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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看中国译丛 · 社会与民情

中国人生活的侧面

Sidelights on Chinese Life

16.6 万字

著者
麦高温(J. Macgowan)
译者
波多
原著
Sidelights on Chinese Life,1907 年
出处
英国传教士 · 厦门
卷帙
16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麦高温在厦门一带住了四十多年,没写通论,只写人。十六章,一章一个行当:轿夫、媒婆、算命的、剃头的、看风水的、乞丐、当铺伙计。媒婆进门怎样坐、怎样把两家的话各改三分,他都写得出来。

导 读

本库已有麦高温的《中国民间故事》。这是第二部。

麦高温是伦敦会的传教士,一八六〇年代到厦门,在那一带住了四十多年。四十年是个什么长度?他到的时候中国还在打太平天国,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在,而他离开厦门之前,清朝已经没了。

四十年里他没有写出一部中国通论。他写的是人。

十六章,一章一个行当或一类人:轿夫、媒婆、算命的、剃头的、放债的、看风水的、唱戏的、走江湖的郎中、乞丐、尼姑、当铺里的伙计。每一章前面有一行用破折号串起来的内容提要,那是维多利亚时代书籍的体例,照样译了,听起来像一张目录,其实是作者给你的提纲。

他写得极近。媒婆进门怎样坐、怎样说、怎样把两家的话各改三分;算命先生怎样从你的神色里找线头;剃头匠的担子里有什么;乞丐怎样把一条街划成地盘。这些不是从书上读来的,是四十年里在厦门的巷子里看来的。

有两重语气要同时听。麦高温对中国人有真实的喜欢,他的幽默是亲近的那一种,不是嘲弄;可他也是传教士,他相信自己手里有更好的东西,于是在某些段落居高临下。译文把两重都留着,没有抹掉任何一重。一本一九〇七年的传教士著作,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他写的是闽南的中国,不是北方的中国。书里的地名是厦门、鼓浪屿、泉州、漳州、同安、安海;书里的风俗——标会、斋姑、三姑六婆——也是那一带的。这一点使它和本库里那些写北京、写长江的书凑在一起,正好补上一块。

十六章,底本是网络档案馆的页面影像,由古登堡计划录成电子本。

第一章中国人

中国人是一个谜——迂回曲折的办法——实例数则——头脑混沌——精明——一团矛盾——并不爱抽象的真实——中国人的催眠之力,见于商场,见于外国官场——富于人情——做事不能彻底

中国人的心思是一个深奥难解的谜,多少人想解开它,都白费了力气。他不单叫外国人捉摸不透——外国人自小受的训练,思路要坦直得多——就连他的同胞也常常摸不着头脑。时常听见中国人对某人显露出来的某种性情大为惊诧,说自己在那迂回曲折的一辈子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事。有个中国厨子在一户英国人家里帮工,同伴们使出种种小伎俩、小算计,弄得他日子过不下去,只好辞工。那些把他挤走的手段之巧妙、之老到,叫他大吃一惊,他两眼冒火,满脸涨得通红,说道:「英国人我是很了解的,他心里想什么,我量得准准的,他平常会怎么做,我也说得一清二楚;可我自己的同胞,在我却是个谜,我不敢说自己能看得懂。」

这话自然说过了头,他自己的同胞,总有许多地方是他十分熟悉的。他的意思不过是说,天朝人的心里有些深处,连他也从来没有探到过底。凡是研究过中国人性格的人,一定都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中华帝国百姓的本能与志趣,与西方人心中所存的恰恰相反。比方说,英国人以为人正直、有什么说什么而自豪。中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要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原因很简单,这种立场他根本不懂,因而也永远做不到。直线是他心里本能地要躲开的东西;他眼前有件事想办成,宁可走一条斜斜弯弯的路,指望兜个大圈子,到头来达到目的。

不妨把这当作一条普遍的、不证自明的道理:单听一个中国人说的话,是没法确知他真正的意思的。原因无疑在于,说话的人几乎从来不一上来就谈他心里想着的那件事,而是在另外两三件他以为与之大有关联的事情上盘桓不去,他认定,这条细密的思路自会引着听的人推想出他自始至终想说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我的一个仆人对同在我家做事的另一个仆人心怀不满。他不敢在我面前告那人的状,因为那人属于内地一个有势力的宗族,和他自己的宗族地界相邻;倘若因为有人告了他,这位族人遭了什么不痛快的事,他们不但要向那个害他的人寻仇,还要向那弱小宗族里与告状人沾亲带故的人一并报复。

换了外国人,就会直截了当地去办,不必顾虑什么后果,因为他既不怕什么敌对的宗族,万一有事又有法律护着他。这里受了委屈的人显然不能用这个办法,于是他自然而然地采取一种他以为既能讨回公道、又不会给自己和本族招来危险的办法。

于是某天早上,他带着那副木然无表情的面孔出现了——中国人正是凭这副面孔把心事藏得严严实实——请求准他回乡下老家去。他说,刚得到消息,他有个兄弟忽然病得很重,怕是活不成了,家里急急地来信催他,要他尽快赶回去。他要你一下子就没了一个家里离不开的仆人,你不免吃了一惊;况且你心里还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这或许又是黄种人的头脑在用那些幽暗而迂回的法子,要达成某个深藏在它那无底的心窍里的目的。

你问他详情,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只是在你面前晃一晃一封信,信上满是古怪离奇的象形文字,又把信递给你看,虽然他明知你认不得这信,就像认不得亚述人的楔形文字一样;他声称,除了信上写的,他对兄弟的病一无所知。你既读不了这封信,况且即使读得了,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你直视他的脸,看能不能在这桩叫人纳闷的事情上找到一线光亮;可是不行,那张脸和他手里那封据说是家中报来凶信的书信一样,叫人看不透。那张脸活像斯芬克斯,后面藏着什么心思,一点线索也不露。那双眼睛水汪汪的,像孩子一般天真,脸上恰好笼着一层淡淡的忧伤,正配他此刻悲苦的心情;你开始觉得,怀疑他是冤枉了这个人。

不过,类似的过程你从前也经历过,回想起来,不由得你不小心,于是你叫他先走开,说你要把这事想一想。你另叫来一个仆人,你知道他和那人交情不错,问他有没有听说他朋友家里来了噩耗。一丝惊讶像晴空里一道闪电似的从他脸上掠过,他却立刻把它压了下去,神色安然、不动声色地说:「我没听说有信来,不过也许有吧。您知道,我一直忙着干活,所以没人告诉我。」

这就大可疑了,因为中国人若有一件事做不到,那就是保守秘密。和这人又谈了一会儿,他极随便、极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听说某某是有个兄弟的;这事很怪,我实在弄不明白。」说了一两句不相干的话之后,他忽然四下一望,走到门口,把门厅上上下下张望一番,确信没有人在附近窥探。随后他踮着脚尖走到敞开的窗前,飞快地朝园子里的花木间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哪个同伴在那里,能偷听到一言半语;接着他仍像一只嗅到老鼠的猫那样轻手轻脚,凑到你跟前,贴着你耳朵只吐出一个词:「查。」然后满脸神秘,仍是那样猫一般的步子,从门口溜了出去,脸上堆满了笑;你觉得,这下你多半能弄清那封象形文字书信和那位兄弟的急病是怎么回事了。

你「查」了一下,发现那人根本没有什么兄弟,那封信是隔壁一个同族写的,整个计谋就是要让你来纠正一桩错事,又不叫那犯错的人起疑,以为有人告发了他。于是既没有结仇,也没有冤冤相报;你说上几句严厉有力的话,讲明谁要是不守规矩会有什么下场,一家上下便又恢复了往日的井井有条、安安静静。

要真正了解、真正懂得中国人,一个人非得有很强的推断能力不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他行为上表面看得出的东西,并不是他真正着眼的东西。

有一天,一个中国人提着一篮鸡蛋,走进我的书房,那随随便便的样子,正是这个国家里人们进别人家门的样子。我和他素不相识,他和我说起话来却伶牙俐齿,仿佛跟我是老相识。他说他给我带了一份礼物来,这些蛋是他自家鸡下的,虽说这点礼太微薄,配不上一位比他高贵得多的人收下,他还是希望我能屈尊收下。「可我并不知道你是谁,况且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要送我礼物。」「哎,我只是想有幸见您一面,因为我听别人说起您,都非常敬重;我和我老婆想,自家地里的几个鸡蛋,虽然不配您收,总算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表一表我们对您的敬意。」

尽管他对我口口声声表示景仰尊敬,我却断定他是有事要求我;可是他忠实于中国人心思的这种特性,起初把这件事藏在后头。我和他谈了约莫一个钟头,又暗示他我还有约,不得不失陪了,他这才结结巴巴地说起,他和村里的一些人闹了大纠纷,知道我很有面子,所以来请我帮他解围。秘密这下揭开了:那篮鸡蛋,那一个钟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却偏偏不谈他走了好几里路特地来和我商量的那件事的谈话,都不过是迂回的手段,为的是一步步引到那件塞满他心头的要紧事上去。

中国人大体说来是极精明、极有心思的民族。他们对人生、对周围的自然界,都是敏锐的观察者。最叫人惊奇的是,一个从来没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一辈子干的都是用不着半点想象力的苦活,却能那样聪明地描述各种树木的叶子,描述周围一带许许多多鸟类的习性与生活,描述昆虫的种种特点。这些他们从没有科学地研究过,凭的只是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有的那种敏锐的观察力。

尽管如此,可以放心地说,中国人的头脑缺乏明晰,领会一个意思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快。没受过教育的人尤其如此,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百姓都是如此。比方你叫一个苦力把一封信送到邮局去。那地方他也许已经去过十几回了。他站在那里,一脸困惑地瞪着你,仿佛你叫他上新西兰去。你知道中国人头脑的这个特点,便把吩咐再说一遍,问他知不知道邮局在哪里。他那茫然的神情越发定住了,说:「我去找人打听打听在哪儿。」你担心那封信,便说:「好,你说说我叫你去干什么。」「叫我去干什么?」他嚷道,脸上那股木然的神情更浓了。「是啊,我叫你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就是你常去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在哪儿吗?」「我去打听。」他轻快地说,仿佛刚刚开始明白过来,自己对邮局在哪里多少有点数。他走开了,你心里正犯嘀咕,生怕那封信会送丢了,永远寄不出去,那苦力却又匆匆回来,黄脸上满是焦急,问你道:「您是说叫我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去吗?」「是的,但愿你现在明白邮局在哪儿了。」「我去打听。」他说着,一溜烟不见了。

一个原本聪明的头脑竟有这样奇怪的一面,叫外国人时时恼火。在他看来,这些事一听就该明白,毫不费力,他从来没碰到过在这种事上头脑如此混沌的。比方你对一个人说——也许多半只是为了找句话说——「你多大年纪了?」他脸上顿时一片茫然惊愕,好像你问的是他有没有杀过人。「您是说我吗?」他问。「是的,说的就是你;你多大了?」「我多大?」这时那意思似乎才渗进了他的脑子,那副空洞发呆的神情换成了一丝微笑,在脸上漾开,他这才告诉你他的年纪。说一句不夸张的话,在这个大帝国里,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问出上面这样的问题,要得到回答,总少不了照样演一出这样的喜剧。

这种思想上的糊涂,尤其叫那些主持综合医院的医生头疼,因为各色人等都上那里去看病。有一天,一个妇人到这样一家医院,找外国大夫看病。她身材高大,相貌严峻,那张脸叫人不敢跟她开半句玩笑。看得出她是个从来不说笑的人,脸上的线条硬邦邦的,仿佛从来没有被生活里的任何欢乐与诙谐舒展过。你可以想象她是个勤勤恳恳、操劳不息的主妇,可是无论丈夫还是儿女,走近她身边时总带几分拘谨和畏缩。

轮到她看病了,大夫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似乎总能叫中国人一下子愣住,所以他从来不会马上回答。那妇人的脸登时惊得扭作一团,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大夫。「您是说我?」她问,脸上每一道纹都因激动而发青。「是的,说的就是你,」大夫说,「你叫什么名字?」「您是说我的名字?」她叫道,张开手掌拍拍自己的胸口,要弄清楚他说的确实是她。「是的,说的就是你;快回答我,我没工夫耽搁。」「我没有名字。」她答道,声音里似乎微微颤抖着一种凄楚。「没有名字!」大夫说,「这是什么意思?你总得有个名字,人人都有个这样那样的名字。」「我没有名字。」她一字一顿地答道,一边慢慢摇着头,仿佛要加重这句话的分量。「请问,」大夫笑着说,「人家平常管你叫什么?」「人家不管我叫什么,因为我没有名字。」她分辩道。「那么,你做姑娘的时候,你娘叫你什么?」「她叫我『珍珠』。」她说,这时一道阳光照进她的脸上,想必是往昔的光景浮现在她眼前了。「很好,」大夫说,「我就在簿子上把你的名字记作『珍珠』吧。」其实只要他再耐着性子问一会儿,无疑就能问出她在街坊邻里间通常被叫的那个名字来。

外国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原因之一是他看上去完全是一团矛盾。正因为截然相反的品质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人们才觉得,即使和他亲密相处了多年,他的性格里仍有叫人吃惊的地方,显出他为人的复杂,也显出要预言他将来在任何情形下会怎样行事是多么困难。谁要是敢对随便哪一个中国人充当预言家,不管他和那人多么熟识,那他可真算得上胆大包天了。

比方说,你雇了一个苦力来干家里的杂活。他是从内地乡下来的,那里的人家家户户都穷。一年到头,天天三顿吃番薯,也许就着点咸萝卜、豆腐和腌豆子咽下去——只有逢上特别的日子,他们才难得有福气享用米饭这样的奢侈品。

他除了身上穿的,什么也没有,铜钱少得可怜,你刚答应雇他,他就马上要预支工钱去买下一顿饭。你答应给他的工钱,比起他在家乡能挣到的,简直是一笔巨款;他现在的吃住,比起在老家村里那点寒碜的饭食,可算是极其奢华了。如今他天天有米饭,有鱼,还有从北方海上运来的珍馐,这些不再是梦里的幻影,而是他天天享用的实在东西。

照英国人的眼光看,人们会以为,这个穷苦的中国人,既然真真切切尝过匮乏的滋味,碰上这样一个日子过得如此舒坦的差事,一定会死死抓住不放。可是,这里偏偏冒出一件常常叫中国人的性格显得如此不可理解的意外来。过了一个月,有一天,他赤着脚,悄没声儿地侧身挨到你跟前,说他要告诉你,他要辞工了。你大吃一惊,满脸诧异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打算去干什么。他说他什么也不打算干,接着给你讲出九条理由来,没有一条是真的;那第十条,也就是真正的理由,藏在他那神秘的脑袋里。于是他走了。过了几天,你看见他在街上闲荡,看不出有什么谋生之道,他正飞快地变回离开乡下老家时那个靠番薯过活的老样子。

中国人还有一点叫人难以理解,那就是他惊人的轻信。他的性格本来是坚强的,他的常识也是开阔而健全的那一种。日常生活里,几乎没有哪件事他的见解不是健康爽朗的。可是,这个叫人看不透的中国人有一桩奥秘:有时候他竟显得轻信得像最蒙昧的非洲人,在奥比巫医的裁断面前瑟瑟发抖。

早年间,外国人还是个不为人知、叫人害怕的角色,老百姓中间流传着最荒唐、最离谱的故事,而且更是信以为真。帝国北方有一座大城,百姓生怕英国人要打过来,城里的一位官员便利用他们的轻信,在辖区里到处张贴告示,告诉他们完全不必害怕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没有膝关节,一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这话立刻被当作真理接受了,从此骚动和惊慌便烟消云散。

大约同一时候,在一个极广大的地区,起了一种谣言,说是传教士在教徒死后,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做鸦片。这事荒谬透顶,那时的基督徒人数又极少,这种骇人听闻的传言看来必定很快就会自生自灭。可事实并非如此。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城镇、村庄、乡野间传开,不但苦力和粗野无知的劳工深信不疑,就连功名很高的读书人和大官员也深信不疑;二十多年间,它一直是千百万人的头号信条。

中国人生活里常常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正是这一点给这个奇特而奇妙的民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截然相反的美德与恶习,似乎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不悖,而且都很兴旺。比方说,中国人在寻常日子里没有真实的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们比东方别的民族更坏。你一穿过苏伊士运河,踏进东方的地界,就会明白,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真实,在那片广袤炽热的土地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度,坦率诚实地表达思想的那种空气消失了;此刻你似乎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除了生活中最琐碎、用不着遮掩的小事之外,人人都戴着面具,头一件大事就是把面具后面的那张脸藏起来。

中国人喜欢用斜斜曲曲、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心里的意图,这无疑助长了东方人说谎的习性,到如今,在这件事上他似乎全然没有良心了。有一天,一个中国苦力对我说了一番话,我知道是假的。我很恼火,也对他说了,可我又禁不住觉得好笑,因为他脸上焕发出的那种孩子般的单纯天真,是那样真切自然,我不能不佩服这个粗野无知的家伙演得天衣无缝。「您错怪我了,」他对我说,「您说我对您撒谎,我向您担保,我这辈子从来没撒过一句谎。」我不由得想起多年前《笨拙》杂志上登过的一幅画:两个粗鲁的矿工站在路边,其中一个手里提着一把水壶,说好了谁能撒出最大的谎,水壶就归谁。一个人走过来,问他们在谈什么。听他们说了,他大为震惊,声称自己这辈子从没撒过谎;不料那把水壶竟递到了他手里,还说这是他理所应得的,他倒愣住了。我想,要是手边正好有把水壶,我也要递给这个苦力,再把这段故事讲给他听。

中国人性格里那种自相矛盾的成分,在不讲真话这一国民缺陷上表现得格外突出。在他看来,说谎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意味,只是显一显聪明,谎撒得越圆满,博得的喝彩就越多;可是,有些时候,中国人说出的话又和立下的字据一样作数,和那种以正直、重信誉闻名的英国人的话一样靠得住。

比方说,一个中国商人几个月前订了合同,要按某个价钱交付若干箱茶叶。其间行情上涨,外贸上忽然缺了货,这个卖主发现,自己要是守约,就得亏上几千元。他却一刻也不犹豫该怎么办,甚至不去设法让买主在约定的价钱上加一点。茶叶从出产它的山坡上运下来,顺着河流,越过急滩,穿过漩涡翻滚的峡谷,离开了山间清爽的和风,运到商人所住的城里,一丝不苟地交给买主,就好像人家付给他的是后来那些茶叶卖得的高价一样。

外国商人为与他们有大宗生意往来的中国人的十足诚实作证,是常有的事。有一家银行的经理甚至公开宣称,尽管和中国人做的生意总数达好几亿两,银行却从来没有因为哪一个赖账的人受过损失。这就更不同寻常了,这是中国人性格中令人吃惊的费解之处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在日常的买卖里,一个人非得时时睁大眼睛提防不可,否则就会发现自己被骗得一塌糊涂。

尽管中国人性情复杂,他那神秘的脑袋运转起来又那样隐秘,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人有一种魅力,是东方任何别的民族都不具备的。这倒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因为就街上常见的一般中国人来说,他们全然缺少构成西方审美标准的种种美的要素。

脸上的五官,除了眼睛,没有一样是好看的。典型的中国人颧骨高而突出;鼻子扁平,仿佛老祖宗当初跌在壁炉的护栏上碰伤了鼻子,又把这扁平走样的鼻子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嘴也大,看上去带着肉欲的意味。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黄色作为底色,铺在造化或烈日涂上去的其他一切颜色之下,那效果实在不怎么叫人愉快。在寻常百姓中,在较为文雅的阶层里,确实有真正美貌的女子,社会各阶层中也有相貌端正的男子,这无疑是真的,可是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百姓相貌平平,毫无动人之处,而且还缺少那种细腻优雅的风度——这种风度本身就足以给一个在别的方面毫不讨人喜欢的人添上几分魅力。

吸引力在于这些人本身。他们自己并不费什么力气,外国人却觉得被一种催眠般的力量引向他们。你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也说不出个缘由来。一个粗鲁、样子粗野的苦力进来了,你并不觉得厌恶,而换了一个突然从贫民窟里冒出来的本国人,你就会厌恶了。一个人骗了你,你也知道他骗了你,起初你也许愤愤不平,可是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对整件事哈哈大笑起来,因为这种事几乎总带着滑稽可笑的一面。来看你的人,有一个是你信不过的。你处处提防,摆出最冷淡、最矜持的神气,请他坐下。那中国人却好像全然没察觉你的心思。他脸上挂着微笑,那笑容爬过他宽大脸庞上的坑坑洼洼,一直漫到脖子后头,又好像不知怎么的,顺着他那条长辫子溜了下去。那双闪着好脾气的眼睛,那张焕发着愉快神情的面孔,再冷淡也抵挡不了多久。你不知不觉地开始融化,还没等你察觉,你已经在和他极其友好地交谈了。你和他说说笑笑,他告辞时,你还送他到门口,照着送客的老规矩客客气气地请他「慢慢走,有空再来」。他走了十分钟,你原先的疑心又活了过来,你奇怪自己怎么会傻到这般地步,把底细都露给了他。其实,是这个人身上某种说不出的东西创造了奇迹;如今那双明亮的黑眼睛走了,那片荒原似的笑容不见了,催眠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你又回到了先前的想法上,而且你确信,那些想法到底是对的。

这一类情形极其常见。你走进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经理是个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生意人。他满脑子是推进本行利益的计划和方案,人们都说,如今银行名声大振、生意兴旺,全是他的功劳。其实,这一切成功背后真正的人物,是那位中国买办。他是个毫不张扬的人,你若到他当作办公室的那间小屋里去看他,他决不会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的衣服极其普通,相当邋遢不整,鞋子也趿拉着。他也许正抽着一根长长的竹烟管,烟丝是本地产的,气味难闻;可正是这个安安静静、毫不起眼的中国人,才是那份给股东们带来丰厚红利的生意背后的推动力量。整个市场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知道银行的哪些主顾生意兴隆,哪些已在破产的边缘摇摇欲坠。他打听清楚哪些同胞可以放心借贷;那些用中国象形文字写成的单据,他只消看上一眼,就知道拿它们去做大笔银钱交易值几分分量。在中国,没有一家银行、没有一家大商行离开了买办能撑得过一个月。

中国人的这种催眠般的影响,几乎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看得到。一家的女主人在她的厨子手里就像一块蜡,凡是关乎饭桌的事,厨子的话就是法律,连她也轻易不敢违拗。一个外国人请了一位中国先生,过不了多久就完全落到这位先生的影响之下,凡是先生说的关于中国的事,他句句照单全收,连先生的错处也跟着重复,旁人无论批评先生的学问还是批评他的教法,他一概不听。

中国人的这种支配力量,最显著的例子也许见于外国领事馆。每个领事馆里都雇着一位中国官员,称为文案。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属于读书人这一阶层。他的职责是用中文给官员们写公文,是本地官府与他所供职的那位外国领事之间唯一的联系人。中国人的一切禀帖或诉状都要经他的手,所以他的位置责任重大,权力也大。

如果领事碰巧是个性格刚强、有主见的人,他能守得住自己的立场,领事馆的事务也就大体由他自己掌握。可是,如果他随和懒散,或者才智平平,他就会立刻落入这个狡猾而深藏不露的中国人催眠般的影响之下,不久文案就成了衙门里的真正主宰。当地为首的大员深知这一点,竟然出钱资助这位文案,叫他去左右领事的方针,使之对自己有利。一个心怀敌意的文案,可以轻而易举地使领事对这位大员抱有成见,弄得双方外交关系十分紧张,结果大员会招致上司的不满,被革职罢官。

我知道这样一桩事:有个领事馆的全部方针都由那位文案一手操纵,此人是个聪明而惯会耍弄手段的无赖。所有的中文文件都得经他的手,其中哪一件能得到领事公正的审理,全看他收了多少贿赂。他的名声坏到了极点,最后被请辞了职;可他辞职时已经攒下一笔相当可观的家产,凭着它在家乡一带的头面人物中占了显赫的地位。

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他似乎都有一种催眠般的力量,即使博不得好感,至少也能引人注意。一位英国母亲把她的小女儿——一个娇嫩纤弱的小不点儿,蓝眼睛,金头发——放到她的一个苦力怀里,叫他逗她玩、照看她。这个苦力差不多是你能挑出来的最丑的一个。他五官又大又粗,头发蓬乱,整个儿一副无赖相。你自然会以为,那个模样秀气的小人儿会躲着他,可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眼睛发亮,欢欢喜喜地扑进他怀里,过一会儿你会看见她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脖子,高高兴兴地望着他的脸,心满意足到了极点。

中国人确实具有这种非凡的力量,其奥秘之一,无疑在于他们这个民族天生富有大量真挚的人情。中国人是个满肚子趣味的人。似乎幽默感就是他性格的根基,给一切都染上了它微妙的影响。对中国人来说,一句玩笑就是一剂化解的良药,能消散怒气,驱走心头的火气,使那一张张宽大粗犷的脸焕发光彩,好像阳光在崎岖的山坡上嬉戏。假如中国人是一个阴沉忧郁、天性里没有一丝幽默的民族,那他们对世界就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了。事实上,天朝人的生命里经纬交织着那股和蔼可亲的气质,这使他能赢得陌生人的心,慢慢消除人们起初因为他相貌平庸、不讨人喜欢,又因为他皮肤上那层极不雅观的黄色而生的偏见。

怒火上来的时候,他可以非常残忍;可是在寻常情形下,他满怀善意与同情,而且以那样和蔼的方式表现出来,叫人不由得对他生出好感。一个人一旦越过外表的那些虚礼,深入百姓的内心生活,越过异教在他们心上结成的那层自私的硬壳,就会发现蕴藏着大量可能的人类美德,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这些美德将会舒展、发育,于是这个世人一向带着微笑看待、只当作西方从来没能拼凑完整的一个巧妙谜题的民族,终将成为世上最迷人、最有吸引力的民族之一。

从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最叫人失望,那就是他似乎做什么都不能彻底。西方的口号是「彻底」,生活的各个方面,目标都是把每件事做得尽人手人脑所能地完美。在中国,这样的理想动机却哪里也找不到。比方说,一个工匠会做出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可是某个不显眼的地方,他却收拾得极其马虎粗糙。你定做一张嵌螺钿的硬木桌子,经过几个星期耐心的劳作和极其精细的手艺,经得起最挑剔的检查,可你却发现桌腿,或者桌面底下,做得马马虎虎、草草了事,倒更像一件打算放在厨房里用的东西。中国工匠把定做的东西送来,总是没有好好收拾完工,叫人一再生气。你向他们抗议,他们却惊讶地望着你。黄种人那混沌的脑子从来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对,你却为此恼火,他们觉得好笑。他们脸上绽开大大的笑容,说道:「哎,算了,不要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就这样吧。」

中国人头脑的这种倾向,处处可见。你和一个营造匠讲定要做一项工程。你向他再三强调这事很急。你把你认为急的理由讲给他听,他也同意,最后你和他定下一个就在眼前的日子,到那天他要把工人召集齐,开工动手。中国人的脑子往往转得慢,一段稍长一点的连贯的话很难让他领会,于是你把整件事又对他讲一遍,最后叫他用自己的话把你要他照办的意思复述一遍。现在一切似乎都清清楚楚了,虽然你脑子里也会闪过几丝疑虑,你却立刻把它们当作多虑抛开,满以为合同一定会照办。

日子到了,你赶到工地,以为会看见一窝蜂似的忙碌工人,结果一个人影也没有。你派人把营造匠叫来,问他怎么违约了。他笑着,看你这样急,觉得好笑。他想不通,因为在这个国家,差个一两天,甚至差一个星期,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所以中国人总是纳闷,事情没在约定的准时候办成,外国人为什么就要着急。

其实,是东方那轮大太阳照进了他的眼睛,那光芒渗进了他的血液,东方的慵懒笼罩着他,于是时光一步步向前走,他却觉得自己不敢跟着它的步子走。要讲效率、要做得彻底,就得紧张用力,而这正是中华民族不肯去尝试的。有些作家预言,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受尚武精神的鼓动,挥舞刀剑,狂飙般地征服西方。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无论出于本能,还是出于千百年的熏陶,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的荣耀打动不了他们。做买卖、通商、赚钱、过太平日子,才是这个民族的理想。宗族械斗刚一开打,或者和别国的战争刚一爆发,空中马上就响起一片呼声:「调解!」「调解!」调解就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善于调解的人能为自己赢得极好的名声。

西方要害怕的,不是中国人的尚武精神——这在他们过去的历史上从来不是什么重要的因素——而是他们的人数。他们是一个繁衍很快的民族,可是由于风水以及其他数不清的迷信作祟,中国的资源从来没有得到开发,以养活这庞大的人口。因此,大批的人不得不出国去谋生。

对于当地的土著居民来说,这些人很少是受欢迎的移民,而对于西方的几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人是一个强健的民族,那点收入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工人只够饿肚子,他们却能过得舒舒服服,甚至过得阔绰。将来与黄种人的较量,不会在任何战场上进行,而会在他们所要涌入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进行。

第二章家庭生活

从家庭里看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婚姻怎样定下——夫妻之爱须藏而不露——女儿嫁出本族,儿子留在家中——古时一个有名的大家族——家族休戚与共——一位将军被控谋反的故事——儿子们的出路——妇女在家中做些什么——打老婆——妻子寻短见——妇女受人轻贱——孝道观——讲二十四个孝子的名书——中国人其实很少真正行孝

谁要想了解中国人,就必须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因为中国人性格中许多令人发笑、又令人费解的东西,其中的奥秘都藏在家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家庭的理想始终被推崇得极高。古代圣贤曾就此发过许多雄辩的议论,国家也正是照着家庭的样子建立起来的。论中国的书里都说,中国的政府是一种宗法家长式的政府,换成浅白的话说,就是治理这个古老而辽阔的帝国的那一套制度,原是从遍布全国、数也数不清的人家当中,随便哪一家借过来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得明明白白:一个人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便根本不配去治理一个国家。

社会各个阶层都把家庭的理想奉为至高,这从一件事上就看得出来:凡是能想方设法凑够那笔要付给女方父母的钱的人,没有不娶亲的;而每一个女子,不论相貌如何,甚至不论身上有什么残疾,一到出嫁的年纪,总有人替她把亲事说定,然后风风光光地把她抬进夫家,排场之大,就好像她是全国第一美人一样。一个女子要是没有嫁出去,那是她自己的过错,或者是她家里人的过错,他们出于私心或别的什么缘故,没有替她张罗;绝不会是因为她五官不端、肤色不好,也不会是因为她身有残疾,虽然在英国,这样的残疾足以叫一个女子终身不嫁,哪怕她活到玛土撒拉那样的高寿。

我们且随便拿一户人家来看,这种人家到处都看得到,看它是怎样照着那些似乎为黄种人的头脑所珍爱的古老法子,一步一步建立、发展起来的。有个年轻人要娶亲了。这件事他的父母已经替他拿定了主意,他们请来一个媒婆,在中国所能有的一切挑选与求亲,全由她一手包办。凭着她的种种手段和谎话,那个要做他新娘的姑娘就这样替他一锤定音,再无翻悔的余地;日后儿子也好,父母也好,就算发觉这位小姐娶进门来并不称心,也无处申诉。

在我们看来,有一条公认的道理:要使夫妻幸福,彼此之间必须有爱情,而且必须彼此深知。中国人却认为那全是柏拉图式的胡话,是从未受过天朝圣贤教化的蛮夷头脑里想出来的道理。他们宣称,这两样东西都不是必需的,并且举中国为证:在中国,嫁娶是社会生活的常规,而普天之下,找不出一所离婚法庭。他们拿这一点作为铁证,说明至少爱情对婚姻来说是全然不必要的。于是这对年轻人在彼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了婚姻生活。他们从未见过面,也从来不敢向父母打听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是什么模样。要是真那样做了,他们的父母会羞得无地自容,羞得简直说不出口。

新娘坐着大红花轿,在鼓乐声和鞭炮声中被抬进夫家之后,两人头一回对望,这一眼里一定凝聚着两颗心的煎熬与激情,都想从羞怯的一瞥之中,读出自己往后许多年的命运。倘若其中有一个失望了,那一阵掠过心头的绝望,也都掩藏在那斯芬克斯一般不动声色的脸后面,嘴唇不会颤动一下,乌黑的眼睛也不会流露一丝,把心底刚刚涌起的秘密泄露出去。

他们两人都明白,婚事已成定局,永远不可能解除,于是凭着中国人在平常生活里常常表现出来的那种英雄般的忍耐,两人都下定决心随遇而安,因为他们知道,日子久了,爱情自然会生长起来,在他们必须一同经历的种种磨难与历练之中,彼此的柔情也会渐渐成熟。

岁月流逝,他们虽然不敢在人前用一句话、一个眼神表示彼此相爱,心中却已生出了最深最纯的感情。中国话里本有许多温存的称呼和富有诗意的词句,用来表达爱慕之情,可是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只有关起门来、除了彼此再没有旁人听得见的时候,才可以用上一用。

日子一久,家里人口多了起来,生下了三个儿子,也生下了三个女儿。其实本来还有一个女孩,但家里觉得女儿已经够多了,她一生下来就被弄死了,所以从来不算在数内。年复一年,孩子们长大了,男孩子送去读书,姐妹们则学做家务,烧饭、缝补、刺绣。后来女儿们到了十八岁,便请来媒婆,把她们一个个嫁到别的宗族去,因为谁也不能娶本族的人,哪怕本族的人数以千计。

又过了几年,儿子们也照样办理,三个年轻的新娘娶进家门,添了人口,也增了这一家的体面与声望。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出东方人和西方人对于家庭的观念有多大的不同。西方人认为孩子们应当像蜂群分巢一样各自出去,另立门户,到头来往往只剩下老父老母孤零零地守着一所房子,而这所房子从前从早到晚都回荡着欢笑声和快活的人语。

东方人的理想却是把儿子们留在家里。儿子们很少、甚至从来不离开家去自立门户。女儿出嫁了,对本族来说就算是失去了,不再被看作本族的人;但另一方面,从别的宗族娶进来的新娘填补了她们的位置,于是两相平衡。一个宽敞的大院子里住着五十人乃至一百人,四代男人连同他们的儿孙同住一处,老祖宗飘着雪白的长须,怀里还抱着婴孩,形形色色聚在一个共同的家里,这样的人家并不少见。

中国史书上记载,古时有一个大族里的一支很有名,九代子孙共有好几千人,统归族长管束,住在一连串的大院落里,俨然一座小小的城池。外面传说,这整个大家族上下和睦,无以复加。男人们从来没有过争执,女人和孩子也从来没有人听见他们高声吵闹。就连狗也仿佛受了这小城里熙熙攘攘的众人之间那种一团和气的感化,收起了天生的凶性,再也不争不斗,彼此相处得极其和睦安乐。

这个奇妙的聚落的名声传遍了全省,又由过往的行旅一直传进了皇宫。皇帝有些拿不准这些传闻是真是假,便决意亲自走一趟,看看事实是否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于是在他下一次巡幸泰山,要登上山顶祭天的时候,那是当时的帝王照例要做的事,他顺路到了这个有名的大家族。这家门前从未停过这样煊赫的仪仗。皇帝坐在朱红的御轿里,抬轿的人穿着同样颜色的御用号衣。前面开道的是一队禁卫军,个个身材魁梧,都是从以能征善战闻名的湖南省挑选出来的最勇猛的人。后面浩浩荡荡跟着一长串显赫的随从,都是国中最尊贵的大臣,他们在那里伺候主上的需要,务必不让圣心有一丝一毫的烦忧。再往后是一小支各色各样的仆役队伍,还有成群的厨子,预备把中国本土所能供应的、或者从外国所能弄来的一切珍馐美味,都摆上御膳的桌子。

这一族的族长跪迎圣驾,随后蒙恩平身,领着皇帝把他这个小小的王国看了一遍。皇上是个极有见识、讲求实际的人,把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家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察看得十分仔细。

他对所见的一切都十分满意,临走之前,一面用些点心,一面问族长,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形形色色的大家族里,连狗都似乎受了感染,失去了天生好斗的脾性,他究竟用了什么法子,才能做到如此井然有序、上下和睦。

族长当即坐下,提起笔来,写满了一页汉字。他跪着把这页纸呈给皇帝,说爱心与团结之所以通行全族,其中的奥秘就在这里。皇上颇为好奇地把这页纸看了一遍,不料竟发现上面写的是一百个同样的字,那字的意思是「忍」。族长解释道:「这一大家人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和睦,靠的就是百般的忍。忍,在我们这里是一股大力量,它帮我们大家克制自己的性情,所以我们才能彼此包容各人的短处。」

皇帝十分欢喜,便提笔写了一句话,表示他嘉许族长治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形形色色的大家族,手法高明,有大臣之才,于国家也大有裨益;又下令把这句话悬挂在大门之上,好让人人都知道,这个和睦的大家族是蒙皇上嘉许和庇护的。

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的意义比在我们那里要宽泛得多。它绝不像在西方那样狭窄,而是延伸到西方所能容许的范围以外。实际上,它包括父亲一方或母亲一方的旁系亲属,人们说起这些人来,往往就像他们是同一个家里的人一样。一个你认识的年轻人给你引见另一个年纪相仿的人。你问他这是谁,他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他弟弟。你一时摸不着头脑,因为你明明知道他从来没有兄弟。再追问下去,你才弄明白,原来这人是他父亲的弟弟的儿子,其实是他的堂弟。你问他为什么一开始不这样说,免得叫人误会。「可他就是我弟弟呀,」那人又说了一遍,脸上带着好笑的神情,瞪着眼睛看这个外国人怎么这样不开窍。

所谓家庭与至亲之间这种亲密的联结,把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弄得一团乱麻,还闹出些十分滑稽可笑的事来。这种事之所以更容易发生,是因为中国人结婚早,又往往一娶再娶,到了晚年还娶亲的也不少见,所以有时会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管一个年纪还不到他孙子一半的小伙子叫爷爷。

这样扩大到包括至近旁系的家族基础,是实实在在、确有效力的。把各个成员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绝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联系。比方说,家里某个人发了财。他也许出过洋,挣下了一笔可观的家产,回到老家来,要在亲族中间享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笔钱是他自己的,怎么支配全凭他自己做主;然而这个大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笔钱带来的福分,自己也有一份所有权。他们围拢在他身边,热热闹闹地欢迎他,而就在欢迎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怦怦直跳,盼望着只要把自己的情形说给这位有钱的亲戚听,自己正在受着的什么钱财上的困难,就都能迎刃而解。

不过家族的休戚与共,不只是在交好运的时候才显得出来。最显著的,是在家里有谁遭了祸事的时候。这时,其余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要受到牵连。比方说,有人犯了法,为了逃避捉拿,从家里逃走了。差役来抓他,却找不到他的踪影。照常理推想,这些差役该回去禀报官员,说犯人已经逃走,整个法律程序便暂且搁下,等犯人本人落网再说。然而并不是这样。他们会把这家里随便哪一个能抓到手的男人抓起来,不管是兄弟、堂兄弟还是儿子,押到官员那里,官员就把他关在牢里,直到真正的犯人被抓住为止。

一个英国人会说这不公道,要是差役抓人时他恰好在场,说不定还会抗议这样抓人不合法。差役们只会向他担保,说他们完全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会说,被抓的这个人是犯人家里的人,按照中国的法律,一家人都要彼此负责,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抓这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把他关在牢里,直到那个犯法的亲戚被捉拿归案,或者自己投案为止。

中国的法律都是以家族休戚与共这一前提为基础的,认为一家人无论兴旺还是落难,都必须同享同担。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条法律施行起来的最可怕的事例。

有一回,一位统领一路大军的将军,自以为受了皇帝的冷落,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封赏,便开始暗中图谋,策划推翻本朝。他是一位名将,在许多次辉煌的战役中为国家立下过赫赫战功,所以过了好些时候,才有人对他的谋反之心起了疑心。后来,渐渐有些模模糊糊、真假难辨的风声在私下传开。风声越传越紧,没过多久,这场可怕的阴谋的证据便确凿分明,此人的罪名已毋庸置疑。原来是一个深得他信任的同谋出卖了他,这人害怕自己的罪行一旦败露,会招来可怕的后果,于是决意牺牲朋友来保全自己。一个风雨交加的漆黑的深夜,一小队精选的兵丁包围了将军的府第,将军被抓起来,匆匆押往刑场,在火把的光亮下,他在这世上的呼号和悲苦,很快就了结了。

然而这场惨剧,随着这个不幸的谋反者之死才刚刚开了个头。在中国,谋反是一个可怕至极的字眼,只有犯人本人连同他家里的每一个人一起赔上性命,才能抵偿。因为这位将军是个有名的人物,皇帝便下旨,父系四代、母系四代,一共八代全然无辜的人,一律不经审讯、不给任何申辩的机会,统统处死。

这道杀人的谕旨当即拟好,用朱笔批下,兵丁们火速派出去执行,唯恐这些不幸的人当中有谁逃脱。于是八代人,不分老幼男女,都遭到了冷酷无情的屠戮。步履蹒跚、已经一只脚踏进坟墓的老人,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孩,正在儿女中间操持家务的主妇,以及满怀朝气、盼着前面还有许多幸福年月的少女,都在毫无预兆之下被砍死刺死,直到这一族连一个活着讲述这段往事的人都没有剩下。

中国的家庭,从某些方面来看,是一幅很有意思的景象。这个国家的父母极其疼爱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为了孩子情愿自己吃苦,又把孩子宠惯到这种地步,以致许多小伙子长大以后,非但不能为家门争光,反倒丢尽了脸。家境殷实的人家,儿子从七八岁起上学,一直读到十五六岁,那时如果不打算走读书做学问的路,家里就安排他们去经商,做文书、账房或者店里的伙计。

如果是穷人家,男孩子很小就开始讨生活了,家里根本没打算让他们读书。他们刚能拿得动耙子,就被打发出去替家里拾柴火。再过些时候,力气长大了,家里便给他们一副箩筐、一根竹扁担,可以说,他们做苦力的一生从此就开始了。在中国,苦力可以说是不用花钱买来的奴隶,帝国里粗重低贱的活计都由他们去干,在许许多多的情形下,他们干的正是在我们本国由牲口干的苦活。

女孩子在五六岁以前,可以满屋子跑来跑去,自己找些简单的乐子,孩童在发明这类乐子上是最有巧思的。此后便是缠足这件正经大事了,好几年里,她们要在把脚弄残、弄得变形的那种可怕的过程中,忍受最钻心的疼痛,对这种做法,造化没有一天不在抗议。毫无疑问,这种残忍的风俗可怕到任何言辞都不足以谴责的地步;然而无可否认,它确实在女子的性格中培养出一种英勇的刚毅,一种忍耐的力量,使她能够承受女人一生中注定要遭受的许多病痛和磨难。

从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女孩子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她没有洋娃娃来消磨闲暇的时光。她从来不出门上学,在学校里她本可以结识别的女孩子,在操场上尽情释放她那旺盛的精力,或者享受少女们最懂得品味的那种嬉笑欢乐。她不可以出去散步,不可以在月光下闲步,不可以在海边漫游,也不可以在山坡上跑上跑下。她的位置就在家里,在那些闷气、不透风的屋子里,在习俗强加给她的那种沉闷单调的生活中,忧郁成疾,而她看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那几扇窄窄的门,趁没人留意的时候,她可以从门里瞥见外面往来经过的一幕幕流动的景象。

难怪在她看来,唯一充满浪漫与诗意的日子,就是戏班子在她家门口搭起戏台,演一出叫人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喜剧的那一天。她从来没有梦想过世上竟有这样一种生活,直到这些快活的家伙在她面前演得活灵活现。中国人对看戏的狂热,正是一种症候,说明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异教生活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千篇一律感到不安,感到厌倦透顶。

仔细考察了这个伟大民族的家庭生活之后,人们不得不勉强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生活绝说不上幸福。主要的原因,在于婚姻生活开始时夫妻之间并无相互的爱情,而且到处的男人都把女子看得低人一等。真心相爱、情意相投、两心相系的幸福家庭当然也是有的,但那只是例外,绝不是常规。

这方面有一个很不愉快的证据,就是各个阶层打老婆的事都十分常见。中国人要说比例的时候,惯常以十为准,他们说,十户人家里有六七户,丈夫经常打老婆。百分之六七十的丈夫用这样粗暴野蛮的手段对待妻子,这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真是一个可怕的注脚;然而据我所见,从来没有人对这种风俗表示过任何谴责。它似乎被看作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从远古传下来的,那时圣贤的文明还没有用仁厚的教诲去感化他们的祖先;而凭着中国人极端的守旧,丈夫们继续行使着这种权利,广大的公众则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措施去制止这种野蛮的风俗。

妻子们从来没有甘心忍受这种不近人情的野蛮对待,这从她们当中每年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就看得出来,随便挑哪一个地方都是如此。一个村子忽然听说有个女人投了井,人人大吃一惊。正好有人那时从井边经过,看见那可怜的女人满脸通红、两眼冒火,一头栽进井里。顿时人人都激动得发了狂。女人们大喊大叫,奔走相告,高声表示怜悯;男人们板着斯芬克斯一般的脸走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狗也四处乱窜,汪汪狂吠,彼此混战成一团。

那不幸的女人从井里被拖了上来,长发散乱,往下淌着水,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仿佛她与死亡面对面的那一刻,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攫住了。她已经死透了,于是在一片喧闹嘈杂之中,在已经听到噩耗的孩子们的哭喊声中,她被抬回了家。原来她和丈夫拌了几句嘴,她性子刚烈,又有主见,回嘴的话伤了他作为男人的尊严,他便抄起一根粗重的木棍,没头没脑地把她毒打了一顿,根本不管棍子落在哪里。她遍体鳞伤,心都碎了,作为女人的那点自尊被践踏得一丝不剩,便决意到井里去掩藏自己的耻辱,同时也借此狠狠地报复那个这样伤害了她的男人。她的丈夫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即使对这个被他亏待的女人毫无悲痛,等他发现以前全交给她操持的那些家务琐事如今得由自己来料理时,也就会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可是不要以为中国的丈夫打老婆,就不爱她们,事实并非如此。粗略地、大体地看一看中国人的家庭,就会注意到,丈夫和妻子彼此之间其实流露出很多的情意。只是这种情意不如西方各民族那样外露罢了。东方的思想和传统都不赞成把彼此的爱意公开表露出来,然而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由一种真挚而牢固的感情维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外表木讷,不动声色,心里却藏着一个激情的世界,只等有什么东西把它激起,那时它便像他家乡的台风一样爆发出来,不管会摧毁什么。可是除了这种火山一般暴烈的性情,使惯于打老婆的男人对妻子极尽残酷之外,他还受着一些在我们身上绝不会起作用的力量的支配;以至于那百分之四十以礼相待、敬重妻子的丈夫,有时也会受到影响,加入打老婆的行列,仅仅是为了免得被人说他怕老婆,不敢对她动棍子。

古伯察神父写过一本极其有趣、极其诙谐的书,叫作《中华帝国》,他在书里描写过一个场面,看来似乎难以置信,却真实地写照了全国各地常常发生的事情。他讲到一个男人,真心喜爱他的妻子,两三年来夫妻二人一直相亲相爱。他注意到,每当在街上碰见他认识的某些年轻人时,他们那黄色的脸上便会掠过一丝笑意。还有些人乌黑的眼睛里闪着戏谑的光,仿佛肚子里的笑憋都憋不住。还有些人偷偷地瞟他,却又似乎生怕与他目光相遇。

这些令人捉摸不透的迹象使他十分困惑,他想弄个明白。终于有一天,一位好心的朋友点醒了他,向他解释了邻居们那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朋友说,大家觉得十分好笑,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老婆,而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怕老婆。

中国人在世上最怕的,莫过于被人取笑。别的他都能忍受许多,唯独这件事会搅动他的灵魂,把一个庄重沉稳的天朝子民变成一头狂怒的野兽。「如果邻居们笑的就是这个,」他说,这时怒火正像一场狂风暴雨般撕扯着他的心,「我很快就能向他们证明,他们完全弄错了,我要叫他们心服口服,看看他们错得有多厉害。」

他一刻也没有耽搁,急急忙忙赶回家,抓起手边第一件沉重的家伙,就往他妻子身上狠打,打得那么可怕,转眼间四下里便响彻了这个不幸女人的尖叫和哭喊。等怒气平息下来,他承认自己做错了,可是什么也救不了他的妻子了,因为他给她造成的伤太重,两三天后,她就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了。

中国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和中国人的头脑一样稀奇古怪。在民事案件上,法律拒绝主动过问,如果没有人到官员面前去告状,那么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在英国本会立刻开动整部法律机器、直到把犯人绳之以法为止的,在这里却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在这件事上,没有一个人到官府去告状;因为罪在哪里呢?一个男人打了他的老婆,可是全国百分之六十的丈夫都惯常这样做。舆论对他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只是说他打得稍微过了头,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傻瓜,因为等他再去买个老婆的时候,就得白白破费那么一笔钱。

那可怜的女人死了,心碎而死,死于她所受的可怕的伤,仅仅是为了在邻居们眼里保住她丈夫的面子;而如今,没有一句话同情她,没有一滴泪为她而流,当她带着无法言说的悲伤走向那未知的国度时,几乎没有谁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男人们把女人看得低人一等,这一点从她生病时他们那种全然的冷漠就看得出来。她可以拖着病痛和疲惫,一拖就是几个星期、几个月,请医生的花费和医生可能开的药钱,都不予考虑,直到她病得非常厉害,不请医生就必死无疑了,这才请一个医生来诊断她的病。可是人们不免冷冷地怀疑,丈夫之所以肯为妻子破费几文铜钱,主要的缘故并不是对她有什么了不得的爱,而是怕她死了,自己还得掏腰包再去娶一个。

有一天,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位中国医生,他向我断言,在他行医的经历中,他发现男人们一概反对在妻子生病时为她们花钱。「有一回,」他说,「我给一个乡下女人看病。病并不重,但若是不加医治,也可能发展成一种叫她很受罪的病。我把出诊费和我给的药钱开了账单送给她丈夫,可他不肯付。总共只有四十文(约合一便士),可他说并不是他请我来的,所以不认我的账。我知道那女人自己没有钱,就告诉她,我不收她的钱了。」

中国的家庭,据说是由一种为中国所独有的美德维系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崇敬这种美德。我说的是孝道。毫无疑问,在这个民族存在的整个漫长岁月里,孝作为一种理想的美德,一直被高高地举在全民族面前。孔子写了一本专讲孝的书,使这个题目流芳百世;这本书虽然缺少他其他经典著作的那种筋骨和气势,但因为出自他的手笔,世世代代以来,它在维系社会各阶层对这种美德的信仰上,发挥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自宝座上的皇帝,下至坐在路边、腿上生疮、衣衫褴褛的最穷的乞丐,莫不如此,尽管这个乞丐的父母也许多年前就把他赶到了街上,因为他品行不端,不肯再认他做儿子。

「孝」这个字一说出口,凡是听到的中国人,都像触了电一样。普通的老百姓会一连几个钟头跟你谈论孝的美好,还会滔滔不绝地称赞那些在平常生活中行孝的子女是何等优秀、何等高尚,尤其是在行孝遇到重重困难的时候。一个脸上分明被酒和鸦片写下了「浪子」二字的人,听到「孝」字,脸上也会掠过一丝柔和的神色,眼里的冷硬也消失了,他心里残存的那点善良,在那一刻占了上风。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不论是无赖还是正人君子,听人提起这种普天之下共同崇敬的美德而不多少有所触动的。

在讲孝道的书里,仅次于孔子那本小书的,是一本同样家喻户晓的书,名叫《二十四孝》。书中简略记述了二十四个有名的事例,讲的都是在种种艰难的处境下孝敬父母的故事,这本书一代又一代地刊印,百姓们争相阅读。

这些故事读起来确实非常有趣,给人的印象是,不论中国人还具有什么别的品质,他天生带着一股浪漫和诗意的气质,这就说明了他一旦放开来,能有多么讨人喜欢。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被奉为孝子楷模的人。他家里有母亲、他自己和妻子,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小儿子。不料他母亲忽然得了重病,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他焦急万分,生怕母亲会死,就把自己的孩子杀了,这样妻子原来喂给孩子的奶,就都给生病的母亲吃了。

这件事显然深得上天的欢心,因为他正在挖坑埋他那被杀的孩子时,忽然挖出了一块金子,他立刻认定这是上天为了他的孝心特地赏给他的。他正为自己交了这样的好运而暗自庆幸,忽然听见裹着儿子的那张草席里传出哭声,他喜出望外,发现儿子又活了过来,身上一点也看不出父亲那番毒手留下的痕迹。他带着金子、抱着婴孩回到家中,又有一桩可喜的意外在等着他,原来他母亲迎出门来,病已经全好了,这又是上天特别施恩,酬报他对母亲的孝心。

二十四孝里还有一个少年,他的所作所为,凡是读过他故事的人无不赞叹。他母亲死了,父亲又娶了一个后妻,后妻待他极其刻薄。她和前夫生有一个儿子,把满心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他受了多年的虐待之后,有一天父亲忽然发现了实情,气得把妻子和她的宝贝儿子赶出家门,并且宣布从此和他们一刀两断。

正是在这个关头,那使这个少年名垂千古的孝心显露了出来。他苦苦哀求父亲宽恕继母,终于得到父亲允许,去把她接回家来,虽然他心里很清楚,她回来就意味着自己又要受苦。

他办成了这件事,却在路上耽搁了,被一伙强盗捉住,强盗们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决定杀了他。继母听说了这件事,心里又是悔恨,又是感激,便带着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到强盗的营寨,把他交给强盗,换回那一个,替他去死。强盗们被继母和继子两人高尚的舍己精神深深感动,全都同意改邪归正,做帝国的良民,并且当即照办,这伙强盗就此解散了。

不过二十四孝里最有名的一个,在除了中国人以外的任何人看来,他的名字本该遗臭万年,而不该载入名册、流芳后世,供全国上下景仰。他名叫丁兰,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残酷地打骂虐待自己的母亲。有一天,他碰巧在山坡上放羊,看见一只小羊跪在母羊身边吃奶。小羊这种温顺可爱的举动使他大为触动,他由此想到,自己对待母亲的行为是多么不同。一阵悔恨涌上心头,他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来弥补他对母亲犯下的过错。

恰在这时,老母亲翻过山朝他走来,丁兰心中满怀着这些好的决心,急忙向她跑去,要跪在她面前认罪,告诉她自己已经决定从今以后做个孝顺的儿子。母亲却不知道他已经回心转意,以为他冲过来又要打她,便转身拼命逃跑,一头跳进附近一条又深又急的河里。

儿子吓坏了,痛苦万分,也跟着跳下河去想救她,却全是徒劳。湍急的河水已经把她卷走了,浑浊的河水遮住了哭泣的儿子的视线,那不幸的母亲连一点踪迹也找不到了。过了一会儿,从他母亲沉没的地方,仿佛浮上来一块长方形的扁木头,他急忙抓住它,当作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后来在上面刻上了她的名字和忌日。民间相传,祖宗牌位就是从这时、因这件事开始用起来的,人们相信牌位里住着死者的灵魂,活着的子孙每年祭拜两次。如果真是这样,这一点极其可疑,那么可以说,丁兰就是一种祭拜形式的创始人,而这种祭拜在整个帝国比其他任何祭拜都更有力量、更根深蒂固。

问中国人,丁兰这样一个不肖之徒,怎么能进入这样一座有名的民族先贤画廊,你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哦,你要知道,他悔改了嘛。」好像这就足以抵消他多年来虐待母亲的罪过,而且完全有资格在本国伟大的道德导师当中占一个非同寻常的位置似的。除了中国人,真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肯把丁兰这样一个大有问题的人物奉若圣贤。

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起,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崇高的孝道理想,单是这一事实,就对这个帝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益处。这是一个人人都接受的理想,而且必须承认,若不是有了它,几百年下来,整个社会,尤其是家庭,堕落的程度会比现在更甚。说今天仍有一些孝的好榜样,不亚于上面所引那本通俗书里记载的任何一个,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样的人很少。一个孩子要算得上孝,就必须恭顺听话,既不赌博,也不吸鸦片;挣来的工钱必须全部交给父母;父母年老时必须奉养他们;父母去世以后,还必须在坟前、在祖宗牌位前、在祠堂里按时祭祀他们的亡灵。

据我所作的考察,普遍的说法是,当今的儿子们当中,真正称得上孝的,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你跟一个年轻人谈起孝道。他面如铅灰,带着放荡的鸦片烟鬼的一切印记。他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口若悬河地大谈这种美德。你去考察一下他的家庭生活,却发现他让年迈的父母濒临赤贫的边缘。他拿家里的田地去借了钱,又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去当铺当了。这个人代表着一大类人,他们在抽象地谈论孝道时都热情洋溢,可是眼看着老父亲拼死拼活地劳作,却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一动,去帮家里挡一挡饥寒。

你又遇到另一个年轻人,他不抽鸦片。看上去身强体壮。他吃得好,花钱也大方,因为他的薪水很丰厚。你同他谈起儿子对父母的责任,他红润的脸上泛起更鲜亮的光彩,你觉得这下总算遇到一个真正的孝子了,足可以列入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中。你随口问他,经常寄多少钱回乡下老家给两位老人。他脸上掠过一层阴影,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开销太大,薪水里一点也省不出来;可是他又说,说的时候脸又亮了起来:「等我下回领了钱,就寄一些回去。」那一刻他确实是打算这样做的,可他从来没有做到过。

孝道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圣贤的书里,存在于通俗的文学里,也作为一种深厚的情感埋藏在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中,这是任何一个对这个奇特而令人困惑的国度稍有了解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同样确凿的是,在实际的践行上,孝道在这里并不比在英国或美国更为普遍,甚至还不如;中国以奉行这种美德而得来的名声,是她所不配享有的。

第三章孩子的一生

中国人对儿子的热望——生了儿子举家欢庆——生了女儿满屋愁云——皇储降生——大赦——称呼女孩的客气说法——孩子们的游戏——在家里学会撒谎和骂人——男孩上学——他们读的书——女孩缠足——缠足的由来——缠足的种种害处——中国人恋家

世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喜欢孩子。他们爱孩子简直爱到了痴迷的地步,一户人家里没有一两个孩子的,实在难得一见。倘若家里生不出来,便要想法子买几个来补上这个缺,因为中国人似乎对膝下无子的家怕得要命。一个男人只要拿得出钱,就会买上几个儿子,待他们如同亲生,等他们长大成人,便承继他的家业,享有家中亲生子女所享有的一切名分。

男人娶不止一房妻子,也正是出于这份对子嗣的热望。他想让身边围满能替他传宗接代的人,等他死了,这些人会来到坟前,给他的魂灵上供,这些供品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送到幽冥之中,在那片包围着他的阴森昏暗里给他一点慰藉。

在中国,没有生育的妻子是个极可怜的人。婆婆瞧不起她,因为婆婆一心盼着添个孙子,好撑起这个家的体面和名声——这孙子将来有一天要披麻戴孝,在父亲被抬往长眠之所、葬在山间的时候充当孝子。邻居们对她也毫不掩饰地鄙夷,一旦起了口角,大家有机会把心里对彼此的看法倒个干净,这份鄙夷便以再粗暴不过的方式发泄出来。

最糟的是,日子一年年过去,家里仍旧没有儿子,连她自己的丈夫也开始对她冷淡疏远。他若是个体贴的人,会买个儿子来送给她,只是这孩子在她心中的分量,终究比不上亲生的骨肉。他若是生性粗鄙些,便会另娶一房,那新人会夺去她在家中的地位,叫她的日子成了一场没有尽头的苦难。

家里生了儿子,全家上下无不欢天喜地。这件事最关切的人自然是母亲,她已经提心吊胆了许多日子,问起那小东西是男是女的时候,心里还怦怦直跳,满是疑虑和恐惧,等到听说是个儿子,恐惧便一扫而空,一股至高无上的喜悦叫她心满意足。她在家中、在她所住的街巷或村子里的地位,从此稳固了。丈夫的心系在了她身上,婆婆那种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的口气也软了下来,她在家里有了一个公认的、再也无人质疑的位置,如今她可以坦然直视左邻右舍的媳妇和母亲们,知道她们想起她来,心里再不会掠过一丝轻蔑。

至于做父亲的,他走起路来神气得像只火鸡,不过按照中国人的规矩,他要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其实在那张木然的、像墓碑一样不露声色的脸底下,一整个世界的激情、欢喜和浪漫遐想,正在他心头奏着甜美的乐曲。

于是,四面八方的道贺纷纷涌来,庆贺添了儿子这件天大的喜事。那一刻,真会叫人以为这种事已经多年不曾有过,仿佛生个男孩是件稀罕至极的事,竟让这一家、一大群亲戚乃至近邻都欢喜得忘乎所以,非得用最夸张的言辞,才说得尽对这桩奇事的欢欣。

这小不点儿不过是婴儿汪洋中的一粒微尘,这片土地上的孩子成群结队,多得数不清,然而它却有幸被当作全帝国唯一的一个婴儿来迎接。人人笑逐颜开,诗文里最雅致的词句都被挑了出来,大家还挖空心思编出新词,来表达这小生命降临人世时心中的欢喜。

让我们往这户人家里瞧上一眼。这是个中等人家,和这个国家里所有同类的人家一样,屋里凌乱邋遢,没有打扫。可是今天,一股异样的喜气似乎弥漫了整座屋子,叫人忘了那些灰尘、杂物和那种不舒服的气氛——外国人无论走进哪一户寻常人家,都会被这种气氛弄得不敢坐下。人人脸上都堆着笑,个个都预备好了说几句吉利话。不一会儿,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带着她的女儿进来了,那是个高大结实、一头乌发的姑娘。她们是来看孩子的,还带来一只鸡,专门送给年轻的产妇,因为她往后一个月需要些滋补的吃食。随后又有两三位登门,送来猪脚、面线,还有用来煎这些美味的麻油。据说这些东西都极有营养,最适合产妇吃。

这是一幅叫人看了舒心的图画。屋外,东方的大太阳正尽力把光芒洒满人间,把光线射进屋里,照亮了妇人们的脸。她们正谈得热闹,议论婴儿该怎样照料,产妇该怎样调养,才能挡住那些邪祟——在这个紧要关头,它们正四处游荡,寻找机会给这家人降灾,把这个给父母带来幸福的男婴掳走。

在极贫苦的人家,遇到同样的事,情景就和上面说的大不相同了。做父母的固然也和家境好些的人一样,心里有着同样深切的喜悦,却没有亲友成群结队地带着礼物和亲热的问候登门,也没有人操心这孩子将来能不能成个大人物,或者产妇该怎样照料才不至于出岔子。穷人没有工夫讲究这些,因此,一个儿子降生,来承继父母的劳苦和愁烦,家里的日常光景通常并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小小的生客来了,可怜巴巴地求着母亲的疼爱和哺育,可是那穷苦的母亲照样得操持她每天的活计,她就在生产的当天下田,干些耕种自家那块小田的粗重活儿,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在中国,从最高贵的人家到最卑微的人家,生了儿子无不欢天喜地。在皇帝的宫中,皇储降生的时候,举国欢腾,从京城一直延及帝国最远的边陲,天下做母亲的都满怀同情与欢喜,为那位给龙椅生下一位君主的皇后高兴。这位皇子的降生给皇家带来了莫大的幸福,人们觉得应当施一桩特别的恩典来纪念它,让皇帝治下大批最不幸的子民得到自由和解脱。

这叫作「大赦」,因为皇后生下儿子的消息一传开,便有一道盖着朱红玉玺的诏书颁发下去,送到帝国各省各府的总督和大员手中,命他们立即释放关在牢里的某几类犯人——若没有这份皇恩,这些人也许还要在阴暗的牢房里关上好些年,毫无出狱的指望。这是一桩高尚的善举,而这一切都只因为一个小男孩的降生。他刚刚睁开眼睛看见天日,却已经有幸打开牢门,放出了不计其数的男男女女,否则这些人会在地牢里煎熬憔悴,直到心中的希望熄灭,在绝望之中闭上眼睛,辞别人世。

现在我们再来想象另一幅情景。那个盼了许久、猜了许久的小东西,曾经充满母亲的遐想,也曾帮着父亲在心里编织一段浪漫的故事,结果生下来却不是男孩,而是个女孩——不过是个女孩罢了。一发现这生客是个女孩,种种憧憬便烟消云散,诗意也失了浪漫,变成了最平庸的散文。可以放心地断言,在中国这庞大人口所组成的无数人家里,没有一家准备好欢迎一个女孩,或者觉得她能顶替一个男孩。

我们只要看看我正努力描画的这幅情景,就会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幅典型的图画,千百年来已经定了型,是这片土地上社会生活的一张真实写照。

一听说生的是女孩,一家人便像挨了当头一棒。父亲的脸沉了下来,满面怒容,可见他心里正翻腾着怎样的怒火。他对妻子的爱,此刻竟也化作了怨恨,因为他认为她亏待了他,给家里招来了耻辱。

母亲呢,她并不护着自己的同类,把这小东西搂进怀里——倘若是个男孩,她是会这样做的——反而气恼地把她推开,连看都不肯看一眼。接着她便哭起来,抽抽噎噎地诉说自己的伤心,怨恨那给她一生蒙上阴影的厄运。婴儿被草草一裹,轻蔑地扔在屋里的一条长凳上,没人理会,遭人嫌弃,仿佛是她给这个家带来了晦气。她在那里哇哇啼哭,那哭声却一次也打动不了近在咫尺的母亲。

小女孩一生中最大的性命之危,正出在这个时刻,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女婴,就在这时候最后看了这世界一眼,便消失在黑暗之中了。父母二人心里都满是失望到发狂的情绪,要掐断这条小生命的线,把伤心和羞辱从家里一扫而光,实在是太容易了。

有一回,我们家里请了一个保姆。她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举止端庄,干活肯卖力气,从不知疲倦。她身上唯一古怪的地方是她的名字,那名字在中国话里的意思是「捡来的」。这名字十分少见,我觉得背后必有一段来历,能透露出她早年的某件事情。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天便问她:「你这名字真是稀奇。你母亲怎么会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她那张平常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这个好解释。我生下来没多久就起了这个名字,为的是纪念一桩相当悲惨的事情,照我母亲的看法,是老天爷出手保住了我的命。我出生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因为我是个女孩,都十分懊恼,父亲一气之下,抓起我扔到了屋前的露天院子里。幸好那时正是盛夏,夜里的空气又热又燥,所以我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夜,吹过身上的风也没有伤着我。

「第二天天刚亮,父亲出来拿什么东西,发现我竟然还活着,大吃一惊。他原以为我摔在院里铺的坚硬石板上,又在外面晾了那么久,早就没命了。他是个很迷信的人,所以认定我死里逃生是老天爷出手相救,是老天有意要保全我的性命。他心里存了这个念头,便把我捡起来,抱去给我母亲,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决定不再害我。为了纪念那个非同寻常的夜晚,纪念父亲第二天早上把我救回来,我就叫了『捡来的』。」

毫无疑问,不计其数的女婴就是这样,在出生后头两三个钟头里,当父母那违背天性的情绪被怒气和失望激起来的时候,消失不见了。倘若她们能多活一阵,等父母的气消下去,孩子仍然活着,那么天性的声音便开始响起来,母亲会要人把孩子抱给她,从这一刻起,便再也没人提要把她弄死的话了。

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家里已经决定把孩子养大,女孩出生时也从来没有人道一声喜。真要道喜,那就成了极其阴损的玩笑,会被看作一种明目张胆、十分刺人的侮辱,由此结下的仇怨,终其一生也化解不开。

邻居们本来早就预备好了贺词,只等生下儿子便向这对幸福的父母道喜,这下可就陷入了最尴尬的处境。他们只好尽量巧妙地脱身,用上一些客气话和不着边际的空话——中国话里这类东西多得很。在这种场合,谁也不会想到用「女孩」这个寻常字眼。那会刺痛主人家的耳朵,他们心思敏感,一提到他们的女儿,就很容易以为别人话里有话。于是人们改用一个客气的说法,意思是「千金」。这个称呼耍了一手巧妙的戏法,把这个刚刚逃过溺死或闷死的可怜孤苦的小不点儿,一下子抬到了女继承人的地位,仿佛她一生下来就有一大笔家财。

孩子早年的日子,总的说来似乎还是快乐的。差不多走到哪里都能看见成群的孩子,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大体上玩得十分尽兴。他们跑来跑去,嬉闹蹦跳,和同样一群英国孩子在村头草地上,或者在家乡城里的街头巷尾玩耍的样子差不多。

中国人绝不是一个阴郁的民族。他们心里满是乐趣和蓬勃的生气,这从那些结实的野小子身上就看得出来——他们你追我赶,满耳都是他们稚气欢快的笑声。

对年幼的孩子来说,这就更加难得了,因为供他们玩乐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像我们英国育儿室里那样大量而丰富的图画、故事书或者玩具,在这片土地上是不存在的。孩子们大抵只能靠自己想法子,把日子打发得开心些。看着这些小家伙用最少、最简单的东西度过一天,而且显然心满意足,真叫人觉得心酸。最受欢迎的玩法,因为一文钱也不用花,是捏泥饼,还有用街上捡来的碎瓦片盖小房子。

做父母的似乎从不认为替孩子想些消遣的法子是自己的本分。母亲们极其无知,又邋遢,家务又忙得脱不开身,没有工夫顾及孩子的教育或者玩乐,所以孩子们大抵是听凭天性或者环境去塑造,就这么长大,直到上学的年纪——至少男孩是这样——进了学堂,归先生管教。

说到这里,不妨想一想,做父母的手里有些什么道德约束,可以用来把孩子教养成帝国善良正直的子民。除了任何异教都无法彻底铲除的天然良知,以及古代圣贤像美好的精灵一样放出去、在世世代代之间渗透流转的崇高理想之外,家庭在引导孩子走上高尚有德的人生这件事上,没有丝毫影响。

又怎能指望它有影响呢?家里根本没有宗教可言,偶尔拜拜菩萨,不过是求个什么恩典,或者想消个什么灾祸,对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道德上的感化。菩萨被看作超自然世界里法力很大的神秘力量,得贿赂它们、哄着它们,它们才不降祸于人——人们心底里相信,菩萨对人天生就怀有敌意。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当作爱人、关心人的神来祈求。要叫一张黄脸最快露出笑容,没有比问一个人菩萨爱不爱人更灵的了。在中国人听来,这问题实在滑稽透顶,叫人忍俊不禁,不管多么严肃的脸,只要一听这话,也会笑开了花。

家里当然没有《圣经》,连一本书也没有,就是有,母亲们也不识字。由此可见,西方用来教养儿童的那一套,这里是没有的。没有上帝,没有教堂,没有礼拜日,也没有主日学,没有图画,也没有专门的读物,来影响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抵挡那些在他们周围疯长蔓延的邪恶势力——不论他们身处社会的哪一个阶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孩子们正是在家里学会了那些终身摆脱不掉的恶习,而母亲就是他们的主要教师。拿撒谎来说吧,这门精湛的艺术,正是母亲们以身作则灌输给孩子的。她们管教孩子,主要就靠这个。照例,家里没有像样的规矩,也从不设法叫孩子对吩咐的事立刻照办。结果,和孩子打交道最多的母亲,就主要靠大声恫吓,火气上来压不住的时候,偶尔也打一顿,不过打孩子的事是少有的,因为中国的父母其实很疼孩子,很少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来约束子女的顽劣或者淘气。

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她武器库里最厉害的一件武器,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一个专门说法,叫作「骗小孩」。有一天,一位客人去拜访一户相熟的人家。女主人在家,她那四五岁的小儿子也在。这孩子聪明伶俐,招人喜欢,一双乌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浑身是一个健康孩子所能有的那股活泼劲儿。

大人说话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了,想要捣乱。他正朝屋子的一个角落走去,母亲突然大声嚷起来,声音又急又响:「别到那儿去,那里有只大老鼠在等着你,它会扑出来,把你的眼睛抠掉。」小家伙脸上满是恐惧,惨叫一声,径直奔到屋子另一头,蜷缩在母亲身边,吓得魂不附体。

过了一会儿,他没事可做,又开始在母亲认为不许去的地方走动,这时母亲又尖叫一声,那惊慌的样子装得活灵活现,扯着嗓门喊道:「快回来,别到那儿去;角落里藏着一条黑蛇。它会咬你,你几分钟就会死掉。」小家伙脸上又是一阵惊恐万状,猛地冲到母亲身边,躲开那条埋伏着等他的毒蛇,紧紧抱住母亲求她保护,痛哭失声。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像小孩子那样坐不住了,开始到处转悠,找些好玩的东西,眼看又走到了母亲认为不安全的地方,母亲又涨红了脸,激动地尖声叫道:「你到那儿去干什么?你不知道墙角那边躲着一个鬼吗?它最爱吃小男孩的肉,它会抓住你,把你吃掉,用它的大牙把你的骨头嚼得咯嘣响。」

这时,那位先生对母亲说:「你在这么短的工夫里骗了你儿子三回,告诉他会出什么事,可你明明知道那些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就不怕教他成个撒谎的人吗?他早晚会发现你的话靠不住,到那时他就不再信你,还会学着把撒谎看作无所谓的事。」

那女人满脸堆笑,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好一阵子都止不住。「哎呀,」她说,「你说得这么严重,那些可怕的事我可从来没想过。我不过是想叫这小家伙安静点儿。我知道,我要是光叫他做个乖孩子,他是不会听的,所以我就想吓唬吓唬他。在中国人人都用这个法子,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害处。」

在家里学会的另一个极其有害的习惯是骂人。这似乎叫人难以置信,可毫无疑问是事实:在中国,不分男女,不论地位高低,人人都骂人。路上碰见的那些粗野的苦力,平常说话就夹杂着最肮脏的字眼,可只要两个苦力闹翻了,那污言秽语便如洪水决堤,彼此用下流的诨名狂轰滥炸,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叫人厌恶得直往后退。

你正站着和一位风度翩翩、满腹诗书的绅士谈话。他就住在附近,和那些挤在他家院墙外的破房子比起来,他的宅子简直是一座府邸。你被他的风度迷住了,他和你谈话时是那样文雅、那样有教养。他的谈吐也很高尚,可见他深受大圣人孔子伦理的熏陶。孔子曾描画过一幅理想之人的绝妙图像,称之为「君子」,看得出这位绅士一直在揣摩君子的形貌,好在自己身上效法。

忽然,两个苦力一路小跑过来,中间抬着一头又大又重的猪,捆脚的绳子勒进了肉里,疼得那猪又叫又哼。路面坑洼不平,他们一脚踩空,重重地撞在那位读书人身上,把他撞倒在地。这位文雅体面的人物一下子变了个样,变得又快又叫人吃惊。他待客的礼数没了踪影,理想之人的图像从他脑子里消失了,他此刻和那个从没读过孔子、从没学过任何礼节的最粗鄙的苦力站在了同一个水平上。从他嘴里滔滔流出来的话,污秽下流,简直和所多玛、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一般,你极其厌恶地转身走开,觉得这人光是站在你跟前,就会把你玷污了。

两个女人起了争执,和中国所有的吵架一样,这场架也得在大街上吵,好让人人都听得见,自己去评个是非曲直。她们先是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些不怎么中听的话,话里刚好带着那么一点锋芒,表明双方都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眼下正在磨刀试剑,为那迫在眉睫的真正交锋作准备。不一会儿,其中一个像射出一支毒箭似的甩出一个字眼,激得另一个怒火冲天。这下闸门大开,两人嘴里倾泻出一道道污秽下流的瀑布,叫许多旁观的人——他们自己满肚子也都是这些字眼——都隐隐生出一阵厌恶,打了个寒战。

这一切都是在家里学会的。这种可怕的语言,孩子最初是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听来的,而主要是从母亲那里。她在火头上,会把种种诨名朝女儿头上砸,把她说成天下最下贱的女人;至于男孩,照她用来骂他们的那些可怕字眼听来,简直就是世上的渣滓和垃圾。小孩子们一声也不敢吭,却把这些可怕的话一句句藏进心底最深处,等到年岁渐长,怒火把心里最凶狠的东西激成一阵阵狂暴的发作时,再拿出来用。

就这样,男孩女孩的岁月一年年过去,谁的生活里都没有什么大事,直到八岁上下。中国人不是一个懒惰的民族,孩子们一旦能动手做点什么,他们那点小小的力气就要派上用场,为全家出力。家里穷的,男孩出去拔草、拾枯枝当柴烧,女孩则尽力帮着做些日常的家务。

不过,他们主要的事还是玩,大部分时光都花在玩上。中国孩子发育得慢。不论智力还是身体,都远远比不上英国的男孩女孩,所以人们认为,孩子到十岁以前,对家里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最好的消磨时光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干,由着性子到处疯跑。

到了八岁上下,就要为男孩上学作准备了。家里和最近那所学堂的先生谈妥了条件,买来几本书,书上密密麻麻洒满了神秘莫测的象形文字。某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灰白的曙光刚刚给四野染上颜色,小家伙便沿着寂静的路一路摸到学堂去。他要在这里待上六七年,把一天中最好的时光用来攻读那些承载着这个民族理想的书。

这些书枯燥至极,原本是写给饱学之士、写给思想深邃、思辨之力已相当成熟的人看的。书里一个故事也没有。从头到尾听不到一声孩子或女人的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痛苦的呜咽,也没有一丝人心中较为细腻的情感。

孩子八岁开蒙,读的不是《杰克和吉尔》,也不是《杰克盖的房子》,也不是任何一首能打动孩子想象力的儿歌,而是中国几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师就高深的伦理问题所作的庄严论断。这些小毛头要啃的书是什么样子,从下面这件事就能略见一斑:交到八岁学童手里的第一本书叫作《三字经》,因为书中每句都由三个字组成,读来有节奏。这是整个中文里最艰涩、最深奥的文字之一。它的第一句就下了一个论断,而这个论断在中国并没有被普遍接受,那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试想一个十岁的孩子,直到今天以前还像一株攀缘植物那样野,爬上树梢、爬过断墙、爬下悬崖,如今却要面对这样一句话,而不是英国孩子初入学问之门时碰到的那种寻常句子,什么「我的狗」、「他的猫」之类。

试想一个孩子年复一年像中国学童那样,扯着嗓子高声喊、尖声叫地背诵上面这类深奥的教诲,他的精神要受多大的消磨,你就能约略窥见这些八岁的学童在求知路上要走的是一条何等陡峭险峻的路。整个帝国的每一所学堂里,每个中国学子至今都要经受这样一套教育,想象力和幽默、诗意和浪漫,以及灵魂中一切较为细腻的情感,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再难想出比这更枯燥乏味的教育制度了。

就这样,岁月流逝,童年渐渐远去,青年时代带着它自身的责任和抱负来临了。这年轻学子走的是一条枯燥的路。他得不到任何人生的知识,可以让他对同胞的罪过和忧患怀有温柔的同情。他对本国以外的一切国家都深怀鄙视。他天生的冷硬和自私,又被一种什么都软化不了的骄傲加深了;他对自己村里或者国家的一切变革和进步都深怀反感,根深蒂固,接受新观念或者开明的思想被看作一种可憎的异端,谁要是接受了,便要被扣上「蛮夷」这个可怕的名号——凡是自重的中国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这个称呼。

离开学堂,童年也就过去了,这时少年们得挑选将来要干的营生。有些人选择做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学业出众的,他们最后加入了教书先生的大军——全国数不清的学堂都需要先生。另一些人去商号里当伙计,可是算术不在学堂所教的科目之内,他们只好付一小笔拜师钱,到城里的哪家钱庄去学打算盘。还有些人去当账房或者店员,或者干别的各种营生——能读会写的年轻人可干的行当多得很。

也有不少人染上了恶习,最后成了抽鸦片的和赌棍。他们若是聪明的无赖——这类人通常都是——便会转而行医,凑上几味草药,走江湖当起游方郎中,自称能治人身上可能患的一切病症,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总的来说十分凄惨。

大约在男孩的生活起了这番大变化的同时,女孩也到了一个关口:她一直以来过的那种轻松日子突然结束,她一生中的大苦难开始了。我说的是缠足。

凡是自命体面的人家,女孩缠足是绝对少不了的。要是不缠,就会把她们和婢女混为一谈——婢女是从来不缠足的——也会和最下等人家的孩子混为一谈,那些人家太穷,学不起这种体面的风俗。从大量的经验中人们发现,女孩必须满了八岁,她的脚才能承受住那为了毁掉造化之功而施加的巨大压力。

诚然,在一些更富裕的人家,一双极小的脚是高贵血统的标志,女孩一到六岁就开始受这份酷刑,但这并不是通常的规矩。到女孩八岁的时候,脚骨已经长得够硬,能承受住那没完没了的挤压,把脚缩到极小,小到能穿进一只两三寸长的鞋里。

缠足先是把大脚趾以外的所有脚趾都折到脚底下去。这当然是个缓慢的过程,却也痛苦异常。这样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地缠上好几年,直到脚趾都折过去,代价是脚背被裹布挤得鼓了起来;最后,这些难看的东西——人们叫它「金莲」——终于大功告成,可怜的女孩也就成了一个终身的残废。

刚开始缠的时候,这些可怜的孩子受的折磨十分残酷。头几个星期苦不堪言,女孩们会想法子把裹布从那疼痛难忍、饱受折磨的脚上扯下来。母亲们不许,只得用粗暴的手段制住那双小手,不让她们设法解除那已经忍无可忍的疼痛。

一整天的眼泪、尖叫和呻吟,到了夜里,当睡意昏昏沉沉、断断续续地袭来,想让她们暂时忘掉所受的苦楚时,仍夹在这些可怜孩子的抽泣声中传出来——在那个不幸的家里,这是天天都有的事。

女孩苦苦哀求母亲把裹布松一松,好减轻一点钻心的疼,让日子稍微好过些。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把裹布勒得更紧,那一下的力道,若不是人的天性有那么大的韧劲,真会把这可怜的孩子逼疯。第二天又要重新缠过。旧裹布解下来的那一刻,露出一双红肿发紫的脚,这个夜里只断断续续打过几个盹的可怜女孩,会感到片刻的轻松;可是新裹布一缠上去,她就惊恐地大叫起来,仿佛有人碰了她的一块烂疮,满屋子都回荡着她的尖叫,而母亲对女儿的痛苦似乎无动于衷,只管干她那叫人作呕的活计,仿佛她那异教徒的灵魂里已经没有心肝、没有感情了。

这场可怕的殉难要延续三四年,几乎没有缓解的时候,这个时尚的可怜牺牲品始终受着剧烈的痛苦。常有这样的时刻:可怜的孩子疼得浑身发抖,仿佛血肉之躯再也承受不住压在她身上的这股可怕的力量,非得化作眼泪、呻吟和说不出的苦痛不可。

缠足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荒唐、最残酷的风俗之一。它的起源隐没在往昔的迷雾之中,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是怎么来的。相传它起于某位皇帝的宫中,这位皇帝有一个绝色的妃子,只是她的脚生得畸形。为了遮掩这个缺陷,她把脚裹弄了一番,掩住了那明显的畸形,宫中的女眷为了讨她的欢心,也把自己的脚缠起来,缠得和这位宠妃的一模一样。据说从那时起,这种疯狂而丑恶的风俗便开始从宫廷传到京城,又从京城传开,被帝国的妇女争相仿效。

民间的传说把这个女人说成是妲己——著名的周朝末代君主纣辛的那位有名的妃子,时在公元前一一四六年。据说她是古往今来最美的女人,却又残忍狠毒,人间的言语都形容不尽。这个朝代就是因她而亡的,而这个朝代里供奉着孔子、孟子、道教始祖老子和武王这些伟大的名字。

为了解释这位著名美人何以有那样致命的影响,人们说她是一只狐仙,变成女人的模样,为的是加速中国的覆亡。她变化的时候,浑身都变了,唯独一双脚没变,为了遮掩这双脚,她不得不使出最巧妙的法子。宫里的侍女们为了讨好她,也把自己的脚缠起来,模仿她那双脚的样子,于是缠足的风俗就此开始,一直流传到如今。

这个传说已经成了民族信仰的一部分,人人都深信不疑。当然,它荒诞不经,是后世才编出来的,可是中国人天生爱好神秘和超自然的东西,便把它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仿佛它是信史的一部分。

即使熬过了最初那几年——那几年里,双脚被折磨成一团丑恶畸形的东西,没有哪个女人愿意给人看——缠足仍是一辈子的苦楚。造化始终不肯与这残酷的扭曲妥协。她不断以疼痛和苦楚发出强烈的抗议,这些苦楚或多或少要伴随一生。裹布一天也不能松开,因为造化仿佛永远守望着,会立刻开始恢复脚生来的大小和形状,那双脚便会渐渐回复原形,只是带着所受残酷对待的痕迹,不论主人活多久,这些痕迹都永远抹不干净。

女孩们要做家务,学刺绣、织棉布、给自己做鞋,学各种针线活。岁月流转,到了十六岁,她们的童年开始消逝,成年连同它的种种责任,连同它那严厉的要求——女孩必须离开自己的宗族,成为别的宗族的一员——都赫然出现在她们面前。这个过渡也许会推迟一两年,但女孩到了十八岁,人们便认为她早该展开翅膀,永远飞离娘家了。

我们就这样对中国孩子的一生作了一番十分粗略的鸟瞰。还有数不清的细节可以细说,但那得专门写一本书。上面勾勒的大致轮廓,已足以让人对帝国这些黑眼睛的孩子所要经历的生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孩子们永远忘不了养育他们的家。家对中国人来说,就如同祖国对别国最忠诚的爱国者一样。家比国更大、更亲。它是中国人永远供奉在心底最深处、永不熄灭的一个念头。有个中国人出了洋,在澳大利亚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娶了一个爱尔兰女人,生了几个杏眼的女儿,这几个女儿学了母亲那一口爱尔兰土腔,简直就像是从科克或凯里来的移民。他的生意兴隆,很能赚钱,他有选举权,在当地是个有身家的人物。

有一天,思乡之情涌上他的心头。他把生意交给妻子和女儿,把银行里的存款全部取出,回到了中国的老家。那地方在海边的一座沙丘上,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荒凉、最破败的去处。他的双脚一踏上离他童年老屋不过几步之遥的那片荒地,精神便又振作起来,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叫他动念回到那遥远的国度去,尽管他撇下的家人还住在那里。

有个身强力壮的苦力,显出很不舒服的样子。从身体上看,他似乎什么毛病也没有。他渐渐没了胃口,也没了精神。他有时举止反常,好像神志出了问题。有一天他对东家说:「我得回家去。我觉得病得很重,可我知道,吃什么药也治不好我。让我回家吧。」他得的正是瑞士人那种思乡病。东家准他回去之后,他眼睛一亮,脚步也轻快起来,等他回到老家的时候,病已经无影无踪了。

有个人做了官,被派到帝国的另一处地方。他官运亨通,一步步升到两省的总督,治下有三千万人。他娶妻生子,有儿有女,在他飞黄腾达的地方置下了产业。

他从来抽不出工夫回千里之外的祖籍去,可是祖籍从来不曾离开他的心头。等到他功成名就、富贵满门地死去,他的灵柩便被运回他出生的那个遥远的村子,安葬在几乎望得见他童年老屋的地方,长眠于此。

美国人十分苦恼,因为中国人到他们国家去,不带妻儿同往。其实,带家眷同去,是违背他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禀性的。那样会使他们疏远故乡,而他们一心打算一有机会就回去,最后把骨头埋在故乡的亲族中间。在美国的每一个黄种人——每一个商人和读书人,每一个上岸时除了身上的衣服别无长物的苦力,每一个败家子、烟鬼和赌棍,以及每一个百万富翁——脑子里都有一个永不熄灭的梦,那就是故乡的模样,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都矢志不移地要回到那里。把家眷迁过去,在这个收养他们的国家里落地生根,就会违背他们这个民族最强烈的本能之一。

第四章中国的宗教势力

中国人怎样讨好他们的神明——屋顶上的小人像——石虎——风水——「山城」——「安溪」县——人口稠密——「死者之手」——祖先崇拜——偶像崇拜——观音——天——一座香火旺盛的庙宇里的一幕

中国人是一个极其迷信的民族,可是一旦认识了福音的真理,他们也能够成为有见识的虔信者。在此之前,他们所有的供奉、仪式和礼节,要么是为了躲开鬼神可能降到他们头上的灾祸,要么是为了把神明哄得心满意足、喜气洋洋,好让它们乐意给这家送来儿子,给生意送来兴隆,给门庭送来富贵荣华和源源不断的福气。各路鬼神,不论属于哪一门哪一派,都被认为手里握着无穷无尽的财富,谁讨得了它们的欢心,它们就可以随意赏赐,而自己却丝毫不会因此变穷。人们还相信它们心高气傲,动辄恼怒,睚眦必报,至于拜它们的人品行如何,它们却毫不在意。要紧的是不断地给这些喜怒无常的东西上供,叫它们常常高兴。这些供品本身虽说几乎一文不值,可是在送到神像那里去的路上,经过某种障眼的戏法,到了神明手里就变成了一大笔钱。

迷信的痕迹,几乎往哪个方向一转身都看得到。抬头看看人家的屋顶,就会惊讶地发现上面有许许多多小小的人像,形状和姿势千奇百怪,手里拿着弓,仿佛正在朝天上射箭。据说它们是在同空中飞来飞去的那些看不见的邪力搏斗;那些邪力一有机会就要扑进屋里,给住在里面的人带来瘟疫疾病。人们相信,要是没有这些小小的武士,人就根本活不下去,如今幸福兴旺的人家,也会满门哭声,一片哀戚。

沿着一条笔直的街走去,这条街的尽头撞上另一条与它成直角的街,这时你会吃惊地看见,正对着这条路尽头的那户人家的墙上,嵌着一块粗糙的石板,约莫三尺高、一尺宽,上面刻着三个字:「石敢当」。凡是路弯弯曲曲、或者不那么笔直的地方,就从来见不到这种石头。

它之所以立在那里,原因只是到处都流行的一种迷信:人们相信,与人类为敌的恶鬼,在没有拐弯的路上作起祟来格外厉害。它们乐得发狂,顺着这样的路比风还快地飞奔,在它们横冲直撞的时候,凡是挡在路上的东西都要遭殃。正因为如此,房子正对着这条鬼神跑马道的人家,便赶紧立起这块刻着三个字的石头,免得鬼神一头撞上来,招来祸殃。他们相信,那样必定会出什么灾难;可是鬼神一看见「石敢当」三个字,便吓得浑身发软,在这几个把它们吓破了胆的神秘字眼面前直打哆嗦,于是乱成一团,逃之夭夭。

总的说来,中国人天生有一副通达的常识,凡是同赚钱或者做买卖有关的事,他们都像精明的苏格兰人或者约克郡人一样机警老练。他们也很有幽默感,可是一碰到鬼呀、怪呀、妖魔呀这一类问题,他们似乎就丧失了推理的能力,去相信一些最荒唐不过的事情,换了一个稍稍懂得什么叫可笑的头脑,是绝不肯承认的。

沿着一条绕山而行的路悠闲地走着,有人指给你看一块岩石,说它对前面平原上铺展开去的那座城的命运关系重大。从某个角度看去,它确实叫人觉得像一只蹲伏着的巨虎。它的神情桀骜不驯,又带着几分警觉,仿佛附近有什么敌人,非得提防不可。它的目光死死盯着那座不见炊烟的城;城里听不到一点声音,简直像是一座死人的城。

原来,这只由大自然巧手雕凿出来的巨大石兽,正是前面那座静悄悄的城的守护神。中国人相信,自然界中的东西,凡是因为机缘凑巧,长得有几分像鸟像兽的,里面就住着那种动物的精灵,具有那种动物天生的一切本领,只是要厉害得多。老虎力大无穷,生性凶猛,是人们所畏惧的;所以哪个地方要是发现了一个形状像老虎、只是比真老虎大出许多倍的东西,人们就把它当作有形与无形两种力量的化身,用来保护一座城,有时甚至保护方圆许多里的一整片地方。

就拿眼前这只石虎来说,它巨颚厚重,庞大的身躯仿佛因为蓄满了力气而在微微颤动,人们把它看作它所俯瞰的这座城和这片地方真正的守护者。凭着它神秘的威力,瘟疫被挡在外面,生意兴隆,某些人家生出双胞胎儿子来,男孩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女孩的比例被压得低低的,而整座城以及城外平原上的大小村落,处处一片兴旺景象。这并不是几个怪人随口说说的信念,而是那些领导舆论的读书人和文人深信不疑的。它也是工匠、苦力和做粗活的人所信奉的一条教义,而这一带的每一个妇女更是牢牢守着这个信念。要是有谁胆敢提议用炸药把这只冒牌老虎炸开,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做的,人们就会把他看作一个危险的异端,应当送进疯人院去才是,只可惜全中国碰巧连一所疯人院也没有。

这种迷信走到哪里都碰得到,一般叫作「风水」,意思就是「风和水」。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自然界里,这两样东西似乎最有力量改变地面的样子。

眼前这道美丽的山谷,又是一个例子,可以看出风水的支配力有多大。大自然以她艺术家的巧手在这里布置出来的景色,即使走遍全中国,也很难找到比这更秀美的了。一条山溪从谷中穿过,日日夜夜,它的乐声在空中回荡。散落在谷里的大小村落,更给这片景色添了几分美,因为它们给四周静默的山水带来了生气。

然而整个景色中最美的,还要数那些山。它们那样富于画意地环抱着这道迷人的山谷,好像是古时候哪些神勇的英雄筑起的巨大城墙,要把山谷变成一座城,而群山就是它的雉堞。这个用意看上去是那么分明,所以这地方就被叫作「山城」。这些山都是由一种很好看的花岗石构成的,特别适合盖房子,人们自然会以为,山谷里以及山那边那座城里的房子,一定都是用四周这取之不尽的石头盖成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古时候传下来一种说法,说这些山底下有法力很大的神灵,绝不容许人开采山里的花岗石;要是有谁胆敢在这些岩石上动一凿子,它们就会给山谷降下疾病和死亡,把谷里的人斩尽杀绝。

结果,这一带用的石料,全都得从溯江而上五六十里以外的某个地方运来,因为看风水的人断定那里没有神灵。迷信的力量就是这样大:这一带所有的岩石、巨石和石块,都绝对不必担心石匠的凿子;人们宁肯花钱从外地运石料来盖房子、修桥,也不愿惹恼神灵,因为神灵会使出它们所有的可怕神通来报复。

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迷信始终是阻碍这个民族发展的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矿藏极为丰富,要是开采得当,原可以使如今赤贫的大批百姓富裕起来。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妨在想象中来到「安溪」县的某一个地方。我们站在那里,凝望眼前的景色,不由得被它的雄伟壮丽所打动。远处群山层层叠叠,一重高过一重,直到最后一重,高峰仿佛靠在天上。

近处是数不清的小山,山坡上茶树长得十分茂盛;还有起伏的原野、小小的山谷,以及从远山流下来的潺潺溪水——它们离开群山越远,那股激情也就消退得越多。这里土地贫瘠,农民要付出最艰苦的劳动,才能从地里刨出足够的东西,让一家人不致挨饿。生存的挣扎如此艰难,每年都有大批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和田地,远走他国,指望挣够了钱,过几年回到老家,开始一种自立而安乐的新生活。

要不是有一种可悲的迷信,这一带本应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这里的百姓本应过着富足的日子;他们也用不着抛下故土,流落到新加坡、槟榔屿和马来半岛,为了不让祖传的家业因贫穷而败落而拼命干活。相反,每一个人都会被火速召回来,分享这里的财富——那份财富之多,就是现在在这片土地上勉强糊口的人再多十倍,也足以让他们个个富起来。

我们眼前伸展开去的这片土地,煤藏丰富,至少有一座山里含有大量最上等的铁,有一位勘察过它的工程师报告说,那里的矿石足以「供应全世界一千年」,而且还用不完。一位又一位专家来过这一带,众口一词地断定,这里到处都有煤层,要是开采起来,会把这个穷困的地方变成华南的一大工场,不但本地人有活可干,邻近各县的大批百姓也能来这里谋生。

上帝放在这个美丽县份的土地里、供人使用的这一大笔天然财富,之所以一直无人动用,唯一起支配作用的原因是:人们相信,有一些浑身黏滑的巨龙,世世代代卧在那里守护着煤和铁的宝藏,谁要是想从它们手里把宝藏夺走,结果就会是整个地方的百姓遭到毁灭。镐头、铁锹和炸药会搅了它们的好梦,它们便会怒火中烧、暴跳如雷,把瘟疫、疾病和灾祸统统抛到这片土地上不幸的居民头上。这些看不见的恐怖,比饥饿、贫穷和饥荒还有力量,使得矿山一直没有开采,铁一直没有冶炼,还把成千上万的人赶出了家乡;他们当中,比较起来,极少有人再回来看一眼这片大山清溪之地,而那里,数不清的财富原是现成地等着人去拾取的。

中国是一个以人口稠密著称的国家。不管走到哪里,你似乎永远也躲不开天朝人。大城市、集镇和大路上,中国人的身形和面孔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简直单调得叫人发腻。在这些人烟稠密的中心地方有这么多人,原是意料中事;可是你走到最偏僻的地方,照样碰上这个叫人头疼的难题。

比方说,你想独自待一会儿,彻彻底底地独自一人,没有一张蒙古人种的面孔——五官铺得开阔无边,笑起来黄黄的,像害了胆病似的——盯着你看。附近有一座小山,你相信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你心想,只要能爬上去,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你在街上快步走着,仿佛要去作一次很长的散步,好叫谁也不会傻到想跟着你。过了一会儿,你突然来一个侧翼迂回,拐进一条岔出大路的小巷。你匆匆回头瞟几眼刚刚走过的路,确定没有人在盯着你,然后朝那座小山的方向迅速地兜几个战略性的圈子,直到你发觉自己正心平气和、心满意足地慢慢往上爬,越爬越高,终于把人迹统统甩在了身后,真正是独自一人了。

你在一个长满青草的土丘上坐下来,眺望眼前辽阔的景色,满意地舒了一口气。耳边再也没有那种机械的人声,好像是从什么吱吱作响的机器里磨出来似的。你听见风在叹息,看见青草摇着头,仿佛要用哑剧同你说话。你俯视那条河,它像一根银线在平原上蜿蜒,你觉得同大自然这样接近,真是令人愉快地打破了那些面孔永无休止的单调——那些面孔,在一层黄色的外表后面,也许透出幽默、凄凉和潜藏的风趣,却从来没有美。

忽然之间,你吃了一惊。透过两三丛灌木中间的一个空隙,你瞥见了一只眼睛的闪光,你做梦也没想到那后面会藏着人。你吓了一跳,因为你觉得中国人比你棋高一着。你转过身去,狐疑地朝一道树篱望去,那里开着野花,你原以为它正是山林幽静的写照,却看见好几个人影在树篱后面躲躲闪闪。

独处的那份快意顿时烟消云散,你这才明白,在中国,要独处是不可能的。你站起身来,心里不痛快,可是觉得好笑的心情占了上风。于是,一个接一个从藏身的地方钻了出来——在过去十分钟里,那些乌黑锐利的眼睛一直在打量你的一举一动——至少有十来个笨手笨脚的人影向你凑过来,满脸堆笑,想同你交个朋友。

中国的生命力,活生生的,固然强大得压倒一切;可是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那个死去了、长眠了的民族,作为一种宗教上的力量,在许多方面控制着、支配着这些以庞大人数给我们留下如此鲜明印象的活人的洪流。即使是一个走马看花的旅行者,到了中国,也不能不注意到死人的坟墓是怎样硬挤到活人眼前来的。你根本躲不开它们。山坡上常常坟头密布,从这一处到那一处,非踩着坟头走不可。低处每一块没有开垦的地方,都被人急急忙忙占去埋死人。就连耕种着的田地也被坟墓侵入了,在一些小小的稻田或者番薯地的正中间隆起的坟堆,说明这块小小的田地是怎样被缩小了,好给家里某几位过世的人腾出地方来。这些坟一直挤到大路边上,看样子要不是从天亮到天黑无数匆忙赶路的脚步不停地踩踏,它们连大路也要占了去。城外那些不能耕种的空地和小山,统统被拿来充作无人看管的坟场,一个个小坟堆像潮水一样向前涌,一直涌到城墙脚下,被这些巨大的壁垒挡住,才停了下来。

然而,中国死人问题之大,往往叫人心惊;而人们得到这种印象,还不单是凭着眼睛看得到的那些迹象。在全国数不清的人家里,尤其是富人家里,你会惊讶地发现,有多少死人躺在密封的棺材里,几个星期、几个月不下葬。这实在是一幅阴森可怖的景象;一个英国人要是知道隔壁屋里停着一个死人,一停就是好几个月,有时甚至好几年,准会吓得浑身发抖。

「死者之手」是中国人宗教生活中一个最有力、最强大的因素,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全帝国所供奉的一切男神女神,在降祸或者赐福于人这件事上,人们都不认为它们的影响能比得上一家的死者对他们仍活在世上的亲属的影响。比方说,有一个人死了。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个可怜的、一无用处的家伙,一辈子不断地失败,一事无能。他从来没有成就过什么事,直到最后,不但在社会上,就是在自己家里,也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如今这一切都变了;他躺在坟墓里,获得了一种新的力量,再加上据说聚集在坟墓四周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他就能把财富和权势源源不断地倾注到他所离开的那个家里去。

今天,在全中国,死人把活人牢牢攥在手里。人们相信,他们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改变一家人的命运。他们能使一家人摆脱贫贱,变得富有,登上最显赫的地位;可是如果对他们怠慢,不按时节给他们上供,他们就会把这家的房屋田产夺走,叫这家人沦为乞丐。

某个村子里死了一个人。他穷得很,人们就在路边给他挖了个坑,草草了事地把他埋了。他一辈子没显出过什么本事,同那些随处都成群碰得到的、平平常常的庸碌之人看上去毫无二致。

给他送葬的长子,却是个才干出众的年轻人。他举止粗鲁,盛气凌人,谁要跟他作对,日子可不好过;可是他有生意人那股敏锐的热情,凭本能就知道行情的种种变化,知道做什么买卖稳当。他自己没有本钱,只好从最底层做起,一步一步往上爬。他做得非常成功,过了些年,积攒下一份相当可观的家产,在他住的那一带,人人都知道他是巨商之一。

可是,这个人由穷变富、步步高升,人们并不归功于他自己的才干,也不归功于他经营生意的本领,而几乎完全归功于埋在十字路口的那位老父亲。儿子相信,是老父亲引着那股金流淌进他的生活,是老父亲那只神秘的手,使儿子筹划的种种买卖样样顺遂,商号越做越大,终于以交易数额之巨闻名一方。他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决不许人碰那座坟,也决不肯在坟前立一块碑,说明这个平平常常、无人照管的土堆是谁的。他生怕粗手粗脚的人破了笼罩在坟上的那道灵气,说不定还惹恼了老人家,以致财运中断,老人家一怒之下,反倒降下祸来。

像上面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个,全都说明中国人深信死者有力量左右活人的命运,或福或祸。由此便产生了目前中国最有势力的一种崇拜,那就是祖先崇拜。它的根子既不在于对死者的敬重,也不在于对死者的爱,而在于自私和恐惧。人们在世时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心心相印的那些亲情和温柔的爱意,似乎都消失了,活着的人心头只压着死者的神秘之感,生怕做了什么事惹得死者不高兴,从而给家里招来苦难。

从感情的角度看,祖先崇拜似乎非常美好、非常动人,其实并不是这样。那种使一家人彼此相系的无私的爱,那种甘愿为对方忍耐、为对方受苦的心意,在活人对已故亲人的崇拜中全然看不到。如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模模糊糊、雾一般的东西,它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人们指望田产、房屋和财富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从那看不见的世界里来,而忧愁、痛苦和灾祸能从家里赶出去。想一想有多少人们所珍视的东西牵涉在里面,这种崇拜在中国人的信仰和行为上有这样大的支配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它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宗教力量;即使目前公认的其他一切宗教都从人们心中消逝了,它也还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留下去。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在一个走马看花的旁观者眼里,似乎理所当然是这个中华帝国人民宗教生活中占支配地位、最有力量的因素,那就是偶像崇拜。这种普遍流行、无处不在的崇拜形式,处处都碰得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都奉行它。富人和穷人,有学问的和没学问的,在街上讨生活的普通苦力和在本行里升到最高品级的博学之士,各个等级的男男女女,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全都多多少少相信偶像,拜偶像。

偶像几乎无处不在,这就足以证明情形确是如此。每一户人家至少有一尊,那是这家的家神;更虔诚的人家还另外供着好几尊。城里到处都是供奉某些有名神明的庙宇,有的耗费巨资建成,靠百姓自愿的捐献常年修缮。村子也不甘落在城镇后头,每个村至少有一座公庙,百姓可以在那里向本村的保护神上供;到了神像的生日,全村的人都聚到那里,看为神明演的戏。

此外,各省到处散布着不少寺院,有的规模极大,住着一百多个和尚,他们一心只干一件事:唱诵寺里各路神明的赞歌,并且照料那成群结队涌来向各尊偶像上供的人们烧香礼拜。还有许多尼姑庵,那里的妇女把一生专门献给观音菩萨,终年设法从她那里求得自己在家中得不到的内心安宁。住在这些庵里的,几乎都是家中不幸的寡妇,或者是对生活不满、征得丈夫同意的已婚妇女。她们退隐到这些清静幽僻的地方,希望通过祈祷和冥想,把那叫她们活不下去的心神不宁,换成平静和知足。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凡是山区还到处有山上的庙宇,路旁有小小的神龛,过路的行人可以在那里向龛里供奉的神明表一表虔心;另外还有千百种办法,提醒男男女女别忘了对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上的神明应尽的本分。这个问题研究得越深,人们就越强烈地感到,偶像崇拜是一套庞大的体系,它的枝枝杈杈把整个帝国完全覆盖住了。如果中国人的信仰要用他们甘愿为维持它而拿出的钱来衡量,那它一定是非常深厚的了。想一想四面八方碰到的那数也数不清、大小形制各异的庙宇,而建造和修缮它们的费用完全由百姓负担,你就不能不为他们甘愿为神明作出的牺牲而惊叹。再进一步想一想,同这些宗教场所有关的和尚、道士,人数多如大军,全靠人们自愿慷慨的施舍来供养,那么,一套没有国家拨款、全靠广大百姓自发的供奉才得以存在的体系,每年在全帝国必定要耗去多少钱,就更叫人瞠目结舌了。

不过,现在该细说一说偶像崇拜是怎样运作的了,以便弄明白它对奉行它的广大民众究竟有什么影响。为了把这幅图画描绘得尽可能生动,我先说一说这种宗教对家庭有什么影响。随便挑哪一户人家都同样合用,因为这些房子同中国人自己一样,全是照着同一个大样子造的,描写一家,也就等于描写了其余的人家。

我们穿过院子,走进前门——不管天气怎样,这扇门总是整天敞开着——头一眼看到的是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上坐着这家的神像。最受欢迎、供奉最普遍的是观音,也就是慈悲女神。她面容安详,神情里带着一种温柔,赢得了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心,所以全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她的像,成为人人心之所向的唯一一件醒目的东西。

她的整个姿态和那么自然地流露在她身上的慈祥神气,同我们所听到的她那段美丽的身世十分相合,也说明了她这个印度女子,为什么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国神。

观音是一位印度王子的女儿,从小就显出一副极其慈爱的心肠。小时候,她常常跑进跑出父王宫殿附近那些平民百姓的家,她时常目睹的种种贫穷和悲苦景象使她十分难过,于是她立下誓愿:长大成人以后,决不嫁人,要把一生献给减轻印度妇女不得不忍受的种种苦难的事业。

这个誓愿她一字不差地履行了。她天天侍奉妇女们,满足她们的需要,医治她们的病痛,不管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多么卑下。她的名声远近传扬,她那种献身和克己的事迹,感动了每一个听到的人。人们凭着地道的东方式想象,说她是一位以人形降生到世上的仙女,因为世人中从来没有谁显出过这样的温柔和慈悲,所以她原先的家一定是在那些男女神仙中间,在那永远阳光普照的国度里,那里从来没有阴影落到他们心上,使那永远充满他们生活的幸福黯然失色。

她死后,人们觉得这样一位女子应当被尊为神,她的名字和形象应当列入全民族所供奉的神明之中。这段美好一生的故事,不知怎的越过了隔开印度和中国的崇山、平原和沙漠,「黑发之民」对它爱慕不已,听到的人都说,她虽然是个外国人,却配得上列入他们所信奉的神明之中。她的崇拜以惊人的速度被各个阶层接受,尤其是妇女,到如今,这个中央之国几乎家家都有她的像。

供奉神像公认的地方,是一家人起居的堂屋。这样它就成了家里一个不出声的成员,成了供奉它的人日常生活的见证。然而,人们待它似乎并不怎么恭敬,因为对它毫不爱护,从门外刮进来的、从泥土地上扬起来的灰尘,厚厚地落在它的头上,使它显得又脏又不体面。屋里的家具和放神像的桌子尽可以擦拭掸扫,可是神像身上积的灰,却绝不能用湿布去擦,免得它认为这样随便是对它的侮辱,降下什么灾祸给这家人来出气。人们相信神明同人很相像,动不动就发脾气,而且非常在意维护自己的尊严,对冒犯它们的人更是残忍无情。

关于偶像,一般的说法是:必须讨它们的好,它们才肯施展神通来保佑这个家。因此,无论什么场合,人们要正式向神像求告,至少总要在神像前烧几炷香或者一些纸钱,相信这些东西会送到神灵那里,由神明收下自用。每逢初一、十五,照例要烧几炷香,不为别的,只为叫神像高兴,道理就同一个人给别人送礼一样,指望万一有事求到他头上,他会显得友善些。

一年之中,神像受到隆重供奉的一个大日子是它的生日。这时要特地作好准备来给它贺寿,把烧鸡、烧鸭、煮熟的鸭蛋和几样蔬菜摆在它面前,请它享用信徒们献上的这些好东西。在比较富裕、手头宽绰的人家,除了照例的食品供奉之外,一家之主还会请一个戏班,挑一出大家爱看的戏,就在院子里正对着神像演出,让它看着快活的戏子们取乐,好叫它带着愉快满意的心情记住自己的生日。

偶像崇拜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从来不打算对人的品格有任何影响。人们的看法似乎是:只有在遇到麻烦,或者想发财,或者想向仇人报复,或者生意不景气、盼望它兴旺起来、好免得将来受穷的时候,才用得着它的帮助。同这一类相仿的事也许有成千上万件,人们相信偶像手中自有本事,能应付人生中所有这些意外,使人心满意足。

然而,从来没有人认为偶像对拜它的人的品格会有什么好的影响。一个人决不会觉得,自己刚刚给家神上过供,所以就该做个更好的人。中国人从来不会有这种念头。在这个国家,大把地侍奉偶像同生活向好处改变之间有什么联系,是谁也做梦都想不到的。比方说,有个人抽鸦片,这癖好一天天加深,到后来他完全被它攫住,一点也挣脱不得。他懒得干活,家境渐渐败落下去。烟瘾一到时辰发作起来,叫人实在受不了,不管冒什么险也得满足它;可是这个人已经把家里凡是能当的东西都当光了,如今只剩下一座空空荡荡、凄凉冷落的房子,他的妻子几乎要饿死了。浑身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充满了极度的痛苦,这可怕的折磨几乎把他逼到绝望的地步,于是他把妻子卖了;而她呢,巴不得逃离这种悲惨的日子,也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

在这个人的品格一步步堕落下去的整个过程中,那尊神像天天都是他所作所为的见证;可是这个抽鸦片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坐在长桌上、眼睛眨也不眨地平静地望着他的那位神明,会在乎他抽不抽鸦片,或者会稍稍关心他是过着正派的生活,还是用最卑劣的罪恶把自己的一生毁掉。

有一回,我对一个看上去像一具会走路的骷髅——虽然远不如骷髅那么快活——的人说:「神像离你这么近,看得见你过的是多么可怜的日子,难道你不怕它为你所犯的大错惩罚你吗?」他狞笑了一下,笑得有气无力,仿佛我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叫他觉得好笑极了。偶像同人的品格毫不相干,只有蛮夷才会凭着他那没见过世面的天性,异想天开地以为会有这种事。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家的女主人,是慈悲女神虔诚热心的信徒,家里有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小婢女。一面,观音那美丽慈祥的面容吸引着她,使她越来越热切地信奉她、供奉她;一面,她天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对待这个可怜的孩子。孩子的身上和腿上,满是挨打留下的伤疤。她的一只眼睛几乎被抠出了眼眶,送到医院来的时候,伤残得那样厉害,医生担心她再也治不好了。

这个狠毒的女人从来没有想到,她当着一位以慈悲怜悯闻名天下、并且正是靠这份名声才有了神力的神像的面,这样野蛮地残害她的婢女,会使女神恼恨她,以致不肯接受她的祈求和供奉。她的所作所为同女神的恩宠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神明对于人的动机和尘世的道德毫不关心。它们另有事情要照管,当然没有工夫过问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所以男男女女多半只好自己管自己,如果在轮回流转之中,人终于因为一生作恶而遭到报应,那也不是人们所供奉的那些男神女神来安排的。

中国人对他们的偶像怀有深厚的信仰,这是一个片刻也不容怀疑的事实。中国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无论学问、才智还是高贵的出身,都不能使从古时候传下来的那个信念有所减弱——这个信念认为,这些木头做的神明有力量干预人的生活,能够赐福于人,也能够降祸于人。

然而,在百姓的生活中,有些时候神明似乎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转而求助于一种他们称之为「天」的伟大力量,求它解救或者庇护。在中国历史最早的年代,在偶像崇拜从印度传入中国(公元六十一年)以前许多世代,百姓毫无疑问是崇拜真神的。随着时间推移,表示「神」的那个字同历代皇帝封为神明的某些英雄混在了一起,于是这个民族对唯一神的渴求,便躲进了「天」这个字里。中文的「天」字由两个字合成,就是「一」和「大」。合在一起,意思就是「那唯一的伟大者」,这确实表达了人们对那位伟大全能者的想法: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的裁决在整个宇宙之中都是最后的定论。

这种信仰并不只是抽象的空想,从日常生活中许多人们不求偶像、直接向天呼告的事例里就看得出来。比方说,全国苦于缺雨。几个月过去了,雨季来了又去,却没有照常下雨,田里的庄稼正在枯萎,要是天上的云不把它们的丰沛降下来,使萎靡的大自然恢复生机,眼看就要闹饥荒了。

某座庙里的和尚通告说,某一天要组织一支游行队伍穿城而过,祈求上天给这片土地降下急需的雨水。百姓欣然响应,到了约定的那一天,穿长袍的读书人,穿黄衣的和尚,还有穿着只在特别场合才穿的衣裳的平民百姓,统统出来,加入那条长长的队伍。队伍在狭窄而又气味难闻的街道上蜿蜒前行,向上天求情,求它给干渴的大地降下滂沱大雨。

这种公众请愿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神像也要出席。人们把它们从庙里抬出来,抬在庄严的行列里,同百姓一道参加这场全民的求雨。缓缓行进的队伍每走十来码就停一停,人人跪下,向天发出哀哀的呼号,求它可怜这片土地,不要让庄稼枯死,不要让穷人饿死。看着这一长列求告的人在这个时候的情形,实在饶有兴味。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为了表明心意的恳切,穿着麻衣而来;另一些懂音乐的人带来了乐器,一边迈着庄重的步子,一边奏着阴沉的哀乐,意在向上天表明,倘若老天不肯下雨,眼看就要压倒百姓的这场灾难,使他们心中充满了何等的悲伤。

这时乐声停了,整个队伍都跪了下来,就连神像也仿佛在默默地祈求,一同参加这场悲切的认罪,一同苦苦哀求上天怜悯百姓。

人们公认天的权力至高无上。中国人在新年开头贴在门框和门楣上的吉祥话里,有好几条都显示出一般人对这个大问题的想法。「愿天降平安福祉于我家」;「生死祸福,皆由天定」;「富贵贫贱,皆在于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里一点也没有提到偶像。事实上,一说到天,人们就从来不提偶像,从不认为它们在支配和影响人生的那些重大运行和法则上有什么权威。在中国人看来,天是一种巨大的、非人格的力量,它高高在上,神秘莫测,人们无可奈何,只好用偶像作为同那看不见的世界沟通的手段。然而,有些时候人们似乎不再畏惧天,而像基督徒向上帝呼告那样向天呼告。比如,人们相信天有一种严峻的公道和正义感。它也是伸冤者,凡有冤屈,它必定加以纠正,扶持无辜,迅速惩办有罪的人。它的统治是建立在伟大的正义法则之上的,这些法则自然而然地运作,毁灭一切邪恶,助长一切善良。

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有许多时候,天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位真真切切的有位格者:他们在患难中呼喊,他能听见;他们的名声无端受到攻击时,他们相信他会出来替他们洗清。

有一天,我从一座大城的一条小街上走过,看见一群人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惊骇的神情,注视着一个看上去发了疯似的妇人。原来她是住在这条街那一头的一个穷妇人,到她现在站着的地方对面那户人家去帮着做家务。那家丢了一样小东西,有人指控是她偷的。她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用尽了她所能有的全部口才,却毫无用处。她本来就性子急、脾气暴,一点就着,这时更是怒不可遏——不但因为别人冤枉了她,而且因为那个女人不肯接受她的辩白,还一再咬定,丢的东西就是她偷的。

她觉得除了向天呼告,再没有别的办法洗清自己的名声,于是冲到街上,把长发放下来,让浓密的发绺披散在肩头,抬头仰望她称之为「天」的那位神明所在的天空,把胀得几乎要炸开她胸膛的满腹冤屈倾吐出来。她诉说自己怎样遭人诬陷,她每一次想为自己辩白,人家听了都是怎样冷笑、怎样不屑。然后,她泪流满面,呼求上天为她报仇,向街坊四邻表明,加在她身上的罪名全是冤枉的。接着,她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吐出一连串叫人听了真要发抖的咒骂,祈求「那伟大者」把可怜的人性所曾忍受过的一切苦难灾殃,统统降到那个冤枉她的女人头上。她那一套咒人的话丰富得惊人,从她激愤的嘴里每射出一句,围观的人当中就有几个真的吓得发抖,想到她要她的仇人遭受的那些可怕的苦难,不寒而栗。

研究在中国人当中起作用的种种宗教力量,你会深深感到,人们对其中每一种所持的立场都是不合逻辑的。比方说,风水,尤其是同死人的坟墓结合起来的时候,被说成能使一家财富无边,能保证这家生儿子,能使子孙得到国家最高的荣宠。偶像又被认为有最神奇的法力。它们能帮人摆脱困境,能使生意兴旺,挣下巨万家财。它们能使冷清的人家儿女成群。哪一方的百姓怠慢了它们,不给它们应有的尊崇,它们一发怒,就能降下霍乱和致命的热病,把人成百成百地带走。所有这些,和尚和面目和善的尼姑都深信不疑,算命先生也都会向你证明,这种一般人的信仰是有哲理和经验作根据的。对于这些各有利害关系的人费尽心机的论证,你只要反问一句:生与死,顺境与逆境,王侯的荣华和社会上最卑微的地位,难道不都是由天决定的、不都是天特意赐予的吗?对这个问题,从来只有一个回答;可是五分钟以后,同一个人又会照旧热心地颂扬偶像,深信某一位他所喜爱的神明有本事把人心所渴望的每一种福分都赐给人。

我已经描写过家中的神像,现在就以描写一座庙里的情景来结束这一章。这种情景,在主神的生日,或者每月的初一、十五都看得到——人们认为,想给神明上供的人在这些日子去特别吉利。

我要描写的这座庙,坐落在一座山坡上,从那里望出去,风景极其秀美。紧挨在它下面、一直向远处铺展开去的,是一座有十多万居民的大城。人们住在一条条狭窄的街道里,从庙里望下去,这些街道就像细细的血脉,人潮在其中涨落流动,永不停息。城那边是一道海湾,湾中星罗棋布地点缀着许多小岛,在东方的大太阳照耀下波光粼粼;太阳把光芒洒在岛屿和岬角上,洒在从内河往来于海岸的帆船的篷帆上。再远处,把整个背景填得满满的,是一重重山岭,巨大的阴影落在山上,高峰沐浴在阳光里,而这里那里,飘浮的云朵像美丽的冠冕一样,栖在那些最高、直插蓝天的峰顶上。

庙宇和它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因为阳光照在庙上,在那些肃穆的松树间嬉戏,又把光芒射进那些仿佛喜爱阴凉的院落,直到一切都好像高兴得笑了起来。就连神像也仿佛感染了这一天的气氛:「武神」好像不像平时那样严厉、那样杀气腾腾了;「文神」也换上了一副轻快活泼的神气,同那些一向劳他费心的高深学问不大相称。

可是瞧!山下大城里的人们来了,沿着石阶缓缓地蜿蜒而上;那些石阶,经过往年无数香客的脚步踩踏,已经被磨得又光又薄了。有少数人是一心要来求「慈悲女神」的,因为他们面色阴沉,他们指望神像替他们解除的那些烦恼,在他们脸上投下阴影,使他们显得愁苦悲伤。另一些人则是来游玩的,想离开单调乏味的环境,望一望远处的山峦,看一看太阳怎样施展威力,把世界变得美丽。

这里有一小伙兴高采烈的人,快要爬到山顶了。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头发全白了,可是脸上那一抹阳光般的微笑,比任何照亮过人脸的笑容都不逊色,使她的面容显得十分美丽。同她在一起的是两个小伙子,显然是她的孙子,生龙活虎,满肚子淘气,山上的空气使他们热血沸腾,兴奋得发狂。他们在石阶上上下下你追我赶,绕着路边的大石头跑,又躲到老奶奶身后去;老奶奶的神情,倒像是巴不得自己再做一回小姑娘,同他们一块儿疯闹。

她站着喘口气,出神地望着远处沐浴在万顷光波中的群山,望着阳光下粼粼闪耀的海水,这时,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人,迈着缓慢而忧伤的步子,爬上这道陡坡。她带着一个婢女,一只手搭在婢女的肩上,扶着她走路。她是个寡妇,显然有什么伤心的事要去告诉女神。她的脸色苍白得叫人吃惊,五官的每一处都带着一种全然绝望的神气。她几乎没有看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一眼,只是垂着眼睛往上走,一直走到庙前的空地上。

紧跟在我刚才描写的这些人后面,出现了一伙上等人家的年轻人。他们衣着讲究,带着几分文雅的气度。他们当中看不出一点烦恼或者忧愁,因为他们说说笑笑,互相打趣,路上回荡着他们欢快的声音。他们今天到庙里来,纯粹是为了游乐。山下的街道又脏又臭,为了给出游找个目的,他们决定到山坡上这座有名的庙里去野餐,消磨一个下午。

这座庙从整体上说,并不只是供奉女神像的一间大殿,而是由许多较小的殿堂组成的,这些殿堂由曲曲折折的小径巧妙而富于画意地连在一起,那些小径好像是大自然特意设计出来给这地方增添魅力的。每一座小殿里都供着几尊比较常拜的神像,真像是一座万神殿,每个来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认为最合乎自己特殊需要的那位神明。通往这些殿堂的,有小小的岩洞、有顶的回廊和天然错落的岩石,里面摆着石凳和花岗石桌子,成群的香客爬山路爬累了,又急着躲开大太阳的强光,就可以坐在这里,享受山坡上这些凹处自然而有的清凉。

不过,我们还是在女神旁边稍稍靠边的地方站定,看看香客们怎样轮流上前,在她面前站好,向她祷告。那个面带愁容的寡妇——我们看见她爬山的时候,对满山满谷的壮丽景色连想都没有想一下——走了进来,脸上的阴影更深了。她举起合拢的双手,摆出向女神礼拜的姿势,开始向她喃喃诉说压在心头的苦处。这情景实在是再凄惨不过了。她的脸上满是痛苦,两眼死死地盯着面前那尊木像平静的面孔。那热切的目光里流露出的信仰是深沉的,因为她仿佛整个灵魂都沉浸在诉说自己的遭遇之中,一心只想打动女神那安详的偶像的心。

过了几分钟,她急于知道神像会怎样回答,便拿起神像前面桌上放着的两块竹筊,往空中一抛。竹筊哗啦一声落在铺着砖的地上,从它们落地的样子,她得知自己的祷告应允了,女神会让她如愿以偿。一丝笑容,像冬日天空里闪过的一道阳光,掠过她那苍白消瘦的脸;人们由此可以看出,要是她心中的忧愁得到解脱,不再给这张脸涂上这样阴沉的颜色,那该是一副多么甜美的笑容。

她的位置由另一个站在旁边等着的妇人接替了。显然,她要办的事并不怎么紧迫,也不怎么叫她揪心,因为她喃喃地念叨了几秒钟,就几乎是不恭不敬地把那两块占卜用的竹筊往上一甩,漫不经心地看看它们在地上落成什么样子。它们给的答复是「不」——她的祷告没有应允——于是她向女神鞠了一躬,嘴一撇,走到外面去了。她的事一定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转眼之间,她就同朋友们有说有笑、说长道短起来,仿佛她来求女神不过是开了个玩笑,现在玩笑开完了。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上前来,站在神像面前。有的人神态轻松随便,另一些人则热切激动。有的人对女神的答复当即认作定论,另一些人却一再抛掷那两块粗糙的竹筊,直到它们给出他们想要的答复为止。有一个十八岁上下的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足足有一分钟,他神色平静,毫无烦恼,嘴唇不停地动着,目光专注地凝视着观音。他求完以后,我问他向观音求的是什么。他答道:「我失业有些日子了,跑了好几座庙,求那里的神明给我找个差事,可它们什么也没替我办成,所以我想到这儿来看看,这座庙里的神像会不会灵一些。」

傍晚的太阳开始落到一大片云后面去了,那些云仿佛是聚在西山上,要在他消失之前再看他最后一眼;这时我们开始下山。许多我曾见到在神像前面神情虔诚、举手礼拜的人,都同我们一路走。另一些上山来游玩的人,我曾看着他们坐在岩洞里吃花生、灵巧地嗑瓜子、啜着茶,这时也同时往山下走。木头的神明被留在它们越来越昏暗的神龛里,它们所能看到的人影,只剩下那几个像鬼魂一样飘来飘去、一脸烟容的和尚了。无论如何,百姓们这一天过得很愉快,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看到了大自然最美的模样,可是仅此而已。我问一个我曾见他祷告时十分虔诚的人:「你今天去求女神,得到了什么?」他飞快地、探究似的瞥了我一眼。他说:「你问我向女神求告,得到了什么回答?」我答道:「是的,我想问你的就是这个。」「唉,你问的我答不上来。偶像这整件事是个深奥的谜,谁也参不透。它们到底帮不帮得了人,我说不准。我拜它们,是因为我的祖辈在我之前就拜它们;他们既然心满意足,我也只好心满意足。这整件事就是个谜。」说完他就走了,脸上带着一副被一道解不开的难题难住了的神情;而这副神情,至今一直留在这个民族的脸上。

第五章仆人

仆人的一般品性——厨子的职分与外快——同厨子算账——他那歪斜的道德观念——听差,他的职分种种——家中小物件神秘失踪——抽成——仆人问题

英国人在中国使唤仆人,总的说来,经验是愉快的。受雇的这一班男女,平均的聪明才智相当不错,所以学起活计来很容易;又因为勤快,又有一份忠心,他们伺候人伺候得极周到可意,以至于许多人家不得不回英国去的时候,想起留在那遥远国度的家居生活,总不免怅然若失——那份生活的可爱之处,有不少正是靠仆人们欢欢喜喜、心甘情愿的服侍得来的。

这并不是说从来没有摩擦。要是那样,就等于假定了一种普天之下哪里也找不到的情形。意见不合的事是有的,冲突也是会发生的,不过这些好比一片常常晴朗的天空里偶尔飘过的几朵云;再说,不愉快之中又掺着那么多滑稽可笑的成分,等事情过去、火气消了,人们多半想对整件事笑一笑,而不是动怒。

一户人家,通常需要的仆人是一个厨子,一个伺候饭桌的听差,一个挑水的苦力,再加一个阿妈,也就是女佣,有孩子的话帮着带孩子,收拾卧房,缝缝补补。这里头最要紧的是厨子,因为一个家过得舒不舒服,极大程度上要看他,所以每个主妇的头等心愿,就是雇到一个手艺在行、干净、又还算老实的人。若能雇到这样一个,就再也不会起辞退他的念头,哪怕他有些严重的毛病,要相当的耐性才忍受得下去。

只要外头一知道你想雇厨子,几乎马上就有人上门来应雇。你满怀忧虑地打量这个来应雇的人,要是办得到,真想一直看进他的心里去,弄清楚他是怎样一个品性。他脾气好不好?还是动不动就生气、专横霸道,而且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凡事都要照他自己的意思?你端详他的脸,想窥见一点里面的灵魂,可那张脸像一尊石像一样毫无表情。中国人能把自己的面容控制到这个地步,是这个奇妙民族的一个谜。他把面孔训练得如此到家,只要他愿意,心里转着什么念头,脸上一丝痕迹也不露。

你问他会不会做菜。他若是真正高明的手艺人,就会答一句:「会一点。」这么说有两层用意:一来是一种自负,二来也给自己日后留了余地,免得女主人严厉挑剔——哪一道菜做得不合她的意,他就会提醒她,当初雇他的时候他就说过,自己并不敢自称是烹调的行家。

你盘问他的这当儿,他一直用那双乌黑锐利的眼睛望着你,揣摩你的为人。你是精明机警呢,还是嫩得可以让人当面睁着眼睛骗?你懂不懂中国人心里的那些花招,还是人家说什么你都当作金科玉律照单全收?厨房里的一举一动你都要过问呢,还是把大权全交到他手里?这些问题在那颗黄种人的头脑里一闪而过,等他告辞的时候,他对自己受雇的这位女主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准确的看法。

有一件事是定准了的:从受雇那一刻起,他一生的头等大事,就是从刚得到的这份差事里尽量多捞钱。他捞钱的便利大得很,因为东方的规矩,一家人每天吃用的东西都由厨子去买。女主人是从来不去的。要她每天天一亮就起身,走进那些又窄又臭的街巷,在清早农人从乡下挑货进城的时候跟他们买东西,那是办不到的。况且一年里有好几个月,暑热逼人,日头毒辣,她根本不敢出门去采买。结果买菜的差事就落到厨子身上,而他的良心又是极有伸缩性的,这给了他多大的捞钱机会,也就不难想见了。

捞钱这门手艺,每个中国人都是行家。他从小就开始学。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打发他出去替家里买点简单的东西,他买回来的东西就短了一成,那一成他认为是自己理所应得的佣钱,只是小心不让母亲知道,拿去跟街上别的小赌鬼一起掷铜钱玩。年纪渐长,从经手的每一笔钱里抽取佣钱的本事也越发老练;如今当上了厨子,一片金灿灿的田地就在眼前铺开,他的进项只受雇主的无知或疏忽所限。

女主人既然不可能跟着他走进那些买菜的又窄又挤的街巷,他买的每样东西要多报多少,就大有施展机巧的余地。她不知道市价,所以在某种极不分明的限度之内,她只好任他摆布。

看他们为某一天的采买算账,真跟看一出戏一样有趣:看那狡猾的中国人,带着他那孩子般天真无邪的面孔,同那心地坦荡、毫无机心的英国女人,怎样了结这样一道棘手的财务难题。

女主人在桌边坐下,摊开账本,手里握着笔。她坐立不安,因为她心里明白自己要被骗了,而且还得亲手记下那些注定让自己吃败仗的数目。那东方人站在稍远的地方,头微微低着,一张脸简直像个圣徒。他态度平静朴实,仿佛在陈述上天的一条永恒法则似的,报出账上的头一项。他的语调毫无迟疑,毫无吞吐,也看不出一丝奸诈,可那个数目恰恰比他实际付的价钱多出五成。

那位太太在座位上不安地动了动。她心里开始涌起一股怒气,因为她确信自己被多算了钱。可是她没有证据,而她受的西方教养告诉她,没有凭据就不该指控人,于是她把那撒谎的数目写了下去。那东方人在一旁看着,脸上连一丝笑影也没有,尽管他那份幽默感在心里咕嘟咕嘟往上冒,他很清楚眼前正在上演一出大喜剧。他已经旗开得胜,可要是让脸上露出来,那就等于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把它扔掉了。

他又报了一项,又一项,仿佛是从他自家的圣贤经书里引来的话,每一项都跟头一项一样是谎话。那记账的人明知每添一个数目,就有一笔钱从自己口袋里偷偷转进了厨子的口袋,一边紧张地写下去,一边心里一直在大声抗议。她能做的抗议只有一句气冲冲的「太贵了,实在太贵了」,那东方人听了无动于衷,倒好像那是在称颂他的诚实。

终于,他报出一笔账来,那东西的行情她恰好确实知道,这一笔比市价高出一倍,他报的时候声音连颤都不颤一下。她立刻质问他,语气里带着一股一直强压到此刻的怒火:他怎么敢比自己付的钱多算整整一倍?那中国人应付裕如。说实在的,在这个大帝国里,无论问他多么难堪的问题,从来没有人会当场答不上来。一个西方人碰到这种难处,会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脸上腾地泛起一片通红,泄露出他的窘迫。东方人却会立刻变得更加镇静。他的眼神会变得温柔,脸上会露出一副神情,好像正全神贯注地思索着某个他力图解答的重大道德问题。

厨子带着温和的诧异望着那位太太。这一指控倒让他稳住了,变得更加安详沉着。「太太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他的脸装出一副天真,活像个孩子。「您当真以为我会骗您吗?我也许是穷,」他接着说,「可我是老实人。您只要到市场上去打听打听货价,就会知道我算的正是我付的钱。」「好啊,」她得意地回答,「我已经去过了,发现你算我的恰好是市价的两倍。」

这看来是一句叫人无话可说的回答,可它只不过把中国人头脑里真正的本事引了出来。面对这确凿的罪证,他非但不慌乱,反倒更加从容自若。「一点不错,」他说,「您说的那个价钱是买得到这种东西的,可那都是次货,就算我买回来,您也不会要的。您向来要最好的,我做梦也不会去买那种东西。照您说的价钱,我也能给您买来,不过东西不如您平常用的好,您可不要怪我。」

那位太太打定主意不肯认输,于是照他报的价钱减去一半记下,厨子在一旁连声抗议,说他赔了本,他自己和一家老小都得跟着受苦。

不过,厨子在财务上大展身手的广阔天地,并不只在多报价钱这一项。多报斤两也是他一宗丰厚的进项。他上市场总是随身带着自己的秤,买的每样东西都要用它称过。

中国的律法从来没有为度量衡立过规矩,也从来没有稽查员四处巡查,看百姓买东西时有没有受骗。结果,凡是置办得起的人,都随身带着自己的秤,好防备那些想短斤缺两的买卖人。厨子出门买菜不带秤,就跟三伏天出门不带扇子一样,是他想都不会想的事。那杆秤是他片刻不离的随身宝贝,他靠它来计算自己的进账,因为回到家里,他向女主人报的斤两比实际买的多出若干两,女主人为这些子虚乌有的斤两付的钱,就全是他揣进腰包的净赚。

可是,女主人若是以理家为荣,一心要把开销压下来,就会坚持厨子买来的每样东西都得拿到她面前过秤,然后才付钱。这样的人家,对厨子来说可算不上理想。不过他只得服从这无可奈何的局面,但他立刻开动脑筋,用种种巧妙的办法和百折不挠的韧劲来对付她,任凭她怎样提防,也永远无法把他的计谋全部挫败。在中国,要说最能开发人的发明才能、最能激发人的想象力的行当,没有一样比得上当厨子。

女主人为了自卫,也置了一杆秤。没有它,她就只能任凭这个人摆布——这人如今一生的目标就是要算计她,而他也一定会算计成功,否则那颗黄种人的头脑就算是失了灵。他的有些计谋真是巧妙极了。举例来说,有一天打发他出去买一只鸡。他到了市场,经过一番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买到一只,提回家来。

到家以后,他就往鸡喉咙里硬塞一些极粗贱的东西,直塞到鸡嗉子再也装不下为止。这是为了增加鸡的分量,从而增加他的赚头,因为鸡是按两论价的。

厨子把鸡拿来过秤,脸上挂着最甜美纯朴的神情。那样一张温和而孩子气的面孔后面,绝不可能藏着什么奸诈。女主人对他的种种花招早已了如指掌,任他脸上一派天使般的神气,她也不为所动。她摸了摸那只两脚倒挂在秤钩上的鸡,说这鸡瘦得很,然后指着那鼓胀的鸡嗉子,问他这样残忍是什么意思,怎么竟敢用这样一眼就看穿的伎俩来骗她。厨子马上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满腔愤慨地望着那鼓起的鸡嗉子。「哎呀!」他用十足唱戏的腔调叫道,「我上当了!这是在店里弄的,店里光线暗,我没看出人家怎么坑我。下回见到那个卖鸡给我的人,我非好好数落他一顿不可。」

那位太太对这类把戏早就习以为常,她说:「你报的斤两,我要扣掉二两。」那人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用哀怨的声调说:「您总不至于要我买这一趟还赔本吧,我是个穷人,赔不起啊。」可是那位太太毫不让步,过了一会儿,他那张斯芬克斯似的面孔上又恢复了往常那副平和的神色,心里对女主人的本事却大为佩服。

有一天,一个厨子拿了一大块牛腿肉来给女主人过秤。他的样子坦率真诚,叫人起不了疑心。显然其中没有什么欺诈,她正要收下,可是只要跟中国人打交道牵涉到钱,心里总萦绕着一股怀疑的本能,这本能促使她说:「把捆这块牛肉的绳子解开,让我看看里头。」那人脸上忽然一红,迟疑了片刻,没有马上照办,可是他知道再拖延下去只会惹她发火,就割断了绳子,只见滚出一块足有半磅重的石头来。女主人脸上掠过一阵惊讶和愤怒,因为就连她,尽管深知中国人脑筋之灵活,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狡猾的骗人法子。

她两眼冒火地望着厨子,可他显然无动于衷,脸上没有泛起一丝羞愧的红晕。相反,他脸上渐渐浮现出一副无辜的神气,眼里流露出惊奇,叫道:「哎呀,这块石头到底是怎么跑进去的?准是店里的人趁我回头的工夫塞进去的。他们多不老实啊!我真得跟他们断了买卖才行。天理这东西,他们显然是一点也不懂。」女主人声色俱厉的斥责,似乎对他毫无作用,他走出她的屋子,嘴里还在自言自语:「那屠户今天这样骗我,真是太不应该了,叫我丢了面子,凡是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要拿我当笑柄。」

秤这样东西,本是为了促进公平交易而发明的。然而有时候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套有计划的骗局的工具,而这骗局正因为完全不受怀疑,所以格外奏效。有一回,一户人家雇了一个年轻人当厨子。他举止讨人喜欢,一张脸开朗可亲,性情又招人好感,叫人不知不觉就对他十分信任。所以主人家很信任他,尽管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当厨子的人会碰上何等可怕的诱惑。

看来过了些时候,金钱的魔力便在他身上织起了一张细密的网,他抵挡不住那致命的诱惑,终于陷了进去。女主人对他深信不疑,他在每样采买上捞钱的机会也就跟着扩大了。这引得他赌起钱来,而赌钱的人几乎总是输的,于是他只好四下寻找一种办法,好弄到比每天替家里买东西时揩的油水更多的进项。

正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他想出了一个妙计:他要在秤上动手脚,叫它为自己效劳,既能还清赌债,又还有钱继续玩他心爱的赌博。于是他把秤砣锉掉了二两——秤砣是挂在秤杆上的那块铁,同秤杆另一头所称的货物相抵——这样一来,他一下子就在每一笔采买上给自己弄到了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赚头。

女主人对这个处心积虑的计谋毫无疑心,因为她从来没想到要去验一验那块秤砣;那厨子带着天真无邪的神气、孩子般的笑容,把赚头一笔笔收进腰包,自以为这回挖到了一座永远挖不完的金矿。可是报应就在眼前。有一天,一个跟他吵过架的人揭发了他的奸计,他当即被辞退了——这人心思太别出心裁、也太危险,往后再不能让他在这个家里担任任何差事。

从以上所说可以推想到,在中国要管住一个厨子,是任何外国人都不敢指望能对付成功的难事;而家中雇来操持家务的其他仆人,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轻一些罢了。中国人要是不那么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思,事情就会简单些。可是千百年的磨练,已经教会了他们在最锐利的审视之下也能把感情藏得严严实实。神色和言语,在别的民族通常是反映内心状况的标志,在他们身上却完全不足为凭。

比如说,那听差——其实他是个成年男子——有一天早上来见你,用低沉悦耳的声音告诉你,他希望你另雇一个仆人,因为他不得不离开你了。你很诧异,因为直到此刻为止,你一点也没听到过这样的风声。你问他为什么突然拿这个主意,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叫他不满意。他说:「不是,您待我很好,我实在舍不得离开您,可是我接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催我赶快回家。实在是,」他接着说,「他上了年纪,田里的活要我帮忙,我只好请您放我走了。」

他把这番话说得那么从容自然,你倾向于相信他,尽管心头还萦绕着几分疑虑。你记得他家里穷得要命,一家人能不挨饿,很大程度上就靠这个儿子挣的工钱。你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可最后还是把该给他的工钱付了,他鞠了好些个躬,黄色的面庞上漾着和悦的笑容,向你道了别。

他走了没多久,他想辞工的真正内情就露了出来。父亲的来信、田里要他帮忙,全是他那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事实上根本没有那回事。真相是,他跟挑水的苦力吵了一架,那苦力来自乡下一个跟他家乡毗邻的村子,属于一个比他家更强大的宗族。他害怕再跟这个人起冲突,因为那人可能捎信给家乡的亲族,他们就会很快采取行动,向较弱的邻村报复雪恨。所以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他就辞了工。

总的说来,中国仆人可以算是诚实的。不错,从十诫的角度看,从我们在英国习惯了的那种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看,严格说来他们算不上诚实。当然,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十诫,所以不能怪他们不知道十诫的要求。他们在过去两千年里所受的熏陶,教他们看待某些事情的眼光跟我们大不相同。

比如说,多报价钱,巧妙地摆弄那杆秤叫它说谎,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品德上的缺陷,不如说是头脑格外灵活的表现。一个不懂得做这些事的人,并不被看作生活标准更高的人,而被看作——用当地话里一个很传神的说法——「老实得发傻」。对这样一个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良心,而在于缺乏脑力,以致他在心智上不太能够胜任人与人斗心眼时所必需的那种敏锐而迅捷的思维活动。

然而,仆人们的道德观念跟我们的大不相同,并不只在多报价钱和摆弄秤杆这两件事上。还有许多别的方面,有些可疑的行为我们做梦也不会去做,他们却看得十分宽松。比如说,一些不大值钱的小东西会神秘地不见了。中国人会断然否认这些东西是被偷的。它们只不过是消失了,没留下一点痕迹。举例来说,一只洋油铁桶倒空了,在院子里放了一小会儿。女主人知道中国人对这类东西有一种特别的癖好,就紧紧盯着它。她碰巧得到屋里另一处去几分钟,等她回来,那铁桶已经不见了。她把仆人一个个叫来,挨个问他们铁桶到哪里去了。他们个个装出吃惊的样子,彼此议论那个把它拿走的人好大的胆子。「真是怪事,」一个说,「哎呀,我刚才还亲眼看见它在这儿呢!它能跑到哪里去呢?」「如今的人哪,可比不上古时候的人了。」另一个煞有介事地说,好像他是中国的哪位圣贤。他们围拢在铁桶原先放着的地方,盯着地面细看,仿佛有什么小精怪施了法术,把它变进土里去了。

这时候仆人们的表演真是无与伦比。不但那个把铁桶收入囊中的人就在当场,其余每个人也都知道他就是正主儿;可是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你都看不出一眨眼、脸上一丝肌肉的牵动,能表明他们是觉得这事荒唐可笑,还是因为一人的行为连累大家的诚实都受到怀疑而感到愤慨。

再比如,桌上留着半打空瓶子。它们一只接一只地慢慢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它们哪里去了,可是那个每天走街串巷收破烂的小贩却能确切地告诉你,他为这些瓶子付了多少钱,是从谁手里买来的。不过,要说有哪样东西对中国人最有吸引力,那就是手帕。

整个民族本来全不知道这样有用的东西。开创这个帝国的古代先贤,做梦也没想到过这样的奢侈品。可是他们的子孙却以一种叫人十分惊讶的热情喜欢上了它,一有机会,就悄悄地把它们收入囊中。你买了一打手帕,用最黑的不褪色墨水做上记号。这些手帕的身份是绝无争议的,所以你满心以为可以好好用上一阵子。

过了一个星期,你忽然发现有两条不见了。你大吃一惊,因为你想起手帕这东西有一种消失的天大本事。你把问题暂且搁下,权当它们送去洗了,或者藏在你哪个衣袋里,过些时候自会出现。又过了一个星期,又有几条不见了,没过多久,就只剩下一条了。你盘问仆人,可是无论你怎么问,迎面而来的都是一张张茫然的、孩子般的面孔。

这里从来没有人推说是猫把手帕叼走了,不像在英国——在那里,种种说不出口的坏事都算在这畜生头上。中国的文明至今还没有出过一只猫,能博得西方同类那样的名声。每个人都一口咬定从没见过那些手帕,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可是如果你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很可能会发现他们家里的女眷在一切公众场合都拿着这些手帕炫耀,叫别家的女人因为没有同样的东西而眼红得要命。

不过,不能就此推断中国仆人都是惯偷,因为他们并不是。对于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可以说他们是绝对诚实的。相当贵重的物件,比如钟表、看戏用的望远镜、壁炉台上的摆设,根本用不着担心。这些东西拿出去能卖的钱,比那些照一条跟米底亚人和波斯人的律法一样不可更改的定规非消失不可的东西要多得多,可是它们放在屋里,安全得就像有个巡警时时刻刻盯着一样。一个中国人要经过怎样的心理过程,才能心安理得地把一样值十来个铜板的东西据为己有,同时又不屑于拿走主人任何一件更贵重的财物,这在外国人看来是个谜。也许连他自己都很难分析清楚在这件事上的感受。他喜爱用间接的、绕弯子的方式去接近一个问题,这种癖好也许使他连自己都无法判定这个问题。

谈到仆人,有一件事不能不提,那就是外头的商贩送进家里来的每样东西,仆人都要从中抽成。这跟厨子采买时捞的那份截然不同,厨子也从不要求分一杯羹。这些外快照理说永远不会传到上头主人的耳朵里去,纯属私下的交易,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确实严重地影响了主人的腰包。

比如说,面包师和送牛奶的,每到月底领取所供货物的货款时,都得付给听差一成;洗衣匠的负担更重,除了上面那一份抽头,还得白给听差洗所有的衣服。没有一个买卖人想逃避这些苛捐杂税,因为他很清楚,要是他敢这么做,听差就会从中摆布,叫他丢掉这户人家的生意,这生意马上就会转给一个出价更高的对手。

有一回,听差逼着一个送牛奶的提高他向来付的抽头。送牛奶的说他实在付不起,因为他的利润已经薄得很了。听差不作声了,可是他眼里闪过一道光,预示着送牛奶的要倒霉了。第二天早上,送牛奶的照常把每天的一瓶牛奶送到这户人家。听差把它放在灶房里滚烫的炉灶旁边,等一家人聚齐吃早饭的时候,他把牛奶拿给女主人看,牛奶已经坏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向她担保这都是送牛奶的人的过错,那人的牛奶本来就明显是次货;至于他的那些牛,谁都知道,即便在最好的时候,挤出来的也是掺了水的奶。那位太太自然很生气,马上问他能不能另找一个人给家里送牛奶。「哦!有的,我有头号好人,头号好奶,做得来。」主人吩咐他去看看能不能马上弄到够吃早饭的牛奶,他说这很容易办到。这一点他完全可以打包票,因为他早已安排了一个人在外头候着,只等叫唤。他拿出一瓶牛奶来,看上去好像是碰巧弄到的,其实整件事都是听差一手策划、一手操纵的。这牛奶竟然好得出奇,全家人都大为欢喜。它看上去浓浓的,像奶油一样,这样的牛奶自从离开英国以后他们就没见过,往后很可能也要好久才能再见到。它看上去、喝起来都像牛奶,一点也没有往里兑水的嫌疑,所以这天早上的茶,好喝得他们都记不起上次是什么时候了。

主人断然下令,那个竟敢送来这样次等牛奶的老送奶人要立刻辞掉,换上新的这个。听差处心积虑的计谋就这样成功了,他增加的抽头也到手了。从这一刻起,抽水机又要派上用场,送进这户人家的每一瓶牛奶,又都要泛着从前那种淡淡的天蓝色了。

中国仆人到外国人家里做事,照例从来不单单是为了人家给的工钱。工钱通常比在纯粹的中国人家里能拿到的要高。主要的吸引力是那丰厚的抽头,靠着这些,薪水往往能增加五成之多。中国人时时都在留意这些机会,像天上的鹰一样,老远就能嗅出猎物来。

比如说,你有事不得不辞退你的听差。这消息以一种极快而又说不清的方式传开了。这里并没有专门介绍仆人的荐头行。可是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人告诉你,有两个人要见你。「啊!新的听差来了。」你一边嘀咕,一边走出去见他们。两人当中,一个是你的厨子,你一眼就看出,另一个便是那个指望来当听差的人。

话全由厨子来说,另一个人则显得局促不安。他两只脚轮换着站,不自在地挪来挪去,时不时干咳一声,这都是一个人在某件要紧事即将见分晓时所感到的那种紧张的表现。他低着头,那双乌黑锐利的眼睛似乎专心致志地盯着地面,可是与此同时,他正在揣摩你的性格,心里盘算着自己能捞到多少,跟你是不是合得来。

厨子似乎兴致好极了。他满脸堆笑,言谈之间点缀着东方式的比喻,如果你的心灵能够产生诗意的话,这些比喻会在你心里激起诗意来。他说,他知道你缺一个听差。听差难找得很,眼下正是奇货可居。又好又能干的,花多少钱也雇不到,可是运气真好,这儿正好来了一个,在他那一行里简直是个完人,正合老爷的心意,再合适不过了。

你用挑剔的眼光打量这个人,可是从他那张斯芬克斯似的脸上,你几乎什么也看不出来。他懂不懂他的活计?你有气无力地问厨子,与其说是指望对眼前这个人得到什么确切的了解,不如说是没话找话。「当然懂。」他回答,一边把头往上一扬,右手一挥,仿佛刚刚证完了欧几里得几何里的一道题,正以那句得意的「证讫」作结。

又问了些别的之后,你问厨子愿不愿意替这个人作保,担保他的诚实。他显然是愿意的,因为他马上摆出一个架势,用摊开的手掌拍拍胸脯,两眼放光,神情激昂地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担保这个人是个好人,靠得住,您尽管放心雇他当仆人。」

你满意了,当即雇下了他。厨子也很高兴,因为为了他刚才帮的这个忙,那人得付给他一笔很重的抽头——一个月工钱的一半。

仆人问题,要观察中国人的思想如何运作、那颗黄种人的头脑以何等微妙而出人意料的方式转动,是最有趣味的一个题目。它有时候非常恼人,容易使人对整个中国民族产生偏颇的看法,以致对整个民族的普遍无能妄下笼统的断语。在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人们会坦然承认,本国的仆人总的说来,比这里同一阶层的人更不肯迁就、更爱挑剔。此外,中国人身上还有一种滑稽的成分,几乎总能化解任何不快的锋芒。即便在人最恼火的时候,中国人行事的那副样子也有说不出的好笑,叫人的怒气多半在笑声中爆发出来。他们还有一点大可称道之处,就是他们对孩子极为疼爱、极为温柔。总的说来,凡是对中国仆人有过丰富经验的人,都可以老老实实地说,大体上他们是忠实可靠、令人满意的一群人。

第六章中国人的适应力与坚韧意志

无论什么气候都能安居兴旺——没有神经——英勇地忍受疼痛——极大的耐力——乡间的一次长途行程——普通中国人的顽强执拗——对别国的轻蔑

中国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适应自己所处的任何境遇。把他放到北方的气候里,那里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火力,大雪纷纷扬扬,坚冰把冬天的手按在自然万物之上,他照样过得兴旺,仿佛他的祖祖辈辈一直就住在冰天雪地里似的。把他送到热带去,那里的太阳是一团熔化的烈焰,空气热得好像刚从火山口上掠过,人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这叫人发狂、无法忍受的酷热里怎样才能凉快一点。他却行动自如,舒舒坦坦,就好像闷热的气候正是他的身体所需要的东西。

他天生就是个四海为家的人,身在何处,周遭如何,似乎都无所谓。他会翻越高峻的山峰,那里历年冬天的积雪终年不化;他也会睡在草棚里,任凭传播热病的蚊子伴着它们自己的乐声,在他身上饱餐一整夜,而第二天早上他从草棚里出来,脸上的神色表明,成群的疟蚊已经把这片战场的胜利让给了他。他会下到暹罗闷热的锡矿里去,夜里就在坚硬不平的地上一躺,拿一块土疙瘩当枕头,第二天起来,精神焕发,仿佛睡的是一张鸭绒床。

你在世界各地都会遇见中国人,处境千差万别,而他在每一种处境里都显得自然而然。他可以从容自若、见怪不怪地在一艘一流邮轮的头等舱里踱来踱去;他也可以蜷缩在一条本地河船上,那块地方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活不过一个钟头,而他在污浊的空气里一夜无梦,酣睡到天明,换了一个西方人,这样的空气足以叫他染上伤寒,说不定从此一病不起。不论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如何,是商人,是苦力,还是工匠,人们总会觉察到,在那张粗糙而毫无美感的面孔背后,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和一股潜藏的耐力,似乎使他不受气候的左右,也不怕细菌、病菌、微生物以及一切科学所揭示的祸害,这些东西仿佛专为毁灭人类而存在,唯独中国人除外。

天朝人比西方人占便宜的一点,可以称之为他的没有神经。西方的奔忙、竞赛与角逐,至今还从来没有触及东方。东方是持重的、有分寸的,从来不慌不忙。一个英国人走在路上,即使没有别的任何标志,也很容易认出来:他步子迈得飞快,两臂一甩一甩,脑袋绷得紧紧的,样子十分紧张,同他周围那些不动声色的人群截然不同。那些人似乎认为,自己有整整一个永恒的时间来走完这段路,所以用不着着急。

毫无疑问,这种没有神经的特点,是中国人能够轻易适应所处境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拿疼痛来说吧。他忍受疼痛,有圣徒一般的镇定。中国人的英雄气概,在他忍受只有殉道者才受得住的可怕痛苦时,显得最为壮烈。我曾经看见一个人走进医院,身上长了一个脓疮,想必把他折磨得够呛。他的脸绷得紧紧的,原本的黄色已经变得有些青紫,可是除此以外,看不出他正在受着剧痛。外科医生把刀深深地扎进红肿的地方,他只是拖长了声音叫了一声「哎呀」,一边脸上的肌肉扭了一扭,这才表明他还感觉得到疼。同样阶层的西方人,多半早就嚎叫起来了,说不定医生动手术时还得要两个助手把他按住。

也正是这同一种没有神经的特点,使中国人能够以十足斯巴达式的耐心与刚毅,忍受任何一种苦楚。他可以一年到头吃着在人看来根本不够人吃的饭食;他可以干最繁重的苦活,没有星期日来打断那叫人厌倦的单调,也没有任何变化让脑子歇一歇;他照样迈着坚实的步子,尽着生活中的种种本分,脸上带着一种沉思而玄秘的神情,叫人想起在中国的寺院或庙宇里常常见到的那些佛像。

中国人的耐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大自然赋予他们的那副结实方正的骨架,堪称力量的典范。他们并不优雅,脸上身上也看不出什么优美的线条,可是论起耐力来,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能胜过他们。

有一回,我得到一座二十多英里开外的大城去一趟。那正是盛夏最热的日子,背阴处的温度都在华氏九十度以上。我雇了两个轿夫抬我,他们是从最近的一家轿行里随便挑来的,那种人就在轿行里等人雇用。他们同一般靠抬轿过活的人毫无二致,一副庄稼人的模样,他们本来也就是从庄稼人里出来的。破旧的衣裳,晒得黝黑发亮的面孔,把他们衬得又呆板又乏味。他们相貌猥琐,毫不起眼,身高不过五英尺半,衣裳又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蓝色,看上去平平常常,叫人对他们怎么也看不高。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那时黎明的曙光还没有照到笼罩大地的黑暗。走了没多远,这两个人就显出了他们的本事。他们肩上扛着沉重的轿子,始终以每小时三英里多的速度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尽管那些路不过是些小径,早已被无数行人的脚和风吹雨打磨得坑坑洼洼。

头一个钟头的路程还算凉快,因为太阳还没有升过山头,把它火辣辣的光芒射向我们周围的世界。这时候的景色美不胜收。大地笼罩在一片朦胧、柔和、如同修道院里那样幽静的光线中,平添了几分神秘。田里的稻子显得羞怯而谦逊,仿佛正躲藏在仍旧覆盖着大地的阴影里。一丛丛的树木变幻出种种奇形怪状,好像是一些在阴森的夜里出来赶路的鬼魂,在路上流连得太久了。而最美的还是那些山,一层淡淡的蓝色薄雾缠绕着它们,把岩石和巨石都变成了仿佛是一座座要塞和城堡,叫人不禁想象,里面有英勇的骑士和披甲的兵士在守卫巡逻。

过了一阵,太阳满脸火光地升了起来,把熔化般的光芒洒遍大地,一切都在它的照射下发烫发亮,叫人活受罪。可是我的两个轿夫却在灼人的空气里大步向前,脚步之稳健,就好像他们走在苏格兰高地的山岭上,脚下是一片紫色的石南花。太阳火辣辣地晒在他们剃光的头顶上,我光是看着他们周身闪烁的强光,就觉得单凭同情也要中暑了。可是他们照旧往前走,浑身汗气蒸腾,却兴致勃勃,路上碰见什么好笑的事都不放过,时不时笑得前仰后合。

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他们迈着命运一般不可阻挡的步子,沿着滚烫的道路,穿过一个个村庄,越过一片片被水淹没的平原,一路走下去,终于到了那座大城。我们穿过巨大的城门,进入狭窄的街道,那时刚过正午。街上人群摩肩接踵,人流川流不息。

办完了事,我同轿夫商量回去的事。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举动,因为大家都认为,一天走这样一趟就足够了。然而天色还早,城里房屋密密挨挨,挡住了风,热得简直像个烤炉,人在里面几乎喘不过气来,而那些衣衫半解的人们,正好让蚊子尽情享用。

我问他们能不能另找两个人抬我回去,因为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提议由他们再抬一趟。「有什么必要再去找别的轿夫呢,」他们回答说,「您不是有我们吗?我们十分情愿抬您回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简直闪着欢喜的光,因为一天就能挣到两天的工钱。

我高兴极了,因为到这时我已经知道,这两个人是讨人喜欢、脾气和善的好汉子,路上不会跟我耍什么花招,况且他们这是回家,不会像生人那样,在路上忍不住磨磨蹭蹭。于是马上做了准备,立刻动身回去。轿子抬到了门口,两个轿夫满面笑容,看上去精神抖擞,就好像一整天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踏上了足足二十英里的漫长而辛苦的归途。

我们又一次沿着城里那些漫长曲折的街道往回走,然后出了城门,来到城外的旷野。田野和山上笼罩着一层热气。午后的太阳仍在喷吐着火焰,直射进轿子里来,照在我的脸上,又在轿夫们光秃秃的头顶上晃动。那样凶猛的酷热,想必会挫掉他们的锐气吧,因为我自己都开始觉得浑身发软、疲惫不堪了,尽管我唯一要费的力气,不过是扇扇子让自己凉快一点。

随着午后的时光一点点过去,轿夫们的步子不那么轻快了,在照例歇脚的地方休息过后,他们也不那么急着重新上路了。除此以外,他们似乎还是像先前一样精神饱满,穿过一个个村庄,经过一个个集镇,绕过一座座山脚,那些山上闪耀着琥珀色的光彩,那是迅速西沉的太阳慷慨地泼洒上去的。

我们到家的时候,夜色早已笼罩了大地,遮没了四周的群山,那些山上原先聚起了云彩,好让落日在上面描画它的晚景。我们听得见稻子在夜风的叹息中沙沙作响,有时突然隐隐现出一些树来,好像是从黑暗之国逃出来的巨大怪异的鬼魂,要拿自己的模样来吓唬人,叫我们吃一惊。

摸黑赶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得在狭窄不平的小路上一步步探着走,过一座座残破的桥,踩着山涧里的垫脚石过溪,最后,精疲力竭,累得要死,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下通往我家的那条黑黢黢的街道。一到家,我一屁股坐进我能找到的第一把椅子里,彻底累垮了。这样的行程,即使在隆冬最冷的日子,也很少有人愿意走的。

两个轿夫抽了几口竹烟筒,便动手生火做晚饭。他们在最后一两个钟头里露出的疲态,似乎全都烟消云散了,两人有说有笑,谈论着路上的种种遭遇和见到的好笑景象。一个劈柴,另一个淘米下锅,又收拾好要配饭吃的菜。

谁要是偶然往里瞧一眼这番情景,听着这两个人欢快的声音和兴致勃勃的谈话,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东方夏日的炎炎烈日下,肩上扛着二百磅的分量,足足走了五十英里路。

同中国人打交道,你会时时想起,几乎每一个你接触到的人,性格里都贯穿着一股顽强执拗的劲儿。你碰上的并不只是偶然的个例。这是这个民族的天性。毫无疑问,正是这股力量赋予了这个民族如此的强韧,使它经得起千秋万代的消磨,体魄至今仍和一千年前一样强健。

当然,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人。有些人的意志像周围的花岗岩山岭一样坚定不屈。另有一些人,性情随和柔顺,你很容易以为,别人想把他们捏成什么样子就能捏成什么样子。在一定程度上,这话不错,然而你很快就会发现,即使是这样的人,一旦真正考验到他的脾性,他也有一种坚韧的意志,似乎什么都动摇不了。

比方说,有个人来看你。他其貌不扬,一张脸被劳苦磨得又粗又糙。他的衣裳破旧不堪,是寻常的蓝布做的,那暗淡灰暗的颜色,更让穿的人显得寒碜乏味。这个民族要是肯抛开在衣着上世世代代一成不变的老传统,向大自然学几招——大自然变幻多端的情态使她显得多么迷人——这些毫无美感的人看上去该和现在多么不同啊!

他的脸显得软弱,嘴边的纹路,若是长在一个英国人脸上,就表示这人缺乏意志。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很低,于是以你对他的这点低评价所能容许的最大礼貌,问他找你有什么事。

他吞吞吐吐、局促不安地告诉你,他冒昧前来,是想求你帮个忙。他说这件事非常要紧,他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谁像你这样好心,也没有谁像你这样有面子,所以他才斗胆来找你,希望你不要拒绝他的请求。

听他把事情讲下去,你才明白,他是要你出面帮忙,把他的儿子安插到城里一家有声望的商行去做事。你吃了一惊,因为那家商行里你一个人也不认识,况且那个年轻人的品行如何,才干怎样,你也一无所知。你竭力让这位父亲明白,这件事你实在无能为力,因为他说的那家商行里管事的人,你真的一个也说不上话,所以他最好去找别的有本事帮他的人。

这个人软软地似乎同意了你的话,感谢你这样和颜悦色地听他说完,便向你告辞了。不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一定会以为整件事到此为止,再也不会有下文了。

第二天早上,比方说你正在写东西,你的「听差」又把这同一个人领进你的屋里来,他畏畏缩缩、吞吞吐吐地表示想跟你说几句话。他手里提着一只鸡,两脚捆着,脑袋朝下耷拉着。在中国,这类禽畜照例就是这样提着走的,所以这只鸡似乎也承认这是普天下的规矩,对加在它身上的这番屈辱一声也不抗议。

他对鸡只字不提,把它往屋角一放,便用和前一天一模一样的话,替他的儿子提出请求。你昨天说你在那家商行里说不上话,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客气而文雅的方式,表示你不满意他没有给你送礼,所以今天他就带了这只在地上扑腾的鸡来赔补。

你竭力要他明白,你实在帮不了他,要是能帮你一定会帮,你还坚持要他把礼物带走,因为你断然不肯收下。你说什么他都表示同意,称赞你大公无私、慷慨大方,说他完全相信你帮不了他,最后他走了,手里拿着你硬塞给他的那只鸡,嘴里还说,他怕你生他的气了,因为你不肯收他的礼,他说他知道这份礼太薄,像你这样身份和品格的人是不能收的。过了半个钟头,你碰巧出门,却看见那只鸡就躺在院子里,正挣扎着想脱身,由于两脚捆得太紧,又被迫蜷着身子躺了那么久,一副痛苦可怜的样子。

你把「听差」叫来,问他那个人为什么没把鸡带走,你明明已经坚决不收了。「哎呀!那可万万使不得,」他回答说,脸上那层斯芬克斯似的永远不变的漆面,透出了一丝焦急的神色,「那人要是把送您的这点薄礼又拿回去,他就丢了『面子』,因为人家会说,您生他的气了,嫌他送的礼太寒碜,根本收不得。」

第三天早上,这个人又来了,不过这回还带了一个你很熟的人。寒暄客套几句之后,来客把这个人引见给你,求你出力,替他的儿子谋那份他已经同你说过的差事。你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对来客讲了,说明以为你能照他们希望的那样帮忙,完全是一场误会。两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听你说话,又是微笑,又是使劲点头,似乎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信。过了一会儿,他们走了,你确信这件事到此为止,再也不会有下文了。

当天下午,这个人又露面了,满面笑容,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气。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交给你的时候,那神气就像一个人在递交一份令人愉快的最后通牒,要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把整个问题一举解决。信是一个英国人写的,有人已经就这件事去找过他,他在信里托我尽力帮忙,把这老头儿的儿子安插进一家商行,据他听说我在那家商行里有些面子。

到这时候你开始恼火了,不单是因为你的种种申辩全都没有人信,更是因为你看出来,深深扎根在中国人性格中的那股顽强执拗,不会让这件事就此罢休,除非你要么毫不客气地把他痛斥一顿,要么想个办法去成全他的心愿。考虑了几分钟之后,你想起你有个熟人同那家商行有生意往来,于是马上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请他务必帮个大忙,设法把送信人的儿子介绍给他十分熟悉的某家商号的经理。你把便条封好,交给这个人,吩咐他拿去找你的朋友,那位朋友或许能帮他替儿子谋到他想要的差事。

就在第二天,他又来了,不过这回带的是两只鸡、一小篮橘子和一小盒茶叶,还千恩万谢,感谢你替他儿子谋到了那份差事。你告诉他,这件事同你毫不相干,他要是想送礼,最好送给那位真正把事情办成的朋友。中国人要是懂得眨眼睛里的幽默,毫无疑问,他这时一定会冲你眨一眨眼来表达他的心情。可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眼睛在传递一个玩笑时能起多么微妙的作用,所以他只是满脸堆笑,拱起他自己的双手,而不是握你的手,然后说了一大堆极其文雅、极其客气的话,便告辞了。这类话,是中国的大圣人在两千多年前写下来,专供人们在这种场合使用的。

必须完全明白,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根本不相信你没法给他儿子谋到那份差事,只要你愿意的话。而你最后果然替他谋到了,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你写信托朋友,不过是为了保全你的「面子」而玩的一点微妙的小把戏罢了。这样做戏,是中国人无法形容地喜爱的东西,他们总是在彼此面前摆出各种姿态,使尽浑身的演技,要制造某种效果,好给自己脸上增光。这个中国人身上真正值得钦佩的一点,就是他那坚韧的意志,使他在达到心中的目的之前,始终毫不动摇。

中国人的这种突出美德,毫无疑问,是他们建立起这个帝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然而另一方面,同样确实的是,它也是阻碍这个帝国进步与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正是这种坚韧的性格,使这个黄种民族修筑了万里长城,使他们从黄河岸边的发祥之地向外扩张,直到十八行省所包括的广袤疆土全都被他们征服;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们如此顽固地死守着古老的传统和习俗,以致阻挡了新思想的进展,妨碍他们采用那些既能造福百姓、又能造福帝国的新方法。

在一定范围之内,中国人是讲究实际、富于常识的民族,凡是能改善他们物质境况的东西,他们都十分敏感。可是一旦嗅到了什么新花样,他们就避之唯恐不及,仿佛那是一个要来毁灭他们的敌人。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就拿农夫来说吧。他一向用一种老式的农具耕田,那是在基督纪元以前许多世代就发明出来的。从那位据说想出这件东西的人的脑子里出来时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一模一样。千秋万代以来,它一直为这个帝国效劳,可是时光丝毫没有改变它。如果那位发明者今天复活过来,他会看到,当年这个民族的祖先流浪得疲倦了,在他们向东漂泊途中所遇到的那条大河岸边定居下来,他匆匆忙忙想出来的那件笨拙的老东西,并没有随着子孙后代命运的进展而有所改变,和他们在遥远朦胧的古代开始第一次耕作时所用的那一件,每一处细节都完全相同。

你跟一个中国农夫谈起西方那些奇妙的犁,说它们有时用蒸汽来驱动,几个钟头就能把好几英亩地耕好,只等着耙。他的眼睛一亮,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庄稼人,他想到自己要干完同样的活得花上多少天的辛苦,一时间真想有几张那样的犁,来翻开那坚硬粗糙的土地,他自己那件老掉牙的农具对付这样的土地似乎毫无办法。有那么一刻,他仿佛看见一幅景象:单调繁重的劳作或许可以换来一段比较清闲的日子,大自然受了新的推动,会更加慷慨地献出土地的果实。可是这幅景象很快就从他的想象中消失了,那古老的守旧本能又一次在他脑子里闪过,于是那张干了几百年活的旧犁和那把锄头,在他心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了。

中国人这种极其坚韧的意志,造成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压制了独创的思想。正因为他们对古人的发现和发明忠心耿耿,他们便成了单纯的模仿者,任何人胆敢在任何事情上偏离那些早已定下的老路,都会被看成危害帝国安宁的危险人物。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千年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里,在它那众多而纷繁的人口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任何能够使人心为之一振的新思想或独创的见解。当西方热火朝天,新大陆被一个个发现,社会被种种重大发现翻了个底朝天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民族却一直以它那悠闲自在、昏昏欲睡的样子过下去,满足于它在许多世代以前起步时所抱的那么五六个贫乏的观念。

中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对本国以外的每一个国家都极端轻蔑。在这一点上,他们非常一视同仁,绝无例外,因为他们用一个通常译作「蛮夷」的称呼来称呼所有的外国,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未开化、没教养、愚蠢、缺乏教化。然而,西方人在中国生活和景物所呈现的种种奇异古怪的景象引起的最初兴奋过去之后,就会感到一种压抑,因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弥漫着绝对的单调,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一个念头:要忠于既定的典范。比方说,一个人要盖房子。问他打算采用什么样式是没有用的。那早在好几百年前就替他定下来了,虽然为了适应各地特殊的需要,容许有些细小的变化,可是十八行省的每一个工匠都一丝不苟地保留着那个基本的格局。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国家根本不知道有建筑师这个行业。每一座房子据以建造的那个神圣的格局,被这个帝国的百姓忠心耿耿地保存着,就好像它是一条伟大的道德原则,是一切高尚行为的根本,是上天专门启示下来指引这个民族的。

你沿着一条河往上走,满以为会在那些离开陆地、长年以水为家的人们当中看到许多不同,可是对古老典范的那种僵硬的忠诚,在水上和在岸上一样显著。

这里有一条典型的渔家船。让我们来仔细瞧一瞧,因为我可以保证,我们会窥见中国人生活的一些奥秘,看到男男女女怎样在极其狭窄的地方过着一种看来快快乐乐的日子。这条船长十二英尺,中间宽五英尺,越往船头越窄。船分成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前面一段是露天的,捕鱼时就从这里撒网。在某种意义上,这里可以称作全家的作坊,因为除了摆弄渔网以外,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所需要做的种种零碎活计,也都在船的这一部分干。中间是全家的住处,起着客厅、饭厅和卧室的作用,上面盖着厚厚的竹篷,再大的雨也挡得住。后面一段是全家的厨房,所有的饭菜都在这里做,掌舵的人也站在这里驾船。

这条船上的一家人,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渔夫和他的老伴,一个成年的儿子和他的媳妇,还有两个小孩,一共六口人。仿佛这块地方对他们来说还太宽敞了似的,他们又在船头的最前端临时搭了一个小猪圈,里面卧着一头猪,等它长到可以上市的时候,就能给这个家添些舒适。它对自己那狭小局促的环境似乎也心满意足。它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它的家,直到被抬去交给屠户。老两口饱经风霜,脸上布满了岁月刻下的皱纹,可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足。虽然他们想买什么东西,或者想看一场戏的时候,也偶尔上岸去走走,可是回到他们的家里来,兴致之高,就好像那是一座宽敞的大宅子,处处都为他们的舒适准备得周周到到。

说到底,这其实一点也不神秘。五六十年前,他们两人都出生在一条和他们现在住的这条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的船上。这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眼睛里的光彩早已熄灭,乌黑的头发也已变得花白,四十年前,她在鞭炮声中,在中国人随时准备献给新媳妇的一片道贺声中,从邻近的一条船上嫁到这里来做新娘。

当年迎娶她的那个小伙子,是那时整个渔船队里所有渔家子弟中最出挑的一个,可是如今他也老了。然而夫妻俩都心满意足,因为他们的家是一个幸福的家。他们不是有自己的儿子来照料他们的晚年,在他们力气大不如前的时候,使他们免受愁苦和饥饿吗?

这个儿子确实是一个中国父亲足以引以为傲的人。他看上去是个能在世上自立的男子汉,虽然目不识丁,脸上却带着几分文雅,显出他心地温厚,很容易被引向善良。他年轻的妻子有一张叫人看着就愉快的脸。那张脸绝说不上漂亮,因为脸上没有一处五官,哪怕以最宽厚的眼光来看,可以称得上好看,然而正是这样一张脸自有它的魅力,虽然违背了一切美的法则,却能赢得男人的倾慕。她颧骨高,嘴巴大,鼻子同希腊式的鼻子相去之远,简直无以复加,可是她的眼睛明亮而闪烁,仿佛那后面就藏着一股顽皮劲儿,因为眼睛里时时都含着笑意。她的脸也被东方的烈日晒成了褐色,是一张极其和善可亲的脸,稍稍一逗,笑容便在脸上荡漾开来,随着她心情的变化,使她的脸上时而充满阳光,时而蒙上阴影。

她和她年轻的丈夫正忙着把渔网高高地挂到一根竹竿上,好在太阳下晾干吹风。最小的孩子还是个婴儿,用带子捆在她的背上,睡得正香,母亲的动作就像摇篮一样,哄着他把周围的一切都忘了。另一个孩子两岁多一点,圆圆胖胖的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你对他做出各种友好的手势,他便睁大了眼睛惊奇地看着你。他被安置在「客厅」里,免得碍着干活的人,为了防止他爬出一定的范围,跌到船外去,他的一条腿上拴着一根结结实实的绳子,有效地防止了他出这样的意外。

老父亲神情安详平静,蹲在舵柄旁边,抽着一根长长的竹烟筒。这种蹲着歇息的姿势,在中国的中下阶层当中极为流行,可是英国人这样蹲上五分钟,就会难受得受不了。他的老伴在那间小小的厨房里忙来忙去,给全家准备饭菜,手脚麻利地煮着米饭、咸萝卜和腌白菜,这些就是无数中国人日常饭食里的主要东西。

以上所描述的,是内河各处以捕鱼为生的某一类人所用的那种船。这些船简直就是彼此的翻版。人们常常会问,它们怎么会全都一模一样呢?为什么不能有几条,比方说,长出一两英尺,宽出几英寸,以便预先照顾到一个日渐人丁兴旺的家庭的需要呢?

中国人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即使有,也会立刻被当作离经叛道,或者是对原初设计者的背叛而被抛弃。那位有头脑设计出这种船的人给予他们的恩惠,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虽然一个英国人会大胆地认为,随便哪个傻瓜五分钟之内都能设计出一条好得多的船来,可是这种感激之情,将使这个民族永远不敢设想,可以对这种船作出任何改动,使它哪怕在一个方面有所改进。

渔民们是绝对知足的。他们在这些船上度过一生。男人在船上娶亲,孩子在船上出生,在船上长大成人,人在船上躺下死去,然后从船上被抬到岸上他们那永久的归宿去。那片陆地,他们活着的时候一向把它看作自己没有份儿的地方,可是等他们走完了一生,它却不得不给他们一块窄窄的地方,把他们从世上藏起来。

我所描述的这种船,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方面受着束缚,有比特别颁布的法令更强大的力量阻碍着他们在民族生活中取得进步。眼下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觉醒,过去那只「死者之手」正在被抬起来。然而,要等这场新运动渗透到这个帝国的乡村和那些更为偏僻闭塞的地方,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那些地方,在高山的阴影之下,远离人类思想与人类往来最为活跃的路线,人们紧紧抱住过去的传统不放。不过,这场运动终将扩展开来,最后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七章消遣娱乐

中国人是爱笑的民族——喜欢热闹交往——消遣的门路不多——没有海滨出游,也没有假期——新年——端午龙舟节——清明扫墓——演戏——踢毽子——风筝——布袋戏

中国人是一个爱笑的民族。他们那一张张宽阔而谈不上秀美的脸,仿佛是特意造得这样宽宽绰绰、大大方方,好让藏在里头的那股诙谐有足够的地盘舒展开来。

一个中国人不管做什么,总像带着几分滑稽,叫人忍不住要笑。换了别的民族,做出某些惹人不快的事来,人们多半会勃然大怒,说出又重又狠的话,心头的愤慨久久不能平息。对中国人,情形却全然两样。他做了一件极其可恼的事,你满腔都是怨恨,觉得这辈子也不能饶他。你怒冲冲地瞪着这个冒犯你的人。可是瞪着瞪着,他那张黄皮肤的家常面孔上不知怎么总挂着的一股微妙的幽默,便把你抓住了,你只觉得脸上浮起了笑意,一肚子的火气也随着一阵大笑迸散了。

世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对西方人有一种近乎催眠的魔力。这不在于他们的美貌,也不在于他们的口才,更不在于他们谈吐的迷人,而在于他们人人身上都有的那一大份人情味,在于贯穿他们全身的那一缕幽默,正如音乐贯穿一首精美的诗篇一样。

由此不难相信,他们喜欢欢笑嬉闹,喜欢事物光明快活的一面,喜欢交际往来,喜欢人多热闹,喜欢震天响的音乐和噼里啪啦的爆竹。英国人那种孤僻的脾性,爱独处,一天又一天把自己关在一所房子里,不愿见客,中国人是怎么也理解不了的。

比方说,一个人租下一所房子,发现围着天井的另外几间屋子里,已经住着一两户人家。他把这看作这所房子的好处之一,十分欢迎。他笑容满面地搬进来,连声说一切都那么热闹喜庆。他的妻子站在他身边,也表示很高兴近旁住着这么多人,往后用不着觉得冷清寂寞了。邻居们则用满溢的热情欢迎他俩,一再说他们搬来真叫人宽心,家里有了他们,比没有他们要热闹快活得多。

爱同类,在中国人是一种激情。他们似乎经受得住的那种吵闹、高声谈话、婴儿哭叫、狗吠,足以叫一个英国人发疯。

且说西方人可以享受的许多消遣的门路,在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没有礼拜天,可以在这一天放下那周而复始、永无休止的劳作,暂且忘掉人生原是一架磨个不停的踏车。他们没有固定的假期,让人们奔向海边、荒原,或者哪一条可以垂钓的溪流,在群山之间忘掉城市的炎热和压迫。中国的立法者从来没有想到过,有谁会需要休假。学童们倒是被认为配得上休假的,他们在学堂里拘束了十一个月,年底可以放一个月的假,可是成年人非干活不可。照眼下的光景,不干活的话,社会上一大批人就要饿死。

不过,最要紧的还是百姓不识字。据有见地的评论家估算,四万万人当中,能读书识字的只有一千万,至多一千五百万。结果是,除了少数得天独厚的人家,人们走进去的绝大多数人家里,没有书,没有杂志,没有图画,说实在的,任何读物都没有。这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他们浑身是躁动,有一肚子使不完的精力——与其说能够体会,倒不如说更容易想象。

闲下来的时候,或者在冬天漫漫的黑夜里,他们只能自己找乐子,而他们的门路又少得可怜,所以年轻小伙子们迷上他们能想得到的唯一消磨时光的东西,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便是赌博和抽鸦片。

当然,对整个民族来说,这两样东西是满足不了人性中对无害消遣的那份需要的。在这个孩子如此之多的国度里,成群的孩子需要人逗他们开心,需要笑声和笑脸,需要宴饮,需要到山上去游玩,需要走亲戚。同样还有为数众多的年轻姑娘,她们在狭小的家里过着单调的日子,几乎一辈子天天面对一成不变的老一套,非得有些变化不可。

为了满足这种对娱乐的需要,有几种消遣在全国流行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倒也确实应付了这份需要。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盛大的节日,全帝国的百姓都虔诚地过这些节。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年。宴饮作乐实际上要延续三天,不过很自然,三天之中最显眼的还是头一天。

这一天,所有的买卖都歇了,一年之中中国唯有这一回显出礼拜天的模样来,因为店铺全都关了门,只有卖鞋袜的除外,它们凭着一项从遥远的古代传下来的特许,即使是大年初一,也准许做买卖。

人人都穿上了最好的衣裳,女人们穿起最艳丽、最好看的衣服。孩子们也穿上了特地为这一天仔细叠好、收在箱子里的衣服,一大早就出来了,满脸喜气,两眼闪着快乐的光,准备迎接这一天将要带给他们的一切欢乐和享受。

家中的男人们出门去给朋友拜年,女眷们则留在家里,招待前来拜访的邻居或亲戚。人人似乎都想尽量待人和气、讨人喜欢。不吉利的话一句也说不得,因为那会给来年招来忧患和灾祸,所以处处只见和悦的笑脸,满耳是亲切的问候和恭喜发财、福寿安康的祝愿。

就连房屋也换上了节日的模样,门楣上鲜红的纸默默地加入了贺客的行列,向四面八方的人致以亲切的祝贺,它们自己也在向上天祷告,求上天赐福给屋里的人家。

在一年之中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照例要在门楣和两边门框上贴起鲜红的纸,上面用斗大的汉字写着祝愿,求某种福分降临到住在里面的每一个人身上。「五福临门。」「天赐平安福,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积善之家,义道大成。」「尧天舜日,见于此家。」——尧和舜是中国古代的两位君主,人们相信,那时国家达到了最昌盛的境地。

以上所引,只是装点家家户户、使满城平添喜气的成千上万张花花绿绿的纸条当中的几句。城里每一户人家,甚至神庙,前门上都贴着一些。宴饮、拜年、道贺要持续三天,然后人们又回到从前那种单调乏味的老样子,回到生活的苦熬和磨损中去。不过这期间,那永无尽头的单调总算有过一段可喜的间断——正是这单调,使万事显得那样灰暗,给这个坚忍的民族日常的劳碌生活投下了那么多阴影。

另一个盛大的节日,只要有海、有江、有能浮起一条船的小河的地方,都要过。这个节叫作「龙舟节」,是为纪念古代一位投汨罗江自尽的政治家而设的。据说当时中国分成若干诸侯国,其中有一个叫楚国,在屈原的英明辅佐下日渐兴盛,屈原是楚王的宰相。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丰,是个宜于居住的好地方。忽然间,由于一个政敌从中作梗,国君受了引诱,走上了邪路,屈原被罢了官,国家远远地已现出了厄运的兆头。

屈原不愿眼睁睁看着苦难降临到百姓头上,便投江而死。他的死讯一传开,人们便派出船只到江上去寻找他的尸首,可是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找到。举国上下为失去他而悲痛万分,于是决定每逢他的忌日,都要举行龙舟竞渡来纪念他,而且要保持这样一种说法:这些船并不只是在比赛,而是在寻找那早已失去的尸首。他死于大约公元前三一四年,可是虽然岁月悠悠,一场又一场的变乱把这个国家撕裂、震撼到了根基,这个风俗至今仍被人们热心地守着,仿佛它是新近才立下的一样。

这的确是一年之中最受欢迎的节日之一,人们早在几个星期以前就盼着它了,过节的三天里,满城都沸腾起来。我们曾有好几次有幸目睹百姓聚集在一处有名的海湾边,观看龙舟疯狂地寻找屈原的尸首。

这个节在中国的五月初,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六月中旬。那时天气炎热,阳光明亮,不过三天之中常有一阵雨,仿佛上天在为那位殒身的大臣的悲惨命运哭泣。

全城的人,凡是能抽身的,几乎都撇下城市,赶到海边去观看水上那动人的场面。临近中午,就能看见一串串的人往港口那边走去。有年轻小伙子,生气勃勃,嘻嘻哈哈,乌黑的眼睛因兴奋而闪闪发亮,因为那肮脏、恶臭的城市的沉闷,就要在吹过千百里海洋的咸湿海风里被忘掉了。

有老太太,身边围着家里的年轻姑娘们,叽叽喳喳,说说笑笑,她们平日关在狭小的家里,今天能出来看看街上的热闹,看看那些赶往海边大聚会的陌生面孔,都很欢喜。

不论往哪里看,都能看出龙舟竞渡是人人心头的头等大事。小贩们要大大地发一笔财了,瞧他们涨红着脸,挑着货急急忙忙赶往海边山坡和高地上饥肠辘辘的人群那里去。这儿有一个人,肩上一根竹扁担,两头挑着两只大筐,里面装满了各色各样刚出炉的糕饼,其中有一种名字很勾人馋虫,叫作「入口酥」,仿佛巴不得有人来买,好显一显它们有多么松脆香甜,多么适合在这样的节日里吃。

紧跟在他后头的——因为街道太窄,容不下两个这样的人并排走——是卖「甜酸」的,两头担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嘴,在全城人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举行的盛大野餐会上,人人都喜欢放开来吃一些。

这位深受欢迎的街头小贩,卖的是可口的、至少在年轻一辈看来是迷人的零食。他早有准备,要应付人群的大量需求,因为在这样欢乐的时候,人们花起铜钱来比平常要大手大脚得多。他有糖渍的橘子瓣,有切成精巧多汁的小块的菠萝。他还有从遥远的北方运来的山楂,压扁了,却用糖腌得甜丝丝的。这些果子,还有别的一些没有英文名字的果子,都用细细的竹签穿着,买的人用两根手指捏住竹签,一块一块送进嘴里,手指一点也不会弄脏。

至于酸的,他有腌橄榄,有看上去又饱满又诱人的杨梅,远远望去像草莓一样,还有娇小的李子、切成片的桃子,以及皮上还带着树上青绿的酸柑。人人都可以随意挑选,不管爱甜还是爱酸,只要把手伸进口袋,就能挑到最合自己口味的那一种。

现在人群已经聚集在海边了。对这些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来说,这是何等欢乐愉快的情景!他们好几个星期都「拘束、禁锢、困守」在家里,在狭窄的街道和小巷里,那里从来看不见青绿的田野,所能见到的太阳,只是它从头顶经过时的样子,那时它正把灼人的火辣辣的光芒倾泻到下面那些污秽恶臭的街道上!

人群当中几乎找不到一张阴沉的脸,因为节日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呈现出一幅极有意思、极为美丽的景象。平日街上成群出现的只有男人,今天女人却和男人一样多,她们艳丽鲜亮的衣裳,冲淡了男人们偏爱穿的那种沉闷的蓝色。

忽然间,嘈杂的人声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转向海面,因为龙舟突然出现了,每一条都拼命要超过对方,一齐向停在江心的一条帆船冲去。那条帆船上旗帜和五颜六色的彩带迎风飘扬,被定为龙舟竞渡的终点。

龙舟又长又窄,宽度刚好够两个人并肩坐着划桨推船前进。一条龙舟上通常用六十个桨手,舵手还不算在内。舵手站在船尾,握着一支长桨,在那些载着乘客、赶来想把比赛看个清楚的船只当中穿行掌舵。

六十个人使出全身力气一齐划桨,场面十分壮观,叫人想起一条巨大的蜈蚣,不过中国人更富想象力,也更有诗意,把它比作那在民族神话和迷信中占着那么重要地位的神龙。

庆祝要持续三天,城里的居民热情丝毫不减,天天聚到海边,说说笑笑,闲话家常,看看蓝天,看看大海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下翻腾起沫。

比赛一结束,排满海边山坡和高处的人山人海,便沿着构成城中主要街道的那些狭窄的通道散去了。他们慢慢地消失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那些小巷就像通往兔子窝的小径,中国人像窝里的兔子一样挤挤挨挨地在那里过日子,除了这些打破日常沉闷灰暗的欢乐时节,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另一个使绝大多数百姓得以散心的节日,是「扫墓节」,也就是清明。这个节有它严肃的一面,也有它愉快的一面。许多人在这一天痛哭流涕、呼天抢地,哀悼那些已经消逝在幽冥世界里的亲人;另一些人则聚在坟前,同他们相信能知道自己到来、并且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左右活人命运的死者,至少在心灵上相通交往。

每年一次,全城的人都要出去上自家的坟。一年之中风吹雨打,坟头已经被冲得低平,显出一副无人照管、零乱破败的样子。坟需要修补,需要重新培土铺草皮,于是亲人们怀着爱心,在漫山遍野数不清的坟墓之间穿行,找到自家的坟,用锄头在四周挖挖培培,修整好,好再经受一年的暴雨和狂暴的台风。

一年一度上坟的另一个目的,是保住自家对坟地的所有权。为此,每家都要在坟上撒些纸钱,用石块压住,免得被风吹走。这样就是向众人宣告,这坟的主人还活着,别人要是想占为己有,他们是不答应的。中国人口稠密到了这种地步,有时连给死人找一块安息之地都难。一座坟要是一两年没有这些所有权的标记,某个买不起一块地来葬亲人的穷人家,就会扑上去把它占为己用。他们这样做是相当保险的,因为扫墓节时坟上要是没有压纸,那差不多可以断定原来那家人已经绝了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在一年一度的节日来照管它了。

看山坡上星星点点到处是走动的人影,有的在向亡灵献祭,有的在修整一年来破损的坟墓,那景象实在美丽而有趣。

瞧,这里刚来了一家人。他们足以代表来办同一件事的成百上千的人,描述一下他们,便能相当准确地说明扫墓节对全中华帝国的百姓意味着什么。这一家有父亲、母亲、一个结实的小男孩,还有一个比他小一些的妹妹。父亲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母亲挎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各样糕饼,还有几捆白色和黄色的纸钱。锄头立刻派上了用场,修补风雨给坟墓造成的损坏,孩子们则四处嬉闹,采野花,好带回家去。他们的家就藏在城里,那座城仿佛正沿着他们脚下这座山的山脚爬行。

这是老祖父的坟。三年多来,他一直躺在这片寂静的山坡上,一年到头笼罩这里的永恒的寂静,只有吹过山坡的野风声,和高高盘旋在空中、用锐利的眼睛搜寻猎物的老鹰的叫声,偶尔将它打破。

活儿干完了,新的草皮在坟顶和四周拍得结结实实,好再经受一年的风吹雨打,糕饼便从篮子里取出来,摆在坟前亡灵看得见的地方。接着拿出一小瓶白酒,斟满三只小小的杯子,每杯大约只盛一汤匙,放在糕饼旁边。最后,把舒舒服服躺在篮子底下的一小块煮熟的猪肉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别的好东西中间。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好,可以向老祖父献祭了。一家人站起来,双手合拢,在坟前鞠躬,仿佛老人家仍以血肉之躯站在他们面前,听得见对他说的每一句话。

这时,场面变得极为真切,也极为感人。父亲满脸恳切,眼里燃着激情,告诉死去的老人,近来家里遭了难,生意又坏得很,一直挣扎着才勉强维持生计。「自从您离开我们以后,」他接着说,「一切都大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了您的明智的教导,每逢遇上为难的事,我们多么盼望您还在我们身边,好去向您请教,您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求您来救救我们。我们是您的子孙,您要是不施展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来搭救我们,这一家就要离散了,到那时,扫墓节来临,就没有人到您坟前给您的亡灵上供了。来吧,父亲,来吧!瞧,我们这些做子孙的低着头,心里怀着希望,求您转一转我们家的运道,给我们家送来兴旺吧。」

祭拜完毕,糕饼和猪肉便像野餐一样摆在草地上,一家人围坐在四周,有说有笑,小家伙们更是放声嬉闹起来。周围的一切都有助于驱散他们心头的阴影。城里那令人窒息的空气不见了,那些气味和单调的环境也不见了,在这里,大自然最纯净的力量合在一起,把他们的思绪从一向所走的狭窄的车辙里提升出来。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太阳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照耀,用它的美丽充满了辽阔的大地,仿佛今天它要让星星点点散布在山坡上的成百上千的人心头欢畅。山顶上闪耀着它的光辉,它的光芒掠过海面,在树林间嬉戏,像仙子一般,又照在那些埋葬着无数代人的坟墓上,仿佛要冲破笼罩着它们的阴郁,指向一个更光明的日子——到那一天,死亡的锁链将永远解开,死者将要复活。

鸟儿们也仿佛乐不可支,唱着歌,从这枝飞到那枝,在空中盘旋;羽毛鲜艳的翠鸟在山谷低处掠来掠去,那里有涓涓细流顺着山坡淌下来。

这的确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对孩子们来说,它装满了所能装下的全部幸福。青草和野花,无边无际的阳光——而不是家门口那狭小的天井——还有尽情蹦跳舞蹈的自由,使每一刻都充满了无上的快乐,时光过得实在太快,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永远住在那里。

在这样的欢乐之中,时间仿佛飞一样过去,好像太阳正沿着广阔的天穹赛跑下坠。渐渐地,影子开始拉长,浓浓地、深深地铺在山谷里和突出的崖壁底下,而依然停留在山顶和孤峰上的余晖,也开始被悄悄爬进来的暮色染得黯淡了。

终于到了时候,散布在一座座新修好的坟墓之间、星星点点如画一般的无数人群,该动身回家了。在这片土地上,太阳落得很快,迅速暗下去的天光警告人们,要想在天黑以前回到城里,就不能在这片宜人的山坡上流连太久。

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一小家人,慢慢地、恋恋不舍地开始收拾,准备离开这个度过了如此愉快的一天的地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因为原先装着好东西的篮子已经空了。孩子们最后再撒欢跑上一阵,全家最后再看一眼老祖父躺着的坟——他刚刚享用过那些据说可以让他一直饱到下一个节日来临的美味——然后他们便下山了,在压着纸钱、修得齐齐整整的坟堆之间蜿蜒穿行,一直走到通往山下城里的大路上。

差不多同时,整面山坡开始活动起来,到处是走动的人群。山顶的光辉已经褪去,一片带着几分哀愁的灰色暮光正笼罩着大地。海面上金色的涟漪已经暗了下来,换上了暮色沉沉的模样。鸟儿们都飞走了,那些高高盘旋在天上的大鹰也已离去,翠鸟的闪光也随着落日消失了。假日结束了,可是此后许多日子里,在狭窄的街道上劳作的人们,还有在贫寒杂乱的家中的妇女和孩子,眼前仍会浮现出那灿烂的阳光,那像学童一样在山坡上下追逐、一直追到山顶的光影,那清新的微风,还有在亡人坟旁那愉快的野餐。

此外还有好几个节日,比如元宵灯节,还有七月的节,也就是中元节。这时全帝国各地都摆起桌子,上面摆满了食物,供给阴间那些在阳世已没有亲友的亡魂享用。人们还上演最昂贵的戏,供那些饥饿的游魂消遣。据说这些游魂由那幽冥之国的君王放出来一个月,到这上面的世界来找些娱乐和安慰。

人们设想,那些饿鬼享用着为它们备下的丰盛食物,欣喜地观看着那些为了逗它们开心而施展浑身解数的戏子,然而真正享受这一个月宴饮之乐的,却是那些操办这些款待的人。为那成群结队、隐形盘旋在空中的饿鬼准备的食物,无论质还是量都丝毫未减,全城的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些好东西一扫而光。这些东西名义上是给阴间来的客人准备的,可他们早已安排好,由事先特意请来的亲友们吃掉。

演戏也是如此。请来的是最好的戏班,从戏子们的戏目里挑出最有趣、最滑稽的戏来演,可是他们虽然口称是为了款待鬼魂,心里想的却始终是自己的娱乐和快活。「要是那些鬼魂真的来了,」我问一个阔脸庞、乐呵呵的中国人,「把你们特意为它们摆出来的这许多菜都吃光了,那会怎么样呢?」

「那它们以后就再也别想吃了,」他马上回答,「因为往后我们一定会当心,再也不给它们上供了。」

盛大的节日固然提供了大量的娱乐,但还有一种消遣,对中国人来说是最受欢迎、最有魅力的,那就是看戏。演戏花费很大,普通百姓本来是看不起的,幸亏照例是在露天演出,谁愿意来都可以来,尽情地看,不必掏钱分摊费用。

比方说,某个神像的诞辰到了,为了讨神明和信众的欢心,便请来一个戏班,在庙前的大空场上搭起戏台,在神明眼皮底下演出,四邻八舍的人都容得下,可以来看戏。神诞的日子人人都知道,用不着张贴告示,于是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赶来,满心相信能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场,在这些本地戏子以惊人的功力演出的活生生的戏剧里,忘掉人生的烦恼和忧愁。

一个富人想要庆祝自己的生日,要这样做,当然少不了一台戏。酒席自然也是要摆的,可是要论排场,论热闹,论让四邻八舍都知道这桩喜事,什么也比不上请一班名声远近传扬的有名戏子来热热闹闹地演一场。

于是立刻在这位大人物的门前搭起一座戏台,咚咚的鼓声和尖利的笛声告诉邻居们,戏班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开演。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等戏子们刚刚正式开演,就能看见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白看一场中国人心中说不出有多么珍爱的东西。

而且这可不是只演一两个钟头就完事的。中国戏不是那种无足轻重的玩意儿,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收场。戏子们正午开演一出受人喜爱的喜剧,一直演到傍晚将近,这才歇上一个来钟头,让戏子和看客们各自煮饭。等饭吃完,夜幕已经降临,一天的活计也都干完了。点起了不怕风吹的熊熊大灯,鼓又敲起来了,尖声的乐器在空中奏出怪异的声响,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自己带着凳子,满面笑容地赶往那不妨打个比方叫作「欢乐宫」的地方,在戏台前坐定,欣赏即将上演的戏。

一个个钟头过去了,大灯在夜风中摇曳闪烁,戏子们越演越入戏,满腔热情,用激昂的手势,用他们所扮人物的嗓音和腔调,把观众迷得如醉如痴,一心一意地看着。

钟点一个个地过去,可是兴致丝毫不减。演到热闹处,鼓点敲得飞快,戏子们用尖细的假嗓唱着,贯穿全剧的冷幽默逗得人群前仰后合,爆发出一阵阵大笑,这一切惊破了夜的寂静,住在附近、出不了门的人们,刚刚入睡,就被这些划破夜空、激起回响的不寻常的声音惊醒了。

半夜到了,可是丝毫看不出戏快要演完,也看不出观众有离开各自临时凑合的那些不舒服的座位的意思。下半夜的时辰一点点拉长,似乎至少女人们早该回家了。这个国家严格而刻板的礼法,禁止女人和男人混杂在一起,可是一旦演起戏来,礼法便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妻子们和年轻姑娘们一直坐到不成体统的时辰,忘掉了这个民族的理想。

风越来越冷,东方的黑暗越来越深、越来越浓,可是欢闹却越来越热烈、越来越狂放。这时,仿佛魔法师把魔杖一挥,一道细细的光忽然触到了笼罩世界的那道厚厚帷幕的边缘,不久,黎明便把东方的天空染上了颜色,黑夜在将临的白昼面前开始退走。

这便是戏该收场的信号了。戏子们一整夜演下来,疲惫不堪,赶紧下了戏台;观众们脸色苍白,神情倦怠,匆匆赶回家去煮饭,准备好好睡上一大觉,把夜里缺的觉补回来。

对他们大家来说,这是一段快活的时光。那些一直郁积在他们心头、使他们愁眉苦脸、在家里也闹得不愉快的沉闷情绪,在那几乎笑破肚皮的大笑声中烟消云散了。一位著名的幽默家曾说,只要他每个月能笑上一回,他整个一生的性情就会改变。在戏子们为他们消磨时光的那几个愉快的钟头里,他们准是笑了几十回,那些笑话的记忆会在他们脑子里留上好几个星期,使他们看待自己那可怜的境况时,心情轻松愉快一些。

以上我讲的是主要的娱乐来源,可是中国人为了消磨那些压在手上、难以打发的时光而想出来的种种花样,我远远没有说尽。有陀螺,有风筝,有些风筝做成鸟儿在空中相斗的样子,不光年轻一辈放,时常也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放。还有大家喜爱的踢毽子,不过不是用拍子打,而是用鞋底的侧边踢,踢得十分娴熟,一只毽子能一连好几分钟在空中飞个不停。还有类似西洋「潘趣与朱迪」那样的布袋戏,还有提线木偶戏,这些木偶戏自有一种魅力,因为操纵的人只消灵巧地拨动系在木偶四肢上的线,就能让木偶模仿出真人的种种动作,手法之巧妙,实在令人叫绝。

另一种更不拘形式的消遣,是同朋友和邻居闲聊扯谈。中国人一点也不拘谨刻板。用不着怎么引见,人们就能相互结识,而且他们谈话的本事大得很,看上去明明无话可说,却能说说笑笑,扯东扯西,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使时光过得又快又愉快。

中国人是一个幽默而快活的民族,在茶叶箱上和逗趣的文字里所流行的他们的形象,除了外表的样子以外,完全是歪曲了的。倘若他们不是这样,就不可能那样出色地经受住几千年的沉闷、贫困和残酷的生存竞争,这些东西一直想把他们的生机压得一丝不剩。他们今天在远东所占的地位,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证明了黄种人的生命力和坚毅的胆气,正是凭着这些,他们才度过了过去几百年间把中华帝国撕裂粉碎的一场场变乱。

第八章农夫

社会分为四大类——农夫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甚高——中国人的贫穷——放债与借债——田地狭小——贫穷的根由——卖女抵债——农夫不得不兼操种种营生以维持生计——有的去当苦力——有的去当轿夫——有的远渡重洋——中国农夫举世无双——农具寥寥——他对肥料的学问——种稻纪实——旱灾的煎熬——佃种制度——向地主交租的办法

中国人把整个社会大致分为四大类,即士、农、工、商。论起对人世的用处,地位最高的无疑是农。士之所以排在第一,足见这个民族历来如何看重学问。这并不是随着文明发展才慢慢兴起的新观念,而是在这个国家历史的黎明时分就已经有了,因为真正塑造、铸就这个帝国的人,正是那些读书人,他们的著述至今仍在左右着百姓的思想与习惯。

孔子怎么想,没有一个读书人敢于争辩,那些不读书的芸芸众生就更不消说了。在重大的道德问题上,他传下来二十五个世纪的格言,人人都奉为上天的启示;而在治理国家、引导国事方面,他和孟子所阐发的治民大道,几乎每一位坐过龙椅的君主都接受了。

正因为如此,中国唯一存在的贵族,便是学问上的贵族。富商巨贾、能工巧匠都无权跻身其中,他们要想进入这个特权圈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捐买功名,冒充读书人。朝廷缺钱的时候,有时便开这条门路,因为富商们情愿付出骇人听闻的巨款,只为换得一份荣耀:能戴上官员的帽子和顶珠,能出席只有士大夫才准到场的宴集。

地位与分量仅次于士的是农,他们在自己的本行里,其体面并不亚于读书人。在中国历史的远古时代,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就是直接从犁耙旁边被请出来,去与赫赫有名的尧共理天下的,这件事从此以后便为农夫这一行添上了光彩。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便是一位后来坐上龙椅的农夫;自他以后统治中国的历代君主,似乎都认为这位农夫天子给他们留下了一份遗产,那就是土地,它同历代相传、经过漫长岁月落到他们手中的任何一份荣耀一样,都是皇位的光荣。

每年春回大地,大自然借着树木、花草的苏醒向世间宣告,她一年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这时皇帝便带着一班大臣和高官走出宫门,在一块专为御驾亲临而预备好的田里扶犁耕地。借着这一举动,他担起了全国农事的领袖之责。正如他每年一次站在天坛旁的圣丘上,成为百姓的大祭司一样,在这一年一度的典礼中,他一时之间也成了天下第一的农夫,为的是招来日后要收割的金色庄稼,使他辽阔帝国之内家家户户仓廪充实,富足兴旺。

中国的农夫,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田地,这些田地大体上是父传子、子传孙,传了许多代的;不过由于百姓贫穷,全国各地时时都有大量田产在买进卖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社会那种彻头彻尾资不抵债的状况,是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其中令人困惑的成分又是那么多,以至于他费尽心思想要解开之后,终究只好把它当作一道无解的谜题撂下。

可以断定无疑的是,全国足足有七成的人深陷债务,毫无指望,只要一息尚存就永远脱不了身。另有一成人也欠着钱,他们虽然有能力在账目到期时随时还清,但借钱的癖好似乎已经深深织进了中国人的血肉筋骨,稍有一点由头,他便忍不住要借。其余的两成,是手里有资本可以调度的有钱人,他们放债给任何人,只要对方能拿出哪怕一丁点儿保证,担保利息和本金能在约定的日子如数交来。

然而就连这最后一类人,也是既放债又借债的。中国人手里有了钱而不拿去生息,那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让钱闲置哪怕一天,都会被看作十足的浪费,所以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留心寻找那些手头拮据、又可以放心借给的人。不但如此,他还会以某种利息把钱借进来,再以更高的利息转借出去,于是钱来来往往,源源流进他的钱柜。他虽然偶尔也有亏损,但所得既丰厚,总的说来又那么稳当,所以他的财富缓慢却确定无疑地增长着,而我前面说的那七成人,却越陷越深,越来越没有指望。

农家之所以如此任由放债人摆布,原因有好几条;不过须得明白,这些放债人并不是什么专靠高利放贷为生的特殊阶层。凡是手头有一块闲钱的男男女女,立刻就成了放债人,所以农夫们所欠的债主,与他们本是同一种境况的人,只不过运气好些,手里多了一点闲钱可以支配罢了。

绝大多数田地都很狭小,这是田主们总在财务上岌岌可危的一大根由。在寻常顺遂的年景,这些小农耕种自己那点田地,还能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可即便如此,留下来应付意外的余地也是少得可怜,而这东方的气候和那轮烧得通红的火辣辣的太阳,偏偏总在制造意外。倘若雨水不足,稻子被撂在干涸的田里;或者大台风以飓风之势刮来,天上的闸门洞开,正在生长的庄稼被打倒在地,淹没在滔滔大水之下,那时农夫的境况就真是凄惨到了极点。

他们除了借债别无出路。中国人一向惯于用这个法子来解燃眉之急,而且来得容易,后患无穷,他们求助于此时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叫西方人看了简直目瞪口呆。比方说一个英国人,只要有寻常的廉耻之心,除非心里已经有了在不久的将来某个时候还清欠款的确切打算,否则是不肯轻易向人借钱的。中国人的头脑浑浑噩噩,不为这类念头所困扰。他似乎一次只能抓住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急需用钱,只要把田契拿去押在一位富邻家里,就能借到足够的钱来应急。再往后的事,他就懒得去想了,只指望着日后总能以某种说不清的方式还上这笔债,把田契赎回来。

一个人明知借来的钱自己永远别指望还得上,却借得那么轻巧随便,若再想到各处索取的利息之高,那种天真烂漫真是可爱极了。百分之十二算是公道的利息,那还得是抵押品十分可靠才肯要这个数。抵押品稍有可疑,就要加倍,而且也真能收到;那些走投无路、只想借一阵子救急的人,甚至要付到百分之三十三。一个寻常的农夫,以这样要命的利息借了钱,除非接连碰上几个格外好的年成,庄稼长得极其丰茂,否则除了付息以外,几乎别想再还得上什么;他若不必时常把付不出的利息加到原借的本钱上去,从而使眼下无力清偿的债务越积越多,那就真算是福气了。

这种普遍存在的债务,我可以说城里和乡下一样盛行,它造成了许多苦难,尤其在农家,而压得最重的是女孩子。比方说,一个农夫向一位殷实人家借了五十元,合五英镑,讲明使用这笔钱要付百分之十五的利息。到了付息的时候,家里连一块闲钱也没有。这一年年成不好,家里又有人生病,只好买药。结果,一点一点攒下来准备交给放债人的钱,全都花光了。可是债主坚持要钱,怎么也不肯宽限;等他确信这家人在下一季庄稼收进来之前绝无办法筹到钱时,他便不动声色地朝他们的小女儿指了一指。那孩子正带着童稚的天真无邪,用她自己孩子气的单纯方式玩耍着,而她的父母正在同人商议那笔到期的钱。

这孩子是个面容甜美的小姑娘,大约八岁,生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张圆滚滚的胖脸蛋,脸上常常闪过快活的笑容,使她显得满面阳光,她在嬉戏中蹦蹦跳跳地跑进跑出,就像一道阳光。父亲和母亲都完全明白放债人那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是什么意思,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便答应他,只要他三天以后再来,不但欠他的利息,连借他的那五十元本钱也一并还清。

第二天早上,父母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想不想到几英里外的大城里去,看看热闹,买几样她知道只有那里才买得到的稀罕玩具。她一听这个主意,高兴得手舞足蹈,吃过早饭,便兴高采烈地跟着父亲出发了,要去那座大城里看稀奇的东西,还要给母亲带一件礼物回来。母亲含着泪眼向她道别,心头沉甸甸的,依依不舍地最后望了她的小女儿一眼,她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

到了城里,父亲并不去逛玩具铺子,而是径直走到一座气派堂皇的大宅门前,那里住着一户富贵人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小姑娘被卖给了这户人家做奴婢,成了他们的私产,任凭他们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对待、怎样处置。这桩买卖做完,七十元到了父亲手里,他便对小女儿说,让她在这里歇一会儿,等他到邻近一条街上办完一点小事,就回来接她。那小女儿正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自己被带进来的这座宅院的富丽堂皇。他走出大门的时候,她做梦也想不到,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母亲的眼睛再也不会闪着慈爱的光低头望着她;当她带着孩子气的委屈,或者带着一个想要母亲回答的问题跑到母亲身边时,再也看不到母亲脸上那一闪而过的爱怜了。她如今是个奴婢,失去了自由,新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她;而她受这一切,为的是还清家里的债,保住家里的田宅不落入别人之手。

中国的田地,照例都很小。这几乎完全是由于中国通行的一种习俗:父亲死后,田地要在儿子们之间分割。过去许多世纪里不断地分了又分,结果田产越来越小,许多乡下人更是落得寸土全无。

当然,也有许多富有的地主把资本投在田地上,田多得用不完。在本地钱庄靠不住、投资门路又少又险的地方,人们发现买进田地终究利息最高,也比别的任何安置余钱的办法更为可靠。

许多田地的大小,刚好够养活一家人,比方说四五口人;可是一旦年景不好,庄稼被那张火红的太阳脸烤焦,在田里一点一点地晒死,愁苦便降临到这户人家,只好去求放债人救急。还有数目更多的田地,即便在最好的年景下也不够养家。田块太少,纵然有中国农夫那双灵巧的手精耕细作,也种不出足够全家吃的粮食,于是不得不另想办法来弥补不足,好让妻子儿女有饭吃、有衣穿。

正是这种普遍的境况,使这个国家的农夫成了社会四大类人当中最心灵手巧的人。家里的急需,以及要想保住这个家就非得设法增加收入不可的处境,把他的心思逼到了极限,因而也就磨炼出了他的头脑和巧思。

他们当中有些人开起小铺子,卖些不需要多少本钱的杂货,卖给左邻右舍,以及那些不愿为了买点零碎东西跑到邻近城里去的人。另有一些人,连这样小的买卖也拿不出一文钱来投资,便动身到某个大商埠去当苦力。他们成了整座城市的牛马。他们的筋骨在田里的劳作中磨炼得结实,他们的头脑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得到了锻炼,所以在承担城里各行各业的粗重活计时,他们成了得力的帮手。

这些力图保住头顶一片屋瓦的农夫,最爱去的地方是那些大港口,外国船只从天涯海角把货物运到那里。那里活计多,工钱也高些,因此攒钱的机会也大得多。

比方说上海和香港,这是远东最大的两个港口,看农夫们怎样成群结队地涌到那里去干装卸的粗活险活,实在饶有兴味。那些远洋归来的轮船和帆船,几乎天天都有进港的。成千上万的农夫聚集在码头和栈桥上,等着被叫到泊在江中的船上去。他们通常是一群样子粗野的人,若拿我们本国港口里同一类人来比,他们看上去要低劣得多。

他们衣衫褴褛,衣服的样子毫无风致,又极不合身,而且通常补丁摞着补丁,叫人觉得他们一定是各自家乡的渣滓。倘若他们是英国人,我们就会管他们叫游手好闲之徒和流浪汉,说他们聚在码头门口,并不是真想找活干,而是冒充失业者,好让人施舍些救济。

然而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农夫,他们深究过大自然的奥秘,能从她那里把秘密逼问出来,让田野长满丰茂的庄稼。他们几乎人人都有田地,他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妻子儿女就在家里耕种,过着仅够糊口、勉强维持性命的日子,一直熬到他们带着血汗挣来的钱回家,把饿狼赶离门口,满足那冷酷无情、非要割足他那一磅肉不可的放债人。

这些汉子为了给家里挣得自立,干起活来是何等勇敢。在大船深深的货舱里,整整一天几乎不得歇息,一捆捆沉重的货包,被一双双仿佛铁铸的结实臂膀甩到船边的驳船上去。最后,当太阳露出西沉的迹象时,汉子们抹去脸上淌着的汗水,说说笑笑,打趣逗乐,显出这些好汉不可征服的胆气,收了一天的工。

另有一些农夫,听说了从海峡殖民地、爪哇、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传来的种种黄金般的传说,说是肯干活的人在那里可以发大财。那些地方之于中国人,就好比传说中藏着金羊毛的那个国度之于扬帆前去夺宝的希腊英雄。他们觉得,若是在家里流连不去,贫穷和饥饿就是逃不掉的命运,于是把田地留给女人们耕种,自己面朝落日,脑子里翻腾着要到那里去发财的幻象,踏上了漫漫长途,指望不消几年就能带着足够的钱回来,还清债务,剩下的还够他们后半辈子过上舒坦日子。于是,在赤道一带的土地上,在那些仰面正对着太阳的无数岛屿上,在森林覆盖大地、无数蚊虫唱着尖细歌声的马来半岛上,到处都有来自中华大帝国的人。他们修路,他们下锡矿,他们拉人力车,似乎到处都是他们在干着大活。这些在异乡人和旅客眼前如此惹眼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一定是本国的渣滓吧,因为在这里他们干的是劈柴挑水的贱役。其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你看到的几乎每一个人,在那中华大帝国里都是农夫,他们迫于贫穷的压力,又想使家里免于困苦,所以来到这里,什么活都肯干,无论多么低贱,只要能攒够钱,好回到他心爱的家,去接济那些在他离家期间苦苦熬着的亲人。

农夫真可谓中国的多面手,他似乎几乎什么活都能上手,而且不论碰到什么,都能干得相当不错。他一接到通知就能当水手,在缆索之间、掌舵之际,似乎同在成长的庄稼中间一样熟门熟路。那些庄稼仿佛认得他,当他带着主人的神气若无其事地从田中穿过时,它们便沙沙作响,喁喁低语,满是欢喜。在中国大江大河上投下影子的那一支支浩大的船队,全都是由农夫驾驶的。航程结束之后,他们便回家去,或长或短地住上一阵,帮着妻子料理那几块田地。那几块田地,妻子们照管起来,也同丈夫们一样得心应手、巧手灵心。丈夫们若不是迫不得已要出外挣点钱,来贴补田里那点微薄的收成,本来是会自己照管的。

一个从海外来的异乡人,搭乘本地的船只,比方说沿长江上溯一千多英里,会惊讶于驾船的那些人的聪明、勤快以及和气好处的性情。他同他们一起度过好几个星期,看他们安安静静、干净利落地操纵船帆;遇到顶风或者风平浪静的时候,又上岸逆流拉纤,他不由得称赞不已。他一次也不曾想到,这些人从没当过学徒学这门手艺,他们每一个人,连船老大在内,都是天生的农夫,他们真正的本行,是耕种祖辈传给他们的田地。

有一回,大家组织一次郊游,去登一座山,那座山的高峰高高耸立在山脚下的平原之上。男士们可以步行,女士们却得坐轿子,才能被抬上那些狭窄的山径。那些小路是水牛踩出来的,也是樵夫们踩出来的,他们爬上高高的山坡,为山下村子里的人家砍柴。那些惯于在平路上抬轿的寻常轿夫,在这些崎岖多石、细如丝带的小路上是派不上用场的,只有脚下稳当、有力气爬陡坡的人,才能在这样的路上平安行走。

遇到这种情形,便雇来一些农家后生。他们抬轿虽然不如正经轿夫那样讲究章法,却能飞也似的爬上最陡的山坡,跳过深沟,越过巨石,那是正经轿夫绝不敢尝试的。这一路未免有些颠簸,坐轿的人难免被摇晃得够呛,但从来没有轿夫失足跌倒、或者把乘客从悬崖边上摔进下面张着大口的深谷里去的危险。

在靠近大路的村子里,替人抬轿是农夫们极喜欢的一种挣钱法子,挣几个额外的铜钱,帮着应付家里的开销。庄稼收完、农忙过去之后,他们惯常站在路边各处,守候上上下下经过的轿子。轿子一到他们跟前,他们便招呼轿夫,问他们要不要雇人替他们歇几英里,帮他们抬一程。被招呼的轿夫若是已经抬了好几个钟头,累了,双方便讨价还价起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把轿子撂在路上,由新来的人扛上肩头。这些新手精力充沛,急于把活干完,便像赛马一样在那坑洼不平的路上飞奔而去。

这种辛苦活计的报酬,却是少得可怜,叫人不满。有一天,我在这样一条大路上赶路,抬我的轿夫渐渐有些精疲力竭了。这条路向来听凭大自然去修补,坏得不成样子;而且它穿过一片山峦起伏的地方,时而沿着山坡盘旋而上,时而又顺着崎岖曲折的弯道下到远远的谷底。轿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没有跌倒。肩上的轿子很沉,路上满是石头,雨水和山上流下的溪水在路面上冲出一道道小水沟,得一跃而过。好多次我吓得屏住呼吸,生怕轿夫们走过一块倾斜的岩面时脚下一滑,我就会滚下山坡,掉进一道小小的急流里去。那急流翻腾着,冒着白沫,打着旋儿,一路狂奔,冲向下面的平原。

我那两个轿夫,若是走在平路上,只会小步快跑,偶尔哼一声,或者嘟囔几句自己命苦;可是这一路的种种艰难一桩接一桩地压到他们身上,他们便忍不住骂出声来。不过他们仍然硬着头皮拼命往前走,终于到了山间一小块绿洲。那里有几户人家,掩映在高大的榕树之间,向过往的客人卖些吃食,也向我们那两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轿夫卖。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大树枝叶的浓荫底下,把轿子往路中间一撂,便筋疲力尽地瘫倒在长凳上。那些长凳,是给打算买点吃食再赶路的人预备的。

他们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地坐了一会儿,似乎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后,我的一个轿夫举起一只手,熟练地把手指拢成碗的形状。店主人早已眼睛尖尖地盯着这两个新来的人,把他们当作可能的主顾,这时立刻从一口一直滚着的大锅里舀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放进那只拢成碗形的手指间,碗上横搁着一双筷子,好让这疲惫的苦力马上就吃。同时,他又在他面前摆上一只小小的碟子,里面盛着几条煎得焦黄的豆腐,给他下饭,好提起他那疲乏的胃口。

一阵肃穆的寂静持续了几分钟,那几个疲惫的汉子发出的声音,只有筷子的乐声,以及那两位「快子」——这是中国人给筷子起的一个有趣的称呼——把米饭往喉咙里赶下去时那一声声心满意足的叹息。渐渐地,汉子们的脸色开朗起来了。倦容消失了,黄色的面孔上堆满了笑容,不一会儿便说起了笑话,一桌一桌地互相打趣,直到空中回荡着他们的笑声。

就在这时,从一群闲闲散散地在附近晃荡的人当中,走出两个农夫来,问我的轿夫要不要雇人抬下一段路。那一段大约有三英里长。起初我的轿夫们假装不要,不过那纯粹是虚张声势,为的是把价钱压下来。一番吵吵嚷嚷的争论之后,那两个人说,抬这一段要四十五文。这里要说明一下,一文钱是两先令的千分之一。我的轿夫们嫌要价太高,还价少给十文。双方又是一番唇枪舌剑,结果那两个农夫降到四十文,我的轿夫们则加到三十八文。

双方都寸步不让,于是我的轿子又被抬上了轿夫的肩头,我们从榕树的枝叶下走出来,走进烈日的强光里,又开始在那艰苦的路上疲惫地跋涉。我们足足走出了三分之一英里,这件事早已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一阵大声的呼喊。一眨眼工夫,我的轿夫们便让轿子从肩上滑到路上,静静地站在轿杠中间,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怎么了?」我问道,「为什么停下来?」「噢,」其中一个答道,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那两个农夫答应三十八文抬您这一段了,所以我们要歇一歇了。」

这时那两个人已经赶了上来,他们穿上草鞋,护住双脚不被粗糙的石头硌伤,束紧腰带,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然后把轿子往他们粗壮的肩上一扛,便一路小跑,开始了他们那三英里的赛跑。看他们驾驭轿子那种轻松自如的样子,看他们步伐那样整齐划一,你会以为他们一辈子都是抬轿的苦力,其实他们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农夫,一生都在耕种土地,只因贫穷所迫,不得不想出一些粗笨的法子来把饿狼赶离家门。他们承受着怎样的重压,从这件事便可以略知一二:这两个人情愿抬我走三英里,再走同样远的路回去,只为了区区三十八文钱,这笔钱还要两个人平分,每人所得还不到半便士。

中国的农夫举世无双。说真的,大自然仿佛认出了他是一位行家里手,对他的抚弄有求必应,心甘情愿地倾献出她的财富,顺从一个懂得她、学会了她的秘密的头脑。在农事的天地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中国农夫不懂的——当然,这是就本国的出产而言——他似乎深知每一样作物的特性,懂得它们的脾气和怪癖,到了收获的时节,能哄着它们把最好的一面亮出来。

更了不起的是,他用来创造这些奇迹的农具,实在少得可怜。不过是锄头、犁和耙三样,除此之外,中国农夫做梦也不曾想要别的什么。这三样当中,头一样似乎从不离手,因为那是他最倚重的东西,也确实是他耕作土地时最得力的农具。它实际上相当于英国的铁锹,只是铁锹的用途远不如锄头那样广泛而普遍。中国人用锄头什么都干得了,就差没让它开口说话。一个上了年纪的农夫,在一群干活的人当中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他多年在田里握锄劳作,两只手已经弯成了握锄的样子。

他若是穷,没有牛来犁地,便用锄头把要种庄稼的地翻过来;又用锄头手腕一转,灵巧地把地面整平,预备下种。他拿一把宽口的锄头探到溪底或塘底,把积在那里的软泥捞起来,熟练地一甩,把那一锄湿淋淋的泥甩到旁边的田里,借这新添的淤泥使田地更加肥沃。一个树桩会把根须伸到他种着番薯的一小块好地底下去找水分,农夫觉得这侵犯了那些指望他保护的作物的权利。他抓起锄头,用那锋利的刃口使劲砍了几下,直砍进树桩的心里,不一会儿,树桩就没了踪影,那些根须也不再吸取番薯块根生长所需的水分了。

不过,要把这件真正的国粹农具在中国农夫手里的千百种用法一一描述出来,未免太占篇幅。只须说一句就够了:没有它,他们就会束手无策;倘若这个国家的农事还要继续下去,就非得另外发明一件同样好用的农具来代替它不可。犁和耙的重要性比锄头差一等,但在这个民族的农业经济中仍占着显著的地位。它们当然是老古董,因为它们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分发明出来以后,在漫长的世纪里一直原封不动地传了下来,从没经过任何发明天才的触动。若要改动它们,哪怕只是提一句它们可以有所改进,那都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会把全国人的头发都吓白,还会叫他们的祖先之灵蒙受莫大的痛苦和羞辱,谁也说不准他们会降下什么样的灾祸到这个帝国,来报复他们所受的冤屈。

在这个国家,衡量一个农夫本事的,是他能种出多少庄稼。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无数代以来,众多的人口都得从土地里讨生活。土地得不到一点休息,因为田地很少有休耕养地的。饥饿的嘴巴压在它身上,为了满足百姓的需要,它必须无休无止地为他们出产食粮。中国农夫的天才,正是在这里显出来的。饥饿的肚子只有供给食物才能填饱,同样,贫瘠、饿坏了的土地,也只有大量施肥,才能经受得住对它的地力的压榨。

说到底,这才是丰收的真正秘诀。至少在中国南方,土地大多贫瘠平庸。沿着河道和冲积而成的谷地,土地倒是够肥的,年年都长出极好的庄稼。可是一旦出了这些地方,进入山区,你就碰到了极不情愿的土地,除非大量施肥,否则它是不肯长出值得收割的庄稼的。

中国农夫对于怎样才能把田地经营得最好,并没有什么科学知识,但他凭经验知道,除非用充足的肥料去哄、去宠这块地,否则任你多懂种田的本事,也不能让它长满庄稼,既叫一家人不挨饿,还能剩下一点拿到市上去卖,换来足够的钱应付家里的零星开销。

中国的肥料名目很少,骨头和豆饼是其中两样要紧的,但在全国农夫心目中首屈一指的,是人粪。这是普天下都用的一种肥料,因为它最便宜,也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弄得到手的。这种重要肥料的收集和分配,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制度,经过千百年的实践,经营这门繁杂生意的人早已精熟此道,从来不出一点差错。城镇以及任何人口稠密的地方,积存的秽物都被清运得干干净净,所以从来用不着官府插手,也从来不必委派什么卫生稽查去照管它们的清洁,或者防止百姓因环境不洁而受害。

在城镇与四面八方环绕着它们的农田之间,这种肥料有一门固定的买卖。农家妇女是主要的挑运人,她们一大早进城来,把它挑回好几英里外的家里,散布到乡间的四面八方。有一回,我从一座至少有十万人口的大城出发,走出几英里后,赶上了二三十个年轻的农家媳妇,她们用竹扁担挑着两只桶,桶里装着她们买来的东西,扁担搁在肩上。要碰上一群比她们更快活的妇女,那可是难得很。

她们对肩上沉重的担子、对离家还有好几英里的路程,似乎全不在意;她们也不像认为干这样的活计有什么丢脸的。说真的,她们仿佛把所要忍受的辛劳全都忘了,因为她们有说有笑,互相打趣,一路上回荡着她们快活的声音。这活计很吃力,却似乎并不使她们疲乏,因为她们的眼睛里闪着幽默的光,黝黑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看上去那么和气,满怀着愉快的心思,叫人看了实在是一种享受。这些妇女每天都要进城,直到挑回自家那一小块地上的东西足够种这一季庄稼为止,然后便可以歇一阵子,等这一季收完,又该为下一季做准备了。

在中国南方,一年有两季大庄稼,农夫下田的时候,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头。这两季庄稼都是稻子,稻米是社会各阶层的主食,它在中国人的生计中所占的地位,就相当于小麦在英国人生计中的地位。第一季在七月收割,第二季在十一月收割。从四月里插下第一季,到第二季收进仓里,可以确切地说,农夫的心一直是绷得紧紧的。

种稻可不像种麦那样简单。种麦是把种子撒在精心整好的地里,此后差不多全凭大自然去做其余的事。雨落下来,太阳照着,露水把钻石般的水珠洒在正在生长的麦子上,农夫看着它身上发生的种种奇妙变化,直到麦子变得金黄,他便挥镰收割,把它收进仓里。种稻就没有这般悠闲的歇息与等待了。

他先把稻种撒在一块灌满了水的地里,种子落进底下软软的烂泥里,生出根来。等到细小的尖芽钻出水面时,那嫩绿的颜色,是人的眼睛乐于观赏的最精致的绿色。它们长得很快,带着一种轻盈的神气,仿佛知道农夫这一季的整季稻谷都指望着它们似的。它们也的确是秧苗的来源,农夫要从这里取材,去填满那些等着插秧的空田。

等秧苗长到五六英寸高,便把它们连根拔起,四五株扎成一小把,移插到预备好的大田里去,每一把同别的相隔大约三四英寸。于是这一小簇一小簇的秧苗,根浸在水里,翡翠般的尖叶仰望着蓝天,开始了生命的赛跑。它们一同开始生命,并肩长大,如今排成了队伍,彼此并非对手,而是友好的竞赛者,比一比谁能给照料它们的农夫献上最美、最壮的模样。

从这一天起,直到它们金黄时被割倒的那一刻,对它们的照料丝毫不能懈怠。田里的水必须始终保持在一定的高度,因为一旦水不够,那一排排密密的稻子很快就会显出它们多么深切地感到了缺水之苦:大太阳晒在它们身上,那灼热的光线仿佛把它们晒瘫了,它们便垂下头来,一副愁苦的样子。必须想法子把水引进田里;若是近旁有一条溪流,就得把那永不停歇的水车转动起来,直到一道道细流流进田里,泥里裂开的大口子合拢了,干渴的根须喝足了水,耷拉的稻秆又重新挺直,毫不畏缩地正视太阳。

农夫还得时常在那一行行整齐的稻子中间走动,用手轻轻地去摸每一簇稻子的根部,把可能妨碍水流畅通到根部的东西清除掉。这些根须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得宠着、哄着、依着,它们才肯把生命的力量通过上面的稻秆送上去,帮着结出饱满的稻穗,好让农夫到收获时满心欢喜。

除了这需要百般照料的宝贵庄稼之外,种田人还有别的庄稼要占他的心思和工夫。有豆子,用来做酱油和豆腐,这些被看作下饭不可少的佐餐之物。还有番薯,在一些较穷的县份里,除了殷实人家以外,人人都拿它当主食。还有各种蔬菜,中国人种起菜来极其在行;不过,比起稻子来,种菜只算是消遣。种稻从种子撒进水里的头一天起,直到田里放干了水、金黄的稻秆昂首挺立、再也不必为天会不会下雨而担忧的那一刻为止,都需要不断的照料和劳作。

在种稻这件事上,最叫农夫苦恼的,莫过于天气的变化无常。如果雨季里雨水丰沛,大地饱受滋润,井底下和池塘边的泉源都满得往外溢,他的心就比较踏实了。他知道有一个常年不竭的水源,田里种稻的地方水一开始消退,就随时可以去汲取。倘若天上那些聚得飞快的云层偶尔洒下来的雷阵雨,还能来得稍有规律,他就更加放心,可以心平气和地想着那一天的到来,到那时他就要把宝贵的庄稼收进仓里了。

然而,这样的光景,焦虑的农夫并不常碰到。雨季往往反复无常,把丰沛的雨水和湿气扣住不给,没有这些,不但他的稻子,连他的豆子和番薯也会在田里被烤焦,在他眼前枯萎死去。年成一旱,看他为了保住庄稼不致毁掉而不得不作的种种挣扎,实在叫人可怜。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早上,他头一眼总是望向那些夜里聚了云的山头。那些围绕着某座高峰聚集起来的浓密云团,似乎大有希望,人们盼着,在多少天的苦苦期待之后,今天总算会下一场救命的雨,把庄稼救活。可是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了,像一个巨大的红球,散发着灼人的热,它的光线闪闪发亮,仿佛直接从火炉里射出来的一般。光线一触到那些躲在山上的云,云便慢慢消散在稀薄的空气中,无影无踪了。

又是一天酷热,太阳高挂在万里无云的天上,把积在稻根边的水吸了上去;它看一眼池塘,池塘就化作水汽;它朝番薯藤吹一口气,番薯藤便痛苦得脸色发白,垄里的番薯因为缺水而枯萎死去。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天,有时是好几个星期,叫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生命力,经受了这样的火刑,竟然还有东西剩下来诉说这段遭遇。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农夫们感到最深切的悲痛和愁苦。干涸的池塘被挖得更深,好找到渗到地下的一点宝贵的水;为了不让一滴水被太阳吸去,他们在半夜前后干活,那时空气稍稍凉了一些,每一滴水都能留给附近那些奄奄一息的庄稼。常常有这样的事:一整个地方的农夫,黑夜里都出来了,拿着锄头忙着把每一块能挖的地都翻开,看看底下有没有水。在池塘与别人的田地相邻的地方,为了争夺挖到的这份宝贝,往往发生最激烈的争斗,夜空中回荡着厮打的声音,受伤的人被抬回家去,给那些早已笼上阴影的人家平添了几分辛酸和悲苦。

本章前面说过,由于田地要在儿子们之间分割,而不像英国那样传给长子,结果许多田地小得连一个小家庭都养不活,而许多可以称为次子的人,更是一点土地也分不到。这种人当中,许多人习惯于向那些田地有余的人租地种。富人惯常拿钱去买田,租给别人耕种,一年好一年坏地拉平了算,他们发现,这是安置手头现钱的一个很有利的办法。

出租土地的制度完全是东方式的,与西方通行的那一套大不相同。地主并不收租金,而是同佃户分收成。这似乎是一种最公平的安排,因为年成好的时候,佃户和田主一同得益;而在雨水稀少、地里长不出它本该长出的那么多庄稼的年景,双方又一同分担减产的愁苦。

普遍通行的规矩是,庄稼收下来以后,地主拿一半。佃户出种子、肥料和人工,为了使用这块地,他把地里所出的一切交出一半。一年之中各种庄稼收割的时候,看看那时的情形,是很有意思的。佃户带着妻子,若有儿子也带着儿子,来到谷物已经可以开镰的田里。这是大欢喜的时节,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几个月的辛劳和焦虑,一时都被眼前等着收割的金色谷物带来的喜悦冲淡了。

可是那里还有另一个人,他并不动手收割。他穿得体体面面,身上一点也没有庄稼人的样子。他在田埂上或者某个能看清这整个欢乐场面的地方坐了下来。一打听,我们才知道他是地主的代理人,是来收取这块田里一半出产的。他随身带着口袋,好装他那一份;稻子一割下来,当场就在田里脱粒,那一半便如数量好,交给了他。

有了这种办法,就不会有拖欠租子的事,中国的农夫也从来不必尝到欠地主债的那种苦楚。他们的生活焦虑而多难,有时庄稼太少,不够一家人的需用,这些我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些在事物的本性之中是无可避免的,但有一件事他们是从来不必烦心的,那就是过重的地租。他们幸而免受苛租盘剥之苦。现行的这套制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开创,至今仍在全国各地施行,这正是中国人通情达理的一个明证,也说明他们天生懂得对地主和佃户都要讲公道。

第九章漫步中国城市

中国城镇的种种特点——街道狭窄——气味——屋宇寒伧——只有一层——绸缎庄纪实——不洁成了常规——街头所见——流动的饭摊——街上人潮——从不打架——官员及其随从——乞丐——鱼市——鞋街——没有酒馆——鸦片烟馆

中国城市的景象,见过一回便终生难忘。它有那么多地方是我们闻所未闻的,眼前所见给人的印象太深,仿佛在记忆里刻下了一张照片,永远也抹不掉。我们心目中的城市,是从英国见过的那些城市里得来的:我们想象中有宽阔的街道,两旁是人行道,行人走在上面从容自在,用不着彼此推挤。我们还会想象出高大的房屋,盖得相当整齐,而且颇有几分品味。说到城市,我们也总会联想到清洁;警察日夜在街上巡逻,维持来往行人的秩序。在祖国,任何一座中等城镇里,都随处可见出租马车、有轨电车,以及挤满乘客的公共马车。

可是,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在中国城市里却一样也没有,不论你走到帝国的哪一个地方,进了哪一座城的哪一个角落,都是如此。说这话我很有把握,因为西方的城市彼此或多或少总有差异,中国的城镇却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见过一座,便可以放心地断言,其余的也都是这副模样了。

那座理想的城市,是在中国历史渺远迷蒙的太古时代,由第一座城的设计者和营造者在脑子里画出来的。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显然觉得这幅图景崇高无比,令人叹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哪位独出心裁的天才,敢于提出更好的方案。于是全国上下,每一座城都照着同一个样式建造。有的城大些,气派些,有的小些,可是城墙的格局、街道的走向、房屋的式样,到处都大同小异。

不过眼前就有一座城,我们也不必在这里空谈中国城市的理论了,索性大胆走进去,亲眼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模样。

我们走上的第一条街,就叫人吃了一惊。

这里没有宽敞的大道供车马往来,我们走进的是一条狭窄阴暗的通道,最宽处也不过十二英尺,而且连这点宽度也不能全供上上下下的行人使用。两旁的店家都把柜台摆到外面来陈列货物,留给公众通行的地方只剩五六英尺了。

我们眼下所在的这条街并不是什么特例,事实上它还是城里数一数二的大街,因此很可以代表商业区的面貌。倘若我们拐进通到这里的那些小巷去看看,就会发现它们个个都窄得多,阴森得多,暗得多,也脏得多。

我们没走多远,便开始闻到种种古怪的气味,这似乎是东方世代相传的遗产。这里的空气从来不新鲜,街角、房屋凹进去的地方、一切闲着没用的空地上,总堆积着垃圾和秽物,在太阳底下腐烂发酵,散发出最可憎的臭气。不过,这些臭味比起另外一些来,还算是健康活泼的;那另外一些,时不时像一把大铁锤似的迎面砸来,叫人一时间浑身发麻。

这些臭气来自街心底下那条阴沟的污秽。街道既然这样窄,两边又都盖满了房屋,全城的排水便只好从路中间穿过去。

这里没有公共工程局来监督修建,而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于任何一种阴沟的必要性,观念都十分模糊而粗浅,他们修得有多糟,也就不难想见了。结果,阴沟里生出秽气,聚成恶臭,除了从铺路石板的缝隙里往外钻,再没有别的出路。至今还没有哪位作家有本事把这种气味描绘出来。只消说一句就够了:它浓缩了历代的精华。它的家谱可以追溯到湮没在神话和童话里的远古,对于近代的任何一种臭味,它都会不屑一顾,正如一位爵位传自征服者威廉时代的贵族,会鄙夷地打量某个暴发户——那人的父亲是卖肥皂的,因为发了财才封了爵士。

令人惊奇的是,住在附近的人家居然没有被伤寒或别的什么致命热病夺去性命,可他们就是没有。恰恰相反,他们一个个精神饱满,气色健康,倒像是住在乡下,空气从近旁的山上新鲜地吹来,一年到头呼吸着有益身心的清新空气似的。

说穿了,中国人根本不相信「传染」二字。他们这门庞大笨重的语言里,没有一个词能表达病菌、杆菌之类的意思。所以,当一条在太阳底下沸腾冒泡的阴沟里冒出一股恶臭,恶到能把一头水牛熏得掉了脑袋的时候,中国人也只是把鼻子皱一下,随即又露出他脸上常挂着的那种孩子般的笑容,照旧忙他的营生,再不多费一点心思。

这可是城里最好的街道之一,店里的货物值好几十万元。城中一些最富有的商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买卖,可是这里没有一家铺子,比得上我们西方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寻常街道上任何一家寻常的商店。

这些铺子全都显得相当寒伧。它们只有一层,也没有门面。早上一卸下门板,店里的一切便全都敞开在众人眼前。由于只有比较穷的铺子才把货物摆出来招徕顾客,你所能看到的,不过是架子上一卷卷的东西,一个个关得严严实实的抽屉,还有几个中国人懒洋洋地四处闲荡。他们其实是店伙计,可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要是在英国一家像样的商号里,任何一位眼尖的巡店领班都会当场把他们打发走。

不过这里有一家绸缎庄,进去看看倒很有意思。这是全城最好的绸缎庄之一,据说帝国各个著名丝绸产地的货色,这里都有样品。店里似乎什么也没有,只有架子上摆着的那些,都用纸仔仔细细地包着,好像店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把一切都藏起来,不让公众看见。一张大柜台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伙计们在柜台里面闲荡。顾客照例是不坐的,所以我们只能站在柜台外面,因为店里根本没有预备任何椅子,连女人来买东西也没有。当然,有身份的太太小姐是绝不会出来逛街买东西的,所以顾客绝大多数是男人,偶尔也有几个中等人家的上了年纪的妇人,而她们照例是用不着坐的。

一个外国人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个看上去管事的人迟迟疑疑地走上前来,显然心里正盘算着该怎样跟你打招呼,因为他除了自己的母语以外,什么话也不懂。可是你用中国话告诉他,你是来看看他的绸缎的,他的脸色顿时开朗起来,眼里闪出一道欣喜的光,这喜色一直漫过他那张宽阔饱满的蒙古人的面孔。

伙计们也一点不因为东家在场而有所拘束,纷纷围拢过来,对你的相貌评头论足,批评你的衣着,还对你说中国话的腔调发表意见。这当儿,已有两三个人被打发到里间去了,那里收藏着珍贵的绸缎。他们很快就出来了,捧着十来卷料子,都用纸仔细包着,还用绳子扎好,免得落上灰尘、晒着太阳。

每打开一卷,那绚丽的色彩便在你眼前一闪,叫你看得满心欢喜。这一匹是娇嫩的乳白色,纯净得仿佛一碰就会被玷污。挨着它的是一匹美丽的玫瑰红,这颜色想必是织工从某一朵刚刚向着太阳绽开花瓣的玫瑰那里捕捉来的。伙计们手脚麻利地把一卷卷绸子展开,中国织工织进料子里的种种色彩便全都陈列在你面前了。一时间,那个毫无美感可言的中国人在你的想象中变得崇高起来,因为他竟有这样神奇的本领,把大自然的种种色调重现在你面前这一卷卷展开的丝绸之中。

你方才看的这些绸子,还只是次等货,每尺不过六便士。尺是中国人的标准量度,他们量东西从来不用码。你要求看看贵一些的货色,伙计们很快便捧来了广州、杭州、苏州织机上的出品,各有各的特色,美得无与伦比,你站在那里看得目不转睛,满心赞叹,却觉得任何言语都不足以表达你对这番手艺的推崇。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织工住在破破烂烂的茅屋里,用的织机又那样笨重古老,简直像是从挪亚方舟里搬出来的,怎么竟能织出这样精美的艺术品来——这一卷卷丝绸无疑就是艺术品。

我们沿着这条气味难闻的窄街走下去,随后拐进一条通到这里的小街。这里的铺子显然寒伧得多,住的都是穷得多的人家。不过就格局而言,它们和我们刚才描述过的那条街上的铺子十分相似,同样没有门面,里面发生的一切,过路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只是有一点截然不同:铺子的后半截就是做这份买卖的人家的住处,而好一些的铺子是从来不这样的。

幸亏中国人并不像我们那样讲究家庭的隐私。他们毫不介意把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摊在任何一个想看的人眼前。他们怎样过日子,吃些什么,甚至我们竭力不让外人知道的家庭口角,在他们那里似乎都是公共财产,并不专属于最有关系的那一家人。

往这些凄凉的人家里望上一眼,你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的舒适观念与我们的根本不同,他们能忍受大量的不舒适,换了英国人,早就被逼疯了。他们的屋子肮脏邋遢,乱七八糟。妻子成婚不过几个星期,就失去了少女时代那份齐整利落的模样,自然而然地染上了左邻右舍那些女人的邋遢习气,不久,灰尘、污垢、蛛网,还有那些发着霉味、乱糟糟的衣裳,便成了这个家的主要景观。

可是,倘若由这种情形推断中国人过得不快乐,或者推断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环境有什么叫人抑郁、叫人不满的地方,那就不明智了。西方的理想是清洁,而东方似乎从来不以此为目标,甚至连做梦也没想过。我们正在走过的这座大城,就是后面这句话的明证。它的街道一年到头从来没人打扫。一堆堆垃圾在太阳底下腐烂发酵,散发出最难闻的气味,你走到哪里都碰得上。阴沟修得很糟,修好了便撒手不管,直到堵死了才挖开来修理,那时憋在里面的秽气便把毒雾送进四周的人家。

百姓的身上极不干净。他们从来不洗澡,就是在富人家里,澡盆也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品。平常时候,大概只有脸和手才跟水打交道。他们的衣服,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也实在说不上令人满意,总带着一股霉味,缺少那种用足了肥皂和清水才洗得出的爽利洁净。总有那么几件衣服,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穿着,男人们做梦也想不到要用什么法子把它洗一洗。社会地位越低,这种不顾清洁的情形就越显眼。然而这似乎丝毫不影响百姓的健康和兴致。他们是一个爱笑的民族,笑话、趣闻,以及一切能叫人脸上露出笑容的东西,都能在他们心里引起热烈的共鸣。他们周围的灰尘、污垢和凌乱,足以叫任何一个寻常的英国人浑身打颤,一时间连生活的光彩都黯淡下来,可是对于这个长寿的民族,却似乎毫无影响。

这座城里的人,要么个个胃口极好,要么家里供应口腹之需的安排极不周全,因为在来往行人最多的各个街角,似乎设着多得出奇的流动饭摊,摆着现成的熟食,随时满足大众的食欲。

近旁就有一个,我们既然还有几分钟空闲,不妨走近些,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它由两个木架子组成,可以挂在一根结实的竹扁担两头,主人想往哪里去,挑起来说走就走。哪个地方生意兴隆,他就待在那里,等主顾散了,便把这座小小的饭馆往肩上一挑,一路小跑,奔向饥肠辘辘的人最可能聚集的地方去。

一个架子上放着一口大饭锅,锅里盛满了米饭,底下烧着火,使饭一直保持着将沸未沸的样子。火候必须控制得恰到好处,绝不能让它窜起火苗来,否则这桩买卖就要砸锅。中国人是煮饭的行家,绝不能容忍把饭煮成一锅烂糊。米粒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各自的个性,虽然要煮得熟透到心,这一点却不可丢失。想要招揽主顾的摊贩,必得掌握讨好最挑剔的口味的诀窍。另一个架子好比一张粗糙的碗柜,上面雅致地摆着各色佐餐的小菜,好叫米饭吃起来顺口。这些小菜里有腌萝卜,颜色发褐,看上去像皮革一般,因为价钱极便宜,在中国人下饭的种种菜肴中最受欢迎。另外还有豆腐、腌得又脆又多汁的黄瓜、芹菜、生菜、咸豆、一盘盘各式各样的鱼,还有几种不同的酱油,摊主用手省省地洒一点在饭碗上,添些滋味,好叫主顾吃第一口这香喷喷的饭食时就胃口大开。

看那人手脚麻利地照着主顾的吩咐配饭,倒是很有意思。他先从锅里舀出饭来,把碗柜上倒扣着的一只碗盛到将满。然后用筷子挑出一小块腌萝卜,放在热气腾腾的饭正中间。接着,他又以行家的眼光,夹起一块豆粒大小的脆腌黄瓜,搁在上头。倘若主顾出手阔绰,想吃点讲究的,他便挑一条煮好备用的小鱼,摆在碗沿里头一个诱人的位置,搁在饭上,倒像是回到了它的老家一般。然后再在上面洒一点香喷喷的酱油,把一双筷子讲究地横搁在这碗冒着热气的饭上。那位在旁边一直看得口水直流的主顾,急不可耐地双手接过,二话不说便大吃起来。这一切,只花了半便士多一点点的小钱。

几个人蹲在这座流动厨房的四周,用筷子把碗里的好东西往嘴里扒。他们当着所有过路人的面,没有桌椅,蹲在大街上吃饭,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东方生活那种随随便便的作风,加上中国人极爱交际的心性,使得许多在西方会被认为极不体面的事,在这里都成了可能。

我们眼前的这幅景象,是地地道道的东方景象,在某些方面也颇为别致。这条只有六英尺宽的窄街,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是观察构成这座城市生活的种种人物的绝好去处。这里走过一位穿长衫的读书人,长衫已经磨得发亮,显出破败的迹象。在过往的人群中,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他脸上带着这个帝国的读书人通常都有的那种精明睿智的神情。他虽然穷,却有一股傲然自负的气派,仿佛觉得自己比擦肩而过的任何人都高出一等。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农夫,粗犷朴实,脸被太阳晒得黝黑,看上去这辈子从没翻开过一本书——除了大自然那部古老的书,而这部书他钻研得十分透彻,能读懂她的秘密,能从她那里取得丰收,使他的田地都欢笑起来。再后面是一个乡下人,家住在不远处的山脚下。他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一大担柴草,担子横在肩上,正要挑到集市上去当柴火卖。他一个人就占了大半条路,当他把担子从一边酸痛的肩膀换到另一边时,整条街的宽度刚刚够他的担子转过身来。然而他一路稳稳当当地小跑而过,仿佛这座城是他家的。他高声喊着「让路」「靠边」「要撞着了」,那口气威风凛凛,好像有一道圣旨授权给他,叫他这样霸道地占用这条路似的。

看那来来往往的人潮怎样和和气气地给这个山里人让路,真是有趣。人人都闪开了,就连那位心里瞧不起芸芸无知大众的读书人,也乖乖地站到路边,把身子紧贴在一张柜台上,让这位专横的卖柴人过去。谁也不道谢,谁也不讨谢。人潮在他身后重新合拢,我们还能听见空中远远传来「撞着了」「撞着了」「靠边」「快闪,快闪」,直到这些喊得那样霸道、听得那样顺从的声音消失在远处。

看着这幅流动的全景图,有一件事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他们在街上相待时那种和气、随和、宽容的态度。仿佛每个人一踏上街,就已经打定主意,要以「忍让」二字来指导自己对待所遇见的每一个人的举止。试想一想:一条五六英尺宽的路,各色各样的人川流不息,往来交错,却没有发生碰撞,或者至少少得不值一提。生意人、店伙计、苦力、抽鸦片的、小偷和无赖、乡巴佬,还有风度翩翩的文雅书生,人人都本能地顾及别人的权利,迁就道路的需要,以无比的好脾气忍受可能遇到的种种不便,彼此以耐心和礼貌相待。

我们看着这五花八门的人群来来往往的时候,那个饭摊的生意一直兴隆得很。主顾来了又走,络绎不绝,叫人看着十分欢喜。他收下的买饭的铜钱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他望着它,两眼闪着欢喜的光。忽然之间,他的神态起了一阵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变化。他不再一脸慈祥地望着围蹲在他饭摊四周的那群人,而是变得慌张起来,急忙催促主顾快吃,自己则动手准备立刻搬走。那些人把饭狼吞虎咽地扒下肚,碗被匆匆摞到碗柜上,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已经挑起饭摊,一路小跑,消失在把他和他的家当一齐吞没的人流里了。

正当我们纳闷,究竟是什么使这桩兴隆的买卖突然惊慌失措、一下子收了摊,就听见一阵缓慢而有节奏的锣声。还有一个声音,高过我们周围的人声,在空中拖得长长的,仿佛舍不得离开它发出的地方——那是一声「伊——哦——」,越拉越高,最后又一点一点地低下去,终于消失在寂静之中。这时,我们面前街上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有些人似乎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另一些人则一脸茫然,四下张望,想找个空当躲进去。一乘轿子笨重地抬了过来,轿夫照例吆喝着叫人让路,可是那「伊——哦——」声一传来,他们便急忙掉头,往来的方向退了回去,不见了踪影。

这当儿,锣声和那拖得长长的、哀号似的「伊——哦——」声,正飞快地朝我们这边逼近。忽然之间,过路人的一切犹豫都消失了,人人都把身子紧贴在伸到街上的柜台上,把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下来,两手垂在身旁,摆出一副谦卑恭敬的神情。街心顿时空了,一位官员带着他的随从出现在眼前。

队伍打头的,是那些大摇大摆走过空荡荡街道的人,他们口中喊着「伊——哦——」,好让前面的人群知道大人物驾到。这是一伙面目极其凶恶的家伙,看上去像是专为今天这趟差事从贫民窟和臭水沟里捡来的。乍一看,你会忍不住放声大笑,因为在西方人眼里,他们的模样实在滑稽可笑。每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子,形状很像小丑戴的尖帽,却戴得歪歪斜斜,好迁就盘在头上的辫子。这使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从附近哪个马戏团跑到街上来逗乐子的小丑。可是再仔细一看,这个念头便很快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手里都拿着长长的藤条,挥舞得杀气腾腾,好像只等着有哪个冒失鬼违了道路的规矩、对大老爷有失恭敬,便狠狠地抽到他肩膀上去。他们偷偷扫视着两旁那一道道默不作声的人墙,一脸凶相;找不到机会在哪个倒霉鬼身上施展他们的淫威,他们脸上便笼着一层不满而阴沉的怒气。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另一伙人,面目同样凶恶,手里拿着铁链。这些人神气活现,不可一世,仿佛全城的最高权力都握在他们手里。倘若有谁不识好歹,对此有片刻的怀疑,他立刻就会被捆起来,戴上镣铐,押进牢里,在那里有的是时间让他好好反省自己的鲁莽。

紧接在这些无赖后面的,是官员那乘八人抬的华丽大轿,填满了街上空出来的地方。他是这座城的知县,实际上就是城里的最高权力。他是一位十足标准的官员,身材高大魁梧,脸上带着那种严厉而毫不通融的神情——凡是想让治下百姓守规矩的父母官,照说都必须有这副神情。他面容冷峻,令人望而生畏,倒像是正要去刑场监斩哪个犯人似的。官员们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摆出的就是这样一副架势。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位官员,上自最高的大员,下至最低的小吏,在坐着官轿穿街过巷的时候,脸上带过一丝笑容,或者对百姓流露过一点同情。不过几秒钟,仪仗便过去了,人流又沿着它古老的河道流淌起来,街上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我们又信步往前走,跟人群贴得那样近,除了某个盛大的节日,西方任何一座最拥挤的城市也不会让人跟人这样挨挨挤挤。这种感觉并不是处处都叫人愉快。中国那些古老的气味照旧要显示它们的存在,叫你不能不闻;那些没洗过的衣服、从没进过澡盆的身子发出的气味,又给空气添上一股纯粹东方式的微妙的异味。

可是,正当我们慢慢向前挪动,小心提防着脚下被那铺得极糟、高低不平的石板绊倒的时候,一支奇怪的队伍映入眼帘,立刻使我们停下了脚步。我们一个一个数过去,恰好是十个人。即使把全城翻个底朝天,也很难再凑出这样一群阴森可怖、叫人恶心的人来。

他们是乞丐,正在享用一项来自远古的习俗所赋予他们的特权:每逢初一、十五,可以向店家讨钱。他们在街上挨门挨户地走,每一家铺子都不放过,几乎是向每家强索照例的一文钱。我不妨提醒读者,一文钱是两先令的千分之一。

他们排成一串,一个跟着一个。这一队领头的是个老头,满脸皱纹,头发已经花白。他的衣服破破烂烂,脏得叫人即使拿根长竿子也不愿去碰。他看上去活脱脱是个吉卜赛人,那瘦削分明的五官透着一股精悍,那双乌黑的眼睛闪着光,显出他是个颇有主见的人。

紧挨在他身后的一个,一只手搭在他肩上,靠他领着在街上走。这人双目全盲,看他怎样仰起头来对着天空,真叫人心酸,仿佛太阳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把光亮送进他那本该长着眼珠的深陷的眼窝里去。紧跟着他的,是一个快活的会奏乐的乞丐,在他满身的肮脏与污秽之中,他的灵魂却为音乐的精神所触动。他有一把旧的两弦琴,那是他谋生的家什。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拨弦,一支中国小曲的头几个音符便轻快地响起来,一时间仿佛冲淡了这支怪异队伍的悲惨气氛。

在这位乞丐队伍里的俄耳甫斯后面,是几个衣衫褴褛、堕落不堪的叫化子,乞丐行里的标本。走在他们最末一个的手里拿着一根竹竿,殿后的一个瞎子用左手握着竹竿的另一头,权当自己的眼睛。他们每走到一家店门口,店主早已站在那里,给每人备好一文钱,急忙塞到他手里,挥手叫他往前走。

谁也不想逃避这项由习俗规定必须缴纳的济贫税。要是有谁疯了,竟敢跟这群叫人恶心的人作对,他很快就会被教训得清醒过来,而且那滋味叫他许久许久都忘不了。他们会围在他的柜台前,不拿到钱不走,轮番向他哀求怜悯,接着又因为他心肠太硬,求老天爷降祸到他头上。

这当儿,谁也不敢走近他的铺子。他的主顾们见了这群浑身病痛、从不洗澡的人那副肮脏模样,闻了那股气味,都会吓得暂时到别处去买东西。等到他终于被门口的吵闹和混乱折腾得筋疲力尽,把钱给了,他也许会发现,单是这些肮脏的乞丐往那里一站,他的一些货物就已经糟蹋得不像样了,他所蒙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他在这场较量中获胜所能得到的好处。

乞丐们每个月只有两天享有向店家收取这项捐税的特权,因为店家当初已经和他们的乞丐头子讲定了定期付一笔钱,所以别的日子就不会受他们的骚扰。款项一谈妥,门上便贴一张印好的纸,上面画着一个葫芦,于是再也没有哪个乞丐敢上门讨钱了。在中国,有许多人因为赤贫,为了活命而苦苦挣扎,不得不忍饥挨饿,身心饱受煎熬;可是论到真正的潦倒,论到对贫穷的种种痛苦和惩罚有切肤之感,这片土地上再没有谁比得上乞丐了。西方的乞丐和他相比,简直是王公贵人,身穿紫袍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西方的乞丐往往还能攒下钱来,死后在他衣服的各个地方发现缝着金镑和钞票,这种事也并不少见。

这样的事在中国是绝对闻所未闻的。这里的乞丐是真穷,总是挣扎在饿死的边缘上。再者,他差不多总是带着病。一个乞丐,除非他是个走江湖卖唱的,若没有什么触目惊心的疾病来引人怜悯,就休想打动人家扔给他通常那一文钱。乞丐这一行的本钱,就是某种可怕的烂疮,或者扭曲的双腿,或者失明的眼睛,或者某种使人不能靠力气谋生的畸形残疾。再说,到了夜里,他被赶出街头,爬进去栖身的那间破棚子,其凄惨与不适更是无法形容。乞丐的窝棚污秽不堪,臭不可闻,因此绝不许搭在城里,总是搭在城墙外的某块空地上,免得它的臭气和种种腌臜玷污了社会上其余的人。

我们漫无目的地闲逛,一心只想看看东方城镇里那些与西方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象。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条街上,这里格外喧闹,许多人粗声大气地嚷着,好像在吵架。熟悉中国生活的人,绝不会从这些迹象误以为出了什么乱子。这只不过说明这里的活动格外繁忙罢了。中国人喜欢喧闹,喜欢高声说话,喜欢嗓门相撞,喜欢彼此大喊大叫。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学会低声细语的本事。两个人用一根普通的竹扁担抬着一件重物穿街而过,一路上喊着有节奏的号子,一百码外都听得见。演一出戏,从头到尾锣鼓不停,钹声铿锵,偏偏在人们以为最需要安静的地方,把演员的声音淹没了。许多别的事情也是如此,在中国,似乎非得有响声,才能把任何一件事做得有声有色。

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说明我们已经来到城里最繁忙的一条街上。这是全城的鱼市。我们沿街慢慢走过去,才开始明白,一两分钟前传到耳朵里的那些大嗓门是怎么回事。这里有一些身强力壮的汉子,卷着袖子,脸上仿佛还吹着海风。他们放开嗓门,好像要压过捕鱼时海上风暴的怒吼似的,大声吆喝着自己摆出来的鱼货如何上等。另一些人正在跟主顾讨价还价,因为真正的中国人从来不肯照人家开的头一个价钱付钱,他总是说说笑笑、你来我往,一步步压到他最后打算出的那个数目。

全城最好的鱼都在这条街上,因为渔船一从海上回来,干这一行的人便把最好的渔获急急忙忙运到这里的鱼贩手上。信步走过去,看看他们怎样别出心裁地把鱼摆得最能吸引各色买主,倒也很有意思。

这里有一堆比较便宜的鱼,是穷苦人家买得起的。它们看上去像放大了的小鲱鱼,有个人站在旁边,不停地往鱼身上洒盐水,手法十分巧妙,叫它们显得亮晶晶的,好像刚从海里捞上来,新鲜活泼。旁边是几条今天早上才捕到的上好鲭鱼,它们直挺挺地躺着,一副庄重的神气,好像很不情愿被摆在这里供众人观赏。有几条已经切成了段,主顾们正想把鱼贩的价钱压得更公道些。值得注意的是,讨价还价的买主大多自己带着秤来称所买的鱼,显然他们信不过铺子里那杆秤是公道的。

再往前走,我们看见一条小鲨鱼,它在这里显得很不相称,对于一种在海中居民里占着那样显赫地位的动物来说,它在这里扮演的实在是个卑微而不光彩的角色。紧挨着它的,是一条本地的鱼,显然离水太久了,身价已经掉了下来,所以得做些手脚,才能叫主顾看得上眼。为此,鱼贩把它切成两截,在切口上巧妙地抹上猪血,好叫外行人以为它刚断气不久,那一道道红色便是它自己的血刚刚流尽的痕迹。可是这个简单而孩子气的骗局,每个来买鱼的人都一眼看穿,谁也不会上当。这是这一行的花招之一,是古时候某个聪明的无赖发明出来的,那时这个民族的祖先比今天的人更天真,更容易上当。于是这个把戏便一直沿用下来,为的是不让它的发明者——不管他今天在什么地方——在子孙后代面前「丢面子」。

这个鱼市又忙又臭,腐鱼的气味和阴沟里那种全国性的、纯粹中国式的秽气混在一起,而这里的阴沟又格外污浊。走出鱼市,我们拐进一条窄街,这里行人稀少,铺子都显得冷冷清清,半体面不体面的样子。铺子外面没有柜台,所以整条街——大约五英尺宽——全都可以供行人通行。我们惊奇地发现,这条街上每一家铺子都卖鞋。事实上,这里是全城的鞋业中心,城外方圆好多英里的乡村也都到这里来买鞋。

乍一看,这么多鞋铺一家挨一家开在一起,似乎会妨碍彼此的生意,可是中国人不这样想,而事实也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样做不但没有减少各家的生意,实际上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人们要买鞋,用不着满城去找鞋匠,只消到这条街上来,看中哪一家就走进哪一家,很快就能买到所要的东西。

这个办法对乡下人尤其方便。乡下人看这座城,就像我们国内的乡巴佬离开田野和绿荫小路,来到大城市繁忙的街道上一样。比方说,他要买一双鞋,好在成亲那天穿,而村里的鞋匠做的鞋不够时兴,配不上这样的大喜日子。他必得到大城里去,那里才有最新款式的鞋,他才能买到一双叫每个来喝喜酒的年轻人都眼红的鞋。可是,在那迷宫似的窄巷里,他怎样才能找到一家可以让他挑选的铺子呢?人流整天川流不息地涌过那些曲折繁复的迷宫,他在里面准会迷路;而他一路打听,说不定会被哪个骗子认出是个嫩雏,很快就把他身上的闲钱骗个精光。鞋铺既然都集中在一条街上,他打听起来就容易了,到了那里,马上就能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们在城里漫步,有一个特点最为显著,那就是没有打架斗殴,没有骚乱。这座城足足有二十五万居民,可是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个警察在任何一条街上巡逻。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应归功于中国人奉公守法的品性。他们本质上是和事佬,不但自己避免扰乱治安,别人一旦打起来,他们也会竭尽全力把架劝开。结果,西方街头常见的那些丢人现眼的场面,在这个大帝国的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极少发生。

毫无疑问,其中一个有力的原因是没有酒馆。幸而这种东西在这片土地上闻所未闻,因此,饮酒所引起的那些疯狂的放纵、狂乱的骚扰,以及在家里和大街上发生的可怕的殴斗,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见不到。

我们一路闲逛,注意到有一种房屋与周围的房屋都不一样。它不是住家,可又没有一点铺子的样子,看不出在这里能买到什么特别的货物。它的门面不像左邻右舍那样敞开着,让众人看得见里面的动静。它的用意,倒像是要把里面人的一举一动都瞒着过路的人,同时又暗示着,谁想进去,尽可随便进去。

每一扇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叫人看不见后面的一点动静。门倒是大敞着,可是门前大约两英尺的地方挂着一道竹帘,把这屋子的秘密遮得严严的。想往里偷看是白费力气,因为越过这道站岗似的竹帘,最多只能看见门框,而门框不过是里面那座堡垒的外围工事罢了。

我们正站在那里琢磨,为什么这所房子,还有我们一路上见过的另外几所同类的房子,和其余的房子如此不同,就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过来,低着头,仿佛觉得羞愧,像幽灵一样溜进竹帘后面的门口,消失在黑沉沉的屋里。我们只瞥见了他一眼,可就这一眼,也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印象。他的衣服油腻破旧,脸上泛着一层铅灰色,仿佛他的血已经被某种化学作用变成了一种大自然绝不会承认是她所出产的颜色。照我们看来,这是个我们不大愿意打交道的人,因为他的生活似乎蒙着一层阴影,他也不想走到阳光下让人好好看个清楚。

他刚消失不久,又来了一个正当壮年的人,肩膀微驼,脸颊和嘴唇上也是那种暗淡的颜色。他快步走到竹帘前,一头钻了进去,门口只闪过一个影子,他便立刻不见了。

我们开始猜测,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要对公众装出一副藏着天大秘密的样子;它供给那些人的又是什么货色——这些人至少有一个特征似乎是共同的。它不可能是当铺,因为那两个人手里都没拿包袱;况且在中国,当铺老板做的是公开的买卖,用不着在门前挂一道帘子来遮掩他的营生。正当我们心里转着这些念头,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急匆匆地冲了过来,好像赶火车似的,他朝街上左右飞快地瞟了一眼,便一头扎进竹帘后面,不见了。

我们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这个人和前面两个不同,脸上没有那种铅灰色,可是他想避人耳目、不让人看见他进这个地方的心思,却和前面那两个人一样强烈。我们觉得非弄个明白不可,于是小心翼翼地走到竹帘里面,朝正对着我们的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张望。我们刚走到门口,一股令人作呕、叫人透不过气的气味,就立刻向我们揭开了这地方的秘密。这是一家鸦片烟馆。

我们走进屋里,烟雾浓得叫我们几乎想退出来,可是我们好奇,很想看一看这个此刻可以称为中国之祸根的东西。我们看见烟馆老板坐在一张小桌前,鸦片都预备好了,随时供主顾享用。在这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在这沉闷而叫人昏昏欲睡的空气中,他似乎正是主持这种地方的最合适的人选——在这里,人丧失了做人的气概,天伦与亲情在一个魔法师的手指下土崩瓦解,而这样的魔法师,是任何一位童话作家都没有本事想象出来的。

他的脸瘦削憔悴,那蒙古人高高的颧骨突出来,像一座被风暴冲刷得光秃秃的嶙峋的悬崖。他那羊皮纸似的皮肤上笼着一层铅灰色,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彩,那样暗淡无神,简直像是哪个巧手用鸦片烟膏捏成的两颗球,用来模仿大自然的造物。他的手指细长枯瘦,被鸦片染上了颜色,正麻利地往一个个小杯子里分装鸦片,预备着即将上门的主顾——每个人需要多少,他凭经验都知道。

他脸上带着一种死人才配有的惨笑,请我们坐下。他一眼就看出我们不是抽鸦片的,只是出于好奇才进来逛逛,并不打算抽。

我们依言坐下,注意到先前进来的那三个人,已经各自蜷缩在自己的那张烟榻上,正忙着摆弄鸦片,不厌其烦地用一根像织毛线的针似的签子,把鸦片塞进烟斗上那个窄小的烟孔里。然后把烟斗凑到一盏小灯的火焰上,随着鸦片渐渐熔化,他深深吸一口气,鸦片的精华便化作一团烟云直上脑门,同时他又从嘴里把烟吐出来。

「你这里眼下似乎不怎么忙啊。」我们说,因为我们注意到屋里有不少空着的烟榻,都已经摆好,随时可用。

「是不忙,」他答道,「这会儿是我们的淡季,因为还是午后早早的时候。得等到天黑,我们的老主顾才会陆续上门,那时候就要一直忙到后半夜了。您知道,」他接着说,「对抽鸦片的人来说,最理想的时候是夜里,白天的事都办完了,什么牵挂、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他就可以在烟枪的抚慰之下做梦,消磨时光。」

「那么,这三位怎么比抽鸦片的人平常的时候来得早这么多呢?」我们问他。

「噢,这几位是瘾特别大的,」他答道,「所以他们等不到别人聚齐的平常那个晚上的钟点,就得来解瘾。您看那边那个年轻人,他装烟、一口一口长长地吸着鸦片,那股急切劲儿,简直像发了高烧一样。他刚才进来的时候,好像疼得发了狂,每一根骨头都在剧痛中抽搐,每一个关节都好像要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散开了。

「挨着他那张烟榻上的人,是城里瘾头最大的烟鬼之一,他一次抽的量,足以毒死两三个初学的人。他抽了三十多年,如今好像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对什么都没有了志向,只剩下一个强烈的欲望——烟瘾钻进骨头里的时候,要弄到鸦片。他从前也算是个小康之家,如今却成了穷光蛋。为了每天弄到那一份鸦片,他把所有的家产一点一点都卖光了。他的生意自然也荒废了,养不起一家人。后来,他为了弄钱解瘾,只好把自己的小儿子卖了;那笔钱花光以后,又把老婆也卖了。如今孩子在城里这一头,他娘在城里那一头。这对他们娘儿俩倒是一种幸运的解脱,」他冷笑一声,又补上一句,「因为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是永远也养不活他们的。

「鸦片,」他用那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接着说,「是个专横的主子,把它的臣民当奴隶一样对待。起初它来的时候,手脚轻柔,好像对人充满了最温柔的爱意。可是过不了几个星期,等它把人牢牢攥在手里,它就露出了真面目,成了世上最残酷的监工,把人一步步驱向缓慢的死亡。它知道,那种笼罩一个人一生的难以忍受的烟瘾,除了它自己,世上谁也解不了;于是它像是在玩弄人的灵魂似的,非要人加大烟量,才肯给他解脱。它没有怜悯,也不知悔恨。它宁可眼看着家庭破败,女儿被卖去为奴,儿子管别人叫爹,妻子进了陌生人的家门,也不肯免去一分痛苦,不肯给人哪怕一个钟头的解脱,让他摆脱鸦片对肉体和灵魂的那种折磨。

「对了,」他忽然又说,仿佛这个话题叫他太痛苦了,仿佛他一直在复述自己这一生的经历,「鸦片不是你们英国人带到中国来的吗?你们的人好狠心哪,」他说着,眼里闪过一道激愤的光,「一个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们的民族,你们竟给它带来这样的苦难!」

话题出乎意料地转到了这上头。在那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三个人躺在烟榻上,仰着一张张死灰般的脸,那人又用一副食尸鬼似的面孔盯着我们,我们觉得,鸦片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悲惨的阶段,而我们并没有准备好讨论它。我们匆匆向那人告了别,走出那间烟雾弥漫、臭气熏天的屋子,绕过竹帘,来到外面的空气里。虽然外面的空气里仍带着中国那股古老的气味,我们却觉得仿佛来到了绿油油的田野上,清新的微风吹拂着我们,仿佛我们刚刚逃出一座牢狱,再待下去,就要被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毒气活活闷死了。

第十章阴间,或曰幽冥之地

死亡是中国人苦苦思索的一大难题——揭开这一奥秘的种种尝试——对幽冥世界的想象——中国的翻版——书生的故事——来生是今生的延续——报应之说——轮回——这一大教义可以通融——女巫的故事——死者的安乐取决于坟墓的状况——幽冥之地没有婴儿

死亡这一大难题,以其深不可测的奥秘,历代压在中国人心头,也在这个民族的思想和生活上投下了阴影。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曾滔滔不绝地论说天及其大道,留下的言论,能让读得透字面之下意思的人,从他描绘的图景里隐隐约约窥见真神的影子。他又论说人生的本分和人伦关系,见识之宏阔,大有政治家的气度,自从这些话写下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五个世纪,可是直到今天,整个帝国仍奉之为天才的灵感结晶。

唯独死亡这个话题,他从来不肯谈论。他显然对此深思过,却发觉其中奥秘太多,无从着手;他又太诚实,不肯装作能够定下什么规矩,好让那些惶惶求索的人,在与人类这个狰狞的仇敌面对面时得到慰藉。有一天,一个弟子对他说:「夫子,弟子斗胆请问死是怎么一回事。」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

一个民族在死亡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之感,最令人心酸的注脚,莫过于那些坟墓了。在中国无论哪个地方,放眼望去,坟墓都是景致中最显眼的东西。这个大国的平原、山谷和山坡上,昔日该住过何等稠密的人口,从处处扑入眼帘的数不清的坟冢,便可以确凿无疑地估算出来。这些坟墓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丝毫看不出活着的人对死者去了哪里有什么概念。墓碑在这一点上一言不发。在基督徒的墓地里,碑文怀着深情说起逝去的人,预言将来欢喜团聚,至少有一些还满怀信心地宣告,那些被死亡夺走、留下生者在世间哀悼的亲人,在看不见的世界里有着幸福的归宿。

中国的墓碑,对长眠其下的人说的话,通常是千篇一律、冰冷而凄凉的。最上方是朝代名,或者死者的籍贯,接着是正中一竖行,写着死者的性别和姓氏。左边用较小的字写着儿子们的名字,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一句怀念其美德的深情记述,也没有表达将来与之相会的任何希望。就提到他们的文字而言,他们仿佛已经彻底从生命里消失了。诚然,在扫墓节上墓地的祭拜中,在忌日那天祠堂的祭祀里,人们对他们说话,仿佛他们还活着;但在这些场合,人们对待他们,并不像他们生前那样亲爱温存,而是把他们当作必须讨好的鬼神,好让他们给旧日的家降福,或者哄得他们心情舒畅,免得他们把灾祸降到留在世上的亲人头上。

然而,死亡虽是谁也参不透的秘密,却并没有使人绝望到放弃求解的念头。中国人一面觉得自己无法探知死亡背后是什么,一面又建构出一套关于「幽冥世界」模样的想象,既带神话色彩,同时又极富人情味。他们的思想无所依凭,只有身边的物质世界可以参照,于是便想象阴间恰恰是中国的翻版,那里也有皇帝,有大大小小的官员,有省有县,名称与天朝那片看得见的真实国土上的一模一样。

这个国家的思想家和文人确有这样的观念,从一部流行的书里所载的一则神怪故事便可以看得明白。那部书收了大量惊心动魄、光怪陆离的奇事,书中轰轰烈烈的情节,主角都是神仙。

故事说,有一个书生得了重病,眼看若不出现什么大转机,他不久便要死去。他痛苦疲惫地躺在床上,忽然有一个人站在卧房门口,相貌堂堂,仪态端庄,书生记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人笑容可掬地向他施礼,请他起身同去。「我在外面备好了马,可以驮你,」他说,「我想请你陪我走一趟。」「可是我病得起不来了,」书生说,「我身子虚得连手都抬不起,要是勉强上路,肯定半途而废。」「哦,不会的,」那陌生人柔声说道——他其实是一位神仙——「有我扶着,我想你是走得了的。」说着拉住他的手,温柔地把他从床上扶起来,领着他步履蹒跚、一步一挪地走到屋前的空地上。那里有一匹白马,披挂得十分华美,正等着他。

他刚一跨上马背,病痛仿佛顷刻之间便离他而去,他觉得浑身轻快,对一路经过的美景也看得津津有味。然而他觉得十分奇怪,这些景色他怎么也想不起从前见过。一切都是新鲜陌生的,那份美丽、那份迷人,是他以往任何一次出游都不曾领略过的。

走了几个时辰,他们来到一座宏伟的城池,城墙巍然高耸,宛如一国京城的城墙。穿过一座高大的城门,他留意到城里街道何等宽阔,人群何等熙攘,只是那些人影影绰绰,不像真的,而且街上笼罩着一片寂静和阴沉,那是他以往到过的任何城市都不曾见过的。在这些宽敞的大街上曲曲折折走了一阵,他们终于来到一处所在,在书生看来,那气派之宏大庄严,简直像一座王宫。

从厚重的大门进去,又登上一层又一层的石阶,向导把他领进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厅里坐着几个人,看上去像是品级很高的官员,仿佛正在等他到来。为首的一位颇有王者气度,书生觉得此人极像他常在画上见到的幽冥之王。他们指给他一个座位,紧挨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纸笔墨砚,桌旁已坐着另一个书生。随后给他们两人出了一个题目,命他们各作一篇文章。

文章一写完,便呈给那位王者模样的人。他仔细看过两篇,判定我们这位书生写的那篇远胜一筹,值得最高的嘉许和赞誉。「念你才华出众,显然能为国家效力,」这位王者般的主考官说道,「我委任你到河南省某城去做知府。」

书生这才第一次明白过来,自己真的已经死了,那位一直在考他的仪表堂堂的人,原来就是幽冥之王。这个突然向他揭开的真相叫他浑身发抖,他的心思电光石火般飞回到守寡的老母亲身上。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满腔的热诚苦苦哀求阎王把性命还给他,准他回到阳世,与母亲同寿,好让他在母亲的晚年安慰她、奉养她。

阎王见他这样孝顺,大为感动,转身吩咐坐在堂上的一个人,把那本「生死簿」拿来。那簿子上记着世上每个人命中注定的时辰,他要看看这位母亲还有多少年阳寿。翻到记着她生年和死期的那一页,见她还有九年好活。

阎王转向这位孝子说:「你的请求准了,再给你九年阳寿。今天同你一起应考的这个人,就先替你去做知府,等你回来再到河南赴任。」

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我们倒巴不得它确有其事。在这里引述它,是为了说明人们如何认为另一个世界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翻版,只不过那里的生活充满阴郁,因为一片不见天日之地的阴影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夺走了万里无云的晴空中灿烂阳光往往赋予阳世之人的那份欢乐和希望。

既然中国被当作设计「幽冥世界」以安顿死者时应当遵循的理想蓝本,这一观念的贯彻便不只限于疆域和政区的划分。就连社会,也是照着可以称作「母国」的那个国家的样子来规划的。死者在阴间从事的买卖和行当,与他们生前在世上所干的一样,因为有一桩非同寻常的事实:那黑暗国度的居民,居然设法穿上了他们生前的那副身躯。这些身躯明明正在山坡上的坟墓里腐烂,他们却仿佛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一到彼岸便重新据为己有;而且凭着中国人骨子里那份勤劳的本能,他们一到那里,便毫不间断地重操生前赖以为生的手艺或行业。

比如木匠,在那个世界里一喘过气来,便继续干他不久前赖以糊口的老本行。谁也不会认为,进取心或者野心会诱使他想去从事别的营生。铁匠臂膀粗壮,肌肉硬得几乎和他打的铁一样,自然会找到铁匠铺去。在那片只有黄昏般微光才透得进去的昏暗之地,火星又会四处飞溅;烧得通红的铁,在那暗淡阴郁的空气里发出更亮的光,仍会像从前一样,在他有力的锤击下服服帖帖,打成他心里想好的样子。

在阳世身居高位的人,自然会凭着一条保障生命延续的保守法则,在那边落到同样的社会地位;而地位低微的男男女女,越过分隔两界的那道窄窄的边界之后,也同样必定进入相类的境地。

当然,关于另一个世界以及那里的事情如何运作,说法大多含糊不清,意见也往往互相抵牾。在这样一个深奥的题目上,任何想法都只能凭空揣测,那么对于这个帝国千千万万人看得无比重大的一件事,无论持什么理论,一旦照逻辑推下去便会生出种种难题,而民间的信仰显然常常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幽冥世界和那里男男女女的境况,人们一般都有几个主要的观念。遇到细节上的难处时,他们要么对如何解释闭口不谈,要么干脆承认自己想不出答案,然后照旧像从前一样持守这些观念,仿佛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中国人天生头脑有些混沌,这使他能够接受那些本身往往自相矛盾的理论;换了西方人,信心便会被动摇得厉害,用不了多久就一定会把它们抛弃。比如那些偶像,可攻击之处多得很,只要一说出来,人家马上就会承认,但这似乎丝毫动摇不了拜偶像的人对它们的信仰。他们会跟提出异议的人一起哈哈大笑,甚至还会补上几点对方没有想到的,可是他们对偶像的信奉,依然那样热切、那样虔诚,仿佛从来没有人对它们起过半点疑心。

阴间不过是中华帝国在社会和政治面貌上的延续,这一信念前面已经讲过;除此之外,民众还持有另一种信念,极其神秘,又极其关乎命运,那就是:作恶之人若在今生没有遭到报应,到了幽冥之王的辖下,幽冥之王就会把他应得的报应一分不少地加在他身上。

这是佛教的观念,随着偶像一起从印度传到这个国家来的。诚然,上古圣贤的教训里已经隐约透出这种思想,他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未报,时辰未到」。然而人们看到,好人往往在忧患中死去,他们高尚的一生并没有像圣贤所说的那样得到善报;而一辈子作恶多端的人,却积攒下万贯家财,儿女成群,最后寿终正寝,这个民族的伟大导师们的预言并没有应验。

佛教关于来世报应的教义,恰好填补了圣贤们留下的那片没有说清的空白,于是各地的人都把它当作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接受下来。这门信仰的传道者宣讲起来极其斩钉截铁,许多佛寺里都挂着阴森逼真的图画,描绘种种酷刑,那些在世时违背天理的男男女女,死后就要在阴间专为他们设立的牢狱或者地狱里受这些刑罚。这些图画有力地提醒那些不肯悔改、不肯弃恶从善的恶人和不敬神的人:即使他们在阳世逃过了恶行的后果,总有一天,在幽冥之地的牢狱里,他们必将为前世所犯的罪孽付出全部的代价。

显然,在人类思想的早期阶段,想到男男女女在阴间的牢狱里受这样可怕的折磨,人们便动了无限的恻隐之心,于是构想出一种新的教义,意在减轻惩恶报应的种种恐怖。这就是有名的轮回之说,它渗透了整个东方,在每一种本土宗教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中国人所理解的轮回之说,认为每个成年人进入幽冥之地十六年后,都准许离去,重新投生到世上某个位置。这是一次普遍的大赦,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人人有份,他们可以再一次回到阳世,摆脱那不见天日之地的痛苦和阴郁。

然而,即使在这一大慈大悲之举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观念仍被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从那可怕的牢狱里放出来的恶人,不会就此逃脱他前世恶行的后果。他固然准许再回到世上,但也许会变成一头猪、一条狗,或者别的什么低等畜生。

正因为如此,佛教徒才那样反对杀生。他们吃的那头牲畜,前世在世上时也许是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因为作恶多端,被贬为畜生,比方说变成了一头水牛。作恶是一件严重的事,罪犯虽然免了地狱之苦,准许重返人间,却必须以这种卑贱的形态再度生活在人们中间,来偿还罪孽。一只公鸡用尖利而不服气的啼声唤醒清晨,它也许是几年前住在帝国另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因为作恶,被罚变成这种畜生,让它的叫声在农家院子里回荡。这两个家伙也许要投生好多回,才能赎清他们犯下的罪,才准许重新以人的尊严出现在世上。

即便是那些正在受幽冥之王所擅长的种种极刑的罪犯,慈悲的念头也会出现,打破他们受苦的单调。每年整个八月,他们的牢门都会打开,枷锁镣铐都会解下,通往阳世的大门敞开,他们获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再到整个中华帝国各处游荡。这个国家的人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他们的七月里,中国的每一座城镇,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在露天摆开一桌桌供品,凡是中国人口味喜欢的寻常佳肴,样样俱全。有烤鸡烤鸭,有鸭蛋,还有各色香喷喷的蔬菜,烹调精细,煎得焦黄,叫人一看便要流口水。这些供品摆上好几个钟头,头顶上只有蓝天俯视着它们;那些在牢里饿坏了的饿鬼,以无形之躯在空中往来奔窜,把行善之人为他们摆出的好东西吃了一遍又一遍。

佛门想出了一套办法,不必等到七月,就能把狱中的灵魂救出来。他们发明了一种法事,叫作「破狱」,就是念诵某些经文,再做一大套装模作样的仪式。法事做完,受超度的那个人会突然发觉,行刑的鬼卒停了手,那把一直无情地锯着他四肢的锯子,被轻手轻脚、温温柔柔地从他身上拿开,接着有人客客气气地一躬身,把他送出牢门,到外面的幽冥之地去随意游荡,直到十六年期满,再照阎王认为他应得的那副模样,投生到世上来。

这种法事花费极大,给佛门带来相当可观的进项,被囚之人在阳世若有富有的亲戚,尤其如此。这种法事令人想起宗教改革时期罗马天主教神父所受的指控——收了钱,便声称可以减轻炼狱中人的痛苦和悲哀。这正是十六世纪德国的改革家们所痛斥的主要弊端之一,而且确实有人说,这一套是从佛教徒那里学来的。

至于前世过着寻常日子的人,或者品格高尚、出类拔萃的人,阎王会留意让他们离开他的辖地时得到应有的善报。其中较为出众的,投生为君王,或者官员,或者身负显赫爵位、享有莫大荣耀和厚禄的人。另一些人则成为圣贤、政治家和著名的文人,他们的著作将影响一个民族许多代。平平常常的芸芸众生,则成为帝国城镇乡村里随处可见的寻常百姓,他们是安分守己的良民,政府维持法纪秩序,主要就靠他们。

照民间的说法,人通常要过十六年才能重新投胎到世上,但遇到特殊情形,这个期限可以大大缩短。比如说,一个男人或女人带着一流的名声进入幽冥之地。阎王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知道他的全部来历,准备从优相待。观察他一段时间之后,见他依然表现出生前使他声望卓著的那些可贵品质,阎王想到阳世的社会少了他将会蒙受多大的损失,便催他早日投生。于是他被送回世上,但绝不会回到他原先的地方。而且,他在那阴郁、不见天日之地所经历的种种景象、种种见闻、种种离奇神秘的遭遇,都从他的记忆里抹得一干二净。在阎罗——也就是印度人所说的阎摩,阴间的大王——统辖之下的芸芸众生,数以千百万计,却没有一个人讲过那段生活的故事。人们虽然对佛门传播的这个神话深信不疑,可是在以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透露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他必定曾经多次在那昏暗朦胧之地住过。

倒确实有一个与幽冥之地有关的冒险故事,叫人想起那位希腊英雄——他为了寻找被死神夺去的爱妻,下到了塔耳塔罗斯。但这个故事出自一部神怪故事集,作者又是个富于浪漫情怀的人,所以谁也不会把他的记述当作信史。

故事讲的是,有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位姑娘,那姑娘一双乌黑的眼睛和迷人的风姿,叫他神魂颠倒。有一天,他见她和几个女伴从街上走过,被她的美貌迷住了,从此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他打定了主意,除了她以外,做梦也不会想娶别人为妻。正当他张罗着要请媒婆去议婚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那姑娘突然得了重病,几个钟头之内就死了。

这个消息叫他悲痛万分,几乎心碎。他思前想后,满腔哀伤,决定下到幽冥世界去,探明阎罗决定放她重返阳世的时候,他心爱的女子会投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小说作者凭着传奇家的特权宣称,青年成功地达到了目的;那位可怕的阎王被他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不但缩短了姑娘在他辖地里的居留期,还设法让他看了「生死簿」,上面记着她投生的确切日子和将来居住的地方。这位情郎回到了阳世——作者并没有解释他不经投胎怎么能回来,而投胎是会把过去的一切记忆抹掉、把他对姑娘的痴情也一并浇灭的。不管怎样,他离开了幽冥之地,凭着在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径直找到她投生的新家,经过种种属于幻想和传奇范围的奇遇之后,她终于做了他的妻子。

从来没有哪个严肃的作者敢于提出,那些到过永远笼罩着阴影的神秘未知之地——那里设着阴森的刑房,专惩阳世不肯悔改的罪犯和作恶之人——的男男女女,重新投生到世上之后,会把他们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悄悄说出来。这个秘密被历代严守着,佛门对这件人人都渴望看透的事也审慎地守口如瓶,而千百代以来数不清的芸芸众生,竟众口一词,对此一字不提。

这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因为活着的人极其迫切地想知道那阴郁之地的居民在做些什么,而且有一类妇人,就靠声称能够看透这个奥秘、描述那边的情形来谋生。这些人很像隐多珥的那个女巫——据记载,她曾把先知撒母耳从无形的世界里召出来,预言扫罗王在第二天的战斗中将要遭到的灾祸。

这些妇人目不识丁,属于可以称作中下层的社会阶层。她们精明伶俐,有一套粗朴而能说服人的本事,那些不大有见识的妇女来找她们打听已经死去的亲友,便对她们深信不疑。人们对她们的话信得五体投地,因为她们固然也会出错,说出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关于死者的话,但她们常常说中实情,来问的人惊讶她们竟知道本该是家中秘密的事,立刻便断定她们必定是得了神灵的附体。

这些女巫中名气较大的几个,哀伤的家属不断登门求教,因而她们日子过得相当宽裕,有少数人还攒下了钱,日久竟成了富户。不过,我在这里要讲一两件我亲知亲见、确实发生过的事。一位体面人家的太太死了女儿,女儿十八岁。母女二人感情极深。母亲急于想知道爱女在那日月星辰都不照耀的黑暗国度里过得怎样,便请来一个女巫,让她描述女儿的境况。

女巫坐定以后,人们把据信藏着亡女魂灵的祖宗牌位供在一张高桌上,在牌位前点了几炷香。接着,母亲高声清楚地喊出女儿的名字、年纪和死的日子,恳求她来回答女巫就要向她提出的问题。

那妇人一直板着脸,木然坐着,仿佛沉浸在灵界的冥想之中,这时便向那据信已应了母亲召唤而来的姑娘发话:「你的名字叫珍珠吗?」「是的。」「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死时十八岁吗?」问这些问题,是为了验明她的身份,免得她跟别的什么游魂野鬼混淆——说不定会有游魂溜到这里来,冒名顶替,捉弄她一番。

「现在告诉我,」女巫接着说,「你在黑暗世界里过得怎样,在那边的日子快活不快活。」「哦,我还算好,」这些问题一问出来,回答立刻就来了,「可我不能说我很快活。我总想着母亲为我的死有多伤心。我知道她早也想我,午也想我,晚也想我,心里满是悲伤,因为她觉得再也见不到我了。至于我在这阴郁之地的境况,虽说不尽如人意,大体上还过得去。我住在母亲给我做的、在我坟前烧化的那座房子里,所以在这方面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问她交了些什么朋友,回答是她大多一个人独住,几乎谁也不认识,不过她父亲比她早些时候来到幽冥之地,偶尔会来看她。说也奇怪,她一点也没有提起打算跟父亲住在一起。照民间关于这件事那些多少有些含糊的观念看来,亲人们在那个神秘的国度里是严格地彼此分开住的,虽然时不时也会互相走动看望,但他们在世时彼此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在那另一个国度里几乎完全断绝了。

接着又向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你觉得你的坟是干的还是湿的?」她马上回答说,这方面她很满意,因为母亲显然费了很大的心思,不让雨水或从上方高地流下来的溪水灌进坟里。看来中国人认为,死者的境况在很大程度上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受到坟墓干湿的影响。这就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挑选安葬亡故亲友的地方时那样极其慎重。

有一类人叫作看风水的,以替人出主意为生,评判人家看中用作坟地的地块合适不合适。这些地块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否则就要被否定。其中一条是必须干燥。在中国南方尤其如此,那里一块潮湿的地会招来白蚁,用不了多久棺材就会被白蚁蛀光,蛆虫和各种害虫便可以随意钻到尸身上去了。

然而,即使撇开这种可怕的后果不谈,潮湿似乎也是影响死者安乐的一个有力因素,它不但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日子更加凄苦,还会使他们为了报复生者照料不周,给他们留下的家降下种种灾祸。

到了这一步,母亲请女巫描述一下女儿的模样。女巫拿起一块黑布——这通常是她的随身法器之一——蒙在头上,让它垂下来遮住脸,装作进入恍惚状态,然后用缓慢而庄重的腔调吟唱起来,描述她自称在幽冥之地看见的景象。「我眼前的这片国土,」她说,「一片阴沉,看不见太阳。处处都是阴影,在我眼前铺展开的山岭和平原上,笼罩着一股压抑的气氛。我看见男男女女在路上来来往往,可他们个个都像幽灵,脸上没有笑容,身上没有一丝欢乐的样子。他们似乎被自己凄凉的处境压得透不过气来。可是且慢!这里有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站在一座桥边,望着桥下那条阴沉的河,河水流得很急,几乎没有一点声响。她约莫十八岁,脸色苍白,染上了她所住之地的颜色,不过看来身子并不坏。她的房子在河岸上,十分舒适,有一个院子、一间客厅和一间卧房。她面容可人,要不是住在这样阴郁的国度,本该是一张阳光灿烂的笑脸。她头上插着一枝茉莉花,衣裳穿得极有品味。」「啊!那确实是我的女儿,」母亲叫道,「茉莉是她最爱的花,她总是那么讲究整洁,穿衣打扮的品味那么好。」说到这里,满心的悲伤涌上来,她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呜咽着用痛苦绝望的话倾诉心中的辛酸。

女巫的幻象到此结束。她领了约莫两便士的酬金,便笑容满面地走了,又去替其他哀伤的人探察幽冥之地的奥秘——那些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景物和人。

这些有「天眼」的妇人所做的许多场法事,确实非常有意思。姑且假定她们描绘的那些图景都是自己编造的——当然,她们会愤然否认——她们通常也能在其中注入一种美妙的诗意的公道,以她们一向那样目不识丁、未受教化的头脑而言,这是人们很难料到的。

有一次,一个富人请了这样一个妇人到家里来,召唤几个月前去世的父亲的幻象。先交代一句,故事会更清楚:这位老人生前是个官员,无论在哪里做官,都以贪得无厌、搜刮钱财出了名。他受贿的本事大得惊人,凡是到他面前的案子,最后没有一件是按案情本身的是非来断的,而是看原告或被告能送给他多少钱。

他死的时候,丧事办得十分隆重。人们花了大价钱,用纸扎成房屋、妻妾、男仆女婢,在坟前烧化,据说这些东西会以某种神秘而无从解释的方式随他进入幽冥之地,让他在那里照着他在世时过惯了的王侯排场安家立业。凡是钱能买到的东西,一样也没有落下,务求让他在幽冥世界的生活尽可能圆满。除了全套家具和厨房用具,甚至还备了一条狗替他看家防贼,另外还有大量的金锭银锭,成堆的银元和铜钱,全都是纸做的,经由一条火路送进那阴郁之地,免得他吃那些用钱可以免去的苦头。

他家里的人觉得,凡是宗教或金钱能想到的,都已经做到了。不但过上流生活所需的一切便利都用纸慷慨备齐,还请了和尚做最隆重繁复的法事,万一阎罗决定把他关进哪一座地狱牢房,也好把他从地狱牢狱的痛苦折磨中救出来。光是这些法事就花了他们好几千元,不过他们花得心甘情愿,因为和尚们郑重向他们担保,他们的亲人已经平安脱离了关押他的那座牢狱的种种恐怖。

女巫来了,已故官员的祖宗牌位——雕刻精细,镶着金饰——被供在一张华美的乌木桌上。接着点起香来,照例问了验明魂灵身份的那些问题,结果令人满意。这道开场手续十分要紧,因为人们常常发现,幽冥之地的居民仍保留着他们在阳世时的许多性格癖好,女巫常被游魂野鬼蒙骗——这些游魂冒用别人的名字,为的是骗取人家献给阴间亲人的供品。

女巫确信那已故官员的魂灵真的就在她面前的牌位里,便问他在那黑暗之地快活不快活。这一问,魂灵便悲悲切切地诉起苦来,说他过的日子凄惨透顶。阎罗因为他做官时横征暴敛、罔顾公道,判他为了赎罪去做轿夫,如今他白天干最苦的苦役,夜里冻得受罪,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衣裳御寒,挡不住那钻进骨头里的湿冷空气。

「可是我给你烧去的那座宅子,」儿子激动地插嘴道,「还有那些仆人,那成千上万的金银,难道你都没有收到?那些足够叫你一直富下去,直到你投生回人间、离开那可怕的地方啊!」「你们供给我的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收到,」父亲答道,「因为阎罗把它们截下了。他说我一生作恶太多,活该受苦受辱。所以我在给人抬轿,天天吃苦受罪。」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替你做的吗?」儿子问道。「有,有一件事,对我眼下的苦境大有帮助。去买两百双草鞋,就是轿夫穿的那种,马上给我送来,再送几顶雨笠来给我遮雨。我的脚被崎岖的路割得皮开肉绽,这阴郁之地好像老是下雨,我一直被淋得透湿,我这日子真是苦不堪言。」答应了把这些东西烧化送去,这场降神会便结束了。一家人留下来,为这位亲人的苦难而悲伤——他因为贪财,想让家里富起来,好叫他们在他死后不知贫穷为何物,结果给自己招来了这样可怕的下场。

可以想见,人们对幽冥之地的居民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亲人们在那里彼此不相认;就连驳斥这种说法的人也相信,他们虽然偶尔会互相探望,却从来不会想到把离散的家人重新聚拢起来,像死亡把他们分开之前那样住在一起。

人们一般认为过了十六年,男男女女就会被放出来,准许回到阳世,但这一说法有许多变通之处。比如说,一个品德高尚、以正直的一生赢得了严厉而铁面无私的阎罗赞许的人,就会比规定的期限早许多年被送回去。少男少女们,除非已经显露出明显的邪恶倾向,只要经过一段很短的考察期,便被打发回去,重新开始那被人类的残酷仇敌粗暴打断的人生试验。

有一桩值得注意的事:那阴郁的地下世界里没有婴儿。因为婴儿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他们一死,阎罗便把他们送回人世,让他们重新开始与邪恶的搏斗,借此磨炼品格;经过若干次投生之后,他们也许会成为后世的导师和圣贤。

这种轮回之说,对许多人自有它的魅力。因为若没有它,未来就是一片黑暗神秘的东西,笼罩其上的沉沉黑暗里没有一线光明;有了它,那可怕的单调便被打破了,人们有了逃脱其神秘与威力的希望。有一天,一位协台正在向他的士兵训话,他们马上就要同敌人交锋了。中国兵生来胆怯,士兵们露出了惊慌的神色,他担心他们会被恐惧冲昏头脑,子弹一在耳边呼啸,就会不顾一切地拔腿逃跑。他能拿出什么动机来,激励他们勇敢地面对死亡呢?他无法诉诸他们的爱国心,因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军队,心里都没有这种东西。他也拿不出宗教上崇高的激励,因为中国人虽然天性笃信宗教,但在中国,没有一种信仰体系能让任何一个人,无论男女,甘愿为之献出生命。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说道:「弟兄们,我劝你们今天在敌人面前要勇敢。你们比他们强,只要站稳脚跟,他们就会吓得望风而逃。不要怕死,因为即使你们在战斗中倒下,要记住,十六年后你们又会在世上做人,阎罗还可能因为你们的英勇,把你们送回来,在为国效力中身居高位。」

用这样的话来激励人们在战场上拼命,实在是乏力得很,但这已经是这位军官所能想到的最高的激励了,因为「为君为国」的呼声激不起他们的斗志,而偶像崇拜也生不出那种热情,喊不出那种一声呐喊便叫死亡不再可怕的战斗口号。

有一天,一个穷苦的妇人俯身在她死在床上的婴儿身边。那个家凄凉破败,处处显出极度的贫穷。屋里没有一样舒适的东西,偏偏雪上加霜,死神又来夺走了充满母亲心房的那一点小小的欢乐。这屋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凄凉过,因为那曾经让她心里洒满阳光的笑容,那曾经以最甜美的乐音拨动她心弦的童声,都已消逝在永远不会醒来的长眠那庄严的沉寂之中。「哦,我的小宝贝!」心碎的母亲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甜甜的笑声再也不会叫我欢喜了。你的命这样短,又没享过什么福,因为我们太穷了,给不了你我想给你的那些舒服日子。现在我只盼着,你再投生到世上的时候,能生在一个有钱的人家,叫你样样享受,长大了做个大学问家。虽然我再也见不到你,也沾不上你的福气,可只要我活着一天,我的心就会飞到你身边,飞到中国某个不知道的地方,你在那里过着比跟我在一起时更快活的日子。」

关于幽冥之地的整套观念,以及轮回之说,是想要看透笼罩着死亡和未知的来世的那深奥的谜团的一种极其令人心酸的尝试。在这两个深奥神秘的问题上,凡是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人,必定要为自己构想出某种理论,至少尝试着解开心中某些疑团——这些疑团,不得到一点光照,人心是永远摆脱不掉的。中国人的这些理论往往含糊而自相矛盾,一经逻辑的检验,便完全站不住脚。然而,在任何异教民族为构建一套体系、满足人心对未知的渴求而作的努力之中,它们算得上是同样勇敢的一次尝试。它们深富人情,贯穿其中的是一股崇高的正义之气。它们不向邪恶含糊妥协,也不抬高罪恶和污秽;就连他们心目中那位理想的幽冥统治者,虽被描绘得严厉冷峻,在他治下的任何一个魂灵身上看到善行时,也总能放下威严,网开一面。

第十一章中国人生活里几种不大光彩的行当

看风水的——其人其状——行业实例——风水——风水的法则——江湖郎中——他的手段——实例数则——说书人名声不佳——他讲的故事举隅——孔明——君王与宠妃的故事——神明的代言人——如何选定——品行卑劣

这个帝国里有若干行当和职业,是受中国人敬重的,因为它们都代表着人们想凭正直诚实的办法谋生的一番体面努力。同英国一样,这些行当里有的比别的更受尊重;也同西方各国一样,人们以自己的行当或职业在乡邻眼中所带来的较高地位为荣。除去朝廷官员之外,实际上体面的职业只有两类,就是教书先生和医生。别的自然也还有,比如看风水的、包揽词讼的讼棍、僧道、唱戏的一行,以及靠侍奉偶像过活的人,可是大家对这些人都存着几分疑心,觉得他们的品行未必高明,所以社会不肯给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献给读书人或真正医生的敬重与荣耀。

这一章要讲的,便是属于这一类可疑人物的几种较为人熟知的职业。头一个要说的是看风水的。这种人的产生,一是由于中国人对死者的种种信仰,二是由于他们对恶鬼邪祟的看法——据说这些东西充塞于空中,时时刻刻在窥伺,只要哪里有粗心大意的人没有设法挫败它们的恶意,它们便到那里去降下忧愁和灾祸。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说什么生死都由天定,可是普天下的中国人都认为,一个人葬在什么样的地里,同他在阴间是否快活大有关系,同他能否保佑还留在阳世的家人也大有关系。

这门学问在中国人手里已经成了一门精密的科学,有人终其一生钻研它的道理,熟到了家,于是常常有人请他们去指点,究竟哪一块地方埋葬死者,才能叫死者和生者都得到最大的好处。

百姓当中最穷最贱的人,请不起这些风水术的先生,也没有钱去买昂贵的地皮——就是俗称「风水」的那种地方,据说它以一种强大的、帝王般的意志,把自然界的种种力量召到自己身边,叫凡是和它沾上关系的人都得着财富、好运与世间的荣华。穷人的屋子窄小,活人住都勉强,所以死者只好匆匆抬走,随便埋在山坡上哪一块某位善心人肯施舍的地里。

凡是手头稍有几个钱、又有一间空屋能把死者停放几天的人家,绝不会不请看风水的就把亲人下葬。他们要请风水先生把市面上待售的空地都踏看一遍,再凭他的行家眼光,断定哪一块最能叫死者称心,又能给死者撇下的家带来最大的兴旺。

照风水的法则看来,地势低洼、土质潮湿、雨水容易积聚的地方,是埋葬死者所能选的最坏的地方之一。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南方,过不了多久,白蚁就会被木头的气味吸引、诱惑,成千上万地涌来进攻棺材。白蚁没有湿气就干不了活,潮湿浸透的泥土正好给它们供应充足的水分,这支大军里干活的成员便以那样的毅力和勤劳一直干下去,不久就会把死者的住所蛀得千疮百孔,等它们攻打过后,棺材只剩下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空壳。

人们相信,死者对此怀着一股凶猛而又刻毒的怨恨,仿佛因此同那些该为这番光景负责的亲友势不两立;他们在阴间盘算着,怎样向那些对自己如此薄情、竟把自己葬在这种地方的人报仇。

风水先生们总是小心翼翼,凡是终年潮湿的地方,或者排水不畅的地方,一概禁止下葬,因为到了雨季,一年一度的大雨一连几个星期从天上或多或少不停地倾泻下来,坟墓必定会被浸得透湿。他们知道,那时候除非墓穴挖在水容易排走的地方,否则棺材就会遭受最惨的祸害,从而给生者和死者都带来长久的灾殃。

照风水的规矩,要成就一座好坟,或者说一处好风水,有几件事是少不了的。头一件,地必须干燥。其次,眼界必须开阔,可能的话还要景致宜人,因为死者最嫌恶的,莫过于视野被高墙、土堆或高地挡住,不能远眺展开在面前的山川景色。附近若有大树,被认为是坟里的人特别憎恶的。据说暴风雨的时候树枝摇摆,风从枝叶间呜咽而过,会生出一种凄凉的感觉,叫鬼魂容易恼怒,久而久之就要把怒气发泄出来,向活人降下灾祸。

靠伺候死者吃饭的这班先生们,在寻找死者的最后安息之地时,这一切都要记在心上。他们手里捧着大罗盘上山去——那罗盘上刻满了玄秘的字符和线条,还有标定方位的格子,精确的程度足以引导一艘铁甲舰横渡大洋——他们放眼四望,以行家的眼光,一眼就看出哪些总体的地貌合在一起,能使某一个地方成为一处风水,叫死者在那里享尽外界环境所能给予的一切安慰。说实在的,这些要求似乎同活人若能自己挑选时所想要的差不多:广阔辽远的景色,远处有群山,左右有山丘像哨兵一般站立;又有长满青草的小丘,缓缓斜向一条溪流,溪水弯弯曲曲、婀娜多姿地流去,一路以它的乐声充满空中,最后消失在远处的山谷之间。这些就是构成一处风水的理想要素,就是把一位君王葬在那里,也准能安息无扰。

这些看风水的人身上那份艺术眼光,究竟是不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培养出来的,那就无法断言了。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十分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有最敏锐的本能,能一下子在一片山水中挑中最富诗意、最精美的地方,并宣称死者只有葬在那里才得平安。结果是,人们常常惊讶地看到,坟墓都修在山岭或高峰的突出处,从那里能望见最开阔的景色。它们或者俯瞰一大片肥沃的平原,或者凝望某条巨大的峡谷,或者遥遥望见一片无边的大海;但无论哪一处,它们在那里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遵从了看风水的人的决断,是他们特地着眼于葬地景致之美而选定的。

所有看风水的人都同意一点:凡是有哪一样天然的东西,其形状或模样像人,或者像某种比较灵慧、比较强大的禽兽,那里便聚集着自然界最强的力量,这些力量都会为它势力范围之内的一切造福。这样的东西构成最上等的风水,因为在整个自然景物之中,没有什么能同它们相比。

有一回,两个强大的宗族之间打起了内战。双方各有几十人,拿着鸟枪、草叉,以及凡是能弄到手的凶器,互相猛烈袭击,人人怒火中烧,拼着性命,一心只想杀死仇家。在交战地带边缘的一所房子里,新近死了一个人。亲属们怕进攻的一方放火烧屋,连棺材带尸首一并烧掉,就有几个人抬着棺材从屋里冲出来,把它塞进一处名叫「乌鸦嘴」的岩缝里。那地方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远远望去,它活像一只乌鸦一动不动停在树枝上时张着的嘴。他们匆匆把棺材塞进这只鸟的嘴里,就顺着通往村子的狭窄小路飞跑下来,重新拿起武器,又加入正在进行的厮杀。

后来战事停息,双方宣告讲和,便请来一位看风水的,要他找一块吉地,好把那个暂时被这样草草塞进「乌鸦嘴」里的人安葬。死者出身于殷实人家,请得起这样的人。他们前往某个可能有合适地方的指定地点,途中经过那座有「乌鸦嘴」的山脚下。这位先生抬眼向上一望,看见了那口棺材,顿时激动万分,叫道:「不必再往前走了,你们已经把死者葬在这一带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风水里了。这口棺材正好落在力量汇聚的地方,你们如果看重死去亲人的安适,看重自家的荣耀与兴旺,就千万不要把它从现在的地方挪开。」

这番话被极其郑重地遵行了,于是人们看到一幅奇景:一口棺材高高地搁在这道岩缝里,而不是安放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在那里本可以躲过时时吹打着它的风雨。说来十分奇怪,自从死者被安放进「乌鸦嘴」的那一天起,兴旺似乎就降临到他撇下的那个家里,多年之间,财富与荣耀源源不断地流向他的亲友。儿子们长大以后,都成了有名的读书人,在朝廷里做了大官。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保证这一家发财,因为他们所任的差使油水极厚,凡是占着这些位置的人,必然会发家致富。这个家族终于变得极其显要,在附近拥有那么多田产,以致在整个地方上势力无人可比。这一切都被归功于「乌鸦嘴」里的那口棺材,族里的人对它看守得极其严密,生怕有外人去动它,或者偷偷把它挪走、换上别族的人的尸首,那样好运就会离开这一家,流到别人家里去。

风水术虽然是一门公认的学问,全国上下都信它,可是一般社会对它的行家并不十分敬重。他们在推荐地皮的时候,说话里撒谎骗人的余地太大,所以大众普遍觉得,他们的人格和信用并不怎么高明,一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就会抓住不放,全然不顾自己也许正在违背诚实公道的原则。

下一个我要试着描写的,是「江湖郎中」,也就是走方医。

世上若有哪个民族是相信医生的,那就是中国人了;说实在的,他们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人人多少都懂点医道的民族。有学问的和没学问的,都自称差不多能看懂中国人所患的每一种病,而且各有各的秘方,能治好受病痛折磨的人。正是这种诊病、开方的要命的轻巧,使这个国家的医界充斥着那么多不称职的行医者。

国家对于这些自称保养社会健康的人一概不闻不问。再说,这事又那样容易:穿上一件长衫,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学几分读书人的派头,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一位正牌医生,准备着医治天底下任何一种病,那份自信,不亚于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院长。当医生用不着什么学问。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若干种病该怎样医治的老说法,把它们记在心里就是了。此外还有前代名医写下的、公认的医书,里面有治无数种病的药方;还有某些家族世代相传、医治某种特殊病症的秘诀,那是绝不许泄露给外人的。

凡是想当医生的人,都可以从这些地方取材,仔细钻研一番,便能对中国的草药有相当的认识,处理一些简单粗浅的病症,多少也能见效。他还必须脸皮极厚,口齿伶俐,天生一副好口才,能打动人心,叫人对他的本事满怀信心,无论自己的病多么难治、多么复杂,都不会想到去怀疑他能不能对付。这三样东西,差不多每个中国人都有充足的储备,所以他当起医生来,一开张就带着一份本钱,用来对付同胞们的病痛,那可是最值钱的家当。

不过我眼下要讲的不是正经行医的,而是俗称走方医的那一类医界人物。现在就让我把这个国家医界中这种放浪不羁的代表人物,拣一个典型描绘一番。十有八九,他是读书人中堕落下来的一员。他颇有才干,对中国的经书也很熟悉。可是他向来品行欠缺,所以办学堂的人都不大敢请他去教书。他那漂泊不定的习性,实在使他担当不起中国学堂里那样长的功课时辰。他会教上几天,凭他念讲孔子、孟子那些深奥语句时的学者风度,博得家长们的赞许;接着,在血液里那股流浪本能的驱使下,他就会飘然而去,叫学童们大为高兴,也许好几个星期都不在课堂里露面。

更不成器的是,他又吸上了鸦片。他倒不是纯粹出于邪恶的心思才这样做的,而是因为生活枯燥、不如意,指望借那危险的毒物的抚慰与诱惑,偶尔窥见一眼极乐仙境,好打破人生的单调。家长们越发不愿意把孩子送进由他当先生的学堂,于是他发觉自己失了业,也没有法子满足那每天早晚都要发作的瘾头——那瘾头不肯退去,非得等鸦片的烟气把他的脑子填满了异象和梦境,美得叫人目眩神迷,仿佛人间的痛苦和忧伤都已消失,他到了一个凡人的脚从未踏过、根本不知叹息和眼泪为何物的境界,才肯罢休。

他自己没有什么家底可以依靠,每一所学堂的门又都对他关上了,如今唯一的谋生之路就是去当走方医。这事做起来非常简单,因为它几乎不需要什么本钱,他的全部家当花几个先令就能置办齐全。除了一点点草药、一些旧牙齿之类的东西,他还得备一面幌子,上面写着他能治的病,以及他走到哪里都名声远扬,因为他的成药和医术曾使许多危险的重病奇迹般地痊愈。

现在请看这个人启程上路了,这一路,当天的运气把他带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他生着一张尖瘦而精明的脸,两眼明亮锐利,却又游移不定,显出心神不宁,总在琢磨怎样才能应付生活的需要。看着他的人不会说他是个坏人,可是他脸上那层鸦片烟鬼的苍白,也不会叫人把他看作圣人。尽管他运气不好、境遇潦倒,显然他身上的幽默感还很强,人生滑稽的一面仍能打动他;因为他笑起来,并不是勉强装出来的笑容,而是从一颗心里真正迸发出来的光彩——尽管他给自己招来了种种不幸,这颗心依然懂得怎样笑。

走方医不大喜欢城市。那里正经行医的太多,病家照例都是请他们的。不过有时也能看见这样一个人,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过,眼巴巴地望着那些敞开的门和在门口闲坐的人,指望能揽到一桩生意,好换一顿饭吃,再挣出当夜付客栈的钱。

他们最得其所的地方,是乡间的集市,大批乡巴佬、农夫和老实巴交的人,或为做买卖,或为消遣,都聚到那里去。在这里,他没有对手,没有竞争者,因为正经的医生不屑到这种地方去摆摊,正如伦敦一位第一流的医生不屑推着一辆手推车,到城里的贫民窟或大街上去陈列药品、招揽主顾一样。

江湖郎中运气好,乡间正多的是这样的集会。很大的村子,每隔两天或五天就有一次集。附近的农夫都知道,便带着自家的出产和牲口来卖给需要的人。年轻小伙子们也想换换乡村生活的单调,来寻些乐子,因为走江湖的各色艺人准备了种种娱乐供大家消遣,他们可以在几个钟头里忘掉日常生活的烦闷和霉气,看了好笑的东西笑过一阵,便心情轻快地回家去。在一个大地方,一年里每一天都有几十处集市可供附近的人去赶,那些赌棍、傀儡戏、布袋木偶戏和变戏法的,都往这些地方跑,因为他们准知道那里总有一群人等着被逗乐,而且一点也没有城里人惯有的那种挑剔眼光。走方医选一个合适的地方,好把他指望能吸引需要求医的人的种种物件陈列出来。也许是在一棵榕树的大枝底下,浓密的树荫遮在人们和火红的大太阳之间;也许是在一座庙的台阶上,那面目狰狞、神情严肃的神像,自得地望着聚拢来听郎中口若悬河的人群。

他身边紧紧围着一圈药,是准备给即将上门的病人开的。这些药无非是晒干的草根、从山坡灌木上砍下来的枯萎的茎秆,还有各种各样的草,看样子只配扫进阴沟里当废物。其中有一小堆,是他用灵巧而小心的手指堆起来的,仿佛他今天的生意大半要靠这堆东西的成分。这是一幅叫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因为仔细一看,原来那是相当多的牙齿,保存得还算完好,都是往日从病人嘴里拔下来的,还有足够的生气,能在别人的嘴里再效力好些年。

人群慢慢聚拢到郎中面前。他很快就显出自己对人性的了解是何等深刻,把这些乡下人的注意力牢牢吸住。他们张着嘴望着他,心里纳闷:这是哪一位大学问家,带着这样滔滔不绝的口才和这样惊人的医道到这里来,要把人们从本地医生治不好的病里解救出来呢?

正当他说着话的时候,一个人冲了过来,满脸通红,两眼充血,双手捂着半边脸。他显然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他全不顾人群会怎么想,只是一个劲地呻吟,还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显出他正受着剧痛。他可怜巴巴地抬眼望着江湖郎中的脸,慢慢张开嘴,指指里面,用那种无声却人人都懂的雄辩语言,问他能不能替自己想点办法。

郎中露出一副自得的笑容,表明他完全明白这病,马上就能叫他解脱。他一把抄起手边一把生了锈的旧钳子,那人还没来得及明白他要干什么,他已经钳住了那颗作怪的大牙,拖着病人团团转;病人疼得又嚎又叫,同时死死抓住郎中的手,想叫他松开那颗牙。

最后,猛地一拽,那人踉踉跄跄往后退去,江湖郎中把钳子高高举起,钳口里夹着那颗牙,引得全场一片赞叹。人们张着嘴,满脸惊奇,都说郎中的手艺真叫人佩服。这番露天拔牙立刻在看客心里树立起信心,马上就有好几个人来买他出售的草药,还有几个人就自己所患的各种毛病向他求诊。

可是这些诊金少得可怜,他开始觉得进项实在太微薄,恐怕连当夜的住宿钱都付不起,更不用说还得要一笔不小的整数去买鸦片——没有鸦片,他这一夜就得睁着眼睛熬过去,受尽可能有的最大的痛苦。为了弄到钱来应付这些开销,他决定耍一个花招。人群里有一个衣着体面的农夫,显然被郎中的口才迷住了,在郎中讲述药品功效的时候,两眼一直盯着他。从这人的整个模样看得出,他家道殷实。郎中定睛把他盯了几秒钟,说道:「朋友,我冒昧对你说几句话,希望你原谅,不论我说什么,都别见怪。我对各种病和病的症候都有些见识,看得出你已经到了一场重病的边上,你要是不赶快想法子把它挡住,性命就危险得很了。」

这时每一双眼睛都转到这个乡下人身上,人人脸上都闪过同情的神色,各自以为看出了那场将临的病的症候。那人自己吓得浑身发软,因为中国人是极其迷信的民族,很容易被一些模糊的恐惧所左右,去相信那些也许全然不合情理、荒唐可笑的事。他四肢发抖,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人们互相用胳膊肘碰碰,指着这些症候,说这正证明郎中目光如炬、本领高强。

郎中觉得局面已经全在自己掌握之中,就对那浑身发抖的农夫说:「把舌头伸出来。」那条在极度恐惧中伸出来的红润健康的舌头,只要稍懂这类事的人看上一眼,就足以证明他身体壮实得很;可是这些乡巴佬里,没有一个懂得舌头是可以看出病来的。「朋友们,你们看,」江湖郎中说,仿佛把大家都当作了知心人,「我说这可怜的人就要害一场重病,这话说得多么准。瞧瞧他的舌头,」——这时人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仿佛从那条健康得不能再健康的舌头上看出了青面獠牙的死神——「留心看,那将临之祸的症候在上面勾画得多么分明。他应当马上请个医生看看,那医生只要对本行还算过得去,就能想法子把这病止住。这样做花费要大一些,因为治这种病所需的那味药是很稀罕的,所以得出高价才买得到。」

这时农夫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觉得自己在发病了,觉得那病正一点一点地揪住他不放。他已经慌乱到这种地步,这个无赖说什么他都肯信。「先生,」他叫道,「你说我要生病,我完全相信,因为我觉得你说的那病已经在我身上发作了。你方才说的、我这病少不了的那味药,你有没有?你若有,我就不必再去找别人了。还等什么呢?马上给我吧,我好吃下去,摆脱眼下压在我身上的这种可怕的感觉。」

江湖郎中眼睛里闪出喜色,他明白自己这个小小的生财之计竟这样顺利地成功了。「药我当然有,」他说,「我马上就能给你一服,叫你立刻舒服。」说着,他拿起一个折好的纸包,里面装着些白色粉末,把几粒倒在那人伸出的舌头上,叫他咽下去。等药粉咕嘟一声落下那人的喉咙,他停了一会儿,问他觉得怎么样。「好多了,」那人回答,「说实在的,我觉得已经好了,刚才那种难受的感觉差不多全没了。」农夫付了一笔诊金,叫江湖郎中心花怒放;农夫则脚步轻快、满面红光地往家里走去,要告诉家里人,自己怎样刚好及时躲过了一场险些送命的大祸。

走方医这一行,是放荡不羁的落魄读书人最后的归宿,在某些方面倒是一种别有风味、颇为有趣的谋生之道。单就这一个题目,就大可以写成一本书;如果由一个能真心投入其中精神的人来写,那会是一本极有趣味、极逗人的书。毫无疑问,人们能从中得到一幅关于中国人平常生活的最逼真的图画,那是至今还没有人写过的。书里会充满幽默和怪诞,随着这些人类社会中的漂流者的经历一一记录下来,悲剧和喜剧会接连不断地上演。人们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鸿篇巨制,大多枯燥得叫人受不了,给西方人留下一种印象,仿佛中国人是一种荒唐古怪的家伙,他身上主要的特征就是一条辫子和一双筷子。事实是,他满肚子都是机智和幽默,身上的人情味同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的人一样丰富。中国人要是能想到办一份他们自己的《笨拙》杂志,里面准会塞满笑话和妙语,虽说是东方式的,可是就连英国那家有名的周刊,在真正的机智和幽默上也未必能胜过它。

下一个我要试着描绘的行当,是街头的说书人。这种人同走方医一样,几乎总是有几分才气,有一种文人的心性,使他喜欢钻研中国的古书,尤其是那些讲小说传奇的书。中国的文学里,这一类作品特别丰富,凡是爱看惊险奇遇、九死一生的脱险以及阴森神秘的密谋的人,都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无数范本里找到一大片天地,尽情满足,尽兴消遣。

有时一个人对读过的故事烂熟于胸,便觉得自己有本事来招待一群人,把某部名著里描写的男男女女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讲出来。不过,除非为生计所迫,很少有人干这一行;因为说书人虽然受大众欢迎,却不受人敬重,人们把他看作在比较体面的行业里栽了跟头的人,只因为这是他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可以过懒散闲荡的日子,挣的钱恰好够买鸦片,再加上他那被鸦片浸透了的身子所能容纳的一点点口粮,才干上了这一行。

说书人,或者照中国人通常的叫法,「讲古的」,其实是平民百姓的史官。要是没有他,过去的历史、古时伟人的故事、英雄的事迹、朝代的兴亡更替,就会统统湮没无闻。中国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读不了那些载着往事的书。说书人来弥补这学问上的欠缺,他讲述中国历史开端时打过的那些大仗,讲帝国同北方边境上那些好战部族的争斗,又用生动的言辞描绘那些在缔造中华帝国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英雄与圣贤。今天的人在思想和想象中仍能感到过去的生气,一想起祖先在往日所能成就的伟业,便热血沸腾、心潮激荡,这完全是他的功劳。

这些人照例每天下午,只要天气许可,就出来在某个有名的公共场所占一个位置,向很快就聚拢来听的一群群人讲他们的故事。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某座香火旺盛的庙宇前面,那里道路交汇,川流不息的人来来往往,从不停歇。这些行人里总有一些人会停下来,听一会儿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中国人似乎永远不会失去吸引力。

最受欢迎的故事里,有一些取自一部半是小说、半是历史的名著,叫作《三国》。这部书讲的是三个强大的对手各据国土的一方、彼此争雄的时代,也就是公元二二一年前后。它的文笔十分可爱,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满是最惊险、最富传奇色彩的奇遇。

在这部历史小说里最光彩夺目的英雄是孔明,他是理想中的统帅和武将。他力图扶持主公日渐衰落的国运,那时的种种惊险事迹,听众永远听不厌。其中有一个故事极受欢迎,也确实当之无愧,因为它说明了孔明在同两个敌对的首领交战时,心思何等多谋,计策何等巧妙。

有一回,他把自己召集起来的一支大军先派出去,同一个本领几乎与他不相上下的敌方大将交战,自己随后跟进,希望在敌军同大军接触之前赶上去。他正不慌不忙地走着,忽然被一股溃兵惊动了,那些兵乱糟糟地奔逃,好像后面有得胜的敌人在追赶。他惊愕地发现,这些正是他自己的人马,已经被敌军打垮冲散了;他们被这场败仗吓得魂飞魄散,他所有的威望和声名都没有力量止住他们的逃奔,也没法叫他们聚集到他的旗下,再跟着他去迎敌。

那恐慌实在太普遍了,对追兵的畏惧实在太大了,所有的人都丢下了他,只剩下两个最忠心的部下。他带着这两个人退到后方几英里外的汉中城里。进城以后,他下令把城门大开,自己和两个朋友手里拿着琴,坐到城墙上,在那里弹唱起最欢快的曲子,仿佛在庆祝一场大胜一般。

不多久,进逼的敌军前列远远地出现了,很快整个大军就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带着一派得意洋洋的神气,迅速向城池逼近,满以为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把它拿下。等到军队走近,他们惊讶地发现城门大开,而那位威名赫赫的统帅孔明,正当着全军的面,坐在城墙上弹琴。

敌将立刻下令全军停止前进,自己带着部将骑马上前,察看这一番奇怪的情形。城门果然大开,可是无论城门口还是城墙上,都看不见一个兵,也看不出一点防守的迹象。看得见的,只有孔明带着一副轻松愉快、如赴宴乐的神气坐在一座城楼上,拨着琴弦,唱着当时的一支民歌。敌将满腹狐疑地凝望着,琴声在空中回荡,孔明那响亮的歌声高过最高的音调,传到持械待命、侧耳谛听的兵士耳中。

这大开的城门,这显然只能是为敌人预备的一场音乐款待,其中透着几分神秘。孔明向来以足智多谋著称,如今他显然已经想好了一条深谋远虑的计策,要叫敌人一败涂地。

那位敌将是个才能卓越的人,可是他明白,论用兵的韬略,他远不是城上那个唱得如此欢畅的人的对手。他生怕自己的军队被这个诡计多端的对手引入什么可怕的灾祸,便下令撤退;他手下的每一个人都觉得,非得同这位以如此奇特、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款待他们的名将隔开好几英里,才算安全。

孔明就这样凭着这条有名的计策,替主公保住了城池,同时也给了主公一个机会,重新集结兵力,同敌人另开一场战事。这个故事一代代流传下来,到今天还保存在一句人所熟知的俗语里:「孔明唱空城计」,常常被人用来在日常生活中议论某件事时一锤定音。

另有一个故事,人们总是听得全神贯注。讲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君王,常同住在帝国边境外面的蛮夷交锋。他是个勇猛的人,深受手下诸侯的爱戴;这些诸侯对他负有兵役的义务,每逢他征召他们去打仗,他们都必须召集自己的部属,跟随他出征。

过了些时候,他完全被后宫里的一个美貌的宠妃迷住了。在她的影响下,他荒废了国事,国中大乱。边境外那些野蛮好战的部族,从前被这位君王用铁腕镇住,如今却不断侵入他的疆土,蹂躏百姓的田地,杀害或掳走许多居民去做奴隶,而朝廷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惩办这些强盗,也不保护百姓免受侵扰。

几年过去了,人们屡屡恳求君王兴兵,把这些强盗赶回他们老家的荒野和草原去;可是那宫中美人的致命影响,已经使他对百姓是否受到保护漠不关心了。后来,蒙古人、金人、匈奴人这些四处游荡迁徙、把中国看作劫掠宝地的部族,侵扰得越来越频繁,对他的疆土祸害越来越大,他终于不得不组织一次征讨,要把他们赶出边境。

于是全国各处点起了烽火——这是召集诸侯各带规定数目的兵马和武器赶赴京城的惯常信号——不久便集结起一支声势浩大的军队,准备跟随君王,去讨伐国家的敌人,他要带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出兵去惩办那些蹂躏他北方疆土的强盗的那天早晨,一批挑选出来的诸侯谒见君王,宣称除非他答应他们一个请求,否则没有一个兵会服从出发的命令。这个请求就是:他必须下令立即处死那个给国家带来如此大祸的宠妃,还要把她的首级交给他们,好叫他们确信她真的已经被处死了。

君王爱那不幸的女人爱得发狂,起初坚决不肯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可是诸侯们相信,国家的存亡全系于这个请求能否获准,所以他们坚持决心,在这桩血腥的事没有做完之前,绝不出兵迎敌。君王撑了好几天,发觉诸侯们毫不通融,只得把刽子手派进宫去,不久那位绝代佳人的首级便交到了诸侯们手里,大军随即开拔,去报复那些野蛮无法的部族长久以来加在国家身上的冤仇。

说书人有取之不尽的奇遇、传奇、情爱场面和历史大事可供采用。他还可以尽情施展描画的本领,勾画出种种场面和图景,来激发听众的想象和热情。这些人里有许多是本行里真正的艺术家,他们能把很久以前发生的某件惊心动魄的事,或者某场大灾变——一个朝代在屠戮流血中覆亡,新朝在乐声和举国欢腾中登场——描绘得栩栩如生,叫听众如痴如醉。然而他们是一群粗俗放荡的人,虽然偶尔也会被题材所感,口才高飞,可是他们身上没有一处高尚的地方。叫他们把往昔的喜剧和悲剧重新搬演出来的,并不是对自己这门艺术的爱,而是对鸦片那压抑不住的渴求——鸦片已经在他们脸上涂上了铅灰的颜色,在他们心里种下了凶猛而邪恶的瘾头。

还有一种职业,本应在这个国家所有给人饭碗的体面行当中位居最高,那就是粗略笼统地可以称作「神明的代言人」的一行。这种人所以能占这个位置,不是出于什么人的挑选,而是由他要替其办事的那尊偶像特地选定的。比方说,某座庙里出了一个空缺,就得任命一个人,能把神明对信众各自所求之事的答复转告给他们。没有这样一个人,偶像就是哑巴。它有嘴,却不能说话;它有眼,可那眼睛是从木头眼眶里往外望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同情的泪水从里面落下来;它有一张生着人的五官的脸,可是哪怕是人耳所听过的最凄惨的故事,也从来没有使它动容,或者在那冰冷无情的面容上添一丝怜悯。

一心想占这个高位的人,必须经过某种考验,才能被庙里的主事者接纳,承认他是偶像愿意任用、借以向百姓传达旨意的那个媒介。在某个漆黑的夜晚,要在神像前举行一种诡异的仪式,那时只有一两支蜡烛照着被神秘的黑暗所包围的偶像。人们慢慢地念着咒语,向那木像祈求,叫它附到一动不动站在它面前的那人身上。不时响起一声鼓,像是一种低音,衬着念诵者那高亢的调子——他念的是一些含糊玄妙的言语,据说能感动偶像显示它的意旨。

这单调的哀歌和间或的鼓声持续了一个钟头左右——那鼓声显然是要催神明快些拿定主意——那个一直像石像一样不声不响、一动不动的人,开始微微左右摇晃起来。这时鼓点变得更急更猛,不多久,那可怜的人便浑身抽搐,倒在地上,好像发了羊痫风一般。

一场戏演完了,人们相信神明已经进入并附上了这个人的身子,从此以后,他每逢以正式身份说话,都是作为神明附体的代言人来说的,他说的话就被当作偶像亲口所言。

人们自然会以为,追求这样崇高位置的人,一定出自有教养、有修养的人当中,国内地位最高的人也会热切渴望得到这样一个位置,因为在这个位置上,他们可以那样彻底地同超自然的世界相通,又会被同胞们公认为配得上群众宗教里最高的地位。可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想到自贬身价,答应去做神明的代言人,从而在士林眼中变得为人所不齿。也没有一个体面的良民会同意自己或自家的任何人去接受这样一个位置,自甘下贱。

实际受雇的,是那些吸鸦片吸得把家产都败光了的人,他们走投无路,才甘愿忍受这个差使所带的污名和耻辱,为的是在庙里当差时能得到的那些好处。如果碰巧他们没有染上鸦片烟瘾,那么尽可以断定,他们在乡里是毫无品行可言的人——赌棍、游手好闲之徒、混在社会边缘的帮闲之类。

担任这神圣职务的,就是这样一些人:据说他们被神明附了体,因而有资格把幽冥世界的消息传给那些身处忧伤困苦之中、只有想到冥冥中的力量在替自己出力才能得到安慰的人。他们经过了偶像特别附体的过程,获得了资格,去担当把神明的心意向信众一一传达这样微妙的职务,可是从他们此后过的日子就可以看出,新的地位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品行。

他们懒惰、游荡、放纵。他们的闲暇很多,都花在赌博以及种种同他们神圣身份全不相称的勾当上。有人知道他们曾趁着夜深、老实人都已睡下的时候出去,把人家的番薯挖走;或者,要是没有什么阻碍,就把农夫鸡笼里的鸡偷个精光。这些偶像的正规神职人员过着如此不规矩的日子,确实有一种报应跟随着他们,因为他们不但名声很坏,而且据民间传说,死亡会侵入他们的家,一个接一个把人带走,直到这一家断了香火。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种事发生得够多,足以使这个说法站得住脚。还有一件事也很值得注意:这些替偶像当差的人虽然受人鄙视,可是选中他们、任用他们的神明,却从来不受大众的责备,也没有人认为神明同他们仆役的恶行有什么牵连。

一种制度竟容许品格低下、行为堕落的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中充当主角,这真是奇怪;可是这同另一件事正相仿佛:在偶像崇拜中,从来不要求任何一个信徒心地良善,也不要求他在内心或生活上有所悔改。坏人带着供品来,并不许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他的供品显然也同那些在社会各阶层中声望都很高的人的供品一样,被痛痛快快地接受了。单是后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像现在充当神明代言人的这类人,怎么竟能被容许在庙里当差了。

第十二章学堂、塾师与课本

中国人酷爱教育——敬惜字纸——国家不为百姓的教育立法——学堂与塾师——教法——蒙童先学字音——苦读多年方知字义——中国识字的人比例甚小——全国学堂只用一套课本——《三字经》——「四书」「五经」及其大意

世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热切、更执着地渴求教育。社会大致分成四大等,读书人列在首位,被认为最值得尊敬。除了官衔之外,中国话里最尊贵的称呼,是给塾师的。他也许穷得连自己和一家人的饭钱都凑不齐,身上的衣裳也许再粗陋寒酸不过,可他却有一个称号,是另外三等人从来得不到的。一个人尽可以是百万富翁,钱多得在里头打滚,但倘若他不过是个商人或买卖人,那最穷的读书人都能得到的、人人眼热的称号,便永远轮不到他头上,哪怕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手下最卑微的仆役,也不会这样称呼他。

举国上下对学问的敬重,使人们对写出来、印出来的字本身,也生出一种多情的、看上去近乎迷信的尊崇。哪怕只是那僵死的字形,也被看得神圣不可侵犯,不许滥用,不许轻慢,不许漠然置之。在中国的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人,肩上挎着一只筐子,筐上写着两个大字,意思是「惜字」。他两眼一刻不离地盯着路面,盯着路旁的每个角落、每道缝隙,一见纸片,不管怎样破烂肮脏,都急忙扑过去拾起,放进筐里。有时他瞥见一块碎瓦片,或是饭碗的一块残片,上面有烧制时烧进去的几个宝贵的字,这些也一并拾起,恭恭敬敬地同那些从行人脚下救出来的纸片放在一处。

你拦住他,问他在街上捡这些破烂是什么意思,他便告诉你,他是受了一些善人的雇,这些善人不忍心看着圣人造出来的、使中国得以强盛的神圣文字被人踩在脚下。所以他把街上能找到的都收拾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行过礼,一把火烧掉,好使这些字免受它们所蒙的羞辱。

对教育的这份热忱,并不只是一点多情的心思而已,它使这偌大的帝国遍布学堂,因为在所有的城镇里,甚至在所有较大的村庄里,百姓都办起了乡塾,让本地的孩子可以受教育。这里没有官办的学堂,也没有私立的学堂。不错,富人有时请先生来家里教自己的儿子,可是那些可以称为国中乡塾的学堂,全由各地的父老或头面人物经管、出资维持。

国家对百姓办学的事一概不闻不问,也不必为维持现有的那些教育子弟的机构花一文钱。自古以来,百姓便把这份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心甘情愿地承担起筹款的担子,好让学堂顺顺当当地办下去。

通常的做法是,到了年底,比方说一个村子的头面人物们聚在一起,商量来年办学的事。他们早已挨家走访过有儿子的人家,打听清楚有多少孩子要来上学,各家愿意拿出多少钱凑先生的束脩。这样他们便心中有数,知道钱够不够请一位上等的先生来主持学堂,还是只好将就着请一位学问差些的读书人。

这件事一定下来,下一步就是聘先生。倘若恰好有一位是本村的人,或者同头面人物们有些瓜葛,事情就简单多了;可要是聘一个不知根底的人,那便可能一整年都纠缠不清。他也许原来是个抽鸦片的,也许是个游手好闲的人,难得在学堂里露面;因为一旦聘定,百姓便毫无办法,只能容忍他的种种劣迹,照约定把束脩付给他,当面连一句怨言、一声抱怨都不敢有。村民们若想逼他老老实实履行约定,结果只会是被官员申斥罚款,罪名是胆敢冒犯中国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不过,我们姑且假定请到了一位还算体面的先生,开学的一切事宜也都安排妥当了。学年通常在「元宵节」之后三四天开始,元宵节大约在西历二月中旬。

学堂一般设在村子的中心,有一间可容二三十个学生的讲堂,一间给先生住的小卧房,还有一间小得可怜的灶房,也是专供他用的。经管的人给他备一张四柱床、一张高高的长方桌、几把椅子,还有一顶蚊帐,供热天使用,那时东方的这一大害正以无休无止的劲头,向一切活物发动攻势。他们还在讲堂里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归先生一人专用;除此之外,屋里的陈设便由学生们自理,开学那天,各人自带凳子和桌子来。桌上摆着一方砚台、一只小小的水盂、两三支毛笔、一锭墨,最后一样却并非最不要紧的,是一根结结实实的竹板,在这一学期往后的几个月里,顽劣的和懒惰的学生会常常同它打交道。另有一把小茶壶和几只小人国式的茶杯,灵巧地摆在一只漆盘上,先生什么时候想呷几口这种「令人振奋而不致酣醉」的大众饮料提提神,随时可用。

在一个不是按西方办法长大的人看来,中国男孩的学堂生活似乎沉闷难耐,任何一个英国孩子过上这样的日子,都会心灰意冷,一辈子见了书本就恨。一天的功课很早就开始,中间除了几次吃饭的空当,一直要延续到暮色走进讲堂,把书页模糊成一片,那些古怪的字再也分辨不清为止。

天刚破晓,灰白而颤动的微光刚刚洒过笼罩大地的黑暗,把它亲切的讯息送进富人和穷人的家里,小家伙们就得起床。他们心里怕着先生,一骨碌跳下床,连洗脸梳头的工夫都没有,便沿着通往学堂的各条小路匆匆赶去,先生已在那里等着,倘若他们迟到了几分钟,他脸上便挂着一副怒容。

孩子们走进讲堂,没有一回不是拘束的。人们认为,先生必须摆出一副冷峻倨傲的样子,才能维持学堂的规矩。因此学生和先生之间,很少有、甚至从来没有什么亲爱或眷恋之情。在他们眼里,先生没有一点好心肠,没有一点人情,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也没有一丝疼爱。他待在那里,不过是一架活机器,专门教这些娃娃学这庞大的中国语文,至于什么情分,什么温存,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功课的做法,恰恰同国内学校所要求、所坚持的相反。在那边,最大的目标不但是秩序井然,还要尽可能鸦雀无声。讲堂里一有吵闹,就说明孩子们在交头接耳,没有在用功。英国孩子要学好功课,最好的办法是用心琢磨,静静地把所读书中的种种道理或题目记在心里。

可是中国孩子要把构成一个寻常汉字的那些繁复而看似毫无意义的笔画印进心眼里,似乎是办不到的。他好像只有扯开嗓子大喊大叫,才能记得住。曾经有人想让学堂里的学生不出声地学,结果总是失败。于是孩子们一安静,中国的塾师便大不高兴,他严厉地瞪上一眼,学生们便一齐大声叫喊起来,震耳欲聋,整座屋子里只听得一片喧嚣,每个孩子似乎都在同其余所有的人较劲,看能不能压过大家的嗓门。学认汉字的苦,是西方的学生体会不到的。比方说英文的字,每个由若干字母拼成,有一定的读音,有一定的意思,过些时候,孩子若是忘了哪一个,只要拼一拼,那读音立刻就轻快地回到记忆里来了。汉字却没有这样便当的掌握法。每个字都是一幅严肃而面目生硬的图画,孤零零地自成一体,同这门语言里的任何别的字都没有联系。你没法凭类推来推断一个字该怎么读、是什么意思,因为每个字都自成一个整体,独来独往。一页中文印本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撞上了一连串的谜,发明人把它们弄得要多繁复有多繁复、要多纠缠有多纠缠,就像中国人那曲曲折折的心思所能做到的那样。

全国的塾师们明白,要国中的少年既掌握这些古怪而毫无诗意的图形的读音,又领会藏在它们背后的意思,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把这件大事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步来做。所以孩子进了学堂,头一件事就是用音阶上的各种声调,把这些古老的、白发苍苍的符号的名称大声喊出来,同时把每个字的模样,连同它的点、它的弯、它细小的上下笔画,统统印在记忆里,使它成为一幅活生生的图画,一听见有人念出它的名称,心里随时就能唤出它来。

这初步的功夫大约要做五年,这期间他把大部分课本都念过了。照我们从英国学校生活里得来的观念,起初简直无法想象,这种沉闷的受教育方式包含着多么巨大的劳作。孩子天一亮就来上学,除了吃饭的时候,一直被拘在书桌前,直到夜色把阴影投向大地。中间没有休息,也没有隔一阵子就到操场上奔跑一番,来打破这没完没了、单调乏味的苦读。操场是西方的设施,从来没有传到东方来。孩子们没有工夫去弄这类妨碍功课的花样。在这里,人生是严肃的,人生是认真的,至少对学童是如此,不许用任何轻浮的法子来耽误这门庞大语言的学习。

因此,整整一天都花在学会每个字的读音和模样上,至于它们是什么意思,他连一点影子也不知道。第二天他又来,同样的苦功又照旧做下去。春去夏来,夏去秋来,一天和一天一样沉闷单调,那些读音越积越多,在他脑子里叮当作响,那些古怪的小图画一幅幅挂进他心里的画廊,可是它们什么故事也不告诉他,也不让他领略其中许多字里往往藏着的诗意和传奇。

这种可怕的、踏车一般的教育,资质平常的孩子要熬上四五年,天分出众、记性好、能把课本里遇到的成千上万个字的读音和面目都记住的孩子,也要熬上三四年。在这些宝贵的岁月里,孩子们的心智正处在可以开发、可以舒展的阶段,却被一套可怜的制度捆绑着、束缚着;正是这套制度,使这个民族在思想上不能前进,使它不能在世界各国之中占据它本应占据的地位——倘若在培养少年方面给它更大的自由的话。

可恨的是,这套制度虽然极为古老,起于著名的汉朝(公元前二百九十六年至公元二十三年),却绝不是圣人教诲的产物。从中国的典籍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比方说孔子的时代(公元前五百五十年),乡塾的办法同西方国家现在的办法要相近得多,甚至女孩子也学《诗经》这部圣典中最艰深的一部,而且那时读书并不像两千年来这样只是机械地念,而是因为书中所讨论的题目本身引人入胜。

岁月缓缓流逝,大自然一季接一季,从它无拘无束的胸怀里倾出种种丰饶,使人心充满欢欣,可是学堂却始终是一座牢狱,思想在那里从来不许开花,人心的种种可能在一套铁一般的制度下被压碎、被扭曲,这套制度使传奇、童话和冒险的精神,在这个民族的少年身上消亡殆尽。

终于有一天早晨,轮到我们这位学生了,先生开始讲解书页上一行行竖排着的那些古怪的、属于旧世界的图画是什么意思。它们的名称他都已知道,它们的面目他也已十分熟悉,因为他曾经多少次叹着气,有时几乎是心碎着,把它们读了又读,直到它们干瘪的脸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印在了学生的心上。而那位严厉的先生——那位只管纠正错读、冷酷严峻、对他手下这些幼小的心灵似乎从未有过一丝同情的学堂暴君——他的讲解是怎样的一种启示啊!

许多干巴巴、毫无色彩的图画,经这位严厉而看似冷血的先生一点拨,便充满了生气,人的面孔从中向外窥望,千百年前的古人的声音,仿佛用今天的语言说话,劝勉学生们立高尚的、有德的大志。另一些字则散发出田野的清香和花朵的芬芳,人仿佛能听见微风拂过时庄稼沙沙作响,在想象中看见群山,峰顶戴着阳光,山影像学童一样沿着崎岖的山坡你追我赶。

整部中国历史,原本被这些方方正正的小谜冷冰冰、死沉沉地攥在手里,他五年来看着它们,心中有说不出的厌恶,如今在先生那神奇的手一点之下,开始讲述往昔的故事了。他第一次听说那些改变了显赫王朝命运的大变革,听见了刀兵相交的铿锵之声,几百年前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们,此刻仿佛正从他眼前列队走过,他似乎能瞥见他们的面容,拿自己心里想象出来的样子,同眼前的真人比一比。

逼着孩子们花四五年工夫只学字音、只熟悉字形,却不同时懂得字义,有一个很不幸的后果,就是大大减少了能读懂随便拿给他的一本书的人数,不像西方那样。进乡塾的孩子,足足有百分之六十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前就辍学了。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钱。父母穷,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便需要他帮着养家,或者有了一个不大要求学问的好差事,而孩子只要有任何借口能让他脱离光学字音那叫人心碎的苦差,就巴不得了;所以书本一扔,他便高兴得跳起来,想到自己再也不必走进那讲堂了。

这些孩子都学到了一点皮毛,可是对于读书,这点皮毛却毫无用处。你常常碰到一些人,能把一页书念下来,却对这段文字说的是什么一点也不明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读到第二阶段就离开了学堂,所以就实际用途而言,他们比那些小时候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强不了多少。官员们想对治下百姓下令或训示什么事,照例要出告示。告示贴在城里各处显眼的地方,人们三五成群地围着看,似乎都能流利地念出构成告示的那些古怪神秘的符号。你问一个正在念告示的人,官员要大家做什么,他说他实在讲不出来,因为他上学的时候,只念到认字、知道每个字叫什么的初级阶段,所以没法向你解释官员禁止的是什么,给百姓的行为定了些什么规矩。

这套教育办法实在荒唐透顶,结果是,以中国自命的那样一个文明国家而论,百姓却极其愚昧,没有受过教育。人口以四亿计,假定其中一半是女人,可以有把握地说,她们小时候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学堂,这样就只剩下两亿男人要考虑。一些很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汉学家,经过认真的计算,得出结论说,全国上下识字的人不超过一千五百万。这里头包括只有一点粗浅学问、但足够当账房和会计的人,能自己开药方的郎中,能开账单的店主,只是他们写的字歪歪扭扭、粗陋不堪,倘若孔子获准重返人间,看见这些人把中国最蒙昧的远古时代那些奇妙的发明糟蹋成了怎样的漫画,准会厌恶得浑身发抖。

在我看来,一千五百万已经是对这个国家识字人数极为宽厚的估计了。为什么论中国的作者们一直把这个国家的百姓说成是很有教养的,在那些自称对这个题目只是略知一二的人看来,实在是个谜。这个国家是文盲的国家,是极其严重的文盲的国家,结果便是满腔骄矜,对中央之国以外的每一个国家都鄙夷不屑。不过眼下,全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觉醒,按西方路子求学的热潮,社会各阶层都同心一致地投身其中。那套陈旧过时的制度已注定要灭亡,将来的少年,再也不必受这个国家无数代青年在过去所不得不忍受的痛苦、疲惫和心碎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国家的课本。中国从来没有过教育部,坐过这个帝国龙椅的历朝历代,也从来没有为教育国中少年立过法,可是全国每一所学堂,却始终只有一套课本,在漫长的过去存在过的每一所学塾里都用着它。中国人守旧守得彻底。在这件事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就连他的气味,他也是有史以来最顽固的托利党人。那些在街上弥漫、顺着小巷飘散、又轻轻融进家家户户空气里的气味,没有一点是新近的,而是一长串祖先的嫡传后代,这串祖先一直上溯到渺茫幽暗的远古,消失得不见踪影。

由于这种民族的本能,从来没有哪位先生有胆量提议,无论教蒙童,还是教那些图谋功名的高年级学生,所用的课本都该有所更动。考虑到中华帝国幅员辽阔、百姓所操的语言五花八门,这一点就更加了不起了。

人们一般把中国人说成是一个种族,就构成他们为一个独特民族的那些显著特征而言,他们确实如此,然而在许多大片的地区,他们又被方言彼此隔开,这些方言差别之大,住在一个地区的人,听不懂外地人说的话。

这种差别如此根本,实际上等于外国语言,按说应当使各地办学的方法和理想也各不相同,可是并没有。你走过广阔的平原,那里土地肥沃,百姓富足,你去看那里的学堂,每一所都用同一套课本。你翻越崇山峻岭,那里的百姓为生存而艰苦挣扎,说的话要有个通事才能同他们交谈。你走进他们村里的学堂,看到的是同样熟悉的书,只是那些古怪的小图画的叫法,同山那边的叫法大不相同,你简直认不出来。你沿着浩浩荡荡的扬子江,这「大洋之子」,逆流而上,每隔几百英里离船上岸,就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你走进最近的一所学堂,映入眼帘的仍旧是那几本书,同你在帝国任何经纬度上碰见它们时一模一样,卷着角,毫不吸引人。你侧耳细听,想辨出孩子们扯着嗓子尖声喊出书页上那些图画的名称时,用的是怎样粗糙的、金属般的声调,可是你每到一处,声调都变了,你心里不由得充满惊奇,这广大国度的学子们,竟用如此纷繁的声调和方言,翻来覆去地念着这几部书,而无数个世代以来,他们能学的也只有这几部书。

说到这些课本,必须指出,从来没有人想过要让它们讨使用它们的孩子喜欢。在英国,情形恰恰相反。课本照例印在干净的白纸上,字体清晰,学生从来不必费力去辨认字迹。此外,多数课本都配有精美的插图,使书页引人入胜,同时也帮助学生领会所学科目的意思。

可是在中国,孩子们同这门由隐晦的图画构成、非经多年最痛苦的苦读便不肯吐露其意的庞大语言搏斗时,没有人做过一点事来减轻他们的苦楚。为了省钱,课本都印在最粗劣的纸上。字迹也常常模糊不清,因为印书的木版往往用了多年,磨损得厉害,那些构成古色古香的图画的纤细笔画、细微的点画、横竖曲折交错纠缠的线条,一印出来就残缺断裂了,要有一双老练的眼睛,才能把其中一些字同另一些天生相像的字分辨开来。

这些书的书页,看上去沉闷至极,毫不吸引人。从来没有任何插图来调剂,也从来没有哪位画师想过用一幅自然写生、一幕人生情景,来改变学堂生活的枯燥。难怪中国人的艺术才能发展得怪诞而不写实,难怪自然仿佛被迫去迁就那些生硬刻板的字——中国的少年在早年里不得不盯着这些字看,而那时,他们身上的艺术天分正等着被塑造成更精美的形态,以产生西方所见的那种伟大的绘画。在中国,艺术从来没有余地在心智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也没有余地去培养人的幻想和想象力。在这个国家,画师是照着规矩、拿着圆规作画的,画山水,画人物的姿态神情,有一定的法度必须遵守,他若违背了,就会失了身份。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走到田野里,或坐在山坡上,把展现在眼前的景色画下来。这里没有自由,也没有忘情于一时灵感的那种境界——那时他忘却了规矩,被触动他梦想的微妙力量所主宰,创作出前人从未做过的东西。岁月的寒意笼罩着他:正当他的灵魂在形成的时候,他被迫把目光盯在那些方方正正、毫无美感的象形符号上,压抑住自己天性中蛰伏着的全部诗意和全部浪漫,把它们奉为日后一切艺术构想的最高理想。

交到小学生手里的第一本书,叫作《三字经》,因为它是三个字一句写成的。人们自然会以为,这本书一定是最简单、最浅显的,适合要读它的孩子们那尚未成熟的心智和头脑。在西方,情形必定如此,可是东方有它好讲玄理的思路和流于神秘的倾向,不肯认为自己须得俯就那些刚开始念书、只能领会最寻常最日常的道理的少年。

结果是,今日的中国没有一本儿童读物,没有给孩子看的童话,书铺里也买不到可以拿给育儿室里的小家伙们的家常儿歌。这个国家的书是给成年人看的,要深思,要钻研,要借助卷帙浩繁的注疏才能读懂;可是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开始同这套包含着中华民族思想、激情和感情的庞大的神秘图画体系搏斗时,交到他手里的,偏偏就是这些书。

《三字经》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国家的教育家拿给比方说八九岁的孩子念的,是怎样一种被奉为至善至美的书。它开头说: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昔孟母,

择邻处。

子不学,

断机杼。」等等。

这段话用稍为铺开一些的话来说,意思是:孩子生下来,心地本来是善的,是向着德行的。其实所有的孩子来到世上,天性都差不多,只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受了周围环境的影响,才没有个个都成为好人。不是人的天性败坏,而是坏伙伴的影响和不良的教养,使那么多人误入歧途,不能顺着每个人心中向善的天性走下去。

为了说明这一点,书里相当细致地讲了大哲学家孟子的事。原来他有一位极有魄力的母亲。她决意要让儿子长大成为一个伟人,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他身边的环境有助于实现母亲心中的这番抱负。她三次从选定的住处搬走,因为邻居的品行够不上标准,不配给她儿子做榜样。

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住处,她却伤心地发现,孟子并不肯照她的理想用功。他是个心气很高、浑身是劲的孩子,宁可放风筝、抽陀螺,或者同伙伴们用鞋帮踢毽子,也不愿正经捧着书本用功。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她在世上孤零零一个人,丈夫死了,亲戚都住得很远,唯一的生计就是一架织机,织出布来,拿到最近的集镇上去卖。

终于,紧要关头到了。有一天,她一再求儿子做个好孩子,一心向学。可是她苦苦哀求,他似乎并不动心。她心如刀割,觉得活着已毫无意趣,便抓起手边的一把刀,把正在织的布割得七零八落。孟子见母亲这样做,吓坏了,想到自己的行为竟把母亲逼到这般绝望的地步,痛彻心肺,便含着眼泪答应,再也不做错事叫她操心了。从那天起,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学业,成了一位卓越的学者,最后写出的著作,从他自己的时代(公元前三百七十二年至公元前二百八十九年)直到今天,一直塑造着、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思想家。

这部有名的课本里,还举了别的一些人的例子,他们想要顺从每个孩子生来心中就有的高尚原则,同外界环境奋力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据说有一个人,后来非常显达,年轻时穷得没钱买灯油,天黑以后没法读书。可他决意不让夜晚白白虚度,便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捉来许多萤火虫,借着它们发出的光,想读到夜里多晚,就读到多晚。另一个人也同样穷,冬天夜里常把书拿到屋外,借着落在书上的雪光,在家里人都已沉沉入睡之后接着读书。

紧接着《三字经》的一本书,是《孝经》,这是大圣人孔子写的,是一篇长篇大论,讲孝敬父母的本分与美德。毫无疑问,中国人对孝道之所以如此深为敬重,是因为这部书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全国各地所有学堂里孩子们的课本,在民族中培养出了这种敬重。

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徒然寻找孔子所定的那些原则得到广泛普遍的奉行,但毫无疑问,这种天命所定的德行受到了如此普遍的认可,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极为有益的影响。这个理想弥漫在空气中,渗透到人生的每一处,虽然人们由于堕落天性的软弱,在这一点上常常违背圣人的教诲,但在对待父母这件事上,人心中的情欲仍然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孝经》还没有念完,少年学生们便开始研读这个民族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杰作了。没有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阶梯,把他们最终引到那些真正塑造了中华民族生活与思想的书籍的深奥文体和精深思想上去。在英国,从《杰克与吉尔》的童谣到麦考莱的《英国史》,中间有数不清的垫脚石,十一二岁的孩子决不会被要求去读后者。可是中国的孩子却没有这般宽待,他们被拿去读的书,连国中最有智慧、最卓著的学者的思考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把这些书的内容简单讲一讲,便可看出中国的少年多少世纪以来被迫接受的是怎样的学业。

「四书」中第一部交到学生手里的,是《大学》。书中讨论的主要思想是:人应当如何修身,以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应当如何齐家,使家中和睦,儿女成材;最后,治国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使全国百姓都能得到最大的幸福。这三点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关系到整个社会,完全可以看作任何人都想掌握的最大的学问。

其次是《中庸》,这本书沉闷单调得叫人受不了,可里面满是论证,说明人不应走极端,无论做什么事,都应当走中间的道路。它是「四书」中最难懂的一部,不过它的大旨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样。接在这部公认难懂的书后面的,是孟子的著作,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这位哲学家是一位最讲实际、最和蔼可亲的作家。他有一项荣誉,就是确立了他所说的永恒不变的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不过他对前两种论述得更为详尽,说明在治国上它们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没有它们,国家终必灭亡。

第四部叫作《论语》,也可以称为孔子的「席间谈话录」,因为书中大部分是这位大圣人同书中出现的各色人物交谈时说的简短精辟的话。同孟子一样,他也有一项殊荣,就是划定了五种人伦关系,后世都把它奉为思想与天才的杰作。这五种关系是:君与民,父母与子女,夫与妻,兄与弟,朋友与朋友。书中对这些关系论述得十分详尽,并且说明,孔子所作的这些区分,倘若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奉行,便能使任何国家的全体百姓得到幸福与繁荣。

然而这部饶有兴味的书里,有两个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从那以后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思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意即『国君之子』——和「小人」。前者是这位大圣人心目中的理想之人。不过这并不是指生在宫中、身为储君的人。他可能是在茅屋里呱呱坠地的,一辈子也都住在那里。这个观念指的是一个具有王者胸襟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仿佛真是国君之子,注定有一天要统治一个帝国。他的思想全都高尚,任何卑鄙下作的阴影都不曾落到他的灵魂上。「小人」则恰恰相反。他所做的一切都庸俗卑下。他心中从来没有闪过一个崇高的念头,也从来没有一点要在构成美好人生的那些优秀品质上出类拔萃的抱负,能把他从他一向所处的低下境地中提起片刻。孔子即使再没有写过别的一个字,单是把他所描绘的这两种人的形象,作为天才的灵光投射到后来的世世代代,也已经为他的民族立下了无可估量的功劳。

「四书」之后,紧接着便是「五经」,一部接一部地交给孩子们读。头一部是《诗经》,里面收着这个民族的先人们唱过的民歌,也收着用于王室和隆重场合的诗篇,比如在君王面前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或是族人们聚集在祠堂里祭祀祖先之灵的时候。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这些诗总的说来沉闷得叫人受不了,因为它们缺乏激情,缺乏力度,似乎从来不能激起人的热情,也不能叫人热血沸腾。

接下来要读的是《书经》,里面简要地记载了从公元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到公元前六百二十七年统治中华民族的最初五个朝代中的一些大事。再往下是《礼记》,里面详细规定了怎样以合乎礼仪的谦恭去对待自家人、陌生人、在上位的人,以及在社交场合中、在任何情况之下可能遇见的任何人。

读一读这部礼仪手册里关于子女应如何对待父母的那些细致入微的规定,是十分有趣的。「尚未成年的男孩女孩,天一亮就应当起床,洗手漱口,仔细梳头。然后应当赶到父母的卧房,问父母要不要吃点什么。倘若要,他们必须立刻到厨房去,备办些可口的东西给父母吃,父母吃着他们备办的食物时,他们必须侍立一旁,微微低着头,以示深深的敬意。」

书中甚至规定,比方说父亲做了该受责备的事,做儿女的应当怎样对待。「父亲有了过错,儿子必须极其谦卑地指出来,语气要温和,脸上不能有一丝不悦的阴影。倘若父亲不听,儿子必须比以往更加孝顺,等到发觉一切不快都已消散,再恭恭敬敬地指出他认为父亲的行为中应当改正的地方,并设法让父亲明白,他这样做对他所住的州府、县份、村庄或邻里有何害处。倘若父亲为此大怒,把儿子打得血流满地,儿子也不敢心存丝毫怨恨,而必须更加恭敬、更加孝顺地侍奉他。」

「五经」中的第四部叫作《春秋》,是孔子所作。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接着上面提到的《书经》所载的历史,往下叙述史事。他还想给这个民族留下一座纪念自己的不朽丰碑,因为他似乎总摆脱不了一个念头:倘若不留下一点关于自己的记载,他的名字和他留给人们的记忆便会从世上消失。

他所记的史事,从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到公元前四百八十年,可是整部书写得毫无文采。句子简短,平铺直叙,无论记的是一桩残暴的谋杀,还是一桩英勇的壮举,作者都小心翼翼地不露出自己对它们的看法。不交代细节,不发表意见,只是把事实记下来,如此而已;然而孔子却宣称,后世是褒是贬,都要凭这部《春秋》,这个预言是注定永远不会应验的。

「五经」的最后一部是《易经》,是中国文字里所有书中最神秘、最深不可测的一部。它由六十四篇短文组成,以同样数目的线形图为根据,每个图由六条线构成,有的是连着的,有的是断开的。从这些图形中,演绎出关于道德、社会和神灵种种问题的各色理论。这里是算命先生们的乐园,他们能从这些线条彼此之间的特殊排列,预言一个人的生活中是要交上好运,还是要以苦难和悲伤、以灾祸收场。

以上我对中国少年从最早的时候直到今天所必须研读的课本,作了一个十分粗略笼统的概述。国内学校里普遍教授的那些科目,比如算术、地理、文法之类,在这个国家的学堂里没有一席之地。结果是整个民族对本国以外的每一个国家都极其无知,由此滋生出自负、轻蔑,以及对站在西方文明前列的那些国家的一种傲慢心态。

可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此刻正在这古老的帝国里进行,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为止实行的教育制度是一套根本有缺陷的制度,必须代之以更接近使西方在众多学术领域里达到如此高水平的那些制度。眼下,人们如饥似渴地追求西方教育,这个民族似乎已准备抛弃那些过去一直严重阻碍思想进步的陈旧守旧的制度了。

第十三章官员

官员权势之大——每个做父亲的都盼儿子做官——一位有名的宰相——一县之官的写照——他的三个称号——两头敲诈原告被告的巧妙办法——一桩典型的案子——罪案不经正式告到官前,官员一概不闻不问——官员为了敲诈而违法——审案的办法——用刑逼供——官员断案有极大的自由裁量之权——两个典型的例子

凡在朝廷手下任职的人,都叫作官员。不过要明白,必须是真在朝廷当差,才配得上这个体面的称号;许多人出于客气,也被人称作老爷、大人,然而只有那些真正为国家办事的人,才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官员。

官员这一班人,是帝国里享有特权的人。他们手中的权力既大且广。行使职权的时候,他们有很宽的余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断案,固然要守着本朝律例里那些通行的大法,可是怎样得出最后的结论,却大半听凭他们自己的机智与常识。除此之外,官员们发财致富、荫及身家的机会,几乎是没有止境的。

正是这后一层,对中国人有一种迷人的魔力。凡是对将来有点抱负的少年,没有一个不热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做上官,原因就在这里。我想,在这幅员辽阔的帝国里,大概没有哪一个儿子生下来,做父亲的不立刻就为他做起梦来。他在心里描画着将来的光景:眼下这个哭声在家中激起新回响的小家伙,有一天考中了功名,取得了出仕的资格。他的梦越做越远,看见儿子一任一任地升迁,权势日重,家资日厚,终于荣归故里,盖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叫一家老小个个都富足起来。

官员都出自百姓,不论门第,不问出身,所以做父母的为儿子做的这些梦,并不像阿拉丁神灯那样纯属虚幻的童话,而是有无数实例,真真切切地成了传奇,比任何小说家所能构想的还要奇妙。有一回我在中国内地旅行,沿着一条大道走着,忽然遇见一座宏伟的坟墓。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位大官的墓,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长眠之地立起如此壮丽的墓碑和石像。

这座坟高高耸立,十分显眼,离大道很远;大道上来往的行旅络绎不绝。坟在一条长长的神道尽头,神道两旁排列着比真人还大的巨大石像。整个布局,是要摹拟一位高官的官邸和公堂。有石狮守着通道,仿佛这位大官正在里头会客;有花岗石雕成的马匹和骑手,耐心地等候主人出来;还有石雕的侍从,已经站了一百多年,等的那个人,他的脚步声却再也不会有人听见了。

这座坟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差不多两百年前,坟地所在原是一块贫瘠的小田,耕种它的那户人家,从地里刨出来的东西,刚够勉强糊口。后来家里生了个儿子,孩子渐渐长大,父母看出他天资过人,便决定让他读书,要他重振门楣——据家族相传,这一门早年间是十分显赫的——并且把一点一点从家中溜走的好运气再挽回来。

于是这孩子一直被送在学堂里念书,而照理他本该在田里帮忙,或出去做工,挣几文铜钱,好让紧紧攥住这一家的穷困稍稍松一松。这样做,意味着全家人都要苦苦挣扎,做父母的和这位小书生自己都要无休无止地克己节用。然而经过多年艰苦的挣扎,勉强撑着不叫饥寒上门,一家人的信心和耐心终于有了回报——儿子成功了。

他考试考得极其出色,不久便做了官,派去治理一个富庶的县份,在那里大有机会向朝廷显示他是多么能干的人才。从此笼罩在他家头上的阴影一扫而空,因为他如今有能力寄足够的钱回家,叫父母过上阔绰的日子。那座饱经风雨、日渐颓败的老屋重新翻盖,又扩建了;又添买了新田,并入原来的田产;还雇了仆人和长工,收割那一季季装满仓廪的庄稼。

这期间,儿子一任一任地升迁,最后皇帝召他进京,拜为宰相。这些年里他的财富越积越多,到这时手里已有一笔巨大的家产。他依着中国人的天性和中国人的传统,把钱都寄回了老家,大半用来买地,并进自己的田产里;又买下许多田庄,租给那些失了自家田地的农户替他耕种。

终于到了他辞世的时候。中国人对生养自己的故乡怀着一种强烈的眷恋,这份眷恋在他们身上顶替了爱国心。他也是这样,事先做好安排,要把遗体运回出生的地方,葬在望得见老屋的一块田里,好让坟墓有人照料,好让他的魂灵受本家子孙的祭祀。

这就意味着一千多英里的路程:要穿过广阔的平原,翻越山岭,渡过宽阔的江河,一大队随从跟着这位已故的重臣,稳稳当当地走上好几个月,简直是一场横贯帝国的凯旋游行。

浩浩荡荡的送葬行列终于到了这位显赫的亡人安葬的地方。四乡八里的人都聚拢来观看,因为至少在这一带,从来没有人见过如此盛大的葬礼。有各级文官,身穿官服,带着随从侍役,坐着华丽的轿子;还有本省最高的武官,带着长长的兵队——他们是奉了圣旨,亲临致哀,以表哀荣的。

于是在喇叭的齐鸣声中,在身穿麻衣的孝子孝眷高声号哭声中,灵柩缓缓落入墓穴。人群站在每一处小小的高坡上眺望,那些骄矜傲慢的官员们则面容肃穆,思忖着今天朝廷给予这位出身寒微之人的哀荣。

照理想来,官员们——也就是这个国家的治理者——既然全都出自百姓之中,自然该同百姓声气相通,竭力把百姓从他们时常遭受的暴虐与欺压中解救出来。可事实并非如此。实情是,官员这一班人,整体而言,乃是这个民族的大祸害。他们贪婪成性,苛索无度。公道与仁慈一旦妨碍了自己的私利,他们便全然不顾;凡有改革的计划,他们都是死对头,因为他们知道,改革一旦实行,就会危及他们既得的利益,夺去他们眼下握着的专断之权。

为了让读者对一个官员的职守和责任有些切实的认识,我打算挑出一位来,尽我所能把他描画得活灵活现,好叫人心目中有一幅他的画像。为此我要选「县官」,因为品级比他高的官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职务繁杂,对一方的安宁与治理负着那样重的责任。

他有三个称号,在整个帝国里同样通行。头一个是「县官」,因为他是一县之中的首脑,他的权力在全县通行无阻,压倒一切。就连他的顶头上司想在他的辖境之内办什么事,也得请这位县官去执行。第二个称号是「知县」,意思是「知晓一县之事的人」,因为人们假定他对辖境之内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没有不清清楚楚知道的。这种假定当然荒唐透顶,要说一个凡人能知道一个大县里日日夜夜发生的事,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这个称号是古来传下来的,这人上任时也就领受了它,于是他便要对辖境之内发生的一切负责。中国朝廷有一种理论,认为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人人都多少负有责任;凭着这一条,一旦有人犯了法,朝廷便能立刻点出该由谁来承担,哪怕这个人并不是犯法的本人。

比方说,有人在黑夜里被杀了。凶案发生在某条小巷里,凶手踪影全无。该坊的地保被传到本地官员跟前,问他拿住凶手没有。他推托说,这事是在夜里出的,满城的人都睡着了,正经人都躺在床上睡得正香,那些无赖恶棍在干些什么,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这样的推托,在英国会立刻被人接受,在中国却会被人笑话。人家会提醒地保,他的职分就是要知道本坊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多半还要赏他一百板子,替他提提记性,再许他同样的数目——倘若限期之内拿不到凶手的话。凭着同样的责任之说,「知县」也就被朝廷看作必须一肩承担他所治全县任何地方发生的一切后果的人。

我所描写的这位官员,还有第三个称号,叫作「父母官」,意思是做百姓之父母的官员。这个称呼很是动听,别的官员都不能用。它意在表明他与百姓之间那种极亲密的关系,以及他对百姓福祉应有的那份体贴关切。孩子遇到难处,便跑到母亲怀里,从她的怜爱中得到安慰;同样,一县的百姓遭到不公或欺压的威胁时,便去投奔这位官员,而他也像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子遭难时那样,竭尽全力保护他们、抚慰他们。这是一种美好的理论,是这个国家古代的立法者在某个灵感闪现的时刻想出来的;然而实际情形是,一百个里头有九十九个,非但不是什么父亲母亲,倒更像一只饿虎,一心要把爪子扎进羊羔的肉里,好饱餐一顿。

我所描写的这位官员,刚刚得了一个县的缺分,就说是「永春县」吧。为了这个缺,他向掌管委派的那位大员付了区区一千英镑。他是个有野心的人,最大的打算不仅是尽快捞回这笔本钱,还要攒下一笔可观的积蓄,带回故乡,好在往后若干年里过上宽裕的日子。他的任期只有三年,薪俸一年不过三百英镑,看来他非得是个变戏法的,才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把这两件事都办成。

他之所以办得到,而且绝大多数情形下确实办到了这样了不起的理财戏法,完全要归咎于中国整个文官制度所依据的那套恶劣体制。朝廷心里清清楚楚:一个官员被委以任何官职,他为这个缺所付出的种种勒索,以及他办事所得的那点微薄俸禄,统统要靠他从百姓身上榨出来的东西去填补、去弥补。这种制度与这个民族一样古老,早已织进、揉进了它的筋骨之中,看来非得把整个民族的生命重新造过一遍,才能把它从国家的肌体里铲除干净。

这位官员到了衙门——衙门是他的住处,也是全县一切公务办理的地方——全班人马都来迎接他;这些人要协助他办理繁重的公务,因为他是派来治理这一大片地方的首席长官。这班人里有一位私人幕僚,一位通事,若干书吏,专管起草公文、办理往来文书,一大帮捕快——在东方通常叫作差役——还有十来个面目不善的汉子,当官员被叫到他那广大辖境的某处去平息纷争,或就地审断案子的时候,便充作他的随从。

名义上,这一大群人的薪水都归他发,人们不免纳闷:他一年三百英镑,怎么付得起这许多人的工钱?实情是,从他手里领薪水的只有那位私人幕僚一人。其余的人都是花钱买来替他当差的权利,把全部时间白白奉上,只求准许他们从打官司的百姓身上,或从落入法网的人身上,榨取种种规费、勒索和外快,足够给自己挣下一份很不错的长久进项。

看这些先生们怎样办公事,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作为执法之人,执行官员的判决,可唯一的目的似乎就是从被他们经手的百姓腰包里,尽其所能地多掏出些钱来。

比方说,有一天一个农夫来到衙门,告他一个有钱的邻居强占了他的几块田。他拿出地契,说明这些田在他家已传了好几代,从来没有卖过,也没有典押过。他说,那个富人强占这些田,只因为他是个强宗大族里的人,并不是他对这些田有什么权利。

差役们对这个案子满心欢喜,因为案子里牵涉一个富人,可以断定他的一些银元要转进他们的腰包了。官员正式受理了状子,缴过了堂费,便发出票子,捉拿被告。

差役们动身上路,心头轻快,满怀欢喜。离开大路的那条小道,领着他们穿过稻田,绕过山脚,穿过一个个村庄,最后由一条窄窄的田埂,把他们带到他们要捉拿的那个富人家门口。

这些衙门的使者一到,全村都骚动起来,因为他们一来,总是不祥之兆。唯一能面对他们而不心惊胆战的,只有那个知道自己有本钱满足他们贪心、从而免遭他们粗暴对待的人。不知怎么一下子,一群人便悄没声儿地聚到差役们走进去的那扇敞着的门前;邻家的妇女们也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激动得满脸通红,议论着这桩村居生活里的稀奇新闻。

那富人尽量装出一副镇静、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怦怦直跳。他走到差役们站着的院子里,客客气气地问他们有何贵干。他们告诉他,他们拿着票子来捉他,因为他霸占了一个邻居的田地,老爷吩咐把他带到公堂上去,审问这桩罪过。

宣读票子的工夫,被告已经定下了神。他当然否认这项指控,又客客气气地请几位坐下。同时他叫来厨子,说几位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又累又饿,吩咐他立刻备饭款待;又悄悄地给他递个话,叫他不要吝惜花费,务必备一桌能叫他们心情顶好的饭菜。

差役们一口一个推辞,说他们没有工夫耽搁,上头的命令紧得很,「父母官」正等着他们回去,等得不耐烦哩。这当然全是装出来的,因为吃饭正是他们一路上巴望着的那件事;于是他们假装拗不过主人的苦苦挽留,当下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起来。他们抽着烟袋,同这家人有说有笑,倒像是请来的宾客,而不是来把一家之主抓去坐牢的捕快。

过了一阵,宾主之间已经相处得十分融洽,那富人便把领头的差役拉到一旁,恳切地谈了几分钟,又往他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于是他和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之间,忽然仿佛平添了一股格外亲热的气氛。他们如今对他毕恭毕敬,那副他们本性里耍威风、仗势欺人的架势,换成了一种孩子般的温顺,实在叫人感动。饭罢,他们并不像对付寻常百姓那样,凭着本能一把揪住他的辫子,拖着他上路,而是笑容满面、连连作揖、满口恭维地同他告别;那被告竟站在自家门口,故意做给那个告他偷田的人看,再三挽留他们别走得那么早,还说他们若不赶快再来看他,他的心可就要伤透了。

他们回到衙门,「知县」问他们犯人在哪里。他们早已编好了一套说辞,解释说到了他家,一点踪影也找不到,他没对亲友留下一句话就不见了,他们怎么也找不着他。不过他们又说,他们正盯着他的家人,确信那家人在替他遮掩行踪,不久就能拿住他,带到老爷跟前来。毫无疑问,在这套鬼话一本正经地演述的时候,「知县」也好,这些面皮被鸦片熏成那种颜色的无赖也好,心里都在暗暗发笑。双方都知道这整件事是一出闹剧;可是既然这个主意最初是这个民族的历史尚在朦胧之时的那些思想家和幽默家想出来的,他们这些远代子孙自然不便把戏法戳穿,于是便板着面孔把戏演下去,仿佛演的是一出悲剧,而不是喜剧。

差役们刚一离开,那富人便火急火燎地赶进城里,对告他的状子递上答辩。他全盘否认,拿出几张地契来——这些地契伪造得极其巧妙,仿佛带着百年的印记——声称这些地契确凿证明那几块田是他的,是按照合法的承继顺序从祖上传到他手里的。

不过,他递上答辩之后,还要用心去找「父母官」的几位亲戚。这些人从他遥远的老家跟着他到任上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类场合的。富人同他们商量了一番,谈得恳切,却并不过分冗长,于是一笔钱便易了手;这笔钱注定要落进官员的腰包,其用意是叫他对这个案子有一番透彻深刻的了解,好让他毫不费力地断定,对那富人的控告是捏造出来的。

十天过去了,案子毫无进展。原告心里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便尽他力所能及凑了一笔尽可能大的钱,也用同样暗地里的门路送给「知县」,指望他能看出自己的案子是有理的,把田还给他。与此同时,他又递上一纸用官场话说叫作「催呈」的状子,意在催促官员赶紧办理,把案子从速了结。

收到这纸状子,官员便下令差役,火速去捉拿被告,带到衙门受审。于是前面我描述过的那出闹剧又照样演了一遍。差役们受到殷勤丰盛的款待,又有若干银元转进了他们的腰包,叫他们脸上浮起笑容,满面生光,一直笑到后脖颈,最后顺着辫子一溜烟消散在空气里。他们回到衙门,禀报说那人仍旧不在家,他们虽然多方仔细打听,还是没能探出他的下落。

案子就这样拖下去,两造都行贿,都去填「父母官」的腰包,同时差役们又从他们身上榨取规费。这些差役,就像英国大法官法庭里某些棘手的案子一样,靠着从原告和被告双方榨来的油水养得肥肥胖胖。最后,经过好几个月叫人烦恼的拖延,衙门里那一大伙饿鬼看出两边都再也榨不出钱来了,才把案子审一审,提出个折中的办法,两造离开公堂的时候,都深信中国是根本没有公道可言的。

这个国家的官员,对于自己在罪案方面负有什么职责,抱着一种十足东方式的见解。他们奉行的原则是:除非罪案依法告到他们面前,在他们的衙门里立了状子,否则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两个人多势众的富村起了争执——这在中国是极常见的事。仇怨越结越深,火气越来越大,终于决定动刀动枪,打一仗来了结。为了求得神灵相助,双方都去请示本村的神明,也就是本族的保护神,问它是否赞成动武。神像几乎总是赞成的,而且还许诺在即将到来的争斗中叫他们这一方得胜。

所有生了锈的旧抬枪都搬了出来,擦得锃亮;又买来火药;平日用不着时藏起来的长矛和那些样子狰狞的叉子,也都拿出来归了公,分发给那些因为久不打架、闲得快要发霉的年轻愣头青。

从此天天开打,四周别的村子也各自站到一方去,有时竟多达三十个村子,分成几个阵营,彼此公然交战。田地荒芜,庄稼惨遭毁坏。这期间,「父母官」对所发生的一切知道得清清楚楚,可是因为从没有人正式向他禀报,他便当作那一方正在死人的地方太平无事。一个兵也不派去捉拿那些犯法的人;交战的人被抓去,受尽最可怕的酷刑,而本该保护他们的官府却不给他们半点申雪,对这些事他也全然置之不理。

实情是,这位官员只是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便会带着大队人马前来,把那等着他的一片金黄的收成统统搂进怀里。在这类宗族械斗里,总是打过一阵之后,双方都厌倦了这桩事,于是推出调人,来说合两边讲和。这一步进行得很顺利,直到议起双方死者该付多少命价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倘若双方死的人数相等,这个难题容易解决;可要是一方死的人比另一方多,那么几乎每一回都非得去求官员,请他运用职权来了断此事不可。这时他便找到了从交战双方身上大捞一笔的机会。他告诉他们,他们在皇上的疆土上开仗,犯了王法,竟敢如此放肆,他非罚他们不可。许多回人们都知道,他回到衙门时,比出门时多富了好几千银元。

在罪案方面,平民百姓所享有的自由,比在西方大得多。除了造反,或其他公然冒犯朝廷的举动之外,一个中国人可以犯下最凶恶的罪行,而不必对官府负责——除非有人正式告了他。比方说杀人,十回里有九回总是由当事的两家用命价来了结的。为了索要的赔偿,他们会争吵、拌嘴、一连商议好几天;可是数目一旦议定、付清,整件事便算完结,社会上谁也不会想到凶手还欠着社会什么,或者想到他杀了社会的一个成员,伤害了社会,应当向社会赎罪。

有意思的是,官员连同他那班手头拮据的属下——这些人在这个帝国里可都代表着王法的威严——竟有条不紊地帮着某几种人逃避国法,条件是这些人按期交一笔钱,换得这份通融。就拿赌博来说吧。可以说,赌博的本能是驱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最强烈的激情之一。没有哪一个阶层能够幸免。富人和穷人,读书人和在街头讨生活的苦力,高雅的太太小姐和劳工人家的妻女,个个血液里都流着这股激情。他们的统治者对此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在全国严禁赌博。有成文的律例禁止它,不许以任何形式沉溺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新年头三天。这时举国公开赌博,街上摆起赌桌,桌子四周围满了男人;家里的妇女们也忘了自己的本分,一门心思扑在纸牌和骰子上,直到初四赌博必须停止为止,她们追逐赢钱的那股疯劲儿,似乎与街上的男人们一般无二。

官员和他那一伙下三滥的、被鸦片熏黄了脸的随从,便趁着百姓这个可怕的弱点从中渔利。所以一个不熟悉中国情形的外人会大吃一惊地发现,在各处集镇上,尤其是在定期赶集的集镇上,到处都有公开当众开局的赌场;一群群乡巴佬被这股人人都有的激情吸引过来,围在赌桌边,忘了时辰,对别的一切都浑然不觉,只顾全神贯注地盯着赌盘上变来变去的点数,那点数不是给他们带来财运,便是给他们带来绝望。

你自然要问:在一个严禁赌博的国家里,怎么会有一家铺子专门干这种恶事,而且就在赶集时照例蜂拥而来的人群眼皮底下,屋里挤满了人,毫不掩饰他们在干什么?你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主人按期向衙门交一笔定数的钱,由「知县」和他手下那班声名狼藉的小吏瓜分;倘若有哪个差役恰好有公事到集上来,沿街走过,看见那些急切喧闹的赌徒围在桌边,他也会装作对那个下流地方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倘若有哪位较为体面的居民正式控告那帮赌棍,这位父母官便会显得义愤填膺,派出差役去捉拿那些犯法的人,带到他面前依法惩办。然而差役们到了那里,却发现赌博的痕迹已经一扫而光,也许只剩下一个小伙子,一脸天真无邪的模样,在那里卖花生、卖糖果。实情是,他们领了官员的票子出发之前,早已打发一个脚快的人抢先赶去,给那些人报信,说他们要来了,叫他们赶紧收拾走人。

中国是一个满是崇高观念的国家。这些观念见于圣贤的著作里。它们写在一条条大红纸上,贴在帝国每座城里人家和店铺的门框上。它们在神庙的门楣上,在衙门高大的门上,直瞪瞪地望着你,叫人以为这些衙门简直是教堂,天天在里面讲解最高尚的道德和最深奥的神学。确实,没有哪一处地方坏到公众的廉耻心会要求把这些句子挡在门外。下贱污秽的鸦片烟馆、妓院、赌窟、窃贼的窝巢,都装点着最精妙的句子,充满最高尚的道德,似乎是从这门语言浩如烟海的宝库里极其用心地挑选出来的,仿佛要谴责的恰恰是在里面横行的那些罪恶。

人们会以为,这些优美精选、集一切美德之大成的格言,一定把中国人造就成了一个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民族,可是并没有。那些叫你初读时心头一震的精妙句子,俯视着屋里的人和过路的人,却看不出对任何人有丝毫的影响。被鸦片熏黄了脸的差役,以及一心只想自肥的官员,在颂扬仁义为至高美德的句子下面进进出出,可衙门还是老样子,依旧是最大的恶行的渊薮。毫无疑问,在整个国家里,论起奸诈、欺骗、舞弊和践踏一切公道的名声,没有哪个地方比衙门更坏。

这并不是近世才有的新现象,而是自古以来就有了。而且这也不是什么阶级立法的结果,因为官员都出自民众,所以他们所有的恶习和缺点,都是从民众那里继承来的。要叫人在生活中诚实无欺,要叫人不再干那些在今日英国人的寻常生活中绝不能容忍的事情,需要把整个社会的结构翻新一遍。中国审案的办法同西方完全两样。没有陪审团,不传唤、不讯问证人,也没有律师来替当事人辩护,或者阐明法律,好替他们免去可能招致的刑罚。一切都交在审判官手里,他觉得怎样看这个案子最好,就怎样看,裁断时既不参照律书条例,也不参照判例。

比方说,有个案子要审。一个人被控盗墓,这是一个中国人所能犯的最可恶的罪行之一。中国法律有一条公理,就是被告先被假定为有罪,所以他被几个差役连拖带拽、极其粗暴地押上堂来,一面拼命喊冤,说他所被控的罪名,他是绝对清白的。

这样的喊冤,当然被看作每个犯人都惯会耍的一种玩笑,于是他被硬按着扑通跪下,脑袋被按着往地上一磕,声音满堂都听得见。审官板着一副严厉庄重的面孔看着他,大谈他的罪行如何深重。他一定是有罪的,不然怎么会被告到这里来呢?官员叫他招供,可是他不肯,反而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官员便向差役们一使眼色,差役们便动手毫不留情地痛打他,打得他的叫喊声响彻整座公堂,他用最凄惨的声调呼喊在场的所有人作证,说他从没犯过被控的那桩罪。过了一阵,见他仍旧顽固,便停了刑,差役们揪着他的辫子,把这个血肉模糊、遍体鳞伤的人拖出去,扔进一间阴暗的牢房,角落里只有一些肮脏的稻草;他可以在那里好好想想,是照官员的吩咐招供呢,还是甘愿一直忍受那野蛮的折磨,直到他招供为止。

过了几天,他又被拖上堂来,同样的过程又来一遍,直到最后,他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再也忍受不住加在他身上的那些可怕的酷刑,终于招认他确实盗了墓。这正是官员一直在设法求得的结果,因为照中国惯常的审案程序,犯人非得亲手在认罪的供状上画押,才能定罪,才能执行判决。在那从未受过圣贤教化之光照耀的蛮夷的朴拙心思看来,刑法似乎要完全停摆了,因为没有人会情愿签字给自己定罪。

然而这完全想错了。官员自有办法和手段,劝得一个桀骜不驯的犯人恰恰招出那样的供词,足以使他有理由照着他认为犯人应得的分量,把他惩办到底。有牢房,人可以在里面慢慢饿死;有锁链和镣铐;还有结实的竹板,握在粗壮有力的胳膊里,那胳膊从来不会因为一丝怜悯而软下来。这些东西可以那样坚定不移、毫不手软地一直用下去,叫人活着都受不了,那可怜的人宁愿在一百张认罪的供状上画押,也不愿再忍受加在他身上的酷刑。

以上我叙述中国审案的办法,所选的都是在整个帝国里经常发生的案子。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司法制度,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保持着今日中国这样的活力,真是一桩奇事,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守法的品性。今日的官员,作为治理者,其卑鄙下贱,差不多到了人所能想象的极点,可是他一向就是这个样子。他是历代的产物。他精通的那全部圣贤之教,从来也没能造就出一个更好的来。百姓普遍地憎恨他、厌恶他。他是压迫、不公与贪婪的同义词;然而一个人一旦从百姓中崛起,跻身于这个权势的贵族阶层,他就再也不记得百姓对这个阶层的厌恶了,而这个阶层的名字,一切正直的人听了都觉得刺耳。诚然,偶尔也会遇到一位品格高尚、正直可敬的官员,不过他只是证明了这条通则的一个例外而已。百姓对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所表现的爱戴和忠诚,正说明人们是多么渴望有那么一些治理者,能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出点缀人生的某些更高的美德。

官员不受陪审团、判例或律书的束缚,碰到复杂的案子,往往得靠自己天生的机智去查明真相,所以惯于使用一些独出心裁的办法,这些办法会叫我们英国法官的法律头脑大为震惊。在这个国家却并不如此,人们听说了这些办法,都拍手称赞,说它们极其巧妙,显出想出这些办法的人心思是何等精微。下面描述其中的几个,读者或许会觉得有趣。

有一回,一个农夫要上集去,带着两大捆柴火,挂在一根竹扁担的两头,挑在肩上,要从他的田庄挑到邻近的集镇去。临出门时,他的妻子把几码自己织的棉布塞进其中一捆柴里,托他拿到布店去,替她卖个最好的价钱。

到了镇上,他到一个有钱的读书人家里去——他一向把柴卖给这家——问要不要买柴。见人家要买,他便看着把两捆柴照规矩过了秤,收了钱。他沿着那条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街道往回走,心里正庆幸柴这么容易就卖掉了,忽然想起藏在一捆柴里的那块布,他竟全忘了。他急忙折回去,向买主解释说,柴里藏着他妻子的一些棉布,倘若他肯行个好,取出来还给他,他将感激不尽。

那人一口咬定,说柴捆里有什么布,那完全是弄错了。两捆柴都拆开过了,里面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一定是他在路上掉了,要不就是他妻子临了忘了放进去。

农夫十分肯定那块布就在这个富人手里,却又没有法子讨回公道,便慢慢走到官员的衙门,请老爷给他出个主意。碰巧这位官员是一位以破案著称的人物,四乡的人无不佩服。他非常用心地听了农夫的诉说,又问了几个切中要害的问题,便打发一个差役,吩咐那个嫌疑人立刻来见他。那人来了,竭力否认他买的柴里有什么布,还声称农夫捏造这样的诬告来陷害他,应当重重惩罚。「知县」似乎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同情,颇有点偏向他、反对那可怜农夫的意思。他说:「大老爷,像我这样一个有钱人,难道会干出这种下贱丢脸的事,去偷人家一件只值两三个先令的东西吗?」

对此,官员说了声失陪片刻,便走进一间侧屋,叫来一个差役,吩咐他去见那富人的妻子,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招认那块布在他们家里,叫她把布交给差役,由差役拿去交给老爷。她完全信了这番话,便从藏布的地方把偷来的布拿了出来,交给了差役。可想而知,当差役手里拿着那块偷来的布走进来的时候,那个犯事的人是怎样目瞪口呆;而「父母官」把布交还给农夫的时候,农夫又是多么欢喜。官员转过身来对着那富人,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斥责他这种行为的卑鄙。他接着说:「我不愿意送你去坐牢,因为那样会叫你在百姓面前、在你的家人面前丢尽脸面。我的衙门年久失修,你若肯叫个工匠来,把它彻底修葺一番,我便愿意免了你别的处罚。」这一来他足足要花上一百英镑,可见他想偷农夫的那块布,付出的代价是够大的了。

有一天,一位官员坐着轿子在一条路上行走,有个正同人争吵的人拦住他,求他做主,不要叫人欺负了自己。他解释说,他正在路上走着,天下起雨来,看见一个陌生人没有伞,便请他同自己合打一把伞,同路走一程。哪知到了要分手的时候,那人却硬说伞是他的,还把伞硬抢了过去。「知县」说,这个案子颇难断,因为找不到旁证来帮他做出裁决,只是一个人的话对着另一个人的话。于是他判决把伞劈成两半,每人各给一半。

官员的这个判决是不容上诉的,于是两人拿着劈得七零八落的半把伞走了,围观这场路边临时审判的人群看得大乐。他们走出去没多远,这位官员便叫来一个差役,吩咐他跟着那两个人,听他们说些什么,留意哪一个骂他的判决骂得最凶,然后把两人都抓起来,带到衙门,他要在那里对这件事作出最后的裁决。

不一会儿,两个人都被带上堂来,差役禀报说,那个声称伞原本是他的、出于好心才同另一人合打的人,对他所说的审官的不公判决极为愤慨;另一个人则把整件事当作一场玩笑,还大大称赞官员的做法。「父母官」用最严厉的言辞训斥了后者。他斥责这人忘恩负义、心术卑劣,竟用如此无耻的手段来报答人家的好意,并命他买一把新伞,赔给被他欺负的那个人,作为对他罪过的惩罚。他又下令叫他戴枷两个星期,白天在被他诬赖的那人家门前来回示众,夜里关进牢里。这个判决叫人人都心满意足,只有那个被它狠狠整治了的人除外。

要是能把金钱从官员的生活里剔除出去,他就不再是那种他往往表现出来的可鄙角色了。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和蔼可亲,热情好客,有着绅士那样彬彬有礼的风度。在公务上,只要眼前没有贿赂可图,他们一般也愿意把呈到面前的案子断得公道。在某些方面,他们也很值得同情。由于谁也不能在本省做较高的官,所以他不得不远离家乡和亲友,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这些人说的往往是同他不一样的话。诚然,他的妻子儿女随他到了新的任所,可是他们无时无刻不盼着回到亲族聚居的老家去。做官意味着权势,意味着发财的方便;然而也意味着暂时离乡背井,远别祖宗的故土,还时时有危险,万一他的什么过失或劣迹败露出来,便要被上司牵连进是非里去。

第十四章中国的小贩

中国人节俭——一点不糟蹋——正经开铺子的以外,还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卖糖的」——他的各色糖食——「卖酸甜的」——卖布的小贩——细细描写他——卖猪肉的——卖首饰的——算命先生

中国人是一个节俭的民族。严酷的生计,加上遍地的贫穷,把千千万万的人逼到了饿死的边缘,迫得这个民族不得不讲究种种节省之道,那是西方富庶之邦的人连听也没有听说过的。无数的人离赤贫只隔着窄窄的一线,这一点,只要看在中国吃的东西从来没有一点糟蹋,便可略知一二。「任意浪费,必致匮乏」这句俗话,寻常百姓会很难懂得,其实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都会很难懂得。历朝历代,饥荒总在中国的大片地方肆虐,人们为了单单吃饱肚子,一刻不停地拼命挣扎,这就仿佛给食物罩上了一圈灵光,凡是我们当作无用甚或有害而扔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随手糟蹋了就跟亵渎神明差不多。

有一回我在内地旅行,船老大忽然大发雷霆,把我搅得不得安宁。他显然被船上一个伙计气得忍无可忍,用最重的话骂他。他们正围着那口大饭锅吃晚饭,碗里盛着下饭的菜,每从碗里夹一口,船老大的火气便又冒起一阵,骂得更凶。「到底出了什么事,」我终于问道,「吃顿饭怎么吵成这样?」「什么事!」他答道,「事情可大了,够叫人像我这样气个半死的。你看见这个人没有?」他一边说,一边拿筷子指着那个挨骂的罪魁。「今天下午我叫他上街去买些蛎子,晚上好下饭,他却没有那个脑子,也没有那个鼻子,买不来好的。他让卖货的骗得一塌糊涂,这些蛎子不光是有点变味——那倒也不要紧——简直是发臭了,那股味道冲得很,我们差不多一吃就要呕出来。」「那你们当真还要吃它?」我问道,脸上一副惊愕的神情。「吃!当然要吃,你总不至于叫我们把吃的东西糟蹋掉吧?钱是付过了的,我们哪里赔得起这笔钱呢。」于是全船的人照旧把那些又难吃又伤身的东西一口一口塞进嘴里,一面不住地埋怨那个害大家受罪的人;那人为了遮掩自己的过失,却装出十分满意的样子,吃着那些隔老远就闻得到臭味、差不多已经腐烂的蛎子。

食物这样金贵,人们不但把那些合口有益的东西看得紧紧的,就连英国穷人也认为根本不能下咽的东西也一样珍惜,这清清楚楚地表明,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离一贫如洗、衣食无着的边沿是何等之近。结果是,广大民众为了单单活下去而苦苦挣扎,想要保住性命的那份心思,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不过单是贫穷,也还养不成民族性格中的这一点,要不是这个种族骨子里本来就有一种勤劳的天性,渐渐养成了浸透社会各个阶层的勤劳习惯,那是做不到的。

中国有一位大思想家,曾把全国的人口粗分为四等,就是士、农、工、商。商人什么也不出产,不过倒卖别人亲手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在世人眼里地位最低,被认为对社会的用处不及其余三等。士是思想的人,没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的智识与文明都无从提高。农是耕种土地、出产全国粮食的人。没有他们,百姓就要饿死,不然就要退回到太古时候,不得不到林子里去追捕野兽,过那种朝不保夕的苦日子。工则供给社会日常生活中一切必需品和享用品,凭着手艺把原料变成千百种样式,为全国百姓的身家居处带来种种便利。

商人既不首创什么,也不发明什么,所以他对国家财富的贡献,是没法同其余三等人不断为社会所作的贡献相比的。然而,尽管派给他的地位低下,商人在公众眼中却十分显眼,因为中国人除了种种别的本领之外,还是一个满腔热爱做买卖的人。

帝国的大小城镇店铺林立,那些头脑之精明,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打算着怎样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全国各地按时举行的集市与庙会,也是人们乐于赶赴的去处,农民们在那里可以尽情满足全民族那份讨价还价的嗜好。

不过,在那些有本钱、有铺面做买卖的正经商人以外,还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小贩大军,到处都碰得到他们,他们是一种公认的行当,补上了正经店铺未必总能满足的一项需求。

我要描写的头一种,是「卖糖的」。这个走街串巷卖糖果的,是所有靠向公众兜揽谋生的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的全副家当是两只箩筐,筐上搁着木板,他把那些美味精心摆在板上,好叫老老少少都被吸引过来,使他进的货很快变成现钱。到那时,他就可以因为这些诱人的货物卖得这样快,满心欢喜地回家去了。凭着以往的经验,他确切知道该把这两筐诱人的货物放在什么地方,才能离那些可能成为他主顾的人近在咫尺。通常是放在一株大榕树枝叶伸展的浓荫底下,闲人们聚在那里乘凉,凉风总在那些几乎平伸出去的巨大枝干底下游荡,那些枝干仿佛是要替前来躲荫的人挡住那火辣辣的大太阳。要不然,他就站在两条或几条路的交叉口,那里行人不断,而且他也许知道附近住着不少孩子。

他刚在指望开张的地方站定,便大模大样地拿一把大剪刀弄出铿铿锵锵的声响来,那剪刀很像英国裁缝裁衣服用的那种,他却是用来给买主剪一段一段的糖。这把剪刀叮当一响,凡是听得见的孩子们都像着了魔一般,馋得口水直流,围拢到他的箩筐旁边,出神地瞧着摆得那样诱人的一大片好东西。

孩子们大多身上带着几文钱,可是迟迟不买,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拿定主意要把钱花在哪一样上;再说,叫卖糖的等着,也让他们显得颇有身份。卖糖的却极有耐性地等着,他知道只要露出一点不耐烦,主顾们就要散去,而凭着耐心和手腕,他准能把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文钱都掏出来。

他的货色有一大块一大块美国人叫作花生糖的东西。顾名思义,这是用上好的白糖和花生合起来做的。两样东西放进一口大锅里一起熬,搅了又搅,直到完全调匀,熬成稠稠的一团,可以倒到木板上为止。然后让它稍稍凉一凉,用木擀子擀到一定的厚薄,就可以吃了。

糖和花生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又香又润的好东西。花生给糖添了一股果仁的香味,糖又把自己的一些甜味渗进花生里,几种滋味调在一处,各个阶层的人都爱吃。

除了花生糖以外,小贩还有一种很细巧的糖,分量轻些,却一样受欢迎,因为同样的钱可以多买一些。做这种糖的原料是湿糖,制糖的人尽量把它做得洁白。把它放进一口大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熬。过了一些时候,经火一烤,它就变成很稠很黏的一团。到了火候,便把它从锅里取出来,挪到一块木板上,用灵巧熟练的手指把它搓成两三码长的一条。

接着便开始一道十分特别的工序,要把我们眼前这东西的性质整个改变过来。先是用巧手把它拉长,一直拉到再拉就要断的地步。然后把它对折回来,再拉到将断未断,这样一回又一回,直到做成为止。

经过这样一番特别的摆弄,这糖起了极大的变化。它原来是深色的,几乎发黑,现在变成了金黄色;原来又密又沉,现在又轻又酥,切成一段一段出卖的时候,每一段都像是从芬格尔洞里取出来的一根钟乳石。咬上一口,它在嘴里立刻就碎了,只听得一阵脆响,闻得一股异香,还没等人回过味来,糖已经化掉了。

孩子们的馋眼在这些美食中间还会看中另一样东西,那就是糖稀做的糖,做法和家里做的一般无二,只是切成小方块,一文钱一块,一文钱大约合两先令的千分之一。这糖便宜,所以销路好,因为它经得起含上好一阵子才化完,这对一般买主是一个要紧的考虑,他们手头通常都不怎么宽裕。

此外还有真正的冰糖,不是一条一条的,而是从糖坊里出来时那样的一块一块。另外还有许许多多裹了糖的各色吃食,样样都有人爱吃。小贩那熟悉的吆喝一响,一小伙一小伙的买主从四面八方赶来,看他们怎样从木板上那些摆得十分诱人的货色里挑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孩子们的口味是何等五花八门。

另一个很受欢迎的流动商人,是大家通常叫作卖「酸甜」的那一位。他和上面说的那个人一样,最照顾他生意的是孩子们,不过他也有相当一部分货是卖给各种年纪的人的。他的货色全是水果,制得那样诱人,那样叫人着迷,所以只要那宣告这位迎合大众口味的人来了的小铃铛一响,大家便都准备伸手到口袋里掏钱了。

中国人日常所知道的最受欢迎的水果,他差不多样样都有。他有杨梅,粗粗一看很像草莓,其实大不相同,因为它有一个大核,而且就是熟透了,也还带着一股明显的酸味。为了迎合对这果子该怎么吃各有主张的人,他把杨梅做成好几种不同的样子。有的只撒上一丁点儿糖,酸与甜调配得恰到好处,买的人慢慢吃时,两种滋味都清清楚楚尝得出来。有的又用糖浇得透透的,天然的酸味差不多全没了,只剩下一点点原来的本性,来冲淡那过分的甜腻。还有的放在太阳底下晒,晒到汁水差不多干了,再用盐水泡过,咸味和酸味合在一起,竟有人爱得不得了,叫人很难理解。

这些杨梅五个一串,串在细细的竹签上,买的人用手指捏着竹签,可以一个一个地捋进嘴里,手指却不会弄脏。这种美食通常卖三四文钱。

除了这些,还有乡下来的李子,样子鲜美的桃子,以及肥大的芒果,都浸在糖里,糖不但使它们不致腐烂,还给每一样添了一种新的滋味,偏爱某一样的人尤其喜欢。还有,在这些货色当中,有一种水果总是不愁销路的,那就是轮船和大商船从遥远的中国北方天津、牛庄运来的小苹果。

这种苹果熟透了的时候,脸蛋红扑扑的,很像从美国运来、在伦敦和英国各地由推车小贩叫卖的鲍德温苹果,只是个头小,大约只有寻常英国苹果的四分之一大。把它们压扁,整个儿浸在糖里,直到糖完全渗透为止。然后串在竹签上,这总是卖「酸甜」的拿出来招徕公众的头等货色。因为它们是从老远的地方运来的,路上走了很久,更容易坏,所以比别的本地货贵得多,只有手头较为宽裕的人才买得起。

这个小贩有一种吸引力,总能招来一群老老少少,他们通常就在当场享用买来的东西。有的站着彼此闲谈,一面用牙齿慢慢嚼着那香甜可口的东西。另有一些天性好沉思的,就摆出他们最爱的姿势,蹲在自己的脚跟上,全神贯注地品味心爱的果子里的滋味。人声嘈杂,小贩妙语连珠,过往的人群想凑过来又没有工夫,再加上那大太阳把光芒倾泻在这片景象上,这一切合在一起,使这样的聚会显得很有画意,叫人看了很是喜欢。

另一个出名的小贩,很受家庭主妇欢迎,那就是卖布的。他的模样很好认,因为他每天都在那一片地方上来回兜一圈,日子久了,按照惯例,他便把那片地方看成是专属于他自己的了。很有可能,他这份权利还是从他的前任手里买过来的,就像我们那里一个医生买下一处诊所,成为那位退休医生的正当继承人一样。

他的特征是把全部货物都扛在一边肩膀上。要是换个地方扛,在保守的中国人眼里,似乎他就不配干这一行了。他背的货通常有一百多磅重,除非是像大力士山多那样的人,否则要一天又一天、每天一连好几个钟头地扛着这样沉重的分量走下去,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可事实是他们就这么扛着,而且看样子并不怎么吃力。这些人一般都是身材矮小,筋骨结实,看他们一路稳稳地小跑,既不喘气,也不出汗,人们往往会以为他们扛的货远没有实际那么重。

为了满足他那一片地方各家妇女的需要,他得随身带着她们可能要的每一种衣料的样品,此外还要带上大量穷人家穿的普通布料。这些货他非带在身边不可,因为他得趁着主顾眼下的需要,趁着他那番口才在她们心上留下的印象,把货卖出去。要是他指望她们明天再来买他眼下拿不出来的东西,等他把货带回来时,也许会发现她们心思变了,或是手头缺钱了,这笔生意就做不成了。

这个卖布的小贩实在是一个很开通的人,在提倡衣着上的开明观念这件事上,是一个真正的先驱。中国人在衣着上唯一的理想,就是蓝布。正像面包在英国是大众的主食一样,蓝布在中国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典型,被认为是全国百姓穿衣用料的正宗。各地的平民都拿它做衣着的根本。农民都穿这种颜色暗得叫人难受的布。寻常的苦力,各行各业的工人,都顺着这股民族的本能,难得穿别的东西。只有家道殷实的或是十分富有的人,才跳得出这种对蓝布的普遍崇拜,平日穿绸着缎。

不错,妇女们在盛装的时候和逢年过节,除了蓝色以外,也有几样鲜艳的颜色,可是在寻常的日常生活里,蓝布依旧称王,压倒一切,屹立不移。

可是现在,这个小贩正在慢慢地引起一场革命,至少在妇女们的理想上是这样。为了推销自己的生意,他把中外有进取心的商人从西方引进来的最新花样和最吸引人的货色带了来。他手里没有大批存货,非要先卖掉才能进新的时兴料子。他所有的东西,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扛在肩膀上,卖完了,他就再到商人那里去,挑选另外一些货,凭经验他知道这些货会引起他沿路碰到的少妇和姑娘们的注意,引得她们向他购买。

毫无疑问,这个人在妇女中间引进新观念时,得到的最大帮助是基督教。凡是接受了基督教的地方,家庭生活都起了一场彻底的变革。妇女的境况不但有所改善,她们的地位也明显地提高了。她们不再听凭异教社会的「慈悲」去摆布,受她们随时可能遭到的种种侮辱。每当有什么冤屈要加到她们头上时,教会总在她们背后,挺身出来为她们辩护。一股新的力量已经来到这片土地上,为她们要求种种权利,那是以往的任何法律、任何传统连做梦也没想到要提的。

除了这一切,还有对福音的信仰所带来的种种新做法。在中国,有一个几乎等于法律的习俗,就是年轻妇女不能在街上抛头露面。她们出嫁以前必须待在家里,出嫁以后也要待到上了年纪为止。街道和大路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路上见到的妇女寥寥无几。上了年纪的妇女,也许还有十岁以下的女孩,以及婢女,倒还碰得到,可是黄花闺女和新婚的少妇,无论在大路上,还是在乡间的小道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中国的道德,尽管有圣贤传下来、浸透到百姓各个阶层的高尚理想,却还没有高到可以让妇女享有基督教国家妇女那样的自由。如今基督教已经开始引起一场显著的变化,把中国妇女从偶像崇拜的制度加在她们身上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不论老少,礼拜天都得去做礼拜。不准有什么分别。十八岁的姑娘,本来一连几年都不会出门一步;新婚的媳妇;刚刚许了人家的闺女;连同儿女都已长大成人的老太太,以及来去随意的老祖母,都要按时去做礼拜,除非万不得已,一概不准缺席。

如今,礼拜天是基督徒妇女一个星期里最快乐的一天。她们走出狭窄局促的家门,来到阳光底下。她们在教堂里碰到许许多多同性。她们看到新的面孔,得到新的想法,对人生有了更宽广的见识。她们瞧着各式各样的衣裳,结果是第二天小贩转到她们那里时,就会接到订货,要些新样的料子,那是她们要不是在教堂里见到别的妇女穿着显得那样好看、那样合身,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可是听!一阵海螺声响了起来,吹螺的人肺力十足,又懂得怎么吹才能吹出最大的响声,叫它沿着街道一路回荡。用不着问来的是谁,人人都心里明白,是卖猪肉的快到了,于是每一个正在张罗饭菜的主妇都数起自己的铜钱来,看看今天吃不吃得起猪肉这份奢侈。

猪肉之于中国人,就像牛肉之于英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和欧洲人聚居的地方,牛肉是很难见到的。在中国内地,帝国的每一座城里,肉铺比比皆是,可是要找一家牛肉铺,那得找上好半天。在一个十足保守、恪守正统的中国人看来,宰牛卖肉是极不道德的事。他会告诉你,牛帮着耕田,所以是全国粮食的出产者,为了报答它们的功劳,应当免了它们被宰来吃的那份屈辱。谈到吃牛肉的问题时,一个正统的儒家信徒就是这样说话的。

对猪,或者对任何别的供人食用的牲口,却没有这一类玄学的议论。猪的畜性和在任何别的国家里一模一样,在这个远东之国长大的猪,要是运到爱尔兰人的小屋里,那里的猪绝不会发觉有个「外路货」闯进了它们的家。

作为家畜,猪在这里也有它在不列颠诸岛上那种叫人不痛快的习性。它爱在泥浆里打滚,爱吃垃圾和别的不干不净、连马和牛都绝不肯碰的东西。总的说来,它是一种安静、不惹事的牲口,到处转悠找吃的时候,并不去妨碍邻居的安适或自由。可是一到平常吃食的钟点,要是女主人忘了在它的槽里添上些有分量的东西,它就会尖叫,会哼哼,闹得天翻地覆,为了一家的安宁,非得赶快想法子喂饱它不可。

要不是它那些下贱、不体面的习性,猪无疑早就成了中国人的国家象征,而不是那神秘莫测的龙了,诗人会歌颂它,画家会在画中使它不朽。然而它身上浪漫的气息太少,配不上这样的荣耀,不过毫无疑问,它是整个十八行省里最受欢迎的动物。语言中表示肉食的那个唯一的字,指的就是猪肉;在四万万百姓当中,到吃饭时叫人人眼睛发亮的那道家常美味,就是用这种牲口多汁的肉做成的。

前面已经说过,卖猪肉的小贩是凭着他吹的海螺那震耳的响声让人认出来的。他的家当再简单不过。只有两只箩筐,一只上面铺着一块木板,猪肉精心摆在板上,好引得想买的人买下他们要的东西。另一只里随便丢些零零碎碎的杂物,因为小贩其实用不着它,它的主要用处是起一种平衡的作用,好让他把担子挑在一边肩膀上的竹扁担两头,挑起来舒服些。

猪肉旁边放着一把大砍刀,他用它切下主顾要的肉块,还有一杆秤,称卖出去的肉。他在几户人家门前把担子一放,周围马上就聚起一小群人,其中有些人带着自家的秤,好验一验小贩的秤有没有做过手脚,克扣他们应得的分量。

有时候小贩卖的是灌过水的猪肉,大家就大为不满,除非他大大地减价,谁也不肯买他的。灌水是各处屠户中间盛行的一种恶习,为的是能把肉以较低的价钱卖给赤贫的人。办法是在牲口刚宰之后,顺着主血管把大量的水压灌进去,直到全身都浸透为止。由于灌进去的水把血冲了出来,肉就显得苍白,没有血色,秘密便泄露了,小贩想要瞒过公众,就把宰牲口时流出来的血涂抹在肉上。这是这一行里普遍的做法,虽然它骗不了任何一个人,也没法使猪肉有没灌水的肉那种鲜活的样子。

无疑,这种恶劣的做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小贩可以卖得便宜些,而穷人的铜钱少而又少,宝贵得很,要是他们得付没灌水的肉所要的高价,这道全国人的美味,他们当中大批的人就肯定更难吃得到了。

看着围在小贩身边的那一群人,留意中国人在一切讨价还价的事情上是何等精明,是很有趣的事。做买卖的本能深深扎根在他们心里,他们似乎单是讲价还价本身就其乐无穷,最后争到几文钱,便算大获全胜,而这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点好处,我们是不屑为这桩交易花什么工夫的。这里来了一个人,显然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神气十足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杆秤,仿佛要把小贩的全部货色都买下来似的。他说了许多贬损这猪肉的话,一口咬定肉的成色很差,吃起来一定很老,然后挑中一块似乎合他眼的,叫小贩给他切下来。

小贩切了下来,用自己的秤一称,称的时候,他给自己留了宽宽的十六分之一盎司的余地,好多赚一点,也免得自己在分量上吃亏。买主眼睛尖得像鹰,满腹狐疑地盯着这一称。中国人都是摆弄秤杆的行家,想叫它称重就称重,想叫它称轻就称轻。再说,商人们没有必须遵守的标准,也没有度量衡稽查员帮着叫他们守规矩,所以买卖双方为了货物的真实分量,总是磨擦不断。

那人说:「让我来称称这块肉。」他把肉挂在自己秤上的钩子上,十分仔细地摆弄了一番秤杆,然后宣称这块肉比小贩要算他的分量轻了十六分之二。这一来两人便争吵起来,各自称了又称,向围观的人申诉,甚至向老天爷申诉,说自己的话句句在理。最后这场争执以两下对半分摊了结,这大概正是这块肉的真实分量。那些站在买主一边的人——因为他们待会儿称自己买的肉时,也要和小贩争上一场——便宣称天理得到了伸张,现在人人都该满意了。整个争执的数目大约只有六分之一便士,而了结这件事足足花了十分钟,其间围观的人还一再郑重其事地向天地申诉,向小贩和买主的良心申诉,为了一笔无论从哪一方看都如此微小的数目,闹出这么一大场风波,实在显得可笑,简直是得不偿失。

事情和和气气地了结了,双方都保住了面子,小贩便用一根从山涧边采来的灯心草把肉捆好,灵巧地打一个环当提手,递给那人。马上又有一个邻家的老太太挑了一块,正好二盎司重,为此她付给他大约合一个半便士的铜钱。用不着纸来包,因为灯心草又派上了用场,她用食指勾着那个环把肉提走,既不会有失体统,也不会让手上可能沾着的灰尘弄脏了肉。

另一个很受欢迎的小贩,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挎着一只毫不起眼的篮子,挨家挨户地走,篮子里装着各色首饰,都是中上人家的妇女平常戴的。这些东西在城里任何一家金银铺都买得到,可是年轻妇女不准自己出门去逛这些铺子,所以她们很欢迎这位上门的首饰贩子,可以从她的货色里挑选自己想买的首饰。

首饰在中国妇女的穿戴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她们在最冷的天气里,或是在盛夏太阳火力全开、倾泻着炽热光芒的时候,都不戴帽子,所以一个妇女的头发上若不插着若干支金簪或银簪,手腕上若不戴着镯子,就算不得穿戴齐整。此外,她还得戴几枝花,或是鲜花,或是假花,才算打扮得够体面,可以见客或是出门。礼数在这一点上极严,就是在最下层的人家,一个到了可以出门办事年纪的妇女,也必须戴上耳环,头上插花,否则就要大大地招人猜疑。

首饰的种类十分繁杂。戴在头上的是长长的、样子像匕首的簪子,用金子打成,镶着翠鸟的羽毛。它们其实是为了给发髻增添美观,并不是为了不让头发散下来,因为头发是用红丝线扎住,又抹了油膏的,用不着别的东西帮忙就能固定在那里。

其次要紧的是镯子,各个阶层的妇女在梳妆打扮上都很看重它。镯子大多是用金、银和玉石做的,价钱从几先令到几英镑不等。

富人家喜欢很贵重的镯子,每只胳膊上戴好几只。穷人家的妇女能买得起一只银镯子就心满意足了,而最下层的人连想也不敢想这样的奢侈品。

耳环则是每一个妇女都戴的,不论她的身份如何。女孩到了五六岁,就要穿耳朵眼。可能的话,要在十月初十这一天穿,因为人们相信,那是一年当中唯一的一个吉日,穿了耳朵眼不会发炎。不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穿耳朵用过的针必须丢进最近的一口井里。

耳环的式样因地而异,一个观察力很强的人,看看一个妇女耳环的形状和大小,就能说出她是哪一带的人。笔者熟悉的某一个县里,耳环大得出奇,直径有好几英寸;大到这个地步,一个吃奶的孩子可以把胳膊伸进一只耳环里去,母亲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位女小贩在相当大的一片地方里,有数不清的人家可以让她施展手段。她通常是一个口齿伶俐、能说会道的妇女,深知女人的弱点和她们对华丽服饰的喜爱。她带着大批首饰,摆弄展示的手段高明之极,女人们不知不觉便被引诱着买下了她们并不真正需要、本来也无意购买的东西。

然而,这么多精美诱人的工艺品摆在眼前,实在叫人难以抗拒,这位精明的商人便把篮子里的许多东西卖给了买得起的人。结果,这些小贩当中有些人积年累月,竟挣下了一笔不小的家私,使她们晚年能过得舒舒服服,相当富足。

我认识这样一个妇女,她是一个银匠的妻子,银匠在一座人烟稠密的城里一条大街上开着一家铺子。生意很兴旺,因为铺子名声好,店主又精通手艺,做出来的东西城里别的铺子都比不上。然而,兴旺的真正秘诀不在于柜台上卖出去的东西,而在于他妻子卖出去的东西。她相貌很平常,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又目不识丁,因为这家人是从极卑微的境地发达起来的。然而她是一个天资很高的妇女,有精明的常识,不管说什么,都能说得有力,说得动听,叫人非常信服。

她决定亲自出去当小贩,卖出比铺子里所能卖出的多得多的货,好扩大他们的生意。她肯这样做,显出她刚强独立的性格,因为干这一行的女人,得准备碰上许多钉子,这一行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不怎么体面的。她坚持自己的主意,结果铺子的生意被她带得紧锣密鼓,好供应她源源不断卖出去的大批货物,经过多年,照中国人的眼光看,他们已经相当富有了。

另一个小贩,志向不像刚才说的那一位那样远大,他的营生是到他相熟的各户人家去转,收买纸钱烧给木偶之后剩在灰里的锡箔。中国人相信,偶像要肯替信徒出力,就必须用钱去贿赂它。拿国内通用的真钱去供奉,他们也愿意花一些,可是得有个限度,于是为了让神明以为自己给了它们大笔大笔的钱,他们发明了一套纸钞的办法,有代表元宝的,有代表金币的,也有代表寻常铜钱的,都按百扎成一束。锡箔打得薄到几乎不能再薄,用来代表比较贵重的金属。锡箔本色的算是银子,信徒要拿金子去讨好偶像时,就把它染成黄色。这些不同颜色的锡箔糊在一定尺寸的粗纸上,然后在偶像面前烧掉,人们认为偶像不够聪明,不知道自己受了骗。要是献上代表一百元的一百张,就相信神明因此富了那么多,已经把钱收藏到它那看不见的库房里,那里积攒着数不清的钱财。要是烧了一百张金的,偶像就更加高兴,准备降福给信徒了。

纸烧过以后,锡箔落在灰烬里,庙里的和尚仔细把它收集起来,过些时候卖给打锡箔的,他们可以把这些材料再加工,日后又拿来供奉偶像。有些香火较旺的庙宇,里面的神明据说能给信奉它们的人降下大大的恩惠,从这些烧焦了、皱缩了的锡箔得来的收入相当可观。有一座有名的庙,有时候前来朝拜的香客成千上万,多达几十万人,个个都烧些这样的纸钱,那些烧焦了、看来毫无用处的锡箔,一年竟能卖得几千元。

我所描写的这个小贩,同收买庙里的废锡箔毫不相干。那是掌握在各庙主事的人手里的,他们卖了它来应付日常开销。他的生意是在他所走的那一圈地方里的各户人家。这些人家每逢想求家神赐什么恩惠,多少都惯于拿钱去贿赂它们。凭着中国人那份节俭,他们总是仔细地从灰里把神明受骗以为是贵重金银的东西拣出来。第二天小贩转到这里时,便以几文钱的价钱卖给他,这样,这些锡箔就起了两重作用,既贿赂了神明,又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近来,这个人在收买烧过的锡箔这一本行之外——中国人通常就是照这一行来称呼他的——又兼做收破烂、收骨头的买卖。本章开头已经说过,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糟蹋,在英国会被扔进垃圾堆、第二天由垃圾车拉走的东西,在这里都要仔细收起来,留着卖给这个小贩。比方说,一个沙丁鱼罐头打开了,看来已经只是个累赘,毫无价值了。中国人可不这么想,他把它搁在厨房的架子上,等到收锡箔的吆喝声传来,宣告他来了,就把它拿下来,换上几文钱,加进他那一堆看似无用的破烂里去。

杀了一只鸡,所有的鸡毛都精心留着,就连吃剩的骨头也收拾起来放在一边,留着明天去卖。凡是煤油桶和空瓶子,除非女主人小心看着,都会神秘地不见了,谁也似乎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可是那个小贩,要是他肯把自己知道的全说出来,倒能确切告诉你它们在哪里,他卖了它们赚了多少钱。

奇怪得很,各种小贩的性格,似乎都受了各人所干那一行的影响。卖猪肉的有一股粗豪爽朗的气派,他吹起海螺来,仿佛他是一支入侵大军的前锋。卖「酸甜」的特点是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容,脸上似乎总挂着可亲的笑容。他同孩子们打交道,时时想博得他们的信任,这无疑大大促成了他脸上这种和悦的神态。卖布的小贩却正相反,面容严肃庄重,仿佛他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任,可以说是时尚的阐释者,又是把洋货引进一个惯于把凡同「化外蛮夷」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看作国贼的国度来的人。

收锡箔的这一行,无疑把他的品格败坏了。他通常面色苍白,身体瘦弱,一副家道中落的样子。他走路畏畏缩缩,仿佛每到一个路口都嗅出有巡警似的,他看人时总是斜着眼睛瞟,显然生怕一旦正眼看你,你就会看穿他内心深处的堕落。

除了上面我试着描写的这几种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小贩,在各自的方面也同样有趣。比方说,有卖菜的,有卖水果的,还有专卖针线带子的小贩。还有挑着流动厨房的小贩,以及深夜里随时都可以在街上碰到的、专为抽鸦片的人卖猪肉丸子的小贩,抽鸦片的人偏爱这一类美味。还有一些小贩,只在晚上大约九点钟以后才出来,一直到天快亮、晨光要驱散夜色的时候。这些人带着可以挑着走的炉子和充足的热饭,守在街角。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单要满足街上那些晚归游荡的人的饥饿,还要迎合他们挑剔的胃口,所以备好了大量的面线,还有一种很可口的蛎子稀饭,好引得那些本想匆匆赶路回家的人停下来。

有一种人,严格说来虽不属于我所讨论的这一类,可是他一辈子都在街上谋生,所以我要试着描写一下,那就是算命先生。他在某条大街边上的一个角落里,那里人群终日川流不息,他恰好避开了在他身外汹涌的人潮。他的家当是大约十二根竹签,每根上都刻着谜一般的句子,在能看透冥冥之中奥秘的人心目中,这些句子里藏着每一个来求他揭示未来的男男女女的命运的线索。他还有一只文鸟,关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人们相信它是神灵的传话人,能帮着把神灵所掌握的世人的秘密稍稍揭开一点。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人从人群里走出来,一脸焦急,脸上罩着一层深深的阴影,把所有的光彩和欢乐都赶跑了。算命先生立刻全神贯注,那只文鸟也出于它自己的利害打算,竖起脑袋,用一种心领神会的眼光瞧着这位主顾。那人显然为心里盘算的事苦恼不堪,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倾诉起自己的苦处来。原来他和一个邻居为了他眼下住的那所房子在打官司。他一口咬定这个邻居是个十足无赖的人,没有良心,不知道敬畏上天是怎么回事。那人硬说房子是他的,其实他对这房子一丝一毫的权利也没有;可是他属于一个有势力的宗族,手头又有的是钱,所以他怕强权压倒公理,自己会丢掉产业,弄得无家可归。他解释说,案子已经告到本地的官员那里,可是他没有钱去贿赂官员和他手下的小吏,而他的对头却在给他们个个送厚礼,所以他担心等到审案的时候,官老爷会判他的对头胜诉。他现在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打赢这场官司的希望。要是算命先生能在这件事上给他一点指点,叫他放下心来,他就感激不尽了。

这些算命先生都很会看人,他们知道人们求问时总喜欢听到吉利的回答,所以他们把答话做得像德尔斐神谕一样,日后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解释成吉或者凶。这人极其专注地听着,脸上带着精明的神色,随着那故事越说越紧张,他把头左右摇晃,仿佛听了这番叙述深受感动。

故事说完了,他把那十二根占卜用的竹签往膝上的一块小木板上一撒,问求卦的人要不要请鸟儿帮忙,因为那样要多花一点钱。那人表示愿意,小笼子的门便打开了,那只鸟一直用渴望的眼光看着整个经过,这时跳出来,用嘴啄一啄其中的一根竹签,仿佛神灵差遣它特地挑出这一根,里面装着神灵对这人要求窥探未来的答复。

鸟儿等了一会儿,算命先生在它面前丢下一粒米,它马上啄起来,又钻回笼子里,开始梳理羽毛,一面留神看着过往的行人,显然盼着很快又会被叫出来,再挣一粒米。

算命先生这时拿起那根竹签,大声念出上面刻的字,然后断言他的官司一定会赢,老天爷会出面挫败他对头的恶意,他可以放宽心回家去了。在西方人看来,竹签上的话含糊之至。签上说,那条在群山之间流淌、一度隐没不见的河,又从一座山岬的弯角处重新出现,不久就会一直流到那殷切观望的人脚下。那条河据说就是叫这人发愁的官司,它的隐没不见,就是他对官司最后结局的忧虑。它在似乎已经消失的时候突然转出来,表明这件事会有好结果。

然而,要是官司判他输了,算命先生就会推卸责任,说他把那条回流的河所示的征兆看错了,那其实是神灵给他对头的一个吉兆,他的对头终究要在这场争房子的官司里获胜。

这人刚走,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说他想从神灵那里求个指点,为了一件叫他有些挂心的事。他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差事,东家是个雇工的,素来有虐待手下人的名声。他说他很想找个事做,可是宁肯再闲上一段日子,也不愿受虐待,最后被迫辞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人家给他的这份差事稳妥不稳妥,还是该回绝呢?

竹签又被随随便便地撒在木板上,那只文鸟在年轻人讲他的事情时一直瞧着他,这时被放出笼子,用嘴啄一啄其中的一根竹签,然后等着丢在它面前的那粒米。算命先生仔细看了看签上的字,又一次用神秘莫测、谜一般的口气说出神灵对这件事的主意。这话含糊得叫人摸不着头脑,那年轻人便表示,他不愿冒接受这份差事可能招来的麻烦,干脆现在就拿定主意回绝它;他面带笑容,说了几句客气的道谢话,便消失在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了。

我就以这个人来结束这一章,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在街头谋生的人,他们的故事和他的一样有趣,都显示出一个崇拜偶像的民族独特的思想方式,以及他们为满足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需要而过的那种艰辛的生活。

第十五章中国人生活的阴暗面

中国人道德上的几个方面——他们的宗教并不过问人的品行——重大的道德问题由天来管——中国社会中可厌的几种现象——不贞——满口秽语——嗜赌成癖——实例数则——不法之徒为数众多——鸦片之害——种种恶果

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相对说来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常常叫久居其间、在他们的社交和家庭生活中细细观察过他们的外人感到欣慰,同时也感到困惑。这种情形并不是他们所奉行的那种通俗的宗教造成的,因为那种宗教似乎丝毫也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比方说,一个出了名的坏人,会跑来向某尊他深信不疑的偶像献上最丰厚的供品。他站在偶像面前,恭恭敬敬,求它赐福给他和他的家,保佑他免灾免难;可是等他转身回家的时候,他还是进庙以前的那个人,一点没有两样。

人们并不认为偶像同人的品行有什么相干。小偷、败家子、赌徒,都夹在人群里,沿着山坡蜿蜒而上,去拜比如说观音菩萨的神龛。他们烧香、上供,供在那尊面目慈祥的偶像跟前;而她呢,温柔的面容上似乎正透出一丝笑意,看上去对他们一视同仁,都十分满意。那积恶不悛的罪人,和那羞怯腼腆的小媳妇,在她眼里好像全是一样的。

另有两股力量,完全在一般百姓的宗教所设想的种种力量之外,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扶持正义有着极大的影响,人们通常称之为「天理」。凡是牵涉到道德问题,或是关系到某条正义的原则,人们就要搬出这两个字来;它所具有的威力,在中国人的全部思想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

遇到有争执的事情,人们从来不请偶像来作证,却要请天来作证。大家觉得,一个人既然敢呼唤那个伟大的名号,请它来为自己所说的话作见证,那么他的话就不可轻易不信。人们常说「天有眼」。一个人若是不顾死活,举手指天,请天来证明一件他明知是假的事,大家便深信不疑,不久之后,天一定会降下灾祸到他和他一家的头上,昭示它的震怒。

凡是违背了公道这条大法,或是损害了别人的名声,据说天都看得极紧,到了时候,它就要叫犯罪的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中国的两位大圣人孔子和孟子的著作,在使这种观念长存不衰上出了很大的力;这些著作实在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圣经》,它们对每一代的读书人和思想者所施的影响,又通过他们影响到全体百姓,总的说来是极为有益的。

可是有一件事非常奇怪。人们坚信,凡是关乎良心的事,或是牵涉到重大道德问题的事,天总要出面惩罚作恶的人;可是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犯下的种种恶行,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伟大的力量会觉得不妥,也没有人认为它会费心去查问他的行为,对他施以赏罚。

结果是,在那些可以称为社会美德的方面,道德风气十分松弛。天是一个伟大的、无人格的力量,它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纠正不公,为人间的冤屈报仇;一城的百姓向它呼求,它便把雨降到久旱焦枯的地方。人的生死由它决定,人的祸福也由它决定;可是真神心中深藏着的那种为父的慈爱,人们却认为在这个伟大而可畏的力量里是没有位置的。只要人不去触犯它为治理世界而定下的律法,它就任凭人们自己去过活,过得好过得坏,各凭本事。

所以人的情欲有着极其宽广的活动天地,其结果就是,中国人决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说他们比别的东方民族更不道德,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人们觉得约束自己的,不过是一个无人格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又不大过问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真正的基督徒所奉行的那些持家之德,就一定会被忽视、被抛在一边。

就中国人而言,上面所说的事实,有外国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医院的病案可以充分证明;另外,在帝国各地,每一座城镇,乃至集市上,甚至较大的村子里,都有一套周密的制度,专门满足那处处存在的社会丑恶。

这种普遍不顾贞洁的现象,虽说是一场可怕的悲剧,却有一点多少减轻了它的程度,那就是它总是被小心翼翼地藏在暗处,从来不让公众的目光落到它上面。无论白天黑夜,你尽可以走遍大城市的通衢大道,走过行人稀少的小街僻巷,甚至钻进最下等的贫民窟,可是哪怕眼光最挑剔的人,也不论在街上还是在住家里,都发现不了一丝不对头的迹象。

中国人生活的理想之一便是纯洁。他们古代的诗歌歌咏它,过去若干世纪里写下抒情诗和史诗的大诗人们也以它为题。它是造就一位圣人的要素之一;一个人若是缺少这种美好的品德,就休想赢得同胞的敬仰。正是这种理想的美德,以它无形的触摸,弥漫在人们生活的空气里,才使这个民族想要把自己生活中的粗鄙彼此隐瞒起来,装出一副他们其实并不具有的天真无邪的样子。

中国人心中的淫邪倾向,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一种,对懂得这里语言的人来说是十分刺耳的,那就是百姓们习以为常的骂人话,满是淫秽下流的字眼。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中国,人人都惯于说脏话,有学问的没学问的,斯文的粗俗的,太太小姐也好,老爷先生也好,概莫能外。人们在气头上,想要一刀戳进对头的灵魂深处,便把种种不堪入耳的话向对方砸过去,叫人听了格外难受。走在街上,时常会碰到一群人围着看吵架,比如说两个女人吵架,她们怒火中烧,满嘴都是最下贱的话,一时间全然忘了自己是女人,似乎毫不在乎有多少人在一旁默默地看着她们的丑态。

还有一件事,也让人看出中国人头脑的粗俗,那就是一般百姓所喜爱的戏文。戏都是在街上演的,在某座异教庙宇的前面,或是在某块空地上,好让众人聚拢来看。只要留意一下哪些戏最合大众的口味,最能招来满场的看客,你就能触目惊心地看到中国人头脑里的活动。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撇开历史戏不算——历史戏按其性质,是舞台上演出的最干净的戏——最叫人着迷、最受追捧的那些戏,在西方的任何一家戏院里都是决不会被容许上演的。这些戏对看戏的人似乎有一种奇妙的魔力,男男女女会在漫长的夜晚一连坐上几个钟头,一直坐到半夜以后,听那戏里的唱词,听演员们话里有话的暗示;而任何一个心地纯洁的人,听到这些都会满怀厌恶,拔腿就逃。

中国人生活中另一个很可厌的现象,是人人似乎都有的赌博瘾。英国也有一些人像中国人一样沉溺于这种恶习,可是另外还有大批的人,从来没有沾过碰运气的玩意儿,若是有人邀他们去赌,他们会吓坏的。而在这个国度里,却没有一个阶层同那些人相仿。上上下下,穷穷富富,似乎血管里都流着赌徒的血;就像抽鸦片的人那种无论如何非满足不可的瘾头一样,他们非得摸摸纸牌、摇摇骰子,才能平息心头燃烧着的那股欲火。

这种恶习不只是影响到帝国里的某些阶层,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就看得很清楚:那些坐拥巨万家财、根本无须再增添财富的富人,恰恰是社会上最死心塌地的赌徒。这些人手里捏着纸牌,一坐就是几天几夜,并不单为了赢钱;牌局上的输赢起伏给赌客们带来那种疯狂的刺激,叫他们把别的一切都忘了。不久以前,有一位统辖好几个大县的知府,家资巨富,迷上了赌博,竟至完全荒废了公务,整天同一班富人一起玩中国人所熟知的种种赌戏。本省的总督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了他这种可耻的行为,不但革了他的职,还奏请北京的朝廷批准,决定他今后永不叙用;于是他的仕途就这样突然而惨淡地断送了。一生的抱负落得这样一个不光彩的收场,能不能把他从那紧紧攫住他的追求刺激的瘾头里解救出来,那是极不可能的。他被干脆利落地罢了官,贬为平民,这对全省的官员无疑会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因为他是个知名人物,家里出过品级极高、极显赫的官员。

中国人这种要命的赌博癖好,国家的统治者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们也采取了最严厉的措施加以压制。他们的成效只算得平平,这也不足为怪,因为百姓心中的那股欲望,就像一条被筑坝拦住的河,迟早要冲垮一切,一路横冲直撞,所到之处尽成废墟。凡是有一位强干的官员当政,赌禁执行得比较严格的地方,百姓就不敢公然放纵这种全民的嗜好。可是如果掌印的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官,说不定他自己就是个赌徒,那么百姓觉得缰绳一松,便会狂热地一头扎进赌场的厮杀里,把人生其余的一切营生统统丢开,全副身心都交给了纸牌和骰子。

有一回,在某个县里,一位抽鸦片的知县,夜夜烟榻狂欢,脑子昏昏沉沉,任由治下的法纪松弛得不成样子。他手下的差役,也就是衙门里的捕快,乘机多挣几个外快,收受赌场老板的贿赂,对他们干的营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受衙役查缉,这不但给这班人壮了胆,同时也仿佛一鞭子抽在了全县百姓心中沉睡着的那股欲望上,把它激成了一股狂潮。

不久大家就都知道,衙门不必怕了,违犯赌禁也不会受什么处罚,因为知县的魂灵泡在鸦片里,他手下办事的人个个都在收割一片金灿灿的庄稼,这片庄稼挡住了他们的眼睛,叫他们看不见百姓怎样犯法。有一家商号,把上上下下的官吏简直都买通了,连知县本人也在内,竟然胆敢开了一家大赌场,公开宣布要在里面开一种特别的赌局,邀请众人来向他们买票。

他们提出的这种赌法,在中国人中间极受欢迎,可是它的流毒太大,官府曾一再加以查禁。这种赌法共有三十六个人所熟知的赌字,由主事的人从中挑出一个,藏在一套层层相套的小盒子里,到了开彩的那一天,当着一班公证人的面打开;凡是手里的票子上写的正是这个幸运字的人,都可以照预先定好的数目得到彩金,比他们当初买票所花的钱多出许多倍。

方圆好几英里的地方,人人都为这桩彩票的事闹得如痴如狂。差不多每个人心里的头等大事,就是该押哪一个字;因为赌瘾一旦被勾了起来,谁都想碰碰运气,赢那份人人眼红的彩金。人们去请教卜卦的和算命先生,看他们能不能用他们那套把戏,把那个藏得严严实实、谁也不知其底细的字给揭出来。大批的男男女女跑遍了这一带的各处神庙,向神许下重愿,只要神肯把那个陌生的汉字透露给他们,就献上贵重的供品;谁买了那张幸运的票,这个字就会给谁带来财富。

有一座大庙,以庙里供的偶像灵验出名。开彩前好几个星期,每天傍晚都有成百的男女到那里去,盼着偶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托梦给他们,告诉他们该选哪个字才对。说来也怪,有些人声称,他们从偶像那里得到了十分清楚的启示,便照着去买了票,后来果然中了那人人眼红的彩金。

过了一段时候,社会被搅得乱成一团,这件事终于被叫停,赌博也比以往禁得更严了。不过官府心里明白,赌博是禁不绝的,所以一年之中特许三天,这三天里人人都可以尽情地赌,不必怕任何人。头一天从中国的新年元旦开始,那时整个帝国都在过节。所有的活计都停了,铺子都关了门,所以一年之中至少有这么一天,城镇里真有一番礼拜日的气象。

在所有的大街上都摆起了桌子,人群可以围拢来掷骰子,押铜钱,板着一张张庄重而毫无表情的脸,看着赌局上的输赢起伏;他们为这个日子攒下的钱,转到了赢家的手里,自己落得身无分文。赢面全在开赌局的人那一边,可是偶尔有人赢了,喜滋滋地收回十倍于赌本的钱,这就大大地撩起了众人的赌性,于是他们不停地把钱往桌上押,每掷一次骰子,都盼着能把财神爷引到自己这一边来。

中国人还有一点着实叫人不快,那就是他们对于「我的」和「你的」,一般都只有一些模模糊糊、含混不清的观念。他们缺乏典型的英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直截了当的诚实。中国并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可以同他相对应。不错,在某些生意往来中,中国人说一句话就同立了字据一样可靠;中国的大商号订下的合同,即便要因此蒙受大笔亏损,也会忠实履行。但这并不是出于一种深植于心的诚实本能,而是在遵守一套商场上的信义规矩;若是违背了它,他们就会在生意人中间丢脸,从而危及自家商号的信用。正是这些宁可让自己破产、也不肯赖掉一笔亏了本的生意的人,换了别的场合,却会同他们其余的同胞没有多大两样,占你的便宜来肥自己,毫不留情地把你剥个精光。

一个人对这个民族道德上的败坏,最初也最切身的体会,来自他的厨子。厨子替家里采买每一样东西,都有条有理地从中揩油。中国市场上一应所需的东西都由他经手采买,不难想象,他有多么广阔的天地,可以从那毫无戒心的外国人身上一点一点地发家致富。每一样东西他都要加上一个成数,只要他估摸着不至于惹东家发火,能加多少就加多少。他并不管这叫偷。这事另有一个更好听的名目,叫作「赚」;因为偷就意味着他是个贼,而做贼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的。你若是问他,每天买东西是不是从中赚了点钱,他那张黄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和悦的笑容,嘴上说没有,可那神情却羞答答、怪老实地承认了是有的。可是你若是问他是不是偷了主人的东西,他就会满腔义愤,两眼冒火,气冲冲地断然否认,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偷过任何人的东西。普遍的风俗,加上中国人一有机会就要挣一个「正当」铜板的天生本能,使得这个民族的道德观念十分低下,并使百姓们彼此之间搞出了一套套庞大的相互算计的把戏,其结果是良心变得麻木,道德水准随之降低。

从这种可以称为正当的、公认的偷,到真正的偷盗和入室行窃,其间的转变并不怎么困难。孔子时代那传说中的好日子早就过去了;那时候,一家人夜里安歇,用不着关门;谁也不担心自己的钱袋,万一在路上不小心掉了,只要顺着原路走回去,就会在它掉下的那个地方原封不动地找到它。从那以后,这个民族就落入了每况愈下的年头,如今凡是有点值得偷的家当的人,都少不了锁呀、闩呀、门杠呀,还有那仿佛是当作堡垒来用的高墙。

这一点在富人家里最为显眼。富人往往在家里存着相当多的银钱,于是勾起了附近一带贼人的贪心,甚至远处的贼人也会动心;他们会在某个漆黑的夜里结成一大伙突然来袭,一下子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

当铺里藏着各种贵重的财物,都是借钱的人押在那里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当铺必须修得十分坚固,足以抵挡亡命的强盗成群结伙的进攻。它们其实就是一座座小小的堡垒,墙是用花岗岩石板砌的,攻城槌也撞不开;门是包着铁皮的;门里还架着抬枪,随时准备抵挡那伙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冲击。当铺是受官府特别保护的,而强盗竟敢纠集那么多人去攻打这样坚固的房子,可见中国的强盗团伙是何等无法无天;然而这种事却一点也不罕见。

一个风雨交加、乌云密布的夜里,当铺里的人都已安歇,谁也没有料到会出什么异常的事,忽然间,狗像发了疯似的狂吠起来,把睡梦中的人惊醒。他们从楼上窄窄的石砌窗缝里往外窥看,瞥见一大群黑影在外面来回晃动。顿时整个当铺都动了起来。有人要来攻打了!于是在一片惊恐的喊叫声中,每个人都赶紧奔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抵挡这伙半夜来犯的强盗。战斗打得又急又凶,可是没有人来援救守卫的人;邻居们虽然听见了枪声,听见了强盗们的吆喝,听见了当铺里惊恐万状的女人们划破夜空的尖叫,却不敢前来相救,因为强盗们此时杀红了眼,谁敢出来坏他们的事,他们是一个也不会放过的。

厮杀了几个钟头之后,大门终于被斧头劈开,一心只想抢东西的强盗们带着大批赃物扬长而去;这些赃物足够他们往后许多日子里赌个痛快,在鸦片里泡个够。他们把自己的身份隐藏得严严实实,官府也好,当铺专门雇来的探子也好,无论怎样追查,都查不出那伙如此得手地洗劫了这家殷实商号的夜盗究竟是些什么人。

中国的司法程序是那样靠不住,这简直就是在诱惑犯罪的人去干种种危害社会的勾当。比如某县的知县,照中国人常用的那种诗意的说法,被称作「父母官」,偏偏是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人,或者他那点仅有的神志已被鸦片浸透,根本没有能力治理他的县份。

县里那些不法之徒,若是碰上一只坚定有力的手,本来是可以管束住的,这时便都抬起头来;人多势众的大族仗着强大的势力,欺压那些弱小的宗族。行路的人在大路上被拦截,或是被绑了去,关起来拷打,直到亲友交出一大笔赎金才把他赎回来。

流经这片不幸地方的那条河上,海盗出没。他们夜里出来,劫掠那些停泊在某个避风小湾里躲避风险的商船。他们还派人到沿河的村子上岸,抢掠那些毫无防备的村民。到了早晨,那些被抢得一无所有的人心中一片绝望,因为他们知道,休想从知县那里讨回什么公道,而这陆上、河上,直到河水流入大海的河口一带的种种无法无天,正是知县一手造成的。

凡是有一个得力的长官当政的地方,那些靠祸害社会为生的人,便不得不暂时走上正道,挣钱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看一个强干的官员怎样凭他的作为,使一整个地方秩序井然、法令通行、人心安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回,某个地方乱得不成样子。行路的人经过那里,要冒极大的风险,随时可能被绑去勒索赎金。他们不得不结伴同行,好凭人多来保护自己;即便如此,他们还得向某个人多势众、桀骜不驯的大村子的头人交一笔规定的钱,买一张路票,凭着它可以走上几英里路,不再受别的勒索者骚扰。就连最穷的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得先交几文钱才准放行;村外还派了人守着,向每一个过路的人收取买路钱。

人们对这种苦不堪言的情形怨声载道,可是地方官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它。那班犯法的人有的是钱,足够贿赂官员和衙门里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所以他们的种种恶行都被悄悄地置之不理,任由他们靠着非法的勒索发财。

过了一些时候,朝廷委派了一位新的总兵,来统辖全区的军务。他是一位极其干练、极其精明的官员,素有不受贿赂的名声。那班勒索者听说他到任,心里都打了一阵哆嗦;不过他们也就自我宽慰,心想他本人纵然用钱买不通,他手下的人却是靠他们肯给的那些好处过日子的,只要一开口就有大笔的钱可拿,那些人总不至于拒绝吧。

这位总兵不久就发现他的辖区糟到了何等可耻的地步,于是不动声色地着手恢复法纪和秩序。他知道从自己衙门里的人那里得不到可靠的消息,于是每天天黑以后,便乔装改扮成种种模样,混到百姓中间去。他有时坐在茶馆里,同苦力们称兄道弟;有时走进饭馆,同那些比较稳重体面的市民攀谈,从他们的谈话里搜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备他治理百姓之用。

他发现这里秩序乱到了极点,非得用极其严厉、极其果断的手段,才能把它整治过来。他还把那个以勒索出名的村子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连村里的头面人物的姓名,他们为了从被绑的人身上榨出大笔钱财而施加的种种暴行,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这些人就在他自己的衙门里也安插了耳目,他若要对他们有什么动作,那些人随时都会通风报信;所以他必须把自己的计划严守秘密,连最亲信的幕僚也不让知道。

他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星期,那班犯法之徒的疑心渐渐松懈下来,他终于决定立即动手。他事先没有告诉手下任何一个军官他要做什么,他的兵丁也丝毫没有察觉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半夜里,他把营盘叫醒,命令五百人马上准备开拔,到一个他不肯向任何人透露的地方去。他亲自带头,兵丁们奉命一声不响,像一群幽灵似的,穿过黑沉沉、阴森森的街道,来到一座城门前。总兵一声令下,城门大开,兵丁们沿着大路鱼贯而行,心里都在纳闷:这半夜行军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那位足智多谋的长官脑子里又在盘算着什么计策?

走了十英里路,大地仍笼罩在黑暗之中;那些突然在眼前隐隐显现的树木和房屋,看上去就像是从「阴间」游荡出来的鬼魂,正等着天亮好回到那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它们凄凉的住处去。忽然,一道停止前进的命令在队伍里悄声传开,接着又用严厉的口气命令兵丁们,把身旁那个沉浸在一片死寂之中的村子团团围住。他们必须看住,不许村里有一个人逃掉;若有一个人逃脱,守在那里的兵丁就得拿命来抵。兵丁们太清楚他们这位长官的脾性了,绝不会以为这是一句空洞的恐吓。

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走到军官给他指定的位置上,全军屏息静立,直到东方的曙光揭开了夜幕,把那村子显露在他们面前。一队兵丁开进村去,抓了那个宗族里的六个头面人物,押到村外的一块空地上,总兵正同几个军官站在那里。刽子手赤着胳膊,手握寒光闪闪的大刀,只等一声令下;于是六颗人头滚落在地,这场悲剧就此收场。号声响起,兵丁们站好队列;全村的人还没来得及揉揉眼睛,弄清自己是不是醒着,这班法纪的复仇者已经匆匆赶回他们半夜离开的那座城里去了。

这一严厉的执法举动,效果真是神奇极了。消息像闪电一般迅速传遍了这位名将辖区的四面八方。那几颗人头一落地,那些一直祸害地方的大族,所有无法无天的行径便一扫而光。人们现在可以自由地行路,再也不用担心受到骚扰;即使在黑夜里,也没有人敢动一动哪怕最弱小的宗族里的一个人。犯法的人心里都怕这位总兵,因为良心使他们个个成了懦夫;人们还流传着种种故事,说他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而这些故事人人都深信不疑。

于是在他任职期间,勒索之事绝迹了,那一带变得太平无事,就好像赌徒们都烧掉了纸牌、读起了劝善的书,抽鸦片的人都改过自新了,那些曾使老实人不论做生意还是游玩都不能放心离家远行的人,心中贪图不义之财的欲望也都消失了。可是,尽管如此,那些曾使安分守法的男男女女不得安生的人,却没有一个是真心悔改的。他们只不过是害怕这个人罢了。他手里握着即刻生杀的大权,既不经法官和陪审团的审判,也不怕有什么上级法院来质问他的裁决,随时可以把一个人交给那个手握寒光闪闪的大刀的人;那人一刀下去,两秒钟就能了结一桩在英国要让律师们争上好几个月的案子。

中国的不法之徒,在全国人口中占着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冷酷无情,为了达到他们凶残的目的,对于被他们选作猎物的人的性命财产,几乎毫不顾惜。西方各国普遍有一种印象,以为住在东方的那些崇拜偶像的民族是一群头脑简单的人,没有多少欲念,彼此之间宽厚温和。人们以为他们过着一种阳光明媚的日子,就像那骄阳以它炽烈的热力不断催发出来的繁茂的大自然一样,对一切人间的事物都怀着最广博的同情。这是一幅只有凭着生动的想象力才画得出来的理想图画。中国决不是这样一座伊甸园。可以把这当作一条普遍的真理:凡是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认识,又没有受到上帝的纯洁和慈爱的感召——上帝是希望世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再现这纯洁和慈爱的——从而被引向一种高尚的生活,那么人们自己所设想的高尚生活,总是远远够不上神圣的标准。

照这个民族的圣典所说,中国最好的日子是在远古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和「天」是百姓宗教生活中最突出的字眼,偶像还没有从印度传进来,降低人们对神的观念。上帝作为一位有位格的主宰,渐渐从百姓的思想中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道德水准的降低,其合乎情理的后果,便是我们在今日的生活中所见到的种种人物。

据说孔子写下他那套崇高的伦理学说——其实就连他也已经开始显出迹象,同那位有位格的上帝渐渐疏远了,而他自称在编订其著作的那些古代圣贤,无疑是同上帝相通的——过了三百年,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奉行了自然崇拜,向山川之神献祭;那些河流流过大地,带来丰饶的收成。然而与此同时,道德已经堕落了,只要读一读中国的历史,就能看出,今天支配着人们的那些卑劣的情欲,在那远古的时代也已经十分显著了。

有一位生活在基督降生前两个世纪的最有名的皇帝,他一生中的一件事,可以证实我在这一点上的说法。他在死前一些时候,就给自己修了一座陵墓,规模宏大,极尽帝王的气派。这实际上是一座地下宫殿,陈设的式样正合这位设计者那种至高无上的心思。里面备齐了奢华生活所需的一切,还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存放在任何强盗团伙都攻不破的坚固库房里。

里面修了一套套富丽堂皇的殿室,足以款待一群帝王般的宾客,因为这位皇帝死后葬进这座巨大的陵墓,并不打算独自住在里面。他早已安排好,要后宫里他宠爱的几个妃嫔陪着他,还要男仆女婢和大批侍从同他一起关在那座阴森的地下宫殿里。他受不了孤零零一个人的念头。他希望人生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阴间」延续下去,就同他不得不舍弃的这个世界上一模一样。

在为另一种生活所做的这一切准备当中,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觉得他存放在这座新宫殿里的大量财宝,会勾起那班盗贼、赌徒和勒索者的贪心;在这个民族历史的那样早的阶段,这些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于是他召来最聪明、最机巧的铜铁工匠,命他们制造一些设计得极其精巧玄妙的锁,叫任何撬门入室的盗贼都休想打开。他们还要用金属铸造一些真人大小的人像,手持弓箭,立在宫殿的入口前面。闯入的人只要脚下一碰到一个暗藏的机关,这些不会说话的哨兵的机械便会动作起来,一眨眼的工夫,致命的箭就射进他的身体,他便倒在门槛上一命呜呼。皇帝安葬之后,防止陵墓被侵犯的种种防备可谓万无一失,因为那些锁的秘密,那些手持弓箭、随时准备射杀盗贼的无声人像的秘密,除了设计它们的那个工匠,谁也不知道;而为了确保从此再没有人能从他那里得知这个秘密,有一天早晨,他把这项奇妙发明的种种细节向皇帝详详细细地讲解清楚之后,便被悄悄地处死了。

中国人生活中还有一个现象,可悲地说明了它的阴暗面,那就是吸食鸦片之风的盛行。而其中最可悲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恶习,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性情上的某种特异之处而滋生出来的,而是从外面输入的:最先把它带进这个国家、拿它来做买卖的,是一家英国的商人公司,也就是东印度公司。

那家有名的公司的船只,载着一种毒品驶上珠江的那一天,是这个古老帝国最不幸的日子之一。这种毒品对中国百姓所造成的灾难和死亡,比过去几百年间使这片土地血流成河的历次变乱都更为惨重,也比那些不时像毁灭天使一样横扫社会各阶层的历次瘟疫都更为致命。

有些人一心维护英国的体面,曾经极力证明,早在英国的船只载着致命的货物出现在广州之前,鸦片在中国人中间就已经普遍使用了;可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从印度来的零星旅人,也许带过一些供他们自己吸食,但是中国百姓对这种毒品是既不知道、也不使用的。这个说法千真万确,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本来没有表示鸦片的字眼;向来有的唯一一个名称,不过是想要摹仿那些在别国出产鸦片的人所起的那个外国名字的读音。假如这东西是本地的出产,中国人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名称,丝毫不带异国的味道。

对中国来说,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是:那个为鸦片撑腰、为了在这片土地上销售鸦片而订立条约、并且为了它的商人的利益和它在印度的税收而坚持要这些条约得到执行的国家,偏偏是英国。假如是一个小一点的国家,中国政府也许能够成功地抵制别人强加给它的一种必然会使百姓堕落、使人心败坏的贸易。可是英国这个西方的强国,它的大炮曾经在广州上空轰鸣,曾经震响了长江两岸,甚至曾经响彻了帝国的京城,中国是不敢同它较量的。于是事情就落到了这个地步:那个一向自称是受压迫者的避难所、是奴隶的解放者的国家,却给一个民族套上了鸦片的枷锁;这个民族虽然已经中了它的魔,却对那个以其立法帮着奴役了他们的强国,怀着极深的愤慨。

人们有时把中国的鸦片比作英国的酗酒。酗酒虽然可怕,可是人们见得太多,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往往对它相当宽容。国中地位最高的人,餐桌上也摆着酒,除了戒酒会的人或许会说几句,谁也不会说什么不好听的话。牧师、极受尊敬的一家之主、慈善家、以乐善好施在社会上著称的人士,都觉得自己适量地饮用葡萄酒和烈酒,拿酒来款待来访的亲友宾客,并没有什么错。许多人真心相信,适量饮酒不但是可以的,而且对身体大有益处;这种看法在医学界也很流行,医生们往往在病人身体虚弱的时候,劝他们喝点酒。

那么,假如每天适量地喝酒,喝上比如说六个月,就会把一个男人或女人牢牢地拴住,使他们非得无论如何喝到每天惯常的那份酒不可;假如不给他们喝,他们就会痛得发狂,被折磨得坐卧不宁、夜不能寐,直到喝下一口葡萄酒或烈酒,把那可怕的渴求压下去为止;那么,对于这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造成如此可怕悲剧的饮料,社会将会怎样看待呢?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今天在许许多多人家里随随便便、毫无顾忌地饮用着的酒,到那时一定会被当作无法妥协的敌人,以最焦虑、最警惕的小心排斥在门外。

比方说,我们设想有一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每天两次,午饭和晚饭时,每顿各喝一两杯葡萄酒。这样一连喝了六个月,然后有人提议,以后不再喝酒了。大家都同意;可是天色渐晚,却发现一种奇怪而神秘的焦躁不安攫住了全家人。他们坐不长久,总忍不住要走来走去。一阵阵啃噬般的疼痛折磨着骨头,叫人活不下去。

晚上上床歇息也完全无济于事,因为发现自己连安静几分钟都办不到;何况神思那样活跃,两眼睁得那样大,睡觉是想也想不到的事了。不久大家就发现,唯一能使身心恢复常态的,就是痛饮一大口葡萄酒,或者满满一杯白兰地兑苏打水;喝下去几分钟以后,焦躁渐渐消失,骨头和肌肉里的种种酸痛慢慢平息下来,原先身心都在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激烈搏斗、饱受折磨的地方,如今是一片安宁。

这对于酒的效力来说,自然是一幅想象出来的、极不可能的图画,可是对于抽鸦片的人来说,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一个中国人只要一连抽上六个月的鸦片,他的命就不再是他自己的了。他不能让一天过去而不抽上一定的分量;每天到了一定的钟点,烟瘾就爬上身来,使他的身体紧绷,受到重压,只有抽了那个分量才能松快下来。那时他非得拿起烟枪吸上几口烟不可,否则那痛苦和压迫就会大得叫他受尽折磨。

鸦片不像喝酒那样有什么节制可言。一个人只要不是积习难改的酒鬼,戒酒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不便;可是抽鸦片的人却从来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每天抽了六个月之后,他就一天也不能歇了;时辰一到,那个敌人便爬上身来,使他浑身疼痛、萎靡不振,提醒他该点烟枪了。有时候生了重病,非得把平常的分量加倍,才能解除他的痛苦;而到了他不想抽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一个比鸦片更强大的东西就要来把他抓去作它的牺牲品了。

一个人若是手头宽裕,就会备下一些存货;时辰一到——它总是像命运一样准时,一样冷酷无情——他便躺在榻上,装了一锅又一锅,吸了一口又一口,直到那攫住他浑身每一根骨头的疼痛松开了手;那烟瘾曾在他的生活上投下一片阴影,遮蔽了日月星辰,把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从他心里关了出去,只让他看见他那可怜的自己;这时它才慢慢退去,他终于像孩子一样沉沉睡去。他醒来时,身上毫无病痛,也不觉疲倦,可是心头却压着一个念头:他每天都得把这种可怕的经历过上两回,只要他活着一天,就永远不会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凡是想解脱的人,都有解脱的路;可是代价太大,要忍受的痛苦太难熬,被鸦片攫住的人,很少有谁敢于尝试去挣脱它的枷锁。

抽鸦片的人若是个穷人,那一家的命运就真是悲惨了。无论如何,到了时辰他非得抽上一筒不可,不管别人要受什么苦。妻儿可以挨饿,他却非得有烟抽不可。家里的东西一件接一件地卖掉,换钱买鸦片,直到家徒四壁,再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于是一个孩子不见了,原来是城里另一头一个没有儿女的人把他买去了,现在他归了那个人。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照样消失,最后只剩下他的妻子。到头来,钱全花光了,再没有孩子可以卖了,于是他托媒婆去说合,他的妻子也从那个破败的家里消失了,因为她已经成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剩下那个可怜的抽鸦片的人孤零零的一个,心里却还觉得满意,因为至少眼下他有了钱,可以满足烟瘾,挡住那些会把他的一生变成一场无尽折磨的可怕痛苦。

在中等人家,丈夫若是抽鸦片,而家里又有钱供应这个残酷而苛刻的暴君每天的需要,日子倒也还过得相当平静;因为鸦片不像酒那样使人发狂撒野,它只是使人感官麻木,使人昏昏欲睡,总的说来,倒是压住了男人好斗的脾气。

鸦片的间接影响,后果极为惨重,因为社会上那些祸害人的危险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造出来的。一个人把钱花光了,把他可能有过的一点家产卖光了,就加入了盗贼和赌徒的行列;从此以后,他似乎只为了一个大目标而活着:不管从什么地方,只要顺手,就去攫取钱财,来满足那每天两次袭上身来、毫不容情的烟瘾。

这一可怕的祸害遍及帝国的四面八方,除了基督教,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付它。人间的亲情、荣辱之心、民族的自尊,在鸦片的触碰之下统统败下阵来。唯有中国的基督教会,掌握着那唯一的动力,能够使吸食鸦片的人忍受戒烟的痛苦,或者使那受到引诱的人不去沾染它;这动力就是对救主基督至高无上的爱和忠诚。这同一种神秘的力量,曾经感动别国的人,使他们对基督怀着最热切、最坚定不移的忠诚;在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它也曾在无数事例中,使人们抵挡住了烟枪的诱惑,并使他们英勇地、毫不退缩地忍受鸦片在松手之前加给它的牺牲品的那种剧烈痛苦。

第十六章乡间纪行

行前的准备——轿行的头家——讲定轿价——清晨景象——中国人不把时间当回事——上路——沿途风光——稻田——大路与小路——路旁的歇脚处——沿途村落——庄稼——抵达河边——一座名桥——河船——峡谷——甘蔗——糖寮——泊船

我们两人筹划到内地去走一趟,已经有些日子了。我们很想看看山坡上种的茶,也想沿着几条河溯流而上——这些河流千百年来不断把水注入平原,世世代代的人生之潮,也在河上来来往往,从不停歇。终于等到可以成行的一天,想到一路上将要经历的种种景致与见闻,我们满心欢喜,十分盼望。

在这个国度里,出门的准备与在英国大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得自备碗碟杯盏,还有刀叉,因为中国人从来不用这些东西,中国无论哪一户人家,所见的不过几只碗、几双筷子而已。被褥毯子也得自己带,中国人讲究干净的标准如此,叫我们不敢轻易用他们的。还须备上适量的罐头肉,以防万一,因为我们要经过的某些地方,除了番薯和米饭,别的东西兴许一样也买不到。

食物篮里装好了一路上舒舒服服过日子所少不了的各样东西,被褥也收拾停当,毯子中间还夹了几本心爱的书,好打发途中必定会有的一些沉闷时光,接下来便要安排这几天抬我们走路的轿子了。

于是我们派人去把附近一家轿行的头家叫来,跟他讲定轿夫的价钱。这件事着实不容易办,因为这班人以不老实出名,若不时时提防,准会上他们的当。不多时,那人应召而来,果然不负他这一行人到处得来的名声。他一副邋遢样子,仿佛整夜和衣而睡,又仿佛好些日子没洗过脸。单是这一点,倒算不得什么严重的罪状,因为在中国,不讲究肥皂和水,根本不足以衡量一个人的品格。可这人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叫我们对他评价不高。头一条,他是个抽鸦片的。这从他脸上那种铅灰色便看得出来——那颜色早已把天然的血色驱赶净尽;也从他眼睛里看得出来,鸦片以其神妙的炼金之术,在那里头放进了一种说不出名目的东西。再一条,他身上有一股卑琐狡黠的神气,叫你觉得面前站着的这个人,他的道德观念从来不曾按孔子、孟子的崇高教训去塑造过,也不曾按这个帝国的人民奉为楷模的任何一位圣贤的教训去塑造过。

几番争论、几番压价之后,终于讲定:一乘轿子连两名轿夫,每里格约付五便士;途中歇脚的日子,无论是因为逢上礼拜天,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耽搁下来,另付一笔讲定的钱。我们想早些动身,好赶到某个歇脚的地方,那里有一家有名的中国客栈,所以约定轿夫抬着轿子第二天天一亮就来,我们会把一切准备停当,立刻起程。

依照这个约定,东方的天空还不见一丝日出的迹象,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吃过了早饭,一面不住地向外张望,看黎明什么时候驱散笼罩大地的黑暗,我们好上路。过了一会儿,近旁那棵大榕树——它原像一团怪异阴森的黑影,比那些遮住一切的黑影还要浓、还要黑——忽然间仿佛经魔法师的手一点,开始现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形状来,粗大的枝干摇进了眼帘,无数挂着常绿叶子的枝条从夜色里伸出来,好像要含笑迎接白昼。不久,晨光掠过田野,照上屋顶,以它的光华染亮了山巅,把最后几缕徘徊不去的阴影从大地上赶走,世上又破晓了一天。

我们焦急地等着轿子来,可是一分一分过去了,太阳越升越高,阳光在那棵古老榕树枝干上长出的叶子丛林间闪烁,轿子和轿夫却仍旧不见踪影。我们在中国住得够久了,明白时间在中国人眼里根本无足轻重,无论约定什么事,差上一两个钟头,都是小得不值一提的事。然而我们凭着西方人十足的执拗和所受的训练,仍旧死守着一个念头:既然说定了、也同意了以天亮为轿夫到来的时刻,那么这班人自然也和我们一样有准确的时间观念,东方天际刚泛起第一抹红霞,就会准时到来。

外国人同中国人打交道,总忘了他们看事情的立足点向来跟我们不同,忘了他们的头脑比我们混沌,也不如我们敏锐。比方说「天亮」,在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意思,在中国人却是一段时间,从黎明开始,凭着东方人的懒散,可以一直延到七八点钟。

过了好一阵,钟敲八点的时候,这班人才嘴里叼着竹烟管,一路说说笑笑,慢悠悠地沿街走来。他们似乎全然不觉自己足足迟了两个钟头,把轿子往地上一撂,那神气倒像是来早了,急着要上路似的。

我们语气里带着几分气愤,问他们为什么不照约定天一亮就来,他们好像大吃一惊。「我们是天亮来的呀,」他们满脸诧异地答道,「现在不是天亮又是什么?」我们立刻按「天亮」一词通行的用法向他们说明,天亮那回事早在两个多钟头以前就过去了,这时候我们至少该已经走出五英里路了。

他们似乎都真的很惊讶,此刻怎么就不能算是天亮了。可是中国人向来口齿伶俐,善于对答,其中一个便说:「我们为了这会儿能到这里,其实天不亮就得起来了,因为要煮饭、吃早饭——眼前的活儿可不轻,空着肚子是不敢接的。接着还得把每天该抽的鸦片抽足。不抽完,今天这么长的路,我们是不敢走的。你们怪我们来迟了,可也想想我们来之前得做多少事。我们得自己煮早饭、吃早饭,这就费了些工夫。接着得把烟枪收拾好,慢慢地烧烟泡,你们知道,这可不像抽旱烟,吸上几口就完事。然后还得在烟榻上躺一会儿,等那股困劲过去,人清醒过来。有这许多事要做,我们怎么来得了更早?你们定了叫我们天亮来,我们这不是来了吗?难道你们指望我们不吃早饭就来?你们知道,你们的分量可不轻,我们要是空着肚子来,上路不到一个钟头,就得把你们撂在半道上了。」

中国人有一种了不起的本事,能替一桩站不住的理由装出一副最体面的面孔。他陈述自己的看法,手段极其巧妙,不一会儿便能倒转局面,叫人觉得他从头到尾全对,而你却错得一塌糊涂。他最爱用的办法是把问题搅混,而中国人看事情本来就糊涂,便一再落进这个圈套,一旦接受了他的前提,也就不得不接受他的结论。眼前这班粗野吵嚷的轿夫,明明太阳已经高挂天空,时候已近九点,却一口咬定他们是依照约定天亮就来的。我们想方设法证明天亮的时刻早在几个钟头以前就过去了,他们一概不理,只是坚持说我们错了。那种满怀自信、一再重复的断言所带的催眠之力,开始在我们心上起作用了。莫非我们真的弄错了?莫非这大白天、这炎炎照在我们头上的大太阳,都只是想象出来的幻影?我们觉得再争下去,不久就要对他们的话样样点头了,于是坐进轿子,断然把手一挥,叫他们起程。

他们满面笑容,声音里带着得胜的神气,把轿杠扛上肩头,开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二十英里长途。轿夫若身强力壮、熟谙此道,彼此步伐又合上了拍子,坐在轿里是很舒服的,时间也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路上景致不断变换。出了城,便到了开阔的乡野,在这里,农夫耕田的本事处处可见。说真的,他似乎已经参透了大自然的奥秘,学会了如何摆布他的田地,如何哄诱、驯服他所播下的各样种子,叫它们个个回报他的辛劳,以丰硕的收成使他心花怒放。

中国农夫的模样毫无美感,也毫无趣味,给人的印象远不如在英国耕种我们土地的那些红光满面、乐呵呵的汉子。他整个儿一副寒伧相,乍一看,很难叫人对他生出多大的敬意。他的衣着就对他不利。那衣服是暗沉沉的蓝布做的,做得邋里邋遢,通常也绝说不上干净。他全然不修边幅,脸和手显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怕水。不知是由于劳作辛苦,还是由于日晒——那太阳像伦琴射线一样直烧进他的皮肉里——他的脸早早就布满了皱纹,日子一久,便未老先衰了。

等你同他熟了,跟他闲谈起来,这些外表上的缺陷才似乎从你心里消失了,你才明白,眼前这个人曾与大自然深深相交,对她了解得那样透彻,以至于她一经他的手触碰便有回应,从她那丰盈的宝库里毫不吝惜地倾出财富,使千家万户充满欢乐与满足。

我们此刻经过的田地,正是农夫的本事和巧思的明证。田里满是茂盛的稻子,稻穗刚从叶鞘里抽出来,太阳照在上面,阳光又在稻脚的水面上闪动,使水波粼粼发亮,宛如无数钻石的尖端映出太阳的光辉,这景象叫人百看不厌。凝望着这些稻田,人不由得想到,上帝是以何等精妙的美、何等神奇的细致,造出这生长中的谷物,使它带着那位伟大主宰的心思所能设想的最完美、最神圣的形态来到世上。

放眼望去,除了稻子,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低洼处有小溪流过的地方是稻子,溪水在近旁的庄稼上留下了痕迹——颜色更深绿,长势更旺。在高起的坡地上,一阵微风吹过,以大师的手艺,使那密密并立的稻秆做出栩栩如生、婀娜多姿的动作,叫人看得出神。就像拍岸的浪花一样,叫人永远看不厌,因为它们随着每一阵风变换姿态,从不单调。

这遍地稻子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水浇不到的地上种的番薯。种稻离不了水,稻子在整个生长期里都得泡在水里,直到收割前几天为止,所以别的庄稼就只好种在所谓的「旱地」里。旱地里种的主要是番薯,不过也种别的各样作物。

比方说,我们正经过的这一小块地,就不但显出中国农夫的巧思,也显出「旱地」可以派上多么不同的用场。这块地上,至少有三样不同的庄稼相安无事地并排生长。一样是花生,植株矮小,不起眼,开着小小的黄花,仿佛就是谦退含蓄的化身。从花生丛正中间,挺立起粗壮的粟秆,抱着高远的志向,要远远地伸出脚下那些卑微的叶子和花朵之上。最后一样,却并非最不要紧的,是一茬番薯,等另外两样收完了,它还静静地活着,在那两样入了仓以后,再叫农夫们心花怒放一回。

我们一路往前走,注意到道路坏得厉害。我们走的是所谓的「大路」,因为它是一条通衢大道,绵延两千多英里,越过大平原,在丘陵与高山间蜿蜒起伏,跨过大河和无数溪涧,穿过人口稠密的大城,然而除了偶尔几处,它的宽度平均从不超过十英尺。它似乎也长年失修。雨水落下来,风暴和台风在它身上发泄狂怒,竭尽全力要把它抹掉。无数疲惫行人的脚,挑着重担的苦力的脚,抬着沉甸甸客人的轿夫的脚,也把它踩实,踩出车辙般的沟坎,磨损了石板,使路面高低坑洼,面目全非,叫那些不得不在雨季沿着它赶路的人吃尽苦头。

「大路」尚且如此,「小路」是什么样子,便不难想见了。小路其实不过是些田间小径,像一张大网似的遍布整个帝国,专供村与村之间、墟镇与墟镇之间的本地往来。总的说来,这些小路都想走得尽量直、尽量近,可是情势使然,它们大抵弯弯曲曲、绕来绕去。要穿过田地,要侵入人家的私产,所以行路的人只好迁就情势,跟着那些弯弯绕绕走,好让那些田庄宅院被人闯过的人家少受些损失——而闯过去的人,从来不会想到要为自己擅自通行付什么赔偿。

在这些「大路」上走,会发现大约每隔两英里左右,便有一处公认的站头或歇脚的地方,在那里可以买到极其简陋的吃食,走路走得疲乏的人,或者被炎炎烈日晒得受不住的人,可以在那里稍稍喘一口气。

瞧,这里就是一处这样的站头,按路上的规矩,轿夫必须在这里停一停,我们正好可以亲眼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乍一看,它的样子十分诱人,颇有画意。几棵壮观的大榕树伸出巨大的枝干,浓密的叶子像一片树林,在路上和路旁的饭铺上投下一片极其清凉的荫凉。这些饭铺简单到了极点,只有一间大屋子,实际上就是厨房,在这里煮饭、煮番薯,店主和他的老婆也在这里照客人的吩咐张罗。

屋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和粗糙的木板凳,供要吃东西的人坐。我们的轿夫刚把轿子往路上一撂,便踉踉跄跄地奔到一张桌子跟前,凭着一种一看就懂的暗号,每人手里便被塞进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从桌上一个空心竹筒里抓起一双筷子,一言不发,飞快地往喉咙里扒饭。直到至少半碗下了肚,他们才露出满足的神色,那被路上的苦痛和疲乏压下去的天生的诙谐,这才化作笑声和逗趣的谈话流露出来,欢快的声音充满四周,在枝叶间萦绕,又顺着大路飘进榕树荫外那一片白晃晃的烈日里去。

为了舒展一下在轿子里蜷缩得发僵的身子,我们下了轿,伸伸腿,最后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看着来来往往从面前经过的人流。

这里有个年轻人,刚从太阳底下踉踉跄跄地走进荫凉里,把担子从肩上卸下来,那样子仿佛是在撕下一层皮,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担子放在离我们几英尺远的地方。他大约二十五岁,是一天路程里所能遇到的最好的汉子之一。他脸色通红,神情激动,脸上带着一种紧绷的样子,仿佛一直承受着一种简直忍受不了的重压。

「你挑着这担子走了多远了?」我们问他。

「一百五十英里,」他答道,「还得再走三十英里才到地头。」

「担子有多重?」我问他。

「至少一百五十磅,」他说,一面用一种怅然而焦虑的眼神望着那副他挑了这么远的大担子。

「可是为什么要接这么重的担子呢?路这么远,一百磅就该到顶了,」我接着说。

「少挑我挑不起,」他马上答道,「人家是按磅给钱的,路上的开销得我自己出。我得常常吃东西,」他解释说,「不然会垮掉的。夜里睡觉得付床钱,还得剩下一些带回家给老婆孩子。要是减了分量,就办不到了,所以我只好能挑多少磅就往担子里装多少磅,好叫家里人不受苦。」

可是我们说着话的工夫,一乘轿子一阵风似的赶到了。两个轿夫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从他们脸上那热辣辣的红晕,看得出他们吃力得很。可是他们太要强,不肯承认这一点,不但不轻轻把轿子放下,反倒把它往空中一抛,好像那是个玩意儿,再神气十足地把它撂在地上。接着他们便跟坐在桌上的其他轿夫说笑打趣起来,又悠闲自在地踱到座位上,仿佛吃不吃东西全不在乎。可是饭铺的老板清楚这两个好汉要的是什么,便悄悄往两人手里各塞了一只碗,他们尽管装作不在意,不一会儿也大口大口地扒起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米饭来了。

我们坐在那里,看着眼前像活动画景一般变幻的情景,最打动我们的是其中那凄苦的一面,在我们看来,这一面是最显眼的。过往的人几乎都是劳动阶层的代表,而且还是其中较穷苦的那一层。有些人是从远处来的,从他们满是尘土的衣服和疲惫的神态就看得出来。另一些是到邻近城里卖了农产品的农夫,还有不少是些说不清是干什么的人,是异教社会抛出来的流浪儿和无依无靠的人,他们的生计总是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沦落到乞丐堆里,只能尽力挣扎求活。

偶尔也能认出一个境况宽裕些的人来,凭的是他走路时那种自在的摆动,和他那张宽阔却毫无美感的脸上洋溢的快活神气。也有些年轻小伙子,精神旺盛,彼此嬉闹逗乐,笑声响彻四周。可是脸上带着阴影的人实在太多了,那阴影透露出一种内心的生活,心里正隐隐作痛。至少有一点,中国人是很值得大加赞赏的,那就是他承受人生苦难与失意时的那份忍耐和英勇。这并不是因为他天性麻木,也不是因为他对那些触动别的民族心灵、叫人心碎落泪的人之常情无动于衷。只不过是因为他有一种惊人的自制力;又因为在他看来,痛苦与困厄是免不了的,他便把那份忧伤藏在心底,摆出一张绝不肯泄露秘密的面孔——那样的忧伤,换了我们,是掩饰不住的。

轿夫们已经吃过了米饭。他们又从桌上一小堆一小堆的花生里抓起一把,急急忙忙剥开壳,挑出花生仁,一甩手便抛进嘴里。最后,他们把小小的竹烟管装满烟丝,痛痛快快地吸上三四口,然后高高兴兴地喊一声:「走吧!」轿子一甩便上了肩,他们挪动着脚,直到步子合上拍子,然后迈开稳健的小跑,奔向两三英里外的下一个站头。

我们的路穿过一片平原,平原上村落星罗棋布。远远望去,这些村子景致十分迷人,很叫人想起故乡类似的地方。村子几乎总是掩映在高大挺拔的树木之中,那是先人们为新家奠基时栽下的。树木从那时长大了,如今在它们伸展的枝叶底下,只能从叶丛的缝隙里瞥见一个尖尖的屋顶,或者一面刷白的山墙。

这片平原人烟稠密,我们走的这条路又是一条通衢大道,路上便兴起了一些小墟镇。这些墟镇给一个从西方来的生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中国人盖房子、布置街道时那种全然缺乏的审美。破败的棚屋,失修的房子,臭气熏天的街道,衣着邋遢不整的人,手和脸难得同肥皂和水打一回交道——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无论走到哪里,见到的都是这些寻常景象。整个国家一副古旧破敝的样子,仿佛需要粉刷翻新一番;而这里的人,大体说来,无论在哪里遇见,都需要好好洗一洗、刷一刷,大量用上「阳光牌肥皂」,才能除掉身上积的那层污垢尘土。

我们一路走来,经过的都是十分肥沃的地方,茂盛的稻子不但证明了土地的优良,也证明了农夫在耕作中学会运用的那些高明办法的功夫。他们之所以如此成功,无疑是因为这个民族长期以来对农业的悉心经营。自古以来,农夫在国人心目中便地位崇高。他们古代最受尊崇的君王之中,有一位就是从扶犁的田间选拔出来的,后来与另一位君王共同治理天下,而那一位因为治国清正,在帝国的史册中一向被称为圣人。

所以中国人在耕作土地这门技艺上有着悠久的经验,由此便练就了指尖上的那种功夫,大自然一触即知,应之如响。他们让东西生长,似乎毫不费事。看起来他们不费什么力气,耕了地,随手撒下种子,只要雨水来得还算准时,一切便照他们的打算长出来了。

我们经过了许多村庄、小村落和小墟镇,个个都邋里邋遢,凡是有人家的地方,都弥漫着东方特有的臭气。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一条宽阔的河口,陆路的行程到此为止,此后要改乘船,直到目的地。

我们事先约好船在这里接我们,要上船,得先过横跨在河上的那座桥,到对岸去,船就停在那边等我们。这座桥很有名,是中国工匠建桥本领的一个极好的范例。它大约有二十五孔,最宽的一孔六十五英尺,其余各孔的跨度略有不同。

河水在这里流得很急,而且内地下了大雨以后,水位常会骤然上涨,所以造这座桥时,非得造得极其坚固不可,不但要经得起长流不息的河水的冲刷磨损,还要经得住那排山倒海的洪水的巨大冲击——每逢风暴过后,或者春季雨季里雨下得格外大,洪水便从桥上游的峡谷里咆哮而下。

桥墩之间相隔这样宽,不是有意如此,而是不得不然。桥墩若再靠近些,就可能被河水冲走——夏季风暴过后,河水暴涨,以惊人的水量和力量正好滚过要造桥的那个地方。同样必要的是,铺成桥面的石板必须极其沉重,好经得住不时漫过桥面的洪水的冲击,洪水的力量却不足以把它们掀离原位,抛到下游去。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看来几乎无法实现,然而它竟然实现了。许多石板长七十英尺,厚六英尺,宽约四英尺。你慢慢地从上面走过,想用步子量一量它们的长度,便觉得它们大得像是巨人所造。来看这项伟大工程的游人,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两百年前的工匠,不单是怎样从山坡上凿下这么大的花岗岩石块,又是怎样把它们安放到这个位置上,一放至少就是两个世纪的。

这个问题,那些不曾受过教育的工匠却是轻而易举就解决了的。他们除了自己的常识和对建造的一般知识,别无其他指引,却承担起在一条河上架桥的工程,而这条河的脾气全看天时变幻无常的性情。他们先趁河水最浅的时候在河里砌起桥墩。他们一直等到冬季几个月,那时东北季风已经把风向乱纷纷地远远赶到南方去了,山涧干涸,河水懒洋洋地缓缓流淌。

接着他们便开始开采那些要铺成桥面的巨大石板,石板须重得足以抵挡河水凶猛的冲击——那时河水被风暴激得发狂,沿着峡谷奔腾而下,浪花飞溅,乱纷纷地向大海冲去。

附近那些一直伸到水边的山上,有的是正合用的石头,按合适的长度从山坡上凿下来以后,便灵巧地用滚木滑下山去,放到泊在岸边的木筏上。石板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搁着,直等到一场大雨灌满了大小溪涧和山涧,以及千百条支流,它们汩汩地汇聚起来,使干流的水势大涨。

人们热切而警觉地注视着水位的上涨,一旦发现洪水涨得高过了桥墩顶,便把载着巨石的大木筏顺着奔流的河水巧妙地放下去,等石板泊定在它们作为桥面一部分所要占的位置上,工匠们便等着洪水退落,那时每一块石板便正好落进预定要填的位置。这样,河流本身就成了工程的动力,花费相对很少,也不怎么费人力,那些世界上任何水力机械都举不起来的巨大石块,便以最简单不过的办法安放到位,在那里一放就是两百多年。

我们订的船已经在河边等着了,泊在一大丛竹子底下,竹子把它们轻柔优美、羽毛般的枝条一直伸到船的上方,仿佛要用荫凉护住船停泊的地方。

陆路的行程到此结束,可是上船以前,我们还得同轿夫结账,而在中国,向来与这班人分手,总要使一点手腕。尽管我们事先讲定了到地头付多少钱,他们却一个劲儿地要我们另外给些赏钱。这是这一行的老规矩:每抬一个客人,都要讨这项所谓的「酒钱」。若是天气恶劣、道路难行,轿夫们一面大声诉说自己的辛苦与苦处,一面又不断自我安慰地说,到了地头,那份「酒钱」一定给得很大方。他们这话说得太多,到后来竟认定自己有权得到他们说出的那个数目,等讲定的轿钱交到他们手里,他们便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仿佛被人骗了,要求把「酒钱」作为一项不容拒绝的权利付给他们。

他们一路上表现得很好,我们便送了他们一百文,约合两个半便士,他们表示非常满意,说我们有一颗体谅轿夫苦处的心,心肠又软,能以他们懂得的方式同情他们。

照这样看来,我们同这班人的分手似乎会十分愉快、十分和气,可是熟悉这班人诡计的人不难明白,这种表面上的好意,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打算再从我们身上榨出些钱来。通常付钱用的是铜钱。铜钱一百文串成一小串,十小串又串在一起,成为一千文的一大串。平常交易中,这样一串按足值九百九十八文收受,扣下两文作为串钱绳子的钱。

轿夫们出于他们自己的私心,不肯收下这些钱串,非要把钱逐个点过,按惯例剔除百分之五的坏钱不可。他们还坚持,这些笨重的钱币得摊在地上,由他们自己来点。于是每串一百文的小串都解开来撒在地上,这班不择手段的轿夫手指灵巧,不但把劣钱挑出来另放一堆,还以极其高明的手法顺走了几枚好钱,他们灵活的手指一动,谁也看不出来。在争执铜钱怎么少了的时候,有人看见其中一个轿夫把光脚趾头踩在挨在一起的两三枚铜钱上,用脚趾夹住。接着他若无其事、自自然然地把腿往背后一缩,又从从容容、毫不惹人怀疑地把钱取下来,藏在手里。

我们觉得为这几枚被偷的铜钱争执,没有什么光彩,因为总共不过一便士多一点,于是这班人便走了,对得到的赏钱十分满意,对就在我们眼皮底下顺走的那几文钱也十分满意。

我们一上船,大帆便升了起来,船夫们摇起橹,我们的船很快便以相当快的速度溯河而上。我们的船很舒适,在轿子里蜷缩了那么久之后,能伸伸腿,靠着歇一会儿,有时还能沿着河岸散散步,真是一大解脱。

船长约二十英尺,中间宽五六英尺,分成四个部分。船头是船夫摇橹或升帆时站的地方。挨着船头的是一间舱,兼作起居室、卧室和饭厅。再往后是一块小小的地方,供仆人躺卧。船尾是舵工站着掌舵的地方,也兼作厨房,所有的饭菜都在这里做;夜里船泊定以后,四个船夫便躺在甲板上,盖上棉被,一觉睡到天亮,再被黎明唤起来干活。

风势渐强,我们的船冲过一道狭窄的峡谷,两岸的山上林木秀美,一直长到水边,景色极其迷人,如画一般。峡谷不长,我们很快便出了峡,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平原上的田地耕种得精到极点。这全靠穿过平原正中的这条壮阔的河流。农夫们利用了这一点,以极大的巧思设法引水,使河水流进两岸远离河堤的田里,灌满稻田。

这一切的效果,从一直伸展到远方的茂盛稻子上便看得出来。说真的,这些稻子仿佛知道近在眼前就有一条长流不息、用之不竭的河水。它们那暗绿的颜色更深,长势也更壮实、更自在,胜过那些靠雨水,或者靠雨季里蓄满、以备天旱时取用的池塘来灌溉的稻子。

这片平原的耕作有一个特色,在别的地方难得一见。你往任何方向走上五十英里,也找不到它的一点踪迹。我说的是那一丛丛的甘蔗,凡是积不住水、种不了稻子的小块高地,都种满了甘蔗。它们散布在这片宽广河谷的大片土地上,像哨兵似的守护着生长中的稻子——稻子立在大片的水里,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稻子显得格外美丽。

这一带的土壤有些特别,适宜种植这种作物,因为这个地方出产的糖很有名,不但在中国各处远方的地方有现成的销路,在帝国疆界以外的国家也有。实际产出的糖数量很大,足以形成一项相当重要的行业,使平原上各城镇村庄的许多人得以谋生。

瞧,这里就有一个村子,紧挨着水边,显然是糖业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糖在上市以前所要经过的各道工序。我们把船停下,爬上长满青草的河岸,穿过紧沿河边的小路,立刻便进入一片极其忙碌的景象。男人、女人和半大的小伙子围在榨蔗机周围,榨蔗机由一头巨大的水牛拉着转动,水牛迈着缓慢沉重的步子,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带着一种受压迫的神情,一圈又一圈,永无休止地转着,带动一对巨大的石磙朝同一方向旋转,把喂料的人塞进两石之间的甘蔗压碎。

榨蔗机底下有一条槽,甘蔗汁滴进槽里,再流进一只早已备好承接的大缸。缸里的汁液颜色很深,很黏,极像糖浆。石磙压在甘蔗上的力量如此之大,甘蔗从旋转的石磙之间出来以后,一点汁水也不剩,除了当柴烧,再也没有别的用处了。

接着把这种糖浆似的东西装进金字塔形的陶罐里,罐顶开一个小孔,倒过来放着,让它滤水。罐口宽的那一头的糖面上,盖一层河里的湿泥,让泥里的水分慢慢渗透整块糖。结果整罐糖都精炼了,等这道工序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剩下的便是一种颜色浅淡的松软红糖。

再进一步,就是把红糖放在巨大的铁锅里熬,再把熬好的糖液倒进粗陶罐里,罐子内壁整个用粗绳来回穿满。凭着大自然奇妙的炼金术,这些绳子能使滚热的糖液结晶,结果便成了一种黄冰糖。它虽然缺少英国冰糖那种金黄的色泽和精致的魅力,却同样可口,价钱还便宜得多;因为最上等的,每斤——合一又三分之一磅——在任何一家卖这类东西的铺子里,只要大约三便士半就买得到。

我们离开糖寮,继续溯河而上,可是太阳已经落到山后,暮色浓浓地落在渐渐变暗的水面上,船老大便选了一个地方过夜泊船。就在我们前头,已经有好些帆船落下了帆,抛下了锚,我们的船便朝它们驶去。几分钟以后,我们也同它们会合在一起,成了这支小小船队的一员,河上的盗贼若想来骚扰,也不怕了。

此刻河上的景象十分宜人。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都在奋力赶往河边村庄的目的地。落日的余晖染红了近处的群山,正渐渐消逝,浓重的阴影落在山坡上,使群山显得雄伟而阴沉。白天远远飞出去觅食的乌鸦,见天色将暗,正成群结队地沿河而上,从平原那头匆匆飞向它们夜里惯常栖宿的那棵大树。夜色在河上渐渐加深,从泊在近旁的船上传来人声,给人一种有伴的温馨之感。因某个令人捧腹的笑话而发出的笑声,因某件争执不下的事而起的吵嚷——中国人说话从来没法压低嗓门——某个母亲哄孩子入睡的声音,都使四周充满一种独特的乐声,仿佛是这一天的种种经历的一个愉快的结尾。还平添了几分神秘,因为有几只在外游荡、不顾时辰的乌鸦,一直拖到黑暗几乎笼罩了大地才回来。它们被船上的灯光吸引,紧贴着我们的头顶飞过,我们听得见它们翅膀的呼呼声,接着它们便像离弦之箭一般,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头扎进夜色里,转眼不见了,在我们心里留下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来访的是从幽冥深渊里出来的鬼魂。

晚饭过后,中国人坐着抽一会儿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着偶然提起的什么话题,可是不久,船老大便看看天色,估摸会有什么样的天气。接着他察看锚缆,看锚是否抓牢,确信船夜里不会漂走以后,便发出那道受欢迎的命令:「睡吧!」几分钟以后,船夫们便进入了梦乡,直到黎明悄然一触,才把他们重新带回这个忙碌劳作的世界。

我们不像这些惯于早睡的船夫那样想早早歇息。夜还太早,而且夜景之美对我们有一种吸引力,叫我们毫无睡意。我们坐在船头,沉浸在这片沉睡的世人所看不到的美景之中。白天在天上飞驰的云彩都已消散,此刻满天星斗,似乎闪耀得格外明亮。我们看了一整天的群山,如今像沉睡的巨人,藏身在夜的幽暗之中,我们想看清它们的轮廓而不可得,它们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氛。船上的人都睡了,只偶尔听见一个睡不安稳的孩子发出一点声响。万籁俱寂,只有流动的河水,不停地流淌着,仿佛要提醒我们它的存在,哗的一声拍到我们船边,用无言的语言向我们愉快地招呼一声,然后流走了。我们继续沉浸在梦想之中,因为星辰,笼罩在朦胧夜色之谜中的大地,群山模糊的身影,还有大自然整夜不停发出的声音,都在我们身上施下了魔力。渐渐地,一种似梦似睡的倦意悄悄袭上身来,我们便回到舱里,不久,在船边低吟着乐曲的河水的催眠声中,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便浑然不觉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