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大战

一战争第一年中华民国所受的外来进攻——日本攻取青岛与二十一条

这场大战最先在欧洲爆发，其影响却立时传到地球的另一面，既迫在眼前，又流播深远。战争第一年在欧洲所结的果固然关系重大，在亚洲同样意义深长；东方新版图的划定，正是这场大冲突第一阶段里最要紧的事情之一。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德国向俄国和法国宣战；仅隔两周，日本便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它从太平洋上的属地全部撤走。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宣战；不出三个月，德国在东方的重镇青岛便在一小支英军协同之下被攻下，日本人取德国而代之，驻进了山东省。又过两个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一连串要求，分为五号；这些条款若一一接受，中国就确确实实落到了藩属之国的地位。交涉不足四个月，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中国接受了其中四号，第五号留待日后再议。于是，在大战第一年的头九个月里，德国在东方的政治与军事势力被扫除干净；日本接收了它在中国的属地；中国则被迫向日本让与广大的领土权利、经济特权，以及在战略上关系极重的军事权益。远东战前的局面就此全然改观，国际政策与国际关系上的新问题也由此而生。萨拉热窝擦出的那一星火花，确实点燃了一场遍及全球的大火；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都同样要领受它移山倒海的力量。

要透彻明白中、日两国在这段时期里的举动，须先了解两国的来路与它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一九一四年夏天的中国，仍在阵痛之中挣扎，力求在自家疆界之内取得政治上的安定，把新立的共和造成一个立得住的实在东西。不到三年以前，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反抗满清王朝的革命爆发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满清签下了退位诏书。此前南京已经立起了共和政体，孙逸仙博士为临时大总统；满清退位之后，孙博士自愿让位于袁世凯，袁遂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临时约法制定颁行，北京定为国都。翌年冬天举行了新国会的选举，一九一三年四月两院在北京开议。自共和肇建以来，国中一直有两派界限分明的势力：一派是激进派与自由派，多为南方人，以孙博士为领袖；另一派是保守派与军人派，拥戴袁世凯。临时约法出自南方人之手，限制总统的权柄，把很大一部分权力交给国会。第一届国会里居多数的是激进派。袁与国会之间龃龉甚多，而以下几件事更使嫌隙加深：袁未经国会同意，径与五国银行团（其中有日本，美国已退出）签订借款；袁又把好几位南方人逐出官位；再有，他们一位声望甚著的领袖（原注：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许多南方人指为袁政府所为。末了，大总统命南方某省的都督去职，并派北军南下强行其令，于是激起武力抵抗，酿成一九一三年夏天的起事。南京为北军攻克，事遂败。孙逸仙博士与他许多同志逃往日本。十月，国会通过了选举大总统的法律。十月六日，袁世凯由两院选为大总统，任期五年；次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此前美国与南美若干共和国已承认中华民国；此时欧洲列强与日本也相继承认。中华民国由是取得了国际上公认的地位。

然而新宪法的起草又生出更多的摩擦；终于，十一月四日，袁把激进派议员一概逐出，整肃了国会；国会随即解散，另设政治会议以代之。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由三月间所组会议拟就的一部宪法——名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施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受聘为宪法顾问，对这部法典的成形出力甚多。这部约法把很大的权柄给了大总统，几乎使他握有绝对的否决之权，并可在十年任满后连任。它规定国会为一院制。约法会议拟定此法之后，又议定了参政院的章程，以副总统为议长，在新国会选出之前代行立法之职。参政院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开始办事，手头待议的，是修改总统选举法使之与新约法相合，以及关于组织新国会的各项法律。

这便是大战爆发时中国的情形。在她自己看来，所面对的几乎全是内政上的难题；举国的心思都放在以共和代帝制这桩大事上。她所面对的困难极其巨大：没有普及教育之制，没有够用的交通之便，没有近世的工业生产与制造之法，天然的富源也不曾有过什么全面的开发。她须把菲薄的财政勉力支应二十世纪一个政府的压力与需索；而且看上去，她正朝着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专制政体走去。她实在匀不出气力去应付新的外交；战事一起，她自然而然地立即宣告中立。

当时还有一线指望，以为中国的土地不至于卷入这场冲突的军事行动；不料八月十五日日本致德国的最后通牒，一下子就把战争带到了中国门口。日本发这道通牒，公然是以英国盟邦的身份行事的。日本国势与国际声望的上升有如彗星。在不多的年头里，她挣脱了闭关自守；以君主之国代替了封建之制；断然把脸转向进步与改革。在这一步上，她比中国整整早了一代人——她的文字、她的艺术以及她文明中的许多东西，本来都是从中国取来的。凭着两场得胜的战争，她一跃而入世界强国的前列。一八九五年，她从中国手里得了台湾及其邻近的澎湖列岛；朝鲜被弄成独立之国；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也割让与日本。末一项土地，日本因俄、德、法三国交涉而被迫归还中国；但到一九〇五年战胜俄国之后，旅顺口以及俄国在那一带的铁路与特权终于到手。俄国在南满的一切租借权与势力尽数让与日本，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利益也获得承认。一九一〇年，朝鲜被正式吞并。一九一一年中国举兵反满之际，蒙古实际上已成独立之局，日本于是开始把目光投向该地东部与内部——那里与日本在南满的属地接壤。

与此同时，在欧洲，英、法、俄三国之间的友好日渐建立；它们利害相共，于阿尔黑西拉斯会议和波斯问题上表露无遗。日本先是在一九〇二年因缔结英日同盟而被接纳进这一友好之局，该同盟于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一年两度修订展期；一九〇七年又有法日之间关于远东事务的协定，为她同法国的盟邦俄国重修旧好铺了路。一九〇九年，美国为维持门户开放起见，提议将满洲诸铁路中立化；而作为回答，一九一〇年七月俄、日订立协定，只管维持现状（原注：其后于一九一六年又有一俄日协定，规定两国在远东的属地若受第三国威胁，彼此互相援助。），并不理会美国的请求。于是在二十年间，日本帝国崛起，跻身列强而与之平列，并取得了这样一种力量：在大战所造成的世界纷扰之中，能够自定并推行她自己的外交方针。

英日同盟载有下列条款：

「倘因无端之攻击或侵略行为，不论起于何地，缔约一方为保卫其领土权利或特殊利益而卷入战争，……缔约他方应即援助其盟国，共同作战，并共同议和。」

日本据此动员陆军与舰队，并于八月十五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所求者有二：

「第一，将德国之军舰及各式武装船只，立即自日本及中国海面撤退；其不能撤退者，即行解除武装。

第二，至迟于九月十五日，将胶州湾租借地全部无条件、无补偿交付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通牒限一周内答复，届期不得回音，日本遂即宣战。

东方对于日本的最终意图颇怀不安，日本的政治家因此几番发表声明，以释群疑。日本通牒送达德国的那一天，首相大隈伯爵致电美国报界，说道：「日本与中国密迩，因而滋生许多荒诞的谣传；然而我敢宣言：日本行事问心无愧，合乎公道，并与其盟邦完全一致。日本绝无领土的野心，但愿做东方和平的卫护者。」八月二十四日，他又电致纽约《独立周报》，其中有云：「本人身为日本首相，曾经声明，今再向美国国民与全世界声明：日本别无他图，不图多得寸土，亦无剥夺中国或他国人民现有之任何物事的念头。敝国政府与敝国人民既已出此诺言，必如日本历来守信一般，光明磊落地信守之。」

九月二日，日本军队在山东省海岸登陆，由此取陆路向青岛进发。中国关于中立恐遭破坏的忧虑，看来并非过虑：日军占据了内地许多城镇，占据了通往省城的铁路，控制了交通与通信之具，并向中国百姓征发需索。一小支英军在德国租借地内登陆，名义上参与围攻青岛。十一月十六日，该城投降，德国在远东的陆海军势力遂告消灭。

此时日本得了一个机会，可以从容观察战事所造成的世界大局，并找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到一九一四年年底，看得出这场战争不会速了：各国的合纵连横正在剧变之中；而在日本看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似乎摆在面前，可以借以满足种种领土上与经济上的欲望。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欲望与目标共有五端。第一，接替德国在山东的地位与属地；第二，把对俄战争所得的满洲地面巩固起来，并添上蒙古的一部分；第三，在中国的铁产上取得支配的份额；第四，使中国的任何港湾或沿海岛屿都无从租与他国，以确保日本军事上的安全；第五，若有可能，便与中国结成极其密切的经济、军事与政治关系，使这个资源浩博的国家俯首听命，向日本称臣纳贡。这五项目标，就体现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之中。

凡真心以日本为友的人，检视这些条款都不是一桩愉快的差事。平心而论，帝国中开明的政治家，鉴于由此激起的国际猜疑，对这些要求是抱憾的。每一个既是日本之友又是中国之友的人，都盼望这些协定能在最后的和会上，依照协约国为之而战的那些原则重新审议。

在这些要求提交中国之前，外间已有种种传闻。日本方面有许多议论，主张对华采取更进逼的方针。其中最要紧的，也许是黑龙会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此会因与满洲的「黑龙」江有渊源而得名。原注：见附录一。）。这份文件在二十一条提出后数月间偶然披露于世。它先勾画了世界大势与中日两国的关系，继而强调必须立即解决中国问题，与中国结成防御性的军事同盟，并列举了后来日本要求中的大部分目标。文中对日本因这场战争而形成的外交方针，还作了出奇准确的预言。

如前文在致德通牒和大隈伯爵致美国的电文里所见，日本曾就交还胶州湾、以及不图向中国多取土地与特权有过声明。但到十二月，外务大臣加藤男爵在日本议会上的几句话，便透出转念的意思。有人问他胶州湾是否交还中国，他说该地将来如何，目下无从作答；并且说日本从未担承过要把胶州湾交还中国。这种改变了的态度，在日本五月间为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而提出的最后通牒里又一次显露。在那道通牒中，日本把不还胶州湾当作一根棍子，用以胁迫中国就范。通牒里有一段说：「胶州湾无论就商务或军事而论，均属要地，帝国为取得此地，血与财所费甚巨；既经取得，帝国即无交还中国之义务。」随后附送的一件照会里又添上一句：「中国政府如将本通牒所要求之各条全数接受，则日本政府四月二十六日所允交还胶州湾于中国之提议，仍属有效。」换言之，日本把胶州湾攥在手里当作讨价还价的抵押，她的其余要求一日不得满足，这块地方便一日不放。

原二十一条第一号所载关于山东的全部要求如下：

第一号

「第一条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条　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行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所议的，是日本在满蒙的势力范围。日本因对俄之战，已取得旅顺口二十五年的租期，并控制了邻近诸铁路与俄国在南满的权利。她对东部内蒙古垂涎已久，至此却尚无任何权利。如今，日本在这第二号的引言里声称「中国政府向来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并要求把旅顺口与该地区要紧铁路的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且在满、蒙两地同样取得通商、开矿与居住之权。这些特权远远超出中国其他各省所曾给与的任何权利，实际上把南满与东部内蒙古变成了日本的属地。各条详文如下：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政府向来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两订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条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建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租赁或购买其需用地亩。

第三条　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条　中国政府允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定。

第五条　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条　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条　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自本约画押之日起，委任日本国政府，以九十九年为期。」

日本铁矿不足，中国于此矿独富，办法便昭然若揭。依第三号，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要变作两国合办之业，长江流域将来的开矿之事也要置于日本掌握之中。该约文曰：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见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之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两订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约明，未经日本国政府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条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邻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准，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所涉，是日本对中国沿海的控制，藉以杜绝他国日后在此有所军事举动。其文曰：

第四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议定专条如下：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然而日本野心的真正广度，是在第五号里显露出来的。那里点出了一个新的势力范围——福建，并要求从沿海往长江流域修筑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之权。此外，中国须在政治、财政、军事上聘用日本顾问；重要城市的警政要由两国合办；中国的兵工厂与军火须受日本控制。这些要求若被允准，中国便确确实实落到日本藩属之国的地位。它们同朝鲜被吞并前所被迫接受的条件几乎一模一样。详文如下：

第五号

「第一条　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条　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内，多聘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条　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条　中国允将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相连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条　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条　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原注：指宣讲佛教。）

这二十一条冠有这样一段颇为离奇的引言：「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欲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议定条款如下。」条款是由日本公使径直面交大总统袁世凯的。此事守秘极严；及至外间传闻四起，日本政府还正式否认有这么回事。一个月后，它又发表一件声明，只列出十一条，第五号以及那些格外惹人反感的要求都略去不提。四月二十六日，日本以二十四条代替原来的二十一条提出，文字略有出入。五月七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接受前四号，并声言若不得满意答复即将动武；第五号留待日后交涉。五月八日，中国屈从，同时在一件补充声明中申明：此举实出于胁迫，对于由此而侵及他国条约权利或门户开放原则的任何后果，中国概不负责。

这场交涉了结之时，日本原定的目标大半已经到手。使中国全然俯首听命的指望虽未实现，日本对这个共和国的权势却已大为扩张，取得最后的控制似乎只是迟早的事。远东问题的权威学者恒白克博士把当时的局面归结如下：

「无论其本意如何，日本在对华一事上至少办成了五件事：她把自己在北方势力范围——满洲——的地位巩固了；她把德国人赶出了他们旧日的势力范围山东，并自居为德国权利的继承者；她已放出话来，声明视福建省为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她着手侵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她已处在可以威胁并指使北京政府的地位。只须看一眼华北的地图，便知北京如何全然听凭日本摆布。日本控制着旅顺口与山东半岛，便扼住了直隶湾的门户，而那正是由海路通往天津与牛庄的门径。她占有青岛、大连，又（实际上）占有安东与牛庄，于是扼住了长江以北每一个要紧的口岸与港湾。满洲诸铁路深入满洲腹地，山东铁路直抵山东腹心——再加上把后一条线展筑与京汉路相接之权——日本只要愿意，随时可以把北京碾在她军事机器的两扇磨盘之间。单就战略而论，华北在商务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已听凭日本处置。」（原注：恒白克《远东现代政治》，第三四六页。）

列国因这场交涉而起的关注，自然十分热切，此事也招来了举世的注目。美国是唯一未卷入欧洲战事的大国，由它出面公开抗议这一了局，或许也是情理中事。五月十六日，美国将下面这件照会分送北京的中国政府和东京的日本政府：

「鉴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业已举行或正在进行之交涉情形，及由此已成之各项协定，美国政府谨此通告中华民国政府：凡中日两国政府业经订立或将来订立之任何协定或约定，如有损及美国及其人民在华之条约权利、中华民国之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之国际方针者，美国政府概不承认。」

大战的第一年，就这样给东方带来了关系至为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会成为定局，只有在世界冲突终结之后召开的和会上才能见分晓。

二战争第二年中华民国所受的内部进攻——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

战争的头一年，使中国的对外关系起了极要紧的变化，对日关系尤其如此。第二年，国内所起的变化几乎同样重大。

这些变化就其最终的结果而论，是与当今世界趋向民主与民治的大势相合的。一九一六年八月，作者曾致书纽约《泰晤士报》，试着把此前几个月的事情作一概括，其中有云：

「若不是欧洲那场吸尽人心的浩劫，举世的目光都会转向东方，转向此刻在那里显露出来的几场大运动。自大战爆发以来，印度与日本的种种变化，对于铸造亚洲的将来无疑关系极大。然而尤以中国——特别是过去这一年里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最耐人寻味。去年秋天骤然兴起的把这个襁褓中的共和国改为君主之国的鼓噪；为改变国体而持续不断的运动，到十二月十一日国民代表大会一致投票赞成君主立国、并推袁世凯为君主而达于极点；一股极其严重的反对势力逐渐现形，终于酿成南方各省的起兵；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忽然撤销帝制；继而是驱袁去位之举，最后以六月六日他的死去戏剧般收场，黎元洪被举为大总统继其位——凡此种种，不过是远东民主与专制之间一场最扣人心弦、得来极不容易的较量中的几件大事罢了。……对于中国这场为共和而作的搏斗，美国理当怀着十分真切的关心与同情。」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中国刚从日本侵逼的震动中缓过气来；作为报复，全国正掀起抵制日货与日本出品的运动。同时又有人发起募集救国储金，以求用尽一切可能的法子使国家强固起来。捐输这项款子的，各色人等都有；据说某城有一个拉车的苦力，捐了鹰洋四十元——那是他一生的积蓄。

自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国会解散以来，袁世凯一直在朝着中央集权的政体推进，把权柄握在他少数几个亲信手里。公然主张恢复帝制的议论也出现了。日本的要求更加快了这整个运动。赞成复辟帝制的理由，大要有三：其一，君主之国——而且是带军国色彩的君主之国——比共和之国更强，举德国与日本为证。其二，战事终了之时，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若继统之权不明，若共和之世似乎常见的内乱绵延不绝，则别国便要插手控制中国，照日本吞并朝鲜以前所为，把它们自己挑中的人扶上宝座。其三，袁世凯的长子有意继父而为皇帝。

五月间日本的最后通牒过后不久，筹安会便组织起来，其宗旨在鼓吹君主之说。八月里，一个名叫杨度的学者所作的小册子流布开来，历陈改变国体的理由。册名《君宪救国论》，作法是一位客人与一位民国国民的问答。摘录三段，已足以见其推论的路数：

「共和之民，习闻平等自由之说，其影响必及于政治，尤必及于军政。……而德国、日本之兵，纪律严明，惟长官之命是听，故为天下之劲旅。法、美则不然，富而不强。所异者，德、日为君主之国，法、美为共和之国耳。由是言之，共和断不能强。……为今之计，制宪之际，莫若取普鲁士之一端，兼采日本之一端。……

「今日之要问题，撇开一切纸上空谈，只在中国有无堪继袁大总统之人。……纷乱扰攘，其来必速。于是怀有非分之想的外国，便乘中国危难之际，从中挑拨各党之恶感，使乱益甚。时机一至，各国既不愿一国独擅制驭中国之利，势必诉诸武力干涉。东方问题之结局，将为国际和平之破裂。到那时候，中国究竟成为中国人的战场，还是外国人的战场，我不能告君。将来的事蒙着一层神秘之幕，思之实在可怖。然而我可以告君者：此番大乱之结果，非瓜分即以外力戡定内乱而终归肢解。关于后一种结果，尚须略作说明。外国助我戡定内乱之后，必择一如朝鲜李王那样卖国于日本的人物，立为中国皇帝。此人究竟是逊位之帝，是皇族中人，抑或乱党之魁，尚未可知。总之，他不过是一具傀儡，政权、财权、军权都不在其手，而操之于外人。一切贵重矿产、各项实业以及我们丰饶的天然富源，同样将由他人去开发。中国于是作为一个国家而消亡。」（原注：辛博森《中国共和之战》，第一五一页、第一六一页。）

在一个据说是军国当道的世界上要试行民治，其恐惧于此表露得再刺眼不过了。中国不敢把这场试验做下去。唯一的安稳似乎只在退回到武装专制。亚洲的世界并不「因民主而得安全」，而中国也没有一个可托信的朋友，使她能安安稳稳地朝那个方向走下去。

这些因由都是后来才明白起来的；对于身处中国的旁观者，一九一五年秋天的政局满是疑云。国会解散以来，这个共和国名存而实亡；然而帝制运动推进之快，仍使多数旁观者吃惊。长江流域与南方的中下层人家，情绪似乎极力反对帝制，也反对看上去在为帝制撑腰的袁世凯。作者曾与各色人等交谈——拉车的苦力、治儒学的读书人、佛门僧侣、留学归国的学生——人人在提防隔墙有耳之后，都明白表示拥护共和，痛骂袁世凯。莫理循博士巡行长江流域之后，说民间对这整场运动的情绪是「结结实实的怨恨」。在南方，这种情绪还要更强。

甚至在当时，也有一些迹象显示袁世凯对帝制运动是默许的，即使不是撑腰的。京中他的密友口中不断传出一种说法：他是受了儿子的怂恿，为的是让儿子将来继位得利。十二月投票时，得投票的只有旧日的官吏与政府的友人。上海一家鼓吹帝制的报馆被共和党人炸毁，那报的主笔就站在自家馆舍冒烟的瓦砾之间，直言他办这番鼓吹是得了中央政府特许的。而到次年夏天，共和政府把袁世凯政府在秋天投票之前及投票期间的六十余件密电公布出来，整桩事情的底细便一清二楚了；用北京辛博森的话说，这整个帝制之举，可断为「一个冷静而奇特的伪造民意的计划，史上罕有其匹」。

八月里杨度的册子刊行之后，帝制运动公开开始鼓吹，其手法极巧，竟搬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中国政府政治顾问古德诺博士的一段议论作招牌。古德诺博士的意见纯是学理上的；他说由共和改为君主，须在三个条件之下方能办得成功：其一，国家的安宁不因此而受危害；其二，继统之法须先行确定；其三，须有某种立宪政体的规定。当然，帝制派引用这段议论时，把这些附带的条件一概删去了。

八月十六日，筹安会发表第一篇宣言，援引了这段议论。袁世凯在参政院的一次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予以为所议改变国体，与国情不合。」然而八月三十日，北京便发出了第一件关于改变国体的密电。那是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的密码电报，令其本人用参政院密码亲译。文中详叙了最初几步办法之后，接着说：

「所拟办法，系由各省分别呈递请愿书，其稿由京中拟定，届时分电各省。……请将尊衔并本省绅商中赞成此稿者一并列入。此项请愿书，俟立法院召集，即一一呈递。总之，国体之变更，必须借国民公意之名义行之。」（原注：本章所引电文与函件，全文见中国共和政府所刊《民意：北京反对中华民国之政治阴谋之揭露》一书，并见《京报》各栏。）

帝制会诸人觉得事已进展到可以出头的地步，遂于九月二十七日由杨度、孙毓筠领衔，致电各省将军、巡按使，声言凡可能使各省真实民意得以表达的危险，均须铲除净尽。电中先就各县的办法有所建议，末了说：

「为使办理之事在外观上合乎程式起见，各县代表虽实由省中最高军民长官派定，仍应在名义上由各县选出。代表一经派定，即将姓名分知各该县知事，令其详拟应用文书，举行正式选举。惟此项文书，须酌填在前之日期。」

九月二十九日，代表政治会议的奉天将军朱启钤致电云：

「组织办法虽由政治会议议定，而其深一层之目的能否达到，全在选举监督。故监督对于选举事宜，应操控制之力，善为运用。国民代表之选举，各县如能办到，宜就省城各机关有职守之人员中选出一人，庶于投票之真意不致误会。」

这件电报说明：民意的代表机关是操在大员之手，由他们「善为运用」的；而代表本身则要从各省城官署里有差使的人当中挑出来。

十月十一日，国民代表大会事务局发出电文如下：

「国家将来之安危，全系于京外各机关往来之文件。倘有泄漏于外者，泄漏官守机密之咎，将归诸我辈。且此项文件关系国本，一旦为人所知，必于我国政治史上留一污点。其能否守秘，实关乎我国在国人及外人眼中之体面与声望。……望派贵署亲信属员一人，专责保管此项密件。」

尽管民间不安日增，十月二十三日仍发出一件通电，看来是「给中华民国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那是推戴袁世凯的电文，其词曰：

「国体投票之后所上推戴书，必须载明下列字样：『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断不可有所更易。国体未定以前，推戴书不得宣布。乞复。」

数日之后——十月二十八日——日本、英国、俄国（其后法国、意大利以盟邦身份附议）提请中央政府注意：采取足以危及中国安宁的步骤，殊为不智。外交总长陆征祥答称：此事业已议决，收回已迟。主谋诸人对这个意外的答复由惊而定之后，便向各省发出下面这件官电：

「某外国借口中国人心不一，恐生变乱，近日迫英、俄两国同来劝告中国。其实各国无不深知必无乱事，不过不得不随该国之例而已。我若因内政而听他国之劝告，展缓登极，是承认其有干涉之权。故此举断不可缓。俟各省一致赞成登极之票尽数到京，政府自应于表面上作犹豫迁就之态，以顾国际之情面。而国民方面，则应表示万难中止之决心，俾各国知我国民之心一致。但能使彼信改共和为君主决不致生丝毫乱事，则日本劝告之效力，自归乌有。」（原注：有证据表明，日本起初曾怂恿袁世凯的帝制之想，其后忽然反转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这幕戏演到了最后一场。蔡锷将军在云南掷下战书的四十八小时之前，帝制派因见全国出奇地平静，竟毅然决定：此后无论何人劝其罢手，即便以武力相胁，也一概置之不理。因为十二月十一日开箱验票之后，发现每一个投票人都投了推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而袁世凯本人幽居宫中，与百姓隔绝，又为左右所欺，竟接受了推戴。

此时所余的，便是把这桩密谋的痕迹一一抹去，免得这番欺罔「玷污新朝史册的头几页」——后来的一件电报正是这样说的，摘录如下：

「（电中称）各项密件，纵使守秘至密，究属留存之记录，足以为我辈之累；万一为外人所知，则严词指摘、痛加攻击，势所难免；更有甚者，若竟以此列入国史，必将玷污新朝史册之首页。中央政府再三筹思，以为莫如将各件检出焚毁，以除无谓之记录，而杜可悔之后患。为此，希将关于变更国体之一切电报、函札、公文，无论官私，无论来自京师抑来自各省（依法应存案者除外），悉数检出，当面焚化。」

这般阴谋断无不结果之理。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起兵，为后来终于把袁世凯逐出权位的那场起事开了先路。他们宣称袁世凯犯了「以利诱威胁曲解民意」之罪，重新为共和树起旗帜。继云南而起的是贵州。

虽有这番抗议，新朝（原注：号洪宪。）仍定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肇始，大城市里的官署都悬挂国旗以志其盛。各地帝制派纷纷上书北京，吁请早日登极。然而一月二十六日，被同情共和的《京报》讥称为「大皇帝」的袁世凯，宣告登极缓行：「云南一省，抗拒中央，藉端构乱于该地方。……予深用痛心，不能不认国民中之一部分对予有所不满。……当此之时而行登极之礼，予心如处荆棘。登极之期，只可俟云南事定之后再行择定。」

二月里，共和党人满怀揣测，也满怀沮丧。北军在一切可疑的要地加紧了弹压；南京四年来一直是革命的温床，此时几乎等于戒严：兵士上着刺刀在街上巡行；茶馆与官立学堂里贴出告示，禁谈政事，犯者严惩。然而人心的不安并未止歇。南京一位读书人的一句话，颇足以见当日一般的民情。作者问他对帝制派为国家新拟的旗式作何感想，他说依他看，最好的样式是一面白旗，当中一个大黑点儿（指袁世凯）。

这种不满，到三月十七日广西起事时化为实际的行动。广西向中央政府提出的要求，内有下列数端：撤销帝制，恢复共和政体；袁世凯退位；召集能代表并能表达国民真实意志的立法机关。

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下了一道申令作答，把整个帝制运动撤销。申令中说：「予仍认为所上推戴之书与时势不合，所有承认帝位之案，着即撤销。……今兹国事之失，皆予一人之过。」

袁世凯虽已撂下了皇帝的念头，却不肯全然退位；而南方人非此不能满意。浙江起事，巡按使出走；广东继之。报纸上满是慷慨激昂的文章，要袁世凯下野。四月二十七日，共和方面的大军人蔡锷将军致长电北京，促袁引退，末了带着恫吓之词：「若犹迁延瞻顾，不速作退位之决断，而必迫国民以更直捷之语言申其请求，则公之退位将出于被迫而非出于自愿，高尚之德亦从此而减色矣。」继之而起的，是伍廷芳博士同样意思的吁请。

袁世凯执意不动，五月十日南方各省遂举黎元洪为大总统。五月十七日，在中国学者中声望最高的共和派领袖梁启超致电北京：「项城既于中外人士之目中道德破产，铁案已定，惟有退位一途。」次日即五月十八日，一九一三年被袁世凯解散的前国会议员三百人发表声明，为之声援。

在这场纷争之中，南京始终守中立。五月十五日，冯国璋将军召集仍然效忠中央的十省代表开会。会议所成甚少，只把要袁退位的呼声愈发显出来而已。五月二十四日四川起事，两日之后，袁世凯才首次公开宣示引退之意，说道：「予之退志，出于自身，发于本心。断无恋栈迟回之意。」五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发布一篇长文，把他在改变国体一事上的举动细细回顾了一遍。以今日所知的全部底细来看，其中有两句话颇耐寻味：

「予大总统竭尽所能，为防一切可能之舞弊而设种种办法，以求探明国民之真意，凡此皆本予尊重民意之心。……予大总统待人接物，向以诚信为本。」

《京报》主笔——其人本是中国人——对这道申令的评语，足以见当日全国的情绪：

「倘非元首在位一日、危机便增一日，平和一些的中国人或许还愿意耐着性子、带几分同情去读星期一夜间发布、今日由本报全文译载的这道申令。这显然是袁世凯想在后世面前替自己洗刷，是要向将来的史家陈述他自己一面之词——而正是这桩交易，使他比他前头那位冲龄之君还要软弱。眼下没有工夫再去重读那些早已向一个满腹疑窦的世界一再赌咒发誓过的话，也没有工夫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由盛而衰洒一掬泪。国家的危难愈积愈厚，国民之声正嚷着要他引退，好让他们的煎熬有个了结。我们再一次奉劝他放明白些，把这桩必得去办的事，交给对我们中间这几股新生大力有更确切认识的另一双手去办。」

此后一周之内，袁世凯病势沉重，六月六日死去，死因是尿毒。临终数小时前，他发出最后一道申令，把政府交付副总统。他的结语不无凄恻：「予德薄能鲜，所志未能尽见诸施行；言之汗颜，救国救民之初心，所实现者未及万一。……方思何以退处林下，而疾忽至。……古人有言：『惟生者自强，斯死者不死。』此亦予大总统之愿也。」

黎元洪大总统随即就职；照《京报》的说法，自六月七日起，「四年前就该开手的事业」开始了。他的第一道申令如下：

「元洪于六月七日就大总统职。自维德薄，深惧弗胜。惟当谨守法律，巩固共和，使国家成为真正立宪之国。凡我官吏国民，其各体此意，同心戮力，匡予不逮，是所厚望。」

申令颁下之后，各省多有来电，表示效忠新大总统与共和政府。数日之后，帝制派中袁世凯的首席谋主梁士诒辞去政府中的职位；和衷共济的最大障碍于是移去。共和新政府随即把力气用在依一九一二年南京所定临时约法召集国会上头。一九一四年五月所定的《中华民国约法》被废弃。国会于八月一日重开，次月组成内阁，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冯国璋当选副总统。中华民国于是重新以一个国家的资格走它的路。

战争的第一年，给中华民国带来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危险；第二年，它又遭遇了同样严重的内部危险。军国主义在自家疆界以内被推倒——至少暂时被推倒了——这就为更能同情地理解世界大局铺了路，因为世界上争的正是同样的一条道理。就其最好的理想与传统而论，中国向来反对不受民意约束的武力。反抗暴君之权，曾使它古代许多朝代告终。读书人在社会上位居最高，兵士居最低。对于铸造国民心性影响之大超过任何别种著述的儒家经典，其中有许多章句都强调为政须本于民意，并称君主是民之公仆。「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里早已点明为政的要务；一九一五、一六年间寻常中国人对于民主与民治的全副含义，领会虽还很不周全，可是对于此中所争的道理，似乎已隐约有些明白了——而这些道理，中国的大圣人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已说出。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原注：《论语》第十二篇第七章。）

三中国共和政体的进展与一种新外交方针的由来

大战爆发三周年的那一天，中国的国会重新开议，共和的道路上又起了新的一步。六月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江苏将军、公认的长江流域领袖冯国璋当选副总统；段祺瑞将军被任为内阁总理，内阁于九月组成。九月十五日，国会着手起草永久宪法。中国这条国家之船，似乎驶进了比较平静的水面。这份平静一直维持到八个月之后，为对德奥宣战而起的风暴才把它打破。

举国上下对于立宪政治的进展如何满意，可以从作者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一日寄往美国的一篇国事记述里看出来：

「中国杭州。

「吉卜林曾作诗预言，凡想『催逼东方』的人会落得什么下场；这个预言正迅速成为不合时宜的话。用在中国政体的演进上，尤其不合。一年以前，这个襁褓中的共和国看来已被扼死，一个君主之国立在它的位子上；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定为新朝的开端，以袁世凯为君；登极的种种预备都在进行；政事不许议论，公共场所一概贴着禁谈的告示。共和派主要领袖之一梁启超因抗议帝制，照他自己的话说，『陷于极大的艰险，性命几度危殆』。而今这一切都变了。共和已经重建，国会开议七个多月；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大总统主持政府；共和国的宪法草案已经一读通过，其中有保障言论自由与信教自由的条文；梁启超本人也到过北京，在那里所受的礼遇，为中国人所罕得于国人者。袁世凯的政府与今日的政府究竟孰强孰弱，浙江省城杭州的情形便是一个实在的例证。十个月前，浙江步云南、贵州、广西之后，起而反袁，宣告拥护真正的共和。那位与袁世凯有交情的巡按使被迫出走，同北京的一切关系都断绝了。今日，因杭州官场中一点小小的争执，中央政府把自己委的人杨善德派下来做督军，百姓安安静静地接受了。中央政府派外来的代表做浙江的长官，这还是头一回；在阅历丰富的外国人看来，百姓接受这位长官，是现政府有力量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征象。用北京辛博森的话说：『黎元洪大总统七个月平静的任期，确实使最后成功的指望比袁世凯所谓铁腕统治下的任何时候都近了许多；这确凿地证明：在开化的社会里，道理的价值要抵得上暴力——那种使人离析、罪孽深重的东西——许多倍。』

「整个政局标志着中国正从中古式的专制政体走进近世的代议政体，这是一出极耐人寻味的戏。中国人正经历着美国、法国以及别的民主国家在政治思想上走过的那些阶段。他们如今正在议定自己的『大宪章』和『权利法案』。宪法的讨论自九月十五日开始，由我在耶鲁的旧识、现任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担任审议会的主席。一读于一月十九日告竣，并作了报告。原有的十一章以及另外增添的几章都经过议论。关于『国体』为共和之国的一章；关于国民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与信教自由——的一章；关于国会两院制的一章；关于任命国务总理与内阁的一章；关于法院组织的一章：都已由两院议员三分之二所成的法定人数中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

在京城里格外引起议论的，有三桩事：预算、地方自治、国教。财政一事向来棘手，因为中国大半要靠外债。美国所垫的款子，一般都受欢迎；美国表示有意鼓励在华投资的声明，也博得了满意的反响。

省自治法案经许多讨论之后，于一月十日一读通过，大总统还下了一道申令予以支持。其中有云：

「古者郡县之制，实为善政之始基；乡之耆老、县之议员，其效力亦见称为良治之助。是自治之精神，古已有之。……有清之世，创行自治，规模粗具，未臻完备。民国成立，赓续其业……当此百度更张之际，欲立民治之宏基，自应斟酌拟订完善之制，限期施行。……由此而进，可臻大同之境。此予所厚望也。」

国教问题是随宪法第三章——保障人人有信教之自由——而提出的。该章有一条说，初等教育应以孔子之伦理为本。国会中年高守旧的议员发起一场运动，要奉孔教为国教；然而国会中二十个「党」或团体，经过清点，只有四个赞成此议，虽然其中大多数都赞成在学校之中注重孔门伦理。二月头一个礼拜，此条二读之时，争论最为热烈。双方提出种种理由，其中有几条在外国人听来颇觉离奇。赞成孔教的论点，有这样几端：（一）孔子在中国从古至今影响极大；（二）外国教会所办的学堂也讲孔子的《四书》；（三）西洋各国多已抛弃基督教，中国不该去把它拾起来。反对的论点则是：（一）孔子是伦理之师，不是宗教之师；（二）他的教训与君主的关系多于与百姓的关系，不合共和之用；（三）立国教非共和之义；（四）此议与信教自由一章相抵触。末了，二月九日议决停止讨论，主张立国教的五项修正案尽被否决。《京报》——主笔是一位年轻而开明的中国人——对这次会议的评语如下：

「昨日宪法会议之开会可称为有史意义，因为中华民国是否要在共和史上开一先例，把众多宗教中的一种——假如孔教可以称为宗教的话——定为国教，这个问题经过长久而认真的较量，终于有了了结。尊孔诸君竭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求胜，无如形势于他们太不利了。信教自由的问题断不能说已经解决，但要给这个共和国立一个国教的企图，是确确实实被打败了。」

从本国报纸上摘引几段，便可见当时的民气。须记得，一年以前，舆论几乎是不许有任何表示的。

一月十二日，《民国新报》说道：

「我们眼看就要有一部神圣的治国大法，它将护我们不受暴政与虐政之苦，并保我们得享自由与民治之福；当此之时，正该回想我们战胜君主与专制所经的流血与磨难。……徒有一部宪法是一回事，能享用这部宪法又是一回事。空头的宪法我们不希罕；而为一部实实在在的宪法，我们是肯去死的。我们晓得本国人民的心气，所以要为我们的宪法高呼『万岁』。」

一月十七日，《公民报》这样说：「我们有共和之名，而无民治之实。共和是辛亥革命立起来的。但民治还在造就之中。把国体从君主手里夺过来，这一仗只打赢了一半；如今我们得把力气使在训练国民行民治上头。」

一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着重指出：一切政治上的变更背后都须有道德的力量——这番话在当日是既深思又可贵的：

「国中进步的征象不是没有。在学识上，国民已跃进了一大步。民治的观念与近世学问的常识，正渐渐在民间传布。这是可指望的征象。然而没有道德为骨干的学识，比无知还要坏。可痛心的是，我国国民的道德，并未跟上学识的长进。我们所处的困境，正同法国大革命刚过时一样。国民已经同旧传统割断了缆绳，而吸收新思想、新道理的速度，又不足以填补由此而生的道德真空。我们敢说一句不怕人驳的话：国民的道德，是一国生命中的一切。当我们忙着兴革、忙着开启民智之际，切不可有片刻忽略这桩要紧的事实——那就是一国的魂。」

末了，有两位外国人对当时局面的看法值得一引，一位是英国人，一位是美国人。前者是在北京做了多年通讯员、著有几部远东问题名著的辛博森先生。一月十六日，他在《京报》上写道：

「作者一向抱定的一个信念——这个国家的局面已好到不能再指望更好，并且给人以将来可望平和发展的合理期许——看来是立在稳固的前提之上的。……中国人这个民族，在性情上是宜于代议政体的；他们讲理，得体，善于调和，而且富于诙谐；这四样救人的好处，足以带他们在政治成功的路上走得很远。像一整块铁一样把这个民族箍在一处的，是他们那庞大、庄重而持久的常识。」

不久前，美国总领事在上海设宴，中美两国的知名人士都在座，众议员维克多·默多克先生在席上说道：

「共和在中国是站得住的；造就了美国的那一种民治，也能造就中国。……我在中国这些日子，见到这种精神的地方很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勤劳超过任何别的民族，节俭超过别人，又和气，又守法。……没有人能测出中国的边际。中国是属于将来的地方。在这个国家里，凡我所见，无不使我对它将来的发展寄以厚望；而在我心里留得最久的一个念头是：中国将来的发展与富强，系于她的政体。要想有成效，非共和不可。旧日那面旗子为美国所成就的事，中国的旗子也能为中国人成就。那不是哪一朝的旗号，而是一面人民的旗；而勤劳、节俭、能自治的人民，是可以万古长存的——美国与中国都是如此。」

德国宣告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消息传遍世界时，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一方针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列国的行程，把美利坚共和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东方这个大共和国，也逃不过同样的影响。

四中国与同盟诸国断绝邦交

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如前文所述，中国宣告中立，把全副气力用在建设它新立的共和上。然而战事第三年还没有过到一半，便看得出这个共和国对于这场大搏斗中所争的是非，非有所表示不可。促成这一步的，有四样情形。其一，共和看来终于朝着安定持久的方向有了进境，而随着新生的国家意识而来的，是对战争中所争的那些道理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其二，将来必有一个和会，处置胶州湾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盼望能在会上重议二十一条，因而要在会中占一席地。一九〇五年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就满洲一事径与俄国交涉——满洲本是中国的地方——直到最后议定，中国才得与闻。这个成例，中国若要继续做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便断不能容它在山东重演；因此她愿尽一切努力，好在将来的国际会议上有发言之权。其三，美国看来愈来愈倾向于对这场冲突有所实际参与，而中国愿意把自己的外交方针同这个它视为最好朋友的国家贴紧。其四，一九一七年后半年外交上的两桩事故，重新使中国痛感自身的孱弱与国际地位之低。这两桩事，一是满洲的郑家屯与日本的交涉，一是天津老西开与法国政府的交涉。

郑家屯是满洲一个近蒙古边界的集镇，作为贸易的集散之地颇有些分量，满清复辟之际曾受过一股蒙古马贼的威胁。中国陆军第二十八师驻扎在那里，护卫市镇，维持秩序。八月间，日本派了一支队伍到那里去操演。日本军队出现在满洲的那一带地方，除非把日本的条约权利作极宽的解释，是说不过去的。八月十三日，一个名叫吉本的日本商人与一个卖鱼的中国小贩起了争执；那日本人动手要教训小贩，一名中国兵上前干涉；两国的兵又都围了上来，遂成混战，日、中双方都有死伤。日本报纸登出夸大其词的记载，日本政府立即抓住此事，就那一带地方及其毗邻之境提出一连串的特权与让与之求。最初的要求是：

一、惩办第二十八师师长。

二、将郑家屯应负责任之官佐撤职，并严惩直接参与斗殴之人。

三、出示晓谕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民，不得有任何足以启衅于日本军民之举动。

四、中国允准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凡认为有保护日本臣民必要之处派驻警察官；并允准南满洲各官署聘用日本警务顾问。

此外还有：

一、驻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中国军队，须聘用日本军官若干人为顾问。

二、中国陆军学堂须聘用日本军官若干人为教习。

三、奉天将军须亲赴旅顺，向日本关东都督为此案道歉，并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当面道歉。

四、中国应向日本受害者及死者家属付给相当之赔偿。

这些特权若被允准，便为日本保护南满与东蒙铺平了道路。交涉延续了整个秋天，末了议定的是下列五条：

一、第二十八师师长申饬。

二、应负责任之官佐依法惩办。法有重惩之条者，即照重惩。

三、出示晓谕华洋杂居各处之中国军民，对日本军民予以优待。

四、俟关东都督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同在旅顺之时，奉天将军派员前往致歉。

五、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恤银五百元。

这个了结，中国人大体是满意的；然而当初那些要求曾使他们十分不安，并使他们痛感必须对自己作为主权之国所享的权利有更明白的认识。

与法国的老西开一案，分量要轻些。天津的法国领事当局想把租界扩出去，一直在同中国政府商洽添拨地面。交涉拖了好几年，关于这块添拨之地归中法合办之公署管辖一节，实际上已经议妥。中国方面又生出些反对，末了法国总领事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撤走警察，把那块添地交法国监管控制。通牒限期一过，一队法国兵便占了那块地方；中国警察被赶走并被拘禁；法国的岗哨沿界布开。天津以及华北的中国人纷起抗议；法租界里的华人仆役与雇员成群而去。被拘的中国警察后来放了，而本案却未即时了结。这桩事本来极易避免，若不是被德国的鼓吹之士拿去利用，也算不得什么大事；然而它到底使中国更加盼望能被欧洲列强以平等相待。

因为上述种种缘故，一九一六年秋天的中国，已准备好要更积极地投身于世界的大事；及至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威尔逊总统发出那件探询和平的照会，中国立即作答，表示愿意加入国际间根绝侵略战争的努力，「以期各国无论强弱，平等之原则皆得尊重，并使之免于强暴不法之危害」。中国外交总长致北京美国公使的照会如下：

「威尔逊大总统致交战之协约国与同盟国各政府关于和平之照会，业经贵大臣奉贵国政府训令移送到本总长处；此事关系重大，本总长已详加审阅。

「中国夙以和平为怀，近复缔结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之条约，以应海牙和平会议之愿望，其意向于此又一见焉。

「再者，此次战事迁延日久，于中国利益所损甚巨，或较他中立国为尤甚。中国方在改组之际，于经济与实业两端，均需外国之协助；而各国多因身在战中，无从相助。

「中国对于大总统照会之精神深表同情，盖其意在使战事早日终止，此不独合于中国之利益，亦出于中国深挚之情感。

「近世战争幅员之广、波及之远，其影响已不复限于交战之国。各国皆愿战祸愈少愈好。故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人民宣称，战事终了之后，愿即以一切正当方法协力，使各国无论强弱其平等之原则皆得尊重，并使之免于强暴不法之危害；对此，中国不能不表满意。凡此种种，非合众力不能致；中国愿与之共效其力。」

中国既已准备有所举动，德国政府便以宣告无限制潜艇战向文明世界掷下了战书。美国断绝邦交，并于二月四日致照会与中国，一如致各中立国，劝其仿行。不到一周，中华民国果然走了这一步。作者二月十六日自中国寄出的信中，把这一决定记述如下：

「中国杭州，二月十六日。

「美德断交在中国影响深远。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上海，这个住着两万多外国人（其中德国人一千）的城市大为震动。人群聚在布告牌前，正如一九一四年八月头几天欧洲的情形。英国人、法国人公然喜形于色；德国人则相应地沮丧；中国人于此危局之中该如何举动，看来还在犹豫。港内的美国炮舰与巡洋舰正在装载给养、添煤，以备万一宣战须即开行。

「中国人与中国政府起初的犹豫，因二月九日政府的决断而一扫而空：它毅然仿照美国的办法，向德国发出了同样的声明。此举到处被称道，说是现共和政府有生气的表征，也是近世参与世界大事的第一步。

「美国与德国断交之后，北京就中国将来的举动有过认真的讨论。政府中年轻一辈亟愿仿效美国；年长而较守旧的领袖则劝持重，守中立。最有阅历的政治家——包括于今日共和政府出力最多的梁启超——都被召到京中会商。末了，二月九日整整开了一天的会，断然议定了办法，分致照会与德国和美国。致德国的照会如下：

「『本国驻柏林公使电达德国政府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照会一件，内称德国政府新定封锁之法，自是日起，凡中立国商船航行于所定各区域者，均有危险等语。

「『德国所倡潜艇战新法，其危及中国人民生命财产者，较之前此所行之法更甚，而前法已使中国丧失人命甚多；此新法实属违背现行公法之原则。若容其施行，则国际法中将羼入专断之原则，即中立国与交战国间正当之商务往来亦不能相容。

「『中国政府为此向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二月一日所布之法提出严重抗议，并诚望德国政府为尊重中立国之权利、维持两国之睦谊起见，勿将该项办法见诸实行。

「『倘出乎意料之外，此项抗议归于无效，则中华民国政府将不得已而断绝现存两国之外交关系，殊深遗憾。中国政府此种态度，纯出于增进世界和平之愿望，及维持国际公法之尊严，无待赘言。』

「同日，中国由外交总长致北京美国公使照会一件，请其转达美国政府：

「『接准贵大臣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照会，内开：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德国政府于二月一日采行潜艇战新方针，已决定对德采取其所认为必要之举动等因，本总长谨此复陈。

「『中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同怀此心，不愿遽信德国政府果将实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危及中立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妨害中立国相互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正当之商务，若听其施行而无所抗拒，势必于国际公法中别开一新原则。

「『中国政府嗣后亦拟为维持国际公法之原则，采取认为必要之举动。』

「上海的美国报纸《大陆报》对此事评论说：

「『致德国的这件警告照会，标志着中国大胆而豪迈地摆脱了历来的成例。它表明共和国里事情在动，而且动得很快；我们相信，事实将充分证明此举之当。』本国报纸《京报》评论此举说：『所得的决断，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年轻一辈有识之士战胜了老一辈官僚——后者放任无为、软弱无骨的外交传统，历来使中国吃亏太大。』

「别的本国报纸也同声相应，痛斥『普鲁士军国主义』，主张中国照美国的样子办。这一决断背后的道理，《群言报》在政府举动的前一日以『不在此时，更待何时』为题的社论里说得颇为中肯：

「『此正我辈动手之时。我们必须站到公道一边，站到人道一边，站到国际公法一边。诸君，我们也必须凭着敏捷而果断的举动，在万国之会中为自己挣一个位子。如今德国的潜艇方针，与美国对于目无法纪、滥施暴行的坚决态度，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德国的潜艇方针是向全世界下的战书。美国已经接了这道战书。我们难道另作别论？我们若还有一分自重之心，美国所指的那条路，便是通往荣誉与自尊的路。

「『再者，即便单从本国利害着眼，加入协约国一边难道就全无好处？当今世界，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立自存。我们必须有盟友——纵使不曾以条约结成神圣的名分，也须有同情相共的情谊。眼下正是我们在列强之间结交朋友的最好机会。在和会上我们所能说的话也许不多，然而既然我们肯帮英国、法国、俄国与美国，那么到我们有难的时候，我们的呼吁便不会无人理睬。我们在这场战争里虽守着最严的中立，可是和会上有许多问题都与我们性命攸关。譬如青岛的归属须待处断；日本在满洲的举动以及二十一条一事，也须提出复议。要在朋友有求之时去结交情，不要等到他不再有所需求。此时不向世界表明我们并非一个长年卧病之国，而是活着的、有脉搏的、有战斗之气的国家，便再没有时候了。』」

中国的照会送到德国之后，那一边数周之间杳无音信。继而法轮阿托斯号被鱼雷击沉，船上载着五百多名中国工人。内阁主张断绝邦交，三月十日把此事交国会议决。众议院支持内阁的决定，次日参议院亦然。

盼望已久的德国复文，恰在众议院投票那天到了。其中有云：

「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抗议照会中所声言之举动，深表诧异。抗议之国固不止一家，然中国与德国素敦睦谊，乃独于抗议之外益以恫吓，唯此一国而已。

……「首先宣告封锁德国者，乃德国之敌；且其封锁至今仍在力行。故德国欲取消封锁之策，殊为不易。虽然，帝国政府仍愿曲从中华民国政府之意，开议商定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办法，俾此目的得以达到，而中国航运之权亦得受最大之顾全。帝国政府所以采此调和之策者，盖深知一旦与德国断交，中国所失者不仅一真实之良友，且将陷于不可思议之困境。」

这件照会到得太迟，于国会已无影响；国会仍如上文所述，维持了内阁的决定。

三月十日德国照会措辞之和婉，颇使中国人惊异；他们还记得一八九八年德国夺取青岛，记得两名德国教士被杀之后德国在山东的种种举动，也记得拳民起事时德军的残暴。一位有名的中国律师就这一态度的改变发了一番议论，他的话足以见中国在世界政治中所得的新地位：

「当年瓦德西伯爵麾下的军队离德赴援北京，那位战争之主训令他们对中国人不留活口；并且要把中国人整治到从此再不敢正眼看德国人一眼（原注：值得一提的是：一九〇〇年德皇威廉对开赴中国的德军演说时，竟以阿提拉麾下的军队为德国兵的榜样。以「匈奴」之名与德军相连，这也许是头一遭。德皇的原话是：『你们一与敌人交手，敌人便当溃败。不留情面！不收俘虏！当年匈奴在阿提拉王统率之下，为自己挣下一个名声，至今在传说与故事中仍威势赫赫；愿德意志之名也因你们的作为而在中国立住，使中国人从此再不敢斜眼看德国人一眼。……为文化一劳永逸地开出一条路来。』）。时光这架转轮自会带来它的报复：如今不过隔了十七年，我们便听见《福斯报》在评论中德断交时哀叹：连远东那样孱弱的一个共和国，竟也敢向德意志民族横眉相向了！」

三月十四日，德、奥两国公使及其馆员被发给护照，德奥两国的权益交由荷兰公使馆代管。中国参与协约国一方的事业，就此迈出了第一步。

五中国对德奥宣战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中国与德国断绝邦交；整整五个月之后，八月十四日，中国宣战。走到这最后一步所受的煎熬，把这个共和国震撼到根基，一度使中央政府全然瘫痪，并间接使七月间满清的短暂复辟成为可能。然而中国这条国家之船终于扶正了船身，驶入了世界关系的大海，成为协约国同盟中受承认的一员。

与德国断交一事，把总理段祺瑞与大总统黎元洪之间积有时日的不和暴露了出来。前者是军人领袖，是在满清那一路政体之下历练出来的。后者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共和派，坚持国家的一切举动都须依现行约法而行。总理主张不经国会径行断交；大总统坚持要经国会。段祺瑞以辞职相胁，并且真的离京去了天津；大总统劝他回来，把此事提交国会。事情照办了，结果已见前章。

两步既已走出，下一步便是宣战。然而到此处却生出许多为难。外国人本来难以断定中国的舆情；不过作者在沿海各城以及内地走了一趟之后，觉得赞成与反对宣战的理由，大致有下面这些（原注：关于宣战之前北京诸事的一篇有趣记述，见总统府秘书张君劢所作《中国宣战之内幕》，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赞成宣战的理由，看来有四。其一，明达的中国人对协约国的事业深怀同情，尤其是对他们为弱小国家的权利张目——保护这类国家不受侵略，并保证它们有不必畏惧、自己去开创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条公式，似乎正合中国在东方所处的情形。她正努力建立一个共和国；她犯过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然而若能受到保护、不遭强邻的攫夺，最后成功似乎还是可能的。协约国对一切这样的弱国许下了这样的保护，中国对他们的宗旨不能不同情。

其二，中国想在战事终了后召开的和会上占一席之地。那时将有许多牵涉到它自己土地与权利的问题提出来，中国希望在处断时有发言之权。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看来要落入日本之手；二十一条一事；庚子赔款的前途；治外法权之制以及外人对中国若干主权的把持：凡此种种以及别的许多事，都可能在将来的会上重议。中国愿意在那里能够开口，而要在会议桌旁取得一席，最好的指望似乎就在加入协约国。

其三，中国向来受美国的影响；她信赖美国的友谊，并愿追随它的领导。美国是唯一从未夺取中国寸土的大国；它把庚子赔款未用的部分退还中国，使中国深感它这份友谊之真；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又把那个共和国最好的传统带回了中国。中华民国正在追求美国式的自由与民治的理想，在厘定它的外交方针时，它是愿意听美国说话的。况且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博士在中国官场中影响甚广（原注：在通向宣战的全部交涉之中，美国公使及其同人在北京的个人影响，是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因此，美国与德国断交，中国立即跟进；四月美国宣战时，中国的领袖也预备照办，只因国内随即而起的局面才耽搁下来。

其四，加入协约国似乎能给作此决断的当权一派带来势力与声望上的不少好处，而中国的政客对这一层是不会迟钝的。

主张宣战一方的推论，可以举学者梁启超为例——他为共和所出的力，前文已有述及。

「远东之和平，坏于德国之占据胶州湾。此事实为德国蔑弃国际公法之第一步。为人道计，并鉴于中国所已身受者，中国自当奋起，惩此敢于蔑弃公法之国。以此为战之理由，实无可议。

……「或谓中国须先与协约国就若干条件确有谅解，然后可对德宣战。此实大谬。我之宣战，是为人道而战，为国际公法而战，为对国家之公敌而战，非因偏袒协约国、或恶德奥而然也。国与国之交非商贾之往来，何得谈权利之交易？至于修订关税，乃十余年来我之所期，为外交上第一要务，久待适当机会与各国磋商。今各国与中国邦交甚睦，以为时机已至。此与宣战显系两事，切勿混为一谈。

……「末了我要说：凡定一方针，即当贯彻其全局。若中途迟疑，畏缩不前，旋即自陷于狼狈之境。故政府与国会宜鼓起勇气，毅然决之而行之。」

与上述赞成参加协约国一方的四条理由相对的，反对之说有五类。第一，协约国自言的宗旨，同中国从日本身上所领受的实际经验，中国很难把两者调和起来。无论有理无理，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对这个岛国邻居一直怀着刻骨的恐惧。它失了台湾、朝鲜，失了满洲与蒙古的若干部分，失了青岛与德国在山东的产业，而且新近才受过二十一条的屈辱。协约国在欧洲的纲领，要求对国际上的侵害给予赔偿与归还；中国不明白这条道理何以不能在亚洲通行，尤其是何以不能施于它同日本的关系。当政的寺内内阁自称对华亲善，然而中国人觉得：除非对过去的行径有所补偿，这种亲善的姿态如今是无从回报的。所以，对日本的恐惧，无疑是中国相信协约国的宗旨能施于东方的一重障碍。

第二，中国人仍旧害怕德国的力量，怕万一宣战，德国的军队终有一天来报复。德国的鼓吹之士巧妙地把德国的胜利与协约国的损失放大；一九一七年，寻常中国人都笃信德国会赢得这场战争。中国的军队同日本的军队一样是德国军官训练出来的，在中国人眼里，德国军官便是军事的精能与威力的化身。

第三，德国虽然过去待中国严酷，却一直精力充沛而手法高明地做着博取中国人好感的功夫：派来的领事与外交官都是精研中国文学与哲学的学者，又有足够的款子，能按中国官场喜欢的方式款待他们；反过来，协约各国却时时——也许是不自觉地——开罪了中国人。英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夺取香港与别处土地之后而来的鸦片买卖，大半是协约各国的人民在租界里做的；新近天津的老西开一案，法国官员想把中国人认为属于自己的产业据为己有；美国顾问古德诺博士劝人复辟帝制；门户开放之说又形同虚设：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人对那些似乎有言无行的理想之词心生悲观。至于战后的和会能否有好结果，许多受过外国教育的年轻领袖也同抱此种悲观；在不少人看来，中国在会上有没有发言之权，是无关紧要的。

第四，共和国里年轻的进步一派，害怕决意宣战之时当政的那个较守旧的派系会由此得到新的权力。他们怕这新权力会像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利用五国财政支持那样，被用来钳制并戕害共和国里较富民治精神的种种趋向。

此外还有几层：自知兵力单薄，怕同协约国相形之下「失了面子」；怕粮价上涨；举国根深蒂固的向和之心；末了，还有「孤高自守」的老方针——直到近年为止，中国同别国的一切关系上都带着这个印记。一个被异族王朝统治了几百年的民族，要去试行共和自治，这已经是极大的一步；而中国整个儿去把握当前的世界大局、并在其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几乎是件难以置信的事。

这种普遍反对宣战的情绪，可以康有为的言论为例——他从前是梁启超同道的维新之士。他说：

……「美德交恶，与我何与？而政府忽与德绝交，今又议参战。是且进于美国之前——美国尚守中立也。若察国中之舆情，则上下贤愚，闻断交与对德宣战之议，无不大骇，惧其将贻国家以奇祸。

……「此战究谁胜谁负？我于此不敢预言。然有一事无疑：全欧之兵力，并美、日之工商财力，施之于德而皆不能奏效。而法国已失其北境；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则已自版图上抹去。使德而胜，则全欧尚且岌岌，何论中国之弱？使德而败，德于议和之后，犹能遣舰来与我为难。而各国既惧再启世界之战，谁复来援我？朝鲜之鉴，岂不在前？世间断无所谓义师来助弱国者。我实不忍闻德国之炮声怒吼于我海疆也！」（原注：辛博森《中国共和之战》，第三三四页。）

与德断交之后，大局约略如此。舆论似乎正相对分，然而看来相当可以断定：对德宣战这「第三步」终究会在适当的时候走出。因此，四月十六日，中国驻柏林公使被扣之后，中国人所办报纸中最有影响的《京报》便促请早作决断。然而此时总理认为宜召集各省督军及其代表开会，以加速国家的决断，而其最后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会议于四月二十五日开议。经过许多争辩与劝说，与会者多数被总理说服。但国会对总理及其党羽的反对之势也开始显露。此外还有一种感觉，以为总理曾许诺协约国方面会有若干报偿，如增加中国关税、豁免庚子赔款之类，而因日本的反对以及别的缘故，这些报偿都办不到。

然而五月一日，内阁未提条件、未索报偿，通过了宣战之议；五月七日，大总统经内阁正式咨请国会核准宣战。国会延宕不决，五月十日便有人企图逼它就范：一群暴徒聚集在国会门外，恐吓两院议员。这群人是上午十点聚起的，直到夜里十一点、传出一名日本记者被打死的消息时才散去；政府中有某官员唆使暴徒并许以庇护，这一点看来是很少疑问的。《京报》公然指斥总理是这场骚乱的后台。全国各地的电报如雪片般涌来，抗议这种胁迫国会之举；段内阁的阁员一概辞职，只剩他一人。

五月十八日，《京报》——主笔陈友仁，是一位生长受教于英国、具英国国籍的中国人，曾勇敢地反对袁世凯与帝制之谋，是共和的坚定拥护者——刊出一篇题为《卖国》的文章，指斥总理有意同日本政府订立一项同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第五号极相类似的协定。当夜陈先生被捕，后来未经公正审判，被判处四个月监禁。此案引起许多议论；末了，经王正廷等人斡旋，六月四日大总统将他特赦。

其时局势的推移极快。军人与民治派之争壁垒分明。各方要段祺瑞去职；他的军人朋友则力劝他留任。五月十九日，国会得出的结论是：主战者居多数，然而段祺瑞一日为总理，此案一日不议决。五月二十一日各省督军离京，外间对他们此后的举动议论纷纷，也颇有几分忧惧。临行之前，他们上书大总统，间接向国会发难：指摘国会几乎已经告成的那部宪法，并请如宪法不加改正即解散国会。他们所反对的有三条：

一、众议院对国务员为不信任之决议时，大总统或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此法国之制。）

二、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无须国务员副署。

三、两院所通过之决议，与法律有同等效力。

这三条显然给大总统与国会的权力，比一位专断的总理及其党羽所愿意见到的要大。对这道呈文的回答，是要段祺瑞去职、另组内阁的呼声更高。五月二十三日总理拒不辞职，大总统遂将他免职。伍廷芳被任为代理国务总理，人心为之一宽。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之侄李经羲被提名为国务总理，五月二十八日提名经众议院通过，次日参议院亦通过。五月三十日，永久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王正廷发表声明，称二读几已告竣，并把这部即将公布的新法中几处紧要之点作了概述。

中国这条国家之船，似乎又闯过了它无数风暴中的一场。不料忽然从安徽传来风声：倪嗣冲将军宣告独立，其后台是安徽那位目不识丁的「督军」张勋，以及北方大多数将军与督军——用辛博森的话说，这班人把国会以及国会所能制定的任何宪法都看作「该死的西洋胡闹；在他们眼中，真正要紧、实在、有决定之力的治国机关，甚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内阁，而是内阁背后的一个小集团，那个集团代表并承袭了这个国家里属于帝制时代、在性质上根本是军国而专断的一切旧势力」。这道叛旗，国中百姓并不赞成。作者曾同国中许多地方来的人交谈，他们都说：这班督军除了自家的荣耀与权势之外，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理想或宗旨。

众人都等着大总统说话。他对这番挑衅的答复，措辞毫不含糊，爱国之士听了无不振奋。电文中较要紧的几段是：

「各省大吏乃为此等谣诼所惑，不问其是非曲直，遽出于专擅之举，实出予意料之外。……诸君责内阁违法，而乃挟兵力以抗政府之令。此种举动所能归结者，不过使国家分裂如五季，使国家沦为保护国如朝鲜而已；果尔，则复辟与共和皆成虚梦。诸君纵不顾史册之上为诸君所书之污墨，亦当念及自身之结局。……

「予老矣。常如叶下之豆，惟恐所见所闻有失其正。日夜行事，如履薄冰。凡以忠告相规、甚至直言相责者，予皆欢迎之。苟有益于国家，予不惮引咎。

「然若诸君之意在动摇国本、挑起内战，则予敢言：予不惮为国而死。予历经患难，为共和始终竭尽心力，无所愧怍。予断不能坐视国家沉沦，更不能使己身沦为异族之奴。

「凡此种种，予于国中父老之前洗手以谢之。此皆肺腑之言，且必见之于行事。

「黎元洪。」

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北方各省宣告独立之后，南方各省大都表示反对这一立场。为首的是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一九一六年最先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也正是这几省。效忠的将军所发的电文，有些措辞极为激烈。云南督军唐继尧电云：

「继尧质性朴拙，不解党同伐异之事。所知所念者，护共和、忠共和而已。倘有人敢危及元首或国会，誓不与之共戴一天。一俟大总统之令下，即当上马就道。」

广东一位将军电云：

「乱者所以抗政府，为争地盘、争金钱耳。故其议论参差，其举动乖谬。望大总统坚持到底，威不为屈，利不为诱。此正扫荡帝制余孽、刷新政治之时。某枕戈以待命，即马革裹尸而还，亦所不辞！」

军人一派仍在天津聚会，推徐世昌为大元帅。然而他们内部不久也现出分歧。六月七日，美国一件友善的忠告公之于世。美国公使芮恩施博士把下面这件文书转致外交总长伍廷芳博士：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闻中国内部纷争，至为痛惜，谨表最诚挚之愿望，望安宁与政治之协调即日恢复。

「中国之对德宣战，抑或维持其与该国关系之现状，皆属次要之事。

「中国目下第一要务，在恢复并维持其政治上之整体，循其国家发展之途而进——于此途上中国所成之进步极为显著。

「对于中国之政体，或治理该政体之人员，美国之关切，仅止于因友谊而愿有所效力。然而对于中国之维持一个统一的、唯一负责的中央政府，美国则深为关切，兹谨表最诚挚之希望：望中国为自身计、亦为世界计，立即摒弃党派之争，一切党派与个人均致力于协调政府之重建，并取得中国理所应得之列国间之地位——而此地位之完全取得，当内争不已之时是不可能的。」

这件照会，中国人视为支持中央政府的保证而表示欢迎。日本则因事前未与商量，颇生不快。六月九日，天津方面——不是张勋便是李经羲——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国会若不解散，便进攻北京。大总统被隔绝孤立，国会议员及别的民治派人都见不着他。外间传说他就要屈服、解散国会。中国政府的英国顾问劝他不要如此，日本顾问所劝则相反。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拒绝副署这道命令。末了，六月十二日命令颁下，由京畿军政执法处长江朝宗将军副署。次日黎大总统有所解说，承认此令出于被迫、非其本意，然而他如此办是为了使北京与国家免于兵燹之祸。他声言一有机会便即辞职。

六月十五日，张勋偕李经羲抵京。那一周内有八省取消独立，说是它们要解散国会的愿望已经满足。国会议员多有改装易服者，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开会并发布宣言。国家既如此分裂，局面看来就此僵住；不料张勋便在此时演出了那场大政变。此后诸事推移极快。

六月三十日，素以主张帝制著名的康有为到了北京。他是隐姓埋名自上海来的。他头一个去拜访的便是张勋。七月一日凌晨四时，张勋率随从进见满清的幼帝（原注：宣统。），告以复辟之事，并扶他登了宝座。有人请黎元洪大总统辞职，他拒绝了，于是实际上成了囚徒。一道道上谕颁下，都由「御前大臣张勋」副署。

七月三日，冯国璋声明与复辟毫无干系——上谕中曾把他的名字列在请愿的人中间。广东督军出示布告，声言粤人必以死力维持共和。别省也多有同样的通电。

日本军队开到紫禁城，把黎元洪大总统从张勋部下手中接出，护送到日本公使馆。七月四日大总统发表文告，誓拥共和。七月五日，京津铁路上的廊坊开了火。使团照会北京当局，称一九〇一年议定书规定山海关至北京之间铁路交通须保持畅通，必须遵守。同日，出京的火车挤得水泄不通，都是逃往天津的中国人。

到这时候，除三省之外，全国都已宣告反对满清复辟之举。段祺瑞自隐退中出山，愿统率共和军。当年反袁世凯出力极大的梁启超，痛斥这整场复辟。

共和军进逼北京；七月七日，美、日、英三国军队开抵京城。随后有飞机在丰台车站上空投下炸弹，把车棚炸毁。张勋驻跑马厂的部队不战而退入城内，集结于天坛。又有飞机飞过紫禁城上空投弹。七月八日，张勋辞职，而皇帝退位一事并未公布，他的护主人还在争取优厚的条件。

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就代理大总统之职，南京被宣布为临时政府的首都。伍廷芳博士带着外交部的印信到了上海。同日，满清内阁的几位大臣在逃走时被拿获。张勋拒不投降，五万共和军把北京围住；七月十二日凌晨四时，攻势认真展开。有几个外国人受了伤；紫禁城里起了火；张勋躲进荷兰公使馆，共和国的旗帜升上了紫禁城。

七月十四日，段祺瑞抵京。有一点颇堪玩味：七月四日，几乎全国都对这个满清政府发出了自己的「独立宣言」；七月十四日，得胜的共和军将领开进了京城。中国共和派的这番反抗与这番胜利，恰好落在美、法两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日上；这般巧合，似乎既意味深长，又富于象征。七月十五日，段祺瑞就国务总理之职，虽然南方各省对他表示反对。七月十七日，黎大总统电告各省，不肯复职；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表示愿继黎元洪而任之。

这场危机之中中国开明人士的态度，可从七月十三日两位前任官员在上海的演说中见之。曾任驻美公使、坚决反对帝制派一切违宪举动的伍廷芳博士说：

「欧洲这场战争，是为了终结普鲁士军国主义而打的；我要在座的美国朋友明白：中国目下的祸乱，起因与此完全相同。我们正处在民治与军国之争中。中国的赋税如今有百分之五十五到六十是用来养中国的军国势力的。这必须改变，但改变须是渐进的。我请美国人耐心些，给中国一个机会。民治终必得胜。请对我们耐心些。请研究中国，试着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

「我盼望有一天能见到星条旗与中国的五色旗结成永久的友谊。这两个国家都信奉四海一家；都信奉小国人民自理其事之权，正如贵国那位伟大的大总统在他的宣战文告里所申明的。我说这番话，对任何国家都不怀敌意。」

中国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先生所说，也是同样的意思：

「真正所争的是：治国当凭法律，还是凭强力？是由国会表达的民意当行，还是少数特权之人的意志当行？国家的兵力是用来扶持国家，还是用来扶持某几位将军？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请全国以及西方自由民治各国来下一个判断。

「我国国民性中，爱民治之心根深蒂固，又笃信军权必须居于民政之下；因此我们毫不迟疑地断言：在中国，正如在世界上自由民治的各国一样，立宪必将胜过军国。我们同协约国一样，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为了立宪与民治的最后胜利，我们也得像他们在欧洲战场上那场惊天动地的搏斗中一样付出牺牲。让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愿意付出。」

在这段极度动荡的日子里，外国人中间普遍有一种感觉：对中国民治一方力保共和的努力，应当有所帮助。美国人的同情尤其被激起；新闻记者与别的人纷纷发表议论，说美国既在帮助亚洲那个最新的共和之国俄国抗拒专制，也理当支援在中国打着同一场仗的共和派。著名记者、远东问题权威密勒先生七月二十一日就如此表明了他心目中美国的本分：

「不错，正当世界大战的胜负收缩成一场对民治命运的考验之时，偏偏有俄、中两个大国头一回尝试共和，而且是在岌岌可危的情形之下——这对于民治确是极不便当的；因为俄国的困难同中国行共和的内部困难相去不远。然而也正因为当地与全局的情形都相当不利，又因为这场战争把这两场试验同全世界民治的事业连在了一起，美国要想单做俄、中两国时局的旁观者，便实际上成了不可能。鼓舞、勉励、支援俄国的举动，美国政府已经做了。鼓舞、勉励、支援中国维持共和之努力的举动，也该立即筹划并着手去做。」

然而共和派并未借外力便重新掌住了政府；八月一日，冯国璋继黎元洪为大总统。新大总统就职不满一周，宣战之议又被提出。此时反对者已寥寥无几；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正式对德意志与奥地利两帝国宣战。

六日美之间关于中国的蓝辛－石井协定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美日两国的蓝辛－石井协定在华盛顿签字。这项协定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订立，厘定了两国此后对华的态度。其中要紧的条款有二：一是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二是美日两国重申遵守「门户开放」之原则与中国的领土完整。自一八九九年海约翰提议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以来，这是美国在东方事务上所达成的最重要的一项协定；它将来对东方国际关系的影响必定甚大。

「门户开放」方针的概括申明，是十八年前美国为应付中国境内迅速形成的危局而提出的对策（原注：中国的「门户开放」——亦即机会均等——之原则，在一八四二年英国与中国缔结的第一个条约中已具雏形，而英国大体上的影响也与这一原则相合。一八六一年出使来华的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也是这同一理想的有力鼓吹者。因此，远在一八九九年海约翰国务卿发起的那些协定正式承认这一原则之前，此说在东方早已流行。「门户开放」这一确切的词语，最早出现于美国国家文书者，是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西班牙的最后通牒，说的是将来与菲律宾的经济关系。）。当日，这个国家看来眼看就要瓦解，被世界列强瓜分。中国与他国交涉的历史——唯一的例外是美国——是一部失败与丧失土地主权的长篇。一八四二年，英国因「鸦片战争」得胜，取了香港岛，后来又取了邻近大陆的若干地方；一八六〇年，俄国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的满洲地面，包括海参崴，并取得以该城为西伯利亚铁路终点之权；一八六四年，法国取了交趾支那，一八八五年又宣告对邻近的安南与北圻实行保护。一年之后，英国征服并吞并了缅甸。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的结果，日本取了台湾与邻近的澎湖列岛；朝鲜的独立得到承认，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割让与日本，虽然俄、德、法三国随即迫使日本交出了后一块地方。这场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之风日盛，争攫权益之局开始。德国借两名教士被杀之事，夺取胶州湾（青岛口岸在内），要去九十九年的租期，并把山东的矿权与路权据为己有；俄国随即要求旅顺口同样的租期，并实际上控制了满洲；英国租了山东设防的口岸威海卫；法国在华南得了一个港口；意大利要求中国沿海中部的地面，被拒绝了。

列强既不满足于租借，又开始划定「利益范围」，要在其中享有特别的经济与商务权利。英国的「范围」在长江流域；俄国的在长城以北；法国的在中国西南；德国的在山东。中国若被瓜分，这些地方便要成为这些国家确定的属地。中国某些政务的监理早已落在外国人手中，如海关税收，其后又有邮政与盐税。在最早的条约关系中，「治外法权」之制便被承认，外国人由本国法律审判，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后来又在若干重要城市里长出了外国「租界」，完全归外人管辖。划定「利益范围」之后，接着便是第一波争夺铁路权的风潮。就在这时以及随后几年之内，一家有俄国作后盾的法比公司取得了修筑京汉路之权；英国取得了连接上海至南京、天津的铁路的修筑权，并把该路在山东一段的权利与德国分占；美国资本家取得了汉口至广州的路权，后来又把它卖给了中国政府。

一八九八年底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这一年，一项由美国提出的方针将要改变这个局面。在那以前，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方针主要是坚持不干涉、不侵略的通则。一八四四年，在与中国缔结第一个条约之前，美国曾说：「我们不想要中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要任何对中国与对美国有一方不公不正的条件。」而它一直守着这番话。然而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因美西战争之故，美国据有了菲律宾群岛，于是立即有了厘定远东方针的需要。尤其是英国，已开始对中国正在形成的局面忧心忡忡；一八九九年海约翰国务卿提议此后正式承认「门户开放」之原则，英国欣然赞成。这原则的意思是：此后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得由任何国家留作自己经济上或政治上的私利。一九〇〇年英德协定中重申了此旨，后来各国也都接受，只有俄国作了若干保留。其要点如下：第一，「任何国家决不以任何方式干涉他国在中国境内所有之通商口岸，或任何所谓『利益范围』及租借地内之既得利益」；第二，「凡在该『利益范围』以内各口岸起卸之货物（『自由港』除外），无论属于何国，一律适用当时中国条约之税则……所征之税并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该『范围』内各口岸，对他国船舶所征之港税，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者；凡在该『范围』内所建、所辖或所营之铁路，对他国人民之货物经该『范围』运输者所收之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人民同类货物运同等路程所收者」。

一言以蔽之，这份声明是列强互相许下的一个保证：在各自的「范围」之内不歧视他国的商务利益；也是维持现状的一重担保。

在这项协定订立之前，中国的土地与权利屡受侵夺，自然使中国的百姓与政府心绪不宁。这种情绪在一九〇〇年拳民之变中发作出来，那是一次以武力驱逐可畏的外国人的最后尝试。此举徒劳无功；一九〇一年中国脱身出来，背上了三亿余元的赔款，以关税、常关税以及一部分盐税作担保；此外还失去了在一定年限内进口军火之自由、对北京使馆区行使管辖之权以及别的若干国家权利。然而土地并未再割；「门户开放」之原则又一次被确认；除满洲因俄国的举动而有若干例外，现状一直维持到日俄战争终了。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时又有新的变动，此后远东局面还有别的更改，而受害者仍是中国。依朴茨茅斯条约之条款，俄国在南满的一切特权与势力，连同旅顺口与俄国那一段铁路，尽行让与日本；日本在朝鲜「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最高利益」得到俄国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俄国名义上承认，而不久便几近于无。一九一〇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三年之后，因共和革命的动乱，蒙古一度独立，俄国企图取得外蒙古的保护权；中国被迫承认俄国在该地广泛的商务与政治特权，换来的不过是名义上承认中国对该地的宗主权。日本则开始在东部内蒙古布置，一九一五年又想以二十一条把它的经营坐实，其中声言中国「向来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特殊地位」；此外还提出了别的野心，前面另有一章已经论及。再者，据各领事的报告，日本在满洲显然并未遵守一八九九年的「门户开放」协定。一九一五年的中国，比之一八九九年，情形已变成这样。恒白克博士把这局面归结如下：

「日俄战争终局的处置，大大改变了政治与地理上的格局。一种新的地位造成了。为维持这新造的现状，又立下了新的保证。此后十年间日本在满洲的经营，使格局进一步变动。一九一四年日本攻取德国在山东的属地，局面又一次骤变。末了，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被迫给与种种特权与让与，这就把均势彻底打翻，并使人看到种种可能：欧战一旦终了，便会重演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间那样的揣测、疑惧、竞逐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局面。」（原注：《远东现代政治》，第二四二页。）

这般局面既如上述，便引起种种对日本最终对华意图的猜疑，看来需要有一项官方的声明来澄清空气。一九一七年秋天，日本政府便以石井子爵与蓝辛国务卿在华盛顿签署的互换照会作了这样的声明。

订立这项协定，大致有三层缘故。其一，美国以及一般世界对日本在华意图的疑惧。这种疑惧在互换的照会中以及蓝辛国务卿所发的补充声明中都提到了。照会中有一段说：「为杜绝时有流传之恶意报道起见，我等以为，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所共怀之愿望与意向，宜再一次公开宣告。」蓝辛国务卿的声明则说：「两国人民之间，对于对方在远东活动之动机，无疑已渐生猜疑之心；此种情绪若不加遏止，势将酿成严重之局。关于不正当意图之谣传与报道日增，而信之者亦日众。」声明中还指出德国的鼓吹在助长这种猜疑上出力甚多。这种疑惧似乎不独美国为然，别国也是一样，这便是订立新协定的缘故之一。

另一层缘故不大为人所注意，那就是日本对美国在华意图的疑惧。日本久怀做东方公认的领袖的指望，尤其想在对中国的领导上取得毋庸置疑的至上地位。过去两年间，美国有若干举动似乎对这种领导提出了质疑。二十一条之际，如前所述，美国是唯一对侵害中国权利提出抗议的国家。一九一七年夏天，当颠覆共和、复辟满清的动乱之时，美国又就时局向中国送去了明确的忠告。日本有阅历的报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日美关系中的火药桶从来是中国，不是加利福尼亚」；又说美国也许会「跑到日本去告诉她：美国已自任为中国的监护人与向导，要按照美国认为公道正义的标准去指挥中华民国的方针，而日本在远东、尤其在中国的方针与举动，都得听凭美国核准」（原注：安达谦之助，载《亚细亚》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号。）。同中国结成尽可能密切的关系，在日本看来关乎它将来的强大，因此凡对这一图谋有所干涉者，都令它不安。既如此，得到美国保证它对华关系一仍其旧，便是日本极想要的。

第三层缘故，是协约国因俄国脱队而更需要密切合作。要把这一损失所造成的不利补回来，确实需要同心同力。如前文所指出，日本与协约国之间的谅解与方针并不总是一致；日本在东方另有它的期望；有理由相信：美国方面曾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力，要它承认日本在中国的这些期望。而美国显然是想在蓝辛－石井协定里一面承认，一面不失公道于中国。

石井子爵与蓝辛国务卿在华盛顿几番会谈之后，十一月二日发表了下面这件文书：

「国务院

「华盛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阁下：

「兹将本大臣对于我等近日会谈中就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之共同利害各问题所达成之谅解，函达如左。

「为杜绝时有流传之恶意报道起见，我等以为，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所共怀之愿望与意向，宜再一次公开宣告。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承认：领土之接近，能使国与国之间生出特殊关系；因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以与其属地毗连之各部分为然。

「虽然，中国之领土主权仍完整无损；日本帝国政府迭次保证：地理上之位置虽使日本有此种特殊利益，而日本并无歧视他国商务、亦无漠视中国前此与他国立约所许商务权利之意；对于此项保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深信不疑。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声明：两国绝无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之独立或领土完整之意；并进而声明：两国始终遵守所谓『门户开放』、亦即中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再者，两国互相声明：凡任何政府取得足以影响中国独立或领土完整之特别权利或特权，或足以使任何国家之人民不能完全享有中国商工业上均等机会者，两国均表反对。

「务请阁下对本大臣以上所述我等所达成之谅解予以确认，不胜欣幸。

「顺致崇高之敬意。

「罗伯特·蓝辛。

「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特派使节石井菊次郎子爵阁下。」

「日本特派使节团

「华盛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先生：

「接准贵大臣本日照会一件，内述贵大臣对于我等近日会谈中就两国政府关于中华民国之共同利害各问题所达成之谅解，谨此复陈。

「本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谨将该项谅解按下列条文确认，至为欣幸：

（此处特派大使把蓝辛国务卿照会中协定的文字重述一遍。）

「石井菊次郎

「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特派使节。」

……之属地。中国的权利由此得到正式的承认，并且得了「门户开放」方针将继续维持的保证，这实在是一个可喜的结果。在这一层上，这项协定大大廓清了久已聚积的猜疑之云，并在美日两国的睦谊上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另一面，对这项协定的批评大致有四路。其一，协定的条文似乎自相矛盾；其二，「特殊利益」一语实在含混；其三，这些「特殊利益」所本的道理，即领土接近之说，似乎并不完全站得住；其四，交涉中没有中国参加。

重申「门户开放」与中国领土完整之原则，日美两国似乎是担保各国在商务上机会均等，并约定不许任何国家取得侵犯中国主权的政治权利。任何国家都不得取得商务上或政治上的特权。然而在另一面，「特殊利益」便含有特殊权利之意；这些权利不是商务的便是政治的；于是文义上立即像是有了矛盾。同样的矛盾，似乎也存在于一九〇五年英日续盟时两国关于朝鲜的条约里。该约第三条说：「日本在朝鲜既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最高利益，英国承认日本有权在朝鲜采取其认为适当之办法……但此项办法不得违反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原注：见附录五。）若把「最高利益」换成「特殊利益」，这两处的声明便大同小异了。英日条约签字三个月后，日本对朝鲜的保护便确立了；五年之后，朝鲜被正式吞并。蓝辛－石井条约既有这样相近的措辞，公布之后便有人——尤其是中国人——担心历史要重演。

其二，「特殊利益」一语显然含混。协定中并未加以界说，而三国的论政之士对它的含义各有揣测。条约订立后不久，日本一家杂志上登了两篇文章，试为这些「特殊利益」下定义。头一篇断定那是日本在中国各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商务权利；第二篇则坚持所指的是政治上的特权。含义既如此含混，日后生出误会的可能便在其中。

其三，承认这些「特殊利益」的理由，在于日本与中国领土接近；协定中所述的道理是「领土之接近，能使国与国之间生出特殊关系」，因此日本便有资格享有上述的「特殊权利」。倘若中国自己愿意因两国土地相邻而同日本结成这种特殊关系，那自然是另一回事。然而凡在中国住过的人，无论他在道理上持何种见解，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整个儿说来并不愿意同日本结成这种更密切的关系。有美国或列强合组参加的借款，他们并不害怕；他们所反对的，是单独同日本做商务上或政治上的交易。于是这事便归结为一个问题：「领土接近，是否足以成为违背当事民族的意愿而取得特殊权利的理由？」至少在近些年，美国以及欧洲某些国家对此的答案从来是否定的。美国与加拿大的土地是相接的；美国想要互惠的特殊关系；而加拿大既不愿结此关系，便谈不上以强力去促成。德国因与比利时、俄国土地相邻，也想其与这两国的特殊商务关系得到承认，可是谁也不指望这会实现。关于特殊关系——无论商务的还是政治的——的这条自决原则，既然在美洲与欧洲通行，为什么在亚洲就不通行？再者，倘若别的列强也普遍承认领土接近便生出特殊关系，其后果可能很严重。俄国与中国接壤数百英里；英国大可援例主张它在香港口岸附近有「特殊利益」；法国也可凭交趾支那如法炮制；而美国则可凭菲律宾与中国海岸相近而提出要求。因与日本属地毗邻而被暗指的中国地方，看来是满洲、蒙古、山东与福建；然而倘若在这几省、以及在毗邻他国属地的各地方都要让出特殊利益与特权，那么当初正是为遏制并管束这类利益范围而订出的「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之方针，前途又当如何？

第四条反对之说，是交涉中没有中国参加。条约里所说的「特殊利益」既是要在中国境内给与日本的，中国于此事似乎便有发言之权；否则它的主权像是被置之不顾了。日俄两国在朴茨茅斯条约中也曾如此行事：把中国满洲一省的一部分在两国之间分派，而直到这块土地的处置已经议定，才通知中国。虽然中国后来批准了那项处置，中国人却觉得当日自己作为主权之国的权利并未被顾及；而此番故技重演，便使这个成例延续下去，于他们的国家利益与自尊都像是有害的。

以上是对这项条约条文所提的一些异议。至于它的意义与影响，从三个当事国各自的反应上可以看得更清楚。

中国政府一得知这项协定，便向日、美两国政府发出一件官方声明，「以免误会」。声明中说：「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交涉，向遵公道平等之原则；凡以条约许与友邦之权利，一贯予以尊重；至因领土毗连而生之特殊关系，条约中均已有所规定；此后一如既往，中国政府仍将恪守此等原则；惟对于他国间所订之任何协定，中国不能受其拘束。」换言之，中国所承认的特殊利益，只以它自己作为缔约一方的条约协定中所载者为限。

中国人大体上似乎领受美日两国关于护卫中国领土权利的许诺；然而因为种种「特殊利益」可作两种解释，他们对协定的确切含义是存疑的。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说，这项协定「照解释与施行之不同，或者是对一桩简单事实无害的承认，或者是一船外交上的炸药」。他接着说（原注：《蓝辛－石井协定》一文，载《亚细亚》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号。）：「有一件事毫无疑问：长久以来，美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对『门户开放』一语的理解并不相同。如今就相同了么？美、日两国政府对于『特殊利益』一语的含义，果真已达成心意上的会合么？倘若就某项办法是否侵犯中国之独立或机会均等之原则发生分歧，由谁来裁断？……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坚称它对中国的要求并未侵犯条约权利；中国则坚称侵犯了。及至中国在最后通牒的压力之下答应了其中十五项左右，美国并不表明究竟侵犯与否，只是记录在案，声明凡损及美国权利、中国完整或『门户开放』原则的协定，它概不承认。」

有些消息不甚灵通的中国人，把这项协定看作美国默许日本近来在华举动的征象。一般的态度，似乎是对这项协定最终的含义与后果怀着不安。

关于日本许下的不容任何人侵犯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之诺，《大陆报》有一段话，见于十月六日《密勒氏评论报》所引：

「石井男爵宣告，日本『准备保卫中国之独立，以抗任何侵略』。这自然再好不过。威胁中国的国家只有一个；日本若肯保卫中国不受那个国家的侵略，中国便活得下去。说白些：日本若肯保卫中国不受日本的侵略，那就万事大吉了。」

末了还有一种议论说：「任何两国都不能在它们之间担保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得以延续，也不能担保它的国土完整得以保全。看来能达到这些目的的唯一办法，是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使它能把自己的疆土护住，不受任何外国的侵犯。」（原注：见上引蓝辛－石井协定。）

日本人方面，虽然也有人批评这项协定，嫌它对日本在华所想要的权力说得不够确切，然而大体上是满意的。他们赞成的最好证据，就是石井子爵随即被任为驻美大使。他们相信，通往公认的东方领袖地位的路已经打开。他们一位论政之士在美国一家杂志上写道：「美日间这项新谅解，在日本将被视为远东外交史上许多世代以来最大的一桩建设性成就。对日本而言，这是双重的胜利。……日本做英帝国的盟邦已经多年。如今南北美洲最强的国家又承认她对远东诸国的领导，这对我国人民……意义必定不小。除了为日本将来的和平立下一块相当坚实的基石之外，石井使节此行的成就，还把日本政治上的期望之杯斟得满满的。」（原注：安达谦之助，载《亚细亚》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号。）

美国国内对这项条约的看法，比起上述两种估量，走的是中道。主要的批评正如前文所列；然而美国仍抱着希望，以为它已把一桩难局解开，而于中、日两国都算满意。这种态度见于条约公布时蓝辛国务卿所附的声明。他说：「日本的代表公开宣告日本的方针不是侵略的方针，并声明无意在商务上或实业上利用因地理位置而生的对华特殊关系，这就把外交空气中的猜疑廓清了。……这次交涉的主要结果，是两国政府对于各自对华方针所依据的原则取得了相互的谅解。这项谅解正式载于业已互换、现已公布的照会之中。照会中的各项声明无须再加解说。它们不但重申了『门户开放』之方针，而且引进了不干涉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而此项原则如能普遍施行，正如威尔逊总统所明白宣告的，乃是永久国际和平所必需，也正是本国政府所解释的泛美主义的根基。」

中国与日本真正的朋友，都热切盼望这项协定的结果能如此估量所言，为日后的事实所印证。

七一九一八年的中日军事协定

一九一七年三月沙皇退位之后俄国的局面，是协约各国格外关切的事。对于协约国在东方的两个比邻的支持者——日本与中国——更是性命攸关。中华民国的北疆与西伯利亚接壤数百英里，德国势力一旦渗入那里，中国立时便要感觉到。日本的航运几乎囊括了太平洋上的全部船只，德国人若控制了海参崴，它立时便受威胁。再者，就更大的一层看，德国若控制了俄国的富源与土地，便预示着一个自北海直抵太平洋的庞大帝国将要出现，日本于此见到了极大的危险。德军在西伯利亚的军事威胁看来是被夸大了，然而经济上的控制与支配却大有可能。日本若没有大陆上这个邻国的同意与支持，便无从采取军事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因此俄国革命之后不久，通向中日军事协定的交涉便开始了。军事协定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签字；海军协定于五月十九日签字；最早的公开宣告是五月三十日在东京发表的。整件事罩在重重秘密之中，在两国都引起无穷的议论乃至猜疑，而后来公布的那件解释性声明并未把猜疑完全驱散。

关于拟议中的协定，最早的风声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中国传开的。不幸的是，它在中国人心里同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连在了一起。前文提过的黑龙会秘密文件，早已预示了那些要求，文中说中日之间的「防御性军事同盟」是日本外交方针的最终目标。人们大约还记得，那第五号是最严苛的，其中所涉的若干权利若给了日本，便要侵犯中国的主权，使它几乎成为藩属之国。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的最后通牒中，日本以武力相胁，要中国接受前四号，并同意把第五号暂搁——关于福建一条除外——说是「日本帝国政府允将第五号自本次交涉中撤出，日后另行商议」。远东一位著名的报人辛博森先生评论这一条说：「正是这件事，至今仍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剑一日不被掷回黄海的水里，远东的局面便一日凶险。」（原注：《中国共和之战》，第一一七页。）二十一条的开头有一段话，说这些要求是为「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而提出的；因此，去年日本以同样的名义开始交涉军事同盟时，许多中国人开始害怕那把久所畏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落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拟议中的同盟，头一次指名道姓的提及，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八日中国人所办最有影响的报纸《京报》。主笔陈友仁，前文已经提过，是共和的激烈拥护者，也是日本人的反对者。他在一篇题为《卖国》的社论里断言：总理段祺瑞正打算同日本订立一项协定，其中几乎包括原第五号所列的一切让与。陈先生随即被捕，未经审判便下了狱；后来他的报纸被查封，财产被没收。再后来陈先生获赦，逃出了北京；然而他那番指控留在了中国公众心里，此后一提到同日本的军事同盟，人们便要想起它。

此后事情按兵不动，直到一九一八年头几个月，风声又起，说协定就要订了。最荒诞离奇的说法流传开来。北方的官员为着自身的私利在卖国——这种话到处有人说。三月间有记载说草约已经签字，全国各地的抗议电报都发到北京。

这类传闻，可举四月间《大陆报》所登的一封信为例。写信的是一个中国人，自称消息直接得自北京一位大员。《大陆报》刊登时加了这样的按语：

「本报数周前得驻京通讯员消息，谓日本又提出新的要求或曰『需索』。此后路透社亦有同样报道。以此而论，下面这封信虽其来历无从担保，仍属有趣：

「『想来拙函前书已蒙台览。此后又有一事，极可惊骇。此即与某国重开交涉、缔结某种参战同盟之事。其内情如下：

「『（一）战事同盟，包括由彼方监督训练我军。

「『（二）军械同盟，包括设立中国与——合股之兵工厂。

「『（三）实业同盟，包括实际上把民国全部矿产拱手让出。

「『（四）财政同盟，包括借与中国六千万元，控制钞票之发行，并改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

「『（五）教育同盟。

「『（六）外交同盟。

「『（七）交通同盟。』

「这自然比民国四年所提二十一条的第五号还要骇人。此次交涉中另有一项要求：中国未经该国政府同意，不得与任何外国签订条约或协定。

「此项新约已于五月一日生效。据闻业经正式签字盖印。该国公使此番特命之使，专为促成此盟而来。

「此约表面上虽是一件参战同盟的文书，实则等于一纸卖国的契券。这是民国四年所图未成之事的接续，只是规模大了无数倍，为害更百倍于前。

「此消息系由周自齐自『财神』（梁士诒）处得来。」

末了，五月十六日北京与东京同时发表官方声明，称协定已经达成。而官方不肯公布同盟的条文，更使中国人的疑惧加深。一九一五年提出二十一条时也是这样讳莫如深，许多惊惶之士便想起了这一层。北京主要一家中文报纸的主笔自尽了，说他不愿活着做外国的奴隶。留日的中国学生冲击了中国驻东京使馆，随后成群回国。中国南方一派的领袖电告北京：政府若肯取消协定，他们便放弃对中央的反对。即便在日本，对帝国政府这般保密也有许多批评。这种情绪终于强烈到这般地步，五月三十日关于这项协定的官方声明只好发表。那声明与其说是把协定本身说明白，不如说是对种种谣传的否认。声明中提到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外务大臣与中国驻东京公使互换的几件照会。这些照会极为要紧，因为其中声明军事协定只与敌对势力渗入俄国领土一事有关，并保证为防御而驻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于战事终了时全数撤退。照会有效的期限，由两国的陆海军当局议定。照会如下：

章公使致本野子爵

「东京，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敬启者：中国政府以为，当此情势之下，依下列各项与日本政府合作，于两国利益关系至巨，故授权本公使向贵国政府接洽，以期议定此项合作。

「一、鉴于敌对势力日渐渗入俄国领土，危及远东全局之和平与安宁，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应即共同筹议应付时局之办法，并于协约国进行此次战争之事业中各尽其分。

「二、依前条由两国政府共同议定之决议，中日两国武装部队在共同防敌之举动中合作之方法与条件，由两国主管当局议定；两国主管当局对于一切共同利害之问题，应随时充分而坦率地互相商议。兹并声明：主管当局如此议定之事项，应经两国政府确认，并于认为适当之时施行。」

本野子爵同日以内容相同之照会答复，复述章公使所陈各节，并加以下一段：

「帝国政府对于上述提议所载各项意见完全赞同，欣然愿依上述各项与中国政府合作。」

本野子爵致章公使

「东京，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关于日中两国政府三月二十五日就共同防敌一事所换各照会，本大臣谨代表本国政府提议：上述照会有效之期限，由两国主管陆海军当局议定。同时帝国政府欣然声明：为此项共同防敌之举动而驻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于战事终了之时，当自中国境内全数撤退。」

章公使致本野子爵

「东京，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接准贵大臣本日照会，代表贵国政府提议上述照会有效之期限由两国主管陆海军当局议定等因。本公使欣然奉复：上项提议业经本国政府接受。对于来照所载之声明——即为共同防敌之举动而驻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于战事终了之时当自中国境内全数撤退——本公使尤为欣慰，谨此志之。」

三月下旬在中国流传的种种说法，显然即以这些照会为根由；不过有证据表明，日本最初的要求比这些照会所显示的要苛刻得多。除这些照会之外，日本政府还发表了一件补充声明，对于关于此项协定的种种解释一一予以否认。声明如下：

「鉴于敌对势力日渐渗入俄国领土，危及远东之和平与福祉，并认日中两国有从速切实合作以应时局之必要，两国政府坦诚交换意见之后，于三月二十五日由外务大臣与中国驻东京公使互换附录之照会。

「依该照会之旨趣，帝国政府其后派遣代表帝国陆海军之委员赴北京，与中国陆海军当局会商。交涉进行顺利，遂订协定两件：关于陆军者于五月十六日签字，关于海军者于五月十九日签字。

「此项协定，不过依上述三月二十五日互换之照会，就两国陆海军共同防敌合作之方式与条件作具体之规定而已。其细目既属军事机密，不能公布；然其中除已经指明之目的以外，别无他项规定。近来谣传纷纭，谓协定中载有如下条款：中国远征军须归日本统率；日本得于中国境内自择地点建筑炮台；日本将控制中国之铁路、船厂与兵工厂；甚至谓日本将控制中国之财政、组织中国之警察、取得自由开采供兵工厂之用的中国矿产之权等等。兹不得不郑重声明：凡此种种以及类似之谣传，全属无稽。

「大正七年五月三十日

「外务省

「日本东京。」

这件声明并未就协定的细目提供确切的消息。关于这些细目，外间揣测甚多。传闻冯大总统曾把细目出示给一班前来抗议这项协定的学生代表。非官方的版本发表过好几种；其中一种出自半官方来源，译文如下：

「第一条　鉴于敌人势力渗入俄国东部领土，致有扰乱两缔约国和平之虞，中日两国互相约定，积极担负参战之义务，采取共同防敌之办法。

「第二条　两国于实行共同军事办法之际，应互相承认并尊重对方地位与利益之平等。

「第三条　依本协定须有所举动时，中日两国应各饬其军队与人民，于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彼此以诚相待；中国官吏于所涉区域内应协助日本军队，俾军事行动无所窒碍。日本军队一面亦应尊重中国主权，不得违犯地方习俗、致中国人民有所不便。

「第四条　在中国境内之日本军队，于战事终了时应即撤出中国。

「第五条　如须派兵出中国境外，应由两国共同派遣。

「第六条　作战区域与作战责任，遇事由两国军事当局按各自兵力斟酌商定。

「第七条　为便利起见，两国军事当局于实行共同办法所需之期间内，应办理下列各事：

「一、两国于军事行动与运输所需交通之具（邮政、电报）之扩充，应互相协助、互予便利。

「二、战事所需时，得举办工程；此项工程遇事由两国最高长官协议决定。所办工程于战事终了时应即撤除。

「三、两国为共同防敌，应互相供给军需品与原料。所供之数，以不妨碍供给国自身必需为限。

「四、关于作战区域内军事卫生诸事，两国应互相协助。

「五、与作战直接有关之军官，由两国互派以资合作。一方如请技术人员协助，他方应予供给。

「六、为便利起见，作战区域之军用地图应互相交换。

「第八条　中东铁路供军事运输之用时，应尊重原约中关于该路管理与保护之各项规定。运输之办法遇事商定。

「第九条　关于本协定之实行细目，由两国军事当局所派代表协商议定。

「第十条　两国均不得泄露本协定及其附件之内容，应以军事机密视之。

「第十一条　本协定经两国军事代表签字、并经两国政府核准后生效。至于开始作战之适当时机，由两国最高军事机关决定。本协定各项规定及由此而生之详细办法，于共同防敌之军事办法终了之日作废。

「第十二条　本协定之中文本与日文本各缮二份，中日两国各执其一。中文本与日文本文义相同。」（原注：《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东方对于这项同盟，主要的感觉是松了一口气，同时诧异交涉何以保密了那么久——这样的保密，只会使本可生出的误会更深。日本与中国的论者对这重保密所作的普遍解释是：日本原想取得比最后协定所载更多的东西，而它最初的计划因北京政府的反提议而不得不改。也有人批评那件声明不够明白。因此，据五月三十一日《日本广告报》说：「宪政会要人滨口雄幸指出：此项协定在许多中国人中间引起误会与极大的激动；如今官方声明虽已发表，而协定仍是一团谜，因为要紧的条款依旧秘而不宣。此次所发官方声明能否收到消释中国人猜疑之效，看来尚成问题。」

另一面，人们普遍领受日本许下的、俟军事上不再需要即行撤退之诺，并觉得因这项同盟，日、中两国在这场大战的最后阶段里更能各尽其分。《日本广告报》就此发过一篇社论，东方持乐观之见的报纸也都附和其说：「对于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那些谣言逐条予以否认，是对那班一向活跃的耸人听闻之辈一个断然的答复。此次断然的辟谣，对于恢复中国对日本的信任大有价值，或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捩点。这是除了粉碎恶意谣言之外的一项确实的收获。另一项确实的收获是：万一敌人势力进一步渗入俄国领土而须有所举动，道路已经廓清。……这项协定是完全有理由的；倘若真须有所举动，协约各国当为道路已通而由衷欣喜。」

这几句话写下之后，协约国的军队已经开进西伯利亚。经过明智而长久的斟酌，美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军队，同日本、中国以及协约各国的军队会合，以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军在俄国抗拒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的举事（原注：按：一九一八年夏天协约国军队约二万四千人。其中半数是日本人，其余由美、中、英、法、意各国士兵组成。）。协约国已向俄国人民郑重保证：这支军队绝无侵犯该国任何权利之意，它之驻在那里，不过是表示协约国支援俄国摆脱侵略者与叛国者的努力。协约国远征军中官阶最高的是日本的大谷将军；中国军队在他统率之下协同作战；沿边别的地方也传来消息，说另有中国兵士击退了赤卫军。如此，中国正在实现它的心愿：不独在实业上，也在军事上，参与这场为国际公道与自由而打的世界大战。

八协约国的宗旨与中国的前途

美利坚共和国加入协约国参与这场大战时，威尔逊总统把它这样做的理想与目的归结为一句话：「必须使这个世界对民主是安全的。」协约各国大体上都接受了这句话，作为它们理想与目的的表述。威尔逊总统这番话电传到东方，在那里引起极深的感触。观察者立刻指出：总统并未把这个理想的适用范围限于欧洲或美洲，而是无所不包，亚洲也在其内。人们立刻领会到这个理想之大，以及它可能成为东方诸问题的解法。再者，有一种看法流传甚广：协约国的事业若要得到永久的成功，亚洲的这些问题非解决不可。

有许多事理似乎都指向这个结论。这是一场世界之战，看来非世界之和平不足以相当。这样的世界和平，是不能把亚洲摒于其外的。世界人口的一半在亚洲——在印度、在俄属亚洲、在中国与日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古的国家，它的前途不容漠视。新近有位作者（原注：豪，载《亚细亚》杂志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八日。）指出：战后世界上将有三大种族集团——盎格鲁－撒克逊人、斯拉夫人与蒙古人。第一个集团在政治上的发展与进步远超其余两者；它勇敢地表明立场：要让它民主与自由的理想推及全世界。在东方，中国人民已经挣脱了异族专制王朝的羁束，正踉跄地朝着共和形式的民主之光摸索前行。俄国不久前才走了同样的一步；两国都有混乱与失序，然而两国人民都走在正路上，若给他们时间、给他们同情的支持，他们是会达到目的的。美国与协约各国已表明对俄国的信心，并许下与她共进退的诺言；他们对中国断不会做得更少。在日本，开明的趋向也在出现；这个国家正站在它历史的十字路口：一面是帝国主义的路，那条路不能不意味着危险与对邻国的侵逼；另一面，它又在一个决断之前踌躇——是否把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国际潮流合在一起，对全世界奉行公道而友善的国策。亚洲这些愿望与趋向，在和会上是必须顾及的。作者敢说：若不如此，从维持世界和平的角度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大战以前，世界上公认有两个政治上的风暴中心：近东的巴尔干与远东的中国（原注：「欧洲和约缔结之后，中国将因西方列强的猜忌与冷漠而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风暴中心。」——威廉斯，《国民》周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两处都有各国「正当利益」的冲撞，而欧洲的这种冲撞正是大战爆发的直接由头。人们盼望协约国的和约条款能在战事终了时把巴尔干将来冲突的根由永远除去；它们对于中国诸问题的解决，也应当求一个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

远东将来若再爆发事端，可能循两条路来：一是中国境内国际间的摩擦；二是中日之战而把别国卷入。中国境内各国势力范围竞逐的由来；以「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之原则订约以抑其相争、维持现状的尝试；以及俄、日的侵夺把这局面打翻——凡此前文均已叙及。大战终了之时，争夺中国商务、争夺控制它天然富源与运输生产之具的竞逐必将重开。日本已用二十一条与郑家屯一案的手段，抢在别国之前布置。日本与英国的利益因此确确实实地相撞。俄国、法国与比利时也牵涉在内。倘若没有一条明白公认的公道与平允之原则被切实推行，摩擦与纷争滋长、以致将来兵戎相见的可能，看来是很严重的。

将来动武的第二条路，是中日之间的冲突，而终于把别国牵进去。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缺少友谊与互信，是东方一个动荡的因素。这种恶感与不信，是两国相处时缺少公道与公平所滋生的。眼下日本占上风，中国在兵力与国力上都不是它的对手；但中国若照它势所必至的那样发展下去，将来的武装之争看来在所难免。俄国与英国都同日本有防御同盟的关系，然而它们同别的列强一样，同中国也有往来与利害，看来终究会被拖进这样一场冲突。

这类可能性想起来并不愉快；合乎常识的看法，似乎不是把它们置之不理，而是在战事终了时有所举动，防它们长成。解法似乎就在欧洲调处国际难题所走的那条路上。

对于这种调处的原则，中国是同情的；虽受内部困难的牵绊，她仍为协约国的事业尽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战事爆发之时，德国的商务势力在中国各地根深蒂固；德国的贸易增长迅速；德国的利益被强劲而成功地推进着。有人曾想促使中国的高等学堂只教德文一种外国语，而且几乎办成。德国在中国海岸夺取并筑固了一处紧要的海陆军根据地；又以到处铺开的鼓吹，把德国的战胜夸大，把德国将来的分量印进中国人心里。结果，战争头两年，中国人大体上是略偏德国的。而由断交与宣战所表示的这番情绪之变，实在是极大的，并且已经在挫败德国称雄远东的指望上收了重要的效果。德、奥两国的产业与银行被接管，船只交给了协约国；德、奥两国的侨民登记并被拘管。一九一八年夏天，应英国及其盟邦之请，曾拟定把全部敌国侨民运往澳洲。此举招来德国如此凶狠的报复恫吓，以致协约各国在日、英带头之下反过来请中国不要施行。德国想把它的侨民留在中国，可见它对自己在华利益分量的估计；而这些利益如今几乎化为乌有，从德国将来的势力着眼，是件不小的事（原注：协约各国于十月间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对德国在华活动加以更严的管束。）。

第二，中国派了大批劳工队赴法国，在阵线后方做工，好把士兵腾出来上前线。他们约有十七万五千人，所办的事极有效用（原注：据一九一八年十月华盛顿中国使馆所接报告，这些劳工队的分布如下：在英军中十二万五千人；在法军中四万人；在美军中六千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与非洲约四千人。共计十七万五千人。）。

在军事上，中国军队正与开进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军队协同作战，并将协助守卫自海岸伸入俄国腹地的漫长边界。

末了，中国是世界粮食的一大仓廪；大宗的米、蛋以及别的大宗食物已运往协约各国，而战事延续下去，这些运输还要增加。

八月十九日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已接得三千万元的合同，要在上海的船厂里为协约国造船。

至于战事若再延长，中国将来还能为协约国做些什么，中国公使顾维钧博士十月一日在纽约第四次自由公债运动的「中国日」上演说，说道：

「说句切实的话：只要船只供应得当，不但劳工队，便是能打仗的兵士，也不止数以千计、而是数以百万计地派往欧洲，都是办得到的。同样切实的是：只要有相当的资本，中国的天然富源——煤与铁、铜与锌、锑与钨，都是战争必需之物——便能开发利用，其利无穷。即便粮食的出产也能增加到这般地步，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大谷仓，供养协约国的军队。」

中国参战之后，协约各国允许暂缓缴纳庚子赔款，并把关税税率提到切实的百分之五。然而中国人觉得：他们国家困难的最终解法，只在别国承认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以及这一承认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所含的一切。他们最深的盼望，是协约国为之而战的那些原则能施行于东方。中国著名的律师兼学者刁敏谦博士一九一七年便这样表达了全国的态度：

「列强一面把中国迎入它们的圈子，一面又不许她享有独立主权之国应有的属性与特权，这是机巧，也是不诚。万国之族中的一员既经承认，则她的一切主权理当完全归还于她，方为公道。若不如此，这场可怕的战争似乎便白打了。然而我们并不沮丧，仍旧深信：战后的和会将对她正当的要求充分伸张公道；因为经过这场火的考验，将会生出这样一个世界——如格雷勋爵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所说的——其中一切国家都『能自由地过其独立的生活，自己去造就自己的政体与自己民族的发展，无论其为大国抑或小邦，皆得以充分之自由行之』。」

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博士去年在纽约演说，道出了此时举国的盼望，并称许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所树的榜样，说那也许正是将来世界普遍关系的先声。他说：

「第一，远东的人民觉得：战后无论有怎样的重建，远东都该包括在内；远东的问题应当得到应有的斟酌。……第二，远东善思之士觉得：不但远东的问题应当得到充分的斟酌，远东的声音也该在万国的会议桌上得以自由地被听见。……第三，还有一个念头在远东极大一部分人、尤其是中国人心里跳动，那就是：此后无论有怎样的重建，其根基都应当筑在公道——国际的公道——之上。远东的人民大体上觉得：凡侵略之举，无论起于何处，不但受害者与被压迫者应当关切，全世界也应当郑重关切；因为凡侵略或压迫之举，若不加遏止、不加谴责，终必反过来伤及国际的社会。

「譬如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我们就有一个实在的例子，可见两个国家若始终以公道为交往之本，便能相处得亲睦而彼此洞然：一百多年的通商往来，八十七年的教会事业，七十年的外交关系，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合作，无不以持久的友善与亲睦为其特色；因此中国人与美国人无论在何处相遇，都能彼此说话而不藏心思，并对对方的善意深信不疑。他们之间没有猜疑，也没有摩擦。两国正处在一种日增月长的友好之境。两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事，全世界也能做到。」（原注：《当代史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号。）

战事终了时中国所要面对的问题，既多且杂。其中大半是因为要把一种几乎原封不动地从往古传下来的文明与政治组织，同二十世纪新的国家生活与国际生活相调适而生的。有三个问题格外严重：政治的、经济的与教育的。

共和自一九一一年以来的发展，前文已有相当详细的叙述。目下（一九一八年十月），这个国家分成三块：以广州为中枢的进步的南方；以北京为都城的守旧的北方；以及沿长江流域、以南京为首邑、多少居于中立的中部。到九月为止，行政权操在北方人与中立派手里，段祺瑞以国务总理代表前者，南京的冯国璋以大总统代表后者。九月四日，北方一派的代表徐世昌，由八月十二日在北京召集的国会选为大总统，继冯国璋之任。南方抗议这个国会与这次选举，并于十月六日正式宣告反对这位大总统。

这一不如人意的局面，是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国会解散之后演成的。其后北方人组织了一个国会，修订并通过了新的国会组织法与选举法。这些新法于一九一八年二月公布，春夏之间举行了选举。八月十二日，新国会在北京开议。前一届国会的议员是八百七十人，新国会减为五百七十三人（参议员二百七十四人，众议员四百零五人）。其成员大半是旧日的官吏及其亲友，虽然也掺着几个留学回国的学生。选出的两位议长——参议院的梁士诒与众议院的王揖唐——都曾在袁世凯手下任要职：前者是他的机要秘书兼代理财政总长，后者是军事顾问兼吉林督军。梁士诒尤与复辟帝制的运动有关。九月四日，依新选举法，国会选出一位大总统以继冯国璋之任——冯国璋是继黎元洪，而黎元洪又是在袁世凯死时接任的。新大总统的任期自十月十日起，因为自一九一三年起算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在法律上到那天为止。南方与西南五省对上述诸事概不与闻，前文已经说过。

新大总统在满清时曾任多种要职：一九〇七年任东三省总督，在庆亲王之下任内阁协理，并为幼帝两位师傅之一。一九一五年在袁世凯之下任民国国务卿，与袁交谊甚厚，被称为袁的「四把兄弟」之一。当选大总统之时，他并无官职；他虽是军人一派所推的人选，本人却不是军人领袖；因此人们盼望他能为南方共和派所接受。当选之后，他发出通电，请一切有行政阅历的人出来相助，以解国家当前的难题；他列举的难题，首推宪法未成、国库空虚、内争与盗匪，以及欧战之后中国势必成为一场激烈商战的中心。

新大总统能得南方拥护的指望并未实现，南方是清一色地与他为敌。自国会解散、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政变以来，南方一直处在举事之中，其两项主要要求是：重开被解散的国会，以及在永久宪法最后定稿之前回到临时约法。南方的领袖中不乏中国最有才干的人。军政府之中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前驻美公使伍廷芳；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前广东督军陆荣廷；以及交通部总长岑春煊。前国会议员聚集广州，八月八日两院都足了法定人数，着手续成永久宪法，并起草新的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法。前参议院副议长、永久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王正廷——该委员会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国会解散之前几已完稿——现任新参议院代理议长。

除南北之间这桩正面的争端之外，国家统一的大患，是各省督军各自掌握大批军队，这些军队只效忠于他们而不效忠于中央政府；凭着这些军队的撑持，督军们便能各行其是，不问其于全国福祉有何影响。北方政府的领袖又采取了一条不顾后果的路子：向日本借钱，以支撑他们对南方的用兵。作为担保，他们显然把中国的一些天然富源抵押出去了。再者，他们近来想把鸦片买卖重开，招来了美国与英国的抗议（原注：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宣告：政府已把中国境内所余的全部鸦片买下，并将销毁。）。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与纷争，前途仍有可望之处。中国人在建立民治的尝试中，表现得比俄国人自制得多，应当能渐渐达到国家的统一与效能——虽然为此也许一时须要协约国的调处与协助。

在经济上，中国处在发展的低级阶段。她还没有从农业与商业的层次迈进工业与制造的层次，贫穷是普遍而沉重的。卫生与公共健康的水准是世界上最低的一类。道路与铁路的交通之具极为缺乏。没有确切的币制，全国以银为本位，因而受银价种种涨落的牵动（原注：一九一七年八月十日宣布的一个仓促拟定的、仿日本改行金本位的计划，遭到有关各国利益方面的抗议。）。政府的财源如海关税与盐税都在外国人管理之下，非得他们同意不能增加。加以庚子赔款的缴付又占去了这些进款的大半。政府唯一可走的路是借债，而此举又给它背上了沉重的外债。随借款而来的，往往是对国内种种权利的控制。自开战以来，单是日本便借给中国一亿元以上（原注：据《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一八年八月十日，确数为一亿九千八百四十三万日元。此后所借更多。），在中国人看来，这就加深了它对这个国家的把持。然而在另一面，比起别国在这场搏斗终了时所要面对的巨额战债，中国还算宽裕：一九一七年它的外债总额（铁路债务除外）约为七亿五千万元（原注：辛博森《中国共和之战》，第三七九页。），合每人不到两元。改善城市卫生、兴办近世实业的尝试已经在做。商务增长迅速（原注：虽处于最不利的情形之下，一九一七年仍是很兴旺的一年，海关征收在四千万元以上，比前一年增加近一千万元。一九一七年的对外贸易总额在十亿两以上，按当时汇价合金元一〇三二六九九四一二元。）。协约各国已允许暂缓庚子赔款并增加关税；由美、英、法、日组成的四国团也正在斟酌，拟在若干条件之下借与五千万元（原注：韦尔博士新近一篇文章（《哈泼斯杂志》一九一八年十月号）把这一经济局面从国际着眼的严重性说得很清楚：「工业进步之需迫切而日增，一切阻挡都归徒劳。世界正压向中国，中国人挡不住这股进逼，正如他们挡不住近世的炮火一般——他们那些古老的城墙是没有用的。年复一年，欧洲各国取得更大的权利、更广的权力；年复一年，他们开办新的企业、取得新的让与；到后来，问题已不是中国会不会被开发，而仅仅是：究竟由中国人自己来做这桩事，还是站到一边让外人去做。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中国是否证明自己有能力照管并明智地使用自己的富源，关系着中国眼前的独立以及她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中国要么长成一个有效能、有本事的工业国家，要么至少暂时被置于国际的管束与国际的攫取之下。她要么自己开发自己，要么被别国为别国的利益强行开发。……那个瓜分了非洲与西亚大半的帝国主义，如今叩着中国的门。……这一切究竟如何收场，中国究竟凭什么法子（若还有法子的话）能够自立、能够开发自己、在列强之间取得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使人困惑而萦怀的问题，它不但是向中国人提出的挑战，也是向西方世界那些愿意看到这个问题得到公道而和平解决的中国之友提出的挑战。」）。

第三，教育问题也很严重。中国人中能读能写本国文字者，比例还相当小。旧日的教育是经籍文章之学，事实上只对少数人开放；新的教育将是切实而平民的，多数人都能享有。一九〇六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然而新的教育运动还太年轻，未能收到十足的成效。教会所办的学堂，师资与经费大半出自外国人，在唤醒国人接受新学问上出力甚多，至今仍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贡献良多。中央教育部已通令各学堂教授一种中国语——官话——以代替如今通行的各种方言。同日本一样，英文是最通行的外国语，正在成为受过教育的一层人的普通语言，一如法文当年在欧洲的通用。一个共和国若没有足够的交通之具、普及的教育以及强固的爱国之情，是立不住的；而这几样必需之物，只有解决了这个国家教育上、经济上与政治上的问题才能得到。

中国人自己是最先承认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使他们的国家进到与别国今日文明相去不远的地步，须得整整一代人的工夫；然而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解决，只要给他们时间，只要他们免于外国攻击或侵犯其权利——无论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的威胁。他们盼望和会能担保他们的安全与自由，使他们不必畏惧地去开创自己的命运。一言以蔽之，中国人觉得：协约国若肯把它们在这场战争中为之而战的原则施行于东方，他们共和国的前途便有了保障。

对于把这些原则彻头彻尾地施行于中国，另有两种代替的主张，两者都以这样一个前提为本：把中国人的主权取走，交给外国管束——或由一国，或由若干国合组——由其经管中国富源与权力的开发。对她财政的暂时监理或许说得过去，然而大体上这两种主张似乎与当今的国际潮流不合；它们会为一种帝国主义开路，而那又可能引出新的不和与国际竞逐，一如本章前面所指出的。这对中国人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挑战：要他们以自己的统一与效能证明这条路不必走。

与其进一步剥夺中国人的主权，较好的路似乎是把主权逐渐归还——经济方面或许可以暂时加以协助与规制——大致循着中国公使顾维钧博士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在纽约长滩举行的美国对外关系全国会议上演说时所指的方向：

「那么，中国与世界的将来有何关系？这答案其实要看别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方针、给她什么待遇。说得确切些，要看它们是继续容许自己、或容许其中任何一国，对她的主权一而再地侵犯；还是看出这些举动之不义，承认她生存的权利，对她求进步的种种计划给以同情与支持。要看它们是继续把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租借口岸、铁路地带之类的镣铐套在她身上；还是认识到这种方针之不智，帮她把镣铐解去，使她恢复发展的充分自由。要看它们是对其中某些国家重提势力范围之说、在她境内关上门户的图谋漠然视之；还是体察这条路最终的后果，体察让中国市场以平等之基对国际贸易开放之可取，从而帮助中国打破这种有害的势力范围之说，挫败这些自私的图谋，在中国的每一处维持各国贸易机会均等之原则。要看它们是容许任何国家把她丰饶的富源与庞大的人力从她自己手中攫去，以前者为自肥之具、把后者铸成征伐的器械；还是认清其中对东方与世界和平的危险，帮助中国把这些财富与力量之源保在自己手里并加以开发，使之不成为侵略的私器，而成为和平共同目的之具。总而言之，一切都要看它们对中国是继续奉行阻挠、干涉、侵逼的自私方针，指望从中分得几分渔利；还是认识到这条路必然引出冲突、竞逐与仇视，扰乱列国的和平；并认识到：门户开放之方针、各国机会均等与公平通商之原则、以及把她那了不起的财富与力量用于和平之用，其最好的担保乃是一个强盛的中国；并且要看它们认识了这一切之后，是否肯以它们要求中国尊重其权利的那种尊重来待她的权利，并诚心诚意地帮助她达到那个目的——那个目的之可取，于世界共同的利益，正与于她自身的福祉一般无二。」（原注：《新中国及其与世界之关系》，《政治学会会刊》第七卷第三号。）

把协约国的原则——尤其是它们的政治家新近宣示的那些原则——彻头彻尾地施行，看来是与这种见解相合的唯一一条路。协约国宗旨最新的宣示，是威尔逊总统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与九月二十七日所作。七月四日他举出四条原则。第一条是：

「摧毁任何地方的一切专断权力——凡能单独地、秘密地、凭其一己之抉择扰乱世界和平者；倘若目下不能摧毁，至少也要把它削弱到实际上无能为力。」

自共和肇建以来，中国一直怕外国来攻；她一直在设法扩充武力；如今她进款的一半以上是用来养兵的。倘若列国能以共同的协定向中国担保：远东的和平不会被任何一国「单独地、秘密地扰乱」，她便能安心去解决她内部与本世纪相调适的一切问题。如今用来养兵的钱，便能投到亟需的实业开发与改良上去，全国的进步也会大为加速。

威尔逊总统所举的第二条原则是：

「一切问题——无论是领土的、主权的、经济安排的，还是政治关系的——其解决，都应以直接有关的人民自由接受该项解决为本；而不以任何别国或别族为其对外之影响或支配而希望另作解决时的物质利益或便宜为本。」

这条原则对中国的前途影响至为重大。过去她同外国订立的几乎每一项领土的、主权的或经济安排的处置——与美国所订者除外——都是以该国的「物质利益或便宜」为本，而不是「以中国自由接受该项解决为本」。几乎每一项处置所依据的原则，都同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恰恰相反。其结果，是中国与列强现今的条约关系对中国显然不利。中国人对由此而生的种种自相矛盾之处的典型看法，见于赵铨所作、载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

「万国之中，中国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最受人指摘。她想采用共和政体，以求自己与西方文明相适。可是世界列强说她不配，因为在她重建的时期里——正如法、美两国革命之后的时期一样——有失序之事。她想奉行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方针。可是美国却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尤以与其属地毗连之处为然。列强先是不许她照自己的意思开发富源、只许照它们的指挥去办，然后又责她实业落后。它们先是几乎夺去了她的关税进款，不许她有制定关税之权，逼她对民生必需之物课以重税，又用被迫而战的战争借款把她压住，然后又责她财政不振。它们先是把治外法权区域借给革命党人作逋逃之薮、作阴谋的温床与罪恶的渊薮，把她在那些地方的管辖权化为乌有，然后又责她政府无能。它们先是逼她把京城到海口之间的一切炮台夷平，把紧要口岸租去做它们的海军根据地，并长期在中国土地上驻兵，然后又责她武备不振。作为友邻，她被递上了二十一条。作为中立国，她的领土在她抗议之下仍遭侵入。作为协约国的盟邦，她的盟谊被用来巩固她一个盟邦在中国的地位。」

这种看法也许不无可议之处，因为文中所举的条约协定，有许多是中国侵犯他国权利所致。然而若要伸张公道，修订条约之必要似乎少有疑义。这条路，中国以及美、英两国的经济学者与作者都极力主张。因此刁敏谦博士一九一七年著文，举出修约的两条理由：其一，现行条约措辞含混，已经并且还要引起严重的误会；其二，这些义务大半是半个世纪以前订下的，如今束缚着这个新共和国的自由成长与自然发展，甚至严重危及它的自存。……「远东以及世界别处的和平若要保全，缔约各方便须以同等的尊重与体谅相待。过去的不义、不平与自相矛盾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彼此交往的合理之基。」（原注：《中国与他国条约关系所生之法律义务》，第二〇七至二一七页。）伍廷芳博士也作同样的议论，他说：「我们听见列强政治家公开宣示：战后万国之间将以公道与平等为准。我们信他们的话，并寄以厚望。我们期待：在中国把这些话见诸实行时，头一件要办的事便是合理而公平地修订我们的条约。」（原注：同上书序言，第八页。）恒白克博士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在美国对外关系全国会议上说：「远东旧有的种种协定，应当以国际协定把它们从法律上废除。应当把那块记满了各行其是的旧石板擦净。应当由一切有关的列强订立新的协定，以人人得其公平为原则起草，充分尊重各方的权利，并对各国迄今自居的那种权利——以其为独立之国，便可各行其是、只顾自己特殊而自私的利益——加以切实的限制。」英国作家辛博森先生则断言：「这个共和国同世界之间整个政治经济的关系，必须尽早重新厘定；自一八六〇年诸条约以来所订的每一项协定，都须细加彻底的修订。」（原注：辛博森《中国共和之战》，第三七五页。）

末了，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若以彼此自愿协议的原则为准，两国的友谊便会增进。两国之间已经积起了一片猜疑与不信之云，只有承认这样一条原则才能把它廓清。这条原则若被承认并被维持，那么在保障东方和平上便迈出了要紧的一步。

威尔逊总统的第三条原则是：

「各国一致同意：彼此相待，应以支配近世各国公民相处的那同一套荣誉之则与对文明社会公法之尊重为准；务使一切许诺与盟约都受到神圣的遵守，不得有私下的图谋与密约，不得有自私的加害而可以逍遥事外，并在彼此尊重权利这一堂堂的根基上建立相互的信任。」

中国目下的情形，程度虽轻，却与俄国相仿：两国都提供着绝好的机会——或供人攫取，或供人作无私的援助。同俄国一样，中国需要帮助。她在新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帮助。她指望西方给这帮助；而这条原则若被施行，她便不会白指望一场。别国——尤其是美国——究竟能给中国怎样确切的援助，前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一九一七年的一篇演说曾加以勾画。那篇演说是在蓝辛－石井协定订立之前发表的。王先生提出了政治上、财政上与实业上的援助。他说这番话时，满清复辟的企图刚过，人们似乎在怀疑这个共和国没有外援是否立得住。王先生说：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搏斗里，民主的卫士美国该站在哪一边？密勒先生（一位卓越的记者）在他报纸最近一期社论里所表示的见解，我们完全赞同；为着加重语气，兹转录于此：

「『首要的一条是：在退回陈腐的君主之国、保留军人寡头之治、与循序渐进地走向真正的共和这三者之间，美国的影响应当明确地投向后一条路。倘若这会引出某种对中国政治的准干涉，那么这份责任也须担起来。当美国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全体美国人民的生活都在为应付战时情形而重新调整、而其公开宣称的主要目的乃是使民治的政体不被专制的军国主义窒息之时，美国的力量与影响却只施于国外的这一处而不施于国外的那一处；对某些正在挣脱专制之轭的国家给以直接的美国援助，而对另一些正在作同样努力的国家却拒不给与——这未免有点荒唐了。』

「除政治上的援助之外，美国在财政上帮助中国也处在极好的地位——而中国于此所需甚殷。

「美国能帮助中国的第三条路，是把足够数目的专家带到中国来，帮中国建立并发展大的实业工厂，并培养训练出一大批本国的实业与技术人才。

「我们谨提出这三条美国援助中国之道。政治上的援助，意在重申门户开放之方针，并促使协约各国在中国维持它们正在欧洲战场上为之而战的那同样的自由、立宪与民治之原则。财政上的援助，应用于国家实业、商务及其他生产事业的发展。引进实业与技术专家，其目的在改良政府现有各生利机关的办理之法，建立别的生产组织，并训练足够数目的中国青年去主持、维持并发展这些组织。」（原注：关于外国资本投于中国之附记。

以下一段录自恒白克博士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在纽约长滩美国对外关系全国会议上的演说：

「中国需要资本。她非得到不可，她也亟愿得到。她一再向我们求过。没有资本，她无从开发富源。她买与卖的能力之增长，系于其富源之开发。她经济上的、多半还有政治上的得救，又系于此。凡此皆意味着必须有投资——来自外国的资本。然而在现行的情形之下，投资于中国须有让与的授受，并须有一定程度的外国监理。这一过程本身并无恶可言。所应求者，是投资与让与——至少其大者——受到规制。今日之弊在无规制，在极端的各行其是。应当由若干政府——中国也在其内——以合作为本加以规制。我们应当只在确信自己的资本不会被用来助成我们所不赞成的政治目的之处，才把资本拿出去。我们若想避免而不是促成冲突，若当真关心以最少的摩擦开发中国富源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去求一种比旧日那套各行其是的原则的新翻版更有指望的办法。……这无异于说：须有普遍的、也就是广泛的国际合作，以安排资本入华。……这需要有余资可供外投的各国政府坦诚合作。……这些合作之国合为一体，连同中国并经中国同意，便可决定资本的分配，并担保投入中国事业之资本的安全。……特别担保之经管，如其必需，应仿中国海关之例由国际人员任之。并应明定：凡未经中国政府核准之让与不得取得，未经其核准之投资不得举办。……今日世界上倘有一处可以试行一种为保全和平而结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之同盟，那一处便是这片长久以来作为贸易、让与与投资之战场的地方——远东。」（《政治学会会刊》（纽约）第七卷第三号，第九二至九八页。）

七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宣告，拟支持银行家与英、法、日三国合组五千万元的借款，看来正与这些原则相合。）

协约国面前最后一条原则是：

「建立一种和平的组织，使自由各国的合力必能遏止一切对权利的侵犯，并使和平与公道更加稳固——其法是设立一个明确的公论之庭，凡事人人须服从之，凡直接有关的人民不能和睦议定的国际调整，皆须经其认可。」

中国与日本都希望加入这个「国联」。它们若不被纳入，便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国际组合，而其中潜伏着重开战端的可能。曾有人径直问过日本：战后与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如何？寺内首相答称：只有在日本发现自己被别国孤立之时，才有此可能。《展望》周刊（纽约）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刊出一篇书面访谈，该刊代表梅森先生问「日德结盟的可能性如何」，寺内伯爵答道：「这全看目下这场战争如何收场。战事终了会带来什么变化，是无从预言的。倘若国际关系的情势有此必需，日本既不能处于全然孤立之境，或许会被迫到德国去找盟友。但就现今的情形而论，据我所能判断的，我看不出有这样的危险。换句话说，我相信日本与协约各国的关系在这场战争之后仍将一仍其旧。」

首相这番话普遍受到日本报纸的批评；九月三十日，平民出身、政友会（立宪派）领袖原敬继他而任。然而这番话点出了一种可能：东方各国若不被纳入一个世界的组织，那里便可能生出这样的局面。倘若这样一个世界之盟与一个世界公论之庭得以设立，则任何针对日本或中国的新的侵略举动便会立时被阻止。这样的解法是人人乐见的。中国尤其是爱和平的，它的理想与这样一个组织的理想正相合。中国政府新任美籍法律顾问丹尼斯博士八月间道出了中国人对这样一个拟议中的同盟的赞同。他在论及其可能与其短处之后说：

「这个拟议中的计划若行得通，对于像美国与中国这样、就其整部历史而论都自觉地追求和平的胜利而非战争的胜利的国家，关系是再大不过的。它同这两国典章制度的精神与两国人民的愿望都相合。」（原注：录自《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转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一八年八月十日。）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威尔逊总统又一次表明了美国政府对和平的态度。他着重指出的是：必须有绝对的公道，不论这条原则会及于何人；一切条约与协定必须绝对公开；并且坚决反对在这个同盟之内另结特别的同盟或经济的结合。凡此种种，都格外适用于东方的局面，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局面。美欧的公众有时似乎对东方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然而威尔逊总统的第一条是：所施的公道必须不偏不倚，「在我们愿意对之公道的人与我们不愿意对之公道的人之间，不得有所区别。那必须是一种不徇私、除有关各族平等的权利之外不知有别的标准的公道」。再者，西方世界的人似乎有一种倾向，听任日本、或任何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同中国订立它们所能订立的任何条件；而威尔逊总统的第二条原则便排除了这一点，因为「任何单独之国或国家集团的任何特殊或独有的利益，凡与全体共同利益不合者，都不得作为该项解决任何一部分之根据」。「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之原则，将由这套协约国和平纲领的第三、第四两条来保证，那就是：「在国联这个普遍而共同的大家庭之内，不得另有同盟、盟约或特别的约定与谅解」；具体而言，「在同盟之内不得有特别的、自私的经济结合，也不得施行任何形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除非以排出世界市场为经济惩罚之权，作为纪律与管束之具而授予国联本身」。末了，不得再有秘密的协定，因为「一切国际协定与各类条约，其全文都须使世界其余各国得知」。单是这一条，就能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从二十一条之后的秘密交涉、中日军事协定以及中国报纸屡屡指斥其官吏就要把中国「卖」给日本所聚起的许多猜疑中解脱出来。

九月二十七日，威尔逊总统把他的原则化作几个问句作结：「强国可以任意欺凌弱国、使之屈从其目的与利益么？对于一切民族与国家，究竟该有一个共同的是非与权利的标准，还是强者任意而为、弱者含冤而无人过问？」仿佛是对这些问句的回答，从地球那一边传来了康有为与他同胞的呼声：「世间断无所谓义师来助弱国者！」（原注：见本书第八十五页。）对于东方与西方，这桩公案似乎都界限分明。总统说过：「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不是靠什么安排、迁就或利益的调停，而是确确实实地、一劳永逸地解决，并且要充分而毫不含糊地接受这样一条原则：最弱者的利益与最强者的利益同样神圣。」

凡是人，见到这场大战所造成的无从计量的人命与财富的损失，没有能无动于衷的。「这般糟蹋，究竟为的什么？」唯有成就了上述那样一些原则，这样的损失才有可以相抵之处。这些原则的施行范围，非遍及全球不可；它们不但应及于欧美的自由人民，也应及于蒙古人与斯拉夫人新生的民治之国。它们尤其关乎太平洋彼岸那个庞大的共和国——它与世界其余部分将来的关系，蕴含着走向不和或走向和平的无穷可能。这种关系的分量，二十年前海约翰用两句话归结过：「世界的风暴中心已渐渐移到了中国。……谁能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懂得那个泱泱大国，谁便握住了此后五百年世界政治的钥匙。」以东方那些刚刚开始成形、开始出声的民主大变动为背景，又以西方那场耗损巨大、看来终于将近尾声的浩劫为背景，这几句话便有了新的意味——既是警告，也是预言，说的是即将到来的新时代。

附录

一、黑龙会关于欧战所生之日本对华政策的文件。（作于一九一四年。）

二、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有关文件。

三、一九一七年美日两国关于中国的蓝辛－石井协定的官方声明。

四、关于中国之完整与主权、「门户开放」方针与「机会均等」的条约与协定摘要。

五、关于朝鲜的条约与协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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