是「他们」。他们自身刀枪不入，他们的使命是上天亲授的，他们的事由是正当的，所以对他们只能有胜利，对他们的国家只能有拯救！

那股鼓动着这些狂热信徒、使他们盲信咒语符箓的精神〔注五〕，也在那位较为开明的光绪身上起着作用。中国正被人一块块割开。德国已差不多占了山东。俄国占着辽东。日本凭条约之权据着台湾。而列强还在从容地谈论着「势力范围」。他们懂中国人的心性，与中国人懂洋人的心性一样地少。那位年轻的皇帝与他的谋臣们，略略领会了知识的力量。于那篇变法诏书的结果，少年中国的眼睛便从对一段死去的过往的凝望里转开，转向对世上各处书院中一切最好、最活的东西的热切研求。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政变，一时间把进步之钟的指针拨了回去，慈禧太后就此走上她那条反动的路。义和团，人人都以赶走满洲王朝、把一个汉人皇帝扶上宝座为目的。那位精明的太后巧妙地抓住他们那「爱国」的心愿，把秘密会社针对政府的那些谋划，扭成了一场把洋人在中国斩草除根的密谋。较明智的主见曾一时占了上风；义和团之事刚起的时候，山东的官军还把这些「爱国者」管得住，用武力制住了一伙由一个和尚领头的人。虽有几个这样的狂热之徒被枪决，别的被统兵官处死，这就证明了他们原是「伤得了」的；可是政府并不打算怎样，只打算把这样看去很有力的同伙收下。「作为打仗的队伍，他们或许没有用处，可他们自称有法术，会叫敌人丧气，而他们那股热劲又会鼓起正规军士兵的勇气。」这便是那位精明太后的巧妙推想。孤注已经掷下，她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几个月前还在渴着要她的血的人押在了一处。

像荣禄、袁昶、许景澄这样的好汉，想把这位着了迷的统治者从她那条致命的对策上劝回来，终归无用。后两人把发电传遍帝国的那道上谕里「杀」字改成了「保」字，由此救下了许多外国人的命——笔者也在其中——可是等太后查出他们做的事，他们自己却受了极刑。「该把他们的四肢，」她尖声叫道，「用两边反向拉的车撕开。把他们立即斩首。」

于是义和团便被放了出来，对着中国的基督徒与外国的传教士一同下手。杀人、抢掠、烧屋，一时大盛；而那个可怕时期里最惨的一幕，也许要算太原府毓贤衙署里演的那一出——毓贤就是山西的尼禄，他自己动手帮着在一九零零年七月九日害死了五十五名传教士，有男有女，还有孩子。

在华北与满洲，长江以南那些零散的例子且不去说，有二百多名新教与罗马公教的传教士被杀，同时还有几千中国的基督徒跟着他们的外国牧师死了。

那些使这个运动崩掉的事，只须一提而过。它们是历史上的事，不久之前还在人人心里。大沽炮台降于那几条小小的外国炮舰，联军取了天津，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混合队伍开向北京。不到两个星期，这件事便办成了；八月十四日，自六月二十日以来被一群凶野的义和团与官军围困着的外国人连同他们的使馆，获了解救。北京被强攻而下，中国的朝廷乘着三辆寻常的骡车，出「得胜门」逃往远在陕西的西安府。这个运动结束时的失败，与它开头时的错误一样可叹。它并不是单出于嗜血之心而生的。民众与朝廷都相信外国各邦正在「吞掉」中国，又在一时的狂乱中相信：他们自己的生路与国家的拯救，只能在把洋人以及一切属于洋人的东西斩尽杀绝这一条道上。

这一番匆匆的巡览——把这几次民族心跳中每一次的要紧处点了一点——便把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这场人民革命的几种主要成因指给我们看了。

那些引出太平之乱的事，已经表明这个民族到了该变的时候。果子核里已经烂了，正从树上往下掉；明朝垮台时是个什么样子，取代它的清朝也成了那个样子。李自成将军手下那场成功的革命，被一股外来势力的进入化为乌有——那股势力把胜利的果子一把抢给了自己，又因压下了革命，连那个王朝也一并压下，把整个国家据为己有。天王手下那场叛乱也是这样被压下去的，只是这一次被招来的那个「外国势力」并不怀着征服的欲望。可它毕竟给中国的政局带来了一股不得不算在内的新势力——洋人，还带着他的治外法权。中国的觉醒，是从官军被日本的兵打得一败涂地起头的；一股要弄清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的渴望，从此缠住了全国的心思。「我们去跟洋人上学吧；我们去读他的书吧」——这成了全国的口号。随后，一个念头在中国渐渐透出亮来：举国的财富、权力与声望，交到外人手里的实在太多了。于是有了惊慌、猜疑、刻骨的敌意——于是有了义和团运动。等到这个运动被压下去，而列强待中国又——不管别处有多少相反的议论——相当宽大，中国这才省悟了自己真正的需要。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把她的青年送去跟「洋人」上学。学生成千上万地出洋，而日本收去的远远最多。那时已经有一种确信：政府是腐败的、无能的、治不好的。爱国的精神不但在全国的心里被唤醒了，而且占住了她每一个学生的灵魂，便是乡下的庄稼汉也满心是这个念头。从与外面世界的接触里，从把一个帝国与另一个帝国、把每一个帝国与中国相比的研究里，便生出了中国所需的第三种因由——那醒过来、又受过训练的头脑。

一般的看法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堂与书院，对这场革命运动出力不小。有人指出，传教的宣讲也起了它的作用，在中国人心里造出一种要除去虚伪与不诚的愿望。这个说法是对的。这一切新的力量进到青年学生的生命里来，必定会造出一种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已故的慈禧太后看来对传教与兴学这种趋向并非毫不留意。她要把传教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斩尽杀绝的那番举动，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到这上头去。

全帝国办教育的那一大群人，必须以在少年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前去相助为自己的目标与心愿。今后几年里，学生这个群体的建设本事关系得那么大，所以凡是心里祝望中国好的人，都会欢迎任何诚实的尝试，去帮学生的生命达到它的理想；而且不止如此——还要帮他们在此后的一生里，照着他们那开明的良知所发出的多方面的义务之召去行事。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一定会欢迎西方要引她走上高等教育之路的努力，像新办的香港大学、还有将要办在武汉一带的那所大学所能给的那种教育。

「今日的学生，就是明日的主人。」这句话哪里也不比在中国更真；而那些有政治家气度的传教士，向来主张教育是打动举国之心最可靠的法子，因为别的阶层都仰着学生这个阶层来给他们指路，谁能赢得学生的心，也就一并得了民众的耳朵。学生在中国的影响一向很大，而将来还可能更大。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学生治民众——那么谁治学生呢？因为除了少数出洋读书的人之外，所达到的程度难得超过英国中学最高班的水平；而正当学生头一次开始爱上自己的功课的那个紧要关头，继续读书的机会却极少。中国需要她那一大股学生的力量，可她更需要有开创之力的人，需要能领头的人，需要那种因受过高等教育而眼界更宽的人。

正是为了补这个缺，才有了那个联合大学的计划。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把这个计划的大概轮廓说一说。按照拟议，将在武汉一带——中国的心脏之地——办起一所大学，把西方与中国两方面最高的教育，同那些有助于造就坚实的基督品格的力量与影响合在一起。英国与美国的各大学将供给这所大学的教席，而各个传教会社则在大学的地界上设立学舍，学生必须住在这些学舍里。这样一来，他们一面受着与西方大学相等的教育，一面又得与有基督品格的人相接触，而中国学生最容易忽略的那一部分天性，也就得以强健起来。显而易见，单从花费上说，要一个传教团体独力去办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可这个大学计划并不把学生同传教学堂的影响隔开，又能让他使他的学业圆满。在这里，他将有机会为一生的事业作准备，因为哲理与技艺两方面的课程都会设下。实在说，这所大学将以给学生一种与他出洋所能受到的一样完备的教育为目标，而如前所说，还要配上一种使人向上的基督教影响。

中国不能永远倚靠洋人。实在说，少年中国常常表示她宁愿自己治自己。再过几年，我们的影响还会被人感到。可我们要使自己的影响被人感到，有什么比培养出这样一些人更好的法子呢——等到我们不再被人需要的时候，他们能把我们正力图施加的那种影响接着担下去。这是一个值得正面去想一想的问题。

那一课算是学到了几分。这场人民革命一开头，黎元洪将军为护住本国人与外国人的身家性命而下的严厉办法，以及革命党人在执行这些办法时所显出的公平不偏的精神，使世界为之吃惊，也替黎将军本人赢得了极好的评语。那篇有名的布告，是这位共和一方的首领所发的头一篇，文如下：

「本都督志在驱除满洲政府，复我汉人之权。望众人安守秩序，勿违军纪。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条列如下：

「藏匿政府官吏者斩。

「加害外国人者斩。

「与商人交易不公者斩。

「阻断商务者斩。

「纵行杀戮、焚烧、奸淫者斩。

「图闭市者斩。

「以粮食供军者赏。

「供给军火者赏。

「能保护外国租界者重赏。

「守护教堂者重赏。

「能率众归顺者重赏。

「能劝导乡民入伍者赏。

「报告敌军行止者赏。

「维持商务兴旺者赏。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

凡最仔细留意过革命军此后举动的人，都能作证：这篇布告的条款执行得何等公平。既没有可以减罪的情由、也没有官阶能救得了违犯的人。黎元洪说的话是当真的，而且在整场革命运动里，他的话就是他的券约。举一例便可知其余。汉阳归了革命党之后，他们在汉阳委了一位「府」的长官，是一个李炳，此人曾被已故的政府指为与那位有名的改良家康有为结党，判了十年监禁。在狱中他遇见一个名叫周某的罪犯，两人很快结成了交情。李炳被革命党放出来委了官，便安排周某做他的书记。周某所处的位置，正好收取革命事业的进款。有人一次捐了三万两，其中周某只交上二万两，余下的留给了自己。这件事后来漏了出来。周某立时被斩，头挂在城西门外。周某出狱才两天半。

〔注一〕（原注：见《中华帝国史》。）

〔注二〕（原注：丁韪良博士《花甲忆记》。）

〔注三〕（原注：《慈禧外纪》，濮兰德与白克豪斯著。伦敦：海尼曼书局，一九一一年。）

〔注四〕（原注：「众人入会，名义上所为之事是拜偶像，尤其是拜观音。然而真正的目的却是政治上的。在海山——白莲一派中一个出头的人物——看来，国中动荡的局面已足以作竖起反旗的理由。在一次入会者的大会上，他宣称那位女神就要以人的形体降到地上，来把他们从压迫者手里救出去，而现在正是公开站出来反蒙古人的时候。这个提议受到极热烈的响应。他们杀了一匹白马、一头黑牛祭天，以求天为他们出手相助；又定下在头上缠一条红巾为他们的标记，于是起兵反抗政府。」——麦高温《中华帝国史》。）

〔注五〕（原注：每个义和团人都带着他的护身符，是一张黄纸，上以红墨印着一尊佛的像，无足而有四重光轮。纸上有些字，须隔一会儿念一遍，用作咒语。据说已故的慈禧太后一天念这咒七十遍，每念一遍，总管太监便高喊一声：「又去了一个洋鬼子！」）

第十九章退位诏书

中国湖北汉口，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

半小时前，有人把一道诏书的影本递到我手里；这是中华帝国历来所颁的诏书中最重大的一道。它将以退位诏书之名为后世所知。〔注一〕〔注二〕

在动笔写这最后一章之前，还须交代一句：篇首之所以标出写作的日子，是因为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变化来得实在太快。所说的那道诏书，见本章末尾的脚注。在中国历来颁过的一切诏书里，它是独一无二的。一切政治文书之中，若论真能见诸实行便足以摇动世界重心的，这一道可以算得上。它重大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像笔者这样身处这个帝国腹心的人，想去剖析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只是白费气力。这个中华的共和帝国——如今来的正是这么一个东西——日后将长成什么样子，只有将来能够显示。今日之世，没有一个活人有本事预言。一个人下笔时笔锋是颤的，只怕今天看去不可动摇的事实，在这个政治最富弹性的国度里，还没等这一卷付印，就变作一桩荒唐话。但若把先知的外衣整个脱下，单凭亲历中国革命始终所得的日常经验来作日常的推断，如今便可以有把握、不含犹疑地断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将有前所未有的长进。

中国共和国如今已列于世界各强国之间。

中国的共和党人，新生于一种对人类怀着最高期许的生涯之中，如今前路畅通了。倘若他们既明智又良善，像我们所信的那样切望自己明智而良善，那么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我们不久便会看见一个民族，它的力量终将在地球上居于首位，而世界的和平，无可否认地要系在它的操守之上。只要共和党人把自身最好的一面提起来，只要他们得到外国的扶助——照他们那种举世无双的政治作为来说，这扶助是该得的——只要他们能把钻营官位的危险风气与琐细的相妒拦在自己的队伍之外，总之，只要他们达到西方所期于他们的那种力量的顶点，那么他们将使自己的国家——疆土虽这样大——在比日本那个移风易俗的年代也许还短的时日里，成为远东最伟大的帝国。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列强正目光如鹰地盯着中国。过去四个月里，中国受人注视之切，是任何别的民族从未受过的；而她也以骇人的速度一路冲过了自己这场举国的大戏。她气都喘不及。中国正带着神经的紧张，带着新得的解放所生出的一种奇异的自信，怀着疑问望向西方。她晓得所有列强都隔着政治的眼镜，细细审视她的每一个动静。既已一跃入水，她晓得列强都盼着她终于从千百年的旧辙里挣脱出来——她几乎脚不着底了，于是半信半疑地只望着列强，怕自己真的沉下去。她也晓得：虽然并非人人对她都是一片纯粹的善意——有几家若放开手，是会立刻来猎食她的——提防那远处的政治天边，终究是她对自己应尽的本分。

中国人对那个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的王朝的抗议，已在中国的每一处地方发出来了。它并不像起初所料的那样，只限于一两座人烟稠密的城或一两个省；凡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这一声反对满人独尊的抗议都得到了赞同。任何一场革命的历史上，人心之齐，从来没有齐到这个样子；既成的权威承认这人心之正，也从来没有承认得这样快——如今把中国从中心到四周震得一片抽搐的，正是这一场。查理一世是在战场上保卫他的王冠的，终于只服于克伦威尔的天才。路易十六想以让步去安抚政敌，而所让之事屈辱到了丧尽国人敬重的程度。两位君主都在断头台上丢了脑袋：一个坏在虚伪，一个坏在懦弱。到眼下为止，全国的革命党人并未显出野蛮的嗜血之心。处死仇敌一事上，倒是有过一些令人作恶的残暴行径。他们常把仇敌的心肝剖出来吞食，又常饮人血，以为这样可以替自己添几分勇气。但这一类事，照比例说只是极小的规模。大体而论，他们的举止是好的。他们对人身安全与财产的尊重，极值得称许；而他们领袖所发的文告——黎将军、伍廷芳、孙中山，以及其他同心的人——也配得上他们自称要达到的那个大目的。美国因西班牙人虐待古巴居民而对西班牙宣战；然而汉口的焚毁，以及南京等处所传的屠戮，就其非人之罪而论，使西班牙兵加在古巴人身上的任何行径都相形见小。可是这些事都是中国共和国的先声，而现在这个共和国已经争到手了。领袖们如今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有把握：好日子要来了。

然而，免得有人要去责难她的领袖与共和国的创立者所显出的这份自信，我们必须记着：别的国家为自由而战，往往要经过多年可怖的战争才得到的革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四个月里便来了。我们对中国人所期望的，或许比我们自己所能办到的还多；因此我们也许容易去笑这个共和党的种种努力，容易相信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政治上的假装。我们也许容易把共和党人的能力几乎全数折扣下去——他们这些人，大半是从这个民族的平庸之中起来的。我自己也要承认：在这几个月的鏖战里，我也是那些悲观地望着一个变动中的中国的人里的一个。但是，革命最吃紧的日子既已过去，便是中国最谨慎的欧洲人——我指的是在中国举国的河流上漂下来的那些政治稻草面前肯不肯伸手去抓的那种谨慎——便是他，只要不存偏见，也必得承认：我们周围日日进行的这些事，历史上举不出第二个来作比。

我十分明白，现今这个共和党的许多抱负，眼下是无从实现的。我也知道，他们的领袖曾那样激烈地声讨过的许多旧日成法与积弊，照事物的本性说，到头来仍会被认为非延续不可。但我不能折扣那几位主要领袖的极大诚意：这些人除了造福同国之人以外别无动机，情愿为本国长久的好处埋头苦干，不求人知。他们才是真的改革者。其中许多人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真正的改革者，只是他们的灯一向藏在举国的斗底下。世人对他们知道得很少，而且往往被人当作国中一个危险的党派而加以鄙薄。报纸上对他们一味贬斥。满清政府一直在搜捕他们，要取他们的命——至少对那些首领是这样。然而另有成千个不那么显眼的人被派往海外去点那根引线；他们的灯也一概藏在举国的斗底下。这件事大体上是随着教育的推进而来的；今天早上回望这些年，能在这一纸文书里握住中国那些开了眼的读书子弟多年辛劳的果实，实在是一桩了不得的事。

自一八九八年的变法诏书以来，中国的英文报与中文报上，论教育的文章比论别的任何题目都多。颂扬教育、称美教育成了风气——为教育在中国点起、插上的香，数也数不清。但教育毕竟是赢得这场革命的手段，如今受过教育的人要全权当事了。国家空前地望着他们来作正确的引导：中国向来是望着自己的读书人来引导的，不过这一回是新一类的读书人，带着新一类的学问。

而教育，照一位论中国事务的作者所指出的，是一种结两样果子的树——好果子与坏果子。它是一种汽油，可以推着个人或国家沿着进步的路一溜飞跑，也可以炸开来，把车子与车上所有的人都害了。好几个领头的民族里普遍的那种不满，直接可以追到教育的更广传布上去。今日的工业各阶级，工钱比从前好，吃得比从前好，穿得比从前好，住得比从前好，做工的钟点也比从前少，然而经由教育，他们对更有利的境遇的渴望涨了十倍，而他们求取这些境遇的努力也越来越坚决。

「前几天我们问过一位领头的革命党人，」上面所引的那位作者说，「现今派到各处内地城市去做知县的那些新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本以为他们多半是旧日知县一类的人又被起用，他可说『不是』。这些人大半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一经考试便证明自己最为合用。他说，若没有他们，便没有这场革命。有的是由中央政府出钱教出来的，有的是由各省出钱，还有许多是自己出钱，但都为着日后好得一个官职。这个他们没有得着，因为官位只向出得起钱买的人开放；于是他们决意去取，而他们已经取到了。他们并不是贪图官位的油水，只是像拿破仑一样，觉得工具应当交到会做工的人手里，又觉得他们比那些满人与钱袋子——就是他们想取而代之的人——能把国家服侍得更好。」

如此看来，教育在中国已成了革命的别名，而革命就是改革的意思。改革者的机会如今到了：他们的改革，我们只有等着看。眼下还不是彼此议论我们是否能见到所应期望的一切的时候——那时候自会按次到来。但我们知道，当真正的改革者的灯还藏在这举国的斗底下的时候，他们已经办成了一件事：使「改革」这两个字挂在中国每一个人的嘴上。这话是就大处说的。过去十五年里，人人都在劝别人改革，而个个像是都在指出那条正路。这正是改革者做工的结果；他们在极大的不利之下、冒着自身性命的风险在那里埋头苦干，而现今在这片土地上握了全权。然而一切改革的要诀在哪里，使改革成功的要素又是些什么呢？那位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德国哲学家倭铿教授写道：「改革的核心，通常在于立起一个本质的、原初的、天然的根基，而把一张由种种人为、冗余与繁复织成的网除去。」我们回看古时的改革者，便知这话是真的：那些人每一回都回溯到一种较为简朴的状态，在那状态里，根本的道理显得格外分明。凡读中国书的人都晓得，孔子与孟子常常提到三位伟大的先王，那时为君的只愿百姓得好处。美国人起而反抗英国的压迫时，所求的是把公民的地位恢复到他们所设想的母国里的样子。他们是为旧日撒克逊人的自由而战的。随后他们的种种改革才来。

中国人现今的情形也是如此。第一步，他们必得先取得那本质的、原初的、天然的根基——自由与公道。但若把那些在西方行了几百年的好主意、好礼法、好习惯、好事物搬到中国来种，却种不出这个民族所能有的最好的东西。那些是外来的。若只照西方替西方人定下的那条最好的线来教中国人，也保不住能把中国人身上最好的一面引出来。必须把西方所能给的最好的东西，同中国那段奇异的历史里几百年来无可置疑地证明为最好的东西掺和起来。今日办教育的人单拿西洋的科目一味猛敲，不但对中国教育里的好处毫不理会，还公然劝人不要再续下去——这是不是一桩错失，姑且不论；我却认为这是共和一党宣传上的弱点之一：过分地伸手去取西洋的教育，而把中国举国生活里真正要紧的一切都赔了进去。共和党的眼界里，处处塞满了外国的东西。每一个革命党人都表明自己非有一副外国的眼界不可——而这副眼界，在日后或许会长成一种完全不合中国这亿万众生的眼界。

不过就领袖们已经走到的地步看，他们并没有犯什么大错。无论如何，改革者如今得了机会，可以显一显自己的本事了。如果他们拥护共和的宣言是真心的，那么美国似乎就是该照抄的那个样板，只须作必要的变通。既然已经证明皇帝无力把帝国的各省压在治下，那么这些省份同当年从英国政府分出去自立一国的美洲各殖民地之间，便有了相似之处。

但不论他们照的是哪一个样板，要在这个国家实地做出立时见效的改革，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他们能守住任何一个单一的方案，看来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注一〕（原注：下面是那道已被称为退位诏书的全文。近日关于议定条件的电讯里已经透出口风，可见并不会有一个完全的退位。皇帝只是放弃一切政治上的权力，由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接管，再由国民会议所推定的正式政府接替临时政府。诏书说：

「自武昌首义以来，朝廷俯从民请，颁布宪法十九条，凡臣民所得与闻的行政权一概付与国务大臣，而皇族不得干预政事。其后又下诏召集国民会议，公决政体，以示朕不以天下为私之意。然各省绅民皆谓时局危迫，国民会议若再迟开，恐兵祸绵延，大局终不可救。加以外患迫近，新的危险日日出现，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宪法十九条已不尽适于时势。」

「尤其内阁总理大臣的权柄，在内不足以治理全国，在外不足以主持邦交。为使政府得以应付急变，其间势须略有更张，兹将总理大臣之名废去，设大总统一职。一切政权均归大总统掌握，大总统由人民选举。惟除交出一切政权之外，皇帝的尊崇与前此所定十九条中所载者并无大异。此事朕已询之诸王公、贵族、百官及各省绅民，所见相同。顺从其请，依议施行，正是应当。」

「然而流言四起，当朕逊去政权之际，若无一个统一的机关总揽事务，恐良好的秩序无从保持。兹特命袁世凯会同南北官绅，暂行组织一临时统一政府，以绝祸乱之根。一俟国民会议集会，正式选出大总统，临时政府即行解散，以顺舆情，以昭大公。凡我军民，均当知朕此举全为国家之利、人民之福，并为恢复秩序而发。一切事务悉仍其旧，不得听信谣言，自生纷扰。如此则国家与大局皆得其幸。」）

〔注二〕（原注：既已同意逊位以成共和，隆裕太后乃下一道密诏，命袁世凯预备组织临时政府，并拟定施行的初步办法。一月间袁世凯开过几次会议，议定下列办法：

第一款　论皇帝逊政之后必须有一临时统一政府，总揽一切权力以维持现状、主持外交；国民会议选出大总统后，该政府即解散。

第二款　皇帝逊政之后仍居宫中，以保北方之安。

第三款　大总统的官邸建于北京，或将新落成的摄政王府改作总统府。

第四款　革命以来现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库款俱已枯竭，南方各省应另筹办法，北方各省则于临时政府成立后设法筹措行政经费。

第五款　南北各省应去成见，扶助中央统一政府，并酌解相当款项以维大局。受害甚重的省份，解款可以缓期。

第六款　北京各行政衙署的官员一律留任，惟因临时政府需款，一切俸给停支六个月。

第七款　数月之内，南北两军的饷项照发，各军官留任。

第八款　临时统一政府经各国承认之后，外交事务即由该政府直接主持。

第九款　政体既定，一切外债赔款届期照付，各省仍照常解款。

第十款　皇帝交出政权的诏书应即刊印，颁行全国。并另发一道诏书晓谕军队，使之知悉，以免哗变。）

第二十章改革的前景

而在眼下这一片政治的旋涡里，共和党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谁也无从预言。

不过照目前的情形看，他们的目标并不只是推翻那个人人厌弃的清朝、恢复中国旧日的光荣。一句话便可说尽：中国共和派的理想，是要为这个民族争得做世界公民的权利。伍廷芳在他那篇对外国人所作的出色演说里说：「我们是为了在世上做人而战；我们是为了除掉一种压迫的、专横的、暴虐的统治而战——这种统治把中国弄成了乞丐，弄得丢尽了脸，它阻挠外国、蔑视外国，把世界这座钟的指针往回拨。」

本书读下来当可看出——其实凡留心中国时事的人都不必别人来告诉他——中国进步一派的人在过去二十年里所作的准备，其性质与规模简直骇人。确实如此。中国几百年来一动不动，如今却让我们看明白：问题已不在于怎样推她动起来，倒在于怎样拦住她不要动得太快。

然而另一面，我也到过中国内地的一些地方，那里的日常生活中连一丝改良的影子都看不见。但在村子深处，总归寻得出一两位读书人，他们已把某种改良的精神纳入自己的性情，尽管他们并没有本事把革命书刊上所宣讲的那个乌托邦时代做出来——这类书刊多年来在国中泛滥成灾，他们读的正是这些。如今开闸的时候到了。我在中国各处走过不少路，常常为这些革命党人所触动：在当时那样的政治之下，他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走错了路的狂热之徒。正因为满清官府把他们捆住，他们才迟迟不能公开施行革命的手段，不能把本党一直鼓吹的那些改良办成。在另一部论中国的书里——那书出版，距革命爆发只早六天〔注一〕——作者在结尾的一则附记中写道：「我此行是要看一看，近世的精神究竟渗进中华帝国的腹地有多深……一个人必须重新开始去察看——不管察看得多么模糊——那些正在起作用的缘由。随着欧洲人进入中国内地，一场变形正在发生；它不是渐进演化的自然生长（那种生长的推力出自内部），恰恰相反，它是由人为的手段造出来的，并且同固有的本能、承袭的传统、天生的倾向、民族与个人的性情和天分，都在苦苦相争。在旧派中国人眼里，这些加在古老到极点的生活习惯上的变动，并没有改良了什么，倒毁坏了许多——一切都是空的、淡的，对神对人都没有用处。中国古老生活那层俗艳的外壳、那层不值钱的皮，到今天还在，许多地方还一点没有动过；可是里面的那个魂，正在稳稳地、确实地、虽然缓慢地走向最后的枯萎。然而真正要紧的事，是靠内部改良而不是靠外力压迫把这个国家好好地开出来；在远离京师的广大地面上，这件事还几乎没有开头……我不能不承认：我这一路走过的地方，多半都有改良的分明痕迹——我说的自然是中国的边远部分——有些痕迹还很惊人，而且目光远的官员当真渴望从那种屈辱的国际地位里挣出来；但同样分明可见的是，凡涉及欧洲与西方世界的一切事，百姓同官吏整个儿是一条心，用的都是天朝之人最中意的那套拖延功夫，还有近代史开头以来真正的东方所一直带着的那种对欧化的特别反感。」

倘若我再回到当初下这番断语的那些地方去，大体上我今天恐怕还会写下同样的断语——也许只有一点不同：这一点不同，是由今天那随处可见的革命党人撑起来的。他从前也在那里，只是暗暗地做；今天他是公开地做，不再怕掉脑袋。倘若我们站得远些，能够望过整个中国，能够看见革命主义（革命主义就是改良）的一盏灯塔，能够把他们在宣讲中不断促成的那种举国舆论的巨变估量得当，又倘若我们能够望进将来，想象一个把力气都拢向进步这一个终点的中国，那么我们准会看见一个民族，它的力量将像它今日的人数一样伟大。

但我们真会看见么？这问题须读者自己去回答。但愿我能毫不犹疑地说，我们会。我盼望我们会；然而要达到这一步，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比她更需要小心驾驶。

不过，本书到此也不能不说出这样一个盼望：盼中国人不要把自己变成自己最大的仇敌。今日在中国，有许许多多人佩服中国民族性里那些可佩服之处，也情愿舍去许多东西，以求在最真切的意义上把中国人抬举起来；这些人却不能不看见，年轻一代那种压人的气派，对公众的福祉是一桩大危险。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人：她那些强有力的人，很多还年轻、热心，对手里现在担着的大事还没有历练，他们需要一直强下去，需要把真理认在最前头、也认到最后头。把人类四分之一的民族性重新铸造，这份责任落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做成这件事，只有守住真理与正当的原则。守得住，他们便将在举国的改良上一层高过一层，进于最大的好处。守不住，他们便要跌倒、要丧失。中国的末日那时就近了。〔注二〕

〔注一〕（原注：《步行穿越中国：内地生活与改良运动》，阿罗史密斯书局印行，实价十六先令。）

〔注二〕（原注：下面是一家报纸对怀特夫人，即德龄公主，所作的访谈：

「清朝覆亡的原因何在？」

「这话说来就长了。这件事早就有人料到。北京自然有许多人一点也不晓得，我们却晓得——我们一家人。至少我父亲晓得，从中日那场战争起就晓得。他说：『十年或十五年之内，中国要有一场革命，那便是满人的末日。倘若他们立刻把国家改良过来，也许还不要紧。否则到那时候他们就完了。』那时候他们并不愿意改。我们在许多事上尽过力，想把朝廷改良一下。那位太后——当时是她在当权——痛恨改良。她极守旧。只要她活着，就不许有改良；不过我们自然盼着，万一她死了，光绪皇帝便可亲政。他本是赞成改良的；可是我们晓得他大概活不过她，他会死在她前头。那个朝廷处处都神秘得很——说起来太长了。」

「中国几百年来是个古老守旧的国家。他们守着旧式样，老一辈人自然喜欢，因为于他们有好处。眼下这些出过洋、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要的是西方的文明与自由。他们若没见过更好的，也就不晓得。可他们开始看见美国那里多么好，自己国里的日子多么难过，所以他们闹革命，我不怪他们。我自己也会那样做。我厌恶那些旧规矩。不过我们一家算是最早的进步人家之一。说真的，满人人家里头像我们这样的，恐怕极少。」

「我父亲要改良。我记得我四五岁起就听他谈这个。他要我们学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英文。我们那时住在长江边的沙市，后来住在汉口，他把我们送进教会学堂。他所有的朋友都来抗议，说他是进步派，想把自己的国家卖给外国人，所以才要儿女受外国的教育。那时人家管他叫『叛贼』。他极进步。这些话一点也不扰他。他要我们念书，我们就念了。」

「政府并不公道。它一切都为自己。它没有好的大臣。北京各部的堂官都贪。先是那位太后，她在世的时候——她怎样做，人人也就怎样做。他们搜刮。在中国，每一个位子都是买来的，每一个官位——总督、道台，统统如此。情形是这样：假如你是宰辅，我带着一笔钱来见你，要这个差事。你说『好』。你拿了我的钱；另一个人多出一点，你收了他的，照样也收我的。他们把好人撇在外头没有差事，把歪斜的人放进去。这就是革命的原因。人家要的是公道的待遇。人人都有机会，或者说人人本该有机会；可是只要满人当权、摄政王当权——其实除了肯掏钱的，谁也得不着机会。」

「满洲的王公大臣为什么这样不中用？」

「满人不肯念书。他们那么尊贵，头都昏了——至少他们自以为尊贵。早先的满人不是这样——满人是八十年前左右才坏下来的。在那以前他们都是有才干的人，论事也公道。如今他们什么都不想晓得；他们自满得很，你没法同他们讲话。」

「他们不中用，根子主要在哪里——在性情，在教养，还是在习气？」

「自然在教养。你看，人人都奉承他们。他们要的只是享乐。皇族里的小王公心里只有享乐。摄政王小时候就不肯念书，他的两个弟弟也一样。他父亲从前常为此大怒，可是他母亲自然护着他，不送他上学，倒送他去玩。还有一层，摄政王本人心智弱。他一点性格也没有。这是我凭亲身的经验说的。我同他谈过许多次。」

「他们在宫里是怎样长大的？这对他们治国的见识有什么影响？」

「这是中国极大的一桩错处，就是皇帝长大的那个法子。已故的光绪皇帝很值得人称许。他在紫禁城里长大，隔绝得那样厉害，连一个稍有学问的人都见不着，整日同太监们玩。太监在中国是最下等的人。那样一来，皇帝就没有机会同有历练的人说话，好使自己做一个好的治国者。然而光绪皇帝虽是那样长大的，心里仍有改良的念头，我想他很值得人称许。满人的家法极严，子女对父母的仆役也得有礼，所以小皇帝也得对太监有礼；不然他们可以去回禀太后。这是一桩极坏的风俗。这位小皇帝若照这个法子长大，他将成不了什么。当今的太后是一位很好的妇人。她自然也受过一些中国的教育。这在若干年前尽够了，可是如今我们要的是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死守几千年前写下的旧书，没有用处。我们如今要的是新的文明。他们当年自然有过那种打算：把门关上，把外国人统统关在外头，叫他们扰不着我们。如今他们办不到了；我们必得有新的东西。」

「可否请你把太后在宫中的势力说一说、理一理，并说一说这个人物为什么这样举足轻重。」

「这是照满人的家法来的。皇帝年幼，由她替皇帝当权，她便握着一切权力。皇帝只是个空架子。就算她退下来，像老太后从前那样，皇帝有事也得到她跟前去请教。外面的人以为诏旨是出自皇帝，其实都出自她。遇着要紧的事，他得到颐和园去向她请问。已故的那位太后要权。在清朝的历史上，她是唯一有名的太后。当今这一位不在意这些。她晓得自己办不来这些事，她也不在意。」

「当今的太后是怎样一位妇人？」

「她是个温和、安静、不出头的人，相当淡然。她很明白，自己比不得她的姑母、那位已故的太后。」

「倘若幼帝仍在位，行立宪政体，由汉人摄政，她大概会充什么角色？」

「照我个人的看法说，她宁愿退下来，图个清静。我在宫里的时候出过一些事，我们去问她的意思。她会说：『我不愿说什么，因为我不以为那是对的。』她会说：『我没有本事告诉你们，我什么也不能说。』她全不愿管朝政。这一层我很有把握。她要的只有一个安宁。她这一辈子实在苦过。她虽是老太后的侄女，老太后待她却极刻薄。」

「她手里有实权么？」

「没有。可她也不要。有一天我们闲谈各样的事。在一次召见里，老太后吩咐她领外国女客去用茶点。那次召见过后，我问她：等老太后身后，她愿意站在老太后的位置上怎样行事。她对我说：『这要看情形。我若是中国的皇后，我愿意；做太后却不愿意。』意思是：她丈夫做皇帝、她做皇后才行。『我若有儿子，就得倚着儿子。我没有儿子；若是那样，我就得抱养一个，那便同老太后与光绪的情形一样了。』」

「可否请你说一说前摄政王与他两个弟弟的为人与性情。」

「前摄政王载沣；他是个极蠢的人——心智弱的人——极守旧。谁也不能同他谈改良。有人曾为取乐试过一回，他说：『我们的祖宗不这样做，我不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自然是帮着守旧一派的。他那两个弟弟不是这样。他们都出过洋，去过欧洲，也去过美国。不过他们脑子里的货色自然也不见得多。方才我说的三个不济的人，就是他们。这两个弟弟要的只是享乐。有一件事我要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王公载振——到英王爱德华的加冕礼上去。路过巴黎，他来看我们。我很觉意外。那时进步的人极少。四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却见他整个儿变了一个样，前摄政王的两个弟弟也是一样。他们在国外，满脑子是中国的改良，是要把中国弄得像欧洲美国；一回到中国，他们便安于本国百姓过的那种日子了。我很觉意外。我有一次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得在这个国家里过日子，就得那样，也只能安于那样。』」

「那么满洲贵族里头，真正的实权在谁手里？」

「这要看眼下了。眼下谁手里都没有权。本该是前摄政王，因为他是为首的。」

「满人还能再生么？」

「我很怀疑。他们不愿意。说真的，我母亲同我自己，在改良这件事上凡是真敢做的，都做了，想把太后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能说本国话以外的几种话，这件事自然使朝廷内外的人既妒忌我们、又猜疑我们。他们断定我们是要影响老太后，叫她采用我们在国外住的那些年里攒下的外国念头；我们一位特别『好』的朋友那彦图亲王，还到处对人说我母亲是个『女康有为』。」

「有一层：他们必须换一个法子抚养满人的婴孩，把他们送到外国去。那样大概还有点指望。像前摄政王这样的年轻一辈，身上带着下等的血。摄政王同他两个弟弟的母亲，是前摄政王的父亲醇亲王的一个妾。这妇人是个丫头。她没有念过书。醇亲王死了，几个孩子还很小，他们自然就没有机会。他们带着母亲的血，就同他们母亲一个样。那一辈都是妾生的。」

「我的看法是：中国人只要还纳妾，就不会进步。那是下等的血。我的看法是：第一桩改良该是把纳妾这件事废掉。比方说，有些官员有女儿。他们不愿女儿去做妾；女儿得做正室，所以妾只能是丫头或是不正经的女人。那么她们怎么生得出好儿子来？她们的血是下等的。不过有一层：宫里的妃嫔是从满人官员的女儿里挑的——一品二品人家的女儿，比这再低就不要了。她们自己也当自己同丫头一样。那是极苦的日子。已故的那位太后原是个妃嫔。她十七岁上被挑中。她生了儿子，就那样得了权。她的儿子是同治皇帝，十九岁上死了。老太后少女时的事我晓得，将来有一天我要写出来。她进宫以后苦得厉害。」

「在中国要办成真正的改良，最先该做的是哪几件事？」

「从家庭说起，最先该办的一桩改良，是把妾废掉。其次，若不说是最要紧的，便是把官制整个儿再生一遍。谁都晓得，政府因着官场搜刮的那一套，白丢了本该收到的四分之三的进项；把如今落进官员口袋的那些搜刮转进政府的口袋，立刻就能叫政府有足够的款子去办他们心里想着的别的改良。再其次，是把中国的财政放在银本位或金本位上——哪一样于国家最好便用哪一样——并且立一个通行全国的币制，这样便可把中国生意人因国内不断兑换而受的那种巨大损失除掉。」

「你以为那位幼帝能教养成一个于国家有用的君主么？」

「这要看他们怎样教养他。他们若像从前在宫里教养老皇帝那样教养他，谁也见不着他，只有太监陪着他，他便会同别的皇帝一样——他将什么也不晓得。」

「他该受什么样的教育、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这个嘛，得从小起就练他的心性。朝廷里那些人心眼儿窄得很。那些太监为了讨太后的喜欢，已故的皇帝不论做什么，他们都奉承，就这样把他惯坏了。把这一位当个寻常的小孩子养——先从简单的教育起头。他心里晓得自己将要做皇帝，再加上这些人奉承他，他便要自满起来。当今的皇帝如今五岁；照中国的算法是六岁。我替这个小孩子很担心。我说给你听是为什么——他母亲出身太下等。他母亲的父亲还好；是个满人的大官；可他母亲的母亲是从扬州买来的一个丫头，这就给他母亲、也就是前摄政王的太太，留下了坏的血。我们自然把『血』看得很重；可他若是在这些人中间长大——这一家人什么也不懂——他就长不出多少本事来。他们都那么无知。」

「在立宪政体或共和政体之下，各色各样的满人将在中国充什么角色？」

「也许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话，可是我晓得。共和党那样强；满人会走到什么地方去，老老实实不出声。他们没有胆子打；他们会走的。谁要出头反对这件事呢？本该是前摄政王同他两个弟弟。他们嚷得很响，却不敢动手。这一家人里没有一个有刚性的。他们都是极大的胆小鬼。我就是因此才替那位小皇帝犯疑。」

「你以为眼下哪一种政体更好？」

「我的看法当然不是共和。眼下我宁取一种有限的君主政体——立宪的君主政体。我对共和唯一的不放心，是党派太多——省分太多。他们眼下是合在一处的，可等他们得了所要的东西，就会分裂，彼此相斗。这是中国人的性情。再过些时候，等百姓、等年轻一辈都受了教育，共和的时候就熟了。」

「可否请你把幼帝的世系说给我，并说明他身上有几分汉人的血。」

「他是前摄政王的儿子。前摄政王一半是汉人，因为他母亲不是满人。小皇帝的母亲约有四分之三是汉人；小皇帝的外祖母是纯汉人，外祖父一半是汉人。这样算来，她便是四分之三。所以小皇帝身上汉人的血比满人的血还多。近四十年来血统混得厉害，因为他们都买妾。前摄政王的哥哥便是光绪皇帝。他是醇亲王正室所生的独子，而那位正室是已故太后的妹妹。」

「袁世凯有什么理由爱满人么？」

「没有。我不说他爱满人。他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看得清局面。他晓得什么于国家最好。我不能说他爱满人，虽然他从前是已故太后所宠信的。她一向信他。她看得出他是个有才干的人。已故的皇帝要改良，可是不晓得怎样下手。袁世凯晓得怎样下手；他是进步的人之一。」

「若保住君主政体，朝廷的社会生活上该做哪些改良？」

「他们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太后该受些教导。她是位相当通达的妇人。她读过几部译成中文的外国史。她愿意学，也愿意把皇帝抚养好。我的看法是把他当个外国人那样养。你看，在中国，他们不教皇帝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国家。他们不做这件事。我的看法是教他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国家，叫他晓得自己对这个大国负着责任，对谁都得秉公。这自然是难事，可本该如此。要教他对百姓所尽的本分。此外还极看他娶个什么样的妻子。我渐渐觉得没有一个合适的女孩子配嫁他。他非娶满人不可，而满人女孩子都没有念过书。随便哪个满人女孩子做皇后都不称其位。我的看法是：他们不论怎样变，总得守住他们那条小小的旧家法。这个他们不能一下子去掉。我认得几个在美国住了多年的满人，就连那样之后，他们还以为本国的风俗最好。他们怎么能这样想呢？我是满人，看事情却是另一副眼光，从我十岁或十二岁起就是这样。我那时就立定了主意：我不要受人压在下头。我父亲总对我说：『你同任何人一样好。』」

「这个朝廷同别处的朝廷太不一样。百姓不惯那些事，得要时日。首先他们得有合格的宫中女官。那些公主们什么也不懂。她们要的只是权——又不晓得怎样用。她们拿了权能做什么呢？有教育的女官，谁也不愿同这些无知的妇人待在一处。她们得天天争吵。我在那里的日子一点也不甜。那个朝廷同一个中国家庭全是一样。里面有那么多的胡闹。眼下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是照老法子养大的，她们自然满意，因为她们不晓得还有更好的；等到出嫁，便到丈夫家里去，受婆婆的虐待。你看，中国的教训太不一样；它总是教一个女人忍耐。至于那种被父母送出洋的中国女孩子，回来便成了一个变过的人，她母亲就不喜欢了。她不肯再听她母亲的那些胡话。家里闹的一些可笑的小事，使中国守旧的一派同进步的一派对立起来。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可怜的女孩子们只有受苦。我倒愿她们没有受过外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