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三年

一溯长江入华西

华西及其引人之处——入川之路——初赴宜昌未果——终抵宜昌——航行之难——宜昌的商业地位——我雇的民船、吸鸦片的船老大和船工——轮船能否上驶长江上游——青滩之险——上滩与下滩——罂粟——重庆。

就地理与民族而论，中国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西部：说地理，是因为那里的深山幽谷至今未经彻底勘察；说民族，是因为那里大片地方住着非汉民族，其中至少有一族名义上奉大皇帝为主，实则自成一统。我有幸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驻在华西，这三年间因公务之便，得以搜集当地山川人物的种种情况；如今斗胆把下面这些篇页公之于众，只盼这些资料不致令读者生厌。

这几年我在华西所作的几次旅行，其报告已作为议会文件刊印过（即《中国第一号》〔一八八三年〕、《中国第二号》〔一八八四年〕及《中国第二号》〔一八八五年〕）；但那些报告本无意付梓，只是行军途中逐日缀成的商务札记，彼此不够连贯，难以勾勒出这片偏远地域的全貌。

我亲身熟悉、并打算在本书中讲述的，是华西偏南的一带，包括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这三省本身就饶有兴味，而自从印度帝国的疆界推到中国边境、东京又被法国人并吞之后，它们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了。

通往西部的大道是长江。依一八七六年九月的《烟台条约》，位于长江北岸、距海约一千英里的宜昌开为商埠，准许外国通商和外国轮船航行；同一条约还规定，可派领事官一员驻四川重庆，察看英国商务情形。我正是为赴此任，于一八八一年十月下旬离开芜湖的。到了汉口才知道，几年来专跑宜昌的那艘轮船正在上海大修，要改造得更适于长江上游的航行；同一家公司另有一艘较大的轮船，刚从宜昌返回，因江水骤落，眼下再跑一趟的希望不大。不过汉口积压的货物甚多，公司不顾船长的反对，还是打发这艘船再度上驶；可它吃水九英尺，走了一天，便冲不过只有六英尺深的沙滩浅水，只得折回。耽搁了约莫一个月，那艘小轮船到了汉口，装货至吃水六英尺，费了好大的劲，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宜昌，全程走了八天。这一段江面，天亮开船，除非月色明朗，天黑便停航。江底尽是流沙，航道变化无常，上行时走过的水道，下行时竟被完全堵死，也是常有的事。因此须不断测量水深，行程便一再迟延。这说的只是冬季枯水的几个月；到了涨水季节，几乎毫无阻碍，这段路程五十个钟头便能走完。

选宜昌作商埠，常有人不以为然，指出下游的沙市——轮船停靠的六个码头之一——本是更好的选择。沙市确有许多可取之处，它是四川与东部各省之间帆船运输的主要终点；但统计数字清楚地证明，宜昌终究是办成功了。宜昌本地既非重要的产地，也非重要的销场，然而汇聚到这里的贸易，其净值已由一八七八年的一万八千英镑增至一八八八年的一百余万英镑。须知这还只是洋式船只所载的贸易。

在宜昌讨价还价了几天——此时已无轮船可搭——我总算雇到一条本地客船，载我和仆人、行李走完到目的地尚余的四百英里，船价高达一百八十两银子，合四十五英镑。起初要价更高，港里这一类船只有两三条，船主们串通一气来「敲」我，结果我付的钱比寻常价码多了约三分之一。长江上游的客船，一般都很宽敞舒适，通常可用木板隔成四五个小间；我是冬天出行，便装了一只火炉，靠两侧的窗户调节冷暖——这船舱其实就是搁在甲板上的一座长方形房子。好船的舱顶高过六英尺，人在里头从头走到尾都很自在。舱房正前方紧贴着竖一根桅杆，行帆、拉纤两用，纤绳穿过桅顶附近的一个绳套。桅前是一块宽阔的甲板，越往船头越窄，可容十来个桨手，夜里便改作船工的铺位。船头有一个井口，上面悬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橹杆，用绳套系在甲板上，借它可将船头迅速拨向任何方向——拉纤时要避开近岸的暗礁，或急流中纤绳崩断，全靠它，是万万少不得的。

我和船老大立的约里写明：船工七人，纤夫十五人。七名船工是：船老大；头工，也就是领江，整天站在船头，手持一根包铁的长竹篙不停地探水；舵工；三名水手；还有一名伙夫，在船头附近甲板开口处一个简陋的灶间里施展他的厨艺。

船老大是个积年的烟鬼，几乎派不上用场；我直到离开宜昌的第二夜，才发觉他有这个嗜好。我睡觉时头朝船头，半夜被一阵哭声惊醒，只见隔板缝里透进灯光。叫仆人去看出了什么事，才知道那是烟灯的光，船老大的老婆在哭，因为她男人不肯上床睡觉。我起身出去，见他直挺挺地躺在烟灯旁边，便把他塞进船尾他和老婆、两个孩子同住的那个小间里，吹灭了他的烟灯。

打这以后，凡是可能惊动我的地方，便再没人吸烟了，不过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仍常常从甲板和船尾钻进我的舱房，因为船工中还有好几个也染上了这个瘾。我屡次和船老大谈起他染上的烟瘾。一天早晨，我在岸上赶上了他，只见他走得飞快，神色颇为慌张。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天太冷，得马上备些煤，为了不耽误开船，他要赶到前面村子去买。我撇下他，继续散我的步。

在村子上游上了船，我问仆人煤装在哪里，不料他说根本没有煤上船，船老大是去补买了一批鸦片，他的存货隔夜就抽光了，一早上都馋得要死！此后好几天他都躲着我，知道自己扯的谎已被识破。烟瘾把他弄到这步田地，船和船工他实在都管不住了；每逢出了事故——这是家常便饭——他就爬上舱顶，用尖细的嗓音数落人，可头工一句「少管闲事」，就把他噎了回去。等到争吵起来，伙夫除了本职之外，还兼当和事佬，每吵过一阵，他便哼哼唧唧地央求大家消停。纤夫都在岸上、其余的人又都在甲板上忙碌时，也轮到伙夫从他的窝里跳出来，敲打桅脚下那面小鼓，给几乎总在喊声之外的纤夫们打信号。船老大和船工的口角，有时闹到不可开交。有一回，他在舱顶上一边狂风暴雨般地嚷，一边气得跳脚，跳完一通，又爬下甲板，要上岸去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接着骂，不料跳板一断，他便落下水去，船工们哄堂大笑；他随即冒出头来，活像一只落汤鸡，这一整天火气都凉透了。

纤夫也值得说上几句。除了那个唱歌的和那个潜水的，他们几乎全是身手矫健的年轻小伙子，随时愿意跳上岸去，吃饭——米饭就菜——从不超过一刻钟，也从不发脾气。唱歌的和潜水的年纪都大些。没有纤道、只好动用船桨时，唱歌的便唱起船歌，全船的人齐声高唱和声，回声在峡谷的崖壁间此起彼落。纤绳若在岸边乱石中绞住了，潜水的就脱个精光，溜下船去，游过去解救。我很可怜这个人，他爬上船来冷得牙齿打战，身子刚暖和过来，又要叫他下水了。船总在天黑前泊定，晚饭做好之前，船工们忙着支起舱顶的篾席，搭成夜里栖身之所。然后从甲板底下取出铺盖和棕垫；除了两三个烟鬼，这些辛苦劳作的汉子便倒头酣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同样的一轮苦活又在等着他们。

我就是乘着这样一条船、带着这样一班船工，从宜昌溯江进入华西的，航行了一个月，于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抵达重庆。这段旅程无须我细说。布拉基斯顿、吉尔、立德诸人都已写过各自的经历；他们描绘了雄伟壮丽的峡谷，栩栩如生；他们让世人仿佛亲耳听到了急滩的轰鸣翻腾；剩下留给我说的，只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长江上游能否行驶轮船。这个问题即将依照《烟台条约》的条款付诸试验。条款规定：「英国商民不得在重庆居住，亦不得开设行栈，俟有轮船能抵该处，再行议办。」

自从我上溯长江上游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我始终主张：从商业着眼，轮船应当试航这段水道。有人指出种种困难，我则力图说明这些困难被大大夸张了；新近成立的「扬子江上游轮船公司」看来也是同样的想法。险阻都在宜昌到四川边界之间，约一百英里；过了边界，便一路坦途，不但直达重庆，甚至可以再往西二百英里左右，直到叙府。这些险阻就是一连串急滩，枯水时节——即十一月中到次年三月中或稍晚——对本地船只极为难行，偏偏这又正是帆船最便于上驶的时候；因为一年中其余的月份，水量增加，险滩虽全被淹没，江流却十分湍急，拉纤很难，常常根本拉不动。

可见，对帆船来说几乎寸步难行的季节，恰恰是轮船可以行驶的季节，反过来也是一样。枯水时节，依我看，轮船只有一处、也仅有一处无法逾越的障碍——青滩，即宜昌以上第一道险滩。它在米仓峡东口。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底我下行经过时，滩上有三道水槽：中间的主槽，上行的帆船从不敢走；两侧各有一道支槽，与主槽之间隔着大堆礁石。轮船只能走中槽，可中槽是一道六到八英尺的陡直跌水。两侧支槽窄小，水量和落差都小得多；帆船上行时，可以贴着礁石拖过去，轮船却办不到。峡内水流很缓，船只就在滩头上方来来往往。我站在滩的西边一百码处，看着帆船一艘接一艘地消失。下行的船总是卸下桅杆，在我看来，它们仿佛正载着满船的人驶向永恒。这奇异的景象不知不觉地把我引到滩前，我面对急滩站定，看自家的船如何动作。船被拉到江心，任其船尾朝下顺流漂去，快入滩时，才轻轻掉转船头，驶入跌水。接下来发生的事，很难描摹：猛然一冲，船上一片混乱，船身失了控制，船尾朝下顺流漂去；船老大在舱顶上拼命挥舞双臂；常年守在滩下的三只救生船中，有一只划近前来，把船工救走；那条弃船朝着右岸突出的零散礁石冲去——那是跌水下方二百码处的第二道滩——竟平安穿过了礁石和急滩，又被我们随行的炮船打捞上来。这一幕幕情景，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事后有人这样向我讲述出事的原委：冲滩时，有几个船工慌了神，丢了桨；其余的人既无法让船头保持朝向下游，也控制不住船，生怕船撞上第二道滩的礁石，便招呼救生船，弃船而去。这类事故屡见不鲜，往往还伴着船损、船毁以至人命伤亡。我们只耽搁了两个钟头便能继续赶路，算是运气好的。

我之所以在这里描述下青滩的情形，是要说明它在不同年份的同一季节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为一八八一年我上滩时，也差不多是在同一天（十二月二十九日），当时水面上一块礁石都看不见，我们加雇了五十来个纤夫帮忙，没费多大力气就被拖了上去。假如这道滩是一股急流——实际上它并不是——我说它在枯水时节对轮船是不可逾越的，就会更犹豫些；但这种缓缓的跌水，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把轮船的船头从暗礁上托起来，我认为是极可怀疑的。有人说，长江上游若行轮船，撞船之事必多，但其实不会比汉口到宜昌那一段更多。上行时，帆船尽量贴着岸边拉纤；下行时，则走江心。其实撞船应当是罕见的。过了青滩往西，五百多英里之内，再没有什么能阻碍轮船上驶了。

正是在每天沿江岸的漫步中，我第一次认识了作为商品的罂粟。进入四川省境以前，我对船工们说，一见到这种作物长在地里，就告诉我；从万县往西直到重庆，一路上不停地吆喝着「鸦片烟」——也就是鸦片！它和小麦、豌豆、蚕豆一起分占着江岸。那时的嫩苗离地不过四五英寸，我看着这些细小的植株，哪里想得到不久之后，我竟会在绵延数百英里的美丽罂粟花丛中穿行。到了云阳县城，我去游览了一座风景如画的庙宇，它从右岸山坡陡壁上密密攀附的枝叶间探出身来；和住持闲谈时，我说这里的罂粟似乎比东边少些。他抬手指着对面的山，答道：「那边过去全是罂粟。」

重庆城位于北纬二十九度三十三分五十秒、东经一百零七度二分，坐落在一个半岛的尖端。这半岛是这样形成的：长江在北岸试图穿透佛图关小城下的砂岩峭壁，要在两江实际汇合处以上约四英里的地方，把它浑浊的江水同嘉陵江清澈的流水合在一起。城建在一片斜坡上，从俯瞰嘉陵江的山顶一直延伸到长江的河床。城墙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市郊。从对岸山上鸟瞰，城里几乎没有一块空地不盖着房屋。城墙西北角内的一两块菜地，和零星几棵树，是紧紧攀附在山坡上的那一片灰色屋宇中仅有的例外。城中人口估计约二十万，堪称华西的商业重镇。这里被选定为领事官的驻地，以察看英国在四川的商务情形；一八八二年一月，我就在这里住下了。我不打算拿贸易统计去烦扰读者；对商务有兴趣的人，可以在后面专门论述这一题目的一章里，看到我调查和观察的部分结果。我所要做的，是带着读者同我一道，以重庆为基地，漫游华西各地，把我眼中所见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呈现给他们。

二自重庆至贵州省城

我的陆路行队——割收鸦片——田中捕鱼——桐油——造纸——背盐的人——蚕与蚕食——通草纸及其制法——贵州边界——矿产——初遇苗子——中国客店的诗——桐梓的罂粟谷与开凿隧道——精巧的竹筒水车——华屋废墟间人烟稀少——煤末作燃料——乌江——铁索桥的坍毁——黔北，苗子的坟场——沉溺于鸦片的居民——省城——谒见贵州巡抚。

熟悉了周围的情形，翻阅了前任留下的档案，也明白了自己该尽的职守，我便决意到贵州、云南两省走一趟。为此，我向四川总督领了一张通用护照，又向重庆地方官领了一张专用护照，写明所经路程，随即着手准备行装。旅程大半要走陆路，所以须组织一支由轿夫和挑夫组成的行队。一个人不论多么愿意步行，按中国的礼数，文官出行总得有一顶轿子；况且拜会地方官本在我的行程之内，没有轿子是万万不行的。重庆的轿行很多，我毫不费力便凑齐了二十来个苦力，随我往返云南。其中有一名夫头，职责是维持秩序，若有人途中患病或因别的缘故掉队，由他补人。工钱讲定每人每天大钱三百文，路上付二百文，余下的等回到重庆再结清。歇脚的日子只付大钱一百文。照此立了合同，双方签字，剩下的只是分配担子、派定各人的差事了。

中国惟一的通货是铜钱，所以我得随身带上大批银锭，每锭约值十两，一路上随时切开、过秤、兑换。这是在中国旅行的诸多烦恼之一，因为各地的秤各不相同，兑价也各不相同。举例说，我离开重庆时，一两银子值大钱一千四百八十文；再往南，只值一千二百文；而在云南有一次，又涨到一千五百八十文。带银子的风险是免不了的，因为若要把全程工钱——还不算回来时要结清的那部分——折成铜钱，一出门就得用上我全部的人手来扛。

中国人每天的饭食是米饭和蔬菜，偶尔添一点鱼，或是猪肉和酱；这些东西不合欧洲人的胃口。为了过得还算舒适，我带了些罐头食品，需要时再开。

动身的日子定在四月十九日。天刚亮，我们便在春季终日笼罩全城的雾气中摸索前行，下到大河——当地人这样称呼长江——边，分乘两只大平底船渡过江去。江面在这里宽约八百码，水流每小时四五海里。南岸即右岸是一列高七八百英尺的山，岸上最显眼的是掩映在树丛中的老君洞庙，和布拉基斯顿所说的「尖塔」——它高踞在山脉的最高峰上。通往贵州的大道就在两者之间盘旋而上，翻过山后稍稍下行，便进入一条石灰岩的山谷。江岸本身由煤和石灰岩构成，两样都正在开采，供重庆使用。

这条山谷绵延数英里，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盛开的罂粟。白花与紫花的田块，与小麦、大麦、油菜的田块不相上下。花已谢落的地方，农人——主要是妇女和孩子——正忙着收取浆汁。所用的工具简单而有效。傍晚时分，便能看见农人在罂粟地里走动，每人手执一根短木柄，柄的一端牢牢嵌着三片、有时四片黄铜或紫铜的刀片，刀尖露在外面。割浆的人左手握住一只蒴果，右手将刀尖扎进蒴果顶部附近，向下一直划到茎秆。从割开的口子里渗出一种乳白的浆汁，渐渐变成深褐色。第二天清早，用一把短弯刀把它刮下来，盛进一只瓦钵，然后用火烘干或放在太阳下晒干。这样一来，分量约减去一半，鸦片便可以拿去熬了。整个过程很简单，家里的妇女孩子就能做，壮劳力便可去照料别的农活，工价因此减低，烟土的成本也随之下降。蒴果要一再割浆，直到浆汁流尽为止。

谷中其余的地方是稻田，已灌满了水，准备夏季插秧。有时一泡就是几个月，水面上常常浮满水草，日后用作肥料。田里还放养着鱼：早春时节，从山坡上割来芦苇和野草，扎成小把，串在竹竿上，放进长江的浅水里，压上石头。鱼就在这里产卵，鱼卵粘在草和芦苇上，然后把它们取上来出售。买来的草撒在地势较高的田里，高田与低田之间挖些小口子通水，随时可以堵上。鱼卵在这里孵化，过几个月便有好鱼可捕了。

捕鱼的法子值得略述一二。既不用线，也不用钩，全副家什就是一根长竹竿和一只圆形的柳条篓，篓底敞口，顶上开个洞。渔人下到田里，水通常没到膝盖；他右手握着竹竿，在身前的水面上作半圆形扫动，一旦看见一道银光窜进泥里，便向前一扑，用左手一直提着的篓子把那地方扣住。然后隔着篓子伸手摸鱼，我可以说，几乎从不落空。那鱼约六英寸长，随手往肩后一抛，落进背上系着的小篓里，农人便又接着他的田中捕鱼。

田间零星点缀着油桐树。它似乎偏爱土薄多石的地方，宜昌以西的长江两岸长得极多。树高约十五英尺，叶子宽大美丽，浓荫青翠，我们经过时，正缀满一簇簇粉白的小花。它结一种像苹果的大青果，果里的大核也就是种子，含着这树赖以闻名的油。果实在八九月采摘。榨油用的是原始的木榨，打进木楔挤压；油装在盖子严实的木桶里运往市场，用途很多，如制油漆、清漆、油纸、雨伞，也用来点灯。种子若是吃了，会令人恶心呕吐。

重庆到綦江县——往贵州去的南路上第一座像样的城——之间，有许多作坊，制造中国常用的粗纸。这里的制法也极其简单。没有洗碎破布的机器，没有纸浆槽，没有漂白的药料，没有施胶的松香，没有抄纸的铜丝帘，也没有把刚出浆槽的纸压实的滚筒。竹竿和稻草拌上石灰，浸在露天的深混凝土池里，一泡就是几个月。等到只剩下纤维，便捞出来，放进石臼里用沉重的石碾碾轧，直到石灰去尽。取少量纤维放进盛满水的石槽，一齐搅开。然后把一只细密的竹帘从纤维和水的混合液中抄过，附在帘上的那层薄膜，揭下来便是一张纸，贴在一间烧得很热的屋子墙上烘干。之后把纸收拢，扎成捆拿去卖。

綦江县城沿着一座山的山脚和山坡而建，布局不甚规整。这座山从一条河的左岸拔起，那河是长江的支流，与县城同名。綦江作为黔东北的货物集散地，地位十分重要；又因与长江有水路相通，是四川盐销往贵州的一个要紧门户。贵州与四川、云南不同，境内没有盐井，至少至今尚未发现；泸州的盐船以綦江为终点，从那里起，盐便靠人背肩扛运往各处。

这后一种情形叫我看了很难受。男人和男孩——我该说是孩子，许多不过八岁——背着硕大的盐包踉跄前行，饼盐装在小背篓里，架在高出头顶的木架上。他们在那条权充道路的小径上鱼贯而行，每走几步就停一停，把担子搁在各人手里拄着的一根丁字拐上，发出一种半像口哨、半像叹息的声音——那是身体疲惫已极、为片刻的歇息而感激的声音——一面用一只用绳子系在背架上的篾圈，从额头和脸上刮下那简直是喷涌而出的汗水。他们真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

谁若指望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一身健美的筋肉，一定大失所望。像我后面还要讲到的那些往西藏背砖茶的人一样，他们的腿瘦得可怜。然而最重的担子约有二百四十磅。从綦江把盐背到贵州境内第一座县城桐梓，路程一百英里，工钱按每斤——合一又三分之一磅——十文计算。去程要走十天，回程空手，只揣着工钱，走两天，最强壮的人每天所得也不超过六便士。好在米饭和住宿都便宜，每天劳累之后，他们也还多少过得快活。

綦江周围的山上长满了矮栎，叶子上放养着蚕。在四川，养蚕是极重要的行业，凡是弄得到桑叶的人家，都养蚕。全省小集镇星罗棋布，每处五天一集。到了季节，各路客商便赶来收购蚕茧和鸦片。除桑叶和栎叶外，柘树叶也很抢手，用来喂初生的幼蚕；在四川蚕桑业的中心嘉定附近，有人告诉我，这种叶子特别合幼蚕的口味，吃它长大的蚕，出丝又多又好。我常常看见路边摆着小木桶，盛满白色和黄色的蚕茧——那是一户小人家的全部出产——等人来买。护蚕、育蚕、喂蚕、采蚕食，都是妇女孩子的事；妇女为了让蚕卵早些孵化，还把它们揣在怀里。

綦江以南，油桐树极多，间或点缀着榕树和柚树；杉、柏、棕榈、竹子和桑树也都见得到。地里的庄稼，以小麦、豆类和苘麻最为显眼。中国的小块农田分得零零碎碎，正好便于精耕细作。我相信，小麦按九到十二英寸的间距点播，比撒播收成更好，这已是确凿的事实。点播——这里和中国各地一般都这样做——不但省种子，还给分蘖留下充分的余地；撒播则疏密不匀，分蘖受到挤压。野蔷薇、金银花和野草莓沿着我们的路边蔓生。

四月二十二日早晨离开綦江时，一大捆长着两条腿的白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正朝城里走来。走近了，才看出那似乎是一大堆又长又白的蜡烛，半裹着一个人，比这人在寻常情形下脑袋该在的地方还高出四英尺。我向这捆东西发问，从它中间传出的一串声音里得知，这就是制造那远近闻名的「米纸」的通草。它是一种大叶灌木——通脱木——的茎髓，这种灌木在贵州省长得极为繁茂，运到重庆制成纸片。四川也有这种植物，但茎秆不如南边这一省的粗壮。我不妨在这里把它的制法讲一讲，免得以后再提。

这次旅行回到重庆后，有人请我在入夜后去看一位通草匠做活。约的时辰让我有些诧异，但我还是应邀去了。到了那里，我被引进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一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摆着他的工具：一块光滑的石板，约一英尺见方、一英寸半厚；还有一把短木柄的大刀，或者说斧子。刀身约一英尺长，两英寸宽，刀背将近半英寸厚，锋利如剃刀。他把一段圆通草放在石板上，左手按在上面，前后滚动片刻，把它摆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右手抓起刀，虚晃一两下，把刀刃贴近通草，左手则不停地将通草向左滚动，直到无可再滚为止；这时，通草已被刀削成一张厚薄均匀、方方正正的白纸片。剩下要做的只是把边切齐。读者若把一张纸卷起来，放在桌上，左手按住，轻轻向左展开，便能明白这一手绝活是怎么做成的。看上去那么容易，我决定亲手试试。我摆出行家的架势，结果把通草砍得乱七八糟，还差点落下终身残疾。这活计需要稳当的手和锐利的眼，所以所谓的「米纸」只在夜里制作，那时全城都睡了，匠人不会受人打扰。

离开綦江第三天，我们到了贵州边界，一路大都沿綦江河岸而行。这一带煤铁极多，四川境内的集镇赶水，以出产铁锅闻名——哪户人家没有一口铁锅，便算不得家什齐全。不远处还出铜，我把矿样寄到上海化验，含铜百分之三十。

正是在贵州边界附近，我第一次接触到苗子，即该省的土著居民。那天我在随从前头信步走着，在一个拐弯处，迎面突然出现两个衣着整洁的身影，原来是两个苗家姑娘，照我猜大约十四岁和十六岁，穿着灰黑色毛料的短衣短裙，头上缠着同色的头帕。她们长得很好看，虽有几分羞怯，却不像汉族女子在同样情形下那样流露出极度的惊恐。她们昂着头，黑眼睛因惊奇而发亮，步子稳稳当当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一般认为苗子只住在贵州，其实在四川的这一角也定居着不少人家。对这个民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后面专论他们的一章里看到更多的记述。

我坐在川黔交界处向南眺望，眼前是一片光秃秃的石山的海洋。那景象就像舞台上换了布景。方才还是欣欣向荣的罂粟、小麦和豆田，突然之间，面对的却是山坡上零星的同样庄稼，长得矮小可怜。北边已在割浆的罂粟，这里连花都还没开；那点稀薄的土壤看上去贫瘠无用。肥沃的河谷还远在视野之外，前景令人十分沮丧；当晚的住处也丝毫没能减轻这种心情。住处糟糕透顶，我只得去问松坎的地方官，能否另找一处像样些的地方。他又找来一间屋子，可我并没发现有什么大的改善。我在旅途中住过的中国客店数以百计，总的说来，我认为有一回在四川住过的一间屋子，墙上题着一首中国人自己写的诗，描述还算是宽厚的了。译成英文，大意如下——

此室有鼠辈，少说二十双，

只只三斤重，或者还要强；

入夜臭虫起，成千又上万，

又臭又爬又咬人；

君若不信此言真，

起身点灯看一看。

大概是诗人的家教，或是被别的苦处压垮了，才没能把这开了个好头的作品写完。让我来试着把这幅图画补全——

室内室外恶臭浓，

冷不防直冲鼻孔；

屋后猪儿哼又叫，

叫你休想入梦中；

再添嗡嗡小飞虫，

蚊子成阵又成群；

倘若这还嫌不足，

天哪，跳蚤也有份。

往桐梓去，要翻越一列三千多英尺高的山。山顶上点缀着光滑的、被蚀空了的石灰岩，农人正在石缝间那点薄土上翻地。山脉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山谷，长约九英里，一道溪水顺谷流下，通到县城。临近县城时，山谷展开到四分之一至半英里宽，随溪水又延伸五英里，直到被一列矮山挡住，溪水从一串岩洞中穿山而过。在山谷较窄的地段，我注意到一种极精巧的灌田装置。溪水比两旁的田低约十英尺，非但浇不了田，反倒把田里的水吸走了。为了利用溪水，人们竖起一架又大又轻的竹轮，周长四五十英尺，厚两英尺。轮子外缘每隔一小段嵌一层篾片，作为受水板，水冲在上面，轮子便转动起来。轮辋上斜斜地绑着一些外端封闭的短竹筒。轮子转动时，竹筒浸入水中灌满了水，转到顶上，便把水倒进一条几乎架到轮顶那么高的木槽里。竹管再把水从槽里引到需要浇灌的田里。无须照管，一架又一架水车默默地、独自地做着它们的活。

舂米也用差不多的法子。一架普通的水轮装一根长轴，轴的中部、轮子两侧各横穿两块木板，与轴成直角，伸出好几英尺。轮子一转，木板落下，勾住、压下、再放开一根杠杆，杠杆的远端坠着一块约两英尺长的钝头重石。杠杆一松，石头便落下，捣进一个通常用混凝土砌成的臼里，稻谷就盛在臼中。轮子转一圈，杠杆压下、放开四次；舂好之后，把杠杆拨到一边，取出臼里的米，扬去糠皮便成。

在桐梓歇脚的那一天，我趁机沿溪而上，一直走到溪水钻进山里的地方。整个山谷和山坡一片罂粟，开得正盛——主要是白色、淡紫色和白瓣粉尖几种。蒴果不如四川的圆，却更长些。这条溪水叫古鲁，从三个岩洞钻进山里，又从前面某处一个单独的岩洞钻出来，横穿另一条宽数百码、与桐梓谷成直角的山谷，再次钻进山里，最后从另一个单独的岩洞流出，注入赤水河。可想而知，两条山谷在雨季都容易被淹；我去时，正有人试图在第一列山背后开凿一条隧道，引多余的水就近流入那条大河。隧道已凿通一英里，但有一段坍塌了，工程受阻。依我看，穿过第一列山的通道，一旦水量增加、漂浮物增多，总免不了被堵塞；除了把一万到一万两千英镑抛撒一空、给一大批人找了份差事之外，看来没有多少成效。

从桐梓到遵义府——往省城去的路上下一座重要城市——之间，没有什么能吸引旅人目光的东西。路翻山越谷，经过煤窑，穿过罂粟地，直到城北几英里处，地势才开阔起来，现出寻常的庄稼。人口同贵州各处一样稀少；倘若要找一块地方来疏散帝国人口稠密的省份，贵州和云南能轻易容纳几百万人，而且人口增加了反倒更好。除了已被赶到贵州南部的苗子，这里的居民都是从四川、湖北和湖南迁来的，他们大多满足于在一小块地上刨刨挖挖，把自己抽不完的鸦片卖到东边的湖南去。要在别处找到比他们更懒散的一群人，实在不容易。地势多山，陆路运输极其艰难，结果土产十分便宜，生活费用很低。上好石头房屋的废墟随处可见，但居民们不去修葺，只在坚实的地基上筑起篱笆泥墙，把多余房屋的地面改成菜园。苗子一定吃尽了苦头。昔日栎林茂密的地方，如今只剩下焦黑的树根和一根根凿好的花岗石柱，诉说着一个殷实的苗族农民群体与装备更精良的对手短兵相接的往事。

凡开采煤矿的地方，如何把煤末用作燃料，历来是个议论不休的题目。我注意到英国最新的发明是在煤末里掺沥青。在这里，以及中国别的地方，掺的是黏土；加水调到合适的稠度后，放进模子里，脱出来的煤块约两磅重，形如半截圆锥的底部，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种燃料相当结实，经得起一路颠簸。根据我在北京的亲身经验，还可以补充一句：它不难点着，而且火力很旺。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我们进了遵义城。据说城内人口有四万五千。这是一座手工业城市。从附近矮栎上采来的野蚕丝，纺织成一种粗绸，大量经四川运销中部和东部各省。贵州城镇有个特点，城墙外没有关厢；不过想到省内历经的战乱和由此造成的不安宁，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遵义以南约四十英里，我们到了乌江左岸。乌江在这里穿过一道深深的石灰岩峡谷，向东北偏东奔流，水势湍急。俯视峡谷，我能辨出对岸有一座坚实的石砌平台，上面垂下一排铁链或铁杆，一直垂到河里。我们穿过堆积如山的建筑材料往下走，不久到了这边岸上一座同样的平台，这才发现不久前这里出了一场大祸。我们到来之前七个月，用来承托桥面的铁链——或者说带钩的铁杆，每节约一码长——已经顺利拉成，两端砌进两岸的石工里，又固定在坚实的岩石上。两侧的吊索铁链架在桥墩两边的石塔上，正在拉紧的时候，整座桥轰然坍塌，把许多工人一齐带了下去，其中不少人淹死或受了致命的伤。他们的坟就在河的左岸。石塔全被冲走了，只剩下桥墩、断了的铁链，和许多原先铺桥面的木板。铁链是就地打制的——作坊还在那里——用的是本地铁，看来质地低劣，锻打也不够。这座桥在我们到访的那一年（一八八二年）重建了，但改用了云南的铁。

乌江，在河口一带叫龚滩河，流经约五百英里，在重庆以东七十二英里的涪州注入长江。因多险滩，它在接近四川省境之前都不能通航；但即便只是汇入长江前那一百多英里的短短航程，也是一条重要的商路。黔东北经由这条路从四川运进食盐，运出五倍子和其他零星土产。它一度是广州与华西之间那条通商大道的一部分；自长江开放轮船航行以来，那条大道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朝乌江对岸匆匆一瞥，我便知道不能在左岸久留，因为看得见对岸那条路在一道山沟里曲曲折折地爬上去。我们把四散察看的人马收拢，下到河边——河宽六十码——分批乘一条摇摇晃晃的旧船渡了过去。又累又乏地爬了两个钟头，经过一些长满灌木、早已废弃的铁矿，到了高踞山顶的关隘厘卡。过了厘卡，南边的景色一览无余：一座座光秃秃、不长一棵树的山峰，与我们所站之处一般高——三四千英尺——横在眼前，荒凉、无人、了无生气。这是怎样一幅景象啊！从前耕种这些田地、在山坡上放牧牛羊的苗子到哪里去了？他们被屠戮了，尸骨就在这下面腐烂。黔北是一座巨大的坟场，没有一块碑来标记那场反抗苛敛与压迫、以简陋的兵器抵御精良的外国枪炮的惨烈斗争。公道这东西，说起来、教起来都很好，做起来却难。

离河三英里，我的随从们嚷着要歇一天。虽然离省城贵阳——我打算在那里稍作停留——只有三天路程，我还是不得不答应他们。一天走二十英里，也许显得太少；但读者须记住，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在这里并不存在，我们一路走的山径又年久失修。我在贵州的整段时间里，从没见过一辆车，全部的贸易——如果那也算得上贸易的话——都靠人背畜驮。对乌江到贵阳之间这片地方熟悉了些，我心中的印象，并不比从关隘厘卡望见的那幅荒凉全景更鲜活。白天，偶尔一间茅屋或一小块罂粟地，便是仅有的人迹；到了夜里，便是一个破败的村子，满是被鸦片泡得昏昏沉沉的居民。

走进省城，要经过十英里的草坡和十五英里的荒山。两者之间有个村子，一支由八名兵丁、两名骑马的武官和县衙的一大群差役组成的护卫在那里等着我们，好保护我免遭荒野中的危险。零星的茅屋换成了一座座哨房，看来这地方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太平。穿过两座陡峭山峰之间横跨道路的一道拱门——那里收税的官员贪婪地盯着我们的行队——再绕过一面山坡，不久便望见贵阳躺在远远的下方一片平原上。左边是全城的坟地，白色的墓石像闪闪发亮的斑点，缀满了山坡。一道白色的城墙环绕着城池，屋顶上冒出许多绿树，令人想到阴凉。但闪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不久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仍是一座寻常的中国城市，带着常见的衰败痕迹。

五月六日早晨——到达后的第二天——我同本省巡抚愉快地谈了半个钟头，他礼数极为周到。抚台大人对长江上游行驶轮船一事深感兴趣，对上海中文报纸上的种种说法也了如指掌。他再三留我多住几天，但天气闷热，我决定不再耽搁，径直赶往云南。我受抚台大人的恩惠很多；他特意传令沿途，尽量安排我住在官办的公馆里，这样我便得以摆脱那些聚拢来、瞪着呆滞的眼睛看这倒霉洋人的人群。要满足中国的看客是很难的；你可以在客店房门前或坐或站好几个钟头，他们的好奇心却丝毫不减。一进屋，墙上木板的每一道缝隙都挤满了窥探的眼睛，纸糊的窗户很快被沾湿的指尖戳得像筛子一样，一只只乌黑发亮的眼珠贴在上面。一只靴子巧妙地扔过去，能换来片刻——但也只是片刻——的清静。在这一点上，贵州还不算罪魁。在华西，四川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在贵阳停留的那天下午，我匆匆把全城走了一遍。城南的店铺很大，看来生意兴隆，街道相当宽阔，人群熙攘。从汉口经洞庭湖和沅江运来的洋布，陈列得很多。这条路线我以后还要提到，不幸的马嘉理横穿中国前往缅甸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三西行入滇

白蜡虫——可怕的冰雹及其后果——苗家的房屋和妇女——安顺府——石灰岩洞——白水河瀑布——郎岱厅的迎接——郎王山与「神仙洞」——遇雷雨——毛口河的卵石滩——驮畜及其遭遇——云南边界——终于见到一辆车——探洞——地下河——格外的礼遇——瘿病——滇马的产地——通往东京的商路——在齐膝的泥水中行进——居民的贫困——在后院里过女王寿辰的晚宴——中国人的好奇——嵩明湖——地方护卫——壮丽的景色——云南府。

五月七日早晨，我们掉头向西，朝云南省进发，我希望月底以前赶到省城。出了贵阳西门不久，我们遇见一批挑夫，按中国的老法子，扁担两头挑着长长的圆篓。他们走得出奇地快，引得我要查看他们的担子，他们极不情愿地依了，原来挑的是一担担活的虫子，往东送到湖南去，在工业上价值极高。这是连着蚧壳的白蜡虫，采自西边的安顺府，一层层装在托盘里，好让空气流通，以免它们在漫长的旅途中逃掉。随挑夫步行的货主们提着灯笼，由此我知道这些小虫是日夜兼程赶往目的地的。有关白蜡虫及其宝贵出产的全部情形，详见第十一章。

贵阳以西十英里，是供应省城燃料的主要煤田。路在低矮的山丘间盘绕翻越，这些山丘从未被农人的锄头碰过；茂密的荒草和灌木说明，这里人烟稀少，居民只靠狭窄山谷里的出产度日——一块块大麦或小麦，以及应季的罂粟和稻子。过了山丘，一条山谷通往清镇县城，在这里，一幅令人吃惊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大片罂粟地一直伸展到城墙脚下，茎秆新鲜挺直，蒴果却几乎一个不剩。我心想，这回总算有地方官在一阵义愤之下，不再只是张贴满纸威吓惩处的告示了；这里准有一位有主见、又有胆量付诸实行的县官。唉！我冤枉了他。干这件事的，是另一位天上的主宰。五月二日夜里，一场可怕的冰雹袭击了这一带，不但毁了地里的庄稼，连城里也遭了殃。街上满是碎瓦，许多屋顶都被冰雹砸穿了，据人对我说，雹子有七八盎司重。散落在地上的蒴果都已被拾走，因为种子可以榨出一种甜的食用油，油渣还能做成饼。冰雹落下的范围约有六英里见方。路旁树木的枝干，叶子几乎被打光，看上去就像被钝斧子乱砍过一样。城西零零星星种着的油菜、豆子、小麦和大麦，都被打得贴在了地上。

在这一带，耕作只限于城镇和村庄附近。清镇到下一座县城安平，相距二十英里；除了安平附近长得很盛的罂粟，一路上没有什么称得上耕作的东西。长满荒草的平地，昔日曾是欣欣向荣的田亩，其间横亘着一些奇特的圆锥形小山，半覆着灌木和蕨类，成了一群群家养水牛的乐园。苗子的土地确实遭到了蹂躏，居民被屠杀、被驱散了。大路沿线一片贫穷。在清镇以西三英里，我们在一个俯瞰乌江一条支流的小村停下来吃早饭。桌椅都找不到；其实也用不着，因为把我头天晚饭剩下的东西吃完，并不需要多少工夫。在这里我发现，地方护卫的见识也未必靠得住。我坐在横跨那条溪水的石桥上，问他们这溪水叫什么名字、流到哪里去，却没得到满意的答复。倒是有个兵丁主动告诉我，我坐着的这座桥有九个桥洞；我派他去数，他数完回来颇为尴尬，因为比他说的少了两个。

安平至今还没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城墙颓败，墙内的许多房屋只剩下一堆堆瓦砾。四周的乡间几乎全住着苗子，他们的寨子高踞在难以攀登的山顶上——石头砌成的避难所占据着险要的高地。形势危急时，他们把牛群赶进寨里躲避，自己藏身墙后，同来犯者对抗。

安平到安顺之间，大路所经的村庄不是汉族的样式。房屋的墙用乱石砌成，极厚，屋顶铺着宽大的石板。村里的人看上去是一个衰颓的族类，多半掺有苗子的血统。男人穿着颜色暗淡的汉式衣服，女人却喜欢艳丽的颜色。

有个村子正逢赶集；牛群、马群、猪群都在场上，妇女们穿得五颜六色，戴着银耳环、银手镯和银戒指，挎着一篮篮鸡蛋和蔬菜匆匆赶来。集上有四个苗族男子，身材细长，筋骨结实，装束颇为奇特。黑布带箍在额上，同样料子的宽松长袍用腰带系住，从脖子一直盖到脚踝，左耳垂着硕大的银耳环，脚上穿着草鞋。村里有人端着一碗碗鸦片沿街叫卖；有人告诉我，苗子虽大量种植罂粟，自己却不吸食。

走近安顺，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山谷，越近城谷越窄。在山谷东头，路两旁立着一座座石牌坊，沿着一片缓坡——那是城里的坟地——一直通到城墙下。从城门口望下去，是一条宽阔的街道，挤满了做买卖的人。两边的摊子上摆满了各色货物，摊后的店铺又大又兴旺。驮盐的马匹在城门口和我们挤来挤去；我一打听，才知道安顺这项生活必需品是经永宁河运来的。永宁河在纳溪县注入长江，是通往黔西最重要的商路。这条路我在一八八三年走过，后面有一章专门记述。

中国的大路都分成一站一站，旅人要走得方便舒适，一天只能走一站。我一向是这样安排的：天一亮起身，喝一杯咖啡或茶，赶到第一个小村或村庄，大家在那里吃早饭；走到中午，在最方便的地方吃午饭；下午四五点钟到达这一站的终点。白天不一定有客店可歇，离开安顺后的第一个歇脚处，我们占了一户人家的房子，和两个挑夫共用，这两人似乎宁肯吸几口鸦片也不吃饭。我记得只有一次被人拒绝借宿；一般说来，屋主巴不得收几个钱让我们歇脚。说实在的，他们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偷。

镇宁州是五月十日那一站的终点，是一座穷城，建在山坡上，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其余都是些破败的街巷。它坐落在一条山谷的西头，谷里满是金黄的小麦和大麦、灌了水的稻田和罂粟地。店主告诉我，叛乱以前，城里住着七八千户人家，如今只剩一千户了。镇宁西面一英里，我们在大路边碰到一个岩洞。它由一个单独的石灰岩穹顶构成，已被改作一座庙宇。在我们看来，它倒像一座贫民院，因为我们一进去，就惊起了一群肮脏的乞丐，他们在这阴凉的地方安了家。一道清澈的溪水从洞中流过，在五十码外钻进一座石灰岩山里；看他们的样子，同这溪水并不怎么亲近。往西去的旅人已不止我们一伙；有好些人正挑着银子到云南去买鸦片。这东西价钱贵、体积小、质量又好，所以穿过贵州省运到湖南和别的省份去，还是有利可图。

白水河在黄果树村东头有一座五孔石桥横跨其上，向南流去，汇入广州河即西江的北支。河很浅，宽三十码，在村后形成一道美丽的瀑布，缓缓漫过褐色的岩石，落差约一百英尺。我们在「龙王庙」里摆开午饭——从天亮起一直饿着肚子，因为镇宁以西路上的那些小村，连一个鸡蛋也供应不了我们。一连串累人的上坡下坡，终于把我们带进坡贡小村，这里不久前遭过一场火灾。我们到达前十天，村子几乎烧光了，居民们挤在焦黑的废墟中，至今还没有勇气——或者说没有钱——重建家园。

贵州省难道就没有一块平地吗？登上坡贡西边的山脊时，我心里冒出这个问题。答案就在前面。一浪接一浪的圆锥形山丘，和更远处的一列列山脉，似乎堵住了通往云南的去路。下山、上山、再下山，我们来到一条绵延数英里的山谷，山谷尽头坐落着繁盛的郎岱厅城，以出产上等鸦片闻名。离城几英里，就有两支护卫来迎接，一支是同知派来的，一支是参将派来的。我们走近时，他们跪下来向我致意。武职的那支护卫由五名扛火绳枪的兵丁和四名执旗的兵丁组成，显然趁这趟出差顺便打了打猎。有一个人打到了六只鸽子，还有一只差不多大小、羽毛通体金黄的鸟，我认不出是什么鸟。众所周知，中国人做许多事的方式，恰与我们认为正确合宜的做法相反。当兵的该怎样扛枪？是把枪托扛在肩上容易，还是把枪管扛在肩上容易？我的护卫宁愿握着枪管。

到了郎岱，我派人去向参将道谢，感谢他想得周到、防备得细致；他再三留我住下，观看两天后举行的一场校阅。可是那几天天气比较凉爽，再说他的兵和他们那些小花样我也已经看够了，便决定谢绝他的好意。

郎岱地势低洼，从东面来，只看得见一段城墙，城本身被浓密的树叶遮住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时，一场浓雾把一切都遮得严严实实。在城西北俯瞰全城的群山间挣扎了两个钟头，我们才走出雾气，进入一个煤区，矿工们正在卖力地干活。我们在山脊上的望山寺吃早饭，从那里望出去，景色壮丽；郎王山——全省最高的山——耸立在我们右边。光秃秃的石头山顶下有一个洞，叫「神仙洞」，名气极大，因此香客很多。我们经过时，朝山的人正在它下面很远的地方焚烧纸钱。下到西坡半山腰，一场猛烈的雷雨追上了我们，一直下到深夜。等到了山下那片长满荒草的平地，我躲进了轿子；但伴着倾盆大雨而来的阵阵狂风，很快便把轿子的雨罩掀掉，让我们完全暴露在风雨之中。

我们浑身湿透，走进毛口村。村子只有一条街，许多园子围着仙人掌篱笆，坐落在一条宽五十码的溪水左岸，那溪水从村子上游几百码处的一道峡谷中流出。在这里，他们立刻提出要歇一天，我无法拒绝。挑夫的行李轻得不能再轻；一般说来，身上穿的那一套衣服便是他全部的家当，衣服湿成了一团浆糊，就得洗过、晾干，他才能再出门。

歇息那天的上午，我是在毛口河的卵石滩上度过的。这条河向南流，汇入广西境内西江北支的上游。这里有很多化石，我从客店老板手里买了三种不同的标本。河水流得很急。

第二天早晨离开毛口，我们先沿左岸往上游走了五百码，才开始渡河；船一直漂到正对村子的地方，才靠上右岸。一片起伏的高地向西伸展，长满茂密的野草，是野禽藏身的好地方，猎物很多。雉鸡在我们四周啼叫，我们走得太近，它们便振翅飞起。在这片荒草地中间，一支二十匹马的驮队赶上了我们，驮着竹笠，从贵阳往云南府去。这些小马强壮耐劳，至死不屈。每匹驮三百六十顶竹笠；后来看见它们卸了驮子去吃草，我发现没有一匹的背是完好的。有一匹可怜的牲口，样子惨不忍睹；它身上有一处疮，至少一英尺长，深得几乎见了肋骨。天气热到华氏九十度，苍蝇被气味吸引过来，叫它活受罪。我提出按公道的价钱把它买下来，好结束它的痛苦，可马主人毫无一丝恻隐之心，任我怎么恳求也不听。我叫他把这匹马的驮子卸下一半，分给别的马，他竟还大声抱怨。寻常中国人的贪婪，使他们很少善待人类那些卑微的帮手。我这会儿想起一件事来。有一回我去游长城，像游客们通常那样，雇了一头驴子驮我上崎岖的南口。走了没多远，一股可怕的恶臭直冲我的鼻孔；那臭味一直不散，我百思不解，直到鞍子猛地一歪，才露出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不用说，余下的路我是走过去的。

快到这片草地高原的西头，杉树和栎树零星点缀，打破了那荒凉起伏的单调；接下去是一条产煤的山谷，和两列紧挨着的山脉，中间只隔着几块稻田。关子窑村就在这两列山后面，那里是光秃荒芜的山地的尽头。此后，一层淡红色的耕土覆盖着大片的石炭层。倘若我的读者听这些乏味的山脉听得厌烦，就像我翻越它们时一样厌烦，那么知道云南高原不久便要到了，他们一定会松一口气。

从关子窑出发，沿着一条条耕种过的山谷走了三天半，其间又翻了两次山，五月二十日下午早些时候，我们到了云南边界。这几天里出现了两种新的庄稼——荞麦和燕麦。我还看到了一种新的肥田方法。一连几天，我一直弄不明白某些树为什么长得那么怪，枝条都很短，问了也得不到满意的解释；忽然间，我撞见一个农人在砍这些树枝，另一个农人则把它们犁进稻田里。一片荒地通往边境小镇胜境关，那里按中国的惯例鸣炮三响迎接我们。停下来歇息时，我发现这个小镇除了两座牌坊之外，还有四只石狮子：两只面朝贵州，身上刻着仿鳞片，表示该省多雨；两只面朝西方，身上刻着鳞片和尘土，表示云南既多雨又多风。

我的四川随从们对云南心怀畏惧。一连几天，他们都在谈论到了那里吃住上要受的罪，得出的结论是：我之所以肯到那个偏远地方去旅行，惟一可能的理由就是要「吃云南苦」。他们常当着我的面议论，我为什么逢人便问、见物便问，还把答案记进本子里；可他们琢磨来琢磨去，似乎只能断定一点：我这样做不会是白做的。

进入一个新省份的兴奋，让轿夫们精神大振，他们抬着我在红沙路上一路小跑。这路斜斜地经过几道干涸的河沟，通到一片平原，平原因易遭水淹，只耕种了一部分。这可能吗？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迎面笨重地走来两头公牛，身后拖着一样勉强称得上车子的东西。我那些人脸上的神情，真值得细细端详；除了一两个人，他们谁也没见过这种运输工具，都站在那里盯着这个带轮子的东西看——他们虽以本省自豪，可四川的山里却不用这个。这车虽然粗笨，却是一项可喜的新气象，因为它预示着更好的道路和平坦的地势。两只又矮又厚的木轮，用一根粗重的横梁连在一起，上面托着一块小小的木板平台，平台四周围着约两英尺高的木框，前面伸出一根短短的车辕。

平彝县是进入云南边界后的第一座县城，建在一座矮山的南坡上，俯瞰着一片广阔而水源充足的平原，平原上满是即将收割的小麦和罂粟。这是个产麦的大区，全县是省城的主要粮源之一。平原东边的山上也种着燕麦，但秆子明显不足，因为麦秆才长出地面两三英寸。

出城不到一英里，我们来到马嘉理在日记中提到的那个岩洞。点起灯，我们从洞口沿直线向里探了几百码，直到洞向右分岔的地方。在洞的深处，巨大的钟乳石从洞顶垂下。洞中一片死寂，只有我们在崎岖的地面上跌跌撞撞的声音打破它；扭曲的石灰岩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出诡异的模样，那阴湿凄冷的空气实在叫人不想久留。头天夜里雷鸣雨骤；在岩洞以西约一英里半的地方，大路被一股又深又猛的激流拦断了，宽二十码。我的随从们总想歇着，主张回平彝去，等水势退了再走；我却不肯听。幸好不久来了一个当地人，他和和气气地说，往东一点有条小路翻山过去。随从们对这话嗤之以鼻，越发嚷着要回到干燥的住处去。我见他说得认真，便决意去试试那条山路，并告诉手下人，要么跟我走，要么留在原地，等能涉水过河再说。雨越下越大，天气也明显冷了，他们这才答应跟我走，同时又表示坚信我们这是去干一件傻事。结果那个当地人说对了，我们找到了一条极好的小路；我站在俯瞰平原另一侧的山脊上，想找出方才把我们拦住的那股激流。哪里也看不见它；不久我才得知，我们已经从一座天生桥上越过了它，因为它在离大路只有几百码的地方钻进了一个岩洞，洞口被山的一道弯遮住了。这番遭遇让我们误了早饭，赶到第一个小村时已是中午。这种地下河在贵州和云南非常多；岩石由石灰岩和砂岩构成，便于山谷和平原排水，否则它们都会变成湖泊。

平原西边的山里煤很多，房屋墙上的缝隙常常塞着黑色的煤块而不是石头。村民告诉我们，冬天下雪，气候非常寒冷。再往前是光秃秃、不长树木的高地，种着马铃薯、荞麦、燕麦和少量罂粟。

一般说来，中国人对外国人——不论是官员、商人还是传教士——以礼相待，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在一个扔石头、聚众围攻、恐吓威胁往往不受惩处的国度里，哪怕最起码的礼貌，也令人十分感激。在平彝县往西第一站的终点白水，我们受到了特别的关照，这真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意外。当地的小官员带着一队护卫，在村外几英里处迎接我，又赶在前头到村口去迎候。有一位道台和我同路，要到滇西去——后来我同他愉快地聊起那些可怕的贵州道路，和我们为抢到最好的客店所费的周折——他刚好先我一步到达，住进了官办的公馆；但他们很快为我找到了一间舒适的屋子，地方官员竟不顾我的反对，把好几个住客赶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时，地方官员又在他们那个从前筑有围墙的村子的另一头门口等着，为我们送行。在中国旅行，若能更常遇到这样的礼遇，苦处便会大大减轻。

白水一带的居民深受瘿病之苦，女人尤甚；他们普遍认为，病因在于所吃的盐中含有杂质。在这里，我们碰见一批运往京城的红铜，由将近四百头骡马驮着，从东川府的矿山运往广西百色厅——西江航运的起点。把铜运往北方，这似乎是绕了个大弯子；但有人告诉我，从前有一回经长江起运，遇上一场大风暴，一百多条船连同所载的货物都沉没了。后来我听说，那次损失与其说是风暴造成的，不如说多半是侵吞所致。

霑益州城在白水以西十五英里，坐落在一片辽阔平原的北部，这平原作为壮实的滇马的产地，名闻整个华西。母马带着马驹在大片草场上吃草，草场占了平原不小的一部分。一条溪水从城的东门外流过，上面架着一座很好的三孔石桥，溪水向南流去，汇入西江北支。它一度是把铅从滇北运往东京的那条路的一段。货物从霑益州装船运到南面五十英里的马街，再由陆路运到红河上游的蒙自县——如今法国领事就驻在那里。

我们住在霑益的那一夜，大雨倾盆；五月二十三日黎明，并没有照常出现那些预示着早早动身的走动和声响。相反，不久就有一个代表团来见我，求我因为下雨把行期推迟一天；但我的目的地几乎就在眼前了，这使我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要求。争了两个钟头，我们才闷闷不乐地鱼贯出城。头天下午还满是金黄的小麦和大麦、一片明亮的平原，此刻却阴冷凄凉；路成了一片烂泥，我们一脚踩下去直没到膝盖；周围大片乡野泡在水里；雨如瓢泼。

附近的小村穷到了极点。停下来吃早饭时，我们借了一间屋子，打发一个半大孩子出去找桌子和鸡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令人惊愕：他们住在烟熏火燎的屋子里——烟囱被认为是多余的——心甘情愿地同狗、猪、鸡和各种害虫共处一室。

大雨下个不停，我们只得打消走完一站的念头，在面店集镇歇下，只走了十二英里，只有要住上像样地方所需路程的一半。我们被安顿在一个马厩上面的阁楼里，马厩里拴着十几匹马，它们也像我们一样走不动了。

第二天是女王陛下的寿辰，我决定为此弄一顿好晚饭；我带的罐头食品早就吃完了，只能全靠当地的供应。我设法买到了一只鸡和几个马铃薯，带着它们穿过霑益到马龙州之间那片土黄色的平原。

在马龙州，我受到了知州的格外礼遇，他来拜访我；他是重庆人，向我问了许多关于他四川老家的事。他还给我们添了不少吃食，我们的食物储备此时已经非常丰足了。他抱怨自己辖区的贫穷，说他治下的百姓几乎全是从四川来的穷移民，土地贫瘠，他们挣的钱连身上的衣服都难以维持。

我们在离马龙十英里的一个小村过夜，全伙人只弄到一间屋子。我叫人用一张席子隔出一个角落，然后开始做晚饭；但屋里没有烟囱，不一会儿就烟雾弥漫，不得不挪到外面的新鲜空气里去。一张桌子搬出来，放在后门外面，饭菜就摆在满天星斗之下。在这里，我和我的小狗尽情享受了一番；即使过了这么些年，我对那顿丰盛的晚饭仍有非常愉快的记忆，大概是因为那次我在张罗饭菜上格外用心吧。倘若这回忆中有一丝苦涩，那就是：那个同我分享那顿饭的小家伙——无畏、忠诚、聪明、逗趣，陪伴我走过所有旅程的伙伴——已经不在了。

中国人的好奇心，叫人很难心平气和地忍受。第二天早晨，我在一所我以为没人住的房子里坐下来吃早饭，因为它只有两面山墙和一个屋顶，一件家具也没有。必需的桌椅，我们照例是借来的。桌布刚铺好，村里所有长着瘿瓜的老太婆便鱼贯而入，每人提着一盆泡着旧衣服的水，若无其事地洗起衣服来。泼水声和围观我都还忍得住；但其中一个竟在地上生起火来，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根稻草了，便毫不客气地把她们连人带盆赶了出去。她们却把这收场当作一个好笑话。

沿着大路走过一片片只耕种了一部分、令人厌倦的红土高地，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望见一大片水面，走近了，才看出上面满是野鸭。杨林建在嵩明湖的西南岸，我们在一家新开的客店里住了一间屋子，吃到了刚经过的那片清水里打上来的上好鲜鱼。中国官员要表示他对外国人的轻蔑，是多么容易啊。在去杨林的路上，派给我的护卫是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佩着一把几乎和他一样长的刀，结果他掏鸟窝的兴致比保护我、帮助我的兴致大得多！

一条宽阔的石板路，修得极好，从杨林通往云南省城所在那片平原的边缘。走到一半，我们瞥见西南方有一个湖；但直到登上平原的边缘，那一片以山脉为背景的浩渺湖水，才猛然展现在我们眼前。城本身仍被边缘向东北延伸的部分遮住，那部分伸进平原，点缀着房屋和树木。云南府坐落在湖的北岸附近；我们从矮矮的边缘下来，沿路向西走了一小段，再转向正北，走了两三英里，便到了城墙的东南角。没有护卫来迎接我们；我们进南门时，除了被要了一张名片，没有人理会我们。

四经滇东北至长江

云南府城——普洱茶——吸鸦片的轿夫与他的精打细算——示众的盗首——中国的学塾——关于虹的迷信——东川府的款待——一计奏效——被山洪所阻——宿于牛栏——牛栏江畔——昭通坝子及其湖泊——倮倮杀掠的传闻——下坝子——挑夫险些丧命——重返四川——顺南广河而下——沿长江返重庆。

云南府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周长三英里有余，海拔六千四百二十英尺，离滇池东北岸不远，从前有一条运河与湖相通。这方城的南半部人烟稠密，北半部则是沼泽和菜园。回民起事在城的四周和本省北部肆虐多年，使这座城丧失了往日的繁华。旧日广大的关厢，正从废墟中逐渐重建起来。南门外（城共有六门）如今有一条长街，全是盐栈，盐来自西北的盐井。城里保持得相当干净；每天有牛车沿街收集垃圾，就中国城市而言，街道也算宽阔。旅人走过这些挤满了衣着体面、显然家境殷实的行人的街道，最触目的是许多非汉族的面孔。在这里，回民、汉人、掸人、倮倮以及这些民族的混血后裔，在市场上、在日常营生中摩肩接踵。

我在城里住了两天，受到在那里传教的两个教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和内地会——诸位同人的百般关照。在法国主教那座漂亮的府邸里，我遇见一位从大理府来的神父，他把滇西说得那样动人，我当即决定日后要去那一带走一走，后来我幸而实现了这个心愿。

好心的主教交给我一封他刚收到的信，是柯乐洪先生从普洱府寄来的，说他的旅费几乎用尽，请求借一笔钱，好让他从要去的大理前往八莫。我马上同主教商定，派一名信差送六十两银子去；但柯乐洪先生已从大理的内地会弄到了款子，我的信差还没到大理，他和他的同伴华哈布先生便已动身西行了。

说到云南府而不提它作为集散地的那种名茶，将是一个严重的疏漏。普洱茶因广产于普洱一府而得名，是茶树的叶子；为便于运输，先蒸过，再压成茶饼，运销帝国最偏远的各地。不过，有许多茶叶是从云南南部边界以外的掸邦运到普洱城来的。按品质高低，每磅售价从十便士到一先令五便士不等；但陆路运费太高，实际上使它无法进入外国市场。

这个湖，书上称滇池，俗称昆明湖——昆明是云南府城所在之县的名字——是一片浩渺的水面，据说长七十英里，有些地方宽达二十英里。不过这些数字大大夸张了。湖水流入长江：为防水患，从湖的西南岸开了一道人工河道，通到流经省城以西安宁州的那条河。颇大的货船和客船在湖岸及近岸的各城各村之间往来。一八八三年，我自己也曾乘船在湖上航行。

好几条商路在云南府交会，把它同长江、缅甸、红河和西江连接起来；但我现在不打算细谈。第十二章专论华西和西南的贸易，那里对这些商路有相当详细的讨论。

我此时已到达预定的最远点，旅行的目的也已达到，于是决定取道叙府折回长江，大致沿着六年前格维纳使团为查问马嘉理之死赴云南府时所走的路线。五月三十一日早晨，我们向这座城道了声「再会」，开始循原路返回杨林——贵阳和叙府两条通往云南府的大路在那里会合。我们到达省城前的好几天，雨水已大大妨碍了我们的行程；我们折回杨林时，这个省份也没有辜负它的名声。

正是在一场这样的大雨中，发生了一件值得顺带一提的小事。我的随从中有好几个吸鸦片，其中一个轿夫烟瘾极大。他的模样有些邋遢，干活却肯卖力。他的行李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装着烟枪和吸烟必需的一应器具。离开云南府时，我注意到那个包袱变大了；我对里面装的东西作过一番猜测，但很快就证明完全猜错了，而且错得离谱。

杨林以西几英里，队伍停下来歇息，路边摊上的糕饼很快被买光吃净。那个烟鬼独自坐在石板路边上，对另一个轿夫说：「你们都在吃吃喝喝，我怎么连一文钱都没有，没法跟着你们吃？」那人把大拇指放到嘴边，装作吸烟的样子，只说了两个字：「鸦片。」烟鬼笑了笑，没有作声。第二天，一场急雨突然向我们袭来，别的轿夫都在四处找地方躲雨，那烟鬼却郑重其事地拿出他的包袱，一本正经地解开，抖开一件头等的雨衣披在身上——那是他在省城明智地买下的。众人脸上的惊愕，和烟鬼那副得意的神情，真值得好好端详一番。这烟鬼虽然身遭不幸，却看重自己的脊背，胜过看重自己的肚皮。

杨林以北伸展着一片广阔的平原，灌溉得极好；六月二日我们往北穿过时，那里一片生机勃勃。点缀在平原上、掩映于树丛中的许多村庄，把青壮男女都派了出来，他们从秧田里拔起秧苗，扎成小把，挑到灌满了水的稻田里，一行行插下去。这真是一幅幸福而明媚的图画。但也并非没有阴影；因为平原上每隔一段距离便立着一根高高的直柱，靠近顶端装着一根能上下起落的横木，那是做什么用的？那是用来悬挂笼子的，笼里装着拦路抢劫、谋财害命、毫不留情的强盗的首级。而且笼子并非都是空的。离开杨林后第一站的终点，我们歇宿的那个村子，村口就挂着两颗狰狞的人头。

平原北部多石，不宜种稻，最终融入红土高地——这在黔西和滇东已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了。这里一行行枯萎的罂粟秆之间，马铃薯长得很盛。黄熟的小麦和大麦正被连根拔起，因为这里连镰刀都不用。零星几块荞麦和燕麦，便是全部的耕作了。不过，大片土地长满野草，一群群猪、山羊、绵羊、马和牛在上面吃草。从杨林紧北面起，到东川府城所在那片大平原的南缘，整个地区可以说是一连串被红土高地隔断的山谷，一列列山脉向西伸展，一直到长江和倮倮的家乡。路往往就是山洪冲出的河床，一天之内要来来回回渡过许多次。

沿途的人们似乎对我们极不信任；抢劫之事如此频繁，这也就难怪了。他们甚至不肯借屋子给我们吃饭，我们只得常常在松树荫下摆饭。在一个村子里，我们借用了村塾的学堂，只怕这一来给学童们放了半天假。学童一共五个，有一阵子一边写字，一边分神看我的狗嬉闹。先生自己不见了，学童们也很快学他的样，不过每个人临走前都仔细地把书、纸、笔、墨放进屋里竹隔墙上挂着的自己的篮子里。第六只篮子是装写废了的字纸的。

就在进这个村子之前，我目睹了一种奇特的迷信。我们遇上了毛毛雨，阵雨云带着一道鲜艳的虹向我们移来，我的随从们都用帽子捂住了嘴，说是怕虹吐出的毒气。我笑他们迷信，偏偏事有凑巧，走出几百码，我突然一阵呕吐。我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我这一病，反倒给他们的说法添了几分分量。

东川城离平原边缘五英里，以礼河从平原西侧流过，穿过华西最肥沃的田野之一，去汇入长江。平原上一片深浅不一的绿色，从秧田里秧苗的嫩绿，到大田里长得较壮的禾苗的深绿。这城比云南府平原高出将近八百英尺，只有一条大街，一点也不雄伟；但城西的群山，使它享有本省最富庶的府份之一的名声。山里有帝国最有名的铜矿。

一位住在这里的法国神父欢迎我，就像欢迎一个同胞似的，坚持要我六月八日整天陪着他。他有一整排来复枪和鸟枪，原来是个热衷打猎的人。他的马厩里有两匹骏马，我们几乎一整天骑着它们在东川平原上驰骋。只有在异国他乡孤身度过多年的人，才能体会遇见一位欧洲同伴是什么滋味。谈起法国和英国的政治，中国被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晨，我好不容易才从他殷勤的款待中脱身。向那些才能卓越、却把一生献给在中国那令人心碎的事业的人们致敬！

进入东川平原北面的群山——那里几乎没有人家——我们遇上一场暴雨，下了整整一天，只好放弃当晚赶到这一站终点的希望。路很快就成了一片烂泥，边上是张着大口的深谷，轿子要绕过去，既费事又耽误工夫。在半边箐这个破败的小村，我们挤在一间屋子里，屋顶每片瓦都漏雨，只好用我们的橡皮布搭起一顶帐篷。然而我的麻烦才刚开始：第二天早晨雨仍下个不停，我的人拒绝动身。我劝他们说，一天天离四川越来越近了，何况在东川才歇了一整天，他们却无动于衷；我见为他们的方便所作的让步已到了极限，便提起装着银子的小铁箱，唤上我的狗，独自出发了。我蹚过此时占满了山谷的一股浅浅的山洪，一直走到望不见那小村的地方，才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等着看事情如何发展。这一计完全奏效；半个钟头后，整个队伍都来了，一个个脸色阴沉得不能再阴沉。

偏偏事有不巧，我们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山洪不久被山挡住，水漫过了大路，我们只好爬上左边的山，绕过去才又回到路上。吃过一顿迟来的早饭，走了不到一英里，一股宽三十码、水深过腰的激流把路完全截断了。我们花了整整一个钟头找浅处过河，却一无所获。「天生桥」村（真是莫大的讽刺！）就在左岸，我们叫来村里八个最强壮的汉子，脱了衣服帮我们把轿子抬过去。

涉水的滋味可不好受。十二个人手挽着手，把我的轿子扛在肩上，轿子像暴风雨中的小船一样颠来簸去，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时这个、一时那个被冲得站不住脚。给我仆人抬轿的一个轿夫被冲走了三十码，最后被对岸的人手拉手结成一道人链救了上来，已经半死不活。他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铜钱，像锚一样把他的头往下坠，直到铜钱被急流冲走，他才重新站稳了脚跟。另一个人想撑着一根竹竿过河，结果也得被人拖上岸来。

再往前五英里的山脊上，有个小村叫凉水井，正如其名，村里有一口极好的井，井水清凉。村里人把路中间当作了厨房，为饥饿的行人烧着各色饭菜。我的随从们围坐在一个炉子边，掌炉的是一位丰满的年轻姑娘，他们讲述着当天的历险，又恢复了好兴致；有人抱怨没有盐，那美人笑着对他们说，走这条路的客人是不在乎盐的！

祸不单行，这话虽老，却是实情。这一天耽搁得太多，直到下午很晚我们才到珊瑚树小村，尽管那地方看上去毫不诱人，我们也只得在那里过夜。村里没有客店，每间屋子都住着它的正当主人。正当看来毫无希望的时候，我走进一间有两个隔间的土屋，一间挤满了本地人，另一间住着两头牛和一口猪。费了许多口舌、却没花多少钱，我们说动了屋主人搬过去同他们的牲口亲近一夜，把牛栏让给我们住。惟一认真表示反对的是那口猪；它整夜哼哼唧唧，一次次去撞中间那扇门，扰得我们睡不安稳，时而传来的尖叫又告诉我，我的人觉得它的亲热太过火了。

这时商旅已渐成可观之势；每天有数以百计的马、骡、驴，驮着中部各省的土布和四川的盐匆匆南去，普洱茶和铅则与我们同路北上。所以，翻过珊瑚树北面那些耕种过的山丘时，碰见一具具倒毙于旅途艰辛的驮畜的尸骸，我们并不怎么吃惊。这些小马虽然强壮，但总有一天会被无情的赶马人逼到力所不能及的地步，一倒下便再也起不来了。

出东川后头一天的种种耽搁，把我们的行程完全打乱了；我们没能在六月十一日到达牛栏江、在左岸过夜，而是被夜色逼得在都格塘小村停下，我住的是一间地下的土室，当然不比前一夜的牛栏强。这就是我们从清晨四点走到天黑、走了三十英里之后得到的安慰。有一段路陡峭异常，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过去。登上俯瞰牛栏江的山脊时，我的随从们高声叫苦；路在一条布满巨石的幽深陡谷里曲折而下，对面又耸起一列同样陡峭的山脉，当天就得翻过去。牛栏江向西北奔流，在两列陡峻的山脉间匆匆赶往长江；两山在江底村由一座「永安」铁索桥连接起来——我们多想在这村里停留一天，从一家看来不错的客店窗口俯看那咆哮的激流啊。十排连在一起的铁杆，两端各砌进二十码厚的实心石工里，又砌进两座石墩：一座离江底村这边的岸十二码，一座离对岸二十码，中间留出三十五码的主跨。铁链上铺着木板，成为四码宽的桥面；两侧从一排粗大的铁链上垂下细细的铁吊杆，那排铁链架在桥墩上竖起的石柱上。对岸是我们迄今遇到的最陡、最难走的一段上坡，岸上零星的歇脚亭真叫我们感激不尽；还有那为解疲惫行人之渴而摆出的红糖水，也真叫我们感激。说要在这条路上修铁路——那还不如说修一条通到月亮上去的铁路！两者同样可行。

为了补偿人畜在牛栏江两岸的一番挣扎，从隔开江流与昭通坝子的最高山脊上涌出一股泉水，清凉可口。泉水出自一片广大的煤田。过了泉水，便能望见坝子和上面的几片湖水，我们急不可耐地开始下山，这段下坡相对容易。昭通府城海拔六千五百八十英尺，离坝子南缘将近二十英里，坝子最终向西伸展，城北八英里处以低矮的山丘为界。坝子上散布着繁荣的村庄，城本身也显示出一个大商业中心的气象。运输已不限于人背畜驮，平坦的土地让车子派上了用场。为了早些进城，我们雇了几只小船，渡过一个大湖——湖水很浅，从随处可见的田埂来看，占的是从前的稻田。这样的湖很多，湖里鱼很丰富。

坝子北面的山里主要住着倮倮，他们的名声不大好。路边的村民们滔滔不绝地讲着倮倮杀人抢劫的故事，我原想同这个部族中这一支衰颓的族人一起待上一天，只得作罢。这些路边的说法似乎也有几分根据；村庄乃至单家独户都设有碉楼和避难的堡子，垛口上堆着石头当弹药，以抵御袭击。

从昭通坝子下山，真正是从城北三十英里处开始的。我们和一支驮着普洱茶和锡的百匹马帮结伴，在浓雾中沿着高原北坡一条石板路曲折而下，头天夜里下过雨，路几乎无法通行。许多地方沿着深谷的边缘走，山洪在谷底跳跃咆哮。在一处谷边，一个挑夫险些丧命；他失足滑倒，正连人带担子往下掉，我一把抓住他扁担的一头，把他拖回了小路上。

六月十五日下午，我们进了大关厅城，它比高原低了足足三千英尺。去客店的路上，经过的几家客店里传出许多铃铛的叮当声，说明已有好几支马帮住下过夜了。这些铃铛成排地钉在宽皮带上，皮带绕过驮畜的脖子，垂到胸前。有的马帮只有头马戴这样一圈铃铛。我们陡直地下山后不久，就碰上了横江的源流，它从城西向北流去；但水流太急，河床又布满巨石，根本谈不上航行。要再下降二千五百英尺，才开始有船运，其间河水因西来的一条支流而大为增加。

路糟糕透顶，沿河岸通到老鸦滩集镇——也叫老蛙滩——它在河的右岸，是从四川叙府到云南府的两条商路的交会点：一条经横江，一条经南广河，两河分别在叙府以西和以东注入长江。进老鸦滩要过一座很好的铁索桥；之后，路沿河的左岸走约六十英里，景色相当雄伟，有些地方很像它所汇入的那条大江的峡谷，只是规模小些。这座桥用的吊索铁链是四根而不是两根，把桥面分成四条通道，每条的宽度只容一顶轿子通过。格维纳使团走的是陆路，沿横江岸边从长江到老鸦滩，所以我决定折向东去，越过滇川边界，顺南广河而下。此时只剩一列山隔开我们和四川；从山顶向东北望去，是一列又一列的山脉，幸好我们不必翻越它们。

我的人这几天买不到米，大多只靠豆腐度日，如今发觉自己到了本省的一条山谷里，稻子、玉米、烟草、麻和豆子都长得很好，有人在缫丝，茶园随处可见，一个个都欢天喜地。一条小溪顺着山谷向东北流去，我们沿溪走了两天，六月二十四日到了黄水口村，很快雇到一条长长的空货船，把整个队伍都装上船，沿南广河飞驶而下。河的上游夹在八百英尺上下、林木稀少的石山之间，巨大的卵石把河水围困起来，形成许多急滩，我们的船由船尾和船头的长橹掌握方向，一下就冲下四五英尺。到了下游，两岸开阔起来，卵石和急滩都不见了。离河口几百码处，有一道石梁横阻航道，河水从上面跌落，我们便在二十五日于左岸的南广集镇登岸，这条河就是因这个镇而得名的。刚过南广，涨满大水的浩荡长江猛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倘若我的随从们懂得欢呼，一定会喊得响彻云霄。他们的活计暂时告一段落了；从今以后，他们不再抬人，而是被人载着回重庆的家了。我们乘船渡到叙府——它在北岸，位于金沙江即长江上游与岷江的汇合处——立即雇了一条大客船；第二天午后一点，我们便向东朝重庆滑去，六月二十八日傍晚抵达，前后离开了六十八天。

五自重庆至四川省城

佛图关——沿途地方及物产——中国新年——蕨秆烧炭——苎麻与夏布——顺沱江一条支流而下——沱江及其商业地位——自流井的盐井——糖与红花——成都平原——乞丐——四川省城。

一八八三年二月，我得了空，可以实现先前下定的决心，去游大理府和滇西了——剩下的只是决定走哪条路。巴伯先生对他所勘察的川西那一带写得极为出色，引得我想穿过建昌谷地进入云南，完成李希霍芬男爵曾经尝试、却因一次不幸的意外而被迫放弃的那段旅程。要实行这个计划，先得到达四川省城成都；本章便专门记述重庆到成都之间这片地方的物产和行业。

由于预定的旅程很长，我的行队比上次那一趟要大些。有一头驮畜，不过它没能挨过旅途的艰辛，倒毙了。

佛图关是一座有城墙的小镇，在重庆以西约四英里，高踞在隔开长江与其北岸支流嘉陵江的那个半岛的砂岩肩脊上。半道上，靠近新牌坊村口，有一大片回民墓地，斜斜地伸向大河的左岸。重庆的穆罕默德信徒数以千计，外国侨民能享用一两样日常的奢侈品——在世界上较开化的地方，这些东西该叫生活必需品——全靠他们。佛图关除了西门内有一座为蚕神修建的宽敞庙宇、庙地广大、种满桑树之外，在建筑上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门外有好几座精美的石牌坊横跨道路，路边每隔不远还立着石碑，记述已故官员的德政和孝子孝女的事迹。

佛图关以西，地势有些起伏；低矮的山丘与平地交错，平地上散布着农舍，掩映在一丛丛竹林中——这证明至少在这里，生命财产是有保障的。村庄和集镇也不缺少。集镇在商业地位上往往可与有城墙的县城一争高下。平地上的小麦、豆子、油菜、罂粟和豌豆长得十分繁茂，许多稻田已灌满了水，准备夏季插秧。山坡上也种满了豆子，这种作物似乎在薄土上也长得很好。低矮而枝叶繁茂的油桐树，也密密地散布在多石的地上。路边巨大、深绿、枝叶四张的黄葛树下，房屋和饭馆像雨后蘑菇般冒出来，招引旅人停下片刻，享受那一片阴凉。驮畜通常是放出去自己觅食的，所以田地挨着大路的农民想出了一个新奇的法子来防它们糟蹋庄稼：在小麦和豆苗上厚厚地撒上一层羽毛，可想而知，这可不是什么可口的佐料。

中国新年有好几天，各行各业完全停顿；家家户户、大小店铺都关着门，屋里的人在半明半暗中吃喝玩乐。我们是正月初四（二月十一日）从重庆动身的，发现人们仍一心寻欢作乐，那些从新年的禁闭中出来的人，注意力分给了掷骰子和看戏。

在重庆西南约六十英里的永川县城附近，煤虽然很多，我却注意到街上有大量用蕨秆烧成的木炭。烧法是把蕨秆放进坑里，点着之后盖严，免得烧出明火。

荣昌县城在沱江一条支流的左岸，沱江在泸州城注入长江。荣昌在永川西偏北四十英里，一路也是同样起伏的丘陵地带。它以猪种著名，又是制扇和夏布的中心。做扇骨的竹子沿河岸精心栽培；夏布则用苎麻纤维织成，苎麻在本县种植很广。中国人不像我国的厂家，还没有热衷于置办那种既能剥离纤维、又能保住丝一般光泽的机器，而那光泽大大增添了布的美观和价值。这里全靠手工。茎秆在地里砍下，运回家中加工。先用手从茎上剥下皮，再从皮上摘去枝叶，把皮放进水里浸几分钟。然后操作的人一条一条地拿起麻皮，他的拇指上套着一只又厚又宽的铁扳指，上面装着一片短而钝的刀片，另有一把同样钝的弯刀，两片刀都握在左手，麻皮便从两刀之间飞快地拉过。这样，绿色的外皮刮掉了，剩下白色的内层纤维。纤维再交给妇女，由她们劈细、捻成线，以备织布。

从茎上剥皮的方法，在沿海各省已发展得更为精巧，值得其他国家的种植者注意。在我此刻写这本书的浙江省，剥皮是在地里进行的。工人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在离地约六英寸处捏住麻秆，稍稍往自己怀里一拉，再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上面两英寸或更高一点的地方。右手猛地向前一推，茎秆当即折断，断口处纤维相连；右手食指插进断口，一直往上划到秆顶，把左边的麻皮同右边的麻皮和断茎分开；然后把左边的麻皮往下一拉，在根部便轻易脱落，右边的皮和茎也照样处理。茎秆很容易去掉，麻皮从右手中捋过时，枝叶也就纷纷脱落。这样得到的纤维要长得多，而枝叶留在地里，还能给第二季、第三季的庄稼作肥料。往前推的时候须小心，不可把麻秆拧转；我至少弄坏了十几根，才成功地折出那种必需的断口。在浙江，扳指上的刀片换成了一块扁平的木片，弯刀则换成了一种形似鞋拔子的铁器。布下了织机，还得经过相当多的漂白，才能呈现出成匹时那种美丽的白色。夏布质量不一，每匹长中国尺四十六尺、宽十八英寸，价钱从一英镑到二先令六便士不等。

城西有一座七孔的漂亮石桥横跨河上，叫「狮子桥」，我们没有过桥，而是乘船顺流向西漂了五英里。河面常常宽达一百码；但就在它载我们走的这一小段里，也有两处分别从左岸和右岸伸出礁石，只留下一条窄窄的水道，刚够一只这样的小船通过。在我们右岸登岸处稍上游，一座三十八孔的石桥横跨河面，到处露着礁石。桥洞很低——只有一个能过船——我们穿过去时，桥洞顶和我们轿顶之间几乎没有余地。大量上好的煤正沿河往上运到荣昌去。

二月十五日下午，我们进了隆昌城，城内城外一片繁忙的买卖景象。隆昌也以夏布闻名。它位于一个产煤区的中心，附近有上百座煤窑。然而其中许多都遭到了中国大多数矿业共同的命运：被水淹了，而工人们又没有必要的器械——那叫水泵。

我们迎面遇上向东运去的大批盐货，引得我们离开通往省城的大路，去看看西边那著名的自流井盐井。到盐井还有两站路，第一夜我们歇在沱江左岸。沱江大概是华西同等大小的河流中最繁忙的一条。它发源于省城东北，流经本省的产糖大区，在富顺县城以南汇入一条支流，由这条支流与盐井相通。它运出盐和糖，换回大量的原棉和棉布，所以江上的运输川流不息。河西的糖坊果真热闹；从里面传出的喧响，很像铸铁厂里的「音乐」，只是更响。

第二天，我们到了那条支流的左岸，乘船走了一小段，又在左岸登陆，然后爬上一座矮山，自流井镇就建在这山坡上。

这条巨大的盐带向西伸到岷江左岸，向南伸向长江。在西北一百英里的射洪县，也发现并开采了盐层；但四川、贵州两省的大部分和云南东北部，都是靠前一处供盐的。我花了整整一天参观镇内较大的盐井；对华西最大的行业之一略作描述，想必不会没有意思。

跟着我四处观看的人群多得不得了，我好说歹说，才劝他们让出一块空地，好让他们把我看得更清楚，也好让我瞥一眼我远道而来要看的东西。我坐下来——他们给我弄来了一条长凳——身旁是一块埋在地里的方石，石中间有一个直径几英寸的孔。从孔里伸出一根约一英寸粗的麻绳，往上穿过一只装在约六十英尺高的木架顶端的活动滑轮，这木架和船坞里的起重架十分相像。绳子离开木架后，又往下穿过离地几英尺的另一只滑轮，然后便暂时离开了我们的视线。过了一刻钟，一根周长九到十英寸、拴在绳上的筒子露了头，被拉到离滑轮一英尺以内。这时，守在井口的一个工人已经用一根绳子套住了那根筒子——它是用好几根竹竿接起来的——筒子下端一露出来，他就把它拉到一边，拽到一个埋在地里的木池上方。他用左臂抱住筒子，右手拿一根铁杆往筒底一捅，顶开装在那里的一片皮阀，让里面的东西——一种黑乎乎、看上去很脏的水——流进池里。这就是卤水。筒子又放回井口上方，飞快地落了下去。提起卤水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跟着绳子离开第二只滑轮后的去向，发现它进了一座大棚，棚里的地面比外面低好几英尺。棚子中央是一只巨大的竹制绞盘，或者说转鼓，高十二英尺，周长六十英尺，装在一根竖轴上，绳子就拴在离地六英尺的轴上。我进去时，四头巨大的水牛正被等距离地套在转鼓的外圈上；每头牛有一个赶牛人，他的职责似乎就是用一根又短又粗的麻绳抽打牛，逼它小跑起来。转鼓一转，绳子便绕在上面，高度足以不碍着牛。这样毫不留情地抽打一刻钟，也就是直到筒子再次被提上来，那些可怜的牲口才被卸下套来，累得筋疲力尽，满身白沫，被牵回牛棚，另换一班新的来。牛一卸套，信号一发，转鼓便飞快地倒转，周围刮起一阵狂风。这口井用了四十头牛，每一班每二十四小时约提卤十次。这些牛是专门挑选来干这活的，每头值四五十两银子。我见到的都很肥壮，状况极好；可是，尽管喂养和照料都很精心——每头每天要花三百文——它们的耐力却撑不过五年。许多头甚至在头一年就垮了；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水牛的体格只适合过那种慢腾腾、一步一步的日子。

我回到井边那个大池子，发现卤水正经由竹管被引走，竹管从池子一直铺到熬盐棚里那些较小的木池，我接着便去看熬盐棚。棚里的地上砌着一排排砖灶，灶顶有圆口。每个灶上坐着一口又圆又浅的铁锅，直径约四英尺，盛满了卤水，卤水是从棚子一侧的木池里用敞口竹管引来的。燃料在哪里呢？每口锅底下都有一股火焰，从一根外面抹着石灰、装着铁嘴的竹管中喷出；四周还有许多较小的竖管喷着火焰，照亮了整个棚子，因为熬盐是日夜不停的。接着我被领去看供应燃料的「火井」。它就在盐井近旁，上面仔细地盖着房子，外面抹着石灰以防漏气的竹管，从井口的罩子分岔伸向各个熬盐棚。毫无疑问，这些几乎全在镇内的「火井」里蕴藏着石油，从中升起的气体提供了这种天然燃料。不过，从来没有人为采油而开采过它们。弥漫全镇的恶臭，叫人不由得想起煤气厂；但这里的气体，并没有像俄亥俄州某些地方那样被用来照明街道。所有的井都由私人公司经营，如今一律归官府管制，自流井设有一个局，一切盐务交易都经它办理。盐的实际成本是每斤十三四文，官府却设法从买主那里榨取二十二三文。

盐分两种——锅巴盐即块盐，和颗粒盐。前者厚两三英寸，形状大小与熬盐的锅一样。制颗粒盐时，要加豆粉，使它看上去更白。熬一锅盐要两天到五天，视气火的强弱而定。盐井有一千多口，「火井」却只有二十来口，所以很多卤水要运进镇里去熬。锅按年租用，每口的租用权约四十两。有一个包商供应铁锅，每口重一千六百磅，每年每口收三四十两——旧锅约两星期换一次，归包商所有。卤水埋藏的深度从七百英尺到二千多英尺不等，浅井的卤水是污黄色，最深的井则变成深黑色。黑卤熬出的盐比黄卤多一倍——井越深，卤越浓。盐井所在地区是砂岩地层，所以即使用原始的机械，钻到这样的深度也不太难。在要开凿的地方竖起一根竹制的杠杆；一只重一百多磅的铁钻头用篾绳拴在杠杆细的一端；杠杆粗的一端两侧搭起带木板走道的架子；几个人同时从一边的木板跳到另一边的木板上，拿杠杆当踏脚；钻头便被提起、放开，落下去捣碎岩石。有一个人站在井口旁，在杠杆将要落下时拧动篾绳，使钻头转动。绳子不够长了，就接上劈开的竹篾。我听到过有人怀疑这些井的深度；但上面所说的数字是无可置疑的。我参观的那口井深二千多英尺，我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算法得出这个结果的：转鼓周长六十英尺，筒子到达井口前，绳子绕了三十四圈。至少在镇子附近钻井，打出来的是石油还是卤水，是无法预料的；但两样都有价值，所以结果总是令人满意的。

工人们看上去十分憔悴，面带病容；从镇上多得惊人的乞丐来看，盐井上的生活一定非常艰苦、非常短促。他们的工钱每月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文，管饭——在弥漫全镇的毒气中劳作，这不算多。

这一大行业的历史已湮没在远古之中；但据说早在公元二二一年至二六三年建都于四川的蜀汉时代，自流井就已经开采盐了。

大路上的客店还算比较舒适；到了通往自流井的岔路上，迎接我们的却是专供背盐的人歇宿的破烂小店。卧室不难描述：一间窄窄的小屋，沿长边放着一个两英尺高的木架，上面铺一床一英寸半厚的草褥，上盖一张灯草席。被褥是一只塞了棉花的长口袋，白天收在柜房里，要付过几文宿钱，才发给你过夜。

二月十九日天一亮，我们便往北走，要回到通往省城的大路上去。出了盐区，路绕着一座座低矮的山丘走，山丘开成梯田，层层叠叠，每层都砌着一道裸露的深色砂岩墙。它们太像圆形的堡垒了，叫人忍不住想找找炮眼和大炮。然而这些岩石正在迅速风化成土，在邻近的田里很容易辨认出它们的颜色——那里的豆子和豌豆从旧甘蔗地里长出来，其余的耕地则种着油菜和小麦。再往北，黄色的土壤表明，山丘已在风雨和锄头的共同作用下完全风化了。别处的山丘上半覆着矮小的松树，还能看见一丛丛竹子，偶尔有一棵柚树或黄葛树。罂粟一点也不显眼——它喜欢比砂岩更肥重的土壤。二月二十日天色阴沉，到中午我们到达沱江右岸、对面便是资州城时，天已完全变了；表决是继续赶路，还是进城度过下午和夜晚，我的随从们——正如我所料——一致选择了后者。江水不深：渡我们过去的小船，用一根竹篙就足以撑着走。

资州是一座惹人喜爱的城；街道宽阔，店铺又大又兴旺，许多青砖房屋又使它显得殷实稳固。这一带是产糖大区；土壤轻松多沙，也宜于种落花生，花生可以榨出一种甜的食用油。附近的山里也出煤。从这座城到省城，算是四站路；可是，第一站我们虽平安走完了，雨雪却逼得我们把余下的路分作四天走。除了天气，没有遇到别的困难。砂岩地带一直延伸到资阳县城稍北，资阳同资州一样，也在沱江右岸，大路大体上是沿江而行的。接着出现了光秃秃的红色山丘，除了山脚，耕作便停止了。这一带山丘绵延二十五英里，然后让位于一片狭长而宽阔的平原——简州平原，以出产鸦片著称。看一看一项外国工业给这个偏远地方带来了什么影响，是很有意思的。在苯胺染料传入中国以前，简州以出产红花闻名远近，简州和顺庆府出产的红花，不仅足以满足本省的需要，每年还大量运往东部。如今一切都变了。红花被瓶装的「纯净可溶猩红」取代了，简州平原也变成了罂粟园。红花仍有人种，但数量很少，几乎全供本地使用。平原正南正北走向，散布着农舍和庄院，从竹林和柏树中探出头来。平原北端是简州城，城前的标志是三座塔，其中一座高十三层。城在河的右岸，一条西来的支流紧挨城北汇入河中。我们过了支流上的一座五孔石桥，沿着干流穿过橘林和竹柏丛林前行，这景色本该令人赞叹，只可惜气温很低，北风刺骨，大雨又把人淋得透湿。城北有几口盐井正在开采，熬盐用的燃料是木炭。

离开江边，我们向西偏北，穿过隔开简州平原和成都平原的那一带低山。这些山多石，很少耕种，那层贫瘠的薄土连中国人为自己的劳动所期望的那点报酬都给不了。我们到达那片广阔平原——四川省首屈一指的平原——的边缘时，大雪纷飞，透过雪花我们隐约看见灌满了水的稻田和寻常的冬季作物，其中最显眼的是罂粟。离城东墙还有十五英里以上，可我们注定要在到达这个富庶繁华的中心之前，被提醒一句：富与贫总是相伴而行的。平原上一个集镇的镇口附近，一座牌坊底下躺着一个乞丐，已经僵硬了。他惟一的衣着是一码长的一块破席，盖着腰胯，却没能挡住死神冰冷的手。几码开外坐着他的几个同伴，一个个无精打采、瑟瑟发抖，面容枯槁憔悴，被自己的同类所抛弃。城东关厢里挤着数以百计的乞丐，城东墙下有一条溪水向南流去，上面架着一座桥，桥上挤满了这些衣衫褴褛、污秽不堪的人，我们好不容易才挤过去。他们似乎刚从施粥厂回来；中国的大城镇冬天都开设施粥厂，向最困苦的人施舍一点粥，使他们不致真的饿死。我们刚在一家很不舒适的客店里安顿下来，各衙门的差役便来打我们的主意了。他们来时满口要帮忙；走时每人拿了一把铜钱，心满意足，觉得已尽了本分。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们——这把换来安宁清静的钥匙，花这点钱是很便宜的。

成都是帝国最大、大概也是最富的一个省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城市，海拔一千五百英尺，四周围着一道极好的城墙，周长约十二英里。这里是总督的驻地，他的辖区只有这一个省。除直隶外，中国只有这一个省享有这种荣宠。其余十六省，各设巡抚一员；除了山东没有总督节制，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合设一名总督之外，其余都是两省一组，每组设总督一员。城分两部分：一是满洲驻防旗兵及其家眷所住的满城，一是汉人即商业区。这无疑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的城市；北京和广州都没法同它相比。汉城的街道相当宽，铺着石板，向两边微微倾斜。街道干净，修得极好。我在那里住了两天，走过许多条街；尽管一直下着大雨，街上仍挤满了熙熙攘攘、衣着光鲜、家境殷实的人群。坐着人的轿子、骑着人的马匹，到处都在走动。但最好看的还是招牌。读者须记住，中国的招牌不像欧洲那样横挂在店门上方，而是从墙上伸出的铁杆上竖着垂下来。在成都，招牌一片金碧辉煌，把街道装点得五彩缤纷，同时标明店铺的字号——不是店主的名字——和所卖的货物。也许是天气不好，我在满城里没有看到什么令人喜爱或动人的东西。这里的街道宽阔，没有铺石，满是泥泞；人们，尤其是女人，穿得很差，甚至邋里邋遢；一切都表明，这里住着一群靠官饷养肥、却毫无相应回报的寄生者。这一区的土地林木茂密，许多辟作园子；但我怀疑这些衣冠不整、鞋跟踩塌、看上去懒洋洋的旗人，是否有那份精力种出足够的蔬菜，来补贴他们的官米。

成都是来自东部和北部各省、来自云南和西藏的几条大路的交会点，因而十分重要；毫无疑问，从中国这一边进入西藏，以这里最为便利。

我现在的目标是经雅州府、建昌谷地即宁远，以及永北厅，到达滇西的大理府。要作这样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旅行，也许乘船到岷江上的嘉定，甚至一直到成都，然后再重新出发，会更为妥当；但那样一来，我就会错过本省最有意思的景观和行业之一——自流井的盐井。我不肯在成都多住两天以上，我的人大声抱怨。不过，他们见我毫不通融，也就让了步；二月二十八日早晨，我们都已准备停当，要深入华西的荒野和僻壤了。

六穿越倮倮地界与建昌谷地

囚笼中的藏族犯人——邛州的持刀凶徒——竹浮桥——输藏的砖茶——在飞龙关顶与藏族香客结交——中国人的独创——翻越大相岭——一个非汉民族——在西番人护送下渡大渡河——在倮倮地界——倮倮语——西番语——石棉布——危险的地方——倮倮无赖——翻越小相岭——倮倮妇女——建昌谷地——宁远府。

出南门，过了城墙下那条河上的桥，我们便向西南穿过广大的成都平原。这里清澈的溪流和灌渠交织成网，湍急地向南奔流，渠上装着闸门，好把田块灌满——这些田块在夏秋两季连成一片广袤的稻田。可以想见，这股水力是不会白白流走的；许多小溪岸边都能看见小小的水碾，用来舂米、磨麦。农舍四周环绕着一丛丛竹子和一片片杉林，狭窄的水道边长满了一种中国人叫「桤木」的树——大概是山毛榉的一种。这种树长得很快，让它长三年便砍下当柴烧，再换栽一株幼苗。平原上普遍使用中国那种原始的独轮车载人运货，车轮的吱嘎声自然也少不了。

在双流小县城以南，我们遇见一伙藏人，穿着微红的长毛料袍子。他们步行，但每人都牵着自己的马。他们后面几百码，是一只装着栅栏的大木笼，吊在两根抬杠上，由两个人抬着。笼里坐着一个人，戴着沉重的镣铐，衣服比押解他的人还要红。案情的细节我打听不出，只看出这位戴着镣铐的先生显然是被押往成都的犯人；但从押送的方式上，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寻常的犯人。

纺纱织布、制造织机和铁锅，是这片平原的主要行业。在许多乡村里，从中部各省经水路运来的原棉被分发给妇女，她们交回自己纺的纱、织的布来换。

双流西南偏南约十五英里是新津县城，进城之前，我们要过一条河的三道汊流，那是岷江的一条支流，桥是木桥，构造颇为新奇。两岸堆着装在竹篓里的石头，桥的两端就搁在上面。托着桥面的木架上，也吊着同样装满石头的竹篓，以免桥被急流冲走。猪鬃——西方的农民听了会有些吃惊——被当作极珍贵的肥料，是这片平原上所见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品种。

从新津起，路向西穿过一片平坦的好地，一直到邛州城。我得承认，走近这个地方时，我相当担心。李希霍芬男爵把它描绘得十分阴暗。他说：「所有的男人都带着长刀，打起架来动不动就用。在中国，我经过的城市中，很少有像那里一样叫我受尽百姓骚扰的；旅人应当避免在那里过夜，而我偏偏就在那里过了一夜。城很大，人口过于稠密。他们衣着破烂，面目可憎。」

为了弄清男爵去过之后，邛州人的风气是否有所改善，也为了在必要时向居民们重申他们的圣人孔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决定三月一日晚上在城里过夜。我已经做好准备，要迎接满城持刀的凶徒；但我比男爵幸运，结果是一场令人愉快的失望。这里的人并不比别的城镇的人更好奇；至于刀，除了在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屠户手里，我一把也没见着。不过我的文案说，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带着刀，但他解释说，只有年轻的愣头青才带这种危险的家伙。我没看见谁穿得特别好、长得特别俊，但另一方面，也没看见谁面目可憎。乞丐和污秽当然是有的。我倒是特别注意到，这地方的气氛昏昏欲睡；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城时，与大街成直角、通往南门的那一整条街的店铺，都还关着门。

邛州在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城南有一条河向东流，叫南河，河上横跨一座十五孔的精美石桥。桥长二百五十码，宽二十四英尺；两端各有一座石牌坊，桥中间立着一座亭子，从那里我们瞥见西边积雪的群山。桥墩有粗大的护墩加固。河南面，平原之后是长满松树的低矮高地，其间被两条山谷隔断，分别坐落着百丈场（或称百丈驿）集镇和名山县城，一直延伸到雅河左岸。百丈谷中有一条溪水向东北流，汇入岷江一条较大的支流。在这里，我们遇见一批挑夫，挑着从云南来的药材。中国的药典包罗极广；虎骨和鹿角是人所共知的天朝良药，可是晒干的穿山甲皮也能入药，我们以前却不知道。一捆捆灯芯——灯心草的茎髓——也大量从名山县运往北方。成都以西的路大多没有铺石，但邛州以南，从南河河床捞上来的卵石乱七八糟地铺在路上，蔚为「壮观」。就连中国的草鞋在上面也行不通；我的一个轿夫脚下一滑，向前扑倒在轿杠上，轿杠上的一个铜尖扎进了他的太阳穴。这一回，我想，可到了展示我那批洋药的时候了，我正盼着看一看涂上一剂安息香酊，会在病人和他的伙伴们身上产生什么效果，却听见一声急唤：要烟叶。我恳求让我来治，却是白费口舌——一把切碎的烟叶按在了伤口上，我所能给的全部帮助，只是借出我的手帕，把他的头包起来，好让那麻药待在原处。

从百丈场西边那片低低的高地上，我们把前面的地势看得很清楚：眼前是黑黝黝的山，后面衬着一列积雪的山脉。一道巨浪白色的浪头，在一片较暗的海上碎开——这样形容那幅图景倒还贴切。金鸡关海拔二千英尺，隔开名山所在的山谷和雅河河谷。雅河河谷两侧山坡上的耕作梯田用圆石砌成，左岸堆着一篓篓卵石，说明这河谷容易遭水淹。我们在雅州府城外五英里处到了河边，河向东流；雅州在右岸，河就是因它而得名的。过了一座七孔木桥跨过一条支流，不久便来到干流前，我们从一座浮桥上过河，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第一座浮桥。两岸堆着一个个高高的、装在竹篓里的石头圆锥，一根用篾条编成的巨大缆索缠在上面；一捆捆扎得结结实实的竹子，相隔约一英尺浮在水面上，每捆的上游一端都牢牢系在缆索上；竹捆上铺着木板，成为桥面；木板两侧装着竹栏杆。城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风景如画，街道宽阔，还有一家好客店——这对我们实在是一种享受。它太诱人了，我决定歇一天，顺便打听一下以此为中心的砖茶贸易。

输往西藏的砖茶，全在雅州府境内和府界附近制作。产茶的地方，按产量多少依次是荥经、雅安和天全州。邛州产得最少。名山县境内的蒙山上，出产一种专供皇宫饮用的茶，送到雅州，再转运北京。全府所产的茶，估计总值一百万两，据说征收的税款是四万两。上等茶在二月间用手采摘；粗茶则在三月间采摘，或者不如说是割——为此要用刀——那时叶子和枝梗一概收拢。种茶的人把茶卖给茶号，细叶每担（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磅）四五两，粗叶每担约一两八钱。所制的茶分三等，分别叫「谷雨」、「毛尖」和「碎方」，售价每斤二钱、一钱五分和一钱。茶叶蒸过之后，做成长而窄的扁包，里面裹一层芭蕉叶，外面包一层篾席。细茶一包重十八斤，合二十四磅；粗茶一包往往只有十斤，合十三又三分之一磅。雅州的交易以五十两为一个单位，这笔钱能买多少包，视行情而定。

与西藏的茶叶贸易总值，约在十五万到二十万英镑之间。这些茶全靠背夫背运，堆在一个木架上，木架向前弯过头顶，就这样从雅州运到靠近西藏边界的打箭炉镇，路上通常要走十五天。每背的包数当然因茶的质量而异。我数过有多达十四包的，但平均每背八九包。据说两地之间每包的运费是三百文；但每背的包数、每包的重量都不一样，付钱时一定有更合理的算法。像贵州那些背盐的人一样，这些背夫——我们在雅州以南每天要数到数以百计——腿都很瘦，看不出有什么超乎寻常的筋肉。在艰苦的山路上，他们常常歇脚，一歇就很久。

这种茶同汉口俄国茶行所制的砖茶截然不同。后者是用细茶的茶末和碎叶压成坚硬结实的茶砖，或是有棱纹的薄茶饼，泡出来的茶极为可口。藏人则把茶叶同酥油一起打搅来吃，连一根茶梗都不浪费。

但本府的出产并不限于茶；还有两种药材大量输出，叫作厚朴和黄连。前者是一种木兰的树皮，后者是黄连的根茎。野生木兰的皮较厚，比种植的更受欢迎，价钱也高得多。这里也开采和冶炼煤铁。

三月五日大半天，我们在浓雾中沿着雅河一条小支流的右岸艰难前行。这条支流与同一条河的另一条较大支流之间，隔着一个山口，叫「飞龙关」，海拔三千五百八十英尺。在一条可怕的路上长时间攀爬，终于到了山顶，我们在那里坐下，同一群往华西各座圣山朝拜的藏族男女交上了朋友。女人们健壮而好看，戴着耳环和胸针，装扮得很艳丽，一点没有她们那些丹凤眼的姐妹们所特有的那种死气沉沉、淡而无味。她们毫不假作矜持，拿我欧洲人的相貌和衣着打趣说笑。约二十匹马和骡子从山口西侧爬上来，气喘吁吁；这也难怪，它们驮着从宁远运来的沉重的铜，和从云南运来的一种鼠李的树皮，那是用来制绿色染料的。

中国人缺乏发明的能力吗？谁都知道，给他们什么样子，他们就能照样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有个裁缝做新衣裳，照着样衣连补丁都一块块补上了；可是这个民族能否向世界贡献一个独创的想法，却争论得很激烈。我认为，我在前面一章描述过的贵州水车，就既新颖又精巧；在雅州以南，我又看到水车被派上了两种既巧妙又实用的用场。把水车横轴的一段去掉，装进一个铁曲拐；曲拐上用一个环扣连着一根长铁杆；铁杆下端装着一块磨石，水车转动时，磨石便在一根准备用来盖房的石柱表面来回打磨。按照完全相同的原理，只是水车的轴由横的改成竖的，铁杆便被用来拉铁匠的风箱。

下了山口，我们在荥经河——雅河的这条支流叫这个名字——右岸安下当夜的大本营。这时我的随从们开始骚动起来。我们离大相岭脚下只有一天的路了，从云南来的挑夫到我们的客店里，给他们灌了满脑子要克服的种种困难。据他们说，山口上积雪很深，他们好不容易才捡回一条命过来。中国人的话向来得大打折扣；一个中国人到底有几分相信他最亲密的朋友，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至今仍未解开。我们没有沿河右岸的山路走到荥经城，而是在离宿处几英里的地方乘渡船过到左岸，穿过一片水源充足、耕种良好的平地。平地上我们看到一两个村子，但都是些破落地方，我们穿过时几乎不见人影。从一座木板桥重新过河，不久便望见了低矮的石砌城墙。到处响着铁匠铁砧的叮当声，高声宣告着本地的行业。附近既出煤又出铁，农具、锅和脚码子正在锤打成形。荥经以南，山谷收窄，常常只容得下溪床，山也更陡峭、多石，不见耕作。不过山并不光秃，因为到处都是茶树。

黄泥铺村比荥经城高一千四百英尺，比大相岭顶低五千六百四十英尺，岭顶积着雪。三月七日早晨醒来，我们发现整座山都裹在浓雾里，越往上走雾越浓。到了小关（四千八百英尺），路边积雪很厚；但四周一切都埋在一片白茫茫的昏暗之中。巨大的冰柱从悬在崎岖小路上方的岩石上垂下来，我们常常在急流的轰鸣声中，听见它们碎裂着坠入深渊。越往上，雪越深，从小关以上的两三英寸，增加到两英尺。小路沿着深沟和悬崖的边缘走，全是连成一片的雪泥、积雪和冰——再往上，雪变得干而脆；我们早晨六点半从黄泥铺出发，中间歇了两小会儿，下午两点半站在了岭顶（九千三百六十六英尺）。山脊上刮着强劲的北风，我无意中听见一个护卫郑重地警告我的随从们：在岭顶上大声喊叫，必定会招来风暴。有一阵子，除了我们自己踩在脆雪上的脚步声，没有一点声响打破这阴郁景象的寂静。这变得单调乏味，我实在无聊至极，便拿雪球打我的狗，我的笑声和它欢快的吠声，吓得他们赶紧顺着山口的南坡往下走。

出了云层，我们俯视一片被高山环抱的平原，平原被一道道山脊隔开，山脊之间是山洪冲出的深沟。平原中一块台地上，坐落着清溪县城，比大相岭顶低将近四千英尺。平原几乎正南正北走向，一条溪水顺平原流下，是四周群峰上融化的积雪汇成的。县城不大，却极有意思，因为它是从西藏到中国内地的大路与经建昌谷地来自云南的路的交会点。在这里，我们同背砖茶的人分了手，遗憾的是我们无缘随他们去打箭炉，去闯一闯那座著名边城以外的地方。从清溪起，路向南走，下到夹着一条山谷的陡峭山脉的脚下，山谷时宽时窄，遍地是石头和卵石。城南十五英里处，路突然下降约二百英尺，进入一条较宽的山谷。远远的下方，我们望见龙洞小村，四周环绕着一块块黄色的油菜和绿色的小麦与罂粟——在这白色的石头山谷里，真是一片绿洲。这一段下坡不但通向一片新的地域，也通向一个新的民族。

在龙洞，我注意到居民的相貌，尤其是女人的相貌，有显著的不同。脸比一般汉人的脸型更瘦削、更尖，前额非常突出。毫无疑问掺有外族的血统，大概是西番人。所有这些非汉民族都有一个特点：女人总是最后才放弃本民族的服装，而且执着地爱好繁多的装饰。龙洞的女人除了面貌与众不同之外，还满身戴着银饰。

小村以南有一段路，在那片石头荒野中看不出有任何耕作的迹象；但渐渐地，我们发现有石头被拾拢过、有地块被筑了埂、有小溪被引去灌溉的痕迹。清澈的水里野生着豆瓣菜。树木虽不多，却也不缺；可以看到桑、橘、红枣和梨。这里的橘树很高，结一种圆圆的小果子，皮厚而皱，叫我不由得想起一只缩小的「佛手」。这条山谷里也种着少量棉花。许多房屋的屋顶不是中国常见的瓦，而是压着石头的薄木板；坟上堆着圆石，仔细地刷了白灰。

驻防小镇富林——从这里有一条马道翻山通往打箭炉——离大渡河左岸不远，大渡河是这条山谷的南界。镇子紧邻四周有几块耕地；但从为防流沙河河水泛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来看，农业似乎是在困难中进行的——流沙河正顺着山谷奔流而下，汇入大渡河。一道东西走向的白色卵石带，背后是一片高地，这是能看到的河道存在的惟一迹象；直到我们来到瓦窝那个破败的村子——它建在一片沙洲上，靠繁茂的仙人掌丛把沙土固住——才望见大渡河碧绿的河水在卵石河床上向东猛冲，很快消失在东南方群山的一个缺口里。这条河分成的几股汊流，在瓦窝以西汇合。

下到渡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纯粹的非汉民族。船夫们都是高个子——有一个超过六英尺——身体精壮，灰色的眼睛目光平视，他们立刻同我亲近起来，把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他们是西番人，说汉话带着明显的外族口音。其中一个人以汉人所不可能有的无畏，恭恭敬敬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向他打听这条河的情况，他也爽快地、显然很乐意地一一作答。我随口问河有多宽，身边一个汉人立即回答说一百多丈，也就是一千中国尺；可我的保护人平静地责备他说，这种问题不该随口就答，想了一会儿，才说河宽六百尺。我估计河宽将近二百码；但在那些使一切都相形见绌的大山面前，要准确估计距离是很难的。我在江心把一根竹竿从船边插下去测量深浅，西番人都笑了。

由于多有瀑布和急滩，全程能通航到嘉定府的只有木筏；大渡河在同雅河汇合后，就在嘉定注入岷江。每年大渡河两岸都有一次热闹景象。四月底，成千上万的背夫要在这个渡口过河，背着从建昌谷地来的珍贵的白蜡虫，前往嘉定府。耽搁会伤害他们那些活的货物，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赶到渡口。我们三月九日渡过大渡河，时候太早，没能看到这些日夜不停的背夫们的奔忙。我们所见的贸易没那么激动人心；从南方来的铜和松木板，与从北方来的棉花和盐在这里相遇。

大树堡是有城墙的小镇，离河南岸不到一英里，在这里，那些异族的高大男子和活泼女子，不难从汉人中辨认出来。他们头缠白帕，俏皮地歪向一边，举止优雅，透着一股独立不羁的气度。大渡河可以看作西番各部所居地区的南界，也是倮倮地界的北界；倮倮地界向南延伸到长江，从建昌谷地向东延伸到岷江右岸。我在大渡河以南也见到几个西番人，但他们是些孤零零的人家，已同各自的部族失去了联系。他们在汉人中名声不好，被认为伤风败俗；然而我对他们的了解虽然必然有限，却证明他们具有某些品格，而这些品格在天朝人身上完全没有，或者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只以极其粗浅的形式存在。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曾表示希望同一个西番人长谈一次；到了大渡河以南第二站的平坝，有人来告诉我，村里有一个「熟野人」。费了些周折，他才被劝到我们的客店里来；他之所以迟疑，是因为——他单独同我待在屋里时这样解释——汉人若知道他在同我说话，可能会为难他。我打消了他的顾虑，从他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了他的语言，然后在他临走前请他收下二百文钱，作为我给他添了麻烦的补偿，也作为他传授知识的酬谢。他坚决拒绝，说他并没有给我帮什么值得酬谢的忙。谈话中他告诉过我，他家在三英里外的山里，来平坝是买几样东西；于是我向他指出，收下这点小钱，他就可以替我给他的家人带一份小小的礼物。又费了一番口舌，他才相信在这个条件下收下这钱并无不妥，临走时代表他家里其他的人再三道谢。换了一个汉人，会这样迟疑吗？我看不会。

平坝以南，我们便真正进入倮倮地界了。三月十一日早晨，我们在拴马草小村吃早饭时，突然来了十个样子粗野的汉子。他们穿着从脖子直到膝盖的褐色毡毛披风，腿和脚用棉布紧紧裹着，脚上穿草鞋而不穿鞋子，头发向前梳成一只角的形状，突出在额头上方，用布缠住。每人手持一根长木标枪，装着又大又宽的铁箭头。有的匆匆吃了顿饭，有的在街边一块石头上磨他们的标枪。我们开始以为他们对我们或我们的财物不怀好意，但他们很快便鱼贯而行，沿一条窄路翻过西南方的山，不见了。有人正往同一个方向赶羊，这些人大概是牧人，正准备保护他们的羊群免遭野兽袭击。陡直地下了一段坡，到了海棠，我们住进一家刚建成、因而很干净的新客店。第二天逢集，我们决定去凑凑热闹。雪下得很大，集市有些冷清，我便从一大群活生生的倮倮中说动两个人，到客店里陪我待一两个钟头。我记下了他们的数词和几个常用词，这样就可以把我记下的读音同巴伯先生从别处的倮倮那里记下的读音作个比较。

瓦山附近的倮倮（巴伯先生记）、马边附近的倮倮（巴伯先生记）、海棠的倮倮

一：慈、齐、兹

二：尼、尼、尼

三：苏（或索阿）、苏、斯瓦

四：厄、利、利

五：恩姑、恩姑、恩欧

六：佛、苦、胡

七：实、实、实

八：协、黑、黑

九：古、古、古

十：切（或册）、彻、策

可以看出，除极少数例外，这些数词几乎完全相同；不必多么牵强地推想，便可认定倮倮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只有轻微的方言差别。可惜我遇到的人都不会写字——他们有文字，这已得到确凿的证明——所以我无力帮助破解这部迄今仍是天书的文字。

在这里，把不同旅行者在不同地方记下的西番数词比较一下，也是合适的；我想，比较的结果表明，西番各部也像倮倮一样，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只有地方性的方言差异。我遇到的那个西番人告诉我，他们的文字与藏文相似，这很可能是真的。

紫打地的西番（巴伯先生记）、鲁谷（？）的西番（霍奇森先生记）、平坝的西番

一：图、塔、塔

二：努、那、那

三：西、西、希

四：卓、雷、罗

五：恩盖、恩阿、恩阿

六：出、楚、初

七：顺、斯桂、申

八：日、兹、瑞斯

九：恩哦、古、昂阿

十：齐齐、彻齐、策齐

我同意巴伯先生的看法，霍奇森先生记下的「七」的读音是不可能的。巴伯先生沿用威妥玛爵士的拼法——威妥玛在转写汉字时，用一个字母表示半卷舌的卷舌音；这就可以解释「四」和「八」两个词表面上的差异，而实际上这差异并不存在。在我听来，那个音相当宽重，足以写作一个十足的卷舌音。

倮倮似乎不加区别地穿白色或褐色的披风，在我穿过他们地界的全程中，只注意到一个例外，那是一件镶着红穗的蓝披风。这种与常规不同的装束，我找不到满意的解释。我们在海棠集上闲逛时，有好几担茯苓从我们身边运往北方。这种东西在四川和云南的山里极多，被视为贵重的药材。

在海棠，我以为自己有了一项将彻底改变全世界穿衣之道的发现。从集上回到客店，我瞥见一个伙计手里拿着一块质地颇为疏松的布，拿来一看，才惊讶地得知，这布脏了不用洗，而是扔进火里，火把污垢烧掉，布本身却完好无损。我脑海里浮现出一群愤怒的洗衣妇的幽灵，仿佛在诅咒这个发明的时代。我毫不迟疑，当场就把这说法试了一试，高兴地看到那块布从火里取出来，干干净净，又可以用了。据说它是用附近山沟里生长的一种草的纤维状根茎织成的。中国人一贯那样自相矛盾，把它叫作「火浣布」，而不是「防火布」。读者啊，有时被人粗暴地揭穿幻想，是很难受的。我是不是得承认，我惟一的发现，只是川西有石棉？洗衣妇们，你们的饭碗还没有砸呢！

在海棠，又有一支倮倮护卫加入了我们。他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领头的小头目左耳上还用一个铜环挂着一块椭圆形的薄铜牌。我们离开舒适的住处，迎着一场暴风雪，在半英尺深的积雪和雪泥中跋涉了一整天。大路沿线每隔一英里便有一处汛地，每处据说驻兵三十，其间还有哨房。这一带沿着独立倮倮地界的西缘，倮倮常来劫掠，整支商队——货物、牲口和人——都被一扫而空，掳进东边那些人迹难至的大山里去。

此后每到一处汛地，护卫便换一班，兵丁都佩着刀。刚要进越嶲平原时，一个兵丁指给我看一个地方，说几年前有一支五千人的大军从这里攻入倮倮地界，去惩治劫掠者，他又说，没有一个人回来讲述他们的下场。平原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原上的房屋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碉楼；它们有两层，底层却没有窗户。在越嶲厅城里，我们见到许多倮倮，其中不少名义上在官府当差，实际上是领着薪饷的人质，用来担保他们的部族安分守己。在这里，我们的护卫又加强了；三月十五日早晨出城时，前面开路的是一大队衣着鲜艳的兵丁，扛着旗帜、长矛和戟。平原南部被一列山分成两条山谷；东南那条通往独立倮倮地界，汉人谁也不敢进去；通往宁远府和云南的路，则穿过西南那一条。

西南这条山谷渐渐收窄，东边是陡峭的石崖，西边是缓坡高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耕种。谷底崎岖多石，汛地和哨房里都驻满了兵。四周筑着三重木桩栅栏，但若遇上一次坚决的袭击，这些都毫无用处，因为一旦失利，除了沿陡峭的山路爬进倮倮的地界，别无退路。

小哨小镇在山谷尽头、一条狭窄山口的北口，我们在那里住下时，我的随从中有好些人发起烧来，我在他们的呻吟声中度过了极不舒服的一夜——第二天要翻越小相岭，这可算不上什么好的准备。在这里我发现，倮倮中也有无赖。我们到达后不久，来了四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声称他们被派来第二天给我当倮倮护卫。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头人想得这样周到，我很感激，请他们明天来；可他们执意要我先给赏钱。我拒绝了，直到他们纠缠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才软下心来，给了他们一点小礼物，相信了他们的话。不用说，他们食言了。

把病人扶上马，我们出了小哨南门，进了山口，守在山口入口处的汉人哨房和倮倮哨房的哨兵放了一枪，宣告我们的到来。山口西南方的石崖高处，隐约可见两座哨房，它们的哨兵听到枪响的警报，身影黑黝黝地衬在背后的雪山上。我们每前进一段，每个哨兵都发出同样的信号。

折向西南，我们很快便开始真正攀登小相岭，它虽不如大相岭陡峭，却因积雪更深而颇为费事。岭顶海拔九千八百英尺，我们被一片白茫茫的昏暗笼罩着，四周的景物完全看不见。南坡平缓，小路下了一小段，便进入一道峡谷，通往驻防小镇登相营；这小镇坐落在高山脚下，位于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山谷的谷口。兵丁们正忙着加固北门的城墙。第二天早晨，我们由新增的一队扛着旗帜、长矛、刀、三股叉和火枪的护卫陪同，出了南门，这时山谷西侧的群峰被初升的太阳照亮，东边那列山松林密布的陡坡则落在阴影里。谷底荒芜，无人耕种，但几株盛开的野果树使景色明朗了些，只有蜜蜂采食的嗡嗡声打破四周的寂静。不久，一列东西走向的山挡住了山谷，路便向西穿过冕山分县，直到又被拦住，才沿着安宁河一条支流的左岸转向西南。接着是一道石峡，只容得下溪水，路是从坚硬的岩石上凿出来的，一直通到离泸沽镇不远的地方；泸沽紧靠宁远大平原的东北角。

我们正在溪水出峡处看鸬鹚捕鱼，一群到泸沽赶集回来的倮倮妇女走了过来，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近看机会。她们说说笑笑地往山里的家走去。她们戴着黑布做的大圆帽，像苏格兰的「坦奥山特」帽，穿着短上衣，裙子的长度刚好不遮住光着的脚。裙子前面从腰到脚镶一条粉红布，似乎是一种时尚。上衣的领口用绣花领子扣住，领上缀着银饰和银扣。她们大多很俊俏，但有些人门牙脱落或蛀坏了。不必怎么发挥想象，就可以把她们当成一群意大利农妇。

三月十八日早晨，我们离开泸沽，登上一片低矮的台地，眼前是一片向南伸展的辽阔平原。流经镇旁的溪水在镇西不远处与北来的另一条溪水汇合，两水合流便成为安宁河，顺平原南流，注入打冲河即雅砻江——长江的一条大支流，长江在这一带叫金江，即「金色的河」。此时离府城只有约二十英里了，但我的随从们病着——好在南方吹来的和风正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们发烧而劳累的身体，他们已开始好转——我们只得把这段路分作两天走。三月十九日午后不久，我们越过了平原东侧群山伸进平原的最后一道山脊，穿过关厢里那些耕作精美、树木葱茏的园子，又穿过一条满是驮着长长的空心圆锥形盐块的牲口的繁忙街道，从西门进了宁远城——在华西，它更普遍地被称为建昌府。

七经建都至哈剌章

地震——宁远对外国人的接待——宁远平原的富饶——瘿病与食盐来源——载入史册的冰雹——藏族马帮——渡雅砻江——杭州的骚乱——盐源的接待与加强的保护——白盐井的卤井——被群山所阻——云南边界——望见长江——回民起事的后果——黑雾海子——金江之滨——废弃的城镇——瘟疫——初见积雪的苍山——壮丽的景色——洱海之滨——终抵大理府。

据史书记载，明朝初年，建昌平原发生过一次可怕的地震，宁远旧城整个陷入地下，变成了如今城东南的那个大湖。据巴伯先生得到的消息，一八五〇年宁远又遭到一次同样的灾难，化为废墟。如果前一种传说属实，马可·波罗经过建都时这个湖还不存在，然而我们却发现他提到这一地区有一个出产珍珠的湖。说来也怪，我当时虽还没读过这位威尼斯人的游记，别人对我讲起这个湖的许多事情中，就有一件是湖里出珍珠，还拿了样品来给我看。

我到达之前，只有两个外国人到过宁远，而且都在一八七七年。第一个是一位法国天主教神父，被人用石头打出了城。两个月后，巴伯先生来了，他凭着一位新任总督颁发的指令，赢得了那位曾唆使众人袭击那不幸传教士的官员的尊重。轮到我出场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住处，在找房子的那个钟头里，我成了成千上万双黑眼睛的靶子。但幸运之神并没有抛弃我。终于找到了客店，我刚一进门，一场雷雨便在城上空爆发，给已经干渴了一个月的平原带来了滋润。一个外国人的到来和一场及时的透雨，在他们迷信的头脑里只能是因果相连的两件事；不久便有一个城中百姓的代表团来拜访我，感谢我来得正是时候。我从一个闯入者，一下子升格为一位恩人。

我趁代表团在场，打听了平原的物产和本府的矿藏。稻子、罂粟、棉花、红花、各种水果、药材和染料、肉桂、豆子、小麦和玉米，各按季节种植；附近的山里出产铜、锌和铁。桑树很多，出产的丝运销云南。但平原的主要出产是白蜡虫，前面已经提到过，第十一章还要详细论述。松木板也是这一带的特产。山上的土里深埋着巨大的树干，人们顺着一行行冒出的松树幼苗找到它们的位置。把它们挖出来，锯成板，大量运往北方。

我宣布不打算往南经会理州去云南府，而是要试走经盐源县通往滇西北和大理府的路，立刻就冒出了上百条反对的理由。说那条路只是一条马道，轿子过不去，没有客店，没有米，除了荒野什么也没有。在东方国家稍有一点经验的旅人，就知道本地人的话要打折扣；我对我的人说，我这趟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事实，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验证一下这些反对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三月二十一日离开宁远，我们绕过湖的西岸——湖长约八英里，宽两三英里——向平原西南边界的低山进发。离城八英里，到了安宁河左岸，从渡口过了河，我们向南穿过一片沙荒，荒地上竖着密密的芦苇篱笆，防止沙子被风吹到耕地上去。再往南，平原上散布着土屋和村庄，四周的耕地边上密密地种着桑树。

从泸沽往南的这片平原，以富饶闻名整个华西；但从泸沽到宁远以南，河沿着平原西缘高山的山脚流，而平原由东向西缓缓倾斜，河水很难用来灌溉。因此平原大体上靠雨水供水；我们到达前一个月滴雨未落，龟裂干旱的土地上，罂粟、小麦和豆子都长得矮小，与我们听到的这片乐土的美妙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宁远以南，平原完全平坦，河在其中蜿蜒，被广泛地用来灌田。

建昌谷地虽然通常得天独厚，它许多村庄的居民从外表看却不是一个快乐的族群。最叫旅人触目的是那难看的瘿病十分普遍，男女老少都不能幸免。本地人把它归咎于盐源县境内白盐井卤井所产的不洁之盐；他们相信，宁远府以北吃的是北方盐泉的盐，凡吃这种盐的地方，瘿病极为少见，而宁远以南只吃本地盐，瘿病便极其普遍。这与贵州山区居民对我说的话很难调和，那里瘿病也极为普遍。他们一致认为，这病是由供应整个贵州省的四川北方盐泉的盐引起的。但这病的真正原因，无疑应归于当地饮水中溶解的石灰质和其他物质。

河西小镇——意为「河的西边」——是离开宁远的第一站，坐落在一列山脉山脚的一道弯里，这列山是安宁河与雅砻江的分水岭。它也有一段与自然搏斗的故事。一条小溪从西边的山里流过镇子，去汇入平原上的河。一八八一年，一场可怕的冰雹横扫山地和平原；小溪变成了咆哮的洪流，几乎把整个镇子冲得荡然无存——死于冰雹和淹死的人估计有一千。

沿着小溪溯源而上，爬了几个钟头，我们到了山脊，这里的路因西南盐泉与宁远府之间终年不断的运输，在坚硬的石灰岩上磨出了十二英尺深的槽。山的东坡陡峭，长满粗硬的荒草，直到过了山脊才出现耕作。即便如此，也只是零星几块开垦地，种着大叶女贞、梨树和别的果树，未开垦的地上则长着矮小的松树。过了山脊，路——只是一条马道——沿着山腰向西偏南延伸，从那里我们能望见南边雅砻江碧绿的江水向东北流去，又突然折向南方，因为它往东北的去路被一道山障堵住了。在这样的地方，可以想见人口十分稀少，一整天的路程中，只偶尔见到一间供行人歇脚的茅屋。

我们在山腰上一家孤零零的茶馆歇息，琢磨着坐轿子走这条路是否可行、是否明智，这时我看见遥远的西南方有一长串移动的东西朝我们走来。红旗和装饰华丽的骡马提醒我，来的是不寻常的东西。穿红衣、带刀矛的赶马人，和跑在驮畜前头的高大强壮的狗，告诉我们迎面来的是一支藏族马帮。它由约五十头牲口组成，驮着药材、麝香和杂货。听说这条路驮畜可以通行，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离开宁远第二站的晚上，我们歇在德里堡村，村子俯瞰雅砻江，第二天早晨陡直地下坡便到了江边。沿左岸穿过浓密的仙人掌篱笆往上游走了四英里——这里的仙人掌长得那样茂盛，我在华西别处没见过——我们在河边汛渡口过江，那是右岸的一个税卡。江面宽约二百码，水很深，水流平稳，直到我已提到过的那个急弯，才在暗礁上激起泡沫翻滚的浪涛。雅砻江不能通航，碧绿的江面上惟一的船只是三只渡船，每只约三十英尺长。从税卡下面的卵石滩起，我们沿右岸——这里布满巨大的卵石——走了一小段，然后向西南转进一条山沟，沟里有一条小溪流入干流。地势渐渐开阔，自离开宁远平原以来几乎绝迹的耕作，又开始出现在东南方较平缓的山坡上。

我们想，这一天在雅砻江陡峭的江岸上一番挣扎，总该换来在小溪左岸的杭州小镇睡一个好觉。然而我们大失所望。登上一个小坡，我们吃惊地看到，镇上几乎只剩下烧焦的残迹，几天前刚被一场大火烧毁。进了镇，住处之糟正如所料。无家可归的居民挤在少数几所没被烧掉的房子里。那一大群闲汉似乎需要给他们那股还没花在重建家园上的多余精力找个出口。我们的到来便是他们的机会。我们好不容易弄到一间屋子，刚安顿下来，就被一群目瞪口呆、蛮横无礼的人团团围住。他们变得那样蛮横，那样咄咄逼人，我们不得不请地方官出面，制止这场看来正迅速演变成骚乱的事。他来了，但他在场也无济于事，他的命令没人理会。他走了，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于是骚乱者和我的随从们扭打成一团。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出面干预；在中国漫游期间，我头一回也是惟一的一回，被迫亮出了我的左轮手枪。所幸对大家来说，看一眼这件武器就够了；在那令人生畏的枪口下，四个扬言要我性命的为首者被抓了起来。这一夜骚乱平息了，但有人放话，说明天要报复。我们正式通知了地方官，他很好心地答应尽力保护我们，并陪我们走下一站。天亮时他如约到了，我们也很高兴能拂去这个不友好的杭州和它那些好闹事的居民沾在我们脚上的尘土。

杭州所在的山谷向西南收窄。重新过了小溪，路沿着山腰走了一段；但山不久便退开了，留下一片起伏的地带，越往前越高。我们在低矮的松树和浓密的灌木丛中往上走，经过许多没有开采的铜矿，直到最高处，路的海拔几乎不低于两侧此时已白雪皑皑的山峰。一场雷雨在这里耽误了我们的行程；闪电的光芒和在四周群山间回荡不绝的雷声，真为宙斯的铁匠们争了光。但冰冷的冰雹和我们不得不寄宿一夜的那间简陋土屋，很快就把我们的思绪从古典传奇的梦境拉回到漂泊生活的严酷现实。不过，杭州的地方官押着他的犯人先赶到了盐源县城，我们没有按时到达，在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他们担心我们的安全，派了信差和兵丁来查明原因。

除了一小段之字形的路，下到盐源的坡很好走。我们沿一条山间小溪顺山谷走了一阵，然后离开它，转上一条向西的平坦好路，不久便进了城。城在一片平原的东北边，背靠一列东西走向的高山。在这里，我们为杭州的暴行得到了应有的补偿，杭州的居民通过他们那几个不情愿的代表，得到了一次虽然痛苦、却很实际的教训，学会了该如何对待西方来的陌生人。官员们再三道歉，对我们的需要照顾得无微不至，答应一路保护我们，直到过了云南边界的第一座城——这个诺言他们忠实地履行了。

盐源城虽小，却是与云南省接壤的一个县的县城。这个县富产铜和盐，也是那种勤劳而有趣的生物——白蜡虫——的主要产地之一；白蜡虫繁殖在女贞即大叶女贞的枝条上。出盐的卤井在城西南十四英里的白盐井，我们沿一条好路穿过平原到了那里，平原上有一两条小溪向西北流。农民们为了灌溉摆弄这些小溪的本事，实在令人叫绝——这里溪水朝一个方向潺潺流去，那里又恰恰朝相反的方向流。这片平原是四川省极少数能用车子运输的地方之一。

上面提到的白盐井的卤井只有两口，比较浅，只有五十英尺深。这里用不着竹筒、绳索和水牛，只用侧面装着竹竿作提手的小木桶就够了。有一口井在半中腰搭了一个木台，一桶桶卤水从木台上递给上面的工人。从井边来到熬盐棚，我们看到一排排土灶，顶上有圆孔，孔里松松地嵌着用附近出产的铁铸成的圆锥形锅，高一英尺到两英尺半不等。锅烧得够热了，就舀一勺卤水倒进去，卤水冒着泡涌到表面，然后沉下去，在锅的内壁上留下一层盐。如此反复，直到形成约四英寸厚、与锅形一致的一层，便把盐取出来，成为一个中空的圆锥，可以上市了。必须留心使锅底保持湿润；否则盐锥会开裂，经不起驮畜背上的颠簸。灶里烧的燃料是一种软煤，就埋在白盐井以西七英里那些黄土山的地表下面。这些井每天的出盐总量不超过两吨，井上的成本连同官税，约每磅一个半便士。由于这一带人口稀少，供应的范围比产量看来所能供应的要大。

马可·波罗经过建都时，这一带在西番人手里；毫无疑问，当时用作货币的盐饼，就是在这几口井熬出来的。今天西番人也不少；他们住在西边，统称为蛮子。

从白盐井的卤井到云南省界，直线距离不到四十英里，我们走了五天，这一路的行进——我简直不好意思用这个词——是一长串山地旅行的故事。我们好几次接近了省界，可每次都被长满松林、无法穿越的山障逼回，往南、往东南退去。往南，山脉东西走向，一天的功夫——有时长达十三个钟头——就是爬上爬下陡峭的山坡，在山与山之间谷地的溪床上——那本该是路的地方——设法绕过那些巨大的卵石，却收效甚微。在这样的地方，可想而知耕作不会显眼；但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最适合崎岖山地的动物——山羊。在买不到米、我们的存粮又早已吃完的地方，羊肉也大受欢迎。在我们路线的西边，有许多地方住着蛮子部落，不过他们的地盘主要在省界以外。

在哨上——进入云南前要翻越的最后一道山脊——有六个倮倮在等着向我们致敬，是他们的头人派来的，头人已由汉官通知了我们要来。我们站在那里眺望南边这一省境内的群山时，其中一个高大强壮、浑身上下都是王者气度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们行礼。于是，就在川滇两省的交界上，我们看到东边的倮倮，西边的蛮子，而汉人则占着隔开这两个异族的狭长地带。两个异族，又是何等的对照！东边的倮倮，仍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服装，这个民族被汉人包围，却没有被同化——相反，还能劫掠与他们地界相邻的居民，把他们掳去做奴隶；西边的蛮子，穿的衣服与他们的征服者相差无几，胆小怕事，一见生人便准备逃走。不过，蛮子的女人，像散布在华西的所有这些部落的女人一样，保留着本民族的服装，虽不那么繁复，打扮却很像她们的欧洲姐妹。只是欧洲姐妹还没有缠上头帕，也不喜欢赤着脚走来走去。头帕大多是褐色的布，许多缀着一圈圈野猪獠牙。与倮倮妇女一样，一串串珠子是她们最喜爱的耳饰。

边境小镇会龙场，当地叫棉花地，坐落在一列东西走向的高山脚下。爬了五个钟头到达山顶，我们向西南能辨出另外七列走向相同的山脉，远远的南方有一条明亮闪光的带子，那就是金江——浩荡长江的上游——所在的位置。这些砂岩山脉的顶上覆盖着深色的松林，山坡上长满茂密的荒草和灌木，一群群马和水牛、绵羊和山羊在其中吃草。旧衙坪是一座土墙小镇，约有五千居民，四周住着两个蛮子部落——傈僳和摆夷——它在川滇边界以南两站，四月三日我在那里受到一位法国传教士的热情款待。从旧衙坪有两条路通往永北厅，那是云南省境内的第一座厅城。我们选了据说较好走的那条，却不得不绕一个大弯，结果不是从北边进城，而是从南边走近它。城坐落在一片长约五英里、宽约二英里的平原中央，北面是半圆形的群山，东面是一列南北走向的高山，西面是平缓的丘陵，南面是低矮的砂岩山梁，正迅速风化，流沙向平原漂移。这些山梁的南边和东边有许多水塘和一条小溪，塘边溪岸都覆着一层薄薄的碱。我骑的那匹壮实的滇马，嚼着这水直嫌苦。永北本身是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它所在的平原是黏重的土壤，豆子和罂粟明显不及四川的一般收成。然而，经大理府与云南进行的缅甸贸易，就到此为止，单凭这一点也值得一提。

从永北起，路向西南通到平原边缘，然后翻过长满松树和栎树的山丘，直到一片大水出现在一片南北走向的平原上。在平原东边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了那条大道的最初痕迹，据说在回民起事以前，它连接着大理和四川；但荒草和灌木几乎把那宽阔的石板路面的残迹掩没了。湖是一片清澈的好水，长十英里，最宽处约五英里，路——这里也铺着石板——沿湖的东岸走。中国地图上把这个湖叫程海；但住在湖边的村民只知道一个名字：黑雾海子，即「黑雾之湖」。平原上散布着许多土村土屋，但都已破败不堪，居民显然与贫穷相熟，即使在炎热的气候里，也穿得寒酸可怜。

湖南边的平原，我们来回穿行了好几趟，寻找我见过的所有中国地图上都画着的那条把湖和金江——马可·波罗所说的布里乌斯河——连起来的河。我们白找了；我们跨过一两条深沟，里面有一点水，却不是从湖里流出，而是流向湖里。不过再往南，有一条小溪发源于平原东部，又得到一条西来的小溪的补充，流入金江。越接近江，平原越窄——平原大部分荒着，其余种着甘蔗、棉花、罂粟和豆子——南边被低矮的山丘挡住，到了山丘，路便转向西、再转向西南，通到金江左岸的金江街集镇。

在这里，江的面貌与它流经中国中部和东部各省时截然不同。江宽约三百码，清澈的江水在卵石河床上缓缓东流，但很快就要被围困在荒野的峡谷之中，最后流出来时成了一条浑浊的泥水河，越近大海越浑浊。江水还低；西藏群山融化的雪水还没有流下来搅动它那水晶般的宁静；但金江街的房屋建在花岗石的地基上，在高出卵石河床五十英尺处用木板牢牢撑住，这说明眼下的江水每年要上涨多少。

巴伯先生已在远得多的东边一处解决了这条江能否通航的问题，我只须说一句：我向船夫们问起这事，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前一天晚上（四月十日），我们在金江街受到地方官的热情接待，睡了一个好觉，卵石滩上的低低水声也没有打扰我们；在镇西几百码处，江水北流后急转向东，我们就在那里过了江。路沿着构成右岸的松软卵石向南走，江水沿平原西缘流过时，常常隐没在深深的沙床里。一会儿它又靠近东缘，在这里我们望见长长的一段江面由西向东流来，直到被那些击退了它的冲击的陡峭石崖挡住，才被迫改道向北。路翻过这些石崖，下到一条小溪的右岸，那小溪在江的拐弯处汇入大江。

小溪流经的这片平原或者说山谷，名声极其不佳。里面几乎只能看到回民起事留下的废墟。这里是一座四面围墙的镇子，城门洞开，街上长满荒草，空无一人，一片凄凉；那里是掩埋在繁茂的灌木和仙人掌下的房屋和村庄的残迹。还请注意那些被伴随回民或其征服者的刀剑而来的火焰舔黑了的墙壁。这已够悲惨的了，却还不止于此。每年都有一场可怕的瘟疫横扫这山谷，把居民成片地夺去。难怪很少有人愿意冒生命危险住在这瘟疫肆虐的谷地里，也难怪能找到的住处都不配称为住处了。我设法把随从们分散安顿在黄家坪小村里；但我不幸发了一场热病，只得在一间没门没窗的小土马厩里待了两天。

但我们离大理府只有三天的路了，盼着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这个希望驱使我们拖着虚弱的身子继续前进。从黄家坪起，路先向西穿过荒地。从茂密的荒草和仙人掌中处处露出的石埂，是从前耕作仅有的痕迹；但路转向西南后，顺山谷向东北流的溪水两岸开始出现一块块罂粟和小麦，越往前走，耕作的迹象越多，山谷两侧的山坡上长着高高的草和矮小的杉树、栎树。快到大王庙时，透过午后烈日下白热的雾霭，我们第一次瞥见了积雪覆盖的苍山诸峰，虽然景象模糊残缺，却叫我们眼前一亮；大理府——马可·波罗所说的西哈剌章的都城——就在这山脚下。

大王庙南北的小路两旁，是盛开的野蔷薇和悬钩子组成的浓密树篱，大大妨碍了我们前进。离小路远些的地方，一块块田地因罂粟的紫花和白花而明艳；高处，白色发亮的墓碑从覆盖山谷两侧山丘的高草中探出头来。一道山梁仍然挡着，我们只看得见苍山的峰顶；但穿过从坡顶向西北延伸的那片淡红色平地后，一幅平原、群山与湖泊的壮丽全景便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洱海北岸附近到达平原的东缘，洱海向南伸展，水晶般的湖水清晰地倒映着平原西缘那列山脉积雪的峰顶。望着这幅灿烂的图画，我们觉得这一路的辛劳得到了加倍的报偿。从东缘下来，不久便到了湖的北岸，绕湖而行时，跨过两条从北面流入湖中的小溪。湖北部有一座小庙，高踞在一块礁石上，完全露出水面。要找一个比这更好的观景之处，是很难的。北边的山谷里满是罂粟，沿西岸伸展的白色田野，与湖面的闪光融为一体、消失其中，叫人眼花缭乱。

上关——意为「上面的关隘」——以北的村庄，住着一个叫民家的民族，无疑是掸人，他们的风俗、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连服装，都与汉人不同。他们也像蛮子一样胆小至极，生怕同生人亲近会在汉人面前连累自己。四月十五日我们进上关城门时，我想起一八六八年法国考察团的成员们，他们险些没能活着逃出这里；还想起那位为了他们而冒犯苏丹之怒的勇敢的传教士。勒吉谢神父至今健在；他不再藏身于山洞和树林，而是就在大理城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在上关，我们结识了几个古宗人，那是住在丽江府西北一带的一个藏族部落；不过大理人也把「古宗」一词泛指一般的藏人，与中国别处所说的「西藏人」同义。从上关起，路沿平原向南，把东边一直伸到湖边的耕地，与西边一直伸到苍山脚下的多石而较崎岖的土地分开，靠近苍山的地方布满了坟丘——那是回民死者的安息之所。穿过城外沿路的废墟，我们从北门进了西哈剌章的都城，受到汉官的欢迎，城里的法国和英国传教士也同样热诚地欢迎了我们。

八自大理府至云南府

从大理城墙上眺望——回民起事——一位垂死爱国者的恳求——藏犬——白腹锦鸡——游大理石矿——假麝香——民家少女——大理平原——苍山吹来的阵风——别了，大理——民间传说的宝地——洱海与湄公河——同上缅甸的贸易——广东小贩——下关——废城——糟糕的道路——半饥半饱——洋人与骆驼——楚雄府的格外礼遇——云南的盐井——一口袋邮件——路边审案——横渡滇池——在云南府的三天——华西的贸易与修筑铁路。

「笔比剑更有力。」但是，能把大理府及其四周的景色活生生地描绘出来的笔，至今还没有造出来。我读过已发表的寥寥几篇关于这片景色的描写，其中有些无疑写得很好，可它们比起真景来，是何等的不足、何等的远远不及啊！我真想扔下这支毫无用处、结结巴巴的笔，把那份壮美留给读者去想象；我若斗胆在画布上涂抹几笔粗糙的轮廓，也必须恳请读者尽情发挥想象，替我添上最后的润色。

一八八三年四月底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大理城墙的西北角上。头顶上，洁白如絮的云朵在蔚蓝的天空中向东飘去，时时遮住西斜的太阳温暖的光辉。北面伸展着一片平原，点缀着一个个村庄，从四周嫩绿的树丛中探出身来，那些树正开始换上夏装。西边三英里处，苍山山脉峰峦如锯，顶覆白雪，比平原高出七千英尺，而平原本身就已海拔将近七千英尺。东边三英里处，是一片浩渺水面的西岸，这湖纵贯整个平原，东岸背靠拔地而起的高山；西岸消失在闪闪发亮的白色罂粟田里，那些田地仿佛与远处那片银光融为一体；一点点白帆，借着从雪峰吹来的凉风，在这壮丽的湖面上掠过。稍等片刻。太阳此刻已有一半隐没在那条白色的雪带后面。它落下去了。巨大山脉的正面越来越暗、越来越暗，使那许多山沟显得愈加分明，冰冷的溪水顺沟流下，滋润着平原，然后消失在洱海的水中。多么宁静，多么安详！

我实在不愿从这些景色转向城市本身，去说明它何以如此残破。在这周长约四英里的方形城墙之内，只有两条好街道，彼此成直角相交，通到四座城门。其余的呢？是些倒塌破败的房屋和一块块耕地。回民起事期间，大理是最激烈的争夺所围绕的中心。起事一爆发，大理便被起事者占领，一直据守到他们向围城的官军投降为止。随后便发生了那场血流成河、屠戮毁灭的惨剧，所幸这种事情只有在不开化的国度里才能见到。围城军中传下的命令是斩尽杀绝，大理的街道很快就成了屠场，血深没踝。设法逃过屠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逃进湖边的田野，最后像野兽一样被赶进湖里，他们宁愿淹死，也不愿遭受肢解、凌辱和屠杀。

这，便是对回民首领杜文秀投降时所作恳求的回答。巴伯先生生动地描述了那次会面：「回民投降并交出武器之后，杜文秀——所谓的『苏丹』——坐着轿子来到围城者的营中，求见官军统帅马。被引到马的面前后，他要了一杯水，水递给他后，他说：『我别无所求，只求这一件——饶了百姓。』他随即喝下那杯水，几乎立刻就断了气。原来他已服了毒，一喝水毒性便突然发作。他的头当即被砍下示众；胜利者全然不顾他的恳求——这大概是一位垂死的爱国者所说过的最感人、最悲壮的话——就动手屠杀那些已无力抵抗的守军和城中百姓。」

格维纳使团的成员们住的是一家客店，那里曾有一千名回民被关在一起、遭到冷血的屠杀；我比他们幸运，承蒙内地会的乔治·安德鲁先生好意款待，在他家里得到一间舒适的屋子，在那里休息了两个星期，才掉头返回重庆。住在那里期间，我游览了湖，参观了苍山的大理石矿，还逛了在西门外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集会。我还有幸观看了一次约五千人的阅兵，就在布道所附近的校场上举行。滇西的提督对我极为客气，那位道台——他自称是老朋友，前一年曾与我同路到云南府——更是殷勤备至。

关于那场集会，我在巴伯先生的描述之外，能补充的很少。古宗，也就是藏族男女，带着他们的帐篷和货物来了很多；我非常喜爱他们那些健壮有力的狗，想弄一只来。不过这念头只好作罢，因为牵来给我看的那条狗，要一个藏人使出全身的力气才拉得住。那条狗要价十两，我若买下它，就得连它的看守一起雇下。我花了相当于两个几尼多一点的钱，买到一张虎皮和两张豹皮，当然都是没有鞣制的；又花了几百文钱，买了两只活的白腹锦鸡，装在篮子里一路带回了重庆。这种美丽的雉鸡，如今在欧洲已相当常见，在滇西极多，它的尾羽很受珍视，用来装饰驮畜。几根尾羽一起插在笼头的额带上，在牲口头顶飘摇。中国人最爱做买卖。我发现，在我买东西的时候，我的随从们正在飞快地脱手一包剃刀，赚了大钱——那是他们从重庆一路背来的。

一块块白色的大理石小石板，带着深绿色的纹理，据说是在表现树木、山峦和湖泊，大量陈列在店铺里和街边的摊子上出售。数量之多，说明这是一项相当可观的行业，我决意亲眼去看看它是怎样经营的。一天早晨，我带了几个人和一个向导，出了北门，向西北穿过平原，两个钟头后到了山脚，通往石矿的上坡路就从这里开始。在一个植物学家的乐园里费力地攀登了三千多英尺，我们到了一个采石场的洞口，一些人正在往外运一块块纯白的大理石。我对工人们说，我很想看看带纹理的大理石原石；他们却天真地回答说，那种石头实在少见，一年里能碰上一块就算走运了。那么，那许多带纹理的大理石是从哪里来的呢？平原上的村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石板的打磨、描画、烘烤，以及用蜂蜡填平坑洼，都是交给他们做的。顾客喜欢什么样的景致，可以预先定做。大理平原的居民并不比东部沿海的同胞们逊色。有人拿来两个在集上花很少的钱买到的麝香囊给我看；从外表看它们完好无损，仔细一瞧，却发现曾被剖开过，又用针线仔细地缝上了。买主大概为囊里所有的麝香付了高价。

从石矿上望下去，平原和湖泊的壮丽全景铺展在我们下方。北面是上关，它那道长长的南墙把湖和西边的山连起来——那是城和平原北面的屏障。下关——「下面的关隘或堡垒」——被伸进城南平原的山嘴遮住了。城和苍山之间的平原上矗立着两座塔，各高十三层，用印有藏文的砖砌成，从远处看，像两根倒立的棒槌。我们坐在那里，饱览这令人永生难忘的景色，这时一群背着松枝的民家少女从山坡上飞快地走下来。她们的装束中最惹眼的，是一顶紧紧贴头的黑布帽，形状很像消防员的头盔，缀着一排排白珠子。我遗憾地说，我们的出现使她们的脚步加快了一些。

可以想见，大理平原靠近苍山脚下的那一半，不如东边那一半肥沃。那里尽是石头、卵石和砾石，是山溪急急抛下的，而细泥则被带得更远，添进了靠湖那一半的土壤。湖岸本身是细细的黄沙，上面密密地散落着各种大贝壳。中国人厌恶冷水，不论是喝还是洗；有一天到了湖边，我说想在一个渔村雇一只小船带我出去游泳，当地的护卫大惊失色，用种种想象出来的危险劝阻我。结果不久我们——护卫也在内——就离岸很远了；我和我的小狗在清凉的湖水中你追我赶，嬉戏了一刻钟，护卫们坐在船上跟在后面。从我看到捕上来的鱼来看，湖里的鱼属于鲤科。

正如我刚才说的，中国人一般厌恶吃喝任何冷的东西；但在大理，夏天人们都爱吃拌了糖的雪。这就引出了苍山山脉上终年积雪的问题；平原上虽然一年只有十个月能望见积雪，但毫无疑问，另外两个月峰顶附近的石缝里也有雪，而且街上一年到头都能买到雪。即使在夏天，气温也宜人；风从雪峰上阵阵猛扑下来，使平原的空气清凉。对于这种阵风，我自己就有过一次颇为吃惊的经历。我们到达的那天快进城时，我那顶官轿又大又重的轿顶，尽管压着笔、墨、纸和温度计，竟被整个掀起，刮到旁边的田里去了。苍山的存在还有另一个影响：庄稼总是熟得晚，因为太阳早早落到山后，平原每天少晒两个钟头的太阳。

我们在大理住得那样愉快，五月二日早晨一切又准备停当、要重新上路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我得向我那位好心的主人告别，他在那个偏远的驻地工作，那份热忱和毅力，我还没见过有谁能超过。对我来说，大理和它的四周已成了一种乐园；若不是职责召我返回任所，我真想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出了南门，我们进入一片早已荒废的关厢，当年它一定非常大。街道和横街很多；但倒塌房屋的地面已改成了菜园。确实有一个传说，说在兴盛的年代，这片关厢一直延伸到下关——下关是大理以南十英里、在连接中国和上缅甸的大路上的一个繁忙的镇子。不过边境城镇向来以传奇的摇篮著称；关于「金齿国」——大理就是它的一部分——的白王，别人给我讲的神话，我若能记住一半，就能写成一本很有趣的书。我这次旅行的目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是搜集事实而不是寓言；但对于不受贸易统计束缚的民俗学者，我可以放心地推荐大理平原，那是一块采风的宝地。洱海的水由一条河排出，这河从湖的西南角流出，把下关分成两半，然后向西、向南流去，汇入湄公河，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澜沧江。

离开大理前几天，我派我的文案到下关去，搜集有关中缅贸易的一切资料；我到了那里，又花了些时间仔细审核他收集的统计数字，并寻找佐证。这些材料，加上我后来从八莫一位先生那里得到的宝贵资料，使我得出结论：当时华西与缅甸之间的贸易，每年总值约五十万英镑。我们在客店里讨论商务时，来了一群广东小贩，看到离海岸这么远的地方出现一个洋人这样的奇景，都咧着嘴笑。他们看上去是一伙粗人；他们不用寻常那种两头挂担子的扁担，而是每人拿一根装着长铁矛头的木枪，枪头上吊着一支老式的马枪。他们是到大理去用货物换新鸦片的。下关离缅甸边境最近的地方，比离云南府近得多；我若有必要的授权，该多么乐意往西去八莫啊。这是办不到的，我只好走到镇子的西头，眼巴巴地朝我们印度帝国的方向望了望，它是那样近，却终究去不成。

大理府到云南府之间这一带，马嘉理以及格维纳使团的巴伯先生和达文波先生都已描述过，我能补充的很少。经历过建昌谷地之后，这一带显得那样平淡单调，我决定全速赶路，结果我们用十三天走完了二百多英里，中途一天也没歇。大路上的六座城中，惟一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赵州，那是离开大理的第一站。它比其他几座城显出更有希望的复兴迹象。镇南州、楚雄府、广通县、禄丰县和安宁州都破败不堪。大多数城的城墙缺口都没有修补；城内也看不出繁荣回升的明显迹象。不过许多村子里，房屋正在加紧兴建。说没有路的地方路最好，似乎自相矛盾。然而这是实情，因为铺路石没了的地方，夯实的细沙或黏土落脚极好，只是下雨时除外。许多地方路中间隆起一个个铺石的土包，人畜都小心避开。铺石歪斜扭曲得像被地震震过一样，也是常有的事。

赵州以东，城都坐落在一条条山谷里，谷中溪水向北流入长江。山谷之间是覆盖着松树、栎树和灌木的山岭，是野禽极好的藏身之所。路边的草丛里被我们惊起半打雉鸡，又落在不远处的射程之内，这是常有的事。山间少数几块耕地上种着罂粟、小麦和豆子。离开大理的第三天，我们绕过一个叫青龙海的大湖的南岸，湖面上简直铺满了野鸭。当晚发生的一件事，把这幅图景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们在云南驿这个破败的村子过夜，我的食物已经吃光，在那里无论用人情还是用钱，都弄不到一点吃的。在黑暗中没吃没喝地困着，又明知几英里外有成千上万只野鸭在尽情嘎嘎叫，这滋味可不好受。总的说来，我觉得还是达观些好，便使劲抽了一个钟头的烟来压住饥饿，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中午，我坐在轿子里，停在水盘铺村那条街——整个村子就是这一条街——上，吞下两个煮鸡蛋开斋，发觉自己成了居民们注目的焦点，他们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神气来回踱步，与他们周遭的破败景象有些不相称。他们的好奇心还没满足，街的另一头出现了一只骆驼的头，接着渐渐露出它那笨重的身躯。一眨眼，我们就被撇下了；我们出村时回头一望，只见全村的人都跟着那头骆驼往西去了。

离开大理的第七天，我们到了楚雄府城的残迹，受到地方官格外的关照和礼遇。离城一英里处搭起一座临时的接官厅，一名千总带着一队兵丁等候我们到来，把我们领到西门外一家宽敞的客店；第二天一早，在东门外又照样举行了一次送行的仪式。五月十日，我们在舍资村过夜，村子紧西边岔出一条路，通往北面约五十英里处全省最主要的盐井。在此之前，没见到有什么重要的货物往东运；但从舍资到云南府，驮着锅巴盐的马帮连绵不断。从东边来的马帮，驮着广东潮州府的切丝烟叶、草帽，和本省南部蒙自县个旧厂矿山出产的锡。它们是往大理和滇西去的。据说这些烟叶是用来换那些矿山运往东京的锡的。出舍资不久，我们碰见一个人背着一只口袋，袋里装的东西——从重庆转来给我的七捆公文、信件和报纸——很快就在路边倒了出来。在大理时，勒吉谢神父曾让我看过他经民信局从重庆收到的最新电讯；在重庆，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切重要新闻，都由我的朋友万索神父翻译并监督印刷，分寄华西各地的传教站。

我正埋头看信，我的护卫押来一个他们抓住的人，我便立刻在路边审起案来。对他的指控是：他马帮里的一头牲口，把我的一个行李挑子连同一个挑夫推下了路边的一道深沟，行李受了损，挑夫受了伤。检查行李，没发现有什么损坏；挑夫也只是脸上擦破了几块皮。审了好一阵，我断定双方都有过错；但我附加了一条意见：我认为主要的过错在地方官，是他们听任道路坏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我自己的人对这个判决嘟嘟囔囔；但我下令立即释放那个赶马人，劝他拔腿快跑，赶回他的马帮去——他也就照办了。

禄丰县城西面，一座七孔的雄伟石桥横跨一条南流的溪水——这是我在华西见过的最坚固、最有艺术性的桥——那溪水是去汇入红河的。城本身残破得厉害；但它所在的平原，从农业上看，比东边下一座城安宁州所在的山谷要好得多。安宁州在起事期间受害极重。城墙倒在哪里就躺在哪里，城门也没了，整个景象阴沉、荒凉、死寂。这里倒有一项规模不大的本地行业。城东部有三口井，深约一百英尺，含有淡卤，淡卤从泥土中滤过，留下一层盐霜。把盐霜收集起来放进水里，再熬出盐来，供本地食用。排泄云南府湖水的那条河，在这座废城东墙下向北流入长江。碧鸡关村和税卡高踞在下到那片大平原之前要翻越的最后一道山脊上，省城和湖就在那片平原上。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朝湖的西北岸走去，在高峣渔村雇了两条船，借着一阵强劲的顺风向东驶去，经过一片片高高的芦苇丛——里面藏着小水鸭、野鸭和大雁——一直到离省城西墙不远的地方。

在云南府，我见到了中国军中服务的梅斯尼先生，十一个星期前我在成都见过他。他此时已决定取道西江前往广州，好意把他的马和骡子首先让给我，其实他很容易就能卖给中国人。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很快就成交了。法国教会和内地会的诸位同人，像我上次来时一样热情款待我，我同新老朋友们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三天。

从云南府到重庆有三条路：一条经东川和昭通到长江，一条经贵州省城贵阳。这两条路我在一八八二年都走过。但还有一条居中的路，在霑益州离开通往贵阳的大路，向北、向东穿过贵州西北角，通到永宁河和长江；我这次决定走的就是这条路。

不过，在描述这一带之前，我必须就滇西和经缅甸边境的贸易前景说几句话。即使最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注意到，云南省遍地是残破的城市、集镇和村庄；它的土地无疑是肥沃的，却只耕种了一部分；人口极为稀少。不错，北边四川省正有移民迁来，起事中荒废的土地正在被人承种；但这个过程很慢，因为在吃苦耐劳的四川人中间，云南名声很坏，他们不愿离开自己富饶的田地，去耕种眼下还很贫瘠的土地。然而，四川日益增长的人口总得找个去处，他们注定要开发贵州和云南；但要实现这一美好的结局，还得过许多年。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必指望我们经缅甸同华西的贸易会有什么大的发展。有人会说，这是悲观者的看法，修了铁路就会给这地方注入新的生机。就算有人愚蠢到肯出钱在一片不可能的土地上修铁路——就算必要的许可已经取得——我倒还想弄明白，没有可供贸易的产品，怎么会有贸易；股东们难道会不指望从他们的资本中得到任何回报。等到云南省有一半的土地耕种起来，它的一些已经衰亡的行业恢复了生机，再考虑铁路也还不迟。

九经黔西至长江

赴考举子的便宜——大路变成了蓄水池——住进了烟囱——叫人受不了的好奇——旅人当心倘塘！——滇黔交界——湖泊及其排水——又到苗子中间——七星河河谷——皮纸——「天生桥」及其矿难——运铜——渡赤水河入川——翻越雪山关——一个天真的人——一尊不肯就范的路神——顺永宁河而下——死里逃生——顺长江返重庆。

贵阳府到云南省城之间的地方，前面一章已经描述过，所以我不必致歉，只请读者随我再一次进入霑益州平原——此时平原上金黄的小麦已经熟了——这样就省得再描述一遍在滇东红土高地上乏味的跋涉。不过，这五站路上与我同行的几位读书人对我推心置腹，我很想把这份信任转告读者；为此，我得先就中国的科举考试说几句话。

除少数例外，凡自以为有足够才学的人，都可以应考。最低一级功名是秀才，考试在考生所属之县隶属的府城举行。第二级是举人，考试也是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应考举人的，大多是已经公开考中秀才的人。最高一级功名是进士，在全国各省举人考试的次年，在北京举行，只有举人才能应考。这最后一场考试一旦考中，总能稳稳当当地踏上仕途。我说的是文职，不是武职。赴京会试的举人，申请便可领到一张护照，贴在他们的箱笼上，一路上行李便免于检查和纳税。这可不是小事，因为举人的行李通常是本省的一些土产或制品，在北京很容易卖出去。与我同行的一共三人，他们合伙经营一支十七匹牲口的驮队，驮着受保护的箱笼，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箱里装的是鸦片和大理的大理石。倘若许多苏格兰学生上伦敦去参加文官考试时，也准许他们把几桶免税的威士忌当作行李带着，那对他们可是一笔不小的好处！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们进入霑益平原，平原上有些地方，人们已为灌溉用水的来源有些发愁了。在一处，我们发现大路被筑坝拦住了，我的随从们只好脱下裤子才能过去。那些倒霉的农民挨了不少骂。「你们好大的胆子，」愤怒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竟把路变成了蓄水池！」平原东北接着是一片低矮起伏的高原，只耕种了一部分。零星的几个村子半掩在核桃树林里，四周种的燕麦、马铃薯、豆子、荞麦、玉米、小麦和罂粟，长得明显不好。轻质黏土，还能指望什么呢？不过这片高原有一点好处，不该略过不提：路上可以走车。五月二十三日傍晚，我浑身湿透，远远走在随从们前头，骑马进了来远铺村，心里琢磨着一个问题：这里的住处够不够舒服，值得我们在这里过五月二十四日？我们在野地里被一场倾盆大雨追上，我撇下行队，赶在前头找地方避雨。我立刻挑了客店的阁楼作为我的住处，一切看来都很称心，直到我的人来了，要生火烤衣服、做饭。这时我才发现，烟除了从阁楼出去没有别的出路，原来我是住进了客店的烟囱里。阁楼只好放弃，换到楼下一间土屋，第二天的假日也只好免了。

来远铺以北，路穿过一道短短的石头山障，进入一片小平原，平原上有一个村子，村东北有一个小湖。接着是一片起伏的、几乎无人耕种的、被雨水冲刷的高原，路在许多地方被冲毁了——一道道深沟显示出激流冲去的方向。这片高原也并非毫无价值，因为这里有许多井或坑，正在从中挖取制陶用的彩色黏土。

这里的人好奇心极重。坐在轿子里吃饭已经够糟的了——不过比起在一间烟熏火燎、又脏又暗的土屋里吃，还是强得多；可是被一群张着嘴的男女老少围着，盯着你吃下的每一口，这可不利于保持好脾气，我使出了全部的说笑本领，才勉强暂时镇住他们，维持住秩序。这是我们在宣威州以南几英里处的遭遇；宣威是我们进入贵州省之前要经过的最后一座城。

这座城无足轻重，坐落在一条溪水的左岸，那溪水向东南流去汇入西江，而不是像有些地图绘制者想叫我们相信的那样汇入长江。附近既产煤又产铁，一个背着一背铁的苦力问我们，他听说云贵总督要把能弄到的铁全都收去造炮，是不是真的。这位想做买卖的人的好奇心，我很遗憾没法满足。这里也出石灰，大量用作肥料。

倘塘是出宣威往东北走的第一站的终点，要经过一连串被陡峭的山丘隔开的狭窄山谷才能到。它坐落在两条溪水汇合处附近的山坡上。那个破烂村子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旅人们，当心倘塘！那里的臭虫贪婪无比，第二天我们赶往贵州边界时，一个个都狼狈不堪。

从倘塘起，路向北上升到木瓜哨小村，从那里开始一段陡峭的下坡，通到一条狭窄的山谷，山谷通向东流的可渡河。下山途中，我们经过水塘铺小村，它本身微不足道，但将来总有一天会变得更重要。

小村东南几百码处有一座银矿，有朝一日可能会有出产。矿主们向我诉苦，说这矿除了够付开采的费用之外，再也赚不到钱。可是用来炼矿石的是中国寻常的炉子，还能指望什么呢？

虽然河北岸有一窄条地归云南管辖，但实际上，可渡河可以看作滇黔两省在这一带的界河。

一根编成的竹缆横跨河上——河宽约六十英尺——船夫们拉着它把渡船来回牵渡。北岸是高耸在河上的悬崖，路在崖上曲折而上。这片边地金属矿藏极其丰富；如我方才所说，河南岸出银，紧北边则开采铜和铅。铜矿脉看来从川南和滇东北一直横贯到黔西。

威宁州是进入贵州境内的第一座城，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风景如画，离一个大湖东部的北岸只有几百码；这个湖同北边几英里处那些较小的湖盆一样，似乎没有出口。同样的现象——如果可以称之为现象的话——在滇东北的昭通坝子也能看到。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地下河在贵州和云南非常普遍，湖里多余的水经地下水道流进可渡河的源头，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渡河比威宁平原低一千多英尺。为了进城，我们绕过湖的东岸，过了一座三孔小石桥，桥下的小溪排泄着东南方一条山谷的水，流进湖里。威宁东北，铺石的大路穿过一个个满是煤的小盆地，路修得那样好，我们的牲口反倒躲着它走，宁愿走路两旁崎岖的草地。在这里，我们又来到苗子中间，他们正忙着耕田。女人们照例穿着本民族的服装，男人则穿着汉式的粗麻布衣服。

威宁以北二十英里，路向东穿过崎岖的山区走四天，到达繁忙的毕节县城，城在乌江一条支流的左岸，海拔近五千英尺。城东二十五英里，是从云南府到长江的路上第二处重要的低陷之地。这片低地是七星河的河床，七星河是乌江的两大支流之一，海拔四千英尺多一点。河上有一座两孔石桥，跨度分别为十八码和十五码，中间的桥墩宽五码，所以七星河在这里的总宽度是三十八码。桥上有顶，装饰着三座亭子，两端各一座，中间桥墩上一座。木桥面虽然高出河面三十英尺，但有人告诉我，涨水时它一点也不安全，河水常常漫过桥面。现在这座桥北面五十码处，有一座旧石桥的两个桥墩，那座桥是在一次洪水中毁掉的。毕节是四川盐的一大集散地，盐经永宁河运到永宁县，再由驮畜和挑夫走陆路运往黔西。在毕节，我看到大量贵州出产的那种有名的韧纸，它被误称为「皮纸」。这个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个意为「皮革」的字，也有「树皮」的意思；而这种纸正是用构树的纤维状内皮制成的。

中国人给他们的城市和村庄取的名字，颇有浪漫色彩。出毕节第一站的终点是金银山村，这几个字直译便是「金—银—山」。不错，那条街是在山坡上；但从周围的情形看，贵金属之缺乏倒是十分显眼。

不过，名副其实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出威宁州第二站，我们经过一个叫天桥或天生桥的村子——意为「天桥」、「天生之桥」或「天然桥」——它确实建在一个石灰岩洞的顶上，一条溪水从洞中穿流而过。约二十年前，这个村子发生过一场可怕的灾难。据说，大路东面不远的一座山里既出金又出银；有一天，矿工们都在干活，坑道坍塌了，所有的人都被埋在里面。从那以后，一切寻找矿石的努力都失败了。

这些村子虽然肮脏破败，却显出明显的改善迹象；云南布政使最近颁布了下面这张告示，沿途到处张贴，也许可以解释我们所见到的那种不寻常的勤奋：「云南各厂每年须解京供用之铜，向由泸州起运，彼时沿途商务兴旺。近年改试海运，以致此项商务一落千丈。今户部议定，铜斤仍由旧道运解，滇黔两省商民当可望渐臻繁盛。东川、昭通两府之铜，运至叙州府；昆明县［云南省城在其境内］之铜，运至叙永厅［永宁河上可通航的最高处，永宁河在泸州以西注入长江］。铜斤入川之此两条要道，沿途务须赶紧开设客店，以便安顿铜斤及运夫。如此商务可望普遍发达，沿路商民均可获利。」

毕节以北，大路在许多地方叫我想起家乡的乡间小路。路边常常是浓密的野蔷薇和山楂树篱，开满了花；若不是到处都是罂粟，那就更像了。

六月六日，我的随从们非常兴奋，因为这一天我们要越过贵州边界，晚上歇在四川境内。出发时浓雾遮住了一切，直到这一天的大事——下到赤水河——开始，我们才看清前面的地势。高山铺村坐落在云南府到长江之间第三处大低陷的南缘上。深谷那边是东西走向的雪山山脉，海拔五千多英尺，至少比南缘高一千英尺。窄窄的石板路在山的正面曲折而上，几乎一直看得到山顶。从南缘下去，路走十里——将近三英里——到达向东急流的河的右岸。河宽八十码，海拔约二千英尺；它在重庆西南九十五英里的合江县城注入长江，上游落差约一千三百英尺，所以不能通航。四川省与贵州、云南两省之间有着庞大的往来运输，渡河的设施却少得可怜；惟一的渡河工具是两只渡船，每只长六十英尺，能载十头牲口和赶牲口的人。

北岸的赤水汛村，也叫河北汛，一座座刷白的房屋从山脚稀稀落落地向上延伸一小段，我们就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晨，我们沿着一级级石阶往上爬了二十五里——将近八英里——到达路所翻越的一道山脊上一座孤零零的庙宇。

倘若我假定——这算不上多大的假定——河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顶点，两条边分别长三英里和八英里，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就能求出两缘之间的直线距离。而这正是有人提议修铁路的路线：从缅甸经掸邦和云南通到四川；就算能取得必要的许可，谁来承担在这深渊上架桥的工程，又由谁来付这笔账呢？

雪山关北坡十分陡峭，路蜿蜒而下，通到拦马路小村和那里的煤窑，一幅颇为奇特的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在两条坑道之一的洞口附近，坐着一个满身煤灰、脏兮兮的矿工，穿着人类堕落之前伊甸园里的那身「衣裳」，两手捧着一朵小小的红花，不时爱抚地凑到鼻子底下去闻。这里分明是一个不应以貌取人、而应看他的志趣和行为的例子。

第二天，我们正穿过雪山关北面那些拦路的山脊，碰上了一尊不肯就范的路神。他的舌头微微伸出，被人大量地涂上了鸦片，可想而知，他似乎很不喜欢这种生鸦片，因为鸦片顺着往下淌，把他的脖子和胸脯都弄脏了！

翻过雪山关后，我们在摩尼场集镇过夜，从那里起，路向北穿过山谷和丘陵走两天，到达永宁河和永宁县城，河就是因这座城而得名的。在一两条山谷里，四周山丘汇成的溪水没有天然的出口，人们便在坚固的石头高地上凿出了出水口。永宁县城和叙永厅城分别在河的右岸和左岸，一座石桥把两城连在一起。在这里，我们置身于一片熙熙攘攘的买卖之中，而最叫我们高兴的是，从这里有水路直通长江和重庆。我们的陆路旅程暂时结束了。

在第四章，我提到过横江，还描述了我们顺南广河而下的经过，南广河在汇入长江前被一道石梁挡住，不能通航。六月九日到了永宁县城，我立即着手安排去泸州的船；泸州是长江北岸的一大商业中心，在长江与永宁河汇合处以东几英里。我毫不费力地花一小笔钱雇到一条船，它刚卸下一船盐，正要下行。它和一些同类的船一起泊在城墙下，六月十日早晨我们上了船，把牲口交给马夫，由陆路牵回重庆。我们的船很窄，约五十英尺长，吃水很浅，可是刚把船头掉向下游，就在河中间搁浅了，好几个船工只得跳下水去，把它从浅滩上推开。

永宁县以北几英里，河保持着五十码的宽度，流经耕种得很好的低矮山丘之间。接着是一片多石的地带，巨大的卵石排列在两岸，侵占河床，只剩下仅容一条船通过的宽度。水流被这样围困，加上河床倾斜，形成一连串急滩，其中两处真正危险。在这可以称作河的中段的地方，船桨弃而不用（因为没有地方划），航行靠一根伸出船头的长橹杆来掌握，常常有多达六个船工吊在橹杆的粗端上。在一处危险的急滩上，我们险些撞得粉身碎骨。船正全速在巨石之间冲向一道四英尺的跌水，船头的橹杆忽然断成两截，伸出去的那截掉进河里，粗的一端在甲板上乱滚，船工们在它上面、底下摔得东倒西歪。在他们疯狂的叫喊声中，所幸舵工没有慌神，设法把船靠在了跌水上方的岩石边。这时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了；十一日下午的大半时间，船老大都在附近的村子里寻找一根新的橹杆。他终于找到了，我们便冲下了跌水，船板在我们脚下直颤。

过了多石的那一段往北，地势开阔起来，缓缓起伏，都已耕种；河宽在这里达到一百码，倾斜的河岸上镶着一丛丛羽毛般的竹子，水流竟变得缓慢了，于是派纤夫上岸拉纤，好加快下行。永宁河在纳溪县城平静地汇入长江，纳溪在两条河的右岸。纳溪对面的河湾处有一个繁忙的集镇，叫连前子，镇下泊着一支约五十条盐船的船队，准备上行到永宁县去。六月十二日早晨我们驶出河口时，它们正敲着锣召集船工。

离开永宁河之前，我必须就它作为一条商路的重要性说几句。黔西经由这条河从四川运进食盐，主要是自流井的盐；它也是分销土布的主要通道——这些土布是四川用中国中部各省的原棉织成的，供黔西和滇东所需。洋布运到叙府为止，再从那里经横江和南广河运往滇北和滇东。

中午我们泊在泸州城下，很快找到一条舒适的客船，我当即把随从们全都换到这条船上，第二天一早便出发了。涨水的长江载着我们飞快地向东驶去，六月十四日下午，我们泊在重庆南城墙下，前后离开了一百二十四天。

十往白蜡之乡、峨眉圣山与长江最高通航点

出师不利——北上合州——中国酱油——生漆及其采集——老树生新苗——无忧无虑的农民——四川的花园——水獭捕鱼——蛮子洞——产糖大区——遥望峨眉——华西最大的产丝区——登峨眉——峨眉甜茶——金顶——佛光——香客及其礼拜——峨眉的乞丐——艰难的下山——官府阻挠——随从患病——大渡河畔——蛮子劫掠——身染热病——游击战——断粮——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可喜的长江——长江最高通航点——顺上游急滩而下——马夫之死——返回重庆。

一八八四年春，我接到外交部的指示，要就中国虫白蜡一事作一份详尽的报告，供邱园皇家植物园园长参考，并搜集、寄送能说明这一奇特行业的标本。在中国，事实中总掺杂着许多离奇的东西，所以凡是带点隐秘色彩的事，要想得到可靠的情况，非得亲眼观察不可。因此，为了执行指示，我发觉必须到四川省这项白蜡生产的中心去走一趟；我决定在调查之余，顺道登上峨眉圣山——从山顶可以看到著名的佛光——并在归途中到达长江的最高通航点。幸而这个计划我都实现了，本章及随后几章就是这次旅行及其成果的记述。

前两年，我能够把离开重庆的日子安排得使旅途中天气比较凉爽；但白蜡的生产是在夏季几个月里进行并完成的，这迫使我推迟到六月才动身。我的行队与前几次大致相同。我若愿意，本可以乘船溯长江到叙府，再溯其支流岷江到嘉定，这样便能省去许多陆路的辛苦；但每个探险者都知道，对新天地的渴望过一段时间就变得不可抗拒，非得满足不可。乘船旅行实在太单调、太乏味了。我的计划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先到合州——嘉陵江上的一个商业中心，嘉陵江在重庆汇入长江——再尽可能笔直地向西到岷江和嘉定，然后往西去峨眉山，接着沿倮倮地界的东缘向南到长江，如有可能，再走水路返回。

六月一日，即使在重庆也算是酷热的一天，到傍晚，第二天早晨动身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夜里雷雨交加，我有些怀疑随从们是否愿意在天气稳定之前动身；天亮时大雨仍在下，我的怀疑几乎成了定论。不过他们还是来了，请求推迟；我用一连串颇为可疑的理由说服他们，说老天爷的雨已差不多下完了，中午以前太阳就会露面。不幸的是，我的预言没有应验，等我们到佛图关时，一个个都淋得透湿。但总算已经出发了，没有回头路可走。

在佛图关，往合州去的路离开通往省城的大道，向北偏西穿过起伏的地带，以避开嘉陵江的曲折——嘉陵江急着奔向长江，一会儿由东向西、一会儿由西向东地转来转去。在谷底、在梯田般的山坡上，凡是能蓄住水的地方，都插了秧；玉米、高粱、烟草、瓜类、姜、芋头、蓝靛、豆子、大麻或苎麻，到处长得十分茂盛。在这些田块之间是农舍，家家户户掩映在竹丛和杉林中。处处耸立着蒲葵和黄葛树，油桐树在多石的地上安家落户。荒着的山坡上长着矮栎丛，偶尔能看到成片的桑林和橘园。煤和石灰到处都很丰富。有几条小溪流经这一带，汇入嘉陵江。

六月四日下午，我们站在这片起伏地带的北缘，东北方不远的下面伸展着一片平原，北边四英里处耸立着一座十三层的塔，那是通往合州城的标志。到了塔下，我们发现已靠近涪江右岸，涪江是嘉陵江的主要支流之一。右岸的南津街是一个繁忙的集镇，似乎几乎全以织布为业；我们穿过一条条街道去渡口，每条街上都听得见织机的咔嗒声。合州坐落在两江汇合处稍上方一片低缓的高地上；川东北丰富多样的物产——盐、丝、红花、木材、菜油、烟草、夏布、蔬菜、酒，以及一长串药材——都运到这里分销。

这座城的一项特产是酱油，不但在四川，在别的省份也很有名。人所共知，中国酱油大量输入英国，我想是用来制调味汁的。在中国，外国人对酱油抱有明显的成见，初来乍到的人常被郑重其事地告知，酱油是用蟑螂熬成的；然而据我所知，它所含的东西，最有害的也不过是豆汁而已。

离开合州，我们又乘船渡过涪江，不久便到了平原的西缘。再往前又是同样起伏的丘陵地带，在这里，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树，我还注意到漆树，高约二十英尺。为了取漆，七八月间在树根附近的树皮上割开口子，插进竹片。和罂粟一样，割口是在夜里，第二天早晨收取树汁。树汁一接触空气，很快便变成深褐色，最后变成漆黑色，而且非常黏。它的用途极多；我不妨向对此有兴趣的人奉告一句：纯漆是一种极好的天然胶合剂。用它作胶合剂的主要缺点是颜色黑；但化学或许能帮上忙，把它变成白色或无色。

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每一块能用的地方都利用上了；连隔开稻田的矮埂上，也长着桑树和豆子。四川省的产丝量虽然很大，但若能想出办法延缓蚕卵孵化，产量可以翻两番。蚕季已经过了，桑树上仍满是叶子。在这里我看到一种从老树上取得幼苗的巧妙办法：在一株树的一根好枝条上，绑上一截约一英尺长、事先顺长劈成两半的竹筒，在枝条和竹筒内壁之间的空隙里填满泥土。不久枝条便长出须根，伸进泥土里；等须根长得足够壮了，便把枝条剪下来栽种，须根就成了幼树的根。

四川人天生是一个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民族。我已经提到过，长江上游的船工们在峡谷中逆流而上、辛苦劳作时，怎样用歌声抒发他们的情感。在稻田里，我常常看到多达二十个男人和男孩排成一行向前推进，泥水几乎没到膝盖，用脚趾除去秧苗根部的杂草，再把秧苗踩实。干活时总伴着一支有响亮合唱的歌。

铜梁县是我们过了合州往西经过的第一座县城，城南六英里有一列山，比四周高约二千英尺，那里种着相当多的茶。山顶镶着一圈杉树，山里煤、铁、石灰都有。铜梁是织布的中心，离开那里，我们在炎热的天气里走完了约二十英里的一站；傍晚天气热到极点，终于来了一场雷雨，使气温从六日晚上九点的华氏九十度，降到第二天中午的华氏六十九度。六月七日，大雨毫不留情地下个不停，我们只得在十一点钟到达大足县城时中断当天的行程，只走了十英里。我们一个个又湿、又冷、又泄气；惟一似乎真正在享受的活物，是在灌满水的稻田边上扑打翅膀、摇着尾巴的鸭子，在田中央呱呱叫的牛蛙，和贴着水面低飞掠过的燕子。在大足东面，我们过了一座五孔的精美石桥，桥下就是沱江的那条支流——去年我们在更南边的荣昌城曾乘船在它上面走过一小段。

从大足出发，穿过一片美丽的地方，走了将近三十英里的长路，六月八日傍晚到了兴隆场集镇，它在沱江另一条支流清流河的左岸。对这片壮美的地方略作勾勒，也适用于整个川东。红土山坡上有一丛竹子，在微风中低垂着羽毛般的竹梢。瓜藤顺着坡爬下来，叶子斑驳，开着硕大的黄色星形花；坡边上搭着架子，托着熟透的黄瓜。下面是一块芋头地，优美的心形叶子把叶尖垂向那半淹着叶柄的水面；再往下，一层层灌满了水的嫩秧田，以一行行豆子为界，一直伸进山谷，小小的白沫飞瀑从一层梯田冲到另一层，汇入下面潺潺的小溪。再用高高的杉树、挺直的青冈幼树、低矮而浓荫的油桐树和扇形叶子的棕榈为这幅画镶上边框；倘若四川这一带的农民对这一切美景还不满足，那我们再添上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

兴隆场西头有一座七孔的大石桥跨过河面，河在这里宽六十码。我们没有过桥，而是雇了四只小船顺流而下，漂了十英里，那里有一道落差十五到二十英尺的瀑布挡住了航道。河里鱼很多，水獭捕鱼正干得热火朝天。网是圆的，边上缀着坠子；渔人站在船头，把网作半圆形一撒，罩住一大片水面。网沉下去了，渔人攥着一根系在网中心的绳子，网中心还有一个小圆口。他轻轻拉绳，直到网的中心露出水面，便抓起拴在船上的水獭，把它从那个口子里放下去。让水獭在水底把鱼赶出来、往上驱赶一会儿之后，网、鱼和水獭便一起被拉上船来。收获还算不错。

在瀑布西南两英里处，我们又乘船往下走了七英里，两岸是巨大的卵石，卵石后面是满布蛮子洞的悬崖。我已经在重庆上游嘉陵江右岸探过类似的洞穴；但我的随从们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他们屏息静听船夫的讲述，船夫说这些洞是当地土著古时的住处。这些洞穴住所一直向西延伸到岷江，在岷江两岸尤其多。在右岸登陆后，我们向西走，不久进了沱江左岸一个繁忙的集镇，对面便是重要的内江县城。这座城在重庆到省城的大路上，但去年我绕道去看自流井的盐井，所以当时没有见到它。到河边之前，我注意到有几小块地种着一种很像苘麻即川麻的植物，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的茎是深褐色，几乎是黑色的。当地叫它「桐麻」。它的韧皮沤烂后，可以用来做绳索和麻袋。

我们在内江歇了一天。内江是一个广大产糖区的中心，又有水路与长江相通，占着能迅速而廉价地分销其产品的大便宜。它还输出鸦片、少量棉花、上等夏布、丝、桐油和豆瓣酱。沱江以西的土壤比以东轻松，庄稼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谷地里自然满是稻子，山坡上则种着甘蔗、花生、高粱、荞麦和红薯。烟草也很显眼，长得很茂盛；茎顶最近才打掉，好让下面的大叶子长得更好。

从沱江到岷江，我们走了六天；一路的地势都很相似，不过蓄水塘的存在说明，沱江以西的水源不如以东好。庄稼是一样的；但出现了好几种新的树，其中有乌桕，一种高约十五英尺、枝叶繁茂的有刺灌木即柘树，还有白蜡树——一种梣树。在岷江左岸以东几英里内有一片盐井带，提卤的方法与自流井大致相同。

到岷江前两天，我们望见了峨眉山，远远耸立在西方。越近江边，路越在满布古代洞穴住所的石崖之间曲折穿行，在岷江左岸这种洞穴更多。许多洞口饰有精美的浮雕。嘉定府城在岷江右岸，位于岷江与铜河汇合处；铜河由雅河和大渡河汇成——这两条河的上游我去年都渡过——它们在城西不远处汇合。嘉定是全省最大的蚕桑和丝织中心，也是白蜡业的东界。六月十七日，我在城东北的白蜡树间度过了一天；但发觉再往西去，调查起来会更方便、更清静，便决定立即前往峨眉县城，那里约有二十英里远，靠近圣山山脚。

六月十八日天刚亮，我们便出了嘉定西门，与我们同行的是数以百计来自四川各地的男女香客，都是去峨眉朝拜圣地的。路沿雅河左岸走，直到河折向南，才穿过一英里的沙石滩，在渡口又到了河边。从右岸我们进入华西最秀丽、最肥沃的平原之一，平原上溪流纵横，这些溪流发源于西边的山里，去汇入雅河和大渡河，很便于灌溉，灌满了环绕着平原上一块块田地的密如蛛网的渠道。田块之间的地界上密密地种着一行行白蜡树。我在峨眉县城待了四天，调查白蜡生产和全县的一般贸易；二十三日早晨天刚亮，我带了几个随从出发登山。在佛门圣地是弄不到肉的，所以我们买了一只山羊宰了，把羊肉带在身上。一路上有一串串香客与我们同行，每人带着一把香、篮子里装着蜡烛，肩上斜挎着一只黄布袋，里面装着一小块一小块的檀香木。山在城的西南；我们出了西门，沿西城墙下走到南门——我们去时，因久旱不雨，南门关着。然后路向西南穿过平原。路两旁排列着黄葛树，有些大得出奇；再往西，白蜡树取而代之。路两边密布着神龛和庙宇，香客们每到一处都要礼拜，点上香或蜡烛，然后继续前行。这种礼拜有一种庄严肃穆，我在中国别处没有见过。没有一丝轻浮打断那条从神龛到神龛、从庙宇到庙宇延伸下去的虔诚之链。越往前走，白蜡树越多，枝条和嫩枝的背面处处覆着一层银白的蜡；看上去就像刚下过一场小雪，雪花撒在了树枝上。但路旁排列的不只是树木和庙宇；乞丐——大多是妇女和女孩——执拗地乞讨布施，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峨眉山高耸在环绕平原西南的群山之上，它本身是一列山脉的最高点，这列山脉向南大步下降，堵住了平原。灰色的、嶙峋的、陡峭的山的正面被朝阳照亮，似乎在向香客挑战；而遮住这巨人双脚的较低的山坡上，松林黝黑，偶尔被开垦侵占出的一块块光秃的空地打断。渐渐地，平原开始起伏，我们很快便进了山，在松林下，穿过一块块高粱、豆子和玉米地，登上一级级石阶——说是梯子倒更贴切——直到离城将近二十英里的地方，到了万年寺，我们在那里过夜。

我们刚在寺里那干净的好住处安顿下来，和尚们便来拜会，请我喝了巴伯先生的发现使之出名的「甜茶」。一路上山，我一直在打听这种茶及其制法，但说法很不一致。有人说它的制法和普通茶一样；有人说叶子要先在糖浆里泡过。茶汤虽然极甜，我得承认却一点也尝不出茶味。须知中国人喝茶是从不放糖的。和尚们告诉我，采这种叶子的植物只长在山里的一条峡谷中。叶子很大，与茶叶毫无相似之处。后来我把一包这种「茶」寄到汉口请人品尝，一位行家的回信又快又干脆：「我这辈子从没尝过这种烂东西！」不过最近一切疑问都已解决，提供这种叶子的植物已被鉴定为一种荚蒾。

看一眼标着各山相对高度的地图，就能明白要登上这巨人之顶是怎么回事。一峰叠一峰，上山顶的路上每一座都得翻过去。万年寺比平原高出三千多英尺，过了万年寺，路陡得任何交通工具都用不上了，耕作很快也就停止了。二十四日早晨五点出发，我们攀登这架陡峭曲折的梯子，迈过无数疲惫的台阶，歇过无数次，十二个钟头后登上了山顶。说实在的，若不是事关英国人的胆气，我早就撑不住了。结果，浑身被汗水和雾气湿透，我好不容易才把疲惫酸痛的四肢拖进山顶的庙里，那里海拔一万一千一百英尺。

过了万年寺几百码，我们便进入云中，从那里往上，除了一片看不透的白色，什么也看不见。路——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的话——穿过浓密的松林和灌木往上走，时而有一片白茫茫的深渊警告我们，已站在悬崖的边上。

「金顶」上的庙宇后面，就是那道连岷江以外都望得见的可怕悬崖。悬崖边上曾有一座铜殿，两次毁于雷击和火灾。它建于明朝，第一次倒塌后又重建；但第二次有几部分坠下了悬崖，至今仍在原处的只有三座小铜塔，带着明显的火烧痕迹。塔顶已熔化扭曲。雕刻精美的铜门、铜柱、铜瓦以及别的部件——那一定曾是一座宏伟的建筑——一堆堆散落在地上。著名的「佛光」，就是从三座铜塔所在的平台上看的。一道用铁矿石块砌成的矮栏，防止过于心急的观光者跌进那可怕的深渊。倘若将来的旅人像我一样不走运，他就会站在这道矮栏边，头顶和四周都是白云，向东俯视一片看不透的白色，徒然盼望太阳从头顶的云层中破云而出，把它的影像映在下面的云上。六月二十五日一整天，这种情形一次也没有出现，我们离开那里时，相信「佛光」与我们无缘了。

但对我来说，只须向这片看不透的白茫茫的昏暗望上一眼，其震撼人心之处，就抵得上一千次「佛光」了。

香客们在这番苦修中——登山确是一种苦修——爬上那被千千万万双脚磨得光滑的陡峭石阶时，常常向峨眉大佛祷告。到了山顶，他们向佛礼拜，点上香烛，俯伏在铺着棕垫的长凳上，把香投进火里，然后凝望着，盼能看见「佛光」。这番仪式完毕，他们从口袋里掏出几文铜钱，在铜塔和铜门上摩擦得发亮。这些铜钱他们带回家去，当作护身符和朝拜峨眉金顶的纪念。香客们从家乡结伴而来，由一个识字的人带领。这人是伙伴们的代言人，替他们向大佛诵读祷词。

我已经说过，上山的路上排满了乞丐；但在山腰和山顶上，还住着更大、更纠缠不休的乞丐。和尚们口齿伶俐，彬彬有礼，从香客的口袋里掏出钱来修庙修路。我也没能逃过他们的贪求。不过他们开口的方式那样讨人喜欢，叫人无法拒绝。他们送了我几个在山顶那一英亩地上种出来的马铃薯，我得为此付一笔远远超过其价值的钱。山上庙宇很多，都是用四周森林里的松木建造的，做工往往极好，工匠就是和尚们自己。据说这座山上有各种野兽——其中有老虎。所幸老虎没有露面，我们见到的最凶的东西不过是两只大猴子，一只刚从深谷这边的一棵树跳到那边的一棵树上，另一只正要追去，被我们的突然出现止住了。紧贴在山坡上的货摊上，摆着好几种药材出售，其中有一种野人参。六月二十六日破晓时，天色同前一天一样阴沉，连瞥一眼「佛光」的希望都没有了，我决定不再为了同那看不见的东西较量一番而耽搁下去。下山比上山更难，我得承认在湿滑的石阶上结结实实地摔了三跤，一路陪我们下到万年寺半途的雾和雨，使石阶更加湿滑。在寺上方二百码处，我的右脚一下插进了构成一级台阶的两块石头中间，一拧，膝后的一根筋便不听使唤了，我忍着钻心的疼痛，爬下一百码陡峭的石阶，到了一顶小轿能从下面上来接我的地方。

二十七日早晨，我们从另一条路继续下山，与上山的路不同；动身之前，我从和尚们那里买了两根雕刻得很奇特的登山杖，杖是他们自己做的。杖上浮雕着一条蛇，盘绕而上，蛇头顶上长着两只角。

路在两道高高的悬崖之间的一条峡谷里向东蜿蜒而下，崖上无数瀑布飞跃跳荡，落进一条向东流的溪水；在峡谷尽头附近，路从一座横跨溪水、用铁杆搭成的窄桥上过去，又穿过几片小平原，与通往峨眉县的大路会合。

回到城里，我发现有人正在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我完成这次旅行。知县派他的师爷来告诉我，往南到长江去没有路；就连我留在城里的那几个人，也不愿再往前走了。有人建议我回嘉定，乘船到更南的地方，再往内地走。我当即派人去找一个商人，他很快来了，把到下一座城马边厅沿途各站的名字告诉了我。我让我的文案带着这张单子，火速赶到知县那里，要求加派一倍的护卫，好让我深入这片不为人知的地方。他当即照办了。倘若有人告诉我——知县本人大概也不知道——马边附近西边正同土著断断续续地打仗，我就会重新考虑我的路线，以免万一我的人马出事，连累负有责任的官员；但人家对我说的谎话太明显了，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前进。后来我才知道，我自己的人之所以不愿走，是因为我不在时，我的两个轿夫染上了伤寒；我回来后，只得把他们送回嘉定，再从那里装船送回重庆。未来不向我们揭示，这是好事；因为那时我若知道将有一条人命断送在这条路的艰辛上，我就会立即放弃继续探察，把从长江最高通航点顺流而下的荣誉留给别人。

峨眉平原向南和东南伸展约十五英里，直到离大渡河左岸不远的地方，被一道山嘴所界；这山嘴是从峨眉主脉以南以东的一列低山向东南伸出来的。平原南半部同北半部一样耕种得极好，白蜡树更加密集。下到河边，只见大水正涨；货船和木筏被急流飞快地冲走，右岸的纤夫们则拖着船以蜗牛般的速度往上游走。路沿大渡河走了两天，先在左岸，后在右岸——我们在福禄场集镇过了河——直到河向东的去路被铜街场这座有围墙的村子南面的山地挡住，便在构成左岸的陡峭石崖下向北流去。

在河拐弯处离开大渡河，我们向南翻山到慈竹坪。慈竹坪也像这一带所有的城镇村庄一样，四周筑着围墙，驻着兵。到处一片紧张；即使最小的村子，防御也都摆得明明白白；锈迹斑斑的抬枪装在三脚架上，上了膛，放在门内，准备抵御袭击。为什么这样紧张呢？原来不久前倮倮——这里叫他们蛮子——组织了一次得手的劫掠，一个村子被烧成平地，许多男人被掳进西边的山里，要么放羊，要么等着赎身。然而最叫汉人愤恨的，是一个与人无害的盲人被杀了。倮倮把他同众人一起掳走；过了一阵发现他是个瞎子，便把他弄死了。「会不会是他们把他的瞎当成了不愿做奴隶？」「不，」汉人说，「倮倮是没有慈悲的。」

这一带一定有什么很不卫生的东西。出峨眉县第一站的终点，我又有两个人发起烧来；一个只好留下，另一个决意不离开我们，服了几次奎宁很快就好了。我在扮演医生这个角色时，哪里想得到我自己会是第五个受害者。

七月一日早晨离开慈竹坪时，我注意到我的护卫大大加强了，兵丁们不再东一个西一个地乱走，而是紧跟着我们的行队。有传言说，一伙约二百人的倮倮就在附近的山里，准备劫掠，只是还没决定最终袭击哪里；为了防止我们被迫去倮倮地界作客，特别采取了额外的防备。

我们向东南翻过一列低山，下到一条夹在长满灌木的低矮石崖之间的狭窄山谷。过了山谷，还要翻过一浪接一浪、顶上长着杉树和栎树的梯田山丘；下午早些时候，我们俯视一道又深又窄的峡谷，谷中一条向北流的溪水突然转向东流。北岸惟一可见的一块平地上，坐落着有围墙的周坝场镇，面对着对岸陡峭的悬崖。大多数房屋的屋顶上都建有瞭望楼，楼里堆着从溪边卵石滩上捡来的光滑圆石，用来抵御袭击。

这里只有很差的住处；我的屋子下面是一个有猪住着的猪圈，地板上满是窟窿。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发着高烧，几乎下不了床。我在这家破客店里躺了整整五天，有足够的时间去思量，一个在卫生法规下长大的旅人，在这个污秽的国度里要忍受多少不适。困居终于变得那样烦闷压抑，七月七日早晨，尽管我没人扶就走不到轿子跟前，我还是决定上路，指望新鲜空气的振奋作用把病治好。

周坝场是小船在这条河上的最高通航点，这条河在中国地图上叫清水河，当地则因源头附近的马边城而叫马边河。镇南有两道急滩阻碍航行，只有下行的木筏能过。一条小溪在周坝场以南四英里处汇入马边河，我们从一座窄窄的铁索桥过了小溪，路便离开干流——干流在这里向东拐弯——向南穿过起伏的地带，那里桑树、油桐和乌桕相当多；登上一些低矮的高地后，又下到一个大盆地，在盆地南端的泥田场镇，我们又到了河的左岸，住处照例很糟。第二天早晨我们过了河，沿右岸向西、向西南蜿蜒走了两天，到了马边厅城。一个先去找客店的护卫已经通报了我们要来，半城的人都排在城所在的左岸上，堵住了我们去住处要经过的街道。

我们到达之前一段时间，同倮倮山民打过一场游击战；一队队五十人的兵丁一再被派去执行剿灭的任务，却都没有回来报捷。官府正准备更大规模地用兵，城里和附近驻扎了一千五百名兵丁。除供兵丁之用外，禁止宰杀或出售耕牛和一般牲畜，我们弄任何给养都很困难。

这时，我的护卫又增加了十来个人，大多是湖南勇，佩着刀，要把我平安护送到长江。城东南，路进入群山，一个倮倮也看不见；看得见的几所房屋实际上都是堡垒，建在最难攀登的高处。一个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实心方形石砌基座，只留一个开口当门，上面托着一层有窗户的楼，往往还有一座瞭望楼。这一站吃饭大成问题；有钱也买不到米。我正吃着预先从马边带来的简单早饭，只见我的文案得意洋洋地在手里挥着一个鸡蛋，惹得我所有别的随从都眼红，那鸡蛋不知是他偷来的还是买来的，他正要就着它，在这种情形下尽量美美地吃上一顿。

白天有人告诉我，到了这一站的终点定南坝能买到一头牛，我们便赶紧往前走，去准备我们大家都急需的那顿盛宴。到了那里一打听，有人说再往前几英里也许能买到牛；这对饥肠辘辘的人可算不上什么安慰。终于来了一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解救我们，以惊人的高价卖给我们一条不知什么牲口的腿——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做成了一顿极好的饭。

照我在马边弄到的那张站程单，我们离长江还有三天的路；但困难接踵而来——没有吃的，我的马夫病得很重——我决定来一次强行军，至少少受一天的罪。七月十一日早晨离开定南坝时，我立即弃了轿子，带着护卫步行，轻快地走了四个钟头，到了单子上标为这一站终点的小村。那是个凄凉的地方，我不等还落在好几英里后面的随从们，便径直往下一站赶。有人正式警告我说路很难走，可是在这个国度里旅行的人对支吾搪塞已经习以为常，总觉得很难问出实话来。

往东、往东南有一段路，就中国的路而言已是再好不过了，我正暗自好笑，以为那些想象出来的困难被揭穿了，路却下到我们清早碰到并渡过的那条溪水的右岸。这里布满了巨大的卵石，我们简直得在上面爬着走。这样爬了一个钟头，我停下来让我的人赶上来。他们赶到时，一个个气得要炸了。

吃了两根煮玉米棒当早饭，我照早上的办法，带着护卫走在前头。我们接着要走的那段路，任何语言都不足以形容；它沿着溪水右岸穿过一道山峡，最后下到一片多石的平原，我们穿过平原，到了这一站的终点中都场集镇。我在下午五点钟到达，累得要死，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在一条可怕的路上走了三十英里。整个行队直到天黑很久以后才到齐；我的轿子被撞得破破烂烂，我的马和骡子都瘸得没救了。惟一使我们没有彻底垮掉的，是知道离长江左岸只有短短一站了，到了那里，陆路旅程大概就可以结束了。

七月十二日早晨，我们尽可能鼓起轻松的心情，离开中都场和它背后那条溪水，向东南、向南翻越高山。北面耸立着杂乱的山脉，峰后有峰，我们经过时，它们黑沉沉的，顶上罩着云。到了一片起伏高原的南缘，我们俯视一道深谷，溪水从谷中流下；远远的东南方，在一列黑黝黝的山脉脚下，隐约可见一个黄点。高原坡顶下有一家孤零零的客店，一棵大黄葛树为它遮着荫，我问店主：「那个黄点是什么？」「那是金江，」这是个多么可喜的回答——金色的河，长江的上游。我们在那棵阴凉的黄葛树下坐了好久，不顾一切地喝着米汤，在这欢乐的时刻给自己补补力气、提提精神。这时再没有人拖拖拉拉了；我们沿陡峭的山坡急急下到溪边，顺溪水右岸走了四英里，到了蛮夷司镇；镇子紧贴在金江左岸的陡坡上，比一八六一年长江上游考察队到达的最高点还要高约五十英里。在这里，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过夜之处，便雇了三只泊在镇下的小船，顺流漂下十二英里，到了右岸的副官村镇，那里已属云南省境。

我吃惊地发现，长江是川滇两省的界河，一直到横江口附近——横江在叙府以西十六英里、左岸安边镇的对面汇入长江。副官村挤满了收购土产鸦片的客商，全靠地方官帮忙，我才在一家客店里弄到一间小屋。不过我很快在后面发现了一间外屋，我喜欢它远胜过那间屋子，在那里可以避开人群呆滞的目光。

这时我有两条路可走：由陆路到屏山县，在那里乘船到叙府和重庆；或者冒险从副官村乘船下两道危险的急滩。我决定走后一条路；但这么靠西的地方贸易微不足道，船不满载是不敢下滩的，所以我只得等了三天，直到我雇的船凑足了货。岸上太热，十五日晚上我就睡在船上，一来可以在江上捕捉偶尔吹来的一丝凉风，二来第二天天一亮就可以开船。

我们的船相当长，载得很重，两头都装着长橹，橹上压着大石头，以平衡伸出船外的部分。天一亮，我们便请上来一班专门的船工，共十人，其中有一位领江，帮我们下滩。他们完全占据了船的前半部，原来的船工也是十人，被赶到船尾，去摇船尾的长橹，和长橹前面由四个人不停地上下扳动的一根边橹。领江是个六十来岁、干瘦矮小的人，胡须花白，目光锐利。他手下的九个人——都是精壮的小伙子——起初划桨，船头的长橹用绳套系在甲板上。六个人扳船尾的长橹，四个人扳边橹。一直到十二英里外云南一侧的石溪场集镇，下行都还比较容易，船在那里泊在一道急滩的上方；船老大下令让人上岸，我的随从们除了我的文案、我的贴身仆人和一名奉命绝不许让我离开视线的兵丁之外，都急不可耐地上了岸。我也把马和骡子弄上了岸。

解开缆绳，我们很快滑进了鸡肝石滩。这道滩是一大片混乱的急流，横贯整个江面。水流四面奔突，激起浪涛和漩涡。一进滩，领江便高喊一声：「上头橹！」七支桨立刻被扔到一边，七个桨手和领江一起抱住了船头的长橹。领江左手按着橹的粗端，右手拿着一把旧扇子向舵工发号施令，因为水的轰鸣和嘶啸淹没了他尖细的嗓音。难处在于使船头在急流和漩涡中始终顺着水流。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只进了一点水。

从这道滩起，江水以相当大的力量向东南、向南奔涌，直到被一座山挡住南下的去路，那山光秃秃的崖壁成功地抵住了江流的冲击，从怒涛中直立而起。江水向南冲击受挫，便转向东，与原来的流向成直角，形成了这段江面上最危险的一道滩——船夫们列举这一段共有二十道滩。它叫「弯弯滩」，真是名副其实。江水飞快地冲向崖壁，似乎一心要把一切都卷走。这股冲击、这道急弯和江面的骤然收窄所造成的混乱十分可怕，看样子我们正被飞快地推向毁灭。但领江的目光毫不动摇。他那班扳着头橹的船工和他那把旧扇子，使我们没有撞上崖壁。不过有一回，舵工执行命令慢了一点，老人把扇子往甲板上一摔，攥紧右拳，一下一下地捶打左掌。船尾离崖壁只有一臂之遥！每进一道滩，我们的兵丁就用一支马枪放一枪，是为了向滩致敬还是向它示威，我不得而知。过了急滩，领江和他的船工离开了我们，我们重新让人员、护卫和牲口上船，继续驶往叙府，直到天黑才到。

七月十七日大半天，我们都在雇船和查看一条送我们去重庆的客船，下午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准备第二天早晨出发。傍晚，有人来告诉我，我的马夫得了痢疾，病势危急，那是旅途的艰辛引起的；他住在客店里我那间屋子正下方的一间，我注意到他前一天晚上下船时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当即征求他的意见，是随我们走，还是留下来养病，由我的一个仆人——他的一个亲戚——照料他。他表示愿意走，我便吩咐第二天早晨备一顶轿子等着，送他上船。凌晨两点钟，我被似乎是一声中国话的喊叫从睡梦中惊醒：「你的马夫死了。」我起身点亮蜡烛；但四处既无声响，也无动静。我又上床睡了，天亮时，我的仆人来报告那可怜人的死讯。料理完丧事——我把他葬在叙府——我们上了船，七月二十一日中午以前，我们泊在了重庆城外，庆幸陆路上的种种挣扎终于结束了。

十一中国虫白蜡

欧洲与中国典籍中关于虫白蜡的记载——产区——白蜡虫的主要繁育地——虫树——「牛儿」甲虫，即寄生虫——虫蚧——把虫子运往产蜡地区——运送的方法——白蜡树——怎样把虫子挂上白蜡树——产蜡——收蜡——不光彩的结局——虫的变态——白蜡的用途——产量与价值。

名为「中国虫白蜡」的这种东西，欧洲人虽早已知道，但笼罩在这一奇特行业上的谜团，直到近年才被揭开。就欧洲人而论，卫匡国在一六五五年出版的记述中华帝国的《中国新图志》中，已提到「白蜡」是湖广各省和广西省的物产。其后，安文思在一六六八年出版的《中国新志》里说，白蜡产于湖南、湖北和山东三省；一七五二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又有尚索姆神父所作的《树蜡述略》。一八四〇年的《法国科学院院刊》上，儒莲就树蜡及产蜡的虫子补充了若干笔记，并引述了中国著述中有关的记载；一八五三年出版的《药学杂志》第十二卷中，有丹尼尔·汉伯里所撰的《中国虫白蜡》一文。晚近以来，福琼、一八六八年溯长江而上进入华西的上海西商总会两位代表、李希霍芬男爵和吉尔，都曾谈及此事；巴伯先生任女王陛下驻华西代表期间，还专就虫白蜡写过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得以随意查阅。一八八〇年，拉图伊神父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关于白蜡虫的短论。

早在一五二二年，中国书籍中已提到这种蜡；不过当时似乎普遍以为，是虫子本身经过某种神秘的变化化成了白色的物质，而不是由虫子分泌出蜡来。

四川省向来被公认为白蜡虫的主要繁育地，也是商品白蜡生产制造的大宗所在；但别的几个省份也有蜡，也在制造，尤其是贵州、湖南、福建、浙江和安徽；实际上，北起直隶、南至海南岛，都有少量出产。

一八八四年春，我奉外交部指示，为约瑟夫·胡克爵士采集以下几样东西：繁育虫子、虫子在上面泌蜡的那些树木的干燥枝叶和花的标本；结满蜡的细枝标本；市面上流通的蜡饼样品；以及用这种蜡制成的中国蜡烛。我还奉命在巴伯先生的报告之外，尽可能搜集有关白蜡生产的全部情况。我关于这一有趣题目的报告，作为一份议会文件的附录，于一八八五年二月刊行；但那份文件写成并寄出时，我的调查尚未完毕，而我随后寄给外交部的一些补充笔记，不巧又赶不上随那份议会文件一同刊印。因此，已经公之于众的资料既然只是零碎片段，而且我因远离科学界的指点，也犯了一些错误，我想，自回到英国以来，有了机会，便应当首先把细节补足，把错误改正。

我们如果看一眼中国地图，就会发现长江上游——那里叫作金沙江——在东经一百零二度稍西处，与一条叫作雅砻江或打冲河的河流相汇，合流之后向东南流到北纬二十六度以南，又折而向北，仿佛朝云南省方向绕了一个圈。在这两条河之间，另有一条较小的河，叫安宁河，在雅砻江汇入金沙江之前先汇入雅砻江。安宁河流经一条山谷，称为建昌谷地——建昌是河湾之内的首要城市宁远府的本地叫法。这条山谷北界在北纬二十九度二十分，南界在北纬二十七度十一分，就是白蜡虫的大繁育地。谷地海拔约五千英尺，谷中和四周的山上，有一种十分显眼的树，当地的中国人叫它「虫树」。在四川省内，它还有别的名字：叫「冬青树」，又因木头燃烧时噼啪作响，叫「爆格蚤树」。这是一种常绿树，叶子成对地从枝上生出，厚实，深绿，有光泽，呈卵形，顶端尖。五月底六月初，树上开出一簇簇白色小花，花谢后结出深紫色的果实。我把这种树的标本寄往邱园，那里的专家据以断定，它是女贞，即大叶女贞。

一八八三年三月，我曾经过建昌谷地；但我知道巴伯先生已就白蜡一事写过报告，所以对虫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看。不过那个月里，我看到粗枝细枝的树皮上附着许多褐色的豌豆状凸起。较大的凸起，也就是蚧壳，很容易剥下来，剖开后，里面或是一团灰白带褐的浆状物，或是一大群面粉似的微小生物，肉眼刚刚能看出它们在动。

一八八四年五、六月间，上面要我提供更详尽的情况，我便有机会在重庆附近，又在四川省最主要的产蜡地嘉定府境内，把这些蚧壳和里面的东西相当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在重庆以东十英里处，我从树上——也就是女贞上——摘下蚧壳，剖开来（蚧壳极脆），发现里面有一大群褐色的小东西在爬动，每只都有六条腿和一对触角。这些爬动的小东西，每一只都是一只白蜡虫，即韦斯特伍德所称的「白蜡蚧」。许多蚧壳里还有一个白色小袋，也就是裹着蛹的茧，或是一只已经长成的成虫，模样是一只黑色的小甲虫。这种甲虫是短跗象甲属的一种。这一点承蒙麦克拉克伦先生见告，我寄往邱园的虫子都送交他鉴定。

这种甲虫模样蠢笨，中国人叫它「牛儿」。如果把它留在剖开的蚧壳里不去惊动它，它就全不理会那些开始在蚧壳内外爬动的蚧虫，只顾往蚧壳的内层里钻，那内层显然就是它的食物。中国人说，这甲虫会吃掉蚧壳里和它同处的那些小东西，至少也会用它那相对沉重的身躯把它们压伤；建昌来的蚧壳，凡是甲虫多的，确实比没有甲虫的便宜。中国人的昆虫学固然靠不住，但这种说法毕竟也有几分道理。短跗象甲属是寄生于蚧虫的，不过为害白蜡虫的是它的幼虫，而不是成虫。所以，中国人对生了甲虫的蚧壳出价较低，也不算大错。

把蚧壳从树上摘下来，原先附在树皮上的地方就露出一个孔。蚧虫就是从这个孔里逃出摘下的蚧壳的。有人或许要问：如果蚧壳不摘下来，仍然附在树皮上，蚧虫又怎样找到出路呢？昆虫学家曾说，在蚧科之中，他们还不知道有哪一种不靠外力便不能从母蚧壳底下爬出来的。这话用在眼下的情形或许也对；我所要说的只是：白蜡蚧会迫不及待地利用甲虫从蚧壳里面钻出的那个洞，从禁锢中逃出来。除了带回家察看的那些蚧壳完好的枝条之外，我还仔细观察了留在女贞上没有摘下的蚧壳，发现每个蚧壳上只有一个孔——一个圆洞，和我身边那些蚧壳上甲虫钻出的孔一模一样。在嘉定，我察看了从建昌谷地运来的蚧壳。它们挂在白蜡树上，大多已经空了。它们都只有一个孔——就是原先附着在女贞树皮上的那个孔，蚧虫无疑是从那里逃出的。不过，我在那里剖开的第一个蚧壳里，就发现了一只孤零零的甲虫。

建昌谷地是出产虫子的大宗所在；但别处也能繁育，而且确有繁育，如嘉定府以南的犍为县，甚至远在东边的重庆也有。不过中国人说那些地方的虫子较差，售价也较低。

在建昌东北二百英里、隔着一重重山脉的地方，是嘉定府，作为商品的虫白蜡就产在府境之内。四月底，建昌谷地的人从女贞上采下蚧壳，大部分集中到德昌镇。德昌在前面提到过的安宁河右岸，北纬二十七度二十四分。

每年都有大批挑夫从嘉定赶到这个镇上——据说早年多达一万人——把蚧壳翻山越岭挑回嘉定。蚧壳用纸包成小包，每包约重十六盎司，一担通常约六十包。蚧壳在路上须格外小心。建昌谷地与嘉定之间的挑夫只在夜里赶路，因为到了运送的季节，白天气温已高，会使虫子迅速发育，从蚧壳里逃出来。在歇脚的地方，挑夫们把纸包打开，摊放在阴凉处。然而，尽管如此小心，每包运到嘉定时，仍比从建昌起程时轻了一盎司多。丰年，一磅蚧壳运到嘉定约值半克朗；但遇上歉年，比如去年，据说从建昌运到嘉定的只有一千担，价钱便要翻一倍。

在年景好的时候，一磅建昌蚧壳可望出蜡四到五磅；年景坏时，只能指望一磅多一点。所以总的说来，放养白蜡是颇有些风险的。

嘉定城坐落在岷江右岸，从右岸往西，一片平原一直伸展到峨眉圣山山脉的脚下。平原往南直到大渡河左岸——大渡河再往西便是建昌谷地的北界——由西山流下的溪水灌溉充足，是一大片稻田。平原上几乎每一块田地的边上，以及山脚下，都密密地排着一些树桩，高度从三四英尺到十几英尺不等，疙疙瘩瘩的桩头上冒出许多嫩枝。远远望去，这些树桩很像我们那里截了顶的柳树。叶子成对地从枝上生出，浅绿色，卵形，顶端尖，边缘有锯齿，入冬落叶。一八八四年六月我到这一带时，有些树上挂着一串串似乎是装在小荚里的果实；但当时找不到开花的标本，所以关于这种树，还存有一点疑问。不过有人告诉我，它十有八九是白蜡树，是梣属的一种。中国人叫它「白蜡树」。

蚧壳从建昌谷地运来，就是运到这个白蜡树的大本营。大约五月初运到后，人们把蚧壳分成二三十个一包的小包，用一片桐油树叶包起来，叶子的边缘用一根稻草扎拢，再用这根稻草把小包挂在白蜡树的枝条下面，紧贴着枝条。叶子上用一根钝针粗粗地扎几个洞，好让虫子从洞里爬到枝上去。

虫子从蚧壳里出来之后，便迅速爬上枝条，到叶子上去，在叶间栖息十三天。然后又爬下来，到粗枝细枝上各就各位：雌虫无疑是要结出蚧壳来产卵，以延续种族；雄虫则分泌出人们称为白蜡的东西。这蜡是否为保护蚧壳而生，我不敢断言。不过我常常看到，有些蚧壳离任何蜡层都很远；人们不免要问，雌甲虫是否像杜鹃那样，专在这些远离蜡层的蚧壳里产卵。嘉定的中国人已学会分辨产蜡的虫和不产蜡的虫。他们把虫子分成两类，分别叫「蜡砂」和「黄砂」。前者颜色红中带白，据说是产蜡的；后者颜色发褐，据说不产蜡。这两类无疑分别是雄虫和雌虫。虫子从蚧壳中出来后的十三天里，以及此后附在树皮上的一生中，必定是靠吸食树的汁液为生的，尽管肉眼在叶子和树皮上都看不出什么痕迹。因为看不到这种痕迹，中国人便说虫子是吃露水活的，蜡是从它们身上渗出来的。

蜡最初在粗枝细枝的下侧出现，是一层白色的东西，很像硫酸奎宁，又像一层积雪。它渐渐布满整根枝条，三个月后厚约四分之一英寸。枝上出现白色蜡层的时候，可以看到农人挨着自己的树一棵棵地巡视，用一根沉重的木棒仔细地敲打每一个树桩，据他说，是要把白蜡虫的死敌「蜡狗」打落在地。这大概指的就是甲虫的母虫。敲打树桩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进行的，据说这时白蜡虫牢牢地附着在树皮上。

虫子挂上白蜡树满一百天，蜡层便已长成。于是把枝条砍下，尽可能用手把蜡剥下来。剥下的蜡放进一口盛着沸水的铁锅里，蜡熔化后浮到水面，撇起来倒进一个圆模子里，出模便是市面上的白蜡。有些蜡没法用手剥下，就把细枝粗枝一齐扔进锅里，这样得来的蜡颜色较深，品质也较次。最后，熬蜡的人还不放心蜡是否已经收尽，又把这时已沉到锅底的虫子捞出来，装进袋里使劲挤压，直到把它们那宝贵出产的最后一滴也挤出来。然后——这是它们短暂而勤劳的一生一个很不光彩的结局——被扔去喂猪！

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有人给我送来几根结满了蜡的女贞枝条。我剥去蜡层，发现紧贴树皮处有许多褐色的小袋，显然是正在变态中的雄蚧虫。我对未经触动的枝条逐日察看，到九月四日，看见有不少白色毛发状的东西从蜡层表面冒了出来。这后来证明是雄虫白色的叉状尾巴，它们正从树皮处往上钻，钻出时带落了少量的蜡。这时它们已长出了长长的翅膀，在枝条上停留一阵之后，便飞走了。到九月十三日，它们已全部不见，只留下从树皮向上的一条条隧道，那是它们逃出去的路。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白蜡树的枝条是连同蜡一起熬煮的，蚧壳也就随之毁掉了；所以每年都必须到建昌谷地去取带卵或带虫的新蚧壳。

一棵白蜡树的枝条砍下之后，要隔三年，才在同一棵树新长的枝条下面挂蚧壳。挂虫的季节最怕刮风下雨，长了一两年的嫩枝被认为太弱，经不住大风。

白蜡虫及其出产就说到这里。下面我要谈谈白蜡的产量、价值和用途。

自从煤油传入中国，在帝国最偏远的省份也几乎普遍使用以来，白蜡的需求大为减少，产量也相应下降。前面已经说过，不多几年以前，从建昌谷地往白蜡树产区运送蚧壳，需要一万名挑夫；而到了一八八四年，一千名挑夫便能把建昌的出产运完了。四川许多人家从前只点蜡烛照明，如今已用上了煤油；只有在户外需要照明的时候——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够得上称为公共照明的东西——那些天黑后不得不出门的人才用蜡烛。不过我从中国海关一八八四年的报告中查到，该年由外国船只从长江各口岸运入上海的虫白蜡，计有七千六百二十八担，合四百五十四吨，价值三十八万一千四百四十两，约合九万五千英镑——平均每吨约二百英镑。

白蜡的价值也和需求一样下跌了。不多几年以前，它的行市比现在高出一倍。

人们说这种蜡有种种用途；但在华西，就我所能打听到的，它唯一的用途，是给兽脂蜡烛和植物油脂蜡烛包一层外衣，以及在油脂制成蜡烛之前，掺进去使之更加坚实。虫白蜡的熔点是华氏一百六十度，而兽脂的熔点约为华氏九十五度。所以把植物油脂和兽脂做的蜡烛放进熔化的白蜡里一蘸，便裹上一层外衣，点燃时就不会淌油。据说在中国别的地方，它还被用来给纸张和棉布上浆，使丝绸有光泽，以及擦亮家具。又据说药铺用它给药丸包衣；不过这层蜡十有八九比药丸还值钱，所以在给病人服用之前，是要把蜡衣剥去的。在福建和浙江两省，人们用它来打磨滑石，也就是皂石雕成的摆设，在雕刻完工之后打上光。

以上便是中国虫白蜡生产、制造和用途的一个简略的历史——这种东西，无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的角度看，都是颇有意思的。

十二华西与西南的商务

云南的水道、商路、现状与商务前景——通往贵州的商路及该省的矿产——四川的水道——四川的一般商务——四川的对外贸易及其经营方式——现行制度的弊病及补救之法——险滩及其造成的困难——开放重庆可得的好处——长江是唯一的通道——商务离不开长江。

不久前，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商会来函邀我去讲一讲对华贸易，我深感荣幸；但我得承认，要站在一群以商为业的人面前说话，我心里十分怯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住上十年，未必就熟悉它的商务；倘若我凭的只是这一条资格，我是会犹豫要不要应邀的。中国的商务，和这个帝国本身一样，广大而繁杂，要详尽地考察和讨论，花的时间就太多了。所以我没有泛谈中国的一般商务，而是请听众留意中国的这一部分：它近来颇受瞩目，是因为它毗邻上缅甸，而上缅甸如今已并入我们的印度帝国。

我那回讲话的听众，对中国西南并不陌生；柯乐洪先生和何乐先生两位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也努力把这份兴趣灌输给商界，他们已把那一带的商务和商业潜力介绍给了大不列颠各主要商会。我所讲的那一部分中国，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我的见解，则是根据我在当地三年的居住，以及最近在这三省约五千英里的旅行而来。

对一个国家的地理没有一些了解，便不可能对它的商务得出确定的结论；所以一开头就有必要说明华西的自然特点。东经一百一十度把中国本部分成几乎相等的两半。不仅如此，它还把平原的一半与山地的一半分开了。云南、贵州和四川构成后者即山地一半的南部。我们就按这个次序来谈这三省。

云南北界四川省，西界上缅甸和掸邦，南界掸邦和东京，东界广西、贵州两省。好几条有名的河流发源于此。西边有太平江和瑞丽江，是伊洛瓦底江的支流；萨尔温江和湄公河纵贯全省；红河和西江分别发源于省境的南部和东部。长江上游称为金江或金沙江，流经本省西北角，有相当长的一段是云南与四川的界河。东北有一条小河，叫大关河或横江，是长江的支流。在所有这些河流中，能通航进入云南的只有两条：红河，以及长江连同它的支流大关河，而且都不是没有困难。

这样，进入云南就有两条水路，一条在南，一条在北。不过西江可由广州通航到靠近本省东南边境的百色，是通往云南南部和东部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西边没有水道，交通便靠八莫—大理府一路维持；这条路如今有一部分已在我们的印度帝国境内，因而颇引人注意，使人对英国商务寄予了相当的期望。

可惜这些期望注定要落空。三年前，这条路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超过五十万英镑。一八八三年我到大理府时，曾十分细致地研究过这条路上的贸易，因此对它所供应的地区相当熟悉。大理府和漾濞厅分别是这一地区的东界和北界，太平江流域所需的货物就是从这个地区取给的。大理府以东的地方由省城云南府供应，而云南府又一面经西江从广州进货，一面经长江从上海进货。八莫一路艰险万分，不可能有多大改进，贸易也不会有多大发展。有人说云南是个富饶的省份。我毫不犹豫地说，它确实富饶；但它的百姓穷苦，在百姓的境况改善以前，不必指望那个方向的贸易会有多大发展。据估计，云南人口在五六百万之间，绝大多数务农。不错，本省北部和东部有铜矿，南部有锡矿和铅矿；但矿业受官府干预掣肘太甚，矿主和矿工都得利甚微。农业又是小农经营，加上没有好路，而本省山多，现有的路也不可能大加改善，农民便难以致富。还不止这些：自回民起事以来，本省北部和西部大片土地一直荒废着；中国人不愿到他们认为属于别人的土地上定居——那些人也许还活着，或是还有后人活着——所以本省的农业要得到应有的发展，必得许多年以后。人们会说，我把中国西南角看得太灰暗了；为我们自己的商务着想，我确实很遗憾，不能描绘出一幅更光明的图景。

现在我转到贵州省。贵州靠近中国的大水道，做生意的地势比云南好，但由于下面就要说到的原因，它的开发程度比云南还低。有人把贵州称为中国的「瑞士」，倒也不算不贴切。本省大半是高山峻岭，从前住着一个非汉民族，中国人称之为苗子；但约二十年前，土著部族与汉人发生争斗，汉人凭着较好的装备获胜，把战败者赶到本省的南半部，不过在北半部仍能见到零散的人家。那场争斗延续多年，打得十分惨烈；至今到处可见它留下的痕迹：城镇村落残破不堪，田地荒芜凄凉。通往贵州省的水道，除了一条以外，都流经四川。那一条例外的是沅江，发源于本省东部，向东、东北流入洞庭湖，洞庭湖又在汉口以西一百二十三英里处泄入长江。沅江虽然险滩很多，却可以通航到离省城贵阳府一百三十英里以内的地方，是通往贵州东部的主要商路。

本省其余地方的商务，与四川的商务紧密相连；因为其余的水道都经过四川，商务自然也经四川流通。贵州的人口估计与云南相当。居民是从邻近各省迁来的，他们以前纵然有过什么进取心，似乎也都留在老家了。贵州和云南一样，矿产种类繁多。煤、铁、铜和水银蕴藏量都很大，但开采得很不完善。它所缺的是盐；这一必需品把它和它的商务都拴在了四川身上，因为四川不但能满足本省所需，还能供给这个南邻省份、云南北部以及东部其他省份的一些地方。

这两个省份因内部争斗而人口减半，只有部分耕种、部分开发；我很高兴能离开它们，转向一幅较为光明的图景。四川真正展示了和平、安定、勤劳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务所能成就的一切。当云南和贵州被内战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四川人却在大江——本省东部那一段长江的叫法——上安安稳稳地来来往往，卖掉他们多余的出产，带回来的不仅是满足实际需要的东西，还有洋货这样的奢侈品。本省最西边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但变乱都为时不长，对岷江以东的商业地带影响甚微。本省面积和法国一样大，人口也一样多，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正是它的商务。我将尽力说明这项商务的价值、经营的条件，以及为了发展它所应采取的办法。

四川东部和中部多丘陵，西部多高山，然而耕作已臻于近乎完美的境地。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本省稠密的人口；但它那些优良的水道也大大助长了百姓的勤劳。长江流贯本省，是主干；北面的支流有岷江及其各支流、沱江，以及嘉陵江及其各支流。南面则有大关河、南广河、永宁河、仁怀河即赤水河、綦江和龚滩河。

这些河上舟楫往来，终年不断；人们会问，运的都是些什么？中国没有别的省份能在物产的丰富和多样上与四川相比，我只提那些构成东运出口大宗的物产。按价值排列，依次是鸦片、丝、盐、糖和药材。其中只有丝能运到欧洲；不过在次要的出口货中，烟草、皮张、麝香和大黄在我们国内也是熟知的。重庆位于长江北岸、嘉陵江口，是四川省的大商埠，它每年出口贸易的总值超过五百万英镑。但不能认为这就代表全省剩余物产的总值。在重庆与湖北省西界之间，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如涪州、丰都县、万县和夔府，每一处都为四川庞大的出口贸易贡献自己的一份。此外，本省西部向西藏供应砖茶，西南角即所谓建昌谷地，还把丝运往云南，甚至运往缅甸。

那么，四川用这几百万的剩余去买什么呢？这个富饶的省份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棉花在四川长不好，它的剩余财富大部分用来购买原棉、土布，以及——这对英国商务关系重大——洋布和呢绒。那么这几项进口货各占多少比例呢？原棉最多，土布和洋布匹头各约一百万英镑。不过我应当说明，这些棉花并非全在四川省内消费。四川人很擅长制造，他们用输入的原料织成的棉布，是四川运往云南和贵州西部的一项重要出口货。

不过，这个国家的人们最关心的，还是洋货输入华西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回顾一下这些年来这一部门的商务是怎样经营的。我国与中国订立的各项条约都议定，英国制造的货物，缴纳了税则规定的进口税和子口税之后，便可运入内地销售；但货主缴纳子口税后领到的子口税单，却远未受到尊重。不仅税单不受尊重，各口岸发给税单的章程和条件也各不相同，这种不统一大大妨碍了商务的发展。直到一八七六年，子口税单制度才算有了稳固的基础。

那一年订立的《烟台条约》中有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允定，各口岸子口税单一律章程办理，其中所载各项条件不得有所区别；至于进口货物，持有并携带税单者属何国籍，概不计较。」这为中国的子口进口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下面我就来说明它对华西，特别是对四川省的影响。不过，在细谈这项贸易之前，我应当提一句：离四川最近的口岸宜昌，是一八七六年依《烟台条约》开放对外通商的；在那以前，四川的货物取给于汉口，汉口在宜昌以东四百英里，距上海六百英里。

一八七五年，也就是宜昌尚未开埠的时候，从汉口凭子口税单运往四川的洋货价值四万英镑；一八七六年，即《烟台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增至十六万英镑，一八七七年又增至二十九万英镑。

一八七七年春，宜昌开埠；但由于该埠与汉口之间的轮船交通不健全，直到一八七八年，它才开始在对川子口贸易中分得一份。那一年它运上去的货物价值区区不到四千英镑，而汉口的子口贸易仍在增长，价值将近四十万英镑。人们自然以为，宜昌开埠会把汉口的子口贸易吸引去相当一部分；但说也奇怪，两埠对四川的子口贸易竟一同增长。一八七九年，汉口运上去六十万英镑，宜昌五万英镑，共计六十五万英镑；一八八〇年，汉口五十万英镑，宜昌二十五万英镑，共计七十五万英镑；一八八一年，汉口八十万英镑，宜昌二十万英镑，共计一百万英镑；一八八二年，汉口三十五万英镑，宜昌二十万英镑，共计五十五万英镑；一八八三年，汉口五十万英镑，宜昌三十五万英镑，共计八十五万英镑；一八八四年，汉口三十四万英镑，宜昌二十六万英镑，共计六十万英镑。

一八八四年的下降有几个原因，主要是当地的旱灾和与法国的纠纷。这样算来，截至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五年间，凭子口税单运往四川的洋货，每年平均价值七十五万英镑，与一八七五年运往同一地方的四万英镑相比，差别十分悬殊。

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八年的数字如下：一八八五年，宜昌四十一万二千英镑，汉口四十九万一千英镑；一八八六年，宜昌三十四万二千英镑，汉口三十七万九千英镑；一八八七年，宜昌四十六万五千英镑，汉口二十五万五千英镑；一八八八年，宜昌五十四万七千英镑，汉口二十五万英镑。

一八七五年以来贸易的巨大增长，足以证明《烟台条约》中子口税单条款的功效；但我要设法说明，就华西而论，这些子口章程还远不完善。人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守旧，也知道要引他们离开走惯了的老路有多难。眼下这条老路就是重庆城。上海和汉口的华商在重庆设了分号，把洋货运到那里，发售到四川全省。这些货物在上海缴过税则规定的进口税，再运到汉口和宜昌，从那里缴纳相当于进口税一半的子口税，运入四川省。货物所凭的子口税单上必须写明目的地，而四川的目的地就是重庆，因为如我所说，商号都设在那里。这个习惯根深蒂固，以致货物常常被运过它们最终的目的地一百多英里，于是既要付上行到重庆的运费，又要付下行到目的地的运费，而且由于已不再受子口税单的保护，还要缴纳通常的地方捐税。

所以，洋货在重庆上岸时，已缴过一道进口税和一道子口税；一旦在内地买主手里离开免税的范围，就要缴厘金，还常常要缴额外的地方捐税。人们自然要问：这种严重影响商务发展、限制我们制造品销量的苛重捐税，难道没有补救之法吗？补救之法是有的；但在谈到它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四川庞大的商务，包括洋货贸易，是怎样经营的。

四川的进出口贸易，除了大部分鸦片出口之外，都经由那条大水道——长江——进行。这条江轮船可以通航一千英里，直到宜昌；但宜昌以西，除上述例外，全部贸易都由一支五千到七千只的民船船队承运。这些民船或者说帆船，载重量超过一百吨的很少；为了让商界人士更容易明白，我试着把这条江上的贸易值折算成吨位。据估计，平均每天有三十只帆船从四川到达或经过宜昌，上行的也有同样多；如果按每船平均载重十二吨计——这是低估——便可算出每月运进运出四川的货物在两万吨以上。帆船还搭载相当多的客人，此外四川与长江下游之间另有专门建造的客船往来。不过，宜昌与重庆之间那四百英里航程的航行条件，值得专门考察一番。

宜昌位于一连串峡谷的东端，这些峡谷中间虽有很长的间断，却一直延伸一百英里，到夔州府为止。民船遇到的困难就在这一百英里之内。这些困难有两种，随季节和江水的情况而变化。枯水时，即十二月、一月、二月和三月，长江的水因江道收窄，被逼束在峡中，一出峡便倾泻入较宽的江床，形成急流，有一处还形成相当险要的一道滩。

这道滩在米仓峡东端，距宜昌三十三英里，是江床陡然下落所致；江水极枯时，江心露出两道石梁，中间留下一条窄槽。不过除了这条窄道之外，江心石梁与两岸之间还各有一条水槽。幸而枯水时峡中水流平缓，峡中又根本没有可以拉纤的地方，笨重的民船便划桨或扬帆通过。江水高涨时，即一年中其余的八个月，急流和险滩便完全消失，被淹没在三十英尺或更深的水下。但另一方面，水涨的结果是峡中水流变急，帆船没有纤道，很难逆流上行。峡谷与重庆之间的三百英里江面，航行毫无困难。

帆船行驶于宜昌与重庆之间所需的时间，要看江水的情况。冬季通常需要二十五到三十天；水大时，例如七月，六到八个星期便算是正常的航程了。下水需要六到十二天。长江上游行船所费的时间、所用的人力、所冒的风险，使运费必然十分高昂。从宜昌到重庆，上行货每吨运费七十先令是低估；我在宜昌最近的一份商务报告中看到，一包重约一英担半的匹头，运费要收十到十二先令。想到英国货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已缴了进口税、子口税、高昂的运费、厘金，而且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地方勒索，那么英国货物的贸易在相对富裕的四川省受到重重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来谈补救之法；依我判断，在我们与中国现有的条约和约定之下，这是能使英国商务得到纾解的唯一办法。这办法就是在四川省开放一个口岸，条件与目前开放对外通商的十九个口岸中的任何一个相同。这并不是什么新方案。它已在商界面前摆了好几年，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只是附有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我引述《烟台条约》的原文：「英国派员驻寓重庆，察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所以，开放重庆有待于轮船驶抵该地；换句话说，有待于长江上游能否通航。

这便是英国对华西商务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一点上要求意见一致，未免奢望。乘民船上溯过的人，绝大多数认为，马力强大、吃水浅的轮船可以在这段江上航行；我还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过认为轮船绝不可能通过的意见。历任驻重庆的英国代表一再敦促英国造船商和商人注意长江上游的需要；但恐怕蓝皮书并没有得到有时应得的那种细心阅读。

不过有一种意见，因为它是唯一发表过的航海方面的意见，又有些不利，所以不能不加评论便放过去。一八六九年，上海商会派了两名代表溯长江而上到重庆，搜集有关华西商务各方面的情况；应商会的请求，当时的中国舰队司令凯佩尔海军上将派了两名海军军官随行。这两位军官上溯到了夔州府——前面说过，它位于峡谷与险滩一段的西端——下面我就引述道森上尉报告中有关这段江面的部分。他说：「我已就长江上游入口至宜昌一段，按江情所需作了详细勘测，又在宜昌以上作了充分考察，足以使我判明各滩能否通航，现得出以下结论：

「（一）至宜昌一段，吃水七英尺、舵机有力的轮船，自四月初至九月底均可通航；倘若土人的说法可信，冬季几个月大概也可通航。

「（二）宜昌以上江段，就目前所知，险滩和其他障碍为数甚多，在进行彻底详细的勘测、并由胜任者观察记录各季节江情变化之前，任何种类的轮船都不可能在这一段航行。

「（三）这种勘测只能在江水最枯的冬季进行，若一直测到重庆，大概需两名测量员花两个冬季。

「（四）就我所见各滩在一个月内的变化而言，要具体描述其中任何一道滩都是无用的，因为随着礁石时露时没，各滩的险恶程度不断变化；无疑，夏季的险滩到冬季可能毫无危险，反之亦然。四月间，青滩和山头边两滩最为险恶。

「（五）就我在宜昌以上江段的经验所及，一年中无论何时，水深都不足为虑，因为平均水深很少不到十英寻。前面所说的困难，乃是流速、缺乏锚地以及航道曲折。」

一八六九年以来，我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已大有进步。我们知道汉口到宜昌一段全年都可通行轮船；我们也知道，每年江水上涨，不是增加险滩的困难，而是把它们完全淹没。至于水流，涨水时无疑流得更急；但从实际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只满载的大帆船，一百个人能拉着它顶住最急的水流上行，一艘马力充足、吃水浅的轮船难道就不能跟在它后面走吗？而且，上游江段比下游江段还有一个长处：它的航道从不变动，一旦有轮船走过，就不会再迷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冬季几个月里，往返于汉口与宜昌之间的轮船船长每一趟都得做测量工作；而据我所见，最急于把船从宜昌开到重庆的，正是这些船长，他们对成功是那样有把握。

现在我来谈开放重庆能给英国商务带来的好处。那时，我们的制造品只需缴纳税则规定的关税便可运抵重庆，本省各大城市以及贵州、云南的买主，便能从那里凭子口税单把买下的货物运往最终目的地，只需缴纳子口税。再没有别的捐税——无论厘金还是入城税——加到消费者所付的价钱上。我毫不犹豫地说，在这样改良的制度之下，四川很快就会作为英国制造品的消费者，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极高的地位。交通的改善将使本省的物产和实业得到巨大的发展。我只需举丝为例。这一宝贵物产的发展潜力实在是无可限量的。本省中部和东部，几乎家家户户都由妇女儿童养蚕缫丝；长江上下游之间有了更安全、更快捷、更便宜的交通，丝和其他出口货便会随之发展，从而大大提高安分、勤劳、殷实的四川人的购买力。

重庆也不是长江通航的尽头。重庆与叙州府——通常称为叙府——之间二百英里的江段，和夔州府与重庆之间一样适于轮船航行；贵州北部和西部以及云南北部的商务，就是经由这一段江面进行的。叙府以西，长江上游的贸易微不足道——我曾从比一八六一年长江上游考察队所到的最远点屏山县还高五十英里的地方顺流而下；屏山以上有好几道险滩，会给轮船造成严重障碍，但那里贸易微不足道，永远不需要轮船开到叙府以西去。

我可以在这里说一句：华西煤藏丰富，而且就在长江近旁。

以上我已尽力说明了华西商务的数量和价值、经营的条件，以及为发展它所应采取的办法。下面我打算说明，就四川、贵州和云南北部而论，长江这条路线是没有可能的对手的。通往云南的商路有五六条之多，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个省份之难以进入。我同意柯乐洪先生的话：「云南的地形使得任何单独一条路线都不能到达或『吸收』全省的贸易。为全省提出一条路线，就好比给一个同时患有五六种病的病人推荐一种万灵的江湖药。」那么，对于有人提议的那条从南到北穿过云南、去「吸收」四川贸易的路线，我们该作何想法呢？它和孟加拉商会提议从云南西北的丽江府通往四川一样荒唐。四川西面和南面被一重又一重的山脉围住，在工程科学远远超过目前的水平之前，这些山脉对任何可行的商路来说都将始终是难以逾越的屏障。柯乐洪先生谈到经长江通往云南的路线时说：「长江这条路线无疑只能照顾到本省的北部。本省北部的自然地貌，使贸易不可能越过那片山多而贫瘠的地区深入进去。」我很遗憾柯乐洪先生把我认为属于长江路线的这部分云南称为贫瘠。那里铜矿极为丰富，而且有华西一些最肥沃的平原。东川和昭通的平原是有名的。不过，他承认云南北部仍将属于长江路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货物要到达那一带，是要经过四川省的。因此，通往四川的商路是什么，就没有疑问了。但我无须把论点建立在别人的意见或承认之上。云南与四川之间、云南与贵州之间所有现存的商路，我都走过，而且留下了十分鲜明而痛苦的回忆。为了证明那里的困难，我可以说，在山坡上看到驮畜倒毙是常有的事；这一回忆之所以在我心中印得格外深，是因为我自己的一匹马就在徒劳地寻找一条可行商路的途中倒下了。

但是，除了地形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把华西的商务拴在长江上。前面已经说过，棉花在四川长不好，本省大量输入原棉和土布。这些是从哪里输入的呢？是从长江流经的中国中部各省。

通往四川、贵州和云南北部的唯一路线是长江。即使在今天，长江上游就已有大量的洋货贸易；一旦目前的苛重捐税得到减轻，这项贸易便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四川的华商都在殷切盼望轮船上驶、重庆开埠；如我所指出的，这件事将减轻那些捐税，使目前把洋货视为奢侈品的千百万人自己也成为消费者。我相信，英国国旗在华西各地英国制造品的货栈上空飘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十三黑苗（颇）

华西与西南的非汉民族——对他们了解之不足——旅行者的难处——行将消亡的黑苗语——苗乱——苗子各部之间的亲缘——黑苗的工艺——音乐与舞蹈——语言的特点——练习——英语—黑苗语词汇。

我们对华西与西南非汉民族的了解极不完备，这是对他们作精确科学分类的一大障碍。不过尽管如此，有些十分鲜明的差别，旅行者不会不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倮倮与汉人对比之强烈，叫人一刻也不会想到两者有什么亲缘。贵州的苗子和云南的掸人也是如此，他们与倮倮一起，构成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三大各具特色的民族。至于云南西北的古宗和四川西北的西番，前者从体格、服饰和语言看，无疑是藏人，后者十有八九也是同一族系的一支。「蛮子」一词，四川人虽用来称呼倮倮地界以西地区的居民，也常用来称呼倮倮本身，但它泛指的是华西的各非汉民族。

我们对这些民族的了解之所以不足，原因很简单：从来没有哪个外国人在他们中间久住过，而要透彻把握他们的民族学特征，久住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部族的栖息之地远离通衢大道，外国人去探访的机会少而又少；而少数有过这种机会的人，又忙于别的事务，无暇研究民族学的细节，或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如前面各章所记，这些部族中大多数人的地方我都走过；但我和别人一样，发觉没有闲暇和他们更亲近地交往。要做这样的事，条件如何，我只需请在华西旅行过的人来作证。旅行者的一天通常是怎样过的呢？他天一亮就起身，匆匆赶到这一站的终点，把一天的行程写下来，设法弄点东西吃，再想法睡上几个钟头，第二天的辛劳又开始了。旅途的困苦还使人心绪不宁，渴望比眼下舒服一点的境遇。但在这些地方，旅行者所能指望的全部舒适——而实际得到的也往往就是这些——不过是一间既无椅子也无桌子的破烂泥屋可以栖身，这可很难说是开始民族学研究的好去处。

还不止于此；即便有了椅子和桌子，下一个难处便是找到要研究的人。这些土著在汉人手下所受的待遇，以及汉人对他们的轻视，使他们养成一种难以克服的胆怯；他们常向我表示，怕接受我的邀请来看我会惹上麻烦。

在从四川西部的大渡河到云南西北边境的一路上，我常常看到所谓的蛮子突然离开大路，躲进路旁的灌木丛和高高的芦苇里，直到我们走过去为止。即使好不容易见上一面，来访者也总是急着尽快离开，所以旅行者至多只能记下他们一些较常用的字眼，连分析几个简单句子都谈不上。

我在旅途中所能收集到的，只有几份简短的词汇；但到一八八四年底，机缘使我得以较深入地学习贵州土著中主要一支的语言。这一支汉人称为黑苗，他们自称为「颇」。

那一年，当时主持内地会贵阳传教站的布劳姆顿先生到重庆来，带着一个来自贵州东南部、属于这个部族的人，承他好意，让这人为我效劳。此人通晓汉语，我便努力学一点他的语言，并在他的帮助下，把威妥玛爵士《语言自迩集》中的几课简易练习译成黑苗语。

我应当说明，据我这位老师讲，他们没有文字；我的目的是保存一种迟早必定消亡的语言的样本。近些年来，贵州省当局一直在设法强迫苗子改穿汉装、学说汉话。他们的努力也颇见成效，可以有把握地预言，黑苗语离消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大约二十年前，汉人与黑苗之间爆发了一场殊死的斗争，据说起因是前者企图勒索。斗争持续了五年；黑苗人说，要不是汉人弄到了一批洋枪，土著本不至于败得那样惨。天气晴朗时，汉人占不到什么便宜；但遇上下雨天，黑苗的火绳枪火药没法保持干燥，便被逼得很紧。说到这里，我不妨提一句：黑苗自己造枪造弹药——他们的火药呈褐色，威力大、品质好，连汉人都知道它的名声。

斗争的结果，黑苗人口锐减；这个部族的人口如今估计不超过七万。汉人对黑苗作战时，得到嘎斗的援助；嘎斗通常称为花苗，得名是因为他们穿着花色的衣服，正如黑苗因为爱穿深色衣服而被称为黑苗一样。

苗子是与汉人截然不同的一个民族，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体格明显较差；服饰、礼仪和风俗都自成一格；他们的语言虽然借用了相当多的汉语词，但无疑是另一种语言。旅行者在贵州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苗子与汉人的亲缘，而是苗子各部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分成许多部族，各部的特点不但汉人认得出，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也认得出；而且如我前面说过的，一个部族随时准备同另一个部族开战。他们体格相同，服饰却各异。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吗？下面是分别居住在贵州东南部、中部和西北部的三个部族的数词对照表：

数词对照表（第一栏为数目；第二栏为贵州东南部黑苗；第三栏为贵州中部；第四栏为贵州西北部嘎斗）：

一　　宜　　宜　　宜

二　　奥　　欧　　欧

三　　别　　白　　布

四　　劳　　普楼　　比

五　　加　　普斯　　巴

六　　丢　　邹　　周

七　　雄　　香　　炯

八　　亚　　宜　　宜

九　　朱　　加　　朱

十　　丘　　姑　　科

一看上表便知，彼此十分相似；而且记录活的语音本来就很困难，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更仔细的研究将会显示出更加明显的相似。第二栏黑苗语音的记录可以认为相当准确，因为我曾把它们在几百种组合里反复念过，没有出过一次错。这种比较也不限于数词。我记录过不同部族的几百个词，相似之处同样明显。

经过仔细比较和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贵州的苗子各部同出一源，说的是同一种语言的几种略有差别的方言。我不能不提一句，这个结论与我那位黑苗老师的说法不合，他坚持说黑苗人完全听不懂嘎斗话；但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太急于否认自己与昔日的仇敌有任何亲缘了。

不过，他们同属一族还有另一个证据。黑苗每年举行一次集会，别的部族也派代表到场，参加集会的活动。这个集会在中国农历三月月圆时举行，与大理府三月间许多不同民族聚集的年会性质完全不同。后者纯粹是一个集市，而前者似乎带有宗教性质，与即将到来的收成有关。

至于宗教的一面是什么，很难说，因为开怀痛饮似乎才是那一天的正事。苗子和倮倮一样，都是海量，喝的是一种土酿的烧酒。他们也不乏工艺；妇女极擅刺绣，节日里佩戴的精美银饰——戒指、扣子、手镯、耳环、胸针和项圈——做工十分精细。有些男子也戴一只大银耳环，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戴在左耳上。

黑苗男子的服装是宽松的黑裤，上面罩一件紧袖短褂。女子的服装要引人注目得多。从头上说起，有黑色的头帕、短褂和几乎垂到脚面的褶裙，袖口、袖背和裙边都绣着花，通常用丝线绣。在上面所说的集会上，人们尽情地奏乐跳舞。

乐器用粗细不同的竹子做成，有的长达十二到十五英尺，装有吹嘴，下端插在一个大的空心圆筒里（那是一段挖空的树干），最长那根竹管的上端，通常还套着一个用大竹子节上的笋壳做成的圆锥。这种乐器叫作「基」，由于有那个圆筒，吹出来的是一种洪亮的嗡嗡声。乐手们一边吹奏，一边绕着圈子走，年轻姑娘们在外围跟着，舞步缓慢而庄重。不用说，这里的女子和倮倮、掸人的姐妹们一样，是不缠足的。她们的生活总的说来比汉人自由，男女同桌吃饭，即使有外国人在场，也尽可以参加谈话。

黑苗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遵循汉语的习惯用法，同时又有相当大的分歧。通篇都明显地有一种「车在马前」的规律。举一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我的意思。汉语的「牛肉」和「羊肉」，字面上就是「牛的肉」和「羊的肉」。黑苗人却说「倪利亚」和「倪利」，照字面译，是「肉牛」和「肉羊」。又如「好人」，汉语说「好人」，「好人」是句子的主语；黑苗人说「耐勾」——「人好」；「很好的人」是「耐勾块」，也就是说，形容词在名词之后，副词又在形容词之后。声调很容易分辨出来的有八个，但不像汉语那样分明；在汉语里，一个声调念错就可能引起无穷的误会。我曾把一句又一句念给老师听，小心地不去区分声调，而他照例都能用汉语把我想表达的意思准确地说出来。关于这种语言，我就简单地说这几句，其余留给语言学的研究者。后面附有几课练习和一份简短的英语—黑苗语词汇。熟悉汉语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掺杂着大量汉语词，多半只是稍有改变；但这种语言最显著的两个特点，是送气的舌边音与唇齿擦音。

以下原书列有黑苗语练习十馀课，每课先列单词、再列词句组合，并附英语与黑苗语词汇对照表以及贵州三地方言的对照，均以罗马字拼写，篇幅占全章之大半，兹不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