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信

第一组

纽约，

一九二〇年一月五日

中国与日本来信

东京，二月某星期一

唉，你要是想看一场庞然大物般、满地泥泞的化装舞会，来看看今天的东京就是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好笑，若真依着心里的意思，简直要坐下来、或者站起身，像立在屋顶上那样向全世界的人喊一声：都来看这台戏吧。若不是那些衣裳的裁法，我准要以为全世界淘汰下来的旧衣服都寄错了地方——本该送去比利时的，却送来了日本。可它们的裁法和料子一样古怪。你且想象一下：把阁楼翻个遍，找出往年的各色花样，再把各种颜色、各种花纹、各种尺寸的和服统统收拢来，配上一大堆你从没见过的男式帽子，再加上满街的烂泥——那就是东京了。

拉人力车的汉子腿上套着紧身裤，下端扎着绑腿，身姿很好看。他们整天在泥里、雪里、水里跑，脚上那东西是棉布做的，不算袜也不算鞋，两样都是；他们站着候客，或者坐在台阶上候客，居然还能活着熬过一天。我一面很想坐坐那婴儿车似的玩意儿，一面又怕语言不通，更怕的是让一个同类拖着自己跑，那份于心不忍。他们是一群身量轻捷的小个子男人，看他们跑起来的架势，简直像装了钢簧。不过我至今只坐过汽车，这里汽车不多。整天这么兴奋地寻开心，人也累。

今早有个人从一家古玩铺里迎出来。鞠躬。「对不起，太太，这位不是杜威夫人吗？我认得您，因为我在报上见过您的相片。您不进来看看我们许多古玩吗？我很乐意把东西送到您旅馆去。太太，您住几号房？」鞠躬。「不，请别送到我房里去，我总不在。我改天自己进来看。」「谢谢您，太太，请一定来，太太，我们有很多好古玩。」鞠躬。「太太，早安。」

街道的样子和衣裳一样，都像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当然东京是日本的新式都会，等轮到那些古城时，我们再细看。我真希望能让你们想见这里穷人的模样。十三岁上下的孩子，好像从来不擦鼻涕。把这情形（比在意大利还触目）和几层叠穿的和服合在一处想：棉的、毛的，颜色鲜艳，印着花，最外头再罩一件古怪的棕色格子衣，絮着棉，大得很不合身，所以在腰上撩起来系住。外衣这么一兜，背上就背着个娃娃，小脑袋伸在外面，要么留着黑刘海，要么头皮上还是一层茸毛，鼻子上从没碰过手绢；背娃娃的那个若年纪也小，鼻子的情形一模一样。我一路走一路在心里尖叫，比看任何一出戏都来劲。在他们眼里我们也一样是稀罕物，虽说我们住的地方是外国人最多的。

偏偏又加上这一层：我们没法让车夫明白要去哪儿，跟一群猴子比划也差不多。街上找不到路名，除了少数几块英文招牌，一个字也认不得；街道弯弯曲曲，朝哪个方向都有，有长有短，还有兜圈子的；一条大运河又绕着我们住的这一带流过，好像每隔几分钟就要过一次桥，每过一次都以为走的方向和上一次过桥时一样。找到这地步，你们父亲便走到一个小伙子跟前——那人穿着长大衣，带披肩，戴一顶像软呢帽、只是矮了几寸的帽子——对他说：「帝—国—霍—特尔」，本该是「帝国饭店」的意思，可惜他念得不对。那小伙子转过身来说：「您是要去『因贝里阿里霍台尔』吗？」我们说：「是。」（那还用问。）他便说：「就是那边那座大楼。」于是我们又淌着泥往前走，一路上穿木屐的人都盯着我们的脚看，直走到这座老谷仓似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付的房钱抵得上第五大道的旅馆，晚饭喝的却是清汤。活像法国那些老派馆子，给你什么都仔细量着给；掌柜的是个极体面、极扎眼的「匣中跳偶」，不住地冲你弹出来，你每回走过走廊他都鞠一躬，如此这般，没完没了。真是笑死人。

店铺差不多只有我们家卧室那么大，进门有一小块地方脱鞋，然后才登上床之间，踩着席子走。除了外文书店，我们哪家铺子也进不去，因为我们太脏，也没工夫解鞋带——就算肯解，也舍不得把丝袜磨坏。等要买东西之前，我们得先弄几双好看的条纹布袜。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要试试木屐。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东京）

今天是假日，银行去不成，却可以去一个集会，听他们讨论普选和一般所谓的民主化。据说天皇圣体违和，所以不来参加庆典。照我们所能揣摩到的，他的病和他身上别的一切一样，都是由大臣和女官们安排好的。

我们经历的、感受到的有趣事情太多，写都写不过来了。昨天上午我们出去走了走，下午有人开车带我们出去，总算过了只看表面的头一关。我们看了大学，看了埋着幕府将军坟墓的园子，那些墓单是从车里望一眼也了不得。大约明天能去博物馆。一排排的石灯笼给人的震撼远超我原先所能想象：几百盏排在那里，当年一到夜里点上，那光景必定又幽奇又鬼气。

说日本人对本国历史不感兴趣，这话并不全对。至少受过教育的人是感兴趣的，跟别国一样。一位朋友跟我们讲起茶道的复兴。他要给我们安排去参加一次，地点还没说，但照他透露的意思，那次茶会连着一顿盛宴，既显新贵的阔气，也见旧日本的品味。他说起一只中国古茶碗，某位富翁新近花了十六万日元买下，合八万美元。他说收藏家手里有各种成套的茶具，一套往往值上一百万美元。这一只碗是黑瓷的，上面有鲜艳的彩绘。他还说起一种茶，如今在中国用茶枝嫁接在柠檬树上培育出来；他手里有一些，是中国公使送的，但愿我们也能尝一尝。

说到这家旅馆，你们大概有兴趣知道：经营这房子的经理刚从纽约的华尔道夫和伦敦回来，在那边学了一手怎么——做人的生意。他们开给爸爸的兑换牌价，很可以看出他们这条路上走到了哪一步；他们还打算再盖新的。这是全日本唯一的一等旅馆，眼下只有六十来个房间。

大体说来，事情正朝好的方向走。我在这里的讲演到四月一日就该结束，那正是动身旅行的好时候。冬天来是个好主意，天气虽说不上宜人，却远谈不上真冷，只是不大明白棕榈怎么能在雪里长得好。日本似乎生出了一种特别的半热带草木，冻得住，也过得了冬。我料想我们往后有得忙；未来几个星期，你们母亲比我有更多闲工夫到处看看。这里迷人得难以形容；就内容而言，当然和书上、画上的一样，但书和画都没法叫你真有准备去面对这个事实：它不但是真的，而且规模如此之大——不是东一件西一件的样本而已。

东京，二月十三日，星期四

今天我们头一回自己出去买东西。这里的人英语说得又多又好，我到现在还惊讶不已；在这家大百货公司里买东西，跟在家里一样容易——论招呼周到、论舒服，还要容易得多。他们给我们小小的套子（脚上的手套）罩在鞋外面。想想芝加哥一到烂泥天，若有这个该多好。

今天下午总算是暴风过后的一段平静——那场应酬与款待的风暴，昨天到了暂时的顶点。让我把日程记一记。早饭还没吃完（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吃饭，只有今天例外），就有人来拜访。接着两位先生用车送我们去大学，我们又拜会了校长。他是位旧派君子，我想是位儒者；你们母亲被请了进去，没有留在车里等，很觉受宠，不过我看他对她的到访比对我的更高兴、更觉得有面子。

然后他们带我们去我方才说的那家百货公司。许多人一应东西都在那里买，因为价钱是明码标的，谁若查出同样的货别处卖得更便宜，还有赏；至于质地，则是绝对诚实。不过他们也说，这是游日本、了解衣饰玩具之类最省事的法子，同时还能看人，因为全国各地的日本人都到那儿去看热闹。当时店里有一群乡下人，他们被叫作「红毯子」，不叫「土包子」，因为冬天他们不穿大衣，只把一条红被单用绳子一束裹在身上；到了夜里，这被单正好派用场。

女儿节要到三月初才过，铺子里却早已摆出应节的东西——这是桃花节，陈列的节令偶人：国王和王后、侍从、身着古装的宫中女官，很有意思，也很有艺术。他们把偶人派上的用场，我们实在望尘莫及。随后我们就在店里吃午饭，正经的日本饭，味道很好，我是用筷子吃的。

饭后他们送我们回旅馆，两点钟一位朋友来接我，去拜访涩泽男爵。我想连你们这些懵懂的外国人也该知道他是谁，但你们未必知道：他八十三岁了，皮肤像婴儿一样细嫩，处处显出头脑极其敏锐；也未必知道近两三年他已完全歇了生意，专心做慈善和人道的事业。有一点是美国的百万富翁多半做不到的：他是真的在思想上、道德上用心，而不只是掏钱。他花了半个多钟头讲他的人生主张（他纯是儒家，不信任何宗教），讲他想做的事，尤其讲明那不只是救济。他一心要保存旧日的儒家纲常，只把它调整到适应今日的经济情形；那本是一套封建经济关系里的道德，你们大概知道。他认为可以让现代的工厂主对雇工采取从前那种家长式的态度，这样就能把此地的阶级斗争防患于未然。这里的激进派笑他这想法，正如在美国他们也会笑。不过就我而言，他若真能给马克思那套社会演化理论来上一下，并且弄出另一种样式的社会演化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让他放手一试。据各方所说，此地劳资问题还很小，虽说战时赚下的大笔财富和工人日子的好转，据说已经开始带来变化。直到现在，工会都不许成立，但政府已经宣布：工会虽不加鼓励，却也不再禁止了。

可我得说回正题。另一位朋友约我们和他一同去看戏，去的是帝国剧场，那里是西式座位，屋子又好又大，比哪国京城的都不差，也不像纽约的剧场那样装饰得过火。戏四点开演，中间歇半个钟头吃晚饭，一直演到夜里十点；正经的日本戏院是上午十一点开演，演到夜里十点，饭食由人送到座上；那里也没有椅子，人是盘腿坐着的。这几出戏没有一出是严格的古装老戏，但最有意思的一出是从古典改编的，故事多少围着一匹忠心的马，剧中人是几百年前的乡下农夫。最没意思的是一出问题剧——多半是时下那种哲理议论：自我表现的权利、艺术的生涯，一句句格言，连日本观众也觉得毫无戏味。这些人确实心思机敏，几乎像巴黎人一样内行，而那天的观众分明都是平民；这样的戏，除了做工上的好处（他们的表演技艺很高）之外，看点全在体会道德情感的起伏，而不在什么戏剧性的排场——要美国观众这样屏息静气地看，是断然办不到的。不过，取材于旧日故事与传说的古典戏，倒是更有戏剧性、更富传奇色彩。日本人也说，旧戏院的角儿比这半欧化的剧场好得多——后者我想是靠政府养着的。在帝国剧场，池座票一元五角；整日演出的戏院里还要贵些，而且是坐在地板上。就连这里也没兴起鼓掌的规矩，只在落幕时轻轻拍过一两次手。日本人向来有旋转舞台来换景，看样子就跟铁路上的转车盘一个道理。

昨天就这样过完了。只是我们本来还请了两位先生吃饭，把这事告诉朋友们时，他们说：「哦，打个电话请他们改天来就是了。」这在日本似乎合乎礼数，正如一天里任何时辰都可以上门拜访一样；于是我们照办。不巧他们今天来电话说，今晚也来不成了。

今天比较清静，只来了四位日本客人、两位美国客人。两位日本客人里，一位是女子大学的舍监，另一位是那里的教师，出身富贵人家的年轻女子，我看是「新」得让她家里人受不住了。我希望你们几个孩子，见到日本人都鞠一躬，问问自己能为他效什么劳。此地的种种好意与礼数多得不得了，我下半辈子怕是要一直设法还上一些。

我怕这些事写着比读着有趣，更不用说亲身经历又比读它有趣得多。不过你们可以把信收起来，等我们漂泊完了、老了回来，再拿出来重读，好把那些日子的记忆找回来——那时候人们待我们那样好，好得让我们生出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个人物；他们既给了我们家一般的舒服，又给了我们身在一个陌生而半带魔力的国度里的兴味；对我们是半带魔力。至于芸芸众生，人只能惊讶于他们的快活，并且明白一个真正古老而过分拥挤的国家是什么样子，明白佛教和那种坚忍认命的快活是怎么生出来的。千万别自欺，以为日本是个新国家；说非得到中国、印度才见得着古老，这话我如今再不信了。表面上或许如此，骨子里不是。凡是一个国家，生与死像树上叶子的抽出和飘落，个人的分量也不过等于一片叶子——那国家就是古老的。旧世界和新世界并不只是相对而言；它们差不多就是绝对的。

第二组

我们听见外面有汽笛似的声音叫起来，妈妈以为是银行的信差，便叫我按铃让下人把他请进来——可惜大煞风景，那不过是卖通心粉的小贩在吆喝。

东京，二月

我们如今落脚在一座小山上，四围是一片美丽的树园，枝头的芽苞已经胀起来了。梅花就快开，到三月还有山茶，这里的山茶能长成很大的树。远处望得见那绝妙的富士山，近处是这一带别的山冈，再远便是城里的平地。就在我们这山脚下有一条运河，沿河从前有一条有名的樱花道，几年前一场风暴把树刮坏了大半。

我们自己独占一套极好的房子，几乎四面都是窗，这宅子里的窗是玻璃的。一间很大的卧室，一间小小的更衣室，还有一间书房；我此刻就坐在书房里，太阳从四面的窗子照进来。这太阳是少不得的，不过火钵——就是盛炭的盆子——也很能暖脚、烘头发，我正烘着。我们四周堆满了近世学问所出的关于日本的各种书，所以一刻也不会闲着。

这宅子很大，一进又一进地盖满了山顶，各进之间由廊子连通，那廊子是从每一间屋子的侧边接出去的。我打算设法弄张照片。宅子的最那一头是甲先生的书房，占好几间屋；书房尽处便是行茶道的茶室。我们的主人不是那种花上一百万美元买一套茶具来行礼的新贵，他对那种事只是一笑。不过他有一张描金漆的小几，像把阳光凝住了一般，还有别的几件古家具，如今都是无价之宝，是他家里一代代传下来的。

你们要是看见我们吃早饭的样子，一定觉得好笑。早饭是派给我们的女佣阿贞在我们那间朝阳的屋里伺候。先上水果。两张小漆几，我们爱坐哪里就搬到哪里。这宅子里的碗碟和用法都随我们的习惯：好看的旧广彩蓝瓷盘子，此外是日本东西。水果之后，她就着火钵里的炭烤面包片，拿两根小铁签插在面包上托着；烤好了就连签递给我们。这当口她教我们日本话，我们教她英语——其实她已经会了——我们一开口她就吃吃地笑。好，我们把面包片放到盘子上，她就不见了。咖啡壶搁在旁边的小桌上，我们急急地自己找杯子，又有些怕坏了规矩。没有杯子——她忘了。过一会儿她又上来，带着杯子，我们才喝上咖啡；随后她又下去，用那好看的旧蓝盘子端上炒蛋。接着她又笑了几声，用那种我们从没听见过的柔软嗓音说着话，一面把一片热腾腾的烤面包连着铁签递过来；我告诉她面包掉在干净地板上也不碍事，她听了很高兴，又吃吃地笑，然后走进大卧室去，把咖啡从煤气炉上端来。这一切像一出好看的戏，丝毫没有被「效率」、「省时省工」之类的念头糟蹋。随后两个女佣来铺床；再掸地板，一个把沙发侧着抬起来，另一个在下面拂扫；她们又笑又鞠躬，我们一举一动她们都关心，好像我们是她们最亲的朋友。

这时管家进来了，鞠了许多躬，极——慢——地说她想陪我出去逛逛城、给我讲解讲解，这样我也就教了她英语。我问她是不是去做礼拜，她说她不是基督徒。你想这话听着多有意思。她是甲先生的秘书，又是他当校长的那所新办的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她现在来伺候我们吃早饭，饭后就留下来跟着我们学英语。她的英语懂得不少，只是太书卷气，把她扭到日常说话的路子上来，很是好玩。我下功夫最多的，是让她把嘴张开，改掉日本女人说话时那种客气的低声细语。

昨天我们去了女子大学，从这宅子走着就到。校长成濑先生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他卧在床上，却还能十分自然地说话。他已经对学生作了告别演说，又在一次讲话里向全体教员道别，并且指定了如今代他主事的教务长做继任人。这所大学里教插花、长刀和日本礼法，总舍监是位很好的女士。她说我爱什么时候来看这些都行。

下午又有人来访，其中有两位女客。女客是少见的。一位是乙女医，学的是整骨，在这里行医十五年了，是我们主人的老朋友。第二位丙小姐刚从我们国内住了七年回来。我在斯坦福就常听人说起她，还带了给她的信。她在女子大学里有一个讲席，是社会学的讲席，但她说当局怕她开社会学的时候还没到，所以她先教英语，慢慢把社会学掺进课里去。她是个有意思的人。人家打发她来对我说：因为你们父亲不在，我大概会寂寞，所以她要带我——连我想约的别的朋友——去看戏。我们既已去过帝国剧场，还坐了男爵的包厢，最后便定下去歌舞伎座，那里是坐在地板上看真正的日本老戏，我很想看。听说是上午十一点开演，一直演到夜里十点。

二月二十二日

昨天我们去看戏，一点开演，将近九点散场；包厢里茶水不断，幕间有小吃，还有一顿正餐。比起那个多少已经欧化的剧场，我们更喜欢日本的老戏院。涩泽男爵送了我们一个包厢——或者不如说两个——他的侄女、另一位亲戚，还有这宅子里的两位年轻人同去。那些戏我就不细说了，只说一句：要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掌故，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人陪着去戏院讲给你听；再有，戏院本身像中世纪欧洲的一样简陋，戏服却比那时还要繁丽贵重。台上一站四十个旧时的武士，那真是好看的景象，因为那些衣裳是真材实料，不是假金线。妈妈看的比我多，因为我四点半就得走，去协和会开会——起初我本来压根没打算去，因为男爵说他之所以送包厢，正是怕我不在时妈妈寂寞！会上有二十五位左右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我讲了半个钟头，随后在隔壁一家馆子吃饭，饭后又坐着谈了一个来钟头。

这一个星期里，除了昨天的戏，头一件大事是参观女子大学——你们未必以为这有多大意思，可你们没看见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早早动身走路去，因为不远，而且有人领着走过一趟；不料一路只顾贪看铺子，竟没留神到了哪里，一直走到没路了才发觉，只好掉头走回来，因此到得晚了。上午我们在小学各班和幼儿园里过的，那是她们的附属实习学校。你们见过的那种给小孩穿的鲜艳和服是真有其事——孩子们个个都穿，鲜艳到极处，多半是红的，还有更艳的。所以小孩子们待的屋子就像一座花园，里面飞着彩鸟——热闹极了。她们的功课样样有意思，尤其是彩色蜡笔画。那里很自由；人家常说日本孩子只会模仿、毫无个性，可我从没见过哪里的图画和手工有这样多的花样、这样少的雷同，更不用说品质比我们的平均水平好得多。孩子们身上看不出什么管束，却既乖又快活；他们对来宾毫不理会，我看这是极新派的作风，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们要一齐起立鞠躬的。你们想想：一面要做全部寻常功课——这所学校里还有不少手工、图画等等——一面到六年级末了还得学会一千多个汉字，不但会认，还要会写；再加上假名也得学，就可以想见这些孩子非勤快不可。

随后我们吃午饭，一共十个人，是家政科的女学生做的、女学生端的；那顿饭！——摆盘之精美胜过丽兹饭店——西餐西式的伺候。接着真正的戏才开场。先是插花，古式和今式都有；再是古礼的示范：怎样给客人奉茶奉点心，以及下位者怎样拜见上位者；然后是筝——一种十三弦、平放在地上的琴——先是两个女学生和老师合奏，再是老师独奏。他双目失明，据说是全日本弹得最好的；他弹的是《溪畔漂棉》，说这曲子他难得弹，一年只弹一回。真的，你能听见水在流、在落、在撞石头，能听见女人们一面唱一面捶棉花。这比听我们音乐里的「春天」还听得真切，所以我想我这双耳朵大概生来就合日本的音阶——或者合它的无音阶。随后我们被领到茶室，看了茶道，也吃到了茶。妈妈照榻榻米上的规矩跪坐，我却不争气地坐了椅子。再后我们去体育馆，看旧时武士家女子的刀法、枪法等等。教的是位七十五岁的老太太，身手轻捷如猫——比哪个女学生都好看。如今我对旧日的礼法和仪式作为身体训练这一层，佩服得很。每一个动作都得做到十分准确，非有自觉的克制不可。孩子们做的那些新式体操，跟这些仪式一比，简直可怜。随后又领我们去看宿舍，宿舍在园子里，是简单的日本木屋，我们的女孩子看了准以为是谷仓，可是干净得随处都能就地吃饭；南面一整排玻璃，满是阳光，女学生们坐在地上，趴在一尺半高的小桌上念书；屋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来碍事。此外又看了几间别的屋子，然后回到饭厅，吃了一顿极精致的日本素斋——只是个样子，都盛在一个小盘里，连点心在内，五六样，样样不同，做得都很雅致。茶也有三种。

这里客气得这样普遍，等我们回去，要么是客气得你们认不出我们来，要么是嫌人人都不够客气、憋得一肚子气，叫你们同样认不出我们来。甲先生用车送我去，又送我回来。走到门厅，五个女佣鞠着躬、笑着来接拖鞋、挂大衣和帽子。单是进门出门，就像去赶一场野餐；我想女佣们也乐得在日常活计里换换花样，因为她们是真笑，仿佛生平最快活的时候就是这会儿。要说这是敷衍做样子，那她们可把我瞒过去了。

好了，这一趟我不拿什么哲学感想来烦你们。况且我一直忙着快活，也顾不上想。到了中国，感想大概会自己长出来。我忘了上封信里有没有说：内务大臣给了我一张日本铁路的头等月票，还可以续。这里一位朋友替妈妈也要一张，他说很抱歉，这项优待不能给女人。所以全家只有我一个揩油的。这票我还没机会用，但一有机会就要用一回，尝尝那滋味。

东京，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除了看街上的光景，别的游览我做得不多。我出去散步活动筋骨，总有人陪着，而且每次都走一条新路。前天晚上饭后我们出去，走到不远处一条热闹街上——书贩把书摊在人行道上、其实是路上，还有小小的食摊车，街上和铺子里都挤满了人——他们到处都有电灯；还有几个艺伎小步走过，带着替她们拿三味线的侍女。我们一路东张西望，还进去看了场日本电影，随后进了一家日本馆子。这里的饭馆是分行的——这家是面馆，我们尝了三样：一样是汤里的麦面，一样是荞麦面配炸虾，还有一样是凉的、配海苔。我们两个人一共花了合美国钱二十七分，而这家很平常的铺子，比美国任何一家——连最好的在内——都干净。那电影的故事像是比我们的都繁复，节奏也慢得多，因为幕旁的小阁子里坐着一男一女，演员嘴一动，他们就替演员把话说出来，这自然就多出许多话来。里头有几场打晕了人，有一桩凶杀，有个恶人，有个受欺凌的姑娘，还有一回寻死，用来惊心动魄；可是即便有陪我的人讲解，我还是弄不清它讲的是什么。这里的消遣大抵如此；另外白天散步时我们多半去庙里，庙里大体上人比庙有意思，不过有时那树木的布置很美，给人的那种宗教上的静穆，同大教堂差不多。总的说来，这里的敬神同意大利乡下的天主教相像，这一点比什么都更叫人惊讶。这里的人略微更天真些——看见儿童之神的神龛前供着偶人、绒毛狗、纸风车，还有草鞋、草屐，间或还有一件小孩的和服，很叫人心里发软；有时还有做母亲的剪下自己的头发别在那里作供。另有些事则和这些一样可笑，譬如把写好的祷文嚼成纸团，往神像上乱粘。有些神像为此已经用铁丝网罩起来了。街上的景象我如今相当熟了，多数铺子一看便知，譬如分得出哪家是棺材铺、哪家是箍桶铺。街道之所以这样有趣，是因为你一眼望进去，里头做什么都看得见。我忘了说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一件街头事：一个捕鸟人，拿一根像竹钓竿似的长杆，杆头涂着粘胶，还有一只装鸟用、带活门的笼子和别的几样家伙。不过我没看见他捉着鸟。

三月二日，星期日上午

我写得早，因为今天我们要去镰仓。那尊五十英尺高的青铜大佛，你们大概听说过——就在那里。一位朋友替我们约了日本最有名望、或者说最有学问的一位佛教僧人会面——他属于各宗里最富哲理的禅宗，禅宗主张简朴的生活，多少有些斯多噶派的意味；当年对武士阶级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一宗。镰仓在横滨那一边，是旧时幕府的都城，有很多古迹神社之类。

昨天我头一回通过翻译演讲，听众是一个教员会，一共五百来人，多半是小学教员；有一点很显眼：女教员只有二十五个上下。晚上我们去参加英语会的晚餐会和招待会，到会的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以日本人居多；男女都有，是我们至今见过的最有交际气氛的场合。我们听人说，这是东京唯一一处日本男女真能自由交往的地方；会长说，日本人聚会交际时，只要说的是日本话，总是拘谨生硬——至少在酒过几巡以前是如此——可一说英语，在美国养成的习惯就回来了，人也就化开了。这是关于语言的作用的一条很有意思的心理观察。

第三组

东京，三月四日，星期二

这个国家至今毫无矫饰之气，至少就我们所见如此，你们看了一定会觉得意外。这里有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社会上的平等。如今全日本都在谈民主，这个词要按代议政治来理解，而不是要推倒现在的政体。眼下选举里的代表权，似乎至多只包括那些大纳税人——这些人在任何制度下都会左右政策。扩大选举权是当前讨论得最热闹的大问题。这一件，加上扩充男子的专门教育，是下届立法者的关键所在。日本在战时新添了许多百万富翁，这些人已经在办新的男子职业学校。四百四十名学生将被派往国外，在各国的生活费给得很宽裕，其中没有一个女子；新的各项拨款案里也一句没提到女子，连女子的需要都不曾提一句。

先说昨天，是这样过的：昨天是有名的偶人节。上午我给一个洋娃娃做了件衣裳，那娃娃是我好容易替一个小女孩找来的，样子很寒碜，纯是美国式的。另有一个可笑的仿美国婴儿的娃娃，看着像个日本混血儿，还得等我找着做长衣的料子再给它穿；不过我还是照原样送了出去。她们请我进去看她们的陈设。她们有些偶人是两百年前的，从母亲娘家传下来的。关于这个节我要设法找些文字来看，因为一时写不完。不过有一点是真的：人一见就立刻对偶人生出热情来；它们不是我们那种没有生气的东西，而是艺术品，象征着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小女孩们为自己的这些宝贝高兴得很。我要是早知道这一层，就知道该带什么礼物到日本来了，不至于像先前那样束手无策。你们若是要来，带娃娃来。

下午有人请我去看全国最好、或者数一数二的一套收藏，那真是一次大开眼界。开头却让我很难堪，因为我迷了路，到我们集合的帝国饭店时迟到了三刻钟。拥有这套有名收藏的那一家是极古老的人家，主妇是一位大名的女儿，所以那些偶人也极古老。偶人固然妙，更妙的是配套的那些过日子的家什——古漆器、瓷器和玻璃器。给偶人吃的东西盛在极小的碟子里，摆在极小的几上，客人坐在地板上，由女主人和她家里人亲自伺候。我们喝了用米酿的、浓白的酒，从精致的小壶里斟到小杯子里。我们为这一家的健康干杯；那东西极好喝，香气是什么蜜也比不上的。吃过这些，主人领我们看了行茶道的屋子，然后把我们带回宅子里西式的那一部分，用真正的点心待客——那是许多样式、样样好吃的糕饼。茶是用带碟的杯子端上来的，碟上画着梅花，因为正是梅花时节。茶杯撤下去以后，桌上又摆上一杯杯浓可可。这些桌子够高，配的是寻常椅子。所有西式的屋子式样都很难看，却很舒服，是维多利亚中期的派头。男爵夫人一再劝我们吃几样特别的点心，我们是撑着走的。有一种做成漂亮的粉红叶子形，外面裹一片去年腌下的樱叶，那叶子既给点心添了好味道，又当个套子，免得手上沾黏。还有三个褐色的小圆团子，有点像巧克力——串在一根签子上。你先把头一个整个咬下来，吃完再把后两个往下捋。光这个就够当一顿饭，而且很养人。点心都是豆沙做的，或者像我们最厚实的油酥点心。这第二顿吃完，我们才告辞。男爵夫人和她三个漂亮女儿、还有她妹妹，一直送我们到大门口；汽车开动时，我们最后看见的就是管家们和这几位漂亮太太小姐鞠躬的样子，齐声又道了一遍别。年轻姑娘们穿的是毛葛的和服，颜色和花样之鲜艳，就连日本人的想象力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她们望上去像一园开得极盛的老式宿根花。

那园子简直没法形容。日本园林是什么模样，我本来也有几分想头，如今才知道跟实物一比全不是那回事。这一处很大，草这时是枯黄的。草地多半盖着一层厚厚的松针，松针铺到边上，用一条绞股的稻草绳勾出优美的曲线。整座园子里最出人意外的是大石头的用法。那些石头极古，风雨剥蚀过，有各种深浅的灰和青灰色，背后衬着矮矮的灌木；那结果的森严与简朴自有一种古典的美，这种美我们大概要几百年才到得了，而且非得等我们把这一身物质的丰足消受完了以后。

随后我们到丁教授家吃晚饭。他家有六个孩子，最大的是个二十五岁上下的青年，帝国大学毕业，现在做政府的工厂视察员；他会八国语言，其中一门是世界语，那是他的嗜好。法国来的教授也在，一共两位，是一对既聪明又有趣的人，尽了谈话的义务；那位青年说得比我们哪一个都好，发音极正。他从没出过日本国门。饭后来了两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规规矩矩伏地行了礼，然后就到一张矮桌旁蹲下，下了一晚上的围棋。围棋就是那有名的贝壳子棋。日本话里这个名目就是「五」的意思，是一种论五的棋；再多的就别问我了，我只知道棋子共三百六十四枚，棋盘像放大的西洋跳棋盘。吃的喝的一样接一样，没个完，将近十一点我们才走。日本人家有许多好喝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的。也许并不比我们最好的强，但不含酒的饮料里又多了几样花色。除此之外我们还喝了两种酒。

这顿饭，我记得大致是这样的。每个位子上放着一张菜单，我猜是给外国客人留作纪念的，倘若真是这个用意，那我忘了带走自己那张。先是汤，两种面包和黄油。接着是鱼饼，然后是去了骨的小鸟，放在烤面包片上配一样菜蔬，再是一小盅日本式的通心粉，和我们的不一样。接下来是烤牛肉，很嫩的里脊，配土豆球、豌豆、肉汁、另一样我忘了的菜蔬，还有沙拉；先上的是橙汁汽水，随后是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然后是一道极好的布丁，再是蛋糕和草莓。那草莓是露天种的，栽在一排排石头之间，石头用人工加温，怎么个加法我没大弄明白；藤蔓用矮矮的竹架支着，不让碰到石头。草莓配的是打发的奶油。最后是西式的好咖啡。

饭后我们离开西式的客厅，上楼到日本式的大屋子里去，围着火钵或者炉子坐，孩子们就在这时进来。茶随即端上。临到我们要动身回家，又被留住喝一道——还是橙汁汽水，很甜，还有瓶装的水；这里天然泉眼多，瓶装水很好喝。日本人的乐子之一，是看外国客人学着盘腿坐，他们要笑也怪不得。我勉强还能坐，姿势难看；你们父亲连那姿势都弯不下去。星期日我们在日本最了不起的一位佛教法师面前坐了两个钟头；你们自己照那姿势坐上几分钟试试，哪怕垫着我们那样又好又软的坐垫，就猜得出我们扭了多少回、我的脚麻成了什么样。最难的还是怎样合乎规矩地站起来。

东京，三月四日，星期二

朋友们带我们去了镰仓。这些东西预先在导游书上读来没意思，所以我想描写一番也不会有趣；只说七百多年前，头几代幕府将军在那里立足，以之为都城，如今除了佛寺什么也没留下。去的火车上我们遇见大学里教日本文学的教授，他是去讲学的，因为今年是一位能作诗的将军的七百年忌，他要去讲那人的诗。我们还碰上好几百个学生，男女都有，由教员带着，趁星期天去看古迹。有一座祭武神的大庙，简直像个博物馆，里面陈着古刀、面具之类。

他们带我们去拜访释法师，他是日本禅宗的领袖；他讲了两个钟头左右——把翻译的时间算在内——答我们关于佛教、尤其是他这一宗的种种问题。很有意思。我们被让进一间日本式的屋子，比例极美，壁龛里挂着一幅可爱的挂轴——那是卷轴，不是和服——还有一张金属做的五足小几，嵌着螺钿。此外屋里别无长物，只有格子天花板上交错画着华丽的蓝色和金色菊花，地上散放着五个绸坐垫给我们坐，屋子尽头单放一个是他的。约莫五分钟后，另一扇纸门开了，他走了进来，穿一件华美而简单的铜色长袍。随即上茶和松糕——这时谈话已经开了头。顺便说一句：当你看见人都坐在地上、下人递东西非跪不可时，那些鞠躬和跪拜就显得自然得多，也不那么像奴颜了。他的气度是学者一路，颇有苦行的意味，并不过分精致，但一点也不像我们那些印度的斯瓦米那样油滑，而且很有魅力。我们告辞时，他谢我们来访，说自己交了几个朋友，十分满意。他的话大体是讲道德的，却带着很高的形而上学的味道，有些难以捉摸，叫人想起罗伊斯。总之这一趟值得，因为他被公认为日本最有学问、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徒；而且如我先前说过的，亲眼看见和读书上得来到底两样。有一点他比罗伊斯还新：他说神就是人身上的道德理想，人越进步，那神圣的原理也越进步。我们看了那尊五十英尺高的青铜大佛，就某些方面说，这是全日本最有名的一件东西，也是非亲眼一见不可的一件。它的气象像一座大教堂。

这封信开了头以后，我们又赴了一次晚宴。我们的主人像是个全才——贵族院议员、教育界的权威、兰花的行家、画家，还有我说不上来的。席上二十多人，有人致了一小段词，举香槟祝我们健康；内阁里有两位大臣也在。伯爵夫人有八个孩子，看着才三十上下，而且是很漂亮的三十岁。饭前饭后有三四个小女孩在跟前，同新一代的好些小女孩一样，天真自然得正合人意。在日本，后天养成的性情确乎是会遗传的，因为连最活泼自然的孩子也都是「有教化」的。不管你们对日本人还有什么别的看法，他们大约是世上教化最深的民族，也许是教化过了头。我问妈妈：这些姑娘几时会经历那道把人泡得死气沉沉、把一身活气抽干的手续？她说，这几个姑娘永远不会。

成濑校长今早去世了；他既患的是癌，不再拖下去也算幸事。他是日本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他去世前两天，皇后送了五千美元给他的学校——这是极高的褒扬，对女子教育的事业也是个助力。说到我们赴宴的这一家，你们从一件事就可以断定当晚主人门第之高：他们给我们看偶人节的陈设时，其中有几个精品是皇室的公主们送给伯爵夫人的。顺便说一句，那些偶人是从不拿来玩的——它们是供人看的艺术品和历史。这几个孩子倒把她们的美国娃娃拿出来给妈妈看，一共有十个。

三月五日

我已经讲了三场。这是个有耐性的民族；听众仍然不少，大概有五百人。我们渐渐同不少人有了浮面的交往；我若能空出两三个星期不讲演、好好预备，便可以正经去弄清一些事情，可如今只能积一些印象罢了。毫无疑问，一场大变动正在进行；它能维持多久，很大程度上要看世界上别的国家怎么做。世界若不照自己那套和平与民主的宣言行事，那些至今仍很有势力的保守官僚和军人就会说「我们早就说过」，于是要倒退。可要是别的国家、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行事像样，这里的民主化就会照人所愿的那样稳步而迅速地走下去。

东京，三月十日，星期一

昨天我们头一回领略了能乐。我们上午不到九点就到了，我不到两点就走，去参加成濑先生的葬礼；妈妈一直待到快三点，因为她得去一所学校讲话。这东西妈妈讲得比我在行得多。那房子是谷仓式的构造——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台，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那种；台上没有什么布景道具，只有几株小活松和一株画的大松，另外便是华贵的行头和同样华贵的面具。这是要慢慢养出来的趣味，不过养得很快。倘若不是做得有这样非凡的艺术和技艺，在外国人看来多半是乏味的；如今却很迷人，只是除了技艺的完美之外，很难说这迷人处从何而来。自觉的克制，确乎是日本土生土长的。

成濑先生很得人心，他的葬礼是件大事——东京的汽车和多数人力车怕是都到齐了；致词的有八九位，甚至对我这样一句也听不懂的人，也很有感染力。有一件很文明的事：演说的人向听众鞠躬——听众也都还礼——之前，先向遗体鞠一躬；灵柩停在台上，四周是花，花比美国的葬礼上还多。

今天下午我们本该去涩泽男爵家吃茶和晚饭，可是他的流行性感冒转成了肺炎。

回过头来说星期六。那次招待会很愉快。我们见到了在教会学校和学院里办教育的美国人；就我所见，都很明白事理，也存着善意。对传教士的那些非议，像是有人故意张罗出来的。眼下朝鲜那边正为传教士闹得不可开交，因为那里有独立运动，而发起的人似乎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朝鲜人。这里的传教士分成两派：一派责怪那边的传教士，说他们会叫基督教在全日本名声扫地；另一派说这正证明基督教的教诲不是白教的，而且会有好影响，能改善那边的情形，招来外国的批评和舆论，促使日本人修改它的殖民政策——那政策似乎由军方而非文官掌握。有一种传闻，说朝鲜的前皇帝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自尽的，指望借此推迟或阻止他长子同一位日本公主的婚事——他们本来很快就要成婚。这故事是为鼓动朝鲜的革命党而编造的，还是确有其事，似乎谁也说不准。与此同时据说婚礼照办，日本人则替他们那位可怜的公主难过，说她牺牲了自己去嫁一个外国人。

星期四晚上妈妈请了甲先生一家和另外几位，连我们在内共八人，到一家日本馆子吃晚饭；那是家牛肉馆——这里的馆子都是分行的——我们不但坐在地板上、用筷子吃，而且那薄薄的小片牛肉是生着端上来的，配着调味的菜蔬，就在炭火钵上的小锅里现煮，每两个人一炉火。这自然极有趣，像在屋里野餐一样。

第四组

对了，星期五还有一件事。上午我们去了帝室博物馆，由馆长领着看——博物馆我就不描写了——回来路上有人带我们进了一家烟管铺子，你们母亲买了三只小小的日本烟管，女式的，打算带回家去。样子极精巧。店主说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把东西卖给外国人，于是送了她一只女式的小烟袋和一个烟管套，都是荷兰布做的，并不怎么值钱，可大约抵得上她买的那些东西的全价，总之比他这笔生意赚的钱还多。这一类事很动人，足以抵一抵外头传说他们做生意不地道的话；这原本就是待客之道，是对外国人的礼数——虽说他自己也承认，古玩上他们给外国人开的价照例要高些。

东京，三月十四日，星期四

我们刚在楼上野餐了一顿。你们母亲有点着凉，女佣便把晚饭送到她房里；为了让她有伴，索性把我的也一并送了上来。你们母亲翻出一本日语会话手册，一句一句念给她们听；看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弯下腰去，什么戏都没这么好笑。我吃到最后一口时，问了那道菜叫什么名字，跟着把名字念了一遍，再加一句「撒由那拉」——晚安。这套老掉牙的把戏竟大获成功。

这确实是个性情和善的民族。我看过附近一所公立学校的孩子放学出来，至今没见过一回欺负人的事，连逗弄也没有——就算逗，也是极和气的那一种；不吵架，几乎也不争辩。可他们又都是结实的小东西，绝不是娇养出来的。看一个十岁、十二岁的男孩背上绑着个小娃娃，照样玩捉人、跳沟渠，真是一景。当众呵斥、责骂孩子的事是没有的，连重话也没有，打更不必说，也不见絮絮叨叨地唠叨——至少在人前不这样。有人会说，孩子不受责骂是因为他们乖；可依我揣测，八成倒是反过来。不过有一点总得承认：就和气的外表、快活和礼数而言，他们眼前没有坏样子可学。有些外国人说这一切只是皮相，可说这话的外国人，他们的举止拿我们自家的标准来衡量也好不到哪里去。再说，皮相总比没有好，有多少算多少。倒是日本人自己说，他们的礼数是留给朋友和熟人的；并不是对生人无礼，而是不去理会，也不肯特意为生人做什么。

我讲过你们母亲买烟管、店主送礼的事。昨天我们又到那一带，你们母亲再进去买了一只，并且把别人夸他那件赠礼的话转告了他。他听了便起身，翻出另一只更值钱的烟袋，有些旧，也有些磨损，是如今戏台上角儿用的那一种，要送给她。你们母亲自然想推辞，可推不掉。他又托同行的朋友转告她，说他很喜欢美国人。事情既已闹成国际交涉，那烟袋只好收下；如今我们反倒要想个什么礼回送他才好。不过我们把这事讲给此地几位美国人听，他们都说从没听过这样的事。

今天上午我们本该去华族女学校，人家早约好了要领我们参观。你们母亲着凉去不了，我们便托人打电话问能否改个时候。到了下午，便有人送来可爱的百合与孤挺花给她——送花的人我们连面都没见过。照弗洛伊德派的看法，只要看我絮絮不休地讲这些，就不难推断出我自己的礼数有多差。

晚饭我们上了一家日本馆子，是专做鱼的，鱼和菜都由我们自己动手煮，不过这回烧的是煤气，不是炭。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小碟：鱼、龙虾之类。这里不拿菜单来点，而是由苦力端上一只大托盘，上头摆着每样菜的样品，你自己挑。其中一样是带半边壳的鲍鱼，都是小的，大致像我们的蚶子，却不那么韧——大个儿的那种韧劲就更不用比了。炸章鱼之类的珍品我没敢尝，可也吃得够杂够远了。哪天你们闲着，试试用筷子吃带壳的龙虾，准会像我一样，最后求助于比筷子更古老的家伙。这家馆子很平民，只是煮鱼的那种汁水有一张秘方，名气很大；价钱却比上一家贵出不少——多半是因为我们小碟尝得太多。上一家八个人吃下来不到五块钱，东西好，而且谁都吃得饱。

东京，三月十四日

早饭这场典礼已经结束。我又要替你们遗憾：这般每日一度的盛会，这般给生活添出许多庄严体面来的盛会，你们都没法一同享受。我们现在跟女佣学日语。有一回私立幼稚园过女儿节，我没能去，结果——今早邮差送来孩子们的一张明信片，还有许多他们自己做的礼物，全是偶人；这些我要寄回家去，很有意思。他们随礼物写道：「我们做了点心，等着您来，您没有来，我们伤心得不得了。请您改天一定来。」我断定世上再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国家。

这语言简直学不得。旅行指南上那些句子，都是男人的说法。所以我一句一句结结巴巴念出来，那几个姑娘就笑得要死。等她们教我女人该用的那一套更繁复的客气说法，我就全然招架不住了。这无非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也好让她们松一松——否则她们一直盯着我们每吃一口，好随时添上。她们做的每件事都带着最和善的心意，一举一动都是好意。

今天的日程是这样：先到几位传教士家里吃午饭，三点半去听你们父亲讲演，然后参加为芝加哥大学学生办的晚宴。明天我有一整天空闲，那位小秘书要带我去买东西。那家大百货公司是时髦地方，显贵和有钱人都在那里置办和服；我手里尽是些旧货，也许该添一件新的。等到了京都，我希望能找到一件真正的旧和服，因为新式的织法都沾上了外国的影响。

前几天傍晚，我跟戊一道寻见一家小小的古玩铺，光是看看就觉得是件珍品。铺子里是一对老夫妇，戊说他敢打赌他们出身武士，那份客气是真正贵人的客气；小小一间屋子布置得处处讲究，像是自己家——本来就是他们家。我打破了一只旧九谷盘子，便去那里问有没有。他们没有，可我们还是看了看他们的东西，他们一再鞠躬；临走我们说，白劳动了你们，很不好意思。他们答道：「您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请原谅。」

明天我们到附近一家人家吃午饭，是位教授的家，一家子都极聪明、极有意思。女眷是一概不上门回访的，至少已婚的都不来，原因之一是怕自己的英文不行；我如今渐渐学着随遇而安，不在礼数上计较——虽说从来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上策。

上星期二那场婚礼，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场面。婚仪用的是基督教的。来客是城里的阔人和时髦人物。女客一律穿黑绉绸的和服，就是那种极厚极华贵的绉绸；黑的里头贴着一件全白的软绸，再里头第三层是鲜艳的颜色。己的那一件是鲜亮的朱红。她袖子不很长，因为已做了母亲；未嫁的姑娘们则穿鲜艳的和服，长袖几乎拖到地上。新娘穿的也是黑的。这些礼服和服在前襟下摆的尖角上都有彩饰，有时是绣的，有时是染的。新娘那一件在她身子四周铺展在地上，活像旧画里的样子，绣着大朵的玫瑰色牡丹，内衣和黑外衣的里子都是玫瑰色。她的头发是版画上那种旧式的盘法，插着浅色玳瑁的长簪，簪头雕成一束束小花，向外伸出约莫三寸，在头上撑起一顶冠来。

迎客的一行是这样排的：第一，新郎的父亲；第二，新娘的母亲；第三，新郎；第四，新娘；第五，新娘的父亲；第六，新郎的母亲。一行人站成一条直线，新娘摆得一丝不乱，俨然旧版画里的人，她和新郎都垂着眼。每有一位客人走过，全行人同时一鞠躬，可是手不动，眼不动，那身完美衣裳上的一道褶子也不动。我忘了说：男客很可惜，都是西装。随后我们移到两间大屋子里，男客都在一间坐着吸烟，女客在另一间。认得我的人都很客气。庚伯爵夫人把我介绍给几位伴娘——至少在我们家乡该算伴娘。她们是新娘的姐妹和年轻的亲戚，个个穿着最艳丽的和服，绣饰装点到了极处；看上去像是把鹦鹉、孔雀、极乐鸟、青鸟以及一切想得出的好颜色都聚在了一处。而满座来客一色的黑，上面点着纯白的家纹——在这样一群人里，那白分外显眼——正好做成最妥帖的底子，全没有我们国内那种各色各样、形形款款、料子混杂的聚会所常见的杂乱。茶点办得很讲究，是坐在桌边吃的。两家的亲属占满一张桌子，是屋子尽头的一张长桌。新娘这时换了一件绿和服，同样鲜艳；新郎坐在离她约两尺的地方，两人都在长桌正中。

东京，三月二十日，星期四

这礼拜我们有好几场应酬。星期二晚上，庚将军在兵工厂园地里的花园给我们办了一场聚会。他不会说英语，当初和我们同乘春洋丸过来。若不是这样，兵工厂的园地我们是进不去的。到场的约二十五人，多半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人，还有前一晚我去讲演的那所日本教堂的牧师。他极热心在日本推行更多的民主，我讲的是民主的道德意义。说是花园，按我们的意思根本不是花园，而是一座园林，除皇室的几处以外要算东京最好的。它和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缩微的「日本庭园」很不一样：面积相当大，里头没有那些小巧的仿造；大规模的仿造却有许多——你们大概知道，旧日的造园家有一种嗜好，爱把别处的名胜按小比例照搬过来。两百年前造这园子的那位老大名极推崇中国，园中仿了好几处中国名景，还仿了一处京都的。最了不得的是他们能在小小一块地方弄出那么多变化；若把中央公园交给他们，他们连整个地球都仿得出来，连阿尔卑斯山和爱尔兰海峡的一场风暴都仿得出。每一处细节都有讲究，处处算计得极有艺术，每一块小石头自有它的含意，所以一个化外之人只能看个皮相。要想全看懂，非得像研究画家的杰作那样去研究。兵工厂的烟气熏死了许多老树，昔日的光彩已去了大半。

你们母亲大概已经写信告诉你们：有一位日本年青女子要跟我们同船、由她照看着去纽约读书；今天又有一位小姐来访，说她想回美国去。说到跟我们一同回去的年青女子，戊说我们得留点神——有一回他母亲要过海，人家一下子托了十七位姑娘请她沿途照应，她只带了三个。你们未必体会得到：到美国读书，差不多就等于放弃婚姻；等她们回来，已是老姑娘，这事也就没指望了——再说，在美国待过的人，对家里替她安排婚事也不肯顺从。昨天我去听一场讲演，有人指给我看一位快三十岁的日本女子，说她就要和此地一位美国建筑师结婚。例外总是有的，不过这一桩显然是一段出名的罗曼史。

那场讲演讲的是神道的社会方面。神道是日本官方奉行的祭祀，却不是国教。讲的内容，从学理上说没有一句不是理所当然该说的——我的意思是，假定它在学理上是正确的；然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百般小心，不让所讲的任何话见报。帝国政府有一面是神权政治，而这一面最忌讳人碰，所以对古文献的史学批评和考订是不许做的——祖先即是神，或者说神即是祖先。有一位官场上的先生深信，神圣的祖先总该在什么地方留下他们自己语言的痕迹，于是他遍查古神社，果然在一些梁木上找到了既非汉字也非日文的符号。他把这些摹了下来，拿出来当作那原初的语言公布——直到几个木匠看见，说明那不过是行业里通用的记号。

镰仓，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这里天气变得比芝加哥还厉害。星期一半夜还在下暴雨，第二天起来，却是我们来了以后最晴最暖的一天。我们整天出门看景，连大衣都没穿。玉兰正开得满树。昨天和今天，却是我在哪儿都没见过的那种阴冷三月天；昨夜若不是有风，准要落霜。此地肺病很盛行，毫不奇怪。

今天上午有三位大学教授来看我。他们要把我们离开此地以后的行程安排得毫发不差。我算起来被问了二十遍我们在镰仓要住多久。我说不知道，要看天气和别的情形，他们便答「噢，是的」，过五分钟又把同一个问题问一遍。究竟是他们自己凡事都预先安排到细枝末节，还是把我们看成一筹莫展的外国人，我弄不清；我想两样都有些。总之他们无法懂得：在去中国之前，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件事都定出确切日子来。可同时，要论改动自己的计划——尤其是应酬上的计划——我从没见过谁改得像他们这样勤。

眼下有一场声势很大的反美运动，看来多半限于报纸，不过也有几分是人为煽动起来的，大概出自军国派之手。这一派近几个月丢掉的声望比过去多年里丢的还多，自由派的情绪则相应高涨，于是他们觉得非做点什么挽回不可。攻击美国是最省事的法子，既可以拦住自由派情绪蔓延，又能给一个庞大的军国党添些口实——好比我们那边动不动去捋一捋狮子的尾巴。关于种族歧视的议论很热闹，矛头大半指着美国——尽管还有澳洲和加拿大，也尽管此地事实上禁止中国人和朝鲜人移入，而他们歧视中国人比我们歧视他们更厉害。不过前后一致从来不是哪一国政治的长处。除了种族歧视这一项，与日本人往来的外国人并不觉得有报上所表现的那种反美情绪。万一英日同盟因国际联盟或别的缘故失效，责任一定要算在美国头上，纵使起因在英国人。两年前这里也有过一场类似的反英运动，战时一切交涉上都和英国盟友讨了不少硬价钱。如今德国和俄国都退出了局面，英国显然没有多少理由再去贴近，情形便反过来了。这就使得攻击美国越发愚蠢，因为他们在国际上颇为孤单——就算因为在俄国有相似的利益（财政上的和别的）而和法国搭上手，也还是孤单。

东京，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明天我们又要去镰仓，离这儿只有一个半钟头。我们还打算到山里和温泉一带去小游一趟，只是樱花季来得早，比往年提前了十天，怕走远了它会趁我们不在时开了，所以大概过几天就回来，再住一星期上下。然后在去京都的路上作五天的旅行，要到伊势神宫去。那是日本最古老、最神圣的神社，也就是说，它是皇室祖先崇拜的中心。说起祖先，你们还记得我们提过那位伯爵。他前妻的父亲近来受封为男爵。议会既已闭会，伯爵便动身往南边的岛上去，把这条要紧的家族新闻禀告他前妻那些葬在那里的祖先。有一位出身贵族、年齿最长的自由派政治家，当年与先帝颇为亲近；纪念先帝颁布宪法的年会他不肯去，因为宪政此后毫无进展，他实在厌恶。他说，等他能向先帝禀报进展时才能去见他，否则无颜相见，因为他自觉对天皇负有责任。这地方通灵术士是混不上饭吃的：他们早已用不着什么灵媒了。

第五组

近来我们主要的事情就是吃。昨天我吃了两顿日本饭，用筷子；今天又吃了一顿。昨天的午饭在一家馆子里，上了许多你们连名字都没听过、更不用说吃过的东西；晚饭在一位朋友家。席上十二道菜，饭后还有两三道——茶不算在内；今晚另一场晚宴也差不多。我们还得了写在扇子上的菜单，只是全是日文，另有小小的银盐瓶做纪念。两场晚宴都有一个特色：汤上三回，开头一回，中间一回，末尾再一回；这种场面上，饭要到将近最后一道才端上来。中间还夹进一两道半汤半菜的。生鱼我吃得下，也不多问；星期天在一家鸟料理店吃午饭，我还吃了用海苔裹的生鸡肉。鲍鱼如今简直算我的拿手，我们吃的那些贝类里头，大概有些就是章鱼。

我们到这里已经六个多星期。盘点一下可以说：论游览，我们未必及得上某些六日游的观光客；可我要说，我们在寻常家居情形下见到的日本人，比多数美国人六个月里见到的还多；交谈过的人数也格外可观——不是官场上那一群，而是有代表性的知识界自由派人物。关于日本的情形，我看得比预想的少，知道的却比预想的多，这和在欧洲旅行的经验恰恰相反。等我回头再来，我要设法见几位官场上的人物，因为我现在懂得够多了，能判断他们说的话有几分分量。总的说来，美国对日本应当抱怜惜之心，至少应当同情，而不是害怕。我们自己问题这么多，说他们问题更多似乎荒唐；可是在应付问题时，他们手里的资源——物质的和人的——确实比我们少，而且许多问题他们连第一步都还没迈出。他们的不幸在于：跻身一等强国来得太快，许多方面毫无准备；要撑起这个地位和名声，对他们是件可怕的苦事，说不定会被压垮。

东京，四月一日，星期二

日本人有一件事，我们很该学。他们在学校里给孩子上一堂极好的课，讲对外国人有礼、和善是一件美事，也是一份责任，就像待自己家里的客人一样。这使国家的体面增色。

昨天天皇出了门，被我撞上了。这对我是一桩又奇又运气的经历，于他也无损，因为在街上把他撞见之前，我连他出门这回事都不知道。我照常和一位朋友下了我们住的那座山坡去坐电车。电车经过的那条街，在这一头，我们要过运河上的桥，然后转弯再走一个街口到车站。我们过到桥那一头，只见街两侧的人都安安静静地聚成规规矩矩的一列，三个警察正仔细而和气地按个子高矮给每人安排位置，好让人人都尽量看得见。我们便跟着大家排进去，警察在一旁看着，神气还挺鼓励。谁也不大声说话。我见同行的朋友跟那位警官搭了几句，便壮起胆子问我们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等。她仍旧那么轻声说：「天皇要路过，是去早稻田大学的毕业典礼。」我真是惊得一根羽毛就能把我掀倒。若不是后来从车门上的菊花纹章猜出来，我恐怕根本不会知道出了什么事。我问她：「他怎么来，坐汽车吗？我们要在这儿站多久？」我心里闪过那些传闻：清街，家家关门好几个钟头，电车轨上还要撒白沙，等等等等。「不，」她说，「一小会儿就好。」这时我看出，关于天皇的闲话是不大会有人倒给我听的，便把身前一个三岁上下的可爱小东西安顿好，和其余那些小学生一同等着。

不多时队伍来了：先是一队骑兵，穿素色的土黄军装；接着是一辆轻便的敞篷马车，擦得干干净净、油光发亮，车门上有菊花纹章，后座上独坐着一个样貌极日本的人。他身上是土黄呢军服，和全军一样，头上戴军帽。随后又来了几辆同样油亮的轻便双马车，式样都一模一样。我使劲伸着脖子看，把那位独自端坐在座位正中、挺着身子、神色和悦地直望前方的小个子看了个仔细。队伍经过中间，我问身边的同伴：「哪一位是天皇？」她答：「头一辆车里那位。」仍旧是那种教养极好的安静。过了一会儿，那些漂亮的小个子骑兵也都过去了；我在桥头又站了一阵，这才领着我们这支小队伍往电车那边走。天皇是朝反方向去的。过一会儿我说：「我原不知道天皇也去毕业典礼一类的场合。」我一路絮絮说下去，这时同伴才用她那种慢而得体、平静的腔调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天皇。」我说：「真的吗？」又问了些话，心里仍旧纳闷：怎么没有一个人喊「万岁」，连一点声响也没有。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垂着眼、看着地面站在那里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看天皇；他们敬畏之深，正是我连他们呼吸都听不见的缘故。还有一层：早稻田是私立的自由派大学，所以我一直想不通；后来才弄明白，天皇那天是去学习院的毕业典礼——那是他每年唯一要去的一场毕业典礼。所以你们看，我是运气好；我伸脖子张望，良心也无愧，总之我见着天皇了。

皇室的园游会在我们离开东京之后的那一周举行。受邀的是三等以上的全体贵族、帝国大学的全体教授，以及最近到日本的全体外国人。所以外国人只能去一次，除非本人是教授。我们在还不懂其中种种讲究时，就在大使那本簿子上写了名字请求受邀。如今既知道一生只能去一次，而且一经受邀便理当出席，我们就要把请求撤回来——园游会是四月十七日，而我们十五日就得到京都去了。可我们运气好：一位男爵的女儿——她父亲是宫内的人——约我们明天同去看那座要办园游会的皇室庭园，这样我们反而看得更仔细。这座皇室庭园是亲王的园子之一，不是天皇所居、濠沟后面的那一座。听说秋天的菊花会是在那一座园子里办，但也绝不进内濠——没有召见，谁也不进去。濠沟和宫城四周都极可爱，不过要描写的话你们自己翻旅行指南就是，我不拿这个来烦你们。濠墙是当年封建属领出夫役筑成的；凡这一类工役，都是不惜工力务求壮丽。有几道濠早已填平，宫城四周还剩三道。进了最外一道，有一段路可以走走，看那些气派的大门和门前神色肃然的卫兵。这些园子里空气新鲜，鸟在树上唱，城里的尘土永远到不了那儿。

今晚我穿着足袋——就是那种可爱的分趾小布袜，我的脚老也穿不合；可它总比那种毡的分趾拖鞋好得多，那拖鞋一上楼就掉。其实在这所房子里我穿的是普通的室内拖鞋，不过不穿更体面些；从外头进来，我们总是把鞋脱掉。说真的，日本人比我们干净。我说过我们用日本浴桶洗澡没有？每天晚上，人家给我们灌满一只三尺多深的木箱子，水热得烫人。这一只是用龙头放水的；镰仓那一只则在桶的一端装个小炭炉，水要用桶提进去，每晚重新烧热。这东西实在不坏；我们国内多少年没有浴缸，后来又大张旗鼓地去置办，其实这么一件简单的小器具早就有了，古老得不知多少年——想起来真叫人懊悔。不过说到取暖和炊事——他们用的是炭火钵——这一项我们倒还追得上。

我们用筷子已经很像样了，这法子并不坏。我看它主要的短处是吃得太快；而「细嚼慢咽」那一套养生法，这个国家是不知道的。自己动手煮食那个有趣的小花样，倒可以引到纽约去，博一个别致。这几天我们纯粹是照欧洲那种意义在游览：整天在城里东奔西走，买些小东西，晚上还有一桩大便宜——回到这所舒服得无可挑剔的可爱寓所来；这与欧洲大不相同，把我们惯坏了，再受不了一般旅人那种颠沛。

全国最好的演员来了。他本在大阪，名叫雁治郎，我们订了星期四的包厢。演的那出戏，就是从前在纽约上演、叫作《武士道》的那一出，比那边演的长得多；这里叫的是另一个名字，演法也很不一样。星期天我们还要去看能乐，若是买不到好票，就去一家戏院，那里所有角色都由女子扮演，正好和此地通常全班只用男子的办法对着看。这里扮女角的男子装扮得真好。他们平日起居、穿戴、举动都照女子的样，免得把这门技艺丢了。只是摆起身段站住时，终究掩不住是男人。戏下午一点开场，演到夜里十点。茶和晚饭用那种精致的小漆食盒送到包厢里。雁治郎每一场都在台上，一连八个钟头；可见此地的演员为这门技艺是真肯卖力的。行头极讲究，可演员并不只靠招摇炫弄。他们的念白腔调十分做作，所以不得不靠表情来收效，结果他们的表演是全身在演，比世上任何一派都更是如此。据说最好的角儿——就是我们要去看的这几位——在你看不见脸的时候，单凭脊背和小腿肚子就能把任何一种情绪演出来。

东京，四月一日

我们近来的活动很杂。上星期在镰仓住了三天，连来去算四天。镰仓在海边，是日本人冬夏都爱去的大游地；那里的旅馆到周末便住满了欧洲人。到夏天外国人上山，日本人下海；大半是因为海边孩子有得玩，也有一部分缘故是山似乎要慢慢才品得出味道来。镰仓有山挡着，比东京约暖十度。豌豆正开花，樱花也全开了。可我们在那里的日子又冷又雨，只一天例外，那天我们把游览挤得太满，弄得相当累。临走之前，你们母亲和我正赶着回访，顺便也看看景。今天我们去了一家铺子，那里印制日本古美术的上等复制品，也包括日本所藏的中国画；依我看，这比彩色版画的复制品值得买得多，不过后一种我们也备下了一些。战争在日本造出这么多百万富翁，许多旧日的诸侯如今把一部分珍藏卖了出来；价钱我看连美国人都嫌贵。旧大名家族显然也有足够的生意头脑，会趁市道好动手；不过有些是手头紧了，才更要卖。一星期前我们去了一家拍卖行，那里有一大批真正的旧物，比古玩铺里见得着的好得多；这个周末还有一位侯爵的一场大拍卖。不过据说最好的东西他们都留着，拿次一等的去打发新富；话虽如此，拿出来的里头也有不少是极好的。

还有一桩我没写过的经历，是看柔道。柔道的那位大家是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特地为我安排了一场名家的表演，每一节之前都先讲明其中的道理。表演是星期天上午在一座很大的柔道馆里，另外还有许多对在做「自由」的练习；那个快得我眼睛跟不上，只看见人忽然被从谁的背上摔过去，啪地落在地上。这真是一门艺术。这位先生把旧日的法门拿来研究，推出其中的力学原理，再编成一套循序渐进、合乎科学的练习。这套体系其实不是一堆窍门，而是立在力学的基本定律上：研究人身的平衡，平衡如何被打破，怎样恢复自己的平衡，又怎样趁对方重心移动时占到便宜。头一件教的是怎样摔倒而不受伤；单这一项就值一张门票钱，我们所有的体育馆都该教。它不能很好地代替户外的游戏，可我觉得比我们室内那些程式化的体操好得多。其中心智的成分重得多。总之我认为，应当从「有意识的控制」这个角度对它作一番研究。告诉亚历山大先生，到图书馆借一本哈里森写的书——那是他的同乡——书名叫《日本的尚武精神》。那是新闻记者写的书，本不求深，却有意思，据说就其所及而言是可靠的。在柔道馆里我注意到这些人腰都细；他们一向用腹部呼吸。他们的上臂肌并不特别粗，前臂却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粗。日本人站起身时把头向后一仰的，我还没见过一个。军中有一种间接求深呼吸的法子，其实源头在旧日武士所习的佛门禅法。不过他们也从别国军队那里采了许多现代的体操。

这一带的园子里樱花开得满树——街上则满是清酒灌得太满的人。日本人喝醉看来是按季节来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没见过醉汉。

东京，四月二日

今天又是了不得的一天。早上早早起来写信，信虽赶着写，却没有寄出去——我们算了算，那条慢船还不如等下一班快船。所以你们大概会一下子收到许多封信。这一天阳光明亮，一点也不闷热，正好出门走动。我们先到那家美术铺子取前一天挑好的版画，然后去拜访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同时又是议员，是激进派，极清醒，极有意思，那份精力、好奇和兴味很像个美国人。我们谈了一阵，东一桩西一桩地长了许多见识，随后他带我们到他岳母家吃午饭。他们家是一所很美的日本式房子，另接了一截洋式的，阔人家大抵如此；日本的那部分同洋式的那部分毫无相像之处，而洋式的要难看得多。地毯、桌布和仿德国的壁毯这些东西上，日本人毫无品味；可在他们自己的路子上，依旧精致。这所房子干净到了极处。没有一块地板不是亮得像镜子，一点灰都没有，而且从来没有过。

让我试试把这场款待确切地写下来。我们坐了三辆人力车，穿过两旁夹着樱花的窄街，上坡下坡；沿途阔人家可爱的园子从门洞里露出来，又从竹墙上头露出来——那竹墙是用六尺上下的竹竿直立着、以绳子扎成的，配着一片绿，很好看。到了他们家，辛先生把我们领进洋式客厅，那屋子的气味整个是维多利亚中期加德国式的。屋里有一只很美的漆柜，极大，把屋中别的东西全压住了。家中的女眷进来行礼，我们谢她们招待，她们都很和气地笑着。一位是小姨子，十六岁的姑娘，想去美国；后来祖母也来了，很有一位祖母该有的那种当家气派。孩子们在她们身边绕来绕去，和我们家的孩子差不多。女眷亲手给我们端茶，用的是可爱的青花茶碗，配着小漆托和盖。茶是绿茶，另有糖果。我忘了说：在同辛先生相处的那一个钟头里，我们已经喝过三回茶，三样不同的茶，每回还配着点心。

过了一会儿，我们被请去吃午饭。一张矮桌上摆了三副餐具，坐的是很美的蓝缎子坐垫。两位年轻些的女眷跪在一旁伺候。她们问我们要葡萄酒还是味美思，我们要了味美思。我们每人面前一只带盖的漆碗，里头是照例的鱼汤，切着小块的鱼和青菜。这汤是喝的，里头的实料用筷子夹进嘴里。祖母本以为该备洋菜的，那位聪明的十六岁姑娘却主张用自家的饭食；我们便谢她们给了我们这个，因为真正地道的日本饭我们难得吃到。而由主家女眷亲自伺候的，这还是第一回——除了女儿节那回偶人的供食。看来这是我们受到的最高礼遇：真正的日本人家，只有在请外国人坐到地上、由家中女眷伺候时，才算对他敞开了门。她们跪在桌边，女佣把菜端来递给她们，再由她们献给客人。那情形很好看。我如今已练到能跪坐着撑过一顿饭，只是起身很难看，因为到末了两脚麻到膝盖。我们吃了汤，吃了冷的炸龙虾和虾——还要蘸汁；另一只碗里是冷的蔬菜，接着是热的炸鱼；然后是几样小腌菜，然后是饭，这饭日本人要吃好几碗；然后是甜点——它一直就摆在你旁边，是一块冷的蛋卷，味道很好；最后给你上茶，是台湾乌龙。我们还吃了烤面包，可那是洋派的。离席之后，主人带我们看了楼上几间屋子，里头摆着许多漆器、铜器和木作；下来时，茶和一盘水果已经备好等我们。这一顿我们没多少工夫享用，因为他们要用汽车送我们去皇室庭园。可最后一样茶总得端出来，所以那茶送到时，我们已经在门口穿鞋了。这一样是浓乌龙，掺了牛奶，另给两块方糖由你自己放。这样算下来，三个钟头里人家给我们上了六回茶。

第六组

皇室的庭园难以描写。你们翻一翻旅行指南就知道有多难。开头看见的是一万株兰花。我们看了莴苣、菜豆、番茄、马铃薯、茄子和瓜，都是在玻璃房里种的，供天皇吃。这样完美的莴苣我从没见过：同一个苗床里的每一棵大小一样、排法一样，像是假的；其余各样也都恰到好处。马铃薯何必种在玻璃房里？别问我。盆栽的葡萄看样子，玻璃房里种葡萄还在起步；不过也许不然，那些小藤我不够熟，看不出结不结得出果子来。苗床里的花完美无瑕。成片的木犀草和雏菊，还有几种我不认得的鲜艳花卉，都已备好要栽到为园游会整出来的花坛里去。十七日那天我们去不了。园游会上天皇与皇后要坐的那座很大的木瓦顶凉亭正在搭，次日就拆——或者说次周才拆完，因为不止一天的工夫。万一下雨，园游会就不办了。今晚看这光景，雨恐怕要把花打坏。不过今天是好极了的。

一辈子读的都是关于日本庭园的文字，真见了这座名园，倒有点出乎意外。草地大片大片的，上面没有花；这里的草不像我们那边返青那么早，现在还是一片枯黄——倒是成片的水仙好得出色。这些水仙长在樱树下，阳光斜穿过来，是一生难得见的灿烂景象之一。人工的湖、河、瀑布，桥、岛、山丘，还有在其间走着、游着的大鸟——单为看这些，到日本来一趟也值了。一丛一丛的树好到无可再好，隔着长长的空地望过去，像一幅接一幅的画。园子有一百六十五英亩，没有房屋。起初它远在城的一边，如今已临着一条车来车往的电车线，不过外缘仍在郊外。

星期一我们又约好去帝国剧场看戏。今天是那位大演员雁治郎，在一家小戏院。据说东京的演员和戏院老板都嫉妒他，所以雁治郎一到这里就得不到公平的机会。丙先生从前在芝加哥，刚来过，想在我们走之前给我们办一场饭局，设在馆子里，把旧日的学生都请来。馆子总是有趣的，我们自然答应了。这样也许要在东京多留一天，不过还没定。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尽量把该回的访都补上，再坐车四处看樱花；我还希望能看看那几家有名的茶屋。到现在我们一家茶屋也没见过。这城里没有一处女客可以去喝下午茶的茶屋，除了那些新式百货公司；而百货公司在这里的意思，和在我们那边并无不同。由此可见东京真正的太太小姐们多么少出门。

隅田川是一条大河，收纳了山那一面所有的小水流。河上满是帆船和别的舟楫，无论对东京这座城还是对整个国家，它都是许多历史的中心。

东京，四月四日

大阪来的那位最了不得的演员雁治郎正在此地演戏，这场戏精彩极了。他演的几出里，有一折就是当年在纽约以《武士道》为名演过的。一段化成人形的狐狸所作的舞，妙不可言，描写也是白费。那不像我们看过的别的日本舞，只是缓缓地摆身段；也不像俄国舞者那样狂放；他是一个人独舞，没有男伴也没有女伴。可它既同俄国舞一样自由，同时又古典得多。不看这个，你永远不会知道人的手和臂能做到什么地步。他戴了好几副面具，随所戴面具的类别演或舞。他能做出野兽的动作而全无张牙舞爪之态——优雅轻捷如猫。他是老雁治郎的儿子。

我们在此的最后几天排得相当满，该办的事是办不完了。樱花正在极盛——这又是一件描写不出来的东西；不过若把山茱萸的树放大些，花上染一点粉而又不是粉色，那大概比我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接近那效果。最没法描写的是满树是花而不见一片叶；玉兰自然也是这样，可玉兰粗，樱花细。今天我们去了一家博物馆，有几方面比帝室博物馆还好；神佛之像多得叫人歇不下来，另有极好的中国东西，什么都有，只少画。

东京，四月八日

我们真的在收拾行李了，明天早上八点半动身——要走一整天，前半段到下午四点，坐的是全日本最快的火车。寻常的火车一小时走十五英里上下，日本当年不幸采了窄轨，又奉行那条众所周知的「安全第一」。上次写信以后，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事，最有意思的是星期天，有人带我们下乡，一面看樱花，一面看游乐的人群。这时节颇像一场狂欢节，一场温和的纵饮祭，靠的是鲜艳衣裳、假发和清酒，清酒约占九成。除我们之外没醉的也有几个，却不多。人人都把自己会的那点英语拿我们来练，有个打扮起来的家伙告诉我们：「我，卓别林。」他学得跟多数人一样像。除了一场打架，我们没见到无礼的事，也没见多少喧闹；酒在他们心里的作用，看来是让人变得肯掏心窝、肯流露。平日他们彼此十分拘谨，星期天却像是在把各自最深的秘密和一生的志愿都告诉对方。当天做东的那位始终宽厚地笑着，连一个穿大红女装的家伙非要站在汽车踏板上搭车时也照样笑。他们难得喝醉，所以在他眼里这不大像醉酒，倒像一场民间的节庆；人们确实是快活的。

给东京供水的一条运河两岸种着连绵几英里的树，各样的树，各个阶段的都有：有还没开花的，有开足的；有一叶未生的，也有生着漂亮的小粉叶的。花正在落，几乎像一场细雪，可树上看去仍旧是满的。

昨天我们又去看戏，在帝国剧场，一行十人占了两个包厢。人家带我们到后台去，看了演员休息室等处，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演员和他十一岁上下的儿子；那孩子后来上了台，舞了一段很好看的舞。屋里有位先生教他，他正做汉字的习字功课，不跟他说话他就一眼也不抬；那是我在日本见过的最俊、看去最聪明的男孩。在这里，演戏差不多是世袭的行业。一个不是自幼受训的外人，我很怀疑他无论如何演得下来；即便演得下来，我想同行那一套行规也不会容他插进去——虽说有一位英国血统的人在日本戏台上颇为成功。昨天我们看了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包括舞；又听说他们极想到美国去，只是要有人出面赞助。若能十分用心地挑出动作多、说话少的几折，再把本子仔细讲解一番，至少在纽约是能轰动的。

另一场大排场是前几天傍晚在一家古典的日本茶屋，席上演了一段能乐助兴，饭是十二道上下。不过最有意思的事还是跟人谈话。总的说来，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些对日本懂得比多数人深得多的人。我们没有被官场包办起来；把各方面的情形凑起来看，我想我们对社会状况的了解，已不输于任何人在八个星期里可能得到的了解。若只论材料，一个老练的记者几天就能弄到；可我认为，要得到事情的感觉和它的底子，非得靠一点一点累积的印象浸透进去才行。起初人家告我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心理时刻，一切都在紧要关头上，我不懂他们的意思；如今要我说出来，也还是说不清，正同他们一样——可我心里是知道的。外在的变化迹象不多，但就人心对变革的准备而言，日本差不多又回到五十年前开始与外界接触、门户初开那几年的情形；今后几年，社会或许会有迅速的变动。

奈良，四月十二日

我们已经上路，也第一次看见了日本——我是就风景而言。头一天从东京坐到名古屋，一路有意思，却不算特别，只有富士山例外：我们断断续续看了好几个钟头，看到了三面。有时它是看不见的，而我们遇上一个晴暖的好天，算是运气。名古屋有日本最好的一座古城，屋脊上那两只金海豚，便是你们在那蒙昧的国土和家业里大概也听说过的。那座城是皇室的行宫，原来非有东京发的许可不能进。我们还是去试了试；我们在东京甲家见过一位和气的年青人，他是奈良人，便给他打了电话。靠他没能进去（他说他自己无论什么情形下也进不去），他倒立刻请我们吃饭。于是我们被带到奈良最阔的一家茶屋，又吃了一顿那样讲究的饭，照他所说的是「茶式」的办法。开头是茶道——省了繁礼，却用抹茶，一碗一碗依次单独点给每人。我们都觉得奈良的厨艺比东京好，菜更有味，味道的变化也更多；这话叫主人很高兴。有几条四寸长的鳟鱼，像是裹了一层糖浆，我们问起，才知道是用一种酒煮的，甜味是那酒留下的；于是主人送了我们一瓶那种叫味淋的酒，所以我们现在又拖着一件玻璃器皿上路。饭后他说，他希望我们不要以为他行事不妥——他请了名古屋最好的三味线手和歌者，还请了几位舞者。换句话说，便是几位艺妓进来，在大卫王面前歌、奏、舞了一番。艺妓分许多等，从相当于杰克酒家歌舞女郎的那一类，到高等的女演员，都有；这几位是上等的。他说他希望我们见见少有外国人见得着的真日本——这话既指舞，也指那家馆子。这类高雅的地方，不是老客人或老客人的朋友，他们是不接待的。不过席上的女客们觉得，他对其中一位姑娘格外有意思。就我个人说，我认为那歌舞和音乐比旅行指南上讲的有意思得多。

第二天我们去看伊势那几座古朴的神社，两点钟上下到的，又饿又烦，可总要把这趟朝拜办完，尤其天气还不好。神社所在的山田是个很美的地方，有林木的山丘和小溪。树多半是杉，显然和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是一族，虽远不及那么高，气象却差不多。那地方可爱得很，照例挤满了成千上万提着地毡袋的朝拜者——真的是旧式布鲁塞尔地毡缝的提袋。前文报告过，我是带着借来的礼服大衣和高筒礼帽上路的。领我们的人说女客不必另备衣服。我便把那套行头穿上；又因为从东京早有信给大宫司，说我们即将到来，所以时辰已经定好。在最外一重门——鸟居那里行了净身之礼。有人用小小的礼器杯和盆把水浇在我们手上，然后神官朝我们身上撒盐；除我们之外，谁也没有这一套。到了栅门那里，人家告诉我们：女客没有「访问服」——那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不能进去；而我则按帝国大学教授的品级看待，可以进。我忘了说，我们前头有一名宪兵，把寻常人等赶开让路。于是我们跟在神官后面缓缓走进去，脚下是从海边运来的石子，穿过一道木栅，到了下一道栅墙附近指定的位置；我被许可站得比那位日本向导更靠近门。然后我们「参拜」，也就是鞠躬。我那一躬鞠得快得不成体统，而我们那位日本向导，我看至少站了一刻钟。

京都，四月十五日

我们到了日本的佛罗伦萨，要看的东西若说可能，比在意大利还多。今天下雨，对于接下来一星期不停的游览，这也许是个好开头。上午我们在山中商会消磨——那是我见过最美的铺子，由几间比例极好的上等日本屋子组成，里头摆满各式各样最美的艺术品。而各类东西都照真正日本的规矩分得妥妥帖帖。我买了一幅红锦。是一条幅，旧红底子，上面有金色和一点深蓝的花样，是牡丹和鸟。这是僧人行列时披在左臂上的东西。我们拿到了证书，说它有一百多年。这条幅约五尺长、一尺宽，由四条布拼成，缝起来，接缝在转角处像榫接一样折过去，可花样仍旧对得丝毫不差。这类东西多半就是织成这样的条带再缝合。我又买了第二幅，是紫的，上面又是华丽的大鸟和牡丹。锦上的花样，我喜欢牡丹远过于菊花和那些小朵的花。有几幅好的是石榴花样，很动人；可最美的那几幅我没有买，因为想着钱到中国去花更合算。我还买了一套很好看的茶具，就在我房里——花了三十钱，合一毛五分钱，一把壶五只杯，灰色陶器，蓝色的花饰。还有许多更便宜的也好看。明天我们要去茶道发源的那座本寺，参加茶会，由住持亲自为我们行礼。京都的寺院你们最好找本旅行指南去读，多得没法在信里讲。这些场合我们都用市政的汽车。幸亏有车，因为京都自古时都城那么大的规模以来，已经像果子在壳里那样缩了下去，寺与寺之间的路程极远。第二天我们去皇宫，就这样一处一处地看下去，人也一天比一天胖下去。

天气和春光都好极了。我们到时樱花已经过去，可枫树的新叶是可爱的绿或红，此刻整个大地就是乐园。这里的丘陵比佛罗伦萨近，山也更高，所以京都什么天然之美都有。我们在这里只有一星期，然后去大阪——那里有木偶戏院，还有一派戏剧，雁治郎是领袖。我们要看的是人形戏，因为那是日本一切表演的源头。戏台上许多成规，都是从木偶的动作来的。

京都在许多方面是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天然与艺术那样的结合，只有梦里有。这些巨大而奇妙的寺院，原木造的，里头满是古老而不知其来历的绘画与雕塑，令人着迷到这样的程度：觉得世界必定还有许多个——既然一个星球上能容下这么纷繁的思想与情感，而我们竟浑然不觉其全体，甚至不觉其任何一部分有多么广大。今天我们看的那些庭园，就是一千年前造成以来未曾变过的旧日本；当年造园是以中国和印度的古意为范本的。东京的寺院像是一个耗尽了的时代留下的寒碜遗物，而这里，他们艺术的完美还在，并且完整地保存着。茶道发源的那座最早的佛寺，园中的景致还是当初布置下的那些河、那些岛、那几堆小沙丘，全是缩微的，种着缩微的树，都是仿中国的实景——那时候中国是文化之邦。如今据说连中国那些原景也已毁了；那国家失修到这个样子，凡见者无不沮丧。五十年前，这里奈良曾登报出卖一座可爱的五层塔，要价五十日元。看来非得有哪位美国的百万富翁把中国那些雄伟的门、塔和寺院买下来，才救得它们不至于全毁。日本人是唯一及时醒悟到这些历史之物价值的民族，有好几座寺院是在旧材料还没烂到无可救药之前重修的。木料用在这里这样宏大的建筑上，是一种壮丽的材料。世上最大的钟，十二尺高，挂在一根大树干上，钟楼的屋顶翘起，比例秀美如花；当初是先把它拽上高山顶去的。下星期六我们要去听它轰鸣。奈良那一口我们听过了，九尺高，是我想象得到的最低沉的声音。这些钟是美丽的青铜铸的，声音醇厚悠扬，直抵你生命的中心——不管你生命的中心究竟在哪里；听过之后，你会指望末日审判那更大的未知，也是这样一声召唤。

第七组

我们同壬小姐一道吃了午饭。她讲起日本姑娘为求学所下的苦功，听得人恨不能变卖耳环——哪怕自己一副也没有——把钱捐给这些理想主义者。她们同我们当年砍树开荒的先辈一样是拓荒人，只是她们连一棵可砍的树也找不着。她说，她要我回美国去，走遍每一座公理会教堂，告诉他们必须往这里寄钱，好让这里的人受教育。

今天坐市长的车四处走，明天大学又替我们雇一辆，我们这样享受着种种受之有愧的款待，有时真怀疑等这一切结束之后，是不是得自尽一回才对得起脸面。这些人的品格里确有一种高贵，单凭这一点，他们就配得上种族平等。

我很想寻一处清静的住处，日后再来，把这些景致从从容容看个够。墙上的壁画大半毁了，可是那些挂轴、屏风和卷轴却精妙极了；我高兴地说，我们已经不再觉得它们希奇古怪，而能领会其中的美。你一旦看出园子里的树是真的，而且长得同画上的树向来一个样子，你便开始懂得欣赏画里所描摹的自然，以及人情。

京都，四月十五日

今天下雨，没做什么事。我们昨天中午到的。旅馆在半山坡上，望出去景致极好，房子也还不错；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见过的唯一一家头等旅馆还是奈良那家，由帝国铁路经营的。下午大学派了车来，我们坐汽车到郊外一处有名的赏樱之地——花期已过，但河、山、林木都很美，照例见到大群的人在那里享受人生。这里的人出游的兴致真了不起，各个阶层都一样，他们从户外、从茶馆里得来的那份快乐也真了不起。我从没到过哪个地方像日本这样，天天都像过节——酒还是随处可见，只是不像先前那么多了。

这个月本地有一场特别的艺伎舞，在一家与技艺学校相连的剧场上演；一场跳一个钟头，接连重复四五个钟头。我们昨晚去看了。这种舞比戏台上的舞、比我们在奈良看的那一小段艺伎舞都要机械得多，多半是摆姿势；但配色和布景的调度实在精妙。一共八个截然不同的场景，换一次景不消一分钟。有一回是把一幅幕布从地板的暗门里径直抽下去；又一回，幕前那看着像块画布垫子的东西被拉了起来，原来一面是画好的。每一次用的法子都不一样。

市长请我星期六下午向教师们讲一次话，讲完市政当局又请我们吃日本料理。他们还把市里那辆汽车——看来全市就这一辆——在不用的时候交给我们支配，并且安排下星期一带我们去看一家瓷厂和一家织厂。这座城是全日本工艺美术的大本营，古今皆然。大学当局又打电话到东京，替我们讨来了参观此地行宫的许可；不过据说比不上名古屋那几处，而名古屋我们错过了。

在奈良时，我们多半时间都耗在法隆寺，离城好几里。我不来充百科全书，只说一句：一千三百年前佛教传入日本，便是从这里发端的；佛教之来也就是文明之来，尤其是艺术之来。寺里存着那个时代的壁画，可惜已经很淡了，还有许多雕塑——这里当然没有大理石，所谓雕塑即是木雕。偏巧那天是圣德太子的生辰，上面说的佛教东传正是这位贵人的功劳；他的像很多，以两岁、十二岁、十六岁三种为最常见——他的虔诚是早慧的。于是各处都大开门户：各色西洋镜、各色摊子，香客比平日成百倍地多，他们把行乐与虔敬掺在一处的本事，连意大利的乡下人也比不上；这里的人有钱就花，吝啬不是日本人的毛病。我们被请到住持的园子里用午饭；他自然忙得很，只穿着华丽的法衣出来招呼一声，随后叫人送茶和米糕来。这一方可爱的小园子，墙外是鼓声和吆喝的摊贩，摊贩与小吃摊之外，又是那些精美的古老殿宇——这中间的对照，是我在日本所见最有意思的事之一。

你们也许还记得，癸小姐便是按美国女人的身量来说也算高的。妈妈在乡下人眼里已经算个稀罕，癸小姐简直是一景。好奇心似乎是日本人唯一没被教着掩藏的情绪。他们成群地围上来，一围就是几十个，一点不夸张。我不知道多少回看见做父母的特意招呼孩子别错过这场热闹。有好几次，我看见人慢慢地、一本正经地绕着我们走一整圈，务必一处也不漏看。从没有失礼，纯粹是好奇。早饭后我们要去博物馆，有几个孩子——都是女孩——迎上来鞠躬。我一回神，两只手已经各让一个拉住，就这么一路陪我们走到博物馆——九岁十岁的女孩子。她们那份亲热叫人心里发软，尤其有一个，看得出家境颇寒，仰头望着我笑，又把我的手捏一捏、按在自己身上，然后又乐得笑起来。孩子的天真到什么时候便算不合规矩了，我至今没能弄明白。星期天早上有些兵要开去满洲——或是朝鲜——不到八点，我们就听见街上木屐的碎响，百来个男孩女孩由老师带着，正往车站去；第二天早上又是一样，还是为送兵。

京都，四月十九日

我们刚从又一场艺伎宴上回来，是市长和市里另外十五位官员作的东。爸爸颇有些得意，因为他们说，京都市这样款待一位学者还是头一回。可他若得意，我又该怎样呢——日本有史以来，男人们的这种酒会上头一回出现了一位女客。

艺伎从十一岁的到五十上下的都有。年长的一位是全城跳得最好的，她给我们跳了一支此地最教人着迷的哑剧舞。她曾因涉足政治坐过牢，所谓涉足，就是四处散钱，好让她中意的人当选。这里的法律不许女人过问政治。和我见过的这一行里所有上了年纪的女人一样，她面容一静下来就带着愁色。可她们说笑张罗得那样忙，那愁色男人们是看不见的。就我们所见，她们是一群很有教养的女子——自然，我们见到的都是最好的。她们谈吐的从容像公爵夫人，性情的和善像孩子。这是难得的配搭。她们对我们十分好奇，什么都问。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说她喜欢小孩，问我有几个。我说五个，她欢喜得很。她生着一张古画上那样玫瑰花蕾似的小嘴，跳起舞来也是古画上的姿态。

斟酒和捧饭都由姑娘们经手，饭总是在这类席面的末尾才上。那个十一岁的小姑娘跳了一支叫《登富士》的舞。那种平着脚掌的妙极的动作，叫你觉得自己真跟着她往上爬。中段她戴上一副腮帮子鼓鼓的面具，随后擦汗、洗那张小脸、扇风，再平着脚掌走下去。所有的动作都极文雅、极柔曼、极微妙，像蛇一样缠绕流转，从没有一下是突兀的、猛的，也从没有哪一处是十足写实的。跳完她过来坐在我身边，皮肤烫得像在发烧。在座的男人都比她年长得多，我得说，他们待她很好。

这类席面是这么个走法。我们脱了鞋、只穿布袜进饭庄，照例先被领进一间小屋，跪在坐垫上吃茶，等客人到齐。这一回约莫六点光景，我们被引进大屋子；大屋子四面照例是金屏风和纸隔扇，隔扇朝着窗一推就开。坐垫沿着这间又长又好看的屋子的三面摆开，彼此隔着约三尺。其中一面的正中把坐垫垒得高些，好让外国来的上宾坐着，不必照日本样子跪。客人一个一个引到跟前见过之后，我们才落座。彼此握手——他们的鞠躬我们实在还不来，他们便迁就了我们的规矩。然后大家重新蹲跪下去。

接着，标致的女侍便滑着步子过来，一人手里捧一张小几。头一张给爸爸，第二张给我，再是市长，依次排下去。市长坐在末座。等人人面前都有了几，市长走到这空心方阵的中央，讲几句欢迎的话。他照例要说，招待如此简慢，实在抱歉，几位贵客肯赏光，是他莫大的光荣，他却拿不出更好的东西来；又说本市这样款待一位外国学者，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然后爸爸尽力答谢一番，坐下，我们便揭开可爱的漆汤碗的盖子，举起筷子。

先喝一口汤，从小碟里夹起一片滑溜溜的薄生鱼片，蘸了酱送进嘴里。今晚头一道汤是上好难得的绿海龟，鲜美极了。于是把汤喝尽，再吃一点鱼；不过向导叮嘱我们别多吃生鱼，我们的肠胃不惯。这时候，另一只漂亮的漆盘已放在你身边的地板上，盘上又有一只小小的漆碟，摆着两条烤得恰到火候的鱼，配两小块鸡蛋和鱼松做的糕，用樱叶细细卷着。每一道菜的摆法都是一件艺术品。这两条鱼是先帝的心爱之物，尝过你便不会怪他。鱼是用味醂煮的——一种用清酒做的甜酒——你尽可以拿筷子把骨头上的肉剔个干净。

这一盘刚摆好，就见一个可爱的小姑娘，长长的鲜艳和服铺在她身周的地板上，手里托着一只青花瓷瓶，瓶子搁在小小的漆托上——你就知道席面当真开场了。跟在她后头的是年长些的姑娘，随后舞伎们一个一个、慢慢地进来，伏身到地为你斟酒。她们笑话外国人的规矩，说外国人总忘了，做客人的该把小杯子举起来接这毒药。众人彼此祝了健康，我的酒就到此为止；日本人却一杯接一杯喝下去，一口一杯，手又伸出来再要。谈锋渐健，姑娘们也更多地搭话。有人说，她们是日本唯一有意思的女人。反正席上从没有别的太太，只有我；这些姑娘的教养极好，一点声气、一个手势就动了，总能极快而又极和气地看出各人要什么。她们一见我们不喝清酒，就搬来许多瓶矿泉水。

然后她们跳那些美丽的舞。有两个十七岁上下的，跳了一支叫《京都东山的黄昏》。在名古屋、在东京，不论到哪里，题目总是近旁自然里的某一桩景致。总是朴素而古典的。接着那位有名的老舞伎跳了一支很含蓄的，叫《乳母哄孩子入睡》。这也是常见的题目。跳得很美，只是有时太含蓄，我们领会不尽她所有的动作。这些姑娘都同太太们一样穿深色衣裳，只在行内规定的地方有别，譬如后颈开得低，和服长得拖在地上，像身旁一道波浪。年轻的腰带也不同，系成一个长长的结垂到地上。年轻的还戴鲜艳的头饰，袖子极长。不过别的年轻姑娘做客时也一样穿长袖。

鱼还有好几道；中间一道是四颗草莓、两片橙子、几方薄荷冻和糖渍竹片。然后又是几道鱼，多是颜色鲜亮的贝类，总归有些韧。再一道是酸黄瓜拌龙虾或蟹肉的小块，很可口——吃了这许多道鱼，来点酸的总是好的。末了是饭，装在一只带盖的大漆器里端上来，有点像只小桶。由一位年长的舞伎盛进碗里，再由年轻的传递；她们从跪姿起身、落座，只用脚尖一提一落，像是身上没有分量。日本人多半照例吃满三碗，吃得极快。我得说他们的饭好吃，可我一碗也就到顶了，一半是因为我不会囫囵吞。最后，碗里替你斟上茶。

这一路上，屋子那一头的先生们轮流一个一个跪到你面前来，问你喜不喜欢樱花舞，问你对日本的头一个印象如何，诸如此类；你同舞伎们也早成了亲密的朋友，尽管彼此共通的话也许只有「谢谢」「很好」「再会」，此外便是不断的笑，和旁边略懂几句英文的人偶尔的传译。有一件事谁也料不到，就是外国人竟会说一个日本字。所以你一旦别别扭扭蹦出一两个词来，立刻博得一片笑声和对你发音的恭维。今晚有一道菜配了极小极小的青椒当菜蔬。那很好，因为有味道；碟子里搁着三个，每个约莫一根发针那么大。分量总是极小的，而且照例先要嘱咐你，前头几道别吃太多。茶席上的饭是一开头就上的，好就着鱼吃，这样变换一下也很合意，不过同样要嘱咐你别多吃，后头还有菜。我忘了说，席间总有一道是热的蛋羹，不用牛奶而用高汤蒸的，加菜蔬调味。那也好吃。说实在的，我如今很喜欢这种鱼食了。

我们在饭庄门口上汽车时，那一班活泼的小舞伎全站在雨里，学着美国人的样子挥手，一直挥到看不见我们为止。随后我想那些累坏了的小东西便回去，再给别的男人跳舞。我们八点半就到家了。日本的宴席似乎都开得早，只有所谓「西洋席」例外，那是时辰和排场都照我们的。

还得告诉你们，全日本最好的茶就产在附近一个叫宇治的地方。我们在市政厅讲演过后喝到了那种茶。它浓得近乎凶险，那股味道别的东西都没有。酸得像柠檬，却一丝苦味也没有；喝完口里留下一种柔滑的余味，有点像干雪利酒，总之好喝极了。这里一磅至少要十日元，可我还是要买些带回家去。此地很好的普通茶叶，一磅十五钱，合美金七分半。

第八组

京都，四月二十二日

今天有人带我们去看学校——先是一所男子中学，再是一所小学。那小学为了款待我们，门上把美国国旗和日本国旗并排挂着，学校极好。孩子们给我们表演了许多巧妙的把戏，有个小家伙敲着日本鼓给大家打拍子做队列操，他们做得很漂亮。随后是一所纺织学校，教织物图案、织造和印染，不知什么缘故办得不好，学生也稀少。机器是德国的旧货，早已过时。说实在的，那情形像是某些德国人把二手机器硬塞给他们，存心不让他们有出头之日。这里最好的活计至今仍是手工做的，虽说他们有水力发的电，电力很不错。接着我们去了一所女子中学，附设一所女子专门学校，为寻常中学培养教员。京都的上流人家都把女儿送进那里；同别的学校一样，那学校也很好。她们专攻家政，我们吃了一顿她们备下的精致日本午餐。这些行程同我们别的出门一样，多半是坐市长的车。

这里当真是个尊重学者、不轻慢学者的国家。只因在帝国大学讲过学，官面上便称我为「阁下」。大阪市不甘落在京都后头，所以我也要去给那里的教员讲课；市里替我们出旅馆的费用，市长还要在那里设宴。自然，妈妈是在座唯一的女客，因为请自家太太出席这种事，他们是想都不会想的。不过外国女人本来就被认定会做些古怪的事，他们对外国女人是很客气的。

艺伎这一行的女人，似乎是此地唯一受过通才教育的——不是书本上的那种，而是懂得世事、能谈也肯谈。我想男人们所以来赴这类宴、同她们说话，是因为厌倦了家里那些一味顺从、恭敬得过了头的妻子。我们赴的那一席上有一位，人称「歌蝶」，绰号叫「宪法」，因为据说她关心政治，尤其偏于自由一派。我们听说她曾为政治坐过牢，便都竖起耳朵来，结果那罪名原是收买选民去投她中意的人。不过她确是本地的一位名人，那一段牢狱之灾显然还给她添了几分声望和身价。

四月二十八日，熊野丸船上

赴华途中。

昨天的讲演很成功，比先前几场都顺当些。地点在一间校舍的讲堂里，那类屋子总是漂亮的。讲了两个钟头，这两个钟头里我一直拿讲桌两旁的一株粉杜鹃和一株松树作消遣。两株各有五尺来高，形态极可爱，那株杜鹃上约莫开着一千朵花。矮树矮木这门学问，我们国内知之甚少，因为我们见到的样本都很小，形态和意趣都不及这里所见。这里到处都是；每家小铺子在那一堆二手货或便宜新货中间，总要摆一株可爱的小桃、小李、小松、小杜鹃，或是一株红果。在一间暖房里，我们见过一株只结两颗李子的树；小橘树结满了果子，也是常见的。白桃是世上最可爱的东西之一，重瓣的花像玫瑰，而且完全是人工培出来的。

烟霭散了，岸上的山峦看得很清楚。船的另一侧看得见淡路岛，可见我们此刻正行在两岛之间，很像圣劳伦斯河上的千岛。我想这便是濑户内海的入口了。天半晴，陆地又近，望出去一目了然。船上有许多日本太太随丈夫同行，她们像是玩得很高兴。脸上敷着白粉，羽织是紫的，都很好看；尤其在这里，她们不觉得非用羽织把腰带遮住不可，所以背上不像在东京那些赶时髦的人那样显得驼。她们的鞋袜我很喜欢，只是这一来更把她们框在那套规矩的姿态里了——脚踝以上是露着的，所以走路既要不露出那一截，又要不弄乱和服前襟的叠合。不过足袋穿在脚上像光着脚，因为大脚趾同别的脚趾是分开的；一穿上，你便觉得脚趾原来是生来要用的，走起路来脚也抓得住地。我带了几套棉和服到中国去，好在天热的日子配着足袋在房里穿。不系腰带，衣料又薄，穿着就很凉快。那种几乎透明的薄丝，是日本织物里最美的东西之一，薄成那样还挺括得住形，能穿好多年。

艺伎的装束同太太们的礼服很像，尤其是黑底而下摆有纹饰的那种。小姑娘们最教人心疼，好些不过八九岁，却要按这一行的规矩穿那样繁复的衣裳、梳那样繁复的头。樱花时节是亮孔雀蓝。在大阪，纹饰是彩色和金色的蝴蝶。弹三味线的年纪大些，穿得也素净，多是黑的或素蓝的；打鼓的年轻，穿得鲜艳。小姑娘们的牙齿坏得厉害，我便问是不是把牙染黑了。这些舞都是可爱的、有诗意的东西，题目取得极细致。无论立意还是做派，绝没有一点粗俗。人说艺伎是世上最不为自己着想的人。这话也许对所有的女人都说得通。她们做着繁重的活计，又把自己藏得那样严实，其中必有的苦楚，看了便知。有人问我对她们的看法，我答说，我以为日本女人所做的事没有得到应有的体谅。他们说：「不，不是这样，我们不表露出来，可心里是体谅她们的。」

上海，五月一日

我们在中国睡了一夜，却还说不上什么第一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向我们显出真面目来。我们把上海比作密歇根的底特律，除了煤烟少些，这比方是切中的。据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只是我还没弄明白其中的门道；不过各国似乎都有自己的邮局、自己的门前院子。昨天人家用汽车带我们兜了一小圈，才知道车子进不了华界，因为没有那一区的牌照。

我很想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真正古老的国家里，人们是否也像在日本那样动辄说「万世永劫」。日本信史约从公元五百年起，神话的历史从公元前五百年起，可他们那国家偏是历亿万年而不坠的。天皇曾被幽禁一千年，杀掉、更换起来也极轻易而心安理得，然而孩子们受的教导，连给外国人看的书上也照样写着：日本的皇统万世一系，绝无中断。他们当然渐渐自己也信了——不见得是在理智上，而是在情感上、在行事上；若有哪位教员把他们的爱国传说在印刷品上质疑一句，那便得赔上饭碗。不过据说在课堂的口头讲授里，各大学的历史教授是批评这些传说的。

我们在大阪参观的高等小学里，看了五个班上历史和修身课，每一班上讨论的都是天皇——有时讲的是「天皇」这一存在以及他为国家做了什么，有时讲的是某一位天皇。这一套信仰似乎也有几分是迫不得已：这国家从前四分五裂，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可以凝聚的东西——天皇于是成了统一而近代的日本的象征。可是这种崇拜，日后要变成赖在他们背上下不来的海老人。据说小学教员是全国最狂热的爱国者。不止一位教员，火灾时为抢救天皇的御像而被烧伤，或是任凭学生被烧。薪水既不够活，他们只好拿爱国来抵；如今物价涨了，他们那点钱实在不够糊口。

上海，五月二日

有一个由几位中国先生组成的招待委员会把我们接管了，多半是留美归来的学生。「留学生」在这里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将来中国若能立起来，美国的大学也有一份相当的功劳好记。他们带我们去看了一家中国的纱厂兼织布厂。这里连日本那种装样子的劳工法都没有。六岁的孩子也雇，虽然不多；纺纱部的工人多是女工，工钱一天三角，最高的三角二分，墨西哥鹰洋。织布部按件计酬，可以挣到四角。

我来说一说，短短一个下午我们都吃了些什么。头一样，在旅馆吃了一顿有头有尾的午饭。接着去报馆，四点光景在那里吃了茶点。从报馆又到一位满人大员的女儿家里；那位夫人是小脚，有十个孩子，她曾悬赏征文，题目是如何革除纳妾——他们把整套多妻的制度统称为纳妾。据说在富人当中，这风气丝毫未改。在那里我们吃到一种罕见的茶点，是我们从未领教过的：两样肉馅饼，做成小糕的样子，味道很特别，好吃极了；此外还有糕。

然后我们到那家原定吃晚饭的馆子去。起先进错了门，走进另一家；在那儿等着的工夫，人家还是端茶来。我们离开时，他们分文不取，反倒谢我们走错了地方——这叫我们很吃惊。于是又过街到对面那家。他们把这地方叫作百老汇和四十二街的路口，也真名副其实。除了两家饭店，上头还有一座大屋顶花园，两家都由底下的百货公司开着。

一个人能吃下的比他记得住的还多，这也许是关于人性的一句伤心的评语，可昨晚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先进了一间全套中式家具的屋子：当中一张很小的圆桌，一侧沿墙排着一溜凳子，是给唱曲的女子坐的——这里的女子只唱不跳。那些凳子没有用，因为年轻的中国人都以这种制度为耻，一心要把它革掉。旁边一张小桌上摆着剥好的杏仁，个头小巧，同我们的不一样，很甜；旁边是晒干的西瓜子，壳难磕，我就没尝。中国人个个磕得津津有味。来了两位女客，都曾在纽约留学。这些人说英文、听英文都是认真的，不是装点门面。桌上摆着切片的火腿，还有那有名的皮蛋——吃着像煮老的鸡蛋，看着像深色的冻子——另有几小碟甜食、虾米之类。我们拿筷子自取，虽然他们一定要给我们每人一只小碟，每样替我们舀上一些。

接着便是一顿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盛筵：伙计把一道道菜撤下去，又把新的搁在桌子当中，各人自取。中国人烧这样的菜、花这样的钱，你原以为会像在日本那样在器皿的排场上讲究一番，这里却全不在意。我们吃了鸡、鸭、鸽子、小牛肉、鸽蛋、汤、鱼，还有长在土里的小蚝（极其鲜美细嫩），还有拌在各菜里的时鲜小菜蔬和竹笋，还有炒虾仁、鱼翅和燕窝（燕窝全无味道，是一种极清淡的羹，只是贵得吓人，这才是它存在的真正理由，煮起来几乎全化了，无非是胶质）。此外还有许多，记不清了。有个伙计穿着脏白褂、头上扣一顶旧帽子，每隔几道菜便来递一回热手巾，是熏了香的湿手巾。点心是豆沙做的小糕，里头填着杏仁泥和别的甜馅，做得极精致，看着是艺术品，只是味道太淡，我们不大中意；随后是水果，香蕉、苹果、梨，都切成小块，每块插一根牙签，好取着吃。再后是一道用鱼肚做的羹。最后是一味布丁，好吃得无以复加：用米做的一个模子，里头填着八样有讲究的东西，那八样是什么我一概不懂，反正在味道上占不了多大分量。上这道菜时，先给我们每人一只小碗，盛半碗稠稠的、看着像奶油汁的东西，其实是杏仁粉做的。把布丁舀进去吃，好吃得叫我懊悔前头吃下的那一切；我打算学一学它的做法。

上海，五月三日

在船上有人对我们说，日本人极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中国人则全不在意。作比较是一种人人爱玩、却也危险的室内游戏。中国人嘈杂，说得重些是喧闹，随随便便，又邋遢——总的效果倒是很有人味。他们的个子比日本人大得多，不论按哪一种眼光看，常常都很漂亮。最出人意料的是，在做工的人里头——譬如旅馆的一些侍者和听差——有那么多不单看着聪明、而且看着有书卷气的人。给我们端菜的那位偏于秀气，斯文得过分，简直可以是个诗人。今天我对教员们讲演，也看见好些人是巴黎拉丁区那种艺术家的模样。

日本留下的印象，随着距离渐渐各归其位；不难看出，正是使他们可敬的那些品质，也正是叫你恼火的那些品质。他们能在那样一座又小又多山的岛上做出如此局面，是世上的奇迹之一；然而他们身上样样东西都稍嫌做得过了，仿佛事事都有一条规矩；你一面赞叹他们的艺术趣味，一面也看出艺术与矫饰原是靠得那样近。所以重新落到随随便便的人中间，多少是一种松弛。不过他们那份懒散，到头来一样会磨人的神经，同日本人那「永无止境」的周到一样磨人。再借我们一位中国朋友的话作一句概括，我就搁笔：「东方省的是地方，西方省的是时间。」——这话也比大多数警句要真得多。

上海，五月四日

我见到一位中国太太了，小脚以及其余的一切。我们在她家吃了晚饭。饭吃完了她才进屋来，先前一直在厨房里做菜，由用人端进来。她是那种安详的脸，圆而丰润，自有一种好看，气色也好；走起路来自然是慢的，一摇一拐的。昨天讲演过后我们又去，她领我们把她那套公寓看了个遍。房子收拾得很整齐，照我们的眼光看方便的东西不多，不过在这里想必要算很时新的了。有楼梯，还有一小方屋顶，可以晾衣裳，也可以坐坐。浴具是一只白铁盆，水是从一只小炉子上提过来的——那炉子像我们的洗衣炉。盆上有管子通到地下，照东方的惯例，是没有下水道的。厨房里有一只铁的小灶，架在几只箱子上，烧小块的木柴。灶有三个眼：两口大的浅铁锅用来煎和煮，当中一口深的专盛泡茶的热水。只需生两处火，两头的火气正好把中间的水烘热。

第九组

中国人只要有机会，无疑是极好交往的。自然，像我们女主人的丈夫那样的人，在这里算是才干和新思想的极致。可难得的是，他肯把事情的本来面目给我们看。我们去参观学校，他事先不打招呼，因为他不愿我们看的是排演过的节目。出去吃饭，他带我们到外国人从不涉足的中国馆子。

昨天我们到一家百货公司买手套和袜带。手套是凯瑟牌，进口货；长袜也是，袜带、吊带之类也都是。手套一元至一元六角，吊带一元。我买了些绸子，十六英寸宽，五角钱一码。铺子里乱糟糟，地板也脏，却是中国人爱去的地方。一本书在英国标价一先令六便士，我们在这里付了三元——这里样样东西都是这个样子。手套和长袜是日本做的，那边货好价也便宜，上等丝袜一元六角一双。可中国人偏偏不买日本的，要买美国的。我们参观过一家纱厂。中国的棉和丝如今都成了次货，因为不讲科学的生产法，也不好好留种。织布时他们有时把自己的棉花掺上我们的。

上海，五月十二日，星期一

北京那场风波眼下似乎平息了，校长还守着阵地，学生也放了出来。那些受津贴的报纸说，这一半是因为日本方面请求对学生们的顽皮从宽看待。据报上说，抵制日货正在蔓延；不过我们所见的人都怀疑，民众未必撑得够久——眼下这里已经没人肯收日本的钞票了。

东方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让人看清一种纯以男性为主的文明能成什么样子、能做出什么事来。依我说，毛病在于人们议论妇女的屈从地位时，总把它当作只关乎妇女的事。我确信：中国不但家庭和教育上落后，而且体质日渐衰弱，政治上处处贪污，毫无公共心，以至于成了这样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这一切都是妇女处境的结果。日本一样贪污，只是有组织；两大资本家集团与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似乎结着同盟。那里极强的公共精神是国家主义的而非社会性的，也就是说，是爱国心，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公共心。所以，日本强在中国弱的地方，但因为妇女同样屈从，日本也有相应的缺陷——总有一天，这潜伏的弱点要把日本压垮。

这里有中国这一边的两件事。一位传教士对中国的基督徒讲如何过星期日，主要说这是阖家团聚、一同读书谈心的好日子。其中一个人说，若要他整天同太太待在一处，非闷死不可。另有人告诉我们，富家的太太们——她们出门的自由自然比贫家女子少得多——成天聚在一起赌钱。人人都相信，供养好几房妻妾、又极尽奢靡，是政治贪污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面，北京一次政治抗议的集会上推举了十二人的委员会去见当局，其中四位是女子。在日本，凡讨论政治的集会一概禁止妇女参加，而且这条法律执行得很严。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子比日本女子多得多——一半也许是因为这里女子的高等学堂太少，但也因为在这里受了教育不至于就得放弃婚嫁；事实上据说她们还格外抢手，不单留过洋的男子要娶，富豪也要娶。就妇女问题而言，这里受过教育的人无疑比日本要开通得多。

「说不准」三个字，是中国的纹章。八日晚上，内阁把大学校长逼走了，几乎等于以行刺相胁；同时调兵（其实是土匪）进城，把大学围了起来。他为的是保全大学而不是保全自己，便走了——没人知道去了哪里。释放学生的命令原是电报发出去的，他们却不许这消息传开。看来这位校长是自由派的思想领袖，其分量远在我先前所知之上，政府是当真怕了他。他到任才两年；在他之前，学生从没有为政治示过威，如今他们成了新运动的领袖。政府自然要塞一个守旧的人进去，于是学生要走，凡正派的教员都要辞职。也许全中国的学生都会罢课。不过，说不准。

星期二上午

前大总统孙中山是位哲学家——这是我昨晚同他吃饭时发现的。他写了一本书，就要出版了，书里说中国人的弱点，在于接受了一位古代哲人「知易行难」的说法。于是他们不愿动手，以为可以先求得一套完备的理论；而日本人的长处，恰在于并不明白也照样动手，先做起来，从错处里学。中国人则被「怕做错」这一念头缚住了手脚。所以他写了这本书，要向国人证明：行其实比知容易。

这里美国人的舆论希望参议院否决和约，因为这约几乎等于把中国整个交给日本。席间的谈话我只举两件。日本如今在中国的兵，已比它本国的还多，计二十三个师，其中有由日本军官统带的中国兵；它对中国东北的占有早已完成。它借给中国两亿元，用来扩充这支军队。据席上所谈，日本还提出每月借给中国两百万，借二十年，供军事之用。日本原估量这场战争要打到一九二一或一九二二年，曾向德国提议结攻守同盟：日本出它训练出来的中国军队，德国则把协约国在华的租界和属地让与日本。为表诚意，德国先已把自己在华的地盘许给了日本；正是把这件事透给英国，才促使英国签下那纸密约，答应将来议和时把德国在华的产业交给日本。

说这些话的人不是狂热的主战派；他们自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消息的来路也可靠。其中有些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譬如驻军的数目和那两亿元的借款——当然我不能替它们担保。但我渐渐觉得，单凭这和约意味着承认密约与秘密外交这一条，否决它或许就很值得。另一面，一个真有力量的国际联盟，是我所能看见的整个东方局势唯一的出路；这局势的严重，远非我们在国内所想象。若再这样漂流五年十年，世界上就要有一个由日本军事支配的中国了——除非出两件事：日本自己先被这副担子压垮，或者亚洲全盘布尔什维克化。我看后者同「日本化、军事化的中国」，机会大约各占一半。这里的欧洲外交——美国的外交自然也受它支配——完全无能。英国事事都以印度为念，大家一味敷衍、随波逐流，抱着所谓乐观的长远之见，彼此又勾心斗角；唯独日本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径直去取。

我仍然相信日本自由主义运动的真诚，只是他们缺少道德上的勇气。那些知识界的自由派，对真相的无知差不多同我们一样，而他们又隐约知道得够多，以至于宁愿让自己继续无知下去。此外还有那极强的爱国心——有欧洲人巧取豪夺的先例摆在那里，要把这一切说成是自卫，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上海，五月十三日

上一封信收得仓促，因为当时像是有邮班要走；如今已过了一天，可说的更多了，能说的工夫却不多。中国满是没有用起来的资源，人又太多。工厂早上六点甚至更早就开工，穷人却没有足够的活干，而且他们习惯上也不愿多做工。工厂里两班倒，昼夜不停。工人一天挣两三角钱，小孩子有的分文不给，多的九分，长大些的也不过十一分。铁矿闲着，煤和油没有开发，铁路也修不成。到处砍树当柴烧，林子光了，这国家便一天天枯萎下去。瓷器这一行原是他们做出来给全世界的，如今他们的饭碗碟子却买自日本。他们种出变劣的棉花，再向日本买棉布。零碎有用的东西，也是成批地向日本买。日本人遍布中国各处城镇，像一张网慢慢收拢，把鱼围在当中。

中国所有的矿产都是日本人的猎物，他们靠贿赂北京政府，已经攫得其中的八成。你同一个中国人谈，他会告诉你中国不能发展，是因为没有交通。你同他谈修铁路，他说中国该有铁路，可是修不成，因为弄不到材料。你眼看着路边的野草都被搜罗去烧灶，同他谈燃料，他说中国用不了自己的矿，因为政府从中作梗。离这城十英里之内就有大煤矿，煤层浅得很，就在长江岸边，可动手采的只有日本人。前面说的那些铁矿也在江边，一整座山的铁由日本人开采：他们把海船开进江来，矿石从山上运下，径直装船，径直运回日本，每吨付给包揽全部工务的那家中国公司四元。

中国要有一个像样的政府，最后一线希望随着和会的散场也没有了——那个和会在这里苦撑了好几个星期。南方的代表似乎可以全权行事，北方的代表却事事都要请示北京的军人当权者，最后只好作罢。绝望比以往更深，人人都说无可挽回。我们四处向人建议种种法子，好去纠正我国流行的对他们的错误印象，譬如做宣传，譬如务必把人民与政府的分别讲清楚。可回答总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没有钱。」中国人的自尊心，如今确是落到了地上。这里一位美国官员说，中国除非受列强的共同保护——而且日本必得加入——否则毫无指望；没有这一层，她就是日本口中的猎物。日本人正在这座城里、也在别的城里买下最好的地段做生意。日本向别国借钱，再拿这钱以敲骨吸髓的条件转借给中国。把山东让出去，自然是把这一团乱麻一下子逼到了头；有些中国人反倒觉得，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把人逼到绝路上，一怒之下才会动起来。抵制日货、拒用日钞已经开始，可许多人说，这事怕坚持不下去。中国人吃穿两项的所需，把人人都拴在糊口的挣扎上，日子一长，别的什么都只好忘掉。

教授们为学生出面的抗议，政府似乎还领了情。这里的学生也有些麻烦，全国各专门学校和中学很可能都要罢课。此地圣约翰的故事很有意思。那是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也是最好的学校之一。学生们在最热的一天步行十英里到上海去游行，再步行十英里回来。路上有人中了暑倒下。傍晚回校，撞见一些低年级的学生正要进去听音乐会。那一天是放假的，叫作「国耻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周年，各学校都要纪念。这一天全中国都开会演说。这些学生站在音乐会的门外，他们的主任出来，叫他们必须进去听。他们回说，他们是在此祈祷，国耻日不是开音乐会庆祝的时候。主任先命他们进去，随后全校校长也命他们进去。于是闹得很凶。学生们说，他们守在这里是为了中国，就像当年门徒在基督受难时祷告一样，这个周年正如基督受难的周年。校长说，他们若不进去，就把他们关在校门外面。他果然这样做了。他们在门外站到天明，后来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学生把他们领回了自己家。于是圣约翰关了门，校长也并不让步。

我想，中国人对日本人，差不多就要像对付那个卖国的大臣一样下手了，若不是顾忌天下人的观感的话。他们确是恨日本人，我们遇见的美国人似乎也都同他们一条心。日本在和会开议之前大张旗鼓地允诺，要把德国的租借地交还中国，如今看来分明是谎话——这件事美国不该忘记。这些事，还有中国之赤贫，都是我来以前全然想不到的。

有个神气异常庄重、专注的老货郎，几乎天天上门，而且每回都要演一遍同样的礼数。譬如有一串珠子项圈——轻巧的镂空银胎珐琅——他起价十四元；末了四元卖了，看样子他倒还乐意，不过「乐意」两个字用在他身上实在不合适：他反倒显得阴郁得出奇，说这桩买卖吃苦头的是他，不是我们。最好笑的一回是我们讨价还价讨得腻了，把东西一齐放下，转身要走。他那一番身段和手势，足以叫一个演员成名——那是形容不出来的，可意思分明是说：「与其让我同我的至交好友之间生出什么误会，我情愿把我所有的东西白送给你们。」他脸上一阵红，随即浮起一种天使般慈祥的笑容，照我们出的价把东西递了过来。

学生的各委员会昨天开会，议决电告政府：他们那四条有名的要求——也许是五条——若不照准，下星期一就罢课；其中自然包括拒签和约，惩办那些受贿而与日本订立密约的卖国贼等等。不过在我看来，委员会比学生还持重些，因为今天上午已有风声，说他们无论如何今天就要罢课。他们尤其恼火的是：警察不许他们开露天集会——这如今也成了他们要求中的一条；还有省议会先前答应要帮教育的忙，结果却给自己加了薪水，而且这笔钱就是从那点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里挪出来的。别处有一个地方出了同样的事，学生便闹起来，把议事厅砸了。这里成立了一个抗议委员会，可学生们火气很大，要的是行动。据我所能判断，有些教员对这班孩子颇为同情，不但赞同他们的目的，也赞同他们的手段；有些觉得自己道义上该劝他们慎重，尽量使学生们有组织、有条理；还有些抱定中国的老见解，说这事未必能有什么好结果。在旁人看来，倒像是要靠这群既无经验、又无成例可循的乳臭小儿来救中国了——如果救得了的话。而这「如果」实在是骇人的。也难怪日本人凭着他们的干劲和果断，觉得自己是天生要来统治中国的。

第十组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好战的爱国派，可是美国要么索性对远东问题洗手不管，说一句「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们爱怎么了结便怎么了结」；要么就该像日本干那些侵略勾当一样积极强硬——它每进一步，我们便要它交代一次。眼下这情形真叫人作呕：我们让日本把我们逼到只能辩解、只能招架的地位，嘴里还讲「门户开放」，其实中国的门户多半早被日本锁上，钥匙揣在它自己口袋里。在这里的美国人所说的话，我明白，也信：把持日本对华外交的那个军人集团，除了准备以武力为后盾的实际行动以外，什么都看作胆怯和软弱，于是越发放胆再进一步。若拿硬的对它，它是会退的。我说的硬，不是武力，而是明明白白告诉它不许做什么，并且让它知道我们是当真的。眼下日本人正设法煽动排外的情绪，要让中国人相信山东收不回来是美国和英国的责任，为着同一目的又大谈种族歧视。他们的说客在无知的人中间究竟收效如何，我不知道；但商人这一层已经差不多要请外国出来干涉，把事情理顺——先把日本的爪子掰开，然后，或者同时，因为这本是一件事的两面，再把如今当政卖国的那伙贪污军人推倒。这真是国际联盟的一件大好差使——只要世上真有那么一个联盟；隔得这么远看去，那是很可疑的。

学生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对永久和平与国际主义的种种希望，在巴黎全落了空；巴黎和会证明强权仍旧就是公理，强国仍旧牺牲弱国来取自己所要的东西。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该把军国主义纳入自己的教育制度里去？」

南京，五月十八日

这一回我们可真是在中国了，再没有疑问。人家告诉我们，杭州是纯中国式的城市里最繁盛的一座；看过这座城以后，我们相信这话。外面围着一道大城墙，有人说二十一英里，也有人说三十三英里——我猜是后一个数目；即便如此，城里还有好几百英亩的田地。今天下午人家带我们上城墙；墙随地势高低，从十五英尺到七十九英尺不等，宽则十二英尺到三十英尺上下；砖是硬烧的，一块约有我们的三块大。他们向来在大城里头再围一座小城，有叫皇城的，也有叫满城的。可自革命以后，这些内墙都在拆，我想一半是为着表示对满人的轻蔑，一半是为着用那些砖。砖三四分钱一块，用中国那种大独轮车到处推着运，自然是靠人力。我们住的这所房子的院墙就是这种砖砌的，大学里还存着好几千块。砖上的旧灰是一块块用手刮净的；材料与人的身价孰轻孰重，由此可见一斑。我本是要说景致的——典型的中国景致：近处是砍光了树的山，山脚下坟墓密麻，像兽穴，也像高尔夫球场的沙坑；农家的石屋盖着茅顶，很像爱尔兰或法国；石榴园里开着可爱的朱红花，还有别的果木；有的稻田已经青了，有的正在插秧，一小块田里十来个人在做活；菜圃里多半种瓜；远处城墙绵延数英里，一座小山上有塔，一片荷花池，更远处是青山——城也在眼前，不过看得见的并不多。

在各处走动，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真正典型的中国面孔，我只是偶尔才见到一个。多半时候我都忘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只像随便哪一处地方的又脏又穷又苦的人。他们乐天，却不会玩。我很想捐出几百万来，办操场，买玩具，请人领着孩子玩。中国的祸根在于没有自动之力，凡事推给别人去做；我总觉得这大半同孩子过早成人有关。这座三十多万人的城里，儿童学校不到一百所，而每所也只有几百学生——最多两三百。街上的孩子总是那样瞧着、看着，眼神懂事，很有人气，也还算快活，可是老气横秋、一脸正经，叫人看着难受。自然，许多孩子在织机上做工，小一点的就摇丝。这里丝业颇盛，我们参观了一家官办工厂，有几百人做活；这一家至少还勉强自给。全城没有一架用动力的缫丝机或织机，也没有一架提花织机。有时是一个男孩坐在机顶上拨弄，有时用六个或八个脚踏板。缫丝有许多连脚力都不用，全凭手；不过他们的手摇缫丝车比日本的巧得多。可以下手改良的地方似乎极多，可样样又都牵连在一起，改起来那样难，所以凡在这里久住的人多少都被「中国化」了，只好退一步，就中国人可亲的性情去喜欢他们个人——这也不足为奇。

眼下因为目前的政局、抵制日货等等，学生们正在组织爱国团体。可是这里金陵大学的教员说，他们不肯就那两三件确实办得到的事上安心去做，却摊开一个包罗万象的大计划；等到那部烦琐的章程订成，气力也就耗尽了；或者碰上的困难太多，连原本办得到的事也灰了心。不知我可曾对你们说过上海一家成衣铺里的伙计；他照例是那副认命的口气，说眼下的局面无可挽回，又说抵制日货是好事，只是「中国人心思弱，不久就忘了」。

好几处地方挂着许多草帽，上头用中国字写了标语——那是拦住过路人，因为帽子是日本货，便给摘了下来。这事做得都很和气，也没人不服。日本铺子门前有巡警站着，不许人进去；那是在「保护」日本人。这很像中国。巡警都背着上了刺刀的枪；人数极多，一个个懒懒地晃着，闷得要死的样子。论闷相，只有狗同他们相当；狗比巡警还多，总是四脚伸开直挺挺地卧着，从不蜷起身子，也从来不做一点什么事。

我们去看了正在拆的旧贡院。那些号舍约有两万五千间，从前应考的人考试期间就关在里头。号舍一长排一长排地造着，上面搭一面坡的顶，多半两排相对，开向一条露天的甬道。有些号舍朝着一堵墙，那墙便是下一排号舍的背。每间宽二尺半，长四尺。两侧墙上各有两道砖楞，一道齐座位高，一道齐桌子高。上头搁两块二尺半长的板，这就是全部家具了。他们在这里头坐、写、煮、吃、睡。若不下雨，脚可以伸到甬道里去，人便能在硬地上伸直了躺。考试共八天，分三场。八月初八日晚上进场。第一题写到初十下午。然后出场过夜。十一日下午进来考第二场，写到十三日下午，又歇一天。十四日晚上再进号舍考第三场，到十六日晚上完。他们在甬道里可以彼此随意来往，甬道是关起来上了锁的。外头的人无论有什么事都不能近前。常有死在里头的。不过只要能分在一条有熟人、又有本事的甬道里，中国第一等的蠢材也能叫人替他把卷子做出来，于是及第，成个举人之类——大约相当于我们的硕士。中国那些有名的文人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应考的准备不关官府的事，用什么法子得来都可以。考官住的房子至今还好，稍加修理便可以做学堂。可是你以为他们会这么办么？断不会。官府没有下令在那里设学堂，所以那些房子或者拆掉，或者拿去派别的公用。官场气到什么地步，不亲眼看见是想不到的。我们还看了一座孔庙，很大，一年只用两次。它和一切庙宇一样，积着多年的尘土。你若被人丢进中国随便哪一座庙里，准会以为落到了一处荒废遗忘、人迹不到的废墟。星期日我们去看了一座阎王庙，同去的一位先生向庙祝说，那些塑像该擦一擦灰了。「是啊，」庙祝说，「擦一擦是好些。」

南京，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恨日本，可他们同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处处不合，两边各有团体，合不到一起。许多留学生没有职业，看来是因为他们不肯去做买卖，也不肯在哪里从底下做起；官场对他们又很有敌意。

这里办事的样子，举一个例：我们刚收到上海来的一封快信，走了四天。本该十二小时到的。人们宁用快信而不用电报，因为快信还快些。你的快信为什么不按时到，你爱费多少工夫去纳闷就费多少，愿不愿意都随你；一切风险和花费归你自己。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有意地同外国人耍手段，他们只是随波逐流；他们成天同自己耍手段，也同彼此耍手段。

我们这所房子离火车站四英里。这里没有电车；人力车很多，马车几辆，汽车更少。轿子是没有的，至少我不记得见过；可是前几天我们去的镇江，街道窄得很，轿子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里的车夫每天向市上缴四角钱租车，车都是一个式样，很破。他们自己挣的比这数目多一点。在上海，他们每天要缴九角钱才有拉车的权利，自己能挣一元到一元半。

前几天我对一位年轻教授说，中国至今还养着三类游手好闲的人。他虽是研究并批评社会状况的人，也吃了一惊，问我指的是谁。我问他：官吏、僧道、军队，难道不能这么说么？他说：是，可以这么说。到此为止，不再往前——这似乎是他们的格言；想是这样，做更是这样。

南京，五月二十三日

政局前途如何，我看没人知道；这场学生运动带进来一个新的、算不出的因素——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到此的这三个星期里。起初你听到的全是关于中国政治的丧气话：官吏贪污卖国，兵是拿钱的土匪，军官拿日本的钱去发饷，中国人没有组织的能力，也不能团结；然后学生自己动起手来，登时有了生气，一片嘈嘈的响动。这里有一百个学生受着训练要出去演讲，城里要分设一百个讲台。又说军队也受了爱国宣传的感动；有人告诉我们，学生对兵士讲中国的患难，兵士听了流泪；山东——就是划给日本的那一省——的兵士带头电告各省的兵士，要抵制那些贪污的卖国贼。自然，大家怕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不过他们已经在筹划把学生运动维持下去，等这一件事了结以后，给学生找些事做。这里的意思是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去做普及教育的宣传：多办学校、教成人、做社会服务等等。

把出过洋的同没出过洋的人比一比，很有意思——我指的是学生和教员。没出过洋的，办事上有点束手无策，文人学士的心思却到了极致。在外国念过书的，哪怕只在日本念过，也都有劲得多。教育上主张古典的人，在中国这里可有一个堂堂的样本，看他们那一路教育只要办得够久，能办出什么来。另一面，中国旧文学里必定有极美的东西；就是许多新派青年，对它也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同他们对一笔好字的依恋一模一样。他们谈起字来满是艺术的行话：「你看这一竖多有力，这一横多有神，通篇的章法又多么雅致。」前几天我们去看一座庙，是中国几处主要的佛教圣地之一，人家送了我们一张碑帖，据说出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等书家的手笔——那些字是几百年前照他的字迹刻在石上的，究竟几百年我不知道。政治贪污、社会情形又叫人灰心的时候，有教养的人如何躲进艺术和精神里去，这是极容易看出来的；这里就看得见，也看得见它到头来如何加深了衰颓。

我想我们在上海写信告诉过你们，中国的种种奥妙我们都见识过了：陈年的蛋、鱼翅、燕窝、鸽蛋、八宝饭之类。我们仍旧不断吃中国席；昨天在一位军官顾问的家里吃午饭。他说话很直，在政治上不脚踏两边船，叫人对中国觉得有些希望。最叫人丧气的是听人说：「等我们有了安定的政府，就可以如此如此；眼下是没有用的。」这位先生的态度却是：「管他什么政府，先做起事来。」他很自负有一个「快乐的基督教家庭」，也不像官场和富人家多半那样把自己的信教藏起来。他打算送女儿到美国去念书，一个学医，一个学家政，将来帮他做一番改变中国家庭性质的事业——如今这种五十来口人聚居一处的大摊子，儿女成了亲还在一起，加上仆人等等，据他说浪费惊人，口角嫉妒更不必提了。旧式的有钱人家，早饭大约七点钟有人开始吃，厨下便一直给人做着，吃到正午；到两点钟光景客人来了，又吩咐仆人给每位客人做点什么——据他说，样样事都全无组织，全无计划。

南京，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学生间的风波一天紧似一天，就是教员中最同情他们的人，也越来越不安。本省的省长——省城就在这里——算是极开明的，他答应支持教育上这些进步的办法。上星期五省议会通过一个议案，削减教育经费，给自己加薪。于是这里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教员们怕的是在学生组织得够好、罢课能收效之前，按不住他们。同时我们的朋友们忙着往省议会和省长那里跑。省长答应议案由参议院送到他手里时便否决它。可学生们急着要自己到参议院去。我们的朋友说，这些人竞选花的钱太多，上了任非把本捞回来不可。一位传教士说：「咱们出去把他们统统枪毙了吧，他们同北京一样坏；若有同样的机会，他们也会把整个国家卖给日本或是随便什么人。」中国自然是处处都需要教育，可只要他们一鳞半爪地零碎去办，就永远办不成。所以，也许非把他们逼到最底下，他们才肯下决心：要么彻底干，要么索性不干。

第十一组

昨天一位中国太太为我办了茶会，请了那些「太太」们——官员的妻子都这么称呼，相当于前朝的命妇。就一桩应酬而论，这很有意思，因为每位太太都带着自己的仆人，多半还带着孩子。有几位似乎带两个：一个大脚的丫头伺候自己，一个小脚的给孩子做保姆。茶是她自己的仆人递到她手里的。孩子同大人一齐开吃，等主人们吃过了，仆人们在厨房里得一点什么。那一点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还不知道，大概是次一等的茶。我们喝的是杭州有名的茉莉花茶，在这里要十五元上下一磅。很好，有一种特别的香气，几乎近于麝香和烟熏味，是茉莉的香同浓厚的茶味合起来的。茶汤深褐可喜，不过我还是更爱喝上等的绿茶。

我真愿你们能看看这些太太。省长夫人约二十五岁，或许略大些。是个壮实的少妇，一双没裹过的脚，穿淡蓝的衣裙，边上剪成扇贝形的花牙，用黑缎子滚边；一头好头发在右边分开，左耳上方别一朵白的假玫瑰。她的丫头穿黑褂黑裤。她戴着几只镯子，可首饰不如别的太太们的好。有一位很俏的太太，褂子上的纽子是绿宝石，四周围着珠子，臂上一只可爱的珍珠镯。茶罢，除两位以外，那几位贵太太都进里屋去了。留下的两位里，有一位脸上很愁苦。我留心看她，后来找着机会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一个也没有，不过很想要个女儿。后来人家告诉我，她丈夫是基督教牧师，她自己正在学做基督徒。另一位留下的，就是那位戴绿宝石纽子的俏太太。我终于断定太太们是进去打牌了，便问可不可以去看看她们。她们并没有打牌，只是自己躲开去闲话，大概是谈论外国人。有一位太太说，改天要带我去看她们打牌。据说她们上午打，下午打，通夜打到第二天早上才去睡。人都说她们除此以外别无事做，有时输得很惨。

不过那时她们并没有打牌，随后又回来了，有几位带着孩子，一排排椅子上坐了十六位，屋子四周还站着几个阿妈，我便同她们说话。我讲美国妇女在战时做的事，她们听得发呆。防毒面具是什么，我得解释一番；可是杀人是什么，上等人是什么，她们都懂。她们的笑声很鼓舞人来往。学堂里一位和气的年轻女子替我翻译。我讲完了，请她们讲讲自己的生活。于是省长夫人终于被劝动，说了她怎样带孩子。她们全没有一点做作；照我们的意思讲，她们的礼数不多，可是既稳重又温和，那样子非常好看。省长夫人说她有两个小男孩，大的六岁。上午跟一位中国先生读书。饭后她教他音乐——她自己极喜欢音乐。此后他玩到五点半，吃晚饭，睡前再玩一会儿，就上床。到十三岁，这孩子要送到外头进学堂。我问女孩子怎么样，她说她家里第一个送进学堂的是她的小侄女；这十岁的孩子如今在天津的一所寄宿学校。

北京，六月一日，星期日

我们在这里见到一个从内地某省来的青年，他正为久未领到薪水的教员们筹款。同时全国开支里有六成以上花在军队上，而那军队比无用还坏。许多省份的兵就是土匪，而且到处实际上都由督军把持；督军们贪污，拿兵饷来添自己的私囊，拿军队来加重对地方的压迫，而那位最高的军人还公然亲日。

我们的事情眼下暂告平静。昨天我们两人一致说，生平从没有像这四个月里学得这么多。尤其是最近一个月，东西多得几乎消化不下。人家常说东方诡秘多诈；拿欧洲来比，这里的人简直是把消息盛在盘子里送到你面前（虽然那些标签有时贴错了），还拿它把你砸昏。

昨天我们到西山去，画片上见的东西那里都有，石舫也在内；石舫的底座确是大理石的，同画上一样好。可其余部分全是戏台上的假货，而且多少还在剥落。不过它名声有多大，实际也就有多好；有几处比凡尔赛还要有条理些——人自然要拿凡尔赛同它比。论建筑，最好的是一座佛寺，用大瓦砌成，每一块瓦上有一尊佛——再详细的，请看电影去吧。我们一路走上去，比俄罗斯山还高些，中途还穿过一座假山里的洞——中国人极喜欢这样的假山——一直上到那座寺。满洲皇室好像至今还占着这地方，收一大笔钱，或者不如说收好几笔钱，像尼亚加拉瀑布那样，才许你到处走走——这又是一个证据：中国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或者不如说需要来一次革命，因为头一次只赶掉了一个朝代，留下的（如我前几封信所说）是一群贪污的督军，管着一片混乱。依我看，唯一还把局面维系住的是这样一层：这些将军督军里有许多都想给自己多抓一把，可又都怕万一有人当真动手，整座屋子会塌到他们头上来。「维持现状」是中国的中间名，而且多半只是「维持」，「现状」倒只有一点点。除了「说不准」和「让旁人去做」以外，我还要给这个国家添一句格言：「那很坏。」他们并不隐瞒什么，反而极坦然地把自己一切弱点坏处摆出来，摆得又冷静又客观，然后说一句：「那很坏。」一个民族是否可能过于讲理，我不知道；可是把力气全花在讲理上头，这是太可能的了——他们正是如此。不过这倒使他们成了极好的伴儿。他们既不肯自己管自己，日本人想来管他们、替他们添上必要的劲头，你也很难怪日本人。日本那有名的一条道跑到黑的心思，在这里正见着它的另一面，别的许多事也一样。一个人若总在不停地动手做事，我不知道他是否连一条轨的心思都用不着：只要一直朝着起初要去的地方走下去就行了，而别人却总在摇摆，或者始终不曾动身。

今天上午我们去了那座有名的博物院；有一样东西，中国至今还领先。院子设在内城——紫禁城——的几处旧宫殿和殿堂里。黄琉璃瓦的屋顶，配着青、绿、金和红墙，真是书上说的那种野性的富丽，也差不多是我们所见的第一件合得上一般人心里「东方」这个概念的东西。印度的影响在这里比我们到过的别处都强，或者说其实是西藏的，我想；许多地方又叫人想起摩尔式。北京这座城建了一千年，而且在欧洲各国京城还全无规划的时候就照着图样布置起来了，所以他们要是肯用，组织的才能是断然有的。这博物院真真是藏宝的地方：瓷器、青铜、玉器等等，并不是一所历史或古物的博物院。进这园子要一角钱，进博物院要贵得多，我猜一元或者还多些；我们的印象是，管住人的是怕人多、怕百姓，而不是为着钱，因为若只为收入，这价钱定得太高了。

北京，六月一日

我们刚刚看见几百个女学生从美国公理会差会的学校出发，去见大总统，请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被囚的男学生。说中国的生活刺激，实在是恰当的话。我们正看着一个民族的诞生，而诞生从来是艰难的。我不如从头说起，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告诉你们——事情动得太快，我一直腾不出工夫写信。昨天我们由教育部的一位人员领着去看西山的寺庙。车沿着靠城墙的大街跑的时候，我们看见学生在对一堆一堆的人演讲。这是好几天以来学生第一次出面。我们问那位官员，他们不会被捕么？他说：「不会，只要不出法律范围，不在民间生事。」今天早上拿到报纸，满纸别的没有，全是这件事。最坏的是大学已经变成了监狱，四周围着军队的帐篷，外头贴一张告示，说这里是关押因演讲扰乱治安的学生的监狱。这全是不合法的，等于以武力占了大学，因此全体教员都得辞职。他们今天下午要开会商议这事。会开完了，我们大概又会知道出了什么新事。我们听到的另一件是：除了锁在法科大楼里的两百个学生以外，还有两个学生被带到警厅，在背上受了鞭打。那两个学生正在演讲，被捕后带到宪兵的官长面前。他们并不照人家所期望的那样闭口，反倒问了那些官长几句很难回答的话。官长便叫人打他们的背。到此刻为止，谁也没能见着那些官长。倘若官长否认这事，记者便要求见那两个囚犯，理由是：除非这话是真的，官长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要求。今天上午十一点钟光景，我们正出去看房子，看见学生在演讲，后来听说他们被捕了，身上口袋里带着牙刷和手巾。有些说法是，被捕的不止两百，而是一千。单北京一处罢课的学生就有一万上下。那些女学生列队出去，显然叫她们的先生们吃了一惊，许多母亲也来送行。女学生们要一路走到总统府去，离学校很有一段路。他若不见她们，她们就整夜站在外头，站到他见她们为止。我想会有人给她们送饭。我们听说被囚的学生今天早上四点钟才得到铺盖，饭也是那以后才有的。楼里有水，地上也有地方躺。他们比在监牢里干净些，又因为大家在一起，自然快活得多。

北京，六月二日

也许你们想知道一点我们今天早上的样子，和我们怎样过日子。头一件，这是一家大旅馆，每间房里都有浴室。对面大街那边是使馆区的围墙，里面有树，有大屋顶，那些正是中国应当有而没有的东西。天气像我们的七月大热，只是比长岛八月的旱天还干。北京的街道我猜是世界上最宽的；我们这一条沿着中国城的红墙走过去，那些漂亮的城门你们在画片上是见过的。街心铺了碎石，两旁却各有一条更宽的路，走车马就在那上头。你们该谢天谢地，北京有好马；沉重的东西不全靠人拉。两旁的路给轧出深深的车辙，辙里满是像最细的炉灰一样的土；只要有人踩一脚，或者有车走过，那土便全扬到空中去。我们的房朝南，正对这条路。太阳整天从竹帘子里晒进来，热气把那灰土送进屋，你摸着什么都是砂砂的，连自己的皮肤也是，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干燥的感觉，叫人只想跑去找水。我正学着下午把窗子和里层的百叶关上。真也奇怪：在纽约的纬度上，每年春天竟要等着这样的旱。虽然如此，那些又硬又灰的田里还是长着庄稼，自然长得稀。树很少，也不是最大的那一种。麦子已经差不多可以割了，葱也熟了。过些时候会下雨，下得很多，然后再种新的庄稼。花差不多都过了，我很可惜我们没赶上看那有名的牡丹。你们听了一定有兴味：他们把牡丹养得很小；连木本的也剪到同我那几棵小的一般大小。草本的芍药每年移栽，或者用别的法子叫它长不大，花开得又可爱又小。我见过像白玫瑰一样的芍药，起初还当是玫瑰。那花蕾几乎像我们大白玫瑰的蕾，香得很。花畦砌成台子，用砖墙围住，多半是长方或椭圆的，有点像桌上一只大布丁模子。有时种在平地上，四周围着竹篱，篱的花样很别致，是几何的图案，通常每一格都是方的。内城里有许多这样的花畦，木本的草本的都有，不过现在只剩叶子了。

昨天我们去了颐和园，今天要去博物院。那真是在紫禁城里头，所以我们终于要踏上那片圣地了。颐和园实在了不得，可现在是凄凉的，就像一切规模造得过大、容不进实际生活用途的东西一样。有一里长的长廊，画着你们在仿制品上见过的那种青、蓝、红的彩画。从一扇窗子里我们瞥见了那幅有名的慈禧太后的画像，她的样子同我在纽约看展览时一模一样。奇怪的是这画至今还归徐家所有。屋子四周堆着一卷卷贵重的地毯和帷幔，样样都盖着这种细土，厚得连桌面是什么颜色都看不出。老太太的画像底下立着景泰蓝的瓶——或者不如说是那有名的蓝釉器的塑像——一切都在朽坏下去。我们一面各处走走，一面盘算等革命来了，这地方怎样改成有用的。你们要丢开那个念头：以为中国已经有过一次革命、已经是共和国了；我们在美国正是在这一点上受了骗。中国眼下是旧官僚体制腐朽崩坏的残余——就是这套体制围着满人的贪污，并且使那贪污成为可能。小皇帝住在这里的宫里，周围是他的太监、师傅和两位母亲。他十四岁；想想他们竟就把他留着做皇帝，实在可笑；不过他除了共和国一年一年投票给他的钱以外没有进项，所以没人为他操心，除非是日本人——他们要恢复帝制，等到自己预备好了再把它拿过去。看样子他们现在就快预备好了，只是和会那边刚被人推了一把。这情形你们最好找一本书来读，因为这是一生里最出人意外的事。

第十二组

昨天我们去看一位朋友的房子。那房子有意思，我也愿意住这样的一所。除了送水的人每天送来的水，别无水源。这所小房子围着一个院子，共十八间。这就是说有四处各自的屋顶，从这一处到那一处得走到院子里去。水银柱在零下二十度的时候，也还是一样得走出去。楼下一律是石头地。屋子我们没有全看；有几间是纸窗，有几间是玻璃窗。夏天他们在院子上头临时搭一个席棚，比屋顶还高，所以透气，又遮得好荫。

六月五日

今天是星期四早上，昨晚我们听说前天捕了大约一千个学生。昨天下午一位朋友领到一张准他进那所关学生的楼的通行证。法科的楼已经装满，如今又用起理科的楼来了，因此教员们今天得到教会的房子里去开教务会。昨天下午四点钟，上午十点关进去的人还没有吃过东西。我们的一位朋友出去，叫大学拨了一笔钱，订了一车面包送进去。这面包就是我们家里有时叫发面小饼的那种。我想「一车」是指送货的那种小车一车。总之孩子们有吃的了，虽然不是警察出的钱。大体上看，警察的将死之局是准定要到的。楼快要装满了，因为学生越来越认真；而最不可信的一点是：警察觉得奇怪。他们当真以为捕几个人就能把别人吓住，不敢再干。所以人人都在受教育。今天上午这里一位朋友要带我们上大学去看那军营，我希望他也带我们进去看看，不过我想他多半不会。

依我所能查明的，中国人已经到了那有意思的一段：他们不得不为妇女做点什么，而又要尽量少做；不过一旦非办女学堂不可，他们便发现那是一个方便的去处，可以把一个正派人再也受不了的老朽官僚安顿进去。

今天学生罢课下一步会带出什么来，谁也说不上；也许带出一场革命，也许做出种种叫警察大吃一惊的事——警察缺少想象力，这是他们素来有名的。这里人人都在预备避暑，七月里很热。整个说来，这里的热也许比纽约的热容易受些，因为太干。可是干有干的害处，那硬风刮起沙尘来，真教人心烦。屋里也积起土来，里里外外都割人的皮肤。今天是难得的好天，阴着，还有点润，像要下雨。

西山那一趟是要记一辈子的经历。从一辆福特轿车上下来，换上四个人抬的轿子，旁边还有一个跟着走的，我们三个人——你们的父亲、教育部一位官员和我——就这样由十五个人抬着送到庙里去。那些人踏着满是尘土的小路走，路上的石头从没有人想到去拾一拾。管这个叫游览胜地，实在骇人，我们只能干瞪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们看了三座庙和一处御园。一座殿里有五百尊佛，而所有的屋宇都倾坍破败，脏得很。一座山顶上有一所极大的建筑，是四百年前什么人花了百万以上的钱替自己造坟；后来他犯了事，大约是偷了不该偷的人的东西，便不许葬在那里。庙宇一带还留着树木，成了一片清凉的绿洲，又有几处很好的泉。我们一路不断地说：「该种树。」「是啊，可是树长得太慢。」或者「是啊，可是树长不起来，这里太干。」等等。有时他们会说：「是啊，我们该种些树。」更多的是：「是啊，我想我们将来或许可以种些树，不过我们本有一个植树节，可是人把树砍了——从前是砍的。」我们指出树是长得起来的，因为庙周围就有；而且草也长着，这样干的天气里，草能长的地方树也能长。他们却把那几句话又说一遍。这么一比，南京那个小小的林业试验场竟像是了不得的大进步了；同时那可怕的日头把石头底下的尘土烤得直冒，抬轿的人则用轿子一颠一颠地给我们做瑞典式按摩。我们上下汽车时，站着看的有五十多人；我们绕庙走、吃午饭、坐着慢慢喝茶，每人都有五个人站在旁边等候——可他们竟不能种树，这就是中国。

整个国土每一寸都铺满了石头。这是天生的，再加上处处是倾倒的墙。不过我们看见了一件大好事：他们正给那村里的孩子造一所新学堂和一所孤儿院。这一带许多孩子到处光着身子，晒得头皮通红，背上只披着一层泥，在街上吃他们的豆食。到处路旁的桌上摆着现成的吃食。有一座庙里，本地一位官员答应重修一座小殿，里头供着笑弥勒——铜铸的，从前上过漆，如今漆多半剥落了。眼下这位神所有的遮蔽，只是一个席棚，撑在从前做屋顶、如今成了一堆瓦砾的东西上面。大总统造了一座漂亮的大门，样子像旧日的，因为这是吉利的，能给他带来福气。可后来他断定那并不吉利，同神那边出了什么岔子，究竟是什么我没有打听出来；总之他如今正在拆门一边的一座大扶壁，看看命运会不会待他好些。他究竟要命运给他什么，我也没有打听出来，不过或许是要命运叫他做皇帝——他们治穷治乱的主意似乎就是这个。我忘了说：他们从不清理废墟；什么东西倒了就让它躺在那里，将倒的也让它将倒着，所以神像是怎么造的，人倒看得很清楚。多半是泥的，像是在木架上糊起来的一种混凝土；他们虽然那样缺木料，我却从没见过有人把庙里落下来的梁木收起来堆好。反过来，你若不自己留神，走在这些将倒的屋顶底下就是拿命去冒险。北京这些庙里，多数还是扫地的，甚至有些塑像看着像是什么时候擦过灰——不过这最后一点我不敢断定。

北京，六月五日

前面已经说过：说不准。政府下令解散学生的团体，又发了那几道「命令」，指责抵制日货，并且说被要求免职的那两个人对国家有过何等宝贵的功劳；学生们于是动了气，忙起来了。他们生气还有一个缘故：警察下令关闭了两个学校的工业科。学生在这两科里正着手研究，哪些日本进口的东西可以不等资本、单用手工来代替。他们在学校里做出样子来，就到铺子里去教人做，然后拿着到处叫卖，一面还演讲。且说昨天我们出门，注意到学生演讲得比平常多，街上虽满是兵，却没有人干涉学生；下午有一队约一千人的学生游行，竟还有警察护送。到了晚上，大学来电话说，囚着学生的那几所楼周围的帐篷已经撤了，兵都在走。于是楼里的学生开会，通过一项决议，问政府是否保证他们言论的自由；因为若无保证，他们不肯只为着再被捕一次而走出这楼——他们是打算继续演讲的。于是他们整夜留在「监」里，把政府弄得很窘。今天出了什么事，我们还没听说，不过街上没有兵了，我们所到之处也没有学生演讲，我想大概是讲了休战，双方在设法了结。政府这场丢脸的投降，一半是因为拘留的地方快满了，而昨天演讲的学生比头一天捕去一千人的那天多了一倍，政府这才第一次明白，学生是压不服的；一半也是因为前天上海的商人罢了市，又有话说北京的商人也在组织起来，要照样干。这又一回说明，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所谓共和国是个笑话；到今天为止，它的意思只是：皇帝不再有一个长久的差事，统治和搜刮这件差事改由抢到权的那一伙轮着做。前些时候——就在这几个月里——军人派的一位大将在北京请他最恨的仇人吃早饭，然后把客人排在墙边，叫人枪毙了。这件事于他的地位有什么影响么？他至今还在老地方照旧做他的买卖。不过在有些方面，这里的民主比我们还多；把妇女除外，社会上是完全平等的；议会虽是十足的滑稽戏，可舆论一旦发出声音——像现在这样——却有极大的力量。有人以为最坏的官现在会辞职走开；也有人以为军人派宁可发动政变，多抢一些权，也不肯退让。幸而这一派目前自己也分裂着。不过学生（和教员）这一群人都很怕：如今这一伙纵然被赶走，换上来的也只是一样坏的另一伙，所以他们不肯去求军队帮忙。

后记。——学生现在要求警察总监亲自来送他们出去，并且道歉。这在许多地方像一出滑稽歌剧，可是到今天为止，他们确实比政府精明，也更有方略，而且把政府逼成了笑柄——这在中国是致命的。可政府也不是闲着；他们已经派了新的教育总长和新的大学校长，两个都是体面人，没有什么资历，性格也平淡无色。教员们大概会拒绝接待这位新校长，除非他发一篇叫人满意的声明——而这显然是他发不出的；于是这场风波又要从头闹起，连教员也牵进去。政府若有那个胆子，是要解散大学的；可是在中国，读书人的名声是神圣的。

六月七日

学生这一段事，整个说来都好笑，而最好笑的一节是：上星期五学生们演讲、打着旗子游行、呼着口号，警察就在旁边站着，像守护天使一般，没有一个人被捕，也没有人受骚扰。我们听说，有一个学生正讲得慷慨激昂，人家很客气地请他把听众往前带一带，理由是照这样原地不动，人太多了，挡住了交通，而巡警可不愿担阻碍交通的责任。同时，星期六政府向那些学生道了歉——那些学生还自愿留在监里，等政府道歉，等它保证言论自由等等。据说他们昨天早上离开了那所楼，不过我们没有确实的消息。大学的教员开了会，不承认、也不接受新校长。他们派一个委员会去告诉政府，又派一个去告诉那位校长，并且请他辞职。那位新派的校长从前是大学工科的头，在政争里被挤了出去。他是袁世凯一路的官儿，后来在马来亚做橡胶生意发了财；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一个单是橡胶商人的人做大学校长，并且以为可以对这位新校长解说明白，使他觉得这个位子并不像他原先想的那么可意。

这座城里一切公共集会都是男女完全分开的；戏园里的女客被安置在一层楼厢上——就是我们以为早已过时、如今没有了的那一种。教育部大厅里给女客留的地方倒还不坏，在一侧朝着大厅，这样所有的男人都可以随意看她们，以此保全那有名的贞静——这两个字我在中国听到的，比此前许多年听到的都多。

这里汽油一元一加仑，一辆福特车一千九百元。象牙牌肥皂一元五块。洗一件衣裳两元五角。牙膏一元一管，凡士林小瓶五角。洗衣三分钱一件，连女装和男人的外衣、衬衫都算；好厨子一月十元。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我正靠着可口的中国菜一天天胖起来。新办的洛克菲勒学院——就是协和医学院——离这里很近，房子造得极好，是中国旧式的，卫生的设备更不用提。他们刚决定招收女生，不过我很疑心那些入学条件会使女子起初进不去。

北京还很有一点京城的气象，城里的人分成两类：外交界和传教界。看来除了少一位老太后，旧日的北京便差不多齐全了。

北京，六月十日

学生这一局赢了牌，眼下算是胜了——至于明天如何，事涉中国，我不敢预言。星期日上午我在教育部的大厅讲演，那时候那里的官员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可是政府已经派了一位所谓宣抚的代表到那些自囚的学生那里去，说政府承认自己错了，并且道歉。于是学生们得意洋洋地走出来，昨天他们的街头集会比从前哪一次都更大、更热烈。前一天有四位没有官衔的代表去请他们出「监」，因为没有道歉，被他们嘘了出去。不过最大的胜利是：如今据说政府今天要下一道命令，把那三个素来被称为卖国贼的人免职——昨天他们还只肯免一个，就是五月四日那天房子被学生冲了的那一个；人家告诉他们这不够，于是今天又多让了一步。这是否能使罢市的商人满意，还是他们赢了头一回合之后要再提要求，眼下还看不出来。自然，谣言极多。有一说是这次退让不单因为商人罢市，也因为怕军队再靠不住了。还有一个谣言说西山有一团兵要开进北京，站到学生一边。谣言是中国的一项长处。你们想想，我们到这里还不满六个星期，总得承认我们是真见了世面。这个在国内被看作停滞不变的国家，眼下确实有事情在动。

这是世上最大的一具万花筒。

威尔逊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刚发表；在国内听来也许像书生之谈，可在这里，至少中国人看它极其切实——事实上看作一个明白的警告。另一面，我们不断听说，华盛顿的国务院不肯把这里发去的报告当作可信的。近来他们派了好几个特别调查员到这里来，多少是暗中的，想自己另得一份消息。

谈到美国民治的进展时，我每说一句像「美国人不指望政府替他们做事，自己动手就做了」这样的话，反响总是立刻的、强烈的。中国人在社会上是极民主的一族，那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叫他们厌烦。

第十三组

六月十六日

照中国的情形说，眼下又是一段沉寂。那三个「卖国贼」的辞呈已经准了，内阁正在改组，罢课罢市都停了下来（铁路工人也要罢工，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接下去会怎样，是个谜。有种种迹象表明：极端的军人派虽然吃了败仗，却正往手心里啐唾沫，预备重新抓权；也有迹象表明：那位据说温和而老练的政客——大总统——正不动声色地把事情越来越多地拢到自己手里。他虽然下过一道申斥学生、褒奖卖国贼的命令，学生的胜利倒像是加强了他。我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过这也是「从书的后面读起」这桩事的一部分。其中的意思似乎是：他既让全国看清了军人派的虚弱，同时在形式上又始终站在他们一边，因此没给他们攻击他的借口。他们如今差不多逢人便攻，都用匿名的传单。有一张署名「学生一千三百五十八人」，却一个名字也不写，说这次罢课的唯一宗旨是收回青岛，可是有几个人想把这运动挪作私用，其中一个是想做大学校长。

北京，六月二十日

前些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要告诉你们：我在这里见到了蜂群在人间的翻版，而且是照常开着工的。中国就是这样，事事处处都合乎那个族类彻底社会化的样子。谁也不能独自做成一件事，谁也不能赶紧做成一件事。蜜蜂寻自己那个巢房的情形，天天在眼前演。等寻着了，瞧，才发现那巢房本来一直就在那里。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到美术学校去讲演，从一条长厅尽头的门进去。厅后另有一间大屋子，第二间屋子的后头某处，是仆人烧茶的地方。靠近我们进去的前门有一张桌子，讲演前后总请我们在那里坐下，喝茶，或是喝别的，像汽水。茶杯呢，收在第一间屋子前端、紧挨着大门的一个柜子里。从后面某处走出一个成年男子来；他不声不响，步子庄严，穿过那间长屋走到柜前，一只手拿一只茶杯，又庄严地走回后面去。过了足够的时候，他回来了，两手捧着这两只杯子，盛着热茶。他把杯子放在桌上给我们，然后又从柜里取两只杯子，再退回去，过一会儿照样回来。开汽水瓶的时候，瓶子是拿到桌子跟前才开的，因为开了再端过来汽就跑了——绝不是为了省几步路。

中国的厨房总离饭厅好几尺远，另在一个屋顶底下。常常要露天穿过一个院子，才从这边到那边。我们来了以后还没下过雨，所以雨伞底下的汤会成个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不过要记住：在中国，蜂房才是正经，而且是老式的、拿桶做的那种蜂房。你看着做这些事的人，个个像是沉静有力、什么都做得来的人物；可等你同他们熟了，才知道他们能把几乎什么也不做做到这个地步，真是了不得的成就。清华学校——就是有名的那所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房子是新的，照美国人的主意造的，那里厨房离饭厅门也有四十尺。厨房我就不形容了；可是你看见那泥灶好几处塌了，没有水池，屋子相当暗，只一边开一扇窗，旁边一间小屋，厨子睡在一块板上，两个仆人也在那里吃他们自己的粗饭——这全是中世纪，原封未动。

北京，六月二十日

上个周末我们到十里外的清华学校去；这就是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那所学校；是一所中学，外加约两年的大学功课；他们刚送走六七十个毕业生，明年要到美国去念完。这些人分得很散，多半进小的学院和中西部的州立大学，很有几个进麻省理工，还有若干进斯蒂文斯，却没有一个进哥伦比亚大学，因为它在大城市里；至于霍博肯好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中国满地都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人，不过他们是去念研究院的。起头不让他们住大城市，无疑是聪明的。除了中文的功课，教学一律用英文，孩子们的英文像是已经说得很好了。想到他们将来要受的待遇，在美国真正安顿下来以前要忍的那些侮辱，真替他们难受。等他们回到这里，重新适应更难。他们一面把祖国理想化，一面又不知不觉地美国化了，而且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事做。人家告诉他们，他们是将来救国的人，可是国家压根儿哪一样也用不着他们——他们又忍不住要比较，要看出中国的落后和那些可怕的难题。同时，几乎每个中国人心底大约都深信中国文明高人一等——也许他们是对的——三千年是好长的一段日子，能守住这么久。

你们这辈子或许有一天会到这边来，所以把钱的事学一学也无妨——只学个大概，除了中国的钱庄先生，谁也学不全。一块钱里有十一个角子，也可以说是六个二毛的；一个角子只抵十一个铜元，一块钱却抵一百三十八个。所以会打算的人身上总带着一两磅重的大铜元，好付人力车钱。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纸币。我们明天晚上要上西山去，照人家教的，我买了些一块钱的票子，每张六毛五，在这条铁路上算整一块，别处像是一概不认。反过来，外国人在旅馆里是天天吃亏的；那里一块钱只找给你五个二毛的，诸如此类——可那是外国人开的，不是狡猾的中国人开的。有一件事你们听了会高兴：北京美国化到这个地步——我们每天至少吃一回冰淇淋，两大份。这就好过些了。

给聪明人一句话。千万别问中国人天会不会下雨，或是任何关于往后天气的话。乌龟据说能知天气，而乌龟在中国人眼里是天底下最下贱的东西，你就可想而知，这样一问是何等的侮辱。前些时那场运动里，他们送给日本人的一样含蓄的恭维，就是把一顶从过路人头上摘下来的日本造草帽，剪成乌龟的样子，钉在电线杆上。

顺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从前把学生头一回示威比作大学生闹着玩，是委屈了他们。整件事似乎是仔细计划过的，而且比原定的日子还提前了，因为有一个政党不久要举行示威，他们怕自己的运动同时发动，看上去像是那个党派的工具，而他们要以学生的身分独立行事。想想我们国内十四岁往上的孩子，居然带头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肃清政治、革新政治的运动，还把商人和自由职业的人羞得不得不跟着他们走。这个国家真有点意思。

北京，六月二十三日

昨晚我们在一位中国官员家里吃了一顿极好的饭。客人除我之外全是男子，此外只有主人家十四岁的女儿。她在这里的一所英国学校念书，英文说得很漂亮，人又有才，有意思。中国女孩子到这个年纪，似乎比我们的显得大些。这一家有五个孩子，两位太太。我后来才明白，女儿之所以做女主人，是因为在两位太太里挑一个出来做女主人很为难，他们又不愿给我们一个坏印象，所以两位太太都不露面。人家婉转告诉我们，不露面是因为母亲病了。家里还有一个刚六个星期的娃娃。这位父亲是个清秀文弱的小个子，很以他的孩子为荣，也很疼他们，孩子全带出来见我们，连那六个星期的也抱了出来，穿一件小红衣裳，热得很。我们的主人是一个自由进步派的领袖，同时又是收藏家。我们本指望他把收藏的东西拿给我们看。他没有拿，只有桌上那些可爱的瓷器。房子很大，在他们叫作紫城、也就是旧日紫禁城的墙后头，正对着那座有名的古塔，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坐在院子里喝咖啡，看得见一进又一进的院子接连着通下去——这里是这样的，有时多到十四进还不止，每一进四围都是一连串的房子。

说到这顿饭，我忘了说，他家厨子是个了不得的人物，福建人，做出最精美的中国菜，菜单上却挂着法国名字。这里的菜多半按地方取名。北京的人差不多都是从别处来的，京城原该如此。可是他们似乎各自带着自己的厨子，照老家那一省的口味做菜。他们已经接受了冰淇淋，可见这个民族天生有见识；不过主人的女儿告诉我，冰淇淋是不给病人吃的，因为他们仍旧觉得病人不该吃凉的。

这一带如今正在打麦子。打麦子是这样：用镰刀割下来，让妇女和孩子拾穗。大宗的麦子摊在他们叫作「场」的地方——就是靠近房子的一块硬地——然后套两头驴，拉一个同我们园里的碾子差不多大的碌碡，把麦子碾出来。脱了壳，再趁风扬起来簸，这要费好几个人的工夫，而且总要留下一份泥土在里头。这一带的庄稼很稀，人家说今年比往常还稀，因为今年比往常旱。玉米矮小，不过从这里到我们去过的那片山之间，也有些长着，自然总是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地里。花生和白薯这时种下去了，在尘土里像是长得不坏——前些日子下了一天雨，土润了。

北京，六月二十五日

几件平实的事，说给家里人听。中国的板子一律是手锯出来的——两个人拉一张锯，像我们的双人横锯。新造的北京饭店是一所大楼，他们不把做好的窗框抬来装上，却把照窗框长短锯好的大原木抬进去。吐痰是人人都会的本事。女学生要找个由头离座，就走过屋子，对着痰盂使劲吐一口。小甜瓜这时可以吃了。像熟了的黄瓜，小小的，有点甜。苦力和小孩子在街上连皮一起吃。孩子吃小青苹果。桃子贵，弄得到青硬桃子的人就生着吃。盆栽的石榴这时又开花又结果，颜色是极好的猩红。荷花池开了——极好的深玫瑰色。花苞快开的时候，看着像要炸开来，把那浓烈的颜色洒满一天。那些大叶子又鲜明又好看——淡绿色，脉络细致。不过荷花本不是为艺术生的，只有宗教才能使艺术接受它。那几处圣池收拾得很好，就在紫城——禁城——旧日的护城河里。北京的男人比女人多一倍。

星期天我们去看了一场中国人的婚礼。在海军俱乐部举行——外表上同我们的仪式没有分别。新娘新郎都穿通常的西式礼服。他们用了戒指。喜筵上男客坐满六桌，女客和孩子坐了三桌，还没坐满。在中国，女人上哪儿都带着孩子和阿妈——我是说凡她们要去的地方，只要她们愿意；这是风俗。婚礼上没有一个男人同女人说话——除了极少数留学回来的。鸡子一百二十个一块钱——我们在公寓里要吃多少有多少。男人带鸟出去散步——或是提着笼子，或是把鸟的一只脚拴上绳子，系在一根棍上，鸟就站在棍上。

北京，六月二十七日

我们居然能从日本出来，真是奇事。那地方是要命的；如今随便哪个旅行家的文章，我读十行就能断定他到底有没有走过某一条界线以外的地方。日本人是不能不佩服的。他们的国土美，待客人美，而且有一种最见艺术的本领，能把一切东西看得见的那一面弄得美，至少弄得好看。存心欺骗决达不到这本领十分之一的效力；这是真正的艺术天分。他们是天底下最会摆弄事物外表的人。我在那边就看出他们是一个专门家的民族，可我没看出外交和邦交也是这样一门专门的艺术。

新任的代理教育总长不日要请我们吃饭。这个人像是并没有办教育的资历，不过他走的是调和的路子；前一位发觉自己管不住局面，就辞职不见了。真正的自由派眼下似乎还不够强，不能在实际政治上起作用。争的是两方：一方是极端的军人派，据说受日本的牵动；一方是以大总统为首、面目不甚分明的稳健派。一有机会，他像是就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眼前的进益像是消极的——把那一伙挡在外头，而不是积极地做出什么；不过这些人至少是老实的，将来自由派一方组织起足够的压力，他们大概会有所回应。

这里热，是不能否认的。昨天我们在日中前后坐人力车出门，我不信我这辈子受过这样的热。像优胜美地，只是厉害得多，时候也长得多。看出它不潮湿，唯一可得的安慰是：若再潮湿，人就根本活不成了。可是沙漠的沙也不潮湿。你们的母亲问那车夫为什么不戴帽子，他说因为太热。你们想想：在一百二三十度的日头底下，光着头，用一点钟五六英里的脚程拉一个人。在太阳底下做活的苦力，多数头上什么也不戴。这不是适者生存，就是后天性状的遗传。他们对各样身体苦楚的适应，实在是世上的奇观之一。他们躺下睡觉的那些地方，你们真该看看。拿破仑比他们差得远。这里又是一个随处安家的国度。我疑心有许多拉人力车的，除了自己的车，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必是向街上的小贩买吃食的；小贩什么样做熟的东西都卖；除了街上这些人，还有许多熟食铺子。

北京，七月二日

雨季来了，于是又发水又转凉，气温从九十几度落到七十出头，日子又像是值得过了。

这是个极好照相的国家，我最想要的一张是：一个中年的中国人，身子有点发福，戴一顶宽边草帽，坐在一头很小、很温驯的奶油色驴子背上。驴慢得看不出在走，他一路给自己扇着扇子，自得其乐，同这世界、同世上的一切——不论出什么事——都相安无事。这张照片拿来做一本讲中国的书的卷首插图很合适——而且那笑话也不全是笑中国人的。

今天的消息是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消息好得像是不能当真，可是谁也打听不出实情。另外还有谣言说，政府里的军人派已经差不多把该从日本弄到的都弄到了手，又觉出自己站在不得人心的一边，就要把认得日本人这回事忘个干净，摇身一变成大爱国者。这也没有证实；不过我想，他们无论如何肯守着这笔买卖不走，唯一的理由是市面上再没有第二个出价的人。

第十四组

北京，七月二日，星期三

这里人心紧张得很。据报代表没有签字，可是措辞含混，只够人去猜，得不着证实。同时学生团体等等又对政府发起一轮新的攻势，要求解散国会。眼下没有内阁，大总统找不到人来组阁，而在阁里的那一半，像是也因为另一半在那里而跟着罢工。

北京，七月四日

今天上午我们要到高等师范去。工业科的主任来接我们。学生今年夏天要盖三所新校舍——图样、设计、细部都是他们做的，工程也由他们监造，寻常的木工活也自己动手。那位做我们向导兼主人的工业科主任，一直在办同学生运动相连的「国货」那一项事。他眼下正在办的事情之一，是想在行会管辖之下办徒弟学校。他的意思是：从每一家「工厂」——当然，实在不过是一户人家的作坊——里挑一个最伶俐的学徒出来，每天给他们上两点钟的课，好把新法子、新货色引到这一行里去。这里先从金工做起。他盼着往后能推行到全中国。这里工业的落后，你们是想象不出的，不但比不上我们，连日本也比不上。因此他们的市面上尽是日本造的便宜货、薄货，人家买，因为便宜，图省事。不过山东这场事，或许值得所付的代价。棉业行会很愿意合作，只要学校能担保供给熟练的工人，尤其是管工，他们就出资本。如今他们卖四百万的棉花给日本，在那边纺成纱，再把这同一批棉花买回来做纱，要一千四百万——然后自己织。这还不算他们进口的大宗棉织品。

我读书时发现，「中国的觉醒」这句话，近十年里给外国旅行家宣布过十几回，所以我不大敢再宣布一次；不过我想，商人和行会真正被鼓动起来、动手去改良工业的办法，这还是头一回。若当真如此，这才是一场真的觉醒——这一层，加上同学生的联合。日本文章的译文我隔几天就读一回，很想知道他们的无知究竟是真的还是装的。大约两样都有些——说他们对中国人的心理竟像那些文章所显出的那样看不准，是难以置信的。可是同时，他们又不能不在国内维持一种口气，叫百姓相信：中国人其实比别的外国人更中意日本人；因为中国人明白自己要靠日本，若不同日本合力，全是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出于图利和政治的动机在那里挑唆。其实我很怀疑，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彻底的举国厌恶和不信任的例子；有时候简直像是：凡日本人可以做来疏远中国人的事，他们一件也没有漏过。若不是这三个月里日本的报纸和政客把工夫全花在骂美国上头——而在美国又说得那样甜——中国人对美国本该很有气：拉他们进战争，转过身来又把他们撇下了。往后且看他们末了究竟绊在哪一根绳上，这是有意思的。

一个并不完美的日子快到头了。学校我们照单看过，才发现自己说错了。那三所房子的图样是学生做的，工程也由他们监造，可房子不是他们盖的。不过他们整个夏天都留在学校里——木工班的那些——并且包下了新校舍全部桌椅的活；学校供他们食宿（伙食连带做饭，每月约合五块钱），他们等于白搭工夫。金工班的学生一概留在北京，在各作坊里做工，好把出品改良、翻新花样。要记住这些都是十八到二十岁的孩子，是在替自己的国家做宣传；而北京的夏天背阴处平均一百度——你们就得承认，这里是有点分量的。

今天下午我们去看了庆祝会的一段。我们看的那一段不大有独立纪念日的味道，倒也有意思——是中国的戏法。他们的长袍是便宜，可即便如此，带着一只极大的、满满盛着水的大碗走动，或是带着五只玻璃缸、每只里头一条金鱼，随时预备变出来，总不会怎么容易。据说有时候变水碗的当口，变戏法的还要翻一个筋斗，那一手我们没赶上。戏法没有一样是繁难的，可是我生平没见过这样干净利落的。今晚有一场自排的滑稽戏，可是下了雨，戏（还有后头的跳舞）都在露天，我们本要去的，也就不去了。

中国没有签字，这件事在这里是什么分量，你们想象不到。整个政府都是主张签的——大总统直到签字前十天还说非签不可。这是舆论的胜利，而这一切是这些小小的男女学生发动起来的。中国能做出这样一件事，美国实在应当惭愧。

七月七日，星期日

昨天我们又出去坐了一趟车，前后总有六七十英里。那条碎石路的来历值得一说。当年袁世凯正筹划做皇帝，他儿子跌断了腿，他听说温泉对腿有好处。于是有一位官员就修了一条路通到那里。今天的官员里有几位——连那个新近被人打了一顿、随后不得不辞职的前任官员在内——如今是温泉和旅馆的东家，所以这条路往后总还会有人照管。路上我们经过白蛇村，又经过百德村。

基督教青年会和红十字会的人还在从西伯利亚往家走，路过这里。他们回去以后肯不肯照实说，我不知道。那边是一团糟，他们要讲的那些事，于我们的邦交不会有什么好处。放火抢村子、拿东西的，不止布尔什维克一家——到眼下为止，美国人还没干过。

北京，七月八日

今早这里的报上载了日本的辟谣，说她并没有同德国订过密约。这里的看法像是：密约确实没订，只是订这样一个约的预备手续已经开始。前几天吃饭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几位负责的美国官员口里听说：美国把中国参战的种种布置全办妥当以后，日本却同俄国讲定了条件，作为由日本把中国送进协约国这一边参战的报酬。

事已败露，日本人仍旧在那里干。眼下看去，他们像是要预备把日本现在的政府倒掉。这在人看来是：倒阁要做得像是不满意眼下外交上的错处和米价；然后他们可以换上一个更坏的，全世界看不出分别，反被弄得以为日本在改良。说到日本的立宪，我自从知道元老们压根儿不管选谁上去、只由选举办去，就不再为这事操心了；他们的事另有十分稳妥的门路，选举反正不生影响，而同一个道理用在通过议案上也一样灵。没有当权的人点头，任何议案都提不上去；不论怎样辩论，他们早知道结果会怎样。难怪变化来得慢；而将来若真有变化，多半只能一下子来，取革命的形式。今天又有消息说，这里大学的校长蔡元培表示：只要学生此后不经他许可不在政治上有所举动，他就回来。这究竟是让步呢，还是一个聪明的法子，看上去像是同两边都合得来，我猜不出。蔡先生要回来的消息，意思是局面不久就要回到常态，预备着下一场大动荡。

房子的事，我们像是完全没了办法。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人个个有新造的好房子住，房子是中国式的新房子，可是没有这里租得到的那些房子的毛病。北京的房子一律造得像我们的柴棚，直接坐在地上，只靠一层石头地面同泥土隔开几寸。雨大的时候院子积满了水，随后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都是潮的，墙根往上渗起约莫两尺高的湿印子。昨天我们去看这里一位中国朋友，他那里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他自己却像是不觉得。他若要在家里洗澡，付给水车的钱就得加一倍；而且烧水挑水这一番麻烦之后，脏水还没处倒，只好另雇一个人用桶挑出去。在这里，单是站着看这个蜂群能想出多少法子来跟自己过不去，就够你忙个没完。基金会的一位先生刚同我们讲，苦力怎样把凡够得着的一小块金属——剩下的也好，拧在上头的也好——一概偷走。生计的窘迫会另立起一整套道德的标准。看来在中国，偷吃的是定不了罪的。

北京，七月八日

洛克菲勒的那几所房子，是金钱能办到什么的极好样本。在这座疲敝衰弱的城里，它们立在那里，像一座座光亮的纪念物，把昔日的堂皇同现代的意思恰当地合在一处。它们取的是中国建筑最好的旧式样；屋顶用绿的，不用黄的，而且不是一层，是三层。人不免要想：中国得要多久才赶得上来，才懂得人家在做什么。据说中国人很不愿意上他们的医院去，怕那些他们还不懂的、过于外国的法子。另一面，这个机关也无意像传教士历来那样走一半路去迁就他们。医生里有若干中国人，如今全部工作也对女子开放了。中国眼下极需要女医生，可是显然还得一代人的工夫，这项事业才会有人明白，才会在中国的事情里占到它本该占的位置。有一点很有趣：这一组堂皇的建筑把北京最大的那所日本医院和学校整个围住、压住了，据说这件事叫日本人很下不来台。眼下房子快完工了，不过要等从前那些破烂旧屋一概拆掉，这些新的才显得出全副的好处来。除了别的，他们还照中国式样造了三十五所住宅，一应现代的便利都有，给教职员住；此外还有好些房子是从旧日的教会医学校接过来的，或许还有几处是从他们买下产业的那位王爷府里留下的。两只很好的旧石狮子，是王爷那边添的；不过任凭那位老王爷有多少位太太，也没有哪一家外国人受得了他那些不便和难过处。

北京，七月十一日

这里的瓜好到你们没见过。他们的西瓜在街上卖得那样多，连南方的黑人也要自愧不如；瓜瓤的颜色正像黄的冰淇淋，只是不及我们的多汁。他们的甜瓜一点不像家里的那样有香气，形状像梨，只是大些，带酸味；其实更像黄瓜，带一点酸劲儿，只是瓜子同我们的瓜一样都在当中。你在纯粹中国式的人家吃到杏仁小饼和各样点心的时候，就明白：先动手吃东西的，既不是我们，也不是欧洲人。他们的面食或是煮，或是蒸——这一带的人吃麦不吃米——再不然就是炸；我毫不怀疑，油炸圈饼是哪一位跑海的老船长带回去给外婆的。这些东西越发显得奇怪，因为除了海绵蛋糕，日本并没有这一类本地的东西。所以你刚到这里的时候，简直忍不住要以为这些东西是从美国或欧洲传到中国来的。你们读一读麦美德写的《中华二英杰》，看看我们的国家从前是怎样对待这些人的；然后再看他们这样喜欢美国、喜欢美国人，你就明白，在从前战前所谓基督教的那一点上，他们有些地方是走在我们前头的。我想我们从杭州写信告诉过你们：我们看见一座碑和一所祠，纪念两位中国官员；他们在义和团事变的时候被人碎尸，因为他们把发给各省长官的电报「杀尽外国人」改成了「保护外国人」。祠自然是中国人自己维持着的，而中国的外国人里，连知道这件事的都极少。

他们的美术真是孩子气的；美国那些以为古怪就是原始的新派画家，个个该到这边来，到中国人自己的家里去研究他们。极爱鲜明的颜色，又极懂得怎样配；花样比较少，翻来覆去用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又偏爱那种能讲出一段故事、一个意思，或是能逗他们发笑的图案——这可比格林尼治村里冒充孩子气的那些美术，孩子气得多了。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七月十七日

傍晚来了一位年轻的朝鲜人，在我们廊下遇见一位入了中国籍的朝鲜人。新来的这位英文说得极少，靠着三角形地转译，我们总算弄明白了他的来历。看来朝鲜学生一直不断地越过中国边界流出来。要做中国学生须先住满六年，也许是三年；总之久得足以把去美国求学的念头推得很迟——若有人要走这条路逃开日本的压迫的话。那位年长的、已经入了中国籍的，似乎很激动；我想他们天性好戏剧，手势很多。他一再向我陈说我们该到朝鲜去；他还要拿些照片来给我们看。这一下倒把我的心思引动了，于是我读起朝鲜的旅行指南来，想着那边绝好的气候，盘算着能不能找到一处价钱公道的住处。我第一次觉出朝鲜局面真正的严重，是三月初在日本的时候：那天为朝鲜王的丧礼放假，因为丧事之后、并且渐渐同丧事连在一起，《日本广告报》上说，据传那位老王是自尽的。这件事的原委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总之实情零零碎碎漏了出来，如今已经明白：老人家确是自尽的，为的是阻止那位自幼在日本养大的小王同日本公主成婚。按礼，他的死正在定期的婚礼前三天光景，婚事就得推迟两年；朝鲜人指望在这两年之内能把日本在朝鲜的手劲削弱些。我们都知道，自从上个三月起他们已经开了头，而那一场自尽于此不无助力。如今日本正在张扬她在朝鲜的政治改良，她多半又要指靠这名声，把她真正的举动和用意在世人面前遮上一程。日本人像意大利的包工头，或是别的有本事的暴发户；他们学会了西方的效率，单在这一点上，就比四邻先了至少一代人。用新学来的知识，去占那她自己刚走出来、又深知底细的旧经验的便宜，逼那旧经验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好造起并壮大她自己的新家当。所持的理由，无非是成功要走近路、走容易的路；然而从长处看，这条路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可是某一种物质上的效率，日本确是有的，而且她把这效率用得比它本来能及的地方还远了一点。这不过又添一层证据，说明和会没有能看清威尔逊为他所让出的那些步——他自己叫作「实际的需要」——所作的那些解释。他的演说，这里正听到最初的回声。

第十五组

我一想到我们心思上的变化，想到自从到了这里、一点一点习以为常的那些事，就明白有许多在这边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还得向你们解释一番。我们在什么地方翻到一张旧报，才知道有一位美国旅行家在日本的时候，得过瑞宝章。据说这个勋章是只给日本人的。他得勋以前曾公开演说，大意是：中国既已不行了，需要有个保护者，那自然该是日本，因为按一切历史上的理由，日本正配做这件事。看来这里给中国闹乱子、并且靠外国人撑腰才能把住政府的那些军人派，就「自然」这两个字而论，确实是这个念头。今日中国的大人物是徐，通称小徐；这诨名用英文说来正好，就是「小鞋」。他从没到过西半球，他以为中国与其指望别的外国人——那些人只想榨取中国——不如把一部分土地让给肯帮她的日本人；只要靠日本军人派的力量立起一个稳固的政府来，往后自然可以把自己造成一个国家。眼下小徐靠着国会里一桩不幸的偶然，谋到了蒙古军事督办的任命，这就是说：给了他全权，可以调他的军队去办农垦以及他高兴办的任何实业。简单说，就是：凡中国还保得住的蒙古，他都是绝对的独裁者；而这片地方的东邻，是日本照二十一条以九十九年租期、按同样绝对的条件控制着的东部内蒙古。这件事办成以后的这几天，就外间所知，什么也没有发生；照朋友们的说法，这个政府可以没有内阁、也不对民意负任何责任地一直这样办下去。全国大多数人是反对这个局面的，可是有外国人撑腰，自己又没有组织，除了忍着，看这国家被卖给日本和别的攫取者，别无办法。你们若能弄到《密勒氏评论报》，看一看，尤其读一读外国董事会新近那件给报纸发照的举动——我是说他们通过了一个这样的议案。幸而这议案不合法，上海的华人董事会不会批准。

到这所房子里来的，有从西伯利亚和别处回国路过的基督教青年会职员。这里听到的故事满是惨事，而且总是一样。我们的人太少，什么也办不成，况且这整桩事本来也不干我们的事。无论如何，加拿大人从那里脱身回家，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依我说，他们也确实可以这么觉得。日本人在那边至少有七万，运去的或许远不止此数，因为铁路全在他们手里，无从查考。我想大家都相信，他们是一直照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在往里添人的。人人都说，日本兵为其余各国的兵所厌恶，一向显得叫人难处；中国兵却是人人都喜欢的。

同时，日本国内为米价、为一般食物而起的不满，显然越来越尖锐了。石井伯爵的几次谈话读起来很有意思，末了总归到一处：怕投炸弹的人在美国出现，已经成了人人极认真的一件忧虑。我们在日本的时候，那场排美的鼓动是我们难以索解的，如今它的意思不那么费猜了。这会有效么？又一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已经在酝酿？这里有人说，罢课期间学生很能把兵士说转过来。高等师范的孩子们说，他们从大学的「牢」里被放出来的时候很失望，因为说转的兵还不到一半。看守他们的兵是每四点钟一换的。

雨差不多天天下；我的教师因为下雨没有来，这一点极像中国人的性情。你们要记得，他是从不坐人力车的，尽管他本可以想一想：出钱雇个人，总比误了一课好。这里路上的泥，很像从前长岛没铺砂石的时候，只是这里的更软更滑，而且积水不去。

北京，七月十七日

我们很高兴知道，日本的检查官并没有把我们的信一概扣下；不过既然你们说信里前言不搭后语，那总是缺了几封。我准知道，只要你们全收到了，我们写的是从不脱节的。倒是时局本身有点脱节——你若不天天坐起来拉着它的手的话。可是自从中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里就很平静下来了；接连两个月靠充了气的新闻过日子，如今一下子没了兴奋，颇有些扫兴。不过我们还存着指望：来一场革命，或是一次政变，或是别的什么小事故，好把三伏天弄得热闹些。

你们听了会高兴：那位大学校长——见五月初的信——终于宣布他要回学校了。据猜想，政府已经答应了他的条件，其中一条是警察不得干涉学生，风纪由学校当局自理。辞职逃开，好教人再三来请自己回去，这是一门艺术。可惜威尔逊从没学过。中国的和会代表回来报告说，劳合·乔治问二十一条是怎么回事，说他从没听说过。不过中国人认为责任最大的是贝尔福。为着免得前言不搭后语，我再添一件：这里我们一位朋友家的小男孩，听他家的中国用人说，中国人比外国人干净得多，因为他们有人上门来给掏耳朵，而且那些掏耳朵的能掏得很里边。这个理由是驳不倒的。

我听见你们的母亲在楼下做那桩迷人的功课——学中国话的声调。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话只有四百个单音字，全是单音节。可是每一个都照不同的声调念；这一带有四声，越往南越多，到广州就有十二声或者更多。写起来只有二百十四个部首，再照各式各样的法子拼合掺杂。我在这里姓「杜」，名「威」。杜字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是「木」，一个是「土」，分开写。威字又是几个字掺在一处，一个是「女」，一个是「戈」——就是短矛——此外还有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可别问我他们凭什么断定土和木合起来就是杜，我说不上来。

北京，七月十九日

前几天我见到了那位年少的满洲皇帝的西席——英文西席；他另外还有三位中国师傅。除英文外，那位先生还教他算学、科学等等，教了三个月了。有一件事极像中国人的作风：他们不但一个皇族也没有杀，还把皇城里的一处宫留给他们，每年给四百万墨银的进项；在这宫墙之内，这个如今十三岁的孩子仍旧是皇帝，仍旧这么称呼他，伺候他的太监们在他面前是手脚着地爬的。同时他当然等于一个囚犯，一个月只准见他父亲和弟弟一次。此外一个可以同他玩的孩子也没有。你们若肯让想象在这幅景象上驰骋一下，就知道中国到底还留着几分传奇。师傅们是不跪的，虽然称他「皇上」，或者中国话怎么说；他们走进去，他要站着，等师傅坐下才坐。这是旧规矩，可见连从前的鞑靼人也必是极敬重教育和学问的。他有一座中国式的园子可以走走，却没有地方骑马，没有地方做游戏。那位西席正设法说动当局：送他到乡下去，给他找些同伴，让他有游戏，并且把太监裁掉——不过他像是觉得，多半先被裁掉的是他自己。这孩子很聪明，各种报都看，对政治很有兴味，巴黎和会的事一直跟着看，各国的政客都知道；总之，他懂的世界政治比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多得多；中国的旧学也很有根柢。中国人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孩子会成为阴谋策划的中心；我想他们多少是把他留着备用，意思是：百姓不要帝制，他就什么也做不成；百姓若要他回去，那便是天意。

我恐怕没有把「这是雨季」这件事讲得够分量。昨天下午它自己给我们讲明白了：我们住的那条小街成了一条一尺半深的河。青年会大楼所在的那条大街，从这边房墙到那边房墙是一整片湖，不过深不过六寸光景。可是这条街比百老汇宽得多，所以也算得一景。北京几百年来就有大得能站得下一个人的阴沟，只是水走得不够快。大约这时候你们就会读到中国某处关于水灾和灾民人数的电讯了。黄河号称中国的祸患，所害之大如此。有人告诉我们，一两年前传教士下去办赈的时候，忙得连讲道的工夫也没有；他们的好处做得太多，事完之后不得不设下门槛，免得中国人成群地入教。不过我们没有听说他们从这里悟出了做这行事的最好法子。这些水灾，即使不全然是，也大半是中国人砍光森林这个惯例的结果。你们若见过他们下葬用的那种大棺材，又想到中国本来稀少的林木要有多大一部分变成棺材，就会赞成立一条法：人在替自己的棺材种下一棵树、再多种一棵之前，不准死。

我们这里新交的一位朋友是个颇要紧的政客，眼下却完全不在局中。他昨晚讲了一个故事，中国人听了极开心。和会进行期间，日本公使天天缠着大总统和总理，每天把他们的话当真，拍电报回东京，说中国代表一定会签字。如今他弄得颇下不来台，要向本国政府解释。中国代表没签字以后，他打发一个人去见上头说的那位朋友，问他政府是不是一直在哄他。那位朋友答说不是；不过日本人该记着，有一种力量比政府还大，就是人民，而代表们是听了人民的。可是日本人始终打不定主意：他们究竟是不是被人存心欺骗了。然而整桩事里最不妙的是：连有见识的中国人也在指望美国同日本开仗；等他们发觉美国不会单为中国的缘故去打仗，必定会有某种反弹。可是当初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若肯用它的力量强迫裁军、求得某种公道的了结，它在这边的影响将是无限的。如今呢，他们从中推出的教训是「强权说了算」，而这就大大增加了日本相对于美国的道德力量。有一件事在这里比在国内看得更清楚：美国若不打算把自己的「理想」贯彻到底，就不该宣称有什么理想；既然宣称了，就该做到，哪怕要同全世界打一仗。何况以我们财力上的压力，再加上扣住粮食和原料不给的威胁，威尔逊本可以把任何主张压过去。

另有一件小事，同大学校长有关。他本来一点不是政客，军人派却把他们近来的这场倒霉和学生的闹事都算在他头上。所以，虽然已经宣布校长要回来，军人派在国会里的团体安福俱乐部仍旧在设法不让他回去。前几天晚上他们请了几个大学学生吃酒，买通他们出来闹事。散席时又每人多给一块钱，作第二天的车钱，好叫他们没有借口不到大学的会上去。到的有十五个，可是对面的探子听见有事，就打了铃，聚了约莫一百人，把这些收了钱的关在里头。然后一直关着，直到他们把整件事招出来（并且在写下的供状上签了名），交出预先替他们预备好的决议和油印文件；那上头说他们才是学生的大多数，不要校长回来，说是少数人吵闹，蒙蔽了公众，云云。第二天安福系的报上便登出大学里如何一场可怕的暴动，如何是某人主使并带头的——其实那人那天压根儿没到大学去过。

北京，七月二十四日

我们打算到满洲去，大约在九月；十月里到山西。山西眼下很有名，因为他们有一位文人省长，肯认真做自己的本分事；据说全省儿童入学的有六成以上，并且预备一九二〇年实行强迫教育。中国人做这些事，不用一点外国人的帮助也这样容易——一面叫你对中国满怀希望，一面又叫你气愤：他们大部分时候竟能那样耐着性子，忍受低能和贪污。大家似乎都有一个感觉：眼下的局面不能老这样拖下去，总得朝这边或那边转一转。学生的鼓动作为一件活的政治事情是沉寂了，作为思想上的事却仍旧继续着。譬如在天津，他们出好几种日报，一个铜元一份。近来又有若干学生在山东被日本人捕去，可见那边的学生很在活动。我猜放暑假的时候，往那个方向去的人一定不少。

有人告诉我，我们那位日本朋友某君，为山东的事很不满中国人——说日本已经答应归还山东等等，只是中国不立起一个稳固的政府来管事，日本就没法归还，因为他们眼下的政府太弱，中国转身就会把土地送给别的强国；又说中国人与其攻击日本人，不如管好自己的事，先把自家整顿起来。这话里有几分实在，所以像某君这样有见识、有自由思想的人被它蒙住，也不足怪。可是像他这样的日本人所不能领会的——因为实情从没有人告诉他们——是日本政府在这里扶植一个衰弱而不代表民意的政府，要负多大的责任；以及一个衰弱分裂的中国，对日本将是多大的诱惑——因为这可以无限期地做她推迟归还山东的借口，也可以做她在别处插手的借口。凡是对中国的普遍纷扰、以及中日之间特有的摩擦缘由略知一二的人，都能预料：将来还会接连不断地有一套说得过去的理由，把答应了的归还一推再推——何况事实上，她当真答应归还的，比起她要留在手里的那些权利，几乎等于没有。就在上个星期，满洲还有一次冲突，据报有十五二十个日本兵被中国人打死——这一类事故是永远会有的，而且总得先办清楚。别的国家若肯把各自的特权交出来，归一个国际的保证去管，就能逼日本摊牌；可是要英国放弃香港，我是想不出的。不过总起来说，除了我们，并且把鸦片那桩事除外，英国在对待中国上是所有列强里最像样的。我起初带着相反的成见，后来很惊讶地发觉：英国在这里实际攫取的东西竟这样少。当然，她真正在意的只有印度，她在这边的全部政策都由这一层打算支配着，此外不过顺便捞一点通商上的便宜罢了。

第十六组

（稍后）七月二十七日。

我想我前些时候写过一个五岁上下的小孩，他在我一次演讲时顺着中间的过道一路走上来，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足有一刻钟，神情极其严肃地盯着我看，又一点也不局促。前天晚上我们由这里一位朋友做东，到一家中国馆子吃饭。一个小男孩钻进我们那间小屋，开口就一本正经地用中国话对我说起话来。朋友问明白了，原来他是在问我认不认得他三叔。他正是那天演讲上的小孩，认出我是那个讲演的人，而他的三叔如今在哥伦比亚读书。你们要是碰见丙先生，替我恭喜他有这么个三侄子。那一晚这孩子来看了我们好几回，每一回都同样严肃、同样自在。有一回他向我要名片，要去以后小心翼翼地用红纸包了起来。那家馆子挨着一处荷花池，眼下正开到最盛。我不去描写它了，只说一句：荷花就是荷花——劝你们明年夏天自己来看。

北京，八月四日。

上礼拜我到天津去开了两天教育会议。会是本省教育长召集的，把各高等学校的校长都请了来，商量秋季开学有关的种种问题。多数校长都很守旧，对学生罢课极不赞成，对学生过问政治也极不赞成。他们对开学一事提心吊胆，因为他们觉得学生闹了一夏天政治，未必肯乖乖服从校规——他们的中学等等都是寄宿的——而且管了几个月的国事之后，回来怕是要管学校了。开明的少数派虽然也希望学生安下心来读书，却认为学生这一番经历在教育上极有价值，他们会带着一种新的社会眼光回来，因而教学应当改，学校的管理方法也应当改，好合上这个新局面。

在天津，有一天我在一所私立中学吃了一顿极好的中国午饭。这学校约莫十五年前办起来，借一所私人住宅，只有六个学生；如今有二十英亩地、一千一百名学生，正在盖第一座大学楼，今年秋天要招一百人的新生班——现在还是中学程度，全靠中国人出钱、中国人经管，既非教会所办也不属基督教，尽管校长自己是个热心的基督徒，认定基督的教训是中国唯一的救法。学校的主要赞助人是一位不会说英文、也不信教的旧式学者——可是有新思想。校长说，两年前他们三个人出去作教育考察、绕世界走了一圈，这位老先生也在其中；美国政府特地派了一名便衣侦探，从纽约一路护送他们到旧金山。那人对这位中国老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什么样的教育才能造就出这样一个人？我生平没见过这么好的君子。你们这些受西洋教育的先生，跟他一比都给惯坏了。」论礼数之周到，他们确实举世无双——客气得不亚于日本人，却少了许多做作，所以显得自然得多。不过这一类人如今并不多见。

我问这位校长，传教士的教育对中国人的那种消极与不抵抗起了什么作用。他说，美国人和英国人很不一样；便是美国人里头，老一辈和年轻一辈也很不一样。年轻这一辈，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已经放弃了不干预的立场，主张基督教理应改变社会状况。他说，青年会与其说是旧式意义上的传教团体，不如说是一群社会工作者——这些都很叫人鼓舞。也许中国人反倒会成为使基督教返老还童的人：把它那些朽坏的东西——无论干的湿的——统统丢掉，把它变成一种社会的宗教。

这位校长是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出身，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他说话多用生动的比喻，可惜我记不住他说的那些了。别的不说，讲到日本人的精力和中国人的惰性，他说前者是水银，周围但凡有一点变动都要起反应；后者是棉花，热不透，冻不僵。不过他印证了我心里越来越强的一个念头：中国人的守旧，远比我从前所以为的更多出于理智和斟酌，而不单是因循成习。所以，一旦他们的观念真的变了，他们变起来会比日本人更彻底、更从里到外。

据说现任的代理教育总长是在三个条件之下才准他上任的——他得解散大学，阻止校长回校，并把此地各高等学校现任的头头一概撤换。这三件他自然一件也没办成，安福俱乐部因此很有怨气。听说他是个滑头政客；他同我们那几位开明朋友一道吃饭的时候，还诉说连他自己也遭人毁谤——人家说他是安福俱乐部的人。

从天津回来的路上，我又撞见了中国的另一面。人家把一位前任财政总长介绍给我做旅伴。他是在美国拿的高等数学博士，极聪明的一个人。可他一路谈的主题，是必须对鬼神、附体、扶乩之类作一番科学的调查，好从科学上断定灵魂与一个主宰之心的存在。他顺带讲了一大堆很好的中国鬼故事。除了那点色彩，我看不出这些故事有什么特别中国的地方。他谈这些，确实比我们美国某些通灵论者高明得多。不过那些鬼倒的确是地道中国的——大半是附体。

你们想必知道，中国稍有些家底的人家门前都立着一堵墙，那是用来挡鬼的——鬼不会拐弯，所以只要这堵墙正对着大门，这所房子就保险了。否则它们就进来，附到什么人身上——只要它们自己待得不舒服。看来天津有一帮下了台的政客，对灵学研究兴致很高。想想中国本是鬼的老家，我实在不明白西方那些研究者为什么不到这里来开工。这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并不轻信，所以他们的鬼故事一点也不粗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