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一九〇四年夏天,一支英军开进拉萨,逼着西藏签了约。带队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六年以后他自己坐下来,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从头写了一遍。
所以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当事人写的史。他不是在回忆,是在论证——论证英国和西藏之间那一百三十七年的来往为什么始终谈不拢,又为什么在终于谈成之后,英国转身把成果丢掉了。
开头五章往回追得很远。一七七四年,东印度公司派波格尔去扎什伦布,那是第一次;一七八二年特纳又去一次;十九世纪初,一个叫曼宁的怪人独自混进了拉萨。此后一百年,英国人再没能进去。书里写孟加拉政府一次次试探、一次次碰壁,写英国绕开西藏去跟清廷订约,又发现订了也没用——清廷在拉萨说不上话。
中间十几章是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那趟远征:从西姆拉出发,驻岗巴宗,经亚东、堆纳、江孜,打下江孜宗,再推进到拉萨;然后是谈判、立约、回程。最后几章是他的反省与主张。
书末三章附录是历次条约的全文——一八九〇年的英中藏印条约、一九〇四年的拉萨条约、一九〇六年的续约,以及一九〇七年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这些文件是全书立论的根据,所以译出来了,没有当附属物丢掉。
库里另有两本写同一趟远征的书:随军记者坎德勒的《拉萨揭幕》,和军需官米灵顿的《终抵拉萨》。一个是统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管粮草的,三本对着听,很有意思。
全书二十八章另加序言导言合一章,共二十九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自序与导言
本书篇幅之长,须先向读者致歉。书稿付印期间,议会刊出一册蓝皮书,所载近来事态的重要材料甚多。我原先只打算叙述到一九〇四年使团归来为止的对藏关系,看了这些材料,觉得不妨一直写到眼下。全书于是连成一篇首尾贯通的记述:一百三十七年间,我们始终在谋求同一件事——与西藏建立寻常的睦邻往来。而其中的戏剧性结局是,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之时,我们却随即把成果弃之不顾。
弃之不顾的原因,一是两大强国彼此猜忌,二是我们这些岛民骨子里那种喜好孤立的习性。我的主张是:以合作取代猜忌;与其蜷缩在冷冰冰的孤立之中,不如舒展开来,去结交朋友、维系友谊。
我所建议的办法,是靠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靠干巴巴的条约。沃伦·黑斯廷斯和寇松勋爵当年所求的,是在拉萨派驻一名代表;在我看来,这也是达成目的唯一真正可靠的途径。
在这些事务中归我经办的那一部分里,我深知自己犯过错误。要把外交上的需要与军事上的需要调配得分毫不差,要把英国国内人士的意愿与西藏当地形势的必需协调得恰到好处,非臻于完美之人不能办到。我尚未修到那个境地,犯错自然不少。我只能这样设想:倘若我从未犯过一次错,大概也就从未成过一件事。同样,我对将来的建议,在细节上或许常有失当之处;但在主要结论上——以亲近取代孤立,并借人的力量来促成这一转变——我愿相信自己终将被证明是对的。
我在书中所说,既非出自官方授意,也未经官方认可。我已离开政府公职,正设法在一个更自由、而责任并不更轻的天地里为国效力。不过,在编述我们与西藏人交往的经过时,我充分利用了已提交议会的四册蓝皮书。这些蓝皮书所载材料价值极高,只是像所有议会文件一样,杂乱而未经整理。除了个人的观感之外,我没有在其中添加什么,只是设法从中理出一条连贯的线索,说明事件如何发生,又是何种动机推动了它们。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所撰波格尔使团记与曼宁拉萨之行记,特纳上尉所撰出使西藏记,以及兰登、坎德勒和沃德尔上校各自所撰的一九〇四年使团记,我都受惠良多;怀特先生、贝利上尉、约翰斯顿先生和霍夫曼先生惠赐照片,也一并致谢。
最后,约翰·默里先生不惮烦劳,为本书校阅清样,谨此致谢。
荣赫鹏
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
又及:柔克义先生《拉萨的达赖喇嘛及其与清朝皇帝的关系》一文,新近由《通报》出版单行本,我收到时已来不及采用。这位西藏问题的著名权威得出的结论是:西藏人并不想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他们的怨言向来针对的,是当地中国官员履行职务的方式。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本书讲的是我们与西藏的关系,可是至今仍有许多人纳闷: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同西藏发生关系不可?那个国家远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隔着世界上最雄伟的雪山山脉。那边发生什么,我们何必操心?我们为什么要去干涉西藏人?为什么不让他们自便?这些问题十分合理,也十分中肯,哪怕是最不开窍的英国人,也自然会想到。可见,负责任的英国政治家在批准干预之前,也一定早已想到过。组成印度政府的那些持重的先生们,向来不以一时激动或心血来潮著称,也绝非出了名的轻举妄动、不假思索。他们一辈子都在枯燥的官样文章里打磨,等到在总督参议会里有了一席之地,若说有什么毛病,也只是太不受情绪驱使了。要他们发起什么进取的、干预性的举动,与指望最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发起此类举动一样,都是不大可能的事。诚然,西藏使团那时主持印度政府的人,资历上不算老成,但此人恰好几乎在亚洲每一个地方研究过亚洲政策,又当过外交部政务次官;况且,即便他是历任总督中最冲动、最不负责任的一位,若不取得印度同僚中多数人的同意,若不说服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他也什么都做不成。治理印度的并非总督一人,而是总督会同参议会。像派遣使团入藏这样的问题,总督若得不到六位参议中三位的赞同,得不到印度事务大臣的批准,便无法行事;而印度事务大臣那边,因为要动用经费,又须取得他那个由久经考验、阅历丰富的印度行政官员和军人组成的参议会的支持,还须得到整个内阁的认可。
由此,我们一开始便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既然这许多方面的当局都确信在西藏采取行动确有必要,那么干预大概总有某种合理的根据。究竟是什么,使印度和英国这些持重的当局背离了让西藏人自行其是、好坏由他的自然做法?究竟是什么,说服了这些先生们,认定需要的是行动而非不动,是干预而非放任自流,认定我们再也不能对这个远在巍巍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国家完全置之不理?其中必有强有力的理由,因为这件事绝不只是准许某个喜好冒险的探险家去设法抵达那座「禁城」。经过三十年的往来交涉,最终获准的,是派遣一个使团,并配以足以摧破一切抵抗的护卫部队。理由何在?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最终会给出。但要把答案讲清楚,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从最初的源头起,追溯此事逐步演变的过程。一开头,我就得强调一点:西藏与印度之间向来就有这样那样的往来,因为西藏并不是大洋中的一座孤岛。它地处一块大陆的腹心,四周都是别的国家。西藏是喜马拉雅山后远方腹地里一个神秘而闭塞的国家,这一点大多数人隐约知道;但它从克什米尔到缅甸,与大英帝国接壤近一千英里,这一点却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至于两国接壤便意味着两国居民之间必有这样那样的往来,哪怕中间隔着一道雪山,明白这一层的人就更少了。西藏人的宗教是从印度传过去的。自古以来,他们就惯于到印度的圣地朝拜。西藏商人南下到过孟加拉,克什米尔商人和印度商人也去过西藏。有些地方,西藏牧人把畜群赶到山脉印度一侧的牧场上放牧;另一些地方,印度一侧的牧人则把绵羊山羊赶上西藏的高原。有时西藏人或其藩属侵掠印度的河谷与平原,有时印度的土邦又侵入西藏。另一些时候,往来则较为和平,边境两侧的居民相互通婚,互赠礼物。西藏与印度之间,历来就以千百种方式往来不绝。西藏从来不曾真正与世隔绝。而且,我会在适当的地方说明,一九〇四年的拉萨使团,不过是长期以来一连串努力的顶点;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使这种往来走上正轨、合乎人情,并把印度与西藏之间势必存在的关系,安置在一个讲求实际、长久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
第一章波格尔使团,一七七四年
有人认为,我们必定是挑起事端的一方。这些人不妨想一想下面这件事:我们与西藏人谋求往来的种种努力,其遥远的最初起因,乃是一次侵略行为;而侵略者并不是我们,不是哪位野心勃勃的封疆大吏,也不是哪个刚愎自用的边务官员,而是不丹人——西藏人的邻居,当时也是西藏人的藩属。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正是他们干下了头一件事,一件侵略之事,才把我们同西藏人牵连到了一起。一七七二年,不丹人下山侵入孟加拉平原,蹂躏库奇比哈尔,把那里的土王掳去做了俘虏,占据了他的国土,对英属孟加拉省构成严重威胁,两地之间这时只隔着一条小河。库奇比哈尔人向英国总督求援,总督应允了,决意把这些山民赶回他们的山寨里去。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只是照例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据记载,我军因疫病大量减员,瘴疟夺去了指挥官琼斯上尉和许多其他军官的性命。两年后经过那一带的波格尔写道:「简直透不过气来——青蛙、水虫、湿气。」后来到过那片地方的人,哪怕只是从火车车窗里望见过那些要命的沼泽,感受过从沼泽里蒸腾起来的那股令人窒息的毒气,体验过那种把人身上的血性与生气统统吸干、可怕而令人消沉的萎靡,便不难想象那些早期的开拓者吃了多少苦头。
幸运的是,当时主持大局的,是印度历任总督中最伟大、却也最遭诋毁的一位。他懂得如何把已经付出的牺牲所换来的优势转化为实利。同样幸运的是,那个年代的总督还保有几分权力和主动,不必经受无休无止的拖延、辩论、公文往来和国际间的种种斟酌,就能在关键时刻过去之前,果断而有力地采取行动。
沃伦·黑斯廷斯抵御了不丹人的侵略,把他们从孟加拉平原赶回了他们自己的山里。然而,当西藏的班禅喇嘛出面为不丹人说情时,他不但立刻应允,而且更进一步,有意识地设法与不丹人和西藏人双方建立长久的关系。他也并不以为凭一时的努力就能收到持久的成效。他深知,要成就任何事情,努力必须长久,必须连续不断,必须坚持不懈;起初的成果必定微小,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日积月累,终将汇成有价值的东西。
前面说过,不丹人发现自己因侵略而受到严惩,便恳请西藏的班禅喇嘛出面,向孟加拉总督替他们说情。当时达赖喇嘛年幼,班禅喇嘛正以摄政身份主持西藏政务。他给沃伦·黑斯廷斯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特纳和马卡姆都引录过。这封信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表明,我们与西藏人之间的往来,是由西藏人发起的。此后,西藏人曾多次向印度政府申明,又无数次向我本人申明,说他们不准与我们往来。然而最初,在他们有求于我们的时候,往来恰恰是由他们自己发起的,而且发起的方式十分合情合理,不失体面,也合乎睦邻之道。
班禅喇嘛在一番客套之后,给沃伦·黑斯廷斯写道:「骚扰与迫害,皆非我之本意。……然闻阁下之公正仁慈,远过于……我屡次听说,阁下与德布·朱达尔交兵,据说起因是德布自己作恶,在阁下边境上劫掠施暴。此人出身粗野无知之族(往昔他也曾因贪心驱使而有过类似的劣迹),如今故态复萌,并不奇怪;他在孟加拉和比哈尔两省边缘劫掠抢夺,激得阁下派出复仇之师前去讨伐。如今他的人马已被击败,部众死伤甚多,三座城堡已被攻取,他已受到应得的惩罚。贵军大获全胜,这一点明如白日;阁下若有此意,两日之内便可将他斩草除根,因为他根本无力抵挡贵军。然而我今日愿出面为他调停,并向阁下陈明:该德布王乃隶属于达赖喇嘛……阁下倘若继续侵扰德布王的国土,必将激怒喇嘛及其全体臣民,与阁下为敌。因此,请阁下顾念我们的宗教与习俗,停止对他的一切敌对行动;阁下如此行事,便是给予我最大的恩惠与友谊。我已为他过去的行为责备过他,并告诫他今后不得再行恶事,凡事都要顺服阁下。我相信他会遵从我给他的劝告;阁下也须以怜悯宽仁待他。至于我本人,不过是一个苦行僧,我们这一派的规矩,是手持念珠,为众生的福祉、为此地居民的安宁幸福而祈祷。如今我免冠恳请阁下,今后停止对德布的一切敌对行动。」
接到这封信后,沃伦·黑斯廷斯把它提交加尔各答参事会,并告诉他们,他已复信班禅喇嘛,提议在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缔结一项全面的友好通商条约。他说,喇嘛的来信邀我们结为友好,而边境纠纷的最终解决又使那个国家变得可以通行,旅行者的人身和财物都不会有危险。因此,他已为一名欧洲人申请并取得了入藏的通行证,以便前往商订条约;他现在打算派遣公司职员波格尔先生前往。此人素以聪明、勤勉、办事精细著称,又「似乎极为突出地具备冷静温和的性情」。沃伦·黑斯廷斯以他高明的见识和对亚洲事务的熟悉,又补充说,他「对成功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但眼下的时机似乎太有利了,不容错过一试」。
后面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些同亚洲人打过交道的人所深有体会的:抓住时机,趁热打铁,不让机会溜走;心里有数,知道自己要什么,恰当的时机一到便果断行动。如今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省政府受印度政府节制,印度政府又受印度事务大臣支配,内阁大臣对我们说下议院是他们的主人,下议院议员又说他们只是选民的传声筒。尽管如此,这样办事的好处切不可忘记。在处理亚洲事务时,果断迅速往往是要紧的因素,它所省去的麻烦,可能比谨慎和长期考虑所省去的还要多。
可见,沃伦·黑斯廷斯的政策,并不是安坐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对边界那一边发生的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尊重邻邦的独立,甚至连邻邦的孤立也一并尊重。那是一种进取的政策,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机警与审慎、迅速与坚韧、主动出击与虚心接纳结合在一起。危险临头,他立即出击,以此保障边境;同时,他又长年累月不厌其烦地努力,促进与边界那一边的人们之间寻常的睦邻往来。这两种品质缺一不可。一阵一阵的行动,若没有坚定而持续的怀柔努力相伴,其恶果不亚于从不辅以行动的、按部就班的怀柔。沃伦·黑斯廷斯能够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在唯有严厉才能换来长久和睦的地方,他能够、也愿意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动用严厉手段;然而他又能坚持不懈,以无比的机敏、睿智和真正的善心,为同邻近各族建立人道的睦邻关系而努力——正因为如此,他应当被看作印度所有伟大总督中最伟大的一位。
但是,一项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须由合适的人来体现。要领会沃伦·黑斯廷斯的西藏政策,我们必须对他选来执行这一政策的人有所了解。这个将要率领有史以来第一个入藏使团的人,品格如何?据马卡姆记载,他生于一七四六年,起初在一家商行里受训;到印度后,在税务部门得到一个职位。他写给父亲和姐妹们的信表明,他是一个极重家庭感情的人;他同西藏人的谈话则显示,他为人高尚,正直不苟。沃伦·黑斯廷斯本人不但对他的才干和办事能力评价甚高,而且同他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
沃伦·黑斯廷斯这位代表的年轻,是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他只有二十八岁。如今我们用人,年纪都太大了。人在年轻的时候,精力还十分充沛,头脑还十分敏锐,最能派上用场,也最有成效。我常常怀疑,较为成熟的年纪所积累的阅历,是否真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好处;我也怀疑,年轻人是否真比老年人行事更鲁莽、更不负责任。年轻人前程都在后头,名声还有待建立,因此他们并不比「急于求成的老人」更容易鲁莽行事。所以我认为,沃伦·黑斯廷斯挑选一个年轻人,是明智的;他挑选一个有教养、天性极为仁厚的人做代表,同样是明智的。亚洲人并不在乎一个人性子急、脾气躁,或是态度严厉,只要他们能感到,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个人骨子里有一颗善良、热忱、宽厚的心。这颗心不必挂在脸上,但他们心里清楚得很,此人究竟有没有这样一颗心。而沃伦·黑斯廷斯的这位代表确实有这样一颗心,他的家书,他与黑斯廷斯本人的友谊,以及他后来与西藏人的交往,都足以充分证明。
方针既定,人选既得,沃伦·黑斯廷斯便于一七七四年五月十三日向他发出如下训令〔注一〕:「望你前往拉萨。……你此行的宗旨,在于在不丹(指西藏)居民与孟加拉居民之间开辟相互平等的贸易往来;至于采用何种交涉手段最有可能达成此一目的,由你自行判断。你须随身携带样品,以试销本地可以输出的各类货物。……你须用心查明,在不丹可以获得的制造品、出产以及经由与他国往来而输入的货物。……下列各项亦应在你查访之列:孟加拉边境与拉萨之间道路的情形,以及沿途地方的情形;拉萨与邻近各国之间的交通,以及各国的政体、税收和风俗。……你停留多久,须由你斟酌决定。我希望你停留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此次差遣的各项目的,并对那个国家以及交你查访的各点获得全面的了解。你若认为可以在拉萨设立一处常驻机构,而且于公司有益,不致使公司承担任何开支,或其开支日后可由所得之利益偿还,便请尽早告知于我;倘若你认为有必要在接到我对此事的指示之前离开,可以留下你认为合适的人员,充当你的代理人,直到任命正式的驻扎官为止。……你的各项开支可向我开具汇票,汇票当照常兑付。开支数额我不加任何限制,而授权你斟酌行事,因为我知道,在你所受委托之事业的利益并不要求破例的情况下,严格的节俭不必由我来叮嘱。」
(原注:马卡姆《波格尔使团记》,第六页。)
肩负重要使命而被派遣出去的代表,可曾得到过比这更令人满意的训令?目标界定得一清二楚,至于如何达成,则给予他最充分的裁量权。黑斯廷斯选定了最适合执行其意图的人,便把一切交给他去判断。凡是最能有效实现主要目的的事,这位代表都可完全自由地去做,时间和金钱也都任他支配。沃伦·黑斯廷斯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要把这件事办成,办成它所需的一切,你都可以得到。」
我亲眼见过的、同样出色地交给代表的训令,只有塞西尔·罗兹在罗得西亚发出的那一次。当时我与福布斯少校同路北上索尔兹伯里堡。罗兹把福布斯从两个月路程之外的地方召来面授机宜,因为他不信书信,只信当面交谈。饭后,罗兹极其详尽地盘问福布斯:需要些什么,当地情形如何,可能遇到哪些困难,他打算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罗兹说,他想现在就知道福布斯为达成目标需要什么,因为他不愿日后看到福布斯回来说,只要当初有了这个那个,事情本来是办得成的。所以,为确保成功需要什么,现在就尽管说。福布斯所要求的一切,罗兹都给了他,而且比他要求的还多,然后打发他上路,说:「好了,在接到电报说你的事办完了之前,我不想再听到你的消息。」
当然,这些是向代表传达指示的理想方式,高级官员并非总能这样做。我知道,寇松勋爵本想给我类似的指示,而在提供经费、人员、军事支援等方面,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随着公共事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公务如今已变得如此复杂,我想,要像沃伦·黑斯廷斯对待波格尔那样,留给一个代表同样大的裁量权,已不可能了。然而,沃伦·黑斯廷斯那种选定最合适的代表、然后把一切交到他手里的办法,曾在许多领域里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成就了伟大的人物。把活生生的代表仅仅当作电话筒来使用,我看不出取得过什么更好的结果。即使办事变得复杂了,这本身似乎也不成其为放弃这一办法的理由,而只说明,委托者和代表双方都应在沿用这一行之有效的老办法的同时,迎合更高的要求。交通的便利使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事务也随之复杂,但也使委托者与代表之间更便于当面沟通。因此,需要的与其说是在代表办事期间削减他的裁量权,不如说是利用如今更为便利的当面交往。通过面谈,代表可以让委托者深切了解他所须应付的种种当地的和人事上的困难,以及实现他们的目标所需的手段;委托者也可以让他深切了解,哪些界限是绝不能允许他逾越的。如今这种不仅把控制权、而且把指挥权也集中到伦敦的趋势,显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帝国,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中枢来管理。总有一天,下议院和选民会被他们要处理的重大事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于形势的力量和分量,看出多放手给当地人员的好处。他们大概会坚持更审慎地挑选代表,会要求代表与中枢保持更密切的个人联系,还会期望那些掌握控制权的政治家,对他们所控制的那些国家早已有亲身的了解,或者设法去亲身了解。但是,这些条件一旦具备,但愿他们就能多放手给当地人员:当地人员做错了,就毫不留情地撤换;只要他们还在办事,就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办。
波格尔带着这样宽松的训令和这样充分的支持,于一七七四年五月中旬从加尔各答启程,距班禅喇嘛的信从日喀则发出之日还不到两个月。可见,沃伦·黑斯廷斯虽然给了代表充裕的余地去实现目的,他自己行动起来却是极为迅速的,哪怕是派遣使团前往拉萨、并可能在那里设立常驻代表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是如此。交通的迅捷并没有带来公务处理的迅捷。如今仅仅考虑要不要向拉萨派遣一个使团,就要花上若干年,而在沃伦·黑斯廷斯的时代,同样的事只需若干星期。
波格尔途经不丹时,遇到了重重阻碍;但他终于在十月中旬离开不丹都城,并于当月二十三日到达帕里。帕里位于春丕河谷的上端,一百三十年后,我们正是沿着这条河谷向拉萨进军的。他在这里受到两名拉萨官员的接待。再往前走,到了江孜——一九〇四年的使团就是在这里遭到攻击,被围困了将近两个月——他受到一位僧人的款待。那是「一位举止文雅、和蔼可亲的长者」,陪他坐了大半个下午,喝了「二十多杯茶」。似乎有成群的人聚拢来看他,但除了这种关注令人厌烦之外,他并没有遇到什么不便或阻挠。
一七七四年十一月八日,他到达日喀则附近班禅喇嘛当时驻锡的地方。第二天,他觐见了喇嘛,呈上沃伦·黑斯廷斯的一封信和一串珍珠项链。这是英国官员与西藏人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会见,因此尤其值得一记。
班禅喇嘛「面带微笑,十分谦和」地接待了波格尔〔注二〕,让他坐在自己近旁一张铺着毯子的高凳上,用印度斯坦语同他交谈,喇嘛对这种语言「略通一二」。问过沃伦·黑斯廷斯的健康和波格尔途经不丹的旅程之后,他便谈起比哈尔战事,也就是不丹人侵入孟加拉平原一事。喇嘛说:「德布·朱达尔(不丹首领)掳走比哈尔土王(库奇比哈尔的土王),同佛郎机人(英国人)开战,我向来是不赞成的。可是德布自恃兵强,不肯听我的劝告。他战败之后,我写信给总督;总督应我的请求,停止了对不丹人的敌对行动,把他们的国土还给他们,这使我非常高兴,也是一件极大的功德。我派往加尔各答的仆从都不过是些小人物,总督却如此善待他们,我把这看作友谊的又一个表示。」
(原注:马卡姆书,第一百三十五页。)
波格尔解释说:库奇比哈尔与英属孟加拉省之间只隔着一条小溪;不丹人自古以来一向安守在他们的山里,即使到低地来,也是友好地来做买卖;可是,当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一下子从他们的森林里涌出来,掳走库奇比哈尔的土王,占据他的国土时,公司理所当然地感到了警觉,断定不丹人今天在库奇比哈尔得手,受到鼓舞,又不把一条小河这样微不足道的界线放在眼里,明天就可能侵入英国的省份。波格尔接着说,库奇比哈尔人向沃伦·黑斯廷斯求援,他立即派出一营印度兵去击退入侵者;但接到班禅喇嘛的信后,他非常乐意停止敌对行动,随后又同不丹人议和,把国土还给他们。最后,波格尔说,沃伦·黑斯廷斯乐于与这样一位名声远扬、品德为许多民族所景仰的人结交,因此派他携带刚才呈上的信件和友谊的信物,前来晋见喇嘛。
喇嘛说,德布·朱达尔治国无方,已被赶下台了。波格尔答道,他被逐一事与英国人毫不相干,是他自己的人把他赶下台的;公司只希望不丹人安守本土,不侵犯孟加拉,不在孟加拉边境上滋事。喇嘛说:「总督开战是有理由的;不过我厌恶流血,不丹人又是我的藩属,所以战事得以了结,我很高兴。」
由此,这番谈话证实了以下几点:我们与西藏人建立关系的最初起因,是西藏人的一个藩属所犯的侵略行为;当时的西藏统治者认为这一行为毫无道理,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则得到了他的赞同和感激。若不是不丹人无端侵犯我们的邻邦,我们决不会同西藏的这些藩属发生冲突;若不是西藏摄政出面为他们说情,我们当时也不会想到要同西藏人建立什么关系。往来的发端并不在我们。我们不是干预者。迈出第一步的,是西藏人自己。从班禅喇嘛的谈话中,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我们不妨停下来,对这位首先与我们通款的人物略作端详。恰巧,他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藏所出的最了不起的人物。人们不禁会想,倘若他活得更久一些,沃伦·黑斯廷斯在印度任职更久一些,这两位能干、极有见识而又善于和解的人,一定会达成某种友好的睦邻协议,使两国之间的交往从那时到今天都能和平地进行。
波格尔说,他大约四十岁,性情开朗、坦率、宽厚,面容总带着笑意,和颜悦色。他谈吐极为风趣,讲起有趣的故事来,绘声绘色,妙趣横生。波格尔说:「我曾设法从他的性格中找出那些人皆难免的缺点,可是他受到普遍的爱戴,我没能找到,也没有一个人忍心说他的坏话。」
喇嘛待波格尔极为亲密。他会同这个陌生的英国人在屋里踱步,给他讲解壁上的画,还对他眼睛的颜色评论一番。波格尔说:「因为,尽管他在亚洲东部各国都被尊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认为具有几分全知以及许多其他神性,可是在谈话中,他把自己身上一切令人敬畏的东西都放在一边,迁就凡人的弱点,努力使人爱他而不是怕他,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陌生人,都极为和蔼可亲。」
在以后的几次会见中,喇嘛继续谈论比哈尔的事。他说,许多人劝他不要接待英国人。他说:「我也听说过许多佛郎机人的威势〔注三〕:说公司就像一个大国王,好战喜功;而我和我的百姓的本分是向神祈祷,所以我害怕让任何佛郎机人进入这个国家。但后来我得知,佛郎机人是公正正直的民族。」波格尔对此答道,总督最希望的就是得到他的友谊和眷顾,因为英国人的品格以及他们的名声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评判。喇嘛则向波格尔保证,他的心对英国人是敞开的、友善的;他希望在恒河岸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派他的人去那里祈祷,并打算为此写信给沃伦·黑斯廷斯。波格尔回去后,他果然写了信。于是在加尔各答对岸、恒河的支流胡格利河畔,拨给了他一块地,波格尔还为喇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房屋和一座寺庙。
(原注:马卡姆书,第一百三十七页。)
谈话接着转到贸易问题。班禅喇嘛说,由于近来尼泊尔和不丹的战事,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不甚兴旺;但就他自己而言,他是鼓励商人的,商人在西藏自由而安全。他列举了从西藏运往孟加拉的各种货物——「黄金、麝香、牛尾(牦牛尾)和粗毛呢」——但他说,西藏人怕热,不敢去孟加拉。前一年他派了四个人去贝拿勒斯朝拜,死了三个。从前,有大批的人前往印度斯坦。喇嘛们在贝拿勒斯、伽耶以及其他几处地方都有寺庙;他们的僧人常常到那里去研习印度教的圣典和宗教,住上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再回到西藏,把所学传授给同胞。但自从伊斯兰教徒征服印度以来,西藏居民同孟加拉或南方各国就很少往来了。
波格尔向他保证,如今时代已经变了:在公司治下的孟加拉——须记得,他说这番话时,我们的统治在印度那一侧尚未越出孟加拉一省——每个人的财产都有保障,人人都可以自由信奉自己的宗教。
喇嘛说,他听说在佛郎机人治下,那个国家十分太平;倘若波格尔此行一无所获而返,他会感到羞愧。因此,他要同他的官员、几位拉萨来的人以及一些大商人商议,先把总督鼓励贸易的愿望,以及公司在孟加拉给予商人的鼓励和保护告诉他们,然后「讨论开展和扩大贸易的最适当的办法」。
第二天,喇嘛告诉波格尔,他「已就在本国与孟加拉之间开辟自由通商一事写信到拉萨」。波格尔说:「尽管他说起这件事来热心十足,我得承认,把我的事交给拉萨去办,我心里并不怎么乐意。我不在那里,在那里也没有熟人,而且我有理由认为,那里的大臣们对我和我的使命并无好感。」
后来,应班禅喇嘛的请求,两位拉萨来的代表前来拜访波格尔。他们说,英国人同不丹人议和,把国土还给他们,这是给了喇嘛和他们极大的面子。波格尔答道,英国人远不像某些居心不良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好斗,也并不贪求扩张领土。他们受托管理孟加拉,只希望孟加拉保持安宁。同不丹人的战争,是不丹人自找的。八千到一万名向来安守在山里的不丹人涌入低地,掳走库奇比哈尔的土王,占据他的领土,又把兵锋推到孟加拉边境,公司是否没有理由感到警觉,两位代表可以自己判断。公司起而抵御,是不是理所当然,两位代表也可以自己判断。战争期间,不丹的部分领土被夺了过来,但应班禅喇嘛的请求,随即归还;公司非但不想征服,孟加拉的疆界也一如往昔。
拉萨代表说,喇嘛已就通商一事写信到拉萨,但西藏人怕热,所以只走到帕里为止,不丹人把孟加拉的货物运到那里,同西藏的货物交换。这是古来的惯例,一定会遵守。
波格尔说,除此之外,从前西藏与孟加拉之间还有非常广泛的贸易;沃伦·黑斯廷斯希望消除现存的障碍,所以派他到西藏来向班禅喇嘛陈明此事,他相信拉萨当局会同意这样合理的提议。他们回答说,第悉仁波切(拉萨的摄政)会尽力而为,但他本人和整个国家都隶属于中国皇帝。
波格尔说:「这是一块绊脚石,在我所走的每一条路上都横在那里。」此后又有多少交涉者,在他们所走的路上被这块绊脚石绊住!西藏人什么都肯做,但没有中国人的许可,他们什么也做不成。中国人倒是乐于把整个西藏开放,可西藏人自己却闭关自守到了可怕的地步。于是,同样的老故事年复一年地重演,眼看几个世纪都要过去了,这个故事却还没有完。当我在拉萨达赖喇嘛宫中的大殿里,当着驻藏大臣的面,让达赖喇嘛、噶厦、仲都(民众大会)以及三大寺都在一份协议上盖了印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终于把那个虚构的说法永远打倒了。然而,它似乎又以往日那种蓬勃的势头重新冒了出来,显示出依然常青不衰的生命力。
应班禅喇嘛的要求,波格尔把他与拉萨代表谈话的要点讲给喇嘛听。喇嘛再次向他保证,他关于贸易的提议是合理的;但又说,他就此事写信给拉萨之后,接到了拉萨摄政的一封回信,信中提到唯恐触怒中国人。此外,尼泊尔和哲孟雄(锡金)发生了动乱,此时不宜商定任何事情;不过他希望一两年内能把这件事办成。至于英国人,拉萨摄政所听到的种种传言使他心存疑虑。班禅喇嘛又补充说:「他心胸狭窄,看事情的眼光同我不一样。」
波格尔接着暗示,西藏人不妨同英国人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这样英国人就可以运用他们的影响,约束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使他们不去进犯西藏及其藩属。这个论点显然深深打动了喇嘛,他问能否把这话写信告诉拉萨摄政。波格尔说可以,并说他毫不怀疑,沃伦·黑斯廷斯会乐意出面调停,使廓尔喀王不再图谋拉萨所辖的领土;而且他有理由认为,廓尔喀王畏惧英国人,所以调停会收到实效。喇嘛说,摄政对英国人的疑虑,不仅出于他自己,也出于他唯恐得罪西藏所隶属的中国人。因此,摄政希望得到北京朝廷的答复。
波格尔力陈,沃伦·黑斯廷斯提议便利贸易,既是为孟加拉谋利,也是为西藏谋利;从前商人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近年来廓尔喀王的战争和暴政使他们无法前来,他只是恳请喇嘛消除由此造成的障碍。喇嘛对此答道,他毫不怀疑能把这件事办成,但要真正办妥,也许需要一两年。
由此可见,用心良善的班禅喇嘛受到了拉萨当局的掣肘,而在波格尔下一次与拉萨代表的会见中,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两位代表前来向他辞行,他出于一片赤诚,提出一个极其简单的请求,请他们替他带一封信给拉萨摄政。没有什么请求比这更自然的了;然而直到不久以前,请一个西藏人替英国人带一封信,就跟请他去摸一根烧红的火钳差不多。两位代表说,信里若有涉及公事的内容,他们就不能带。波格尔说:「我承认,这个回答使我大为吃惊。」可怜的人,他确实有理由吃惊!一百三十年后,我在中国这个宗主国完全同意之下,正式奉派出使西藏,而西藏人仍然拒绝接受一个英国人的信,我也同样大为吃惊。直到我们大举向拉萨进军,离城只剩几英里时,他们才终于同意接受一封信这样简单的手续。不过如今他们的态度已经彻底翻转过来,今年达赖喇嘛本人在加尔各答就曾吁请印度总督,「保障西藏人与英国人直接交往的权利得到尊重」。
波格尔对拉萨代表说,他想知道摄政疑虑的根据何在,但他们答道,「多言不是我们国家的习惯」,并祝他一路平安返回孟加拉。波格尔还想设法让他们听他说下去,因为他想引出贸易的话题,可是毫无用处。
他记述道:「这次谈话比我在西藏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更使我忧虑。」他立即求见班禅喇嘛,因为他「颇为激动」,便「带着几分激愤」对喇嘛说,摄政竟怀疑他到这个国家来是为了制造动乱,他不能不为此忧虑;神可以作证,他祝愿摄政好,祝愿喇嘛好,也祝愿这个国家好;被人怀疑存心欺诈、口是心非,这是他无法忍受的。班禅喇嘛设法安慰他,最后以波格尔的名义,口授了一封藏文信给拉萨摄政。这封信里只有一句是纯粹谈公事的,它只是说:「我以我的主人总督的名义,请求您准许商人在本国与孟加拉之间往来贸易。」这算不上什么咄咄逼人的要求,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恩惠,何况往来本是西藏人先有求于我们而开始的。然而,直到一百二十五年之后,直到我们把兵锋推进到拉萨城下,这个简单的请求才得到答复,尽管在这整段时间里,西藏的百姓和商人都极其愿意同我们通商。
波格尔为什么没有按照训令所授予他的权限亲自前往拉萨,似乎令人费解。班禅喇嘛说,他本人是十分愿意的,但拉萨摄政极为反对。他劝阻了波格尔,说摄政心胸狭小,多疑,他不能保证能够取得摄政的同意。
这时,一件不幸的事又加深了这种疑忌。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分别写信给班禅喇嘛和拉萨摄政,宣告他已征服了某些地区。他说他并不想同西藏争吵,但西藏人若有意开战,他要让他们知道,他已严阵以待,并请他们记住,他是拉杰普特人。他希望在西藏边境的若干地方设立商站,让西藏商人在那里购买他本国和孟加拉的货物,并希望西藏人同意。他还进一步要求西藏人「不要同佛郎机人或莫卧儿人来往,不要放他们入境,而要遵循古来的惯例,他自己也决心这样做」。有一个佛郎机人为了某件事来找他,现在就在他国内,但他打算尽快把此人送回去,并希望西藏人对波格尔也如法炮制。
波格尔的困难就这样进一步增加了。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比他那个时代有了进步:一九〇四年的拉萨使团非但没有受到尼泊尔人的阻挠,反而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尼泊尔首相写了措辞强硬的信给拉萨当局,敦促他们讲理;他驻拉萨的代表在我同西藏人谈判期间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除了中国和尼泊尔就这样卷入西藏问题之外,甚至早在那个时候,俄国也已被人提起。班禅喇嘛此前已向波格尔打听过俄国女皇的事。这时他又告诉波格尔,俄国人和中国人为了某个鞑靼部落起了争执;俄国人尚未动武,但他料想他们不久便会为此开战。波格尔对他说,俄国人正同土耳其人打一场非常艰苦的战争——那另一段故事竟可以追溯得这样远!——他认为俄国人恐怕无暇再同中国人另开一战。他说,俄国人是一个极其坚韧、好战的民族,能够作出巨大的努力,他怀疑中国人能否抵挡得住他们的军队。
随后,波格尔同班禅喇嘛派来见他的克什米尔商人进行了交谈。这些商人希望获准经由不丹同孟加拉通商。他们陈述了不丹人给他们设置的种种障碍,并说,公司只要以战争相威胁,不丹首领很快就会把这些障碍撤除,因为经过上一次战争,他对英国人怕得要命。那些认为沃伦·黑斯廷斯的政策具有侵略性的人,尤其应当注意这一点:对于这一暗示,波格尔回答商人们说〔注四〕,他无权对不丹人使用这样的言辞,他对土王所做的一切,必须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公司已经同他们缔结了和约,「按照英国政府的准则,这项和约……将永远不受侵犯」。
(原注:马卡姆书,第一百六十二页。)
应班禅喇嘛的请求,西藏商人也来见波格尔。他们主要经营茶叶,有些人每年的生意达二三十万卢比,按当时的价值约合两万至三万英镑。他们说,喇嘛曾劝他们派代理人到孟加拉去,但他们害怕下到炎热的平原。他们有一个传说:大约八百年前,西藏人常去孟加拉,但十个人里有八个没能活着回来。波格尔对他们说,他们若是不敢派仆人到那里去,克什米尔人可以把他们需要的东西供应给他们。他们说,从前羊毛、宽幅呢绒等货物都经由尼泊尔运来,但自从尼泊尔发生战事以来,这项贸易就减少了。他们还说,人们因为西藏出产黄金,就以为西藏极为富有,其实并非如此;而且,倘若把异乎寻常的大量黄金运往孟加拉,身为这个国家君主的中国皇帝就会不高兴。
在辞行的会见中,波格尔说沃伦·黑斯廷斯会派他自己的仆人给喇嘛送信。喇嘛于是说:「我希望总督眼下不要派英国人来。你知道,为了让你入境,我遇到了多少困难,又不得不同第悉仁波切(摄政)和拉萨那些人的猜忌作了多少斗争。即使是现在,他们对我留你这么久也感到不安。因此,我倒希望总督派一个印度教徒来。我希望我给摄政的信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消除他的猜忌;我预料一两年内,这个国家的政权会交到达赖喇嘛手中,那时我会通知总督,他便可以派一个英国人到我这里和达赖喇嘛那里来。」
班禅喇嘛再次表示,波格尔的离去令他惋惜,而听波格尔讲述欧洲的风俗,他感到十分满足。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情,与印度斯坦那种刻意雕琢的客套迥然不同。波格尔接着写道:「我向来不能坦然地同任何人作最后的告别;而喇嘛的性情是那样令人愉快、那样可亲,他又给了我那么多的恩惠和礼遇,我不由得格外动情。他看出来了,为了让我高兴起来,便说他希望还能再见到我。」
波格尔本人对西藏人怀有热忱而深厚的感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临行前夕,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别了,你们这些诚实而淳朴的人们!愿你们长久享有那些更为开化的民族所得不到的幸福;当他们无休止地追逐贪欲和野心的时候,愿你们在贫瘠群山的护卫之下,继续过着安宁知足的生活,除了天性所需之外,别无所求。」
波格尔使团至此结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的成果。沃伦·黑斯廷斯派他去同西藏人建立关系和贸易往来。他实现这一目标到了何种程度?
相当清楚的是,就个人关系而言,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大约也就是他起步之初所能期望建立的全部了。我们已经看到,沃伦·黑斯廷斯从未指望第一次接触就会有什么惊人的成果。他希望为睦邻往来打下基础,在这一点上他成功了。他在别处同亚洲人打交道的经验已足以使他明白:一个欧洲强国,凭着某种看来不可抗拒的进程,正逐步向较小的亚洲民族扩张,亚洲人对这样一个强国心存疑忌,是十分自然的。廓尔喀王那封信的例子表明,亚洲的统治者中,很少有人在有力量征服一个较弱的邻国时,不把征服这个邻国当作天经地义的事去做。在大多数亚洲人看来,这是十分正常、无可避免的举动。因此,西藏人自然会认为,英国的孟加拉总督进攻西藏,只是迟早的事。他有力量征服这个国家,所以他就会征服它。首先,他当然会派一个代表上来刺探虚实,看看这片土地值多少,摸清进入的最佳途径;在他们看来,波格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因此,波格尔受到猜疑是不可避免的,西藏人不会一下子就把国门敞开,任人通商,也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某位精明老练的老谋士的见解该是多么明智啊!他会说:「让英国人离得远远的;一个也别放进我们国家来;待在我们的山障后面,对山外的任何人都一概不要理会。这是『古来的惯例』。我们不要背离它。这个波格尔既然来了,我们就对他客客气气,免得得罪他那位强大的主子;可是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要尽快把他打发走,凡是我们知道的、面子上过得去的障碍,都要设置起来,不让别的英国人再到我们中间来。」
我们可以想见,这样一种见解在那位白胡子老头的大多数听众听来,该是多么稳妥;任何人——哪怕是班禅喇嘛——要同它抗衡,又该是多么困难。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波格尔所能做的,不过是给人留下良好的个人印象,并且一有机会,就提出一两个论点,说明同英国人建立关系也有某些好处,希望这些论点能逐渐深入西藏人的心中,一旦时机到来,便能开花结果。在执行总督的政策时,他把这一点做得极为出色。
第二章特纳使团,一七八二年
沃伦·黑斯廷斯并不满足于一次尝试。他要恢复的,是西藏与印度之间旧日曾有过的通商往来与友好交谊。他对第一步本就不抱多大指望,所以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朝着同一个目标持续用力,指望经过长年累月的反复努力,终能达成所愿。
波格尔于一七七五年六月回到加尔各答。同年十一月,黑斯廷斯又派曾随波格尔入藏的汉密尔顿医生第二次出使不丹。汉密尔顿在不丹逗留数月,查问并了结了若干争端;一七七七年七月,他又第三次奉派出使不丹,祝贺新任德布王嗣位。正如马卡姆所指出的,沃伦·黑斯廷斯与不丹统治者保持经常往来,与班禅喇嘛维持书信联系,又借朗布尔每年一度的集市,使波格尔打开的门路不致再度关闭。
沃伦·黑斯廷斯还打算再遣一个使团进入西藏本土。一七七九年,波格尔第二次被任命为使节。但就在此时,班禅喇嘛决定启程前往北京,觐见中国皇帝。于是改派波格尔前往北京,在那里与喇嘛会面。然而对印藏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而言,最不幸的事发生了:一七八〇年十一月,喇嘛在北京圆寂;一七八一年四月,波格尔本人也死于加尔各答。
亚洲的事务成败,极大地系于个人的影响。这两人彼此怀着真挚的敬重与情谊,他们的去世,对沃伦·黑斯廷斯改善印藏关系的计划,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既定方针,一步不乱,静待另一个机会来使之开花结果。目标坚定,留心时机,机会一来便尽力利用,行动果断——这几条始终是黑斯廷斯的行事准则。所以,一七八二年二月,消息传到加尔各答,说班禅喇嘛已依照西藏人的转世之说,在一个婴儿身上重新出世,他便决定再派一个使团入藏,向摄政致贺。
他为此选中了塞缪尔·特纳上尉。这位军官曾在塞林伽巴丹围城战中立功,也曾出使蒂普苏丹,当时年方三十三岁。
特纳本人在日喀则受到极为优渥的接待。初次会见时,他告诉摄政:沃伦·黑斯廷斯殷切希望保持并培育双方之间如此幸运地开始的友好往来;这种交往在最初阶段,出于最纯粹的仁爱之心,迄今始终以前所未有的真诚与坚定,指向一个伟大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正是班禅喇嘛毕生的大事——和平与普天之善;总督的心思也一向放在同样的追求上,他深恐自己与摄政之间建立的友谊会发生变化,因此特派一名亲信使者,前来祝贺已故班禅喇嘛欢欣重临人世,并表达希望,愿一切所期盼之事终能切实达成。
摄政答道:现在的班禅喇嘛与已故的班禅喇嘛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人,两者毫无分别,只是他眼下尚在襁褓,魂灵刚刚回到世间,暂时还不能有所作为。摄政向特纳保证,班禅喇嘛对黑斯廷斯先生的眷念坚定不移,至死不渝;他又大大称颂了双方今日友谊所由产生的那件事——这友谊完全是因为他应班禅喇嘛的说情,与不丹人讲和而起的。
在其他几次会见中,摄政向特纳保证,已故班禅喇嘛觐见中国皇帝期间,曾数次借机以最恳切的言辞,陈说总督与他本人之间的特殊交谊。摄政说,喇嘛的谈话甚至打动了皇帝,使他决意与喇嘛的这位朋友通信往来。特纳还得到保证说,班禅喇嘛曾特地向皇帝请求,准他自行决定让任何人进入西藏,不受管束。据说皇帝已经应允;但由于班禅喇嘛圆寂,加上中国官员的猜忌,此事终于没有下文。
这些中国官员在西藏的权势与影响显然极大。特纳在与西藏官员的交往中清楚看出,他们虽不愿承认自己直接隶属于中国,却对中国皇帝,以及皇帝派驻拉萨朝廷的官员,怀着极深的畏惧;这些官员甚至从达赖喇嘛手中夺去了他大部分的世俗权力。有一次特纳提出要参加某项仪式,摄政推辞了他的陪同,理由是顾忌中国人——中国人猜忌外人是出了名的,而摄政格外小心,不愿给他们任何见怪的口实。后来又有一次,摄政告诉特纳,他与达赖喇嘛之间书信往来甚多,达赖喇嘛对英国人一向抱有好感;他把特纳所受的冷遇与阻挠,归咎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特纳补充说:「中国人的势力,使西藏人在一切举动上都心存畏惧,行事谨小慎微,那种怯懦与小心,与其说像盟友,不如说更像臣民。」但同时,他们又极忌讳中国人干预,对中国的羁轭心怀不安,尽管这副羁轭压在他们身上其实很轻。他们一面尊敬中国皇帝,一面畏惧中国官员,一面却又「把中国人看作一个粗鄙不洁的种族」。
这时,正如波格尔那个时候一样,我们又一次看到俄国势力的踪迹。摄政和几位大臣告诉特纳,他们对当朝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并不陌生,知道她的威名、她疆土的辽阔,以及她与中国之间的通商。他们告诉他,俄国曾多次表示,想把商务扩展到西藏腹地,但由于西藏人不愿结交任何新的外国关系,加上中国人的戒备猜忌,此类尝试迄今无一得逞。
特纳在西藏住了将近一年。由于喇嘛们的嫌恶,他未能前往拉萨,但他从日喀则的班禅喇嘛摄政那里,争取到了若干实实在在的让步。他取得了〔注一〕「摄政的允诺,凡代表孟加拉政府派往西藏贸易的商人,只要是印度本地人,一律加以鼓励」。他向沃伦·黑斯廷斯报告说,只要有黑斯廷斯一人的授权,便足以保证这些商人得到摄政的保护。摄政已经答应:凡由孟加拉总督推荐前来的印度本地商人,一律准其自由入藏;运送货物所需的一切协助,一律给予;并为他们指定住处以便出售货物,或在日喀则的寺院之内,或者如果认为更合适,也可在城中。他报告说,他认为若为本地商人以外的人强求更大的特权,便与沃伦·黑斯廷斯训令的本意不符。他已经争取到的这些,他希望足以打开那条众所企盼的交往之路。等商人们认了路,尝到了利,往来已经确立,这项贸易便承受得起课税;若在它的幼年就加以课税,反倒可能扼杀它的成长。
(原注:特纳书,第三百七十四页。)
一七八四年三月,特纳在巴特那与沃伦·黑斯廷斯会合。我记得在印度外交部所藏沃伦·黑斯廷斯的若干原信中,曾看到他对特纳的工作赞赏备至,并说这次会面使他十分欣喜。黑斯廷斯对有些人热情赞许,对另一些人则冷淡疏远,两者都是一样的分明。
只要黑斯廷斯还在印度,我们与西藏的往来便蒸蒸日上。但他离任不久就出了意外,他的全部心血付诸东流。一七九二年,尼泊尔人入侵西藏,洗劫日喀则,把各寺院的财物尽数掳走。喇嘛们只得逃过雅鲁藏布江,向中国人求援。一支中国军队被派来救援。尼泊尔人被打败,被逐回本国境内,最后议和的条件是:每年向皇帝进贡,并将掳去的财物全部归还。
不巧的是,英国的第一位使节恰在这次入侵前后抵达尼泊尔,中国统帅因此认定,是我们唆使、至少是怂恿了尼泊尔人进攻西藏。特纳说,他向本国政府所作的禀报,再加上我们拒不给予喇嘛们切实的援助,便产生了相当的分量。结果,西藏与印度之间的一切往来都被断绝,「外人前来,即便是孟加拉和印度斯坦的人,也一概严禁」。印度教的圣徒被指控充当尼泊尔人的奸细和向导,犯有背叛之罪,从此不许再留在日喀则。特纳接着说:「不幸的是,公司属地与喇嘛领地之间正常往来的中断,就要从这个时候算起。」
一件开头如此有望的事,结局竟如此令人惋惜。人们不禁要想,倘若沃伦·黑斯廷斯仍执掌孟加拉的政权,他会怎么做;他能否约束住廓尔喀人,援助喇嘛们,又使中国人安心。我们往往恰在朋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不上忙,又恰在他们最不需要我们友谊的时候把友谊硬塞给他们——这实在是最不幸的事。
就这样,沃伦·黑斯廷斯的远见,以及他审慎而坚定的努力,所得的成果全部丧失了。然而,即便是最顽固的不干涉论者也必须承认,这些努力不仅合乎政治家的风度,而且合乎人道。他从未有过任何侵犯的企图,从未使用任何威胁,也从未显出半点急躁。沃伦·黑斯廷斯作为一家贸易公司的代表,首先着眼于改善通商关系;但作为统治千百万人的执政者,他懂得通商也好,其他任何关系也好,都必须以彼此的善意为基础;他也懂得,要与一个多疑的民族建立善意,只能经过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因此他每一步都走得审慎,并力求把每迈出一小步所得的好处牢牢保住。既然做到了这一点,既然他本人表现出如此的克制与节制,他就有一定的理由期望,后继者会把这一审慎的方针延续下去。
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见,沃伦·黑斯廷斯一离任,在西藏问题上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的方针便开始了。推进往来已被证明是一件难事;而在建立印度帝国的过程中,别处要办的事又那么多,寻常的总督任由此事搁置,或许也是很自然的。
第三章曼宁游拉萨
就在政治家们对西藏最为冷淡的时候,那位必不可少的英国冒险家登场了。说来也奇怪,恰恰是在我们与西藏人关系最冷的时候,一九〇四年使团之前唯一到过拉萨的英国人,竟然做成了这件事。他并非政府派遣的正式使者,也不是去推行沃伦·黑斯廷斯所构想的那种深思熟虑的政策。他是一个私人冒险家,他上去,是不顾当时政府的意愿,甚至是违背政府意愿的。
他名叫曼宁。在剑桥时,他是查尔斯·兰姆的朋友,才具出众,人们都预料他至少能在数学荣誉考试中名列第二。但他性情古怪,「极其厌恶宣誓」,没有拿学位就离开了大学。然而他心中燃起一股热切的愿望,要去看看中华帝国。他先后在法国和英国学习汉语,后来辗转到了广州,在那里住了三年。一八一〇年,他从广州特选委员会那里求得一封致明托勋爵的介绍信——明托勋爵时任印度总督——信中请总督对他实施计划给予一切可行的协助。但他从政府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只能自谋出路,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认可。
曼宁带着一个中国仆人,取道不丹前往西藏,于一八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抵达春丕谷顶端的帕里。他当时对宗堡的描述,与此后我们在西藏多次的亲身经历分毫不差:「脏,脏,油腻,烟熏。一片凄惨,但羊肉很好。」
大约同时,有一位中国官员也到了那里。曼宁送了他两瓶樱桃白兰地和一只酒杯。这份礼物,大概再加上曼宁那非常别致的举止,显然融化了他的心,他请曼宁吃饭,并答应立即写信给拉萨的大臣,替他请求准许前行。也有士兵来求曼宁治病,他的药「效验极佳,病人们感激不尽」。士兵们甚至请求让他随那位官员一同前往江孜,官员也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总的说来,曼宁给中国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说,中国人在西藏作威作福,就像英国人在印度一样,让西藏人站在他们面前听候。他当时认为,中国人处于这种上位,也有它的好处。他写道:「中国人在这里,事情要愉快得多。那位官员暗示,愿意商议经由不丹开辟中英之间的通商往来。我心里忍不住要喊(我常常这样喊):公司真是一群蠢材,不给我任何委任,任何权限,任何指示!他们的使节连一个人都无法交谈,只能通过一个愚笨的通事传几句寻常客套话,这样的使团有什么用处?没有手腕,没有风度,没有恭维。蠢材,蠢材,蠢材,放过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机会!」
可怜的曼宁饱受严寒之苦,一路十分狼狈地走到江孜,对这些苦楚感受尤深,以致他日记的大半篇幅,都是些古怪有趣的抱怨:抱怨他的中国文书;抱怨一匹又踢又咬的劣马;抱怨那「寻常的马具」,「可憎之至」;抱怨那副鞍子前后都太高,他若不把身子扭成一边高一边低,坐着便疼痛难忍;抱怨另一匹小马「猛地往前一窜,狂奔起来,那步态之凶猛别扭,是他生平从未领教过的」;又抱怨再一匹,「那样孱弱,那样摇摇晃晃,那样一步一绊,每踩上一块石头就浑身发抖,而差不多每隔一步就有一块石头」,以致他「几乎跟不上同行的人」;抱怨他「被小虫子咬得体无完肤」,只好坐在太阳底下,能捉掉多少就捉掉多少,因为他「被这些小虫子折腾得够呛,与它们为伍,他实在不习惯」;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匹走起来很舒服、相貌也很俊的马」,很想买下,「但转念一想,到了拉萨它也许会成为我的累赘」,也会把他那干瘪的钱袋掏得太空,便作罢了。头一个到拉萨的英国人,竟会因为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买不起一匹粗壮的山地小马而受窘,说来真是奇怪。
在江孜,曼宁一路追随其行列而来的那位中国官员和将军,在主宅的院子里给他安排了一间小屋。他需要什么,很快就有想请他看病的中国士兵和其他人送来。「有人送米,有人送肉,有人搬来一张桌子,有人拿来一点浆糊和纸,把窗上的破洞补好,还有人送来一支笔和几根蜡烛作礼物。」城里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来看他。将军「极其客气有礼」,请他吃饭。不过,将军虽然「很有绅士风度」,曼宁的结论却是,他「其实不比一个老太婆强」。那顿饭还算不错,酒是上好的,只是烹调平平。
另一方面,那位官员对曼宁的胡子大为倾倒。他见过比曼宁的髭须更漂亮的,因为曼宁在印度时「为了吃饭、唱歌和喝酒方便」,把髭须剪短了,至今还没长回来。但他那把胡须,总是引得将军赞叹不已,将军宣称从未见过有哪一把及得上它一半好看。将军同样称许他的「相貌与风度」。将军自称精于相面算命,预言曼宁将来必成大器。
曼宁还拜访了那位西藏官员。此人住「在山顶上一座城堡似的地方」,也就是一九〇四年麦克唐纳将军攻下的那座宗堡。他们一起谈了半小时加尔各答和西藏的事,但谈了些什么,曼宁没有记下来。那西藏官员表示第二天要来回拜,结果送来「一些米和一块有用的布,本人却没有来」。
曼宁的行医则成功得多。有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妻子患了「间歇热」,他给了他们「鸦片、福勒氏砷液,后来又留给他们几包树皮。那位岳母也患着老年人的毛病,他也用一点安慰性的药让她高兴高兴」。
将军常来看他,「因为他和许多别的将军一样,无事可做,乐得早上来闲坐一会儿」。不过,他还是设法把一个中国仆人塞给曼宁当厨子。此人做饭很糟,但「在晾晒和折叠衣物上替他省了无穷的麻烦」,因为曼宁说:「我至今也不会叠衬衫或别的衣服。手帕或床单我还对付得了,再多就不行了。」
曼宁听说将军爱好音乐,而且「演奏得不坏」,于是「有一天,他在我院子里抽烟袋的时候,我便借机提起这个话题,请求赏光听他奏乐,以此讨他的欢心。这为我换来了一次邀请,到他那里吃晚饭、喝酒,这正合我意。他为我们奏了一场很好听的音乐会……中国音乐在欧洲人听来虽然有些单薄,却自有其美妙之处……将军坚持要我用中国笛子给他吹一段欧洲音乐,也就是加尔各答的音乐。我不熟悉那种乐器的指法,但总算吹出了点什么,他客气地夸奖了一番」。
他到达江孜几天之后,拉萨的大臣对他请求前往拉萨的答复到了。他领到了通行护照,脚力和给养都有人供应。快到拉萨时,有「一位体面人物骑马前来迎接,下马行礼」,此人是西藏当局派出来欢迎他、引他进拉萨的。
布达拉宫的景象,「那高耸入云的宫殿,俨然一座巍峨的建筑之山」,令他赞叹不已。但他说,宫殿有多么超出他的预期,城市就有多么不如他的预期。城市的外观「毫无动人之处,毫无可喜之处。房屋被煤烟和污垢弄得乌黑……总之,一切都显得寒酸阴郁,令人生出一种虚幻不真之感」。
他首先操心的,是弄一顶像样的帽子。找到之后,他便去拜见那位中国大臣。来到大臣面前时,他生平第一次行了叩头之礼,也就是下跪。大臣客气地接待了他,说已为他备好了住处。第二天,他拜访了两位西藏的首要官员。
一八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前往布达拉宫拜谒大喇嘛。他带去的献礼有:一些细呢,两对瓷水壶,一对上好的铜烛台——他把烛台「擦洗得干干净净、锃光发亮」,又在上面插了「两支蜡烛,好显得气派些」。他还带了「三十枚崭新锃亮的银元,以及同样数目的锌块」,此外还有「一些地道的史密斯牌薰衣草香水……以及一大包南京茶,这在拉萨是稀罕的珍品,那里是买不到的」。
到了大殿,他依礼参拜,向大喇嘛叩首三次,向第穆叩首一次。他正在叩拜之际,「那些笨手笨脚的仆人竟把那瓶薰衣草香水失手跌碎了」。他把献礼呈给大喇嘛之后,便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献上他那剃得干干净净的头,请大喇嘛摸顶」。
仪式完毕,他在离喇嘛宝座不远处的一个垫子上坐下,有人给他们端来了酥油茶。但「喇嘛那美丽动人的面容和举止,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觉得,那张脸美得富有诗意,美得令人动情。喇嘛当时约莫七岁,举止纯朴自然,像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王家孩子。有时,尤其是看着曼宁的时候,他的微笑几乎变成了一阵轻轻的笑声。曼宁天真地说:「想必是我那吓人的胡子和眼镜,多少惹得他发笑了。」
小小的大喇嘛向曼宁说了几句话:他用藏语对中国通事说,通事用汉语对曼宁的中国文书说,文书再用拉丁语对曼宁说。曼宁写道:「这次与喇嘛的会见使我极为感动。那种异样的感受,几乎让我落下泪来。」
在拉萨,和在江孜一样,有许多人来向曼宁求药,他给中国人和西藏人都看了病。但也有奸细找上门来。曼宁说:「那些猎犬往我屋里张望的时候,我确实气得肝火直冒。」那位鞑靼将军憎恶欧洲人。他说,欧洲人是他一切不幸的根源。他有时说曼宁是传教士,有时又说他是奸细。「这些欧洲人非常可怕。现在一个人来刺探了这个地方,他就会告诉别人。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最后他们就要把这个国家从我们手里夺走。」大臣们就是这样议论的。其实当时也确有传言,说中国人打算处决曼宁。他一向充分料到有这种可能,写道:「即使只是在想象之中,我也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坚定而有丈夫气地去受刑。」
不过,总的说来,他所受的待遇并不坏。他在拉萨又住了几个月,多次拜见大喇嘛,最后北京传来命令,要他循原路返回。他于四月十九日离开拉萨,一八一二年六月十日抵达库奇比哈尔。
曼宁本人的目的,是「从道德的角度观察中国:它的风俗,人民所享幸福的程度,他们影响生活的情感与见解,他们的文学,他们的历史,他们长治久安与人口众多的原因,他们的小技艺小发明;中国有什么足以作为仿效的楷模,又有什么足以作为引以为戒的明灯」。这个主要目的落了空,他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到过拉萨这件附带的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似乎对政府拒不支持他极为愤懑,以致回到加尔各答后,对谁也不肯讲他此行的详情。马卡姆在六十年后发表的那份记述,是在他死后很久才被发现的。
对如此重要的一次旅行来说,这份记录未免太单薄了,但它说明了一两点值得注意之处。它表明,一个英国人以个人身份,只要手法细腻,对所到之处的人怀有真正的同情,便能一路走进布达拉宫,直到达赖喇嘛的面前。它还表明,他与中国人个人之间也能相处得非常融洽。但它同样表明,在西藏人和中国人的心底,都对英国的力量怀着强烈的畏惧,这使他们不敢让哪怕一个英国人留在西藏,甚至不敢让他取道过境。
不过,曼宁也证实了波格尔和特纳都已注意到的一点:西藏人虽然畏惧中国人,却极其厌恶他们。他说,中国人对西藏人非常无礼。派到西藏来的,只有品行不端的中国人。他不禁认为,西藏人「看到中国在西藏的势力被推翻,大概不会有多少惋惜之情,尤其是如果新势力下的统治者能尊重大喇嘛的话;因为在这一点上,那些傲慢的中国大臣颇有欠缺,令拉萨的善良百姓大为不满」。这番话用在今天的局势上,也是相当贴切的。
曼宁之后,直到一九〇四年使团之前,再没有一个英国人,无论以私人身份还是官方身份,到过拉萨。这似乎显出驻印英国人缺乏进取精神;但确实有人尝试过,而倘若能从所有有关当局那里取得必要的准假,尝试的人还会多得多。驻印的英国军官对这类冒险是够热心的,但准假却极难取得。我自己在一八八九年就曾筹划过这样一次旅行。我面见了当时的外务秘书,也就是今天的莫蒂默·杜兰德爵士,不仅得到了准许,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经费资助;可是到了最后关头,我所在团的团长却不准我去。我知道,这种限制一定也拦住了我以外的许多人。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军官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以个人之力努力探查西藏,并在可能时设法抵达拉萨。穆尔克罗夫特探查了西部西藏,据某些说法,他确曾到达拉萨并死在那里;理查德·斯特雷奇和亨利·斯特雷奇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和萨特莱杰河的源头;凯里、利特尔代尔、鲍尔、韦尔比、迪西和罗林在北部西藏探险;印度本地的测绘员甚至测绘了拉萨本身,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也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到了那里,带回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这些努力,以及俄国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佩夫佐夫和科兹洛夫,法国人古伯察和秦噶哔、邦瓦洛、亨利·德奥尔良亲王、杜特雷依·德·兰斯和格勒纳尔,还有那位不知疲倦、勇气过人的瑞典旅行家斯文·赫定为探查这个国家所作的种种努力,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在他最近一部关于西藏探险的著作中都已汇集叙述。在这里,只需提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上个世纪后半叶,人们几乎从未间断地在设法了解这个国家。我的目的,与其说是叙述探查这个国家的努力,不如说是叙述另一种努力——把与西藏人民之间本已存在的往来,加以正规化并促进其发展。
第四章孟加拉政府的努力,一八七三至一八八六年
自沃伦·黑斯廷斯开始设法与西藏人结交,直到整整一个世纪过去,印度政府才再次作出切实的努力,要与这个邻邦建立起正当的关系。一百年来,他们甘心听任事情自流,尽管这种往来毫无章法可言,尽管印度臣民在往来中处处吃亏:西藏人可以随时、随地、随意来到印度,在那里贸易,不纳关税,不受阻碍,想去哪里旅行、在哪里居住都悉听尊便;而在另一边,印度人,更不用说英国人,要在西藏贸易、旅行或居住,却处处遭到百般阻挠。直到一八七三年,印度政府才开始有所动作,清点一下局势,思量这种一边倒的状况能否加以改变,使之有利于印度人和欧洲人,而又不损害西藏人。
那一年,孟加拉政府致函印度政府,抄件也送了一份给皇家地理学会。信中力主应当向中国人施压,「索取准许进入西藏的命令」,并要求「北京当局允许恢复波格尔和特纳时代印藏之间曾有的友好往来」。孟加拉政府说,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大臣都曾一再表示,他们对此事极为关切,希望不放过任何有利的机会,以促进英属印度与喜马拉雅山那边那些当时实际上对我们关闭着的国家之间的通商往来。只要中国人和西藏人取消目前对我们货物入境所设的禁令,那么经由我们自己控制的道路,便没有任何严重的困难或危险需要克服,也不存在别处那种发生冲突的风险。
孟加拉政府说,西藏是一个治理有序的国家,我们的山民与它经常往来。欧洲人到了边境想要越界时,对方并不动武,也不闹事,只是客客气气地把他们劝回去,告诉他们上头有令不准放行。副总督多方查询,所得的结论都是:西藏人自己并不反对与我们往来。伟大的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曾于一八四九年到过西藏边境,近来的旅行者中有布兰福德,往昔则有波格尔和特纳,他们在这一点上的经验出奇地一致。一八七〇年在边境会见布兰福德先生的岗巴宗守官曾向他保证,西藏人对外国人并无恶意,倘若获准,会乐于接待欧洲人。副总督说,事实似乎是,「禁止与西藏往来,乃是中国闭关政策的一部分,由中国官员强加于西藏人,并由驻扎西藏的中国军队强制执行」。他完全体谅中国人希望把外国人挡在中国之外的心情。「但是,」他说,「西藏没有多少财富,吸引不了多少冒险家;那里只容得下有节制的正当商业。」而在西藏人这样善良而守规矩的民族中间,也不会出现在中国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倘若道路开通,使用它的只会是正当的商人,以及负责任的政府人员或在政府管束之下的旅行者。
他说,在向中国人施压要求准许进入西藏时,可以作最明确的声明:喜马拉雅山既是我们天然的、也是最好的边界,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也不会侵犯西藏;我们还可以提议作出安排,除山民或在西藏定居的人等之外,任何人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得入境,而通行证的发放将附以种种限制,使持证人的行为由政府负责。
副总督还举出另一条理由,说明应当与西藏人建立正式关系:倘若双方之间有了谅解,便能共同管束住在英国领土与西藏之间山区的那些野蛮部落。他举了米什米人中梅祖一部为例。这个部落于一八五四年杀害了两名法国传教士,结果受到我们和西藏人的双重惩罚,从此以后便「对动用暴力怀着极有益的畏惧」。
早在一八七三年,孟加拉政府也就像今天仍在力争的那样,力争让我们的茶叶入藏。印度茶在与西藏接壤的英国领土的山上大量种植。但是,将近四十年前,副总督就说过:「西藏人,或者不如说是他们的中国统治者,出于保护主义的原则,不肯让我们的茶叶越过山口。凡是茶叶一类的东西,一律绝对禁运。」他认为,取消这项禁令,大可以列为专门交涉的议题。除茶叶之外,孟加拉政府还认为,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货物以及印度的靛青,都会在西藏找到市场,而我们则可以换回大量的羊毛、绵羊、牛只、核桃、西藏布匹以及其他货物。
由此可见,在西藏使团出发之前三十年,地方政府就曾切实努力,要求向中国人施压,使他们放弃在西藏问题上的闭关政策。这位一脉相承、继沃伦·黑斯廷斯之后主政孟加拉的官员,既没有尝试、也没有主张采取任何强硬的地方措施。他平心静气、合情合理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并主张采取最正当的途径——设法直接与中国人解决此事。
地方官员常被告诫说,他们太性急,太爱用地方行动来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若由中枢通过公文往来处理——比方说经由伦敦与北京、或伦敦与圣彼得堡之间的谈判——本可以处理得好得多。人们劝他们眼光放远些,心气放平些,对伦敦统治者的智慧与远见多一些信心。可是,地方当局提出这项极其温和、完全合理的请求之后,过了三十年,事情离解决仍不比当初提出请求时更近一步;而掌握帝国命运的下议院,仍在追问我们为什么不去找中国人交涉——到了这个地步,地方官员对中枢处理办法更高明的信心,就难免有些动摇了。他常常要怀疑:一件事情,先在省政府与印度政府之间,再在印度政府与印度事务部之间,在印度事务部与外交部之间,在外交部与驻外大使之间,在大使与外国政府之间,往来公文堆积如山,又在内阁里讨论,在下议院和上议院里辩论,成为无数讲台演说和报纸文章的题目——经过这样一番漫长的过程,它是否会膨胀成本来从未有过的庞然大物;膨胀成这样之后,它究竟是真正得到了解决,还是只不过敷衍妥协了事;而说到底,在它被听任长成这种骇人的规模之前,是否本可以就地迅速而果断地解决掉。
我们知道,有许多事情只能由中央政府解决,而且也解决得非常圆满。但我怀疑西藏是否属于这一类;我也怀疑,在西藏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其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我们如此看重、如此指望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明智,因为它对地方政府实在没有多少真正的控制力。如果孟加拉政府在帝国政府的赞同和支持下,早就直接与拉萨当局打交道,那么中国和西藏方面的事情,或许早已更迅速、更圆满地安排妥当了。无论如何,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央政府的办法必定是最好的。
就拿这件事来说,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三年之后中国政府在《烟台条约》中承诺,对派往西藏的任何使团予以保护。这项承诺简直一文不值,因为当一个使团真的派往西藏时,他们连最起码的保护也给不了;而中国驻拉萨的代表还曾写信向我承认,他甚至无法让西藏人给他提供脚力,好让他前来与我会面。
因此,孟加拉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善我方边界以内的道路,并在我们这一边尽力招徕和促进贸易。
但到了一八八五年,又有人重新努力,想与西藏人达成谅解。孟加拉政府那位才华横溢的秘书马科蕾亲赴边境,看看能否经由哲孟雄河谷上游的道路,与日喀则方面建立某种有益的关系。驻在日喀则的班禅喇嘛,向来比拉萨方面友好,这条路似乎更有希望。马科蕾会见了对面的一位西藏地方官员,彼此友好往来,并且像当年的波格尔和特纳一样发现:撇开中国人的阻挠不谈,西藏百姓自己并不反对建立友好关系。马科蕾满怀热情,全副身心投入此事。他争取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使印度事务大臣也热情高涨。改善与西藏关系的热情,此前从未这样高涨过。恰好这位印度事务大臣又是印度事务部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位——正是他毫不迟疑地吞并了缅甸,使缅甸人、我们自己乃至全人类都长久受益——于是成功的前景此时似乎真正在望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与马科蕾可说是意气相投,马科蕾被派往北京,得到了一切支持和鼓励,去为一个前往拉萨的使团取得必要的许可。中国人同意了,许可也发下来了。马科蕾组织起使团,置办了丰厚的礼品,备齐了驮运,眼看就要从大吉岭启程,这时「国际方面的考虑」插了进来,政府把整件事撤销了。
一八八六年十月,马科蕾从大吉岭写信给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说:「一切本来都进行得那样顺利,我们在这里简直不敢相信,竟会在望见应许之地的时候触礁沉没。」然而事实正是如此。他把这番失望看得极重,以致身体完全垮了,几年后便去世了。
使团刚一撤销,西藏人便紧接着发动了一场毫无来由的侵犯。他们越过则里拉山口——这是从春丕进入哲孟雄的山口,也是西藏与我们的藩属之间的边界——占据了我方边界以内十八英里的隆吐山,在那里修起一座哨所,并赶走了我们的一名筑路监工。此人驻在那里,是为了照管理查德·坦普尔爵士任孟加拉副总督时修筑的那条道路。他们听说使团已经撤销,更加得意忘形,扬言要占领只有七十八英里之遥的大吉岭,这个几乎毫无防备的避暑胜地一时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在西藏的另一侧,他们的侵犯更加猖狂:把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从他们久居的巴塘驱逐出去,屠杀了许多教徒,还焚毁了教堂。
在考虑西藏问题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必须牢记:在我们每一次都对西藏人和中国人的敏感处处迁就之后,是西藏人侵犯了我们。在沃伦·黑斯廷斯的时代,正是不丹人入侵孟加拉平原,随后又有班禅喇嘛的一封来信,我们才开始了与西藏的关系。而正是这一次对哲孟雄的侵犯,迫使我们不得不把与西藏人的关系纳入正轨。
西藏人这样侵入我们藩属的领土,我们本来完全有权立即以武力将他们驱逐出去;但是,按照我们一贯奉行的忍让政策,我们把此事提交中国人,请他们设法使西藏人撤走。我们还给了中国人充裕的时间——整整一年——让他们施加影响。然后,到一八八七年底,我们写信给西藏的指挥官,告诉他除非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前撤出阵地,否则将以武力驱逐。这封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二月里,我们又写信给达赖喇嘛本人,说的是同样的意思,但仍然没有得到答复。直到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一支英国部队才转入攻势,向西藏人在我方边界以内隆吐山所占据的阵地推进。
西藏人当时没有抵抗,退回到他们自己边界一侧的春丕,我们的部队则在我方一侧的纳塘驻扎下来。可是两个月后,西藏人又一次露出凶相,以三千人进攻我们在纳塘的营地。他们被击退,再次撤走。但到了九月,他们第三次越过我们的边界,凭着他们那出名的筑墙本领,一夜之间就在纳塘正上方、深入我方边界数英里的一处阵地上,筑起了一道长三英里、高三至四英尺的石墙。
第二天,格雷厄姆将军进攻这个阵地,把西藏人赶过了则里拉山口,在随后几天里又一直追进了春丕谷。但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遵循尊重中国人敏感的原则,部队在春丕连一天也没有停留,随即返回纳塘。两年来,西藏人一直在侵占我们这一侧的边界,而我们却连一天也不肯让自己的部队留在西藏那一侧。忍让几乎不可能比这更进一步了,然而在此后的许多场合,它还要受到更大的考验。
第五章与中国订约
这时,中国驻拉萨的驻藏大臣出面来谋求解决。一八八九年间,我们力图把边界线正式划定,并使我们在哲孟雄的独占的宗主地位——这一点早已载入众所周知的条约——得到明确承认。如有可能,我们也希望把通商事宜规定下来。考虑到我们为了顾全中国人和西藏人的敏感,已经放弃了原拟派往拉萨的使团;考虑到挑起战端的是西藏人;又考虑到中国人已经表明自己全然无力约束他们,抱这样的期望并不算过分。我们没有索取赔款,也没有要求寸土的割让,只是要求把边界和通商规定下来而已。然而谈判拖了一年,毫无结果,印度政府便告诉中国谈判代表,他们已决定「就中国方面而言,了结哲孟雄事件,不再坚持订立专门协定」。
可是,正当印度政府自知完全守得住自己的边界,又发觉中国人对边界以外的局势起不了什么约束作用,因而准备就此中止谈判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站出来,催促把谈判了结。这是很要紧的一点:此时急于达成协议的,反倒是中国人。更要紧的是,他们声称「中国完全能够在西藏执行条约各款」,并请印度政府派员到纳塘与驻藏大臣会晤。因此,对于后来达成的协议,中国人负有最完全意义上的责任。协议是他们自己求来的,管束西藏人事务的责任也是他们自己承担下来的。
协议终于在一八九〇年达成,三月十七日由兰斯敦勋爵和驻藏大臣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哲孟雄与西藏之界,以流入哲孟雄惕斯塔河及其支流之水,与流入西藏莫竹河及北流入西藏他河之水,其分水之山顶一带为界。」条约承认英国对哲孟雄的保护权。根据条约,中英两国政府承允「彼此遵守第一款所定之边界,并各自禁止本国一侧之边界上发生侵犯之举」。至于增进通商便利、游牧草场,以及英国驻印当局与西藏当局之间公文往来应以何种方式进行这三个问题,则留待双方所派的会同委员商议,委员须在条约批准后六个月以内会晤。
这项条约在实践中毫无用处,因为西藏人从未承认它,而中国人也全然无法让他们就范。但它至少为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使我们与西藏的往来走上正轨——开了一个头。此后又过了三年,我们一本正经地忙于商议那三个留待讨论的问题;中国方面的会同委员就是驻藏大臣升泰本人,代表英国政府的则是保尔先生。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承认一处商埠,让我们的商人可以前往那里,与西藏商人会面。西藏商人可以走遍整个印度,我们却并没有试图为自己的商人争取走遍整个西藏的许可。我们只求承认单单一个地点,好让印度商人和西藏商人在那里彼此做生意。而我们力求得到承认的这个地点,并不在西藏腹地,甚至根本不在西藏本部。它不在喜马拉雅分水岭的那一边。它就是帕里,位于春丕谷的谷口,在喜马拉雅主脉的南侧。然而就连这一点,中国人和西藏人也不肯同意,最后商定的是亚东——它在春丕谷的最南端,紧挨着我们的边界。
我们作出了这一让步,又没有坚持要求准许英国臣民越过此地前往别处,或在当地购地建房,原本指望中国人会在准许茶叶入境一事上满足我们的愿望。议会里有人发言,嘲笑把茶叶硬塞给中国人的想法,可是对孟加拉政府来说,这却是要紧的一点。沿着与西藏接壤的低山一带,茶园星罗棋布,既为英国和印度的资本提供了出路,又使成千上万的印度劳工得以就业。对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而言,鼓励和扶植这项产业是要紧的事。而就在边界那边,便有三百万个饮茶的人。茶叶正是那种轻便、最适于翻山越岭运送的货物,孟加拉政府力争让它进入西藏,好让西藏人至少有一个买或不买、悉听尊便的机会,这是再自然、再合理、再正当不过的。然而,尽管印度政府在其他事情上作了让步,中国人在准许茶叶入境一事上始终固执己见,至今依然如此。他们最后只同意印度茶叶进入西藏,「其税则不得超过中国茶叶输入英国之税则」。而后者的税率是每磅六便士,西藏人所喝的茶又极其低劣,这实际上等于征收百分之一百五十至百分之二百的从价税,因此这项让步毫无价值可言。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五日,通商章程在大吉岭签订。亚东商埠「自一八九四年五月一日起开放,任听英国臣民前往贸易」,英国政府「可派员驻扎亚东,察看英国商务情形」。英国臣民不得自行购地建房,但可以自由「租赁房屋及栈房,以供自身居住及存放货物之用」,并可「将货物随意售与何人,以货物或银钱购买土货,雇用各种运输,并大体上照常经营,不受任何刁难限制」。除军火、酒类及其他列明的货物外,各货「五年之内概免纳税」;但五年之后,如认为合宜,可「彼此商定税则,照章征收」。日后因通商而起的任何纠纷,由哲孟雄政务官与中国边务官会同商议解决。
英国官员与西藏官员之间的公文往来,并没有作出任何安排,只是规定印度政府致驻藏大臣的公文,由哲孟雄政务官交给中国边务官转递。
至于游牧一事,议定满一年后,凡仍在哲孟雄境内放牧牲畜的西藏人,须遵守英国政府所定的章程。
亚东商埠定于一八九四年五月一日开放。届时,哲孟雄政务官怀特先生奉派前往亚东,出席商埠开埠,并就通商的总体形势提出报告。他受命不要提出勘定边界的问题,但若中国官员提起此事,他可以答应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转呈印度政府。
怀特先生六月九日从亚东写来报告,首先指出商埠的地点「选得极其糟糕」。读者应当记得,这个地点是西藏人选定的,我们只是出于顾全他们的感情才接受下来。它位于一条狭窄山谷的谷底,四面陡峭的山坡围拢过来,毫无扩展的余地。他还报告说,为通商而修建的栈房,也就是铺面,当作本地人的店铺倒也凑合,但用来存放货物或供欧洲商人使用,就远远不够了;而拟定的租金高得离谱,每月二十五卢比,公道的租金不过四五卢比而已。他发觉西藏人极其无礼,处处作梗,并且相信拉萨当局已经下令,不得执行条约中有关自由贸易的条款。春丕谷口帕里的地方官员,对经过帕里的一切货物,无论进口出口,一律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在怀特先生看来,这一做法确实把条约所规定的贸易自由一笔勾销了。因为,倘若在边界以内几英里、而且是在进入西藏的唯一一条道路上,就要对印度货物课以重税,那么在条约里规定印度货物可以免税进入西藏,显然便毫无意义。
怀特先生还报告说,中国人虽然对他友好,看来也愿意帮忙,却「毫无权威可言」。他们承认条约并没有得到真心实意的执行。据怀特先生了解,西藏人实际上不承认这项条约,声称条约是英国政府和中国人签订的,与他们毫不相干。无论如何,他们坚持认为,只要货物可以免税通过亚东,他们就有权在帕里随意征税。中国人坦白承认,他们管不住西藏人。西藏人不听他们的话,而中国人也不敢下任何命令。怀特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徒有其名。因此,他说,谈判极其困难,因为中国人对什么提议都满口答应,却完全无法替西藏人担保;而跟西藏人交涉时,他们不是躲到中国人背后,就是说他们没有接到命令,无权代拉萨作任何答复,只能向上禀报。
怀特先生的直接上司,拉杰沙希专区专员,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在帕里征收百分之十的从价税,显然违背了通商条约的主要条款。他争辩说,根据通商章程第四款的规定,凡经由哲孟雄与西藏边界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的货物,或反之由西藏进入英属印度的货物,五年之内概免纳税;这指的是免除一切税课,无论在何处征收,征税的地点根本无关紧要。因此,他建议就违背条约主要条款——其余各款都是为它服务的——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孟加拉政府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帕里征税,无疑与条约规定五年之内自由贸易的条款相抵触。副总督觉得,应当刻不容缓地就此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我国驻北京公使欧格讷先生——后来受封爵士,出任驻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大使——也完全赞同这一看法,并向总督建议,对于在帕里征收百分之十的从价税,应当以违背条约规定为由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然而印度政府「认为对付西藏人须得极端耐心,因而决定,就他们百般阻挠一事正式提出申诉,尚为时过早」。〔注一〕
(原注:蓝皮书,第二十四页。)
他们致函孟加拉政府说:「关于在帕里征税以及西藏人百般阻挠的消息,固然令人不满,但通商章程只规定,凡经由哲孟雄与西藏边界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的货物,或反之,概免纳税云云。帕里距边界颇有一段路程,除非能够证明怀特先生所说的那项税课是新近特别加征的,否则印度政府能否提出站得住脚的异议,似属可疑。」公文接着说:「向来公认,对付西藏人必须极尽耐心;且自亚东开埠之日至今为时尚短,总督会同参议会宁愿在现阶段不向中国政府提出任何近乎申诉的表示。」〔注二〕
(原注:蓝皮书,第三十一页。)
于是,总督只是给驻藏大臣写了一封信,说他从怀特先生的报告中得知,怀特先生对藏哲之间目前的通商状况感到失望,对此深表遗憾;看来怀特先生认为,帕里西藏官员的做法对通商造成了不应有的妨碍;大臣阁下想必有兴趣听听怀特先生所得出的看法;他,总督,相信在大臣的指示之下,商人们将能享有通商章程所允许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并希望不久之后,双方便能为亚东通商的顺利发展互致庆贺。这封信的确是再温和、再耐心、再宽容不过了——而事实证明,也再无效不过了。
西藏人无视条约,并不限于通商一端。在边界问题上,他们同样惹出了麻烦。怀特先生逗留亚东期间,听说哲孟雄东北部某些地方,位于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定的界线以内,最近已被西藏士兵占据。总督于一八九九年八月致函驻藏大臣,指出只要边界官员对实际界线没有亲身的了解,这类事件就难免发生,并提议不妨安排双方边界官员在不久之后到边界上会面,一同沿条约所定的界线巡行一遍。
驻藏大臣十月间答复说,噶厦反对我方官员沿边界「巡行」,不能同意英国官员到边界的西藏一侧去走动;但他们认为,派员勘定边界的提议,理应照办。驻藏大臣因此已派一名统领边防部队的中国都司,噶厦也已派一名代本和一名总管,前往边界与总督所派的官员会晤,「在彼查看条约所定哲孟雄与西藏之边界,详加勘察,以便竖立界石,永远为双方所遵守」。最后,驻藏大臣请总督告知所派何员办理此事,以及该员何日抵达边界,以便他指示中藏两方的委员「届时前往,办理勘界事宜」。
这看起来足够明确,也足够务实。怀特先生向政府指出,冬季将至,勘界工作要到次年五月一日以后才能开始,因此有充裕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他还说,那位中国委员是他在亚东见过的一位官员,对他极为客气。专员和孟加拉政府也都同意,西藏人反对英国官员进入西藏境内走动,这一点不妨尊重,只在那些可以从哲孟雄一侧到达的山口上竖立界石就够了。于是总督在十二月间答复说,他认为可以在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之间的任何时候开工;已经派定怀特先生办理此事,他将在边界上任何方便的地点与其他各方委员会晤,并将受到严令,不得到边界的西藏一侧去走动,因为只要在那些可以从哲孟雄一侧到达的山口竖立界石,就已足够。
驻藏大臣于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三日答复说,他已命令各委员「做好准备,届时按总督所提议的时间开工」,并提议各方官员「先在亚东会齐,在那里商定从何处着手最为合宜,印度、中国、西藏三方也可在那里商定一个日期,一同开始勘界工作」。
一切都经过了仔细而从容的安排,边界看来大有解决的希望。然而到了次年五月,怀特先生按照他与那位中国委员事先的约定,前往边界与之会晤时,却接到一封奉该委员之命写来的信,说喇嘛们执意不肯提供运输,他未能如约前来,深感不安,已将种种困难禀明驻藏大臣。五月十九日,怀特先生与那位中国都司会面了——这已不是原先所派的那一位,原先那位此时已经去世。他要求再拖延些时日,但怀特先生拒绝了,因为他和他的卫队已经在气候恶劣的高山上等候多时。于是怀特先生和他在则里拉山口定下了界石的位置。按照条约,边界是以分水岭为准的,而在这个地点,分水岭沿着一道轮廓极其分明的山脊延伸,位置确凿无疑。怀特先生在这里竖了一座界石,又和那位中国委员约定六月一日在另一个山口——多克拉山口——会面,其间怀特先生先在东楚拉山口竖一座界石,日后再由中国人前来查验。
这时,怀特先生还接到驻藏大臣的一封信,说既已商定开工的日期,自然理应如期开工,他也已经取得了噶厦对此的同意。可是,驻藏大臣接着解释说,三大寺的喇嘛们仍然满腹疑虑,正向他提出某些事情,逼得他不得不对他们进一步开导。
因此,他请怀特先生暂缓开工一段时间,以免在这一点上惹出麻烦。但怀特先生答复说,来信到得太晚了,在接到信以前,勘界工作已经开始。他并力劝政府不要再容许任何拖延,因为自条约签订以来,中国人已经有了五年的时间去和西藏人把事情谈妥。
然而印度政府认为,边界没有勘定,看来并未造成什么严重的不便;并指示怀特先生,如果那位中国委员没有在六月一日前后到多克拉山口与他会面,他就应当写信给驻藏大臣,说明他是按照与中国委员在则里拉山口所作的安排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既然他们没有前来会合,他便返回甘托克。他还应当询问驻藏大臣,本季能否会同继续工作,并提出重新开工的最迟日期。
几天之后传来消息:怀特先生在则里拉山口竖起的界石已被西藏人拆毁,刻有界石编号的那块陶石板也被他们搬走了。六月十一日,怀特先生又发来电报,说他在东楚拉山口竖起的界石遭到蓄意破坏;这个山口平时人迹罕至,所以他认为这一暴行必是有意为之。他后来又报告说,这里刻着编号的石板也被拿走了,而拆毁界石的,很可能就是拉萨派来监视西藏委员在亚东的一举一动的三名喇嘛。
总督将此事知照驻藏大臣,得到的答复是:噶厦并未下令拆毁界石;他已下令对此事严加查究,偷走界石石板的人将受到严惩。与此同时,驻藏大臣提议,勘界工作应当推迟到「免税期满、修订条约之后」。
我国驻北京公使得知这一提议后表示,他认为最好坚决拒绝推迟;他并请求总督授权,让他向中国政府重申先前已经告知他们的话:如有必要,英国委员将单独进行勘界。
孟加拉政府也力主应当「授权怀特先生,单独率领自己的人员去划定边界,在东段边界上那些已知并无争议的山口竖立界石」。但印度政府通知副总督,他们不打算坚持早日勘定边界,并指示怀特先生立即返回甘托克,至少也要立即撤离边界附近一带。
副总督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承认,要怀特先生无限期地留在边界上的营地里,确有困难;但他声明,不可讳言的是,返回甘托克实际上就意味着放弃勘界。他相信北京当局是希望勘界工作毫不拖延地继续下去的,但很明显,由于在西藏握有实权的喇嘛们表示反对,拉萨的驻藏大臣无法贯彻本国政府的意愿。他认为,打算让怀特先生撤回甘托克的做法,无疑会使我们威信扫地——后来的事态证明他完全正确——会被西藏人看作是英国权威碰了钉子,从而助长他们的专横行为和无理要求,甚至可能引出暴行。他毫不怀疑,倘若英国政府只需与西藏打交道,那么最明智的政策便是向他们发出警告:除非他们立即作出安排,合作勘界,否则我们便撇开他们自行勘定;除非他们在自己那一边委派一个能够保护所立界石的官长,否则英国政府便将开进春丕谷,把它扣作抵押,或暂时,或永久。副总督还说,这样一种不客气的强硬做法,是那些开化程度只到西藏人这一步的边疆部族唯一能够理解的。不过他也承认,由于政府与中国的关系,由于我们希望维护中国人在拉萨那软弱而摇摇欲坠的权威,事情就复杂了。其结果是,真正掌权的人并不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而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又没有权力履行他们对我们所作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查尔斯·艾略特爵士主张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使英国政府能够在中国同意的前提下,开进春丕谷并加以占据,而丝毫无损于中国的宗主权,目的则在于帮助中国人在拉萨更加稳固地确立其权威。他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以坚定而友好的方式向北京政府暗示:他们的命令要么由他们自己贯彻,要么就由我们来贯彻。他提醒印度政府,英国在隆吐山和则里拉山口打了胜仗,却什么也没有索取——连战费的补偿都没有。他力主我们现在应当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履行她的承诺,我们就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注三〕
(原注:蓝皮书,第四十四页。)
这些提议,以后来的事态来看,显得合情合理。但印度政府为贯彻其忍让克制的政策,不肯采纳。他们命令怀特先生务必返回甘托克。他们注意到,英国领土与西藏之间的贸易统计显示出明显的增长,并希望继续保持克制和耐心,能够逐渐消除西藏人对我们的目的和政策的疑虑。
这封公文发出几个月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大吉岭专员诺兰先生访问了亚东,与中国和西藏的地方官员进行了交谈。他是一位多年熟悉西藏问题的官员,主管孟加拉省毗邻哲孟雄和不丹的那个专区的民政,并监管我们与这两个邦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西藏的贸易。他对当地情形的报告,是已发表的报告中最有意思的之一。〔注四〕他发现,在帕里征收百分之十的税并不是新近的苛索,而是由来已久。他还发现,前一年夏天西藏人之所以没有和怀特先生会面勘界,是因为他们希望先对照地图商定边界的大致走向,然后才去实地查看。但他同时发现,西藏人不承认这项条约。那位「总管」,即西藏政府就边界事宜呈报情况的唯一委员,「作了一番要紧的表白,说西藏人并不认为自己受与中国所订条约的约束,因为他们并不是条约的一方」。他还报告说,西藏人在亚东的另一边筑起一道横贯山谷的墙,严加把守,又禁止他们的商人通过,就这样阻止了商埠的形成。孟加拉的羊毛商人科尔布先生曾应西藏方面几位客户的邀请,来到亚东向他们收购羊毛,但西藏人不许他的客户前来同他做生意。西藏商人同样被禁止与诺兰先生见面。
(原注:同上,第五十四页。)
诺兰先生的结论是:在帕里征收的税课,即使既非特别加征、也非新近开征,这种苛索仍然与条约中对印通商应予免税的规定相抵触;而且,通商章程第一款规定「亚东开为通商之所」,「任听英国臣民前往贸易」,这一款也并未付诸实行。
条约未能执行,他认为完全要归咎于西藏人。他确信,西藏的中国官员无论原先对闭关政策有何偏爱,此时都真心希望看到条约得到执行,因为他们害怕条约若不能执行,自己会受到本国政府的贬斥。西藏人才是真正的、也是公开的反对者。诺兰先生认为,他们反对条约的真实动机,有一个僧人说得很准确:那僧人说,如果英国人进了西藏,他的钵就要打破了。意思是他那个僧团的势力将被摧毁,而僧团的财富——以挨家挨户托钵化缘为其象征——也将丧失。而对喇嘛们的这种反对,中国人没有办法加以克服。他们固然有公认的较高地位,而且由于他们有能力派兵翻越喜马拉雅山——他们曾有好几次这样做,而且战果惊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令人畏惧。但另一方面,他们目前在西藏的兵力少得可笑:从亚东到江孜只有一百四十名士兵,在拉萨也不过几百人;而拉萨的僧人却有一万九千一百名之多,其中一万六千五百人集中在三大寺。这些僧人闹起事来凶悍可畏,曾在一八一〇年和一八四四年攻击过中国人,一八八三年又攻击过尼泊尔人。
诺兰先生在这一带边疆阅历多年,事态已经表明,他对形势的估计极为准确。副总督查尔斯·艾略特爵士认为,诺兰的报告表明,商埠名义上开放的这两季里,原先寄望于怀柔和忍让的改善并未出现;由于西藏人处心积虑的阻挠,与中国所订条约的目的已经落空。因此,他再次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交涉,指出西藏人如何彻底违背了条约和通商章程的精神,并拒不接受其条款的约束。
但印度政府再次答复说,他们希望奉行怀柔政策,不愿向中国政府提出任何严正的交涉。他们重申贸易已经增长。至于勘定边界,他们从诺兰先生的另一份报告中得知,西藏人对哲孟雄北部甲岗附近的一条狭长地带提出了领土要求,而印度政府认为,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不仅失策,而且有失公允。于是总督致函驻藏大臣,提议中藏两方委员前往哲孟雄的首府甘托克,与怀特先生在那里会面,再同他一起前往甲岗作实地调查,但在调查结果的报告出来以前,不进行实际的勘界。
就这样,这场把戏一直演下去,却一无所成。驻藏大臣被撤换了,中国人要求等新任大臣到任再采取行动。新任大臣来了,写信说西藏人「生性愚鲁,多疑多虑」,所以最好让他们「亲自查看条约所载的界线」。可是在订立条约的时候,就有一位西藏代表随侍驻藏大臣左右,而且在谈判这项协定所花的那几年里,他有充分的机会去查看界线,并就此转达本国政府的意见。结果,在通商章程签订满五年之际,印度事务大臣要求印度政府就「自该协定订立以来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条约和专约中的通商条款实行到何种程度」提出「一份详尽的报告」,孟加拉政府只得答复〔注五〕:由于西藏人拒绝遵守条约,并对东奇亚拉山口以北、甲岗以及洛纳克谷一带的土地提出领土要求,条约第一款所定的哲孟雄与西藏之间的边界至今尚未勘定;而通商章程中的各项通商条款也未曾实行。西藏人阻止亚东成为一个真正的商埠;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交易,只不过是藏印之间往来货物的一个登记站。宣布该地为商埠,对两国之间的贸易毫无影响,因为贸易略有增长,似乎主要是由于英国政府与西藏之间恢复了和平,而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原注:蓝皮书,第九十二页。)
自一八七三年以来,我们对西藏人一贯奉行怀柔和忍让的政策,又一味倚重中国中央政府,这便是它的最终结果。
第六章确保条约权利
通商章程订立至今已满五年,按照章程本身的规定,可以加以修订了。印度政府于是开始考虑,采取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为贸易争得更充分的便利。一八九〇年的条约和一八九三年的通商章程,本意正是要提供这些便利,可是迄今为止,一项也没有得到;印度政府认为,西藏人既然把保住哲孟雄北部甲岗那一小块地方看得极重,而我们其实并不真想占着它,那么只要西藏人在他们那一方作出某种相当的让步,我们在这一点上让一让,或许不无好处。当时设想,他们可以在我们谈判通商章程时力争过的那一点上让步,承认以帕里为商埠,取代毫无用处的亚东。索尔兹伯里勋爵〔注一〕同意必须有所行动,但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在西藏的辅导之权不过徒有其名,而印度政府的往来公文甚至似乎表明,这种权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因此,不如由印度政府与西藏当局直接打开交往的门路。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零一页。)
于是,寇松勋爵从一八九九年秋天起,接连作了一系列尝试,要同西藏当局直接打交道。先是请不丹驻大吉岭的代表乌金噶箕出面。此人惯常到西藏去做买卖,便由他以自己的名义给达赖喇嘛写一封信,笼统地建议派一位西藏高级官员前来商讨边界和通商问题。这封信得到的答复并不友好。接着,克什米尔驻扎官的助理肯尼恩上尉——他每年都要到列城和西藏西部边境巡视——受托带上总督致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交给噶大克的西藏官员;然而六个月后,这封信又退回到肯尼恩上尉手里,附带的说明是:既有严禁外国人闯入西藏的规定在,那些官员不敢把信转送拉萨。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便又托乌金噶箕带上总督致达赖喇嘛的另一封信,由他亲自到拉萨呈递。一九〇一年八月,他从拉萨回来,报告说达赖喇嘛拒绝作复,给出的理由是:此事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必须在会议上同驻藏大臣、噶伦和众喇嘛充分商议;那封信原封不动地带了回来,封印完好无损。
就在这时,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突然闯进了局面。正当总督徒劳无功地设法同达赖喇嘛直接交往的时候,传来消息说,这位深居简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物,一直在派遣使节去见沙皇。我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把《圣彼得堡日报》一九〇〇年俄历十月二日(公历十月十五日)官方栏目中的一则公告转呈外交部,公告宣布皇帝陛下接见了一位名叫德尔智的人,称他是西藏达赖喇嘛的首席察尼堪布。几个月后,我国驻敖德萨总领事又把《敖德萨新闻》一九〇一年俄历六月十二日(公历六月二十五日)的一段摘录转呈外交部,其中说,敖德萨当天将迎接西藏达赖喇嘛派出的一个特别使团,该使团正前往圣彼得堡,身负重要的外交使命。使团以喇嘛德尔智为首,主要目的在于与俄国亲近,加强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据说使团由达赖喇嘛亲自装备派遣,带着他写给俄国皇帝陛下的亲笔信和礼物。使团的使命之一,是提出在圣彼得堡设立一个常驻西藏使团、以维持与俄国友好关系的问题。
据《新时报》一九〇一年俄历六月十八日(公历七月一日)的一篇文章,这位德尔智是俄国臣民,在俄国的土地上长大成人、受了教育。他生为布里亚特人,籍隶霍文斯卡娅(在东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的上乌金斯克省),在阿佐霍兹基省长大。他在这次访俄之前二十年,便已定居西藏。《新时报》说:「西藏使团再度出现在俄国,证明德尔智上一次出使带回国去的良好印象,坚定了达赖喇嘛同俄国缔结最友好关系的意向。……在他(指达赖喇嘛)看来,同俄国亲近必定是最自然不过的一步,因为俄国是唯一能够挫败大不列颠种种阴谋的强国。」
然而,拉姆斯多夫伯爵在一九〇一年七月三日与英国大使〔注二〕谈话时,称「俄国某些报刊所下的结论,即这些西藏来客身负什么外交使命」,是「荒唐可笑、毫无根据的」。他说,德尔智是原籍俄国的蒙古布里亚特人,偶尔到俄国来,据他所知,目的是向俄罗斯帝国境内众多的佛教徒为他的教团募集钱款。拉姆斯多夫伯爵还说,去年秋天德尔智到雅尔塔的时候,皇帝曾经接见过他,伯爵本人也借机从他那里听到了西藏生活的一些有趣的细节;俄国地理学会对他的来访也颇感兴趣;不过,这次来访虽然有别的西藏人同行,却丝毫没有官方性质。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六十六页。)
可是,尽管有这番否认,德尔智依然被称作特命使节,而一九〇一年俄历六月二十五日(公历七月八日)的《政府公报》刊出公告,说皇帝陛下已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彼得霍夫大宫接见了西藏达赖喇嘛的特命使节。俄国报刊又报道说,这几位使节曾拜访拉姆斯多夫伯爵和维特先生,英国大使查尔斯·斯科特爵士于是在同拉姆斯多夫伯爵会晤时,借机进一步探问了一些详情〔注三〕。伯爵说,这几位西藏来客虽然被称作达赖喇嘛的特命使节,他们的使命却不能看作具有任何政治或外交性质。这个使团的性质,同罗马教皇派往外国信徒那里去的使团是一样的。德尔智在达赖喇嘛手下担任某种亲信职务,但拉姆斯多夫伯爵相信,他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俄国国籍。他给伯爵带来了达赖喇嘛的一封亲笔信,可信里不过是祝愿拉姆斯多夫伯爵身体安康、诸事顺遂,并告诉他,达赖本人也可以说贵体十分康健。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一十七页。)
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印度事务大臣的注意。他在七月二十五日向外交部指出〔注四〕:达赖喇嘛不久前拒绝接受总督致他的书信;总督受到如此无礼的对待,与此同时却有一个使团公然派往俄国;新近抵达圣彼得堡的西藏使团又这样大肆张扬,对于随之而来的任何谈判,其目的何在、结果如何,印度政府心中不能不有几分不安。因此,印度事务大臣建议,训令我国大使告知拉姆斯多夫伯爵:我们满意地收到了他的保证,因为任何可能改变或扰乱西藏现状的举动,都是英王陛下政府所不能默认的。这一建议被采纳了。一九〇一年九月二日,我国大使通知拉姆斯多夫伯爵,对于任何可能改变或扰乱西藏现状的举动,英王陛下政府自然不会漠然视之。这位俄国大臣重申他的说法:「这个使团主要关涉宗教事务,没有任何政治或外交的目的,也不具有任何政治或外交的性质。」
(原注:同上,第一百二十三页。)
对于这个新的因素,印度政府本身暂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不过,在次年即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三日致印度事务大臣的一件公文末尾,他们声明:西藏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最好能尽快、尽可能不起风波地加以了结,因为此事之中有些因素,日后可能使西藏那道不近情理的闭关壁垒的崩塌,具有更广泛、更严重的意义。
他们继续按部就班地处理边界的划定,又同印度事务大臣和孟加拉商会通信,商量茶叶输入西藏的事——禁止茶叶入藏的五年期限此时已经届满。但他们行事比以前果断得多,不再年复一年地等候中国或西藏的委员前来与我方代表会晤,而是在一九〇二年夏天派怀特先生前往甲岗,重申英国对西藏人违反一八九〇年条约而一直占据着的那片地方的权利,必要时把他们逐出边界的英国一侧。怀特先生曾经建议,占领春丕谷是一个既有效又简便的办法,但印度政府虽然认为采取强硬行动的理由绝不缺乏,当时却并不赞成这一提议。另一个办法是断绝一切西藏贸易,他们认为这样对我们自己的商人未免太苛刻,还可能把贸易永远赶到尼泊尔和不丹那边去。于是他们采取了上面所说的做法。
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怀特先生带着二百人前往甲岗,在离西藏人的石墙半英里的地方扎营;岗巴宗本带着四十个人驻守在那里。怀特先生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退到边界的另一边去。第二天早上,西藏人抗议了一番之后,退过了边界。七月四日,一些西藏官员来见他,说他们是奉班禅喇嘛之命,前来向他指明甲岗边界的。怀特先生告诉他们,他奉命按照一八九〇年条约所载划定边界,那项条约是由中国驻藏大臣代表西藏人签订的。他们回答说,条约的事他们听说过,但它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一个西藏人在上面签过字。不过,西藏人还是索要条约的抄本和各山口的名称。怀特先生告诉他们,他们可以亲眼看一看,水是流进哲孟雄的山谷,还是流进西藏,水流向哲孟雄和西藏分开的地方,便是边界。他在这片地方发现了六千二百七十只羊、七百三十七头牦牛,其中只有一千一百四十三只羊和八十头牦牛属于哲孟雄人,其余都是西藏人的。在那古拉山口顶部附近,他发现一道西藏人筑的石墙横贯山谷,东头还有一座碉堡。
这一行动的直接后果是,七月底,总督收到驻拉萨的中国驻藏大臣的一封信,要求说明怀特先生此举的目的和理由,并说他已派何光燮先生前往甲岗,又已同达赖喇嘛商定,派一名西藏官员会同何先生,就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怀特先生商讨。
总督在复信中说,怀特先生不久前刚刚结束的那次行程,目的在于勘察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划定的边界,并迫使西藏人违反该条约而在哲孟雄境内驻扎的任何部队撤出。他提醒驻藏大臣,他曾经表示愿意在这些边地问题上作出让步,条件是通商事宜应当纳入正轨。但寇松勋爵指出,改善印度与西藏通商关系的谈判,在过去十二年里毫无实际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有强制遵守条约所规定的边界;在通商事宜纳入令人满意的轨道之前,他必须继续坚持遵守边界,不过,驻藏大臣若就改善通商关系提出任何建议,都会得到认真考虑,怀特先生也已奉命,与驻藏大臣所派委员商讨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见。
事实上,那位委员始终没有同怀特先生见面。何先生因为「身体不适」,未能前往甘托克。接着他被召回了拉萨。接着驻藏大臣本人又要调任,新任驻藏大臣要到第二年夏天才能抵达拉萨。如此等等,照例总有无懈可击的绝好理由什么也不做。
然而,与此同时,局面中的那个新因素却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使印度政府忧心忡忡。我已经讲过,就在达赖喇嘛拒绝同印度总督有任何书信往来的时候,他却在派使团去见沙皇,还给俄国首相带去亲笔信。而现在,又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传来谣言,说中国正在同俄国就西藏问题订立一项秘密协定。
一九〇二年八月二日,我国驻北京公使致电〔注五〕兰斯敦勋爵说,报刊上一直在流传一项关于西藏的协定,据称是俄国和中国秘密订立的。俄国许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作为交换,中国在西藏的全部利益都让与俄国。我国公使说,这一谣言似乎发端于上海出版的一家中文报纸。更详细的情况已经另函寄出。据此,除了别的条款之外,俄国将在西藏设置政府官员,掌管西藏事务。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四十页。)
萨道义爵士遵照兰斯敦勋爵的训令,就此事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交涉,外务部堂官断然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协定,声称中俄两国政府之间从来没有商讨过这样的安排。然而,这个谣言似乎流传甚广,而且被人当真,因为我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十月间报告说,那里的中国公使告诉他,他的几位同僚曾经向他打听这项所谓的协定;这项协定已经登在欧洲大陆和俄国的好几家报纸上,而他这位中国公使最早是在中国报纸上看到的。印度政府也向印度事务大臣报告说,从各方面得来的旁证,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都倾向于表明俄国与西藏之间存在某种安排。
有人会问——实际上也确实有人问过——印度政府为什么对俄国在西藏的举动如此神经过敏?俄国政府说过,达赖喇嘛派往圣彼得堡的使团是「宗教」性质的,中国外务部也说过,并没有同俄国订立什么关于西藏的协定。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无稽的谣言置之不理呢?这种高高在上的不屑一顾,对于远在英国、安然无事、不负责任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摆出来的。可是在印度负有责任的政府,却不能如此轻松地把这类谣言抛在脑后。俄国也许并没有什么关于西藏的协定,西藏使团也许纯粹是宗教性质的;但俄国对西藏极感兴趣,却是毋庸置疑的。多年来,她一直在向那个国家派遣半官方、半科学性质的考察队。这些考察队总是报告说西藏盛产黄金,宜于在那里取得开采权。就在当时,便有一支这样的考察队带着武装卫队在西藏境内。撇开这一点不谈,俄国对西藏发生兴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成千上万的俄属亚洲臣民,以迷信般的崇敬看待达赖喇嘛。而且,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俄国不久就会把蒙古吞并,这是势所必然的;而所有的蒙古人都把达赖喇嘛奉若神明。中国人几百年来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在拉萨取得并保持支配性的影响,其实正是因为达赖喇嘛对蒙古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此不难理解,俄国人只要有机会在达赖喇嘛那里取得影响,是会十分乐意的。达赖喇嘛派去见沙皇的使团,或许真像俄国首相所说,主要是宗教性的,类似于罗马教皇派出的使团。然而,即便在欧洲,宗教与政治也往往难以分辨,而在亚洲,两者几乎是分不开的。达赖喇嘛与沙皇之间的一项宗教上的谅解,在前者看来,很可能就是一项政治协定。而且,不论俄国政府当时的意图如何,日后某个时候,他们很可能会派一个使团到拉萨去,就像他们一八七九年派使团到喀布尔,从而引发了一场阿富汗战争那样。
即便如此,我们又何必操心?区区几个俄国人到了拉萨,又能造成什么危害?俄国也许可以经由阿富汗入侵印度,但她决不可能穿过西藏、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入侵印度。那么,我们对她在那里的举动为什么要如此敏感?为什么不让她爱派多少使团和官员就派多少?这似乎也是一种胸襟开阔的态度,正是英国腹地讲坛上的演说家可以安然摆出的那种态度。可是,对于远在帝国边疆、肩上压着直接责任的人来说,要那样心安理得,却又谈何容易。倘若俄国当时就像如今这样是我们的朋友,倘若我们在拉萨的影响确凿无疑,那么持这种看法就容易得多;而在我看来,这也确实是今天应当持有的正确看法。但在一九〇二年,俄国仍然处在一股巨大的扩张浪潮的浪尖上。她还没有受到日本的遏制。她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满洲。当年我随埃文·詹姆斯爵士游历那里的时候,从没有人见过一个俄国人,而如今那里已经有了俄国的铁路和俄国的兵营。她在西突厥斯坦扩张,吞并了帕米尔,人们普遍认为,她吞并中国突厥斯坦和蒙古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心安理得、一声不吭地听任她在西藏立足,那么那些依附于我们而又与西藏接壤的邦国,就很难不认为,这才是亚洲真正的强国,因而也是应当仰仗的强国。
俄国大举经由西藏入侵印度,任何负责任的人从来都不曾梦想会成为可能。可是,即使没有真正的入侵,俄国在拉萨立足,而我们在那里却没有代表,也会给政府带来大量的忧虑。具体到实际细节上,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东北边境的兵力要增加好几千人。
因此,阻止俄国在西藏取得比我们更占优势的影响,显然是审慎之举。俄国乐于在拉萨拥有影响,固然十分自然;而我们不愿她的影响超过我们,就更加自然了。因为我们的边界与西藏相接,长达一千英里,从克什米尔几乎一直延伸到缅甸,而俄国的边界却没有一处与西藏接壤,甚至没有一处靠近西藏。俄国边境与西藏最近的边境之间,隔着整个中国突厥斯坦的宽度,拉萨本身距离俄国边境最近之处也有一千英里。要明白这种形势,读者不妨把本书末尾的地图展开来看一看。
因此,印度政府建议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中国人同西藏人谈判达成谅解的努力已告失败。同西藏人直接打开交往的门路,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把西藏人从甲岗的牧场上驱逐出去,虽然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在边境上的地位,实际上却不过是及时在当地伸张了英国的权威而已。在印度政府看来,从如此不同的方面传来的这些谣言,都倾向于表明俄国与西藏之间存在某种安排,因此必须以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果断、更加彻底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局面。自一八七三年以来,印度政府一直不断地以一切正当合理的方法,力求使他们同西藏的交往走上正轨。现在他们的耐心已经耗尽。他们不再在边境上同中国或西藏的小官吏们敷衍周旋,而是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那件极其重要的公文中〔注六〕提议,派一个使团,带着武装卫队,直抵拉萨,在那里解决我们与西藏今后的关系问题,并且永久派驻一名英国代表。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五十二页。)
这一提议送到英国后,似乎引起了相当的惊讶。然而,一个世纪以前,沃伦·黑斯廷斯本就打算做这件事;俄国人在与他们边境相邻的中国突厥斯坦设有领事代表,那么,我们在与我们边境相邻的西藏也设一个类似的代表,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可以。诚然,风险是必须考虑的;但为什么每次要派一名官员到我们边界以外去,总要没完没了地搬出卡瓦尼亚里在喀布尔被杀一案来作为反对的理由,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被当年发生的事永远吓住,是卑怯到了极点的。卡瓦尼亚里被杀了。那又怎么样?我同意我的老上司、我在中亚政治上的启蒙老师查尔斯·麦格雷戈爵士的看法:如果我们的代表甲被杀了,我们就该派乙上去;如果乙被杀了,我们就该派丙上去。过去三十年来,我们的整个阿富汗政策丢脸到了可怕的地步。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没有在一个由我们负责其外交政策的国家的首都派驻代表而痛悔不已。无论如何,一八七九年野蛮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杀害了我们的代表,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一九〇三年不派代表到拉萨去的充分理由。
不过,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印度政府的论点是:他们建议派使团去拉萨,不过是重提一项旧议。早在一八七四年,当时的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爵士就支持过这项提议;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间,它几乎就要成为定局,只是那时缅甸问题的解决似乎在各方心目中显得太重要了,结果拉萨使团被牺牲掉,以换取中国政府在缅甸条约上签字。印度政府认为,一项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的计划,竟因为与西藏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考虑的急需而被搁置一旁,实在是一大不幸。因此,他们建议恢复这一先例,坚定地推行当年被放弃的那项政策。
印度政府认为,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不过是一种体制上的虚构。中国总是乐于打破愚昧和阻挠的壁垒,让西藏接受贸易的文明影响,但她的一片好意却被喇嘛们短视的愚蠢挫败了。同样,西藏本来巴不得响应我们的友好表示,却被宗主国专横的否决挡住了。印度政府希望结束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宁愿单独同西藏打交道。但他们也承认,中国不能完全置之不顾,所以只要求:如果本国政府要依靠中国从中斡旋,那么同时应当下定决心,绝不再被那套由来已久的老办法挫败;如果订立新约,而且一旦订立新约,就不应只由英国和中国两方签字,还应由西藏政府的一名直接代表一同签字。
印度政府说,与此同时,可以向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作出最郑重的保证:这个使团纯粹是商务性质的;我们否认对西藏怀有任何政治图谋;我们既不想宣布保护,也不想永久占领该国的任何一部分;我们的意图仅限于解除当时加在西藏与印度之间一切贸易上的禁令,并建立相邻友好的国家之间理应存在的那种和睦关系和交通往来。
印度政府把这些建议提请英王陛下政府惠予考虑,他们坚信,如果不采取某种这样的步骤,「西藏就会滋长出一种严重的危险,有朝一日,也许就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会发展到具有威胁性的规模」。他们认为,这一局面严重影响到他们奉命以印度的资源去保卫的边疆,因此在这件事上,他们的意见理应受到英王陛下政府的重视;他们真心忧虑,如果什么也不做,听任事态自流,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可能有理由深深懊悔:没有趁着行动还相对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
第七章与俄国交涉
我想再一次提醒读者:印度政府写上面所引的那件公文的时候,俄国还没有同日本开战,在亚洲正是如日中天、十分活跃。她不久前占领了旅顺口,修了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在北京,她居于支配地位,几乎可以说是颐指气使。至于她对西藏如何关切,有一事可以为证:印度事务部收到寇松勋爵的公文后不久,俄国驻伦敦代办便提出了一项交涉,而其依据,显然就是我们前一年夏天在自己边界以内所作的那点极其微不足道的努力。这项交涉是以一份备忘录〔注一〕的形式送交外交部的,其中说,据俄国政府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一支英国军事远征队已经抵达孔巴—奥瓦列科,正取道春丕谷北上;俄国政府认为,这样一支远征队开进西藏,很可能造成一种相当严重的局面,使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在那些地区的利益。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七十八页。)
孔巴—奥瓦列科指的是什么地方,根本无从查考。怀特先生和他那支一百五十人的小小卫队,从来没有走出过哲孟雄的地界,而且早已返回驻地。所以,向俄国大使保证这一「权威」消息毫无根据,并没有什么困难。兰斯敦勋爵还不止于驳斥这一不实的消息。他告诉大使〔注二〕,这件来文的措辞在他看来颇不寻常,语气简直近乎威胁。他特别提到其中的一句话:由于我们在一个与印度边境直接毗连的国家里采取行动,帝国政府可能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俄国在那些地区的利益。兰斯敦勋爵说,他想不出俄国为什么有必要以这种方式表明她的关切。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八十页。)
本肯多夫伯爵表示,他认为这些夸大的谣言是有人蓄意散布的,目的在于挑起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的恶感,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把它们驱散。他说,两国政府毫无理由要为西藏的事闹出麻烦。俄国对那个国家没有政治图谋,他想我们也没有。
兰斯敦勋爵答道,如果要他表明我们无意吞并西藏领土,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对于我们今后与西藏的关系,他不能不谨慎,不能随便作出笼统的保证,以免这类保证的含义日后受到质疑。印度政府希望在那个国家推广印度的贸易,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无疑会采取一切他们认为为此所必需的措施。大使承认,这是理所当然的。
几天以后,二月十八日,兰斯敦勋爵在同俄国大使的又一次谈话中,重提这个话题〔注三〕。他说,送交外交部的那件来文,使印度政府深感不安。兰斯敦勋爵说,印度在西藏的利益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他把一张中亚地图摊在面前,向大使指出,拉萨离印度边境比较近,而另一方面,离俄国的亚洲领土却远远超过一千英里;俄国在紧邻大不列颠属地的地区突然表现出关切或活动,几乎不可能不在当地民众中引起骚动,不可能不造成一种印象:英国的影响正在后退,而俄国的影响正在迅速推进到向来被认为完全在其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
(原注:同上,第一百八十一页。)
兰斯敦勋爵又说,他从看来可靠的方面得到报告,大意是说,俄国最近订立了在西藏建立俄国保护权的协定,而且,如果她还没有这样做的话,她打算在拉萨派驻俄国代理人或领事官员。他认为,大使既然已经代表俄国否认对西藏有政治图谋,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他应当能够说明这些谣言究竟有没有根据。
本肯多夫伯爵回答说,他不相信这些谣言有什么根据,但表示愿意就上述说法是否属实,专门向俄国政府询问。
兰斯敦勋爵接着说,我们对西藏的利害关系比俄国密切得多,由此可见,俄国如果在那个国家有任何活动的表现,我们就不得不以相应的活动作为回应,而且不仅要与俄国的活动相当,还要超过它。如果他们派一个使团或一支远征队,我们也得这样做,而且力量要更大。至于我们当前同西藏的交涉,兰斯敦勋爵说明,我们正在设法让西藏当局履行一八九〇年就边界的位置以及哲孟雄边境上的通商便利对我们作出的承诺。我们已经发现,由于中国政府办事拖沓,对西藏的影响又十分微弱,通过中国同西藏打交道毫无用处。这些地方性的问题绝对必须解决得令我们满意,我们将继续为此采取必要的步骤。
俄国政府的答复耽搁了一些时候,但一九〇三年四月八日,俄国大使通知兰斯敦勋爵〔注四〕说,他可以「正式向他保证,并不存在任何关于西藏的条约,无论是同西藏本身,还是同中国,或是同其他任何一方;俄国政府在那个国家也没有任何代理人,也无意向那里派遣任何代理人或使团。不过,俄国政府虽然对西藏毫无图谋,却不能对那个国家现状的任何严重扰乱漠然视之。这样的扰乱,可能使他们有必要维护自己在亚洲的利益;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不想干涉西藏的事务,因为他们的政策『无论如何不会以西藏为目标』,但他们可能不得不在别处采取措施。他们把西藏看作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而他们关心中华帝国的完整。」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八十七页。)
本肯多夫伯爵接着说,他希望我们这方面不会就西藏采取任何可能引起这类问题的行动。兰斯敦勋爵告诉他,我们无意吞并那个国家,但他很清楚,那个国家同我们的边境直接毗连,我们同西藏人订有条约,享有通商便利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遭到拒绝,如果西藏人不履行他们的条约义务,我们就绝对有必要坚持我们的权利。凡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与一个文明强国的属地相邻,后者在当地享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是不可避免的。在西藏,这种优势属于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那个国家的独立怀有任何图谋。
既然俄国作了这样十分明确的保证,人们大可以问:我们为什么仍然想在西藏采取断然措施?对俄国在西藏的举动心存忧虑,是印度政府谋求在西藏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已经有理由确信,俄国无意干涉西藏,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派一个使团进入那个国家呢?回答是:远在俄国这个因素闯进局面之前多年就已存在的那些通商和往来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此外,我们始终还得考虑到,俄国人无意同西藏人打交道,这话尽管可能千真万确,西藏人却仍然可能以为,他们可以倚仗俄国人来藐视我们。德国人在官方上无意干预布尔人的事,可克鲁格正是因为以为可以倚仗德国的支持,才同英国开战的。这位老先生精明透顶,倘若他以为得单枪匹马同我们打,是决不会同我们开战的。西藏人也是如此。俄国政府也许丝毫无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西藏人却可能以为——而且确实以为——他们可以指望俄国的支持。达赖喇嘛的特命使节受到了沙皇、俄国首相及其他人的盛情款待。他无疑募集到了一些十分可观的捐款,还收到了贵重的礼物。只要稍加一点东方式的想象,这些寻常的礼遇很快就会被夸大成一种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他们对抗英国人的许诺。这种错误的印象,我们仍然不得不加以对付。
第八章使团获准
与俄国的交涉进行期间,英国本国政府对于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始终不肯作出最后决定。二月间,他们告知印度政府,眼下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通商和边界的细节——尽管这些方面仍须达成协议——而是印度与西藏未来政治关系的全局。〔注一〕他们同意印度政府的看法:鉴于西藏位于印度边疆的地理位置,又鉴于它与尼泊尔的关系,「英国的影响必须在拉萨得到承认,其方式须使任何其他强国都无从对西藏政府施加有违英属印度利益的压力,此乃不可或缺之事」。他们也承认下面这一论点言之有力:俄国政府对印度政府在西藏边境上的举动如此关注,正说明把我们与西藏的关系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已是刻不容缓。他们认识到,西藏政治地位的任何变动,凡是可能扰乱两国现有关系的,尼泊尔都有理由感到不安;而一个强大的外国势力在西藏立足,必定会扰乱这种关系,甚至可能使尼泊尔承受难以抗拒的压力,从而波及印度与尼泊尔之间当时极为融洽的关系。他们对于不得不放弃迄今足以应付边境事务的消极态度表示遗憾,但也不得不承认,近来发生的种种情况,已使他们负有把我们与拉萨政府的关系置于更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的责任。他们并且承认,派遣一个武装使团进入拉萨——必要时以武力开路——并在那里设立一名驻扎官,这一提议,倘若问题仅仅是印度与西藏之间的事,那么作为对西藏政府三次退回总督来信、无视一八九〇年中英条约的正当回应,是说得过去的。但他们表示,不能把这个问题看作只关乎印度与西藏两方。近年来,中国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变,因此在决定对一个仍须视为中国一省的地方采取行动时,必须把这些变化了的情况考虑在内。不错,我们既无意宣布保护,也无意永久占领该国的任何部分。然而一旦我们陷入武装干涉,这类措施就可能变得无法避免。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八十四页。)
基于上述理由,英国本国政府认为,在批准一项可能被视为侵犯中华帝国完整的行动之前,必须确知西藏此前的所作所为足以为这一行动提供正当理由。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印度政府所提议的措施,极可能促成西藏事务的危机,现在就予以采纳,未免为时过早。所以他们要等待向俄国政府询问的结果;俟俄方的解释到达之后,他们便更能决定与中国谈判的范围应当多大,以及应当采取哪些步骤,来保护印度免受外国势力在西藏立足所带来的任何危险。
俄国的保证终于到来之后,兰斯敦勋爵与俄国大使谈话的要点,立即以电报通知了总督。四月十四日,印度事务大臣设想与中国和西藏的谈判势必要把我们今后与西藏的全部关系——通商的和其他方面的——都包括进去,便征询总督的意见:这些谈判此时应采取何种形式,尤其应采取何种办法,来确保所议定的条件能为西藏所遵守。
四月十六日,总督复电说,他最近接到驻藏大臣所派代表的表示:倘若认为亚东不是合适的地点,他们愿意在我方能够接受的任何地方谈判。因此,他提议邀请驻藏大臣派代表到岗巴宗与我方代表会晤。岗巴宗是西藏一侧离甲岗附近那段争议边界最近的有人居住之处。总督提议,我方代表带卫队二百人前往该地,同时在哲孟雄留驻后援部队;倘若中国和西藏的代表不来,或者中国代表来了而西藏代表不来,我方代表就应当向日喀则或江孜推进,以催促拉萨的代表团早日到来。
四月二十九日,印度事务大臣电告:中国、西藏和印度三方代表在岗巴宗会晤,以及所建议的军事部署,均无异议;但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未事先请示他们,使团不得越过该地前进。因为照目前情形,即使中国和西藏方面爽约,他们也认为任何突然向拉萨进军之举都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即将举行的谈判应当议些什么,总督于五月七日电称:现行条约的规定已经形同虚设,而亚东、帕里或春丕河谷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宜作为商埠,在那里英国商人和西藏商人无法直接做买卖而不受当地商人的垄断;因此必须坚持开辟一处新的商埠,并在江孜派驻一名英国代表。总督认为,在拉萨派驻一名英国代表,是保证今后遵守条件的最好办法,要可取得多;但既然料想英王陛下政府不愿坚持这一要求,那么在江孜派驻代表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合适的替代办法。无论如何,必须给予英国代表与西藏政府直接往来的一切便利;倘若他遭到阻挠,就必须采取另一个办法,即把他向前推进到拉萨。此外,还必须为英属印度臣民争取在西藏通商和旅行的自由,与克什米尔人和尼泊尔人所享有的相同;并坚持凡经印度政府正式许可的英国臣民,都可以沿公认的道路前往江孜,过了江孜,则须持有西藏政府发给的通行证。
总督提议任命印多尔驻扎官荣赫鹏少校为专员。他完全信得过此人的判断和审慎,而且此人对亚洲阅历甚深。总督还打算以哲孟雄政务官怀特先生为副专员,与他共事。
关于江孜的提议,印度事务大臣不愿当即接受。他希望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先弄清总督能否提出什么别的办法,来代替以武力进入西藏这一极端做法。总督答复说,别的办法只有两个:其一,封锁一切商路,把西藏人拒于英属印度之外,这一办法耗费大而收效微;其二,占领春丕河谷。
五月二十八日,英国本国政府把他们对整个问题的最后决定电告总督。他们赞成采用这样一种程序,使中国和西藏两国政府都受其代表所作行为的约束;但他们希望谈判只限于有关通商关系、边界和放牧权的问题,并且不要提出在江孜或拉萨设立政治代表的建议,因为这样一个政治前哨可能带来种种困难和责任,与由此可得的任何好处都不相称。他们最近已得到保证,俄国无意在西藏发展政治利益;他们也不愿用威胁的方式,使自己承担今后非采取某种强制行动不可的义务。
英国本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如此反复斟酌最终应当采取的行动之际,与中国人的往来交涉也在进行。前一年十二月,中国政府曾通知我国驻北京公使说:「朝廷深重邦交,以藏事关系甚大,特简有泰为驻藏大臣,令其兼程前往,与怀特先生和衷商办。」这位新任驻藏大臣于一月五日拜会了英国公使,告诉他说,自己本来希望取道印度赴任,但为了避免引起西藏人的疑心,已经决定改由长江和四川前往,因此要到七月前后才能抵达拉萨。事实上,他又晚了六个月才到,那时距中国政府告诉我们他将兼程赶赴拉萨,已经过去了十三个紧要的月份。
五月十二日,英国驻北京代办汤雷先生通知中国政府:印度政府将邀请驻拉萨的驻藏大臣派中国代表到岗巴宗,与英国政府的代表会晤,以解决悬而未决的各项问题;并将告知驻藏大臣,中国代表须有一名经过正式授权的西藏代表同行。我们告诉中国政府,我们极为重视这后一点,因为西藏人不止一次向英国当局表示,他们认为自己不受此前英中两国代表所订各项条约的约束,理由是没有一个达赖喇嘛的代表参与谈判。
中国政府接到这一通知后,电告驻拉萨的驻藏大臣,请他再次开导达赖喇嘛,劝他务必迅速派一名西藏官员,会同何委员与怀特先生商议。七月十八日,中国政府接到驻藏大臣的回电,说他已立即把这些指示转达给达赖喇嘛,「饬令遴派品级较高之番官,发给谈判凭证,派赴边界,会同何知府等,静候英员前来,和衷妥结」。
驻藏大臣这时还向朝廷呈递了一份奏折,读来极有教益。他说,他已把西藏的噶伦们召到衙门,当面开导他们:英国人打算带兵进藏,其用意难以揣测;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们去年阻挠一位委员及其随员,以致坐失良机。倘若英国人真要远道而来,他这个驻藏大臣自然有责任亲赴边界,设法劝他们止步。但西藏人这一方面,切不可再像从前那样固执;倘若英国人不肯止步,执意要进入西藏,他们万万不可动武拒之,而应当据理与之商议。这样,他希望可以避免决裂,使事情得到圆满的了结。但如果噶伦们仍像从前那样听凭三大寺左右,一旦开衅,那么战祸之惨,他实在不忍设想,到那时即便他这个驻藏大臣出面调停,也将无济于事。
驻藏大臣说,这就是他对西藏噶伦们所作的开导,他一面开导,一面察看他们的神色。神色固然是恭顺的,但固执已深入番人的本性;等到事情紧急之时,他们是否肯听从命令,以友好的态度商议问题,他实在难以预料。
这份奇特的文件把西藏人描写得十分准确,也顺带显露出中国人对这些「番人」的轻蔑,以及他们对番人管束之无力。皇帝对它的御批简短之至,只有两个字——「览悉」。
不过驻藏大臣也曾于四月六日致函总督,说他已派何先生和巴尔上尉前来商办事务,二人正在亚东等候。他说,总督所派的代表可以到亚东来,或者由中国代表前往哲孟雄,或者到总督决定的其他地点。
对此,总督于一九〇三年六月三日答复说,正如驻藏大臣已经清楚认识到的,若不确保达赖喇嘛的政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有充分而适当的代表,那么就有关西藏的事务进行谈判将是徒劳的。他现已提名荣赫鹏上校为专员,由哲孟雄政务官怀特先生以副专员身份陪同,前去会晤驻藏大臣所派的专员;对方专员自然应当品级相当,并且必须有一名最高品级的西藏官员随同,其约束西藏政府的权限须是绝对的、无可置疑的。在拉萨当局将有正当而充分的代表这一谅解之下,总督愿意接受驻藏大臣的邀请,让双方专员尽早会晤,不仅商议按照一八九〇年条约边界的确切位置,以及西藏和英国领土两边的人民在边界两侧相互享有的放牧权,还要商议用什么办法来改善我们的通商关系,使之置于一个更符合文明国家惯例、更符合我们在西藏的直接而首要的利益的基础之上。既然驻藏大臣愿意让他的代表在总督选定的任何地点与英国代表会晤,而岗巴宗是离所议边界最近的有人居住之处,看来是最合适的会晤地点,总督便已指示荣赫鹏上校在方便时尽快前往该地;他相信驻藏大臣能够让中国和西藏的代表在七月七日或其后尽早到达岗巴宗。
写这封信的同一天,我也接到了给我本人的正式训令。〔注二〕训令告诉我,严格坚持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划定的边界线,无论对印度政府还是对哲孟雄王廷来说,或许都不是非此不可的;并指示我在察看有关地段之后,就这一点提出意见。放牧权的问题无关大局,我应在与中国和西藏代表讨论之后,就这方面可以达成的协议提出我的建议。修订通商章程,以及承认江孜代替亚东作为商埠,将是与中国和西藏代表讨论的题目;而为遵守可能订立的协议提供保证,则应视为头等大事。此外,训令认为,最好能作出安排,使印度政府与拉萨当局之间可以自由往来,或许还可以安排英国官员与西藏官员每年会晤一次,以便妥善解决可能发生的通商和边界纠纷。
(原注:蓝皮书,第一百九十八页。)
最后,训令告诫我,务必十分小心,不可在未事先取得印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说出任何话或采取任何行动,使政府今后不得不承担某种确定的方针。
使团出发的一切准备,至此已经就绪。在这件异常复杂纠结的事情里,许多条不同的线索终于汇聚到一点上来。三十年来,孟加拉政府与印度政府之间,印度地方官员与当地的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有过形形色色的往来;西姆拉或加尔各答与伦敦之间,印度事务部与外交部之间,外交部与俄、中两国政府之间,以及总督与我国驻北京公使、驻拉萨的中国驻藏大臣之间,又有过种种函电交驰——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一个明确的举动:派遣一个使团,到西藏境内区区十几英里的地方,去商议通商关系、边界和放牧权。
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格外大胆或蛮横侵略的举动。即便如此,这一举动是否正当?导致这一举动的种种原由,我已叙述了很长的篇幅;但即便如此,要把它们的真实意义讲得让不熟悉东方人的人们也能领会,仍然很难。不过,从这段冗长的叙述中,还是可以理出一些相当明白的事实和道理,凡是惯于处理事务的人,都应当能够理解。
第一个事实是:引起我们采取行动的,是西藏人或其藩属的侵犯;在英国政府还没有一兵一卒越过边界进入西藏之前,西藏的军队就已经越过边界,到了印度这一边。一七七四年,沃伦·黑斯廷斯之所以派波格尔去西藏,起因是不丹人侵入孟加拉平原。一八九〇年之所以必须订约,起因是西藏人侵入哲孟雄。而正因为西藏人否认这项条约,并占据了条约所划边界以内的土地,我们才不得不采取措施,使条约得到遵守。
但也许有人会说,即使西藏人是侵犯的一方,鉴于他们愚昧无知,我们也应当以宽厚、温和、体谅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是应当这样做,而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沃伦·黑斯廷斯曾经答应了班禅喇嘛的请求。一个世纪以来,西藏人一直可以自由南下印度,通商和旅行都不受任何限制;而我们多年来从未为本国臣民——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争取过任何寻常的通商和旅行权利。我们听任西藏人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南下。整整一个世纪,我们任由「正面算他们赢,反面算我们输」的规矩照行不误。即使我们终于有所动作,想派马科蕾去拉萨,作出一些不那么片面的安排,一看到西藏人表示反对,我们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再说,当中国人请求我们代西藏人与他们订立一项明确的条约,并担保西藏人会遵守它,而西藏人却破坏条约、否认条约、拒不与我们的官员会晤时,我们仍然对他们宽容忍耐了十年。直到最后,西藏人一面撕毁条约、拒绝与我们有任何往来,一面却向俄国人派出使节,我们才采取断然行动,派遣一个带有卫队的使团进入西藏。倘若我们表现出无意要西藏人和中国人信守他们的承诺,别人也很可能以为,他们的承诺同样不会被追究;而这种印象传播得越广,我们的权威和影响就会相应地衰减。任何政府,倘若容许条约被人破坏而不受惩罚,都无法处理好与毗邻国家的事务。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事情的较早阶段,当我们的条约一钱不值、西藏人否认并无视它、中国人又无力使它得到遵守这一点初次变得十分明显之时,倘若我们立即从当年把西藏人赶出边界时停下的地方接着干下去,再次进入春丕河谷,并且驻留在那里,直到达成一项得到正式承认的持久解决办法为止,那么地方上的问题本可以解决得更好,后来许多国际纠纷也本可以避免。这正是当时的孟加拉副总督查尔斯·艾略特爵士所主张的办法。这一办法明智与否姑且不论,但凡是仔细考察过最终导致派遣使团到边界外第一个有人居住之处的全部经过的人,我看谁也不能否认,采取这样的办法是有正当理由的。
至于使团的行事是否顾及了应有的体谅,还是不必要地严厉,它是否带来了什么好处——无论对我们自己、对西藏人还是对其他任何人——这些都须另行检讨。下面我就来叙述使团的经过,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九章从西姆拉到岗巴宗
前面几章必须叙述促成最终决定向西藏派遣使团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考虑,虽然或许有些冗长乏味,却是不得不然。然而对于这期间发生的一切——各大衙署里卷帙浩繁的往来函电,边境上的会晤与会晤未成的种种尝试——我当时一无所知。英印报纸很少登载这类事情。而且过去几年里,我听从了前一任总督的劝告——这劝告出于好意,后来却证明全然不妥——他说,在政治部任职,不宜永远留在边疆,还应当取得一些内地事务的经验,这对我有好处;于是我一直在内地的拉杰普塔纳和中印度的政治代办处供职,对于要向西藏派遣使团的打算毫无所闻。我也从来没有和西藏打过交道。不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早在一八八八年,当时的孟加拉副总督就曾向印度政府要求调我去效力,因为我那时刚刚结束一次旅行,绕过满洲,又从北京穿越中亚到了克什米尔;他们认为我熟悉中国的风俗,除了中文译员之外,我或许也能派上用场。看来这一要求曾提过两次;但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中尉,仍在军中服役,正忙于应考,印度政府答复说调不出我来,因为我即将参加考试,倘若此时被派走,就会失去晋升的资格。于是我去应了一场那种被奉若神明的考试,从此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到过西藏边境。一八八九年,我确曾打算扮成一个中亚的突厥人前往拉萨,但这一尝试也因团长不准我离团请假而胎死腹中。我所具有的那点冒险精神,向来没有得到政府多少鼓励;而且如我所说,我已离开边疆好几年了,正在印度腹地管理一个土邦的事务。就在五月里一个酷热难当的日子,我忽然接到召令,要我立即前往西姆拉,接受关于由我率领一个使团前往西藏的指示。
我觉得,这真是我一生的机会来了。我又一次活了过来,冒险的激动重新在血管里奔流。我没有耽搁多少时间,就把手头的事务料理停当,收拾行装,动身前往西姆拉。
到了那里,在等候印度事务大臣最后训令的期间,外交部的全部文件都交给了我,让我仔细研读。一天下午,我应邀与寇松勋爵和基钦纳勋爵一同在山下安南代尔的一场马术游艺会上共进午餐。饭后,我们坐在高大挺拔的松树荫下,寇松勋爵向我详细说明了他的全部意图、想法和难处。先生们和女士们表演着各种高超的马术和马上的滑稽把戏,正当旺季,西姆拉所有的美人和欢乐都聚集在那里,熙熙攘攘。但总督和我坐在一旁,谈论我在西藏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最好办法。
有一点他从一开始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他决意要把这件事办到底;他要使团取得成功,并将尽其所能,为我提供一切手段,使它得以成功。幸而我们彼此相知很深——自从他初任印度事务次官时就认识了。九年以前,我们曾一同周游奇特拉尔和吉尔吉特;多年来我们一直书信往还;他来到印度以后,曾以一片热心肠——人们通常很少称道他这一点——要我不要把他当作总督,而只当作一个老朋友和旅伴。像派使团去西藏这样的事业,再也想不出比他更好的发起人和支持者了。他把全副身心都投入了这项事业,而我想,我也没有用多久,就同样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了。
前些年,我曾两次从西姆拉被派出执行政治使命——一八八九年去探察克什米尔北部边境上无人知晓的山口,并制止罕萨人的劫掠;一八九〇年去帕米尔和中国突厥斯坦——所以这一次会遇到些什么,我大体心中有数。我又曾在北京公使馆住过三个月,还从中华帝国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对中国人的了解足以使我明白:若没有一个毕生从事这一行的人相助,我是永远不可能与他们打交道而得手的。因此,我首先要求派一名中国领事界的官员来担任顾问兼译员。其次,在与西藏人打交道方面,极需一名会说藏语的官员。使团的成功得力于一件幸事:政府能够派给使团一位炮兵军官鄂康诺上尉,先任情报官,后任秘书。他当年随所属山炮连驻扎大吉岭时,学会了藏语,研究过西藏人的历史和风俗。我后来发现,他最快活的时候,莫过于被一群满身污垢的西藏人围着,和他们一谈就是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看上去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谈。
我还设法要回几名廓尔喀人和那位帕坦人沙赫扎德·米尔,他们曾随我参加一八八九年的使命;但那几名廓尔喀人都已离开了原团,而沙赫扎德·米尔此后被派去执行过许多次使命和侦察,当时正在阿比西尼亚。
我到西姆拉一两天之后,怀特先生也来了,我们立即着手商议各项安排。他在那一带边境有十四年的阅历,对这个问题的种种地方情形自然了如指掌,并且懂得——这一点我却不懂——与西藏人打交道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所讲的西藏人如何顽固、如何百般阻挠,在我看来未免言过其实;我凭着缺乏经验的人那种乐观,以为有我们二人,再加上鄂康诺上尉相助,很快就能打开局面。但事实最终证明怀特先生是对的。我想,他从一开始就知道,除了在拉萨,我们在别处什么事也办不成。
怀特先生在那一带边境有长期的地方经验,因此他对各项安排的建议格外有价值。我们的卫队将由第三十二工兵营抽调二百人组成。这个营已在哲孟雄驻了几个月,修筑通往边境的道路。我们希望作出安排,让他们先期开到边境附近,好让我们轻装前进,尽快赶到岗巴宗;因为此时夏季已过了大半,冬天到来之前,留给谈判的时间不多了。
幸而印度的军队和军官对这一类以及其他各种艰苦差事都富有经验。第三十二工兵营我在一八九五年救援奇特拉尔时就认识,他们几乎是从另一次边境远征直接开到哲孟雄来的,所以完全可以信赖他们能胜任眼下的差使。我根据怀特先生的建议,只向政府提出了这样几点要求:鉴于他们将从下哲孟雄炎热潮湿的河谷开上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应按冬季标准发给他们被服,给哨兵发皮袄,即羊皮大衣,并给士兵发放特别口粮。此外,为了礼仪上的效果——同亚洲人打交道,这一项是万万不可轻视的——我要求他们随身带上全套礼服,并让其中二十五人骑上矮种马,这种马可在当地购得。
印度政府的远征队,装备和组织向来是好的,这样一些小小的安排很快就爽快地办妥了。而且由于政府有先见之明,在哲孟雄当地就有一位全军最讲求实效、最能随机应变的补给运输官——布雷瑟顿少校,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他是我在奇特拉尔时期的老朋友,精力无穷,办法无穷,乐观得不可救药。后来,就在离拉萨只有几天路程的地方,就在我们正要收获成果的时候——这成果之所以能为我们所及,他一人之功比谁都大——他却淹死在布拉马普特拉河里了。
总部的各项安排都已就绪,我的正式训令也已收到,六月初,怀特先生和我离开西姆拉,取道大吉岭前往哲孟雄边境。在印度,像我们此时着手的这类事业,开头总是悄无声息的;除了一个有限的官场圈子,或许还有俄国政府之外,外间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个使团的事。印度政府对议会里的质询和批评过于敏感;而它既然依赖英国舆论的支持,依我看,倒不如多让英国公众了解内情为好。不过这种敏感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英国统治印度,势所必然地格外困难,而议员们漫不经心的质询和批评,更使这项任务难上加难。我的使团因缺乏英国公众的支持而吃了很大的苦头;可是事情最后这样突然地摆到他们面前,他们又没有机会看着局势一步步发展到危急关头,也就很难指望他们会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也不能指望印度政府把微妙的事务交给那样一些人去粗暴而生硬地处置——这些人虽然对这些事务握有最终的支配权,对于如何处理它们却所知甚少。
于是,我以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方式离开了西姆拉,对朋友们说我要去看看大吉岭,这话一点不假。所以我并没有受到什么「热烈的送行」。但我得到了更好的东西,那就是总督衷心的祝愿。他了解边疆官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的,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之关心,多年来没有哪一位总督能及得上。外交秘书路易斯·戴恩爵士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又始终不渝、极其热忱地支持我;我在西姆拉逗留期间,一直受他的款待。
从西姆拉经加尔各答到大吉岭这一段旅程,作为向喜马拉雅严寒地带远征的开端,是很奇特的。季风还没有到来,火车上热得可怕。加尔各答的气温几乎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我们匆匆赶路,因为我急不可耐,不仅想早点摆脱炎热,也想早点着手工作。
就在启程之初,我便盼望着一种在我看来别有意味的经历。我一生都特别为群山所吸引。我生在喜马拉雅山中,望得见克什米尔的群山;某种说不清的吸引力,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它们身边。如今我奉命要穿越喜马拉雅,到它那一边遥远的国度去,而出发的地点,恰恰是所有地方中能看到最完美景色的那一处。大吉岭的山景之壮丽,如今已闻名全世界;这样一个地方现在已经如此容易到达,实在是一桩幸事。
拂晓时分,我从火车窗口向外眺望,想早一点望见我必须穿越的那些巍峨大山。只见远远的高空中,有一抹玫瑰色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云。四周是一片平原,空气里充满热带盛夏令人窒息的炎热。但我知道,横在天边的那一抹淡红,只可能是喜马拉雅山脉的轮廓,被尚未升起的太阳染上了颜色。它给了我这番新冒险的第一阵激动,从此我便贪婪地吸取着每一个新的印象。
平原上到处是繁茂、潮湿而令人压抑的植物。土壤里散发出不洁之气,四面八方都是腐臭的水塘,整个空气里弥漫着热病。但那些高耸入天的群山给人以希望。火车前行,较低的「丘陵」——其本身也有七八千英尺高——进入了视野。终于我们到了山脚,换乘登上大吉岭的小型登山铁路。这时,真是处处都有动人之处。小铁路蜿蜒上行,穿过一片壮丽非凡的热带森林。从小巧的车厢里伸手几乎就能摘到兰花。繁茂的草木几乎在火车头顶合拢。巨大的树蕨和野芭蕉在滴着水的林木所形成的拱顶下拔地而起。葡萄藤、旋花和秋海棠结成花环与花彩,从一根枝条牵到另一根枝条。攀援的羊蹄甲和刺槐缠绕着树干,像粗大的缆绳一样从这棵树垂挂到那棵树。竹子密密地丛生,高达一百英尺。清凉的溪水翻着白沫,从山坡上奔泻而下;处处有壮丽的瀑布从陡峭的悬崖上轰然跌落。小小的火车喘着气在这一切之中向上攀爬——走之字形,绕螺旋线,穿过隧道,越过令人目眩的桥梁,沿着悬崖的侧面——可是太慢了,因为热带森林尽管壮丽,我却渴望看到干城章嘉峰,而这要等我们最后登上山脊、到达大吉岭才能看到。
唉!等我们终于到达山顶,一切都隐没在云雾之中。刚从闷热的平原上来,我们在潮湿的雾气里冻得发抖;到了大吉岭本地,大雨倾盆而下。这令人沮丧,但也有一个好处:它使我得以从穿越印度平原的那段炎热难熬的火车旅程中稍稍恢复过来,等那壮丽的景色终于显露出来时,便更能尽情地欣赏和领略了。
后来我曾多次看到它,每一次都得到一个新的、更为奇妙的印象。有时,翻滚的云涛中会裂开一道缝隙,让人一窥天国本身;透过那小小的缺口,可以看见一片蔚蓝到极点的天空,衬着一座纯白无瑕的山峰,那样高峻,那样与天空和云彩融为一体,简直不可能是属于人间的东西。这是干城章嘉峰的一种面貌。另一些时候,云雾散尽,我从大吉岭的热带森林里陡直地俯视下面六千英尺深的狭窄谷底,然后再一层一层地仰望越来越高的山脊,直到远在天际、笼罩在蔚蓝而如梦的薄霭之中的地方,我的目光便停留在那最高的山脉上——它一尘不染,缥缈空灵,最终耸起一座雄伟的主峰,从它所由升起的谷底算起,高近二万八千英尺。还有些时候,市集上家家都点起了灯,道路两旁的路灯也亮了,夜色几乎已经笼罩了大吉岭,却可以望见高高的天空中有一片玫瑰色的红晕——那是干城章嘉峰仍在承受阳光,而对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来说,太阳早已落山了。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面貌之中,干城章嘉峰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
大吉岭本身有这样的风景和草木,不消说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地方。而且它丝毫没有西姆拉那种忙碌的气氛。在这个季节,它几乎总是笼罩在雾中,像是裹在棉絮里一般。谁也不慌不忙,整个地方的情调安详而宁静。
代理副总督詹姆斯·布迪隆爵士、首席秘书麦克弗森先生、专区专员马林丁先生、县长沃尔什先生,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对他们的帮助格外感激,因为我不禁觉得自己有几分像是闯入别人领地的不速之客和偷猎者。自一八七三年以来,孟加拉政府一直在为解决他们与西藏之间的边境事务而努力,而如今到了紧要关头,却有一个陌生人从西姆拉那奥林匹斯山般的高处降临,来完成这最后的一举。我自然可以指望他们给予寻常的官场礼遇,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格外费心,把自己全部的情报和经验都交给我使用。不仅如此,后来我们向拉萨推进,在那整段令人焦虑沮丧的日子里,他们和他们的夫人对我妻子的体贴和关怀,我简直无法一一记述;我们对他们始终怀着最深切的感激。
我常常想,孟加拉政府在西藏事务上的遭遇是很不幸的。首先提出向西藏派遣使团这一主意的,是一位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一八七三年重新提出与西藏往来这一想法的,是另一位副总督。一八八五年首倡并竭力推动派使团去拉萨的,是一位孟加拉官员马科蕾。商订一八九三年通商章程的,是一位孟加拉官员保尔先生。而一八九五年提出在我看来最适当的解决办法——占领春丕河谷——的,又是一位副总督查尔斯·艾略特爵士。
然而随着岁月推移,处理边境事务的权力逐渐从他们手中被印度政府拿走,又从印度政府手中被帝国政府拿走。边境关系的处理越来越集中,从某些角度看,这或许是必要的,但它的一个后果在地方上已经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对边境事务丧失了责任感,地方官员也没有多少动力去培养处理这类事务的本领。因此,将来真正需要优秀的边疆官员时,就会找不到人;下一次派往拉萨的使团,十有八九会由伦敦外交部的一名书记员来率领。
六月十九日,我在滂沱大雨中离开了大吉岭。要体会那是什么样子,英国读者须设想自己见过的最猛烈的一场雷雨,再想象它日日夜夜不停地倾泻下来。我当然备有厚重的防水斗篷,还有骑马用的护膝围裙和一把伞;但湿气似乎浸透了一切,因为不仅有从头顶打下来的雨,还有四面八方钻进来的、无孔不入的雾气。不过,单是下雨,无论多大,都不能使我沮丧。道路穿过一片美不胜收的森林。栗树、胡桃、橡树、月桂、杜鹃和木兰长得极为繁茂,其间还有喜马拉雅种的桦树、桤木、槭树、冬青、苹果树和樱桃树。色彩最为艳丽的各种兰花,我可以一筐一筐地采。终年的潮湿和静止的空气,滋养出最纤巧的蕨类;苔藓也几乎同样美丽,从树上优雅地垂挂下来,与攀援植物的花彩交织在一起。
沿着山脊骑行了几英里之后,我们向惕斯塔河下降,又遇见了壮丽的树蕨、棕榈、竹子和野芭蕉。我们经过好几处兴旺的茶园,每处都有一座舒适却孤零零的平房,四周围着美丽的花园。路旁有各色斑斓的彩叶芋,使景色更加明快。但随着我们往下走,空气越来越闷热窒人;到了惕斯塔河边——这里海拔只有七百英尺——空气简直就和温室里一模一样。温度计没有升到华氏九十五度以上,但那热却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浑身每个毛孔都在淌汗,精力随着每一滴汗水流走,想到要在西藏的冰雪中过冬,倒真叫人振奋起来。作为后来那样一场远征的开端,这是很奇特的;但印度的军官必须随时准备承受种种程度的炎热或严寒,风暴或晴日,干旱或洪水,把遇到的一切都当作日常差事,欣然承受。
我们此时已进入哲孟雄本土。这是一条楔形的狭长河谷,从平原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的分水岭,把尼泊尔和不丹隔开。论草木之繁茂与种类之多,论兽类、鸟类和昆虫之丰富多样,依我说,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相比;因为它地处热带,从海拔仅几百英尺的地方,一直升到一道雪山山脉,最高峰达二万八千一百七十八英尺。
谷底很窄,宽约一百码的惕斯塔河以极大的速度冲过巨大的漂石,奔流在陡峭的悬崖旁边。主谷和支谷都很深,山坡陡峭,满山尽是浓密的森林,枝叶繁茂、优美而色彩斑驳。有巨大的热带橡树;有一种树干带板状根的树,高达二百英尺;有娑罗树、西谷椰子、竹子、芭蕉、羊蹄甲、「图克」树、露兜树,山脊上则有乔松。有一种开着下垂花朵、结着瓜一样果实的巨大藤本植物,到处可见;还有花形如壶的马兜铃,以及兰花和蕨类。热带植物生长之繁盛,没有哪里比这里体现得更好了。但几乎更引人注目的,是蝴蝶的数量之多和种类之繁。在二百来码的路上,我就数出十七个不同的种类,有些色彩美艳绝伦,闪耀着各种鲜亮的金属光泽;另一些则模仿树叶,停歇时把双翅合拢,看上去和树叶一模一样。不那么美丽、却同样丰富的,是种类繁多的昆虫。在这里,每一朵玫瑰都带着的刺,可真是厉害得很。蠓虫、蚊子、小飞虫,这一类东西所能想象的一切可怕和恼人之物,这里应有尽有;还有成千上万的甲虫;有些蜘蛛大得出奇;还有金龟子、蟑螂、带翅的蚂蚁;除了所有这些害虫之外,每一片树叶、每一片草叶上都有数不清的蚂蟥。这里确实是博物学家的天堂,但只对那种能使肉体充分服从精神的博物学家而言。伟大的约瑟夫·胡克爵士就是这样一位博物学家。他是达尔文的朋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首次考察了这个地方,至今仍健在于我们中间。
这一带的静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难得有一丝风,人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大的温室之中。但这里并非没有声响。且不说主河在慵懒的森林中奔腾冲激的咆哮,也不说水量充沛的瀑布轰然作响——瀑布四周镶着成片的铁线蕨和许多其他纤巧优美的蕨类,是这片景致中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在森林深处,还可以听到昆虫无休无止的合唱。鸟类几乎没有,所以也很少听到鸟鸣;但昆虫的嗡嗡声却一起一伏、富有节奏地响个不停,间或被看不见的蟋蟀那震耳欲聋、刺耳难听的尖叫打断。
这一切作为一种经历,是非常美丽、非常有趣的,但我并不想在这闷热的河谷里流连。所以当道路开始向甘托克上升、气温开始下降时,我很高兴。这时,典型的热带植物开始消失,在四千到五千英尺之间,一种桦树、柳树、桤木、杜鹃和胡桃,与芭蕉、棕榈和竹子并肩生长。植物中间有凤仙花、攀援的葡萄藤、黑莓、婆婆纳、勿忘草、草莓、老鹳草、兰花、树蕨和石松。
在这一片繁茂的森林和草木之中,面对着雪山山脉、望得见干城章嘉峰的地方,坐落着甘托克的政务官官邸。那是一座迷人的英国式房子,爬满了玫瑰,四周的花园里有杜鹃、木兰、各种名贵的美人蕉、树蕨、百合和兰花,以及一切足以令园艺家眼红的花木,几乎不用费力栽种就能长起来。
我在这里受到怀特先生的款待,他先我而来,做各项准备。他和怀特夫人在这里住了十四年。他们酷爱自己的花园,在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春天有各种英国花卉——水仙、黄水仙、三色堇、鸢尾——夏天则有美丽的热带植物。
他们也热爱自己周围的百姓。怀特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哲孟雄与不丹》一书中说,这些雷布查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民族,生活在他们中间是一种乐事」。他还说,他们是出色而可靠的仆人。这些人对怀特先生当然是忠心耿耿的;他在巡视他们的河谷时,以一种仁厚的家长式作风,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我特别留心观察他们,听取怀特先生对他们的看法,因为赫伯特·斯宾塞曾对他们大加赞扬。斯宾塞因为他们诚实温和,把他们树为文明人的榜样;我很想看看,近距离观察,他们是否像这位哲学家从远处看来那样值得敬重。
他们的面貌属于蒙古人种,却又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征,绝不会被误认为与他们两边相邻的西藏人、尼泊尔人或不丹人。他们似乎是沿着山麓从阿萨姆和缅甸迁来的。他们的主要特点无疑是温和,或者不如说是怯懦更为贴切。他们生活在一种静谧、柔和、潮湿的气候之中,性格也像气候一样柔弱;但他们的禀性也像他们的国土一样讨人喜欢。他们非常热爱大自然,采集标本的本领无人能及。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未受外界沾染的时候,他们坦率开朗,脾气温和,笑容可掬;在自在的时候,和蔼、殷勤而有礼貌。他们懒散,不知积蓄,但很少有私人的或政治上的仇怨。他们从不侵犯邻人,天性又极为诚实。他们的妇女贞洁,男女都不酗酒。
这六千雷布查人确实具备一切可敬的品质,其中许多是我们欧洲人并不怎么突出的。然而,单有温和而背后没有力量和激情,在世上恐怕是算不了什么的;要认真地把雷布查人当作我们生活的榜样,是不可能的。就连那些淘气的小个子廓尔喀人——若不是我们保护着雷布查人,他们早就把雷布查人吞掉了——我们其实也更喜欢些。
我们在甘托克只住了几天,便向西藏边境推进,因为此时夏季已过了大半,我们希望尽可能在入冬前把事情解决。雨始终不停,一桶一桶地倾泻下来。我们用来包裹行李的普通防水布,像纸一样被浸透了。在谷底,我们经过第三十二工兵营修路的营地,我从未见过比那更令人沮丧、更凄惨的景象。帐篷、衣服、家具——一切都是湿透的。炎热令人窒息,虫害令人难以忍受。热病耗尽了士兵们的元气。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过日子,真叫人不寒而栗: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挖呀,炸呀,修一条路,路一修好就又被冲进河里;干活时被雨水和汗水浸得透湿,回到营地,一切也同样是湿漉漉的;无论是干活还是在营地,无论白天黑夜,都受着虫害的折磨。然而,正是由于战胜了这样的条件,后来与西藏的解决才成为可能。
幸而他们中间约有二百人此时就要离开这阴郁的环境,作为卫队随我前往西藏边境。我们沿着河谷向上行进,道路有许多地方是在悬崖侧面开凿出来的,下临咆哮的河水,人与毁灭之间既无墙垣,也无栏杆。我只在克什米尔以外的罕萨见过比这更险的路。到处都是同样繁茂的草木。但哲孟雄这一中部地区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壮丽的瀑布。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可与之媲美的。我们正赶上雨季,激流涨到了极限,沸腾着,翻着白沫,轰鸣着,沿着山坡一级又一级地奔泻而下,在常绿的森林中闪着白光,四周垂挂、环绕着各种姿态优美的棕榈、蕨类和枝叶。
而现在,当我们到达更高的地带时,那些可憎的蚂蟥、蚊子、小飞虫和蠓虫都被抛在后面了,我们进入了高山植物的地带——云杉、白蜡树、桦树、槭树、山楂苹果和榛树,还有素馨、常春藤、绣线菊、酢浆草,林荫下处处有一种巨大的白百合亭亭玉立,美丽绝伦。
六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唐古。在这里,住在舒适的木头驿馆里,气候凉爽宜人,我们得以把闷热河谷里的一切沮丧都忘掉了。在低处遇见过的绣线菊、槭树、樱桃和落叶松,此时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柳树、刺柏、矮小的桦树、冷杉、白蔷薇、小檗、醋栗和许多杜鹃。山坡上长满青草,铺满了花,尤其是许多美丽的报春花,还有龙胆、委陵菜、老鹳草、风铃草、地生兰、飞燕草以及许多其他植物;在附近,我们还找到一种美丽的深蓝色罂粟。而最引人注目的植物,是在山坡上东一株西一株、孤零零地巍然挺立的一种巨大的大黄,即塔黄。胡克称之为哲孟雄最漂亮的草本植物。它的大叶片在基部平铺在地上,主株则直立起来,高达三英尺,形如金字塔,一簇簇的花朵由反卷的苞片护着,不受风雨侵袭。
使团真正的工作,就在唐古这里开始了。唐古离西藏人所声称的甲岗一带只有一站路程。到七月一日,卫队和后援部队——前者二百人,后者三百人——已全部集结,归布兰德上校指挥。士兵和驮畜在滂沱大雨中、在闷热而热病流行的低处河谷里行军,吃了很大的苦头;但现在到了唐古凉爽的空气中,他们恢复了体力,个个急于向西藏挺进。我自己也同样急切,但因为听不到有任何有品级、有权力的中国或西藏官员已到岗巴宗来与我会晤的消息,我决定让怀特先生带着鄂康诺上尉和全部卫队先行,去安排初步事宜。
七月四日,他们离开唐古,在大约九英里外扎营,营地位于甲岗那道墙的这一边。西藏人声称那道墙是他们的边界,前一年怀特先生曾把他们从那里撤走。还没到营地——也就是说,还在那道墙靠哲孟雄一侧很远的地方——怀特先生就遇见了岗巴宗的宗本,即守官;「宗」是藏语里堡垒的意思。宗本告诉怀特先生,在甲岗,即西藏人所声称的边界的另一边,驻扎着两位官员——达赖喇嘛的一位将军和一位首席秘书——他们奉派前来商议边界事务,急于在第二天与怀特先生会商。
怀特先生告诉宗本,他愿意在路上迎接这两位官员,并于次日晚间在自己的营地里友好地接待他们,但他不准备在甲岗停留,也不准备在那里进行任何商议。
第二天,鄂康诺上尉骑马先行,在甲岗那道墙边遇见了岗巴宗的宗本。西藏人声称那道墙是他们的边界,但它位于一条流入惕斯塔河的河上,因此显然是在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划边界的我方一侧,而那项条约是由中国驻藏大臣缔结的,当时他身边还有一名西藏代表。宗本一再纠缠鄂康诺上尉,要他下马,并劝怀特先生也下马。但鄂康诺上尉说,不可能进行任何商议。怀特先生带着卫队到达后,他们一行全都穿过那道墙,刚过墙不远,就看见那两位身着黄绸的拉萨官员,带着一大群没有武装的随从,正从他们的营地骑马迎面而来。鄂康诺上尉上前迎接,他们下了马,十分有礼貌地同他交谈。他们请他劝怀特先生下马,到附近他们的帐篷里去,用些茶点,「商议事务」。鄂康诺上尉回答说,怀特先生不准备中途停下,也不准备在甲岗商议事务,但很乐意当晚在他的营地里与他们见面;不过任何商议都必须推迟到我和中国专员到达岗巴宗之后。
他们步行着拥上前来,抓住怀特先生的马缰,一再纠缠,要他下马到他们的帐篷里去。与此同时,他们的仆从也围住英国军官们的马,抓住缰绳,想把马牵走。怀特先生同那两位拉萨官员十分客气地谈过之后,不得不叫来两三名印度兵开道,英国军官们这才骑马继续前进,那两位拉萨官员则上马回营去了。宗本后来又跟上英国军官们,一再设法劝他们在下一个营地停留一天,以便同那两位拉萨官员会商。他情绪非常激动,不止一次暗示可能发生冲突,并且说:「你轻轻弹一条狗一两下,它不会咬你;可要是你踩了它的尾巴,即使它没有牙,也会转过身来想咬你。」
我想,一方总是很难看清另一方的立场的;但他用来说我们的这番话,恰恰正适用于我们对西藏人的看法。正是因为西藏人侵犯了我们,甚至此刻还在条约所定边界的「以内」同我们交涉,我们才终于转过身来,坚持我们在条约上的权利。
当晚,中国代表何先生派人来说,他已到达边界那一边紧邻的吉日,并请怀特先生留在甲岗。
第二天,怀特先生和他的卫队从容地骑马越过边界,除了吉日小哨所的中国守官之外,没有遇见任何人,那位守官也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怀特先生在吉日附近扎营,何先生前来拜访,向他转述了驻藏大臣给总督的复函内容,并请求英国专员留在吉日,不要前往岗巴宗;这一请求被婉言谢绝了。驻藏大臣在这封公函中通知总督,他已再次派何先生会同亚东税务司巴尔上尉——他说,这两人的品级确与总督所派的专员相当——前来友好地商议一切事务。他又说,达赖喇嘛已派他的首席秘书和一名拉萨的代本,即将军,会同中国专员进行谈判。但驻藏大臣说,据他所知,岗巴宗是在西藏境内,所以会晤只能在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定的牧场附近的边界上进行。这就是说,驻藏大臣的主张是:尽管西藏人十三年来一直以武装占据着条约所划边界我方一侧的土地,我们却连暂时到同一条边界的西藏一侧去商议都不行。
七月七日,怀特先生带着卫队向岗巴宗进发,在离宗不远的一条小溪旁扎营。宗即堡垒,是一座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一座高耸的峭壁顶上,高出平原好几百英尺。何先生写信给怀特先生,说他已指示岗巴宗本为他提供给养,而他本人将在次日偕同那两位拉萨官员到达。我们回了一封致谢的信,并且凭着何先生这封信,怀特先生写信给西藏宗本,请他供应一些草料;但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还附带了一句颇不客气的口信。
精力充沛的补给运输官布雷瑟顿少校,已从哲孟雄上来安排补给事宜。第二天,他在离岗巴宗约三四英里的地方,找到一处富饶肥沃的河谷,那里草场丰茂,种着青稞,饲养着羊和牛。
傍晚,岗巴宗本带着两名下级官员来到营地,他们携来了拉萨代表的礼物。怀特先生接见了他们,并托他们带回客气的问候。随后,鄂康诺上尉在自己的帐篷里接见了送礼的人,相谈甚欢,谈了好一阵。那人显然对所受的接待十分满意,而怀特先生当时手头只有钱,想用钱作为回礼,那人却坚决不收。宗本的态度也非常客气,一再为他拒收来信一事道歉,并答应次日供应草料。
那两位拉萨官员,就是中国驻藏大臣致总督函中所提到的那两位,于七月十一日拜访了怀特先生。他们举止得体,但对他们所谓我们越界一事提出了抗议。会见怀特先生之后,他们又去拜访了哲孟雄王储,王储是前一天到达怀特先生营地的。鄂康诺上尉在这里以一种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同他们长谈了一番,想弄清他们来时究竟被授予了多大的权力。但他们回避了一切询问,只是一再说,倘若他们没有得到正式的命令,当然就不会到这里来。同一天,怀特先生拜访了何先生。
十二日,鄂康诺上尉同那两位拉萨代表谈了两个钟头。他打听出,那位首席秘书曾到过北京,是取道加尔各答和上海往返的。他们所持的立场是:他们的政府指定商议事务的地点是甲岗边界,到了那里,他们就会出示凭证。至于公文往来,他们说,按照中国人与西藏人之间的某项条约,西藏人与外国人之间的一切公文往来,都必须经由驻藏大臣办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接受我们的来信,也不能作复。但他们仍然断言,他们有全权在适当的地点——甲岗边界——同我们的专员谈判。
他们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厌恶。他们说,中国人瞧不起西藏人,还常常充当放外国人进入这个国家的帮手——可怜的中国人,我们却指责他们把外国人挡在「门外」!西藏人与中国人的关系确实反常到了极点。一方面,西藏人几乎事事都听从何先生,甚至把从我们营地收到的公函转交给他,生怕自己留着会惹上麻烦;另一方面,何先生本人也承认,在许多事情上他是无能为力的。西藏官员似乎像孩子一样软弱无能,对自己的政府怕得要命;可与此同时,凡是牵涉到英国人的事情,无论大小,他们都存心百般阻挠,而且一有方便,就随时准备把中国人当作现成的替罪羊。
七月十三日,怀特先生正式拜访了他们,会见结束时送了他们礼物,其中包括每人两包茶叶。他们想对收受茶叶提出些异议,但没有人理会,礼物也就收下了。
所有这些事情进行之际,我承认,我在唐古是有些焦虑的。像怀特先生那样不顾一切抗议进军越过边界,这样写下来,看上去是一种非常专横的举动。但这也是非常冒险的。为了避免一开始就发生正面冲突,我特意决定不像前一年那样,用武力把西藏人从甲岗赶走——这一决定虽然不太明智,但毕竟有这一层用意。怀特先生只是穿过那里,直接开往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商定的谈判地点。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西藏军队留在了我们交通线上一个有利的位置上;而西藏人显然正处在易于激怒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不小的风险。布兰德上校和我在唐古,每天都颇为焦急地盼着怀特先生那边的邮差到来。
从表面看,西藏人主张在甲岗商议,似乎有几分道理;拉萨的官员终于来了,还有一位中国代表同来,甚至还带了凭证,并且准备谈判,那么我们在那里同他们会晤、谈判,似乎更合情理。但事实上,这样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无非是不让我们进入那道墙以内而已。真正意义上的谈判权,他们是一点也没有的;而且他们会害怕作出任何让步,唯恐自己的财产乃至性命因此丢掉。即使后来我们到了拉萨近旁,品级高得多的人前来同我们会晤,他们也完全没有权力。就连摄政也没有,整个噶厦也没有。西藏人根本没有处理对外关系的机构。他们按照某种安排,让中国人替他们处理对外关系;然而,正如我们所亲身经历的那样,中国人替他们办了的事,他们却拒不遵守。
第十章岗巴宗
既然中国和西藏方面总算派出了某种代表,尽管他们品级不高,授权也不大,我认为还是前往岗巴宗与他们接触为好,亲自对局势作出判断。于是我在十八日从唐古一口气骑马直抵岗巴宗,同行的有哲孟雄的工程师多佛先生——那些出色的简易道路和桥梁都是他修成的——另有几名骑兵护卫。
过了唐古,山坡越来越荒凉;树木让位于低矮的灌丛和矮小的杜鹃,再往高处,连这些也不见了,等到我们越过康拉山口时,只剩下粗硬的荒草。山口本身并不难走,虽然海拔刚过一万七千英尺。从山口下来,我们才算真正进入了西藏,景象的变化极为显著。狭窄的山谷不见了,代之以广阔的大平原,虽有远处的山脉横亘其间,而且全无树木,却开阔坦荡,四面八方都可通行。天空也晴朗了。季风带来的浓云被抛在身后,阳光炽烈,阴凉处的气温升到华氏八十二度,正午时分热得相当难受,夜里却有华氏冰点以下四度的寒霜。
我们骑马深入西藏,来到开阔地带,远离了喜马拉雅山脉,于是得以纵览那雄伟山脉的壮丽全景:东端是海拔二万四千英尺的绰莫拉日峰,正中是二万八千二百七十五英尺的干城章嘉峰,远在西边九十英里之外的,则是二万九千零二英尺的珠穆朗玛峰本身。
七月二十日,我正式拜会了何先生和西藏代表。何先生不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官员,给我的印象不佳。西藏的首席秘书倒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我当时在报告里说,他「生着一副极其和蔼、仁厚、文雅的面相」。但相貌欺骗了我;直到将近十四个月后条约缔结为止,在所有西藏人当中,他始终是对我们最怀敌意的一个。
既然是初次会晤,我没有进而商谈任何正事,只是告诉代表们:驻藏大臣致总督的那封信,我必须等候总督的指示,因此还不能开始正式谈判;但下次会面时,我会把总督对局势的看法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好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意见,等正式谈判开始时,就可以提出解决的方案。
两天以后,他们全体前来回拜,照例寒暄一番之后,我说现在要履行诺言了,便吩咐译员开始宣读我事先准备好、由鄂康诺上尉仔细译成藏文的一篇讲话。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西藏人就对在岗巴宗举行谈判提出了异议。他们说,正当的地点是甲岗。我告诉他们,会谈地点不由谈判者决定,而是由总督和驻藏大臣决定的。总督选定岗巴宗,是因为它靠近有争议的那段边界;他之所以选在边界的西藏一侧,而不是印度一侧,是因为上一次谈判是在印度进行的,而中英两国政府费尽周折缔结了条约之后,西藏人却不认账,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这一次,总督决定谈判应当在西藏境内举行,并要求由一位最高品级的西藏官员参加,以便新的协定达成之后,西藏人不能再说他们一无所知。
接着,西藏人又对我的卫队人数提出异议。我解释说,这不过是与我的身份相称的卫队而已,比上次谈判时中国驻藏大臣带到大吉岭和加尔各答的卫队还要少。他们说,他们原以为谈判是友好的,所以自己没有带武装卫队来。我答道,谈判当然是友好的,倘若我怀有敌意,带来的人就远不止二百名了;这个人数,只不过刚够保护我免遭歹徒袭击而已,而这类袭击,不久前就曾在中华帝国的京城加之于英国公使。
于是译员宣读了我的讲话。讲话追述道:十七年前,总督曾提议派一个和平使团前往拉萨,商定与西藏通商的条件。英国臣民有权在中华帝国的其他地区和行省通商,正如中国皇帝的一切臣民都获准在大英帝国的每一处地方通商一样。唯独在中华帝国的这一个属地,在西藏,通商总是受到阻挠。当时的印度总督正是为了与拉萨的西藏当局商讨此事,看看能否消除这些障碍,才在征得中国政府同意之后,提议于一八八六年派遣使团前往拉萨。但使团即将启程之际,中国政府在最后关头通知总督说,西藏人极力反对接纳英国使团入境,因此他们,即中国政府,恳请将使团延期;总督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善意,并在中国方面将劝导西藏人促进和发展贸易这一明确谅解之下,撤销了这个使团。
自从中国人作出那项承诺,如今已过去十七年了;英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抱怨,这些年来,由于西藏人一贯的阻挠,中国人始终未能履行他们的诺言。
总督撤销使团所表现的宽容,在西藏人那里却得到了恶报,因为他们竟毫无缘由、毫无理据地侵入了一个受英国保护的邦国。即便如此,总督仍隐忍了将近两年,相信他们会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而撤走。但他们仍然盘踞在哲孟雄,甚至向驻在那里的英国军队发动攻击,总督才不得不惩罚他们,把他们逐出哲孟雄,并一直追进春丕。若不是中国皇帝与英国女王之间存有友谊,英国军队本会留驻春丕,作为对他们无端攻击的惩罚。
然而出于对那份友谊的尊重,总督同意与代表西藏人行事的中国驻藏大臣进行谈判,几年之后达成了一项协定,划定了西藏与哲孟雄之间的边界,并作出安排:商人可以来到亚东,把货物卖给任何他们愿意卖的人,购买土产,雇用驮运,经营生意而不受任何无理的限制。协定还规定,五年之后,若任何一方希望作出修改,双方应再次会商,订立新的协定。
五年期满,女王的印度事务大臣写信给总督,询问条约的遵守情况,得到的答复是:英国和中国官员在条约所划边界上竖立的界桩,被西藏人毁掉了;他们占据了界内甲岗的土地;他们在亚东的另一侧筑起一道墙,不准任何人通过去同那些从印度来的商人交易;最后,他们以条约并非由他们自己人签署为由,拒不承认驻藏大臣和总督所签订的条约。
女王的大臣听说他们竟如此蔑视驻藏大臣和总督所签的条约,大为震怒,便命令怀特先生前往甲岗,把擅自越过驻藏大臣和总督所定边界的西藏人驱逐出去。怀特先生去了那里,赶走了西藏人,拆毁了他们的哨所,并向总督报告了经过。
驻藏大臣听说怀特先生所为之后,致信总督说,倘有任何需要商议的事情,他将派一名中国官员和一名达赖喇嘛的代表,同一位英国官员一起解决。总督复信说,他已派一位高级官员会同怀特先生前往岗巴宗,就边界和通商的一切事宜作出解决;但由于西藏人毁弃旧约,理由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总督阁下已致函驻藏大臣,要求参加谈判的必须是一位最高品级的西藏官员,其约束本国政府的权限必须无可置疑。怀特先生和我因此前来,一旦我从总督那里得知他对最后这一点已感满意,便随时准备开始谈判。
我可以向他们保证,总督绝无吞并他们国家的意图;而且,倘若他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在通商问题上表现得通情达理,总督或许还会在甲岗附近的土地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我警告他们:旧约是驻藏大臣在他们战败之后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缔结的,他们却这样毁约背约,那么就必须料到,总督会要求他们作出某种保证,保证忠实遵守今后可能达成的任何新协定。
我说:「你们来印度游历经商,悉听尊便。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可是印度若有人想到西藏经商,就会在边界上被拦住,谁也不准接近他。他可以在俄国、在德国、在法国以及其他一切大国经商,也可以在中华帝国的其他一切属地,在满洲、在蒙古、在突厥斯坦经商;唯独在西藏,在世界各国中只有这一处,他不能经商。这是一种片面的安排,与你们这样一个公正而有教养的民族很不相称。总督阁下虽然无意吞并你们的国家,而且倘若你们在准许通商一事上通情达理,他确实可能在甲岗附近的边境土地上向你们让步,但他必定要坚持,你们多年来在印藏贸易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必须一劳永逸地予以清除。」
这篇讲话当然是说给拉萨政府听的。西藏官员不肯接受任何书面文件,但我想,口头的话他们或许还有万一的可能转达上去,尤其是当着一位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的面,并且在我预先正式打过招呼之后说出来的话。
讲话宣读时,西藏代表们听得很专心,但读完之后却说,他们不能就此进行任何讨论。我答道,我也不能同他们讨论,因为我还没有接到总督的通知,说他认为他们的品级足以进行谈判。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不惮烦劳,非正式地把总督的看法告诉了他们,相信他们会向本国政府报告。他们回答说,连这一点他们也做不到;除非我们退回甲岗,否则他们什么报告也不能写。
这时何先生插话,说西藏人十分愚昧,很难打交道,问我能否迁就他们一下,同意到边界上去。我说乐意之至,等总督准许我与之谈判的代表到场时,我很愿意同他们一起骑马到边界上去,就地讨论这个问题;但边界并不像西藏人以为的那样在甲岗,而是在康拉山口,距我们所在的地方只有十英里。何先生说,边界的确切位置尚未查明,但应当是在水流向印度的地方。我说只要花五分钟调查一下,就能弄清那是在哪里;何先生说,那样的话,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了。
何先生的中国秘书随后建议,我应当把译员宣读的那份讲话稿交给西藏人。我欣然同意,并在何先生的赞同下,把它递给了他们。但他们甩掉那张纸的那份急切,就是甩掉一条毒蛇也不过如此。他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随即把它转交给了何先生的秘书;因为他会说英语,我也另给了他一份英文本。
这些所谓的代表从此在岗巴宗再也没有走近过我们,而是把自己关在宗堡里生闷气。我在向政府报告这次会晤的结果时说,怀特先生和我都认为,政府必须做好谈判旷日持久的准备,也要做好可能需要动用强制手段的准备。我说,西藏人的态度之横加阻挠,完全不出怀特先生以及其他每一个了解他们的人的预料;尽管我会用尽一切可能的说理和劝导手段,但眼下我看不出有多少不经强制而达成解决的希望。
倘若代表们不愿给我任何事做,我也很乐意什么都不做,因为我在岗巴宗的营地里过得十分快活。我的全体随员都是令人愉快的伙伴,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怀特先生在把营地布置得舒适、把伙食安排得周到方面,是再好不过的能手;我们既没有印度平原那种令人窒息的酷热,也没有山区雨季的种种不适。季风已经够不着我们了。偶尔有一阵清爽的阵雨,但七、八、九三个月的降雨量只有四点九英寸,大部分时候天气晴朗明净。我们能望见起伏的平原以外极远的地方。我们常常看着巨大的季风云团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席卷而过;常常瞥见某座雄峰巍然高耸于云团之上;近处的干城章嘉峰和最远处的珠穆朗玛峰,更是永远令人赏心悦目。
我们有的人出去猎羚羊和盘羊;有的人去采集植物或考察地质;后来我们的科学人员到齐了,我便可以随海登先生去寻找化石,随沃尔顿上尉去采集鸟类,随普雷恩上校——他如今是邱园植物园的园长——去采集植物,轮流听这几位专家讲述各自学科中的种种趣味,所以这些顽固的西藏人要把我们在那高原上拖多久,我是一点也不在乎。
不过,拉萨的代表虽然不愿再同我们说什么,却有一个代表团替班禅喇嘛来见我。班禅喇嘛在宗教上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相等,只是政治权力较小。他们说,他们奉派前来向我们陈情:由于我们驻在岗巴宗,班禅喇嘛受到拉萨当局的百般刁难;拉萨当局要他为放我们越过边界负责,因此他恳求我行个好,退回边界那边,或者退到亚东去,因为亚东才是指定举行这类会谈的地方,好让他免受这番刁难。我把对拉萨代表讲过的种种理由对他们重复了一遍。他们要客气得多,以一种十分友好、甚至颇为愉快的态度同我商谈此事。不过他们说,他们对那项条约一无所知,因为那是驻藏大臣缔结的,不是他们自己缔结的,他们不能为遵守条约负责。我说,这恰恰就是我们如今来到西藏的原因。我们希望现在就在这里订立一项新条约,让西藏人能够参加谈判,这样他们今后就不能再说对此一无所知了。他们笑了起来,说这个道理很有道理,但毁约的是拉萨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我们应当到亚东去,在那里订立新条约。
我告诉他们:第一,他们也越过了条约所定的边界,占据了甲岗,所以同样毁了约;第二,我们必须把西藏人看作一个整体,每一部分人的行为,都要由全体负责。
我当时报告说,这次会晤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西藏人虽然幼稚得过分,却是十分和气、快活的人,就个人而言,对我们大概颇有好感。
八月七日,中国领事界的威尔顿先生来到我们这里。他原在四川成都代理领事,我同他谈了不到五分钟,就意识到他对我们将是多么大的帮助。他当即指出,无论中国代表还是西藏代表,其品级和权限都远远不足以同我们进行谈判;除非是驻藏大臣中的一位和一位西藏噶伦,否则谁来都无济于事。新任驻藏大臣是上一年十二月专为主持这次谈判而委派的,威尔顿先生在成都亲眼见过他;而中国人办事之拖沓,于此可见一斑:威尔顿先生八月初就到了我这里,那位驻藏大臣却直到次年二月才抵达拉萨,距他从北京动身已有十三个月之久。
总督听取了威尔顿先生关于代表身份的意见之后,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函中国驻藏大臣,提议由他本人或帮办大臣前来与我会晤;又说,现在的西藏代表已经表明他们完全不适于办理外交,连我所作的那篇阐明印藏关系的讲话的抄本都不肯接受,因此他提议邀请西藏政府委派一位达赖喇嘛的噶伦,由民众大会的一位要员陪同前来。
至于驻藏大臣对选定岗巴宗为会谈地点所提的异议,寇松勋爵说,岗巴宗是西藏境内距争议边界最近的地点;而且这次谈判必须在西藏进行,因为被西藏人拒不承认的前一项专约是在印度缔结的,英王陛下政府不准备容许任何新协定再遭同样的否认。不过,冬季将近,倘若谈判届时尚未完成,我或许得在西藏境内另择一地过冬。最后,总督强调了我的地位和职责的重要,并声明我有权期望驻藏大臣答复我的来文,并有权指望他的合作。
在岗巴宗本地,事情毫无进展。有一阵子,我们的确担心会遭到攻击;我毫不怀疑,倘若我们稍有松懈或疏于防范,我们就会遭到攻击。但贝休恩上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他的部下都惯于边境作战,一切防范措施都做到了。我们的营地筑有坚固的工事,四周地区也有定期的巡逻。
然而,有两个哲孟雄人照惯例到日喀则去,却被抓了起来,我们听说他们不是受了酷刑,就是被杀了。尽管我们一再交涉,西藏人仍拒不放人;作为报复,我们不得不扣押西藏人的畜群,并把我此前冒着相当风险准许留在甲岗的西藏人全部撤走。
八月二十一日,日喀则附近扎什伦布寺的大堪布前来,代表班禅喇嘛再次陈情,这时似乎出现了一线解决的希望。他是一位谦恭和蔼的人,随行的有两名僧人和一名俗人代表,此外还有班禅喇嘛先前派来的那位代表。堪布说,班禅喇嘛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再向我陈情一次。不过这次陈情与第一次并无二致,我也以同样的理由作答。他对甲岗一事尤其坚持,我便问他:一个人手里有某样东西,另一个人想从他那里得到,哪一种做法更明智——是同他交朋友,还是千方百计惹他生气?西藏人听了这个道理,全都哄堂大笑。我接着说,拉萨当局非但没有尽力使我们对他们产生好感,使我们愿意在甲岗问题上让步,反而一贯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他们只派了些小官来见怀特先生和我,而这些小官除了说非在甲岗不谈之外,什么也不做。这可不是使我们对他们产生好感的办法。
堪布说,那些代表不是小官,品级仅次于噶伦。我说,我之所以断定他们是没有多少权力的人,是因为我初到时向他们发表了一篇讲话,请他们把大意报告拉萨政府,他们却拒绝了。他们若连一篇讲话都不能转报,我想他们也就不配谈判一项重要的条约。
我请堪布向班禅喇嘛转达这样一个忠告:倘若他希望我们撤出岗巴宗,就应当运用他的影响力,促使拉萨当局派出合格的代表,并指示这些代表以通情达理、友好的态度同我们商讨问题。那样的话,事情很快就会解决,我们也就可以返回印度了。
接着我同堪布谈了些私人的话,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寺院里接受宗教教养,不习惯处理政治事务。我对他说,我羡慕他那虔修的生活。为这些政治小事争来争去是我的本分,但我一向敬佩那些毕生敬奉神明的人。他问我可否再来看我,我说他可以每天来,从早到晚都可以来;而且会说藏语的鄂康诺上尉也会常去拜访他。
八月二十四日,堪布又来看我,说他上次拜访之后,曾去见拉萨代表,力劝他们在岗巴宗而不在甲岗谈判。但他们回答说,正如我奉命在前一处谈判,他们奉的命令是在后一处谈判,不能同意任何别的安排。因此,堪布这次是来告诉我:附近有几百名西藏军队,倘若我把卫队遣走,他可以设法让这些军队撤走。他认为那样一来,拉萨政府大概就会同意在岗巴宗谈判了。我告诉他,西藏军队在那里,我丝毫不反对;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自己在附近有那么好几百人,却对我身边这区区小队人马有什么可反对的。
这位心地单纯的堪布于是问我,能否遣走一半人,他本人愿意留在我们这里做人质。他解释说,西藏人认为我们是硬闯进他们的国土来的,所以来意不善,减少卫队就能平息他们的疑惧。我告诉堪布,我不能承认我们是硬闯进西藏的,因为直到现在,我对条约所定边界以内有西藏士兵这件事一直置之不理,而他们本来就无权待在那里;接着我又把关于卫队人数的老话重复了一遍。
堪布彬彬有礼地为提了这么多要求、给我添了这许多麻烦而致歉。我告诉他,他可以整天向我提要求,他会发现我随时愿意倾听,并给他至少在我看来是合理的答复。班禅喇嘛因此受到的种种不便,我深感遗憾;我确信,倘若这场谈判由班禅喇嘛和他派来见我的这几位彬彬有礼、通情达理的顾问来主持,我们很快就能达成解决。
我劝堪布请班禅喇嘛直接向拉萨陈情。他答道,他们不准提出违背拉萨政府命令的陈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在当天再去见拉萨代表,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又一次设法劝我退回甲岗,并请他们向拉萨提出请求,准许在岗巴宗开始谈判;他甚至说,代表们若因胆敢提出这一请求而受到拉萨政府的任何惩处,他愿意代他们承受。
接着他问我,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我们想要什么。我告诉他,我初到时所作的那篇讲话已把我们的要求详尽地说明了,我很乐意给他一份抄本。但他对那篇讲话已很熟悉,问我开辟商埠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商埠,不能像亚东那样背后筑一道墙封死——那是一个印度商人可以前来同西藏商人会面的市场,就像我们在中华帝国其他地方所有的、从前在日喀则本地也曾有过的那种商埠。
堪布本人是一位可爱的老先生。他或许有过的那点才智,在偶然相遇的人眼里并不怎么明显;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流露出地球是圆的意思,他便纠正我,并向我担保说,等我在西藏住得久了,有工夫研究研究,我就会发现地球不是圆的,而是平的;也不是圆形的,而是三角形的,就像一块羊肩胛骨。另一方面,他极爱交际,十分和蔼。他常来同我们一起吃午饭、喝茶,一连几个钟头同鄂康诺上尉和贝利先生一起摆弄留声机、打字机、图画、照片以及我们营中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
然而局势这时开始恶化了。八月三十一日,一位消息来源特别灵通、值得信赖的人告诉我,他确信,不到被逼无奈、事态已成之时,西藏人是什么也不会做的。据说他们心里认定,自己的力量与我们完全相当,非但我们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他们反倒以为能从我们这里逼出些什么来。约有二千六百名西藏士兵占据着帕里至日喀则一线的高地和山口。不过,我的这位报信人认为,他们眼下还不会进攻我们,到了冬天,我们的交通线被切断时,却可能动手。他们眼前的方针是消极阻挠。他们已打定主意,不在西藏境内同我们进行任何谈判,只是把我们撂在岗巴宗不管;而我们倘若想再往前推进,他们就要以武力阻挡。他们担心,给我们一寸,我们就会要一尺;今年让我们待在岗巴宗,明年我们就会去日喀则,后年就会到拉萨。所以他们决心一开头就把我们挡住。
我听说,日喀则的那位堪布曾尽力劝拉萨官员采取较为通情达理的看法,但没有成功。拉萨官员完全受拉萨的民众大会支配,而这个大会主要由拉萨的僧人组成。
为了在岗巴宗谈判一事竟闹出这许多周折,实在令人费解,因为中国政府早在七月十九日就通知我国驻北京公使说:「驻藏大臣现已与达赖喇嘛商定,委派品级相当高的西藏官员二人,随同何知府前往岗巴,与荣赫鹏少校及怀特先生会晤,商讨应采取何种步骤。」中国政府还说,他们相信这一积久的争端可望迅速友好地解决,并请汤雷先生将这一照会的内容电告本国政府,以便指示荣赫鹏少校和怀特先生以友好的精神同已委派的西藏及其他代表开始谈判,希望悬而未决的问题届时能迅速而彻底地得到解决。
中国政府的确曾要求英国政府撤回我们在岗巴宗的军队,但这是根据他们得到的一份报告提出的,那份报告说,我随怀特先生之后前往岗巴宗时,要把留在唐古作后援的三百人一并带去。
达赖喇嘛本人曾同意以岗巴宗为会谈地点,这一点从中国政府随上述照会一并转给汤雷先生的拉萨驻藏大臣的电报抄本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驻藏大臣的原话是:「达赖喇嘛答复大意谓:英国政府既已派荣赫鹏少校为勘界委员,怀特先生为会同委员,并定于本月七日在边界驿站岗巴与双方代表会晤,而何光燮知府数日内亦将由靖西前往该处,事关重大,他理应亦委派品级在寻常以上的译员官员前往岗巴,会同寿知府(疑为何知府)与英国代表会晤,商讨边界问题。」
再没有比这更明白的了。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都接受了岗巴——也就是岗巴宗——作为会谈地点,并指示他们的代表前往那里与怀特先生和我会晤。然而,等我们在约定的地点会面时,他们却拒绝同我们打任何交道!
我想,这一咄咄怪事的答案,或许可以在驻藏大臣致其本国政府的那封电报的最后一段里找到。就在这同一封电报里,驻藏大臣一面宣布达赖喇嘛正派代表随何先生前往岗巴宗与我会晤,一面又要求我们「务须小心,切勿越过边界,以免再度引起西藏人的猜疑与惊惶」。
我的印象是,无论中国政府、驻藏大臣还是达赖喇嘛,都不知道岗巴宗是在边界的西藏一侧。这些人对边界愚昧无知到了骇人的地步,却又把边界事务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正是我们所要对付的主要困难之一,也正是使我们绝对有必要在拉萨本地同他们当面谈判的原因。
无论如何,不管他们对岗巴宗的位置是否真的无知,他们都曾正式同意派代表到那里同怀特先生和我会晤,而这些代表却一直连来文都拒不接受,这是绝对无可辩解的。
九月一日,何先生来见我,说他因病被召回拉萨。我借此机会历数中国政府给我们造成的种种难处:他们对西藏人承担了责任,却又无力履行。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体谅中国政府,结果却是西藏人毁了旧约,如今又对谈判新约百般阻挠。我希望他向驻藏大臣陈明局势的严重,并使他认识到,运用他对西藏政府的影响、促使其改变目前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态度,是何等重要。西藏人似乎并不明白,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冒犯英国政府,因此单单为了谈判地点这样的事情横加反对,于他们是很不相宜的。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谈判的机会,倘若拉萨政府仍坚持拒绝在岗巴宗谈判,而中国人仍显得无力使他们在那里谈判,那么驻藏大臣就必须明白,局势将变得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英国政府自行处理此事,采取自己的措施来求得解决,中国人和西藏人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何先生说,他会把这一切向驻藏大臣解释清楚;他还当场向在座的西藏人——日喀则的堪布等人,但拉萨代表不在其内——作了解释。这些人似乎为之所动,不过他们说,我们的做法十分霸道。
九月二日,印度政府要我就西藏人若继续如此冥顽不化时应如何应付局势提出建议。我在九日答复说,我认为总督给驻藏大臣的复信至少可能对中国人产生一些效果。中国人和西藏人至今都以为,这次的使团不过是多年来在哲孟雄边境上来来去去、一事无成的那些小使团中的又一个罢了。他们以为,只要在夏秋两季阻挠得够厉害,我们无疑就会在入冬前回去。在这一点上,总督的信将使他们不再存任何疑问。信中明白表示,我们打算在此过冬。我说,除此之外,我在同何先生和日喀则方面的人谈话时,也曾设法说动中国人和班禅喇嘛,对顽固的拉萨僧人施加压力。但我认为,单凭口头劝说就能奏效的希望很小,必须采取直接行动。据我了解,已经下令再派一个工兵营去整修通往则里拉山口的道路。因此我建议,大约在同一时候,从后援部队中抽调一百人来加强我的卫队。
然而我认为,比什么都更能打动西藏人的,莫过于向他们表明,尼泊尔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站在他们一边。尼泊尔首相已经答应提供八千头牦牛。我打算让其中五百头取道定结宗一路走到我们这边来,并建议由尼泊尔王廷派一位合适的代表随行,正式把牦牛交到我们手里。这就是一个西藏人绝不会看错的信号:尼泊尔人站在我们一边。
增强卫队与尼泊尔牦牛的到来,可以安排得恰好与第二十三工兵营约在一个月后集结于则里拉山口附近同时进行。我认为,要使西藏人回心转意、变得通情达理一些,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倘若这些措施仍不奏效,那么最显而易见的路子便是进入春丕谷,因为则里拉山口整个冬天随时都可以翻越,而沿春丕谷一线,正是通往拉萨最好的商路和军路。春丕谷一经占领,使团便可由尼泊尔牦牛驮运,挺进江孜。届时第三十二工兵营和全部运输队都可调往春丕谷一线,以这条线作为我们的主要交通线。
这些就是两个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连同西藏人取得联系都如此之难以后,我向政府提出的建议。无论怀特先生还是我,我们当中谁都不真正指望在拉萨以外的任何地方能达成最终的解决;因为身在当地的我们看得很清楚,要把谈判办成,就非得同那些把一切权力攥在自己手里的僧侣独裁者短兵相接不可,而边境上的官员连把真实情况禀报给他们都不敢。然而在那个时候,哪怕我对最亲近的朋友悄悄提一声「拉萨」,都算得上大逆不道——这两个字的声音在英国会引起何等的骚动。于是我绞尽脑汁,也让别人绞尽脑汁,去设想种种替代进军拉萨的办法,好让这些办法逐一用尽之后,才提出那个骇人听闻的建议。后来我也确实老老实实地力求把每一项措施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然后才提出下一项,因为我完全明白,在这类事情上,英国本国的任何一届政府要取得下议院的支持都是何等困难。这样的办法代价极高、风险极大、收效极微;但只要一个身处亚洲腹地的官员能做什么,取决于英格兰腹地那些乌烟瘴气的工业城镇里「街头百姓」的「意愿」,我们的行动就只能是迟缓的、笨拙的、犹疑的,而它本应是果断利落的。
我已经提到尼泊尔政府愿以牦牛相助。牦牛是西藏特有的一种野牛,在高海拔地区作为驮畜极有价值。这一提议不但有很大的实际用处,在政治上的意义更为重大。现在也该来考察一下局势中的这另一个重要因素——尼泊尔政府的态度了;因为在这件事上,尼泊尔的处境颇为特殊。一方面,它每三年遣使北京一次,又同西藏人订有条约,依约西藏人一旦遭到攻击,它就有义务出兵相助;另一方面,它又同我们有政治上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尼泊尔政府将采取什么态度,对我们关系甚大,而在他们自己内部,无疑也是一个反复斟酌的问题。
印度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致印度事务大臣的公文中一开始就申明,他们打算在整个行动中与尼泊尔王廷完全协调一致,并在认为适当时邀请对方参加我们的使团。印度政府相信,同尼泊尔王廷坦诚商议、通力合作的方针,必能使对方极其热诚地协助我们的计划。在德里举行加冕大典时,寇松勋爵与尼泊尔首相羌达·苏姆谢尔·忠格大君——就是一九〇八年到过英国的那一位——有过一次会晤,证实了这一印象。尼泊尔政府对西藏有人从事阴谋的传闻极为忧虑,认为尼泊尔国家的前途与此直接相关。不仅如此,大君(即首相)还准备以印度政府认为最妥当的任何方式,无论在边界之内还是边界之外,同印度政府合作,以挫败那些他认为与本国利益根本不相容的图谋。
这一意向,大君后来一直到使团结束,都极其充分地履行了。先是慷慨答应提供五百头牦牛,此时又进一步答应在一个月内再提供八千头,这是这一意向第一个实际的表现。第二个表现接踵而至。九月初,我从我国驻尼泊尔代表雷文肖上校那里收到一封信的译文,那是尼泊尔首相刚刚写给拉萨噶厦的。我们与尼泊尔首相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默契,雷文肖上校出力甚多。
尼泊尔首相在信中说,他从本国边境官员和报纸的报道中得知,由于西藏方面没有派出握有全权的代表在岗巴宗同英国代表交涉,事情无法得到解决,英国代表却在那里白白滞留。不派握有全权的代表,加上噶厦长期以来忽视、未能促成合理的解决,迫使他不得不指出,这种「无理的行为」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首相说,尼泊尔与西藏的条约规定,西藏领土一旦遭到任何外国王公侵犯,尼泊尔将予以援助。因此,当西藏人与任何别人发生意见分歧时,他理当尽力以劝告和指点相助,以免西藏人因这种分歧而遭到祸患。而西藏人对眼下这件事的处置,看来实在不值得称许,所以在这场「他们自己造成的」危机中,他所能给予的援助,就在于提出有利于他们国家福祉的劝告。倘若他们不听他的劝告而招致祸患,那么对于他们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困局,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相助了。这一点务必明白,因为在他看来,英国政府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不当或蛮横之处,只是力求使条约的条款得到履行;听任事态迁延下去,把一个如此强大的政府派来维护这种权利的官员视为仇敌,既违背条约,也违背一切道义和事理。况且,中国皇帝为了他们的好处,派驻了高品级的驻藏大臣,他们连驻藏大臣的劝告都置之不理,不肯同英国代表商办事务,实在是大错特错。
尼泊尔首相给噶厦的劝告是这样的:如果传闻属实,说他们以一八九〇年的条约是中国人而不是他们自己订立的为理由,拒绝受其约束,那么他们的做法就非常不妥。西藏人和尼泊尔人向来尊崇中国皇帝。既然如此,宣称条约由中国人订立、因而对西藏人没有约束力,就是不妥的,因为不论做了什么,都是代表他们做的。首相指出,自从英国与尼泊尔两国政府缔约以来,两国政府的代表都驻在对方国内,忠实遵守条约的条款一直使尼泊尔政府获益,他们的宗教也丝毫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安排带来的好处多得不胜枚举。缔约以来,英国政府曾数次把尼泊尔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归还给他们,那些领土的岁入多达数十万卢比。西藏人必须记住,他们要打交道的那个政府不是专制政府,而是立宪政府;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英国人帮助尼泊尔人长期保持了本国的自主,而他们如果有意专横不义地行事,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夺走这种自主。首相接着说,尼泊尔人与英国人的关系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英国人对尼泊尔人在宗教和社会上的种种成见都恪加尊重。因此,倘若西藏人即使到了现在也能抓住时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像真正的朋友那样对待英国人,他确信西藏从这种联合中得到的好处,将与尼泊尔迄今所得的一样。从任何方面看,都看不出英国政府对西藏怀有什么恶意。众所周知,英国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这样一个大帝国的君主竟会怀有不公不义地攫取西藏这个山国的图谋——这种念头他们根本就不应当有。尼泊尔首相写给拉萨噶厦的信就是这样说的。
又过了一个月,局势仍然毫无起色。相反,不断有传闻说西藏人正在集结军队,拉萨方面已经完全准备开战。日喀则来的那位老堪布非常友好,可是在促成谈判这件事上却全无效力。有一天他同我们共进午餐,向我们保证说,他已经占过卜,亚东是谈判进行得最快的地方。我说,我们要找的地方,不是谈判进行得最快的地方,而是谈判进行得最好的地方;我请他再数一数念珠,看看在这一点上日喀则是否合适。他笑了,回答说占卜必须在神坛前、伴着音乐来做。鄂康诺上尉同那位堪布和他手下的人处得十分融洽,以致威尔顿先生从中国方面听说,中国人相信我们要么已经把堪布收买了,要么答应给他某种相当大的好处——这两样当然都不是事实。不过,只要拉萨方面依然顽固,日喀则的人再怎么友好,实际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十月七日我致电政府,说我正从后援部队中抽调一百人加强我的卫队;次日又向政府发电,把整个局势概述了一遍。
我说,总督的公文送达驻藏大臣已经一个月了,至今未得答复,而从拉萨寄出的信件四天就可以到达岗巴宗。使团在那里已经三个月,连谈判都无从开始。中国人表现出的是漠不关心和无能,西藏人表现出的则纯粹是阻挠。现任驻藏大臣,连中国人自己都承认他软弱无能,他的帮办大臣几个月前就已获准辞职。新任驻藏大臣虽然去年十二月就已任命,却才刚刚离开成都,要到一月份才能抵达边境。新任帮办大臣还没有到任就已经告了病假。何知府虽然受过我前面提到的那番非常严厉的警告,却并不急于前往拉萨,而是在帕里逗留不前。即使中国人不那么漠不关心,他们对西藏人也无能为力。何知府要求供给驮运,遭到了拒绝;赵上校(他的继任者)也告诉我,新任驻藏大臣不能带大批军队进入西藏,因为西藏人会拒绝提供驮运和给养。至于西藏人的态度,附近的百姓和日喀则来的代表十分友好,但拉萨当局却一如既往地百般阻挠。那几位代表自从最初的正式拜会以后,就拒绝同我有任何往来,无论是私交还是公务。被扣作囚犯的两个哲孟雄人仍在羁押之中;在我们的营地与江孜或日喀则之间,所有的高地上都排列着西藏军队;而且很可能有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喇嘛正在拉萨。我们今年和往年的一切克制,结果等于零;我说,我再也不能让政府对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抱任何希望了。
十月十一日,我离开岗巴宗,前往西姆拉同印度政府商议今后的行动;在边境上解决问题的这番徒劳努力,就此告终。
与此同时,局势的不如人意已经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注意。我国驻北京公使萨道义爵士奉英国政府训令,于九月二十五日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声明尽管达赖喇嘛已经同意在岗巴宗举行谈判,西藏代表却拒绝在那里谈判;他们在日喀则囚禁了两名英国臣民,拒不释放;他们还在集结军队,作敌对的准备。萨道义爵士又遵照训令,口头通知外务部:英王陛下政府期望他们立即对达赖喇嘛施加压力,使被囚禁的两名英国臣民获释,并使西藏代表与英国代表之间的谈判毫不迟延地开始。倘若达赖喇嘛不立即满足这些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将不得不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障使团的安全,并使那两名英国臣民获释。
庆亲王答应萨道义爵士,立即经由巴塘拍一份电报到拉萨,并说他希望新任驻藏大臣一到,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但他形容西藏人极其愚昧顽固,很难说动。
起初,英国政府只准备批准占领春丕谷,别的一概不允;但到十月一日,乔治·汉密尔顿勋爵致电印度政府说,政府已重新考虑了局势,现在准备在谈判势必完全破裂的情况下,不但批准占领春丕谷,而且批准使团进抵江孜,只要能够安全地做到这一点;他要求总督把计划告诉他,特别是打算如何保障使团在江孜的安全。
正是为此,我才被召到西姆拉,为印度政府出谋划策。印度政府邀我出席了一次参议会会议,同我商议之后,于十月二十六日致电此时已接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布罗德里克先生,说基于下列理由,进兵西藏似已势在必行:第一,达赖喇嘛虽已同意双方代表在岗巴宗会晤,西藏代表却拒绝同英国代表有任何往来;第二,至今仍没有派来相当品级的中国代表;第三,中国政府一再拖延;第四,西藏人在作战争准备;第五,两名英国臣民遭到逮捕和囚禁;第六,二十五年来所奉行的方针彻底失败,唯一的结果是西藏人把我们的忍耐误认为软弱,蔑视我们的实力。因此,他们建议进兵应当推进到江孜,而不应只限于春丕谷,理由如下:第一,春丕谷位于分水岭靠印度的一侧,不被看作西藏的一部分,从岗巴宗只移到那里,西藏人会把它看作后撤之举;第二,如果我们只进入春丕谷,岗巴宗眼下的局面将在帕里重演;第三,荣赫鹏上校认为,我们同西藏百姓接触极为重要,因为他们完全愿意同我们打交道,而且态度友好,反对我们的只是拉萨的喇嘛僧侣集团;第四,既然我们力争在江孜开辟商埠,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再没有比立即进抵那里更好的办法了。部队到达江孜以后,并不攻打该地,而是像在岗巴宗那样,建立一个设防的据点,邀请西藏人和中国人恢复谈判。
在随后的一份电报里估计,所需动用的兵力总计为:廓尔喀步兵一营,坑道工兵两连,工兵两营,英国山炮连山炮两门,马克沁机枪两挺,七磅炮两门。全军统由麦克唐纳准将指挥。
印度事务大臣终于在十一月六日的一份电报中批准了进兵。〔注一〕鉴于西藏人最近的所作所为,英王陛下政府认为不采取行动已不可能,因而批准使团进抵江孜。不过他们明确认为,「不应听任这一步骤导致占领,或导致以任何形式长期干预西藏事务。进兵应当仅以取得赔偿为目的,一俟得到补偿,即应撤退。英王陛下政府虽认为所拟的行动有其必要,却不准备在西藏设立常驻使团;至于在该国强行取得通商便利的问题,应当参照本电的精神加以考虑。」
(原注:蓝皮书第一卷,第二百九十四页。)
这是一份古怪的电报,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懂。电报说,进兵仅以取得赔偿为目的。然而人们一向都理解、而且最断然地申明过,这并不是一次为了索取赔偿、得到补偿的惩罚性远征。这是一个使团,派它去是为了把我们同西藏人的关系纳入正轨,同他们建立寻常的睦邻往来。兰斯敦勋爵本人就在上议院说过:〔注二〕「我们希望在印度政府为一方、西藏人和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人为另一方之间订立一项新的条约。这就是使团的目的。」一份如此频繁地被引给俄国政府、印度政府、中国政府看的文件,一份印度政府有一次还用来训诫我的文件,对于进兵的真正目的竟描述得如此含糊——而且这还是在印度政府三十年努力达到顶点的时刻——这不能不令人诧异。直到使团在江孜遭到攻击以后,由于那次攻击,我们才要求赔偿,那就是一笔赔款。进兵显而易见的目的,是要完成沃伦·黑斯廷斯曾经尝试过的事,完成孟加拉政府自一八七三年以来一直在主张的事——把我们同西藏人的往来置于适当的条件之上。我们发现,无论在边境上,还是通过与中国政府谈判,都无法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进入西藏,到江孜去,看看能否在那里达到这个目的:使边界得到划定和承认,使进行贸易的条件得到确定,使我们的官员与西藏官员之间的联络方式得到明确的规定。这一切,而不是取得赔偿——那是一位率领惩罚性远征队的军事指挥官的事——显然才是我们进兵西藏的目的;而在后来如此频繁地被引作我们政策的根本声明的那份文件里,这一点竟然没有得到承认,实在奇怪。
(原注: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那份电报既不怎么有的放矢,也没有多少指导意义,但即便如此,我们能得到它也已经很高兴了。它至少容许我们前往江孜;虽然当初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曾说过,我认为不到拉萨,事情是不会真正解决的,但在江孜,我们成功的机会无疑要比在岗巴宗大。在一切文明国家,负有谈判缔约之责的使节都径直前往首都;而在西藏,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位所谓的神身上,他遇到任何困难都指望俄国的支持——在这样一个地方,怎么会有人指望我们能在拉萨以外的任何地方谈成一项条约,如今已经很难理解了。
不过,正如我在帕蒂亚拉的营帐里向寇松勋爵辞行、重返西藏时对他所说的那样,我决心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办成。他又一次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凡是他认为在印度办事得力的人,他向来都给予这样的鼓励——于是我再度动身前往大吉岭。
我们在大吉岭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的时候,上面也在进行着函电往来。拉萨的驻藏大臣十月十七日来信说,他已派一位赵上校接替何知府,又已请达赖喇嘛派一名噶伦陪同他(驻藏大臣)前往岗巴宗,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安排;信中还声称西藏的各处山口都有兵把守,因此请总督指示英国代表不要从现在的营地移动。总督复信驻藏大臣说,据他了解,赵上校的品级比何知府低而不是高;既然驻藏大臣的启程取决于达赖喇嘛派出噶伦,而达赖喇嘛过去四个月来一直没有按照要求派出最高品级的官员,他看不出驻藏大臣有任何希望在合理的时间内抵达岗巴宗。总督接着把我们的种种申诉理由重述了一遍,最后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别无选择,只有把谈判地点移到某个更合适的地方,希望谈判能在那里恢复。而既然驻藏大臣已说西藏的山口都有兵把守,他就不得不采取措施,确保英国代表从岗巴宗移动时的安全,并防止与他们的联络可能遭到的任何阻断。
十一月十六日,中国政府向兰斯敦勋爵提出抗议,反对进兵,并希望英方指示我等候新任驻藏大臣到来——读者当还记得,这位驻藏大臣差不多一年前就已奉命尽快前往拉萨;但兰斯敦勋爵告诉他们,英王陛下政府的经验表明,西藏人一贯无视皇帝和中国政府的谕令,而中国政府在约束他们、使之不做我们所申诉的那类行为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我们对西藏人已经极尽宽容,但他们最近的行径迫使我们不得不索取赔偿,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地坐等新任驻藏大臣到来,何况他在路上毫无必要地一再拖延。
中国公使说,他的政府承认英国当局对西藏人表现出的宽容,也承认英国代表在讨论边界问题时所抱的友好态度;他们希望我们能体谅中国被她那顽固无知的藩属置于何等为难的境地,并责成我们的代表保持耐心和宽容,以此协助驻藏大臣——他已奉命亲赴边境,使西藏人更恰当地认识到作为好邻居的责任与义务。
对此,兰斯敦勋爵答复说,中国人迄今为止在这类尝试中一败涂地,而西藏当局的态度近来更加敌对。因此,我们不可能停止已经批准的措施。
结果,那位驻藏大臣始终没有到边境上来同我会面;甚至他的继任者终于到了拉萨以后,连到江孜来同我会面都不愿意,据他告诉我,是因为西藏人不肯给他提供驮运。因此,兰斯敦勋爵拒绝停止行动、拒绝再继续奉行忍耐宽容的方针,事实充分证明了他是对的。
但此时开始抗议我们行动的,不只是中国政府。俄国政府也开始在这件事上有所动作。十一月七日,也就是政府批准进兵的那一天,兰斯敦勋爵已经告知俄国大使:〔注三〕由于西藏人的横暴行为,已决定派我们的使团带着适当的卫队,向西藏境内更深处推进,但这一步骤不应被看作「表明有任何吞并、甚至长期占领西藏领土的意图」。十一月十七日,本肯多夫伯爵拜访兰斯敦勋爵,〔注四〕以极其恳切的语气谈到我们即将进兵西藏的消息在俄国造成的影响。他奉命提醒兰斯敦勋爵,他(本肯多夫伯爵)以前曾向他说明过俄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他们不能不感到,英国军队入侵西藏领土,势必严重扰乱中亚的局势;而就在俄国政府有意就英俄利益相接触的各处地点的双边关系进行友好商讨之际——这是暗指《英俄协约》和英俄友好谅解的初步谈判——竟发生了这样一件势必引起俄国猜疑的事情,实在是极其不幸。
(原注:蓝皮书第一卷,第二百九十四页。)
(原注:同上,第二百九十八页。)
兰斯敦勋爵对于进兵的消息似乎引起的激动表示十分惊讶。他说,他早已向大使指出,西藏一方面在地理上与印度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与俄国在亚洲的任何领地都相距遥远。因此,我们在西藏事务上的利害关系,与俄国可能有的任何利害关系完全不同。他提醒本肯多夫伯爵,他已经向他解释过,我们受到了西藏人极大的挑衅,他们不但没有履行条约义务,而且实际上拒绝同我们谈判。我们向来不愿卷入与西藏人的争端,但我们的宽容却使他们相信,可以肆意欺侮我们而不受惩罚。兰斯敦勋爵说,他坚信俄国政府不会表现出我们这样的耐心,那样的话,他们这时早已到了拉萨。他觉得不得不补充一句:这些抗议竟出自这样一个大国的政府——它在世界各地,只要情势似乎需要,就从不犹豫地侵蚀邻国——在他看来实在是奇怪之至。如果说我们为了向西藏人索取赔偿而进入西藏领土,俄国人就有权抱怨我们,那么对于俄国在满洲、突厥斯坦和波斯的侵蚀,我们岂不是更有资格说出重话来。
本肯多夫伯爵问他,如果他对外说,英国政府是勉强批准进兵西藏领土的,只是因为情势使之不可避免,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为西藏人对我们的侮慢取得赔偿,兰斯敦勋爵是否有什么异议;兰斯敦勋爵说,他不反对他作这样的声明。
尽管有俄国和中国的抗议,进兵江孜一事此时已经不可更改地决定了下来;我们现在又一次要问:使团进入西藏是否有正当理由?我已经列举了一切理由,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派使团到岗巴宗是正当的。那么,进一步进入春丕谷、推进到江孜,是否同样必要呢?也许,假如我们再多一些耐心、再多一些宽容,不必以武力进入这个国家,也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吗?
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表明,这样的看法毫无根据。即使在中国中央政府已被惊动、命令驻藏大臣前往边境处理事务的时候,他也到不了那里。西藏人拒绝给他提供驮运;次年八月我们到达拉萨时,发现他实际上形同囚徒,连饭都几乎吃不饱,因为西藏人截住了送给他的钱款,他甚至不得不向我们借钱。不过,我们真正想同之谈判的是西藏人。假如我们少一点急躁,留在边境上,他们或许就会同我们达成协议了吧?他们或许就会照我们的要求派一名噶伦来,谈成一项条约了吧?在这一点上,我们后来的经历同样表明,那是靠不住的。当我们终于到达拉萨时,我必须与之谈判的,不是一名噶伦,而是整个噶厦;又不只是噶厦,还有摄政本人——达赖喇嘛把自己的印信托付给了他,任命他代行其职;又不只是噶厦和摄政,此外还有仲都和三大寺;而且这一切都要当着驻藏大臣本人的面进行。他们绝不会把权力托付给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肯承担责任。只有同所有这些人一起,才能够谈判;而要同所有这些人一起谈判,除了拉萨本地,哪里都办不到。
有人或许会说,这一切都算你说得对,但即便如此,为了解决帝国边远一角的界桩和蝇头小利的贸易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招致俄国的不满,值得吗?说到这一点,我完全能够体谅俄国人的看法。我们进入西藏,会——而且事实上确实——「严重扰乱中亚的局势」。我们在拉萨布达拉宫签订条约、达赖喇嘛被迫出逃的消息,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争执的事情本身无足轻重,俄国人也就没有什么理由为此来找我们的麻烦。事情之所以闹大,是因为西藏人——连他们的中国宗主都说他们顽固、难以说动——由于自以为能够指望俄国的支持,变得更加顽固、更加难以说动了。鉴于俄国方面的种种否认,我们可以认定俄国政府并没有有意让他们产生这种信念。然而他们确实有了这种信念,而就实际而言,当时与我们相关的也就只有这一点。达赖喇嘛的宗教使团受到沙皇、皇后、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接见,他们又募集到了捐款,再加上他们那种离奇的信念,以为俄国离拉萨比印度还近——这一切使愚昧的达赖喇嘛相信,他可以指望俄国的支持来对抗英国。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俄国拥有成千上万信奉佛教的亚洲臣民,而且当时看来不久就要吞并蒙古,从而拥有更多信奉佛教的臣民,对于我们在达赖喇嘛那里取得压倒性的影响,自然会很敏感。但这很难成为我们不该采取措施去抵消另一种影响的理由,因为那种影响已经在损害——而且是确凿无疑地在损害——我们自身的利益,它鼓励西藏人相信,他们可以无视条约义务而不受惩罚。俄国政府无意派代表到拉萨去。然而,拉萨一直有一个俄国臣民,他对达赖喇嘛的影响比驻藏大臣还大。事态既然如此,在一件关系到一个与我国边界毗连、却与俄国边界毫不接壤的国家的事情上,我们就很难对俄国曲意顺从。
正如进入西藏边境十来英里、到达岗巴宗是完全正当的一样,推进到江孜,即通往首都的半途,也同样是正当的。
第十一章从大吉岭到春丕
我们在岗巴宗的时候,怀特先生、鄂康诺上尉和我常常商量冬季进入西藏的问题。向来人们总认为,冬天一到,这一带边境上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停止,使团必须撤回,军队必须进入冬营。可是在吉尔吉特边境,我们曾在冬天率领军队翻越雪山口;凯利上校为了解奇特拉尔之围,也曾在四月里带着军队和大炮越过山杜尔山口,而四月雪软,正是最糟糕的时节。怀特先生对哲孟雄边境了如指掌,我问他,冬天翻越这些山口,是否真有什么无法克服的障碍;他说没有,而且极力赞成这样行动,于是我力劝政府不要拖到春天,就在冬天也让我们前进。在确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尚且毫不犹豫地在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把军队和使团派到酷热而有害健康的地方去,那么,为什么偏要被寒冷吓住呢?对付寒冷,我们可以多作防备,给士兵和随营人员穿上皮衣和羊皮袄;损失自然难免,但不会比在炎热地方因疟疾和中暑所受的损失更多。至于说山口封闭,我对喜马拉雅山各个山口的经验,不比大多数人少;我知道,单身行人或小队人马过不去的山口,未必就挡得住大队人马,因为大队人马可以设置固定的宿营处,在雪中踩出道路来。这是要冒风险的,而寇松勋爵和印度政府敢于冒这个风险,是有胆识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这次行动中所冒的许多其他风险一样,结果证明这风险冒得值得。到四月为止,因疾病和冻伤而死亡的,战斗人员只有三十五人,随营人员四十五人,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实在少得出奇;而且我们已经向西藏人、向我们自己、向全世界永远证明了,印度军队能够在隆冬时节越过喜马拉雅山。
我们在大吉岭安顿下来着手准备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所担负的是一件大胆的任务。此时正当十一月,天气晴朗明净。从我们设在洛克维尔饭店的总部望出去,一天又一天,我们都能看见那一道巍峨无比的雪山,每到这个季节,世界各地都有成百的人专程来观赏它。想到我们必须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冒着西藏人必然的抵抗,穿过那道雄伟的屏障,在远远的那一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欧洲人接近过的地方站住脚跟,有时确实令人胆寒。但是,这项任务本身的风险、传奇色彩和新奇,很快又激起了人的热情。我们着手的并不是什么卑劣的小小袭掠,像那些卑劣的小英格兰派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项在道义上有充分理由的事业。而且这一壮举倘能成功,就将为人类战胜自然的胜利再添一笔,并为完成这一壮举的印度陆军增添荣光。
原先的打算是,我回到岗巴宗,回到我留在那里的使团,同他们一道越境前往江孜大道上的嘎拉错,而麦克唐纳将军则经春丕北上。可是在大吉岭同他商量这件事时,他认为这样行动会冒不必要的风险,而且在运输和给养上也难以安排,因为尼泊尔人送过边界的牦牛已被西藏人强行驱散了。因此商定,此时由威尔顿先生主持的使团从岗巴宗撤回;但怀特先生和我都极力主张,在我们真正从另一个方向推进之前,不要从这一个方向后撤,因为在西藏人这样的民族面前,任何后撤的迹象都容易被误解为畏惧,从而鼓励他们采取敌对行动。所以又商定,在我们开进春丕之前,使团仍留在岗巴宗,然后撤入哲孟雄,到春丕同麦克唐纳将军和我会合。
麦克唐纳将军,他的参谋长伊古尔登少校——此人曾参加一八八八年那场小小的哲孟雄战役,熟悉边境情形——布雷瑟顿少校和鄂康诺上尉,这时都忙于筹备进军的种种事宜,而且照例,凡是可能横生出来的不必要的困难,一样不少地都冒了出来。在隆冬时节进入西藏,最合用的牲口莫过于牦牛,牦牛最怕待在一万二千英尺以下的地方,温度一过冰点就热得透不过气来;尼泊尔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搜集了几千头,送到了哲孟雄。可是它们刚一到达,就爆发了一种疫病,除了极少数隔离开来的以外,全都死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布雷瑟顿少校以他那从不衰竭的乐观和机智,着手筹措他在克什米尔边境熟悉并且使用得很得手的那种运输力量——克什米尔矮种马,巴尔蒂和蓬奇的挑夫。参事会军事委员埃利斯爵士当时就在不远的加尔各答,他在组织这类远征方面的经验无人能及,因而能够指导整个筹划方案,使之收到最大的效果。在这个阶段,他确实不肯拨出那几支组织得极其出色的骡队,他把它们珍藏起来,以备别处更大的需要,直到后来西藏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重要时,才终于派来。但在其他各方面,他都在这些极其艰难的运输和给养安排上支持麦克唐纳将军,阉牛、矮种马和挑夫都迅速到达了惕斯塔河谷。战斗人员和随营人员也都发给了羊皮袄、毛毯、羊毛围巾、厚毛衣和暖袜。印度政府要么不做一件事,要做就做得好;为使这次行动取得成功,什么都没有吝惜——只有骡子除外。
地方当局也极其热心相助。大吉岭县长沃尔什先生熟悉边境情形,又会说藏语,因而以助理专员的身份随我同行;接替他在大吉岭职务的加勒特先生,则倾全力征集挑夫、矮种马和给养。当地的工程人员把惕斯塔河谷的道路——这条路每逢雨季都照例要塌进河里去——重新修整得可以通行。怀特先生在哲孟雄着手招募一支挑夫队,专门在山口上干活。于是,从接到印度事务大臣批准之日算起,不到一个月,麦克唐纳将军尽管遭受了牦牛死亡的打击,仍然得以向西藏出发了。
我告别妻子和小女儿,就要一头扎进横在我们面前的那道雄伟雪山以外的未知世界,那是令人伤感的一天。对我来说,只有一项必将永垂史册的事业所带来的激动与振奋;而摆在她面前的,却只有漫长而凄凉的几个月,提心吊胆,焦虑难熬,我最后的成功能否抵偿这一切,还很难说。十二月五日早晨,一小群客人聚集在洛克维尔饭店,为我们送行,祝我们一路顺利,饭店的女经理韦克菲尔德太太满怀爱国之情,挥舞着一面米字旗。随后我们便出发了——后来的结果是,一直走到了那神秘的拉萨。
第一夜,我是同詹姆斯先生一起度过的,他是我当年在满洲旅行时那位旅伴的侄子,住在一个茶园里一座极其可爱的小平房里;路上还遇到别的一些茶园主,他们都热切盼望我的使团能为他们的茶叶打开西藏的门户。我再一次骑马穿过惕斯塔河谷里那一片绚烂的热带草木。我经过第二十三工兵营的营地,第一次结识了霍格上校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后来我同他们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总是得到他们坚定的支持。到十二月十日,麦克唐纳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担任前进任务的大部分军队、怀特先生、沃尔什先生、鄂康诺上尉和我,都已在纳塘会齐,准备开进西藏。
当时集结的兵力计有:皇家炮兵第七山炮连火炮两门;诺福克团马克沁机枪分队一个;第八廓尔喀团七磅炮两门;第二坑道工兵营半个连;第二十三锡克工兵营八个连;第八廓尔喀团六个连;另有野战医院、工兵野战器材场、弹药纵队,以及电报、邮政和测绘各部门的分队。驮运的阉牛中流行口蹄疫,尼泊尔挑夫队里有人生病、有人逃亡,又有牛瘟,尽管如此,布雷瑟顿少校还是设法积存了军队一个月的给养和牲口十天的草料;麦克唐纳将军得以在十一日率领第一纵队作短程行军,到达则里拉山口脚下,这个纵队有战斗人员一千一百五十名,火炮四门,马克沁机枪四挺。
十二月十二日,我们越过了山口本身。山口高一万四千三百九十英尺,所越过的并不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分水岭,而是哲孟雄与春丕之间的那道山脉,一道陡峭、光秃、岩石嶙峋的山脊。上山的路非常陡,而且这道山脊就是哲孟雄与西藏的边界,我们在山顶上可能会遇到阻击。
不过,关于阻击的问题,我曾同西藏人有过一些联系。我们集结军队、积极准备的消息,自然已经传到了西藏人那里;十一月二十八日,受雇于中国、与中国代表共事的巴尔上尉告诉我说,西藏人期待英国政府在向他们的国家推进以前,正式宣布自己的意图;如果打算开战,就应正式宣战。我答复说,除了总督致驻藏大臣的信中所说的以外,不会再有更正式的宣告了。如果使团的行进受到阻挠,麦克唐纳将军就将使用武力为使团扫清道路。如果不遇到抵抗,他就不会攻击西藏人。倘若有人逼我们打仗,我们准备打;倘若中国人和西藏人肯派适当的代表来同我们谈判,我们也同样准备谈判。
当时从各方面的消息看,西藏人似乎都打算打仗,而且从几个互不相干的来源都得到情报,说他们指望俄国的支持。后来中国代表赵上校也证实了这些情报,他说,德尔智当时就在拉萨,西藏人之所以骄横,是因为他们倚仗俄国人的支持;德尔智同俄国官员在俄国进行过多次商谈,结果,近来西藏人公然讥讽中国人,说他们如今有了一个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可以倚靠求援。
尽管如此,我仍决心尽力使我们不经战斗就到达江孜。我向驻亚东的西藏军队统领保证,我们是在充分的护卫之下,把使团护送到一个更适宜谈判的地方去,但我们并没有同西藏交战,除非我们自己受到攻击,否则我们不会攻击西藏人。我在纳塘又向几个西藏信使重申了这些保证,叫他们转告西藏的将领们:他们不攻击我们,我们也不攻击他们。
我们到达则里拉山口山顶时,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四周景色壮丽,并没有人来阻挡我们。我们俯瞰春丕河谷,下面是一片迷宫般的、林木覆盖的深谷,再远处就是那高峻的主山脉,它仍然把我们同西藏本土隔开,因为春丕在地理上并不属于西藏,那里的居民也不是真正的西藏人。
这次行军对军队和运输队来说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所谓「道路」,不过是一条最崎岖不堪的山间小径。有一支挑夫队罢了工,一支矮种马队的许多当地赶脚人和许多尼泊尔挑夫都逃跑了,因为边境上流行着一种奇怪的看法,认为我们是在走向灭亡。不过军队和大部分运输队都平安地翻过了山,只是筋疲力尽了;我们分作三处,在山口下面很远的朗冉附近扎营,那是一条林木覆盖的又深又窄的峡谷。
在这里,无处不在的巴尔上尉来见我,他在这个时期从许多方面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同来的还有当地的中国官员和西藏的将领。他们要我回到纳塘去,说驻藏大臣和西藏的噶伦们会到那里来同我商议。我拒绝之后,他们又要我在原地停留两三个月。我对他们说,我在岗巴宗已经等了好几个月,毫无结果,现在我必须前进到西藏去。如果有人阻挡我通过,麦克唐纳将军就将摧毁抵抗;如果他们不阻挡我们,我们就不会攻击他们。他们问我,倘若明天我们发现亚东那道墙的大门关着,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就把它炸开。
明天会发生什么,现在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将到达亚东,过去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设法按照条约把那里辟为商埠;我们将走近那道西藏人为了阻止任何人前来通商而筑起来的墙。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到了;第二天早晨,麦克唐纳将军和我在严密的军事戒备下骑马沿着林木茂密的峡谷而下,谁也说不准我们会受到怎样的接待。
我们转过一个急弯,猛然看见一道坚固的墙,从河边沿着山坡一直伸上去,把整个河谷横截断了。麦克唐纳将军派出一支侧翼小队上山,又派出一支散兵队径直向墙推进。我们走近时,头天晚上来访过的那几位官员又来迎我们。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前进,但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把大门打开了,于是前卫部队就穿门而过。随后麦克唐纳将军和我也跟着过去,正当我从门洞下经过的那一刻,当地的官员一把抓住我的马缰,作了最后一次徒劳的抗议。
到了墙的那一边,我把所有的官员召集起来,坐在一块石头上,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向他们解释我们前进的理由。我让他们把抗议再说一遍,因为当众说出来显然能叫那位西藏将领心里好受些;不过我觉得,他本人对于我们的到来并不怎么特别介意,会谈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随后我们移步到巴尔上尉家里,在那里我们不但要吃他的午饭,还要吃中国官员和西藏官员送来的午饭,这些官员自己也一同入席。
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使我满怀希望,以为能够和平地解决问题;在随后几天沿着河谷上行的途中,我们发现村民们愿意送给养来卖,愿意把骡子和矮种马租给我们,而逃到山上去的妇女和孩子也都放心地回到了村里。
我们从亚东这条支谷转入春丕主谷之后,阿莫河从谷中流过,河谷开阔到两三百码宽,道路良好,耕地相当多,牧草丰盛;房屋盖得比较好,村庄也显得比一般喜马拉雅山谷里的村庄更加富庶;而且沿着阿莫河有一条路直通孟加拉平原,可以省去翻越则里拉山口,这看来显然是通往西藏的路线。
麦克唐纳将军不得不停留几天,以完成给养和运输方面的安排;在停留期间,威尔顿先生、皇家工兵测绘官赖德上尉和地质学家海登先生都从岗巴宗来到这里同我们会合。我走后,他们度过了一段极其寒冷、极其艰苦的日子,他们的撤退是一次极为微妙的行动。西藏军队在四周游弋,而要在十二月里翻越一个一万七千英尺高的山口,贝休恩上尉所要完成的,是军人一生中少有的那样艰难的机动。西藏人得意洋洋地占据了我们的营地,但始终没有真正发动攻击,撤退平安地完成了。
赖德上尉和海登先生都做了出色的工作。前者测绘了附近一带的全部地形,测定了深入西藏境内的许多新的山峰;海登先生在群山间四处跋涉,有了一些饶有趣味的发现,找到了含有化石的岩层,使他得以断定那一带地层的年代。
十八日,麦克唐纳将军率领一支有战斗人员七百九十五名的轻装纵队向帕里出发,所经过的地方以前从来没有欧洲人走过。据报,那里有一支西藏军队准备阻击我们。从阿莫河与日洛河汇合处的永久营地出发,第一程很容易走;但第二程道路极坏,要沿着一条狭窄的林木峡谷陡直上升,在那里,只要有少数坚决的人,就能大大延缓纵队的前进。宿营地康巴拉布在林木线以外两英里,几乎完全没有燃料,更加重了行军的艰苦。备用的骡子驮了一些燃料,再加上少量的牦牛粪,只好将就着用。二十日,麦克唐纳将军穿过开阔地带到达帕里,在那里,妨碍快速行军的唯一障碍,只是极高的海拔和许多冰冻的溪流。他发现那座宗——也就是堡垒——无人把守。那是一座坚固高大、筑有雉堞的石砌建筑,坐落在通往唐拉山口的大路与一条通往不丹的道路的交会处,许多年前,波格尔、特纳和曼宁就是沿着那条路进入西藏的。
麦克唐纳将军在这座宗里驻扎了第八廓尔喀团两个连和一门七磅炮,纵队其余人马则在外面的平地上扎营。麦克唐纳将军向西藏和中国官员解释说,他只是为使团的前进保护道路,并防备西藏人再像在岗巴宗那样,以令人遗憾的武力炫耀来恫吓使团。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夜,其间寒冷彻骨,夜间温度计显示在冰点以下约华氏四十度。地面冻得极硬,一个十二人的工作队苦干了两个小时,只挖出了大约三十三立方英尺的土;既没有草皮,也没有石块可用,根本无法构筑任何工事。
麦克唐纳将军留下罗少校指挥宗里的那两个连,自己率领其余部队返回春丕,于二十三日到达。圣诞节那天,我们接到了寇松勋爵发来的一封极其亲切、令人鼓舞的电报。春丕河谷的居民这时已在把牧草、荞麦、萝卜和马铃薯卖给我们,布雷瑟顿少校也已安排了四百头骡子,按包运办法往返于这里和惕斯塔河谷之间。这虽然很有帮助,但为数并不多,我们的大部分给养和运输仍然依赖后方。此外,牦牛的损失这时已深深地感觉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进展必然是缓慢的。但我极其急切地希望,一有可能,就越过主山脉,进入西藏本土,在某个相当于岗巴宗的地点站住脚。我们知道,一过唐拉山口,就有一个叫堆纳的小地方,我希望使团带着一支强有力的卫队和充足的弹药给养驻扎在那里,同时为进一步向江孜推进完成一切准备。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为了置身于真正的西藏人中间,也为了弥补从岗巴宗撤退的损失,我认为冒这个风险是必要的。这时我们在哲孟雄边境上的威望低落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我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它低落到这种程度。在别处,背后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使人有所凭借;可是在这一带边境上,人们畏惧拉萨喇嘛的程度远远超过畏惧我们,我们只得在不打仗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树立起一点威望来。
一月四日,使团和一支由麦克唐纳将军亲自指挥的轻装纵队离开春丕,于六日到达帕里。这时的寒冷是可怕的。刺骨的寒风顺着河谷呼啸而下,难受到了极点。我们营地附近有一道大瀑布,冻得结结实实。
我们在帕里发现,拉萨三大寺的代表和一位从拉萨来的将领已经到达;罗少校报告说,有许多居民表示愿意同我们交易,但又怕这些拉萨官员的威胁而不敢。鄂康诺上尉会见了这些僧人,发现他们极其蛮横,说除非我们退回亚东,否则什么都不谈。
驻藏大臣派来接替赵上校的一位李少校来见我,对我说,要西藏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他说西藏人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民族,眼下他们一心倚仗俄国的支持,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鄂康诺上尉报告说,这些拉萨僧人——真正操纵西藏命运的正是这些人——的整个态度蛮横到了极点。尽管我指示鄂康诺上尉在举止上务必谦恭有礼,他们在礼貌上却毫无回应,反而摆出高姿态,要求我们撤退。我只要求他们保证,不阻止愿意卖给养给我们的人这样做,可就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他们对中国人和对我都拒绝了。
但正如我当时所报告的,局势中最糟糕的一点在于,当地百姓,甚至中国人,都认为我们进入西藏是在自取灭亡。我们的军队没有使他们产生什么印象;他们知道我们的兵力是多么少;他们知道山口那一边有成千上万的西藏军队;他们还相信,拉萨新造的步枪和新的操练方法,能够使他们免遭上一次同我们作战时所遭受的那种损失。我们的随营人员有许多逃跑了,我们雇用的当地人带来种种传闻,说西藏人如何人多势众,如何勇猛善战,他们会怎样在夜里袭击我们,把我们淹没。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发的,此时已是隆冬的最深处,要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主山脉,进入西藏。
一月七日,我们在山口脚下扎营,那天夜里温度降到华氏零下十八度。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线曙光出现时,我从帐篷里向外望去,空气中有一种清冽刺骨的感觉,那是只有在极高的地方才能体验到的。群星闪射出几乎超乎自然的光芒。天空像钢一般明澈,人可以一直望进深不可测的远处。在那守护着西藏门户的巨大哨兵——绰莫拉日峰背后,第一线曙光刚刚露出来。一丝风也没有,万物都被严霜紧紧攫住,隔夜放在外面的一桶桶水冻成了坚冰,头天晚上剩下的炖肉也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我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准备翻越山口;当部队列队准备出发时,发现许多步枪和一挺马克沁机枪因为枪油冻结而不能使用了。
通往山口的上坡非常平缓,山口本身海拔一万五千二百英尺,又宽又平,我们简直可以排成横队前进。但不久风就刮起来了,以可怕的力量扫过山口。在这样的高度,又穿着这样笨重的衣服,我们只能慢慢地前进,这段行程似乎没有尽头。空气明净,使堆纳那个小村落显得近在眼前;可是我们在高原上疲惫地跋涉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直到下午很晚才到达那里,即便到了,为了取水,还不得不再往前走一英里多,在空旷的野地上扎营。
一支西藏军队就在近旁,据说他们惯于夜袭,麦克唐纳将军特地严加防范;可是天黑之后,寒气越来越重,我们感到在空旷的营地里会相当无能为力,加上军事上的风险极大,有人便想再退回山口那边去。但总的说来,我们认为既然已经到了这里,还是面对下去为好;第二天早晨,我们察看了堆纳这个小村落,发现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易守的据点,围墙里面还有一口井,于是决定使团留驻在那里,由第二十三工兵营四个连、哈多中尉的马克沁机枪分队和一门七磅炮担任护卫——全部由霍格上校统率;麦克唐纳将军则带着轻装纵队返回春丕,去完成他的各项安排。
我们这时所处的周围环境悲惨到了极点。堆纳海拔将近一万五千英尺,是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地方。我们起初试着住在房子里,但过了几天,宁可住帐篷,尽管寒冷彻骨,而且我们连生一堆火来取暖解闷的享受都没有,因为能弄到的燃料只够做饭,大部分是牦牛粪,而且许多还得从春丕运来。唯一可取之处,是那壮丽的自然景色,那是我永远看不厌的乐趣。我们眼前是一片几乎平坦、十分光滑的砾石平原,宽十到十二英里,平原那一边耸立着巍峨的雪山,那是喜马拉雅山的主轴,在这里把西藏和不丹分隔开来。雪很少下。天空通常晴朗,阳光灿烂,只要裹得严严实实,离开那肮脏的村落,避开那可怕的狂风,即使在堆纳也能找到乐趣。而看见那宁静而雄伟的绰莫拉日峰,傲然高耸在下面的一切风暴之上,纯洁无瑕,在我们那个肮脏的冬季驻地里,始终是一种无穷的慰藉。
第十二章堆纳
我们到达堆纳以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一月十二日接到拉萨官员的一个口信,说他们希望会晤。到了中午,也就是我约定的时间,有好几百人出现在村子下面的平原上。他们在那里停下来,要我出去同他们在半路相见。我拒绝了这个要求,这或许是不必要的。空旷的平原上寒风刺骨,而我想,西藏的首领们本可以到我的营地里来,我曾说过要在营地接见他们,仪仗队也已准备停当。不过,我还是派了那位不可或缺、随叫随到的鄂康诺上尉出去,听听他们要说些什么;他回来报告说,他们又一次催促我们退回亚东,但随后又表示,他们准备就在堆纳这里商谈问题。
这比他们在帕里所采取的态度显然有了改进;据鄂康诺上尉说,他们的总的举止也亲切得多了。但他们对他说,如果我们前进,而他们打败了,他们就要去倚靠另一个强国,那时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他们在同文书谈话时说,他们要阻止我们越过现在的位置继续前进;他们还不承认我们同中国人订立的条约,说他们已经厌倦了中国人,可以自己订立条约。
他们既然流露出一点点愿意商谈的迹象,我便受到鼓舞,决定此时采取一个大胆的步骤,同他们短兵相接地见上一面。这种远远地互相周旋的把戏,我已经厌烦透了;我想钻到他们的矜持底下去。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会面,能够以一种不带争执、不拘礼节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一切纷扰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无论如何总可以有个开头——得到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往前挪一步」。在我看来,为了用和平手段解决这件本来很小的事情,即使在此过程中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作一番最大的努力也是值得的;而且我特别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天然环境里看看他们,对他们作出判断。政府经常要我就西藏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发表意见,可是到那时为止,我只在我们自己的营地里见过他们,他们却一直拒绝让我进入他们的营地。因此我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拘任何礼节,不事先通知,也不带任何卫队,骑马到大约十英里外他们在曲眉仙角的营地去,同他们谈谈总的局势——不是以英国专员的身份,带着一张须要他们赔偿纠正的冤情清单,而是以一个希望了解他们、愿意以友好方式求得解决的人的身份去。我非常清楚,这样的尝试很可能被西藏人看作软弱的表示;可是,当我看到这些人对于与大英帝国的威力为敌究竟意味着什么竟愚昧到了这种地步时,我觉得我有责任直到最后一刻都同他们讲道理,好使他们免于自己的无知所带来的后果。
鄂康诺上尉和第二十三工兵营的索耶上尉——他正在学藏语——陪我同去,但我们连一名印度兵都没有带作护卫。半路上我们遇到几个信使,他们是来传话的,说西藏的首领们不肯到堆纳来见我;我在这口信到达之前就已离开了堆纳,这就更叫我高兴了。
到了曲眉仙角,那是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我们发现许多西藏士兵正在周围的平原上拾牦牛粪;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戒备,我们径直骑进了村子。大约有六百名士兵挤在各家的牛栏里。他们只有长矛和火绳枪,没有后膛枪。我们骑马穿过村子时,他们都拥出来看我们,脸上并无怒容,而是彼此说笑,仿佛我们是一场绝妙的热闹。他们的模样,同大吉岭那些寻常的菩提亚轿夫,或者我们营里那些赶牦牛的人,并没有多大差别。
我们求见那位将领;到了那所主要的房子,一位彬彬有礼、衣着考究、举止文雅的人在楼梯口迎接我,他就是西藏方面的首领,招呼得极其亲切。其他几位将领站在他身后,也都含笑同我握手。随后我被引进一间屋子,那三个拉萨僧人正坐在里面,这里的不同立刻就显出来了。他们连起身的意思都没有,只是坐在垫子上勉强行了个礼。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已经达到了:单从这一点,我就能看出情势如何,真正的阻力来自何处。
拉萨的将领和日喀则的将领们——我们已经习惯称他们为将领,不过英国读者切莫以为他们有一丝一毫像拿破仑——在屋子上首、僧人们对面的垫子上就座。我们被让在右边的三个垫子上,两位日喀则将领和另一位日喀则代表坐在左边。献上茶来,拉萨的将领作为会上的发言人,问候我的健康。
我照例作了客气的答复,也问候了他们的安好,然后说,我这次来见他们,并不是以英国专员的身份作正式拜访,也无意正式讨论我们之间的种种分歧;我只是急于见见他们,认识他们,有个机会以友好的、非正式的方式自由地谈谈总的局势。所以我骑马过来,不讲礼节,不带卫队,来同他们商量商量,看看是否有办法以和平的手段求得解决。我说,我之所以被委任为英国专员,是因为我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都有阅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成见,对他们也没有任何恶意;就我对他们的观察而言,我深信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可能同我们相处得好;我希望,既然我们现在真正面对面地见了,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结成持久的友谊。
拉萨的将领答道,西藏全体人民都有一个盟约,决不允许任何欧洲人进入他们的国家,其原因是他们希望保全自己的宗教。僧人们这时插嘴说,他们的宗教必须保全,无论如何都不得让任何欧洲人进来。将领接着又说,如果我真想友好地解决问题,就应当回到亚东去。
我对他说,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安安静静地待在印度,从未试图强行同他们打交道。我们虽然根据条约有权在亚东派驻一名官员,但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利。可是近年来,我们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听说,他们正在同俄国人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却仍旧把我们拒之门外。比如有个叫德尔智的人,就在达赖喇嘛拒收印度总督来信的同时,带着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去见沙皇和俄国官员。他们同俄国人和我们都友好,或者同两家都不打交道,这我们都能理解;但他们既然同俄国人友好,却对我们不友好,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条约权利,他们就不该感到奇怪。
将领向我保证说,说他们同俄国人有什么往来,是不确实的;僧人们则粗鲁地表示,他们讨厌俄国人正如讨厌我们一样;他们申辩说,他们同俄国人毫无关系,那时拉萨附近并没有俄国人,德尔智是个蒙古人,而蒙古人的习俗就是向寺院大量布施。因此他们要我不要这样多疑。
我说,他们一直这样坚持把我们远远地拒之门外,要人不起疑心是很难的。随后我同他们谈到宗教,问他们是否听说过我们干涉印度人民的宗教。他们承认我们并不干涉,但仍然坚持说,他们之所以坚决不让我们进去,正是为了保全他们的宗教。
佛教在任何地方都不宣扬这种闭关自守,所以很明显,僧人们想要保全的并不是他们的宗教,而是他们僧侣的势力。这才是整个局势的症结所在。这也完全证实了大吉岭专员诺兰先生多年以前的观察〔注一〕——他说,问题在于「打破化缘人的钵」,也就是失去蒙古人和其他人的这些布施。
(原注:见前文。)
到这时为止,尽管僧人们偶尔发作几句,谈话一直是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当我作出要走的样子,说我必须回堆纳去的时候,僧人们一个个脸色黑得像魔鬼一样,大声喊道:「不,你走不了,你得留在这里。」一位将领十分客气地说,我们进入他们的国家,是破坏了道路上的规矩,我们占据帕里的宗堡,简直就是盗贼和土匪。僧人们使用的说法,据鄂康诺上尉告诉我,是只有对下等人才用的;他们大声吵嚷,要我们说定从堆纳撤退的日期,否则就不让我离开这间屋子。空气一下子紧张得像要触电。所有人的脸色都绷紧了。一位将领离开了屋子;外面吹起了号角,侍从们在我们背后围拢上来。
一场真正的危机降临到我们头上,这时走错一步就可能送命。我叮嘱鄂康诺上尉——其实对于一个如此镇定自若的人,实在没有必要作这种提醒——务必使声音保持平静,尽可能地多露笑容;随后我说,我必须服从我的政府的命令,正如他们必须服从他们的政府的命令一样;我要请他们把我所说的话报告他们的政府,我也会把他们对我说的话报告我的政府。眼下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不过,如果总督在答复我的报告时命令我回印度,我个人只会感激不尽,因为他们的国家寒冷、荒凉、不宜人居,而我有妻子和孩子在大吉岭,我正巴不得早日再见到她们。
这才使局面稍稍缓和下来。但僧人们仍然吵着要我说定撤退的日期,直到一位将领提议派一个信使随我回堆纳,在那里接取总督的答复,局面才得以解脱。其他几位将领急忙接受了这个提议,紧张气氛立刻消除了。他们的脸上又堆满了笑容,以接待我们时那样的和蔼和礼貌把我送到大门口;只有僧人们仍旧坐着不动,那副阴沉凶恶的样子,真是人所能有的极致了。
我们一直保持着从容的举止和脸上的笑容,直到骑上矮种马,远远地出了营地,然后才拼命地纵马飞奔,唯恐僧人们又占了上风,派人来追赶我们。这一次真是千钧一发,但是值得。
我已经把局势估量清楚了,觉得现在知道自己的处境了。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除了在拉萨,而且非等到僧侣的势力被摧毁之后,我们永远不可能达成解决。可是在给政府的任何公文里提到「拉萨」二字,在当时仍然无异于叛逆;我只得把这些结论藏在心里,又藏了好几个月,生怕吓坏了英国国内那些连我们要到江孜去的想法都还没有习惯过来的人。
我看出僧人们怀着不可调和的敌意,看出他们在国中具有压倒一切的势力,而且完全相信自己有力量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我同时也看出,俗官们远没有那么不友好,对我们的力量也不那么无知,比较讲得通道理;普通百姓和士兵虽然或许容易受僧人的煽动,对我们却并没有天生的恶感。我对于最终的解决能够稳固的希望,就建立在这一点上。
几天以后,那位被称为拉丁代本的拉萨将领,同一位日喀则的高级官员和在亚东见过我的那位将领一道,到堆纳来拜访我。拉萨的将领声称,他也同我一样,极其希望友好地解决问题,因此要请我撤回亚东,到那时就可以以最友好的方式进行商谈了。我对他说,因为他一向对我很有礼貌,我不愿对他个人说什么不中听的话,但我要请他让他的政府知道,说这种话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并且警告他们,必须更加严肃地看待局势;他们必须明白,英国政府对于我这个代表所受到的待遇极为愤怒,决不容许再受愚弄。我们不但不会后退,甚至也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们还要向西藏更深处推进;我期待驻藏大臣和一位最高品级的西藏官员都来同我会晤,这位官员须有足够的权力同我谈判订立一项正式的条约,以代替驻藏大臣订立而为西藏人所不承认的那一项。我已经等了六个月,等候派一位适当的代表来同我会晤,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来。
后来我听他说,他已把这次会晤的内容转告了拉萨的僧人们,但他们说,在我们撤回亚东之前,他们不能把我的意见报告拉萨政府。
二月七日,有两名队官被派到我这里来,传话说我必须撤回亚东;我照例托他们口头带回答复,又通过我的西藏文书递送了书面答复。这份书面答复被退了回来,附带的是那句老话:信件概不接受。
十日又来了两名信使,要我定下撤退的日期,并威胁说,如果我留在这里,就要惹出麻烦。这类威胁和要来袭击的谣言,以及僧人们专门拨出五天时间隆重诅咒我们的消息,在随后几个星期里接连不断,使我们不得不严加戒备:夜里布置双岗,因为天冷,每小时换一次岗。这是一件令人厌倦而又提心吊胆的差事,但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而且到头来也并没有发生什么袭击。
麦克唐纳将军和主力部队的日子或许同样难熬。整个冬天,都必须越过两道高山口保持交通;必须有一支轻装纵队随时准备出发,到堆纳来支援我们;还必须收集给养和运输工具,以便尽早向江孜推进。唐拉山口上积雪从来不深,下了雪也很快就化了;但那里狂风可怕,运输队有时要在令人睁不开眼的冰冷暴风雪中翻越山口。二月里,麦克唐纳将军亲自随着一支运输队过来,作了一次短暂的视察。通往哲孟雄的那几个山口积雪要深得多,遇上格外猛烈的风雪之后,偶尔还会封闭。尽管如此,运输队仍然相当持续地往来翻越,给养也在春丕积存起来了。
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为不丹的问题相当忧虑。我们取道春丕前进时,不丹就在我们的右翼。不丹人同西藏人信奉同一宗教,彼此关系密切。因此他们有可能站到西藏一边去,而至少要保证他们守中立,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大吉岭专区专员马林丁先生曾写信给他们,请他们派人来同他商谈;但我们经过春丕时收到的答复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于是我又派人去传话,结果一位颇有地位的官员——廷布宗本——来到了帕里,由沃尔什先生带到堆纳来见我。
他是个粗犷而快活的人。我对他说,我只想知道不丹人打算站在哪一边;他们同西藏人同宗同种,倘若站在西藏人一边,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只是希望他们明白相告,以便我们作相应的安排。他极其断然地回答说,不丹人将站在我们一边。我说这只是空话,他便说要把这话写在纸上,盖上印,他也真这样做了。我说,那毕竟也只是一张纸。他愿不愿意用行动来表示友谊呢?他肯不肯在给养上帮助我们呢?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允许我们付费之后沿着阿莫河修一条路。正像我们左翼的尼泊尔人一样,右翼的这些不丹人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们;后来我能够同尼泊尔和不丹携手并肩地进入西藏,这大大加强了我的地位。
这位廷布宗本立刻成了一个有用的盟友。我把我们同西藏人之间的全部是非向他作了说明,大致就像我在岗巴宗的讲话中向西藏人说明的那样。他问我,他可否去见拉萨的代表,向他们解释我们的观点,设法劝他们达成解决,因为他说,他的政府极其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我并不指望他能有什么成效,但我想,他出面调停这件事本身,也许可以成为使不丹政府同我们关系更加密切的一个途径。因此我同意他去见拉萨的代表,并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去曲眉仙角。他的回答使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发现那里没有一个人的品级够得上让他去拜访,所以他要派人过去,请他们来见他。拉萨的将领、另一位将领和一位喇嘛代表果真来见了他;这件事充分证明了我们一贯的主张——拉萨政府派来同我谈判的那些人,地位实在太低微,根本不配同我进行严肃的谈判。
第一次会见之后,这位不丹使者来向我报告结果。他说,他已把我对他说的话转告了他们,拉萨的代表们答复说,亚东是指定的商谈地点,我们本应在那里商谈问题;可是我们不这样做,反而带着武装部队到了岗巴宗,后来又进了春丕,所以他们不相信我们真心打算和平解决;不过他们问,我们希望达成的解决条件是什么。
我对使者说,倘若我认为退回亚东就有达成持久解决的一线希望,我愿意退回亚东。但事实上,我们多年来一直试图在亚东达成解决。我们的政务官怀特先生和勒梅叙里耶上尉都曾在那里会见过西藏官员,也会见过驻藏大臣,却毫无结果。至于我们在解决中要提出什么条件,那当然要等一位具有全权的高级官员委派下来之后,由我同他商谈;不过概括地说,我们希望同西藏人解决的主要有三点:第一,同哲孟雄的边界;第二,通商的规章,以及选择一个比亚东更合适的商埠;第三,我们同西藏人之间的往来途径。使者随即回到等候我答复的拉萨代表那里去。第二天,他们在曲眉仙角举行全体会议加以考虑,拉萨的将领又去拜访了不丹使者一次。西藏人说,我们进入西藏,理亏在我们,所以应当退回亚东,然后才能进行谈判;至于我们希望规定同他们往来的办法,他们只能说,任何往来都是永远不许可的,因为那违反国法。
这些谈判没有得出任何结果;但在我们力求和平解决的努力中,又多翻动了一块石头,而且附带地,这番尝试还使我们同不丹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当时写道,我希望从这个开端出发,我们可以同不丹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位使者是我在那一带边境上遇到的第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我们之间更加亲密起来,或许会有好处。后来一切都很顺利。怀特先生两次访问那个国家,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再好不过的关系,如今不丹已明确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
这是我们前进之前最后一次谈判的尝试。拉萨的老驻藏大臣一再说要来同我会晤,却始终没有来。新任驻藏大臣是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专为这件事委派的,直到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一日才到达拉萨;而他和任何一位合格的西藏谈判代表都没有露面。我们就在堆纳耐心地度过了整个二月和三月。
军官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他们必须极其严密地戒备;霍格上校因为受高海拔的影响,一阵子失眠得厉害,不得不到海拔只有九千英尺的春丕去换换环境,住了两个星期,好让自己能重新入睡,此后他就好了。印度兵中还发生了十二例肺炎,由于海拔的缘故,其中十一例死亡。邮政部门里一个可怜的年轻人刘易斯先生,因冻伤不得不截去双脚,终于不治而死。
不过,我们也有许多事情可做。赖德上尉常常出去测绘;海登先生常常出去考察地质;沃尔顿上尉把他所能发现的每一种稍具大小的活物都采集起来;鄂康诺上尉身边总是围着形形色色、肮脏程度各不相同的西藏人;而我则整天待在山坡上,尽可能地躲开风,尽可能地多晒晒这南方纬度上明亮温暖的阳光,总的说来过得十分愉快,因为自然景色是一种永不衰竭的乐趣。
白天通常晴朗明亮,但几乎总是在十点或十一点钟,会刮起一阵可怕的大风,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狂暴地刮个不停。有时还会有大团大团的云从印度方向席卷而来。接着就下雪,于是一连两三天,我们都成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雪的玩物。群山隐没不见,除了被狂风猛烈驱赶着的灰暗的雪团,什么也看不见,那雪像尘土一样细、一样干,无孔不入。一连好几天,即使在正午,温度也升不到华氏十五度以上。我们的营地简直就是一幅荒凉的图画。看来,夜里那些可怜的哨兵似乎根本不可能顶得住这呼啸的风暴和无孔不入的飞雪,我们的士兵在这样可怕的条件下,似乎也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西藏人的袭击。
到三月中旬,麦克唐纳将军的各项安排已接近完成,我写信给最近宣布到任的新驻藏大臣,说我即将移驻江孜,开始谈判,希望在那里同他会晤,并相信他会设法使具有全权、品级相当的西藏代表到场。我请他警告西藏人,如果阻挡我的使团通过,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三月二十四日,麦克唐纳将军离开春丕,于二十八日到达堆纳,带来了十磅炮两门、七磅炮一门、第三十二工兵营四个连、第八廓尔喀团三个半连、野战医院和工兵器材场。
近来霍格上校的巡逻队一直在密切监视西藏人。自从我去过曲眉仙角以后,西藏人又来了援兵,并且在离堆纳约六英里的地方筑了一道墙,横截道路。在巴姆错的那一边,也有一支相当大的兵力。
三月三十一日,我们已经向西藏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于是开始前进。地上覆着一层薄雪。即使这时,寒冷依然刺骨。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西藏人仍然守在阵地上,决定和战的关键时刻正在临近。
在那样的高度,又裹着笨重的衣服,我们尽可能快地向前行进。出发不远,就遇到西藏将领派来的一个信使,催促我们回印度去。我叫信使立刻骑马跑回去,告诉拉萨的将领,我们正在前往江孜的路上,当天要走到十英里外的曲眉仙角。我说,我们不想打仗,除非有人阻挡,否则不会打,但道路必须给我们让开,西藏人必须从横截道路的阵地上撤走。再往前,我们穿过一片几乎平坦的砾石平原,望见了西藏人的阵地,那是山梁上的一连串石垒。在相距一千码的地方,我们停下来,等候西藏人前来作最后一次谈判。他们带着一小队骑从轻快地骑马过来,我们大家都下了马,把毯子和外衣铺在地上,坐下来作最后的商议。我把那一套老话又说了一遍——如果没有人阻挡,我们既不想打仗,也无意打仗,但我们必须前进到江孜。如果他们不阻挡我们前进,不攻击我们,我们也不攻击他们。但我们必须前进,因为我们发现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谈判。他们的答复是要求——其实几乎是命令——我们必须回到亚东去,他们将在那里谈判。他们说,这是拉萨给他们的指示。他们也不愿意打仗,但他们奉命要把我们送回亚东。
同这样的人是根本无法讲理的。他们对自己喇嘛的法力怀着无比狂妄的信心。怎么竟会有人胆敢违抗大喇嘛的命令呢?谁要是这样胆大妄为,天上一定会降下雷电,或者大地一定会裂开,把他毁灭!我指着已经展开准备作战的部队。我说,十四年来,我们一直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设法解决问题。我力陈,八个月来我一直耐心地设法谈判,可是没有一个有权力的人来见我,我的信被退了回来,连口信都遭到拒绝。因此我已奉到大皇帝的命令,前进到江孜,希望在那里也许会有负责的谈判代表来同我们会晤。无论如何,在这里再谈下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前进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给他们一刻钟,从他们回到自己阵地时算起,让他们拿定主意。过了这段时间,麦克唐纳将军就要前进;如果西藏人到那时还没有撤出挡住我们前进路线的阵地,他就要用武力把他们赶走。
这一切都由鄂康诺上尉以他那无人能及的温和与镇定翻译给他们听。可是我们简直就像对着一堵石墙说话。没有产生丝毫的效果。说到底,我们的人数并不怎么占压倒的优势。西藏人有护身符可以抵挡我们的子弹,背后还有大喇嘛的神通。他们心底里是否暗暗怀疑过这些东西毕竟也许并不灵验,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拉萨的命令。命令是不让我们再往前走,所以他们非把我们挡住不可,他们所关心的也就仅此而已。倘若我们违背大喇嘛的命令硬要前进,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并没有定下任何计划。不过那也用不着;喇嘛自会安排。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当然,这是一种无法收拾的局面。
将领们和他们的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营地。宽限的一刻钟过去了。现在,伟大的时刻到来了。但我仍然希望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盼望他们在最后关头,在最后关头的最后一分钟,也许会回心转意。因此我请麦克唐纳将军命令他的部下,在西藏人首先向他们开枪以前,不要向西藏人开枪。提出这个要求时,我深知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只有寥寥一小撮人——大约一百名英国人和一千二百名印度人——面对着人数占优势的西藏人,身处他们国家的腹地,海拔一万五千英尺,与印度之间隔着两道高山口;而我们的部队凭借精良武器和远程火力所拥有的优势,被我拿掉了。
这是为了不流血而达到我们目的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部队以令人钦佩的纪律响应了这一号召。他们沉着地穿过平原,爬上山坡,向西藏人的阵线推进,随时都料想石垒后面会射出一阵毁灭性的排枪,而他们自己却还来不及开一枪。事后有些人对我说,他们希望永远不要再被置于这样尴尬的境地,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我相信,他们的纪律至少会让英国国内那些如此贬斥这一天的行动、说我们「屠杀手无寸铁的西藏人」的人看到:在帝国最遥远的边陲,军人在执行任务时能够而且确实做到了节制和克制,并不总是像国内常常加给他们的那样恣意妄为、残忍无情。
如果麦克唐纳将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以只考虑军事上的因素,他就会对西藏人的营地发动突然袭击,根本不给他们任何警告;即使在我已经向西藏人发出警告之后,如果他仍然可以只按军事原则行事,他也会先用大炮轰击他们的阵地,用远程步枪火力摧毁他们的防御,然后再发起进攻。而实际上,为了直到最后一刻都给他们留一个机会,他既放弃了突然袭击的优势,也放弃了远程火力的优势,他的部队是在不利的条件下爬上山坡,向西藏人设防的阵地推进的。
西藏人那一方面则显得十分犹豫不决。看来他们也接到了不许先开枪的命令;整个事情似乎可能以一场喜剧收场,而不是以后来实际发生的那场悲剧告终。西藏人先是跑进他们的石垒,接着又跑了出来。我们的部队逐渐逼近,绕到了他们的两翼。最后,他们同西藏人面对面地相遇了,这从贝利中尉所摄的随附照片上可以看出;事情几乎陷入了僵局,直到西藏人在我们士兵的劝告下慢慢让步,任凭别人用肩膀把他们挤出阵地,被「往前赶」,就像伦敦的警察驱散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人群一样。
就在这时,那天早些时候见过我的两位拉萨军官又骑马出来,告诉我说,西藏人已经奉命不许开枪,恳求我制止部队前进。我答复说,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不能允许任何军队留在路上。路上正有一个哨卡,一道新近特意筑起的墙横截着道路,很明显,我们如果要到江孜去,墙后面的西藏人就必须撤走。尽管如此,我认为事情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西藏人正沿着山梁成群地撤离阵地,甚至已经开始离开路上的那个哨卡。接着情况起了变化。拉萨的将领,或者可能是僧人们,又把人马召回到哨卡;一名军官向麦克唐纳将军报告说,他们虽然被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却拒绝撤退:他们并不打仗,但也不肯离开他们横筑在路上的那道墙。
麦克唐纳将军和我一同商议,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解除他们的武装,放他们走。我们一同骑马到了那里,发现西藏人像一群羊似的挤在墙后。我们的步兵在一侧的山坡上占据了阵地,离他们头顶只有二十码;另一侧,我们的马克沁机枪和大炮在不到两百码的距离上瞄准着他们。我们的骑马步兵在仅仅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平原上严阵以待。我们的印度兵就紧靠着那道墙站着,步枪越过墙头,指着近在几英尺之内的西藏人。而拉萨的将领本人和他的随员就在墙的我们这一边,夹在我们的印度兵中间。
他当然已经完全张皇失措了。他虽然统率着几千名武装人员,我也已经充分警告过他我们要前进的意图,可是当我们真的前进时,他却完全没有作战的准备。他把他的人带回到一个荒谬的位置上;把他们带回来之后,他的举动简直像个孩子。我派鄂康诺上尉去通知他,麦克唐纳将军和我已经决定,他的人必须解除武装,但他闷闷不乐,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解除武装真的开始了,他却扑到一名印度兵身上,拔出一支左轮手枪,朝那名印度兵的下颚开了一枪。
我认为,这并不是出于什么蓄意的图谋,而纯粹是出于愚蠢,可是信号就这样发出了。别的西藏人紧接着也开了枪。我们自己的部队同时打出了一排排齐射;大炮和马克沁机枪也开了火。西藏的刀手冲向近旁的任何人,那位勇敢而富有进取心的《每日邮报》能干的通讯员埃德蒙·坎德勒身受十几处伤,而全军最优秀的军官之一华莱士·邓洛普少校也受了重伤。仅仅有那么一刹那,西藏人如果一致集中猛冲,本可以冲破我们单薄的阵线,把使团和军事参谋人员一举拿下。但那一刹那转瞬即逝。不过几秒钟,步枪和大炮就对挤成一团的他们造成了最惨烈的杀伤。拉萨的将领本人一开始就被打死了,几分钟之内,整个事情就结束了。平原上遍布着西藏人的尸体,我们的部队出于本能,没有接到直接命令就停止了射击——事实上,他们每人只打了十三发子弹。
这是一件可怕而惨痛的事;但一位英国政治家把它称作对「手无寸铁的人」的屠杀,是不公道的,因为照片证明,西藏人全都带着武器;而现在回顾起来,我看不出这件事怎么可能避免。后来西藏人在拉萨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本应知道他们的将领并无意打仗,因为他如果有意打仗,就不会像当时那样站在最前面了。这无疑是真的;倘若由他自己做主,我们可以断定,他会以十分友好的方式同我把事情安排妥当,因为一月里在曲眉仙角,以及后来他到堆纳来看我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彬彬有礼、通情达理;他的部下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反感。但他身边有一个从拉萨来的狂热的喇嘛,支配着他,慑服着他。这个僧人愚昧而傲慢,把迷信的农民驱赶到了毁灭的境地。公平地说,我们应当设想,在他天性的深处,他觉得人民的宗教处于危险之中,他有责任保全它。但他对他所认为的那种危险怀着盲目的恐惧,同时又怀着狂妄的自信,而且丝毫不肯努力用合理的手段去消除那假想的危险——那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结果他只是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灾难,而这个可怜的人也为自己的不讲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令我深感悲哀的是,如今喇嘛们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正在恳求我们的援助,我们却没有多少办法能够帮助他们。
战斗结束以后,麦克唐纳将军命令全体医务人员去救护受伤的西藏人。凡是以我们有限的条件所能为他们做的,都做了。戴维斯、沃尔顿、贝尔德、富兰克林和凯利几位上尉全心全意地照料他们。在堆纳搭起了一所简陋的医院。西藏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非常感激,尽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头一天要取他们的性命,第二天又要设法救他们的命。我们曾对湖那边另一支两千人的西藏军队有些担心,但他们听到曲眉仙角附近的惨败之后,便撤退了;四月五日,我们继续向江孜方向进军,我们出发的那天早晨,即使已是四月,温度计仍然显示在冰点以下华氏二十三度。
这时我收到驻藏大臣三月二十七日的一封来信,他说他极其急于赶来同我会晤,并已见过达赖喇嘛,但「运输上发生了困难,他不肯供给」。考虑了这一切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藏的政治就是随波逐流;中国官员过于专心于谋取私利,因而西藏人也就推卸责任,不肯行动。但他如果同达赖喇嘛争吵起来,只会把事情弄糟,所以他要「继续下去」,尽他分内应尽的职责;他已决定「向北京简明扼要地报告」,然后再次要求供给运输。他希望我能体谅他的为难之处。他说,我带着卫队向江孜推进,是有极好的理由的。但是,「尽管西藏人狡诈欺骗,违背常理」,他已迫使他们「稍稍懂得了常理的意义」,倘若我突然深入他们的国境,他担心他们会故态复萌,从而危及通商关系的达成。达赖喇嘛已经告诉他,如果我肯退回亚东,他就选派西藏代表,并请他(驻藏大臣)前往那里商谈问题。驻藏大臣还说:「这一边界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达十余年之久,是因为当初订立时草率从事,后来又被历任代表敷衍推诿,不肯诚心设法解决困难。」他不好意思提出要我退回亚东的问题,但他仍然认为,我最好还是退到那里去,以「确保解决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等了他十五个月,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些话。我回了信,把曲眉仙角一战的情形告诉了他,并告诉他我正向江孜推进,预计大约一个星期可以到达,希望到那时能有幸同他和一位有权达成解决的西藏高级官员会晤,以免再有任何无谓的流血。
在前往江孜的途中,在杂昌峡谷,西藏人又在狭窄的通道上筑起一道墙,阻挡我们前进。但麦克唐纳将军把他们赶了出去,使他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四月十一日,我们到达了江孜。
我们发现,河谷里遍布着建造得很好的小村落,树木繁多,耕地也很多。大部分居民已经逃走了,但那座耸立在河谷中央一处高地上的宗,也就是堡垒,仍有一部分人占据着。我们通知守官,麦克唐纳将军打算在次日早晨占领这座宗,希望上午九时以前把它腾空。十二日早晨,我们发现守军已经撤走,便不经抵抗占领了这座宗。
这项事业的又一个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四月十四日,总督发来电报,向我本人、麦克唐纳将军以及使团卫队的全体文武官员和士兵,就我们这项事业第一阶段的成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对各级人员在战争史上前所未有、需要非凡的耐心和毅力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乐观精神、克制和坚韧,表示感激和嘉许。
第十三章江孜
江孜是我们几个月来心心念念的目标,而在一切了结之前,我们对它也实在熟悉得过了头。江孜有两处主要的建筑——宗堡和名为白居寺的寺院。宗堡确是一座气势逼人的建筑,用坚实厚重的石块砌成,层层城墙沿着一座岩石山头逐级而上;那山头从平地上陡然拔起,高达四五百英尺。它的样子极有居高临下、睥睨四方之势。紧挨着它、坐落在山脚一侧的那座寺院,围墙又高又厚,墙内的殿宇宏大坚实,也同样令人肃然。〔注一〕
(原注:关于宗堡和寺院的出色描述,可参看兰登《拉萨》第七章。)
镇子本身无足轻重,作为商埠,也不如我原先期望的那样有前途。它位于宗堡脚下,市集上没有像样的铺子。其实真正的居民似乎散居在整个河谷里星罗棋布的众多小村落中,河谷中流过一条颇大的河。
居民的态度恭顺。他们把给养运来出售,没过几天,西藏人就在我们营地外面开起了一个固定的集市,照例做买卖的大多是妇女。百姓们说他们丝毫不想和我们打仗,只求不被拉萨当局强征去当兵。河谷原来十分肥沃,一路下去都是耕地,给养十分充足。
江孜与堆纳相比,实在是令人愉快的变化。首先,它比堆纳低了将近两千英尺,自然暖和些。此外,春天也快到了。柳树开始抽出叶芽,小小的鸢尾花遍地开放,好几种罕见的鸟类也飞来了,让沃尔顿上尉满心欢喜,也充实了他的收藏。
鄂康诺上尉、赖德上尉和海登先生沿着通往日喀则的大路骑马到了东孜,参观了那里的寺院,还去看了河谷里其他一些有名的宅第和庄园。他们发现各处的百姓都很友好,跟比方说西北边境在类似情形下的样子大不相同。农民们正在犁田播种,整个地方看上去安居乐业,十分宁静。
后方也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我收到不丹法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听到朋友打了胜仗,十分欢喜,因为如今英国和不丹已经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他希望英国人和不丹人之间永远保持坚定的信义与友谊。
然而,尽管一切这样安闲宁静,却丝毫看不出谈判的事有任何真正开始的迹象。驻藏大臣早在十六个月前就由中国政府专门派定办理这次谈判,我自然以为会在江孜见到他,至少他也该在来江孜的路上;而且中国政府从上年夏天起就一直在催促西藏人派一名具有全权的代表,我以为驻藏大臣身边会有一位能够同我谈判的西藏代表。可是四月二十二日,我接到驻藏大臣的一份公文,他倒是说打算在五月十二日以前到达江孜,却没有提到已经委派了一名合格的西藏代表。他说,曲眉仙角那一仗,挑起事端的是拉萨来的将军,过错在西藏人一方,是他们不听他的劝告;他又称许我们心怀仁慈,宽宏大量地释放了那些愚昧无知的俘虏,照料了伤者,显示出恩威并施的仁厚用心。他还说,达赖喇嘛如今已经醒悟到我们的力量了。但他仍然没有提到他所「坚持要求」的驮运牲口已经备好,合格的西藏代表也依然没有委派。事实上,噶伦们都已被达赖喇嘛关进了监牢,「能够办理边界及其他要务的西藏官员寥寥无几」,而驻藏大臣又说,这些事「不能操切从事」。因此,他认为耽搁几天也并无不妥。
三天以后,他又来信说,为了前来与我会晤这件事,他同西藏人讲得唇焦舌敝,相信我能体谅情势的艰难。四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说,关于我对喇嘛参与作战一事提出的交涉,他已经接到达赖喇嘛的答复,可是在这封答复里,关于他的驮运或其他任何事情,一个字也没有提。
在这种情形下,我于四月二十二日致电政府说,对付这种拖延战术,最好的办法是一俟军事准备就绪,就让使团直接开往拉萨,在首都而不是在半路上进行谈判。我说,这是了结此事最有效、也是唯一能一劳永逸的办法,而且最省钱、最快捷。我力陈:我们的威望此时正如日中天,尼泊尔和不丹站在我们一边,百姓并不与我们为敌,西藏兵不愿打仗,喇嘛们惊魂未定。此时果断行动,就能取得一个持久的解决。我又说,我之所以在这么早的阶段就提出这个建议供政府考虑,目的在于充分利用适宜的季节,不让这一有利的时机白白错过。我说,与此同时,我会接见驻藏大臣,弄清楚他和西藏代表究竟有多大的权力来达成解决。
我提出这个建议,是估计拉萨当局即将土崩瓦解。驻藏大臣的话似乎透露了这一点;从拉萨来的一位中国官员也说,西藏官员正在恳求驻藏大臣出面调停;据说连拉萨的普通百姓也并不憎恶我们的到来;江孜和拉萨之间兵力不多;而拉萨当局为了阻挡我们进军到江孜,只凑得出五千人。
假如我们那时就着手向拉萨进军,这种崩溃会不会发生,谁也说不准。确定的是,它并没有发生。但这也许是因为麦克唐纳将军此时率领大部分部队撤了回去。按照我们事先商定的计划,使团留下一支相当强大的卫队进行谈判,大部队则退驻春丕作后援,因为那里给养比较容易取得。从给养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可取的,也符合政府的方针,但它可能起了重新激起西藏人斗志的作用。
无论如何,不久就有传言开始传到我这里,说西藏军队又在集结。二十四日传来消息,说他们正在通往拉萨的路上、卡若拉山口一带横着大路筑墙,那里已经扎下了容纳七八百西藏人的营盘;说达赖喇嘛正设法拖延时间,以便四处征募西藏人,抵抗英军向拉萨进军;又说江孜附近的地方兵丁奉他的命令,正在悄悄离开,开往拉萨。
为了查明这些传言是否属实,此时统率使团卫队的布兰德上校——卫队有五百人、两门炮、两挺马克沁机枪和若干骑步兵——于四月二十八日派出一个骑步兵连作为侦察队,前往卡若拉;五月一日,我们接到侦察队指挥官霍奇森上尉的消息,说他率领骑步兵越过了山口,在山口那边三英里处,发现西藏人据守着一道横贯山谷、长约六百码的墙。西藏人约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人,在大约三百码的距离上向骑步兵猛烈开火。我们的人随即从容后撤,只放了几枪,便返回江孜。
除了这样得来的确切情报之外,还有报告传到我这里,说另有军队正在绒河谷集结,准备支援拉萨大路上的那支人马;又说在日喀则本地也聚集了一大批人,估计有四千,其中一部分将开到离江孜十二英里的东孜。
布兰德上校这时来见我,请求准许他出兵,趁这些人马尚未聚拢成势之前去攻打西藏人。他有丰富的边境经验,我也有一些,我们俩都知道,遇到这种聚众的情形,先发制人,趁对方还没来得及积聚起压倒性的力量就狠狠打击他们,是一条相当可靠的普遍原则。他所设想的是一着险棋,因为卡若拉远在四十五英里之外,海拔一万六千多英尺;而在他率领三分之二的卫队离开期间,只剩下三分之一卫队的使团本身就可能遭到攻击。我说,如果他那方面不在乎冒这个险,我这方面也不在乎;而就我的军事见解还有几分价值而言,我是完全赞成这次行动的。
但我必须从政治上作出决定,而从政治上说,我也没有异议。我是来谈判的,可是毫无谈判者出现的迹象。另一方面,西藏人还在进一步集结军队;他们在卡若拉以及从那里到康马之间的阵地,威胁着我们的交通线;他们还向我们的侦察队开了火。由于这些理由,我在五月二日致电政府,报告说布兰德上校提议出兵,赶在西藏人攻击我们的交通线之前,到山口上去攻打他们,对此我从政治上没有提出异议。我曾经口头和书面向中国人和西藏人申明,我们来江孜是为了谈判。我们到达之后,已经撤出了宗堡,麦克唐纳将军也已率领大部分部队返回春丕。因此,我们是来谈判而不是来打仗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他们仍旧既不派谈判者来,也不说他们有任何谈判的意思,反而集结军队来攻打我们;我觉得我完全有权听任使团卫队的指挥官采取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手段来保障卫队的安全。
同一天,鉴于有传言说日喀则一带的西藏人态度敌对,并且有地方民兵前去增援,我把江孜宗本扣押在英军营中。
五月三日,布兰德上校率领第三十二工兵营的三个连、第八廓尔喀营的一个连、两门七磅炮和两挺马克沁机枪出发,威尔顿先生和鄂康诺上尉随行,以便遇到中国或西藏官员时协助他。
五月四日,沃尔顿上尉的病人们警告他说,江孜的我们很可能要遭到某种攻击。布兰德上校不在期间负责指挥的第八廓尔喀营默里少校,派出一支骑兵巡逻队沿日喀则大路走了几英里,但他们回来报告说一切平静。
第二天黎明,风暴骤然爆发。我突然被枪声和就在我帐篷旁边的一片大声呼啸惊醒。我冲了出去,只见西藏人就在几码之外,正从我们自己的枪眼里往里开枪。一支八百人的队伍从日喀则方向连夜行军赶来,其中许多人借着夜色掩护,爬到了我们驻地的墙根下。黎明时分,他们突然跃起,在其余人马的支援下,企图一举冲进我们的驻地。驻地是一座坚固的房屋,一侧有个园子,园墙已被我们凿了枪眼。在最初那个千钧一发的关头,他们几乎得手了。他们差一点就闯了进来,幸亏两名英勇的廓尔喀小哨兵顽强地把他们挡住,直到我们的人出来。随后,正如在曲眉仙角那样,那唯一有利的时机一闪而过,等待着他们的就只有惨败了。攻击大约四点半开始,直到将近六点半才停止,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我们驻地周围留下了约二百五十具尸体和伤员。
就我个人而言,我能在这次攻击中毫发无损,实在是侥幸,因为我一出帐篷就径直奔向使团的集合地点。我穿着睡衣,还只醒了一半,脑子里闪过的头一个念头就是赶到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就是我们称作「内堡」的地方。可是我本该像在别的场合所做的那样——而且我认为遇到任何突然袭击都应当这样做——随手抓起什么武器就直奔墙边,在那几分钟的紧要关头一起打退进攻。
默里少校打退进攻之后,沿着日喀则大路追击敌人约两英里。但这时情况已经明朗,这支进攻的队伍并不是附近唯一的西藏军队,另有一支人数相仿的队伍占据了宗堡,因为他们开始向我们的驻地射击,我们渐渐明白,自己已经被围困了。
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这些军队是由拉萨政府新近任命的一位将军召集的,随军的还有拉萨大寺甘丹寺的一名代表、达赖喇嘛的两名书记官和其他一些拉萨官员。因此,这绝不只是一场地方上的骚动,而是西藏中央政府蓄意策划的一次攻击。
在布兰德上校回来之前的几天里,我们处境危急,同时也为布兰德上校本人担忧。十一月我们在大吉岭盘算时认为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如今已经发生了,我们已到了紧绷欲断的关头。默里少校白天尽力加固驻地,特别得到了富有工程经验的赖德上尉的协助;夜里我们则提高警惕,提防再次受到攻击。因为到了夜里,我们的远程步枪失去了特有的优势,西藏人就有了最好的机会。我们只有一百七十人,而西藏人此时正在集结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如果他们精心策划一次夜袭,并且一鼓作气打到底,本来是很有可能把我们压垮的。那一夜和以后的几夜,他们放了不少枪,但我们严加戒备;后来我们听说,喇嘛们曾经想组织第二次进攻,但士兵们拒绝出动。
七日那天听说布兰德上校已经打垮了卡若拉的那批人马,我才大大松了一口气。那批人有两千五百人,配备着许多拉萨造的和外国造的步枪,由许多有势力的拉萨喇嘛和官员率领。他在给我的一张短笺里说,就在他发起攻击的那天清早,他接到我的一封信,说使团在江孜遭到了攻击,那时他度过了好一阵焦虑的时刻。西藏人据守着极为有利的阵地,躲在一道十分坚固、凿有枪眼、长达八百码的墙后面,这道墙是他们横跨山口筑起来的;要在海拔一万六千多英尺、四面冰川环绕的地方攻打这样一个阵地,兵力只有对方的六分之一,身后的交通线又不太安全,布兰德上校确实得咬紧牙关、硬起心肠。他的正面进攻失败了。可怜的贝休恩阵亡了,他是一位典型的沉着可靠、勇猛如狮的军官。大炮完全不起作用。弹药也并不充裕。布兰德上校在给我的信里说,正当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就在那紧要关头,罗少校率领的廓尔喀兵慢慢攀上了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处,迂回包抄取得了成功。西藏人陷入了恐慌。他们起初是三三两两地从墙后溜走,接着便如洪流般溃逃。布兰德上校把骑步兵投向他们,奥特利上尉一直追到去拉萨的半路上。
这是一场勇敢而大胆的小规模战斗,在任何国家的战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远远高过勃朗峰顶的高度上作战,以前还从未有过。听到它大获成功,我真是如释重负。七日深夜——也就是战斗后的第二天——我欢迎鄂康诺上尉、珀西瓦尔·兰登先生和不知疲倦的奥特利上尉归来,奥特利上尉还带着他那支勇猛的骑步兵,这支骑步兵已经成了西藏人谈之色变的对象。他们赶在布兰德上校前面,大胆地飞驰回来;而就在第二天早晨,奥特利上尉就要让围困我们的西藏人见识一下,有他在和没他在是多么不同。
从我们驻地望去,只见一队西藏骑兵毫无戒备地在河谷里闲逛,在我们步枪的射程之外,却不在我们骑步兵的追击范围之外。于是奥特利上尉带领二十名骑步兵冲出驻地追了上去。西藏人沿着一条岔谷疾驰而上,奥特利上尉在后面紧追不舍;这时我们看见一大群西藏骑兵从宗堡里冲出来,要截断他的退路。我屏住呼吸,提心吊胆,生怕他一心追赶前面那队人,没有注意到后面的这队人。可是奥特利上尉没那么容易被捉住。他突然拨转马头,冲上一块高地,闪电般地命令部下下马,还没等对方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同时向两队人猛烈射击了。转眼之间,好几个西藏人倒了下去,其余的人拼命逃散了。
这一切使我们的士兵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我们已经经受了三天三夜相当大的紧张;第二天,布兰德上校本人率领他的纵队安全回到营地,随即作出部署,用步枪和马克沁机枪的火力不断骚扰宗堡的守军。
我们这时听到了卡若拉之战的全部详情。参战的西藏人似乎大多来自西藏东南部各地区。他们由一名俗官和一名僧官指挥,是由一位僧人出身的噶伦和另一位高级僧官组织起来的,这两人曾在浪卡子驻扎过一段时间。拉萨三大寺都有代表参加了这一仗,每个僧人在出发从军之前,都由拉萨政府发给一支火绳枪和一把刀。
十日早晨,我们安葬了可怜的贝休恩的遗体。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承担起为他宣读安葬祷文的职责。我从奇特拉尔解围之役时就认识他,他和蔼刚毅的性情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他依恋不舍,他的军人品质也赢得了大家最高的敬佩。他是英国军官的杰出典范,履行职责严格而周到,却又深受部下爱戴;在随后的日子里,失去他使我们深感痛惜。
布兰德上校这时侦察了宗堡,看看能否攻取。他得出的结论是,攻打宗堡力所不及。我们的两门七磅炮虽然是专为这个用途运上来的,却毫无用处;我们的兵力又太少,无法强攻拿下这个地方。人们自然会问,既然我们初到时宗堡已经撤空,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占据宗堡,却住在平地上的一座房子里呢?麦克唐纳将军不把使团和卫队安置在宗堡里,有几条极好的理由。宗堡离水源太远,而且太大,守不住。他选定的驻地紧凑,又靠着河。他把我们安置在这里,留下充足的给养,万一我们遭到攻击,可以支持到援军到来。正如我说过的,最坏的情况确实发生了,而我们坚持到了援军到来。
但布兰德上校虽然无法攻打宗堡,却不肯让自己仅仅困守在驻地里。他不断出击,扫清附近的村庄,凡是靠近我们驻地的村子都拆毁了;他维持着一条通往后方的骑马驿递线路,并想尽一切办法,在当时的情形下尽可能保持主动。
此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五月十四日,印度政府致电给我,说英王陛下政府同意他们的看法:最近发生的事件使得使团不可避免地要进军拉萨,除非西藏人同意在江孜开始谈判。因此,我要通知驻藏大臣:如果一个月之内没有合格的谈判者同他一起在江孜出面,我们就要坚持在拉萨本地进行谈判。
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满意,但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无端遭到攻击,如今实际上已被包围,喇嘛们还在我们四周集结更多的兵力,而我却仍然不得不继续谈论谈判。在这种情形下,任何谈判的字眼都只会使他们以为我们怕他们,所以我最后传达这个信息时,是很不情愿的。但政府也有许多困难要应付。他们在下议院面对着强大的反对派。国内对这次行动毫无热情。我们刚刚从南非战争中脱身不久。日俄战争正令人忧虑。而我们同法国的协定还没有缔结,英法协约也还没有形成。
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将军正在春丕作一切准备,以便支援使团卫队,并最终向拉萨进军。他自己也有许多困难要对付:霍乱爆发了,大雨又使哲孟雄境内的道路多处冲毁。给养、弹药和驮运都得费尽力气去筹集,进展必然缓慢。但五月二十四日,强大的援军到达了江孜,给我们的力量增添了极受欢迎的补充,使布兰德上校得以采取更为主动的态势。援军包括伊斯顿中尉率领的英国山炮连的两门十磅炮、一个土著坑道工兵连、五十名锡克兵和二十名骑步兵。
皇家工兵谢泼德上尉的到来,也增强了我们这支小小的守军。在使团期间我所见到的所有军官当中,他给我的印象是最有可能升到军中最高职位的一位。他的干劲、他永不消减的乐观、他的胆识以及他的全面才干,都是十分出众的。他是陆军中的壁球冠军,在西北边境的历次战役中就已经以勇敢闻名。他在这里的声誉与日俱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旁观者看到的即便不总是最多,也总是不少——暗自认定,他和奥特利上尉二人身上具有最确凿的军事天才的迹象。军人的前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这两位很可能会沉沦下去,成为寻常那种平庸刻板、规规矩矩的指挥官或参谋军官。但我敢拿我作为预言者的名声打赌:只要机会在例行公事和考试扑灭他们炽热的生命力之前降临到他们任何一人身上,他们就会像罗伯茨勋爵,或者像霍德森骑兵团那位勇猛的霍德森那样,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这里,我必须插几句话,批评一下我听罗斯福先生在剑桥大学辩论社发表的一些言论;对于罗斯福先生,除此之外我是极为钦佩的。他说,在公共生活中和军队里,需要的不是天才,而是具有普通品质、却把这些品质发挥到超乎寻常程度的普通人。对此我极不赞同。最需要的并不是普通的寻常人,不论他把自己的平庸发挥到什么程度。最需要的是非凡的人,是带有那么一点我们根本无法界定、却又都能本能地认出就是天才的东西的人。普通人多得过剩,而且必须承认,他们做普通的事情要比天才做得好得多。但唯有天才,在时机来临时,能够在这些芸芸众生之中闪射出一道光芒,使他们做出靠着把自己那些按部就班的普通品质发挥到无论什么程度都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来。找出这些非凡的人是极其重要的。但找出他们的办法不是靠考试——除非选的正是最不善于应考的那些人。办法是让最优秀的人去选拔最优秀的人,让已经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去挑选「他们」认为最有前途的人。
不过,这些都只是插话,只是我自己被迫无所事事、除了观看当时肩负责任的那些人如何行动之外别无他事可做时,所产生的许多感想中的一个而已。
有了援军,布兰德上校这时便认真地转入进攻。五月二十六日,他攻打了帕拉村。这座村子建造得很坚固,离我们的驻地只有一千一百码,西藏人以重兵据守,并且筑了一道墙把它同宗堡连接起来。夜深人静、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攻击部队集合起来。我们这些留守的人都登上屋顶观看结果。纵队悄无声息地开出了驻地。接着是长时间的寂静。然后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不一会儿,宗堡和帕拉村里就噼噼啪啪响个不停,一道道火舌划破黑暗。随后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接着是一片死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谢泼德上尉在鄂康诺上尉陪同下,冲到村里一座主要房屋的墙下,用左轮手枪打死了两个西藏人之后,安放了一包火棉,点着导火索,又冲回隐蔽处。那声爆炸就是这么来的,墙上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鄂康诺上尉随后带着他那块火棉,冲进另一座房子,成功地把它点燃了。加斯廷中尉和沃克中尉在另一处也想照样炸开一个缺口,但导火索没有起作用,在第二次尝试时,加斯廷中尉阵亡了,鄂康诺上尉也受了重伤。
炸毁挤满了武装人员的房屋,的确是一件九死一生的事;但除了这样蓄意冲上前去,在有人把守的墙下安放炸药并加以引爆之外,别无办法可以攻进去。谢泼德、加斯廷、沃克和鄂康诺应当享有最英勇的军事行动所应得的一切荣誉。
缺口是炸开了,但村子还有待攻占。天一亮,彼得森少校就率领他的锡克工兵英勇地一座房子接一座房子地猛攻,布兰德上校则在几百码外的山坡上用炮火支援他。西藏人一如他们在这些村子里一贯的那样顽强抵抗,但彼得森少校稳步推进,到一点半时,村子已落入布兰德上校手中。
我们的损失是:皇家工兵加斯廷中尉阵亡;鄂康诺上尉、第三十二工兵营的米切尔中尉、皇家工兵沃克中尉以及九名士兵受伤。对于我们这支小小的守军来说,这是一份沉重的伤亡名单。但攻占这座村子给了西藏人一个很大的打击。据威尔顿先生随我们的一次出击时遇到的一个中国人说,在此之前,西藏人已经变得十分凶悍,扬言要先攻打我们,把我们统统割断喉咙,然后再把中国人全部杀掉。
帕拉村由我们的部队占领了。五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半,长期以来一直在给自己壮胆、准备向我们进攻的西藏人,同时攻打了这座村子和我们设立的一处廓尔喀前哨。那场面看起来十分壮观:宗堡向我们猛烈射击,宗堡脚下的房屋也向村子拼命开火。但西藏人轻易就被击退了,因为布兰德上校事先小心地把这个地方加固得很好。此后西藏人再也不敢向我们采取攻势,形势从此确定无疑地开始转变。
因此,我这时不再那么勉强,给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写了信,说我们准备在江孜谈判,期限到六月二十五日为止;但如果到那个日期驻藏大臣和合格的谈判者还不到来,我们就要坚持在拉萨进行谈判。这些信连同一封致宗堡里西藏指挥官的附函,交由俘虏送去。不过,送信人在答应送信之前提出条件,要求允许他们回到我们这里继续当俘虏,这对于同我们作对的西藏军队是怎样征募来的,可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第二天早晨,西藏将军把信退了回来,说他们没有接受英国人来函的习惯。
六月五日下午,我接到印度政府的指示,要我前往春丕,同麦克唐纳将军商议今后的计划。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交通的畅通。然而,四处仍有西藏人,使团首脑得骑马沿着交通线南下一百五十英里,去同军事指挥官商量,这是一件颇不寻常、而且无疑有风险的事。不过,能离开江孜被围困的单调生活,换换环境,我是相当高兴的。第二天清早四点,天还黑着,我就在默里少校率领的四十名骑步兵护卫下骑马出发,同行的还有第八廓尔喀营那位英勇的医官富兰克林大夫。我们远远绕开了乃宁寺,平安到达了四十英里外我们的第一个设防据点康马。在那里指挥的是第二十三工兵营的皮尔逊上尉,手下约有一百人。
这里一切平静,这个据点至今从未遭到攻击,大概是因为布兰德上校在卡若拉的那次行动起了作用,从卡若拉有一条路直通这里。第二天早晨我四点半就起身,准备早早动身,刚穿好衣服,就听见了西藏人在江孜发动攻击时用过的那种独特的、豺狼似的嚎叫。我立刻冲上屋顶,果然,一群约三百人的西藏人正向据点扑来,不等我们的人出来,他们就已冲到墙根下,一边扔石头,一边朝站在屋顶上的我开枪。那屋顶是平的,我一时竟找不到下去的路。我们所有的人,不管穿好衣服没有,都冲上墙头,抓起最先找到的步枪,拼命开火。在这里,西藏人又一次恰恰错过了时机。和以前一样,转瞬之间时机就过去了,他们因为缺乏军事头脑而吃了大亏。六七十人被打死,其余的人退到山上去了。
但附近的西藏人并不只有这一股。当这些人正面进攻的时候,另外又出现了两股,每股四百人,全是康巴人,是西藏最能打仗的人。一股沿河谷而上,一股沿河谷而下,要从两头截断我们的退路。这是西藏指挥官在战略上的一大努力,但它失败了,因为我们一打退对据点的攻击,默里少校就出击,转而攻打西藏人的另外两股人马,爬上山坡,把他们打得四散奔逃,翻山而去。
然后我们吃了些早饭,我便继续向春丕赶路。到下一站嘎拉错有二十八英里,一路上很有可能遇到西藏人;但我的道理是,刚刚打退一次进攻之后,危险要比一两天以后小一些。于是我带着二十名骑步兵出发,默里少校和他的部下则必须返回江孜。在嘎拉错,迎接我的是我的老朋友——霍格上校率领的第二十三工兵营,在堆纳度过的整个那个可怕的冬天里,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卫队。
我这时回复了早上收到的政府的一封电报。政府在电报中要我用电报陈述我对总的局势的看法,因为他们希望尽快得知。军事当局曾经认为,秋天以后不可能在拉萨驻军;针对这一论点,我说,依我看,「应当设法让部队在拉萨过冬,因为如果我们十一月退回春丕,就有可能失去我们目前一切努力的成果,西藏人也会更加百般阻挠」。我估算,拉萨河谷和江孜河谷各能供养一千人。我希望,现在派来的充足兵力在夏季几个月里打垮抵抗之后,能够在拉萨留下一支像当时驻在江孜那样、足以独力坚守一整个冬天的守军。我又说,如果真像军方所说的那样,冬季无法在拉萨维持部队,那我最好根本不去拉萨,因为同西藏人和中国人这样两个百般阻挠的民族打交道,如果在一个必要时我不能待满一整年的地方开始谈判,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花了十一个月,连谈判都还没能开始。要在两三个月内谈完,我是完全办不到的,尤其是如果中国人和西藏人知道我们打算在冬天以前离开的话。
这份电报的实质内容,我至今仍然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它的口气,如今我心平气和地回想起来,并不打算为之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整个江孜时期,我并不像一个代表所应当的那样沉稳镇定。也许是在极高的海拔上待得太久,开始起作用了,因为即便是江孜,海拔也超过一万三千英尺。也许是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不到拉萨,什么事也办不成,而在岗巴宗、在堆纳、在江孜这样摆来摆去,只不过是做给远方的英国选民看的。也许是难以把军事上的考虑同政治上的考虑调和起来。又或许是因为读到了这时从英国寄来的报纸,上面公开指责使团残暴、不义和压迫,还预言我们也将遭到像卡瓦尼亚里那样的灾祸。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确实变得非常焦躁,结果招来了印度政府的一顿申斥,这只使我更糟,使我决心撒手不管这整件事。只要我们径直去办,这件事似乎是那么容易办成;而只要英国国内的人三心二意,它就完全不可能办成。我现在明白,我本该不动声色、高高兴兴地干下去,因为政府也有它们自己数不清的困难。然而,在当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到达江孜两个星期之后,就已经相当有把握地断定,西藏人并不真心想谈判;如果我们非去拉萨不可,那就迫切需要及早为进军作准备,以免又一个整夏白白过去而一无所获。然而,早在四月底就把「拉萨」二字说出口,无疑是操之过急了。我很清楚,如果我们希望同西藏人和中国人共同达成一个深思熟虑、完整而持久的解决,如果我们希望——这一点我一向认为比任何纸面上的解决都重要得多,也是我们进入西藏的真正目的——在我们和西藏人之间建立起良好的感情,那么我们不但必须去拉萨,而且必须能在那里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但我承认,当我向政府陈述这一意见时,本该用比我引述的那封电报委婉一些的方式提出来。
我可以为自己辩解的只有这么一点。正如我所叙述的,就在我发出那封电报的那天黎明,早饭还没吃,我就遭到了西藏人的攻击,不得不亲自手持步枪作战。吃过早饭,我又得骑马走将近三十英里,路上随时有再遭攻击的危险。而在这一切之前,我已经在一座房子里被困了一个月,一步也不能出门。因此,我是在身体筋疲力尽、精神消沉的时候起草和译成密码发出那封电报的。我知道,军事上的考虑、帝国的考虑、国际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一切妨碍行动的考虑,都是同我的建议截然相反的,而我当时没有心情对它们恭恭敬敬。然而,我让自己的电报带上哪怕一丝一毫的生硬,都是不明智的。如果我想把事情办成,我本该保持那种我在下议院旁听席上屡屡赞叹的、英国大臣们所具有的惊人的镇定和愉快的明智。这一切,我记下来供将来那些率领不得人心的使团的人参考。因为我那封电报的效果,并没有促成我心目中的目标——为必要时让使团留在拉萨过冬做好一切准备。它只给我招来了政府的一顿训斥。政府在六月十四日回电说,他们认为有必要提醒我,我提出供他们考虑的任何具体建议,都应当尽可能符合英王陛下政府的命令和现行方针;我还应当记住,英王陛下政府的方针所依据的,是范围比单纯的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不但超出了我的视野,也超出了印度政府的视野。因此,他们希望我尽最大努力执行现行的计划,直到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这些计划行不通为止。我被告知,在我到达拉萨、估量了那里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就冬季留驻拉萨的政治必要性进行论证;而军事上的反对理由是重大而明显的。
我对此的答复没有公布,所以我不引述它。我只想说,我几乎对办成这件事完全绝望了。寇松勋爵不在印度,回英国去了,显然此时占上风的是军事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考虑。我知道那些「国际关系」和「更广泛的视野」,因为凡是发给我国各位大使的重要公文,都抄送了副本给我。但是代表那些「更广泛」的观点的人有几十上百个,而这些观点并不像人们常常以为的那样,仅仅因为更广泛就更明智;代表那种较为狭窄的观点的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而这种观点虽然是地方性的,却未必就低人一等,未必就不那么重要。
那么,这种狭窄的、地方性的观点是这样的:三十年来,我们在印度一直不间断地设法同我们边境上一个半开化的民族解决一桩通商和边界方面的区区小事,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范围比单纯的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考虑」所搪塞。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可以把这件事一劳永逸地了结。经过多年的谈判和通信,我们终于采取了行动。我们费了极大的力气,花了巨额的经费。而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从我那有限的视角出发陈述一点:我应当有充裕的时间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我承认,我本该用不那么带刺激性的言辞来陈述我的意见;但我确信,我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假如当时照此行事,现在的情况会好一些。假如我在拉萨不被催促,而有充裕的时间去估量和报告那里的局势,并就形势可能提示的任何变通办法接受政府的命令,我本来是能够同中国人和西藏人双方缔结一个我国政府和他们都能接受的条约的。
这时,俄国政府又开始提起西藏事务。四月十三日,兰斯敦勋爵曾向俄国大使保证〔注二〕,「并未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当初决定派遣荣赫鹏上校使团进入西藏领土时所抱的目的」。六月二日〔注三〕,由于俄国大使曾屡次表示希望我们对西藏的方针不致因最近的事件而改变,兰斯敦勋爵便书面通知他说,英王陛下政府在批准使团进军江孜时,曾向印度政府宣布,「他们明确认为,不应让这一步骤导致占领西藏,或导致对西藏事务的永久干预。他们声明,进军的唯一目的是取得补偿,一旦取得赔偿,即行撤退。他们又说,他们无意在西藏设立永久使团,在该国强行争取通商便利的问题,也应根据这一决定来考虑」。兰斯敦勋爵接着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英王陛下政府仍然坚持上述方针,不过显然,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取决于西藏人自己的作为,英王陛下政府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他们目前认为可取的方针。然而,他们愿以最强调的措辞声明,只要没有其他任何强国企图干涉西藏事务,他们就不会试图吞并西藏,不会试图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试图控制其内政。」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一页。)
(原注:同上,第十五页。)
到后来,这竟成了套在印度政府行动上的一副牢不可破的枷锁。印度政府仍然希望在拉萨派驻一名代表;鉴于西藏人坚决的敌意,他们还希望有权占领春丕河谷,作为条约得到履行的保证。俄国人在满洲永久驻扎了成千上万的军队,修建了铁路,筑起了堡垒,设立了哨所——十七年前我在那里连一个俄国人都没见到过——而且他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蒙古沿着整条边界都派驻了领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出他们能有什么理由反对印度政府想要采取的那些极其温和的措施。无论如何,西藏人表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消极的顽固,而是十足的敌意;而且,即使正如拉姆斯多夫伯爵对查尔斯·哈丁爵士所说的那样〔注四〕,「俄国与西藏之间的关系纯属宗教性质,完全是由于有大批俄国布里亚特人把达赖喇嘛视为他们的教皇」,但西藏人依仗这种纯属宗教的关系作为对抗我们的靠山,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既然如此,印度政府本来可以指望放开手脚,把这桩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的西藏事务彻底了结。但正如印度事务中常常发生的那样,「更广泛的国际考虑」偏偏要对印度政府大为不利。自从使团出发进入西藏以来,俄日之间已经爆发了战争。因此,我们同俄国的关系正处在非常微妙的阶段。战云密布,政治家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为了同西藏之间这桩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危及我们同俄国的关系,是不大值得的,尤其是我们同法国就埃及问题达成的安排还需要俄国的赞同。然而,当我们看一看本书末尾所附的地图,看到俄国边界离西藏有多远,而我们自己的边界又实际上同西藏接壤多长;当我们再想到,此时拉萨确实有一个俄国臣民,他惯常往返于拉萨和圣彼得堡之间,因而达赖喇嘛同俄国佛教徒之间那种自然而然存在的宗教关系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已经足以承担——想到这些,印度政府在他们的一切努力正达到顶点的时候,却因为顾忌远方的一个强国而被束缚住手脚,就确实显得有些冤枉了。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二十页。)
在这方面,有一件事巧合得耐人寻味:俄国人对我们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离他们的边界何止一千英里——提出抗议和交涉的时候,萨道义爵士通知中国外务部侍郎〔注五〕我们打算进军拉萨,那位侍郎听了这个消息却泰然自若,毫无异议,还说达赖喇嘛愚昧而固执。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十九页。)
我于六月十日到达春丕,接下来的几天同麦克唐纳将军商讨进军的细节。离开了江孜被围困的单调生活,离开了西藏的荒凉和高海拔,真是令人神清气爽。我又见到了老朋友:斯图尔特上校,多年以前我在帕米尔被俄国人扣留时,就是他来接替我的;贝农少校,奇特拉尔解围之役时他是凯利上校的参谋官;还有我的内弟弗农·马尼亚克,他这次将作为私人秘书随我同行,在一大堆照例的公务烦恼之中,有他做伴是最大的宽慰。从江孜的一万三千英尺降到春丕的九千英尺,从时时处处的危险换到绝对的安全,这一切都缓解了我的紧张;而再一次置身于繁茂的草木之间,有绚丽的杜鹃花、茂密的松林、玫瑰、报春花,以及高山花卉的万千芳华,那种欢愉真是一种使人身心舒缓、令人欣喜的松弛。
在去春丕的路上,我在帕里见到了通萨本洛,也就是如今的不丹国王。他是最近前来会见麦克唐纳将军和我的。一直负责春丕政务的沃尔什先生曾在六月三日会见过他,通萨本洛向沃尔什先生承认西藏人不讲道理、行事愚蠢,但辩解说,这是由于噶伦们出了坏主意,噶伦们也因此全都被关进了监牢。不过他说,我们去拉萨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达赖喇嘛和政府都会在我们到达之前离开,我们到那里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谈判的人。他曾写信给达赖喇嘛,把我在堆纳对廷布宗本说的我们的要求告诉了他,达赖喇嘛回答说,哲孟雄的边界必须维持原状,不能设立商埠,西藏政府也不能接受印度政府的任何来文。通萨本洛又说,不丹流传的谣言是:沃尔什先生已在曲眉仙角被杀,我已在江孜被杀,俄国人已在加尔各答登陆,打败了英国人,竖起了五面旗帜。
这个前景有些暗淡;但我同通萨本洛的会面还是使我颇受鼓舞。沃尔什先生已经消除了他的许多错觉,在后来的几次会见中,通萨本洛对麦克唐纳将军和怀特先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怀特先生同他结下的友谊,后来产生了极为有益的结果。
我发现通萨本洛是一个正直、面貌诚实、仪态庄重的人,年纪约在四十七岁左右。他举止得体,衣着考究,送了我贵重的礼物,处处显示出他是一个有地位、有权威的人物。他说他极其渴望促成我们和西藏人之间的和解。西藏人一向非常顽固,执迷不悟,但达赖喇嘛是个年轻人,需要有好的谋士,不幸的是拉萨有些坏人,假借他的名义行事,损害国家。麦克唐纳将军曾告诉他,我们准备接待谈判者,期限到六月二十五日为止,所以他——通萨本洛——已经写了急信给西藏人,要他们在这个日期之前派一名谈判者来。那么,我难道不能耐心等到那个时候吗?
我问他,假如他自己等了十一个月谈判者都不来,夜里又遭到四次攻击,他是否还愿意耐心等待。他承认他不会,反而会更想到处杀人;但他说,我是一个大国政府的代表,应当比他更有耐心。我说,我已经定下六月二十五日为接待谈判者的期限,但从那以后,我又在康马遭到了攻击,我不能担保总督还会允许我接待谈判者。
我说,没有一个英国人愿意杀死那些被迫离开家园来同我们作战的村民。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同他们也无冤无仇。但不幸的是,除了打仗,似乎没有办法触及那些真正煽动反对我们的人,而一打起仗来,吃苦最多的却是那些无辜的农民兵,而不是惹出祸端的人。假如这些人肯亲自率领他们的部下,我倒会更高兴些,因为那样他们就会领教到同英国政府作对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萨本洛听了这个说法大觉有趣,但他说,每逢可能要打仗的时候,那些首领总是落在后面一程。
我接着说,虽然我不大指望不经过战斗就能达成任何解决,但不管打不打仗,我迟早总得达成一个解决,而且要能再维持一百年。假如西藏人能像不丹人那样明白事理,来同我把事情谈清楚,我们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解决了。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同不丹和西藏这些位于我们边境上的国家友好相处、睦邻往来。战争虽然只能有一种结果,却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我们并不希望无谓地招惹这些麻烦。因此,我们宁愿要和平。我请他代我向法王致意,并请通萨本洛常常给我写信,就同西藏的解决办法向我提出建议。他热切地向我保证不丹人的善意,并说他们永远不会背弃同英国政府的友谊。
在这次会见中,我有意装出对接待谈判者毫不在意的样子,因为我显得越不急于要他们来,他们就越有可能到来。事实上,两个星期以后,真的出现了他们要来的迹象,我便请求政府同意在二十五日之后再宽限几天,让他们能够前来,政府也欣然同意了。
除了右翼不丹的这种友好支持之外,我们这时还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左翼尼泊尔的支持同样友好,而且更有价值。尼泊尔首相告诉雷文肖上校,他收到了达赖喇嘛的一封信和一些礼物,但信中只字未提我们的使团,这一疏漏使首相认为,达赖喇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认为这一推测是完全正确的,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应付的重大困难之一。没有人敢告诉这位小小的活神仙,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的意,然而他们又不得不从他那里取得命令,因为没有他的命令,他们什么也不肯做。
为了消除这一困难,尼泊尔首相在六月初写信给达赖喇嘛,对「由于西藏政府未能通过友好谈判解决争端而造成的(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关系破裂」表示忧虑。他提到他上一年秋天写给四位噶伦的信,接着写道:「阁下明智而有远见,英国政府的雄厚实力,想必是深知的。同这样一个大国走向极端,在自己并没有坚强而正当的理由可以坚持的情况下,无端给自己可怜的子民招来灾祸,恐怕难以被认为是有德之举或明智之策。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悬而未决的各项问题的详细情形,并没有如实而正确地禀报给阁下。」首相随即敦促达赖喇嘛立即派遣一名正式授权的噶伦去会见英国官员,停止同英国政府作战,并尽最大努力促成和平解决;否则,他清楚地看到,西藏将有大祸临头。他在信的结尾说,尊者神圣尊贵,本不应以尘世俗务相扰,但西藏目前的危急局势需要尊者运用最大的远见,国家的存亡全系于尊者一身。
想起来令人感叹的是,达赖喇嘛对这番善意的劝告置若罔闻;后来,当灾祸已经降临到他的国家、我们兵临拉萨城外的时候,他却借口闭关修行逃走了,把他的国家丢下不管。
第十四章攻占江孜宗
这时,大批援军已从印度开到:富勒少校率领的山炮连余部、皇家燧发枪团的半个营、第四十帕坦营和第二十九旁遮普营。六月十三日,我同麦克唐纳将军一道动身返回江孜,去接替江孜的使团卫队,必要时便向拉萨进军;里德上校则留下来主持交通线。
我们沿途所经的每一个兵站,主管的军官无一例外地报告说,由于我们待人宽厚,百姓对我们十分满意。村民们自己也全然是友好的。他们出卖自家的物产,价钱对他们极为有利,正在赚钱。他们只怕官员和喇嘛。罗林上尉前一年曾在西藏西部探察,熟悉西藏人,这时驻在帕里主管一个运输队,他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百姓如今害怕的不是我们留下,而是我们撤走,把他们丢给喇嘛去报复。
这是我们在印度边境上经常陷入的两难境地。我们开进一个国家,那里的百姓如果能够确信我们会留下来,并且日后能够支持他们,往往乐于同我们友好相处。但他们若知道我们要撤走,自然就躲得远远的,因为凡是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等我们一走就要遭殃。我之所以主张,一旦我们被迫进入一个半开化或野蛮的国家,就应当始终保持一种强有力而持续不断的影响,这便是许多理由中的一条。这样做常常极不方便,但却是最合乎人道的办法;而且我不敢断定,如果始终如一地奉行,它是否还会那样不方便。它不必意味着吞并,也不必意味着琐细的干涉,但必须意味着有足够的影响,防止那里重新退回野蛮状态。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康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派霍格上校去驱散一千名西藏人;他们据守着从卡若拉延伸下来的那条大路上一处筑有石垒的阵地。停留期间,我接到通萨本洛从帕里发来的电报,说有一位大喇嘛和一位噶伦正前来江孜,还有一包绸缎已经送到,是给我的。本洛又说,他希望亲自到江孜来见我。我想这也许表明西藏人终于急于求和了——真正是到了最后一刻,因为离我宣布过的期限只剩下两天,过了这个期限,我就不能再在江孜谈判了——于是我致电政府,建议再宽限他们五天,到六月三十日为止。政府在六月二十四日复电说,为此目的,向拉萨进军当然可以推迟,我便把这一点告知了通萨本洛。
六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江孜;途中在乃宁村和乃宁寺遭到相当顽强的抵抗,那里有八百名西藏人据守。战斗从上午十时持续到下午二时,江孜的布兰德上校出兵占领了村子上方的山头,从旁协助。第二十三工兵营的莱伊少校在这里手部受了重伤,头部受了轻伤。我们的部队到达时,宗堡向它开炮轰击,但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麦克唐纳将军这时必须打破围困江孜的西藏军队。二十八日,他进攻一道山脊上的坚固阵地,山脊上有紫金寺和几座设防的碉楼与石垒。肃清下面平原上的村庄,花去了大半天工夫。下午五时半,第八廓尔喀营和第四十帕坦营在山炮连的支援下,向阵地本身发起猛攻。战斗十分激烈,因为山坡极为陡峭。第四十六帕坦营的克拉斯特上尉英勇地率领他的连队冲锋时阵亡,布利斯上尉和汉弗莱斯上尉负了轻伤。这个阵地的失守使西藏人大为沮丧:江孜宗与日喀则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宗堡如今三面受围。
听说那位从拉萨来、人称达喇嘛的大喇嘛在日喀则,那位噶伦则在通往拉萨大路上的浪卡子,我便在六月二十八日让我们雇用的一个喇嘛给这两人写信,说通萨本洛告诉我,他们希望到这里来解决问题,但心存畏惧。我向他们许诺,只要他们带有适当的全权凭证,能够达成解决,我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以礼相待;但我说,他们必须立即前来,因为我们即将动身前往拉萨。这两封信我是托俘虏带去的。
其中一个送信人被西藏人捉住,带进了宗堡,宗堡里为了商议信的内容开了一次会。会议的结果是,第二天早晨,一个打着一面巨大白旗的使者被派到了使团驻地。全体守军都拥到墙边观看他的到来,因为这是和平的第一个迹象。他说,西藏首领们请求停战,等候达喇嘛前来同我谈判;达喇嘛此时在去日喀则半路上的白朗,第二天就能到达江孜。使者说,他和那位从浪卡子前来的噶伦,都持有达赖喇嘛授予的谈判权力。
我同麦克唐纳将军商议之后答复西藏人说,我准许他们所请求的停战,到六月三十日日落为止,好让达喇嘛能够到达江孜;但是,我曾通知西藏政府说我已准备在江孜谈判,却在五月五日毫无预警地遭到攻击,而且自那以后西藏武装部队一直占据着宗堡,向我的营地开枪,因此,负责使团安全的麦克唐纳将军要求他们撤出宗堡,把一切武装力量撤到卡若拉、央拉和东孜以外。为此会给他们一段合理的时间。
到了六月三十日,两位西藏代表都没有到,但通萨本洛和达喇嘛都将于次日到达,我们便让停战非正式地延长到他们到来为止。通萨本洛虽然要走的路程有对方的两倍,却先到了,而且立即来见我,给我看了他接到的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听说我们定下了一个日期,在此之前我们愿意谈判,过了这个日期就要开战;但打仗对人畜都有害,所以他请通萨本洛协助促成和平解决,他已派达喇嘛前来谈判,达喇嘛是噶伦,同来的有仲译钦波,还有三大寺的代表。通萨本洛还拿出一包绸缎,说是达赖喇嘛送给我的。
下午三时左右,达喇嘛到了江孜。他已经比停战期限晚了一天,比原来最后通牒的期限晚了六天,因此我派人传话说,我很乐意当天下午见他。他回答说,他打算第二天去拜访通萨本洛,然后再找个时候来见我。我回了一个口信,大意是,除非他在次日上午九时以前来见我,否则军事行动就将恢复。
他对这个威胁毫不在意,第二天上午九点刚过,就动身去拜访通萨本洛;但他必须经过我的营地,我便派鄂康诺上尉出去对他说,我坚持要他来向我致意,除非他希望我认为他无意谈判。他尽可以同通萨本洛商量事情,但他决不能再拖延来向我致意,并向我证明西藏政府确有诚意谈判。
十一时,我在正式接见的场合接见了达喇嘛和通萨本洛。在场的还有仲译钦波,也就是大秘书长,他是去年岗巴宗会谈的代表之一;此外还有拉萨三大寺的六名代表。由于除了大秘书长之外,这些人从前都没有见过我,大概也不了解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我便详细地陈述了一遍。我指出,我们同西藏和睦相处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直到一八八六年西藏人肆意侵入哲孟雄领土之后,才发生了误会;怀特先生多年来在亚东设法让他们遵守中国人代表他们订立的条约;我来到岗巴宗时——总督曾经得到通知,说中国皇帝和达赖喇嘛都同意以那里为会谈地点——他们仍然否认旧约,拒绝谈判新约,甚至拒绝同我们有任何往来;而在我到达江孜之后,我告诉他们我已准备谈判,他们却不派谈判者,反而派来士兵,在夜里背信弃义地攻击我。最后我说,总督听到这些情形之后,指示我写信给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宣布如果正式的谈判者不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到达这里,我们就要进军拉萨,在那里迫使他们谈判;但这些信被宗堡的守将退了回来,到二十五日也没有谈判者到来;只是因为二十四日通萨本洛通知我,谈判者确实已在途中,英国政府出于对和平解决的殷切愿望,才慨然给了他们几天宽限。我们第二天就准备开往拉萨。如果他们真有诚意,并且有权达成解决,我愿意同他们谈判。如果他们无权达成解决,我们就立即进军拉萨。他们带有正式的全权凭证吗?
大秘书长代表达喇嘛回答说,我们以武力进入他们的国家,占领了春丕和帕里;在曲眉仙角,西藏士兵奉有严令不得向我们开枪,我们却向他们开了枪,把高级官员全都打死了。他说,五月五日这个营地遭到攻击时,他们并不知道我在这里;但他们如今奉命同我谈判。他们没有特别的凭证,但达赖喇嘛在给通萨本洛的信里已经提到他们是来谈判的,而以达喇嘛这样高的身份来到这里,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意图了。
我回答说,我不想讨论过去的事,只想澄清一点。曲眉仙角那一仗,他们不在场,我却在场,我亲眼看见,在麦克唐纳将军有意约束部下不许开枪之后,第一枪是西藏人放的。但我关心的是将来。如果他们现在同我达成解决,这个解决会得到遵守,还是会像上一次那样被否认?他们起初回答说,这要看解决的内容是什么;但随后又解释说,虽然他们可能须向拉萨请示,可是一旦达赖喇嘛在条约上盖了印,条约就会得到严格遵守。他们说,他们希望同通萨本洛把事情商量一下,由他充当调停人,同我安排一切。我告诉他们,他们能同他商讨局势,我是十分高兴的,他们来见我时由他陪同,我也完全愿意;但如果他们希望谈判得以进行,就必须亲自来见我。他们说,第二天要同他谈一谈,后天再来见我。可是我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在次日中午以前谈完,到时候再来见我,因为我还不能确信他们的意图是认真的。
当天下午,他们同通萨本洛长谈了一次。通萨本洛问他们,那种愚蠢的阻挠态度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并劝他们放弃打仗,同我们讲和。通萨本洛告诉我,他认为这些代表,至少达赖喇嘛本人,是真心急于达成解决的。
七月三日,通萨本洛比约定接见代表的时间早到了半个钟头。中午,我在接见场合就座,麦克唐纳将军和许多军官在场,一支强大的仪仗队排列在通道两旁。我等了半个钟头,但到那时西藏代表还没有到,我便起身宣布散会。
一点半,西藏人露面了。他们来江孜拖拖拉拉,到了江孜以后来见我又拖拖拉拉,这清楚地表明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局势有多么严重,我看出我还得做点什么,让他们明白事态的严峻。通萨本洛从远得多的地方赶来,却比他们先到江孜。他一到就来见我,他们却拖到了第二天;他比约定接见的时间早到半个钟头,他们却晚到一个半钟头。这一切都表明,只要他们依旧这样漫不经心、满不在乎,我同他们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不会产生丝毫结果。还得让他们明白,我们不能再任人戏弄了。于是,他们到达时,我让人把他们领进一顶空帐篷,并告诉他们:我在接见场合等了他们半个钟头;由于他们届时未到,我已宣布散会,现在还要再过两三个钟头才有空接见他们。
到了四点钟,接见场合重新聚齐,麦克唐纳将军和他的军官们、我的全体随员以及一支仪仗队都在场。鄂康诺上尉随即领着西藏代表进来,引他们在我的右手就座;但我不作任何接待的表示,只是一言不发,等着他们道歉。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他们局促不安地挪来挪去,最后达喇嘛喃喃地说了一番十足的道歉话。这位达喇嘛实在是一位非常和善、却全然无能的老先生,完全受那个较有才干却心术不正的首席秘书摆布。我告诉他们,他们晚到一个半钟头,对我如此失礼,我由此得出的推断是,他们并非真心希望达成解决。达喇嘛向我保证说,他们确实是有诚意的,只是大秘书长病了。我接着告诉他们,我在江孜事先毫无预警地遭到攻击,而在此之前我曾一再写信给驻藏大臣,说我正在那里等候谈判;攻击之后,两个月来宗堡又一直不断地向我开枪,因此我必须坚决要求他们撤出宗堡。麦克唐纳将军准备给他们到五日中午——也就是将近两天的时间——来完成撤退;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宗堡仍被占据,他就要对宗堡开始军事行动。不过,无论有没有这些军事行动,只要他们愿意达成解决,免得我们非去拉萨不可,我都准备接见他们。
大秘书长随即说,如果西藏军队撤出宗堡,他们会期望我们也撤走我们的军队,否则西藏人会起疑心。我回答说,西藏人似乎全然没有认识到,他们攻击了使团,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件事我不能再讨论下去了。他们要么在五日中午以前和平撤出宗堡,要么就等着到时被武力赶出来。临走时,达喇嘛非常有礼貌、非常恭敬地为让我久等表示歉意,并恳求我不要生气。但大秘书长走的时候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在这整个事件中,他始终是西藏人的灾星。
第二天早晨,代表们同通萨本洛长谈了一次,问能否给他们一些时间向拉萨请示。我派人回话说,我让达喇嘛知道将要求撤出宗堡,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星期了;他们得到了不受骚扰地撤走的机会,应当心存感激;不能再给任何宽限了。
通萨本洛还告诉我,他们疑心很重,希望得到保证,证明我们确实希望达成解决。我对他说,他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达成解决的最好证据,就是事务的主持权掌握在我手里。如果我们存心打仗,主持权就会掌握在一位将军手里。
代表们和宗堡里的将领们依然犹豫不决。谁也不肯承担撤出宗堡的责任。五日早晨,通萨本洛带着几个拉萨喇嘛来见我,我派其中一人到代表那里去,告诉他们十二点钟将鸣信号炮,警告他们半个钟头以后就要开火。我告诉他们,不论在开火之前还是之后,只要他们打着白旗过来,都可以在通萨本洛的营地里得到庇护。我恳请他们把妇女儿童撤出镇子;我还特地向当地的中国官员马将军发出了警告。这些警告一概无人理会。十二点钟,我下令鸣放信号炮,十二点半,我用日光反射信号机通知麦克唐纳将军,他可以开火了。
通萨本洛一直陪我在我们驻地的围墙上待到中午,我请他留下来观战。但他说,他宁愿从稍远一点的地方观看;我敢说,他那时还不十分确信我们会取胜。因为摆在麦克唐纳将军面前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正处在西藏的腹地,面对着喇嘛们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所能拿出的全部力量。从我们平原上的小小驻地望去,那座要攻打的堡垒看上去坚不可摧。它用坚实的石块砌成,建在一块从平地上陡然拔起的峭岩上。守军至少是我军的两倍,可能是三倍,其中好几百人配备着拉萨造的步枪,射程超过一千码。此外,堡上还架着好几门炮。难怪通萨本洛认为最好离得远一点,不要过于明确地同任何一方站在一起。
当时我们的炮队一直只携带榴霰弹,恰好在炮兵总监帕森斯将军的建议下,新近补充了「普通」炮弹;要不是这样,麦克唐纳将军大概永远也攻不下宗堡。榴霰弹只能用来对付部队。普通炮弹较为坚实,可以用来轰击石砌工事;那几门精准而威力强劲的十磅小炮用它来轰击宗堡,效果惊人。
七月五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麦克唐纳将军重新用步枪向宗堡射击,开始了他的作战行动。接着,在下午三时半,他派出两门炮、六个步兵连和一个骑步兵连,在宗堡靠寺院的一侧佯攻。这一着奏了效,诱使西藏人大举增援他们这一侧的防御。但天黑以后,这支纵队撤了回来;午夜刚过,一支由十二门炮、十二个步兵连、一个骑步兵连和半个工兵连组成的部队分成两路纵队出发,到江孜东南方占据阵地。
我们留在使团驻地的人,自然整夜守在围墙上,等待事态的发展。各路纵队进入阵地时,已是凌晨三时半。天还没有亮。四下一片寂静。群星以高原上特有的那种璀璨闪耀着,这晴朗的夏夜真是再宁静、再安详不过了。突然间,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夜空,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突击纵队。接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巨响,表明有一道门被炸开了。此后,战斗便全面爆发,整座宗堡被步枪和抬枪的火光照亮,下面我们自己的火力也越来越猛。
天亮时我们看出,我们已经在镇子里站稳了脚跟。在强攻宗堡本身之前,镇子是麦克唐纳将军这次攻击的直接目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突击纵队还没来得及逼近镇子外围房屋的墙下,西藏人就出乎意料地开始猛烈射击,我们的三路纵队于是改编为两路——右路由第四十帕坦营的坎贝尔上校指挥,他是一位久经考验、富有经验的边境军官;左路由第八廓尔喀营的默里少校指挥。随坎贝尔上校同行的有皇家工兵的谢泼德上尉,他以一向特有的果敢和干练,成功地在守卫最严的那座房屋墙下安放并引爆了炸药,炸开了一个缺口,再加上那门七磅炮炮火造成的破坏,为突击纵队打开了一条通路。在左路,格登中尉和伯尼中尉也成功地在房屋的墙上炸开了缺口;但令大家无不悲痛的是,格登阵亡了——据信是被他亲手炸开的那道墙落下的碎块砸死的。他从一开始就随同使团卫队,在许多次攻打村庄的极其危险的行动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是那位格登上尉(如今是中校)的弟弟;那位格登上尉在奇特拉尔之围中战功卓著,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当消息从前线传到我这里时,我感到,一个如此年轻、如此前途无量、面前无疑有着一番伟大而有益的事业的人,竟然就这样在顷刻之间被夺去了生命,实在令人万分痛惜。但他并没有白白牺牲,因为他以生命为代价所做的事,使突击纵队得以攻进镇子;到上午七时,镇子已在我们手中。
部队开始在这样夺得的地区巩固阵地,但真正的大事还有待完成。宗堡里还有五六千西藏人,仍须强攻。整个上午,部队休整,战事普遍沉寂下来。但到了两点钟左右,指挥镇子里全部前沿部队的坎贝尔上校派人回报驻在帕拉村的麦克唐纳将军,建议向宗堡的最东端发起强攻。他处在前沿阵地,就在宗堡墙下,在他看来,只要我们的炮能在城墙本身上轰开一个缺口,就可以发起强攻,虽然突击队得在岩石最陡峭的部分进行一场艰难而危险的攀登。麦克唐纳将军采纳了这个建议,又见西藏人此时显得有些疲惫,便下令立即发起强攻。
三点钟,麦克唐纳将军命令预备队的四个连向前推进,并指示那几门十磅炮集中火力轰击要为强攻而打开缺口的那段城墙。援兵穿过开阔地向镇子前进时,西藏人加倍猛烈地射击,但我们从战场各处发出的火力也随之加强了。富勒少校指挥的十磅炮连干得非常出色。它部署在距要轰开缺口的地点仅仅一千码的地方,一发接一发的炮弹都正好落在同一个点上。城墙一点一点地坍塌下来。缺口越来越大,到四点钟,一个足以发起强攻的缺口已经轰开了。
接着,日光反射信号机从一个哨位向另一个哨位闪出信号:宗堡就要发起强攻了。富勒少校立即下令向上层建筑「急速射」。三个不同方向的马克沁机枪开始一阵阵急促地扫射,声势逼人。每个士兵都越来越起劲地倾泻着步枪火力。接着,只见一小簇黑色的人影,人数越来越多,像一群蚂蚁似的,沿着几乎垂直的岩壁慢慢向缺口爬去。一阵欢呼声响了起来,在我们包围部队的各个哨位之间一处接一处地传开,一直传回到后方的预备队。还能看见西藏人在缺口里不停地射击,往下扔石头,但我们只是对他们加倍猛烈地射击。
廓尔喀兵在格兰特中尉的率领下,非常、非常缓慢地——至少在下面提心吊胆的我们看来是如此——向上攀登。先是有几个人到了缺口的正下方,接着人越来越多。随后,紧要关头到了,只见格兰特带领他的部下直扑缺口。我们的军号立刻在整个战场上吹响了「停止射击」,以免误伤我们的突击队。西藏人这时也停止了射击;前一刻还震耳欲聋的喧嚣,此刻变成了令人难熬的寂静。我们屏住呼吸,万分紧张地等待着强攻的结果。我们看见组成突击队的矮小的廓尔喀兵和皇家燧发枪团的士兵,从缺口蜂拥而入。接着,我们注视着他们从一座建筑攻向另一座建筑。工事一层接一层地被攻占,最后,只见我们的人把英国国旗插上了宗堡的最高处。西藏人仓皇逃走,江孜归我们所有了。
第二天早晨,通萨本洛前来向麦克唐纳将军和我道贺;我们一同巡视了宗堡。直到我登上那里,从西藏人的枪眼里俯视下面我们那个微不足道的使团驻地,我才体会到,西藏人当初一定是多么确信他们能够把我们压垮,而在他们看来,我们要扭转局面又一定是多么不可能。假如有人站在温莎城堡的圆塔上,俯视伊顿附近田野里的一座带园子的房屋,房屋里住着一些陌生人,说他们是来订约的,那么,他就最能体会西藏人当时心里一定是怎么想的。他们身处自己国家的腹地,据守着一座高耸而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我们只是下面平原上的一个小点。如果他们不愿意,要同我们订约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一定是荒唐可笑的。当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俯视直到刚才还属于我自己的那块地方时,我很快就明白了,达喇嘛和其他代表的举止为什么会那样漫不经心。
然而,尽管我们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取得了胜利,我仍然准备同西藏代表谈判。五月里那段危急的日子,他们从宗堡里趾高气扬地向我们开枪,把我围困在下面的小小驻地里,那时候只要一想到提起谈判的事,我就深恶痛绝,那种强烈的程度,只有处过类似境地的人才能体会。如今,靠着麦克唐纳将军高明的部署和他部队的英勇,我占了上风,便乐意设法谈判了。而且我认为,英王陛下政府是希望在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谈判努力的;因为他们在六月二十五日曾经电告,如果有合理的理由预期驻藏大臣会带着合格的西藏谈判者很快到来,向拉萨进军可以推迟。他们认为,除非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西藏代表是否合格,或者怀疑西藏政府是否有诚意,否则就不应进军。此外,麦克唐纳将军也需要几天时间,来完成进军的各项部署,筹集足够的给养,并把江孜建成他的二线基地。
因此,宗堡一攻下来,我就请通萨本洛派送信人去告诉达喇嘛和在浪卡子的那位噶伦,我仍像先前宣布过的那样准备谈判,但他们必须立即前来,否则我们就要开往拉萨。但送信人发现,他们原来住的那座寺院已经人去楼空,代表们都逃走了。
七月九日,印度政府致电给我说,他们认为向拉萨进军已不可避免;但如果能够劝说代表们前来沿途谈判,我可以邀请他们随我同行,向他们说明英王陛下政府的条件,并警告他们,任何进一步的抵抗都将使解决条件对西藏更加不利。
到七月十三日,麦克唐纳将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他对河谷上下游一带都进行了侦察,发现西藏人已经四散逃走。他囤积了充足的给养。他已着手修缮宗堡,并且要把霍格上校和第二十三工兵营留在那里,这令我万分遗憾;第二天,他就准备动身前往拉萨了。那支老工兵营在堆纳度过了那个凄凉而焦虑的冬天,自始至终承担着白日的重负与严寒,如今却要被留在后面,而另一些刚从印度开来的部队倒要享有开往拉萨的荣耀,这实在令人伤感;如果可以,我是很愿意换一种安排的。
此时人人都急切地准备进军,我写信给驻藏大臣说,由于他本人和任何合格的西藏谈判者都没有到江孜来,我将前往拉萨。我说明,我的目的仍然是谈判,但我必须请他制止西藏人进一步阻挠我的使团;我还暗示,如果我们遭到抵抗,我所要求的条件将会更加苛刻。
通萨本洛也应我的请求写信给达喇嘛,说我准备在沿途进行谈判,以便解决方案能够早日在拉萨准备好签字。我还请通萨本洛进一步写信给达赖喇嘛本人,把我们将要提出的条件的大概告诉他。
最后,我发布了一份由印度政府起草的公告,声明我们无意同西藏人民作战,也无意干涉他们的自由或宗教,但必须让西藏政府毫无误解地认识到,他们不能侮辱英国政府而不受惩罚,他们必须认清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并在一切方面履行这些义务。公告警告百姓说,对我们的进军作任何抵抗,结果只会使我们所要求的条件更加苛刻。
第十五章进军拉萨
我们到达岗巴宗,至此恰好一年;如今,帝国政府、印度政府和军事当局终于同心一志,只有一个目标——进军拉萨。为了照顾英国公众的情绪,整整一年耗费在徒劳的克制之中;但负责任的印度政府自上年一月起就一再主张的办法,终于要付诸实行了。七月十四日,我们离开江孜那个阴郁的小小据点,满怀热情地向拉萨进发。
虽然我们身处海拔如此之高的地方,正午时分却已相当炎热,因为在这样的低纬度、这样清澈的空气里,阳光直射下来,力道颇猛。不过接下来几天,我们也碰上了几场极大的雨。
我们走近卡若拉山口,也就是布兰德上校那场英勇的小仗的战场时,我收到通萨本洛从江孜寄来的一封信,里面附着一封他从达赖喇嘛那里收到的信。信中说:
「我们已写信给宇妥噶伦,问他事情是否容易了结。请你也私下请求英国人,不要蚕食我们的国土。请你在英国人和西藏人两方面好好施展你的影响。关于边界的事,我眼下还说不确切,不过已经向普贡活佛谈过一些,所以谈判早日开始为好。一旦开始,究竟谁是谁非,我们自会慢慢听到。」
第二天,七月十七日,我们行军到卡若拉山口正下方扎营,在那里见到了那位不丹信使。他曾把通萨本洛的一封信送到宇妥噶伦的营中,此时已经回来,说有几位西藏官员不久就会过来见我们。然而西藏人却从山口另一侧的墙后向我们的骑步兵开枪,官员一个也没有露面。
看来又要打一仗了。离开江孜之前,我们就听说山口有两千西藏人据守,后面还有两千人策应;这时骑步兵也报告说,山口防守严密,新筑了一些墙垣和石垒。沿途的村庄也全都空无一人,所以我们完全料定会有一场战斗。
我们在山口下的营地,正处在一簇高峻的群山之中,其中一座高出海平面两万四千英尺以上。一条壮丽的冰川顺着一道侧谷倾泻而下,末端离营地不到五百码。整个景象荒凉到了极点。我们走的虽是通往拉萨的大道,那条路却不过是骡马和行人踩出来的、最崎岖不过的山间小径。
十七日下午和傍晚,都用来侦察西藏人的阵地。他们据守在山口北侧、离我们营地三英里的一处狭窄峡谷里,阵势极其坚固,两翼是无法通行的雪山。布兰德上校那时的那道旧墙已向两边延长,一直接到雪线正下方的悬崖。墙后还有第二道屏障,由一排石垒构成。和西藏人在这类地方修得极为巧妙的所有墙垣一样,这道墙也是用沉重的石块垒成的。据我们最新的情报,守在这处阵地的西藏人约有一千五百名。
十八日早晨七点,即便在这盛夏时节,空气中仍带着一丝霜冻的寒意,先头部队出发了。由库珀上校率领的皇家燧发枪团负责攻击中路,第八廓尔喀营分出几支队伍,从两侧迂回包抄。
廓尔喀兵沿着山坡缓缓攀登的时候,我坐在富勒少校的山炮连旁边,观看在这样的高度上炮火的效果。这非常有意思。山口本身高一万六千六百英尺,炮兵阵地比它还高几百英尺,有一段时间炮火所打的是五千码以外的一群群敌人,其中一些在冰川上,约在海拔一万八千英尺处。在如此稀薄的空气中,寻常的瞄准方法和寻常的引信全都毫无用处。炮弹穿过稀薄空气的速度,比在海平面稠密空气中要快得多。因此,所有的瞄准和引信定时都只能靠试射和揣测重新校正。尽管如此,这些出色的小炮打得却精准得惊人;布兰德上校当时要是有了它们,而不是那几门毫无用处的七磅炮,情形就会大不一样。
廓尔喀兵和帕坦兵经过长时间的艰难攀登,爬到一万八千英尺的高处,迂回到了阵地侧后,可是中路的西藏人并没有等着。他们知道令人生畏的骑步兵会追上来,所以人人都打定主意,至少自己不要做最后一个撤离阵地的人,于是在我们的部队赶到之前,全都跑光了。其实大部分人已在夜里退走,真正留下来守阵地的,只有大约七百名康巴人。其中许多人从高处的雪地上逃脱了,追赶他们的只有我们的榴霰弹。我们的骑步兵一直侦察到离浪卡子宗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发现宗堡里有人据守,同时又有报告说,还有一千三百名康区的兵正在开来。
十九日到达浪卡子,在附近,一个从拉萨来的代表团迎住了我。终于有了谈判的迹象。我说下午三点同他们正式会谈,但必须立即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占领宗堡,并且要向拉萨前进,不过我愿意在途中谈判。代表团由宇妥噶伦、达喇嘛、首席秘书和几名僧人组成,在约定时间前不久来到我的营中。宇妥噶伦居首位。他是个和蔼可亲、举止有绅士风度的官员,出身名门,待人和气。但很快就看得出来,他和达喇嘛两人都受那位首席秘书的摆布;这位僧官从我们在岗巴宗第一次见面起,就始终是我们的绊脚石。他作为发言人说,他们从通萨本洛那里听说我们希望在江孜谈判,而当他们听到我们在前进时,就动身前来迎候。只要我们退回江孜,他们十分愿意谈判,那样的话,他们会随同我们去那里,同我们好好地达成解决。
我第五十遍重申:我为了谈判已经等了一年多;即便在江孜,我也给了他们许多机会;我刚到那里时就宣布了谈判的意愿;在我遭到袭击之后,我仍然声明愿意谈判,期限直到六月二十五日;经通萨本洛说情,总督又把期限延长了几天;甚至在攻下宗堡之后,我还派人四处去寻找他们,又在江孜等了一个星期;但最后总督的耐心已经完全耗尽,总督阁下已命令我立即向拉萨前进,因为他已无可奈何地确信,只有在那里才能达成解决。我们现在正在向拉萨前进。我十分愿意在途中同他们谈判;只要西藏军队不阻拦我们,我们就不同他们交战;但由于前一天我们的部队曾遭到宗堡里的人开枪射击,我们必须派兵进去占领。不过我们会让代表们安然留在那里,保证他们的财物不受侵扰,并对他们本人致以应有的礼遇。
代表们回答说,如果我们去拉萨,就没有达成解决的希望了;他们来这里,是真心要同我们交朋友、谋求和平的,但如果我们派兵进驻宗堡,他们不知道还怎么能同我们做朋友;他们是西藏除达赖喇嘛之外地位最高的两个人,同士兵住在同一个地方,既违背他们的宗教,也叫他们厌恶。我说,他们毕竟总得承认,这件事叫他们厌恶的程度,还远不及他们的兵在我睡觉的时候向我在江孜的营地开枪叫我厌恶的一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争辩,抗议我们占领宗堡。我听他们抗议了一个钟头之后,问他们现在是否愿意听一听我们打算向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回答说,在我们退回江孜之前,他们不能讨论任何条件。我说,我现在并不想讨论条件,只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了解这些条件。他们仍然一再抗议,说在这里什么也不谈;经过好一番周旋,我才让他们承认,他们已经从通萨本洛那里听说了这些条件。
于是我说,我希望他们明白,如果我们在去拉萨的路上或在拉萨城里再遭到抵抗,这些条件就会更加严厉。我说,英国政府只希望同西藏友好相处,我们无意在拉萨停留到超过达成解决所需的时间,一旦达成解决,我们就会离开。但我奉有总督的命令去拉萨,我非去不可。不过,我愿意给他们最诚恳的忠告和警告。他们是西藏的首要人物,肩上担着重大的责任。我到了拉萨以后,完全准备像在岗巴宗时、像初到江孜时那样,同百姓和睦友好地相处;一切东西都照价付钱,对他们的宗教建筑也加以尊重。我们在拉萨的停留,究竟是这样和平而短暂,所达成的解决究竟是我们眼下所设想的那种温和的条件,还是我们不得不像在江孜被迫那样诉诸武力、强加更严厉的条件、延长停留的时间,现在都取决于他们。
我向他们作这番劝告时,代表们听得很专心,但他们彼此商量了一阵之后回答说,即便我们在拉萨达成了解决,那也没有用处,因为在西藏,一切都取决于宗教,而单是我们去拉萨这件事,就会败坏他们的宗教,因为拉萨是不许异教的人进去的。我问他们,拉萨难道没有回教徒居住吗?他们回答说有一些,但不许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佛教实际上本是教人宽容的,有这样的供认,未免可悲。我又说,若不是他们无礼,不肯在别处同我们会晤,迫使我们非去不可,我们本不会去拉萨;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吃了许多苦头,很愿意免掉再去拉萨的那一番苦头;可是我们现在已别无他途,而总督给我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
宇妥噶伦自始至终沉着而有礼,告别时态度也很恳切。达喇嘛虽然激动些,却也不失礼貌。首席秘书则自始至终十分激动,好争辩,满腹牢骚。代表们的整个口气表明,他们——至少是达赖喇嘛——直到这时仍然没有认清局势的严重。他们采取的口气,全然不顾自己严重违反国际礼节的行为,倒像是他们对我们满腹委屈,全然不知道我们对他们也有委屈;他们又极其不懂办事,极其不切实际,我料想同这样的人办成一项解决,必定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另一方面,宇妥噶伦的性情和举止又一次证实了我早已形成的印象:西藏的俗人绝不怀有敌意,若不是喇嘛们从中作梗,我们本可以同他们相处得极其友好。
在麦克唐纳将军周密的部署下,占领宗堡的事办得没有出一点差错,也没有伤一条人命。鄂康诺上尉陪同代表们回宗堡去,不过他们没有再进去,而是在村子里住下,他们的随从和行李也被送到那里。我向宇妥噶伦表示遗憾,我们初次见面,就不得不给他添这样的麻烦。但占领宗堡是军事上的必要。值得庆幸的是,此事办成,双方都没有伤亡。
第二天,西藏代表又同我进行了一次冗长的会谈,长达三个半钟头。他们不再提占领宗堡的事,却极力坚持要我们不向拉萨前进。起初主要由宇妥噶伦发言,但在会谈过程中,每个人都分别把大致相同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他们说,拉萨有大量僧人和许多不守规矩的人,很容易闹出乱子来;我回答说,如果出了这样的乱子,我会深感遗憾,希望代表们尽力加以防止,因为结果只能同江孜那场乱子的结果一样。
代表们用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我们去拉萨,很可能在那里一个人也见不到。对此我回答说,那样的话,我们就只好一直等到人们回来。我提醒他们,他们与世隔绝,不懂国际交往的惯例。在我们看来,他们让一个大国的代表为了谈判等候一年,这是极大的侮辱,大多数国家对此都会以战争相报,不再给任何谈判的机会。但英国政府只要有可能避免,就不愿意打仗。因此它命令我再给西藏人一次谈判的机会,只是这个机会只能在拉萨本地给。让他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吧。
代表们回答说,让我等了一年,他们并无侮辱之意;不让外人进来,不过是他们国家的习惯罢了。「可是,不管怎样,」他们说,「让我们把过去的事忘掉吧;让我们讲求实际,只看眼前。我们这些西藏的首要人物就在这里,准备在江孜谈判,达成一项能维持一百年的解决。」
我回答宇妥噶伦说,我毫不怀疑,如果早一些派一位像他这样明白事理的人来见我,我们早就可以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也就根本不必穿过这片荒凉的土地向拉萨进军,受这一切麻烦;但他们已经得到过那么多次在江孜谈判的机会,总不能认为我们再给他们机会是合情合理的吧。况且,达喇嘛曾在江孜告诉我,他不请示拉萨就无权撤出宗堡,后来他又逃走了,总督根据这两件事,已经认定他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达成解决。由于这一切缘故,我们不得不去拉萨,不过我愿意在途中谈判,而一旦达成解决,我们就立即回去。
接着他们又说起我们去拉萨会败坏他们的宗教,我请他们向我说得更明白些,他们的宗教究竟会怎样被败坏。我说,我们并不像他们那样容不得别的宗教。他们昨天告诉我,拉萨虽有一些回教徒,却不许他们举行宗教仪式。我们对别的宗教就没有这样的心思。恰恰相反,我们让各教的信徒都照自己的意愿举行宗教仪式。
代表们说,他们对回教徒并没有那么不宽容:他们只是禁止修建清真寺,并且不许新的回教徒进入他们的国家。我说,不管怎样,那里总还是有一些回教徒的,而他们显然并没有败坏西藏人的宗教。他们回答说,这些人的祖先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来的,西藏人已经同他们处惯了;对此我反驳说,既然回教徒这些年来——看来已有好几百年——一直住在他们中间,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却没有败坏西藏的宗教,我就无法相信,我们仅仅去拉萨住几个星期,竟会给西藏的宗教带来什么长远的害处。
他们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现在去了拉萨,所有别的国家都会想去那里,去看看名胜,在那里设立代表。我告诉他们,我丝毫不想去看拉萨的名胜。我已经到过许多不同的国度,看过的名胜比他们在拉萨能给我看的还要壮观;至于在那里派驻代表,我们并无此意。他们能告诉我,还有哪个国家想这样做吗?他们回答说,俄国人会想派一名代表到拉萨去。我告诉他们,这一层他们完全不必担心,因为俄国政府已向我国政府保证,它无意派代表到西藏去。我又说,我们虽然无意在拉萨设立政治代表,却希望在江孜开设一个商埠,条件与亚东开设商埠时相同——也就是说,有权派一名英国官员驻在那里管理商务。
可是代表们怎么也不肯被引入条件的讨论。他们说,条件只能在江孜讨论,于是话题又转回到退回江孜的老路上去。代表团的四个成员轮流把要我们退回江孜的那些理由重复一遍,我也轮流向每个人说明我们向拉萨前进的理由。我说,我怕他们一定认为我极其固执,我确信,如果他们的政府早些时候就派他们来,我本可以同意他们的愿望,我们也早就能达成协议了。照眼下的情形,我除了服从总督的命令之外,别无他法。他们问我能不能停在这里,把他们的话禀告总督阁下,听候进一步的指示。我回答说,总督总是经过极其慎重的考虑才发出命令,而命令一经发出,他从不收回。
在整个会谈中,我始终竭力避免陷入琐碎的争吵。我当时就向政府陈述过:比争得一纸条约更为重要的——那样一纸条约可能有价值,也可能没有——是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同西藏官员的个人关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在江孜,我不得不对他们严厉,因为他们不肯对我表示应有的尊重;但自那以后的每次会谈,他们都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很早就来了,自始至终十分恭敬,我也就能以我所愿意的礼貌来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使这成为可能。我希望,在我忍受了两次会谈——一次三个钟头零一刻,一次三个半钟头——之后,他们至少会觉得我是容易接近的,什么时候想来见我,都不必有什么顾虑。不过,在他们从拉萨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之前,双方都已无话可说。
我们在浪卡子停留了一天,以便收集给养,因为我们的给养短缺。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谈判代表就在这里,是不是停下来谈判更好些?如果过于强硬,我们也许只会激得他们重新打起来,而在我们身处的这片荒凉地方,几乎没有给养,身后又隔着一座高山口,我们可能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困境。这一切当然都必须加以考虑。不过,除非西藏人采取毁掉或运走全部粮食的极端手段,我们在拉萨河谷总能找到给养;而且西藏人此时显然已经在溃逃,我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我们一定能叫他们一路溃逃下去,一直追着他们走到底,直抵拉萨。
二十一日,我们发现代表们已在夜里溜走了。也许我终究还是做错了,让这些十分怕人的鸟儿刚刚落到我手里,又让它们飞掉了。但通盘想来,我认为并没有错。我相信别的人很快就会来的。于是我心满意足地沿着一座湖的湖岸行进,那是我平生所见最美的湖泊之一——羊卓雍错。它高出海平面一万四千三百五十英尺。湖的形状大致像一个环,环抱着一块实际上就是岛屿的陆地;湖水的颜色变幻无穷,紫罗兰色、绿松石般的蓝色和绿色,深深浅浅,无所不有。有时它是天空的蔚蓝,映照着西藏那浓烈的天色。随后,当一片云从湖上飘过,或者我们一路行进、从另一个角度望去时,它又会闪射出绿松石那种深沉的碧蓝。忽而它又显现出深浅不一的、最浓郁的紫罗兰色。常常是头顶上乌黑一片,满是沉重的雨云,我们却望见湖的远处天边闪出一道灿烂的光彩;而在湖的那一边,在环湖的群山之外——那群山一重比一重远,每一重的紫色都比前一重更美——又一次耸起喜马拉雅山那雄伟的主脉,在那样遥远的距离上,它们并不显得白皑皑的冷峻刺目,而是柔和地染上一层淡淡的蓝色,渐渐融入天空那绝美的蔚蓝之中。这座连西藏人都称之为绿松石湖的湖泊,究竟是什么使它有如此奇妙的颜色,我们谁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湖水深,也许是因为湖水含盐,或者是因为水中的某种化学成分。但不管主要原因是什么,至少有一个原因必定是在这样的高度上西藏天空那浓烈的蓝色,那样深邃,那样澄澈,就连希腊和意大利的天空在它旁边也会黯然失色。
后面这种说法,正是瑞利勋爵会采纳的。他今年在皇家研究院作过一次关于水的着色原因的演讲,根据细致的观察和试验得出结论说,比方地中海之所以那样蓝,原因就在于地中海的天空;这恰恰就是我们当时认为必定适用于这座西藏湖泊的那种说法。
沿着这座湖行进时,我们碰上很多雨,到夜里就变成了雪。二十二日到达白地宗,那是湖边一座风景如画的小堡;在这里,同在浪卡子一样,留下一个步兵连和少数骑步兵,以维持交通线。骑步兵从这里出发向前侦察,报告说康区部队的残部正溃不成军地退却,一路上抢掠乡间。
第二天,又发现西藏人的一道石墙,从湖水边一直伸到高高的山坡上,已经无人防守;就在同一天,我们越过了去拉萨途中的最后一道山口——岗巴拉山口,高一万五千四百英尺。上坡很陡,但我们个个都急切地往上爬,隐约希望能远远望见拉萨一眼,或者至少望见那条雄伟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它仍然横在我们和圣城之间。热情的珀西瓦尔·兰登十分肯定,他从某个缝隙里看见了一座镀金圆顶的闪光,那些讲求实际的测绘军官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不管那是什么,反正不是布达拉宫的屋顶。
不过,即便我们还看不到目的地,那一天也还有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我们顺着一条非常陡峭的小路从山口迅速下来,到达布拉马普特拉大河本身的岸边扎营。这条河在这里叫作藏布,人们推测它就是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不过这一点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地理问题。河在这里海拔一万一千五百五十英尺,分成许多股河道铺展开来;但再往下游,河道收拢成一股,宽达一百四十码,水流湍急有力。河谷宽阔,种满了小麦和大麦,又有好几条有耕地的河谷汇入其中。这些河谷里有许多树木,白杨和柳树,但山坡上却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森林。
麦克唐纳将军派骑步兵前去夺取曲水渡口,他们成功地缴获了两条大渡船,当夜就占据了恰桑。这是极漂亮的一着,因为西藏人如果把船都留在河的对岸,我们要克服这道最严重的障碍,困难就会大大增加。
这一天的另一件大事,是收到了一封书面来函;我想,这是自沃伦·黑斯廷斯时代以来,英国官员第一次收到西藏官员的书面来函。信是写给「英国政府派来办理事务的全知全能的萨希布,西藏民众大会致」的。全文如下:
「近来通萨本洛致函达赖喇嘛,又同两位代表有所往来,但至今尚未订立条约。萨希布们说,他们打算到拉萨来,拜见达赖喇嘛,在那里谈判,并在那里建立友谊。载有条约九款的信函已经到达此地。此事关系重大,因此已派基巧堪布前往曲水。现在,我们西藏的宗教极为宝贵,所以我们的摄政、官员、僧人和俗人共同商议过了。从前我们曾订立全国公约,不许任何人入境。所以现在,即使萨希布们来到拉萨,会见达赖喇嘛,也无益于友谊。倘若又生出新的争端,我们极为担心会随之发生有违友谊的骚乱。所以我们恳请萨希布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对此事认真加以考虑,如果同现在在这里的代表们谈判,一切都会顺利。请把上面所说的一切好好考虑,不要匆匆进逼拉萨。
木龙年。」
这封信是一个信差送来的,他说新的代表们此刻正在河对岸的曲水。于是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该利用这个新的谈判机会呢,还是仍然向拉萨挺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布拉马普特拉河这道严重的障碍,我们一旦渡过它,它就会成为后方一道棘手的阻隔。另一方面,这里的谈判代表所持的全权证书比以往任何一批都充分,而且民众大会本身也已同我们直接联络。对我们去拉萨的恐惧,也许比我们真到了那里更有效力。单是对我们前进的畏惧,也许就能使他们同意我们的条件;而如果我们真的向他们的圣城进军,也许会发现最顽强的抵抗是留给京城的;我们也许是把头伸进了马蜂窝,惹得两万僧人在我们耳边嗡嗡乱飞。这是我不得不估计到的一种可能,英国一些负责任的人物的演说也曾警告过我这一点,而那些演说对我执行任务实在没有什么鼓舞。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二月间在上议院说,这个使团「在其种种情形上,同我们在已故利顿勋爵主政时进行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何其相似,令人伤心,凡是心中记得往事的人,眼见陛下的政府又一次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走向一个他们自己也看不见的结局,都不能不深怀疑虑」。未来的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四月间在下议院催促召回使团时说,「我们从前已有过教训,卡瓦尼亚里这个名字所引起的联想,似乎并不鼓励我们再去推行同样的政策」。
如果我们向拉萨挺进,闯进这群狂热敌视我们的僧人之中,我们可能全都落得卡瓦尼亚里那样的下场;而如果我们只是摆出前进的威胁,也许就能把条约谈成。这是我不得不斟酌的一个抉择;但此时我已相当有把握,自己对西藏人的估量是对的,于是我让信差带回一个口信,说我很乐意接见代表们,但不能同意推迟向拉萨进军。同时,为答复民众大会的来信,我写信给达赖喇嘛说:一年多以前,我到达了岗巴宗,那是他已经同意作为谈判会晤地点的地方,可是所派的代表却拒绝谈判。我前进到江孜,仍然没有谈判代表到来,反倒在夜里遭到了背信弃义的袭击。现在总督已命令我向拉萨前进,到那里去谈判。我必须服从这个命令,但我无意在拉萨制造骚乱,也无意干涉该国的宗教,一旦我取得了他在我奉命谈判的那项条约上的盖印,我就会撤出拉萨。凡是没有西藏士兵驻守的宗教场所,英国士兵一概不去占用;只要不遇到抵抗,我们的士兵就不开枪;从农民那里取用的一切给养,都会照价付钱。但如果遇到抵抗,我们的部队就不得不像在江孜那样展开军事行动,解决的条件也会更加严厉。
这封信我是在二十五日发出的,同一天,我们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岸向下游行进六英里,到达曲水渡口。为了渡过这条河,我们从印度带来了四条可以折叠的伯顿帆布船,用这些船和当地的渡船,到天黑时已经把七个步兵连和一个骑步兵连渡了过去。
但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事故:一条船在湍急回旋的水流中翻了,首席给养运输官布雷瑟顿少校和两名廓尔喀兵淹死了。全军没有哪个军官比他更能干、更有干劲。我们的成功,靠打仗的远不如靠给养和运输的安排,而这些安排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布雷瑟顿少校在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奇特拉尔和西北边境,有着几乎无人能比的艰苦运输工作经验;他的魄力,他的机敏、迅捷、远见,以及他那永不衰竭的乐观和兴致,对于完成我们此时已几乎大功告成的这样一项事业,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年轻的格登刚刚开始一段大有前途的生涯就丧了命,实在令人难过;而一个已经成就了这么多事业的人,一个为之奋斗得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久、更辛苦的目标已近在眼前的人,竟在一瞬间被卷走,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报偿,这似乎更加残酷。正是在想到这样的事情时,人们才开始怀疑,我们对天意仁慈那份动人的信赖,是否完全站得住脚。
部队和辎重渡河期间,我们不得不停留几天。二十七日,我同拉萨来的这个新代表团进行了三个钟头的会谈。代表团的成员有:达赖喇嘛的基巧堪布,一个颇有才干的人,架子很大,显然很受人敬重;达喇嘛,就是在江孜见过我的那位有些衰颓、却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还有一位噶厦秘书,是个爽快乐观的人,脸上总挂着笑容,同那位在岗巴宗、江孜和浪卡子见过我们的秘书大不相同。
他们带来了达赖喇嘛的一封信,又重复了那个老请求:要我们不去拉萨。他们提出的唯一新理由是,我们去拉萨会把他们的宗教败坏到这个地步,以致达赖喇嘛可能会死去。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到达拉萨竟造成这样令人伤心的后果,我会深感遗憾,但我研究过他们的宗教,很难相信它竟会软弱到连我们在拉萨住几个星期都经受不起。代表们一再敦促我体谅我们在拉萨会给达赖喇嘛个人带来的不便。达喇嘛解释说,基巧堪布经常亲身侍奉达赖喇嘛,深得他的信任,正因如此,才由达赖喇嘛特地派来。他们让我明白,这是非同寻常的恩宠,并恳切地请求我依从达赖喇嘛个人的意愿;代表们还告诉我,如果我不依从,他们自己就会受到达赖喇嘛的严厉惩罚。
我在答复中表示,我无法依从达赖喇嘛的意愿,但希望他们请达赖喇嘛原谅我的坚持。他们说到我们在拉萨会给达赖喇嘛造成的不便,但我深信达赖喇嘛也会体谅到,由于谈判代表迟迟不来,我们已经蒙受了多少不便。我可以向他们保证,总督很愿意顾及达赖喇嘛的感情;正因为我们知道达赖喇嘛不愿意有外人到拉萨来,总督阁下当初才没有派我去那里,尽管一个国家的京城本是进行谈判的自然而通常的地方。只是在我们发现无法在别处达成解决之后,我才奉命前往拉萨。
我又说,一个使节被晾着等了一年,又遭到攻击、挨了两个月的枪弹,在这之后,大多数统治者都会拒绝让自己的代表谈判,非要先攻下对方的京城不可。然而我们前进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取用的一切给养都付了钱,营地外紧挨着的那座寺院也秋毫无犯。如果到达拉萨时不遇到抵抗,我准备同样地加以体谅,我希望达赖喇嘛会领会这一让步。
代表们再次向我保证,达赖喇嘛确实急于达成解决,他们是以和平的方式来的,并且已经让几天前随他们一起的军队解散回家了。这些话我不难相信,因为我们已接到报告,说西藏军队已经在惊慌中四散,康区的民兵到处抢掠。因此,和平解决无疑是达赖喇嘛的真诚愿望,不过拉萨那些桀骜不驯的僧人仍可能闹出乱子来。至于说如果我们向拉萨前进,代表们就要受罚,我说,如果我们不前进,我自己倒要受罚了。
接着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允许我们到西藏来,别的外国人会不会也来。我告诉他们,邻国之间在彼此的京城互派代表,是通常的惯例;如果我们在拉萨有一位代表,他们在加尔各答也有一位,导致眼前这些纠纷的种种误会,我们大概都可以避免。不过我们知道他们不愿意让一名英国代表驻在拉萨;因此我们并不坚持这一点,只坚持在江孜和其他商埠设立商务代表。然而,无论如何,别的外国人都没有理由在拉萨设立代表。俄国已经声明,它无意派代表到西藏去。代表们回答说,我们哪怕只在江孜设立一名代表,也违背他们的习惯,会败坏他们的宗教。我说,那么我明白了,他们直到现在仍然不准备同意我们的条件;他们告诉我,他们只是被授权讨论这些条件,条件还得交由民众大会考虑。「那么你们指望我,」我说,「待在这荒野之地讨论条件了。我已经在西藏的荒野之地一连待了好几个月,现在除了拉萨,我不能在别的任何地方谈判。」我请基巧堪布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把这当作无可避免的事接受下来,转而用心确保途中不再发生无谓的流血,并使我们能够通过迅速缔结解决办法而早日离开拉萨。
会谈结束之前,我同代表们就西藏与印度之间交往这个一般问题谈了一会儿。我说,如果他们能更常接受我们随时准备在印度对他们表示的款待,我们会十分高兴。他们会发现,在印度,他们想到哪里旅行都可以,到处都会受到保护和欢迎。他们还会看到,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对佛教徒、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不但宽容,而且加以保护。我们甚至花费大笔金钱去保护别的宗教的古老建筑。在这个营地里就有一位军官,沃德尔上校,他毕生研究佛教,在阅读古代典籍时,发现了一些记载,确切地指明了佛陀诞生地可以在哪里找到。英国政府花了一大笔钱清除森林,结果真的发现了佛陀诞生的那座城镇。我们并不认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宗教以外,别的宗教都是错的。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我们所共同敬拜的同一个上帝,可以经由许多不同的道路去接近;对于那些走着一条与我们不同的道路、却奔向同一个目的地的人,我们愿意尊重他们。
代表们对我们研究过他们的宗教表示满意,但话题很快又回到了我们向拉萨进军这个更为紧迫的问题上。基巧堪布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明白事理、最讲求实际的人,我对他格外客气,因为万一达赖喇嘛出逃或者遇害,他可能会成为摄政。但即便是他,显然也没有多大权力;他在整个会谈中都很紧张,而且显然怕他自己的人甚于怕我们。
会谈持续了三个半钟头之后,我请他们把我的话转告达赖喇嘛,并告诉他们,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再来见我,我都会十分高兴,不论是为了进一步商讨公事,还是撇开公事,来作一次友好的私人拜访。他们带走了我的一名藏文文书,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是给鄂康诺上尉的绸缎;他们还告诉这位文书,给西藏招来这一切麻烦的,是那位仲译钦波,即首席秘书,他曾在岗巴宗、江孜和浪卡子露面,却没有出席这次会谈。基巧堪布和达喇嘛这样两位有影响的人物竟已看出了这一点,这是令人满意的;我想,如果此人现在被弃置一边,我们同西藏高级官员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达赖喇嘛曾经通过通萨本洛送给我一些绸缎,当时我拒绝接受,除非附有一封信,并由达赖喇嘛自己的一名官员亲手交给我。现在我接受了。达赖喇嘛给我的信中提到了这份礼物,基巧堪布也告诉我,达赖喇嘛请我收下。因此我可以接受它而无损于体面。我回赠了他一只很大、很精美的银鎏金碗。
这封信无疑是有史以来第一封达赖喇嘛写给英国人的信,信是写给「英国政府派来办理事务的萨希布」的,全文如下:
「噶伦近来接到通萨本洛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英国官员及其卫队声称即将前往拉萨订约并会见达赖喇嘛,建立友谊如今已成难事。随同此函,也收到了条约九款。此事已经同民众大会商议过,民众大会既已决定友好,便另行致函英方。我也遵照西藏的宗教规矩,目前正在闭关静修,同萨希布们会面是一件难事。我已先派两名代表前去商谈友好之事,又派了常在我身边的基巧堪布。为了和平起见,最好同我在那里的代表们商讨事情。但如果你们违背我的意愿来到拉萨,那对于两国之间订立协议是不利的。请好好考虑此事。现送上哈达一条,绸缎若干已另行送上。
木龙年六月初八日。」
我回信说,我深信他会体谅到,我既已离开江孜,如今要在拉萨以外的任何地方谈判,对我都多有不便;但我会尽量少打扰达赖喇嘛的宗教闭关。
达赖喇嘛的基巧堪布立即回拉萨去了,但二十九日,达喇嘛由七月二十七日出席会谈的那位噶厦秘书陪同,又来看我。他解释说,基巧堪布已回拉萨,要亲自向达赖喇嘛禀报他同我会谈的结果,他希望我在这里等到达赖喇嘛的答复送来。我告诉他,我在这里最多只能等到三十一日,我们没有拖拖拉拉办事的习惯,而且我其实天天都在等着总督来电,要我解释已经造成的耽搁。
这次会谈持续了三个钟头,谈话漫无边际,因为达喇嘛显然除了我们向拉萨进军一事之外,连讨论别的事的权力都没有。我推测,他和其他代表,大概还有达赖喇嘛本人所害怕的,是三大寺僧人中主战派的骚动,怕他们同我们的部队发生某种无谓的冲突——这种冲突丝毫不能阻止我们,只会激怒我们去洗劫拉萨。达赖喇嘛一派大概还害怕,这些桀骜不驯的僧人会掉过头来对付达赖喇嘛本人,把他害死。
我告诉达喇嘛,他和最近来见我的其他几位能干的大员当初没有到岗巴宗来,我认为实在非常可惜,因为在那里会见怀特先生和我的那位噶厦秘书,举止一点也不和解;事实上,他把我们惹得十分恼火,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这更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中国政府曾通知总督,说达赖喇嘛已同意以岗巴宗作为举行谈判的会晤地点。
达喇嘛回答说,达赖喇嘛的意思是岗巴边界,而不是岗巴宗。我告诉他,这话很难理解,因为岗巴边界是沿着山顶走的。我们显然不能坐在山顶上谈判:我们必须在这一边或那一边会晤;而上一次既然是驻藏大臣和西藏官员到印度来,这一次我们指望在西藏会晤,也是很自然的。我又说,中国和西藏官员到印度来的时候,我们把他们当作客人相待,当时在大吉岭的怀特先生可以作证;我们为他们提供住房、食物和运输;允许他们带自己的士兵作卫队;还带他们到加尔各答去拜见总督阁下。反过来,去年怀特先生和我到达岗巴宗时,我们连购买给养都不被允许。
达喇嘛说,所谓岗巴边界,指的不是山顶,而是甲岗的那道墙。他并不否认西藏官员在大吉岭被当作客人款待,但他说,我们没有体会到西藏政府为了把他们送到印度边境花费了多么大的开销。我接着问达喇嘛,当初他们挑起这场纠纷,究竟有什么理由?这场纠纷说到底是从他们一八八六年侵入哲孟雄开始的。他们为什么派兵进入一个英国藩属邦的领土?我们多少年来一直相安无事,他们为什么要挑起一场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纠纷?
他回答说,他们认为哲孟雄是西藏的藩属,达赖喇嘛那时常常向哲孟雄的首领发号施令。我说,哲孟雄与英国政府之间早在西藏侵入哲孟雄的二十多年以前就订有条约,前者在条约中承认后者的宗主权,他们想必是知道的。如果西藏人有什么异议,正当的做法是当时就提出交涉,而不是二十年后派兵进入哲孟雄。
至于我们现在希望同他们订立的条约,我问道,谈判将怎样进行?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又在谁手里?达喇嘛说,噶伦、秘书以及民众大会的代表们会来同我会晤,讨论条件。最后的决定权在民众大会,它由来自西藏各地的代表组成,但主要来自拉萨的三大寺。出席的有僧人,也有俗人,还有许多官员,但噶伦不在其内,达赖喇嘛在那里也没有代表。
我告诉达喇嘛,这似乎相当奇怪,因为噶伦想必是国中最能干的人,可他们的意见却可能被一群不负责任、才具较差的人所作的决定推翻。「假如,」我说,「达赖喇嘛和噶伦们愿意同意我所要求的条件,而民众大会拒绝同意,那么采纳谁的意见呢?」达喇嘛说,达赖喇嘛和噶伦们从来不同民众大会意见相左,因为民众大会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我说,这使我的处境非常为难;因为我是把噶伦们当作国中的首要人物来同他们谈判的,可是他们连进入民众大会去禀报我对他们说的话都不行。达喇嘛说,按照惯例,噶伦们派一名秘书去向民众大会陈述他们的意见。我问由谁主持,代表有多少人,决定是不是靠投票作出的。他说没有人主持,代表大约有五百人,他们一直讨论到大家意见一致,才作出决定。
我说,照这种情形,谈判看来要拖相当长的时间了。他认为一年之内能谈完吗?他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打算怎样着手谈判。如果我们把每一点分开来,交给民众大会讨论,直到同意为止,那么解决也许会相当快;但如果我们把整个条约一股脑儿拿出来,说非同意这些不可,一点也不能少,他认为就永远达不成解决。
我告诉达喇嘛,谈判拖多久,对英国政府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将要求西藏政府支付我们从使团在江孜遭到袭击之日起,直到条约缔结之日为止的费用。达喇嘛力劝我们不要索取赔款,叫西藏人为难,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就永远做不成朋友了。我回答说,如果他们讲道理,在岗巴宗或者江孜谈判,我们本不会索取赔款;但既然他们选择了打仗,又打输了,就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
达喇嘛接着又大谈西藏人作决定时惯于从容不迫。他们喜欢先好好想过再行动,受不了被人催促。我告诉他,我们也力求先好好想过再行动,但我们想得快,想好了就立即行动,好毫不耽搁地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人生短暂,我们希望在世上这点短短的时光里尽量多办些事。达喇嘛说,他们的时间都用来研习宗教,而研习宗教是急不得的。在讨论的后一段,达喇嘛和那位秘书都开怀大笑;然后达喇嘛请求告辞,在我同他握手的时候,又一次恳求我不要去拉萨。
就在我进行这次会谈的同一天,我还收到驻藏大臣的一封信,信中对我长途跋涉的辛苦表示慰问,说西藏人是「愚昧无知之辈,执拗不肯听人劝告」,他对事态的现状实在感到羞愧。他说他正派营务处总办来见我,向我说明情况。他已经向达赖喇嘛着重指出,西藏人绝不可对我失礼,但他提醒我,这些西藏人「狡诈不诚到了极点,在解决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先从他们那里取得保证」。
七月三十一日,除留下一支小小的守备部队看守渡口之外,全军都已渡过了河,我们又向拉萨出发了。我经过曲水时,达喇嘛请我稍留片刻,同他谈谈。他说,我们竟然前进,他非常惊讶,因为他从我的话里理解到,我们希望达成解决、友好相处,而如果我们前进,就可能发生骚乱。我提醒他,我一向都说我们要前进的,并且指出,如果发生骚乱,责任将在西藏政府,因为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他,也写信给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说过,我们不会首先开战,我们的部队奉有命令,除非遭到射击,否则不开枪。
达喇嘛接着又恳求我留下来,等基巧堪布带着达赖喇嘛的答复回来。达赖喇嘛很不愿意我们未经他的许可就前进,但如果我们等他的答复,也许会发现他愿意让我们前进,他会命令西藏士兵放我们过去。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曲水渡口等了将近一个星期,如果有意发出这样的命令,时间是绰绰有余的;而且无论如何,不管达赖喇嘛的答复是什么,我都得向拉萨前进。
达喇嘛接着又设法劝我只带少数随从前进;他说,我率领大军进入拉萨,会使西藏人惊慌,并使达赖喇嘛认为我们的意图并非真正友好。我提醒他,就在几分钟以前,他自己还谈到可能发生骚乱。我们带足兵力去拉萨,正是为了万一发生骚乱时保护自己,防范再遭到像五月间在江孜对我发动的那种袭击。
达喇嘛恳求我不要老是揪住江孜发生的事不放。他说,让那一切都忘掉吧。西藏人现在确实急于达成解决,如果我只带少数随从去拉萨,他可以给我一份书面保证,担保我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告诉他,西藏人手里已经有了我的书面保证,就在我给达赖喇嘛的信里,说除非遭到抵抗,我们不会打仗;如果他们手里拿着这份保证,还听任骚乱发生,我就只能认为他们并不急于达成解决。我不需要他们书面保证不伤害我们,我所依靠的,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而不会招惹更多骚乱的那份理智。
达喇嘛作了最后一番努力,恳求我在这里停留一天;末了,在同我握手的时候——这个礼节持续了一刻钟——又哀求我不要进拉萨城。我告诉他,我对他的口才和说服力极为钦佩,我会很满意地告诉达赖喇嘛,他确实已经竭尽全力来拖延我们了。我当然明白他所处的地位,明白他的职责就是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阻止我们到达拉萨。但同时,我说,我相信像他这样明白事理的人,心底里也知道,西藏人能够换得我们和平进入拉萨、免得城池被武力攻占,实在是极其幸运的。我们已经答应过,如果不再遭到抵抗,就不占领拉萨,他们对这个承诺必须知足了。
达喇嘛在会谈快结束时虽然催逼得极紧,却自始至终彬彬有礼。但这些西藏人不切实际到了如此异乎寻常的地步,他显然认为,因为我在前几次会谈中向他保证过我们希望友好地达成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向拉萨前进,就是犯了某种背信弃义的过错。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向他保证我们确实要前进,可是现在我们真的前进了,他却把这当作一桩委屈。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稳步向拉萨行进,每转过一个弯,都盼着能远远望见布达拉宫,或者至少听到担任侦察的骑步兵报告说,他们已经看见了它那镀金的屋顶。八月二日,在我们最后一个营地,离拉萨只有十二英里,这时确实已经远远望得见拉萨了,我接见了最后一个代表团,他们是来作最后一番大努力,要劝我们停下的。代表团的成员有:那位年老的达喇嘛;那位曾在岗巴宗会见怀特先生和我的将军,他后来已升任噶伦,称为擦绒噶伦;驻藏大臣派来的那位中国官员;达赖喇嘛的近侍堪布;一位噶厦秘书;以及拉萨三大寺的堪布。他们重复了那些照例的请求,要我们不去拉萨。我也重申了我那些照例的声明,说我们非去不可。他们说,如果我们停在原地,他们会供给我们一切——当然是照价付钱。达赖喇嘛的近侍堪布特地为西藏的宗教作了一番恳求。我告诉他,我特别有兴趣听他谈宗教方面的见解,但我希望他不会介意我提醒他:他虽是宗教上的大权威,对政治却没有多少经验。在政治生活中,一个国家如果废弃一项条约,拒绝谈判新约,又攻击为此派来的使节,那就被认为犯下了三项极严重的罪过,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成为攻占这个冒犯者京城的理由。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出于对这座城市特殊神圣地位的顾念,只要不遇到抵抗,我们准备不去攻占拉萨,我希望这位堪布会领会这份顾念。假如他自己一连两个月不断地挨枪弹,也许就不会同样地克制了。堪布笑了,但说他们也吃了苦头。
我向堪布保证尊重各座寺院。如果寺院里驻有士兵,而我们又像在江孜周围的寺院那样,遭到从寺院里射来的枪弹,那我们当然就不得不攻打它们。但我们不希望被迫诉诸武力,只要我们不遭到攻击,我们就不让自己的士兵进入寺院。我还会注意,士兵和随军人员除非跟随一名军官,否则不得进入拉萨城。擦绒噶伦请我就此给他们一份书面协议。我说可以,只要他们也给我一份书面协议,保证不阻止城里的商人到营地来卖东西给士兵,就像江孜的商人那样。擦绒噶伦说,没有民众大会的同意,这是办不到的。我告诉他,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给他们书面协议,随即起身,结束了会见。
阻止我们的最后一番努力失败了,八月三日,我们开始了最后一段行军。我们期盼已久的那个重大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沿着一条耕作良好、宽两三英里的河谷向上行进,两旁是陡峭的雪峰,一条湍急的河流从河谷中穿过,宽度与温莎那一段的泰晤士河相仿。我们经过许多小村落和一丛丛白杨、柳树。然后我们看见,在河谷中央一座岩石突起的高处,陡然耸起一座堡垒般雄踞四方的建筑,有着镀金的屋顶;我们知道,那只能是布达拉宫,拉萨达赖喇嘛的宫殿。
多少旅行家梦寐以求的目的地,竟真的出现在眼前了!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地,我们忍受了那么多,冒了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多人为它倾注了最大的努力,如今它已经到手了。自然与人力合起来能堆在我们路上的一切障碍,终于都被克服了;这座圣城,深深地隐藏在喜马拉雅山的重重屏障之后,对外人防范得如此严密,此刻却完完全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第十六章条件
常有人问我,初见拉萨时作何感想——是不是满心得意。我丝毫没有这种感觉。真正让我体会到那种如释重负、心满意足之感的,是离开拉萨的时候;一个人倾心追求一个宏大目标而终于如愿,都会有这种感觉。离开拉萨时,我已经有了条约,而且有了我一向看得比条约本身更重的东西——百姓的好感。到达拉萨时,我能不能订成条约还大有疑问;能不能在得到百姓好感的同时订成条约,就更有疑问了,而没有百姓的好感,任何纸上的条约都毫无用处。同一个被最了解他们的人——中国人、尼泊尔人和不丹人——公认为最顽固、最善于阻挠的民族谈判条约,需要时间。要打破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民族的矜持,要同刚刚还在与我们交战的人交上朋友,更需要时间。偏偏我得不到的就是时间。我在六月间曾为此力争,但争得不够有力,碰了钉子。这虽然明明是一个政治使团,军事上的考虑却被允许占了上风。我在拉萨只能停留一个半月或两个月。我们必须在入冬以前回来。被这样束缚着,我不得不全速着手谈判条约,外表上却要装出从容不迫、有的是时间的样子。尽管时间紧迫,我仍须摆出一副全不在乎的神气,仿佛谈判在今年谈成也好,明年谈成也好,后年谈成也好,都无所谓。尽管我也许满腹恼火,最要紧的却是尽我所能克制自己,压下任何急躁或恼怒的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可能断送我们最终赢得百姓好感的机会。
所以,摆在我面前的事情太多,对眼前当下的局面又仍然太过忧虑,初到拉萨时实在还谈不上有多少得意;我心里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开始谈判,而又不露出我其实是多么急迫。
不过,在叙述随后进行的谈判经过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下我奉命向西藏人提出的条件,以及这些要求所依据的种种考虑。我离开江孜以前,就已经收到印度政府寄来的一份六月三十日的公文副本〔注一〕,其中载有他们呈送印度事务大臣的关于条件的意见。我得到的指示是:其中的建议尚未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的批准,但我可以在不使政府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探明西藏政府对这些建议会持何种看法。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三十三页。)
正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我告知通萨本洛、并请他转达达赖喇嘛的,正是这些建议中所载的条件——只有在拉萨设置驻扎官一项除外。
印度政府在致印度事务大臣的公文里所着重强调的第一点,是要西藏人接受一名经正式委派的英国代表驻在他们的国家,最好就驻在拉萨。反对这一措施的论据,大都以英王陛下政府的历次声明和国际政策上的考虑为根据。而且即使撇开这些考虑不谈,印度政府也声明,他们深感在西藏首都安置一名常驻代表,自己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尽管如此,他们仍觉得有义务勉为其难,担起这项措施的重担。
英王陛下政府早已承认,必须确立英国势力在西藏的优势地位;兰斯敦勋爵也已明白地把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告知了本肯多夫伯爵。要确立这样的势力,显然我们现在必须取得比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得的那些名义上的让步更为实际的东西——那些让步是我们一八八八年用兵的成果。当时取得的经验表明,我们不能指望最近的军事胜利会留下什么持久的印象。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新约得到切实遵守,要充分保护我们作为唯一与西藏接壤的欧洲强国所享有的权利,最好的保障必定是,除了委派官员在西藏将要开设的商埠照管我们的商业利益之外,还应当要求西藏接受一名经正式委派的英国代表。
这名代表应当驻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容易见仁见智的问题;印度政府认为,这个问题不妨暂且搁置,等使团到达拉萨、掌握了更充分的情况以后再定。主张让他驻在拉萨的理由如下:拉萨是西藏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枢纽;它是达赖喇嘛及其噶厦的驻地,我们必须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它又是僧侣势力的中心,我们必须对这股势力加以笼络或者加以制服。也许有人会说,要西藏人在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接待一个异族异教的代表,会激起他们的愤恨,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十五年来西藏人一再背弃自己的义务,又嘲弄我们忍受他们侮辱时的那份耐心;有了这样的经历,政府认为,即使真有这种情绪存在,与其听任他们对一名驻在拉萨以外地方的代表妄加曲解,还不如正视这种情绪为好。
不过,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一名常驻代表驻在拉萨,会成为一个长久的刺激之源。我们在加德满都设置代表,至今已有八十多年;那个首都之防范外人侵入,其戒备之严几乎不亚于拉萨,而防范外人的又是一个在我们自己的军队里证明过勇武的民族。一八六〇年条约订立后英国首次向北京派驻公使,在此之前发生的战事,也远比迄今在前往拉萨途中所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任何抵抗都要严重得多。因此,印度政府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预料在拉萨安置一名驻扎官,会比向加德满都或北京派驻英国代表冒更大的风险。
西藏百姓虽然在僧侣派的影响和带领下对我们表现出敌意,但他们对我们这个种族并无反感;宽容的佛教教义里,也没有任何内容教人敌视异教的外人,或者鼓励狂热。排斥英国臣民和欧洲人,不过是以西藏现今当权阶层的一种默契为根据,绝不是什么宗教义务。喇嘛们眼下反对我们,是怕丧失自己的势力;但他们的反感是出于猜疑和无知,只要讲究策略、耐心相待,是可以根除的——使团在岗巴宗得以同日喀则班禅喇嘛派来的僧人使者建立友好关系,便证明了这一看法。
必须始终记住,西藏其他各个邻邦——中国、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臣民,都可以自由前往西藏并在那里通商,而中国和尼泊尔在拉萨还设有官方代表。我们的代表将像驻在加德满都的代表那样,也像尼泊尔驻拉萨的代表那样,绝不干预该国的内政,而只限于照管我们的通商利益,并提防外国势力的渗入。因此,他驻在拉萨,绝不违背英王陛下政府所宣布的政策。
至于有人可能以同驻拉萨的代表难以保持交通畅通为理由提出反对,印度政府辩称,这种反对是出于误解;除了分水岭南侧以外,要充分支援一名驻在拉萨或江孜的英国代表,往来西藏所需的自由通行实在并无真正的困难;而且我们最近的军事行动已经证明,交通上的自然困难无论有多大,即便在一年中最恶劣的季节也并非不可克服。此外,喜马拉雅山印度一侧的困难,也可以由一条经过春丕的道路来解决;这条路他们正在勘察,沿阿莫河而下直抵孟加拉平原,可以避开则里拉山口。
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在拉萨设置代表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十分愿意承担这份责任。这是当地负责的政府的看法。问题在帝国全局方面的一面还有待权衡,那一面要由帝国政府来裁断;不过对于那一面,印度政府也提出了以下意见:
兰斯敦勋爵曾向俄国大使作过保证,但他在作保证的时候特意补充说,当时宣布的政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成不变的,英王陛下政府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要取决于西藏人自己的行动。兰斯敦勋爵曾经声明,只要没有别的强国企图干预西藏事务,我们就不会试图吞并西藏,不会在西藏建立保护国,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控制它的内政;印度政府并不想背离这一声明,但他们认为,鉴于最近事态的发展,他们也许有责任向英王陛下政府建议,重新考虑英王陛下政府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六日电报中表示过的意见,只限于其中涉及在该国设立常驻使团的那一部分。
至于不愿促使有关中国领土完整的政治纠纷加速到来这一层,印度政府指出,没有别的欧洲强国与西藏接壤,或者在那里有任何利益;而且迄今为止,我们的种种安排都是在派来会见使团的中国官员的诚意合作之下作出的;据了解,这些安排即使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公开赞同,也得到了它的同情,萨道义六月十五日的电报便是明证。
以上是政府就设置驻拉萨代表一事所力陈的意见。他们希望建议的政策中,第二个要点是保留春丕谷。
他们解释说,这条山谷位于主分水岭以南,其性质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印度的。我们的使团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派驻在他们中间的政务官沃尔什报告说,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满心欢喜,唯一害怕的是我们撤出山谷,使他们遭受喇嘛的报复——因为他们同我们和睦相处,喇嘛们一定会向他们报复。早在一八八八年,当地所有官员就都建议占领这一地区;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孟加拉政府又在科顿的信中竭力主张占领,只是顾及中国人的感受才搁置下来。西藏人桀骜不驯,无视自己的条约义务,无视宗主国的权威,终于发展到以武力阻挡一个友好使团通过——这个使团是我们在宗主国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派出的,一路上都有中国代表陪同。在政府看来,鉴于最近事态的发展,也许有必要取得实质性的担保。他们曾提到,为了保障我们驻西藏代表的地位——如果委派这样一名代表的话——经过春丕谷修一条路是可取的。计划中沿阿莫河谷修筑的这条路线,将通到春丕谷的谷口;显然,这条路应当一直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直到它越过唐拉山口、出到西藏开阔高原的那一点为止。开辟这样一条进入西藏本部的路线,显然必定是贸易任何真正发展的先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成为我们在该国保持势力优势、保障我方代表安全的最可靠的担保之一。
据估计,即使我们的部队在十月以前全部撤离西藏,远征的费用也不会少于六十四万八千英镑。这样早就撤军的可能性很小;看来,为伸张我们的条约权利、向西藏人索取赔偿而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所费恐怕不会少于一百万英镑。
因此,印度政府认为,为了担保条约的履行,为了担保他们打算索取的赔款能够付清,也为了春丕谷百姓自身的利益,在保护我们的条约权利和国际利益所需要的期间内占领春丕谷,将是势所难免的。
下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索取赔款这件事。
既然现在已经有必要派一支正规的远征军前往拉萨,政府提出,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偿还他们所付出的费用。显然,从金钱的角度看,保留春丕谷并不足以抵偿他们所卷入的开支;政府认为,最好向西藏人提出赔偿的要求。此外,他们认为,鉴于他们驻江孜的使团最近遭到攻击,也作为一项足以增进他们驻西藏代表安全的措施,他们应当援引一九〇〇年事变后联军各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先例,坚持拆毁一切可能妨碍我国边境与拉萨之间自由交通的防御工事,并坚持禁止向西藏输入武器,也禁止在西藏境内制造武器,除非得到他们的特别许可。
最后,印度政府讨论了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同意向拉萨派驻代表,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将力主在江孜派驻一名常驻代表,其职责首先是监督并维持我们无疑必须取得的通商便利。这样一名代表的职责虽然主要是商务性质的,却必然也包括监督我们最终同西藏政府订立的专约或条约在各方面都得到遵守。因此,这名代表应当有权在必要时前往拉萨,同中国驻藏大臣或达赖喇嘛手下的高级官员商议事务。
在确定他的委任条件时,政府认为,应当向西藏人清楚说明我们在这件事上之所以自我克制的理由和条件。应当说明:英王陛下政府同意放弃在拉萨派驻常驻代表的要求,完全是出于尊重西藏人的愿望,即希望在他们国家的政治和宗教首都保持不与欧洲势力接触;只要西藏政府保持不问外事的孤立态度,避免同其他欧洲强国有任何往来,英王陛下政府便准备放弃这一要求;但是,倘若西藏人将来一旦背离这一政策,英国政府保留要求西藏接受一名驻在首都本地的代表的权利。
然而,政府认为,这一备选办法——这是所能考虑的最低限度了——并不能在同等程度上保证取得满意的结果。一名驻江孜的代表,人身也许更加安全,但对拉萨政界的动静,大概就不会那样容易得知了。
但是,不论是否在西藏设置英国代表,政府都认为,最近的事件足以使他们有理由要求西藏人和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我们在西藏独享的政治势力,并要求他们承诺:未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不准任何别的外国派代表进入西藏,不把西藏领土的任何部分割让给任何别的外国,也不同任何别的外国就西藏问题发生任何关系。
再说到争议较少的问题,即同西藏通商的便利问题。使团最初奉派出发时,其差使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意图上都毫无疑问是和平的,而取得这种便利正是它的首要目标。政府辩称,当然有必要坚持在西藏本部选定便利的中心地点供通商之用,以代替亚东,因为亚东对于原定的用途来说,无可置疑是不合适的。就中部西藏而言,根据现有的情况看来,江孜城是最合我们需要的地点。而且鉴于最近事态的发展,他们认为,也许宜于坚持开放邻近的日喀则城——班禅喇嘛的驻地——以供通商;如果有英国驻扎官派驻首都,拉萨本身也应开放。他们还认为,应当趁现在这个机会把通往边境的道路修完,并在噶大克或西部西藏其他便利的地方另开一处商埠;那个地方邻近中国突厥斯坦,将来可能会变得相当重要。
印度政府认为,在现阶段详细讨论条约草案、通商章程、关税条款、看来必须作出的有关采矿权和特许权的安排,以及哲孟雄和加瓦尔两段边界有待裁决的勘定问题,都是没有用处的。这些问题必须先由他们的谈判专员同西藏政府的代表商议。
概括起来,印度政府的建议是:在拉萨安置一名驻扎官,如果做不到,就在江孜安置一名代表,并享有前往拉萨的权利;正式承认我们独享的政治势力;索取赔款;占领春丕谷作为担保;在江孜、亚东、日喀则和噶大克开设商埠;解决哲孟雄和加瓦尔的边界、关税以及通商章程问题。所要索取的赔款数目,公文里没有提到;但在发给我的一份撮要电报里——这份电报六月二十六日也发给了印度事务大臣——建议从使团在江孜遭到攻击之日起,到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为止,每月索取十万英镑。
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些建议过分了;经过同印度政府往来几次电报以后,印度事务大臣于七月二十六日电告了可以向西藏人提出的条件〔注二〕;印度政府把这些条件写进一份条约草案,后来寄给了我。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四十二页。)
无论在拉萨还是在别处,都不得要求派驻驻扎官。应当订立条款,维护我们在西藏独享的政治势力。可以索取赔款,但索取的数额不得超过据信西藏人力所能及、必要时可以分期在三年内付清的数目,不过我「在这件事上可以视情况而定」。除亚东以外,还要在江孜和噶大克开设商埠,一名英国代表有权前往江孜商埠;占领春丕谷,作为赔款以及有关商埠各项条件得到履行的担保;承认一八九〇年条约所划定的边界;释放一九〇三年被捕的两名哲孟雄籍英国臣民;拆毁防御工事。
为了详细说明和解释这些电报训令,印度事务大臣于八月五日向印度政府发出一份公文〔注三〕,阐明了英王陛下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他们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把它当作只关系到印度和西藏的一个地方性问题,而要从英国同其他欧洲和亚洲强国关系的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而且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中华帝国一个属地的地位。从前,欧洲各国及其利益大体上远在印度政策的范围之外,印度同她边境上各国的关系也很少牵涉到欧洲的纠纷;但如今,印度对阿富汗、暹罗、西藏或中华帝国任何别的属地所采取的政策,其影响很可能波及整个欧洲。印度政策如今给英国本国加上的这种对欧洲的直接责任,必然带来与之相应的另一面,即印度边境上的事务,不能不顾及帝国在别处的紧急需要而自行决定。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四十五页。)
英王陛下政府还一贯反对在西藏采取任何会给大英帝国增添额外负担的政策。帝国最近扩充的领土,无论多么必要,都使我们的责任大为加重;显而易见,除非有最充分的理由,再进一步扩大责任是不明智的。在陆海军事务上,英国和印度的资源必须合在一起考虑。印度曾不时为保卫英国利益和英国殖民地提供有效而及时的援助。另一方面,必须记住,英国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保卫印度而存在的;印度承担的每一项新义务,都同样是加在我们本已负担沉重的共同资源上的一笔开支,就像加在英国本国人民身上一样。
俄国就西藏所作的保证令人满意,因此,向西藏人提出承认一名政务代表——无论驻在江孜还是拉萨——的任何要求,都既无必要,也不可取。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在俄国作出保证所造成的形势下,这样一个政治前哨可能带来的困难和责任,将与它所能取得的任何好处不相称。
他们甚至认为,根据通商章程有权前往江孜的那名代表,也不宜为他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前往拉萨的权利。他们认为,这一建议的效果,将会改变这名代表职责的性质——按原来的打算,他的职责本质上应当是商务性的——而使之与政治驻扎官的职责混同起来。
公文接着说:「至于赔款数额,我们对该国的财力一无所知,因而无法有任何把握地说出一个数目。在这种情形下,这个问题只好交由荣赫鹏上校斟酌决定。所定数额须是估计可在三年内付清的,这一条件表明了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所要索取的款项应当构成一项足够的金钱惩罚,但不应超出西藏人作出充分努力后在规定期限内所能偿付的能力。」
这份公文直到条约签订以后才送到我手里。
第十七章谈判
我们到达拉萨的当天,我就着手按照上一章所列的条件谈判条约。早在我离开江孜以前,政府还没有拿定主意要提出哪些条件的时候,我就已经非正式地告诉过通萨本洛我们大概会提出什么要求,好让西藏人对我们的要求有个大致的了解;而驻藏大臣又已向我示意,他将在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来拜访我,所以我认为最好立即先从他那里开个头。
这次会见很有意思,因为我等着见这位驻藏大臣已经等了一年。我在北京见过中国官员;在帝国最东端的满洲见过他们;在帝国最西端的中国突厥斯坦见过他们;如今又在拉萨这里见到了他们。他们总是一模一样:穿着官服,装束丝毫不差,同样彬彬有礼,同样庄重自持,同样带着一种近乎高人一等的神气,同样显出扎实的才智和纯正的品格。驻藏大臣有泰也不例外。他其实并不怎样聪明过人,我见到他时,他也不在最得意的时候,因为西藏人的桀骜不驯使他陷入了极其屈辱的境地;他一定感觉到了这一点,否则就不会在我拜访他以前先来拜访我了。但他维持着体面,以他那个民族所特有的泰然自若,摆出一副从容的样子;在同愚钝无知的西藏人进行了那么多冗长、沉闷而毫无结果的会谈之后,能同一个精通事务的人交谈,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接待他的时候,就像我一向在正式会见中接待西藏人那样,穿着全套礼服,我的全体政务随员也都穿着同样的礼服。他照例客气地问候了一番,然后说,他希望同我合作,促成同西藏人迅速达成解决办法。他原希望早些同我会面,曾以非同寻常的速度赶到拉萨,但西藏人拒绝给他提供驮运,因此他无法越过拉萨再往前走。我说,我十分理解他同西藏人打交道时一定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我现在对他们也有了一些经验,从来没有碰到过比他们更会阻挠的民族。他同意说,他们确实是一个极其顽固的民族。他说,他担心我在江孜一定过得很不愉快;我告诉他,我们到那里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打仗的,所以遭到攻击的时候,身边的兵很少。后来麦克唐纳将军带着援军到了,西藏人便为他们的恶行吃了大亏。不过这一回,我们是谈判也好、打仗也好,都有了准备而来的。我们准备谈判;但如果西藏人顽固不化,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打仗。我请他尽其所能地使西藏人明白,我们再也不容戏弄了。
我又说,我们打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赔款,用以抵偿部分军费;我将向他们索取从使团遭到攻击之日起、到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为止,每天五万卢比。他们在谈判上每多拖一天,就要多花五万卢比,所以他们越早达成协议越好。驻藏大臣认为这是对付他们的一个有效办法,答应敦促西藏人通情达理,不再耽搁时间,赶快达成解决办法。
驻藏大臣特地送了一批食物犒劳部队;他还应我的请求,已经筹集了两天的给养。
第二天,我得去回拜他,这就出了一个难题。他的衙署在城的另一边,问题在于,我们是穿城而过,还是绕城而行。穿过这座神圣的城市是有风险的,城里到处是喇嘛,正是他们组织了对我们的抵抗。我们同他们交战才没有多久,摸不准他们的态度。和局尚未议定,他们迄今也没有表现出真正要谈判的迹象,相反,一直在竭尽全力阻挡我们到拉萨来。所以,我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是没有把握的;万一我们出了什么事,国内那些讲求实际、凡事只凭常识的人,会毫无顾忌地批评我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去冒这个险。但在我看来,这是有必要的。所有这些麻烦,都是因为西藏人那样难以接近、那样与世隔绝才引起的;现在我打算同他们接近,打破他们的闭塞,扫除他们的排外,让他们看到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彼此相见那样;而且我打算立刻就开个头。所以我决定,就在到达后的第一天,骑马径直穿过拉萨城的中心。
驻藏大臣派了他的亲兵来护送我们,手持长矛和三叉戟,打着许多旗帜;我们自己的部队,我带了皇家燧发枪团的两个连和第二骑步兵营。营地里还留有两门炮和四个步兵连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许多旅行家都曾渴望一睹拉萨,可是如今我们真的到了这座圣城,除了布达拉宫之外,它却是一副寒碜相。街道污秽不堪,居民也比街道干净不了多少;房屋是用坚实的石块砌成的,却同街道和居民一样肮脏;我们经过的寺庙虽然宏大,却很笨拙。只有布达拉宫气象雄伟;它从山脚下那座肮脏的城镇中拔地而起,坚实厚重的石砌建筑一层高过一层,丝毫不讲究建筑上的美观或匀称,单凭它的庞大、坚固和雄踞一方的位置,就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碰见了许多来自附近各大寺院的喇嘛,剃光了头,光着脑袋;单是其中一座寺院就有八千人。他们是一群肮脏而堕落的人,我们大家都注意到,他们比我们遇到的普通农民和市民明显低劣得多。喇嘛们一般看上去都十分懒惰、好色而萎靡;而乡下人和城里的小商贩却是些结实、快活的人,我们骑马穿城而过时,他们其实没怎么理会我们。
驻藏大臣带着他的僚属,在那座通常那样的宝塔式中国官衙里接待了我。他又谈到西藏人所采取的顽固不驯的态度,说他们在东部西藏给中国人添了许多麻烦。我表示,我认为西藏人忘恩负义到了极点,因为他们欠中国人许多情;而且哲孟雄战役之后,若不是中国人替他们说情,他们在随后的善后办法中肯定不会那样轻易过关。我们当时订立的善后办法之所以那样宽大,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人怀有友好的感情。然而现在,他们既然背弃了驻藏大臣代他们订立的协定,又在别的方面得罪了我们,新的解决办法自然会更加严厉;如果驻藏大臣能从一开始就让他们明白,我将要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接受的,我将不胜感激。
驻藏大臣问我能不能把条件交给他。我回答说,如果他派一名文案到威尔顿那里去,威尔顿就会把条件告诉他,并向他解释;然后驻藏大臣和我便可以尽早找机会商谈此事。
接着我问驻藏大臣,能不能让西藏人委派两三名代表,专门同我谈判解决办法。我北上途中,他们曾派过形形色色的代表来见我,但最好是由同样几个人始终不换,一直同我谈判到达成解决办法为止。驻藏大臣答应安排此事。我为初次拜访他就在谈话中提起公事表示了歉意,然后向驻藏大臣告辞,绕道穿过城中心回到营地。
次日,两位噶伦带着两名秘书来拜访我,送来二百八十挑茶叶、糖、干果、面粉、豌豆和酥油,还有二十头牦牛、五十只羊和一千五百卢比现款。为了住进拉萨第二好的房子,我假意表示要搬进达赖喇嘛的夏宫——夏宫就在附近的平原上——最后商定,把西藏首席公爵的府邸交给我使用。这座府邸容得下我的全体随员和两个连的卫队,因此无论是为了万一需要防守,还是为了接见宾客,都比在开阔平原上扎营合适得多。
我现在已经同驻藏大臣和西藏最高官员都接上了头;同一天——八月五日——我还见到了后来作为中间人给我帮助最大的两个人:一位是常驻拉萨的尼泊尔代表,另一位是刚从江孜赶来的不丹老通萨本洛。
吉特·巴哈杜尔上尉在拉萨已经住了多年,很受人尊敬。他举止十分谦恭有礼,比西藏人机敏干练得多。他奉本国政府之命,对我给予一切协助;没有人能比他更帮得上忙了。
通萨本洛既没有吉特·巴哈杜尔上尉那样熟悉当地情形,也没有他那样敏捷;但他是一个更有分量的人物——他如今确已成为不丹国王——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他同怀特很快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两人一道为促成谈判出了很大的力。
然而,仍然看不出有任何确定的代表被委派来同我谈判的迹象;八月八日,我不得不向政府报告,西藏政府已经乱成一团。我的老朋友达喇嘛失宠了——可怜的人,他总是对我说,如果我们进到拉萨,他就会落到这个地步。我的另一位朋友宇妥噶伦,曾在浪卡子同我会面,这时很明智地——或许也是很自然地——病倒了。剩下的两位噶伦,一位毫无用处,另一位心怀敌意。民众大会连续开会,却只会批评别人的所作所为,自己什么事都不敢做,事事都要请示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在我们逼近拉萨时就逃走了,此时远在三天路程以外,他反过来又不肯不经民众大会的认可而采取行动。人人都心怀恐惧,现在怕的已经不是我们,而是自己的近邻;彼此都在互相拆台。尽管我已把我们条件的大纲交给了驻藏大臣,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开始谈判的尝试。通萨本洛和尼泊尔代表经常来看我,却对西藏人的愚蠢表示绝望,说同他们争辩得头都痛了。我认为,西藏人的总的态度虽然令人恼火,但大概与其说是存心敌视,不如说是徒劳无能。然而,在当时也很难看出,我要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从眼前这样一群捉摸不定、虚无缥缈、无从着手的人那里,得到一份签了字、盖了印、正式交付的确定条约。
可是就在第二天,出现了一线光明,最终为解决我们的困难指明了道路。尼泊尔代表来告诉我,他头天晚上去见了甘丹赤巴——达赖喇嘛把印信交给他的那位摄政——向他说明事态正变得严重起来。摄政回答说,他和达赖喇嘛的兄弟都急于达成解决办法,认为政府的条件经过两三处修改之后,不妨接受下来。摄政认为,我所提出的赔款数额——每天五万卢比——太多了。他还要求,如果他们释放那两个拉琼人,我们就应当释放我们去年为报复而扣押的牦牛和人。他认为,有了这几处修改,民众大会或许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尼泊尔代表说,摄政是个温和的人,比民众大会中的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和平解决。吉特·巴哈杜尔上尉暗示说,摄政和达赖喇嘛的兄弟很想来拜访我,我便请他告诉摄政,我乐于接待他;我还请他代我转告摄政,我们只希望同西藏人友好相处,别无他求。我们无意同他们打仗,也不想从打仗中得到什么;我们不想吞并他们的国家;总督还给了我最严格的命令,要我尊重他们的宗教,所以当我从他(尼泊尔代表)和通萨本洛那里听说西藏人把夏宫看作圣地时,我就同意另择住处,尽管这给我自己带来了不便。可是,尽管我们这样无意打仗,又准备尊重他们的宗教,西藏人却把我置于非常为难的境地。他们曾要求我停止敌对行动,说他们希望达成解决办法;然而,他们知道这些条件已有三个星期,我到这里也已经一个星期了,我同他们之间却还没有过一句谈判的话。他们也没有尽力为部队提供给养。如果他们不肯谈判,我又能怎么办呢?在我看来,西藏人就像陷在泥沼里的人。他们越陷越深。去年,泥只没到他们的膝盖。一个月以前,没到了腰。如今已经没到了脖子。如果他们不肯握住摄政向他们伸出的那只手,过不了多久,泥就要没过他们的头顶了。
十日,我去拜访驻藏大臣,向他强调,中国政府有责任劝导西藏人达成解决办法。他说他极其希望同我合作,已经派人送信请达赖喇嘛回来。但我从别的方面听说,达赖喇嘛此时已在八站路以外,身边带着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德尔智——西藏人把他们的一切麻烦都归咎于此人;不过据说他曾十分精明地劝达赖喇嘛暂且避开一阵,因为英国人很快就会平静下来,重又消失,就像沸水里的气泡,水一凉就消下去了。
第二天,驻藏大臣的文案把西藏人对我们条件的所谓答复交给了威尔顿。西藏人逐条拒绝了每一项条件,还说应当是我们赔款给他们,而不是他们赔款给我们。他们唯一肯让步开放的商埠是仁青岗,那地方离亚东还不到两英里。我叫人把这份文件退还给驻藏大臣,并带话说,对于这样荒谬的答复,我不能正式接收。
第二天,驻藏大臣来看我,说他接到了对我们条件的一份答复,但那份答复无礼之极,他甚至不能正式向我提起。他已经把它退还给西藏人,申斥他们愚蠢,命令他们送一份更像样的答复来。他已经向他们指出,不同我们了结是多么愚蠢,而他们要同我们抗衡又是多么不可能。
接着他说了一番特别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普通百姓对我们毫无恶意。他们喜欢我们,急于同我们做买卖。我们怎样对待伤员、怎样出高价购买给养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一般百姓都很乐意达成解决办法,同我们和睦相处。反对来自喇嘛,尤其是三大寺的喇嘛。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阻挠者;如果把他们除掉,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百姓很快就会同我们交上朋友。
我告诉驻藏大臣,听到这番话十分有意思,也十分令人欣慰,他所说的完全证实了我自己的结论。这使我更加难过:有那么多可怜的农民被打死了,我们同他们本无冤仇,他们也只想同我们友好相处;这正是使我们眼下不愿打仗的一个考虑。在最近的战斗中,我曾几次巡视西藏人的尸体,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农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喇嘛。如果我们能完全确信,挑起这一切战斗的人会亲自上阵,我就不敢说我们还会那样乐于停止敌对行动了。
拜访快结束时,我问驻藏大臣,尼泊尔人和克什米尔人在这里同西藏人相处得好不好。他回答说,他们同普通百姓相处得还不错,但是避开喇嘛,因为同喇嘛接触容易惹出麻烦。他又说,尼泊尔首相已经命令尼泊尔代表劝告西藏人通情达理,同我们达成解决办法,并告诉他们,英国人尊重别人的宗教,不会干涉他们的宗教。我说我听说过这件事;这个忠告是一年以前就提出的,西藏人当时若是听从了,我们也许在岗巴宗就已经把一切都解决了。尼泊尔首相关于容忍其他宗教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的统治下,有好几百万佛教徒,约两亿印度教徒,还有七千万伊斯兰教徒。西藏人害怕我们会干涉他们的宗教,是全无根据的。驻藏大臣回答说,他们对自己的宗教看护得极严,甚至连与他们教派不同的中国佛教徒,他们也设法阻止其进入西藏。
八月十三日,两位噶伦、达赖喇嘛的私人堪布、一名噶厦秘书和总会计官来正式拜访我。我说,驻藏大臣告诉我,他们拟了一份文件交给他,作为对我们条件的答复,但那份文件无礼之极,驻藏大臣说他甚至不能正式向我提起。代表们回答说,他们确实急于达成解决办法;他们交给驻藏大臣的那份文件只是陈述他们的看法,并不是要拿来答复我的。他们的意思是把自己的意见告诉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据此发号施令。
我问他们是否准备服从驻藏大臣的命令。他们说,如果驻藏大臣发出的命令他们和他双方都能接受,他们就服从。我问他们,这是不是说,驻藏大臣的命令合他们的意,他们就服从,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就置之不理。他们回答说,他们的想法是让驻藏大臣充当一种调停人。我们双方都把自己的看法向他陈述,由他在我们之间作出裁决,订立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他们向他陈述自己的理由时,并无意冒犯;他们是个小民族,不懂大国的规矩;他们以为,如果一开头多要一些,即使得不到所要的全部,也能得到一部分。
我告诉他们,我早已警告过驻藏大臣,我到这里来,不是要扮演市集上的商人,在条件上讨价还价。去年我到岗巴宗的时候,确实曾准备讨论解决办法的条件,通过互相让步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协议。比如,我曾宣布,如果他们在别处的通商让步问题上表现得通情达理,我们准备把甲岗的土地让给他们。但他们拒绝谈判,而选择了打仗。他们被打败了,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同我们对抗。因此,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条件,否则就等着我们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现在提出的条件是极其温和的,但如果我们被迫再采取军事行动,条件就不得不严厉得多了。
他们恳求我再通情达理一些,更心平气和地商讨问题;他们说,他们习惯于把事情从长计议;他们希望驻藏大臣能够说服我体谅他们一些;他们还建议我请求总督准许我向他们提出宽一些的条件。我提醒他们,他们知道这些条件已有三个星期了,我北上途中也随时准备向他们解释。我到拉萨已经十天;他们还没有来同我谈这些条件;而我从驻藏大臣那里听说,他们非但丝毫没有表示愿意同意这些条件,反而用非常无礼的措辞写了文件来议论它们。因此,我已经忍无可忍,他们不应感到奇怪。我给他们看的条件,是奉英国政府之命发出的,无论向总督阁下请示多少次,都丝毫不能使之有所更改。
第二天,我进行了一次有意思得多的会见。甘丹赤巴亲自来看我。他是西藏佛学与哲理的首席大师,是一位年高望重的喇嘛,达赖喇嘛把自己的官印留给了他,委任他为摄政。他记得小时候见过古伯察和秦噶哔;他是一位有教养、举止和悦、和蔼可亲的老先生,神情慈祥善良。尼泊尔代表陪他同来;他带来一份礼物,有金砂,还有达赖喇嘛的兄弟送的一些绸缎。
客套了几句之后,他问我,我们英国人是否相信转世。我说,我们相信人死以后,肉体留在这世上,灵魂升入天堂。他说,好人也许是这样,可坏人到哪里去呢?我回答说,我们没有坏人,我们全都是好人。他笑了,说无论如何,他希望在这次谈判中我们两人都做好人。那样我们两人就都可以升入天堂了。我说,我对此毫不怀疑。
接着他说,他本想早些来看我,但怕那些噶伦。他告诉我,几个星期以前,达赖喇嘛急急忙忙把他召来,可他到了以后却发现达赖喇嘛已经逃走了。他极不愿意接手政务,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研习宗教,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办法一窍不通。但噶伦们和宫里的人向他转达了达赖喇嘛的口信,把达赖喇嘛的印信交给了他,告诉他在达赖喇嘛离开期间由他担任摄政。
甘丹赤巴接着说明,他来见我,是要请我体谅他们的宗教,不要毁坏他们的寺院。他着手过问政务以后,确信那些负责处理政务的人做得十分愚蠢,早就应该同我们了结了。现在他们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但他希望我们能体谅他们。他们正派人去请达赖喇嘛回来;他认为达赖喇嘛应当在这里同我们达成解决办法。
我告诉他,他被置于这样极不愉快的境地,我深表同情。别人给这个国家招来了麻烦,却在最后关头把他叫来收拾残局。但是,他固然处境尴尬,我希望他也能体会到我自己所处的困难。我接到了总督的命令,要我对他们的宗教给予最大的尊重。我也接到了命令,要我按照英国政府所决定的条件达成解决办法。但是,按照这些条件达成解决办法,必须同民众大会去谈,而民众大会几乎全是由僧人组成的。驻藏大臣昨天告诉我,他们对我们条件所作的答复无礼之极,他连正式向我提起都不敢。那么,如果这个僧人的大会拒绝我们的条件,我该怎么办呢?由于他们身负神圣的职守,我不得不对他们和他们的寺院有所顾惜。我又必须使我的条件得到同意。除了用武力之外,他能不能提出什么别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呢?
甘丹赤巴说,他完全不同意送给驻藏大臣的那份答复,但别人执意要送;倒不是他们真的是那个意思,而是他们以为,如果一开头把话说得强硬些,也许能从我这里争取到宽一些的条件。不过,他再次恳求我予以体谅。
我说,如果他能尽早设法说服民众大会,让他们明白我不是来讨价还价的,我将不胜感激。我奉总督之命到这里来,是为了执行英国政府的命令,达成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的条件,在拟定时特别照顾到了他们的宗教。我们不吞并西藏的任何部分;我们不要求在拉萨这里派驻代表;但我们不得不要求赔款,因为一八八八年和今年强加于我们的军事行动花费了大量的钱。麻烦是西藏人引起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要求他们至少负担一部分费用。不过我们知道,西藏太穷,付不起全部费用。所以我们所要求的还不到实际费用的一半;而我们既然要承受其余费用的损失,就希望西藏人给我们一些便利:让我们能到西藏来购买羊毛和其他在这里比在印度出产得更便宜的东西,并把在印度出产得更便宜的东西的剩余部分卖给西藏人。
摄政说,他认为这十分合理,他会向民众大会解释我的看法。至于达赖喇嘛,我说我完全准备向他作出最确切的保证:如果他回到这里来,我们绝不会加害于他。我并不想同他亲自讨论解决办法的细节,只希望他当着我的面盖上他的印;而且在谈判期间,他如果离拉萨近一些,以便随时请示,当然会方便得多。摄政说,他明天就派两名信使去见达赖喇嘛,劝他回来。不过麻烦在于,达赖喇嘛身边没有一个能给他出正经主意的人。会见结束时,我告诉甘丹赤巴,我乐于再次见到他。他年事已高,我知道他眼下又非常忙碌,但无论他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谈谈,我都非常高兴接待他。
第一个让步的迹象出现在八月十五日。那天,驻藏大臣向我示意,他已经督促西藏政府释放去年在岗巴宗以外被捕的那两个拉琼人(英国臣民),作为走向解决的第一步,西藏政府已经同意。他想知道应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他们交出来。我告诉他,应当由两位噶伦在第二天上午把他们交给我。
那天上午,我举行了一次正式接见,两位噶伦由两名喇嘛陪同,把那两个拉琼人带到我面前。这两个人眼看就要获释,显得欢欣异常;我告诉他们,我奉英王兼印度皇帝之命,要西藏政府释放他们,现在他们自由了。英王陛下还命令,如果他们受过虐待,就要向西藏政府索取赔偿。因此,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受过虐待。他们说,他们在日喀则挨过几下轻打,东西也被拿走了,但到拉萨以后,伙食很好,也没有挨打。我告诉他们,要由一名军医给他们检查,以查明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
然后,我转向西藏噶伦们说,英王兼印度皇帝认为,逮捕、监禁并殴打他的两名臣民,是一桩极其严重的罪行。这是使团从岗巴宗推进到江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奉命就在拉萨本地达成的解决办法,其主要条件之一,就是释放这两个人。如果西藏政府不愿让他们留在西藏,就应当把他们送回边界那边去,或者无论如何也应当在岗巴宗把他们交给我们。把他们逮捕起来监禁一年,是完全不可饶恕的。我相信,他们现在明白了,英王兼印度皇帝的臣民是不能任意虐待而不受惩罚的;今后我们也会像现在这样,严格要求他们对在西藏的英国臣民负责,保证他们得到善待。
随后,那两个拉琼人被带出去,由一名军医当着怀特和两名西藏官员的面进行检查。军医报告说,他们身上没有挨过打的痕迹,身体状况良好。接到这份报告后,我表示满意,因为虐待并不严重。因此,我不再坚持索取赔偿的事;但是,对没有犯任何罪的英国臣民监禁一年,这本身就已是够恶劣的待遇了,我们希望今后再不会有英国臣民受到这样的对待。噶伦们答应今后尊重英王陛下的臣民。他们表示很高兴解决办法的一项条件已经了结,并希望既然开了头,就能很快达成协议。无论如何,他们打算尽快进行讨论。后来才知道,那两个人分别被关在地牢里,地牢在地面以下二十一级台阶深处,他们将近一年没有见过天日。但是,由于他们身体极好,伙食充足,又由于我们在岗巴宗时已经扣押了两百多头牦牛作为报复,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这件事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点,是释放完全出于驻藏大臣的主动。
第二天,我去拜访驻藏大臣,感谢他使那两个哲孟雄人获释。他说,如果达赖喇嘛不回来,他就要向皇帝参劾他,并且要召班禅喇嘛来,打算让他做全西藏佛教的首领。他又说,他承认持有达赖喇嘛所留印信的甘丹赤巴为谈判的主要人物。这是一个明确的进展,虽然为此已经耗去了我那宝贵的六个星期中的两个星期;我还能够向政府报告,总的局势肯定在好转;给养起初只能靠以武力相威胁、靠包围一座寺院才弄得到,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地送来;百姓的信心日益增长,就连民众大会也在慢慢让步,主张和解的一派势力也在扩大。
八月十九日,驻藏大臣来拜访我,交给我西藏政府的第二份答复,那是对他转去我们现在希望与他们订立的解决办法条件的那封信的答复。第一份答复太放肆了,他没能转交。他说,这第二份答复我看过以后会觉得比较令人满意,不过仍然达不到他预期西藏人应当同意的程度。
我告诉驻藏大臣,我感到很难让西藏人明白,解决办法中的几个要点,我们是要他们毫无异议地同意的。赔款在多长期限内付清,可以商量,但赔款总归是要付的,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样,他们必须同意在江孜和噶大克开设商埠。我说,我一向认为,对这些西藏人,不施加压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我也完全准备采取行动。不过,如果必要的压力能由驻藏大臣来施加,那就要令人满意得多,因为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愿再采取行动。
我又说,我同西藏人打交道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同时同那么多代表谈话。五六个代表来见我,每个人都坚持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却没有一个公认的负责首脑。驻藏大臣说,他也碰到过这个困难,但他已经承认摄政是这次谈判的主要人物,从今以后打算只同他一个人谈判;摄政是西藏头面人物中最好的一个,在拉萨地方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我说,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做法,因为我觉得摄政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很受百姓尊敬。
至于条约本身,驻藏大臣说,他得同我商讨关于商埠的那一款。我说我准备把这件事商量商量,但我们必须坚持在江孜和噶大克开设商埠;我不明白西藏人为什么反对在江孜开设商埠,因为一百多年以前,我们就有权在日喀则开设商埠。这项权利已经多年没有行使了,但有一个时期,印度商人是经常到日喀则去的。
这时我们得到确切的消息,达赖喇嘛终于远走了。他写信给民众大会,说英国人是非常狡猾的人,告诫他们同英国人订立协议时要小心,要把他们拴紧。他又说,他本人将要离去,去照管教门的利益。西藏人对他的离去并不惋惜。
二十一日,甘丹赤巴等人带着价值五千卢比的绸缎来见我;这是我所课的罚款,因为有一名喇嘛持刀在我们营地外面袭击了库克扬上尉和凯利上尉,在库克扬上尉头上狠狠砍了一刀。此后,甘丹赤巴、通萨本洛和尼泊尔代表便谈起了总的局势。甘丹赤巴说,他本人对我们的条件并无异议,只有赔款一项例外,他认为赔款太重了,因为西藏是个穷国。他指出,我向他们课的那一小笔罚款,西藏人都付得很吃力,问我怎能指望他们付得起我所要求的每天五万卢比。他说,在这场争执中,我们当然自以为有理,但他很难使民众大会默认这种看法,如果我能向他们讲明我们的看法,也许是有好处的。
我说,只要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得明智一些,这一切麻烦本来都可以避免:就不会有战争,也不会要求赔款。我们并不想打仗;一月间,我曾同鄂康诺上尉一道,不带任何卫队,进入他们在曲眉仙角的营地,心平气和地同那里的首领讲道理,请他们把我的看法报告拉萨。如果我们想打仗,我就绝不会那样做。我那样做了,就证明我们希望和平。但他们拒绝把我的话报告拉萨,才有了这场麻烦。甘丹赤巴在这里插话说,他们什么事都不敢向达赖喇嘛报告。我接着说,由于西藏统治者的愚蠢而引起的战争,要印度负担全部费用,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求西藏人负担一部分。然而即使到现在,我们所要求的也不超过全部费用的一半。我要求的是从使团遭到攻击之日起,到条约签订之日后一个月为止,每天五万卢比。甘丹赤巴会注意到,我并不要求从曲眉仙角那一仗的日子算起,因为那一仗也许只是由于首领们的愚蠢;我是从我一再声明我是来谈判的之后,西藏人蓄意在江孜攻击使团的那一天算起。因此,从那一天起,我们就要他们分担军费。
甘丹赤巴曾说,西藏人手头现钱很少。如果真是这样,我准备考虑延长赔款的偿付期限。我还会考虑,能否以实物向江孜的商务代表和春丕的驻军指挥官偿付一部分。甘丹赤巴说,他希望同我们的解决办法现在就全部了结,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了结,做朋友;但如果西藏人在此后若干年里还得不断付给我们赔款,伤口就会一直不愈,友谊也就难以维持。我回答说,如果他们现在就立即付清赔款,我们求之不得。但无论如何,我们这方面不会对西藏人怀有任何恶感,我们同他们只希望友好相处,别无他求。
这时通萨本洛说,西藏、尼泊尔和不丹由同一个宗教联结在一起,又都同印度接壤。因此,它们应当把英国看作自己的朋友和领袖。英国人无意干涉它们,但也不愿意别人来干涉。所以它们应当团结一致,因为一个受了伤害,大家都受伤害。不过,只要它们同英国这个大邻邦和睦相处,遇到患难时就可以指望它相助。尼泊尔代表同意通萨本洛的看法,认为这四个国家应当彼此友好,西藏、尼泊尔和不丹应当始终同它们的邻邦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甘丹赤巴说,他相信这次解决办法达成以后,西藏和英国将永远友好相处。西藏人无意同任何别的强国发生关系,现在愿意同英国和睦相处。我回答说,直到哲孟雄战争以前,我们同西藏完全和睦相处了一百多年;我希望这次解决办法达成以后,我们将永远是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我去拜访驻藏大臣,告诉他,他上次会面时交给我的西藏人给他的答复,我已经看过了。这份答复比第一份令人满意,有些条款西藏人现在显然是会同意的。于是我提议,我们先把这几点解决掉,以便开个头,然后再进而处理争议较多的条款。
接着我说,我听说达赖喇嘛无疑已经逃出国境了。驻藏大臣说确是如此,而且他显然不是逃往中国,而是往北去了——可能是去投奔库伦的大喇嘛。我说,他大概不会逃往中国,因为那样的话,他一定会先取得驻藏大臣的许可再去北京,至少也会把他的打算告诉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回答说,达赖喇嘛不告而别,他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向皇帝参劾他,今天或明天就送一份电报来,请我尽快替他发往北京。我说我愿意为他效劳,并认为他参劾达赖喇嘛是非常明智的,因为正是达赖喇嘛给他的国家招来了这一切麻烦,他理应为此受罪。不过,这样年轻的统治者遭到不幸,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在印度的经验是,一个年轻的首领,即使手中只握有世俗权力,也很容易落入不择手段、居心叵测的人的掌握之中,任性地一头冲上一条愚蠢的道路。而一个年轻的达赖喇嘛,不但握有世俗权力,还握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权力,走上歧途的倾向一定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驻藏大臣说,当今的达赖喇嘛确实就是这样;他一向任性固执,从来不听良言。
我曾要求交出四名人质,政府一名,各大寺各一名,以保证喇嘛们今后安分守己;二十四日,四名人质到了。他们吓得魂不附体,显然以为不等期满就要被砍头。同一天,西藏政府在拉萨张贴了一份告示,禁止百姓以任何方式侵扰外国人。这份告示,加上那个行凶袭击两名英国军官的喇嘛被处以绞刑,制止了其他一切狂热的袭击。条约签订以后,我退还了罚款,放走了人质;这些人质大出意料,在我们这里过得十分愉快,受到了优厚的款待。
这时谈判进程相当长时间地停顿下来,不过鄂康诺上尉天天从早到晚地会见各个品级的无数西藏人;怀特和我则常常会见通萨本洛和尼泊尔代表,思量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赔款问题上的困难。八月二十八日,甘丹赤巴、宇妥噶伦和擦绒噶伦由通萨本洛陪同来拜访我。他们宣称,他们受民众大会的委派,直接同我商讨解决办法,因为他们认为通过驻藏大臣办理会有拖延。我说,据我了解,除了赔款一项以外,他们对我们的所有条件已大致同意接受。他们说,他们已经写信给驻藏大臣,明确表示,除了关于赔款的那一项,以及关于今后再开商埠的那一点以外,他们同意所有的条件。他们表示希望直接同我达成解决办法,等我们议定以后,再把结果告知驻藏大臣。我说,只要他们愿意同我商讨问题,我随时准备接待他们。我对他们说的和我对驻藏大臣说的将完全一样;但如果他们愿意直接听我本人的意见,我乐于接待他们。
接着他们又一次宣称,除了一项以外,他们准备同意我们所有的条件。赔款他们付不起。西藏是个穷国,西藏人在战争中已经吃了很大的苦头;许多人被打死了,房屋被烧毁了,宗堡和寺院被摧毁了;除了这一切祸患之外,还要他们付赔款,是不可能的。他们仅有的一点钱,都花在宗教仪式和供养寺院上,花在为寺庙购置法器、购买在神像前点灯用的酥油上。此外,农民还得为官员提供差役驮运,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支付我们所要求的这笔沉重的赔款。
我回答说,哲孟雄战争花了我们一百万英镑,这次战争又要花一百万英镑。哲孟雄战争以后,西藏人背弃了驻藏大臣当时订立的条约,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连哲孟雄战争的赔款和这次战争的赔款一并索取。然而我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只要求西藏负担这次战争费用的一半。当然,我知道西藏在这次战争中受了苦,但如果他们前一年在岗巴宗同我谈判,这种苦本来是不必受的。而且他们固然受了苦,我们也并非没有吃到苦头。鄂康诺上尉本人就受了伤;我们在这件事上看得极其严重的,是英国政府的代表竟然遭到攻击。如果他们攻击这里的驻藏大臣,他们很清楚中国皇帝会怎样震怒。不过,我完全承认,要他们在三年之内以现款付清赔款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准备接受他们关于修改偿付方式的建议。比如,如果他们认为三年之内付清全部赔款是不可能的,希望把期限延长到五年,我可以把这样的建议呈请总督核示。或者,如果他们宁愿以每年十万卢比的数目,分许多年偿付赔款,我也可以请示政府,能否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困难。
他们对这个答复表示失望,因为他们原以为,既然除了这一项以外他们同意了我们所有的条件,我就会在这一项上让步,免除他们的赔款;他们希望我不要叫他们带着这样令人沮丧的答复回到民众大会去。在大多数讨价还价的场合,一方只要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一半,就会满意了。我除了一点之外,各点都得到了,却仍不满意。如果我自己不能同意这一点,难道不能请示总督吗?如果我这样做,他们很有希望总督会免除他们的赔款。
我回答说,请示总督是没有用的,因为恰恰我现在所要求的条件,正是英国政府下令修改过的。甘丹赤巴说,英国政府既然宽大过一次,也许还会再宽大一次,请我把他们的请求呈递上去。我回答说,英国政府在提出这些要求以前,对这件事考虑得极其周详;所以我现在如果胆敢建议其中某一项不予执行,就会立刻被撤职。我已经说过,我准备呈递关于以其他方式偿付赔款的建议;我也准备呈递关于在西藏给予某些特权或特许权以代替部分赔款的建议;但是赔款,不论以什么方式,总归是要付的。
擦绒噶伦说,我们惯于在大海里捕鱼,不懂得从一口井里能捞到的鱼,没有从海里捕到的那么多。一块地的收成,只能按照它的大小和投进去的工本而定。一个穷苦的农民从他的地里得到的,仅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剩下来供奉宗教的极少。所以,我们向西藏索取这么多,是太苛刻了;民众大会听到这次会见的结果,一定会非常沮丧。
我回答说,他们所同意的,都是不花他们一分钱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对他们有利。开设商埠,实际上对他们的好处要比对我们大得多。唯一真正要他们花钱的那一项,他们却始终拒绝。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也准备在执行时尽可能给他们方便;我不能承认他们有任何抱怨的理由。
这时通萨本洛说,他希望我考虑到西藏人已经遭受的苦难,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件事呈报总督。我告诉通萨本洛,他已经证明自己是英国政府如此坚定的朋友,我一向乐于听取他的建议;如果他能想出一个办法,既使印度不必背上这次战争的费用,同时又不致使西藏人负担过重,那他就是做了一件印度政府和西藏人都会感激的好事。
这时我得出结论,西藏人是想在驻藏大臣和我之间挑拨离间,所以我请驻藏大臣下次来看我时,把西藏的噶伦们一起带来。三十日,他来了,由代理摄政和三位噶伦陪同。我告诉他,我们同西藏人之间,对于他们究竟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有些误会。他们上次告诉我,他们已经送给他一份书面协议,同意接受我们除赔款一项以外的所有条件。所以我提议,这一次要逐条向他们问明,他们究竟同意哪些条款。然后我就第九款同西藏人谈,据我了解,这是他们最不反对的一款。我向他们解释,我们订立这一款,丝毫没有要取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意思。中国的宗主权在附约里得到了充分承认,这份附约拟由驻藏大臣代表中国政府签字;而「外国」一词并不包括中国在内。我们不在拉萨这里派驻英国驻扎官,也不要求任何铁路或其他特许权。我们在这一款里所要求的,不过是符合他们传统政策的东西。他们同意这一款吗?
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愿同外国有任何来往。因此,他们能够同意这一款。
接着讨论拆毁防御工事的那一款,他们开始提出异议,但我打断了他们,指出所列的一切防御工事都在我们手里,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都要拆毁。这一款是政府在这些工事落到我们手里以前起草的。所以,他们的同意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说,既然如此,他们同意。
然后我们详细讨论了有关开设新商埠的几款。他们以为我们要他们修一条从江孜到噶大克的路,还要用炸药开山修大路。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所要的只是把从边境到江孜、从边境到噶大克的道路保持完好。我们并不指望他们修建新路,只要现有的道路保持适合通商之用就行了。
关于今后再开商埠的那一句,他们极力反对。然而我指出,我们只是要他们考虑这件事,并不要他们现在就作出决定。我说,我们现在本来完全有理由要求在这里,在拉萨本地,以及另外五六个地方开设商埠;他们连考虑将来是否扩展这个问题都要拒绝,我是不能允许的。驻藏大臣补充说,他们的反对是无理取闹,开设商埠对他们是有利的。对于在江孜和噶大克开设商埠,他们同意了;讨论这时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告诉驻藏大臣,一天之内能做的,我们差不多都做了,他便让他们退下了。
第二天,甘丹赤巴、通萨本洛和尼泊尔代表来看我。甘丹赤巴说,对于今后再开其他商埠的那一款,反对的人很多。西藏人不愿在将来的事情上受任何约束。我说,这其实是整个条约中最无关紧要的一句话。它并没有给我们确定任何东西。比如说,它并没有规定十年以后要开第三个商埠,只是说这件事应当加以考虑。然而,既然在上一次同驻藏大臣的正式会谈中,西藏噶厦已经在正式讨论里把这件事提了出来,我就必须坚持保留这一句。我并不指望他们现在就同意将来开设商埠,但我也不能接受他们拒绝开设商埠。这件事必须照条约草案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留待将来考虑的问题。
接着,甘丹赤巴又一次详细申说,要付他认为如此沉重的一笔赔款是不可能的。他笑着说,我们必须记住,给这个国家造成损失的,不仅有我们,还有他们自己的军队。我重申了我过去的理由:由于西藏人的愚蠢糊涂而不得不打的一场战争,要印度背上全部费用,是不公平的。叫印度负担一半费用已经够糟的了,再多就是极大的不公道。甘丹赤巴说,我们往驴背上压的担子,比它可能驮得动的还要重。我回答说,我并不要这头驴一趟就把全部担子驮完。它可以来来回回走许多趟,每趟驮一点轻的。甘丹赤巴又笑了,问道,要是驴死了怎么办呢。我说,我会请驻藏大臣照看,让这头驴得到妥善的照料,那就不怕它会死了。撇开比喻不谈,我告诉代理摄政,我确实十分愿意接受关于以较为宽松的方式偿付赔款的建议。比如说,如果他们不能在三年之内付清全部款项,我愿意接受并考虑分更多年份偿付的建议,或者任何其他合理的建议。
甘丹赤巴回答说,西藏人不愿意延长他们对我们负有义务的时间。他们想立即把事情了结,一了百了。我问他,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别的建议。他没有提出什么建议,但通萨本洛向他建议,西藏人可以让我们在新商埠征收关税,从这笔收入里取得赔款的数目。甘丹赤巴说,虽然他个人看得出同意我们的条件是明智的,但他无法说服民众大会通情达理。我说,我完全看得出他比民众大会明白事理,也看得出他正在尽力使他们讲理。所以,当我说些严厉的话、用些威胁的手段时,他必须明白,这些话和手段是针对那些愚蠢的、专事阻挠的人,而不是针对他本人的。
第十八章条约缔结
此时已是八月底;我的时间非常紧迫,处境也很尴尬。三十日我曾电告政府,说西藏人虽然口口声声叫穷,其实是付得起赔款的,不过我认为以通商上的让步抵偿其中一部分,更为可取。我还请求授权,倘若西藏人愿意,可以安排他们分期支付赔款,每年十万卢比(合六千六百六十六英镑),分许多年付清——这个提议我一个月前也曾提过。就在同一天,麦克唐纳将军告诉我,他在拉萨最迟只能留到九月十五日。印度事务大臣曾致电总督,说「部队从拉萨开始回撤的日期,应由军事当局与荣赫鹏商定」。〔注一〕按照这一指示,麦克唐纳将军致电副官长〔注二〕,说他已就确定撤离日期一事征询过我的意见,我说我无法定下任何日期,但认为最早也要到十月初,而且连这一点也不敢担保。军医当局认为九月一日是最迟的安全日期。各部队的指挥官认为不妨冒险待到十二日。麦克唐纳将军本人准备留到九月十五日,如果再多几天就能见分晓,他还愿意把撤离推迟几天。拉萨和浪卡子周围的山上已经下过雪,卡若拉山口和热龙一带积雪很厚,卡若拉山口上霜冻严酷,而回程要走十九天。麦克唐纳将军的结论是,九月十三日是我们留驻拉萨最迟的安全日期,希望立即得到命令;不过如果没有相反的命令,他就把撤离定在十五日。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五十一页。)
(原注:同上,第二百四十二页。)
单从军事角度看,这完全站得住;而近来军事上的考虑被强调得如此之重,我对这个日期能够更改已不抱多大希望。事实上,这个日期已经从西姆拉某个军事机关泄露到报纸上,并且传到了北京。我当时的处境十分危急。条约几乎已经到手,却可能在我来得及缔结之前,就因为军事上的考虑而被拉回去。
另一方面,怀特先生、鄂康诺上尉和我三人,已经分头与拉萨所有的主要人物长谈过,即便没有完全说服他们,至少也已瓦解了他们大部分的反对。尼泊尔人、不丹人,还有驻藏大臣,也一直在为促成同一结果而奔走。结果是,大约这个时候,我已相当确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心底里已经决定接受我们的条件,把这件事了结。他们都明白,达赖喇嘛,或者说他从前的那些谋士,已经一步步失策,陷入了毫无指望的境地,他们只能尽力从中脱身。没有哪个人愿意站出来提议接受我们的条件。但如果把他们置于人人都必须同意的境地,也就没有人肯担起反对的责任。这就是我对形势的估量。
出手的时候到了。如果我动手早了,在西藏人每个人都还没有机会发泄一通之前,我只会激起更多的武装抵抗。如果我再拖延,就可能还没等到机会,便因军事上的考虑而不得不离开拉萨。十五个月前,我刚动身前往西藏时,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就说过,我会稳坐不动,等多久都行,但一旦时机到来——它也必定会来——我就要出手,又狠又快。心理上的关键时刻恰恰到了,我决心抓住它。我告诉驻藏大臣,我将于九月一日携带条约的完整定稿登门拜访,并希望我与他会面时,噶厦和民众大会的成员都能在场。我打算当着中国代表的面,告诉拉萨所有的头面人物,无论僧人、俗人还是官员,他们必须在条约上签字,否则就要承担拒绝的后果。
到了约定的日子,九月一日,我带着全体随员,人人身着礼服,骑马穿过拉萨城,来到驻藏大臣衙门。驻藏大臣一如既往地以礼相待,寒暄一番之后,我向他表示要谈正事了。他随即召来噶伦们;噶伦们行过礼,在屋子中央的凳子上落座。当时在拉萨的民众大会成员大多也进来了,挤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
我随即起身,把条约的完整定稿(完全是我从政府那里收到的原样)呈交驻藏大臣,有英文、中文和藏文三种文本。驻藏大臣把藏文本交给噶伦们;待众人重新坐定,我请驻藏大臣允许我就条约向西藏人说几句话。驻藏大臣表示同意,我便说: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向民众大会的成员讲话,我要借此机会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当初在岗巴宗,甚至在我初到江孜的时候就同我谈判,条件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提出的这样苛刻。我们本来只会商定通商和边界问题,根本不会要求赔款。如果他们听从驻藏大臣的劝告,本可以免去如今缠身的种种麻烦。他们选择了打仗,打败了,就得承担后果。然而即便到了现在,我们也并没有要求他们承担全部军费,只要求一半。另一半还得由印度负担。我们现在要求的数目,如果条约明天签订,是七百五十万卢比,计算办法是每天五万卢比,从我在江孜遭到攻击的那天算起,一直算到条约签订之日后一个月为止。如果他们九月三日签字,数目就是七百五十五万卢比;九月四日签字,就是七百六十万卢比,依此类推。定稿中有哪一点他们不明白,我都愿意解释,但条件本身我不能再讨论了。这些条件是特意从宽拟定的。它们体现的是英国政府的命令,必须接受。我再给他们一个星期,让他们听取解释,把事情想清楚。但我不能给他们更长的时间了,因为他们一天天地增加赔款数目,既是在惩罚自己,也是在惩罚印度——另一半费用要由印度来付。
他们请求把定稿带回去考虑。我说,只要他们不在乎每天付五万卢比,尽可以考虑,并且可以来找我或我的秘书求取解释。他们接着向驻藏大臣求情,请他替他们向我说情。驻藏大臣只是表示听到了他们的请求,然后问我还有没有别的话要对他们说,便打发他们走了。
他们走后,我对驻藏大臣说,我很抱歉不得不那样对他们说话,但我的经验是,好言相劝、晓之以理,对他们那种固执的性子毫无作用。我接着说,西藏人对所有的条件都表示同意——这些条件丝毫无损于他们,实际上还对他们有利——唯独拒绝赔款,而这是所有条件中唯一要他们付出代价的一条。排斥外国人本来就合乎他们的传统政策,所以算不上什么牺牲。至于开设商埠,那是对他们有利的。他们是天生的商人,天生善于讨价还价,这一点我们正吃着亏领教着,因为他们拿到我们营中来卖的东西,都向我们漫天要价。
驻藏大臣和他的随员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说开设商埠当然对他们有利。至于赔款,我说我对印度的土邦颇有些阅历,拿西藏同它们相比,我敢说西藏完全付得起我们要求的数目。不过,如果西藏人不能在三年内付清全部款项,我已经告诉过他们,我完全愿意接受延长付款期限的提议。驻藏大臣认为这很合理,但没有再说什么。
我接着提到,我从政府那里收到的条约草案,是以我与达赖喇嘛为缔约双方拟定的。达赖喇嘛有没有可能及时回来,同我缔结这项条约?驻藏大臣说没有可能。我于是问,那样的话,我该同谁缔结条约。他说甘丹赤巴将以摄政身份行事,使用达赖喇嘛留给他的印信,而这枚印信将由民众大会、噶厦以及三大寺的印信共同加以支持。
我的箭已经射出去了:结果会怎样?我骑马穿过拉萨街道回营时,一再这样问自己。西藏人会打吗?他们会厚着脸皮硬顶下去,仍旧固执不让吗?或者,他们也许会像达赖喇嘛那样逃走?总的来看,我认为这几条路他们一条也不会走,否则我也不会那样行事;因为自始至终,我都力求遵循一个原则:每向前迈一步之前先看清楚,这样脚一旦踏下去,就能站得住。这是一种笨重迟缓的办法,但我认为,要让西藏人这样固执的民族心服,这是最好的办法。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们对我们要求的抵抗现在就要瓦解了,尽管我自然也为结果担心。
第二天,九月二日,一位噶伦和另外几位官员来见鄂康诺上尉,同他把条约草案逐字逐句过了一遍。同一天,通萨本洛主动向西藏人建议,让我们在商埠征收关税,从这笔收入中取得赔款。我电告政府,在西藏人提出明确的建议之前,我不会就解决赔款难题一事采取任何行动,但我认为采取行动是有利的,希望得知政府的意见。
九月四日,甘丹赤巴(摄政)和一位噶厦秘书,在通萨本洛和尼泊尔代表的陪同下来见我,宣布西藏政府准备同我缔结条约,条件是延长赔款的支付期限,分七十五年付清,每年付十万卢比。
我让鄂康诺上尉同他们谈了几分钟,好让自己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把整个问题再在心里掂量一遍。我本可以采取一个非常省事的办法,就是说我必须把此事请示政府,等候命令。但在我得到答复之前,军事上的考虑可能已经占了上风,我也许会发现自己被迫离开拉萨。正如印度政府后来所说,他们从英国本国政府那里收到的函电,措辞之间让他们和我都同样深切地感到,本国政府极不愿意在拉萨多留一天。因此,我毫无把握能有时间同西藏人就这一点继续讨论下去。再者,我认为在赔款问题上,政府给我留了一定的余地。印度事务大臣对这一点的指示是:「关于赔款问题,所要求的数目不应超过估计西藏人有能力支付的数额,必要时可以分期,分三年付清。荣赫鹏上校在此事上应视情况而定。」完整的公文比这份电报说得更明确,但那份公文当时还没有到。我有一定程度的斟酌之权。我所处的境况极其艰难,这是否足以让我有理由把这份斟酌之权延伸到七十五年?这就是摄政等着我答复的时候,我必须在心里决断的问题。
但赔款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同另一条款联系起来考虑,那一条款规定,在赔款付清之前,我们有权占领春丕谷。所以我还得进一步问自己:为担保赔款的支付而占领春丕谷七十五年,会不会违背我们对俄国作出的任何保证?兰斯敦勋爵作出保证时,曾明确表示,政府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取决于西藏人自己的行为,英王陛下政府不能担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偏离当时认为可取的政策。
这番话是六月二日对俄国大使说的,当时政府还没有得知我们向西藏人宣布的结果——我们宣布愿意在江孜谈判,期限到六月二十五日为止。自从兰斯敦勋爵对俄国大使说了这番话以后,西藏人继续作战,在康马攻击过我,而到六月二十五日也没有派来谈判代表。因此,西藏人的行为,完全可以使政府改变其行动。
再者,在我们向拉萨推进的途中,西藏人曾在卡若拉山口阻击我们,又从浪卡子宗向我们开火。这番抵抗确实轻微,因为六月二十五日以后,我们不得不在江孜击溃那些横在我们与拉萨之间的西藏军队。如果麦克唐纳将军没有攻下江孜宗、驱散江孜周围的西藏军队,我们向拉萨推进时所遇到的抵抗,就要比实际情形大得多。
自从兰斯敦勋爵向俄国大使作出保证以来,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六月二十五日以前未能派来正式授权的谈判代表,以及西藏人持续不断的抵抗——我认为,英王陛下政府可以认为这些事情足以成为理由,在某种轻微程度上偏离六月二日那时他们所认可的政策,因为那时他们对西藏的局面还没有完全了解。兰斯敦勋爵四月间在上议院谈到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六日那份电报所定的政策时曾说,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绝不越出其中所定的界限一寸」。所以我认为,在政府还不知道我会在拉萨遇到什么情况之前就在伦敦定下的政策,应当容许有一点点伸缩。
再看这些保证本身的性质。所作的保证是:「只要没有其他强国试图干涉西藏事务,英王陛下政府就不会企图吞并西藏,不会企图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控制其内政。」
问题在于:「为担保赔款的支付而取得占领春丕谷七十五年的权利,是否违背了这项保证?」缅甸当年处在多少有些相似的境况,我们把它吞并了;但吞并意味着赶走当地的统治者,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在首都和全国各地驻扎军队。对印度的土邦,我们建立了保护关系,但这必然意味着使它们的对外关系服从于我们的对外关系。在其中许多土邦里,我们控制了内政,但那是靠政府专门为此委派的官员来进行的。春丕谷完全位于西藏本部之外,处在分水岭的印度一侧而不是西藏一侧,而且并非向来就属于西藏;占领这样一道山谷,难道就意味着吞并西藏、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或者控制西藏的内政吗?这就是我问自己的问题,而我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对自己说,三者它一样也不沾,因此不能视为违背了我们对俄国的保证。
别人未必这样想。但即便别人不这样想,我也看不出,如果我同意西藏人的提议——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有权占领春丕谷七十五年——我就因此让政府承担了什么新的责任。比如说,我并不是向当地居民许下政府无法否认的保护承诺。我只是为政府取得一项权利:政府愿意的话,可以占领春丕谷七十五年;不愿意的话,随时可以撤出。我并不是「迫使政府占领春丕」谷;我只是取得了一项权利,政府不想要,尽可以放弃。
这样同自己辩过一番,我最后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放过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摄政可能逃走。民众大会可能赌气。中国人可能醒悟过来,出来横加阻挠。同意下来,我就丝毫没有违背印度政府的意愿,因为赔款的数目正是他们自己提出的;而且在对俄国作出保证之后,他们在六月三十日〔注三〕还谈到过保留春丕谷的事——早在一八八八年,孟加拉政府就力主占领春丕谷。同意下来,我也就能实现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对整个问题而言最令人满意得多的永久解决办法。春丕是西藏的钥匙。它也是通往拉萨的道路上最难走的一段。驻在春丕谷,我们进入西藏便畅通无阻,因为横跨分水岭的唐拉山口是一片宽达数英里的开阔平原。从克什米尔到缅甸的整个东北边疆,春丕谷是唯一有价值的战略要地。除了在拉萨派驻一名代表之外,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确保新条约得到履行的最可靠的担保,而取得一项担保,从一开始就被列为我这个使团的主要目标之一。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三十六页。)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把我们同西藏人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永久令人满意的基础上。对摄政的提议说一声「是」,我就是在缔结这样一项解决办法:它能极好地满足我们在当地的一切需要;它是西藏人自己提出的,因而最合他们的心意;就我所能判断,它不违背任何国际义务;它也不会让政府承担任何进一步的责任。
于是我转向西藏人说,鉴于他们向我陈述了筹措现款的困难,我同意把付款分摊到七十五年。不过他们必须清楚地明白,按照条约的规定,在赔款全数付清之前,我们保留继续占领春丕谷的权利。他们说明白了。
我接着指出,今天应付我们的数目是七百六十万卢比,而不是七百五十万卢比,因为自我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以来又过了两天,每一天都要算五万卢比。不过通萨本洛请求把多出的这十万卢比免掉,我答应了。西藏人接着请求用实物支付——比如用小马。我回答说,这个数目既然如此之小,还是用现款支付为好,因为如果用小马或其他物品支付,我们双方就会为所交物品的价值不断发生争执,可能危及我们的良好关系。最后他们请求用章噶,也就是西藏本地的钱币支付。我回答说,我在条约草案里写的是卢比,他们只能以此为满足。
甘丹赤巴随即在条约草案上盖了他的私印。
事情办成了;但我说了那寥寥几个字,同意了西藏人的提议,后来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判断失误,并为我招来了政府的申斥。这当然是我不得不冒的风险。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在指示的范围内行事。我是在非常艰难的境况下行使自己的斟酌之权,用印度政府后来向印度事务大臣所描述的话说〔注四〕,凭的是「一种敢于担当责任的无畏精神,而对于他们的任何代理人,打击这种精神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我真有过错,那么我认为,那些在还不知道自己的代理人到了拉萨会遇到什么情况之前,就在时间上束缚他、又把他限制在如此狭窄的界限之内的人,他们自己也不能被认为毫无过错。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七十五页。)
另有一件事,我当时也是自作主张的。印度政府原先提出了一些条件,要我在不让政府承担义务的前提下,探明西藏政府大概会如何看待这些条件〔注五〕;其中有一条规定,驻江孜的代表有权前往拉萨,同西藏官员或驻藏大臣商讨事务。这份文件在我离开江孜之前就到了我手里;通萨本洛向我索取我们的条件,好让达赖喇嘛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时,我把这一条连同其余各条一起给了他。后来,我接到指示,不要为江孜代表请求前往拉萨的许可。然而我没有立刻把这一条从条件清单中撤下,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它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筹码,必要时我可以在这一点上向西藏人让步。但是当我发现,只要商务代表去拉萨只是为了商务而不是政治事务,而且只是在他发现无法通过书信往来或同江孜的西藏代表当面会商来处理这些商务之后才去,西藏人对这一条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异议,我便认为,同西藏人订立一项这样的协议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这样的限制和规定之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江孜的商务代表前往拉萨,就是在承担什么政治职能,或者以政治驻扎官的身份自居。
(原注:同上,第二十二页。)
由于这项协议的性质不如条约其余部分那样正式,我让人把它单独拟写出来。其文如下:
「西藏政府同意,准许驻江孜照料英国商务情形的英国代表,于必要时前往拉萨,与中国及西藏高级官员会商其在江孜无法通过书信往来或与西藏代表当面会商解决的重要商务事宜。」
对此,摄政也表示了同意。
九月五日,驻藏大臣和西藏的主要当权者前来,商定签署条约的最后细节和礼节。首先要决定的是由谁签字。我问驻藏大臣,在达赖喇嘛名字的位置上应当写谁的名字。他说我可以写上甘丹赤巴的名字,又说噶厦、三大寺和民众大会的代表也将加盖印信。西藏人对此表示同意。我接着说,下一点是确定签字的时间和地点。我只肯在一个地方签字,那就是布达拉宫;条约的正式文本一缮写好,我随时可以签字。驻藏大臣说,他不反对在布达拉宫签署条约。他随即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西藏人。西藏人强烈反对,却说不出任何理由,只说他们不愿意。我告诉他们,他们在岗巴宗和江孜曾粗暴地侮辱英国代表,现在我坚持要得到最充分的尊重。对于他们的宗教和神圣的殿宇,我一向准备给予、也确实给予了最大限度的体谅,但我希望他们这一方面,也对英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给予最充分的尊重。他们提议在驻藏大臣的衙门里签署条约,但我说,除了达赖喇嘛若亲自在此签约时会接见我的那个地方,别的地方我一概不能满意。我希望在这个场合,他们能给予力所能及的最大尊重。他们开始嘟囔着提出别的异议,但驻藏大臣告诉他们,此事已经定了,不容再议。
接着讨论宫中具体用哪一间厅堂,有人提出了某一间。我告诉驻藏大臣,我当天下午就派军官去察看布达拉宫,确认所提议的那间厅堂是否最为合适,并请他委派中国和西藏官员陪同我的军官前往。他同意了。签字仪式的日期随即定在第二天。驻藏大臣说他本人将会出席,不过在得到北京的回音之前,他不能对条约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怀特先生、威尔顿先生和鄂康诺上尉,同麦克唐纳将军参谋部的伊古尔登少校和贝农少校一起,把布达拉宫察看了一遍,回报说西藏人提议的那间大厅是宫中最合适的一间。因此,我们就选定它作为第二天举行仪式的地方。
坚持在布达拉宫签署条约,这话说得果断,倒也容易;可那天夜里,我心里却颇有几分不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最后关头走错了一步。自从那位行事古怪的曼宁之后——凡是提到拉萨,就永远不该忘记他的名字——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进过这座宫殿;拉萨城内外这两万名桀骜不驯的僧人,可能在最后一刻突然发作,或者在我们一旦完全落入他们掌握、身处宫殿之内的时候,干出什么暴行来。这样的事,以前在印度的政务代表身上就发生过。另一方面,我们要去的那间大厅并不是神殿;达赖喇嘛本人虽然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却也是一位政治人物。我坚持签约的地方,不是一位神灵的庙堂,而是一位政治首领的接见厅。
而且,为了对西藏人以及一般人所产生的效果——对我们自己的英国和印度士兵,对尼泊尔人、不丹人和哲孟雄人,远至克什米尔和突厥斯坦——都必须做一件足以打动他们想象的事,给出一个确凿无误的信号,表明西藏人这么多年来藐视我们,终究不能不受惩罚。
在这件事上,常人又会觉得,条约本可以在我的房间或驻藏大臣的房间里舒舒服服、毫不张扬地签掉,再去多冒额外的风险,实在荒唐愚蠢。但在亚洲人中间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布达拉宫签署条约这件事本身,和条约同样有价值。条约里写了些什么,很少有人会知道;但英国人在布达拉宫缔结了条约,这一事实就是确凿无误的信号,表明西藏人已被迫就范。使团开始时,我们在与西藏接壤的整条边境上的威望已经降到了零点。到处都认为西藏人可以藐视我们而不受惩罚。我们的威望一文不值,而在亚洲国家,威望是一笔极其实际的资本。凭着威望,几个英国人,不带一个英国士兵,就能管辖印度一个人口与西藏一样多的县份或土邦。中国人正因为听任自己的威望衰落,即便有军队在手,也控制不住西藏。我之所以坚持要在布达拉宫本身签署条约,就是要给出一个所有其他国家都能看懂的确凿信号,表明我们在西藏的威望已经重新树立起来了。
对部队来说,条约已经缔结的消息完全出乎意料。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听到的尽是西藏人如何阻挠。他们知道我们不久就要离开拉萨,也早已认定我们将不得不两手空空、没有条约就离开。所以当他们听说条约已经缔结、第二天就要签字时,都高兴极了。他们参加过的大多数边境远征,吃尽了苦头,到头来却没有多少成果可言。这一次,他们被带到了一座遥远的圣城,不但抵达了目的地,还要带回一些东西,作为他们辛劳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因此,他们非常满意。
仪式上的一切军事安排都由麦克唐纳将军负责,换了谁也不可能安排得比他更周密、更谨慎。无论是为了壮观还是为了防卫,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通往宫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部队,既是为了壮声势,也是为了万一有变可以应急;还有一个炮兵连部署在适当的位置上,视情况需要,或者鸣放礼炮,或者炮轰宫殿。
政治方面,我们必须把仪式安排得细致周到,以免在最后时刻出现令人难堪的差错。西藏人保存的那份条约,写在一张又长又宽的大纸上,好让英文、藏文、中文三种文字的全部条约都写在同一张纸上。另外还得缮写四份:一份送加尔各答,一份送伦敦,一份给中国政府,一份给我们驻北京的公使。这些都由我的孟加拉籍首席书记米特先生用一个大银盘托着。他从印多尔驻扎官署就跟随我,经历了种种艰难危险,始终兴致不减。我的行军桌被搬进去作为签约之用,桌上铺着那面一直在使团总部上空飘扬的旗帜。
仪式规定时间之前半小时,通往布达拉宫的整条道路,连同宫内的通道,都已排列着部队。下午三点过后不久,麦克唐纳将军和我,在使团成员和军事参谋人员的陪同下,到达布达拉宫。驻藏大臣在正式接见的大厅里迎接我们。这间厅堂是达赖喇嘛举行正式接见的地方,宽敞得能容下我们大约二百名士兵(其中一些人列队作为卫队,另一些人则获准进来观礼),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中国人和一百多名西藏人。我们进去时的场面,其趣味之独特,无与伦比。左边是全体英国和印度的官兵,身穿暗淡的作战服。右边是大群西藏人,噶伦们穿着黄色绸袍,还有许多人衣着鲜艳,再加上服饰明丽、头戴奇特冠帽的不丹人。前方,驻藏大臣和他的全体随员身着全套官服,上前迎接我,摄政在他身旁,穿着喇嘛那身极其朴素的衣装。大厅屋顶的柱子和横梁都绘着富丽的彩画。紧挨着驻藏大臣和我将要就座的椅子后面,挂着一幅巨大的丝幔,刺绣华美。整个场面显得异常柔和朦胧,因为光线不是从两侧的窗户射进来,而是透过大厅中央一个巨大天窗上的彩色帆布照进来的。
甘丹赤巴(摄政)坐在驻藏大臣左边,我坐在他右边。我们一落座,西藏仆役就端上茶来,给所有英国和中国官员每人奉上一杯。接着在两排官员面前摆上一张张矮桌,上面放着干果。这些都撤下去之后,我对驻藏大臣说,如蒙许可,我就开始办正事了。
我先让人用藏文宣读条约,然后问西藏官员是否准备签字。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那一大卷纸被拿了出来,条约就用英文、中文、藏文分三栏并列写在上面——按照他们的习惯,用不同文字写成的条约要写在同一张纸上。我请西藏人先盖印,于是开始了漫长的盖印过程。噶厦、各寺院和民众大会的印信盖完之后,我站起身来,同甘丹赤巴一起走到桌前,驻藏大臣和全场的人也同时起立。甘丹赤巴随即盖上达赖喇嘛的印信,最后我在条约上盖印签字。办完之后,我把文件交给甘丹赤巴,说和平现在已经缔结,我希望它永远不再被打破。
给驻藏大臣的那份三种文字的文本,也照同样的仪式办理,签字盖印之后,由我交给他。接着签署和加盖给英国政府的三份文本,每份也都是三种文字。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仪式结束后,我向西藏人讲话,说过去的种种误会现在都已结束,今后双方友好相处的基础已经奠定。我们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不吞并他们的任何一寸国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并且完全承认中国政府继续享有宗主权。我们只是要确保他们遵守驻藏大臣在一八九〇年代表他们订立的条约;要确保同他们建立通商关系——这种关系对他们和对我们同样有利,而世界上除西藏之外,每一个国家都已经同我们建立了这种关系;还要确保他们在对外关系上不偏离他们的传统政策。他们不遵守条约义务、对英国代表无礼的时候,就领教了我们是多么厉害的敌人。如果他们遵守这项条约、以礼相待,他们也会发现我们是同样好的朋友。作为和平的第一个表示,我将请麦克唐纳将军释放全部战俘,我也希望他们释放所有因同我们打交道而被囚禁的人。
这篇讲话由鄂康诺上尉一句一句译出,驻藏大臣的通事又一句一句译给驻藏大臣听。讲话结束时,噶厦的成员们说,这项条约是全体人民订立的,永远不会被打破。我们今后自会看到,他们确实有意遵守它。我随即转向驻藏大臣,感谢他在缔约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他说,他很高兴我们两人能够合作,他希望、也认为西藏人会遵守这项条约。签署后的条约文本,收在本书附录中。三份原本,我都带回了印度。
西藏人自始至终都显得心平气和,礼数周全。盖印的时候他们常常哈哈大笑;我们离开时,他们全都拥上前来,只要挤得到哪一位英国军官跟前,就同他握手。驻藏大臣非常客气,当我那句承认中国继续享有宗主权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显得格外高兴。总而言之,这场仪式给西藏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没有受到那种会引起怨恨的羞辱,却已经学会了给予我们应得的尊重。正式接见结束时,我让人送给布达拉宫的喇嘛们一千卢比。这是我到拉萨以来,除了施舍穷人之外,送出的第一份礼物。我的座右铭一向是:先亮「铁拳」,后给糖果。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招来麻烦。
第十九章拉萨印象
条约一签,绷紧的弦终于松了下来;骑马走下布达拉宫时,我总算感到了轻松。当天晚上,麦克唐纳将军、他的首席参谋伊古尔登少校以及其余军事参谋人员设宴款待使团。在那难忘一天的种种回忆之中,永远会有麦克唐纳将军当晚那番热情赞许的讲话。
第二天,两位噶伦来见我,我告诉他们,麦克唐纳将军已经同意我的请求,释放全部战俘。战俘们被带到房前列队,麦克唐纳将军派一名参谋军官前去下令放人,并按他们所干的活计,每人发给五卢比。
噶伦们随后带来两个因为帮助过孟加拉旅行家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而被囚禁的人,还有两个因为帮助过日本旅行家河口慧海而被囚禁的人。头两个人已经戴了十九年的镣铐,看得出受过可怕的折磨。这几个人见了西藏人都怕得要命,在他们面前弯腰弯得身子都对折了。他们两颊深陷,双眼呆滞发直,脸上凝固着一种恐怖的神情,再也变不过来,皮肤又白又干,像纸一样。他们得以获释,完全是鄂康诺上尉奔走的结果。我感谢噶伦们的这一举动,认为这表明他们确实希望同我们友好相处。我希望他们今后再也不要囚禁那些唯一的过错就是对英国臣民友好的人。
我把先前向噶伦们索取的五千卢比退还给他们,并释放了一个狂热的喇嘛袭击两名英国军官时我所要来的人质。但是,在使团遭到攻击的那天夜里,使团的两名仆役在江孜镇上被捉住,一个被杀,一个遭到残酷的折磨,为此我扣回一千卢比。我说,以打仗为业的人之间光明正大地交手,我们并不介意;但杀害和折磨无害而又无力自卫的仆役,纯粹是野蛮行径。噶伦们承认我说得在理,但说他们当时不在场,对此一无所知。因此,这一千卢比被扣下来,用于抚恤那两名仆役的家属。
我接着说,我们双方之间的一切账目现在已经全部清算,可以重新开始了。噶伦们说,他们希望我们从此永远友好相处,他们也确实有意遵守条约。
十日,通萨本洛正式来访,祝贺我谈判成功。他说,西藏人对这一解决办法以及它的达成方式,都没有怨恨;尼泊尔代表也是同样的看法。西藏人对谈判的结果相当满意。我敢说,他们在内心深处,不管嘴上怎样抗议,原本完全料定我们会吞并整个国家,就像我们吞并缅甸那样,或者至少会吞并到江孜为止;这么轻易就脱了身,他们大概颇感意外。
来自印度和英国的贺电很快便纷至沓来。条约签订仅仅六天之后,总督就发来电报,转达国王本人的祝贺。国王陛下虽然远在马林巴德,却立即发来贺电;对于在印度办成的事,这是很少给予的特殊荣宠。部队对此尤其感到欣慰。麦克唐纳将军为此专门下令全军检阅,当众宣读了这封电报。印度事务大臣、代理总督安普希尔勋爵、远在英国的寇松勋爵、基钦纳勋爵,以及其他许多人,也都发来了贺电。此时,中国政府正在斟酌是否允许驻藏大臣签字表示加入条约;我有了闲暇,也有了兴致,可以在拉萨四处走走,看看那些寺院和庙宇,同人们随意交谈,不必再像谈判压力当头时那样勉强拘礼。
到这时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西藏人好争执的一面。现在压力已经过去,我希望看看他们本来的面目。我尤其想看的,是他们的寺院生活。统治西藏的是僧侣。宗教是这个民族最主要的特征。因此,他们的宗教,以及那些既引领民众的宗教生活、又左右其政治命运的喇嘛的品性,便是我特别关注的对象。
从一开始我就坚持,不能拒绝我们进入寺院,因为要消除误会,我们就必须同喇嘛们亲近,同他们直接接触。不过我十分小心,只让那些信得过、举止得体、能够合理顾及僧人感情和成见的军官进入寺院。
在这件事上,怀特先生、沃尔什先生、鄂康诺上尉,以及著名的喇嘛教著述家沃德尔上校——他被任命为使团卫队的首席军医官兼考古官——都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他们各有专长,又都用「和平渗透」的办法发挥这些专长,冲破了把我们同西藏人隔开的最后一道屏障。怀特先生无论本人还是名声,都比我们其余任何人更为人所知,他有许多朋友同时也是这些喇嘛的朋友。他通过这些朋友得到哲蚌寺的邀请,从这一步起进展神速。沃尔什先生身为大吉岭县长,长期同这一带边境打交道,对这个国家的语言和历史了如指掌,他从春丕到来以后,也能发挥极有益的影响;沃德尔上校则专心于寺院的藏书和历史考证。结果,条约签订之后我去参观这些寺院时,受到的接待就仿佛一位英国官员来访,同在印度一样是寻常的事。
每座寺院本身就是一座小城,由坚固的砖石建筑——房舍、殿堂和佛殿——紧凑地聚成一片。街道狭窄,也不怎么干净,但殿堂和佛殿却很宽敞。它们大多是同一种式样,有宝塔形的屋顶、彩绘的木柱,还有形状怪诞、状如魔鬼的塑像。哲蚌寺有八千到一万名僧人,我想是分为四个扎仓,每个扎仓各有自己的堪布、自己的殿堂和各项设施。
拉萨这些寺院中,有些僧人从外表看并不讨人喜欢。他们显得粗鄙而愚钝。有些人聪明热情,但几乎没有一个看上去真正有学识、有灵性;我带走的总的印象是肮脏与堕落。对于那些高级喇嘛,就其才智或灵修造诣而言,我的印象也不佳。同我进行谈判的摄政(甘丹赤巴)极有魅力。他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先生,只要能够避免,连一只苍蝇也不肯伤害。谁都不能不喜欢他,但谁也不能说他具有我们在印度的婆罗门身上所见到的那种才智,或者具有人们期望于一国领袖人物的那种品格和风度。条约签订后我同他作过一次长谈,从中得知,他的灵修造诣,主要在于把浩如烟海的圣典背得烂熟。这些西藏僧人背诵圣典的本领,确实惊人;至于经文的真正含义,他们却很少费心。
我们遇到的一些堪布,是快活和气的人,很像我们想象中英国古时那些快活的托钵僧;但作为一个宗教民族的精神领袖,我觉得那些高级喇嘛给我的印象,并不比普通僧人好多少。
我观察的时间太过有限,这些印象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但勇敢的日本旅行家河口慧海证实了它们。他本人是佛教徒,在日本做过一座寺院的住持,曾住在色拉寺;我们去过西藏之后,他写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西藏三年》,把他研究的成果介绍给了英国公众。
对少数几位喇嘛,他怀有真挚的敬爱。他和我一样,十分敬重那位老甘丹赤巴;甘丹赤巴教给他纯正的佛法,「真正给他以活佛之感」。在河口看来,甘丹赤巴不仅比其他喇嘛更真切地理解佛教的真精神,而且才具也更高,这或许是因为——这一点我本人原先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人。对一位曾任财政大臣的喇嘛,河口也非常钦佩,而且确实从他那里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厚待,这位前大臣甚至冒着性命危险照拂他。瓦塘的住持,他也认为非常聪明,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佛教的宝贵知识。
然而,这些都是例外的人物;大多数喇嘛都很令这位日本人失望。就连那位好心的前财政大臣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同一个尼姑同居。一个与他结伴旅行的喇嘛,是个「迂腐的学究」,对佛教的根本原理一无所知,对教义也只有模糊的概念。萨迦寺的住持有一个儿子,尽管喇嘛是不许娶妻的,河口「不愿同这样一个放荡的僧人待在一起」。班禅喇嘛的经师在回答有关「文法」的问题时,也令他失望。
他说,那些获得最高学位的学者,无疑是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对佛教全部经典了如指掌。他认为,他们对佛教神学的了解,实际上比日本的僧人还要深。但这样的人寥寥无几;他似乎赞同甘丹赤巴的说法:「即便只有两三颗宝贵的钻石,也胜过一堆石头。」他认为,西藏的僧侣阶层中,废物多得很,钻石却极少。
为了解释这一点,他说西藏人出家为僧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财富,以及尽可能高的名声」。据这位日本人说,追求宗教真理、为众生的解脱而努力,全然不是他们想做的事。他说,他们只是想逃避人生的痛苦挣扎,「在人间和天上都过懒散舒适的日子」。在他看来,他们的宗教生活和学问中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在他们眼里,为人服务是毫无价值的。
医学、因明、工艺和宗教哲学,几百年前就从印度传入了西藏;但河口说,如今几乎没有一个西藏人精通其中哪怕一门学问。
关于喇嘛的品行,河口的叙述很不愉快。这些守独身戒的贵族僧侣,大多在什么地方养着女人;他说,那些下层的武僧,看来简直就是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后裔。有些节庆不过是禽兽般的狂欢纵欲。
色拉寺——我参观过的寺院之一——的这些「武僧」,是一种奇特的制度。他们每天的差事五花八门:吹笛子,弹琴,弹竖琴,吹竖笛,击鼓;为神灵准备供品;背牦牛粪作燃料;练习投石击靶;充当护卫。河口靠给他们治病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发现他们对自己的职守非常忠实;他们看上去虽然很粗野,却比那些贵族僧侣和其他僧人诚实。那些人乍一看似乎可靠,实际上却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和享乐而欺诈,在温暖的毛料袍子底下,藏着卑劣狡猾的行径。
这些寺院里普通的学僧,确实不得不刻苦用功。河口用功到「肩膀都肿了」;为了取得学位,有些人要苦读二十年,每年都要考试。除西藏人之外,还有许多蒙古人,以及约二百名来自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蒙古人勤奋上进,但「性急、骄傲、目中无人」,每个蒙古人身上都有成为伟大领袖的气质,就像成吉思汗那样——不过据河口说,成吉思汗的事业不过是流星一闪。同这些人相比,西藏学僧虽然一般说来很安静、有礼貌、也聪明,却懒惰迟钝到「西方人无法想象的地步」,而且因为懒惰,非常肮脏。
问答辩经似乎是他们主要的功课。「问答的目的,在于使心灵摆脱一切世俗之念,直探真理的根底,不给心中的地狱魔鬼留下任何力量。」河口接着说,正是靠这种办法,天生愚钝懒惰的西藏人才被引导着去理解佛教;也正是靠这种办法,作为一个半开化的民族,他们的逻辑观念非常丰富。这种问答,我想实际上更像是所有东方人都喜爱的那种哲学辩论,进行起来极其激烈。任何人要参加辩论,都得先读许多经文和参考书;辩经者总是被教导说,「脚要跺得极重,重到能把地狱之门踏开;手要拍得极响,响到智慧之声能吓坏全世界的魔鬼」。
不过,僧人们除了学习和参与宗教仪式之外,也做买卖。他们大多从事贸易;许多人务农,有些人养牛、养羊;还有些人制造佛教用品、绘制佛画;僧人当中也有裁缝、木匠、石匠和鞋匠。上层僧人生活非常舒适,自己建造别墅和佛殿。有些人雇用的仆人多达七八十个。
另一方面,下层僧人的生活却十分可怜。河口说,他们的穷苦状况,非言语所能形容。学僧们既要挣自己的生活费,又要挣求学的费用。可是他们忙得没有工夫出去挣钱,而从信徒那里得到的布施和从寺院领到的薪俸,又不够养活自己。他们能白喝一口茶,却得不到糌粑面;他们的处境可怜到常常两三天吃不上饭。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按照他们的宗教,喇嘛是不应杀生的,可是据说他们一天不吃肉就过不下去;每年最后三个月里,拉萨宰杀的绵羊、山羊和牦牛多达五万多头。他们的刑罚也极其残酷——挖眼、断手、鞭笞等等——这位日本人和我们一样,都为之愤慨。
河口描绘的总的说来是一幅可悲的图景,但它恰恰证实了我们在拉萨短暂停留期间,以及同喇嘛们有限的交往中,所得到的那些粗略印象。喇嘛教总的来说是否成功,我是怀疑的。不错,它起到了使人驯服的作用。如果西藏人是伊斯兰教徒,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到达拉萨。蒙古人也已经失去了他们昔日的尚武习性。那无数安详静坐的佛像,已经发挥了它们的影响。它们或刻在岩壁上,或立为巍峨的巨像,或用青铜和黄铜铸成,供奉在庙宇和家中的佛龛里,把人们催眠到一种平和安宁的状态之中。西藏人曾经一度把兵锋推进到北京城下,如今却成了世上最温和的民族之一。蒙古人曾经在中国建立过一个王朝,征服了整个中亚,蹂躏过西欧,如今在战争中却已几乎微不足道。
所以,喇嘛教确实在西藏和蒙古培育了和平。但它所培育的和平,是怠惰与衰颓的沉寂。佛教那种宁静与慈悲的理想,人人都能体会。很少有人毫无仁慈的感情,或者,如果能够的话,不愿意同全世界和平相处。然而这种理想也许有它的危险,既可能引人向上,也同样可能引人向下。它可能使那些本应得到发挥的激情和精力沉睡下去,变得毫无用处。喇嘛教的弊病就在于,它助长了懒散的安逸和自我压抑,而牺牲了有益的活动和自我实现。
蒙古人在他们的沙漠里,西藏人在他们的群山中,都有最充分的机会去实践佛教的理想。前者我曾在他们沙漠的最深处见过,后者我也在他们群山的最深的圣地里见过;在我看来,他们追求的都是一种虚妄的理想。他们试图退出尘世,遁入沙漠和山中,以求个人眼前的安宁,而不是勇敢地在世间的事业中担起自己的一份,以求最终达到整体的和谐一致。他们的理想是安宁,而不是和谐——是被阉割了的个人的安宁,而不是团结一致、血气充沛的整体的和谐。
事实上,西藏人的主要念头,就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只要自己能得救,他并不操心别人。的确,他认为即便只做到这一点,也得用尽全部精力,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满脑子是他那原始的鬼神宗教。在他眼里,灵界到处是魔鬼,只要他稍有差池,就会扑上来吞噬他。每一座庙宇,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挂满了光怪陆离的画像,画的是最可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双目圆睁,张着满是獠牙的大口,伸长脖子,张开手臂,随时准备扑向某个可怜的牺牲者。他们对天堂的信仰是模糊的。对地狱的信仰,才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头等大事;这种信仰有多么真切,只要听听下面这件事就可以想见:有些可怜的人,为了逃避地狱的恐怖,甘愿让人把自己砌在与世隔绝的小室里,一连多年不出来,每天只通过一个狭小的孔洞接取一次食物。那些受了蒙蔽的可怜人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在来世逃脱魔鬼的纠缠。但他们最真诚地相信来生,这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了。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们的地狱不是热的,而是冷的。要是地狱是热的,冰天雪地的西藏居民就都要争着往那里去了。
自然可以想见,这样的民族很容易相信某些人具有所谓超自然的力量。那些神奇的大士,我们一点也没有听说;甘丹赤巴告诉沃德尔上校,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据河口说,神谕是极受尊崇的。阿巴,也就是施行法术的人,是那些行过奇迹的喇嘛的后裔,据信掌握着世代相传的秘诀,被人们视为法力高强的术士,十分敬畏。人们对喇嘛所给的护身符的效力深信不疑,竟然一直冲到我们的枪口跟前,相信我们的子弹打不中他们。
因此,实际上,西藏人的宗教只是一种堕落了的形式。然而人们确实也能看到真正的善从中透出的一线光辉。波格尔所见的那位班禅喇嘛,是一位真正有德行的人。如今这一位继任的班禅喇嘛,在印度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也激起了斯文·赫定的热情。在那层肮脏的硬壳底下深处,这些喇嘛身上必定有某种隐藏的力量源泉,否则他们就不会发挥出这样大的影响。千百万人、几百年来,不可能完全是被诡计和欺骗所左右的。我想,我在一次参观大昭寺的时候,瞥见了那股内在的力量。
这座庙宇,有时也被称作大教堂,萨拉特·钱德拉·达斯、珀西瓦尔·兰登和其他人都曾详细描述过。尤其是兰登,对自己的观感作了极其生动的描绘。正如沃德尔上校恰如其分地所说,它是喇嘛教世界的圣彼得大教堂;它主要值得一提的是,里面供奉着一尊在印度造的佛像,这尊佛像是一位中国公主从中国带到拉萨来的,她嫁给了一位西藏国王,把佛教传入了这个国家。
条约签订之后,我以隆重的礼仪参观了这座庙宇,受到住持极其热诚的接待。尽管我一再推辞,说我恐怕会闯入不该去的地方,他们还是领我绕着所谓的主祭坛看了一圈。建筑本身并不宏伟。据沃德尔说,原来的庙宇约建于公元六五〇年,后来不断增建,结果成了一堆杂乱无章、毫不对称的建筑,没有任何一个完整的建筑构思。人们看到的是一片彩绘得光怪陆离的木柱林,却没有优美的设计,也没有素朴简洁的效果。而且,到处肮脏不堪,法事所用的酥油已经腐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那些烛台、宝瓶和法器,有的是纯金的,式样也很美,却摆放得杂乱无章。
尽管如此,这座庙宇因其古老,因其被无数朝圣者磨损了的石板地,因为想到一千年来,那些从遥远国度跋涉而来的人,曾冒着沙漠和高山的种种险阻,来到这里拜倒在慈祥安宁的佛陀面前——它便具有了一种光环、一种意趣,这是连泰姬陵的美也永远不能赋予它的。
正是在这里,我找到了这个民族真正的内在精神。来自遥远沙漠的蒙古人,来自山中家园的西藏人,似乎在这里汲取着某种隐藏的力量源泉。当庙宇深处传来大鼓深沉的轰鸣、僧人们以深沉虔敬的节奏诵经、号角的长鸣、铙钹的撞击,以及小鼓连绵不绝的滚奏时,我似乎瞥见了他们汲取力量的那个源泉。人们常说,音乐比言语更适于表达永恒的实在;在那深沉而有节奏的诵经的嗡嗡声中,在那沉闷的鼓声隆隆中,在那铙钹与号角的铿锵和嘹亮中,我体会到这个阴郁的民族正在触及他们固有的精神,并以最适合他们的方式,宣泄着那渴望得到表达的汹涌澎湃的力量。
除了参观寺院和庙宇之外,我们在拉萨逗留期间,也同西藏人有了一些社交往来。沃尔顿上尉凭着他的医术,吸引了好几百人到他的医院来,并同一些地位最高的非官方西藏人士结下了亲密的交情。许多人来同我们一起吃饭,因为西藏人虽然有每个民族都有的那种普通的阶级差别,却没有那种在印度严重妨碍社交往来的森严的种姓壁垒。就连贵妇们也几乎被能说会道的鄂康诺上尉劝来喝茶了;噶伦们的夫人确实已经接受了邀请,却在最后一刻害起羞来。妇女在西藏很有地位,对她们的丈夫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没能见到她们,尤其感到遗憾。
西藏人虽然以闭关自守著称,但天性并非不喜交往。我们发现他们恰恰相反;河口也说,他们「本来是一个非常好客的民族」。他说,这种较为自然的情感,后来被恐惧乃至反感所取代,起因是中国政府——大概出于它自己的某种政策考虑——给了西藏一个居心叵测的劝告,大意是说,西藏人若听任外国人自由进入,佛教就会被摧毁,被基督教所取代。人们还以为我们是在觊觎他们的金矿。
不管他们以前有过什么闭关自守的心理,条约一缔结,他们就把它抛开了。他们来看我们的运动会,奇怪为什么只有跑第一的人得奖,而其余的人跑的距离明明一模一样。他们惊奇地看着弗农·马尼亚克和其他几位积习难改的运动家,用系在长竿上的细绳从河里钓起鱼来。他们观看戏剧演出,对我们放的焰火赞叹不已;他们同我们做了一大笔生意,不仅卖给我们部队所需的给养,还卖给我们数不清的古玩、黄铜和青铜佛像、绿松石饰物、刺绣、绸缎等等。
西藏人确实是天生的商人。河口称他们为「店铺老板的民族」。男人女人——女人比男人更甚——僧人俗人,全都做买卖。这又是这件事中的一个讽刺:一个天性好交往、因而又是天生商人的民族,竟然被长期置于闭关自守的境地。不过近年来,拉萨商人前往印度的越来越频繁;河口说,形势正使西藏人认识到扩大贸易范围的必要,他们也明白,如果羊毛贸易断绝,百姓就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因为牧羊人占了全国人口的大部分。
从西藏人的角度看,近年来我们之间是怎样疏远起来的,这值得一听。据河口说,改变西藏人对我们态度的,是孟加拉绅士萨拉特·钱德拉·达斯的考察,加上随之而来的边境纠纷。这两件事彼此毫无关联,但西藏人似乎惊恐地认为,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一八八一年那次无害的旅行,是我们蓄意颠覆他们宗教的图谋。至于边境纠纷——想必是指一八八六年的那些——河口本人也说,是西藏政府「极不明智地听从一个狂热的乃穷护法神谕的唆使,采取措施,去一处严格说来属于哲孟雄的边境地方修筑堡垒」。
但西藏人显然对英国人十分紧张,又因为我们征服了印度而对我们怀有成见。我们统治的温和、我们给予的自由、我们的医院和学校,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吉岭享受到这些好处、又被委以政府小职的西藏人,都很拥护我们的统治。维多利亚女王还被认为是大昭寺那位女神的化身。河口说,这一切他们都完全承认;但是一想到这同样的英国人把别人的土地并入自己的版图,他们的好感便受到了震动;他们对此给自己作的解释是:「在印度的英国人一定有两种——一种仁慈虔敬,另一种则如地狱恶鬼,十分邪恶。」
达赖喇嘛虽然极想清除西藏佛教中的一切腐败,却是「政治上的心思多于宗教上的心思」,他害怕英国人,总在盘算如何把我们挡在西藏之外。他之所以「起初对英国胆小如兔,后来却突然变得勇猛如狮」,是因为他同俄国订有一项密约,而他相信俄国是世界上唯一强大到足以挫败英国的国家。河口接着讲述德尔智如何几乎独揽了这位年轻喇嘛的信任,如何从俄国带来黄金和古玩,向各寺院慷慨布施,甚至带来沙皇赠给达赖喇嘛的一件主教法衣。他讲到德尔智如何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证沙皇是喇嘛教一位创始人的化身;西藏人又如何渐渐相信,沙皇迟早会征服全世界,建立一个庞大的佛教帝国。他还提到,德尔智回来后的某一天,他看见一支由二百头骆驼组成的驼队,有人告诉他,驼队运的是步枪和子弹,已经运到的有三百驼之多;西藏人当时得意洋洋,说「西藏如今才头一回有了足够的武装,可以抵御英国的任何进攻,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任何无理的要求」。
这些步枪是美国制造的;我相信是由于疏于保养,它们坏得一塌糊涂,西藏人能拿来对付我们的寥寥无几。俄国政府也向我们保证过,它同西藏并未订立任何协定。但这位日本人的这些观察,却极其有力地印证了我们所听到的关于德尔智的活动造成何等祸害的种种报告。
所以,把西藏人的特性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他们外表和蔼,内心狡诈,大多数依附于人的民族都不得不如此;他们肮脏懒惰;他们的宗教已经堕落,在才智和灵性上都看不出有任何进步的迹象——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并不是一个不仁慈、不喜交往的民族,而且无疑怀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不道德的行为也并非全然无人约束。那位娶了尼姑的喇嘛,仕途就此断送。也有过大臣因为自己的家产足以度日而拒领俸禄的事。西藏人之间常常有深厚的情谊和坚贞的友谊。他们身上还潜藏着向善的可能,只等着恰当的触发,便能显现出来。
对于中国人对待西藏人的态度,我特别留意,因为我自己就当过印度一个土邦的驻扎官,所以很有兴趣观察一位中国驻扎官在中华帝国的一个藩属里是什么态度。我立刻注意到的一点,是它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一百年前,曼宁就曾说过「那些傲慢的满大人有些失礼」,我也注意到了同样的情形。每一位英国驻扎官,有印度士绅来访,总要给他一把椅子坐;可是我发现,驻藏大臣连摄政都不给一把椅子。摄政、噶伦、民众大会的成员、各大寺的堪布——全都只能坐在地上的垫子上,而驻藏大臣和他的中国随员却坐在椅子上。他接见和打发他们的时候,也同样保持着高高在上的架子。他不像任何一位英国驻扎官迎接印度士绅或高级官员时那样起身相迎;他们进来时行礼,他只是几乎看不出地点一点头,算是还礼。打发他们走时,他只是回过头对通事说一句:「叫他们走。」我们的同胞常被指责对亚洲人太过盛气凌人,有时这种指责也不无道理;但我们对亚洲人,远不如亚洲人彼此之间那样盛气凌人。
在对待藩属的方式上,中国人还有另一点同我们大不相同。我们在西藏遇到的中国官员,几乎没有一个会说一句藏语。除了在西藏实际任职期间娶西藏女人为妻之外,他们很少关心当地百姓。他们总是同百姓保持距离,对他们不大感兴趣,当然也从不像一位英国驻扎官那样,费心设法改善百姓的处境。中国人,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我也曾观察过他们的中国突厥斯坦,都保持着极大的威仪,在礼节上一丝不苟,可以说总是穿着全套礼服;他们彼此之间也总是十分恭敬。但在他们眼里,西藏人是「蛮夷」,受到的是轻蔑与鄙视;中国官员心里想的,几乎只是怎样早日回到他们自己那个文明的国度去。
西藏人自然对此心怀怨恨,憎恶中国人,但他们也很怕中国人,被中国人压得抬不起头来;我还认为,单是看到比自己更文明的人生活在自己中间,又依附于一个背后有一个无所不能的朝廷的大帝国,这件事本身,就对西藏人摆脱野蛮状态大有关系。原始的西藏人是一个野蛮好战的种族,不断侵犯中国。他们的文明和宗教都是从中国得来的,因为正如我说过的,佛教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到他们那里的,而是经由一位西藏国王的中国妻子——一位中国皇帝的女儿——传入的。经书和圣物来自印度,但对佛教的确立实际起了最大作用的,似乎是这位中国妻子的个人影响。
中国人有时也在抵御入侵者方面给了西藏人很大的帮助;一七九二年,那位中国将军翻越许多高山险隘,驱逐入侵的廓尔喀人,这次进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足以引以为豪的军事壮举。据在拉萨住过三年的河口说,自从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在西藏的威望已经衰落;而早在那以前,我们就已经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影响不如一个宗主国应有的那样有效。但中国每隔一些时候就会作出的那种惊人的努力,人们一想起来,总会令西藏人感到几分敬畏;他们永远拿不准什么时候不会再来一次。
所以,中国人无疑令西藏人畏服;但我固执地认为,他们的办法在实际上不如我们的成功。西藏是受中国保护的藩属;克什米尔是受印度保护的土邦。在西藏,中国驻藏大臣有几百名中国士兵作后盾,今年更是有两千名。在克什米尔,英国驻扎官连一支由英国士兵、甚至由英印士兵组成的贴身卫队都没有。在西藏,中国人正在用中国警察取代西藏警察;在克什米尔,所有的警察都属于克什米尔土邦。克什米尔面积八万零五百平方英里,人口几乎和西藏一样多,它与西藏、突厥斯坦接壤,又通过它的藩属与阿富汗领土相邻,离俄国领土只有十二英里。可是这整个地区都由克什米尔土邦的军队控制,边境上的部落也完全靠他们来维持秩序。这里雇用了英国军官,却没有一个英国或英印的士兵或警察。然而,克什米尔军队违背英国政府的意愿和命令,侵入邻国的领土,这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西藏军队却在一八八六年违背中国政府的意愿和命令,侵入了哲孟雄。克什米尔土邦拒不承认、拒不履行英国政府代表它订立的条约,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而西藏人却拒不承认、拒不履行中国人一八九〇年代表他们订立的条约。按照一切常理,中国人作为西藏人的亚洲同胞和同一宗教的信徒,在西藏的影响应当比我们这些信奉不同宗教的外族人在克什米尔的影响大得多。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
在拉萨,我始终力求使我们同中国人的关系尽可能融洽。条约明确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我也一直力求使驻藏大臣同我站在一起。取代中国人,绝不是我们政策的一部分。我们无意吞并西藏,也无意对西藏建立保护关系。我们只是要确保没有别人在这个国家拥有支配性的影响,确保秩序得以维持,确保给予我们普通的通商便利。这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引起中国人的敌意或猜忌;而由于我始终尽力尊重驻藏大臣,我期望得到、事实上也得到了他的真诚合作。我们彼此都能够、也确实帮了对方的忙,对双方都有好处。
第二十章归途
我回国途经开罗时见到克罗默勋爵,他说了一句话,表明他对我们在拉萨所处的那种局面有着不同寻常的体察。他说,人人都在称赞我们到达了拉萨,可他以为,大多数英国人都做得到这一点;他认为真正值得称道的,是我们又回来了。在这类局面里,往往会留下一些没了结的尾巴,结下一些怨恨,生出一些纠葛,使人难以体面地撤身,甚至根本撤不出来。这一回我们幸而能够回到印度,而且同西藏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九月二十二日,我同驻藏大臣互作辞行拜访。他以中国人那种含蓄的方式待我相当亲切,我们一向相处融洽。可是他夹在西藏人和他本国政府之间,处境十分难堪;后来他被革职,还戴上了镣铐,据当地传言,罪名是对我们过于亲善。
噶厦诸噶伦也来看我,这已是第三次带着礼物来了,向我保证他们的友好情谊。他们恳求我今后再也不要怀疑他们,并相信他们完全有意履行条约。
第二天早晨临行之前,甘丹赤巴来看我,送给我们每人一尊佛像。他也去拜访了麦克唐纳将军,送了他一尊同样的佛像。他满怀慈祥,那一刻比我所见过的任何西藏人都更像吉卜林《基姆》里的那位喇嘛。我们得知,以这样一位高僧的身份,把佛陀本身的造像送给不信佛的人,绝非寻常的礼遇。这位可敬的老摄政从座位上起身,把礼物放到我手里时,郑重而真挚地说,他没有这世上的任何财富,只能送我这一尊朴素的佛像;他每次看到佛像,心里想到的只有和平,他希望我每次看到它时,都能对西藏怀有善意。这位慈祥的老人说这番话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我很高兴,一切政治上的争执都已结束,如今我们可以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朋友分手了。
离城一英里的路旁搭起了一座大帐篷,我们在那里见到全体噶伦、拉萨的一批头面人物,以及驻藏大臣的第一、第二秘书,都聚在那里向我们作最后的告别。献过茶之后,彼此再三表白友谊,我们最后一次握手,重新上马,策马而去。
回到营地,我独自一人走上山坡,任这段多事岁月里的种种情感涌上心头。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一切忧虑都已过去。景色也同我的心境相应:万里无云的天空一片澄蓝,群山柔和地融入紫色之中;我此刻回望那片神秘的紫霭,圣城又一次笼罩其中,我再也不必担心它可能藏着什么仇恨了。从那里传来的,只有那位喇嘛和平之言的回响。那番动人的临别赠言的温暖仍留在我身上,我又沉浸在这如梦的秋日黄昏那悄然渗入的气氛里,不知不觉间,一种近乎令人陶醉的欢欣与善意充溢了我的全身。这一刻的振奋越来越强,终于以压倒一切的力量震撼了我。我再也不会存什么恶念,再也不会同任何人为敌。整个大自然和全人类都沐浴在玫瑰色的灿烂光辉之中;未来的人生似乎只有轻快与光明。
这样的经历实在太少了,而且在日常交往和实际生活的种种现实之中,它们很快就变得模糊。然而,正是这短暂易逝的片刻才是真实的。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看见真正的生活。其余的一切都是转瞬即逝、虚而不实的。离开拉萨时的那一个钟头,抵得上我一生中其余所有的时光。
我们这些真正属于使团的人,这时要离开军事卫队,骑马火速返回印度,同印度政府商定最后的细节。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骑马离去时,第三十二工兵营全营出来送别。前一天晚上,几位土著军官来找我,说士兵们希望我们穿过他们的营地离开。我们骑马经过时,士兵们纷纷从帐篷里涌出来。土著军官们围在我们的马旁同我们握手,我们走出营地时,全营挥手欢呼。他们从一开始就同使团在一起;其实,早在使团组成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哲孟雄那湿热的河谷里修路了。他们经历了所有的战斗,经历了江孜那段沉闷的围困;想到他们的辛劳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想到他们将能得到奖赏、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村子去,叫人心里十分欣慰。最优秀的印度部队有一种奇妙的能力,能叫人对他们生出眷恋之情;对第三十二和第二十三这两个工兵营,我将永远怀着深厚的感情。
这些印度部队的表现,对西藏人态度的转变也大有贡献。他们纪律严明。需要打仗时,他们奋力作战;仗打完了,他们很快就同西藏人交上了朋友。西藏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老百姓吃他们自己军队的苦头,比吃我们军队的苦头还多。印度部队的这种纪律和良好表现,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但它仍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部队里有廓尔喀人、边境以外的帕坦人、锡克人和旁遮普穆斯林。这些人若处在自然状态,由他们自己的头领率领,不受英国军官约束,在拉萨必定会大肆破坏。他们这一次的良好表现,是西藏人那样突然转而倾向我们的主要原因之一。
麦克唐纳将军在漫长交通线上的每一站都为我们安排好了接替的坐骑和驮畜,我们于是一路疾驰。我们并不想效法珀西瓦尔·兰登先生——他一两个星期前刚创下从拉萨骑马到印度的最快纪录——不过我们每天走的路程是平常的两三倍,没几天就又到了江孜。
到了这里,人员需要重新分派。谈判之所以成功,鄂康诺上尉功劳极大,他将按照新条约作为商务委员常驻此地。另外还得派一队人去噶大克,安排在那里开设新商埠的事宜。还要为一些探险工作做好准备。
条约一签订,我能确定我们将返回印度时,就凭着鄂康诺上尉和威尔顿先生的说服本领,从西藏人和中国人那里取得许可,让三队人马在我们来时那条路之外,分别经三条不同的路线返回印度。一队顺布拉马普特拉河而下,前往阿萨姆;另一队溯布拉马普特拉河而上,到噶大克,再经西姆拉出来;威尔顿先生则取道西藏东部返回中国。这几队人都领到了通行证,但实际成行的只有第二队。
顺布拉马普特拉河而下的这趟旅行,是拉萨许多富于冒险精神的军官以及外交秘书路易斯·戴恩爵士都极为热心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人确切知道西藏的雅鲁藏布江就是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正是为了解开这个难题,为了查明这条大河怎样、在何处径直切穿喜马拉雅山的主脉,为了亲眼看看从一万一千五百英尺跌落到五百英尺所必然形成的瀑布和急流,那么多热血之士才跃跃欲试。这一队本来由怀特先生负责,赖德上尉作为测量官随行。所缺的只是印度政府的批准,可惜到了最后关头,批准却没有下来。这一队人得在西藏边境和阿萨姆边界之间,穿过一些凶悍而不受管辖的部落,而政府当时不愿再冒任何风险。这实在可惜,也令许多人大失所望,因为要再有这样的机会去解开这个尚存的最大地理难题之一,恐怕要等上许多年了。
威尔顿先生的旅行,是我自己叫停的,尽管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阻挠旅行探险。同中国人的谈判还没有了结——其实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而他已经证明自己对我们在印度极有价值,我不能放他走。我们这些印度官员同中国人打交道,就像孩子一样;威尔顿先生凭他那种特殊的经验给了我们极有效的帮助,而此时尤其需要这种帮助。不过,从最近一期蓝皮书看来,他提出的意见竟很少被采纳,这实在可叹。
噶大克那一队,我交给罗林上尉负责,因为这一队的主要目的是开设新商埠,而他前一年曾在西藏西部做过一次出色而极有用处的旅行。赖德上尉原已被派定主持顺布拉马普特拉河而下那支远征队的测量工作;皇家工兵伍德中尉此前一直在尼泊尔重新测量珠穆朗玛峰周围的山峰,原定随噶大克一队担任测量。可是现在前一支远征队的计划既已落空,赖德上尉便也随噶大克一队同行,主持测量。他是一位极有才干的军官,在使团期间做了极有价值的工作,把印度的三角测量一直延伸到拉萨。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项更有意思的地理工作:测量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就是雅鲁藏布江的上游,直到它的源头;并且彻底解决喜马拉雅山背后是否还有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峰这个问题。
但这一队人得同时间赛跑,因为他们要走好几百英里的路,还得赶在冬季最终封住山口之前,翻越喜马拉雅山回到西姆拉。他们还得应付在给养和运输上受阻的可能,甚至遭到公然敌对的可能,因为他们穿行的地方不久前还在同我们兵戎相见,而他们除了每人一名廓尔喀勤务兵之外,别无护卫。
鄂康诺上尉和马尼亚克先生陪他们走到日喀则;第三十二工兵营的贝利中尉也被派入这一队,一同前往印度。他是一位热心而富于冒险精神的军官,曾在骑步兵中立下功绩,闲暇时还学会了藏语。
班禅喇嘛极其热情地接待了鄂康诺上尉,鄂康诺上尉同他奠定了一份真挚的友谊,正如当年波格尔同前一世班禅喇嘛的友谊一样。一切安排都很顺利,这一队人在再好不过的情形下启程了。至于其结果,赖德上尉已在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演讲中作了介绍,他也因此获得了该学会的金质奖章。
测量工作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除了平常的行军之外,为了观测还得登上高山,而在飓风般的狂风和刺骨的严寒之中,这些观测几乎无法进行。测量人员在正对珠穆朗玛峰的一个地点,望见这座雄伟的山峰高高耸出山脉的其余部分,两侧都陡落八千英尺;于是问题得到了解决:北面再没有别的山峰能在高度上与它相近。他们测量了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就是雅鲁藏布江,直到它的源头,还测量了印度河在噶大克的那条支流。他们在噶大克开设了商埠,在那里安置了一名土著商务代理人。他们完成了萨特莱杰河从源头——他们断定源头在湖区两侧的群山之中——到英国领土的测量。他们总共精确测量了四万平方英里的地域。他们冒着深雪,在华氏零下二十四度的气温中,翻越海拔一万八千七百英尺的阿依拉山口,越过喜马拉雅山,于圣诞前夜抵达英国领土,一月十一日到达西姆拉。这是一项出色的工作,完成得漂亮极了,罗林上尉和赖德上尉都应得到最高的赞誉;尽管有遭遇敌对和严寒的种种危险,听到他们平安抵达的消息,大家还是如释重负。
与此同时,怀特、沃尔什、威尔顿几位先生和我已经继续前往印度。我们翻越唐拉山口时已经相当冷,温度计的读数比华氏零度高不了多少,不过我们幸运地避开了一两个星期之后麦克唐纳将军和部队所遭遇的那场暴风雪:积雪三英尺,霜冻达华氏二十七度,冻死了两个人,造成约两百例雪盲。
我们翻越最后一道山口——乃堆拉山口——是一段又长又陡又冷的骑程,然后便一路往下、再往下,穿过哲孟雄那一片片绚丽的草木,进入温和宜人、闲适自在的天地。曾有一位搞科学的先生问我,长时间待在高海拔地区,主要的影响是什么,我告诉他,主要的影响就是想尽快到低一点的地方去。如今我们回到了人类寻常的海拔,沐浴着沁人心脾的空气,在灿烂的阳光下尽情舒展,这才体会到那样的高度再加上刺骨的严寒,曾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压力。生活此刻显得如此轻松。呼吸不再需要不自觉地用力,也不必再有意识地同寒冷搏斗。活着又成了一件乐事;正值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置身于世上最壮丽的风景之中,雪峰从热带森林中拔地而起,直插万里无云的天空,一个人还能再奢求什么呢。
然而,就在这闲适的美梦之中,就在我到达大吉岭的前一天,传来了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在拉萨争得的几项最好的条款要被放弃了。这件事我将在后面一章里论述。这里只须说一句:我归来的全部喜悦顷刻间化为乌有,我痛悔自己竟在手脚如此受缚的情形下,承担了这样一件微妙的差事。
快到大吉岭时,我们经过一位热心的茶园主人身边,他坐在自家大门口,身边放着一台留声机;我们走近时,留声机奏起了《看哪,凯旋的英雄来了》。他说他只有一个人,这台留声机就是他全部的乐队,但他觉得总得做点什么来欢迎我们。这是我们在英国领土上受到的第一次欢迎,出自如此真挚的感情,大大振作了我的精神。
在大吉岭城外的车站,我见到了我的妻子,这才意识到我远在西藏,给她带来了多大的紧张和忧虑。我们乘火车到大吉岭城里,在那里,我意外地荣幸地受到孟加拉副总督、和蔼的安德鲁·弗雷泽爵士以及当地几乎全体欧洲侨民在站台上的欢迎。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安德鲁爵士和弗雷泽夫人——一直对我的妻子格外关照,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他们才好。麦克弗森先生和夫人、沃尔什夫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也始终体贴入微;我希望他们读到这里时能够相信,他们的好意,我们夫妇俩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在大吉岭只停留了一天,这一天我全部留给了我们的小女儿;然后怀特、威尔顿两位先生,同我和妻子一道,踏上了前往西姆拉的最后一程。到了西姆拉,安普希尔勋爵和夫人在总督府热情地欢迎我们。基钦纳勋爵早已发电报邀我们在到达西姆拉的第一个晚上同他共进晚餐;登齐尔·伊贝森爵士和夫人、阿伦德尔·阿伦德尔爵士、路易斯·戴恩爵士和夫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待我们极为亲厚。
在条约中被否决的那几项条款上,安普希尔勋爵和整个印度政府给我的支持,也再慷慨不过了。但令我忧虑的,是寇松勋爵会怎样看待我所做的事。当初他推荐我,是看中我的审慎。他在印度任上的时候,始终毫无保留地支持我,还像一位真正的朋友那样给我个人的鼓励;如果他认为我到头来辜负了他,我余生都会郁郁不乐。在那样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我完全是自负其责,做了我认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我只能承担这样做可能被认可、也可能被否定的风险。但如果我发现寇松勋爵认为我做错了,那确实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于是我赶紧回国,在塞得港停留,去迎候他重返印度。他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结解开了。我在半岛东方公司的轮船上同他共进晚餐,饭后又在甲板上一连谈了几个钟头,把自从我们在帕蒂亚拉他的营地分手以来发生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都谈了一遍。对这一切,他都热情地表示赞赏。在英国,再没有谁比寇松勋爵对朋友更忠贞不渝,也再没有谁比他更热切地爱国;他为印度帝国所做的事,尤其是假如他得到英国本国更充分的支持本来会做成的事,或许有朝一日会比现在得到更充分的承认。假如这个使团失败了,责任会落在他的身上。这个使团的成功有多少要归功于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回到英国后,荣幸地蒙先王陛下召见;我在西藏效力所得的种种奖赏之中,我最珍视的,就是这次得以亲自结识我的君主的机会。他是单独接见我的。他让我坐在他书桌旁的一把椅子上,然后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使我能够像同自己的父亲说话那样同他交谈。他自己说话也极为坦率。他不是敷衍了事地问几个问题,而是对我们的行事真心怀着浓厚的兴趣。他热情赞扬部队的表现。他清楚地知道各位军官的事迹,甚至了解他们的品性;谈到布雷瑟顿少校的殉职,他极为动情,对这位少校的卓越工作了如指掌。在我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人,而不是政策;是活生生的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正如如今举世皆知的那样,他本人就是一位宽厚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没有谁像他那样给我如此强烈的印象:生命力那样旺盛,人情味那样温热,充盈满溢。我离开御前时,不但得到了奖赏,而且重新受到了鼓舞。
承蒙克里斯蒂安亲王妃殿下的好意,将我的心愿禀告陛下,那面旗帜〔注一〕得以存放在温莎城堡,并奉陛下特旨,悬挂在中央大厅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上方。这面旗帜在整个使团期间一直随我同行,每次行军都在我前面开道,在营地里插在我的帐前,在江孜飘扬在使团驻地的上空,在拉萨签订条约时就摆在签约的桌子上。
(原注:这面旗帜通称「总督旗」,是一面米字旗,正中有一颗星,并有「天光引路」的题铭,由印度的政务官员使用。)
第二十一章使团的成果
就在今年,还有一位内阁大臣问我,我们去拉萨究竟有什么好处。自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们这个使团的一项显著成果已经显露出来:在我们去拉萨之前,达赖喇嘛连总督的一封信都不肯接受,如今他却亲自到了加尔各答,向总督恳求保留他同我们直接往来的「权利」。西藏人那种猜疑和敌视的态度已经大为改变,他们现在竟请求同我们结盟,并请我们派一名英国官员驻在他们的圣城。把这一转变完全归功于使团的影响,也许并不恰当;中国人对待西藏人的手段不够圆通,也是很大的原因。但西藏人情感方向的转变,在我们离开拉萨之前就已经看得出来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假如寇松勋爵当初没有派遣使团去打破西藏人的闭关自守,他们对我们仍会像六年前那样怀有敌意,仍会像那时那样倾向俄国。我们东北方的邻居从潜在的敌人变成了上门求援的盟友,这可以看作使团的一项成果。
使团派入西藏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三十年工夫,试图规范同西藏邻居的往来,却毫无成效。西藏的宗主国同我们订立的条约,被他们拒不承认。界碑被推倒,贸易遭到抵制,我们的文书被退了回来。达赖喇嘛还明显地倾向俄国人。寇松勋爵采取派遣使团入藏的政策,结果是西藏政府就在拉萨城中达赖喇嘛宫殿的会见厅里,当着驻藏大臣和西藏所有首要人物的面,签订了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划定了我们的边界,使我们的通商关系有了令人满意的基础,并使我们在愿意时有权排除任何外国势力。而且,尽管我们被迫采取了军事行动,尽管西藏人被迫赔款,我们离开西藏时,西藏人对我们的态度,却比我们进入西藏时明显好得多。
我在给政府的最后报告中说,我一向认为,在纸面上缔结一项条约是次要的事,而把我们同西藏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善意的基础上,才是根本的事。一项条约,如果其拟订和谈判的方式不能使它带有相当程度的自愿认可,那么把它带回来也没有多大好处。而尤其必要的,是争取普通民众的善意。
我们一八四〇年派往喀布尔的使团,结果使阿富汗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都同我们疏远,还激起了强烈的种族仇恨。断言我们在监督现行条约切实履行这件事上永远不会遇到任何困难,那是不明智的。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使团没有留下任何种族仇恨的情绪,而且条约签订之后,西藏人对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友好。我认为,这是印度政府如此坚定不移地推行的那项政策,所取得的无可比拟的最重要的成果。
另一项成果是同不丹的友谊。使团出发时,不丹人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还是陌生人,他们的态度捉摸不定。使团回来时,他们已经成了我们坚定的朋友。他们的首领访问了加尔各答。怀特先生两次在不丹受到极其热情的接待。前任通萨本洛、如今的不丹国王,已经正式置身于我们的保护之下。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成果之外,还有颇有价值的科学成果。赖德上尉的测量工作前面已经提到过。海登先生采集了很有价值的地质标本,陈列在加尔各答的博物馆里,他本人在《印度地质调查局纪要》中作了描述。沃尔顿上尉的博物学和植物学标本,存放在南肯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邱园,已在多种科学著作中得到描述。沃德尔上校没能发现据说藏在西藏的任何上古秘密,但他搜集了一批藏文写本,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如果所有这些政治和科学上的成果,在普通英国人看来似乎算不了什么,那么就连最迟钝的人至少也该看到使团带来的一项好处——它一劳永逸地证明了,我们能够到达拉萨;而且即使要付出隆冬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代价,我们也一定要让我们的条约得到遵守。凡是熟悉世事的人都知道,享有说到做到、必定督促对方履行义务的名声,是多么有利;至少这一点,是一九〇四年的使团为我们赢得的。
但我已经提到过,印度事务大臣认为自己无法批准已经签订的条约;现在我必须说明,印度政府最为看重的一些利益,是怎样不得不放弃的。
条约签订一个星期之后,印度政府电告我,印度事务大臣认为赔款数额带来了困难,尤其是把赔款的支付办法同条约第七款合起来看,其结果是我们对春丕的占领可能要持续七十五年。印度事务大臣说,这同他七月二十六日电报中下达的指示不符,也同英王陛下政府关于撤军的声明不符。因此,印度政府奉命考虑:能否在不损害已签协定的前提下,向西藏人表示,只要他们切实履行商定的条款,并在通商方面给予更多便利,赔款数额就将减少。
随后往来了一些函电,但由于我在拉萨停留的时间很短,而且条约刚刚订立就设法更改也不妥当,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带着原封未动的条约回来了。
十月六日,印度政府致函印度事务大臣〔注一〕,回顾了我订立条约时所处的情形,说他们认为,我那样运用自己的斟酌之权,不等赔款数额及其支付办法获得批准,就在九月七日签订条约,是完全有理由的;并指出,在那个紧要关头若对条款作任何改动,很可能会使整个讨论从头再来。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七十四页。)
他们还认为,我为我们驻江孜的商务委员争得在一定条件下前往拉萨的权利,这一做法可以予以批准。他们仍然认为,这项权利将来可能极有价值;而且,它既然受到其中所列条件的限制,他们认为也就不能被看作使我们承担了对西藏实行任何政治控制的义务。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表示真诚的遗憾,英王陛下政府的指示没有被一字不差地执行;而假如同他们的专员通信不是即便用电报也要花上十二天,这些指示本来是会被一字不差地执行的。
至于按照英王陛下政府的意愿修改条约,印度政府于十月二十一日发电报提议〔注二〕:在批准条约时,由总督附加一项声明,把赔款从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并申明在缴付三期年款之后,只要条约条款在此期间得到履行,英国对春丕谷的占领即告终止。
(原注:同上,第七十页。)
十一月七日,印度事务大臣同意了这项提议〔注三〕,但他又说,至于那项准许江孜商务委员前往拉萨的协定,英王陛下政府已决定予以否决,因为他们认为这项协定没有必要,而且同他们的政策自始至终所依据的原则不符。
(原注:蓝皮书第三册,第七十七页。)
最后,印度事务大臣在十二月二日的一份公文里,对整个事件作了一番回顾。寇松勋爵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八日的公文中提议派遣使团前往拉萨的时候,西藏虽然同我们接壤,实际上却是一个未知的国度,它的统治者顽固地拒绝同英国政府有任何往来,即使是必要的事务也不例外;而假如西藏政府同其他列强发生了政治关系,印度帝国的边境上就可能形成危险的局面。如今条约既已缔结,这一危险已经消除。而且,考虑到西藏人以往的顽固,我除了缔结条约之外,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在拉萨同他们建立的关系大体上是友好的,这被认为是最令人满意的。
我在条约中加进了一项规定,即赔款分七十五年缴付,又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那项附带条件,即在全部赔款付清以前,春丕谷将被占领作为担保。其结果就使人看起来,仿佛我们有意占领春丕谷至少七十五年,而春丕谷在一八九〇年的条约和一八九三年的通商章程中,都是被承认为西藏领土的。这就同英王陛下政府一再声明的使团不会导致占领、一旦得到赔偿我们就会撤出西藏领土的说法相抵触了。
本来曾希望在我离开拉萨之前能够修改条约,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显然不宜让我推迟启程。
至于那项单独的协定,在英王陛下政府决定解决条款中不得包含这样一项条件之前,为江孜的商务委员争取前往拉萨之权的问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后来印度政府请求修改这一决定,也被八月三日的电报否决了。此后再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印度事务大臣请示过;直到收到印度政府十月六日的来函,他才得知我自作主张,订立了一项协定,准许江孜的商务委员前往拉萨,就在江孜无法解决的商务问题同那里的中国和西藏官员磋商。在这种情况下,英王陛下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以这项协定同他们所定的政策不符为由,予以否决。
此前已经有人指出,印度边境政策问题再也不能单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待,在这类事情上应采取的方针,必须由英王陛下政府独自决定。凡是受托处理涉及印度对外关系事务的人,都必须牢记这一点;他们不能在当地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压力之下,忘记必须遵从英王陛下政府给他们的指示,因为英王陛下政府更直接地着眼于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
这就是印度事务大臣对这个使团的最终看法和命令。我之所以延长付款期限,之所以争得在延长了的期限内占领春丕谷的权利,之所以为我们驻江孜的商务委员争得前往拉萨的权利,其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下行事的,我认为自己所取的回旋余地,并没有超出这种情形自然赋予一个代理人的限度。对俄国的保证本是附有限定条件的;而主要的保证,即我们不吞并西藏、不在西藏建立保护国、不干涉西藏内政,在我看来,并没有被我所签订的条约所违背。
我们可以设想,政府当时有某种紧迫的国际上的考虑,迫使他们不去理会自己那些保证所附的限定条件;但是,有理由认为,假如条约没有被修改,假如占领春丕谷的权利和派江孜商务委员前往拉萨的权利得以保留,我们或许就能防止眼下这场麻烦的发生。
第二十二章与中国交涉
我们已经同西藏直接订约,这正是寇松勋爵的首要目标;按原先的提议,中国应当签署一份所谓的附约,正式承认这项西藏条约。然而驻拉萨的驻藏大臣有泰奉命不得签署任何此类协定,中国政府另派一位专使前往加尔各答,就此事同印度政府交涉。有泰本人原是专为西藏这番交涉特派的,但朝廷显然嫌他过于随和,于是先派唐绍仪、后派张荫棠来到加尔各答。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先是在外交上寸步不让,继而在军事上大举动作;我们同俄国人之间的猜忌,使我们未能收获拉萨之行的全部果实,中国人便趁机把这些果实一个一个摘到了自己手里。
唐绍仪的印度之行毫无结果,他也因病返回中国。但到了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英国与中国在北京签订的并不是附约,而是一项专约,「确认」了一九〇四年的拉萨条约。此外,英国承诺「不占并西藏境土,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政府则承担「亦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我们有权架设电线,把各商埠同印度连接起来。专约还规定,一八九〇年旧约和一八九三年通商章程的各项条款继续完全有效。
这项专约签订之后,非但没有改善我们在西藏的地位,也没有使我们同西藏的往来更加正常,看来反而起了恰恰相反的作用。西藏各地传开一种印象,以为这项新专约取代了拉萨条约;中国人则认定,我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他们在西藏的主权。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不占并西藏领土的承诺;他们既已表明自己全然无力履行宗主国的职责,我们却又一次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宗主权。有了这些,我们本可指望他们在西藏事务上至少拿出一点睦邻的情谊;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失望了,一九〇六年的专约看来同一八九〇年的条约一样,对我们没有多少用处。
中国人在西藏将要采取何种腔调,最初的迹象来自张荫棠,此时他已被任命为查办西藏事务大臣。他一到春丕,就同主持当地政务的英国军官坎贝尔中尉闹出一桩「事件」。坎贝尔中尉之所以被特别选派,是因为他通晓中国语言和风俗。他在中国住过一年学习汉语,还完成过一次从北京经中国突厥斯坦到克什米尔的旅行,路途非凡,也很有意思。张荫棠到春丕后,坎贝尔先生身着制服前往拜会,先是被请从边门进去,随后又被告知张大人身体欠安,正躺着休息。事情也许确实如此,但同他的其他举动合起来看,给人的印象是:他有意无视英国的占领,伸张中国的权威。
张荫棠在江孜的作为,也给人类似的印象:他所图的是贬抑英国的影响,而不是像有泰那样同我们的官员诚心合作。他在那里派驻了一名姓高的中国官员任同知,头衔是主管中国商务外交事宜的中国委员。这位高委员桀骜不驯到了如此地步,以致爱德华·格雷爵士最后不得不要求将他撤回。他威胁说,除非按他本人定的价格付钱,否则就不许西藏人向我们的商务委员供应给养;他还提出,在西藏人与英国官员之间的一切往来中,都应当由他居间经手,而这一点显然是得到北京认可的。
张荫棠的路数,由此已经再清楚不过。他打算插到我们和西藏人中间去。江孜的西藏人这时流传着许多谣言,说他要把欧洲人和印度军队逐出江孜;印度政府如果不同意,就会派中国军队用武力把我们赶出西藏。据说,西藏使团那段时间之所以没有派中国军队来阻挡我们,是因为来不及集结。又有消息说,张荫棠打算反对英国官员和其他欧洲人在西藏游历,只准他们在商埠与印度之间往来。他对斯文·赫定果然就是这样做的。他给斯文·赫定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他自己如何关心地理之学云云,接着却说:「中英两国最近所订条约内有一条,声明凡属外人,无论英人俄人、美洲人或欧洲人,除三处商埠之外,均无权前往西藏。」条约里根本没有这样一条。它只是确认了拉萨条约,而拉萨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外国的代理人或代表不得准入。事实上,斯文·赫定并不是哪个外国的代理人,而是一位从事科学考察的旅行家;况且拉萨条约只是规定,此类代理人「非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不得准入而已。斯文·赫定当时正在日喀则,受到班禅喇嘛极其热情的款待,班禅喇嘛很愿意让他随意游历。只有张荫棠一人,把拉萨条约加以歪曲和错引,借以把他挡在门外。
后来,张荫棠的敌意又有了别的证据。一九〇七年一月,江孜的西藏宗本告诉鄂康诺上尉,自从张荫棠到来,他们的处境变得非常为难,因为张荫棠对他们说过,今后英国人与西藏人之间要由中国人居间经手,所以他们在照鄂康诺上尉的任何请求办事之前,都不得不先请示高委员。三月五日,鄂康诺上尉发来电报说,由于高委员不准宗本们同他见面,他同西藏官员的个人往来已经被完全切断。
在其他方面,张荫棠到来之后的每况愈下也显而易见。据报,一九〇四年同我谈判的驻藏大臣有泰,已在一九〇七年一月被革职,戴上镣铐下狱。他的秘书也遭降黜。凡是同改善我们与西藏人关系有牵连的中国官员,一概清除干净,这种意图看来正是张荫棠种种作为的动机。对于参与过最近那次谈判的西藏官员,他也表现出同样的嫌恶,有两名噶伦和一名将领遭到降黜。印度政府认为,这些事件确凿无疑地证明,张荫棠决意推翻现状,摧毁使团为我们取得的地位。张荫棠的想法似乎是:签订最近这项中英专约,就意味着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国人存心同我们作对、而不是同我们合作,这一意图确实已经表露得如此明白,以致爱德华·格雷爵士于一九〇七年二月九日致电朱尔典爵士〔注一〕,指示他说:我们的愿望是把事情理顺,但不是靠在西藏单独采取行动,而是通过中国政府这一途径;因此他应当提请中国政府注意张荫棠的所作所为,并向他们指出,中国既已承认拉萨条约,却又因官员参与该约的谈判而加以惩处,二者是不相容的。我们的公使还应当声明,中国官员干涉西藏代表与驻江孜英国商务委员之间的自由往来,英王陛下政府不能容许。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八十八页。)
三月十五日,他又致电〔注二〕说:「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往来的权利,必须坚决坚持」;同时必须「敦促」中国政府「就此向张荫棠发出十分明确的指示」。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九十八页。)
后来,到了六月二十七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又不得不再次致电我们的公使,命他就此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更为严正的交涉。他要提请中国政府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张荫棠和高委员插手之前,鄂康诺上尉同当地西藏人之间并无任何摩擦。我们所要的不过是贸易自由而已,因为我们的政治利益已有条约条款作保障,我们本身并无意伸张任何政治影响。我们甚至无意扶植贸易。我们其实还希望缩减各商埠的人员编制,而且只要局面保持平静,那里的英国商务委员不妨改派本地人充任。但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中国是「在西藏问题上对自己的义务敷衍了事」,他建议把高委员完全调离,不再在该地任用。
由于这些交涉,高委员被调离西藏,但只是为了在中华帝国一个较受欢迎的地方另授更高的职位,即满洲奉天的电报局总办;而中国人在西藏的态度至今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原因或许可以从朱尔典爵士透露的一点暗示中找到。当时大学士对他说,外务部始终弄不明白,高委员同英国商务委员之间的摩擦究竟起于何因;朱尔典爵士则表示,他深信原因在于北京有人一直在鼓动一种同条约和英国利益相敌对的西藏政策。
无论如何,不管原因是在北京,在张荫棠,还是在西藏人,事实都很清楚:条约并没有得到执行。印度政府认为有必要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一件公文中,把此事正式提请印度事务大臣注意。他们说,鉴于江孜所发生的事,实在无法承认江孜商埠在过去几个月里已经切实开放。我们的商务委员同西藏当局的往来已被切断,到商埠来的英国商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安置。拉萨政府为各商埠委派的代表,不得同英国商务委员自由往来。噶大克商埠的开放也出现了种种较小的困难。因此,印度政府建议,应当就已经发生的这些违约行为,尤其是商埠未能开放一事,正式提醒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因为这件事触及整个条约的根本。
莫莱先生认为〔注三〕,江孜的局面无疑构成一个严重的申诉理由,但是鉴于中国政府对我们最近交涉的答复,他怀疑眼下再提此事是否适宜。如果在同张荫棠开始谈判通商章程时,中国和西藏代表的态度证明有意阻挠,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授权英国代表警告他们,我们撤出春丕谷,要以有关商埠的种种问题得到满意解决为条件,同时也向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发出同样的警告。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一百二十六页。)
于是,就违约一事直接提出抗议的念头,暂时便到此为止了。然而,中国人推行离间西藏人与我们的政策,并不仅仅在商埠当地。他们早已用一着高明的棋,想借赔款的交付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按照条约的规定,赔款应当由西藏人支付。我们本来大可以向中国人索取这笔赔款,而且许多人认为,我们至少应当向他们索取一部分,因为我们之所以开赴拉萨,正是为了强制执行一项由中国人「请求」我们订立的条约;他们曾向我们保证能够使该约得到遵守,可是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〇四年,他们始终未能使它得到履行。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向西藏人索赔,并且考虑到他们贫穷,把应付的数额从七百五十万卢比减到二百五十万卢比,也就是从五十万英镑减到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英镑。这时中国人却说,这笔减少了的赔款由他们来付。一九〇五年十一月颁布的一道上谕规定,鉴于西藏百姓贫苦,这笔赔款应由中国政府支付,也就是说,由中国政府替西藏、并代表西藏直接付给我们。
萨道义爵士在转报这一消息时建议,我们应当通知中国政府,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付款。他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设法使自己成为印度与西藏之间一切往来的中间人;在他看来,可以合理地断定,中国政府宣布要支付赔款,用意在于迫使印度政府就范,诱使它接受一种安排,以便中国政府日后在其他事务上援为先例。
兰斯敦勋爵对于如何就此事向印度事务部提出建议〔注四〕,感到颇为为难;这番交涉开始的时候,前一届政府尚在任上。一方面,事情很明显,向西藏人索取赔款,一部分是作为惩罚,一部分是要他们每年按期交付应付的分期款项,借此正式承认他们对英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具有约束力。倘若今后每年的分期款项由中国政府来付,赔款的惩戒作用就将化为乌有;因为在兰斯敦勋爵看来,中国政府根本不大可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从西藏政府那里追回为此付出的款项;而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并没有能力切实坚持西藏履行条约的其他各项规定。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二十九页。)
兰斯敦勋爵毫不怀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目的是要重新确立他们对西藏政府那种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大概也是为了确保:分期款项即便到期未付,也不致妨碍英国军队撤退。即使撇开这些考虑不谈,中国政府既拒绝签署西藏条约的附约,我们就更难接受这一提议;单凭这一点,兰斯敦勋爵就认为应当予以拒绝。因为接受这一提议,就等于承认中国可以出面替西藏解除这一部分义务,而自己对条约的其他任何部分却不负任何责任。
假如中国政府因我们的拒绝而改变态度,表示愿意签署附约,那么局面自然会有所不同,英王陛下政府也可以重新考虑。但是,鉴于中国过去对西藏当局完全无力实施有效的控制,兰斯敦勋爵认为,同意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今后西藏人行为的责任将由中国政府承担的解决办法,都是极不明智的。
兰斯敦勋爵和萨道义爵士都是极其干练、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们的这一看法后来被事实所证明。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人又一次接二连三地设法插到我们和西藏人中间,阻止我们同西藏人建立直接关系;而这种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中国人自己无能,我们才不得不付出如此代价去建立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这一点上站稳脚跟——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有权寸步不让——日后的许多麻烦本来是可以省掉的。
印度政府赞同这一看法,认为从当地的政治效果着眼,由西藏人在西藏境内每年交付,即便钱是中国出的,也比由中国直接一次付清要好。因此,他们所主张的办法是:先由印度政府依照条约第六款通知西藏人,我们要求在江孜交付第一期款项;然后由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通知中国政府,中国既未签署条约,英王陛下政府不能承认中国有居间干预的权利。
于是印度政府通知西藏政府,第一期赔款十万卢比已于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到期,应在江孜交付。一九〇六年一月,西藏政府答复说,西藏的岁入不多,而且驻藏大臣曾经表示,赔款的交付要同中国商议,由在加尔各答的唐绍仪办理。印度政府说,这样一来,由于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西藏人已经违反了条约,因为赔款没有在规定的日期交付。因此,他们提议通知西藏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印度政府认定赔款的交付由西藏政府负责。
接替布罗德里克先生的莫莱先生批准了这一提议,但又补充说,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同中国政府就西藏条约达成协议之后,最终接受中国政府的付款;在后来的一封电报中,他又说:「附约一经签订,我们便不能拒绝中国直接付款。」
由中国人代替西藏人付款的原则,实际上就这样让步了。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中国人表示,他们希望把二百五十万卢比分三年交清,而按照条约,赔款应当每年交付十万卢比。印度政府认为,要把全部赔款分三期付清的建议,是中国人的一种伎俩,目的在于削弱我们在西藏的地位。条约规定的义务是清楚的。印度政府宁愿按照西藏人自己在签约时的请求,在江孜每年收取十万卢比,这既是为了政治效果,也是因为那里每年要支出房租,需要用钱。
在这一点上,莫莱先生很不愿意接受印度政府的意见。他承认,有些人认为,在整整二十五年间保持我们对西藏人的控制,从政治角度看有一定的好处;但他认为,如果能免去在如此长的时期内每年直接催缴贡款的必要,那么所得的轻松就将远远超过这些好处。
此后不久,四月二十七日,中国人签署了本章开头所述的那项专约;我们随即通知中国政府,同意接受他们分三期付清全部赔款的提议,第一期款项可由噶伦交付,或以支票交给驻江孜的英国商务委员,或以汇丰银行付款的支票交给印度政府。
中国人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又从一九〇四年所达到的地步上后退了一步。现在他们要达到第二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同意在印度而不是在西藏收款。由于西藏噶伦当时正在加尔各答,我们对在那里收取第一期款项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可是,到了交付第二期款项的时候,印度政府指出,按照条约,赔款应当在英国政府指定的地点交付,或在西藏,或在英属大吉岭县或杰尔拜古里县。允许第一期款项在加尔各答交付,是因为那位西藏噶伦当时恰好在那里;印度政府希望第二期款项由一名西藏官员在江孜交给我们的商务委员。但是印度事务大臣来电说,顺从中国政府的意愿,符合英王陛下政府目前的政策,于是同意以电汇方式付款。第三期款项也是在加尔各答收取的。这样,中国人的第二个目的也达到了。
他们推行排斥西藏人的政策,想要达到的第三个目的,是让我们直接从他们手里、而不是从西藏人手里收取赔款。他们提出,第二期款项由他们「以电汇方式交付,无须西藏人经手」。但是印度政府主张,不应准许偏离条约所规定的手续,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提议又一次表明,中国人想要把西藏人排斥在同我们的关系之外。
然而,英王陛下政府认为,经由西藏代表付款这一手续,是「一个相对无关紧要的问题」,即使中国日后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也不会因这一让步而吃亏。
不过后来,由于中国人在其他事务上多方阻挠,第二期款项又迟迟未付,莫莱先生和爱德华·格雷爵士都采纳了印度政府的建议:要求经由一名西藏官员在江孜把款项交给商务委员,并取消英王陛下政府不久前同意的由中国直接付款的安排。但是这一要求最终没有坚持下去,款项还是由印度政府经汇丰银行收取。
至于第三期款项,张荫棠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提出,由他以支票形式交给印度政府。但印度政府又一次坚持要从西藏人手里接收。前一年之所以在有关指令到达之前就直接收了款,完全是出于误会。对于中国人的这一提议,莫莱先生虽然怀疑重提此事有何好处,但因为擦绒噶伦当时正在加尔各答,他认为由西藏政府经擦绒噶伦向印度政府交款并无不可。
但是张荫棠拒绝了这种付款方式,他写信给路易斯·戴恩爵士说:「歉难如尊意,由擦绒噶伦亲自交款。本大臣已奉本国政府就此事所发十分明确之训令,第三期赔款,计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卢比五安那四派士,只能由本大臣亲自以支票交付。」一月十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此事时,张荫棠表示,他反对这一提议的根据,是这样做会使我们同西藏当局直接打交道。印度政府认为,张荫棠决意要表明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排除一切地方自治,并且要阻止我们的官员同西藏人之间任何形式的直接往来,这一点已经不容再有怀疑。看来张荫棠的这种态度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没有进一步的保证,我们能否指望拉萨条约按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解释得到忠实履行,是很成问题的。中国方面可能会提出一些主张,同我们依据拉萨条约所享有的明确权利相抵触,而这些权利是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所承认、北京专约所确认的。印度政府深恐,如果容许中国人的主张,一九〇三年以前的局面就会以更恶劣的形式重演。
莫莱先生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提议,应当向中国政府交涉,指出第三期赔款如果不按条约交付,将会产生严重后果;爱德华·格雷爵士随即致电我们驻北京的公使,命他通知中国政府:春丕谷的交接虽是英王陛下政府殷切希望的,但除非按拉萨条约的规定付款,否则势必延误。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一张由张荫棠签字的支票就由擦绒噶伦送了过来;擦绒噶伦由两名西藏官员陪同,正式拜会了路易斯·戴恩爵士。
中国人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们的第三个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支票是张荫棠签字的,那位西藏官员不过是把支票送到外交部的一个信差而已。
这一切经过都显得琐碎,但从中国人的执拗之中,我们可以推知,在亚洲人眼里,这些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它们真是琐碎小事,中国人大可以把钱交给西藏人,省得同我们费这番周折。
同赔款交付问题相关联的,是撤出春丕谷的问题,而促成撤出春丕谷,正是中国政策最重要的目标。按照原订条约,在七十五期年度赔款付清之前,我们有权占领春丕谷;但根据批准条约时附加的声明,我们承诺,只要年度赔款按期付满三期,只要条约第二款所规定的商埠已按第六款的规定切实开放满三年,并且在此期间西藏人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忠实遵守了该条约的条款,英国对春丕谷的占领即告终止。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政府照会我们的公使说,最后一期款项已备妥,将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一日交付,因此我们应当「于是日将暂驻春丕谷之英国军队撤退」。
印度政府指出〔注五〕,中国人无视了这样一个条件:撤兵以西藏人在一切方面忠实遵守条约为前提。足以表明这一条件以及商埠须切实开放这一条件都未得到履行的事例,此前已经报告过印度事务大臣。西藏当局最近不肯为印度商人提供住处,除非索取敲诈性的房租,这就是一个证据。西藏人还对经由哲孟雄北部边界的惯行商道上的贸易,以及从联合省前往西藏西部各商埠的商人,施加了未经许可的限制。北京专约第三款虽然对电报线路的维护作了规定,可是自从张荫棠入藏以来,电报中断的情形又严重起来,这进一步说明了西藏人的态度。前往噶大克的邮路也受到了阻挠。因此,不管此前情形如何,自从张荫棠入藏以来,就不能说各商埠已经切实开放。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一百三十六页。)
按照条约的字面意思,我们大概有权主张:在各商埠切实开放满三年,并且在此期间条约的其他一切条款都得到遵守之前,春丕谷应当由我们继续保留。印度政府并不想建议在这一点上严格执行条约。但他们记得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如果在通商章程的谈判开始之后,中国和西藏代表的态度证明有意阻挠,就应当考虑是否警告中国和西藏代表,我们撤兵与否,要看有关商埠的问题能否得到满意的解决。
谈判的经过表明,在一些重要的争执点上,中国人过去一直、现在仍然百般阻挠。朱尔典爵士正在力争的几个问题,外务部至今没有答应;而在路易斯·戴恩爵士刚刚收到的一封信里,张荫棠拒不在其他争执点上让步,又送来了新的章程草案。因此,印度政府提出,春丕谷管理权的移交应当推迟,直到新的通商章程使我们得到某种保证,确信各商埠将会切实开放,并且会保持开放。我们手中能够确保中国真正遵守拉萨条约各项条款的主要杠杆,如果在章程签字之前就允许移交,就会丧失。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的附件,显然也考虑到了在条件未获履行时暂缓撤兵的可能。何况,通商章程正在商谈之中,章程一经议定,随即撤兵,这一事实大概也就足以保证我们撤离春丕谷的诚意了。
莫莱先生在审议印度政府的这些论点时说,必须记得,一九〇七年七月印度政府提出西藏人未能履行撤兵条件的问题时,英王陛下政府曾经决定,「目前无须就已经发生的违反拉萨条约之事,正式提醒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此后印度政府报告的种种事件,也都没有被认为重要到足以向西藏或中国发出警告,指出他们未能遵守我们撤出春丕所依据的条件。在莫莱先生看来,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保持了沉默,现在就不可能旧事重提,否则难免招致背信的指责。
剩下的论点是:撤出春丕,将使我们失去唯一切实可行的手段,无法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正在进行的西藏通商章程修订谈判早日得到满意的解决。但是,失去这一武器固然可能不便,在莫莱先生看来,我们既然由于上述原因,因自己的作为而无法再声称拉萨条约已遭违反、而且违反到必须继续保留春丕的程度,那么,若要坚持主张——实际上我们也只能这样主张——在修订的通商章程得到满意的解决之前,各商埠不能认为已经切实开放,那就是对该约所定条件的解释作了不正当的引申。拉萨条约显然是设想各商埠在新章程施行之前按旧章程办理,而旧章程在形式上也是足够周全的。该约并没有规定——尽管它完全可以这样规定——必须先有一份令我们满意的修订章程,江孜等处的商埠才能被认为已经切实开放。
考虑到中国外交的特性,还必须估计到另一种可能:继续占领春丕,除了使中国政府在修订章程一事上更加固执之外,别无其他效果。果真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来越难;而如果占领时间拖得很长——推迟撤兵很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英王陛下政府在亚洲的整个政策就会在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把英国和中国双方拟议的章程草案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章程中真正争执的问题,不仅是序文措辞所牵涉的政治地位问题,还有一些极其复杂、本身就很棘手的实际商务问题,例如印度政府特别提请注意的印度茶叶输入西藏的条件问题。总不能当真主张,在西藏和中国接受了令印度商界满意的茶叶条件之前,我们的占领就要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在通商章程的各项内容当中,哪些对于判断商埠是否已经切实开放是根本问题,哪些不是,也无法划出一条合乎逻辑、站得住脚的界线。
莫莱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根据过去三年的事态,对拉萨条约作公正的解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撤出春丕;而且从政策和权宜的角度考虑,最好立即结束我们的占领。无论中国人的阻挠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困难,莫莱先生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按照自己的保证和宣布过的意图撤出春丕谷,从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根本站不住的地位,那么我们应付这些困难的力量只会削弱,而不会增强。
爱德华·格雷爵士赞同印度事务大臣对撤出春丕谷一事所表示的意见;但他认为,最好向中国政府指出,作为撤兵的回报,英王陛下政府期望中国在当时正在加尔各答商讨的通商章程问题上满足英方的愿望,并向张荫棠发出和解的训令,以便早日结束谈判。他已据此意旨致电英王陛下驻北京公使。
最后一期赔款付清之后,撤出春丕谷的命令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下达。
就这样,我们有意放弃了条约得以履行的唯一保证。在拉萨条约签订之前的多年里,我们已经从实际经验中领教过,中国人关于西藏的承诺毫无用处。拉萨条约签订以来,我们又有了三年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在设法规避它的执行。它的各项规定没有得到履行,到签约六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履行。我们表现了极度的克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我们以一种宽宏的胸怀——有人或许会怀疑那其实是漠不关心——一点又一点地退让。尽管如此,中国人仍然不遵守条约。而我们却放弃了确保条约履行的唯一一项实实在在的保证。
至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撤出春丕,又在那么多方面迁就了中国,本可以合理地期望中国的政策在腔调上有所改变。然而,正如我们在许多别的场合所领教过的,我们最迁就的时候,中国人并不总是最讲道理的时候。从我们撤出春丕谷那时起,他们就在西藏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前进运动,结果是西藏政府实际上名存实亡,而我们也不得不派出比驻春丕时多得多的军队,开到纳塘去。纳塘是个荒凉的地方,海拔一万二千英尺以上,部队同春丕之间还隔着一个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山口,因此他们所能发挥的震慑作用,只及驻在春丕本地时的四分之一。
不过,在这场运动真正开始之前,中国人已经同我们订立了一份通商章程;这又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订立的,他们似乎精明地觉察到,这类种种协定对我们的约束,远远大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一九〇七年四月七日,中国政府通知我们驻北京的公使说,如果印度政府委派一名特别代表,张荫棠就前往加尔各答,同他商订新的通商章程。朱尔典爵士按照所接到的指示指出,依照拉萨条约第三款,应当由西藏政府委派代表商议修订通商章程。不过,我们愿意不坚持只同西藏政府的代表商订这份通商章程。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西藏政府应当委派一名西藏代表,授予全权,代表西藏政府谈判和签字,使西藏政府受所达成的解决办法的约束。然后这名代表应当同张荫棠一起,前往西姆拉,在那里同印度政府的特别代表谈判。
五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答复,提议由西藏派一名西藏官员、印度派一名印度政府官员进行谈判,西藏代表的行动须经张荫棠核准,印度代表的行动须经印度总督核准。这是十足的中国式伎俩,想把印度同西藏摆在同等地位,把张荫棠同印度总督摆在同等地位。这一提议得到了什么答复,记录上没有记载;但七月十八日,印度事务大臣致电总督,要他给西藏政府写一封友好而不涉争议的信,通知他们将在西姆拉举行谈判,并请他们为其代表备齐正式的全权证书。总督在执行这一指示时来电说,他还吩咐英国商务委员把这封信的副本交给张荫棠,外务秘书路易斯·戴恩爵士也给张荫棠写了一封友好的信,告诉他自己已被任命为英国代表。
这份章程最终于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日在加尔各答签字,签字的是威尔顿先生(他接替了路易斯·戴恩爵士)、张荫棠和擦绒噶伦。有关引渡、征收关税、印度茶叶输入西藏,以及委派享有领事特权的中国商务委员等问题,都留待日后再议。
新章程规定,一八九三年的旧章程,凡与新章程不相抵触者,继续有效。江孜商埠的界址划定了。英国臣民可以在各商埠租地,建造房屋和货栈;各商埠的行政仍归西藏官员管理,但受中国官员的监督和指挥;商务委员与边界官员应当相互亲自往来和通信,中国当局不得阻止英国商务委员同西藏官员和百姓亲自往来和通信;英国臣民可以随意把货物卖给任何人,也可以随意向任何人购买货物。中国承担在各商埠及沿途提供切实有效的警察保护;一俟此项安排妥为落实,英国即承诺撤回商务委员在各商埠的卫队,并且不在西藏驻扎军队,以免引起当地居民的疑虑和不安。威尔顿先生在随章程一并送交中国和西藏代表的信中说,江孜和亚东的武装卫队人数,分别不超过五十人和二十五人;而且在卫队实际撤回之前,也会随时视情形,审慎考虑是否宜于先行减少人数。
这份章程如果得到遵守,本来是有价值的;可是直到一九一〇年,印度政府还报告说,中国人不准西藏人同我们的商务委员直接打交道。章程一订,中国人似乎就全神贯注于我前面说过的、他们在我们撤出春丕之后随即开始的那场大规模前进运动,而无心履行他们在协定中应尽的那一份义务了。
中国政策这一意义重大的转变,最初的迹象是一九〇八年春天任命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朱尔典爵士在报告此事时说,选派一位具有他这样的地位和资历的官员担任此职,是不同寻常的。这项任命之所以更加意味深长,是因为他的哥哥赵尔巽前一年九月才接替张之洞出任驻汉口的湖广总督,却在赵尔丰被派往西藏的同时,突然被调任地位较次的四川总督。
三月十九日奉旨允准、三月三十一日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度支部一份奏折,对这些任命以及中国政府的意图有所揭示。看来,朝廷是指望赵尔丰在西藏发挥类似伊藤博文侯爵在朝鲜的作用,尤其是要扩大中国政府对西藏行政的控制。任命赵尔巽为总督,是为了给他弟弟撑腰,确保两人行动协调一致。
度支部的奏折说,西藏是四川省的屏障;鉴于其幅员广阔、土人文化落后,诸如练兵、兴学、发展农业矿务和实业、改善交通、增设官员、改革政体等要政,应当从速筹划,以便该地的治理逐步走上较好的轨道。赵尔丰已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为了表示其职任的重要,朝廷破格授予他极高的品级。
朝廷命赵尔丰会同联豫考察当地情形,为在西藏举办的各项要政拟订通盘计划,并起草章程。官员应当给予优厚的薪俸,有功的要从优奖励。他们一概准许携带家眷,而且须长期任职。为了应付必要的开支,度支部每年拨款四十万至五十万两,以资助这项要务;四川总督在必要时也应当给予协助,即使超出他自己辖境的范围也在所不辞。
事实证明,朱尔典爵士提请人们注意赵尔丰这项任命的意义,是完全有道理的。赵尔丰既有才干,又有魄力,但也很严酷。他对西藏东部那些半独立土邦的处置,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下事实:他正在把这些土邦一个接一个地改为由中国官员直接治理的州县,并且专门同喇嘛教作对〔注六〕——限制出家为僧的人数,削减对寺院的布施,增加寺院应纳的赋税,除中国官员外禁止任何人修建寺庙,并且宣布喇嘛的祈祷毫无灵验。这些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好的改革,但是像赵尔丰在西藏东部推行时那样严厉,就必然会在拉萨引起愤怒和猜疑。
(原注:尤其见后文。)
这位专横的总督带着「改革」西藏政府的特殊使命受任之后,拉萨的一份报纸上随即出现了一些反英的文章〔注七〕;这份报纸由中国官员出版,在全西藏散发。文章劝告西藏人不要害怕赵尔丰和他的兵;这些兵不是来加害西藏人的,而是「对付别人」的。西藏人要记住,外国兵开到拉萨、对他们百般欺压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感到羞耻。汉人和西藏人都必须为此自强;否则,他们共同的宗教在一百年、或许一千年之内就会被毁灭。西边,「外国边界」已经近在咫尺。那个方向还有尼泊尔。因此,西藏人应当赶快同尼泊尔人交好,「合为一体,共御外人」。西藏境内有「一些凶恶强横的外国人」,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为此将开办英文学堂。再说,南边还有不丹,「西藏与不丹,如唇齿之不可分」。同不丹交好,比同尼泊尔交好更为有利。将来不丹人如果需要援助,驻藏大臣会给予援助。「不丹如西藏之墙垣。大皇帝以为廓尔喀人、不丹人与西藏人应如三人同居一室。」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一百七十八页。)
中国的下一步,是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颁布的一道上谕;关于这道上谕,后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注八〕。它表面上是给达赖喇嘛加封荣衔,实际上却如朱尔典爵士所说,包含了「中国第一次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认为西藏在她的主权范围之内」——请注意,是主权,而不是宗主权。
(原注:见后文。)
一年以后,中国政府又通知我们的公使说:「赵尔丰在西藏边境面临严重的动乱局面,以致中国政府有理由担心同西藏发生纠葛,并希望加强他们在拉萨的影响,正考虑派一支军队前往西藏首府。」
说来也真巧,就在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那位中国参议向我们的公使发出这一通知的同一天,达赖喇嘛从拉萨城外三站路的一座寺院派了一名信使去见我们的公使,表示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发现中国军队正在国内采取积极行动,深感忧虑,并希望公使能就此事尽力相助。
导致这一事态的种种事件,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为了使中国行动的叙述前后连贯完整,这里只需指出: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开进了拉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向每一位西藏噶伦的宅邸各派去十名士兵;达赖喇嘛随即出奔印度;中国人派了几百名士兵去「随侍」和「保护」他,但他还是越过边界逃进了我们的境内;他离开拉萨仅仅两个星期,就被一道上谕革去了名号;中国人随后把西藏的政权抓到了自己手里,不许唯一留下的那位噶伦未经驻藏大臣同意办任何事,控制了雅鲁藏布江上的渡口,没有驻藏大臣发给的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过江,用中国警察取代了西藏警察,收缴了枪支,关闭了军械局和造币厂;而且,与我们更切身相关、也直接违背条约义务的是,他们阻止西藏人同我们的商务委员直接打交道。
而且,据我们的公使所接到的通知,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定地方」,为了「保护商埠」,为了「使西藏人遵守条约」。
中国的前进运动是否越出西藏、伸向尼泊尔和不丹,没有官方的消息。但政府显然预料会有这类行动,因为一九一〇年一月,他们同不丹订立了一项条约,把每年的津贴从五万卢比增加到十万卢比,并从不丹人那里取得一项承诺:在对外关系上听从英国政府的指导。今年二月,根据莫莱勋爵的建议,我们通知中国政府,我们无法阻止尼泊尔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她认为必要的步骤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四月,我们又更进了一步,明确告知中国〔注九〕:我们不能容许西藏的行政变更影响或损害尼泊尔以及哲孟雄和不丹的完整,必要时,我们准备保护这三国的利益和权利。我们还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在印度及其毗邻各国的边境上或边境附近驻扎军队,如果人数多到迫使印度政府和有关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调动,那是不明智的。
(原注:蓝皮书第四卷,第二百一十五页。)
第二十三章一九〇四年以来西藏人的态度
拉萨条约刚刚签订之后,西藏人的态度还算友好。甘丹赤巴致函印度政府,代表西藏人表示感激:一是赔款由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二是答应只要条约各款得到切实遵守,三年之后即归还春丕谷。摄政在信中写道:「双方现已开始友好往来,我们希望今后这种关系能够牢固确立,也希望总督惠予援手,使这份友谊长久维持,造福西藏人。」
宇妥噶伦是当初在拉萨参与条约谈判的噶伦之一,这时被派往江孜,充当一种特别专员,办理开埠事宜。他去拜访鄂康诺上尉时发表讲话,说西藏人对商埠的种种安排相当满意,大家都希望新近缔结的友谊能够长久,希望贸易兴旺起来。
民众大会也给鄂康诺上尉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心中欢喜,特此致谢。
我们在春丕盖了一座房子,又继续维持电报线,这两样都是使团进藏期间建起来的,西藏人对此颇有异议。但总的说来,往来是友好的。这些书面的和当面的交往表明,西藏人已经彻底改变了从前那种断然拒绝同我们直接交往的态度。
然而在西藏的另一边,在那片不直接归拉萨政府管辖、却住着藏族人、信奉喇嘛教的地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一九〇五年春天,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动乱,中国官员和欧洲人都遭到屠杀。
多年以来,巴塘一带的西藏人一直很不安分。据中国方面的记载,一九〇五年二月,一名中国官员在巴塘附近遭到抢劫,帮办大臣凤全派出一百名在中国军中当兵的西藏人去捉拿劫匪。于是四乡大批民众聚集到巴塘附近,声称凤全无权在那里长驻。水路交通被切断,四月二日,民众「勾结丁林寺喇嘛匪徒,围攻巴塘」。天主教会的教堂被焚,随后牧守仁、苏烈两位神父在这里遇害,另有四人在理塘遇害。中国的统兵官在衙门大堂上被枪杀,凤全只是从后门逃了出去。可是追兵紧随其后,把他围困在他逃进的一所房子里。他又带着七十三个人想从那里突围,结果只逃出三人,其余的人连同凤全本人在内,全部被杀。
西藏传教会的一位法国神父,在告知我国驻腾越领事李敦先生,叛乱似乎正在向滇西北各大喇嘛寺蔓延时,对这场动乱的起因作了如下分析。
近两年来,四川当局一直在设法把巴塘及其邻近地区置于中国官员的常规管辖之下,喇嘛们对此极为愤恨。
那位被杀的新任驻藏大臣,或者说帮办大臣,在巴塘逗留了好几个月迟迟不走,他的随从又有抢掠西藏人的劣迹。
仍然依附那位被废黜的大喇嘛的一派势力相当可观,他们一直在暗中策划,反对中国官员。他们的理由是,近来的事变已经证明,中国官员根本无力保护喇嘛教团体的特权,也没有能力对西藏行使宗主之权——换句话说,喇嘛们已经看透了中国政府是何等软弱无力。
巴塘之变以前,有一个大概并不属实的谣言流传开来,说那位被废黜的大喇嘛已经「从天而降」,到了打箭炉,即将返回拉萨。
据说拉萨的几座大寺已经向巴塘等地发出秘密命令,要杀尽西藏边境附近的所有中国人和欧洲人。
理塘一带的喇嘛同中国官员还另有一桩仇怨:前一年,中国官员抓住了他们寺里的堪布,也就是总管,把他砍了头。
不妨指出,三月三十日,也就是凤全遇袭的四天之前,坎贝尔总领事曾写信给我国公使,说凤全刚愎自用,显而易见,除非加强川边一带的中国驻军,否则他的种种计划必定会激起严重的骚乱。
后来,五月十二日,葛福总领事从成都来信说,巴塘的一名中国官员声称,当地各部落并无背叛中国政府之意,凤全之死是他自己的苛刻措施不得人心而自招的。当地头人们也向四川总督递了一份禀帖,申诉凤全推行的种种不得人心的变更,已经激起民愤,无以复加。他们否认有脱离中国、不再效忠的意思,但警告总督说,如果派兵前往理塘和巴塘,就会激怒百姓,酿成全面叛乱。
关于这些事件,中国官方的看法见于将军与总督联名呈给朝廷的一份奏折。奏折说,凤全认识到,喇嘛完全控制着各部落的百姓,若不削弱喇嘛的势力,他打算推行的改革措施必定会遭到强烈反对。因此,他奏请重申限制僧侣人数的旧例,又进一步提议,二十年之内不准任何人出家为僧。喇嘛们对此心怀怨恨,散布谣言,说凤全的兵穿洋装、练洋操。他们还说,他想推行的变革纯粹是为了洋人的利益。他保护传教士,更被拿来当作他偏袒洋人的又一证据。
西藏边境依旧动荡不安。滇西北的各大喇嘛寺起来反抗中国人。八月三日,李敦领事从腾越报告说,这场叛乱是流亡在外的达赖喇嘛一党所策动的。他说,在那里挑起动乱很容易,尤其是因为四川当局不明智地企图把自己的管辖权强加给巴塘百姓。当时正在这一带旅行的植物学家福雷斯特先生写信给李敦先生说,就中国军队而言,整件事如今已经变成纯粹的敲诈勒索、烧杀抢掠了。他说,中国军队纪律败坏,军官贪污腐化,构成了严重的危险,因为整个地区都可能因此而揭竿而起。
李敦先生掌握了更多情况之后,于八月十二日写道:那几座大喇嘛寺,在五月间阿墩子还没有中国驻军的时候,曾拒绝加入巴塘的叛乱者,如今却起来反抗中国人,原因要从那位中国知府的暴虐和勒索中去找。这位知府自五月底起就带着四五百名兵丁驻在阿墩子,兵丁们到处抢掠。据住在当地的一位法国神父说,尽管知府一再警告局势日益严重,他的政府却既不给他派兵,也不给他拨饷,那么兵丁抢掠也就不足为奇了。李敦先生还指出,丁总督在任三年,云南已经是第三次发生严重的叛乱了,只要拿出最起码的办事能力和最起码的廉洁,这几场叛乱一场也不会发生。他说,丁总督的治理,对他本国百姓是一场灾祸,对邻邦是一桩麻烦。
他写下这番话之后仅仅三天,就接到报告说,福雷斯特先生和余伯南、蒲德元两位神父已经遇害。
面对这些事变,中国人这时采取了强硬措施来平定叛乱。赵尔丰当时任铁路局督办,如今是驻藏大臣,一九〇五年四月奉命率一千名新式操练的军队,外加沿途可以招募的两千人,开赴打箭炉。集结所需兵力颇费周折,但八月间有报告说,西藏人在巴塘边境附近吃了败仗,中国统兵官已经进驻巴塘。后来的消息表明,由于赵尔丰手段严酷、背信弃义,巴塘再度爆发了严重的叛乱,赵尔丰的处境岌岌可危,他向总督紧急求援,成都正匆匆派出援兵。但他最终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并且,如下文所述,把巴塘从一个自治的土邦变成了中国的一个县。
一九〇六年一月,赵尔丰率领约两千名新式操练的军队出发,配备德国式步枪和四门野炮,前往乡城。乡城是一座喇嘛寺,一度住有两千多名喇嘛,位于巴塘东南约一个星期路程的地方,坐落在群山环抱的高原上。它所管辖的地方,向来不准中国人进入,凡有闯入的,一律活剥人皮。一九〇五年冬天,一名小小的中国官员带着二十名士兵来到这座要塞,传令寺里的堪布宣誓效忠中国,喇嘛们却对他百般侮辱。
赵尔丰这时炮轰这座寺院,但寺墙高二十英尺,厚四英尺,四角矗立着高高的方形碉楼,开有供步枪射击的枪眼,炮击对它毫无作用。乡民们从四周山上袭扰围攻的军队,中国人直到六月十九日才得以攻入,而且靠的还是计谋。守军因战死、患病和逃亡,已经减到一千人。堪布本人已经在绝望中自尽。可是赵尔丰找来几个亲附中国的西藏人,让他们谎称是来解围的,骗守军打开寺门。计谋得逞了。喇嘛们从后门蜂拥而出,却发现自己已被中国人团团围住,几乎被杀得一个不剩。
赵尔丰因为在这次围攻中以及在别处手段过于严酷,又大肆抢掠喇嘛寺,遭到一位御史的弹劾。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确立了中国的权威,并且在当年年底之前,把巴塘改成了中国的一个州县,还为它的治理订立了章程〔注一〕,这些章程特别值得注意。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九十八页。)
正土司和副土司都已被斩首,土司一职从此永远废除。巴塘的汉人和番民从此都是中国皇帝的子民,受中国官员管辖;巴塘地方连同住在那里的汉人和番民,都归中国官员治理。百姓不准再自称喇嘛或土司的属民。既然是皇帝的子民,每个男子都要剃发留辫。各村头人由村民自己选举,三年一任,头人如有不公,村民可以将其撤换。每个地方官(大概是汉人)手下设汉人三名、藏人三名,共同负责征收田赋和审理讼案,这六个人都必须通晓汉藏两种语言。田赋(以现钱缴纳)按土地肥瘠,分别为全部收成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二十,这比英属印度的田赋高出不少。今后官员雇用脚力须付给报酬——这是一条十分明智、也十分必要的规定。拦路抢劫,无论是否伤人性命,一律处死。由于番民愚昧无知,以致杀害了凤全和法国神父,因此要设立一所官立学堂,所有男孩从五六岁起都必须入学。番民所行的野蛮葬法一律废除。要养成清洁的习惯。为了风化起见,劝导成年男女穿裤子,儿童则强制穿裤。每户都要取一个姓氏。蓄奴之制一律废除。告诫百姓不得吸食鸦片。街道要好好打扫,要修建便所,坟地要设在低洼之处,不得设在高地上。
赵尔丰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决心要把巴塘变成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章程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有关喇嘛的那一部分。
丁林寺已被夷为平地。官府将修建正经的庙宇,但不准有其他任何礼拜场所,而且即便在这些庙宇里,也不准喇嘛居住。没有参与最近动乱的喇嘛,可以继续住在乡间村落里,其中愿意还俗的,也准许还俗。至于那些参与了动乱的喇嘛会落得什么下场,章程里没有提。每座寺庙的喇嘛不得超过三百人,并要为每座寺庙的喇嘛登记造册,写明姓名和年龄。
寺院的田产要像其他田地一样缴纳田赋,而以前是不缴的。另一方面,每年向喇嘛布施实物的习俗也要废除。这样一来,喇嘛们要缴的多了,得的却少了。喇嘛不得干预中国地方官对各地的治理。最后,作为对僧侣权力的致命一击,章程还向巴塘百姓指出,喇嘛诵念的经文其实是何等无用,因为它们连达赖喇嘛这位活佛都救不了,眼看着他被外国军队打败,被迫逃命。
读了这些,任何人都不会奇怪,当达赖喇嘛听说正是这个赵尔丰——他此后又吞并了东藏的其他地方——正率领一支中国军队向拉萨进发时,他为什么会再一次逃离拉萨。
一年以后,赵尔丰告诉我国驻成都总领事,他急于促成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汉人迁入这一地区。他希望通过上述种种办法,再加上招徕汉族农民到巴塘定居,来遏制喇嘛的势力。
巴塘平定之后,赵尔丰又把注意力转向德格。德格是东藏最大的土邦,也是最亲近中国人的土邦。四年来,那里一直有两兄弟相争,这种争斗我们在印度边境上是司空见惯的。争输的一方向赵尔丰求援。赵尔丰抓住了这个机会:派出五百名中国兵和五百名西藏兵支持他,赶走了另一个兄弟,把自己扶植的人扶上了王位,又修了一条从德格通往巴塘的路。最后,他向皇帝奏报说,这位土司是个无能之辈,一再向他请求,愿意把自己的全部领地交给中国。土司还交出了自己的印信,说他和他兄弟之间的争斗给百姓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赵尔丰向皇帝指出,德格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十分重要,只要妥善控制住它,中国人就能加强对西藏腹地的经营,同时屏蔽四川边境。如果中国政府坚持让这位土司承袭下去,当地百姓的苦难将永无尽头,其他土邦也会被卷入动乱。因此他建议中国应当采取措施,防范此类事态的发生。
这份奏报的言外之意,不难看穿。会议政务处在就这一提议——「准德格土邦仿行我国文明,归我直接统治」——所上的奏折中说,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土司治理不善的,必须予以参劾惩处,或者另立土司,或者将其领地收归中国。如今边疆的情形已非昔比,中国人必须采取适当措施,保边境安宁,平息部落争斗。德格对四川和西藏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地百姓极其渴望归中国管辖。因此,赵尔丰的建议应予批准,「将德格全境收归中国统治」。土司准予世袭都司之衔,赏戴二品顶戴花翎,并从他自己那个土邦的岁入中每年拨给他约五百英镑。不管他向赵尔丰求援得了些什么,赵尔丰从他身上拿走的肯定要多得多。
赵尔丰的下一步是昌都。据一位一九〇九年到过那里的旅行者〔注二〕说,昌都不属于拉萨辖境,但它的政府却是按拉萨的原则组成的,由一位转世喇嘛做统治者,三位大喇嘛做他的大臣,都住在一座极大的寺院里。据说全境人口达八万四千户,约合四十二万人。昌都是打箭炉和拉萨之间最重要的地方,这个土邦虽然每六年向北京进贡一次,但那只是因为它能得到贵重得多的回赐;而且事实上,住在昌都的中国人还得为寺院当差。这位旅行者报告说,去年年底,由于赵尔丰受到任命,昌都和西藏其他地方的西藏人都极为不安,他们对赵尔丰又怕又恨,到处都在准备兵马、操练士兵,有些地方已经宣布独立,拒绝为过往的中国官员提供脚力。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一百八十五页。不清楚此人是否就是托勒先生,抑或另有其人。)
然而,赵尔丰在一九一〇年初的军事行动大获全胜,没有遭受任何伤亡,就占领了昌都、察雅和江卡。
在那些不直接归拉萨政府管辖的地方,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关系就是如此。这些事必定深深影响了西藏本部的居民,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至于影响究竟如何,我要先把这一时期西藏人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梳理一遍,再把达赖喇嘛本人的遭遇交代清楚,然后再来叙述。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西藏另一边我们与西藏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双方都在就各自认为对方违反条约的行为提出交涉。西藏人反对我们在占领春丕期间管理春丕,我们则反对他们重修江孜宗的工事。
印度政府答复西藏人说,我们在春丕谷所采取的行动无须解释,也无须辩护,因为它完全符合条约的规定。由于我们后来交还了春丕谷,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
另一方面,西藏人在帕里征收商税,阻断经由岗巴宗的自由贸易,扣压英国驻噶大克商务委员的信件,又不拆除江孜至拉萨途中的防御墙垣,鄂康诺上尉认为〔注三〕,西藏人这些做法显然违反了条约的规定。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四十一页。)
印度政府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一是由于拉萨当局害怕达赖喇嘛回来后会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要求过于迁就而惩办他们;二是由于他们指望,中国专使当时正在加尔各答进行的谈判,或许能使专约作出有利于西藏的重大修改。
不管怎样,这个时期即便真有什么变化,也只是在拉萨一地而已。因为日喀则的班禅喇嘛,在宗教上与达赖喇嘛地位相等,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访问了印度,受到威尔士亲王殿下和明托勋爵的接见,遍游各处佛教圣地,观看了基钦纳勋爵指挥的一场大规模演习,回到西藏时,对自己所受到的热诚款待印象很深。
至于达赖喇嘛本人,他在一九〇四年八月我们逼近拉萨时出逃,辗转到了蒙古北部的库伦,那里另有一位在宗教上极有影响的转世喇嘛。但这两位转世者似乎相处得并不融洽,据说达赖喇嘛的到来,几乎使那一位在收入和名望两方面都一败涂地。他们在布施的分配上发生了争执,于是达赖喇嘛在一九〇五年九月离开库伦,前往西藏边上的西宁。
第二年年初,我们听说他派那位少不了的德尔智前往圣彼得堡,带着给沙皇的口信和礼物。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把此事告知了我国大使,说沙皇陛下已经接见了德尔智,收下了礼物,礼物包括一尊佛像、一部很有意思的佛教经文抄本和一块布料。口信的大意是,达赖喇嘛对「白沙皇」怀着无上的敬意和忠诚,他打算返回拉萨,这既是他的心愿,也是他的职责,但回去以后性命会有危险,他期望沙皇陛下保护他免遭这些危险。给他的答复是友好的,表示沙皇陛下感谢他的口信,并关心他的安康。这位俄国官员说,他希望大使确切了解事情的经过,因为报界很可能会把这次接见说成带有政治性质。
沙皇还给达赖喇嘛发了一封致意的电报。一九〇六年四月,我国大使就此事同拉姆斯多夫伯爵谈过。这位俄国首相告诉斯普林·赖斯先生,俄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同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相同,那就是不干涉。他们希望达赖喇嘛尽快返回拉萨,因为他们认为他继续留在蒙古是不妥当的;但达赖喇嘛担心回去以后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曾经请求俄国答应保护他。那封电报就是代替这一承诺而发的,用意是使达赖喇嘛本人安心,同时也使沙皇治下的佛教徒安心,因为万一达赖喇嘛遭遇不测,俄国政府在这些臣民面前会处境十分尴尬。拉姆斯多夫伯爵告诉我国大使,俄国政府的用意是把一切情况都充分告知我们,以免发生任何误会。
这里不妨插叙一下第二年俄国人同我们就西藏问题达成的协议。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签订的专约,通称英俄协定,承认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但是,「鉴于大不列颠因其地理位置,对维持西藏对外关系的现状具有特殊利益」,双方作出了如下安排。第一,双方承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第二,双方承诺「除经由中国政府居间外,不与西藏进行交涉」。然而,这一承诺并不「排除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条约第五款所规定、并经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英中条约所确认的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当局之间的直接往来」;也不「变更英中两国在上述一九〇六年条约第一款中所作的承诺」。双方明确约定,凡属大不列颠或俄国臣民的佛教徒,可以就纯粹宗教事务同达赖喇嘛及西藏佛教的其他代表直接往来;英俄两国政府承诺,就各自而言,不允许这种往来违反本协定的规定。第三,两国政府承诺不派代表驻扎拉萨;并且进一步约定,不论为本国还是为本国臣民,都不在西藏谋求或取得修筑铁路、道路、电报和开矿的特许权或其他权利;西藏的岁入,无论实物还是现金,任何部分都不得抵押或让与大不列颠或俄国,或两国的任何臣民。
对于这项协定,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它又一次把我们三年前在拉萨取得的东西让给了俄国。根据拉萨条约,西藏人承诺,「未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不割让领土,不接纳外国代表,不给予修筑铁路、道路、电报、开矿或其他权利的特许权;倘若给予了铁路、矿山等项特许权,则须给予英国政府「同样或相当的特许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将来任何时候如果需要,并不排除取得这些特许权的可能;而俄国人在得到我们同意之前,却无从取得。这是拉萨条约之下的局面。而在英俄协定之下,我们却约束自己不去谋取任何这类特许权。出于对俄国的顺从,我们已经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派一名英国官员驻扎拉萨的权利,放弃了占领春丕谷的权利;如今又放弃了在我们愿意时把俄国人排除在西藏特许权之外的权利,并且承诺自己也不取得任何特许权。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争辩说,从总体政策着眼,对俄国的这种顺从不可能有某些抵偿的好处。我所要说明的只是:就西藏而言,我们在英俄协定中又放弃了一项一九〇四年在拉萨取得的成果。
协定还附有一项声明,重申我们早先作出的宣告:只要赔款的三期年度分期付款付清,商埠切实开放满三年,并且在此期间西藏人在各方面都忠实遵守条约条款,对春丕谷的占领即行终止。但在这项重申之后,还加了一段极其重要的补充说明。说明写道:「双方明确了解,倘若英国军队对春丕谷的占领,因任何原因而未能在上述声明所预期的时间结束,英俄两国政府将就此问题进行友好的意见交换。」
在我们撤出春丕谷之前,印度政府曾经陈述〔注四〕,不论以前情形如何,自从张先生被派往西藏以来,商埠并未切实开放,而且在其他方面,条约条款也没有得到忠实遵守;印度政府还援引英俄协定的这项附件,认为它预见到了暂缓撤兵的可能。但这项附件并没有被加以利用,我们手中保证条约得到遵守的唯一实在的抵押,就这样放弃了。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一百三十六页。)
再回到达赖喇嘛。整个一九〇六年,他似乎都在中国甘肃省境内的西藏边上游荡,不是在西宁附近,就是在甘州附近;但到了一九〇八年春天,他开始向北京进发。三月间,他到了太原府,住在城外专门为他搭建的营帐里;随后又前往山西北部的圣地五台山。随行的大批人马像一群蝗虫一样所过之处搜刮一空,往往在各地引起普遍的不满。
他从五台山派了一名使者,带着一封信,去见我国驻北京公使。信里只是些客套话,与达赖喇嘛致驻北京其他各国代表的信大同小异。使者说,达赖喇嘛的打算是,应喇嘛教会的一再请求,返回西藏。朱尔典爵士告诉来人,他无法断言英王陛下政府会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打算。在达赖喇嘛出走期间,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一九〇四年友好关系的破裂,是在达赖喇嘛主政期间产生的误会所造成的。使者解释说,那是因为达赖喇嘛手下的人一直蒙蔽他,不让他知道国事的真实情况;但达赖喇嘛现在已经了解实情,真心希望回去以后同印度政府保持友好,因为印度的边界就是西藏的边界。
殖民地部的庄士敦先生,当时任威海卫地方官,就是近来最出色的游记《从北京到曼德勒》的作者,七月间私下拜访了达赖喇嘛,报告说达赖喇嘛待他庄重而友好。达赖喇嘛对他说,希望同英国人保持友好关系,又说「他盼望回到西藏后能同来自印度的英国官员会面」。庄士敦先生说,达赖喇嘛似乎对他的中国卫队很是轻蔑,中国兵和西藏兵之间关系不睦,中国官员则抱怨达赖喇嘛对他们不理不睬。
达赖喇嘛告诉另一位来访者,他已经多次接到邀请,催他前往北京。七月十九日,朝廷颁下谕旨,召他进京。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迎接并不怎么隆重。他坐着自己的轿子,被抬到一座临时布置的接待厅,外务部(理藩部)和内务府的代表在那里等候他;随后他被护送到北城墙外的黄寺。黄寺是顺治皇帝专门为接待达赖喇嘛而建的,那位达赖喇嘛于一六五三年来到中国朝廷,向新建立的满洲王朝朝贡。他是第一位访问北京的西藏教主,而现在这位达赖喇嘛才是第二位。
两天以后,达赖喇嘛的一名使者来见朱尔典爵士,转达问候。公使表示答谢,并揣知达赖喇嘛乐于同他会面。不过,朱尔典爵士在达赖喇嘛觐见皇帝之前,不打算去拜访他,而觐见一事又颇有周折。中国政府发现,这位教主并不是一个完全驯顺、容易摆布的人物。接待他的礼节中原本规定:「达赖喇嘛恭请圣安,并叩谢皇上赏赐。」叩头就是跪下俯身,直到额头触地。达赖喇嘛愿意下跪,却不愿以额触地。这或许可以称作「一个幼稚的礼节问题」。但在亚洲,礼节关系重大,觐见只好推迟了八天,直到这一点以及互赠礼物的问题都圆满商定为止。达赖喇嘛要进献四十七种不同的礼品,但只跪不叩;同样规定,皇帝赐宴时,他在皇帝入席和离席时下跪。
关于拜访达赖喇嘛一事,俄英两国公使互相商量着办,并商定以非正式方式把各自的打算告知外务部,但中国人显然并不愿意鼓励这种拜访。各国公使接到通知说,除星期日外,达赖喇嘛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之间都可以接见各使馆人员,引见须经两名随侍的中国官员。其中一位就是张荫棠,他是新近那份英中条约的谈判者,也正是在西藏竭力阻挠我们与西藏人直接往来的那位官员。这样安排,用意显然是要把同达赖喇嘛的往来降低到西方寻常应酬的水平,使他再也没有机会向各国代表倾诉他的冤屈。中国人如此坚持他们控制西藏对外关系的主张,或许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我国公使认为,从长远看,他们的这种做法能否增进他们在这个属地的利益,却大可怀疑。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这位教主在北京的这番经历,是否会使他回到西藏以后积极拥护中国的政策。
十月二十日,朱尔典爵士到黄寺拜访达赖喇嘛。他到达时,由两名中国官员接待,其中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张先生。在等候室里耽搁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张先生的缘故还是达赖喇嘛的缘故,报告中没有提——他被引进接待厅,只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一个黄缎坐垫上,坐垫放在一张约四英尺高、形似祭台的桌子上,桌子设在一个挂着黄缎的壁龛里。达赖喇嘛相貌是寻常的藏人模样,三十五岁,脸上略有几颗麻子,肤色黝黑,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十分突出,牙齿洁白整齐。他的双手不安地动来动去,头已经有十天没有剃了。
双方先寒暄了几句,谈到华北气候比西藏好,又谈到达赖喇嘛从五台山到北京的旅程,其中一段是坐火车走的。随后达赖喇嘛提到印度与西藏相邻。他说,前些时候发生过一些事,并不是他造成的;那些事已经过去了,他真心希望这两个相邻的国家之间和平友好。他希望公使把这番话转奏英王兼印度皇帝。随侍的喇嘛起初没有把这番话译清楚,但从后来的情形看,达赖喇嘛的意思确是如此。朱尔典爵士答复说,他的国家对和平友好的愿望完全抱有同感;这话译过去以后,达赖喇嘛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把先前的话重复了一遍,请求转奏英王兼印度皇帝。公使便补充说,他一定不会忘记办理这一请求。随后是一阵沉默,接着达赖喇嘛说,如果公使没有别的事情要谈,他就祝公使一路平安,并随即送给他一两磅「长寿」枣。接见历时约八分钟。整个过程自始至终庄重得体。
中国人这时在尊崇达赖喇嘛的外表之下,以谕旨断然申明了他的从属地位。谕旨说:「达赖喇嘛前经奉旨,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兹特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正如朱尔典爵士所指出的,加上去的这几个字,使人对这位教主今后所应扮演的角色不会有多少疑问。他首先要做的,就是中国皇帝诚心顺服的代理人;谕旨中还规定发给他一笔小小的个人俸银,这就更突出了他对皇恩的依赖。
谕旨还规定,他回到西藏以后,要「谨守主国之法度」,凡事都要「按照定章,报明驻藏大臣」。我国公使说,这是中国第一次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认为西藏属于她的主权范围,虽然以前庆亲王在同萨道义爵士谈话时,曾经坚持说西藏的土地和人民都隶属于中国。
达赖喇嘛在准备为所受封赏谢恩时,想要提高自己的地位,提议今后可以直接向朝廷上奏,而不必经由驻藏大臣转奏,但理藩部不准。
十二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离开北京,取道潼关、西安、兰州和塔尔寺返回拉萨——也就是说,走的是北路,而不是驻藏大臣们向来所走的四川一路。临行前一天,他派了两名噶伦代表他去向朱尔典爵士辞行。除了送给公使一些香和其他礼物外,他们还带来一条哈达,特别恳请转呈英王兼印度皇帝陛下,并转达达赖喇嘛恭敬的问候。两位噶伦说,达赖喇嘛此次北京之行,对他本人和他的谋臣们都是一番有益的教育,他们希望由此恢复同中国由来已久的关系。这次北京之行也使他们得以了解英王陛下政府对西藏的看法;经过我国公使给他们的保证,他们如今回去时深信不疑:只要他们忠实履行新近那份条约的条款,就可以放心地期待同英王陛下的印度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他们认为这是此行最宝贵的收获之一。他们解释说,达赖喇嘛原本打算留下两三名噶伦在北京照料他的利益,但为了尊重中国政府的意见,这一打算暂时作罢了。
于是这位教主又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整整一年杳无音信,直到一九〇九年十月,我国驻西藏的商务委员才报告说,他已经到了离拉萨两星期路程的那曲。到了这个时候,他显然已经听说了赵尔丰在东藏压制喇嘛教、摧毁喇嘛权力的所作所为,因为他这时给驻江孜的英国商务委员发来几封电报,要求从那里转发给「大不列颠和欧洲各国大臣」。这些电报于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七日到达江孜。第一封说,中国人和西藏人虽然本是一家,可是如今一个名叫陶(或即赵)的中国官员和驻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联豫,串通一气谋害西藏人,没有把西藏人的申诉如实转奏皇帝,而是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险恶目的,把申诉篡改了。他们把大批军队调进西藏,想要废除西藏人的宗教;因此,达赖喇嘛请求「其他各国出面干预,劝令中国撤兵」。第二封电报,如果第一封发出几天后没有回音,就接着发出,说在西藏,有几个中国官员「是大虫吃小虫,暗中加害」。第三封电报是发给外务部的,用的是同样的说法,还加了一句:「我们以诚相待,如今他们却来偷我们的心。」
这时,达赖喇嘛还派了一名使者,经由加尔各答前往北京,带着一封给英国公使的信,信写于十一月七日,发自拉萨城外三天路程的达成寺。这名使者于二月七日到达北京。信中表示达赖喇嘛希望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并恳请公使听取送信人的口信。口信是在二月二十一日转达的,大意是:达赖喇嘛到达拉萨辖境之后,发现中国军队正在境内积极行动,深感忧虑,希望我国公使能尽力而为。这名使者虽然否认还带有别的信件,但事实上他也向日本、法国和俄国公使递交了类似的信件。俄国公使告诉我国代办马克斯·穆勒先生,给他的那封信措辞比给朱尔典爵士的那封更为明确,直接请求俄国出手相助,抵御中国人的侵犯。
这些事情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达赖喇嘛甚至还没有回到拉萨,就已经对赵尔丰在东藏反喇嘛教的所作所为深感忧虑,对中国人在他自己统治西藏这件事上的意图也极为猜疑。
看来他实际上是在一九〇九年圣诞节那天回到拉萨的。不久,他派了一名喇嘛去见他在北京结识的哲孟雄王子,捎去一个口信,感谢印度政府在英国使团驻留拉萨期间给予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的十分宽厚的待遇,也感谢英方在签订条约之后撤出了西藏。哲孟雄王子从这个口信中领会到,达赖喇嘛希望直接同印度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达赖喇嘛回到拉萨时,局势已万分危急。中国军队在东藏的暴行令西藏人惊恐而愤怒,尤其是他们为报复一位中国大臣被杀,捣毁了理塘附近的一座大寺;西藏人还传说,中国兵拆毁寺院时,竟拿神圣的佛经来做靴底。
达赖喇嘛和噶厦派了一名官员去见我们的商务委员,向他陈述局势。此人于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到达江孜,说中国军队仍在昌都,但西藏军队已集结在离那里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中国人如果执意开往拉萨,流血冲突就绝无疑问了。
在拉萨,西藏人一再请求驻藏大臣设法不让这些中国军队开进拉萨,可他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以后,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连同拉萨几位为首的商人和回民头人,又去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请驻藏大臣把是否准许这些军队进入拉萨的争执解决掉。与此同时,西藏人已派出一支相当大的兵力去抵挡中国军队;前面已经说过,这支中国军队在赵尔丰率领下已经到了昌都,那是一个向中国纳贡、却不归中国直接管辖的地方。西藏这支兵力本意是要震慑中国人,但也像当年曲眉仙角那些可怜的兵一样,奉有不得开战的命令。
据西藏噶伦事后的叙述,接下来的情形是这样的:二月九日,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布达拉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尼泊尔代表和西藏商人也在座。温宗尧当时许诺,开来的中国军队不超过一千人,分驻江孜、帕里、春丕和岗巴宗。温宗尧又许诺,不再往拉萨调来新的军队,我想他的意思是拉萨本地的驻军不再增加。他还答应就此给他们一份书面保证。
西藏人叙述某一场合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向来是出了名的含糊不清;中国政府事后也否认温宗尧可能作过任何这样的许诺。但噶伦们确实给哲孟雄政务官贝尔先生看过一封信,声称是温宗尧写给他们的。温宗尧在信中写道:「一九一〇年二月九日,本人在布达拉宫亲自谒见达赖喇嘛尊者,所谈乃四川来令派遣中国军队一千人赴拉萨一事……」接着他同意,军队到达拉萨后,再商议如何分派兵力守卫边境;喇嘛不受伤害,寺院不遭拆毁,达赖喇嘛的教权也丝毫不减。温宗尧在信中还说,达赖喇嘛已经同意不抵抗中国军队;已经集结的西藏军队遣散回家;达赖喇嘛将经由驻藏大臣向皇帝谢恩,感谢皇帝对他的厚恩;达赖喇嘛对驻藏大臣仍应照常尽其尊崇之礼。
这封信写于二月十日。同一天,达赖喇嘛回信说,撤回西藏军队、为驻藏大臣传递邮件的命令都已发出,向皇帝奏报他回到拉萨的呈文也已递上。但达赖喇嘛提请驻藏大臣注意:信中虽说他的教权丝毫不减,却只字未提他的政权。
从这番往来书信,再参照中国人的其他举动,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中国人是打算夺走达赖喇嘛的政权。但驻藏大臣是否真的许诺过开进拉萨的中国军队不超过一千人,这一点并不清楚。无论如何,信中没有提到一千人以上的兵力,既没有通知说会有一千人以上开来,也没有请求准许他们开来。在印度,英国军队开进一个土邦,至少也要事先打个招呼;驻藏大臣既然只字未提会派一千人以上,那么开来的超过了一千人,西藏政府提出抱怨,也就不无理由。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正是这样的事。两千名中国军队从昌都向前推进。一月二十日,中国人和西藏人在昌都打了一场小仗,中国人死了八个,西藏人死了十五个,还有十八个西藏人被俘,全都当即斩首。西藏军队随后撤退。二月十二日,四十名中国骑步兵和两百名步兵突然开进拉萨,后面还有一千人,离拉萨只有两站路程。一群手无寸铁的西藏人跑去看这些新来的兵,中国兵竟朝人群当中开枪,打死了两名西藏警察,打伤了一位西藏高级官员和一个老妇人。
这是西藏人说的经过。中国人却断言:驻藏大臣虽曾出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此后却拒绝再见驻藏大臣,不肯和衷商议事务;他阻止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取得照例的给养,又拒绝供给驮运,企图切断同中国的联系。成群的西藏人从一开始就阻挠军队行进,最后还把为中国军队筹集的给养烧掉了,尽管已经向达赖喇嘛仔细说明,这些军队是作为警察开来的,是为了保护商埠,绝无改变内政或干预教务的打算。在西藏驻兵之权历来属于中国,这次派遣援兵,目的仅仅是确保条约权利得到遵守,保护商路,维持治安。
以上是外务部尚书向我国驻北京公使所作的说明。但达赖喇嘛记得不久前东藏在赵尔丰手下发生的事,而赵尔丰本人此刻就在昌都,所以他对这些增派的军队究竟意欲何为,并不那么放心。二月十二日新来的军队开进拉萨时,他手下三位主要噶伦正同他一起在布达拉宫;会议进行当中,传来消息说,中国人已经向每位噶伦家里派去十名士兵,要逮捕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又听说开进拉萨境内的中国军队已经超过了一千人,达赖喇嘛和他的噶伦们决定出逃,当天夜里就离开了拉萨。
达赖本人向贝尔先生说明了他出逃的理由。他说,中国皇帝曾许诺让他保持在西藏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可他回到拉萨以后,这个许诺就被打破了。已在拉萨的中国警察和那四十名骑步兵向安分守己的西藏人开枪;他之所以出逃,是怕自己会被软禁在布达拉宫,被剥夺全部政权。
二月十二日半夜,他带着那几位不敢回家的噶伦和大臣离开了拉萨,随行的约有两百名士兵和各色官员、侍从。第二天,他们到达雅鲁藏布江上的曲水渡口。他在那里留下士兵,阻截可能追来的中国人,自己渡过江去,前往浪卡子,十五日就到了那里,行程极为迅速。
中国人确实追赶了他,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中国人当初真是打算把他扣作囚徒的。曲水打了一仗,中国人死了好几个,有一份报告说是六十个,但这一仗过后西藏人就散了。据达赖喇嘛说,中国人派了四百名士兵取直道从拉萨赶往帕里,另派三百人沿着去江孜的路追赶,并悬赏捉拿他本人,凡能捉拿或杀死他手下噶伦的,也有赏格。几封悬赏的中国文书落到了他的手里。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本人一路疾行。十六日,他越过卡若拉,也就是布兰德上校打过仗的地方,到了热龙。十七日到诺尔,十八日到多庆,十九日到帕里。在这里,他们抽签决定是取道不丹、岗巴宗,还是纳塘。签落在最后一条路上。春丕河谷约有一百人赶来增援,二十日护送他到了亚东。二十一日,又有援兵加入,又补充了给养,一路护送他到哲孟雄边境,当天他就到了英国境内的纳塘。
他给驻亚东的英国商务委员留下口信,说他打算前往印度,同英国政府商量。他已在拉萨任命了一位摄政和一位代理噶伦,但他自己和随他出走的噶伦们都随身带着印信。他仰仗英国人保护,相信英国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关系,将如同父亲对待子女。
总督指示大吉岭当局,达赖喇嘛约在二十七日到达那里时,要对他礼遇备至,但要把他的来访当作私人性质。明托勋爵说,达赖喇嘛和他的噶伦们出逃一事,不仅在尼泊尔、哲孟雄和不丹,就是对印度的舆论,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都对他怀着崇敬和畏惧。因此他认为,以极高的礼遇对待达赖喇嘛,是头等要紧的事。
三月三日,哲孟雄政务官贝尔先生在大吉岭会见了他。达赖喇嘛从座位上起身迎接贝尔先生,同他握手,请他打电报代为感谢总督为他和他一行人的起居所作的种种安排。随后,他屏退侍从,讲述了出逃的经过和离开拉萨的理由,又告诉贝尔先生:在使团进藏之前,不丹的代理人乌金噶箕把寇松勋爵的信呈给他时,他之所以不肯接受,是因为他已经同中国人约定,他的对外事务只经由中国人居间办理。同样,在西藏使团期间我写信给他时,中国人也不许他回信。如今,正如前面说过的,中国人背弃了诺言,他到印度来,就是要请求英国人帮助他对付中国人。他说,除非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否则中国就会占领西藏,压迫西藏,毁灭那里的佛教和西藏政府,用中国官员来治理这个国家。他还说,到头来,中国的势力还会伸展到印度:拉萨及其附近已经有了两千名中国军队,后面还有人陆续开来,这么多的军队,绝不只是为了西藏一地。
达赖喇嘛的这番话,得到了江孜传来的消息的印证。消息说,二月里有两千名中国军队从昌都开到了拉萨;擦绒噶伦,也就是当年在岗巴宗会见怀特先生和我的那位将领,后来升任噶伦,是参与谈判条约的人之一,如今是留在拉萨的唯一一位西藏高级官员,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取得驻藏大臣的许可。江孜的报告又说,西藏人的头号对头是驻藏大臣联豫;拉萨人普遍传说,他想把全部行政大权揽到自己手里,而且对英国在西藏的势力极为猜疑。西藏人相信,噶伦们如果回去,他头一件事就是砍掉他们的脑袋,再逼达赖喇嘛把权力交给他。中国士兵已经在曲水的雅鲁藏布江两岸设卡,没有驻藏大臣签发的通行证,任何西藏人都不得渡江。
后来噶伦们得到的消息表明,拉萨及其周围地区平时的中国驻军只有五百人,如今却一共有三千四百名中国士兵,计拉萨两千四百人;拉萨以东十天路程的江达五百人;拉萨东北十四站路程的拉里五百人。噶伦们还说,驻藏大臣联豫已经宣布,要革去随达赖喇嘛前往印度的那几位噶伦的职务。据说达赖喇嘛在拉萨附近的宫殿罗布林卡已被中国士兵占据,他们正在设法修建能容纳一千名中国军队的兵营。
此外,那位噶伦还报告说,驻藏大臣正在全境各地派驻中国警察,原有西藏警察的地方,西藏警察都被遣散了。驻藏大臣从西藏军械库里取走了三十支好步枪,封闭了西藏的兵工厂和造币厂,还提议没收全国西藏人手中的所有步枪。他禁止摄政履行宗教职责,说另选一位喇嘛来担当此任。驻藏大臣还撬开了达赖喇嘛在拉萨附近罗布林卡宫殿那贴了封条的大门,正着手革去随达赖喇嘛到大吉岭的那几位噶伦的职位,并在他们大多数人的家里驻了兵。
达赖喇嘛从大吉岭前往加尔各答,三月十四日,在互作正式拜访之后,同总督作了一次私下会谈。他表示信赖英国政府,感谢英国的款待。他说,西藏同英国在一八八八年和一九〇三年发生的纠纷,都是中国造成的。皇帝和皇太后的许诺被驻藏大臣置之不顾,驻藏大臣已经明白表示,他不会给西藏人留下任何权力。他请求我们设法保证西藏人同英国人直接往来的权利得到尊重。但他还进一步希望中国的势力退出西藏,使他的地位能像第五世达赖喇嘛那样,以一个友邦统治者的身份同皇帝交涉。中国军队也应当撤走。一八九〇年和一九〇六年的条约,西藏人并未参与订立,因此不能承认。他虽然同他的噶伦们才是西藏政府,并且掌握着官印,却同留在拉萨的摄政断了联系。所有过往行人都被中国人拦下搜查,公函除非秘密递送,否则一封也送不到。他倒是收到过几封私信。这件事不得到圆满解决,他就不回拉萨。他最终要去哪里,他说不上来;眼下他希望回到大吉岭。皇太后给他的许诺既已被违背,北京政府的书面保证他也不会再相信了。他否认自己有过反对中国人的阴谋。驻藏大臣对他完全怀有敌意,中国人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政策。他再次说,中国人对哲孟雄、不丹和尼泊尔都怀有野心。就西藏本身而言,根本不需要那样一支大军,据他得到的消息,中国人在拉萨城内和周围驻有两千七百名军队。达赖喇嘛还讲述了他同德尔智的关系,说德尔智纯粹是他宗教上的顾问;也讲述了他对待寇松勋爵那封信的经过。会谈结束时,他问他的请求得到了怎样的答复。明托勋爵回答说,眼下他根本无法给予任何答复,但他很高兴结识达赖喇嘛,款待他,听取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将呈交英王陛下政府。达赖喇嘛再次热情地感谢明托勋爵的款待,然后告辞。
达赖喇嘛和他的噶伦们回到大吉岭后,噶伦们又向贝尔先生作了进一步的陈述。他们说,他们自己和西藏人民唯一的罪过,就是为维护本国的自由而奋争。他们请求〔注五〕派一名英国官员到拉萨或江孜去调查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并请求「印度政府同西藏缔结一项同盟,双方互相援助,其条件一如他们所说印度政府与尼泊尔之间现行的安排」。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二百一十五页。)
几天以后,四月十八日,他们又请求〔注六〕在英中两国政府商议期间,制止中国人的侵逼,并准许驻在大吉岭的西藏政府同他们留在拉萨的代理人通信。如果办不到,他们就请求派英国官员带兵前往拉萨,调查目前的局势,并同中国人商议。
(原注:同上,第二百一十七页。)
还有比这更具悲剧意味的今昔易位吗?沃伦·黑斯廷斯、波格尔、特纳、寇松勋爵,还有一九〇四年的我们,全都在想方设法,只求西藏人能有起码的礼貌!而如今,大喇嘛和他的整个政府竟跑来找我们,来恳求我们维护他们同我们直接往来的权利,恳求我们派英国官员,不仅是官员,还要派兵,到拉萨去,恳求同我们结盟。纵观全部历史,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比这更富戏剧性的攻守易势的例子了。然而,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孜孜以求的东西,如今人家硬塞到我们手里,我们却告诉达赖喇嘛,我们不便干预。西藏人不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路打到拉萨,硬要他们接纳我们;等到他们要我们了,大老远从拉萨赶来求我们了,我们却对他们冷若冰霜。
据说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注七〕是,英藏条约和英中条约都特别规定,我们不得干预西藏的内政。可是,如果是西藏政府自己希望有所改变,那么头一条规定就没有理由成为障碍;如果障碍在于后一条,那就实在令人费解,我们何以要亲手订下这一条,又一次捆住自己的手脚。正是因为中国人把西藏事务弄得一塌糊涂,印度政府才不得不在西藏边境上两度兴师。中国人如今又在把西藏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却因为同他们订有约定,竟不能随意采取行动来保持这条边境的安宁,那么我们当初必定是走错了一步。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二百一十八页。)
不过,我们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一九一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印度政府从达赖喇嘛派到我们江孜商务委员那里的官员口中,第一次听说中国人正向西藏进兵,当即建议〔注八〕向北京提出交涉,指出我们边境上的动乱,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因为它很可能导致现状彻底改变,造成一种同我们与西藏和中国所订条约的精神完全不相容的局面,而这些条约是承认西藏政府继续存在的。印度政府认为,还不妨告诉中国政府,如果西藏继续动荡不安,我们为了自卫,将不得不加强亚东和江孜的卫队;同时可以向中国和俄国保证,我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维持条约和通商章程之下的现状而已。
(原注:同上,第一百八十八页。)
印度事务部审议这封电报耽搁了九天,也许是因为正赶上大选;就在这要命的几天里,拉萨的事态正急转直下。但到了二月九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同中国帮办大臣在布达拉宫会商的那一天,莫莱勋爵告诉〔注九〕爱德华·格雷爵士,如果他认为合适,按照印度政府建议的意思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他将十分欣慰。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一百八十九页。)
爱德华·格雷爵士充分认识到〔注十〕,中国人如果企图剥夺西藏人的地方自治,可能在印度边境上引起严重的纠葛;但在决定采取什么方针之前,他认为最好先征询朱尔典爵士的意见,于是在二月十一日,也就是达赖喇嘛逃离拉萨的前一天,按这个意思给朱尔典爵士发了电报。
(原注:同上。)
朱尔典爵士是我们派驻北京的最出色的公使之一,不巧这时不得不离开北京;等到代办马克斯·穆勒先生的复电到来时,局势已经大变,向中国人措辞的方式不得不重新考虑。莫莱勋爵致函外交部时说,鉴于我们同中国和俄国的条约关系,又鉴于我们以往对西藏政策的历史,英国的处境确实有些微妙,我们很难提出有力的抗议。但他强烈主张,应当向中国政府郑重指出:第一,英国虽然声明无意干预西藏的内政,但对于一个既是我们的邻邦、又同我国边境上其他邻邦,特别是同尼泊尔关系密切的国家,其境内的治安遭到扰乱,英国不能漠不关心;尼泊尔如果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有必要采取措施保护自身利益,我们是无法阻止的。第二,鉴于我们同西藏和中国双方都订有条约,英王陛下政府有权期望,中国政府在推行一项政策之前,至少应当作出友好的解释;没有这样的解释,这项政策就不能不使人觉得,其用意是要推翻英藏条约所确立、并经英中条约确认的政治格局。第三,英王陛下政府必须要求,无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前途作何打算,都应当保持一个切实有效的西藏政府,以便我们在必要时能按这两项条约所规定的方式同它交涉。
爱德华·格雷爵士同意莫莱勋爵的意见,于二月二十三日指示马克斯·穆勒先生按上述意思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对此,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于二月二十五日答复马克斯·穆勒先生说,派往拉萨的部队不超过两千人,由一名协统统率,并不归赵尔丰指挥,赵尔丰似乎仍在昌都。他希望向英国政府保证,中国的用意仅仅在于使西藏得以设警维持治安,并对西藏实行比以往更为有效的管辖,特别是在西藏对邻邦所负的义务方面。中国不希望改变现状,也绝不改变西藏的内政。中国从来没有打算剥夺达赖喇嘛的权力,并曾一再向他传达这个意思。他的名号早在一九〇四年就曾被革去,后来又恢复了。如今他个人将受到惩处,予以废黜,另立一位新的达赖喇嘛;但除非出现意外情况,迫使中国不得不如此,否则中国并不打算在西藏采取进一步的强硬行动。
马克斯·穆勒先生会谈完毕回到使馆,发现中国政府送来一份照会,通报当天早晨颁布的一道上谕,内容是废黜达赖喇嘛,并就选立继任者作出指示。照会说:「达赖喇嘛已于二月十二日夜间逃出藏境;他(指驻拉萨的驻藏大臣)不知其去向,但已派员四处追寻,随侍保护。」
上谕说,达赖喇嘛向蒙皇恩,备受优容,但自从亲政以来,骄奢淫逸,怠惰无比,其恶劣乖张,前所未见。不仅如此,他还暴戾恣睢,胆敢违抗朝命,虐待藏民,挑起衅端。一九〇四年七月,他乘乱出逃,驻藏大臣参奏他声名狼藉,朝廷曾降旨暂革其名号。他到北京时,蒙召觐见,加赐封号,并颁给许多赏物,百般优容,以示皇上的体恤。朝廷不咎既往,冀其将来改过,皇上的用心可谓宽厚已极。此次川军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商埠,西藏人本不应因此生疑;但该达赖回藏以后,散布谣言,渐生叛心,诋毁驻藏大臣,断绝中国官员的给养。朝廷屡加开导,他却置若罔闻;及至联豫电奏,说川军抵达拉萨时,达赖喇嘛不报行踪,已于二月十二日夜间出逃,下落不明,皇上便命驻藏大臣设法将他追回,妥为安置。该达赖喇嘛屡次背信弃义,已自绝于皇恩;对上辜负恩遇,对下不孚众望,实不足以为众生之首。
因此,应革去其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此后视同常人;并着驻藏大臣即行访寻具有灵异征兆的若干男童,将名字写在签牌上,依照成例放入金瓶,从中掣出一人,作为历辈达赖喇嘛的真正转世。
在二月二十七日致英国公使的书面照会中,中国人确认了他们的口头答复。他们派兵是为了「绥靖地方,保护商埠」。进入西藏的军队「与警察毫无二致」,是为了保护商埠,并「督促西藏人遵守条约」。照会接着说:「但达赖喇嘛动辄借故出走,实应视为自愿放弃其地位。」但又说:「无论如何,达赖喇嘛之废立,绝不致用以改变政治局面。」
三月五日,马克斯·穆勒先生又同中国军机大臣那桐会谈了一次,中国方面再度申明了立场。那桐历数达赖喇嘛的生平,说明这个人根本无法信任。自从这位喇嘛一八九五年亲政以来,他就不断给中国惹麻烦;我们一九〇四年的远征,正是他阴谋生事、狂妄地无视条约义务的结果。那一次他未经许可就逃离了西藏,但中国政府始终对他优礼相待,容忍他的桀骜不驯;只是由于他回到拉萨境内以后的种种作为,以及他无故逃离拉萨,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把他废黜,另立一位。马克斯·穆勒先生请他举出不服管束的具体事例,那桐说,喇嘛回来时,驻藏大臣虽曾出迎,可他在拉萨的五十天里,却拒绝再见驻藏大臣,不肯和衷商议事务;他阻止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取得照例的给养,又不按规定供给驮运,企图切断同中国的联系。成群的西藏人从一开始就阻挠军队行进,最后还把为中国军队筹集的给养烧掉了,尽管已经向达赖喇嘛仔细说明,这些军队是作为警察开来的,是为了保护商埠,绝无改变内政或干预教务的打算。马克斯·穆勒先生向那桐讲到据报在达赖喇嘛出逃时拉萨发生的种种事件,那桐说,中国政府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他不敢断言中国军队入城时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既然已经向军队下了最严格的禁令,他就不能相信西藏人无端遭到攻击的说法。而且,说达赖喇嘛的地位或权力有所削减,也并不属实;他也不相信驻藏大臣曾经许诺只派一千名军队到拉萨,因为没有中国政府的授权,这样的许诺是不能作的,而中国政府并没有授权。
那桐断然声明,报上所说四川总督和赵尔丰提议把西藏改为中国一个行省的消息,毫无根据。他说,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那样做是违反英中两国条约规定的。那桐还提醒马克斯·穆勒先生,过去人们曾归咎于中国政府,说它不能使西藏人遵守条约义务;而一九〇八年的通商章程,英王陛下政府之所以坚持要由一名西藏代表签字,就是因为认为不这样做,西藏人就不会遵守章程。关于驻藏军队,他说,赵尔丰的部队一个也没有进入拉萨境内,这支部队仍在德格和昌都。派往拉萨的两千人是另外一支来自四川的部队;除了驻藏大臣平常的卫队和驿站的守兵之外,这就是西藏境内仅有的增派军队了。在西藏驻兵之权历来属于中国,这次派遣援兵,目的仅仅是确保条约义务得到遵守,保护商埠,维持治安。他一再向公使保证,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只涉及达赖喇嘛本人。废黜喇嘛的先例很多,一七一〇年就曾因行为不端废黜了第六世达赖喇嘛。中国绝不会采取任何扰乱喇嘛教会或西藏现行行政制度的行动。以为中国政府会干预喇嘛教,那是荒唐的,因为北京朝廷里就有喇嘛教的执事人员,中国的蒙古臣民中也有数以百万计的喇嘛教徒。至于说寺院被焚毁,其实只有一座寺院被赵尔丰毁掉,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因为一位中国大臣连同他的三十名卫兵遭到喇嘛伏击,被杀害了。
接到中国方面的答复后,莫莱勋爵致电总督,征询印度政府的意见;但同时又叮嘱他们务必记住,在中国与西藏之间的一切争执问题上,必须严格保持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态度。
总督于三月十二日复电〔注十一〕说,看来拉萨的一切权力都已被中国人揽入手中。留在拉萨的那位唯一的高级官员,不同驻藏大臣商量就无法行事。据各商务委员报告,中国人不准西藏人同他们直接打交道。政府手头有各种关于中国人侵逼和压迫行为的报告,但难以核实。不过看来实情是,西藏已经不再有任何自己的权力机关存在了;中国人说达赖喇嘛的权力和地位并未削减,说并不打算改变西藏的内政,这些话同已经查明的事实根本无法相容。达赖喇嘛同驻拉萨帮办大臣之间的往来书信,抄本已经交给了贝尔先生。这些书信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真实的,它们表明:第一,中国人的用意是要夺去达赖喇嘛的政权;第二,原定只派一千名军队。喇嘛教徒和西藏人不会承认达赖喇嘛在宗教上已被废黜,因此达赖喇嘛将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麻烦。我们并没有理由支持达赖喇嘛,但让他复位,可以恢复边境上的人心,也可以证明中国确有维持现状的愿望。西藏噶伦们在同贝尔先生谈话时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但中国如果愿意友好相处,或许仍有可能达成某种权宜办法。
(原注:蓝皮书,第四册,第二百零五页。)
总督提出,无论如何,我们自身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我们边境上的各邦已经人心不安。据军事当局看来,关于要在亚东驻军的传闻,以及西藏境内军队的数目,都对我们边境的安宁构成威胁。一九〇八年三月九日的上谕所设想的,是改良西藏政府,而不是废除西藏政府。一九〇八年的通商章程已在以下几个方面遭到违反:商埠的管理和警务已被中国人接管,这与第三款不符;我们的商务委员同西藏人之间的直接往来也受到阻止。西藏政府是一九〇四年的条约所承认的,而这项条约又得到一九〇六年条约第一款的承认。中国人还从西藏领土上割去了一大块,他们用武力占领了东藏的昌都、察雅和盐井几个地方,把西藏人逐出了这些地区。因此,无论如何,看来都有必要要求中国政府在以下几点上作出明确的保证:第一,中国在西藏的驻军以足以维持内部秩序的数目为限。第二,保持一个真正的西藏政府。第三,商埠的警务由西藏人担任,必要时可由中国官员统辖。第四,另派一位对英国利益不那么敌视的驻藏大臣到拉萨。第五,训令中国地方官员同英国商务委员合作,不得阻挠我们的官员与西藏人彼此直接往来。在现阶段,或许宜于通知中国政府,鉴于现状已经改变,当地中国官员态度不友好,西藏局势又动荡不安,英国政府必须保留在必要时保持并增加亚东和江孜卫队的权利。个别中国人可能会不服约束,虽然我们的商务委员处所遭到中国人攻击的可能性不大。
莫莱勋爵把印度政府的这些意见转给外交部时指出,看来中国政府正在有意使它对西藏的宗主权落到实处,其结果将是以一个强有力的内部行政,取代达赖喇嘛软弱的统治。因此必须考虑,这一变化将会影响到哪些方面:第一,英属印度同西藏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的关系;第二,尼泊尔、哲孟雄和不丹这三个国家,它们位于英属印度的行政边界之外,却在英国的控制或保护之下,它们同印度政府的关系,以及同它们的邻邦西藏的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在现阶段似乎只需对中国政府所作的履行一切有关西藏的条约义务的保证表示知悉,并告诉它,英王陛下政府期望,有关关税、商务委员、专卖、茶叶贸易等事项的悬而未决的谈判和交涉,不会因拖延或行政上的任何变更而受到损害。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为紧迫,也更为重要,因为拖延可能在有关各国引起不信任,甚至会鼓励中国提出一些日后会惹出麻烦的要求。看来宜于立即向中国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能容许西藏境内的任何行政变更影响或损害尼泊尔的完整,或损害一个同印度政府关系如此密切的国家的权利。哲孟雄早已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根据最近订立的一项条约,不丹的对外事务也归英国政府管辖。因此,拟就尼泊尔一事向中国政府所作的表示,不妨把英属印度边境上的另外两国也包括进去。这样,一方面建议通知中国政府,英国政府期望西藏和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所负的条约义务得到严格遵守,而且英国政府准备保护它的盟邦尼泊尔、哲孟雄和不丹的完整与权利;另一方面,印度事务大臣打算指示总督,约束这几个国家,不得采取任何未经印度政府许可的行动。
中国在接到这一表示之后,如果仍不履行它在西藏的条约义务,那么违约之处就可以成为明确抗议和谈判的题目。但在此期间,无疑应当敦促中国政府严令其地方官员同我们的官员友好合作,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友好关系,而近来恰恰明显缺乏这种关系,两国政府之间就必定会发生摩擦。莫莱勋爵认为,还不妨向中国人郑重指出,在印度及其毗邻各国的边境上或边境附近驻扎军队,数量之多以致迫使印度政府和有关各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调动,这是不明智的。西藏人虽然愚昧,却是爱好和平的民族,通商章程第十二款所设想的那种简单的警务安排,未必需要一支很庞大的中国军队。
爱德华·格雷爵士采纳了这些建议,于四月八日致电马克斯·穆勒先生,命他按这个意思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
此外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已经派了两个步兵营、四门炮和一些工兵到哲孟雄边境,准备在必要时开进西藏保护商务委员。于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同它的开端大致相仿,所不同的只是:从前被认为最闭塞、最不近人情的是西藏人,而如今,给印度与西藏之间任何合理的往来设置真正障碍的,却是中国人了。
第二十四章几点结论
自一七七三年以来,我们为了理顺同西藏的关系这唯一的目标所作的种种努力,这段漫长的叙述到此已告结束。在这里不妨从过去的经验中引出几点实际的结论,或许对今后的行动有所助益。首先,我想就我们的意图赖以付诸实施的那套机构谈几点看法。
在这段叙述的过程中,我曾几次提到地方官员同其所属省政府的关系,各省地方政府同印度最高政府的关系,以及印度政府同英国帝国政府的关系。自沃伦·黑斯廷斯的时代以来,中央集权的趋势一直十分明显。伦敦对西姆拉的控制,西姆拉对各省政府的控制,各省政府对其地方官员的控制,都越来越严。这种趋势近几年来更加突出,而以眼下为最甚。假如一八七三年以来处理西藏事务的情形可以拿来作个例子——我想是可以的——那么,很难看出这种趋势产生了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
确实有人说过,假如我们有朝一日丢掉印度,那一定是丢在伦敦。我并不认为我们会丢掉印度,因为我对我的同胞们的常识和气魄怀有太大的信心。我也不是说我们在「信任现场的人」这一点上比别的民族差。我认为我们要好得多。只有真正伟大的民族才肯放手让自己的代表行事;我们正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总的说来,英国人支持其总督、省督及其属员,比其他任何国家支持他们自己的人都要得力,否则我们今天也就不会在印度了。
然而近来,印度政府的裁量权和责任已被严重削弱。一方面出于印度事务大臣自己的主动,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伙伙活跃的偏执之徒对他们施加了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而下院里那些较为明理的议员,因为沉默,影响却小得极不相称,于是历任印度事务大臣对印度行政干预得越来越多,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如今的制度已不再是先挑选可得的最佳人选,然后支持他们——其前提是,在我们统治印度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条件下,他们治理印度会比任何人在英国遥控都要好。如今的制度正在变成这样:在英国指挥印度政府,所循的路线是一个对印度茫然无知的英国选民群体最可能赞同的路线。其结果是上上下下全面削弱。谁也不觉得自己负有责任。而那位英国选民,常被人举出来告诉在印度的英国人说,他才是最终支配你行动的人,因而理应担负责任,他却只是耸耸肩膀,问印度跟他有什么相干。
在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所受的信任就这样越来越少,而他们这一方,对于控制和统治他们的人,也没有什么理由越来越信任。在伦敦控制印度事务的人,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从未到过印度。他们照例对印度的情形没有亲身的了解。内阁也不是由那些对帝国事务——对印度和殖民地问题以及英国本土问题,对欧洲和亚洲的外交——有着广泛而长久经验的人组成的。内阁里偶尔会有一位卸任的印度总督,可是从来不会有一位殖民地政治家,或一位卸任的殖民地总督,或一位卸任的大使,更不用说一位英印行政官员了。内阁几乎清一色由只有纯粹英国议会经验的人组成,而被派去主管印度的大臣,连从火车车窗里望一眼印度都不曾有过,大概一辈子也没有同一个印度人或英印人说过话。即使碰巧有那么一位政治家,到过印度,专门研究过印度,身为贵族,自然对印度统治方法中的贵族倾向有几分同情,又身为自由党人,可望给任何过于贵族化的方法注入足够的英国民主精神,他却被派去(如克鲁勋爵那样)主管殖民地事务,而另一位以特别倾向民主著称、对印度的了解纯粹得自书本的政治家,却被派去主管印度。这样的办法在实践中也许会产生相当不错的结果,正如上院总的说来运转得出奇地好一样。可是更好的办法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在现行制度下,行政官员的信任永远无法得到,单凭这一点,这个制度就需要修改。上院的构成和作为如今受到批评,因为贵族不是选举产生的,被认为与民众的情感脱节。可是说到底,贵族的确住在大不列颠,他们对这个国家、对民众、对种种情况的确有着相当深的了解;如果他们了解这一切,却仍得不到民众的信任,那么,又怎能指望在印度的英国人对眼下从英国统治印度的方法有什么真正的信任呢?如果上院的构成和方法需要修改,那么帝国内阁的构成和方法岂不更需要改革?
再者,在印度任事的人很难不感到,在现行制度下,他们深思熟虑的意见所受的重视,还不如毫无经验的英国选民的见解。这不仅是因为后者近在眼前,前者远在天边,而且还因为后者能把在伦敦主管印度事务的人赶下台,前者却要冒自己被赶下台的风险。按理说,印度事务大臣必定更看重那些把他送上这个位子、也可能把他拉下来的选民的意志和愿望,而不是他所管辖的在印度任事者的意见;他受英国鼓动家的影响,必定大于受英印下属的影响。印度的行政官员可以说,某一做法是当地情况所必需的。印度事务大臣会说,英国街头的普通人不会理解,也不会赞同,于是印度行政官员的意见便被弃置一旁,无处申诉。一位英国议员,若在某个印度问题上持有与印度事务大臣相反的强烈主张,只要表达得足够有力,就可能帮着把一位印度事务大臣赶下台,至少能迫使他放弃或修改自己的政策。一位英印行政官员,若持有与印度事务大臣相左的主张,却伤不了对方分毫,反倒可能毁掉自己的前程,正如班菲尔德·富勒爵士毁掉了他的前程一样,尽管后来的事态已经表明他的主张是对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指望在印度的英国人对目前直接从英国统治印度的方案怀有信心。
这一制度的一个十分自然的结果,就是动辄采取不彻底的办法——把煽动叛乱的鼓动家驱逐出境,几个月后又放了回来;容许在西藏派驻一名官员,却不许驻在首都,只许驻在半路上,在那里他所冒的风险一点也不少,实际效用却只有十分之一。
历任印度事务大臣总是教训印度政府,要有「更开阔的眼光」,要顾及「更大的帝国利益」,诸如此类;可是在印度的行政官员却疑心,印度事务大臣的眼光无论多么开阔,大概也看不到比下一次大选更远的地方。无论如何,不管他是否着眼于下一次大选——按我国宪制的道理,他确实也应当着眼于此——都不能指望他的眼光同印度政府看得一样长远;因为他说到底只是一只候鸟,在印度事务部待上几年,此后便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至于更大的帝国利益,大多数英国行政官员都是明白的,因为他们走过的地方比英国政客要多。他们十分清楚,印度方面的考虑必须同帝国其他方面的考虑放在天平上一同权衡,最后作决定的必须是英国的政治家。可是他们所怀疑的,是印度方面的考虑是否曾以其全部分量放上帝国的天平。自一八七三年以来,在这些西藏事务上,任何一种考虑所受的重视都超过了印度方面的考虑,结果是,这些事务至今仍拖延不决,同三十七年前一样不能令人满意。
以上是现行制度的若干缺陷,可是,若对所谓弊病提不出补救的办法,批评也就没有多大用处。我谨提出的主要补救办法是:议会的监督固然必须始终存在,但行使这种监督,应当少用那些多事而有害的质询,多用充分的辩论;在印度事务上,两院的辩论总是表现出极大的明智、庄重与克制。这样的辩论,即使对英国行政官员的工作有所批评,也是在帮助、鼓励和教育他们,而不是掣肘他们,也不会损害他们所应担负的那份责任——要把印度治理好,这份责任就该由他们来担。这样的辩论能让偏执之徒各安其位,让周全的常识和处理大事的丰富经验发挥应有的影响。英国公众对其议会代表大概也不过期望这么多。他们很可能十分愿意给予他们在印度的代表更大的自由,而并不希望他们的议会代表在琐碎问题上不停地狂轰滥炸,给印度事务大臣施加压力,以致助长他本来就可能有的那种越来越多地干预印度行政细节的天然倾向。
如果这真是英国人民的愿望,那就不妨给予总督、各省副总督和边疆高级官员宽得多的自由裁量余地,并对他们的意见表示更多的尊重。如果任事者滥用了这种余地,可以申斥他们,就像我曾受到申斥那样,或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惩处他们。如果现任的人不够好,不足以托付责任,那就可以设法派出更好的人去。竞争考试并不是为印度选拔统治者的唯一办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没有理由不让印度得到同去白厅或威斯敏斯特的人一样好的人才。可是,谁也不能当真相信,英国人民的愿望竟是要放弃信任现场的人这一原则,或者要挫伤他们的代表的责任感。
我要在这里再次指出,这条原则,英国政府尽管宪制上有种种不完善之处,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都贯彻得充分得多。然而,要使这条原则运作良好,这些人同他们在英国的上司之间,必须有比现在密切得多的关系。在印度的人和在英国的政客必须彼此更加熟悉,彼此更加信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提出几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有志于主管我们这个最为复杂的帝国事务的政客,不妨像我们的王室那样,在一生的某些时候作一番努力,亲身去了解帝国各重要部分的当地情况。如今交通迅捷方便,乘火车在印度走上一个星期,也比根本没见过印度要好。一个人哪怕你只见过他两分钟,你也会理解他,尤其会关心他的所作所为,远胜于你从未见过他。如果要求所有印度事务大臣在进入印度事务部之前都到过印度是不可能的,那么印度事务大臣在任期间去印度访问一次,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我知道,反对的理由又多又大,可是这些理由总不会比反对现行制度的理由更多、更严重。张伯伦先生访问南非,使他本人和那个自治领都得到了益处,这个先例很值得考虑。
但是,如果这是完全办不到的,那么与之相应的另一个设想——总督在五年任期内至少回英国一次——总不至于全然行不通。一艘快速巡洋舰在十二天之内就能很轻松地把他送回国或送回任上,而得到休息、当面会商的好处,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驻开罗的总领事每年都回国一次。
比这两条建议都更切实可行、也许也更有用处的是:印度事务部现在一半由从未到过印度的官员充任,一半由再也不会回印度去的官员充任;不如让它完全由既到过印度、又将回到印度去的官员——即在职的印度文官——来充任。目前印度事务部由英国本土文官和退休的印度官员组成。所需要的是一涨一落的潮汐——一股强劲而新鲜的水流在英国与印度之间往来奔流。让人在印度一待就待得太久是不好的,让一位对印度一无所知的印度事务大臣身边围着一群要么从未见过印度、要么已永远离开印度的人,也是不好的。况且,如果印度事务部里都是在职的印度文官,印度事务大臣对印度各文官系统的人员就会比现在熟悉;而在印度文官这一方,也会渗入一些熟悉英国情况、熟悉在伦敦困扰印度事务大臣的种种特殊难处与影响的人。
另一个可以改进的方面,是英国的政客应当多花些力气,去见见那些在印度任职、休假回国的人。莫莱勋爵在这方面所做的,远远超过任何一位印度事务大臣,他在这方面的礼遇深受赞赏。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值得其他印度事务大臣效法并加以发扬;如果英国的政客能把在印度的文官看作不只是一些办事员,那就好了。有一位成功地治理过印度一个大省的副总督对我说,他确信他们把他看作一个办事员,因为他们对他总是「客气得要命」。
尤其是在眼下,那些正在印度身居高位的人回到英国时,也应当受到重视,得到推举。旧日的东印度公司在这方面向来煞费苦心,他们认识到,让自己的代理人为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熟知,并有机会赢得他们的信任,是何等重要;也认识到,为了在印度有效地履行职责,这些人应当具备在英国受到公开高度承认所带来的威望。这一点在今后将格外重要。由于种种原因,印度文官系统的威望一直在下降,而恰恰在此时,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理所应得的全部威望。寇松勋爵在同基钦纳勋爵的争执中被抛弃,班菲尔德·富勒爵士在东孟加拉叛乱初起时力图镇压却被抛弃,这对总督职位和各省副总督职位都是沉重的打击,必须加以弥补。
最后,无论是在印度国内地方官员同上级之间,还是在印度同英国之间,都还大有余地进行充分得多的当面交往。交通的便利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再拿西藏这件事来说。在导致派遣使团的那一长串往来公文的全部过程中,本可以派一位对当地情况和印度政府对这些情况的看法都了如指掌的印度官员,前往北京、圣彼得堡和伦敦,把印度方面和当地的看法摆在我国驻外大使和英国本国政府面前,再听取中国、俄国和帝国方面的看法,最后把帝国政府就此所作的决定带回来;由他来解释这一决定,效果要比书信和电报好得多。除了能把手头的问题解决得更好之外,还有一层好处:这样派出去的印度官员会得到一些全面的历练,这在今后的场合是很有价值的。
通过所有这些办法,那种亲身的、密切的接触就会增多,而唯有这种接触才能产生相互的信任。目前,在印度的人觉得英国的政客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仿佛在他们能证明自己无罪之前,他们都是有罪的。从英国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强有力的鼓舞。他们要承担任何国家都未曾承担过的最伟大的帝国事业,却被远方那些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批评者弄得心灰意冷。这样的情形显然需要改善,这几条建议或许能在这方面起些作用,使英国的政客更有可能对现场的人给予信任——这是英国治理她那块伟大的属地所应依据的根本原则。
不过,这一切都是机构方面的事。我之所以先谈它,是因为依我看来,正是由于机构有缺陷,我们在西藏的政策目标才没有达到。现在该来考察一下我们自一七七三年以来在那里所作努力的结果了。
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终于发现西藏人渴望同我们睦邻相处,甚至渴望同我们结盟;可是,一方面是俄国人的作为,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作为,再加上英国国内的冷淡,妨碍了我们同西藏人亲近到他们如今所希望的程度。事实证明,西藏人并不真是我们原先所以为的那种闭关自守的民族。他们生性好交往,好客,善于经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看得很紧,但只要宗教不受触动,他们是很乐意建立政治关系、进行社会交往和开展商业往来的。目前妨碍睦邻往来的,是中国人的猜疑。有理由认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向西藏人灌输了闭关自守的观念。无论如何,如今他们显然是在把我们隔开。而我们原本用来防止中国人插足于我们和西藏人之间的种种手段,又因为俄国人的猜忌而被夺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不在春丕,在拉萨也没有派驻官员。中国人担心我们会吞并西藏,进而在四川向他们施压;俄国人则担心,我们若在达赖喇嘛那里取得压倒性的影响,就可能用来损害他们现有的和将来的佛教臣民。因此,两国都在阻碍我们同西藏人建立密切关系,而如今西藏人对这种关系的渴望甚至比我们还要殷切。
简单说来,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局面。在为今后的行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我们在西藏究竟想要什么。
许多人说,我们什么也不想要。他们的理由是,西藏人住在一道巍峨的雪山屏障后面,我们最好别去招惹他们。有些人甚至说,我们在一九〇四年用武力进入西藏,实在是一桩罪过。在下院,这次使团被称为「一次不光彩的小规模袭扰」,甚至当时的反对党领袖在使团圆满结束之后还说,它「降低了我们的威望」。因此,在着手考察我们究竟想要什么之前,我先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想要什么,以及一九〇四年的拉萨使团本身是否有什么罪过。
我认为,以任何方式强迫西藏人这样一个民族都是不道德的,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人们不自觉地藏在心底的假定:西藏离印度之远、同印度相隔之甚,就像它离英国一样;它是某个遥远而无法进入的国家,除了好管闲事的冒险家,谁也不会想进去。于是他们认为,我们特意去干涉一个只求别人不来打扰的民族,纯粹是肆意作恶,别无其他——或许还要加上愚蠢透顶,白白浪费人命和金钱。我深信,这种看法出自身在英国的人对现场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在帝国边疆以这种据说是邪恶的方式行事的人,说到底同他们是骨肉同胞。这些人在英国出生,在英国长大,天性大概并不比一个普通的议员更为邪恶。
我已经说明,无论西藏离英国多么遥远,它离印度并不遥远;恰恰相反,它同印度接壤,边界绵延一千英里。俄国的边界离西藏最近处也有几百英里,可它却能对这个国家抱有如此实际的关切,以至于我们在西藏人问题上每走一小步,它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那么,我们也有必要关心这个国家,难道不是很有可能的吗?如果俄国人和我们都对西藏抱有实际的关切,都觉得有必要为它进行相当尖锐的外交交涉,那么很可能,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只是出于好管闲事、无聊的好奇或喜好冒险,在这种关切的背后,必定有某种实实在在的必要。
我想,读过前文的人一定明白这种必要是什么。西藏固然被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同印度隔开,可是两国的居民之间也确实存在着联系和往来。西藏并不像大洋中的孤岛那样与世隔绝。印度的居民和西藏的居民一向彼此联系、彼此往来。正是由于有必要使这种往来规范化、协调起来,并把它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我们才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关切。
让我把这一点说得更切近一些。假定在苏格兰偏远的高地,住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宗教得自英格兰,他们一向崇敬坎特伯雷和约克这两座圣城,常去朝拜;他们惯常到珀斯郡来做买卖,偶尔也到格拉斯哥和邓迪;他们沿着格兰扁山脉放牧牛羊;他们同低地的人通婚。再假定这个民族说,他们只想在偏远高地的自己家乡里过自己的日子,不让任何外人进来,那么我们会说,我们能够同情和理解这样的愿望,尽管考虑到他们自己想什么时候到苏格兰低地和英格兰来就什么时候来、占尽了便利,这种愿望确实显得有些片面。为了这些低地人和英格兰人的利益,我们或许会派几名使者去见这些高地人,就像黑斯廷斯派波格尔和特纳去见西藏人那样,试图以友好的方式说服他们接纳我们的商人,使双方都得到好处。可是,如果他们强烈反感,我们大概会对自己说,只要他们不来烦扰我们,我们也就不去烦扰他们,任由他们在高地上与世隔绝。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来烦扰我们了,整个局面难道不就变了吗?如果有一天他们一万人开下山来,在珀斯丘陵上修起一座堡垒,赖着不走,我们对于不去招惹他们的想法难道不会改变吗?如果除此之外,他们拒不接受我们的信函,却派一名使者带着信去见德国皇帝和德国宰相,我们对于尊重他们闭关自守的想法难道不会进一步改变吗?那位宰相或许会解释说,给他的信只是问候他的身体,同德国皇帝之间的事务「纯属宗教性质」;可是我们照样会认为,现在是该行动起来,同这些高地居民达成某种切实谅解的时候了。我们会对他们说:「你们完全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够好客、不够睦邻;可是如今你们已经开始来烦扰我们,又同我们的对手往来,我们就必须同你们达成明确的谅解。」
可是,假定我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可以达成谅解的人,假定我们派去的使者,带着一支刚好足以保护他深入这些荒野地区的卫队,到了他们边界内的第一个地方,却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交涉,信件也被退了回来;那么,正当的做法难道就是把他召回国,并且说:既然除了使用武力我们已无计可施,而使用武力是罪过,我们就必须放弃整件事,不管他们给德国皇帝写了多少信,也不管高地人是否排斥我们的商人、侵占我们的牧场、推倒我们的界桩?我们或许会说,这件事得不偿失,为了达成谅解,用武力把使者一直送进高地的腹心,耗费那么多钱财、惹那么多麻烦,是不值得的。可是,增加使者的卫队,派他进一步深入高地,命令他必要时使用武力,一直前进,直到找到某个权威足够的人,可以同他达成持久的谅解,从而使今后同邻人的往来得到妥善的规范,并消除他们同潜在对手建立不良关系的一切危险——难道真能有人坚持说,这样做有什么不正当、有什么罪过、有什么不道德之处吗?
这样做当然没有什么罪过可言。可是,这同我们在印度对西藏所做的完全一样,而我们却因此被指责降低了英国的威望。
然而,即便承认就道德而言这些行动完全正当,仍然有人会坚持说,我们使用武力会适得其反——我们想交朋友,却会树敌。这个论点确实在议会里被人用过。有人说:「你不能用武力交朋友。」对于从未离开过自己那座海岛的普通英国人来说,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们不但能够用武力交朋友,而且确实交到了。西藏人在我们一路打到拉萨之后,比以前对我们更加友好;更奇怪的是,当我们撤销马科蕾使团时,他们侵入了我们的领土,而在我们用武力派使团到了拉萨之后,他们却来寻求同我们结盟。当我们在拉萨本地同西藏人真正近距离接触之后,当他们看到自己对我们的成见是错的;看到我们虽然强大,却有节制;看到我们虽然善战,却以礼貌和尊重对待他们的头面人物——这种尊重实际上远远超过他们从同为亚洲人的宗主国那里得到的;看到我们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看到他们的商人能同我们做上极好的买卖,他们的农民不但出产卖得了好价钱,而且有大量的活可干,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便完全扭转过来,只要我动一动小指头,他们就会欣然接受我们的保护。
既然如此,我希望再也不会有人认为派使团去拉萨是一桩罪过或者毫无必要,并希望人们会认识到,无论我们多么愿意不去招惹西藏人,实际上都是办不到的。那么,如果印度和西藏之间必须维持某种关系,我们显然想要的,就是使这种关系尽可能和谐。我们想买西藏人的羊毛,卖给他们我们的茶叶和棉织品。撇开贸易问题不谈,我们想确知西藏不会滋长出什么可能在我们边境上引起骚乱的敌对势力。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全部。贸易本身价值不大,但就其现有的规模而言,也值得一做。我们无意吞并西藏,我们已经明确宣布既不吞并,也不设保护国;可是我们确实希望那里安定,希望消除任何会引起不安的势力。混乱生混乱。拉萨不稳,尼泊尔和不丹就不宁。因此,我们想要的,是西藏秩序井然,并有某种办法防止混乱发生。
在拉萨使团之前,俄国的影响——未必是俄国政府有意施加的,但毕竟存在——是扰乱的因素;如今则是中国的影响,它超出了正当的范围,而且施加得既不明智又过于严酷。这两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在我们东北边疆一带造成一种不安、躁动和紧张的情绪,迫使我们集结军队、提出外交抗议,还可能需要我们永久增加这一边疆的驻军。这就是我们必须应对的实际问题。
怀有敌意的俄国影响,我们已经不再有理由担心。俄国不但向我们保证,它无意也不愿在政治上干涉西藏,而且它的整个政策走向如今都是朝着东欧,而不是朝着印度。局面确实已经大为改变,所以我要说,在今后的岁月里,俄国在西藏与我们合作而不是同我们作对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我相信,总有一天,英国和俄国的领事会一同驻在拉萨,就像在喀什噶尔、奉天以及中华帝国几十个别的地方那样。
剩下的,就是有必要防止中国的影响以造成混乱的方式施加出来。中国在西藏的影响,只要对我们是睦邻的,对西藏人不构成刺激,我们就没有理由介意;事实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影响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从未对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提出过疑问,在同西藏人打交道的任何场合,这种宗主权一向得到承认,今后也会得到承认。这种宗主权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只要它不被用来与我们为敌,或者不以那样笨拙的方式行使以致在我们边境上造成混乱,我们大可以对它的存在感到满意。中国人是好邻居;就取道西藏入侵印度而言,我们用不着害怕什么黄祸。因此,如果中国人确立为西藏的有效宗主,能够在那里维持秩序,并以友好的方式同我们合作,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翻看一下我们在拉萨谈判的经过就会知道,我自始至终都是同驻藏大臣合作,从来没有撇开中国人而直接同西藏人打交道;当我怀疑西藏人有意这样撇开中国人时,我就同时向中国人和西藏人发话。此外,离开拉萨时,我把我随带的礼品中的八支或十支连发步枪送给了驻藏大臣,而一支步枪也没有送给西藏人。我对局势的估计是:我们所有的任何影响,都应当用来维护驻藏大臣的权威和地位。我们驻在春丕,就能比中国人更便当地施加实力上的压力;中国人驻在拉萨本地,就能比我们更便当地施加个人的和道义上的压力。我们双方合作,就能管住西藏人。他们极其幼稚愚蠢,在实际事务上又极其顽固。我当时认为,如果我们和中国人合作,像驻藏大臣和我在一九〇四年在拉萨那样,我们就能使三方——西藏人、中国人和英国人——都保持和睦的关系。
可是,当中国人的作为非但没有维持秩序,反而制造了动荡,当它搅乱了所有的边民,迫使我们集结军队以稳住边疆的时候,我们就有必要进行干预了。而中国人近来的作为正是如此。除了阿富汗人,我还没见过哪个民族在对待一个被统治的种族时,像中国人这样笨拙而惹人恼怒。他们的傲慢和他们所招致的仇恨,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被曼宁注意到了。对于那里的人民,他们长年松懈、冷漠、傲慢轻蔑,从不打算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却又时不时来一阵突如其来的猛烈举动。赵尔丰的手段已经遭到他本国同胞的弹劾;且不论他是否使用了诈术、是否斩杀了俘虏,单是他命令巴塘的西藏人蓄发辫、穿长裤的规定,他下令摧毁喇嘛教的种种措施,以及他吞并德格,都势必激起整个喇嘛教世界的愤慨。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僧侣的权力需要打破,因为它已经成了人民的祸害和累赘。我所怀疑的是,中国人的做法是否得当。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与其说是换来了安宁,不如说多半会在今后许多年里激起西藏人和蒙古人的不满。我们自己的胜利已经使西藏本部的西藏人就范。桀骜不驯的达赖喇嘛被迫出逃,中国人掌握了局面;尤其是在我们撤出春丕之后,他们已经用不着担心我们了。即使有了这些便利,他们仍在西藏推行这种积极的政策,把达赖喇嘛赶出拉萨,把宗主权变成主权,实际上把西藏从一个土著邦国变成了中国的一个行省;这在我看来表明,他们无论在外交上多么精明,却缺乏政治上的远见,他们的作为在我们边境上引起的多半是混乱而不是秩序。
这样一来,问题就归结为: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防止中国人的作为造成混乱。我虽然不赞成我们过去几年的政策,但我承认,它如今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立场。我们对中国人一向极为迁就,尤其是在撤出春丕河谷一事上,当时他们可以要求撤军的条件并没有满足。如果说我们有错,那也是错在我们一向应当偏向的那个方向——和解与宽宏讲理的方向。因此,我们是有立足之地的。站在这块地上,我们必须设法回到一九〇四年拉萨的那种局面:那时有泰任驻藏大臣,唐绍仪、张荫棠和赵尔丰都还没有登场。
可以设想,中国人眼下这阵冲劲不会持久。它花费浩大,而中国人负担不起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最想要的是「保全面子」。西藏人多年来一直藐视他们,中国人想踢他们一脚。如今他们已经踢了,面子也保全了。我们要做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再往前走,显然会同我们发生令人不快的冲突。这甚至可能迫使我们再去一次拉萨。我们去过一次,就能再去一次。因此,我们应当能够让中国中央政府明白,要使他们的边疆得到安宁——说到底,这对他们比对我们更为要紧——最好的办法是派一位有泰那样的驻藏大臣去拉萨,而不是派张荫棠、赵尔丰那样的人。只要中国人表现出愿意同我们合作,我们多少年来一向表示愿意同他们合作;而且我们同他们一样,关心他们的面子能得到妥善的保全。如果他们派一位驻藏大臣去,大体授意他同我们「好好相处」,西藏就会安宁,而他们的尊严也丝毫不受损。在我们这一方,为了确保事情顺利进行,我们可以派边疆上的某位官员去北京或成都,同我们驻中国的代表商谈,弄清楚症结在哪里,并领教一些同中国人打交道而避免摩擦的门道。或者,也可以由驻中国的某位领事官员来访问我们的商埠,向印度政府提出建议。总之,在敦促中国中央政府让派往西藏的中国官员采取更为和解的态度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尽力消除地方上一切不必要的摩擦根源。
至于西藏人,我们的难处始终在于:既要同他们保持直接关系,又不能妨碍中国人始终应当拥有的那种正当而可取的权威。中国人在一八八六年完全无力让西藏人撤出哲孟雄,在一八九〇年又无力促使西藏人遵守他们代表西藏人请我们同他们订立的条约,因而丧失了充当同西藏人交往的唯一媒介的权利;而我们在一八八八年和一九〇四年被迫付出的代价,则使我们取得了同西藏人直接交涉的权利。
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用心维持这种直接关系。接触或许可以轻淡,但决不应任其中断,因为我们有许多例子表明,一旦我们被迫同某个民族建立了关系,随后又撒手不管,任其退回与世隔绝的状态,就会结下怨恨,彼此疏远。西藏人希望保持他们自己所说的同我们直接交往的权利,保持这种权利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西藏人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得到我们的支持,这是一个更为微妙的问题。我们这些同他们打过仗的人,在这方面大概愿意比那些从未同他们有过亲身接触的人走得更远。我们同他们堂堂正正地打了一仗,事后又成了朋友。因此,我们总希望看到有一只引导和保护的手伸向他们。尤其令我们耿耿于怀的是,在我们把他们打倒之后,趁他们还没爬起来,中国人竟上前去踢他们。西藏人强盛的时候,中国人什么也没做。即使在他们倒下之后,只要我们还在附近,中国人也没有碰他们;直到我们离开春丕之后,才开始踢。我自己实在看不出,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然而,有一点我们是可以坚持的,那就是:一个有效的西藏政府仍应当维持下去——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同西藏人和中国人所订条约规定的方式同这个政府交涉。这正是爱德华·格雷爵士根据莫莱勋爵的建议,在一九一〇年二月向中国政府力陈的;他同时提醒中国政府,同西藏人订立的拉萨条约是经过他们批准的,因此我们有权期望西藏政府得到维持。中国中央政府自己也向我们保证,他们无意干涉西藏的地方自治;为了维持我们边境上的秩序,我们很有必要确保这些意图得到落实。我已经承认,西藏人确实需要在一定限度内受到管束。他们一向十分桀骜不驯,必须料到会被追究。可是,当中国人不只是维持秩序,而是把达赖喇嘛赶出他的首都,废黜他,夺取他的政府,在全国驻扎军队,亲自主持行政,那么他们就只会在我们边境上引起普遍的不满和不安;单从利害的角度看,我们此时进行干预也是正当的,正如土耳其人企图把他们的宗主权扩大到正常限度以外时,我们曾在埃及进行干预一样。
至于干预的方式,我自己的意见是坚决主张派一名英国官员到拉萨本地去。西藏人自己就曾提出过这一请求,所以在这方面并无困难;而拉萨又在中华帝国境内,所以中国人如果希望被人看作一个稍有文明的强国,在他们那一方也不应有什么异议。正是在拉萨,一名英国官员最能有效地向中国人说明,他们的行动超过什么限度我们就不可能容忍;也正是在那里,他最能使西藏人明白,我们只能在什么范围之内同他们发生关系、给予他们支持。这样一名官员如果能在前往拉萨之前先去一趟北京和伦敦,他就应当能够把西藏事务安排在一个适合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至于风险,既然我们在江孜驻有官员,那还不如派一名去拉萨。
无论这件事办不办,依我看,我们都应当改变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整个态度。我们不应指望靠着回避同这个民族发生任何关系来求得安宁,而应当主动出面,求得更多的亲近。我们应当用更有效、更可靠的办法求得安宁,那就是有意识地利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手段,保持并增进同西藏人的接触。前一条路线,我们已经下大力气试了三次,都失败了。后一条路线,我们也试了三次,每一次都成功了。我们撤销派遣马科蕾使团,寄希望于中国人和西藏人的体谅,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克制和耐心,只换来了哲孟雄之役。一八八八年以后同样的克制,只换来了一九〇四年的武装使团。而一九〇四年以来想尽量少同西藏打交道的愿望,到头来却导致军队再次在我们边境上集结,导致向北京提出抗议。我并不是说不应当表现出克制、节制和耐心。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证明我相信这些品质的效力。我的论点是:节制也要有节制,克制也要有克制;那种顽固地决心不同西藏打交道、或尽量少打交道的态度,恰恰招来了我们想要避免的东西。反之,每当我们向前迈步,努力同西藏人接触,了解他们,也让他们了解我们,结果总是局面更加安定。十八世纪波格尔和特纳的使团之后,以及一九〇四年的使团之后,我们同西藏人之间的感情都明显改善了,这一切都趋向于我们最希望的边疆秩序井然。更密切的接触、更亲近的往来,除了是更合乎人道的办法之外,还会减少而不是增加出事的危险。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年在拉萨有一名代表,甚至只要我们驻江孜的商务委员能够前往拉萨,眼下的麻烦本来是不必发生的。我知道英国官员凭着个人的影响力能够办成什么事,所以我相信,去年冬天如果鄂康诺少校、格登少校、杜少校,或者在印度可以找到的十几位类似的官员中的任何一位在拉萨,他一定能把这场麻烦消灭在萌芽之中。这并不是靠给西藏人毫无保留的支持去对抗他们正当的宗主,而是靠坦率地告诉他们,超过什么限度,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我们、俄国人或任何别人的支持;同样,也让中国人明白,有一个界限,他们若企图越过,我们就不得不提出抗议。他会是西藏人的朋友,也会是中国人的朋友;作为双方的朋友,他会使双方彼此成为朋友。
所以,我主张在西藏也像在别处一样实行前进政策,不过我所说的前进,并不是指一种侵略性的、好管闲事的政策。我指的毋宁说是一种向前看、着眼于未来、既有远见又有深谋的政策——一种积极、灵活、能随机应变、能主动出击的政策。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政策:它承认,伟大的文明强国绝不可能永远无视和漠视其边境上的半开化民族,而必然要同他们建立往来,并逐步使之规范化,因此应当抓住时机,使这种往来更合乎人道,并通过促进睦邻交往,把与世隔绝、冷漠疏远和互相隔阂必然带来的战争危险减到最小。正因为我们是岛民,我们才如此根深蒂固地拥护孤立。可是这样做,我们是在逆世界之大势而行,从长远看,必定要吃亏。
如果要我把这样一种前进政策的精神化身为一个人,我会选择已故的爱德华国王。他把英国从「光荣孤立」中引了出来;同样,我也要力主把我们从印度的孤立中引出来。他在欧洲所用的手段,同样适用于亚洲。一切的根本,是同样宽广而慷慨的仁爱、同样博大的胸怀和丰沛的同情心;是同样得体的警觉,是同样孜孜不倦地努力去了解我们的邻人,并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我们。是同样对朋友坚贞不渝;尤其是,同样要有那种勇气和主动精神——正是这种勇气和主动精神,促使爱德华国王在他第一次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时,走进法国民众之中,驱散原有的敌意,单凭他个人的风度赢得了他们的心。
这就是我为西藏、也为整个边疆所力主的前进政策——以有远见的主动去驾驭事态,而不是消极被动、任由事态驾驭我们;以人格的力量代替纸笔;以亲近代替孤立。
第二十五章最后的感想
「那股奇异的力量曾经屡屡驱使英国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前推进,如今看来又一次发生作用了,」《旁观者》周刊在一九〇四年五月写道,「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英国政府还是英国人民,都不曾想要前往拉萨。」
这番感想当时受到别的报刊批评,说它带着几分伪善的味道。有一家报纸说,文中只字不提总督,而显而易见,「这次进军完全是寇松勋爵无端多事之举」。伦敦另一家大报则把整个行动归咎于「那一小撮搞阴谋的官员的图谋」;它说,「这次袭击是作为前进政策的一部分而策划、而一手操办的,而前进政策向来是印度和帝国的祸患」,又说这次行动「所依据的,是图谋不轨的官僚们所编造过的最琐屑、最牵强的借口」。
这件事值得深究一番。官僚们——想来我也算其中一个——再痛切不过地知道,人们归在他们名下的那种权力,他们连十分之一也没有。他们当然没有办法叫整个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我有时倒真希望他们有这种本事。把如此神奇的权力归给他们,同以为喇嘛们控制西藏人和蒙古人只靠诡计和欺骗一样,都是浅薄之见。官僚也好,僧侣也好,背后必定有某种比阴谋和诡计强大得多的东西。问题是:那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我们?是否真像《旁观者》所说的,有某种奇异的力量在驱使我们向前?倘若如此,它又要把我们驱向何方?
这些问题并不只适用于西藏一事,而是适用于整个大英帝国;也不只适用于大英帝国,还适用于俄罗斯帝国、中华帝国、日本帝国;适用于在东京、安南、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法国人,在菲律宾的美国人,在小亚细亚的德国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奥地利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触及事物的根本。因此,像我们这样讲求实际的民族,很值得把它们审视一番。
凡是一国进入另一国领土的种种事例,人们都把这种推进归咎于官僚的阴谋,或是工于心计的政客的狡诈图谋。德国人向巴黎推进,人们便归咎于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式图谋;奥地利人公开宣布他们对波斯尼亚的主权——那本是既成事实——人们便相信埃伦塔尔男爵蓄意策划了什么诡计;法国人想在摩洛哥确立优势,德尔卡塞便被指控为图谋对付德国;英国人辛辛苦苦地整顿埃及的事务,人们便说克罗默勋爵存心要永久占领那个国家;而我们向拉萨推进,寇松勋爵便被指控对西藏怀有官僚的图谋。
举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一八七〇年德国入侵法国。直到今天,人们仍把这一行动归于俾斯麦亲王的蓄意图谋,并把他篡改埃姆斯电报的故事看作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早已存心要冷酷无情地对法国开战。然而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政治家卡尔·舒尔茨的回忆录出版了。舒尔茨原是德国臣民,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者;书中记述了他在普法战争之前同俾斯麦的一次很不寻常的谈话〔注一〕。俾斯麦用一种十分认真、沉重、近乎庄严的语气对舒尔茨说:「不要以为我喜欢战争。我见过的战争已经够多,足以让我憎恶它。我亲眼看到的那些可怕景象,至今折磨着我的心。凡是可以避免的战争,我决不会同意,更不会去寻求。但是同法国的这一仗必定会来。它将是法国皇帝强加给我们的。」埃姆斯电报确实是「改过」的,但是一个官僚对一封电报仅仅作些删改,单凭这一点决不可能引起一场战争,更不用说一场胜利的战争了。我们读到,威廉国王从埃姆斯回到柏林时,四面八方迎接他的民众热情如此迸发,使他完全愕然,他这才渐渐明白,这场战争实在是人民所需要、所渴望的一场民族战争。俾斯麦所做的,不过是表达了人民的感情,把它化身于自己而已。而且在一位法国作者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提到拿破仑三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承认,一八七〇年是法国政府先挑起了事端。
(原注:《卡尔·舒尔茨回忆录》,第三卷,第二七二页。)
就英国人而言,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一次又一次被迫向前推进,违背了我们深思熟虑的愿望和意图。我们之在印度,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北海中一个岛屿上的居民,在要绕道好望角航行六个月才能到达世界另一端的年代,在岛民们正同海峡对岸强大的邻国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年代,绝不可能存心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统治两亿人口的帝国。「国际上的考虑」、「更广阔的视野」、「帝国整体的利益」,凭良心说,本应阻止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统治。然而,尽管有这一切考虑,尽管英国一再发出严令,尽管派出一任又一任总督去制止进一步的侵略,英国的统治终究还是扩展到了整个印度。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从来没有打算、甚至从来不曾想要取代莫卧儿皇帝。出于纯粹而赤裸的自身利益,他们曾竭尽全力不去触动旁遮普的锡克人,正如他们如今拼命不去触动阿富汗人和边境部落一样。可是他们终究取代了德里的莫卧儿王朝,吞并了旁遮普。
把这一切都归于工于心计的官僚,是荒谬的。这一切背后,必定有某种比官僚更大的东西。就西藏而言,向拉萨推进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寇松勋爵的竭力主张,没有他,这件事还要推迟若干年才会发生;但是,若以为单凭他的言辞,或者单凭他的言辞再加上怀特先生、我本人和另外几个官僚的意见,就能压倒英国内阁深思熟虑的愿望和意图,那显然是荒谬的——何况当时内阁面对着一个反对党,而随后的大选表明,绝大部分舆论是站在反对党那一边的。寇松勋爵是一位极有魄力、极有才干的人,对他所拥护的任何主张都全力以赴,但即便是他,若背后没有某种强大的驱迫力量,也不能叫一届英国内阁改变主意。
再看看莫莱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西藏这件事上的情形。没有谁比他们更不愿意干预西藏了。他们上台时,有国内的压倒多数支持——这个多数在投票时,西藏问题本身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无论在议会还是在国内,都无需惧怕反对派。他们对中国的愿望和中国的手法表现得极其顺从、极其迁就。我们有权要西藏人支付赔款,但是我们没有坚持这一点,因为中国人承担了代为偿付。我们有权占领春丕谷,直到各商埠切实开放满三年为止。各商埠并没有切实开放——我们的商务委员甚至报告说,它们实际上是切实关闭着的——但我们又一次不愿坚持,于是春丕谷,这个保证条约得以遵守的唯一实质担保,就撤出了。我们还在一项明确的条约中承诺「不占并西藏境土,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就连斯文·赫定这样的旅行家,我们也不准他越过我们的边界进入西藏。凡是我们能做到的避免干涉、避免刺激的事,我们都做了。而且,搞阴谋的官员在印度已经踪影全无。寇松勋爵已经离任,怀特先生和我已经退休,鄂康诺上尉在波斯,外务秘书也换了新人。然而,同使团当初出发时随行的兵力一样多的部队,却被调到了边境,随时准备开进西藏。如果像莫莱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这样的人尚且如此行事,难道不可以推断,官僚们也是被某种奇异的力量违背自己的意愿裹挟着前进的吗?
那么,把这些推进行动仅仅归于官僚的图谋,只能算是浅薄之见。魄力和才干过人的个别人物,以及一小群人,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但要成就大事,他们背后必须有某种坚实的支撑。他们可以说是能够加强一股冲动,把它推得比没有他们时远一两步。但是若没有来自背后的推力,他们便一事无成。伟人不仅是时代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产物,这如今已是老生常谈。拿破仑倘若不是生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或许并不比罗伯茨勋爵或基钦纳勋爵更伟大。塞西尔·罗兹倘若生在大革命时代,或许就是一个拿破仑。
极有可能的是,人类事务中确实有某种奇异的力量在起作用;当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被违背意愿地驱赶向前时,与其把这种现象归于少数官员的图谋和阴谋,不如归于来自事物核心深处的某种内在的驱迫,这样更合乎情理。《旁观者》上的那段话,想必出自梅雷迪思·汤森先生的手笔,或至少是受他启发写成的。他当时是该刊的联合主编,著有《亚洲与欧洲》一书,在印度住过,毕生研究亚洲政治,而且他本人确实不赞成向拉萨推进的主张。这样一个人写到一种奇异力量的作用,这件事就值得仔细推敲。
就其本身而论,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不可能、不自然之处。就个人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有时觉得自己身上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我们常常身不由己,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冲动裹挟而去。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总有某个时候,必定感到自己内心有一种东西,叫他不得安宁,催他发而为言、见诸行事。每个人一定都曾在内心深处体验过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时时化为强劲的精神之泉喷涌而出。某种内在的必然驱策着我们前进——种种渴望、梦想、抱负,大到永远无法满足,从我们生命最深处汹涌而上。
这种内在的力量,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都感到存在于自己身上,我们也觉得它一定在周围的别人身上起作用。我们还进一步感到,我们并不是各自分离、孤立的一眼眼间歇泉,而是连在一起的,受某种共同的、内在的、隐秘的驱力和冲动所推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的行动中心,但我们都从同一个本原、同一个生命的源泉汲取力量。在事物的深处,在生命本身之中,我们感到有一种内在的、永恒的能量或生命的冲动——萧伯纳所说的「生命力」,惠特曼所说的「强大的、可以感知的内在命令」,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来自我们最深沉、最美好的存在之远方的冲动」——它永远向上、向外涌动,竭力要通过我们的人格表达自己。
在许多最深刻的思想家看来,这是万物之中最真实的东西——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巍然的群山也许不过是背后那真正实在的一个方面或一种表象。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通过自然而发挥作用的伟大的世界之力」,这种「世界的创造与催动的原理」,这种看不见的宇宙冲动,这种遍布每个人身上、永远竭力要展开自身的内在精神,这种脉搏与动力,这「纤维与气息」,才是那唯一的确定之物、唯一的真实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定,确实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驱使我们前进。最高的理智肯定了这一点,而直觉这个更高的向导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实际的问题是:它把我们驱向什么方向?
这一点曾以种种方式表述过——称之为和谐,称之为自由,称之为万物与万物的结合,称之为多中之一、一中之多。人们相信这股冲动所推向的方向,是更充分的个体化和更完全的结合。每个人都被驱使去更完全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但他同样感到有一种冲动,要使别人同自己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趋势,要在个体化与结合之间求得平衡,直到个人成为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完善的个人,但这只有在他们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和谐的整体时才能做到。照麦克塔加特的说法,整体的统一越紧密,部分的个性就越强;同时,个性越发达,统一也越紧密;这股冲动也许趋向更大的分化,却并不趋向分离或对立,我们同人类同胞之间的和谐,永远比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对立更为根本、更为真实。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这股冲动趋向孤立、趋向不合群或趋向分离。它的趋向似乎完全在相反的方向。
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正如《旁观者》所说,我们英国人如此屡屡违背自己的意愿被驱赶向前。正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同混乱、同抗拒结合的力量相接触时,我们才如此屡屡被迫出手干预。我们从实际经验中发现,周围有混乱存在,世界上的事情就运转不下去。我们发现,除了在大洋中的海岛上,实际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孤立。而经验在人类事务的日常运作中向我们证明,无论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秩序总得维持。是混乱的存在把我们引进了印度和埃及,而害怕我们一走混乱便会重现,又使我们留在那里。是预见到俄国势力可能造成的混乱,把我们引进了一九〇四年的西藏。也正是预见到中国的行动可能引起的类似混乱,才使连一向主和的莫莱勋爵也在一九一〇年批准在西藏边境集结部队。在这些事例中,没有一次是我们真正想要干预的。我们曾打算不加干预,而且公开、郑重地宣布过不加干预的意图,或者说,即使不得不干预,也要立即撤出。但是那股冲动还是来了。不知怎么的,我们不得不干预;不知怎么的,我们不得不留下。不仅我们发现如此,别的大国也发现同样的情形。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们觉得,最扰乱他们的愿望和意图的,莫过于同一个软弱而无秩序的民族相接触。他们多年试图对这样一个民族的存在置之不理,但到头来,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出手干预,以建立秩序、确立正常的关系——事实上,他们是被驱使去建立最终的和谐,即使当时也许要借助武力。
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感到,在这类事情上有一个微妙的分寸需要拿捏。如果他们只想到秩序,而全然不顾个体化,就会发现他们为之维持秩序的那些人被驱使着起来反对他们。秩序与自由、结合与个体化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正是我们如今在印度的难处;不过不妨附带指出,在孤立、闭塞的西藏,个人所享有的自由远不如在我们这些外族人统治下的孟加拉;在印度,土邦里的自由也不如英属省份,因为我们在印度,正如在埃及一样,力求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给个人以尽可能多的余地。
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驱使我们前进,它推动我们走向自由与联合,或者说经由其一而达到其二——那么,作这样的设想是合乎情理的。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不只是随着一种趋势随波逐流,而是被一股强劲的冲动驱赶向前。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被这样推动的方向,本身显然是美好的、可取的,与其固执地横身挡在这股冲动面前,我们何不更明智些,把整个身心投入其中,沉浸其中,让它把我们浸透,再运用我们的智慧,给这股普遍的推动力以切实而明确的效果呢?
在西藏,在阿富汗,在我们整条边境上,与其助长孤立、默许闭关、纵容不睦邻,何不全心全意地顺应那伟大的世界冲动,走向越来越亲密的联合,同时伴以日益增长的自由?独立,我们固然可以尊重,但孤立就未必了。个性,我们可以让它尽情发挥,但不合群就很难容许了。
再者,既然认识到强劲的冲动意味着流动与变化,因而我们永远不能指望一劳永逸,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对各种协定和条约越来越少寄予信心,而越来越多地信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灵活而能变通,在细节上随时准备改变,却能使人与人之间根本的情谊日益加深、日益牢固?正是通过人格,个性才得以发挥,结合才得以促进,和谐才得以达成。正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猜疑才得以消除,嫉妒才得以融化,偏见才得以化解,各民族才得以团结。西藏条约是好的;可是在拉萨派驻一名代表,岂不更好?
附录一 英中关于哲孟雄与西藏的条约(一八九〇年)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兼印度女皇陛下,与大清国大皇帝陛下,诚愿维持并永固两国现有之友好亲睦关系;又因近来所生事端,有扰乱此项关系之势,宜将哲孟雄与西藏边界之若干事宜明白划定、永远议定;是以大英女王陛下与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决定就此事订立条约,并为此各派全权大臣如下: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陛下特派:印度之星最崇高勋章大司令、圣米迦勒及圣乔治最卓越勋章大十字骑士、印度帝国最卓越勋章大司令、印度总督、兰斯敦侯爵亨利·查尔斯·基思·佩蒂·菲茨莫里斯阁下;
大清国大皇帝陛下特派:钦差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升泰阁下。
两全权大臣会晤,互相出示全权文凭,查明均属妥善,议定条约八款如下:
第一款 哲孟雄与西藏之边界,以山脊为界:凡水流入哲孟雄惕斯塔河及其支流者,与水流入西藏莫竹河并北流入西藏其他河流者,以分隔两处水流之山脊为界。此界自不丹边界之支莫挚山起,沿上述分水岭,至与尼泊尔境界相接之处为止。
第二款 兹承认英国政府对哲孟雄一邦之保护权;该邦之内政与对外关系,均由英国政府直接专管。除经由英国政府并得其许可外,该邦之统治者及其所属官员,均不得与他国有任何正式或非正式之官方往来。
第三款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政府与中国政府彼此约定,遵守第一款所划定之边界,并各自在边界本方一侧禁止侵犯之举。
第四款 关于在哲孟雄与西藏边界之间增加通商便利一事,日后由缔约两国商议,以期订立彼此满意之办法。
第五款 关于在边界哲孟雄一侧放牧一事,留待日后再行查明、另行议定。
第六款 驻印英国当局与西藏当局之间公文往来应如何办理,由缔约两国留待商议订定。
第七款 自本条约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应派会办委员二员,一员由驻印英国政府派出,
〔原书此处缺页:本条约第七款以下,以及一八九三年通商章程的前面部分,原书均缺。下文接通商章程残存的末尾几款。〕
中国驻藏大臣致印度政府之公文,由中国边界官员交哲孟雄政务官,由其从速转递。
第八款 中国官员与印度官员往来公文,须以应有之礼相待;信差往来,两国政府官员均应予以协助。
第九款 自亚东开关之日起,满一年之后,凡仍在哲孟雄境内放牧之西藏人,须遵守英国政府随时为规范哲孟雄放牧事宜而颁行之章程。此项章程颁行时,当妥为预先知照。
总款
第一款 哲孟雄政务官与中国边界官员意见不合时,各报其直属上司;上司之间如不能议结,再各将此事呈报本国政府处理。
第二款 本章程施行之日起满五年后,经任何一方六个月前知照,本章程得由双方为此所派之委员修订;委员有权议决并采行经验证明为可取之修改与增补。
第三款 按照哲孟雄西藏条约第七款,曾约定由英中两国政府派会办委员会晤商议,以期最终解决该约第四、第五、第六各款所保留之问题;兹所派委员已会晤商议上述问题,即通商、交涉、放牧三事,并经加派签署现已议定之章程九款及总款三款,且声明上述章程九款与总款三款,即为该条约本身之一部分。
附录二 英藏拉萨条约(一九〇四年)
英国与西藏条约,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在拉萨签订。
因一八九〇年英中条约及一八九三年通商章程之含义与效力,以及西藏政府依此项协定所负之责任,均已发生疑义与窒碍;又因近来所生事端,有扰乱英国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素有之友好亲睦关系之势;又宜恢复和平友好关系,并将上述疑义与窒碍加以解决、予以断定;是以上述两国政府决定为此订立条约。兹由荣赫鹏上校(印度帝国勋位获得者),凭大英国皇帝陛下政府所授全权,代表该政府;与甘丹赤巴罗桑坚赞,暨噶厦、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及仲都(民众大会)僧俗官员之代表,代表西藏政府,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西藏政府允遵守一八九〇年英中条约,承认该约第一款所划定之哲孟雄与西藏边界,并照此竖立界石。
第二款 西藏政府允即于江孜、噶大克以及亚东开设商埠,凡英国及西藏臣民,均可任便前往。
依照一八九三年英中协定适用于亚东商埠之章程,除日后经英藏两国政府共同商定之修改外,亦适用于上述各商埠。
除在上述各处开设商埠外,西藏政府允于现有各商路之贸易不加限制;如贸易发展需要,并允考虑按同样条件另开新商埠之事。
第三款 一八九三年章程应如何修改一事,留待另行商议;西藏政府允派全权代表,与英国政府代表议定所需修改之细节。
第四款 除彼此商定之税则所载者外,西藏政府允不征收任何其他税费。
第五款 西藏政府允将自边界通往江孜及噶大克之道路,一律扫除障碍,并修治至合于商务需要之状态;又允于亚东、江孜、噶大克,以及日后所开其他各商埠,各派西藏委员一员。凡奉派在各该商埠照料英国商务之英国商务委员,欲致西藏当局或中国当局之信函,均由该西藏委员接收。该西藏委员并负责将此项信函妥为投递,并转交回文。
第六款 英国政府因西藏违背条约义务,并因英国专员及其随员与卫队受辱、受攻击,派兵前往拉萨,以求补偿;为赔偿英国政府因此所需之费用,西藏政府允付英国政府五十万英镑,合七百五十万卢比。
此项赔款,应于英国政府随时预先知照所指定之地点交付,或在西藏境内,或在英属大吉岭县、杰尔拜古里县;分七十五年按年交付,每年十万卢比,于每年一月一日交付,自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起。
第七款 为担保上述赔款之交付,并担保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各款所订关于商埠各条之履行,英国政府应继续占领春丕谷,至赔款付清、并各商埠切实开放满三年为止,二者以较后者为准。
第八款 凡足以阻碍英国边界与江孜、拉萨两城之间自由往来之一切炮台与工事,西藏政府允一律拆毁,一切军械一律撤除。
第九款 西藏政府允,非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
(甲)西藏领土无论何部分,不得让与、出售、租赁、抵押或以其他方式交与任何外国占有;
(乙)不准任何此类外国干涉西藏事务;
(丙)不准任何外国之代表或委员进入西藏;
(丁)不得将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权利,给予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之臣民;倘允给予此项权利,应将相同或相当之权利给予英国政府;
(戊)西藏之一切进款,无论实物或现金,均不得向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之臣民抵押或拨付。
第十款 为此,议约各员签字,并盖用各自印信,以昭信守。
本约在拉萨缮就五份,时在耶稣降生后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七日,即藏历木龙年七月二十七日。
印度总督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条约批准后所签署并附于该约之声明
印度总督阁下,业经批准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在拉萨所订之条约——该约由办理西藏边务英国专员荣赫鹏上校(印度帝国勋位获得者)代表大英国皇帝陛下政府,与甘丹赤巴罗桑坚赞,暨噶厦、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及仲都(民众大会)僧俗官员之代表,代表西藏政府所订——兹特施恩,饬将西藏政府依该约第六款所订、为赔偿英王陛下政府派兵前往拉萨所需费用而允付之赔款,由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并声明,该项赔款依该款所定按年交付三期之后,英国即停止占领春丕谷;但须该约第二款所订各商埠,已照该约第六款所定切实开放满三年,且西藏人在此期间于该约其他各项亦均已切实遵守。
附录三 一九〇六年续约与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
英国与中国条约
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订立。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八日送达伦敦。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伦敦互换批准书。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暨英属海外领地国王兼印度皇帝陛下,与大清国大皇帝陛下,诚愿维持并永固两国现有之友好亲睦关系;
又因西藏不肯承认一八九〇年三月十七日英中条约及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五日章程之效力,亦不肯将其各项条款切实施行,致英国政府不得不设法保全其依该约及该章程所享之权利与利益;
又因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英国与西藏在拉萨签订条约十款,并由印度总督代表英国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批准,另附英国声明一件,于若干条件下变通该约条款;
是以大英国皇帝陛下与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决定就此事订立条约,并为此各派全权大臣如下: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陛下特派:圣米迦勒及圣乔治最卓越勋章大十字骑士、驻扎中国大皇帝陛下钦差全权大臣萨道义爵士;大清国大皇帝陛下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阁下。
两全权大臣互相出示全权文凭,查明均属妥善,议定并缔结条约六款如下:
第一款 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英国与西藏所订之条约,其英文、汉文约本均附于本约之后作为附件,兹予以确认,惟须照该约所附声明所载予以变通;缔约两国并允随时设法,以保该约所列各节切实履行。
第二款 英国政府允不占并西藏境土,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政府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第三款 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英国与西藏所订条约第九款(丁)项所载之各项权利,除中国外,不许他国或他国之臣民享有;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所指定之各商埠,英国得架设电线,与印度相接。
第四款 一八九〇年英中条约及一八九三年章程所载各条,除本约及其附件另有规定者外,仍完全有效。
第五款 本约英文、汉文约本业经详细校对,彼此相符;惟日后如两文约本意义有所出入,应以英文约本为准。
第六款 本约应由两国君主批准,自两国全权大臣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内在伦敦互换批准书。
英国与俄国条约(一九〇七年)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暨英属海外领地国王兼印度皇帝陛下,与全俄罗斯皇帝陛下,诚愿以彼此协议解决关于两国在亚洲大陆利益之各项问题,决定订立协定,以杜英俄两国在上述问题上一切误会之由,并为此各派全权大臣如下: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暨英属海外领地国王兼印度皇帝陛下特派:驻全俄罗斯皇帝陛下特命全权大使、枢密顾问阿瑟·尼科尔森爵士;
全俄罗斯皇帝陛下特派:宫廷侍从长、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
两全权大臣互相出示全权文凭,查明均属妥善,议定如下:
关于西藏之协定
英俄两国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之宗主权,并鉴于英国因其地理位置,于维持西藏对外关系之现状有特别利益,议定协定如下:
第一款 缔约两国允尊重西藏领土之完整,并不干涉其内政。
第二款 按照公认之中国对西藏宗主权原则,英俄两国允除经由中国政府居间外,不与西藏开议交涉。惟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条约第五款所订、并经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英中条约所确认之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当局之间之直接往来,不在此限;英国与中国在上述一九〇六年条约第一款所订各项承诺,亦不因此而有所变更。
兹明白议定:凡佛教徒,无论系英国臣民或俄国臣民,得就纯属宗教之事务,与达赖喇嘛及西藏佛教其他代表人物直接往来;英俄两国政府允各就本国所及,不使此项往来违犯本协定之规定。
第三款 英俄两国政府各允不派代表驻扎拉萨。
第四款 缔约两国允不为本国或本国臣民在西藏谋求或取得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之利权,或其他权利。
第五款 两国政府议定,西藏之进款,无论实物或现金,均不得以任何部分向英国、俄国或两国任何臣民抵押或拨付。
英俄关于西藏协定之附件
英国重申印度总督阁下所签署、并附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条约批准书之声明,即:二百五十万卢比赔款按年交付三期之后,英国军队即停止占领春丕谷;但须该约第二款所载各商埠已切实开放满三年,且西藏当局在此期间于一九〇四年该约各项均已切实遵守。兹明白议定:倘英国军队占领春丕谷,因任何缘故未能于上述声明所预期之时终止,英俄两国政府当就此事友好交换意见。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