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要在十九世纪的西文著作里找一部写中国风俗最细的书,这一部绕不过去。
贾斯图斯·杜立德,中文名卢公明,一八二四年生于美国纽约州,一八八〇年去世。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一八五〇年到福州,在华十四年。
他写这本书的办法,是把福州当作一个标本,一件件记。
上卷十八章,写的是一个人从生到死要过的那些关口。
生育:求子、坐月、洗三、满月、周岁、命名。婚嫁:媒人、合婚、下聘、迎亲、拜堂、回门。寿诞:做生日、做寿、挂寿幛。疾病:请医、求签、问卜、驱邪。丧葬:报丧、入殓、停柩、出殡、做七、择地、风水、祭扫。还有分家、立嗣、祠堂、族规。
再往下是另一半:科举怎样考,秀才举人怎样得来;行会怎样立规矩;钱庄和当铺怎样放息;市上卖什么、怎么称、怎么算钱;一年四季的节令怎么过。
他记事极其实在。一场丧礼要用多少纸钱、几个和尚、花多少银子,他都写下来。许多细节连中国人自己都没留下记录——因为太平常了,不值得写。
卢公明是传教士,书里不时有不以为然的评断。这是他的立场,照译不改。
他写的是福州,所以方言、地名、风俗都带闽地色彩:南台、乌石山、鼓山、闽江、三坊七巷。听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件事:许多他记下的规矩,今天在闽南和台湾的乡间还看得见。
三十节,由原书十八章拆分而成。底本是图书馆扫描本,经文字识别转成电子文本。
第一章农事与日常起居(上)
民性——屋舍——不用玻璃窗——寒与暑——土壤肥沃——主要作物——高粱并非中国甘蔗——果与蔬——主要食物——中国人用饭——节庆之日男女不相混杂——茶为常饮——如何泡制——茶山之行——茶树形状——移栽——工夫与乌龙同出一树——采叶——工夫茶与乌龙茶的制法——由此可得的推论——田地如何耕作——打谷——砻米之法——面坊——田间不设篱垣——灌田之法——人工鱼塘——以火力孵鸭卵——用鱼鹰捕鱼——柴与木材——植物油与植物脂——庙宇与可游之处——炭雕的鸟雀——本地的养济院——少用省力的机器——人力——寻常工匠的工钱——妇女的生计——刻版与印书——附说中国语言数语
福州的中国人比一般外国人矮些,性情温和,神色畏缩。他们不像帝国南边几省的中国人那样剽悍、嗜血、好斗。街头常见他们怒声叱骂、争吵得极凶,却极少真个动手。他们自负而自恃,与别处的中国人一样,看外国人是满眼轻蔑。他们惯用些贬低轻侮的称呼加在外国人身上,不过都没有「番鬼」——意即洋鬼子——那样难听,从前在广州是张口便是这两个字。福州人加在外国人身上最常见的称呼是「番囝」,意即番人的小孩,这两个字他们常常用极尽嘲弄侮辱的调子高声喊出来。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黑发黑眼;见外国人的头发和眼睛多半不是一色,便常以此立别,叫他们红毛蓝眼,哪怕那人的头发已白、眼睛是灰的,也照样这么叫。外国人统归红毛之国,中国人则自称「黑发之民」。
中国人的房屋通常只有一层,木造。结实的砖砌住宅很少见。屋顶盖的是窑里烧出来的土瓦,不是木板瓦,也不是铅皮、锌皮。贫苦人家的地面多半用黏土、沙和石灰拌成的灰泥抹就,做得好时又硬又平;或者干脆就是夯实的泥地。就算是较好的房子,木地板也极粗劣,坑洼不平,不曾刨光。地上不铺地毯,连席子也少有。头顶上常常不设顶棚,一间屋直通到屋顶。还有许许多多人家住在船上,船长约二十尺至二十五尺,宽约六尺至八尺。孩子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成亲,也在这里死去。
住宅的窗子通常是木的,连富户也不用玻璃。偶尔也见到一种窗,把半透明的贝片巧巧地排成行嵌在上头。要光的时候,便把木窗半开或全开。夏天为了透气,也把它敞着。
屋里没有西方那种壁炉、火炉、暖炉一类冬天取暖的设备。门窗也不严实,御不住寒。福州的中国人到了冬天,只是比平日多穿几件衣服,冷到什么分上便穿到什么分上。既没有生火暖屋的法子,人们便时常随身带一只小炉,里头搁着炭火或余烬,不时烘一烘。
福州极少见冰,连薄得像刀刃的也难得一见。下霜的早晨不多。下雪更是罕事。一八六四年二月下过一场雪,积了二三寸,在四围的山上留了好几天;据说此前三十八年里没有过这样的事。下雹子倒不像下雪那样稀罕。盛夏最热的月份,背阴处的暑气也极少超过华氏九十六度。八月、九月往往叫人觉得最难挨,因为前头已经热了那么久。四季都下雨,春天比秋天下得多。通常四月或五月要发一次水,把近处的稻田都淹了,许多人家屋基下的地也泡在水里。几乎没有哪一年不发这样的水。若是来得晚,便容易伤了稻子甚至毁了收成,穷人因此吃尽苦头。
闽江流域的土极肥,又耕作得极好。城里和近郊的人家把粪肥看得十分要紧,小心积存,卖给那些运到四乡去作肥料的人。有些低田一年收两季稻、一季麦;别的田则只收一季稻、一季麦。许多园圃年年要出六到八季菜。洋种的马铃薯,在同一块地里一年能种两茬,一茬十二月成熟,一茬四月成熟。
最常见的作物是稻——稻有好几种——麦和番薯。大麦、烟草和豆类产量也不小。还广种一种用插枝繁殖的甘蔗,熬出来的红糖品质不佳。福州的中国人所用的好糖,是从本省更南的地方运来的,用的是另一种蔗。美国人所谓的「中国甘蔗」即高粱,在华南并没有大量种植,严格说来也不是中国的甘蔗;中国的甘蔗与美洲的甘蔗本是一样,靠插枝扦插繁殖,不用种子。〔注一〕
(原注:所谓中国甘蔗即高粱,在华北种得极广,外国人把它当作一种粟,叫巴巴多斯粟。中国人叫它高粱。它的繁殖法与芦粟相似——两者本有几分相像——靠的是长在秆顶上的籽。中国人并不榨它的秆汁来制糖或糖浆,听说美国有这种用法,还很觉得奇怪。他们把高粱籽磨成粉,做一种粗面饼,吃的多是穷苦人家。中国最好的烧酒,常被称作中国酒,便是用这籽蒸出来的。秆子则作柴烧,作墙壁隔板的衬条,作简陋的临时篱垣等等。天津和华北许多城市都有一座座极大的柴场,堆的全是晒干的高粱秆。近几年屡有人探问中国人怎样用高粱制糖和糖浆,这事向他们是问不出来的,因为他们从不用高粱秆做这些东西。)
一年四季都有果子,只是都在没熟时就摘了,往往青得很,所以总的说来味道不好。每一种果子到了季末,市上才见得到熟的。果子常是装在筐里由人肩挑着走很远的路运来,若等熟透才摘,到不了市上就烂了,或者碰得不成样子。这里没有铁路,熟果和别的物产无法又快又稳地运送;除了沿海少数几处之间,也没有轮船可用。帆船、民船一类走得太慢,又没准头,果子若不在熟透之前摘下,是经不起的。桃、李、梨和好几种橘,到了季节都极多。有一种橘叫蜜橘,皮松得像一件外套,里头分成十瓣或十二瓣。福州不产柠檬、樱桃和红醋栗,各种莓果如草莓、醋栗、越橘、黑莓、树莓之类也都没有。菠萝、芭蕉、椰子、芒果和一种上好的柚,是由台湾或厦门用民船、轮船运来的。本地的柚、文旦、石榴、杨梅、番石榴、柿、品质较次的葡萄、枇杷、荔枝、龙眼——即所谓龙目——都很多,只是没有好苹果。大量的橘子、姜和各色果蔬用糖渍起来,运销中国别处。食用的笋也经腌制运往外地。西瓜、南瓜、葱和蒜、萝卜、胡萝卜、白菜、莴苣、黄瓜,还有许多中国特有、至少美国和英国不种的蔬菜,产量都很大,卖价也公道;只是没有香瓜,没有甜菜,也没有大个儿的番茄。有一种极小的番茄,大小如一颗小樱桃,叫做「蛇卵」,中国人不拿它当吃的,野地里自己长着。落花生种得很多。嫁接之法颇为通行,不过果木的培植不如西方那样讲究。
福州的中国人主要吃米饭、鱼和蔬菜。他们吃饭从不用面包,不像西方人那样。麦粉是用来做各色点心和糕饼的。最常见的肉是猪肉、山羊肉、水牛肉和黄牛肉,还有鸭、鹅、鸡,以及咸水和淡水里的鱼。市上从来没有小牛肉和绵羊肉。他们也从不腌牛肉或猪肉。福州的腊肉和火腿在东亚、南亚一带很有名。除了当点心吃,若拿马铃薯充饭,便算是苦事,是穷到极处的标记。番薯被大量刨成粗条晒干,留作穷人在买不到米时的口粮,这种干薯叫做薯米。冬天蚝极多,又极便宜,去壳的蚝肉通常每磅五六分钱。虾、蟹、蛤也多。一年四季都难得有野味。冬天偶有少量山鸡从乡下运来卖,是在山上打的或是下套捉的。
中国人吃饭,照例备几小碟蔬菜、鱼之类,另把煮熟或蒸熟的饭盛在一只大器里。各人自己用勺或大匙把饭拨进碗中。碗用左手端着,举到近下巴处,再用一双筷子——拿在大指、食指和中指之间——把饭一口一口拨进嘴里。要吃菜或鱼,就灵巧地用筷子从公用的盘里夹一口送进嘴里。筷子并不是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一手执一根。有时也用一只陶匙从菜盘或鱼盘里舀汤汁,但吃饭时从不用刀叉。
家中若没有外人或客人,夫妻和已成年的子女常常同时同桌吃饭;有外客在时,女眷便不与男子同席。遇着节庆请朋友吃酒,男人自成一席,女人自成一席。同在一家受请的男客女客,若素不相识,并不彼此通名相见,也不像西方那样交谈、同行散步。女客自在内室,男客则留在客堂、大厅或书房。不同性别的人,即便相识或是亲戚,在公众场合或节庆之日也不许混在一处。夫妻在街上从不并肩而行,更不相挽。有时见得小脚妇人在外头走,扶着儿子的肩膊。跳舞之事,这里是闻所未闻的。
中国人日常所饮,是淡淡的红茶汤。据一般所传,他们从不用绿茶。在福州,本地人把喝凉水看作极伤身的事,多数人宁可渴着许久也不肯喝,虽则漱口或润一润嘴唇还敢。要他们喝水,热的温的远胜过凉的。再穷的人也得有茶喝,他们看茶不是享受,是必需。他们从不加牛奶和糖,总是清饮,若方便,就趁烫口的时候喝。泡法不是焖,是把滚水或煮过的水冲在茶叶上,盖着搁几分钟。朋友或生客登门,要紧的是一进来就尽快献上热茶,通常还请他吸一口烟。若茶不端上来,主人便要被看作不懂礼数、不晓得应酬的规矩。
一八六一年五月,我同一位美国朋友往福州以北十二三英里旗岭山上的几处茶园去看了一回。那些茶园都是近年才开的,多半起于本口岸成为红茶出口市场之后。就产量而论,这里出的茶算不得要紧;不过只要时日和当地人那点微薄的本钱容许,产量看来是会大增的。山间还有一大片地现仍荒着,据告诉我们的人说,极宜种茶。
茶树有几分像矮种的越橘,通常只许它长到一尺半高。有人把茶树比作醋栗丛,但照我们所见,醋栗长得太高、枝叶太密,这比法并不妥当。茶树若听它长,会比我们所见的高得多;人把高处的叶子摘去、顶上的枝条折断,才让它一直低着。树高了,容易被山间常有的大风刮坏,而且叶子也不如矮树上的值钱。
茶子该在中国的十月——约当西历十一月——下种,到第二年秋天便可移栽。移栽时三五株栽作一丛,行距三尺到五尺,与美洲种玉蜀黍的法子大致相同。约四年后,树就长得够大,摘去些叶子也不至大伤。茶园不上肥,只是把草除净。茶树约在十月间开花,花是白的,形状大小都很像橘花。籽结在荚里,每荚三粒,大小如一颗小豆。
据说这些茶园通常只制两种茶:工夫与乌龙,两者的分别全在制法不同。我们向采茶制茶的人反复细问这两种茶的做法。看不出他们有意欺哄我们,也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欺哄。自然,一天之内——而且那天又是阴天多雾——我们不可能亲眼看遍所说的全部工序,上面提到的事也不全是我们亲见亲得的。
采的是中等大小的叶子,采得极仔细,采茶的多是妇女和小孩。最大的叶子通常留在树上,为的是承露。若一次尽采,茶树便有枯死或大伤之虞。一丛长得旺的,一年可出三五盎司叶子;手快的采茶人一天能采八磅到十磅生叶。采叶一年三季,即中国的三月、五月和八月;每一季里,每株都要隔十天或十五天采过一遍,采两三遍或更多,看树势旺不旺,也看市上对干茶的需求。若看着卖不出好价,就索性不采。一磅生叶只能出三四盎司茶。头采的最好,价钱也最高。
据告,工夫茶的做法如下:
一、把叶子摊在日光下或通风处。这一步并不是要把它晒干,只是要它慢慢地、透透地萎软。
二、萎软了的叶子取一些放进浅器里——器通常是竹片编的——在里头踩踏许久,直到叶子的筋和梗都踩断。用意只在把硬处、筋络踩软。做这活的是光脚的男人,因为中国人似乎还没有想出更便当、更快、更有效的办法。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件污秽可厌的事。
三、随后由做工的人用手按一定的手法把叶子揉搓,用意只在让它成圆形或螺旋形。若不这样揉,叶子就一直是扁的,这形状不合外国市场的口味。叶子摊在器里,两手张开,贴着器底打圈,轻轻擦着叶子,揉上一阵。
四、接着把叶子堆成一堆发热半个钟头或更久,直到现出红色。
五、再把叶子摊在日光下或明亮通风处晾干。必须干得透,不然会生霉,不能供外国市场之用。
六、这茶叶随后卖给外国人的买办或本地茶商,他们运走以后还要费许多工夫,才装船运往外国。茶叶要用粗筛筛过,又要拣选几遍,以分出等次,剔去梗子和大的、扁的叶片。大叶归大叶,小叶归小叶。还要在铁锅里用慢火焙上几回,免得受潮变坏;焙几回要看情形,如天气如何、存放多久等等。
乌龙茶的做法与工夫茶有几处不同。
鲜叶只晾很短一会儿,不晾到萎软,只晾到露水、水气和表面的潮湿都去尽为止。
它不在日头下晒,而是搁在铁器里,底下生一小堆不旺不熄的火烘。烘时用手不停地翻动,免得焦了、脆了、糊了。并不烘到全干,只烘到半干。
此后便由光脚的男人踩踏,用手揉搓,在日光或风中晾干,再筛过、分等、入铁锅焙过,与制工夫茶的叶子一样处理。
福州近郊有许多作坊,茶季里雇着大批青年男子、妇女和小孩,忙着筛茶、拣茶。妇女和小孩按手艺的巧拙快慢,一天挣三分到六分钱,饭食自理;青年男子除管饭外,一天得五分到八分钱。
这些事,还有别的可以补说的事,都说明茶在西方国家是永远种不合算的。美国工价那样高,即便茶树在南方诸州能长,也不容许大规模而有利地种植。同样多的本钱、勤力和劳作,用在那里寻常的行业上,获利要大得多。茶若在美洲种出来,每磅的价钱非比从中国得来的贵上四五倍不可。
田地是用犁和耙耕作的,牵犁的是水牛,此外便用锄头和轻巧的镐。铁铲和独轮车这里是不用的。大脚一类的妇人和男人一同下田干活。这样的妇人也和男人一样挑担。犁田只用一头牲口,用一根绳子系在它鼻环上牵着。寻常的犁简单轻便,翻起的沟又窄又浅。稻、麦之类总是用镰或钩刀割的。这里没有带架的长柄镰,没有割谷的机器,也没有像美国、英国那样打谷的机器。
需要把捆好的禾把从田这头挪到那头时,也和搬别的东西一样,用一根扁担横在肩上挑,从不用车。稻和麦通常是在板条架上摔打脱粒,有时也在硬地上用连枷打。一个人两手握一小束没有脱粒的禾,向板条上使劲摔打,直到谷粒落尽,便把稻草扔在一边,再取一束照样摔打。扬谷是把谷子迎风扬起,或是用一种做得粗陋的风扇车,摇着曲柄转动,样子与西方的风扇车很像,只是没有筛网。美国如今所用的风扇车,无疑只是改良了的中国风扇车。
稻谷去壳用的是一种手推的砻,分上下两扇。上扇不很重,由一个人推拉着把手,使它在下扇上慢慢转动。把手的一端用绳子吊在屋顶上的什么东西上。只要照一定的法子推拉这把手,上扇便转起来。没有去壳的稻从上扇的孔里倒进去,落到两扇相触相磨的面上,米便从旁边出来,落在筐里。这样还没有砻净的,再放到大石臼里舂,这一道工夫总能把米上最后的壳都去掉。
第一章农事与日常起居(下)
磨麦的磨坊极其简陋粗笨。有些是水力带动的,尤以山乡为多,那里溪流短促而湍急。城里和村镇上,动力通常是一头蒙住眼睛的水牛:牛系在一根横木上,横木与上扇磨石相连,牛绕着磨盘打圈走,上扇磨石便随之转动。麦子要过几遍磨,粉才够细,可供烘焙之用;随后以手工筛过,即可使用。磨出的面粉往往牙碜,这是磨石的石质不佳,或是修磨、合缝的工夫太差所致。
田与田之间没有篱,没有墙,也没有树篱分界。稻田的界线通常只是一道垒起的小田埂。牛放到山上吃草,总有男孩女孩看着照料,不让它们走远,也不让它们祸害近旁的庄稼。这里没有割草晒成干草的草场,自然也不知长柄大镰为何物。草都是野生的。西方各国种的三叶草、梯牧草、红顶草以及各种牧草,这里一样也没有。冬天喂牛,主要靠麦秸和稻草。农家不养马,既不用于田间,也不用来骑乘或驾车;耕地耙地全仗驯化的水牛和一种较小的黄牛。只有官府中人才用马。
本地灌溉,大抵用一种连环斗的水车,俗称龙骨车。水车的木槽,一端斜插入要取水的河中、渠中或塘中,与水面约成四十五度上下的角度,水便由此提到近旁的田里。木槽上面和两端都是空的,做得既结实又轻便,一个人就能稳稳地扛在肩上。槽里串着一条链子——其实是绳子——上面装着一个个木斗,绳链绕过一根横轴,横轴由两根立柱支着。一人或数人倚在一根比横轴高出四五尺的横杆上稳住身子,脚踏横轴上辐射出来的短踏木,快步踩踏,横轴便绕轴旋转,把水提上来,从木槽的上端倾泻而出。人踩得越快,提上来的水就越多。水成细流,可以引到任何想要的地方。低洼的稻田,在插秧前后一两个月里,一向是蓄满水的。此地的龙骨水车极多,于灌溉之事大有功用。
闽江与城之间,大街两侧有许多人工开的池塘,既作灌溉的蓄水之用,也养淡水鱼。池子都不大,每个很少超过二三英亩。鱼子鱼苗从江西买来——江西与福建西面接界。鱼小的时候,喂一种极奇特的水草,浮在水面,一夜之间就能繁衍开来,快得叫人难以相信。大鱼吃的是一种长而粗的草,野生在湿地或池边,割来扔进塘里,任鱼随意去吃。塘水大抵一年放一次,水浅下去,就用网捕鱼;到最后网也用不上了,男女老幼便一齐下到烂泥里,把剩下的大鱼小鱼一条条拣出来。这鱼塘往常很有赚头。有的年头春汛太大,水漫过塘岸,鱼就逃走了,除非四周围上竹篾编的栅子或是渔网拦住。可是到那时候,任凭怎样防备,逃掉的鱼总是不少。塘水放干以后,塘底的肥泥往往大批挖出来,摊到近旁的田里当肥料。泥挖走了,塘也就能多蓄水、多养鱼。
闽江南岸的郊外,每年初春用人工加温孵鸭卵,数量极大。才出壳几天的小鸭,就有人挑到街上叫卖。大批小鸭运到乡下,由男孩女孩成群放养。常见一只船装着几百只半大的鸭子,沿江岸,或沿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渠,从一处撑到另一处。看鸭的人要喂鸭了,便从船边搭一块板到岸上,把鸭放出去。鸭子都训得会听主人的意思,顺着板子上岸、下船。河渠岸边有无数细小的、叫不出名目的活物,钻在泥里,潮水一落便成群出来,鸭子吃了长得极好。
潮水满的时候,福州闽江上的大桥常挤满了人,看驯熟的鸬鹚捕鱼。这鸟远看约有鹅那么大,一身暗沉脏污的颜色。管鸬鹚的渔人站在一张竹筏上,筏子宽约二尺半,长十五到二十尺,用五根粗细长短相仿的大竹子牢牢扎成,极轻便,撑一支桨而行。筏上放一只篮子,盛捕到的鱼。每张筏子配三四只鸬鹚。不下水的时候,它们呆呆地蹲在筏上。
渔人要哪只鸬鹚下水,便把它推下或掷下筏去。倘若它不肯马上钻水找鱼,渔人就用桨拍水,有时索性打它一下,它便巴不得钻到水里躲开。捉着鱼了,它浮上水面,衔在嘴里,看样子是想吞下去。可是脖子上松松系着一道绳,或是套着一个金属环,鱼就吞不下去——极小的鱼也许还能过去。它通常一径朝筏子游来;渔人一见那鱼,赶紧拼力把筏撑过去,怕鱼从鸟嘴里挣脱。有时鱼很大,鸟与鱼显然在相争。渔人靠得够近了,手法利落地把竿头一只网兜般的口袋往它们两个身上一罩,连鱼带鸟一齐拖上筏来。他把鱼从鸟嘴里掰出来,又像是奖它得手,喂它一口食——把脖子下部的环往上一提,它便吞得下去了。鸟若显出累了,就让它在筏上歇一会儿,再推下水去,照先前那样钻水寻鱼。
有时鸬鹚训得不到家,衔着捉来的鱼径自游开,离了筏子。遇上这种情形,渔人追上去,很快就把这逃兵赶了回来。据说也有两三只鸬鹚合力制住一条又大又猛的鱼的。常有两只为一条鱼争斗起来,或是一只追着另一只要夺它嘴里的鱼。这时候桥上看客的兴头便高涨成一片喧哗叫嚷。这鸟喉下有个口袋似的大囊,小鱼整个藏在里面不见影;大一些的鱼,头或尾便从嘴边露出来。
只有在潮满或将满的时候,这些鸟在桥下和桥边才捕得着鱼。那时水深而比较平静,鱼也似乎比潮落时聚得多。这种时候,桥边常有好几张载着鸬鹚的筏子一同下水。渔人撑筏的身手、鸬鹚捕鱼的本事,都从看客那好奇的欢喜和活泼的兴致上得了印证。
福州人烧的柴,主要是一种长不高的杉松之类,由闽江用船运下来,锯成二十来寸长的木条,扎成小捆。硬木烧成的木炭,也大批从江上运下。此地还出一种成色不好的煤。造屋、造船用的木料是一种又轻又软的木头,略似杉松。细木作另用几种硬木,其中有樟木,却没有枫木、胡桃木、山毛榉和橡木。
日常用的植物油有好几种,矿油和煤气则一概没有。落花生榨出的油,点灯极好。另有一种径称「菜油」的,是用一种开黄花的作物的籽榨成,那花开起来远看很像寻常的芥菜。还有一种油,外国人常叫作「茶油」,其实叫错了,是用一种树上结的籽仁榨成,点灯最好。这三种油,百姓做菜也多用,顶了西方人用黄油、猪油的地位。又有一种植物的脂,取自另一种树上成簇结的籽仁,那树就叫乌桕。籽在秋天采收。这种植物脂在市上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每块重五六十磅,看上去很像动物的脂。祭祀先人、供奉神佛所用的蜡烛,照说全是用这种植物脂或某几种植物油,加白蜡硬化做成的。白蜡是极硬的东西,从西部或西北部各省运来。天冷时,便把植物脂和植物油掺和起来做烛。他们认为,用水牛的脂做的蜡烛,所供奉的对象是不受的,因为水牛被看作有功之畜;又说动物脂烧起来的气味,神也嫌恶。水牛的奶不用来做黄油、乳酪,也不作食物。养这牲口,全为它耕田耙地那份无可替代的用处。用它的奶做出来的黄油是白的,不及西方那新鲜金黄的黄油可口肥润。
福州没有什么宏大精巧的艺术之作。外国人认为值得一看的公共建筑不多,而且多半是庙宇。城里南门不远的府学文庙;西门近处的万寿宫;城中心一带、布政司衙门附近的城隍庙;白塔旁九仙山上供奉玉皇上帝的道观;大庙山以北不远、由本省西部客商新建的一座庙宇;江南岸郊外由宁波商人所建的天后宫;还有鼓山上有名的佛寺——这几处是去了不枉的。其中有几处可以看到中国石雕的佳品,天后宫里的尤好。总督衙门稍西的古董街,外国人常去,那里许多铺子专卖贵重的古玩。外国人最看重的,是用树根雕成的奇形怪状之物,还有铜器。此地也出少量漆器,做工精绝,价钱高得很。近年来又有一种用软石做的器物,多半是红色的,通常叫作「皂石」,其实叫得不确,做出来卖给外国人。其中可举的有成套的饭盘果盘,一尺到几尺高的小塔,二尺上下、纪念贞节寡妇的小牌坊,形如马蹄的小坟,以及名目繁多的瓶。还有三四十种炭雕的鸟,做工细致,形状与彩色都仿着活鸟,很受外国来客的欢迎。用木炭做这些鸟,手艺实在高明,许多竟像活的一样。城东北一面的城门外有好几处温泉。许多中国人到那里洗浴,治瘰疬一类的病。近旁有单间的浴室,花几文钱就能用。其中一池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常见十几个人挤在里头,水浸到腋下。城内的乌石山、南郊的大庙山上,都有祭天地的坛,大员每年须到那里为天地焚香两次;九月九日,又有人群聚到坛上放风筝。大庙山坛上有一块石头,看上去很像寻常的花岗石,据说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石的上面钻了好几个孔,大员为天地焚香之后,就把香插在孔里。倘真是陨石,它原来的样子已多少改过了,因为如今差不多是圆的,显然经过石工的錾凿。
福州没有收养疯癫、聋哑、瞽目之人的院所;不过皇帝既被视为臣民的父母,照他的意思,极其穷困的瞎子、贫老的寡妇,以及残废断肢而无以为生的人,都有权每月从省库领一份钱米。据说道理上是如此。而实际上,近年来库里空虚,加之凡从库里支钱总不免层层勒扣,皇帝要赈济抚恤的那些人,真正到手的钱少得可怜。想把名字登进受恩名册的人,所受的周折和拖延也很多。该去投递的衙门里,书办与差役待这些来求恩惠的人,据说侮慢残刻到那般地步,以致如今很少还有人为登册而去投递了。一八六一年夏天,据说城北有一处类似养济院的所在,附属其中的瞎子、残废和年老之人三百余名,每一两个月从官府领到每人五百文,另有少数人领得较少。
制造器物很少用机器。没有锯木厂,没有印刷机,也没有织布的工厂。有几家铸作坊,铸犁头和寻常的炊具。几乎什么都靠手工。铜丝铁丝是手拉出来的;针是用铁丝手工做的;原木锯成板,靠人推拉横截的大锯,一来一往地平着锯开;每年耗用极多的香粉,是用手把香木块一点点锉磨下来的。用嫩竹的浆造纸,也是手工。市上的细竹纸,除几种粗的以外,都产在福州以西一二百英里的乡间。铁钉、黄铜和红铜的器皿、斧头、凿子之类,都是手工打出来的。他们的工具同西方的比起来,样子粗笨不光洁,可是其中许多成色极好。
常人的工钱很低。木匠、泥水匠每日得二三十分银钱,饭食自理。雇来在田里或家里做粗活、当仆役的男女,每月大抵四元到六元,饭食自理;若由雇主供饭,则每月一元到三元。账房先生和管账的,每年十元到三十元,另供饭食。教书先生往往一年只得三十元到六十元,此外有学生的一点小礼物。穷苦的读书人谋不到官府的差事,常常情愿以近乎虚设的价钱去教馆。粮食、衣服和房租都便宜,然而各行各业的穷人,也只有靠极度的勤劳与节俭才养得活自己。
缠足的妇女,家里穷的,便做种种不出门的活计谋生。许多人受雇于做针的作坊,钻针、锉针、磨针、开针尖。另有些人从成衣铺里领针线活回家做。有的擅长丝绣。还有许多人几乎一生的工夫都花在把锡箔裱到竹纸上,供迷信之用,当作纸钱。妇女在家做活所得的工钱,因手艺快慢高下而相差很大——每日自五十文到一百文、一百五十文,饭食自理。
传单、书籍之类,是刻在木版上,再用手工印的。先用毛笔和墨,在极薄的竹纸上照所要的那一张或那一页一字不差地写出来,然后把写了字的那一面朝下,贴在一块平滑的硬木版上。纸用水润过,小心地把纸,或者说把大部分的纸,搓磨下来,木版上就留下墨写的字和句读。这一步要相当的手艺,不然字就会磨掉一部分,或者全磨没了。版上空白的地方,用小而锋利的刀挖去一分来深,留下有墨线墨点的部分。印的时候,先用湿刷子把字上薄薄地、匀匀地蘸上中国的印墨,再把一张纸铺在版上,用干刷子来回几遍,轻而快地在整面上压过,然后把纸揭起来,便是一张传单,或是书的一页。印得好要靠经验、细心和手艺,否则墨上得不匀,一页里有些字就比别的字黑。手上用力过了,干刷子一过去就会把纸刷破。中国的印墨,通常是用寻常的烟煤和煮过米的水做的。书从不用硬纸板或皮做封面,而是像西方的小册子那样装订起来。起头在书的右边,西文书起头的地方,在中国书却是末尾。字是竖排成行,从上读到下,从右边一行起,依次向左。纸只印一面。书名、卷次或章次和页数,印在整张纸的中缝,折起来后便落在书页的外沿,不像西方的书印在页的上端。注若是有,放在一页的上方,用一道线与正文隔开,不放在页脚。书名页上通常印着出书那年的皇帝年号,以此纪年;例如一八五〇年出的书,书名页上就写着「道光三十年」几个字。
汉文不是拼音文字,认得一个字,也无从据以可靠地推知另一个字的读音、用法或意思。汉文大抵一字一音。每个字代表一个意思,或是一样东西的名目。字由几种不同形状的笔画组成,彼此以笔画的相对位置相分别。这些笔画用在一个字里,并不像西文中字母拼成一个词那样。字形是约定而成的,字数极多。认得三四千字,大多数书就读得下来了。外国人难在读音上,因为有些声调,还有许多时候送气与喉音的转折,都须仔细讲究。声调可以这样说明:有一个字,读音近乎「辛」,若用平而缓的调子念出,意思是「心」;另有一个字,注的音完全相同,只多一个声调记号,若用急促而峻厉的调子念出,意思却是「神」。送气的转折可以这样说明:有一个字,读音近乎「颠」,用平缓的调子念出,意思是「癫狂」;另有一个字,注的音一样,只加一个记号表明须送气,同样用平缓的调子念,而把那口气送出去,意思便是「天」。写出印出的文字,全国有学问的人都看得懂,就像一、二、三、四、五这些数目字,整个欧洲都明白;而说的话却有许多方言,彼此常相去很远,同一省里不同府的人,若不曾专门把对方的方言学过,往往互相听不懂——正如上面说的那些数目字,在欧洲各国读法各不相同。除了方言之多,还有许多字,依读时的气息、声调,或是在印出、说出的句子里的上下文,而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就像西文里有一个字,作名词是「礼物」,作动词是「呈献」,全看怎么用。又有许多字读音完全一样,而写法不同,意思相去极远;就像西文里有四个字,读起来是一个声音,意思却分别是「礼仪」、「工匠」、「权利」和「书写」。还有许多字,照书上读书的音念,与百姓说话时的念法不同:如「声」字,依读书音念来近乎「升」,到了百姓口语里,却变作近乎「商」的音了。
第二章订婚与婚嫁(上)
订婚的程式:请媒人说合——八字——问卜于算命先生——婚书的样式——以互换婚书为定——交换礼物——红丝线的来历——姻缘天定。订婚至婚期之间的礼俗:择吉日——喜饼——两家互送礼物——新娘的嫁妆——「筛四目」——除秽——安床——试穿嫁衣——发花轿迎亲。成婚之日的礼仪:「新人」吃早饭——新娘坐进花轿——四个饼与被褥——迎亲的行列——「接新娘」——到夫家门前的种种礼节——新郎新娘并坐——拜天地——拜祖先牌位——合卺对饮——喜筵——客人送贺钱——晚间看新娘——洞房中夜里的花烛。
订婚的程式
在中国,订婚这件事,当事的两个人往往插不上手,全由父母或家长替他们办,大略是这样的:
先请一个人做媒人,在两家之间说合。俗话说:「无媒不成婚。」媒人或男或女都可以。通常由先开口提亲的那一家请定媒人,往后两家的往来交涉也都托他一人经手。
提亲一般由男家先发动。男家交给媒人一张帖子,上写本家姓氏,并写明待娶之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共八个字。媒人持这张帖子到看中的那一家,替东家的儿子向他家的女儿求亲。
女家的父母或家长先打听男家的门第家世,若肯考虑这门亲事,便去问算命先生:把双方生辰的八字合一合,看这门亲事相宜不相宜、吉利不吉利。算得吉利,女家便交给媒人一张帖子,写明许嫁之女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由媒人送回男家。男家的父母于是也请一位算命先生,把男女两人的年庚交给他推算。这位算命先生也说好,两家又把婚事的细节议定了,这才正式答应定亲。两家各自斟酌这门亲事的三天里,自收到对方的八字帖起,倘有什么被认为不祥的事情发生——譬如打破一只碗,或是丢了一件东西——亲事便立刻作罢,帖子退还原主。这三天里,帖子通常压在祖先牌位前的香炉底下。放上去的时候,要在牌位前点香点烛。
上文说过,媒人有时是受人指定了去某一家说的;若没有明确的交代,他便自己寻一家,料着东家会中意的去说。这种情形下,他一般先分头问过两家,看彼此中不中意,若觉得这门亲事两家都愿意,才把男方的年庚帖子送到女家去。说来也怪,两家交情最厚、往来最密的,给儿女订亲时也照样要请媒人。反过来,原本素不相识的两家,倒常因媒人为某家子女说亲而彼此闻名——未必见面——由此结识。
这门亲事要到两家交换过一种硬纸的帖子,才算对双方有约束。这帖子有点像书的封皮,用两片硬纸做成。其中一片,就边沿而论,很像纸盒的盒盖;外面裱一层红纸,红纸上贴一个金纸剪的龙或凤——男家用龙,女家用凤。这片盒盖似的硬纸正好合在另一片上,两片靠一张纸粘住一边连在一起,一如书的封皮前后相连。两片的内面都齐齐整整糊上红纸。
新郎家备两张这样的帖子,一张贴金龙,一张贴金凤。贴金龙的那张,内面端端正正写上男家父亲的姓与名、男子本人的名、他出生确切时辰的那八个字、媒人的姓名,以及另外几项。另外还备两根又长又粗的红丝线和四枚大针。两枚针穿在一根红丝线上,一头一枚,再按一定的样式插在贴龙那张帖子的内面。另一张帖子空着不写,连同另外两枚针、另一根红丝线,以及已经写好男家各项、插好针线的那张帖子,一并由媒人带到女家。女家在空帖上照样写明自家的各项,与另一张上所写一一相对;针与线也照样插在外面贴凤的那张上。办好了,这张凤帖送回男家,男家小心收着,作为儿子已有婚约的凭据;贴龙的那张写着男方的,由女家留着保存,作为女儿已经许人的凭据。两张帖子上的字,都是在本家祖先牌位前写的,牌位前照例点上香烛,摆在该摆的地方。
两家这样换过帖,亲事便成了,也就有了约束。此后无论哪一方,没有极重大的缘由,都不得毁约。中国的婚约比英国、美国的牢固得多,解除的事也少得多。男女双方都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而一方不肯履行婚约的,极少见。
帖子送到女家时,照例还要给女儿送一副银的或金的镯子,给她家送些吃食,如猪蹄、一对鸡、两条鱼之类。女家把婚书送回男家时,也送些礼物:一些描金的绢花、一些线面、几个饼。绢花是分给家中和本族的女眷的。照中国人看来,这些场合所送的东西,都是给当事两人讨个好兆头。
中国人讲到红线的来历,总要引一个唐朝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唐朝时,韦固客居宋城。他见一位老人在月下读一本书,老人对他说:『这是天下婚牒。』又说:『我囊中有红绳,用来系定该做夫妻的人的脚。这绳一系上,纵是两家有仇,或是异国之人,也无从改他们的命数。』老人又说:『你将来的妻子,就是北边那间店里卖菜老妇人的女儿。』过了几天,韦固去看,见那老妇人怀里抱着个一岁上下的女孩,丑得出奇。他便雇了个人去,(他以为)把那女孩杀了。十四年后,在相州有位刺史姓王名泰,把一个他说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嫁给韦固。这女子极美,眉上总贴着一朵绢花。韦固屡次问她为何贴花,她终于说:『我是刺史兄长的女儿。我还在襁褓里,父亲就死在宋城。乳母是个卖菜的老妇人。有一天她带我上街,一个贼人刺了我一刀,眉上的伤痕至今还在。』」
红丝线表示两人的婚约已定,不可更改。俗话便说他们的脚已经系在一起了,这正是上面那故事里的话。中国人似乎笃信:谁与谁做夫妻,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的;父母给儿女定亲,不过是把天意或命数显露出来,与西方「姻缘天定」的说法正相当。
也有人说,这些红线原是留着成婚那天系新娘新郎对饮的酒杯的。到那一天有时的确这样用。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另取一根新的红绳来系,把旧的红线编进新郎的辫子里,或是缝在新娘成婚那天穿的鞋上,取个吉兆。订亲用大针,也是吉利的意思。有人说,针是用来引线的。人家还会很在理地问一句:没有针,线有什么用处呢?这么一想,用针的道理就很明白了。
订婚至婚期之间的礼俗
从订婚到成婚,相隔的时日长短不一,有一两个月的,也有十八年、二十年的,多半要看双方的年纪。婚前一到三个月,先择定成婚的吉日。一般由新郎家的一个人,或是一位可靠的朋友,把两位订亲者各自的生辰八字,以及他们父母(若还在世)的生辰八字,一并送到算命先生那里,由他择定:成婚的吉日吉时、裁嫁衣的吉时、安床的吉时、做成床帐的吉时、绣喜枕的吉时,以及新娘成婚那天上轿的吉时。这些都写在一张红纸上,由媒人送到女家。女家若接受了,所定的日时便成了各项该办之事的定期,两家于是各自张罗,预备婚事。
接着是男家给女家送喜饼与做嫁衣的料子。这个礼节照例在定好的婚期前一个月左右办。这种「礼饼」,也就是喜饼,数目自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饼是圆的,约一寸厚,每个重约一磅十两到十二两,直径近一尺。用麦面做,中间包糖、猪油和切碎的肥肉,和成一种糊,然后烤熟;说起来,就是一种肉馅饼。同时还送一笔钱,多少依先前议定的数目;又送红布或红绸,总不少于五色,给新娘用;再送五色干果、几样小点心、一只公鸡一只母鸡、一只雄鹅一只雌鹅。喜饼一叠一叠抬过街的时候,最上头那一个上面插着几个麦面做的小人儿,每个高几寸,粘在竹签上,插在饼上。女家收了这些喜饼,便分送亲戚和相好的朋友。小点心也照样分送。送来的钱,一般都花在置办嫁妆上。
以上所说,比较合乎穷人和下层人家所送的礼的种类与数目。富家所送要贵重得多。这些礼物抬过街市,都故意让人人看见。富家送值钱的头面、镯子,以及妇人戴的各种饰物;加送两坛酒,一坛上画龙,一坛上画凤;又送一只雄羊一只雌羊、十来匹或更多的绸、缎、绉,共五种花色。还要给新娘的一位舅舅、一位伯叔各送一份钱,若这些亲戚还在世。有几包礼物用红纸包得十分雅致,上面写着吉利的字句。
送这些礼物到女家时,还送两张大红帖子。一张外面画龙,一张外面画凤。画龙那张里面写新郎父母的姓氏、媒人的姓名,往往还写许多吉利的字句;画凤那张里面写新娘父母的姓氏、媒人的姓名和吉利的字句。
新娘的父母或家长,所送之礼只收一部分,其余退回,另添些东西给新郎的父母。钱全收;绸缎等预备给女儿用的,也全收;成对的牲畜只收雄的,酒只收一坛,礼饼和小点心各收一部分,别的东西也照规矩收若干成。剩下的,如雌的牲畜、几个饼等等,连同写着女家姓氏的那张帖子,一并退回男家。女家另送一对大红烛,一支画龙,一支画凤;一对大锡烛台;两包白线面;一双缎靴;一顶红官帽;一件外褂的料子;还有许多绢花或通草纸做的花——这种纸俗称米纸。
许多穷人家回的礼没有上面说的这样厚,许多富家回的却要厚得多。因为人人都好体面、愿显得大方,所以家家都尽自己力所能及地把礼送得丰厚。
退回新郎家的大饼,切成四块或八块。男家把每一块分给一户近亲或极要好的朋友,连同一点线面、一朵绢花。把饼这样分送给两家的亲友,是透个消息:家里的亲戚或知交的孩子就要成亲了。这些人家可以等着到时候收正式的喜帖。
婚期前几天,新郎家又给女家送一回东西,有吃的也有别的:一只公鸡一只母鸡、一条带蹄的猪腿、一条带蹄的羊腿、八个小面饼、八支火把、三对大红烛、一些线面、几串爆竹。另外送一条腰带、一副头面、一块盖头脸的丝帕,以及几件成衣——这些衣裳通常是借来或租来应一时之用的。新娘成婚那天早上坐进花轿往夫家去,就穿戴这些。送去的吃食,连那只公鸡在内,有一部分是她那天早上要吃的。爆竹是路上放的,火把是她去新家的路上点着的。八个面饼上各印一个红色的大字,字作古体,取吉利的意思,如「寿」「福」「禄」「喜」;也有其中四个合成四个字的,意思是「凤凰于飞」或是「鸳鸯求偶」。八个饼里收下四个;按严格的规矩,另外四个和那只母鸡要退还男家。面饼与线面所以算是吉兆,有的是因为它们名字的本地读音可以借作别的吉利字眼,有的是因为东西的形状:线面取其长,所以主「长寿」;女家留下的那四个面饼,到女儿上轿那天早上另有一番奇特的用处。
婚期前两三天,女家送一张红帖子到男家,写明陪送的嫁妆有哪些家什、共多少抬。送帖子的人——照例是媒人——还要告诉男家,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到。据说这样通知的主要用意,是让新郎家预备好一笔该给的钱,用红纸包好,或是用红绳系好,赏抬嫁妆的人。照规矩,这家人要在嫁妆到门时就把这样包好的钱付给抬夫;若没有预备妥当,在这样一个处处求顺当体面的日子里,便可能闹出乱子。两家若是富户,抬夫交了家什,所得的赏钱往往是他们平常做这点力气活所值的好几倍。
嫁妆送出去的前一天下午或晚上,新娘一般要行一种很奇特的礼,有一两个妇人帮着她——这些妇人是雇来的,在她成婚前后几天服侍她。这个礼叫做「筛四目」,算是一个吉兆。先备一只竹篾编的大圆筛,直径三四尺;又备一只黄铜盆,直径两三尺,高约一尺,搁在一个座子上,离地稍高。盆里盛上烧着的炭,妇人们便把嫁衣一件一件地、或是取便一叠一叠地放在筛上,连筛端起来,在盆上头停一两息,略略筛动几下。筛过这一份,便挪开,再取一份放上去,照样再筛,如此直到她的嫁妆里凡属衣裳、鞋子、头饰的,都筛过为止。有时预备给新娘将来在夫家用的小件家什,也照这样筛一遍。筛的时候,端筛的人口里不住地念着种种话,这些话久而久之成了这种场合专用的吉利语,如「千目万目筛出去,金银财宝筛进来」。筛子上这时还放着十根筷子。意思是说:这么多衣裳家什就要随女儿去,成了别家的东西,而她父母的衣食仍旧「有余」。这里须得说明:要从这个前提得出这个结论,得借一个本地名称的谐音。照福州话,「筷」字的读音,与一个表示「仍旧有余」意思的字眼读音一模一样,虽然「筷」与「有余」这两个意思,写出来是很不相同的两个字。
这个礼为什么叫「筛四目」,中国人自己也说法纷纷。许多人似乎并无确切的说法,只说这规矩到处都有。一般认为它有洁净、除秽的功效。他们深信:筛过待嫁之女的衣物,总有一种办法把邪气和不吉利的影响赶出去或是挡在外头。筛过的东西,她家的女眷便小心不去碰。据说,这些筛过的东西在送往女儿将来的家之前,若有孕妇或是带着孝的人动了手,或是以任何方式碰着了,对她和她的未婚夫都特别不吉利:这一碰,料想会使她丈夫家死人,或是她日后小产,或是她与丈夫口角失和,或是出别的什么不如意的事。凡筛过的东西都仔细收好包起;等家什和装衣裳的箱笼起身往新郎家去了,一家人才松一口气。
有一种礼与「筛四目」相似,叫做「除秽」,有时在婚期前不久在新郎家里行,所筛的是他自己的衣裳,尤其是那身喜服,用意也是挡住邪气。
到帖子上写明的时辰,新娘的嫁妆便抬着过街,只要家什的数目容得下,总要摆得越张扬越好。两家若是近邻,抬夫的行列往往不走从女家到男家最近的路,偏要绕着大街走一圈,好让人看那些家什。富家常把许多上等家具这样抬过街市:衣橱、桌椅、箱笼、面子是绸缎的被褥,以及种种不那么显眼却也值钱的物件。雇来搬运的人,有时多到一百,甚至更多。出得起这笔钱的,还要在一些器物上缠上或系上红绸、红绉、红布。这在两家都算一个大日子,行列里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人看的。讲究虚荣、好排场这件事,中国人在嫁妆上头,大概与西方人不相上下。
这些嫁妆,多半是用男家为此送给女家的钱置办的。富家其实并不怎么指靠这笔钱,虽说男家总要送一笔厚厚的钱给女家。穷人家嫁女儿,一般总没法在未来女婿家送来的钱之外多花多少。
收过「礼饼」的女家亲友,照例要送些衣料、绢花或别的头饰给她家。这些礼物是算在新娘的嫁妆里的。
安床,把新床安在该放的地方,是一件要紧的礼。择定的日子到了——一般离婚期只有几天——便把床安在新娘房中合适的地方,此后好一段时日不得移动,怕移了不吉利。安床时还有种种带着迷信意味的做法。通常取五位不同皇帝年号的钱,撒在床板上,就是撒在这种床所配的那张席子底下。有时另备四副同样的钱,放在床下,每只床脚边放一副。又把五串熟米粽挂在挂床帐的架子上,每串五个,做成圆锥形,长四寸到六寸,用叶子包好,外面系红棉线。这五串里有一串比别的大,挂在帐架正中,另四串小的挂在四角。正中那串叫「母」,四角的叫「子」。每一串里居中的那个米粽,通常也比同串别的大;这样,每串居中的那个便叫「母」,围着它的几个小的叫「子」。有时还在床下地上摆五个芋头,一大四小,每只床脚边摆一副,大的居中。床正中放一只四方的木斗,油漆得干净,上口大于下底,约容一斗,斗里盛着半满的生米。米上铺一张红纸,纸上摆着好些东西,其中有十双筷子、一面小铜镜、一把剪刀、一支尺、一只装着戥子的小匣、五色干果、一个皮松的橘子(若当令)、几朵鲜花、一盏盛着油的玻璃灯,还有两支烛,分放在斗的两个前角。灯与烛都点着,这只斗就留在床上不去碰它,直到烛烧尽、灯油耗完。
第二章订婚与婚嫁(下)
……等灯烛燃尽,方才撤去。看守的人留意不让风把它们吹灭,也不让它们出意外熄掉,因为未到时候就灭了,必被看作对将来睡这张床的人不利的凶兆。整套仪式的用意,总的说来,是要新婚夫妇婚后家道兴旺,尤其是子孙世代不绝。五代皇帝的五枚铜钱一类物件,是预兆新妇多子、或一家昌盛的吉物。灯与烛的光,虽在白日里点着,却被看作格外有驱邪之力。
婚礼前一日,新娘多半要把头发按本阶层已嫁妇人的式样盘起,又把明日坐轿时、以及到了夫家头一程时辰里要穿的衣裳试上一回。这在娘家是极要紧的一桩事。她父母请了家中女眷与女友到家里吃一席。试衣的名义,是看看备下的衣物合不合身、诸事是否齐备,免得到了上轿的时辰手忙脚乱。试衣时她不蒙那块到夫家才用来遮脸的厚盖头,就这样装束着去父家的祖先牌位前点香,出嫁前最后一次拜祖先。她又跪在父母面前,跪在祖父母(若还在世)、伯叔姑母(若在场)面前行礼,其样式与明日她和丈夫拜夫家父母、祖父母及祖先牌位时相仿。女儿试衣并拜牌位、拜父母的时候,女眷女友中若有正在守孝的人在场,被认为不吉。
花轿由新郎家挑选,一般在婚礼前一日的下午送到新娘家,随行有一班乐手,几个人举着点亮的火把,两个人抬一对大红灯笼——灯笼里的蜡烛也点着——一个人擎一顶大红伞,还有一两位亲友或别的随从。花轿一律是红的,多用呢料或别的贵重料子蒙面,四个人抬,抬轿的戴着带红缨的帽子。乐手和行列里所有当差的,帽子也一样。两家若都富厚,随从就比上面说的多些,衣裳也尽其所能地穿得体面。一路上乐手时时吹奏。快到新娘家门口,整个行列便整齐起来:乐声吹得热闹,人人各就其位,尽量摆出气派,这才到门前。随轿来的人由新娘家管饭,乐手晚间不时奏乐,给这场喜事添兴;家里也给他们安排住处,好预备第二天早上的差事。
婚日的仪节
新娘——人称「新人」——在成婚那天很早就起身,沐浴,装束。她沐浴时,乐手须得奏乐。她的早饭,按理该是未婚夫家送来的那只鸡、那把线面一类东西。其实在成婚这天早上以至一整天,她什么都吃得极少、喝得极少,这出自当地一种极奇特、甚而近于迷信的讲究,其详不便细说。她这一顿有名无实的早饭,被看作吉兆,主她与丈夫和睦长寿。外面穿的衣裳,连那块由丈夫家备下的盖头,都绣着龙形。古时有位皇后开恩,准新娘在成婚日早上穿这样的衣服,又准她们用四个人抬轿,并准她们暂戴一种极华丽的头面——那头面本是大官的妻室才戴的。
上轿的时辰将近——多在清晨五时至八时之间,是先前由算命先生定下的——她的妆束由父母中的一位替她收尾:把那块厚盖头覆在她头上,把脸遮得一点不露。随后由一个女伴扶出房门,坐进已抬到堂屋里的花轿。从她房门到轿前的地面,这一日铺着一种红毡,免得她的脚沾地。她落座时,鞭炮齐响,乐声大作。按风俗,新娘、她母亲以及家中众人,这个早上都该放声痛哭,哭得久些——其中自然多半是真情,并非做作。
她坐进轿中,还没起行,父母或家中的人取一条被子,捏住四角,在花轿前张开;新娘的一个女伴便把四个面饼一个一个往空中抛,叫它们落进被子里。这些面饼是和那只公鸡、那把线面一同从丈夫家收来的。抛饼时,那妇人口里不住说吉利话,旁边的人应声相和。装着面饼的被子随即卷起,马上抱到隔壁房里去。
这桩仪式的用意,据说是要让娘家得益,是一个吉兆;在中国人想来,被子与面饼留在家里便可致吉,因为本地话里「饼」字的读音,与一个意为「保得住」的字一模一样。此后不久,迎娶的行列便在鞭炮声与乐声中往男家去了。
行列最前头是两个人,各举一只点亮的大灯笼,灯笼上贴着红纸剪成的大字,是新郎的姓。其后又是两个人举同样的灯笼,上贴新娘的姓,这一对属娘家,只送一程。再后是一顶大红伞,随后是举火把的人和乐班。花轿左近走着新娘的几位兄弟或娘家的亲友,还有新郎的几位亲友或兄弟——后面这一拨是清早从男家派出来迎轿、接新娘回去的。这一拨有时在新娘起行前就到了娘家,那便一路同行。约在两家之间的半路上,行列在街心停住,郑重办那桩接亲的礼。新娘一边的人站在一处,隔开些站着新郎一边的人。前者取出一张大红帖,上写娘家的姓;后者也取出一张,上写男家的姓。两张帖子交换过,各人照中国的样子拱手,向对面一拨人作揖。
行列前头举着新郎姓氏灯笼的那两个人,这时转身,从花轿与举新娘姓氏灯笼的那两人中间穿过去,绕过举娘家灯笼的那一拨,再回到行列原来的位置上。那一拨人趁对面绕行的时候,朝相反的方向转身,往新娘家去,随她的兄弟或娘家亲友一道回转。行列的其余部分这才往新郎家行去,乐班奏起轻快的调子,沿街时时放炮。据说,从街上那两拨举灯笼的人彼此分开的那一刻起,新娘的姓就改成了未婚夫的姓:写他姓氏的灯笼留在行列里,写她原来姓氏的灯笼则抬回父家去。从这时起,这一整天她身边多是全然陌生的人,只有随行的女伴例外——那几个人跟着她,她到哪里都在左右。
到了新郎家门口,鞭炮成串地放,乐班吹奏得格外用力。举火把的、举灯笼的和乐手都在门边停住。花轿抬进堂屋,轿顶上、轿门正上方放一只筛子,就是行「筛四目」时用的那一种。从花轿停处到新娘房门的地面铺着红毡,免得她的脚沾地。一位生过儿女、至少生过儿子,又与丈夫和顺、守妇道的妇人,走到轿门前说种种吉利话。她若家境宽裕,父母尚在,又出自读书人家,就更算有福气。另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手里捧一面铜镜,镜面朝外对着轿子,也走到近前,请新娘下轿。这时那位说吉利话的妇人上前,像要去开轿门,随行的一个女伴便抢上一步替她开了。那妇人和那男孩都是男家雇来的,事后得一份小小的赏,因为这两桩差事被看得很要紧,主吉。男孩手里的镜子,是要挡住轿中可能带出来的凶气邪气。
新娘这才由女伴扶着下轿。扶她往房门口走的时候,先前放在轿门上的那只筛子,有时举在她头上,有时就摆在轿门正前面,她一跨出来便踏进筛里。这一路上,众目所瞩的这位新娘,脸始终被父母在娘家替她覆上的那块厚盖头遮得严实。
迎娶的行列将到,新郎便从满屋的亲友中隐去,到床边站定,面朝着床。新娘由女伴引进房来,他才转身,背着床站着。她一到他身旁,两人便一同在床沿上并肩坐下。新郎常设法在坐下时把她裙幅的一角压在身下,据说这样兆她日后顺从。新娘有时很留意,坐下那一刻把衣裳摆好,不但不让他如愿,还要尽可能让他的衣角压在自己身下,以示她要守住该有的自主,甚而要叫他听自己的话。两人这样默然并坐一会儿,新郎便起身出房。临出去,新娘的女伴往往请他替新娘揉一揉脚,说他若肯,她的脚日后就不会疼了!
新郎在堂屋里等新娘出来。他们随即要行的这桩礼,在帝国的这一带,被看作中国人成婚之日必不可少的一节;想来全中国也都如此,只是略有出入而已。
这一整套仪式叫做「拜堂」。堂屋的前部摆一张桌子,据说这桌子是摆在天的面前的。桌上立两只烛台,插着两支点亮的大蜡烛,当中放一只燃着香的香炉。此外还放两只糖做的小白公鸡、五样干果、一把筷子、一支尺、一面镜子、一把剪刀,以及一只装着戥子的匣子。这些东西,或其中几件,常盛在一只柳木做的盘子里。另有两只形状古怪的酒杯,有时用一条几尺长的红丝线或红棉线系在一起,也放在桌上。诸事齐备,新娘便被引出房来,站在桌边新郎的右侧。两人都面向桌子——也就是面向天光。新娘的一个女伴发出信号,旁边几个妇人帮着她办,两人便一同跪拜四次,每次俯首至地一回,始终默然无声。随后起身换位,新娘站到新郎左侧,再照前跪拜四次,俯首如前。这一节叫做「拜天地」。两人接着转身,脸朝屋内里侧,不再朝外,新娘仍在丈夫右侧。祖先牌位早已摆在屋后的一张桌上,依例在近处点好香烛,新郎新娘便照方才拜天地的样子,向这些牌位拜了八次。〔注一〕随后两人又回到起初的相对位置上,只是改为彼此对面,不再并肩。隔着几尺,两人再跪拜四次,每次俯首至地一回。拜毕起身,默然站着,等人侍奉合婚酒。一位女伴从桌上取下那两只——据说有时是用红线系在一处的——酒杯,各注入些酒蜜相和的东西,把一只杯里的倒进另一只,来回倒了几次,然后把一只递到新郎唇边,一只递到新娘唇边;两人仍彼此对面,各饮一小口。她随即把两只杯子对换,新娘饮新郎刚用过的那一只,新郎饮新娘刚用过的那一只,两只杯子常还系在一起。有时她只用一只杯子递酒。随后她把杯子放回桌上,掰下一点糖公鸡给新郎新娘,也许还从备下的五样干果里取几枚递与他们。这之后,新郎多是一手握那把筷子,一手握那只装戥子的长匣,装作用它们去揭开遮住新娘头脸、使他看不见的那块厚盖头。这只是装个样子,他随即把筷子和戥子放回原处。到此一般便礼成了。点着的大蜡烛由新娘到门时说吉利话的那位妇人端进新娘房里,新郎送新娘进房,随即回到外间;新娘留在房中,由女伴侍候着换衣服预备吃饭。
〔注一〕(原注:拜牌位这一节,有时在喜事的头一天略去,尤其是婚礼不全挤在一天里办的时候。)
行这桩礼时摆在桌上的那些食物与家常器物,从中国人的眼光看,都是和顺兴旺的吉兆。同吃一只糖公鸡、同饮一双杯中的酒,象征两人从此同担一生的际遇。婚礼里这一节,人人都极愿它办得合乎体统、井井有条。
到此时为止,新娘身上一直穿着上轿时那件绣得厚重的外衣,戴着那副头面,这时都卸去。她的头发细细梳成本阶层的式样,换上她自己的嫁衣。有时头上满插珠宝,真的假的,看这家买得起、租得起、还是只能借。
妆束完毕,诸事齐备,新娘新郎便在她房里坐下来吃喜宴。他这时才看见妻子的模样——往往是生平第一次,在成婚之日则一定是第一次。席上的好东西他可以尽量吃,她按定下的规矩却一口也不许动,必得端然静坐,不失仪态。房门敞着,来客以及新郎的父母亲族趁这机会把新娘细细打量,看她的举止。
这一天里,娘家若住得近便,要几次送些吃食来给她。东西收下道谢,送来的人还得一份小赏。按风俗她不可以吃娘家送来的这些东西,可是这东西非送不可、非收不可。
到了下午某个时辰,男客入席,一桌坐八个人,每人的坐次都照中国礼数细细定下。此地还有一桩怪风俗:凡受请的客人都该给新郎家送一份钱礼。这钱该在婚礼前一天送到家里,有时也由客人赴席时自己带来。数目全凭各人情愿,从几百文到十五二十银圆不等,看客人的家底与亲疏。就算请了而人不来,这份礼也还是要的,不送便失体面。这些现钱的礼,对办这场喜事的用费大有帮补。
此地另有一桩成例:除了官宦与士绅人家的婚事,邻舍、不曾受请的熟人、甚而与两家毫不相识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在新娘成婚那天晚上进来看她。这对她是极难的一关:她不能不许人看,也不能躲开众人的眼。她得站着,让一群人端详她的相貌,评她的举止。这些人议论起来常很放肆,她却须得安然听着。她必须举止得体,不许笑,不许恼,除了始终随侍左右、扶她走扶她站的那几个女伴,不与任何人交谈;不论听见多机巧的玩笑、多粗鄙的无礼话,脸上都要平静不动。换了别的时候算得侮辱、算得极无体统的话,这会儿也只能当作没听见。她若忍不住笑了,或是忘了情露出恼色,便成一桩叫人难受、事后追悔的事。她丈夫这一晚多是避开外间不露面。他的至交或邻人常有很晚还不肯走的,非要他许下一笔不小的钱、够第二天办一席酒,才肯散去。
拜天地礼毕时移进新娘房里的那两支大蜡烛,让它整日点着,点到晚上,能点多久就多久。洞房里最好通宵有烛,所以到了晚上,一般把这两支换成另一对,算着能点到第二天早上。新的一对约二尺长,鲜红色,通常一支上用金箔或一种叫「金油」的东西,画着亮黄的龙,另一支上画凤,分指新郎与新娘。有时还在烛上写些吉利的字句。这一对烛在婚礼当晚点起,摆在新娘房中的桌上,人愿它通宵不熄,能多点一会儿更好。若是不当心熄了,会被看作极不吉利。倘其中一支、或两支在夜里灭了,便是兆着夫妇一方、或两人都要早死。烛身的料子不该化开、顺着烛身淌下来,那也是凶兆:人想那淌下来的样子像眼泪顺着脸颊流,在喜事上便兆新婚夫妇家中多有悲伤,或是两人日后过不到一处。两支烛若前后差不多时候烧完,便以为这对夫妇日后也差不多同时谢世;若一支比另一支点得长久许多,便推想一个要比另一个在世上多留许多年。
第三章订婚与婚嫁(续)(上)
婚后的礼俗:出房。——祭灶神。——第三日归宁。——用符为新妇驱邪。——拜女家的祖先牌位。——满月时母家的馈赠。——新婿与岳父母之间的馈赠。——香烛之频用。——订婚与婚嫁的杂俗与杂说:小媳妇。——胎中议婚。——同姓不婚。——新婿入赘岳家。——「娶穿白裙的」。——父母亡故百日之内成婚。——「讨鞋」。——「断线」。——白衣迎亲。——催婚。——抢亲。——退婚。——出妻的七条理由。——不可出妻的三条理由。——娶他人在世之妻。——偏房。——中国的殉夫:自尽。——为节妇孝妇所立的牌坊。
婚后的礼俗
婚礼的庆贺大抵要延续两天。头一天请新郎的男亲男友,谓之来「光临」;第二天请新郎家的女亲女友赴婚筵,俗称「女客日」。
第二天早饭后不久,爆竹声里,新婚夫妇一同出房,去拜本家的祖先牌位,并拜新郎的祖父母与父母。这一节礼数就叫「出房」。有些人家只用一天办喜事,这一节便在头一天的午后举行。
家中的牌位列在客堂后部的一张桌上,或供在桌上的神龛里。照规矩在牌位近旁摆好香烛,点燃,新郎新妇便在牌位前跪下三次或四次,妻在夫的右手边。每跪一次,都伏在地上磕一个头。起身之后两人换位,新妇站到丈夫的左手边,再对着牌位跪三次或四次,照前磕头。然后起身,桌前摆下两把椅子——那张桌上供着香、烛与牌位。倘新郎的祖父母健在而又在场,便坐上这两把椅子,祖母在祖父的右手边,两人背着桌子,面朝堂前。若有一位已故,就把代表那人的牌位放在他或她生前该坐的那把椅子上。新郎新妇上前跪三次或四次,照拜牌位的样子磕头至地。再起身换位,新妇站到原先新郎的位置,又跪下磕头三四次。接着新郎的父母入座,跪拜如前,次数照旧例。新妇跪着的时候,她的新婆婆照例要替她在头上插戴些贵重的首饰,或金或珠,或是送她几只值钱的戒指——家境宽裕才办得到;家贫的,便送些力所能及的头面。帮新妇行这些礼的妇人,趁此机会向新妇的公婆献茶,当场便得一份赏钱。公婆若有一位已故,也照祖父母有一位已故的办法,把那人的祖先牌位放在椅子上。新郎的伯叔舅父、姑母姨母若在场,就依尊卑次序,轮流受这对新人的拜。这些亲戚往往不肯坐,宁愿站着受拜;站着在这种场合算是谦逊的表示。「出房」时每换位之前的跪拜,是三次还是四次,由新郎家自己定;但照规矩,「拜天地」时每换位之前总得跪拜四次。三是奇数,有人以为不吉。
「出房」之后不久,夫妇便到厨下去拜灶神夫妇。这一节行得极郑重,被看作婚礼里要紧而不可缺的一环。厨房墙上贴着代表这两位神的画像或字牌,像前摆一张桌子,桌上点起香烛。新郎新妇并肩跪在桌前,叩拜灶神夫妇。他们信:这样便可讨得灶神的欢心,尤其是新妇日后下厨操持,因早早恭敬地孝敬过这两位,手艺上自会顺当些。
第三日,新妇的父母送帖来请女婿女儿回去,连轿子一并送来。帖子通常由她的兄弟送来——倘她有年纪相当的兄弟;没有,就由同宗同姓的亲戚送来。自两天前离开娘家,到这天早上,新妇一个娘家人也没见过,大抵连自家的亲戚熟人也一个没见。此时她与丈夫受了兄弟或别的亲戚的道贺与奉承,便预备回娘家去。新妇先上轿,走在丈夫前头一小段路。两人不同时起身,也不该同时到娘家门上。这一天给新妇备的轿子,样样都是寻常的黑轿,只前面的轿帘外头画着一道符。
那符画的是一个凶相的人,骑在虎上,一只手高举着剑,像要砍下去的样子,画的是某位统辖鬼魅精怪的尊神。新妇婚后第三日回娘家时用这道符,是为给她挡住邪祟与不祥。据说从前新妇坐轿经过某个地方,总有邪祟上来缠她,害她生病。有一位大法师——就是画上骑虎挥剑的那一位,道士中的头领——被请去除灭这些邪祟、破掉它们的毒害,他施展大法力,果然办成了。为纪念这桩对新妇、乃至对世人的大恩,又为使此后别处的新妇也免受这些邪物之害,人们便想出这个好法子:把这位法师画下来,贴在新妇第三日回娘家所坐的轿帘上。看眼下中国这一带凡遇此事无不用这种轿帘,可见这一挡不祥的妙计灵验得很!成亲当日所用的红花轿上,有时也贴这样一道符。
到了娘家,新妇的轿子抬进客堂,她在爆竹声里下轿。载女婿的轿子停在岳家门外数丈处,由一位内兄内弟、或别的受命来迎的亲友,引他入门。两下在街上相遇,照通行的礼数各自拱手作揖。来客这才被请进屋。他坐在客堂上,先后奉上三巡茶、三筒烟。随后被请到内房去见岳母,妻子也在那里。他在那儿坐一会儿,照老套应酬几句,留心只说吉利话,凡依这地方的忌讳算不吉的话题与字眼,一概避开。不久他被请到客堂,妻子也出来相陪。一切摆布停当,夫妇便去拜女家的祖先牌位,并拜她的祖父母与父母——若健在而在场——行法大体与前一日拜男家牌位、拜男家祖父母父母一样。礼毕,新妇退到母亲房里或后头某间屋子,与在场的女眷一同吃饭。她丈夫被请在客堂用些点心,陪他的是她的兄弟或别的本家亲戚。照礼数,他无论怎样饿,也只能吃极少一点。说起这事通行的话是:他吃了「三碗菜」的一点点,便推说已经吃饱,不肯再受。他随即坐轿先走,留下新妇过一会儿自己回来,身边一般只一个仆妇或女伴相随。
婚后第十日早上,娘家照例又送帖来请女儿去住一天。她若应了,便独自去、独自回,丈夫不陪。满一个月,娘家若再请,她通常就去与父母兄弟姐妹盘桓几日,夜里也住在那里。这几日她丈夫或许白天去看一两回,却留心既不与妻子同去,也不与她同回。丈夫总不与妻子一同在人前露面。
婚后满月,新妇指望娘家送一份礼来,内中大致有这几样:一尊观音像——凡已嫁的妇人都奉她;一座便携的供像神龛;一只盛香的香炉;一对烛台,供她礼拜时插烛;一把扇子;两只花瓶;若干绢花;还有脂粉。
成亲头一年过后,新郎每年要在岳父母生日、五月节、八月节、冬至与新年,送猪蹄、线面、酒、大红烛,或许再加些钱,给岳父岳母。头一年里,照例倒是岳父母在逢大节、尤其是年初一时,多少也送些这类东西给他。
自订婚到成亲之间,时时有人在双方家中的祖先牌位前点三支香、一对烛焚了,以告知祖先:阳世间与他们在世的子孙订婚、成亲有关的事,正办到哪一步。凡与此事特别有关的举动一行,两家中就有人行这一节。此人往这种场合的香炉里添新香时,照例把已点着的香合在手里,跪下,向牌位磕三个头;然后或跪着、或正起身,把香举到与头齐或更高,肃然无声地插进香炉。也有人插香之前并不跪。焚香点烛之际,往往还要烧一批纸钱,给已故的祖先受用。中国人订婚、成亲的习俗礼节中,充塞着多少有罪的迷信,这一点屡屡引起我的注意。细心而严正的读者读过前面这些细节,想必也不会不留意到。
本地的信徒要同本国人沿袭已久的社会风俗所生出的种种引人为恶之事相争,这是何等的艰难!他们又何等需要别处信徒的热忱体恤、明智劝导与诚心祈祷!
订婚与婚嫁的杂俗与杂说
这里头有些做法与看法,与西方文明诸国通行的做法看法相去之远、相悖之奇,不让于前面已经讲过的任何一桩。
贫家生了女儿,自觉养不起、或不愿养,往往在女孩才几周、几个月、一两岁时,就把她送人或卖掉,给某个亲友家里尚未议婚的小儿子作未来的媳妇。男家一般要送一份小礼,如一对鸭或一对鹅、一对鸡,再加几斤线面,取个吉兆。送去的禽畜,雄的通常留给女家,其余退还男家。两家请一位媒人,正式立下婚约,与年纪稍长的男女议婚一样。这女孩叫做「小媳妇」,被领回家去,与未来的丈夫一同在那家里长大。到了可嫁的年岁,家里若添得起那一点花费,就择一个算命先生选定的吉日,把她嫁给已许的那个人。请亲友,办一桌酒。不往她的亲戚家分送喜饼,也不用红花轿——因为她本就住在丈夫家里。
偶尔也有极亲厚的两家,由两位即将做母亲的妇人,把腹中未生的孩子许了亲,所凭的只是一条:两个孩子须是一男一女。倘两个都是女孩,或都是男孩,这桩有条件的婚约便作罢。一般在孩子出生之前,两家先交换一件值钱的东西作订婚的凭证,如一副头面,或一对手镯。孩子生下来,若果真是一男一女,便请一位媒人,照常例立婚书、换婚书。
在中国,同姓的男女从不通婚。不同宗姓的表亲可以通婚——就是姐妹的子女之间、兄妹的子女之间可以,兄弟的子女之间不可以。中国人说,同宗姓的人通婚会「乱人伦」——仿佛乱伦与否关乎人的姓氏,而不关乎血缘的亲疏远近。同姓的两人,不论亲属关系多么疏远,不论是否来自隔省,不论两家的祖先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相识,都不许成婚。中国人这件事,拿来回答「名字算得了什么」这个问题,倒可以添一条材料。同一条道理行在西方,便是姓「史密斯」的各家彼此永不通婚,不管血缘远到什么地步。
常有这样的事:富家只一个女儿而无儿子,便想找一个肯娶这女儿、又肯入住这家做儿子的女婿。有时能见到张贴的告白,说某人想寻一位肯来同住的女婿兼继承人,也许还写明中意之人的年岁与条件。遇这种事,家里有儿子条件合得上、又肯让他依这样的条件成婚的人家,就该托媒人去说,那富翁再加斟酌。有时则是富翁托媒人,去向某个他看中名声的后生的父母提亲——这后生或许是新近中式的士子,名字排在头一等或第二等中式者榜单的前列。偶尔有这样中式的士子,若还未订婚未成亲,便叫人在榜上自己名字底下直接贴一纸告白,写明尚未议婚及住处——那正是考官定出中式名单、榜文张挂出来之后。如此公布的用意,是给那些有未嫁未订婚女儿的富家一个机会,好挑他们做女婿,指望除得一位妻子外,还能得一大笔钱。答应去与岳父同住的,有时还在成亲时一并答应改用岳父的宗姓,自认作他的儿子。只有贫家才肯让一个有才气、有功名的儿子这样抹去自家的姓。成亲那日,他坐一顶黑轿,轿外缀些大红绸子,抬到岳父家中,与新妇在那里行「拜天地」、拜女家祖先牌位等礼,一切依婚事的成例。这样得一位妻子、又舍了宗姓而成为富家的继承人,其间大概算不得什么丢脸事,然而人所艳羡的,终究是那种既得妻子、又从富翁手里得一笔厚礼、还能保住自家宗姓的机缘。有些有钱人乐意把一个女儿、连一份厚嫁妆一并送给中式的士子,图的是有一位将来有望做官的、有功名的女婿,于门面上好看。
照风俗,寡妇若穿裙,只能穿白的、黑的或蓝的,不许穿红艳的裙子,像有夫在世的妇人那样。因此,娶寡妇的男子,便有「娶穿白裙的」这个说法。贫家有时张罗着让儿子娶一个寡妇,因为觉得娶一个品行好的女儿家花费太大,力所不及。娶寡妇的花费相对小得多。一家的儿子娶寡妇,被看作这家的耻辱——无论那寡妇何等明理、何等可人、何等好相貌;寡妇答应再嫁,于她自己也算一件丢脸的、可羞的事。有钱而讲体面的人家,绝不让儿子娶寡妇。寡妇从自家到未来丈夫家,不许坐红花轿,只能用一顶寻常的黑帷轿子,两个人抬。家中有寡妇的,许多都极不愿她再嫁,因为那会给家门、尤其给亡夫的名声带来羞辱。亡夫的亲属若家境尚可,一般宁愿帮着养她、或索性养她一辈子,也不愿她再嫁。不过有时他们待她不好,她若料定他们既不肯答应、也不肯帮着替她找第二个丈夫,便设法私下改嫁。一八六一年秋天,本城就有这样一桩事:一个寡妇在亡夫家受的待遇不好,使些手段,托一个媒人,瞒着那家人把自己许了人。约定她从媒人家出门。正要往那男家去,亡夫的亲友探明了实情,赶来得及,与那男子的亲友一场好斗,终于拦下了这门再嫁。这桩婚约被看作不正不法,因为亡夫家中的长辈既不知情,也不与议。
父母有一位亡故,三年之内——说得确些,是二十七个月之内——成亲,是违国法的。然而实际上,若家里急需一个妇人操持,也有在父母亡故百日之内就成亲的。在中国,风俗往往比法律的条文守得更严;此地的风俗,如今就容许寻常百姓这样成亲,尽管依法严解是不许的。这样的婚事若出在官员家里,是断不会被容的。寻常百姓在父母一方亡故百日之内成亲,并没有人去告发。本该由全家佩戴的孝记,婚期之后的庆贺那几日先摘下,过后再戴起,戴满该戴的期限。
女孩在婚期之前死了——尤其是已近或已到可嫁的年岁——往往要行一节叫做「讨鞋」的礼。她许下的丈夫亲自到她父母家中,哭着走近停放她遗体的棺木,随即讨一双她近来穿过的鞋。他手里拿着三支点着的香,把鞋带回家去,一路或步行或乘轿。途中经过街口时——若有街口——他便呼她的名字,请她跟着来。到了自家,他告诉她已经到了。随身带来的香,他插进香炉。他在一间便当的屋子里摆一张桌,桌后放一把椅子,把亡女的鞋放在椅上或椅下。从她父母家带回的那只盛香的炉,摆在桌上,旁边一对点着的烛。此后两年,他都叫人在这里焚香;两年满了,便把一面纪念她的牌位,供进自家祖先牌位的龛中。这一切,就是认她为妻的意思。他若不这样做,那预备娶的女孩死后,她的父母与家中亲友是要不快的。
第三章订婚与婚嫁(续)(下)
女子既已定亲,而未婚夫在成亲之前亡故,说起这桩事便用「断线」一语,仿佛两人的脚原本由一条线系在一处,那线断了。这说法出自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个姻缘天定的故事。遇上这种事,女家的父母往往设法不让女儿知道未婚夫已死,又急着尽早把她许给别人,若办得到,便把她从前定过亲这一节瞒着那一家——他们正盼着在那家的儿子里替她找个丈夫。此事一旦走漏,许多人家便不肯把儿子许给她,因为未婚夫身故被看作不祥。不过也有些人家并不十分计较,只是指望娶她作媳妇时,条件比娶一个同年岁而从未定过亲的女子宽些。
父母瞒不住的时候也常有。遇上这种事,多数女子倒愿意另许人家,并不反对,也不生事;但也有人执意不肯再许,只求准她到未婚夫的父母家去,以他的寡妻的身分与他们同住。倘劝她不转,两家便不得不照礼预备起来,置办家具衣裳,一如她丈夫还在世。备齐之后,一队人挑着她的嫁妆沿街而行,送到亡者的家中。只是那些家具上须贴白纸条,或是缠上白布。迎亲的行列也与未婚夫在世时不同:虽有乐班在前,有人提灯开道,她自己也穿红衣,却不许坐四人抬的红花轿,只能坐寻常的黑轿或蓝轿。到了未婚夫父母的住处,她先拜天地,拜他家的祖先牌位,随后换上丧服,走到他的棺旁,哭泣哀号。此后便照规定的年月,像一个尽礼的妻子为亡夫守孝那样,一一行过该行的仪节,从此住在这家里,深居不出,不与亲友往来,不露于人前,以媳妇的身分奉养他的父母,直到自己身死。
这是照规矩该有的样子。据说如今能一一守足的人很少。女子立志到未婚夫家守寡,两家都不愿意。尤其是未婚夫的父母,一来添许多麻烦,二来又时时提心:怕她守不到底。她若已走了头几步而后来变了主意,不照原意守下去,便给那一家带来极大的羞辱。日后她若想嫁人,或是厌了这幽居的日子,她自己的家人亲友也同样抬不起头。反过来,她若守节尽孝,奉事公婆,高年而终,名声无瑕,那便是她自己与两家极大的体面:只要地方官把她的节行孝行报上去,皇帝特许,并出一部分钱,为她立一座牌坊,那是必定有的。
贫家人家履行婚约,往往拖得比其中一家所乐意的更久。遇上这种事,这一家便托一位媒人、一位靠得住的朋友,去催那拖延的一方答应择个成亲的吉日。有时推托的理由是一时凑不出那笔额外的花费。倘这话出自女家之口,常常只是个幌子,意在从男家多榨出些钱来——不然,怎肯一拖再拖。若一家贫一家富,贫的那一家对着富家派来的人这样推托,结果往往是对方再送一笔不小的钱来催婚。
有时别的法子都试尽了,男家断定女家实在没有拖延的正当理由,便使出一个了结此事的狠招:把那定过亲的女子从她父母家里抢走,径抬到男家去。抢亲须由未婚夫亲自出马。他备一顶寻常的黑轿,停在女子住处附近,或是她必经之路、或她作客之处的近旁;再带上一班亲戚或靠得住的朋友,以备动手时帮忙。同行的人里有一个带着一条寻常的铺被。寻见那女子,便由未婚夫上手把她擒住,用被把她的头一蒙,抬到候着的轿子里坐定,一直抬回他家。路上他自己紧挨着轿门走在前头,朋友们随在近旁。除了她的父母兄弟,没人敢出来阻挡这抢人的一行;而她的父母兄弟也很少真拼力相抗。这位本有权娶她的人若先存了这个心,而消息又让她的亲戚知道了,往往立刻就把他们逼得就范:答应让新娘照体面的常例出门,坐红花轿,前头有乐班。
女子被抢到未婚夫家,到门之后仍照婚礼的常例行事,情形容许到哪一步便行到哪一步。倘抢的一方认错了人,抢走了别人家的女儿,领头的便要被告到官府,为这一场错吃不小的苦头。这样的错认偶尔真有,大半是因为同去的人谁也没见过新娘的模样。
本城不久前就有过一桩:新郎想用抢亲的法子把新娘弄到手,不料那一班人到时她不在家,到处寻不着。这一家自定亲以来败落得极穷,当初两家定亲时却都是富户。女家父母眼见女儿要嫁与一个穷汉,心里实在难受,便寻出种种名目拖着不定吉日,又想退掉这门亲,把两家手里的婚书换回来;可是他们从抢亲这一举看出新郎决不肯放手,又怕这事闹到官府去,便答应照常例把女儿嫁了。
婚约若由两家商量着解掉,有时由未婚夫一方立一纸文书给女家,叫做「退婚书」,两家手里原有的婚书也彼此换回。婚约解掉的事比较少见。若真要解,一般是女方给出了被认作正当的理由。贫穷、疾病、貌丑,从来算不得正当理由。但女子若有淫行的名声,男家便似乎可以据此退婚;反过来,男子有同样的名声,女家却不算有了要求解约的充足理由。他的品行不端是不计较的,她的名声却须一点可疑之处都没有。若有一方在成亲之前患了麻风,或身体大有残疾,或是远近闻名的贼,另一方可以要求解约。一般说来,即便理由正当,坚持要解的那一方也得出一笔不小的钱,才解得掉;哪一方越富,对方要的数目越大。有时只把两家手里的婚书换回便算了事。这通常被看作解约所必需的全部手续,因为定亲之时两家各给对方的那纸婚书,是婚约最要紧的凭据。至于那纸退婚书,给人是羞耻,受人的也是羞耻。
照古来的规矩,丈夫在成亲之后可据七条理由出妻,给她一纸离书。在中国人的看法与风俗里,妻子或替她出头的亲友,似乎没有任何站得住的名目可以要求与丈夫分离。权柄全在他一人手里。她若因丈夫待她不仁,或因他是贼、是淫徒,而想从他手里取一纸离书,那是白费心思。妻子离弃丈夫,似乎没有一条合法的理由。妻子因丈夫有淫行、或因任何别的缘故而出夫,这念头只要向中国人一提,就要招人一笑,以为荒唐可笑之至。妻子的本分,单单只是从夫,听他的喜怒无常,受他父母的辖制,直到死把她放开,或是被他卖掉,或是因七出之中的某一条被出。这七条是:一、不孝(指对丈夫的父母);二、淫;三、妒;四、口舌;五、盗窃;六、恶疾(如麻风);七、无子。据说如今在读书人中间,末两条已不算出妻的充足理由。另有三件事,除极严重的情形外,照规矩有其中任何一件,丈夫便不得出妻。一是她既与他同住,又奉事他的父亲母亲到两人都去世;二是成亲之时他贫寒无官,成亲之后方得富贵、受朝廷的官职;三是她无家可归,父母兄弟都已亡故。
丈夫给妻子一纸离书,不必有官府的官员到场作证才算合法。他凭自己的权、用自己的名义便办了。这纸书常常是在她父母面前、在她父母家里写的。中国出妻的事极少。
极穷的人家,往往寻不着肯嫁与他们儿子的良家女子;有时连买一个妻子、再照定例办一场婚事的花费也全出不起。于是他们有时打算买一个在世之人的妻子——那丈夫或因某种在他自己看来说得过去的缘故,有意把妻子卖掉。买这样一个妻子,价钱比买一个女子、或买一个女婢便宜得多;喜筵的花费也比娶良家女子省得多。买在世之人的妻子,须从那丈夫手里得一纸卖契,上头写明她由他卖与买主为妻。那妇人自己也须情愿这样被处置。她坐一顶寻常的黑轿抬到买主家里,与他同拜天地,拜他家的祖先牌位,又彼此对拜,大体与别的婚事一样;他的亲友也请来吃一席酒。娶在世之人的妻子,这风俗并不很通行,乡间比城里多些。容得下这种风俗的世道,竟是何等的世道!
有钱的已娶之人,家里常养着一个或几个妾。无子的人中,想必不少是在元配在世时、并得了她的同意与赞许,才娶一个次妻、偏房;若换了别的境况,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想要有儿子传自己的姓氏、死后在自己的牌位前焚香,这个念头在中国人心里的分量极重。一般说来,只有女婢肯到元配在世的人家里去作次妻、偏房;体面的人家都不愿让女儿结这样的缘。偏房须服元配,像奉主母一样听她的话,初到这将来的家时,还得在她面前跪下行礼。成亲那天早上,她不像元配那样必与丈夫同拜天地,却必须拜这一家的祖先牌位。
下面要说的两桩奇风异俗,专关着不再嫁的寡妇。
有些寡妇在丈夫身死之后,立意不独活于世,便自尽了。中国的殉夫与印度的殉夫不同,从不用焚身。其法不一:有的服了鸦片,躺在丈夫的棺旁死去;有的绝食而死,有的投水,有的服毒。本地有时还行另一种法子:先把话传出去,在自家近旁或自家屋里当众自尽,使有意看的人都能到场。
寡妇殉夫,背后真正的缘由各不相同。有些人大半是出于对亡者情深;有些人是因家里穷到极处,难以靠正道体面地过活;有些人是因丈夫的亲族待她不仁,或是眼见日后必受这样的对待。有时家贫,亡夫的兄弟便劝、甚至逼这年轻的寡妇另嫁。约在一年前本地的一桩事里,那年轻寡妇决意当众自尽,起因正是她的夫兄逼她再嫁。她不肯,他便暗讽:家里穷到这步田地,她要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去作娼妓。这一番薄情把她激得发狂,她决意自尽,并定了日子。到了那日早上,她去了城南门附近的一座庙——那庙是为供奉「节孝」寡妇的牌位、使她们的名声不坠而建的。她穿着鲜艳的衣裳,手里捧一束鲜花,坐四人抬的轿子在街上来回抬行。在庙中的牌位前焚了香烛,照例跪拜过,便回家去,当日午后在极大的一群人眼前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逢这种事,照例要在寡妇家中、或家门前的街上搭一座台。到了定下的时辰,她登台,往台的四面洒些水,又把几样谷子向四方撒开,取她家中丰足兴旺的吉兆。然后在台上的椅子里坐下,她自己的兄弟与丈夫的兄弟便上前来拜她,往往还向她献茶献酒。一切齐备,她踏上一只凳子,握住那条牢牢系在台上高处或屋顶上的绳子,自己套到颈上,再把脚下的凳子踢开,从此便成了自己的凶手。
倘传言可信,从前有些官员对寡妇的自尽是默许的:不但到场,还在礼拜中有份。据说有一回,众人向一个妇人行过礼之后,她不照先前讲定的登凳套绳,却忽然想起家里的猪还没喂,匆匆走了,口里许下马上就回来——这句许诺她却没有践。自这一场戏弄之后,本地便再没有官员到殉夫的场上去过。寡妇当众自尽,总要招来一大群看的人。世间的风气对这桩事鼓励到这个分寸:使它被看作体面的、有功德的,却又不至于使它成为常事。寡妇在丈夫身死后不久这样舍身,她的兄弟与近亲都当作一家的体面,听人提起自己是她的兄弟、她的亲属,倒常常觉得光彩。
有时女子定了亲,而那人在成亲之日以前身故,她便立意为他当众自尽,不愿再许人家,也不愿不嫁而生。倘劝她不转,便准她自定一个日子,先去前面说过的那座庙——若路不太远;再登上在未婚夫家里搭好的台,照那些立意不独活于世的寡妇大致一样的样子,投身于永世。遇上这种事,这女子的棺与她未婚夫的棺同时并葬在一处。
上面说的这些寡妇与女子,可以把名字记在她们自尽之前所去的那座庙里的几面大总牌上;也可以另立一面牌位,形制照常例,华贵与否随家里的意思,摆在庙中别的牌位中间——只须出一笔钱,充庙里的日常开支,或是送给看庙管事的人。要的数目,按立牌纪念之人家里的门第与贫富而定。每月的初一与十五,城里的一些乡绅在这庙里为这些「节孝」的妇人焚香点烛;每年春秋两季,某些官员还有到这庙里献祭的职分,或亲自去,或派人去。
有时也为那些以孝道奉事公婆的节妇立牌坊。坊用上好的黑石或寻常的花岗石造,多半立在通街的一旁。大抵是四根石柱,雕饰或繁或简,高十五尺至二十尺,上头横着几道石枋。柱上枋上有时刻着颂扬贞节孝行的文字。坊的近顶处必有两个汉字,表明此坊是奉旨所建。这样一座坊,按大小、材料、工细,从几十银圆到数百银圆不等。节孝的寡妇年满五十,生前便可为她立坊——只要她有有力而富厚的亲友。先经该管的官员向皇帝具请,得了特许,许可一到,还从内库拨一小笔钱来,帮着垫付立坊的花费。皇帝所赐之外不够的部分,要由她的亲友凑齐。坊成之后,有位低阶的官员去坊前行礼;倘坊是在所纪念的那位寡妇生前落成的,照例她自己也要去拜一拜。照本国的风俗,那些在丈夫或未婚夫身死之后殉身自尽的寡妇与贞女,也一样有资格得一座牌坊——只要她们的亲友既肯、又有力请得皇帝的允准,并在御赐之外凑足立坊的钱。不过实际上,有资格立坊而真有坊立起来的人很少。
把这些风俗一一叙过——它们不单可笑悖理,又显然有害于世道,更是迷信而有罪的——我往往想在后头添几句议论、几句感慨。只是我确信,到这一章的末尾,我已不必再费工夫与篇幅去做这件事了;因为细心的读者读这些风俗的记述时,倘还不曾触目动心、不曾义愤填膺,我此刻再说什么,想指出它们的可怕与它们败坏人心的影响,也都是白费了。
第四章婚后生活与子女(上)
已婚妇人所行、或与她们有关的迷信习俗:抱养孩子与接枝。——察花树。——换花瓶。——向「母」借鞋。——向「母」乞花。——中期之礼。——安抚两位女煞。——推知胎儿男女之法。——难产。——用傀儡。——转「直符」。——婴孩生下似已无气时所行之礼。——婴孩周岁以内的奇俗与迷信:在「母」像前替婴孩洗身。——绑手腕。——把不祥之气引入裤中。——谢「母」。——满月剃头。——四个月坐椅。——周岁「抓周」之礼。——周岁以后与小儿有关的奇俗与迷信:「烧纸谢母」。——剪脚绳。——「过关」。——留「桃」。——每月烧纸钱。——「母」诞之日祭拜。——八月间「赞斗」。——此俗之由来。——师生每年祭孔。——「入学」时祭孔。——「出幼」。——成丁。——不孝子女被告到官。——杀父母者的刑罚。
已婚妇人所行、或与她们有关的迷信习俗
在中国,婚后若无男嗣,日子少有称心的。做妻子的极想替丈夫生下儿子,好传下他的姓氏,好在他身后替他的牌位焚香。倘真不育,或自以为不育,她便往往求诸种种迷信的法门:或求早日受孕,或求预知腹中婴孩是男是女,或在临产将近时求生产平安顺利。
妇人嫁了多年仍无所出,有时便行下面这个法子。她从别人家抱一个女孩来,认作自己的孩子,养在家里,表面上待她与亲生的一般无二。中国人以为这样一来,总有某种说不清的道理,可以帮这妇人受孕。他们的想头是这样讲的:在阴间,每个妇人都有一株树代表着她。她有没有孩子,有几个,是男是女,都看代表她的那株树是什么光景——树上有花没有?若有花,花有多少,什么颜色?树开红花,她生女;开白花,生男;红白相间,男女都有;一朵花也不开,这可怜的妇人便天然地一个孩子也不会有。可是人在阳世间既能取一株树的枝条,接到另一株树上,得着想要的果子,中国人便想出这个精妙的主意:往无子的人家里抱一个孩子来,盼着阴间那株代表不育之妇的无花之树,到时候也会开出花来;一旦开花,凭这接枝的妙法,她必定生儿育女。
倘已嫁的妇人不很信这法子治得了不育,就没有哪一家肯费这番心力钱财,去抱一个女孩,养大了,再嫁出去。极贫的人家因为穷,不走这条治不育的路。
无子的妇人有时急于窥探将来,便雇一个巫婆——她自称能看进阴间去——替她察看那株代表她的花树,回来报她:树是茂盛还是有病,开着什么花,红花与白花哪一种先开。许多极明白、极正派的妇人,都信巫婆在这件事上所说的话,钱付得毫不犹豫。
成亲几年还不生育,或只生女孩,或生下的都在襁褓中死了,妇人怕自己终身不得男嗣,或得了也养不到成人,便往往请一个巫师或巫婆,行一种叫换花瓶的法事。他们把生育看得与瓶中养花颇有几分相像:成败多半在瓶里的土。不生孩子,或生下就死,就如同养出病弱的花,是土坏了。据有些人讲,受雇的人该到阴间去,把那只插着代表这妇人的花树的瓶子换一换土,简言之,就是替她换花瓶;也有的是她雇人做一批纸花,插在两只纸瓶里,巫婆或巫师先对这两只瓶子行些法事,然后把两只瓶子的位置对换,随后把纸瓶纸花一并焚化。对换位置,意思便是阴间那两只花瓶里的土换过了。做这一切,都是为求得健康的男孩。
每年正月与八月的十一日到十五日,几座最有名的子嗣女神庙里,总挤着已嫁而无子的妇人。这位女神通常就称作「母」。她们来是为求她的一只鞋。那不是穿在她自己脚上的鞋,求的多半是别人还愿时献给她的。来求鞋的人在「母」像前焚香点烛,许下愿:倘她助自己生个男孩,便来还愿谢她。鞋求了回去,放在供着这位女神的神龛里,或是龛旁,每月初一、十五,连着「母」一同受拜——不单独拜——焚香、点烛、烧纸钱、供新花。这只代表女神的鞋,在极大一部分已嫁妇人看来,于所求之事颇为灵验。倘真有这等福气,求来的孩子生下了,做母亲的便照所许的愿,叫人照庙里求来的那只鞋样,做两只一样的鞋,连原来那一只,一并还到庙里去,还愿的供品里一般有好几盘食物。有些妇人求子心切,一连在几座庙里各求一只鞋。此后若做了母亲,这几座庙里的女神都得谢过,最后求得那只鞋的那一位谢得最厚。
也有妇人不求鞋,而求女神手里、或她近旁瓶中常插着的花。鞋是借的,花是给的。妇人得了花回家,或插在自己头发上,或插在供着家中那尊「母」的神龛旁的花瓶里,并不拜它。倘她先后在几座奉「母」的庙里求得几朵花,一旦生下孩子,这几座庙里的「母」像都得用肉食去「谢」。倘求的人并没有做母亲,她所求过的女神也就不指望什么还愿了。
妇人身孕约满五个月,她丈夫往往要谢一谢女神「母」,或他乐意在此时供奉的别位神明,并照下面的样子求神继续垂顾。在露天近处找个方便地方摆一张桌子,桌上供十盘肉、鱼、鸡鸭、米饭之类,一瓶花,五样干果或种子,一盏灯,三支香,两根烛,十杯酒。道士开始念他的套语。念到照例该说的地方,他便如同对所拜的神说话一般,大意是:某人之妻怀胎已有五个月,今献此供品,以表感戴,求神护她余下的月份身子平安,生产无恙;事成之后,还要再来谢一回。
临产将近,择一吉日,许多人家要行一种法事,照有些人的说法,是为讨两位女煞的欢心——人信她们届时会到场,要在妇人生产之际害她的命。另一些人说,这法事是为吓走、赶走这两个邪物,使她们不敢到场害人。桌上摆八盘或十盘食物,连香、烛、花、纸钱。道士念合这场合用的经。又把一种草切成一寸长的小段,取十段或二十段,连几只用寻常纸剪出的蟹样,一同放进香炉里烧掉。有时是在法事里用过几只活蟹,随后拿到街上放了。人信这些东西大有助于吓退这些恶煞,或讨得她们的欢心,使她们在妇人生产之时不敢进屋。之所以用蟹,是因为这两个煞中有一个的名字,在本地话里与「蟹」字同音。
这一节法事完了,把肉食与别的吃食撤下,另取一批香、烛、种子、酒,和一杯清水,摆到桌上,却不供肉。道士接着请阴间血池之主与种种邪神前来,受这妇人丈夫的祭拜。道士行过若干仪节;用意是求血池之主在即将临产这件事上垂怜护佑。此时所焚之香的香灰取一部分,用一张红纸包起,挂在这家香炉近旁,一直挂到产后三十日;那时取下投入香炉,在一场为血池之主而设的还愿法事中焚化。产期未到之前,每日两次,在这个纸包前焚一支香、点一对烛。
妇人若想知道腹中婴孩是男是女,有时便用下面这个法子。她把自己的岁数、出生的月、日、时的数目一一算出,再把她决意起算的那一天的日数与时辰加上去。总数记在心里,然后数起那位称作「母」的女神的三十六位助神的像或画,数到与总数相合的那一位;总数若过了三十六,便接着数下去,一直数到心里记着的那个数。于是人以为:只要看那位与总数相合的助神怀里抱的孩子是男是女,便可知道自己腹中婴孩的男女了!倘那位助神怀里恰好一个孩子也没有,妇人便断定:或是女神不肯告诉她,或是她的孩子要生下来就死,或是养不活。
有些已嫁妇人用上面这法子,是为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孩子——据说这一点,看那位助神怀里有没有抱孩子便知。另有些妇人只数那些像或画,数到与自己岁数相合的那一个,就凭这张画、这尊像,断自己腹中婴孩的男女,或断自己有无子嗣。
无子的妇人在这样数助神的像或画之前,常常先向「母」许一个愿:倘她赐自己一个男孩,便出钱替那尊与自己岁数——照前面所说,连年、月、日、时一并算进去——相合的助神像修补上彩。日后若果然生了男孩,她便雇一个匠人,替那尊运气好的像贴金上色。
上面说的三十六位助神的像,都在奉「母」的庙里。有时这些女神是画在庙墙上的。她们的画像也见于道士做一种叫「过关」的奇特法事时所用的一种挂纸上,那法事是为小儿而做的。
遇着极难产的,人以为是有一个心存恶意的鬼魂挡着,不让孩子出世。于是请一位道士来做法事,为的是赶走这个恶鬼。桌上摆三杯酒,一盘五样种子或果子,连香与烛,另备几种纸钱,到时候焚化。道士含含糊糊念上约半个钟头谁也听不懂的套语咒文,一边还不住地拍打桌子,随后拿出三道黄纸符,宽二三寸,长一尺有余:一道贴在卧房门上或床帐上,一道戴在产妇头上,还有一道烧成灰,和在热水里给她喝下。
等的工夫比寻常久了,孩子还不下来,妇人痛得厉害,人怕她性命有险,有时她家里人或朋友便去请一班傀儡戏来,戏里有一个女神「母」的傀儡。叫这些傀儡在产妇房门近处来回做戏跳舞,演上几回,然后收走。有时把代表「母」的那个傀儡搁在妇人身上,再叫它往下跳或往下走三遍。这求解之法,许多人信为极灵。用过之后果然顺利生下的,这家便有责任在一个月之内出钱做一场戏,或在家里,或在近旁的庙里,以酬那班傀儡的首领。有时只用一个傀儡,就是那个叫「母」的。
妇人痛得厉害而生不下来,有些人家便用下面这个法子:取纸钱两张——一张作金,一张作银——香三支,烛两根,到近旁的庙里,在一尊叫「直符」的助神像前点起来。这尊像总是立在「大王」像的正前面,脸朝着「大王」。点过这些敬神之物,献供的人便把这尊像转过来,使它的脸朝外,正与「大王」相背。这样做,是求这位助神帮着把胎儿转过身来,叫他快些生下;因为人以为孩子生不下来,是他的位置不正。此后孩子若果然生了,这家便有责任在三十日之内,在这尊神像前献上肉、鱼、米饭、香烛,以谢其恩。孩子一落地,便要尽快把那尊像转回原位。
有时人以为孩子在出生之际撞上了极不吉利的气,若不及时挡开,必定要死。他不吃也不哭,看着像是没气了。于是有些人家便做一场法事,大体上与前面已说过的那一场十分相像,只在道士所给三道黄符的用法上有如下的分别。
法事既毕,三道符中的一道挂在产妇所卧之床的帐子上;第二道折成三角形,在孩子生下第三日戴在他的帽子上,或是挂在身上,戴多久不定。还有一道烧化,灰投进孩子生下第三日洗身所用的水里,算是一种洁净之法。
婴孩周岁以内所行的奇俗与迷信
孩子生下第三日,由接生婆替他洗头一回身。洗身要在前面说过的那位子嗣女神——称作「母」的——像前行。人以为这位神明掌管男女小儿,一直管到十六岁。洗身前后,要在她的画像或神像前摆一张桌子,献五盘或八盘肉食、果子之类,连酒、香、烛与新鲜的花,算是谢「母」这一程的扶持。食物随后撤下,由家里人吃掉。这一日,亲友也趁便送些吃食来,如鸡、面线、糕饼之类,表示贺意。
洗过身便立刻行一件要紧的事:绑手腕。这件事的做法似乎极不一致。有些人家只用一根红棉线,在每只手腕上绑一枚或几枚某一种古钱,钱在腕上留十一日或更久。也有的只在每只手腕上松松系一根红线,像套一只环。
另有些人家备几件银的小玩器,如小印、小铃、小鼓、小杵、小槌。每样取一件或几件,连一枚古钱,绑在两只手腕上。所用的线一般长约二尺,两头各系一只腕子,中间留一尺左右松着。这些东西戴到孩子十四日大,有些人家便取下。不过有时也有一只红线或红带做的环,上头或带着钱与玩器,或不带,一直戴几个月,甚至戴满一年。脏了便换一根干净的。
用古钱是当作辟邪之物,为挡住邪祟与不吉之气。银的小玩器是取将来的吉兆,仿佛是说:愿他日后富贵。两只手腕这样系在一处,是为免得孩子顽皮不听话。人以为手腕这样一绑,日后便不会讨人嫌,不会去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如同他是被绑着的一般。男孩女孩若顽皮讨嫌,常有人问他:你娘当初没替你绑手腕么?意思是说,婴孩时手腕若绑得妥当,后来就不至于这样胡闹了。
孩子生下第三日,又在一张红纸上写两个字,把这张纸仔细裹在一个包着若干物件的小包外头,用一根红线系住,挂在他母亲房门外的钉子或木楔上。这张纸和里头的东西,意在替孩子挡去不吉之气;与这家不很相熟的人见了,便明白这是请他们不要进这间屋子。有人说,只有当日在场看过婴孩洗身的人,才许在红纸挂门的这十一日里进这间卧房。
这包里有两枚某种多子的果子——这果子是用来制一种洗东西略如皂的物料的——一些做灯芯用的灯心草瓤,两根筷子,一两个葱头,两块木炭,一些猫毛,一些狗毛。另把孩子父亲的一条裤子搁在床架上,要让裤腰朝下垂着,比裤腿还低。裤上贴一张红纸,上写四个字,意思是一切不吉之气都进裤子里去,不要来害这婴孩。挂在卧房门外那包里的毛,是为免得近旁的猫狗在这十一日里叫起来惊着婴孩。炭是帮他结实强健。葱是叫他伶俐聪明。灯心草瓤据说是助他一生顺遂得意。那两枚果子是助他干净齐整。人信在这十一日之内,只要那包还挂在门上,若有不该进这卧房的人进了来,孩子牙床上必定要生白疮,而且要多病难养。
孩子生下第十四日,把那包从卧房门上取下,裤子也从床架上撤去。多数人家要在这一日对「母」行一种还愿之礼,谢她护持保全了这婴孩,供的是肉、果、菜,摆在供在卧房里的她的神像前。不过孩子若在第十四日之前死了,就不对「母」行这还愿之礼。
满一个月,照规矩,母亲与孩子才头一回走出卧房——这是她坐月子以来头一回出来。这一日还有一件要紧的仪节,就是头一回替孩子剃头,或请剃头匠,或由家里人动手。有些人家很讲究:是女孩,便在「母」像前剃;是男孩,便在祖先牌位前剃;像前与牌位前都点着香烛。这一日也要向女神献上还愿的供品。亲戚与密友都请来吃酒。他们常是特地来看替孩子剃头的。来的人多半带着礼来,或是钱,或是银环,或是面线、鸡鸭之类。若是头生的,还常请道士来替婴孩做那叫「过关」的法事。孩子的外祖母这一日照例要带来或送来衣服、食物为礼。礼物里头一般有二十来个画过的鸭蛋,还有一批软的甜糕。每个糕的上面都用几色颜料印上或画上几朵杏花;白色是不许用的,因为白是丧事的颜色。鸭蛋上画的是小孩、花朵和禽兽,颜色极鲜极艳。这一日通常要请外祖母来吃酒。她若是上等人家,便少有应邀前来的,只打发一个仆人把礼送到。这是欢喜热闹的一日,富家办得十分铺张,花费不小,若所庆的是头生儿子的剃头之礼,尤其如此。
约在这个时候,孩子的父母要答谢亲友的情意——那些在孩子生下第三日和满月时送过礼的人——办法是回送些礼过去。回的礼通常是小圆的面饼或饼干,剖开来,中间夹上几小片煮熟的猪肉,其实就是一种夹肉的饼。送一家的饼,多则一百,少则十个,很看送礼这一方的家境如何,也与先前所收礼物的多少、贵贱大致相称。
孩子满四个月,又要谢一回「母」;亲友又请来吃酒,他们或带来或送来钱、食物为礼。与满月时一样,外祖母——她若不亲来,便是她的礼——在这一日居着要紧的地位。她家境若许,便厚厚地送上食物与衣服,还有一种椅子,有时漆成红的,另加一批糖饴。各样食物都当作供品献在「母」像前。欢喜的父亲,或是祖父、祖母,在女神像前拜倒,求她赐这孩子性情和顺、好带,长得快,夜里睡得安,白天精神足,不爱哭,身子康健。这些吃食先在祖先的供桌前献过,随后由家里人与请来的客人吃掉。
照惯例,孩子满四个月那一日才许坐椅子。这一日里择个合宜的时候,取外祖母所送的软糖饴,放在那张带轮子的椅子的座上,再把孩子抱来坐在糖上,一时便把他粘在椅上。这样做,是要他学会坐椅子,不至于老要乳母或母亲抱在怀里。这椅子常漆得描得很好看,上头还系着各样玩器。这一日之前,大人是小心不让孩子尝荤的。到这一日便给他吃了——吃的就是献在「母」像和牌位前的那些肉食。此后便不时给他些荤的吃。
到孩子生日周年,又向「母」献一回还愿的供品,外祖母那边又送来食物与衣服。是男孩,衣服之外还有一双男孩的鞋和一顶帽子;是女孩,除衣服外还有腕饰与头饰。还愿所用的供品,照理该由孩子的外祖母备办;她若备不齐这一日所需的全数,差的便由她的女婿——即孩子的父亲——出钱补上,不过名义上样样都算是那位欢喜的外婆备的。
这一日开席之前,要取一只大竹筛——就是种田人簸谷用的那一种——放在桌上,摆在这家的祖先牌位前,牌位前已点着香烛。筛里放一副银秤、一把剪子、一根尺、一面铜镜,笔、墨、纸、砚,一两本书,一个算盘,一件银的或金的饰物或器具,还有果子之类。孩子穿着刚送来的新衣,被放在筛子正中,四围都是这些东西。这时要看的,是他先抓起哪一件来玩。这一刻,父母和满座的亲友都极关切。据说孩子先抓起的那一件或几件,预示他将来的行业、品性或境遇。孩子若是男的,先取了书,或是笔墨一类与文墨有关的东西,便推想他要成个有名的读书人;若是抓了银秤,或那件金银的器具饰物,便是说他将来要以家财与会挣钱的本事闻名。
宋朝有一个小儿,周岁那一日坐在筛子里,一只手先抓起两件小小的兵器,另一只手抓起两件像国家大典上祭祀所用的器皿。过了一会儿,他把这些东西放下,取了一方印。此后,摆在他面前的别的玩器,他一概不理。且看结果如何:这小儿后来做了宰相!如今的人在祖先牌位前的筛子旁给小儿做周岁,常常要把这一类故事说一说。
以上说过的、以及下文还要说到的各种场合,凡是特为一个孩子在女神像前或祖先牌位前焚香点烛的,都要把孩子抱到那里去——身子好的话——叫他照一定的样子行礼,就是把两只手上下动几下。中国人的孩子,从极小的时候起便被教着拜神像、拜祖先的牌位。不过有时并不动他的手,而是由人抱着他,让他整个身子在所拜之物前上下动几下,这也算与叫他动手行礼一样。
小儿周岁以后通常所行的奇俗与迷信
上面所说的各种习俗,在本地通常是在孩子头一年里行的。现在要说的,大致都属于日后的年月。这些习俗若还行,男孩女孩的行法一般都是一样的。为着方便,下文叙说的时候一概用男性的称法。
小儿的生日,年年都有许多父母在「母」的神像前献上食物为供,一直到他十六岁为止——除非做过「过关」的法事。这叫做「烧纸谢母」,意在谢她往日的庇佑。通常不请道士。有些人家因孩子身上有特别的缘故,便在小儿生日这一天,家里既行「过关」,又行「烧纸谢母」。
第四章婚后生活与子女(下)
许多人家有这样的规矩:孩子刚会独自走路时,家里人取一把大刀——往往就是厨下切菜用的那一把——从背后悄悄走近正摇摇摆摆学步的孩子,把刀刃朝下插在他两腿之间,再往地上一压,像要割断什么东西的样子。这就叫「剪脚绊」。这一下要来回做两三遍。有时并不插在腿间,只在他走着的时候,紧贴他身后往地上虚割两三下。行这一节,是为帮他早些学会走路;据说对免得孩子跌跤最有用处。
照许多中国人的想法与做法,「过关」一节与小儿的安康关系极大。有的人家年年都做;有的隔一年做一回,如头一年做了,第三年再做;有的隔两年做一回,如第三年与第六年,依此类推,一直做到孩子十六岁、行了「出幼」之礼为止。孩子身子弱的,有时一个月要「过关」一两回,或一年里做好几回,视孩子的情形与父母的心意和力量而定。本地人家大概很少有不在孩子出生第三日之后、到他脱出「奶娘」管束之前,或多或少做过几回这一节的。有时是算命先生为某个孩子断了话,才做。
「过关」连带的种种仪节,通常要占一整天。清早,饭前或饭后——照先前讲定的时辰——几位道士(从不请和尚)来到孩子父母家里,先搭起一座坛,用几张桌子摞成。最上面那张桌上摆香炉、烛台和各样神像。坛后挂三幅纸画,画着几十位女神,「奶娘」在其中占着显眼的位置。屋里便当的地方另放一张桌子,上面摆五盘、八盘或十盘肉、菜、果子和糕饼。一切摆布停当,一个道士摇铃念咒,一个击鼓,一个敲铙钹。这一番的大意是请某几位女神降临;照老例把她们的名号与住处念过一遍,便算是请到了。凡被尊为收生娘娘或「奶娘」、相传特别管养育小儿的有名女神,以及原是本地一带人的女神,都在被请之列。
到了时候,一般在午后,便请这些女神来享用早已在一张桌上摆好的筵席。除了八样十样食物,还预备一盆热水、一条手巾、一把扇子,以及脂粉与绢花,专供女神们赴席之前梳妆用。道士摇铃、击鼓、敲钹,念诵经文,念多久没有定准,这便是请女神们用点心的意思。
午后某个时辰,在屋子的前部摆一张桌子——这个位置叫做「天前」——桌上放一只平常量米的斗,斗里搁着几样东西,桌面上还按北斗七星的方位堆起七小堆米。每一堆米上放一盏灯。香、烛、灯一齐点起,三个道士,一个站在桌前,两个站在桌子两端,照老例行「拜斗」之礼。
「关门」是在午后过半或近日落时过的。这道门用竹扎成,糊着红白两色的纸,高约七尺,宽二尺半到三尺,造价约十二分到十五分钱。屋里的家具要摆得让道士和过关的一行人能绕着走圈,不必走回头路。有时在屋子中间放一张桌子,四面都留出空地。一个道士——穿一条花裙子,头上戴一顶样式古怪的冠——一手拿小铃,或拿一把柄上系着小铃的剑,另一手拿一只号角,在这道门前念起咒语来;此时门往往就立在屋子正中。这样打扮的道士,扮的是「奶娘」施法术、救小儿脱离邪祟与不祥晦气的样子。家长——他若不在或已故,便由人代他——把家里的孩子都唤到一处。不会走的或病着的,他抱在手上;别的孩子若有,便各执一支点着的香。道士过一会儿吹响号角,缓缓穿门而过。家长或代他的人跟着,家里所有孩子也跟着,一一穿过这道门。此时别的道士都在旁边帮衬,或击鼓,或敲钹。为首的道士把剑在空中挥舞;有时不用剑,换一条做成蛇形的鞭子挥打,像在抽打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接着把门移到屋子的一个墙角,道士、父亲与孩子们照前再穿过一回。又依次移到其余三个墙角,再移回屋子正中,每挪一处,道士与随他的人都要过一遍。过完不久,便把门砍成几块,拿到院子里、或行礼这家门前的街上烧掉。
行这一节时,必用一尊木头小像代表那个特为他做法事的孩子,像高一尺上下。第一次为某个孩子做时,要新请一尊来代表他;不用的时候小心收着,往往就放在卧房里「奶娘」像的旁边。孩子的名字一般写在像背上。孩子若不到十六岁就死了,这尊像便放进棺里,与尸身一同埋掉。行过「出幼」之礼以后,这像常被家里的孩子拿去当玩意儿。孩子若病得很重,不能亲身被抱着过门,便把这尊像、连同他的几件衣裳放在盘子里,代他过门,与孩子自己过了一样算数。前面说过,不单是特为他做法事的那一个,家里所有孩子都趁这机会过一过门。有时在场的侄儿侄女、近亲家的几个孩子,也跟着入列过门。
这一套的用意,全在于叫孩子得益:病的弱的能复元,好的能一直康健,日后都能寿登高年。这场法事在中国人看来,往往办得十分热闹排场。每做一回,花费从二元到十元、十二元不等。道士通常留下,分享当日用过的一部分供品。
有些人家在这一节完了之后,还摆一桌饭食给阴间的饿鬼吃,内有素汤、米饭、两盘以上大小饼饵,或许三盘肉食,还有纸钱纸衣;香烛也预备着,到时候一并点燃烧化。他们信阴间的鬼魂对世间的事情有很大的影响,或善或恶,所以许多做父母的很想替孩子讨得它们的欢心与照顾。「过关」之后这样供上饭食、衣裳和钱,就是为此。
许多父母在孩子满月头一回剃头之后,便留下头顶一处的头发任它长着:男孩留的是一小片桃子形状、桃子大小的一撮,一直留到八九岁、十来岁,甚至留到十六岁;女孩则常在头的一侧或两侧留一片。许多中国人似乎说不清这一撮为什么要留。有人解释说,男孩头顶留发是为护住头骨柔软的那一处。他们都把它看作吉兆,看作一种护符,于孩子的康健与福气有益。
有时连那撮「桃」和辫子都不许长,一直到孩子六七岁、七八岁,整个头都按时剃光。延迟的缘由,据说有时是当初决定留发时,他的父亲或母亲正好亡故。有时,一对夫妇婚后多年才得这一个独子,便发愿把他舍给某位神佛做儿子,或舍他将来做和尚,那就不让他头顶留发,要等到六七岁、七八岁。他们发这个愿、这样对待自己心疼的儿子,用意在于替他求康健与长寿。他们给他取各种难听的名号,叫他「和尚」、「叫化子」、「坏胚」、「龌龊」,想着这样他才活得成,邪祟与晦气才不来害他的身子。等他身子渐渐结实了,便和别的男孩一样让他留发。他们那一番仿佛的轻贱与糟践,其实都是真疼他的表记,是要叫那些本来会来缠他、害他的邪祟与恶气,把他看作不值钱、没用处的东西,绕过他走。
本地有一种奇特的风俗,因每月烧纸钱而得名,叫做「月月烧纸」,在孩子少又多病的人家极为通行。中国人信有床公床母,有一位管屋檐的檐口娘娘,还有一位管卧房的房中娘娘。所以许多人家逢每月初一、十五,照例烧纸钱、烧香、点烛,敬奉这一位神与这几位娘娘。行礼这家的孩子,要在烧纸钱的地方近旁跪下,家中一位长辈便向上述的神与娘娘祷告,求她们护佑孩子,叫他们快长,好带好养,吃饭有胃口。他们指望床公床母因此施力,叫孩子在父母要他们睡的时候——无论白天黑夜——都安安静静躺下,睡得踏实;檐口娘娘会保他们不在屋檐底下、屋檐近旁那些石头上跌跤摔倒——家家屋檐下总有些石头;房中娘娘则叫他们好带、脾气好。
「奶娘」的生日是中国年里正月十五。这一天,已嫁的妇人和收生婆都要敬拜她,往往花费不小,场面也热闹。许多妇人这时到她的庙里去求她赐福。本地有一条成例:收生婆要到十六年之内经她手接生过的人家去走一趟——只要住得离她家不太远——向各家募些钱,帮她敬奉「奶娘」。她指望得一笔钱,从几十文到几百文,视这家的贫富与体面而定;还要一对蜡烛、一束香、几大张代表金银的纸钱,以及几朵鲜花。有时只收一份钱。那些蜡烛、香与纸钱,名义上是在她家「奶娘」像前烧化的;钱则用来支付「过关」一节的必需花费,专为她接到这世上来的那些孩子做。她给每家一张单子,让人家把她经手接生过的那家孩子的姓名与确切年岁一一填上,再交还给她。这张单子到时候烧掉,就在她自己家里、在她所拜的「奶娘」像前行「过关」之礼时烧,费用由她自己出。这样一来,「奶娘」便知道了收生婆的心愿,也被提醒:那些把名字呈到她眼前的孩子,要紧的是得她照看。
八月十四或十五,常行一种礼,有时叫做「拜斗」。凡有孱弱多病的孩子的人家,几乎家家年年都做,可中国人对这风俗的来历往往说得很糊涂。他们想讲明白时,嘴里总离不开「南斗」「北斗」两个说法。这两个说法,据解释是指两颗星、或两簇星,一在北天,一在南天。敬拜时,若需要一个凭依,多半就把名号写在纸上作代表。倘画像塑像,画的塑的是两位庄重的老人。「北斗」被当作管寿数的神,人的死期由他定,那本记死期的册子也归他管。「南斗」被看作管禄位的神,人一生的俸给与进项由他调度。换句话说,一位是管死的神,一位是管生的神。孩子做生日时常拜他们,大人病了也常拜。八月中旬这一回,一般是为家里的孩子做的,不论孩子病着还是好好的,所求的是长寿与钱财丰足。
这风俗的来历,中国人自己追到一桩旧事上,说的是:
很久以前,有个少年,一天上街,遇见一位老人,原来是有名的算命先生,叫管辂。他对少年说:「好一个孩子!可惜命这么短。」少年忙问短到几时,他说,到十九岁就要死。少年本已快到那个年纪,吓得哭着回家,把听来的话告诉母亲。母亲也十分难过,却叫他再去向那算命先生细问。少年去了,得的指点是:备一盘鹿脯、一壶酒,送到某座山顶上,那里有两位老人在下棋;把脯和酒放在他们身边,一句话也不要说,耐心等他们下完一局,才可上前陈说所求。少年照着去办,果然见两人在那里下棋,心里诧异。他默默把吃的喝的放在他们旁边,两人只管下,一直下完一局,始终没理他。随后两人似乎饿了,便吃起身边看见的这些东西来。吃喝完了,少年上前把来由说了,一边说一边哭,求他们救他,不要叫他这么早死。两位老人听了,取出册子查看,照册上记的,他的寿数果然将尽。两人却取笔来,在「十九」前头添了一个「九」字,册上便成了「九十九」。随后吩咐少年回家去,告诉街上遇见的那位老人:以后不可再这样了;天定的期限,是不该泄露给凡人的。少年谢过这两位老先生——他们正是「北斗」与「南斗」——回家把经过讲给母亲听。
拜斗时,中国人不用干鹿脯,用的是几颗水牛乳做的乳饼小丸。还用掺了麻子的糖、几段莲藕、线面、几盘肉禽鱼,七碗豆汤、十杯酒、三杯茶,都摆在一张桌上。有的人家不把这些东西备齐。桌上另放一只口敞的米斗,装半斗米。斗的外面画着中国式的北斗七星。斗里四角各放一件器物,即一只装着一副戥子的匣子、一把尺、一把剪刀、一面小铜镜。此外还有十根筷子,竖着插在斗的四边。斗里另有一支香、两支蜡烛、一盏油灯,和一尊木头小像——那是特为他做这场法事的孩子的代表。
一个道士在桌边待一会儿,念诵合于这场面的经文,念完便走,到别人家去再念一回;因为这一天许多人家都照同一风俗为孩子的福气做这件事。
第五章疾病的迷信疗法(上)
治病的杂项迷信:死于「天数」。——安抚「煞神」。——驱除致命的邪气。——向大神请「令箭」。——把病归咎于某位发怒的神。——把病归咎于某个亡人的仇怨。——请药王降临病家。——请十人为病人作保。——设法招回病人的魂。——照符书所示行事。——烧一个代替病人的纸人。——上刀梯。——祈求某些神灵医治天花与麻疹:拜天花娘娘。——蒸酵团。——闻雷则击鼓鸣锣。——炒黑豆。——馈赠以祝天花的疮痂早落。——向天花娘娘献谢神之礼。——拜麻疹娘娘。——用新奇的法子医治与防范霍乱等疫病:疫病由五帝统辖。——神像出巡。——高大的白鬼与矮小的黑鬼。——纸船随队游行,到水边焚化。——一种不常见的出巡,为的是驱除不洁之气。——举行神像出巡,以谢父母病愈,或为父母祈寿:在香火旺的神像前许愿。——在街上向出巡的神像跪拜。——戴枷与手铐。——穿红衣。——手捧一支点燃的香。——在大王前行礼。
治病的杂项迷信
中国人生病,往往求告于某位神佛,以为那位神佛专管他们所得的这一种病。他们在神像前焚香,祈求早日痊愈。若果然好了,功劳便归于所拜的那位神灵,于是备下荤素祭品献上,排场或大或小,花费或多或少,视其家境,也视当初求神时所许的愿而定。
倘病人死了,所拜的神灵并不算有过,只是本该在病愈时献上的谢礼,就此作罢。人的死,只用一句话解释:这是「天数」如此。他们似乎并不以为病愈与「天数」有什么相干。人死,是天意要他死,是命中注定;人好了,则是司这病的神佛要他好。那全该归功于神佛的法力与慈悲。他们实际上是无视了这样一桩大事实:健康与疾病、生与死,无不合于天数,无不由那位至高的主宰者安排与管辖。
中国人虽说服从天数,虽说信他们自己造出来、立起来的那些神佛有灵,病了却极肯用药。到头来,事不顺遂而人死了,就归之于天;病势转好而人复元了,就归之于神。看他们的行事与心思,仿佛天只能叫人死,唯有神才有力量斥退疾病、使人复元。
他们设法安抚一位司毁灭的神
一家之中接连有人病倒,这病十之八九要归咎于一位名叫「煞神」的神的作祟,人们信这位神专在人家里布下疾病。中国人谈起这件事的口气,会让人以为他们心里想的是:一家人彼此之间——如父之于子,夫之于妻——存着某种神秘而有害的气息,这气息往往就招出病来。有些人家屡屡生病而又说不出缘故,便先郑重许下愿心,要办一场法事,为的是央告或贿买那位神,叫他把这些气息散去、灭掉;一等病人的身子撑得住,就赶紧办起来。他们请几位道士来做。法事的长短由出钱的人家自定,从一日一夜到三日三夜,看他们打算花多少钱。他们用寻常的桌子搭起一座临时的坛,坛上陈列各样可以搬动的神像、烛台、香炉,以及行法事所用的器物。往往还献上大量的荤素祭品。道士们唱念科仪、摇铃,齐步绕坛而行。这番做作所积的功德,据说全归病人受用;人们盼着那位「煞神」肯受劝,把他手下的毒气拔除干净,使病人不但好起来,而且一直好下去。
他们设法驱除邪祟所出的种种致命之气
素来康健的人,忽然莫名其妙地头晕、眼痛,或手足不能如常使用,这病便常被说成是七十二位凶神恶煞中某一位所出之气所致。须得立刻设法,把这股邪气镇住或驱走。在病人所居屋中最亮的地方摆一张桌子,桌上陈三杯酒、一盘五色果品,一只香炉、一对烛台。另备下一批纸钱,待烧。再雇一位道士来念该念的咒语,务使这股凶气离了病人的身。有时他还求一位无头的神将来助这桩要紧的事。道士自带一只小铃,念咒时摇着;又带一碗水,用指头把水洒向、弹向所献的祭品与病人身上。他另有一束各色纸符备用,并有一根小木条,念咒的间歇里时时敲一下桌子。这当中香烛一直燃着,到了该烧的时候,他便把纸钱点了。快收场时,他取出三道纸符:一道贴在病人房门上;一道随身佩着——病人是男子就佩在身上,是妇人就戴在头上;第三道烧掉,灰和在热水里给病人喝下。有时照主事道士的吩咐,把一道符挂在病人睡的床帐上。符该怎样用,什么情形用哪一种法子,据说他是懂得的。倘道士早早把那股凶气驱走了,病人复元便极少用药。邪气一去,人自然不久就复了平日的康健。
他们向有法力的大神请「令箭」
一家之中有要紧的人病得很重,服药、看护都不见效,人们便常说这是某个邪祟或某股邪气作的,而这类邪祟邪气只有大神管得住。家里的一个人——妻、子或兄弟——披散着头发,腰上或肩上系一条白布,到城中某位主神的庙里去击鼓,告知那位神:眼下急需他垂怜施手。有时去的人手里捧一支点燃的香,一路哭着,每走不多远就在街上跪一回。这表示家中已到了极危难的地步。到了神像跟前,他匆匆在神前点起香烛,跪着陈说病人家中的情形,说他的病非立刻好不可——或因他有几个幼小的儿女,或因他有年老的父母靠他养活。求告的人向神讨一件形如箭的器物,长不满二尺,上头有时写着一个「令」字。这支令箭请回家去,端端正正立在桌子正中,或悬在桌上,或插在专为它备的架子上,或插在病人家中所用的香炉里。随后便供奉它,天天在它面前焚香点烛,直到病人好了,或是死了。病人若好了,家里便备下荤素谢礼,在把令箭送还原庙的那天,陈在神像前献上。
倘令箭不灵,病人死了,这支箭也得送还原属的庙里,另备一份简单的纸钱、香、烛同去。这一份不算谢礼,只算一点敬意;少了它,那位神灵是要恼的。
这支令箭,被看作所求的那位神所下的凭据与号令,命那邪祟退去,或把人们以为附在病人身上、是其病根的邪气逐出。
病人的病,有时被归到他或她前世的妻子或丈夫的魂上——说那个魂寻了许久,终于找着了自己的配偶。有时病人自己说出这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那魂借了病人的口说出来的。遇着这种情形,家里便有人许愿要办一场法事,为的是把那游魂「渡」过去;或者雇一位法师来办另一场法事,用「捉」的法子把那附身扰人的魂捉了,好让病人得脱。倘这些办法都不见好,最后便求告于某位香火旺的神,照前面所说的去请令箭。
他们把病归咎于某位神的发怒
有时人忽然得了一种说不清的病。家里人便把它归到某位不知名的神佛身上,说那位神佛因病人的某句话、某桩事恼了,降下这病来罚他。这样断定之后,家中的一个人便手持三支香,走到病人跟前,诚心敬意地问,大意是:「这人冒犯了哪一位神,才受这样的苦?求那位神灵借病人的口说出来,我好即刻去谢罪。」病人这时若说出某位神佛的名号,便算定了是这位神佛害他生病。照规矩备下荤素祭品,连香、烛、纸钱,陈在病人所说那位神灵的像前献上。这一切为的是讨那位神灵的欢心,好叫病人快些痊愈。
有时也用卜卦的法子,拿一只龟壳与三枚古钱来占,看是冒犯了哪一位神,须怎样去安抚它,法事该在何处办,等等。
病人往往自己(替那位受冒犯的神说话)指明年、月、日,说那一天他在某处如何辱骂、如何明显地不敬某尊神像,因此他的魂要被带到阴间去受罚;家里人此时所要做的,就是设法免了这场罚,办法是用荤食、香与纸钱去安抚那位受冒犯的神灵。
民间极普遍地信着一桩事:凡侮辱此地所奉的神佛像的人,必要得腹痛或别的痛病,这是对那种行为确凿无疑的罚。街上有神像出巡,连那些并不随行、反被阻了路、受了扰的人,也一概恭恭敬敬,大约与这个念头很有关系。
说起小儿生病,人们不时要议论一句,说这孩子怕是受了人称「娘妈」的儿童之神的气;说起丈夫或妻子的病痛,便说他或她冒犯了妓女所奉的某位声名不佳的神。这些神灵须用荤食、纸钱一类去安抚,那么病人想必就快好了。
他们把病归咎于某个亡人之魂的仇怨
有时人忽然剧痛,病得颇重;或是生意不顺,折了钱财:这样的事常被归到某个亡人之魂的怨气上——那人或在今世、或在前世,曾被这病人、这生意不顺的人所冒犯,或曾被他的祖先所冒犯,而祖先的荒唐与过恶要他来担,要他来受。有了这样的疑心,家里便预备几套纸衣、一把小纸伞、几双小草鞋,还有一大张纸。另备荤食、纸钱、烛与香。然后请几位道教的道士来,念那「解冤解结」的咒文。法事或在病人家里办,或在某座庙里办,照通例把纸做的东西烧了,把吃食献上。这样做为的是讨那怀仇之魂的欢心,或叫它离去。不这样办,就怕同样的晦气,或是这受了委屈、怀着怨恨之魂所招的病,要一代一代扰这人与他的家,至少要扰到那不怀好意的魂报了仇、解了怨才罢。和尚极少、甚至从不做这解怨的法事。有时家中自有人能念这类咒文,据说也与雇来的道士念得差不多一样灵。
他们请药王降临家中
人若生了极痛的痈、恶疮,或是眼睛红肿,家里便常有人替他去求一位药王,大致是这样的:那人到为这位神所建、所奉的庙里去;但这位神耳朵很背,非得用些出格的法子把他闹醒、引起他的兴头不可。所以有人便去搓他、挠他的耳朵,然后把所求的事,对着这只刚被撩动的耳朵说进去。又有人去搓神像上相当于病人患处的那个部位,好让神确知该在哪里施手。求告的人在这位「大夫」的像前焚了香烛,便回到病人家去,带回一些香灰——或取自神前的香炉,或取自侍立在旁的某位从神的药箱里。这些灰如今就代表那位「大夫」,所以家里人须恭敬虔诚地对待它。灰用红纸包好,放进自家的香炉里,天天在它面前焚香点烛,并跪拜叩头。那人的痈疮若不久就消了,便归功于药王的灵验,他须到庙里向药王献一份谢礼:五盘或十盘素菜(不用荤的),照例焚烛、焚香、烧纸钱,同时把先前从庙里请来的香灰送还。这位大夫原来是忌荤的素食家。
他们请十个人为病人作「保」
人病了,吃药似乎不见好,有时他的亲友便从十户不同的人家里凑起来,用一种「作保」的法子替他讨个好。每一家出一百文,交到他家中某人的手里。这数目不够办后头的宴席与法事,不足的便由病人家里添上。他们买下一批吃食,如猪肉、鱼、鸡鸭、蛋、果品、酒、糕饼等等,在一座庙里为这十位相好的办一桌酒。不过这些东西先要陈在庙中所奉的神像前献上,好求那位神帮忙,使病人复元。这十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也在神像前烧了,算是替他作下的保。此外还雇几位道士念咒,并为病人行另外几样法事。这些前头的事办完,备下的东西便摆上桌来吃,十位相好、道士,以及另请的客人——若请了的话——一同入席。替病人家出面的人回家时,带着一只木器,约容一斗,四方形,上口大于下底,里头盛些米,另有十根筷子竖插在斗的四边,还有一把剪刀、一支尺、一面铜镜、一具戥秤。这四样东西分放在四边的正中。斗的正中点一盏灯,灯前或灯的两旁放两支烛、三支香,都点着;最后再放一根小木棍,或一个代表病人的小木人。
他一到家,就取斗里的米煮成粥,设法喂病人吃下。那只斗连里头的东西,摆在病人所居的屋里。灯、烛与香任它们燃着,须由它们自己灭,不可故意吹熄,故意熄了是极不吉的兆头。
他们设法招回病人将离的魂
人病得极重,眼看快要死了,有时便用下面的法子作最后一着,想拦住他的死,使他复元:雇几位道士在庙里为他念咒。在病人家里、或家门近处,另行一场法事;不过这一场有时也在庙里办。备一根竹子,长八尺至十尺,梢上还带着青叶。靠梢的地方常绑一只白公鸡。拿一根红绳,一头系在一支二尺长的尺的正中,一头系牢在竹子上,就系在那片青叶里。病人一件新近穿过的衣裳,挂在这支尺上,尺的两头穿进衣裳的两只袖孔。再把一面带柄的铜镜绑在这支尺上,绑的位置要高出衣肩几寸,正是这件衣裳穿在人身上时头该在的地方。家里的一个人拿起这根竹竿,松松地握着,笔直立定,站在离家不远处,或者庙近便的话就在庙里。此时一位道士开口呼唤病人的名字,摇起铃来,念起某些咒语,为的是把病人的魂招进那件衣裳里去。那只白公鸡与那面明镜,据说在成就这桩心愿上关系甚大。过一会儿,有时见那竹竿在持竿人手里慢慢转动,这情形便被认作病人的魂已在衣中的确证。法事一完,立刻把衣裳从竹竿上取下,尽快给病人穿上;病人若重得穿不成,就摊盖在他床上的身上。
此处本该先说明:人们以为病人的魂已离了他的身,却还在左近盘桓;又以为行了上述的法事,便可以引它回到那人新近穿过的衣裳里;它一进了衣裳,就可以移到病人身上,或许还能被劝得留在那里。
他们照符书所示行事
此地的父母极常用一种极古怪的法子,对付小儿不要紧的病痛,如头痛、腹痛一类。有一本小书,据说是很久以前一位道士中的首领所作,书里列着日子,并指点在某一日里出某种症候的小儿该怎样医治。父母若想照这本书行事,孩子病了,只须查出他是哪一日哪一时辰病的,再看书上所列的症候与自己孩子的症候可有相合之处。倘相合,书便指点他该怎样替孩子除病,还指明是哪一个邪祟作的祟。所指点他做的事,为的就是安抚这个邪祟。随时辰、随病、随所涉的邪祟,各有各的交代。或许他须买若干张白的与黄的纸钱。他须照书上所载的马、男童或女童的样子,画一匹马,再画一个男童或女童——视情形而定。办法是取一张纸铺在书上的图样上,用笔描出轮廓。这些画须面朝北、或东、或南、或西烧掉,照书上的交代办。有时还得献几盘素菜与糕饼给那作祟的邪祟,一概照这本医书办。
他们烧一个纸人当替身
人病得极重,有时办一场法事,为的主要是安抚照他们说法主管当年的那位神。这场法事得名于一个粗粗画在纸上、或从纸上剪出来的人形,那人形代表病人。把它糊在一条竹片上。另取一百来张纸钱,糊成一定的样子,攒作方形或圆形的一包,那纸人便用竹片插在包上。这一包再放进一只敞口的浅竹筛里——农家常用这种筛子晒谷。筛上还放一只盘子,盘里盛一小块生猪肉、一个鸭蛋、一点鸡血、一个没烤过的饼,另有三杯酒,并些香烛。这只筛子连里头的东西,摆在一张桌子底下,或搁在地上,或搁在矮凳上。桌面上另放一对烛台、一只插烛与香的香炉,还有五盘、八盘或十盘荤菜、鱼、鸡鸭、面饼与线面。主事的道士念过咒语之后,病人家里的一个人便拿起那包纸钱——纸人还插在上头——把它端着,让纸人的脸朝着屋外,一直端出门去。道士说过一两句话,命那病、或命那缠着病人的东西离去,便跟在他后头。两人都出了屋,站在街上,道士从口里喷些水,喷在那人身上、那纸钱上与那替身的像上。随后把纸人与纸钱烧了;凡献给当年主事之神的吃食,由众人吃掉,整场法事就此收束。这个替身的像,据说能把一切妨碍病人复元的东西带走。那面饼、线面与鸭蛋都是吉兆,于病人的复元关系不小。
他们雇人上刀梯
有时病人家里请一班道士来,为病人念咒作法,同时还要上一回刀梯。梯子是临时搭的,梯级是刀剑,都是长刀,刃口朝上。做到某一节,一位道士光着脚爬上这梯子,到了顶上站一会儿,念些法咒,为病人解厄。人们想,那些以扰人为乐的恶鬼见了这些刀剑,必要害怕,不敢再近这人身来作恶。又盼望众神也因此动了怜念,让这受苦的人快些复了平日的康健。这上刀梯一节,比起前面所说替病人求福的别种法子来,是极少行的,大约因为行这一节的人有被刀伤着的危险。
第五章疾病的迷信疗法(下)
祈求某些神灵治痘疹
中国人极怕痘与疹子在孩子身上肆虐。他们有专治这两种病的女神,在本地各色人等所奉的神灵里,这几位算是最得人心的。自家中知道小儿出了痘那一日起,直到他痊愈,总少不了对某位痘神娘娘的祈拜。
痘疮初出后第三日,家家照例打发一个人到饼店去,取十小块酵面,用家里平常蒸饭的甑笼蒸过。酵面一蒸就发,胀到原先的好几倍大。随后从甑里取出,供在女神的画像前,或是供在凡用以代表娘娘的东西前。这一番举动的用意,是求她施法力,使痘疮红润、灌浆、饱满,像酵面块蒸过之后那样鼓胀起来。隔两日,再取十块酵面,照样蒸过供上,用意相同。又隔两日,再取十块,仍照前法办理。据说痘疮初出后这七日,最要紧也最危险。
到第九日,若痘浆灌得好,孩子渐见好转,一般要向娘娘献祭,以谢她的恩德。所献的是鱼、肉、禽与菜蔬。倘到第九日孩子仍不见好,谢神便往后推;若孩子已死,就不谢了。
痘疮出齐之后、第七日未满之前,每逢打雷,家中便有人敲鼓或敲锣——鼓锣早已备好,一有需要就用。雷声响多久,这声响就敲多久。敲的人身边还得有个帮手,告诉他雷什么时候停了,因为他自己敲得震耳,分辨不出雷声已息。这样做是为防痘疮破裂。有人解释这规矩说,钟鼓之声是耳熟的声音,敲起来可使孩子不被雷声惊着,免得他一惊之下做出什么动作,把痘疮弄破。也有人说,是怕雷声轰鸣震得痘疮早早塌陷干瘪,不到该干的时候就干了,所以用锣鼓去抵挡。
小儿出痘后第十四日,家里取几粒带绿斑的黑豆,在煮饭的铁锅里炒。炒到豆子酥脆,便供在痘神娘娘前。随后把这受人牵挂的孩子抱来,端坐在一只竹篾编的大簸箕上,头顶放一小块红布,再把娘娘前的炒豆取下,搁在红布上,任它们滚落下去。人们觉得这病留下的瘢痕,模样与这种豆子有些相像;而本地方言里这豆子的名称,又与痘的俗名读音完全一样。名既同音,形又相似,大概就是上面这番礼数的由来——所求的,无非是痘疮早早干瘪,变得像炒过的豆子一般。
亲友得知小儿出了痘,往往送些东西到他家里,如几块软糕、一二斤白糖或白枣、一两包藕粉,或是两三斤火腿。送这些的用意,是表示对病家的体恤,也表示盼着痘疤早落。换句话说,这些礼物寄托着送礼的人对病孩早日痊愈的切盼。送这份礼的日子,自痘疮初出后第七日起,到第十四日为止,这份礼就叫作「落痘疤」。
孩子若好了,病家要向病中送礼问讯的各家回礼,以谢人家的好意。回的礼主要是中国式的夹馅饼,送给每一家的,少则十五个二十个,多到一百个。
自出痘之日满一个月,孩子若已康健,病家便向痘神娘娘献一回谢礼,谢她慈悲而大力,使孩子复了元气。这一番仪节往往办得十分隆重,所供的食物名目既多,品色又好。穷人家常只能备一份菲薄的谢礼,然而那份诚心,与那些品类繁多、价值不菲的谢礼大概也一样真切,娘娘受了想必也一样喜欢。
小儿出了疹子,照例立刻去求疹神娘娘帮忙,好让这场病平安了结。疹子在身上发作的这段日子里,不时要向娘娘祈求几回;代表这位娘娘的,一般只是一张写着她名号的纸条。孩子好了,病家便设谢神之礼,归功于疹神娘娘。
医治与防止霍乱等瘟疫,别有奇法
一八五八年夏,霍乱骤然出现在福州,不过几天工夫,本地居民中便人心惶惶。染上的人,往往不到半日就死。这病多半上吐下泻,有时只泻不吐,或是只吐不泻。病势凶猛,死得又快,竟有这样的事:病人还活着,就连着寿衣与棺材一起抬上轿,送往事先择定的葬地,料定他必死无疑。
本地人相信,或者说口头上相信,夏月的瘟疫以及一切凶恶的病症,都归「五帝」管。这名目指的是五尊本地百姓极怕的偶像。要吓得小孩子听话,最惯用的一句就是「五帝要来抓你」——意思是叫他肚子痛。
供奉五帝的庙宇很多。这几位帝君各有几名从者,其中两名的塑像常被抬着游街,尤其在暑月,成为「神像出巡」的一部分。外国人照它们的身形、高矮与颜色,通常叫作「高白鬼」与「矮黑鬼」。前一个往往有八尺到十尺高,身子是一副轻巧的竹架,外面多罩淡色的绸,或是青布白布。它有头有臂有手,上街时却没有脚,由一个人钻在里头走动,那人自己的脚就露在神像的衣裾下面。神像前襟上开一个小孔,高低正对着里头人的头,让他看得见外面,走起来不至于老有跌倒或撞着东西的危险。另一个神像四尺到五尺高,极肥而极黑,架子也一样是竹子做的,同样由一个人或一个男孩钻在里面抬着走。它帽子上开一个孔,供里头的人向外张望。这两个「鬼」都形貌可怖,外国人初次在神像出巡的队伍里见到,足以叫他骇然,也足以叫他愤然。
霍乱出现之前的好几个礼拜,神像出巡的队伍在这座城与近郊的街上,比往年来得更多、更勤:五帝的像由八个人抬在大轿里,威仪赫赫,随后是他们的仆从白鬼与黑鬼,另有一大批活人跟着膜拜,装作衙役、开道的等等。这些队伍来回游走,有时在白昼,有时在晚间,不单走大街,连小巷窄弄也走遍,一路上有大人小孩拼力敲锣打鼓,又有人在神像前捧着点燃的香。凡供奉五帝的庙,各自把庙里可抬的神像送出来。有时几座庙出来的队伍在街上合到一处,便成一列长队,在中国人看来是极有气派的。
这番铺排的用意,是讨五帝的欢心,求他们把瘟疫与暑天常犯的病症赶走,或是不让它们进城。为这桩值得称道的事,中国人肯出钱凑份子以供开销,合起来数目必定不小。照惯例,这类队伍每年七月与八月上街,为的是防住暑病。
到八月上旬,这些出巡大抵以在闽江边焚烧几十只纸船告终。船长二十尺到三十尺,骨架是竹子,外面糊着各色的纸,夜里由人举着火把抬过街巷送往江边,看着颇为好看。每只船自所属的庙里抬出之前,都要在船前行一套迷信的仪节,仿佛给它开光:其中有焚香点烛,有僧道诵念咒语,又有专献给五帝的供品,一旁锣鼓齐鸣。到了江边,临烧船之前,凡在场的「黑鬼」「白鬼」都绕着船飞跑一圈,然后恭恭敬敬地在近旁跪成一排,直等火把船烧尽。烧船的用意,是把五帝肯打发走的病症与不洁之气收拢起来,送到海上去。
然而这些防病的举措全不中用。这一番张罗刚完,人们还在为讨好了神灵、积了大功德、从此可免瘟疫而欢喜,霍乱就发作了。不多时惊惶在人群中传开,欢喜变作忧愁。
有一类人自称时常被神灵附体,他们报说五帝已把霍乱发作的缘由告诉了他们。这些术士有的说,船上没带够钱,不够付渡海的盘费;也有的说,船造得太小,办不了那件事,所以不得不回港,把船里装的病症卸下来。照这些人的点拨、或者说启示,几座供奉五帝的庙的主事人便又定下主意,再走一遍凑钱、抬神像游街、烧船的过场,盼着这一回能灵,好保自己那一片地方免遭这可怕的灾殃。
除了这些与五帝庙直接相关的出巡——在不存私见、不谙此道的外国人看来,倘若神像出巡当真能防住或驱走瘟疫,那么凭这些出巡的名目与规模,早该办到了——另外还有一种,因霍乱大行、人心惊惧,在本地中国人中间盛行一时。据说这一种神像出巡,三四十年来从未办到一八五八年八月间那样的规模。
这一种出巡起于各街坊的居民,由他们凑钱办理,也由他们分享其中的好处。行事只在晚间,一直到近午夜或正午夜。队伍里有一部分人抬着花灯,灯里点着细蜡,大小形状各色各样,是用好几种花纸糊的。有些花灯做成官员出行用的红罗伞的样式与尺寸,又能旋转,夜里看去很是好看——若只当个玩意儿看的话。另有些做成大官上街时前导的官扇模样。也有大人小孩用竹竿挑着寻常的便宜灯笼,或是只举着火把。此外还有人边走边隔一阵就拼力敲锣打鼓,又有人吹奏别种乐器;还有人神色庄严地抬着某尊神像,神像坐在轿里或一种宝座上,前面或由人另外捧着、或就系在轿上宝座上,点着香烛。队伍里若出现五帝中某一位的像,他那两名仆从黑鬼与白鬼必定随侍在侧。若抬的是别尊神,便有人穿起按例择定的衣饰扮作他的从者,另有许多人提灯举火相随。某一街坊既定下这回要抬哪尊神,便有若干人去备办行头,照那尊神的从者该穿的衣服、该站的位次、该拿的器物装扮起来,列在队中。
凡出钱办这种出巡的人,都有一项权利:队伍要依次经过他家门口——只要他的房子在队伍走得通的街巷上。人们信,这样便可保他与全家不受这回要驱的瘟疫所侵。
这种队伍除了走遍本街坊的大小巷弄,还常与邻近街坊的同类队伍合到一处。那时所有的锣鼓之声,混着兴头上的众人的呼喊,在近旁而又不与他们同心的人听来,几乎震耳欲聋、心神俱乱。据说靠这法子,一处街坊或一区地面上的邪气与瘟疫,必被赶到另一处,再从那一处赶到别处,如此递赶下去,直到这城与近郊再无它们的影响与踪迹。
各色人等似乎都把这些出巡看作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都以到场与出力来认可它、鼓励它。那六个礼拜里照上面所说的方式耗去的工夫与钱财,数目惊人。然而这一切防患的功夫做过之后,霍乱照旧猖狂了好几个礼拜,人们也照旧为他们的偶像癫狂。不见功效,倒似乎只教他们加倍发奋,闹得更响、摆得更盛、花得更多。
这些为医好或驱走霍乱而行的非常之法,连办事的人自己也显然保不住:许多在出巡里出力的人,自己就倒在了他们白费气力想要驱走的灾殃之下。然而人们并未因这番失败而变得明白些。每年最热的几个月里,五帝与他们的从者照旧游街,为的是叫病患与死亡比不游时少些。
为父母病愈酬神,或为求父母长寿,参与神像出巡
每年春天两日、秋天两日,这城与南郊的街上有几千大人小孩游行,随着本地所奉最尊的两位神每年一度的出巡,履行他们先前许下的愿。
这些愿,或是在露天之下许的,或是在他们要去随行出巡的那位神的像前许的,所许的事关乎自己的身体,或关乎父母、祖父母与兄弟的身体与寿数。多半是因父母有病而许,或是出于盼父母长保康健、多享高年之心。许愿的人应承:若自己或病着的亲人身体复元,他便在某尊神每年一度游街时,照某种样子行事若干年,或一年,或两年,或十年。
这愿若关乎自己或亲人已经得着的好处,履行起来便算是当众谢神;若关乎将来才指望得着的好处,便算是一桩功德,盼着神看在这功德上赐下所求之事。为病人许的愿,若病人并未好转,出巡时便不献这谢恩的表记。
公开出巡的日子定下之后,过几天,凡要履愿入列的人,自己去或托朋友去那位受敬之神的庙里报名,并报明所许的是哪一种愿。这些项目记在庙里的一本册子上。报名的人各付庙里的书办八分到十分钱,领回一张印就的凭单,上面填着他的姓名、所许愿的种类与另外几项细目。单上注明日期,并照报名的先后编号。多数报名的人还领到两条印就的纸签,照样编着号,留着当印记用,用法下文再说。
到出巡那几日,这几类履愿的人各依惯例装束,带着相应的器物出现在街上。
有些人带一只小凳,长约一尺,宽与高各四五寸。凳面上把庙里领来的那两条纸签交叉贴好,成一个斜十字。凳的一端钉着一枚钉子或一块向上竖起的铁,铁上有孔,好插香。这些人一律穿着整洁的短褂,脚下是草鞋或蒲鞋,头发里插一道黄符。有些人还在颈上挂一只大囊,垂在身侧,装着游街时要用的香。这样装束起来,一清早便入了队。他们在神像要经过的街上走几步,与神像隔着说不定多远的一段路,便转过身来面向神像——神像也许还看不见,甚至还在几里之外——跪下或蹲下,两手握住搁在地上的凳子。他们的膝头照例并不着地,只是做个样子、假意跪着,身子撑在凳上。凳上钉钉子的那一端插着一支或三支点燃的香,朝外背着自己,向着将到的神像。随后他们站起身来,仍两手握凳,恭恭敬敬地把凳举到与头齐高;再降到腰际,转身把凳捧在身前,在街上走定若干步,通常是七步或十步,便又转身面向神像,照前再行一遍。然后转身走同样的路,再转过来,照样假意跪下,如此周而复始,直到那一日神像出巡的尽头。从那里回家时,他们便不在街上叩拜,不像去时那样。有时四五个许了这种愿的人正好走在一处,或是彼此相隔极近;他们一齐转身向着神像,把凳搁在地上,假意跪下,站直,两手握凳举到头齐,转身走惯例的那段路,又一齐转过来,再行一遍,那光景十分奇特,没有不惹街上过路人注目的。
这样履愿的人,总有好几百。
另有一类人入列时颈上戴一具大木枷,大体的形状样子与犯人受罚所戴的枷一样,只是不那么重、不那么大。报名时庙里给的那两条印就的纸签,上面写着报名人的编号,贴在枷的前面或上面,仿着官府在犯人枷上贴的告示。这些人也像那些带凳子、每走几步便叩拜的人一样,在头发里插一道黄符,不过他们并不跪下,只是沿着神像要经过的街慢慢走。他们的人数一般比带凳子的少得多。也有人另戴手铐。
又有一类履愿的人,颈上戴的枷比上面说的那一类小得多。这样的人有时一次出巡里就有两三千。除了戴小枷——枷上也像大枷那样贴着两条纸签——这些人多半还把两手套在一种皮制或木制的铐里。铐上通常系一条铜丝打的链,从戴的人颈后绕过。有时手上有铐的人颈上并不戴枷,换作一条小链锁在颈上,锁头落在下巴底下,链的两端垂着,或是系在手腕的铐上。
队伍里有时能见到几个人,在别的衣服外头套一件红褂,褂上写着几个字,大意是穿的人该当斩首。这些人只是慢慢随在人群里走。
另有一类人,颈上无枷,手上无铐,也不带凳子,只拿一支点燃的香。每走几步,便先转身面向神像,跪在街上,手里仍举着那支香;随后起身,转过来走惯例的那段路,再转身跪下,如此往复,大体与上面说的带凳子的人一样。
神像要在某处折回、抬回庙去,这些许了愿的人从那里回家时,便把手铐、木枷等物卸下,或捧在手里,或夹在腋下,怎么便当怎么拿。
那些穿红衣、自认情愿领死的人,被看作许了最高最大的愿,为的是促使亲爱的家人病愈,或是保他们长寿。颈上戴枷、腕上戴铐的人,是自认对这回受敬的神犯过罪,自愿站到犯人的地位上。这些酬谢亲人病愈、或祈求亲人长寿的种种名目,照本地流行的风俗去解,各有各一层特别的意思。
公开出巡之后过几天,凡在出巡前不久到庙里报过名、报过所许之愿而领了凭单的人,照例要把这张凭单,连同从凳上或枷上撕下的那两条纸签,一并带到自己住处附近的街坊庙里,在「大王」的神像前焚化,同时焚香点烛。到了当初许下每年随行出巡一次的那些年数满期时,所用的木枷便在露天之下烧掉,另以肉食与纸钱供在大王前。据有些人说,这位大王的职分好比本地的地保,要把这些事情呈报阴间的上司。
第六章死亡、居丧与殡葬(上)
关于居丧与未葬亡者的奇特或迷信习俗:临终诀别——点烛焚香——绕转「桥梯」——以饭食酒醴奉亡者——灵位前所用的铜钱——焚纸轿以供亡者乘坐——为尸身穿寿衣——入殓——灵前设案——寿像——以铜钱问亡者之意——随行的小鬼——行安魂之礼——伴柩而眠——晨进汤水、饭时侍奉、就寝时道安置——亲属馈赠以备祭奠之用——拜寿像——告十殿阎王以亡者之丧——敬七王之礼——第七日成服——每七日一祭,凡七次——停止饭时献饭——已嫁之女所受的止泪之赠——做六十日——每月十四与三十日之祭——三年满时之祭并撤去灵前之案——亡者生辰与忌日之祭——为亡者所作的功德之礼:上台——放水灯——破地狱——亡魂过桥——起坛之仪——发牒——十七佛明灯——焚纸轿、纸鹤与装冥钱冥衣的箱笼——送钱以偿亡者之债,或供其所属生肖之牲用——功德之礼的告白——水礼——千佛名号之仪——血盆之礼——禳解十殿阎王之礼
关于居丧与未葬亡者的奇特或迷信习俗
有一事须特别交代:若死的是小孩或未婚之人,下文所述的许多习俗并不举行。通常只有亡者已成年、已娶妻、身为一家之长,而他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又都已先亡,这些礼俗才一一行到。
死别之际相与诀别。——一家之长临终的那一刻,家人若能齐集,是人人都看得极要紧的。儿子、女儿、儿媳,孙男孙女,以及将死之人的兄弟姊妹,只要办得到,都该围在他的床前。等到最后一口气断了,众人便同时放声大哭。有人解说这风俗,说这是向他辞行。亡者之去,总伴着凄凄的号哭和痛切的哀声。遇着未婚的、不是一家之长的、还没成年的人死了,这样的放声大哭也时常听得见。
点烛焚香。——中国人把死后的一切都看作黑暗。他们相信亡者看不见该往哪里走、怎样走。因此亲人一死,便点起一对蜡烛和几支寻常的香,大抵安放在床边的椅上,或是床架上。香插在一只盛满香灰的碗里,却是平放着——即与地面平行,不像平时烧香那样直立。点烛的用意,是替亡者的魂照路。烛由他的儿女或家人备办,怀着一个可嘉的指望:帮亡者寻着正路、守住正路。俗语说:「生为人,死为鬼。」所以这魂便被看作能够、也有资格受那为它而点的香气。
移转一种「桥梯」。——尸身停妥之后,许多人家要行这桩奇特的风俗。有些人家若没有已嫁或已定亲的女儿,家长死时便不行此礼。已嫁的女儿若住得不算远,照例要同丈夫、儿女一道回娘家来。
扎制「桥梯」、主持这场仪式,须雇几名道士,费用由亡者的女婿一人或几人分担。
取一根七八尺高的柱子,直竖在一座立于地上的座子或架子里。柱身四面凿孔,孔中插进好几层两三尺长的木条或竹条。这些条子向外微微斜着朝上伸出。有时条子多到几十根。长的安在下头,短的安在上头,最下一层离地三四尺。每根条子的最外端用铁丝吊着一只玻璃盏,盏里盛油搁灯芯,便成了一盏灯。柱顶上安一支蜡烛。离地约三尺处另凿一孔,插进一根横杆,与柱成直角伸出,比那最长的灯条还长出两三尺。这「桥梯」立在屋子正中。屋子一边摆一张桌,桌上点着烛、燃着香。靠桌的墙上或板壁上挂着一两幅画阴曹地府的大纸画。亡者的尸身停在屋子的一边;若另有一间屋可用,便停在那一间。
一切备齐,仪式便从点「桥梯」上的灯与烛、点桌上的烛与香起头。道士在钹声中念起经文。已嫁的女儿走上前来,头上缠一块白棉布,半掩着眼;或者像拿手帕那样,用一块白棉布捂着眼哭。亡者的长子——倘有儿子在世——这时上前,握住那根长杆的一头轻轻一推,柱子在座子里转起来,整座「桥梯」便随之转动。长子的妻、他的弟弟们与弟媳、亡者已嫁的女儿和她的儿女等等,这时跟在长子身后,随他把「桥梯」缓缓推转几圈。
若没有儿子,便由已嫁的或已定亲的女儿领头。桥梯转着的这一阵,在场的人齐声号哭。这哭声连着道士的诵经与钹声,闹成一片纷乱的喧嚣。再加上青天白日里那么多灯烛煌煌地燃着,在外国人看来真是一幅奇异的景象,一经见过,便难忘怀。
弄这桥梯的用意,是替亡者照亮道路、助他前行。叫它「桥梯」,因为想来它既像一座桥,又像一张梯。桥可以助亡者渡河,梯可以助他攀越陡处——万一他在路上遇着这样的拦阻的话。
以饭食酒醴奉亡者。——「绕转桥梯」之礼既毕,尸身又已照规矩装束好等着入殓,通常便停放在棺盖上。长子这时走近,跪在尸前。他先取一杯酒,向亡者献三次。再用筷子从碗里挟些煮熟的面线,向亡者的口边递三次。然后取一碗熟饭,照样再献三次。他行这些孝道的时候,家中其余的人——兄弟姊妹和孙辈,惟亡者的配偶和辈分高于亡者的人不在内——都跪在尸身周围痛哭。亡者的长子若已先亡,便由长子的长子代行,倘他有儿子的话。若长子并无儿子在世,便由承继为长子的人来行;次子、三子或别的儿子,除非已承继为长房的嗣子与代表,是断不能行这个礼的。有时富贵之家还要请一位讲礼仪的先生,照成法指点长子在这场合该怎样尽他的本分。长子这时戴着帽,衣裳穿得齐整,脚上穿鞋;在此之前,他却是披头散发、衣裳不整、只穿着袜子的。
备铜钱以用于亡者的灵位之前。——死人不能说话。儿女为他办的事,他无从表示赞许或不赞许。可是中国人把这难处也补救了:他们以为,照某种法子使用铜钱,便能探知亡者的心意与好恶。尸身穿好衣裳、将要入棺之前,有人取两枚寻常的铜钱,用一条几寸长的蓝线或白线松松地系在一处。把这两枚钱放进死者的袖中,再由人提起他的袖子摇出来,让钱落在地上。钱落地时两面的相对情形要记清楚:是两枚都正面朝上,还是两枚都背面朝上,还是一正一背。这两枚钱要留起来,日后在下葬之前、灵前设案之后,用来问亡者的意思。这种所谓「神示」的办法究竟怎样行,留到说「灵前设案」时再讲。
焚一具小纸轿以供亡者乘用。——长子献过酒食之后不久,在尸身还没穿上寿衣之前,要在屋外近处的地上摆好一具用竹片和纸扎成的小轿,另有四个竹纸扎的小轿夫。又备四杯酒、四个或八个面饼,每个轿夫面前摆一杯酒、一两个饼。一切摆齐,便由家中一人点火烧掉,旁有一两个道士念经、按着成式敲钹。这轿是给亡者的魂乘的。他们好心地想着:他该是乐于坐轿,而不愿一路步行到阴曹去。又备轿夫,为的是抬那轿和轿中的人,因为阴间能不能随时雇到轿夫,看来是说不准的。那酒和饼算是轿夫的工钱,只是路途那样远,这点工钱实在太薄了。他们想,轿夫觉得该喝点什么提神时便喝那酒,饼则留作路上的中饭。工钱虽是全数预付的,倒像谁也不担心轿夫会不守约。有些人家还备上第五个人,手里给他一把仪仗伞,要他在往阴间的路上擎在轿前。他的工钱也是周到地预先付了。又有人说,这轿和轿夫原是备给本境的土地神——「大王」——用的,由他押送亡者的魂下地府去。
为尸身穿「寿」衣。——穿寿衣即丧服的时辰并无定准。此地的富家为死者置备这些衣裳,往往要花大笔的钱。衣料不少是绸是绉,或是最细最贵的棉货。有一条成规:下身若穿三件,上身便须穿五件。总之上身要比下身多两件。常有上身九件、下身七件的。有钱人家有时上身备到二十一件,下身十九件。中等人家为死者入殓装束,大约通用十二件上下。寿衣穿好,便用几幅布把尸身紧紧缠裹起来,通常两幅是白的、一幅是红的。白布紧贴着衣裳。白布或全幅或一部分撕成条,按一定的法子缠在尸身上,末了打成一种结,这结被看作吉利、是好兆头。周身都缠满了这样的吉结。白布——人家若办得起,便用白绸——之外再缠红布,也同样撕成条打结。红布或红绸的两端照例剪下来,一段交给长子,由他分给兄弟;另一段有时给亡者的女婿们,各得一小块。得着这块布的,都看作是自己的好兆头。
将尸身入棺。——儿孙、别的亲属和相好的朋友都聚来看入殓。入殓之前,先把停在棺盖上的尸身转过半圈,使头在原先脚所在的地方。棺材摆的方向,是头朝着大门或房屋的前面。一切齐备,便把尸身从棺盖上抬起,放进棺中,这时儿孙等人放声号哭。长子捧着尸首的头,他的兄弟或别的亲属帮他把尸身安放进那预备好的棺里。棺用好木做成,很厚。因为尸身上穿的寿衣多,棺材便比单装一具尸身所需的大出许多。棺底先铺了一层香灰,灰上再铺几张纸。有些人家在棺底和尸身两旁放许多小包的灰或石灰;也有人家不用灰,而用几包做纸花的那种通草,俗称宣纸草的。尸身上盖一幅布,然后把棺盖钉上。
行这一切礼俗的时候,烛与香是一直燃着的。此后有些人家把烛换成油灯,香却仍旧不断地焚着。
在灵位之前设一张案。——棺盖钉上后不久,亡者的儿女便在屋中的客堂里摆设一把椅、一张案和一副竹或木的架子。架子通常是四根五六尺高的小柱,加上横档,宽四五尺、深一二尺。有时架上糊白纸或蒙白布,把「寿像」挂在上头,使人一进屋便看得见。案摆在离后墙或板壁几尺的地方。案后放那把椅,椅的紧后面立那架子,架上挂着寿像。椅旁或椅下有一只小脚凳,凳上摆一双鞋。椅上往往还放一个样子粗陋的布人——说是布卷更确些——约一尺高,用棉布扭绞、打结、捆扎成人形,尤其借着几分想象便更像了。据说凡没有寿像的,总要用这布人来代表亡者。这布人是立着的,背靠在椅背上。
寿像意在画出所哀之人的模样。通常画得约如六七八岁小孩那么大;画师往往是在人死之后才请来画的。像上画他端坐,身穿官服,若是官员或科举出身的人,便戴着品级的顶珠;若不是,便画他穿一身齐整的衣裳。这像常常画得十分花俏。
设在「灵前」的案上摆一只盛香的碗,香要一连四十九昼夜不断地燃着。案上又摆一对蜡烛或油灯,到饭时点起;凡在寿像前为亡者办什么事,也都要点起来。另有两根筷子,供亡魂用饭时使用。案的当中摆一只倒扣的碗,说是给亡者盛饭的,又有一只倒扣的酒杯,是盛酒的,到用饭或儿女向亡魂献酒献食的时候才用。这碗和杯用过之后,洗净了仍旧倒扣着放回案上。饭时其实很少动用这两根筷子、这只碗和这只杯,另用别的器具代替,它们只照旧摆在案上不动。案、椅、架子与寿像,照例一直摆着不动,直到亡者去世后四十九日、六十日或一百日为止,日数由各家自定。也有些人家把这一套或其中一部分一直摆到三年满期。
前面说过的那两枚铜钱,小心地留在案上,或是挂在悬着寿像的架子上,以便随时取用。家里人凡要向亡者问什么事,便由一人把这两枚钱拿到案上终日不断的香烟里熏一熏,一边把要问的事或情由说出来,话要说得能以「是」或「不是」来回答。说完了,把钱往案上一掷。若两枚钱落在案上的相对情形与当初掷出时相同,便算亡者对儿女所问的事答了「是」;若不相同,便算答了「不是」。遇着这样的回答,问的人须另问一事,或是把同一件事换个说法再问一遍,再掷那两枚钱,如此反复,直到得着肯定的回答为止;因为答了「不是」便就此罢手是不成的——照那回答看,亡者是不悦、不满意了。
中国人相信,死者不能稳稳当当地认清去阴曹的路,极容易走错,所以阴间诸王派一个「小鬼」给他做引路的和使唤的。因此家里人也替这小鬼的用度打点一番:在寿像前那张案的一角,摆一根筷子和一只小碗给他用,好让他一路把新死的人领到阴间去。这小鬼通常称作「随行的鬼」。在世的亲人很愿意把这鬼差待得周到,使他恭恭敬敬地伺候、稳稳当当地引着亡故父母之灵;所以每逢给亡者献饭,总不忘给这小鬼也分一点;每逢为亡者焚冥钱,也一定要专为这仆役焚一些,叫他吃用不缺。这一切的用意,是要哄这小鬼高兴,好叫他尽心当差,办得让亡者满意。倘不以应有的礼数待他,只怕他要恼了,害他的主人,把他引到岔路上去,或者索性不肯引路。
行安魂之礼。——上述种种都安置妥当之后,取三碗或三盘食物——如肉、鱼之类——摆在案上。长子走近前来,恭恭敬敬跪在案前,向地三叩,一边哭号。他起身退下后,有时他的兄弟们也照样上前跪下,涕泪交流地哀哭。这一切是为安慰亡者之魂——照中国人的说法,是安慰他三魂中的一魂。行过此礼,这一魂便被认为就在那案、那椅或那寿像的近处住着。有些办得起这笔费用的人家,还要雇几名道士来,诵他们的经文,敲钹击锣,行种种仪式,为的都是叫亡者之魂安定安息。
伴柩而眠,与亡者之魂为伴。——长子,还有他的弟弟们——倘有弟弟、又受得住这份风寒的话——从此开始睡在棺材旁边,以表孝顺之心。这风俗要守到案、椅与寿像撤去,或是棺材抬走为止。无论夜里白天,都要用一种特别的香,叫做「干香」。它像一根直直的细棍,约三尺长,差不多有小指粗,是专为能燃一整夜做的。就亡者而言,夜里这香不许断,是看得很要紧的。据说用这种香,是因为它是直的,不是弯的,正好代表一条直路。直路比弯路,亡者之魂要不容易走失得多。所以用这「干香」,可说是替亡者照亮前程。倘若让它熄了,一家人、尤其是这时担着主要责任的长子,是要引为憾事的;因为这一来,纵有鬼仆相助,亡者也可能迷了去阴曹的路。夜里长子不得离开棺材,除非病得实在不能当差、不能剪灯芯了。
晨进汤水,饭时侍奉,就寝时道安置。——在四十九日、六十日或一百日之内——视情形而定——亡者的儿女,无论男女,都要守下面这些规矩。
清早他们把一盆热水送到棺材旁边,仿佛让亡者洗手洗脸。阖家都来,大放悲声。他们又给他献上吃食,为他焚化冥钱。
到了饭时,一日两次,在自家人吃饭之前,先把一碗熟饭和几盘菜肉送到棺材旁边,摆在案上,然后哭泣哀号,焚冥钱、焚香;过后把食物撤下,自家才去吃饭。
到睡觉的时候,全家又都来到案前,哭泣哀号,照例把要「去睡了」的意思告诉他,可说是「向亡者道个晚安」。
儿子们睡在棺材旁的稻草上,不铺席、不用枕,夜里与亡者相伴。
亲属馈赠以备祭奠之用。——一家之长死后不久,长子便给近亲各送一张帖子,上写亡者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死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并说明本家哪一日成服。收着这帖子的人,须备一笔钱,装在黄纸或白纸做的封套里。封套若是白纸的,外面还贴一条蓝纸,纸上写两个字,说明这钱的用处,再写送钱人的名字,另加三个字,意思是「敬叩首」或「敬致礼」。连着一批冥钱一并送到那家去。所送的钱,自二角至八元、十元不等。封套外头写的那两个字,表明这钱是要用来买祭奠所需之物的。
亲友有时还在这时候送那家一副挂轴,纸的、绸的或呢的,上面写着一两句通行的成句。这些挂轴挂在居丧期间待客的屋子里显眼的地方。
拜寿像。——前来向居丧之家吊慰的亲友,照例要在那代表亡者的像前跪拜。凡这样行礼的,决不会独自一人拜。他要家里人——长子若没有别的事缠身,便是长子——与他同时跪下叩头,陪着他拜。有的只跪一次、叩三个头。行这礼的时候,家中的一位女眷藏在一幅白棉布或麻布做的帘子后面——那帘子就张在屋角棺材的前面——放声痛哭,哀切之至。等行礼的人起了身,还没从案前退下,这位哭的女眷便出来向这亲友道谢,谢他这一番吊慰之意。倘不确知那「孝帘」后头有人等着在该哭的时候哭起来,亲友是断不肯在寿像前跪拜行礼的。倘真遇着行了礼而无人相哭的事,他要大为不平,觉得人家连哭都舍不得哭——自己却是来致哀吊慰的。
若来者的身分比亡者高,按世俗的规矩便不该、也不许像低辈的亲属和寻常朋友那样跪拜。他只是端端正正站着,双手合拱,照成法上下作揖致意。身分高过亡者的人,来吊的极少;来的大抵是身分相等或较低的。
大体的规矩是:自本家成服之后,亲友随时都可以来吊,直到大门外头贴出一张答谢「吊慰」的告白为止。这张纸的意思,是此后不愿、也不许再有人来吊了。穷人家有时在家长死后第十日便贴出来;富人家则要到四十九日或六十日以后才贴,这时那受人吊慰的椅、案与寿像有时也一并撤去,公开的丧仪便告结束。
告十殿阎王以亡者之丧。——本地多数人家在家长死后第六日,在家中行一种仪式,据说用意一是把他的死讯告知阴曹诸王,二是为他的罪过求赦。要雇几名道士来主持。他们悬起三幅大画,两幅画着十殿阎王,一幅画着三清——道家僧侣与信徒所奉的神。又在「天前」摆一张案,案上摆八盘或十盘肉、菜与酒。把这些献与那十位神,一边诵念经文、敲击铜钹。礼毕,其中两名道士坐到棺材旁边,把为亡者做了些什么告诉他,说他的儿女——出嫁的、未出嫁的——和孙辈都在这里。
也有人家不行此礼:有的因为穷得实在不行,有的因为祖上并无这个规矩,还有的因为家中有人在朝廷当差。这些人家只在几尊神像前请人诵一卷经,再焚些香烛与冥钱。这一日的种种仪式,在富贵之家往往要占去大半天。这是看得很要紧、也很热闹的一桩事。
敬七王之礼。——此礼初次举行在亡者死后第七日;办得起这笔费用的人家,大抵每隔七日行一次,共行七次。它总是在这几日祭奠亡者之前先行。其特别的用意,是讨得七位神的欢心;据说若不为他们行此礼,他们十有八九要拿住亡者痛打一顿。礼的大致情形是:在「天前」摆一张寻常的桌子,桌上放三杯酒、三碗或三盘菜、两支蜡烛和冥钱。烛与香都点起来,香却不搁在桌上,而是放在地上,就那么搁一会儿。亡者的儿子们穿着麻衣为丧服,跪下去,长子接连取三杯酒,把杯中的酒泼些在地上,众人一齐向地三叩。起身之后,便把冥钱点着,让它和地上的香一同烧完。那烛与吃食则取去摆在亡者灵位前的案上,作为献给他的供物。这些事通常在上午十一点钟前后办完,此后尽可再行别的仪式,看这家人议定的章程如何。这几日里还常常给棺材上漆。
第七日成服。——大抵在上述敬七王之礼行过以后,便雇道士来行几桩仪式,敲钹诵经,行一小会儿,所奉的是阴曹的主宰。此后一家人便成服。这是极郑重、极要紧的一桩事。儿子在平常衣裳之外,加穿本色麻布做的衣服。孙子加穿麻布衣服,颜色却带点黄。儿、女与孙辈照严格的规矩,要在辫子里编进麻线,或蓝线、白线。在名为三年——实指二十七个月——的期间内,红衣不许穿,绸与缎也不许穿。孝顺的儿子夜里不得睡在床上;若有宾客或朋友在场,四十九日或六十日之内也不得坐椅子,只能站着,或是坐在地上。他们以一条白棉布为带,帽、领与鞋都做成孝的样子。每隔七日、共七次,祭奠亡者时,儿子们在平常衣裳之外穿褐色麻布,孙辈穿黄色麻布。
第六章死亡、居丧与殡葬(下)
……有宾客亲友在场、向亡者之灵行祭的时候;别的日子,穿白布衣裳也可以。长子每逢一个「七」的日子出门迎送宾客,手执一根杖,长约三四尺,自顶端下数寸起直到杖底,每隔几寸贴一条白纸小签。
头七这一日,凡经特请的亲友,都该到场参与祭奠亡灵。稍有体面的人家,这件事通常由一位礼生主持。所谓祭奠,便是献上食物、酒、香和纸钱,孝子们一一跪拜,由长子领首。祭拜既毕,便设筵款待所请的亲友。
富家与中等人家中的许多户,自头七起便为亡者做一连串所谓「功德」,其事下文另述。做功德的是僧是道,听这家人自定。
第十四日,即亡故之后的第二个七,又有一番仪节:在灵位前那张桌子的外侧另置一桌,摆上四盘,是各色菜蔬与酒。其本意是求佛把亡者的魂渡过去。中国人受的教诲是:如此一来,亡魂的罪过便轻减许多。
第二十一日,居丧之家一般要设席,宴请那些他们认为该请、或照世俗情理不得不请的亲友。宾客到了,须依前文说过的样子向亡者行礼。筵席先照常例摆在桌上,敬奉十殿阎王。另请一位礼生,到时候诵读一篇祭文,称颂亡者的德行,求为他的魂灵垂怜。宾客在席上坐定之后,礼生便从邻间唤出亡者的「孝」子孝孙,有曾孙则一并唤出。他们走到前头,跪在地上,向众客三次俯首至地:这一拜是谢众客厚赠生者银钱,也谢他们肯来吊慰苦主、厚待亡人。
这一日,亲友中若不亲身前来、又不打发人来赴席,便极易招这家人的怨怼;他们送的礼多半要退回去。
到第二十八日和第三十五日,这家人置办食物等物,供在亡者的遗像前,做法与前几日大同小异,不必细说。富家在这两日仍请僧道做些功德;穷人家则多半只在定例的地方供上几样食物、焚些香,算是祭过亡者。
第四十二日一般看作极要紧的日子。亡者若有已出嫁的女儿,照理该由她们出钱办这一日的仪节——想来她们自己也觉得这是分所应得的一份情分——因为这些仪节据信于亡故的亲长有益。她们出钱,在亡者家中设筵款待所请的亲友。
她们另请礼生诵读祭文、主持祭奠。照例要从自己家里送来一大份熟饭、几盘肉食、酒、许多纸钱、香与烛,又备下茶、烟、糕饼或槟榔,以及种种零碎物事,供生人点心,也供祭奠之用。她们自己也总要设法到场。食物献过亡灵之后,她们的兄弟便唤人来,把大半肉食和一些别的物件送回姊妹家去,并自己掏钱添上几尺红布红绸、或是整整一匹,再加若干绒花、十双筷子、十只碗、三盘菜蔬、一条鱼、一只蟹、一只鸡。这一日送姊妹这些东西,取意在给她们「衣食」。「衣食」二字,中国人无论喜事丧事都爱说,听来总是吉兆,分量极重。
这些出嫁的女儿若是富有,还要请几位和尚念经礼佛,专为她们的亲长祈福——她们想着,此时父母或许正在难处里。这一类做法也归在「功德」之列,就在亡者家中举行。
若亡者并无已嫁的女儿,便由儿子们到饭馆去买熟饭,当日照用,只当是出嫁的姊妹送来的一样。规矩是定死的:这一日断不可用自家锅里煮的饭。儿子们自己出钱办这些仪节,规模缩小些,也不像往姊妹家那样往外送东西。
俗信以为,亡者到这一日才行至阴间某一处,从那里回望自家门庭邻里,这才头一回晓得自己已经死了。于是心里悲苦,没了胃口,吃不下家中煮的饭。正因有这样的说法,这家人才不肯在这些仪节里用自家煮的饭。
第四十九日也看作极要紧的日子。这一日的事,主要是做种种「功德」。居丧之家又为所请的亲友备下筵席。众人先一个一个到寿像前那张桌子跟前跪下,三次俯首至地。食物、酒等献祭亡者之后,到场的亲友便就着这些东西开席。行祭时,亡者的儿女孙辈自然少不了哭泣。有些人家还要另行一种仪节,表示「七」——就是自亡故之日起每逢七日所做的功德与别样丧事——到此为止,不再做了。这一日诸事纷繁,最是忙乱。
行「止供饭」之礼。——这一礼通常在第四十九日举行,有些人家推到第六十日,甚至第一百日。凡一家人决定不再按餐按时向亡者供食,便总要行这一礼。有的人家备下几盘肉食,如猪肉、羊肉、鸡,再加几样菜蔬、豆腐、酒、米、茶、烟、盐、一把菜刀、一块砧板、些许柴、油、水,以及几色中国式的精细吃食,一并摆在桌上。别的人家只备几小束柴、一点生米、一些盐和油。
这是要告诉亡者:此后须自己张罗自己炊煮了,活着的子孙不打算再按餐供他熟的生的了。他们料想亡者自会明白这番委婉的示意,照着替自己打点。为给他零用,这时候要备下大量纸钱焚化;孝顺的儿女心里痛快地信着:如今既要自己开伙,现钱的用度总比平日大些。此时焚一枝香、点一支烛;儿女孙辈在桌前跪下,放声痛哭,呼唤亡者,照各人从前与他的名分,用最亲热疼惜的称呼叫他——如夫、如子、如女之类。
行过这一礼,就不再按餐向亡者供那些照例的食物了。
出嫁的女儿从父家得一份礼,好收住眼泪。——女儿的公婆亡故,照例由女儿的本家在他们戴孝那一日,送些东西到这戴孝之家:一批常用的纸钱、代绸的纸、香和烛、买祭物用的钱、一篇祭文,还有一座「金」山、一座「银」山——就是用纸做成山形、外面糊上锡箔的东西,有的留着本色银光,有的染成像金子的颜色——全是备着祭亡者用的。到第二十一日,再送一份小些的礼,用意相同。到第四十九日,或在那以后,再送一份所谓「两色」的礼,是专给女儿吃的,叫做收泪之礼。意思是说:这四十九日里她为亡者哭得太多了,如今该把泪泉收住,吃些适口的东西;换句话说,该住哭了。所送的肉食,总是公认最可口、最滋补的那一类。
做六十日。——这一日备下若干盘食物并香等物。除了这些照例摆在桌上的供品之外,还要摆一只盛满水的面盆。水面上搁半片鸭蛋壳,任它漂着。又拿出一只鸭子的模样来,是竹篾糊纸、再加彩绘做成的;另把一个纸的人形放在鸭背上,叫那鸭子立在面盆的水里。纸人代表亡者,蛋壳表示给他备下的船,鸭子表示他借以渡过去的凭依。献这些象征之物并那些实在的食物时,一家人照常哭泣致哀。
每月十四与三十。——本地通行的做法是:自一家人示意此后不再按餐向亡灵供饭之后,每逢每月的十四和三十,便行下面这一礼。入夜时分,这家的儿女若办得到,都聚在一处。他们备下一盘饼饵或面饼、一盘豆腐、几盘肉、鱼、熟饭、一杯酒、一枝香、一对烛,摆在灵位前的桌上;还记得另备一点东西,专给那役使的小鬼。一家人同声痛哭,追念亡者。据他们自己说,所以要在每月十四和三十行此礼,是因为相信亡故的亲长在这两日会回到家里来,一家人理当备下丰盛饭食,以应有的敬意相待——倘真有其事,这理由自然极正当。所定的这两日,要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三年之丧满了,或者直到代表亡者的祖先牌位安进那安放阖家牌位的龛里、架上,才罢。
满一百日,和自亡故之日算起满一年,也要在桌上供几盘食物、酒等物,一面哭泣,大体与六十日一样,只有一处大不相同:桌上不再摆纸人,不用鸭蛋壳,不用竹篾糊纸的鸭子,也不摆那盛水的面盆。满一整年,已嫁的女儿和孙辈便去了孝的标记;儿子与儿媳,以及亡者若是男人则加上他的寡妻,名义上还须再戴两年。
做三年,并撤去灵位前的禁忌。——到三年之期——名为三年,其实是二十四个月——儿子、儿媳与寡妻便脱去重孝,换上轻孝,即半孝,再穿三个月。重孝的标记从衣服、帽子、辫子上取下之前,要在桌上供几盘吃食,焚香焚纸钱。众人一齐跪下,俯面向地,照旧痛哭一场。那些去下来的丧服标记,就投进焚纸钱的香炉或炉子里。随后,祖先牌位若已制好、又未曾安放过,便安进龛中,再一次供食于亡者,照常跪拜。这时才把那张桌子、那把椅子和架着寿像的那座架子,从久置的原处搬开——若先前还没搬走的话。至于平日摆在桌上的筷子和碗、那把椅子、椅后的那只凳子,还有那两枚多次用来问卜于亡者的铜钱,此后一概不再在这家里使用。
有些人家——恐怕是多数人家——到六十日便把寿像收起,或把它的脸转向墙壁,一直搁到棺柩入土,或搁到三年满了;桌子、铜钱、碗和椅子仍旧留着。有时候到六十日便把桌子转个方向,或比原先挪得更靠墙些。等到棺柩入土——或早或迟——牌位便安进龛里或神位上,桌、椅、画像等物都搬走。至于那叫做「做三年」的仪节,是断不省的。
做生辰与忌日。——牌位进了家中神龛之后,一家人每年须有两回行下面这样的仪节,以纪念所尊亡者的生日与死日。备下几盘肉食、熟饭,并几杯酒、香、烛和一批纸钱,照常例在牌位前献与亡者之灵。有些人家只做到第三代,多数人家做到第五代。中国人里有人相信,到五代之后,亡者的魂灵或许会再生到这世上来,或者按各自的因果,变作禽、兽、虫蛇的精魂——这是依着轮回之说的道理。所以牌位所代表的那个人,子孙已到第五代之后,就不再受祭了。
为亡者所做的功德
上文说到的仪节,有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正该归入「功德」一类,做了便于亡魂有益。另有些也叫做功德的,现在来说一说。
这些功德都由亡者之家出钱办置,而其功德则算在他们所哀的那个人名下。做法事的或是道士,或是和尚,或两教的僧道并用,全凭这家人乐意。倘同时都请了,便在屋子的不同处所各做各的,从不混在一起、合做同一场法事。
有些人家在人死之后的各个「七」里,请僧道做过两回三回,或更多回。这些法事断不可在别的日子做,只能在死后的第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三十五、四十二或四十九日里择一日,或者这几日全做,由这家人自定。功德的多寡与丰俭,多半看这家的财力,以及亡者的身分地位和年岁。据估算,商贾一流人家死了人,有一半要把下面要说的功德做起来,富家有五分之四,读书人家有三四成,场面排张或大或小。
末一日即第四十九日几乎总要做的法事共有四种,留到讲「为孤魂苦魂所行的四种迷信」时再说,就是「上台」、「放水灯」、「破地狱」和「过桥」。这里不必细讲,只须说明一点:这几样法事若是在私家宅院里做、专为一个人的魂灵、由一家出钱,其规模比起在公共场所、用公众的钱、为那据信遍布阴间或游荡于人世的无数孤魂苦魂而做的,要小得多。
「报十殿阎王某人身死」这一礼,是这一切功德的开端。凡打算次日续做别样法事的人家,行过此礼之后,便安排向「上帝玉皇」通报要办的法事。这件事在傍晚或入夜不久做,主要是焚两匹纸马、两个纸的骑者,再焚一道以长子名义写的文书,把次日要办的事报知玉皇。这是僧道做的,他们焚香点烛,敲鼓,念诵常用的经文。这一道预备的礼,在整场法事里只做一次。有人说它的用意,是把次日的事通报诸神。
同一晚上,通报既发之后,便在屋前立起一根长竹竿。竿顶绑一只鹤的模样,主要用竹篾和棕树皮的纤维做成。鹤下有一顶遮盖,往往有好几尺见方,也用同样的纤维编就,造得能在寻常风雨里替下面挂的一只灯挡雨。这灯是用竹篾和白纸粗粗糊成的,外面用黑字或红字写着十七位佛或神的名号,所以这灯就叫「十七佛明灯」。每晚在灯里点一支烛,用绳子和滑轮把它放下、再升回原处。立这灯的大用意,据说是让诸佛诸神都晓得将要办的法事,好让他们到场,分享供上的食物。到次日,议定要做的功德便开始了。
午后,所请的主事僧道和亡者的孝子们一同出门,往某座山上去——若近处有山可去的话。到了那里,僧道点起香烛,念一会儿经;随后有人点火焚一张纸,纸上写的话是预备给「上帝」看的,报知某些法事即将办完。不多久他们便回家来。有些人家从不上山顶做这一礼,总在家中,或就在屋里屋旁办了。
为着方便,这里把几样仪节合在一处说。先前备下的一个纸人,由一个儿子拿起来,安在一顶小小的纸轿里,轿下装了轮子。轿前用两根竹子连着一只纸鹤,把它撑离地面三四尺,仿佛这鹤要充作一匹飞马,拖着这轿走。鹤的前头一字排开几只纸箱,里头装着各色纸衣纸钱——在这些人的想头里,那便是元宝、金子、洋钱和铜钱。所谓纸衣,或是把纸剪成小小的衣裳式样再糊起来,或是纸上印着、拓着袍褂、帽子、鞋子的样子,或者干脆就是各色的纸卷,权当绸、缎或棉布。
有时候亡者的亲友邻人也趁这个机会,托这位将要远行者的「情面」——这场法事原是专为他做的——给阴间的亲友寄去几箱几箧的衣服银钱。活人常托要出门养病、游玩或经商的邻人亲戚,捎些值钱的包裹给远地的朋友;中国人便照这个样子,想出一个妙法,把银钱衣物托新死的亲人带给自己已故的亲爱之人。这法子寄往另一个世界,倒真是省钱、快捷又便当——只要当真寄得到。他们相信,亡者一到地头,就会把托付给他的财物交到真正的主人手里。至于阴间的真主人收到之后可曾出一张收条,中国人似乎并不晓得。他们好像对这新死的熟人或亲戚的诚实,是一味信得过的。
托他带的每只箱子,一般都用两条纸从对角贴在箱盖上封住,形如交叉之状。这封条通常由僧道提供。他还备一条印好的纸,上头写着阴间那些箱主的名字,这叫做「凭证」,也可以看作一封关于所寄之物的信,到时候便与那些箱子一同焚化。
一切齐备,僧道便念一道专门的经文,用意是请得一位引路的来,领轿中人上路。众子女、女婿、儿媳、孙辈等,都在离轿略远处恭恭敬敬跪在地上,哭泣哀号。僧道这时先点着离轿最远的那几只箱子,渐渐移近,最后才点着那轿子;于是亡者的纸像、充作马的纸鹤和那顶纸轿,不一会儿都化成灰烬,一家人在旁放声痛哭。
上文所说这场法事末尾焚去的那些盛着衣服银钱的纸箱里,往往还有一只特别的小纸钱柜,是另有用处的。至于焚这一只柜子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中国人彼此的说法很不一样。
有人说,这笔钱是为还亡者生前的债,无论他自己知道不知道,算是替他把账目结清。活着的亲人不愿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为这个世界的债务受人索讨,所以专备一箱铜钱,为的是把这些亏欠清一清。
另有人解说,寄这些现钱是预备给亡者的生肖之兽用的:这是要帮他讨得那头牲畜的欢心,不然的话,他到了阴间就免不了要驮着它走。原来中国人都信每个人都「属」一样牲畜,就是说,他生的那一年据说属某一牲畜。譬如生在某一年,他便属「鼠」,鼠就是中国纪年轮转里代表那一年的时辰之兽;生在另一年,便照同样的道理属「牛」;再生在另一年,便属「兔」。总之,若不带一柜钱去打点,他所属的那头牲畜,据信在他一到阴曹之时便会把他占住、管住,叫他驮着它。为免自己所哀的亲长落到这样的下场,一家人便寄去一只装满现钱的箱子,专供那牲畜受用。至于那牲畜怎样使这笔好意或私心送去的钱,中国人就不解说了。
除了上文所说或提到的、在四十九日里按期做的功德之外,还有几样,是某些人家斟酌亡者的为人和死时的情形,觉得有特别的必要或分际,才去做的。以下要说的几样,大概从不在第四十九日做,而在别的定日里做,全凭这家人乐意。
凡做这几样,总要请好几位僧道主事。照例备下肉食、菜蔬、酒,有时还有一瓶鲜花,并香、烛与纸钱。这些仪节合起来,算是替亡者祈求「消灾解厄」,免他在阴间遇上那些难处。所本的道理是:活人拜得越多、法事做得越多,亡者便越得好处。
凡要做费钱而又热闹的功德,总要张出一大张纸来,让众人看个明白。这张告白上写明要做的是哪一种法事,往往还写上亡者的名字、他儿女的名字,以及合力为他求赦罪、或求改善他在那个世界里境况的诸亲的名字。
有一样法事,专为解亡者的一种灾难:他在这世上若不论怎样用水过多,或用得不合体,便要受罚。这样的行径触犯了水神,水神便在那个世界里很应当地罚这罪过。做这法事时,要念一部专讲这件事的经。念这一部经,就是此法事与丧家所做别样法事的分别所在。父母亡故,儿女若不做这一场,便难免被人指为不够孝心,不顾那或许正为上述缘故受苦的人的安乐。
另有一样法事:所请的每一位和尚各念一部据说载着一千位佛名的经,众声合在一处同念。这法事的用意是寻常的那一种,即请所念名号的诸佛施其慈悲与法力,把亡魂「渡」过去。这一场不用肉;凡备作食物的供品一概是菜蔬,因为和尚立过誓,只吃素食。此外,这一场与别样法事并没有要紧的分别。
有一样叫做「血湖」的法事。据有些人解说,是为那些生过孩子若干年后才死的妇人做的;另有些人则说,是为那些生了女孩不满四个月、或生了男孩不满一个月便死的妇人做的。这些人说,妇人生男,不洁只及一个月,生女则及四个月。中国人相信,阴间有一个血的湖,已嫁的妇人死后一般都要——或者如有些人所说,死于产难的妇人,以及产后一个月或四个月内死去的妇人,要——在进那个世界时被投进湖里。未嫁的女子,以及嫁而未曾生育的妇人,死后从不为她们做这一场。做血湖法事的用意,就是救亡母之魂免受血湖之罚。一家儿女的母亲亡故,有时要做好几回,这也是他们表孝心的一种法子。那被认为格外有效、足以求得这一番善果的经咒,由所请的每一位僧道各念一遍。这法事或请道士,或请和尚,随这家人的意思。极穷的人家出不起这笔钱;富家则往往在母亲亡故时大张场面,把这一场法事做好几回,至少也要在公开的丧仪结束之前,隆隆重重地做上一回。
还有一样法事,是求阴间掌管诸事的十殿阎王高兴,常为父母中的一方做。他们相信,亡者既不免要一殿一殿地过去,在各殿里为生前的罪过受罚,若能得十殿之主的欢心,所受的罚便可减轻。这几位阎王若肯,据信是有权——至少是惯于——把亡者轻轻地罚一下,所加的刑只要受得起便罢,甚或让他从各殿里一径过去,全不加刑。这些人就是这样想着,可以向阴间的主宰行贿!
以上所述,足以让人窥见这些人对自己亲爱的亲友死后境况所持的做法与想头了。凡基督徒读过这些话,想必断不会说:「中国人不要『圣经』也过得去,由他们罢!他们现有的教门,已经够他们用了。」
第七章死亡、居丧与殡葬(续)
与殡葬有关的奇异或迷信习俗:血葬——棺木有时暂寄于寄棺之所——寄棺时的礼仪——送葬行列的次序——「买路」——「开路神」——在街头或家中为亡者「摆祭」——下棺入穴——食某种糕饼以为吉兆——祭山神,并祭阴间乞丐与麻风病者之魂——墓前礼毕——奉亡者神主还家——神主「点主」——与亡者有关的杂俗与杂说:寡妇与鳏夫所服的丧仪——白色「哭布」——送礼以禳不祥——寿衣有时只是粗粗缭就或糊成——居丧期内生育为法所不许——对棺木的用心——两则实例——生前预购棺木——「备死」——金童与玉女——棺上用白公鸡
与殡葬有关的奇异或迷信习俗
极贫之家为省费用,或因别的缘故,往往不得不在死后数日之内便把亡者下葬。人把这比作一位官员赴任,只拣最快的驿路一径驰去,路上既不照例耽延,也不受迎送之礼。这是不体面的事,是穷到极处的标记,或是说亡者无亲无友,没有人把一家的体面放在心上。
若死后数日之内便下葬,这叫做「血葬」,即葬其血。人以为尸身里还有血,或者说血还没有干。「血葬」是一句贬词,指的是匆匆入土、前头几乎没有什么丧仪的葬法。
一家之父去世,诸子的本分便是去置一块墓地(若先前未曾买下),且要够大,容得下并列的两座坟。父亲的棺木须安在左边,右边留给母亲的棺木。倘是母亲先故,她的棺木便安在右边,照样把左边留给父亲的棺木。把父母的棺木远远分开,若非情势所迫,是要算不孝的。
若因故墓地未备,又不便把棺木一直停在家里等墓地齐备,便造一所或租一所寄棺的屋子,把棺木暂寄在里头。棺木刚停进去,就在这屋子前头的地上摆三盘食物,点起香、烛与纸钱。这是献给管着那一带地面的土地神的。棺木往这暂歇之处去的时候,孝子们随在后面。
棺木旁边摆着献给亡者的东西:一桶熟饭,几盘肉、鱼、菜蔬,还有一种本地叫「时」的糕饼,另有两只小灯笼,一只上写「百子」二字,一只上写「千孙」二字。这些东西献祭亡者之灵的时候,诸子跪下,向着棺木叩头。
代表亡者的神主本是搁在棺木上的,这时由长子取了,安在轿中送回家去;有时他把神主抱在怀里,自己坐进轿子,小心捧回家中,上头说的那两只灯笼就挂在他的轿杠上,当作吉兆,哪怕正是晌午,灯笼里也点着蜡烛。
富家,以及子弟做官的人家,到了该葬的时候,往往租一种灵车,把棺木搁在上头抬往墓地。棺木未上车之前,先要祭车,或者说祭那管着车的神。人想这样一来,亡魂往墓地去的路上便比不祭要安稳些,抬的人也省力些。若不如此,怕灵车之神要暗里损了棺木,叫它又重又难抬。抬这灵车与棺木的,或八人,或十六人,或三十二人,看人家的品级与贫富而定。灵车上装着丧仪的标记,各处都系着白布条,交叉成结。
中等人家出殡往墓地去,行列的次序大致如下,不过并没有通行的定规:
最前是一对大白灯笼,和一班乐人,沿路不时吹奏。
其次是一座四人抬的敞轿式小亭,里头供着亡者的寿像与神主,多半还点着香。
再后是一个人,沿街不时抛撒一种特别的纸钱。
再后是亡者的亲友,有时也有一班乐人相随。
再后是棺木,抬棺的人常常穿着白衣,是丧家出钱备的。
棺后是亡者的儿子,还有孙子、曾孙(若有的话),一概穿着孝服。只要走得动,都是步行,一边走一边哭。
再后是轿子,里头坐着亡者家中的女眷。轿中的人沿街竭力哭个不住。
最后是些人,带着墓前致祭用的饭食、香、烛与纸钱。若不曾安排把神主放在行列前头,便由这些替人抬送墓地祭品的人里头的一个捧着。
上头说过,送葬行列靠前的地方有一两个人沿路抛撒纸钱。这纸钱通常是白的和黄的,直径约二寸半或三寸,中间穿一个孔。撒钱是为了打点沿路的鬼魂,免得它们起意作难,侵扰棺木或棺中之人。如此便替亡者的遗体买得了通行之权。这事照字面说便是「买路」,所用的钱则或叫「买路钱」,或叫「开路钱」。那些看不见的鬼魂拿了钱,就容棺木过去,不加扰害。有时用的不是上头说的圆钱,而是粗纸剪成的长方片,约五六寸长,每片上戳好几个孔。孔有几个,这一片便当几个钱。
大官出殡,行列前头有时可见两个极大的人像,一个装成文官,一个装成武官。这两个像虽然大,却极轻,是竹片编的,外头多半糊着红纸。每一个由两人横抬着,长十尺至十五尺,粗四五尺。它们要在墓前烧掉。做它们的用意是为亡者将行之路开道清道。盘踞在路上的鬼魂一见这所谓「开路神」,便远远逃开。也有人解释说,这是照着大官生前出门上街时叫差役前导开道的样子来的。寻常百姓送所敬亡者的遗体往最后安歇之处去,是从不用这些东西的。
有时亲友出钱,为一位有名望的人(或是士人,或是官员)行一种极体面的礼,在亡者家中行,也在棺木往墓地去的路上行。这礼专名叫「摆祭」。一八五〇年夏,福州就有这样一个例子,那时正把林则徐的遗体接回来安葬。此人在广州焚毁鸦片,天下皆知,后来领兵去征讨长毛,死在途中;长毛其后闹得举世瞩目,而在那时节,北京的朝廷才刚开始认真对付他们。南台江中洲的街道两旁摆了许许多多桌子。当时所见,献祭这位受敬亡者之灵的陈设,比寻常在丧家宅内摆祭要铺张得多。
在私宅行这礼,有时是这样的:
在一处宽便的院子里摆几张桌子,桌上排着三样大小的碗或盘,盛着肉与菜蔬。又有十六只小碟——四只盛鸡鸭的胗肝和猪舌,并腌的鸭蛋;四只盛糖渍的果子;四只盛当令的鲜果;四只盛干西瓜子。桌上还排着下列牲畜中的两样、三样,或是全备,都是整只烤的或炙的:猪、鸡、鸭、鹅、羊;又有两三种纸钱,当作银的和金的。又有一桶熟饭,五碗五色的面团,每碗一色;五碗五样的糕饼,每碗一块;五个面做的小兽,是虎、狮、象、水牛、豹;又有纸鹿两只、纸鹤两只。有时还有五个纸和竹片扎的大兽,摆在地上。与丧家联过姻的人家,逢这样的场合,照例还要备下一批纸钱,一些冥衣的料子,和纸糊的银山、金山各一座,约三尺高、二尺长。
一切齐备,合祭的人里头有一个为首的走上前去,在「灵位」前头,或是在棺木前头跪下。有人把祭品一件件递进来,交在跪着的人手里,由他举向亡者。随后这些东西便搁在「寿像」前的桌上。他退下,另一个人接上去,照样跪着,接过食物献上。献祭的人散了之后,食物又撤下来,搁回原先取它的桌上。过一两天,这些食物(或其中一部分)便由家里人吃了。
棺木往墓地去的路上在道旁摆桌致祭,其中一部分也由合祭的人照着刚说的样子献上。献祭的时候,行列停住,棺木就在跪下向它献祭的人近旁。这样的祭礼追荣亡者的声名与德行,叫他生前所属的那一家人极为受用。
到了算命先生定下的时辰,棺木在哀哭声中落进穴里。随即亡者的儿子们赶紧抓土撒进墓穴。这土是他们先前兜在麻布孝服的衣襟里的,这时设法抖出来,尽量让它落在棺木上。掘墓的人把土填满之后,诸子把手里的丧杖直直插在新坟上。
随后祭这位入土的人,法子是这样:一桶熟饭,几盘肉,就摆在坟前紧挨着坟的地方。所献的食物里有两桶小小的白圆饼,是米粉做的。这个礼便由这饼得名,本地方言叫做「时」。
到了时候点起香烛,烧一大堆纸钱,照例行那些庄重的礼。祭亡者之灵既毕,便把饼分给他的儿孙、到场的亲友,掘墓的人也不落空。各人就地把自己那一份「时」吃了。这饼的名字在本地方言里恰与「时」字同音,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吃它,就算是祝愿吃的人「得个好时」,或是祝愿时运于各人都顺遂安乐。墓前所献的饭,总是同别的食物一道带回家去。
人信此地做坟地用的山上有神,护着葬在那里的坟。新葬之人的亲友须向这些本地的神明尽到敬礼,不然就别指望棺木安然无扰,也别指望棺中人的魂在阴间安息。所以他们在下葬那天祭亡者之前,以及此后逢祭的时候,都须备三盘肉、酒、香、烛和各样纸钱,一概摆在地上,给这些本地神明受用。
行礼到这时候,照例还要祭一祭阴间那些困苦无依的鬼魂,比如麻风病者和乞丐之魂。所献的以极粗劣的冥衣冥钱为主,又有香,又有几盘蒸的糕饼——据说这类鬼魂极爱吃某一种蒸饼。给这些不幸者极少献肉,有时给一点熟饭,一碗菜汤、豆腐、线面,或是一盘面饼、干饼。据信这样的场合有无数饥寒赤身的鬼魂蜂拥而来,这么菲薄粗陋的供给竟能叫它们满意,实在叫人纳罕。但照通常的想法,它们既得了丧家肯给的东西,便容人把祭亡者的礼顺顺当当行下去,不来打搅。
这些下等鬼魂在此地是常受祭祀的,法子也与上头说的差不多:街上的店家在自家店门前祭,百姓在自家门前祭。偶染小病,或是筹划生意,若怕事情不能如愿,便在黄昏时分叫人烧些冥衣冥钱,给这些常被称作「阴间的老爷们」的受用,又献些糕饼供它们受享。这些供品一概摆在地上。人信这些小鬼在阳世间很有势力,能损人的身子,能叫生意出岔,所以许多人怕它们,一再送礼,图它们肯照应。倘健康与顺遂真能用这法子换来,那大多数世人都够得着了。
上头说的祭亡者之礼行着的时候,那块预备代表入土亡者的神主便供在墓碑前头,或是供在将要立碑的地方。送葬的人这时在它前头跪下,长子也跪着,念几句话,意思是:「骨肉归土,灵魂入主。」此后这块神主便极受看重,照料得格外小心。有时亡者的长子坐进轿子,把它抱在怀里带回家;有时把它安在一种敞轿式的小亭里,隆隆重重送回家宅。穷人家往往把它搁在那桶熟饭上头带回去,那桶饭正是仆人肩上挑的担子的一头。又常常打发一个人带两只小桶,到做坟的那座山上去取水,取得着便挑回家去。这叫「挑水」。人当它是吉兆,因为水是从「龙山」上来的——做了坟的山便称作「龙山」,这是个被看作极吉利的叫法。
神主到了亡者家中,先「点主」,然后安进家中列祖神主的龛里。若请得动,便请一位现任的官来点;官的品级越高,于这神主所代表之人的子孙便是越大、越吉利的兆头。先要说明,到这时为止,神主正面所写的字里有一个少了一点或一画。那个缺笔的字是「王」字,在最上一横之上得了一点,便成了「主」字,这正是所求的。点主的官,或是别的什么身分的点主人,用的是朱笔。长子恭恭敬敬跪在点主人跟前,点主人把那「王」字添上该添的一笔,成了「主」字,再把神主交还跪着的儿子,由他恭恭敬敬安进预备好的龛里,在那里代表亡者三代或五代。
也有人说,官用朱笔点主,点的是神主上端正面所刻的龙头的眼睛。自然,能请着官来帮着行礼的人家极少,不论所点的是龙眼还是上头说的「王」字;多半是家里人或一个朋友用寻常的笔、黑的墨点一点,并没有多少排场礼数。自此以后,这神主便被当作亡者三魂之一的实在居处。这一场点主,算是吉利的事。
「点主」这桩大礼行完不久,请来的亲属便坐下来大吃一顿,想借着填饱肚子来宽一宽心里的悲痛。
与亡者有关的杂俗与杂说
丈夫死了,寡妇须服三年重丧,不许穿红。这期限满了,家里别人都不再穿孝,爱穿什么式样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行,她却——若是属于小脚那一类的——断断不可穿鲜红的裙子;她那一类女人只要丈夫还在,出门见客、穿戴齐整时总是穿红裙的。她可以穿蓝的、黑的、绿的,红裙却不能穿。守寡过了三年的,若是属于大脚那一类,衣着上或头上的装饰上通常总有点什么,叫人看出她是寡妇。自然,寡妇一改嫁,寡居的种种痕迹标记便都除了。到了公开举哀的日子,亲友来吊,寡妇须在哭泣举哀中担着显眼的一份。
妻子死了,鳏夫所服的丧不必像寡妇为夫所服的那样重。他在定期举哀的时候不穿麻衣,也不高声久哭,甚至哭不哭都未必。这种时候他在别的衣服外头罩一件白褂,戴一顶没有红缨的帽子,腰间系一条白棉布带。平日他可以穿绸穿缎,只要颜色不花哨。那白带他须系满一年。倘在原配死后不满一年便续娶,照有些人说,成亲的时候仍须系着白带,一直系到满年。也有人说,成亲那天可以把带子解下,但过几天须重新系上,系到满一年为止。不满一年便娶的人,容易被邻人朋友笑话,因为那是还在为亡妻服丧的时候办的事。
倘父亲或母亲死了,家里又没有祖父母那样辈分高的人在世,照例要备些白布条,约二尺长、一尺宽,是拿家里用的筷子量的。这些布条分给一类来与丧家一同哭亡者的亲戚。每一条上头糊一小片红纸。女眷来与丧家同声落泪的,除白布之外还得两朵纸花,当作吉兆。这些白布条叫做「哭布」,是预备拭泪的,又预备照着定下的规矩举哀时拿来掩着脸面眼睛。白是凶与哀的标记,那红纸却于得着的人是吉是喜,表示他们哭过这一场之后,家里仍不缺吃穿。这些布条,得着的人回家时总要带走。
两家人住在一所房子里,合用一个厅堂待客,其中一家死了人,居丧期内棺木通常停在厅上,该行的礼也在那里行。遭丧的这一家便买些纸花和一副红筷子,送给那一家,当作吉兆。富家还买一块红布或红绸送过去,好帮着挡住那一家可能招上的不祥。死是不吉利的事,装着尸身的棺木停在合用的厅上又是不吉利的光景,中国人便想出送红东西这个法子,要把不好的后果从那一家身上驱开或拦住。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些红东西象征那一家福气不断,又算是一重保证:纵有棺木在那里碍着、本该招来相反的结果,那一家也必定「吃穿够用」。
有铺子卖现成的寿衣,光顾的多半是穷人,买不起好料子另请裁缝做。这些铺子里有一桩怪事:卖的给死人穿的帽与靴,通常是纸做的,或是极次的绸缎做的,只拿糨子糊起来。离得远些不细看,倒也像样。靴底将近一寸厚,用一种浆刷得极白。褂子、裤子、裙子等等有时也是糊的,顶好也不过粗粗缭上几针。买这种寿衣给所敬亡者穿的人觉得,要在邻人亲戚眼里算得体面,就不能不随着那荒唐的规矩——死人入棺须穿好几套衣服——哪怕他们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像样的料子来做这些衣服。时尚风气为着顾全面上的体统,在中国磨折穷人,跟在西方各国磨折穷人一样刻毒。做儿子的若不给父亲的遗体穿上好几套衣服,便要被看作不孝;他若不得已用纸靴纸帽,用极次的料子,又只是缭上几针或糊起来,人不但不笑他,反倒算他有一片孝心,只要套数够。寿衣从不用金属钮子,要扣的时候用带子系。
父亲或母亲死后三年之内——也就是居丧期内——生育为法所不许。贫贱人家的人犯了这条,照通例官府是不理的。但若是官员、乡绅,或是考取了功名、得在帽上戴顶子的读书人,在定下的居丧期内犯了这条,据说便要罚款、革职或治罪,除非他能使钱把那些本要告他不孝的人打点过去。犯这条律,被看作他对亡亲在心里不存该存的敬意,被看作他身上大半没有孝思。
棺木在中国是一桩极受看重、极被挂在心上的东西,可举的例子很多。
若干年前,一位读书人对一位外国朋友讲起自己心里的为难:他新近得了一笔钱,不知怎样安置才好。他想到的一个法子,是买几块「寿板」——做棺木用的那四块厚木头,客气些便这么称呼——留给他年老的养母,等她用得着这件东西的时候用。似乎最压在他心上的理由是:若等到她死了再说,手头或许凑不出现钱来买「寿板」、打成一具合用的棺木;而且这样一件礼从养子手里送来,于她越发受用,因为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凭据,表明一旦天意安排下那个日子,他是要体体面面地追荣她的。另一面也有些叫人不愿买「寿板」的地方,比如没有地方存放,怕走水,万一要搬家又得出一笔运费。
五六年前,福州一个穷苦的老寡妇手里有了十五元现钱。她家里和亲戚都穷,为着稳稳有一笔钱可以买棺木,还有一部分预备殡葬上零零碎碎的用项,她便决定把这笔钱买成金耳环,活着的时候自己戴,死了立刻就能变成现钱。她照这主意办了,结果证明是笔好买卖;她死后,耳环卖了,所得的款子正照她的本意用了出去。
这两件事可以见出这一国人心里的那一份牵挂:总要给所敬的亡者备一具体面的棺木,或是给自己身后备下一具。
一家之长到了七十、八十的年纪,家境又宽裕,买下寿衣与棺木的料子、照规矩一一做齐,预备着一旦死亡把这位受爱敬的父母或祖父母叫去时好现成取用,是常有的事。棺木做成之后,上头搭一块红绸或红布,当作吉兆。此后这位老人每逢生日,门上也挂一块红绸或红布,直到他去世。办这事往往拣闰年;又要为此设宴,请亲戚、至交,和近邻中体面的人。客人来了,便向这位老人道喜,恭贺这些安排办齐,意思不是「愿你早死」,而是「愿你长寿」。闰年在这件事上是吉兆,因为它有十三个月,不是十二个月。这一节讲开了便是:愿你的宝贵性命延长,比寻常人的寿数更长,正如这一年比平常的年份长。棺木上还糊一大张红纸,上写四个字,意思是「与天同久,与地同长」。
「备死」这个说法,在西方各国用起来,常指料理自己在世上的事务,或是把事务安排到继承人与遗嘱执行人容易打理的地步;又常指悔罪、戒绝一切恶习、信靠救主。而在中国人这里,这句话毋宁是指买下棺木的板子和寿衣的料子,或是攒够一笔钱来应付这些以及居丧殡葬上别的必需的用项,好叫父母或祖父母一死,这笔钱立刻拿得出来。
棺木先用中国漆加石灰,或是漆加打得像沙一样细的碎瓷,调成一种料子把它弄得不透气。这料子连着布条,塞进里头所有的缝隙。单这一样便已叫棺木极严密。此外有时还在里头油漆一遍,这是由亡者的女婿们出钱。
其后还要用油漆好几遍,油里和了打碎的瓷片、石灰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叫漆面坚硬结实;漆的日子总在棺中人死后的某一个「七」。最后一道用黑漆罩面。富家照例把所敬亡者的棺木逢七漆一遍,漆满七次。用好料子做成、又照这法子料理过的棺木,可以多年不葬而不生什么难受的气味。
装着尸身的棺木不许抬进福州城里,死在城墙以内的人也不许葬在城内。城北指得出一座古坟,据说是古时在此地称王称侯的一位的坟。但如今便是最高的官员、最老最富的人家与业主,遗体也一概须葬在城外,虽然城墙以内的山上和别处还有不少空地。
一家之长生前是使唤仆人的,他死后若定下要大办功德,通常也就定下要给他备一个男仆一个女仆,到那个世界里伺候他。为此扎一个像代表亡者,安在「灵位」桌与「寿像」之间的椅子上。椅子的一边、桌子的一头,摆一个纸和竹片扎的男仆,叫做「金童」;椅子的另一边、桌子的另一头,摆一个一样扎的女仆,叫做「玉女」。那仆童手里拿着烟管与烟袋,那仆女手里拿着茶杯茶碟,或是别的什么家常器具。这是预备给亡者在来世当奴仆使唤的。人想,他家里若不给他备下,他便要少了在阳世间素来享用的伺候,越发不快活。礼行到末尾,烧那前头扎着鹤的轿子时,这三个像也一同烧掉。亡者的像安在轿里,一行人便往鬼神的世界去了,金童玉女或是一路跟着主人,或是到了之后找着他,照阳世间讲定的样子伺候他。
人若客死在外,要把遗体运回家宅,中国这一带有一桩奇特的习俗。棺木离家还远的时候,家里几个人出去迎它,带着一只活的白公鸡,或是一个白公鸡的像,用竹片和纸扎成,大小如生,又着了色,看去很像真的。
那鸡两脚捆着,通常叫它站在棺木上头,一行人往家里走,鸡就一直站在那里,四围是送丧人的哭声。有时——比如大官的丧事——把鸡安在一顶轿子里,照亡者的品级用四人或八人抬回家去。有时把它安在那顶坐着亡者之妻、或是在场血缘最近的亲人的轿子顶上。在这里看见一只白公鸡蹲在棺木顶上或灵车顶上,是常有的事;它一路蹲着,神气端庄严肃,倒像这一行人是为它摆的排场。活鸡能一直站得端正,鸡的像却多半站得不像样,或往后倾,或往前倾,或歪向一边,又或某处断了弯了。
中国人说,迎接遗体的时候,亡者三魂中的一魂进到鸡身上,魂就这样被引回家宅。倘遗体不运回来安葬,便常常改送一封书信,或是亡者近来穿过的几件衣服,或是他的鞋,或是他行李中的一部分。白公鸡与送丧的人出去迎这封信、这件遗物,正同去迎遗体一样。迎着了信或遗物,那魂进鸡身里也同迎着遗体时一样便当,一样稳稳把魂引回家去。
沿路,尤其在街口,行列中有人高声唱呼亡者的名字。有时请两个道士沿路各敲一件铜器,那特别的声音能大大帮那魂认路跟来。这种时候,人并不信魂已经进了鸡身,只当鸡是一种护送。
这鸡做过亡魂的暂居之处或护送之后,便再不杀了下锅,而是小心养着,养到它自己老死。中国人很少吃白鸡的肉,许多人家连这样的鸡也不肯养。有人解释这件事,并解释这样的场合为什么单用纯白的公鸡、别的颜色一概不用,说白是丧的标记;也有人说白公鸡是「神鸡」。
中国人说不出这习俗的来头,也不能讲出道理,说明它怎么就合于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极喜欢这样给自家的旧俗找根据:「古人是这么做的,如今我们照着他们的样子做。」他们似乎觉得,这就是他们该照素来的样子行事的最圆满的理由。他们也坦然承认,关于守这习俗,再没有比「祖先在我们之前就这么守,我们又是这样被教的」更合理、更叫人满意的解释。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去追究自家迷信的来历,看不出所求之事与素来所用的法子之间有什么关联,也并不就把那法子丢开。许多习俗的荒唐,甚至用惯常的法子要达到所求之事的全然不可能,他们都肯一口承认;可是下一回遇着这样的场合,先前被他们讥笑过、断为无理无用的事,他们仍旧办得外表上极其恭谨,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
第八章祖先牌位与祠堂
家中所用的祖先牌位:祖先牌位起源的两种说法——长子所立牌位的大小与式样——女儿不得立牌位——长子以外诸子所立通位的式样——祭至三代或五代——祭祀牌位的定期——祠堂中的祖先祭祀:总祠与支祠——备祭祀之费的恒产——每年在祠中祭祀的六个定期——祠堂一游:所游祠堂的情形——建造的花费——秋祭之日行祭的样子
家中所用的祖先牌位
关于祖先牌位的起源,相传至少有两种说法。一说起于周朝,当公元前三五〇年。晋国公子的一名随从,割下自己股上的肉煮了献给主君,其时主君正饿得将死。他因伤痛不能再走。后来一片林子被人放火,他便烧死在里头。公子寻见他的尸首,为他立了一块牌位以志纪念,每日在牌前焚香。
另一说出于二十四孝的故事。据这个故事,汉朝——约终于公元二十五年——时有个丁兰,幼年丧父丧母,不曾得及奉养承顺。他想起父母为他受过的辛劳,便刻了两人的木像,像待活人一样供奉。他的妻子不肯敬重木像。有一天她拿一枚针,戏着去刺木像的手指,竟刺出血来。丁兰后来看那木像,见两像眼中含泪。他问妻子,才知道了情由,当即把她休了。
同一部书的另一种本子里,讲木像所受的对待却是另一个样子。那里说,有一天邻家的妇人要来借一件东西。丁兰的妻子照平日的样子先问过木像。木像答说不愿出借,她便没有拿出来借给人。邻妇得了这样的回绝,又明白了缘故,心里恼怒,取了棍子打那木像,木像竟哭了。丁兰见木像落泪,问是什么缘故。妻子把情由告诉了他,他大为愤怒,不但打了邻家的妇人,还到官府去告她。官长称赞他的孝行,上奏朝廷,为他请得一方匾额,挂在门上。
又有一说:丁兰小时并不听父母的话,后来却变得极为温顺而孝。有一天他母亲送饭到田里给他,脚绊在一棵杉树根上,跌倒在地。因这一跌,母亲死了;丁兰于是取了这树的根,刻成父母的像。
若说祖先牌位真是起于丁兰所为,那么他所成就的,原非他本意所在。他轻而易举、懵然不觉之间做成了一件极少有人做得到的事——千万人穷毕生之力追求而不得的事:他使自己的名字在史上不朽;他开了一种风气,为千千万万人所效法,即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象征,来祭祀已故的父母与祖先。
到今日,丁兰、晋国公子,或是别的哪位古人,究竟谁有创始木主之祭的这份荣名,恐怕已无从查考,在事实上也无关紧要。总之太古时必有一人创始了牌位,而人类三分之一对它的祭祀,久已在这个帝国里牢固地、普遍地立定了。
祖先牌位当初是什么模样,如今已全无人形的影子。就是把一处地方通行的牌位大小式样细细描写出来,也未必适用于另一处地方。
本地人家所用的祖先牌位,高自八九寸至一尺半,宽自二寸至三寸半或四寸。上等的用香木做,有几处雕刻得极精细,有时一座要值几元;最次最便宜的用寻常木料,不到两角便买得到。牌位由三块木头合成,一块作底座,两块竖立。祠堂里所用的牌位——同族各家的代表每年几次在祠堂聚会祭祖——以及庙里供着的古圣先贤的牌位,都比人家所用的大得多,往往只用两块便宜木料做成,即一个底座和一块竖板。
寻常人家所用的牌位,底座是一块木头,长约四寸至七寸,厚约一寸至二寸半,宽约二寸至三寸半。座的上面开一个卯眼,另两块木头用榫插进去,榫与眼配得松,随时可以拆开。两块竖板长短不等。长的那块安在后面,顶上收作一个圆头,向前探出一寸至三寸。两块板相贴的面都刨得平光;前面那块短的,靠一个小榫嵌进后板探出圆头底下相应的卯眼里,就固定住了。
作底座的那块木头的前面,通常刻着一头麒麟——据说这是只有圣人出世才昌盛的瑞兽。长竖板探出的圆头前面,刻着中国龙头,又一种相传古时有过的神兽。短竖板正面的左右两边,常刻着所谓龙的侧影。就在这同一块板的中间,自上而下作一条直行,刻着本朝的朝号、所纪念的亡者的官衔(若有官衔)、他的姓与名,多是阳文;不过有时也用黑墨写上,写字的那一条先漆过或上过油。立牌位的儿子的名字,也照样刻上或写上,字小些,安在那一行字下端稍偏左的地方。若是儿子为母亲立的牌位,便把她父亲的姓,即她的娘家姓,同她丈夫的姓一并写上。牌位上刻的字、写的字,一般都贴金。其余处多留着木头本色,有时也上漆。两块竖板相贴的平面,则一向不漆。亡者生卒的日子和坟地所在,有时用黑墨记在一块竖板的里面。
这样一块牌位只代表一位亡者,或男或女。一家之中父亲的牌位与母亲的牌位,形制一样,大小可以不同;要紧的分别只在上头所写所刻的字。为父亲或母亲立这样的牌位,只许立一块。这一块归长子所有,通常供在他家里。凡属一家父母的祖先牌位,都传给长子,父母一死便成了他的东西。长子死了,若有儿子,牌位便归他儿子。长子若已成年成家而无子,几乎总要在弟弟的孩子或别的亲族里抱一个来过继,以延续门户,把牌位留在自己这一房。
女儿不得有父母的牌位。出嫁以后,她祭的是丈夫家的牌位。她死后,她的牌位安在她长子所有的那些牌位中间,决不会安在她兄弟家所祭的牌位里。
一家的儿子只要还住在一处,祭的便是长子所立的牌位。等到分了家,诸弟各得一份祖产,各自分居,若已娶妻,便各人可以立一种牌位,与前面说的那一种有几处很不相同。弟弟们为自己用而置的牌位,是一块木板,一尺至一尺二寸见方,嵌在一个几寸高的座架上,漆成黑色或带红色。正面当中自上而下写着或刻着一句话,常常也贴金,说明这牌位所代表、所纪念的是某姓一族的历代祖先。立牌位的人若愿意,还可以把父系历代祖先的名字记在上头,自父亲起上溯三代或五代,写在中间那行字的右边,父亲的名字离板的右缘最近。照同样的办法,他也可以把母系历代祖先的姓氏,出嫁前的与出嫁后的都写上,记在中间那行的左边,上溯同样的代数,从母亲的姓起,安在离板左缘最近处。祖父与祖母的名字,分别紧挨着他们父亲、母亲的名字,依次类推;辈分越远,名字越近板的中间。不难明白,这一种牌位是合祭历代祖先的通位,而尤其是三代或五代祖先的牌位——写三代还是五代,由他自己定。他死后,这牌位传给他的长子;长子有独自为父母立前一种牌位的权,诸弟则各可立这种通位,以纪念父母和同姓的远祖。
代表父亲或母亲的祖先牌位,通常只祭三代或五代。在这些年里,牌位小心收在一个可以搬动的龛里,龛做成房屋的样子,不过只有几尺见方。置不起这样的龛,就把牌位排在一个架上或桌上。人家若有龛,多安在内室,便于就近行那些照例的祭拜。一家所祭、所有的牌位,除非太多,都安在这一个龛里。过了第三代或第五代,代表那一代的牌位有时便取出来,埋在亡者的坟中或坟旁,也可以烧成灰;至少得从龛里挪开,给年代较近的人的牌位腾出地方——每一代都添两块牌位。
两种祖先牌位都在定下的日子或场合,照一定的成法祭拜。
每月初一、十五,照例在牌位前点烛焚香。早上点两支烛、三炷香。香任它烧尽,烛往往烧到一半便灭了。到晚上重新点烛,再烧三炷香。为祭牌位用,牌位前安一个香炉盛香,香炉两旁各安一个烛台插烛。
遇着家中活着的人过生日,或是要写议婚的帖子的时候,以及正月二十九的晚上,都在牌位前点烛焚香。生日那天另外供三碗线面。前面说的正月二十九晚上,除点烛焚香之外,还在牌位前供几碗黑黢黢、看着不洁净的米粥,粥里和糖、枣、花生等物一同煮过。供这样的粥,据说是表明供奉的人心里孝思深厚。
遇着喜庆的事,或是所祭祖先中某位的忌日,不但点烛焚香,还用几种肉食——如鸡、鱼、猪肉——祭献亡者。正月初四和除夕晚上,除肉食、香烛之外,还供些熟饭。二月或三月扫墓的节日,除肉食等物之外,还用一种青色的米粉糕,拿某种菜的汁染成颜色,供奉祖先。
正月十五、五月初五端午、七月中旬的节日、中秋,还有十二月里的某个日子,都在牌位前供香烛与肉食。七月里说的那场仪节,还要烧纸衣、纸屋,即在纸上印出各样衣物的形状,如帽、袄、鞋之类;还烧用纸做的小房子和家具,供去世的亲人在冥间使用。人相信这些东西一经火化,便凭同时烧去的符咒的大力,变成真的衣服、房屋和家具。
九月、十一月里各有节日,除肉食、香烛之外,还在牌位前供一盘某种米糕和若干米丸,以表孝思不绝、追念不忘。
凡供献香烛以外的东西,照例在场的成年男丁都要在牌位前跪一次,叩头数下。这种时候还要烧许多纸,做法各异,分别当作金、银和铜钱。用这样省事省钱的法子,便算把钱汇给了去世的亲人。
逢祖先的忌日,活着的子孙趁这机会向他或她问一问安好、问一问饮食,办法是在牌位前往地上掷两块木片,每片一面凸、一面平。木片落地后彼此的位置,便算是亡者所答的意思。头一次答得不好,再掷一次,或者换一个问法,如此直到得了满意的回答为止;只要答语显出亡者不悦不满,总不能就此罢问。
祠堂中的祖先祭祀
在中国的外国人,若不曾就此特地打听过,很少有人能切实想见这个帝国里祖先祭祀之盛、以及合计起来的花费之巨。祠堂可分两类:一类是同姓而自认有亲的各家,合祭其历代祖先;一类是同姓而自认亲近的若干家中某一支的祖先。后者叫做支祠。总祠所关的人家太多时,才有富户出钱另建一座支祠。这一家和它的子孙在总祠里仍旧保有他们的份与权,同时又独自掌管自己所建支祠的事。在中国的这一带,支祠比总祠少。
许多中国人并不自称在附近哪座公共祠堂里有份。这些多是从本省或帝国别处迁来的人的后裔,还没有富足到、人丁也没有多到可以建一座祠堂。不过这样的人家,对家中祖先牌位的祭祀,却守得极紧。
祠堂的大小、格局、修饰的讲究与花费,相去很远。最小的或许只有二三十尺宽、五六十尺长,只两三间屋。有的宽与长都有这个的八倍十倍,房间甚多,各有各的用处。花费自然不一,自几百元至几万元,连恒产在内。
建祠堂的时候,由建造的人定下规条,说明什么样的人的牌位可以入祠,或者新入牌位的那一家须向祠堂的公产、恒产里缴多少钱。这些规条极明确、极严,也执行得极紧,不然祠中安放牌位的地方过几代便挤满了。有的规定,要入一块牌位须向祠产缴一大笔钱,而凡中了举人的、或做官到某一品级以上的,牌位可以免费入祠,如此之类。某家没有牌位够格入祠的人,或者拿不出钱来买这入祠之权,并不因此就不能参与祠中的祭祀,也不因此就享不到这「祠堂之设」所带来的种种便益。
遇着大官的牌位——如总督、学政——要入祠,安在祖先的牌位中间,据说通常要特请皇上的恩准。这本不是必要的手续,不过官位极高的人家总要借此一请,为门户与祖先增一层光彩。这样一块牌位从亡者的住宅送往祠堂的时候,要尽力排出又大又阔的仪仗,还有乐队随行。仪仗里有一块写着两个字、表明御准的牌,摆在很显眼的地位。这是那一家的大日子。大抵某人的牌位既可入祠,他的正妻的牌位自然也可以入。
入祠受祭的牌位,一般至少比人家所用的大两三倍。往往安在专为此砌的龛里,龛内分格分层,使牌位不在一个高低上。也有安在祭牌位那间屋一头的台上或架上的。
建祠堂的时候,合力建造的一家或几家便立一笔恒产。这笔产业的收益,专用来支付定期或照例的祭祀之费。恒产通常是祭田、房屋或店面,所收的租谷租钱拿来养祠堂。这样的产业,非经与祠有份的各家长辈一致同意,不得变卖。祠中祭祀所用的东西由各家轮着办,一家办一年,按子孙房分的次序轮;轮到哪一年的那一家,就收那一年田地房屋的出息。年岁丰熟,祭产的收益多半不止够用。这种时候,用剩的余数或归那一家私有,或分给各家,或留着修缮,看定的规条如何。年岁歉薄,祭产的收益也可能不够支用,便该由轮值的那一家补上,或者向别家凑齐。每座祠堂一年的花费,自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视与祠有份的人家多少、以及祭祀之礼定得怎样而有高下。
富家的祠堂,通常有人住在里头看管收拾。这个人,或说当时看祠的人,有一桩职分,是把入祠的每一位亡者的忌日记下来。每年到了这些日子,他该留心记着,照常例在那位亡者的牌位前焚香、点烛、烧纸钱。有时还在这样的忌日里设筵,以志纪念。
除了牌位本人的忌日之外,子孙祭祀祖先还有许多别的日子。这些日子一般由建祠的人定下。既是他定的,子孙便觉得有遵他遗意的义分。倘若祭祀的日子和礼节他没有定得明白,与那一座祠堂有份的人也很快就商定了何时行事、如何行事。本地祠堂中祭祀祖先牌位,通常一年有五六回。
一、「开祠」,大抵在新年正月初三或初四以前。这指一年之始在祠中第一次焚香。
二、正月初四或初五,「团拜」。这个名目的来由,是在场的各家代表都在祠堂正屋牌位前站成一圈,脸朝圈里,听得一声号令,各人自己拱手,照中国的礼拜一拜。拜过便在牌位前坐下来吃筵席。
三、正月十一至十五的晚上。这几天祠堂里灯火极盛。常常为活着的每一个男丁在牌位前点一对大烛,有时各人自备自己的烛。当年轮值管祠堂事的人,他的烛通常安在中间。这几天总要为亡者烧纸钱。在这几天里,祭过牌位之后,晚上一同吃两次至四次筵席,这叫做夜里陪亡者的魂。
四、二月间某日祭祖先之魂,叫做「春祭」。这一祭用肉食、菜蔬、果品之类,排场与肃穆都很可观。
五、七月中旬前后,又在祠堂的龛前有一回特别的祭祀和筵宴。除别的时候所烧的纸钱之外,这时还得为亡者烧「纸衣」;筵席上除别的东西之外,至少得备两只鸭和一个西瓜。
六、八月间,到了定日,在祖先牌位前行「秋祭」。大而富的祠堂,这一祭也办得颇为隆重肃穆,末后以筵席收场,在场的各家代表都吃。有些祠堂照例把祭过的猪肉分给各家的代表,带回家去吃。有一种说法,这样分来的肉能叫人生男孩。受祭的祖先的子孙里,若有人做了官,照例多给这样的猪肉一磅,说是能帮这一家的子弟成名,在科举里考中。有些祠堂在冬至还另有一回祭祀。
这几条小记,或许能叫西方的读者对这一国人看重祖先祭祀到什么地步、以及为此花费多少,有个比从前较为切实明白的认识。大抵说来,关于在家中与在祠堂里祭祀祖先牌位的那些习俗,比关于祭祀偶像与神鬼的习俗更为定型,也被看得更要紧,在读书人家尤其如此。
祠堂一游
从西方来住在中国的人,有谁不曾游过许多供奉偶像的庙宇?又有谁不曾读过记述这种游历的文字?在这个帝国里,异教的庙宇都占着极显眼的地方,仿佛在招外路人进去一看。祠堂却不然,建在比庙宇僻静的处所,又算是私产,不对众人开放。因此祠堂不像庙宇那样引人注目,外间对它所知也少得多。
九月二十一日的早上,我游了本城最大的祠堂之一。请我去的是一位读书人,他在这祠堂里有份,是建祠者后裔的某一家中人。这一趟全由他做我的向导;我问得不算少,他回答得既爽快又直截。
所定的日子正是行「秋祭」的那一天。这样我便得见那场祭祀的若干准备;不过说定了,行礼的时候我不留下。
我们到祠堂约在上午十一点钟。外面的门已经开了,有上面说的那位先生陪着,我进去没有人阻拦。桌案陈设都已为将行的祭祀摆好,只是要献给亡者之魂的祭品还没有全搬进来,这时日子还早。
祠堂和它四周所占的地基,宽约五十八步,长约为宽的三倍,连一座「假山」和一个人工的鱼池都在内。鱼池约三十尺宽、五十尺长,四壁砌石砌得极牢实。房屋之间和房屋前面那些露天的院落,地上都铺着大块磨光的花岗石。厅堂房舍很多。正厅差不多在这片地基的正中,主要的牌位供在那里,祭祀行礼也在那里。厅中有一座大龛,龛底离地约三四尺,牌位就立在龛里;龛内分作几层,像一道台阶。最后最高的一层上安一块大牌位,约四五尺见方,代表在这场将行之祭里有份的各家的全体祖先。这块牌位之前,分安在龛中高低各层上的,共有九块牌位,贴金极华美,高约三尺,宽七八寸,据说每一块代表两位,即一位男子和他的正妻。下面的一层上安着一个架子样的东西,里头搁着两个小卷轴。这便是这几家里两位已故的人受朝廷任官时所得的诰命。
龛前安着一张大桌,式样特别,是行祭常用的一种。桌上安一对又高又大的烛台、一个大香炉、两个高花瓶。这桌长八尺至十尺,两头近处各安两张小桌,是预备搁将要献祭的猪和羊的。这两只牲口要刮去毛、除去脏腑,生着安在备好的桌上——猪作跪伏的样子,鼻子抵在一根竖着的木桩上;羊作站立的样子,撑在一个架子上。另备两块小布,等牲口在桌上摆好、行祭的时候就盖在它们身上。这两张桌之前,沿厅的两边各安三四张桌,每张上有一对烛台,却不设香炉,还摆着几件形状古怪、看着稀奇的器具,也是将行之祭里要用的。正对着龛、离龛约四十尺的地方,横着厅安一张小桌,桌上除一个香炉之外别无他物。这便是与祭各家的族长行礼时所站的位置。其余的人站着行礼的地方,离龛还要远三四十尺,在主祭之人的身后。两处之间,正中安着一个大铁香炉,是烧纸钱和献给祖先之魂的帛用的。
这间厅堂的左右两壁上,挂着与祭者先人的两幅大画像。再高些,在近屋顶的横枋上,这间厅和邻近几间里一共排着十四方木匾,是这几家中人在科举得中时所给的荣衔。另有一块匾上写着十四个中了举人的名字。又有三十来张报条,是同样数目的人在科举最初一级考取的凭据,小心地贴在隔邻一间的墙上。前面一带的房舍里,有一处显眼而有遮盖的地方,排着一套器物,即官员出巡和迎神赛会里常见的那种仪仗与手牌,是预备将来有新牌位要从本人生前的住处迎到祠里来时,公然行列所用的。
隔邻的一间叫做「次厅」,里头的龛比正厅的小得多。这座龛是安这几家中人的妾的牌位的,只限于德行特别可称的,比如所生的儿子成了极有学问的人或是做了官。这厅里只有五六块小牌位,每一块代表一位在家中因某种缘故得了名声的妾。
又一间里只孤零零供着一块牌位,所纪念的是这样一位妇人:她二十岁上丈夫死了,留下一个才四个月的儿子。据说她因家里极穷,长久以来一天只吃一顿饭,这才把儿子养大、供他读书。儿子后来中了举人。她和她的丈夫在正厅里本有一块牌位;只是她德行节操非常,又被公议为另有一份权与一份荣,便在这「贞孝祠」里另立一块牌位。愿她安息!
另一间里有一尊约一尺高的像,是本地的财神。
还有一间或一厅专供文昌帝君。他的神像不到二尺高。像前和像的两边另有几尊小些的像,与文昌帝君配着供;读书人祭他,求他赐下功名学业上的成就。像前摆着几盘食物;这祠堂所关的各家中人,凡在科举得中时,便在这里为他焚香点烛;别的时候,但凡照这一国人的情理与风俗看来,似乎该有这样一番谢意或祈求的表示,也照样办。每个中国月份的初一、十五,照例在这座祠堂里的文昌帝君前焚香点烛;凡祖先牌位前定期祭祀行礼的日子,也一并照办,盼这位神明照顾,助这祠堂所关各家中人的学业。除上面说过的那些厅堂房舍之外,另有几间屋是预备接待官员及其随从、供他们暂住的,还有读书的、游息的,以及派作别样用处的。
这座祠堂约建于七十年前,建它的是给我做向导、为我讲说的那位先生的曾祖。地基、房屋、陈设、墙垣等项的花费,连供日常开支的恒产在内,据他说合三十万元之数。这数目听着极高,不过这一处的一切,显然都办得很讲究。每年为那几场定期的祭祀行礼所费,约三百元。这位先生轮着管祠堂事的那一年,即咸丰二年,置成田地的恒产,一年收稻谷一千一百二十担。他取了六百担作自己的开销与应得之份,其余分给与祭的别的几家。祠堂交给这几家所有的一个男仆看管,他已娶妻,就住在祠里。
我走之后的下午,据这位先生所说,在祠堂里祖先的牌位前献给他已故先人之魂的祭品是:一头一百磅重的猪、一只羊、五色青菜,每色两颗或两把、五色果品、五色子实,如稻、麦、豆之类;又有盐、红酒糟、一块干牛肉、做成五种样子的面饼、一块生猪肉、少许猪毛与猪血、十杯茶、十杯酒。菜与肉都是生的。年年的秋祭所献,大体如此。此外另有十碗已经煮熟的食物,有肉、有鱼、有鸡鸭、有菜蔬,摆在牌位前的一张桌上。
当场有一位礼生,指点与祭的人何时跪、何时叩、何时起。与祭的人都面朝牌位。他们中间居首的是一个六七岁或八岁的男孩,他是长子的长子的长子,如此递推上去,直到那位远祖——凡住在本城而与他同姓的中国人,都自称是这位远祖的后代。照中国长房承重的规矩,他便是一族之长。这孩子由礼生教着领众行礼:他跪,众人便都跪;他把头俯到地上,众人便都俯头;他起立,众人便都起立。到了该行的时节,这位族长跪着,与祭的众人也都跪着,他接过三杯酒,一杯一杯浇在一只器皿底下所铺的草上。这三只杯随即重新注满,仍旧摆回牌位前的桌上——原是礼生从那里取来的。酒浇出去之前,他把杯恭恭敬敬地举在身前,像是献给那寄在牌位里的魂。又照样把三碗菜举献,像是献给亡魂,然后撤下,摆在一张桌上。到了该行的时节,礼生跪下,念——其实是唱——一篇祭文一类的词,告与祭诸人已故的祖先之魂。这期间众人始终跪着,随后把头向地俯了三次,于是烧化几卷粗绸,或是仿绸做的东西。大鼓擂起。众人听礼生的号令一齐起立,离开各自的位置。为筵席预备的熟食不久便照办筵席的常规摆上桌案。与祭各家的代表坐下,依他们所信,是在祖先面前共享这一席。他们全是男子;这样的场合,不论喜庆还是肃穆,都不许女子在场,也不许女子与其事。筵席散时,各家的代表各带一块在牌位前整只献过的猪身上的肉回家。
行礼的通共,众人跪了五次,每跪着时一齐把头俯到地上三次。没有人哭,没有人笑,也没有人说话,除了那位礼生。一切都有次序、安静、肃穆而恭敬。
我所讲的,只是某一座祠堂在某一次场合上行祖先之祭的样子。别的祠堂的做法,在种种细节上,无疑与这里所述相去甚远。读者自然也容易想到,所行的全副礼节,这里试着描写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第九章三教的教士
佛教的僧人:佛教非中国本有——僧人住在丛林或庙宇——由方丈统辖——僧衣形制——其居处行事一如苦修之僧——不顾人生寻常的义务与伦常——略记鼓山寺院的功课——寺中蓄养活物以为功德——不食荤腥——此宗如何延续——一种奇特的闭关之法——僧人遗体火化——供奉三宝——道教,即理性之教的道流:福州的道教不及佛教之盛——称作道人的一类与僧人颇相似——称作道士的一类与僧人大不相同——道流荤素兼食——道士多为人作功德——道流供奉三清——儒教,即士人之教的礼生:所谓司礼之人——分为两类——一类供官府差遣——一类受百姓延请——略述儒家的教义与宗旨——福州无尼
佛教的僧人
中国的本土教士共有三类——这里所说的「教士」,是指在宗教礼拜中执事司仪的人。
佛教并非中国本有,是基督纪元第一世纪之初从印度传入的。在帝国的这一带,一般都认为它比道教更为人所尊信。本城与四郊的僧人有好几百。僧人住在一种专为尊奉礼拜佛陀而建的庙宇里,这种庙宇在西文中通常叫做丛林,以别于其他庙宇。丛林的用处与本意,是供许多僧人起居食宿,所以里头有灶房、斋堂、寮房和藏经之所。连城东城西数英里内的算上,此地的丛林将近三十座。其中有几座修整得颇好。另有些庙宇则由常住的僧人看管。
这些丛林中最大的三座各有一位方丈,对常住的僧人有很大的权柄与声望。城东约六英里的鼓山上有一座大丛林,远近有名,隶属其下的僧人有一两百。方丈并不一定是年高的僧人,也不一定生得庄严可敬。前头说的那座大丛林,几年前的方丈是个三十几岁的青年,性情退让,面上带着沉静深思的神色。凡在设有方丈的丛林里受过训习的僧人,只要持有方丈签署的一纸文凭,证明其品行,便可向帝国境内任何一座丛林投宿,白受几天的款待。
多数大丛林都置有田产或别的产业,每年收取稻米或银钱的租息,不过通常不够支付本寺的日常开销。不足之数,一半靠向游人和香客募化,一半靠官员、士人和百姓的乐捐——有人是因为许了愿,有人是想借此多积些功德。
附近两三座最大的丛林,时常有一队僧人在城里与四郊的大街上行走,为各自的寺院募化——说得客气些,便是领受众人的乐捐。有时一队多至三四十人,个个穿着佛门特有的衣袍,光着头,手里拿着一种铜钹铜锣,每隔一定的工夫缓缓敲一下。他们神色肃穆,鱼贯缓行于通衢之上,往往一声不出,有时也齐声唱念佛号或某种偈语。街上来往的行人和铺子里的店家随意施舍,或钱、或米、或油。队后通常跟着几个人,把人家送的东西接过来挑着走。
僧人的常服与法服,无论颜色式样,都与百姓所穿的大不相同。那上衣的特别处,在于有一道极宽的翻领。做法事时,他们多穿黄色的衣袍,棉的或绸的。平时则常穿灰色,偶尔也有白的。
他们每月剃发两三次,把头上的头发剃得精光,头顶滑溜溜的。因此便有「秃驴」一语,有时用来讥诮他们。他们中许多人——大概凡是在丛林里正式受过训习的都是如此——头顶上有几处用炭火烧过的疤痕,烧成那样,头发便再也长不出来。行此仪式的权柄只属于方丈。这算是一种标记,标明他的身分,或者说标明他在这一行中的位次。
他们的生活一如苦修之僧。他们舍弃父母,不再奉养顺从;他们终身不娶;对兄弟姊妹和别的亲族,他们不承认有什么情分,更不肯表露;他们不交朋友;凡人与人之间的常情,他们一概拒绝,不肯承认。他们自称要把人生恒常的伦常与义务置之度外。因此众人常用「出家」二字称他们,意思是已经离了家、出了户。据说他们不可与别人同住在一所民房里。他们自称已经完全舍了这个世界,连这世上的荣名、快乐与种种热闹一并舍了,一心只求不像别人那样为声色所动,唯愿死后归入佛中。他们是孤僻、不近人情、惟务静观的一类人,令人想起中世纪的修士。
他们自称不奉皇上,可是实际上仍旧要经由地方官听皇上的号令。名义上管束他们的,是一位住在城东南的官员;据说此人从前自己也做过僧人,他的职衔是直接从北京得来的,专为管束僧众而设。然而实情是,除了些不相干的小事,此人对他们几乎毫无实权,因为他们更直接地受各自丛林方丈的管束与约束。
他们打发日子的法子不一;在寺里时,大半的工夫用在唱诵他们的经典。这些经典有许多实在只是用汉字把从印度带来的原书字音转写出来,并不是把意思译出来。他们认为反复诵念经典极有功德,便用一串念珠把念过的遍数记得清清楚楚。僧人中有不少人或多或少替城里、四郊和四围村落的人家办各种宗教或迷信的仪式。不替人办事时,便回本寺去,除非奉派去看管某座庙宇。
城东那座有名的丛林里有一口极大的钟,敲得那样勤、那样准,僧人说它的声音终年不断,昼夜不息。不过事实上,由于司钟的僧人一时失神,钟声偶尔也确实歇过一两刻。司钟的僧人是众僧轮值的。只是僧人不肯承认钟声曾经间断。那钟不是靠什么能保准时刻的机械来敲,只是拉一条绳子,带动悬着的一根木杖去撞它。
鼓山的寺院,早课在天亮以前,晚课约在下午四点五点。一堂功课要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常住的僧人一概须到,同声随众。做功课的是一间极大的殿堂,里头并排坐着三尊极大的佛像。供案上的陈设华艳而贵重。案前摆着矮木凳和蒲团,供僧人下跪之用。功课主要是唱诵经中的章句,用的是梵音,以汉字标其声,不取其义。伴奏的不是西洋的风琴提琴,而是大小铜钟、一只木鱼和一只铁钵,不时用木槌敲击。那唱诵单调,然而有时也颇有乐声,动人心魄。众僧的板眼都拿得极准。仪式中有一节是离座绕行,在一排排矮凳之间来回盘旋,前头有一个小沙弥摇着铃引路,人人一面忙着走,一面肃然唱诵。他们的声调缓慢、合着节拍、满是恭敬之意。有人不时跪下,朝着佛像低头。有时乐声与唱念愈急愈快,直到极处,然后渐渐慢下来。「阿弥陀」是佛的名号,念的遍数多得不可计数,他们认为这是功德极大的事。
大丛林里有许多房舍各有专用,如藏经之楼、接待官员和别的贵客的客堂,另有一间是接待百姓的,一间大殿供日日礼拜,一间书房,还有一处是养活物的地方。所说的活物并不是养着供食用,而是当作一桩功德。此地最大的那座丛林有一方鱼池,池中满是各种好鱼,僧人无论如何也不许人捞起来吃。寺里还有一处专养那些由寺中出资、或由还愿的人家送来寄养的牲畜,那里可以见到牛、猪、山羊、母鸡与雏鸡、鸭和鹅。几年前那座寺里有几十头牛在山上吃草,有仆役看着,就是当作一件功德养在那里的。按规矩,凡把牲畜送来寄养求活的人,须按月或按年出钱出粮,供养它到寿终为止。这样养着的家禽若是下了蛋,蛋要埋进土里,不作食物。至少道理上是如此。有牲畜死了便埋掉,若是事情要紧,还要把死讯通知送养或出资供养它的人。
僧人和他们的仆役,以及寺里雇来种田、做粗重活计的人,名义上都只吃素。吃任何一种肉,连鱼也算在内,都被看作有罪的事。凡曾有过生命的东西,道理上都不可拿来做食物。然而百姓中间多半以为,许多僧人一有没人看见的机会便吃荤。至于隶属大丛林、有方丈管着、佛门的清规戒律奉行得比较周全的那些僧人,一般认为吃肉是比较少的。那些游方的僧人——百姓常叫他们「野僧」——大概是常常开荤的。有人向僧人指出水里和蔬菜里满是活的微虫,想借此证明他们不毁伤、不吞食有生之物便活不下去,僧人听了却愤然不受,一口否认有这样的事。
僧人舍弃人生寻常而恒久的伦常,这样的榜样既不合情理,也绝无可能人人效法,因此在中国人中间多受憎恶詈骂;然而一年四季之内,请他们去主持佛事与敬神典仪的人却依旧不少。只要有人来请,他们随时都肯到人家里去做法事。做这类事,得一点微薄的钱,此外在仪式未毕的日子里由那家供饭。延请他们,多半是为新亡的人做所谓功德,或是普度幽冥之中那些无依无告、罪孽深重的鬼魂,或是为病弱的人祈福。他们所做法事的功德,照说是归于出钱延请的那一家,或是归于指名为之做法事的那个人。
此宗的延续,一半靠买男童,买来养大了做僧人。这样买来教养的男童,至少在中国这一带,数目必定很少。有些人因亲属亡故,或因生意蹭蹬,厌弃世间、倦于人生,不肯自寻短见,便去丛林里投奔僧人;僧人很乐意收留,替他剃去头发,把佛门的教义与规矩教给他。还俗再去做世间寻常营生的人很少。又听说有触犯国法的,为躲避捉拿与刑罚,逃出来做了僧人,换了衣裳、剃了头发,就此隐住了身份。大概只有那些所犯是死罪的,或是依法治罪便要大受羞辱的人,才想靠出家保住性命、免掉这份耻辱。凡这样做了佛门僧人的,对他们的追究通常也就到此为止了。
大丛林里时常有一两个僧人,定下若干年或若干月的期限,与外间断绝往来,整日只在自己的禅房中度过,多半是盘腿坐着,那姿势很像西方裁缝做活时的坐法。粗茶淡饭由人送来,从房门上或墙壁上留的一个小洞里递进去。据说他们心心念念只在佛上,所盼望的是这样长久不断地观想佛,修得某种福果,身死之后能融入佛中,或是自己成佛。外间说起他们这种自愿的、自加的闭门绝世,大抵都是这个意思。一座丛林里有这样苦修的人,寺中觉得很有体面,于本人也算是极大的功德。
僧人身后,遗体随即焚化,不像中国别的人那样入土。十多年前我到城东那座大丛林去,亲眼见过焚化一位老僧的遗体。尸身是坐着放进棺中的。棺用中国松木板做成,不曾刨光,底下约二英尺半至三英尺见方,上头约一英尺半至二英尺见方,高三英尺半至四英尺。抬到焚化的地方,用的是一根寻常的扛棒搭在两人肩上,棺就用绳子吊在两人中间。穿黄色僧衣的僧人们一面念着经文,一面随棺同往焚化之处,那地方离寺约有一里。棺被放进一间砖墙土壁的小屋,那屋显然是专为停放待焚之棺而建的。棺上棺旁堆了许多柴木,便点火焚烧。僧人们站在棺前一二丈远处开始诵念,不到半个钟头,这场仪式便完了,僧人大半各自回寺。骨灰后来连未烧尽的骨头一并收起,装进一只陶器,安放在一所专门存放亡僧这类遗念舍利的屋子里。
「三宝」是佛门丛林里向来并排供着的那三尊大像通称的名号。照通行的解说,这三尊指的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乃是佛的三次不同化身,或已然成就,或尚在将来。
一年之中有三日,据说是为佛庆贺的日子。二月初八这一天,相传是他「出家」之日,即舍了父母家人,决意离开人烟去做隐修之士;那还在他成佛之前。他的生日据说是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他「成佛」,即「功行圆满、入于涅槃」。这几日供佛,比平日格外铺张热闹。丛林里的供佛,要诵念经典,要屈膝叩拜多次,还要绕着走或来回走,等等。
道教,即理性之教的道流
就此地道教教士的人数、以及专奉道教神祇的庙宇数目来看,这一教远不如佛教兴盛。属于理性之教即道教的庙宇只有四五座,与之相连的、称得上教士的不过十二三人至十四人。外国人对他们所知极少。比起佛教的僧人,他们似乎更回避与「远方来的客人」结识,谈起自家的见解与行事也很不肯开口。他们执事多半只限于自己所住的庙中,不过遇着大的、特别的场合,有时也到别处去做法事。在许多方面,他们与佛教的僧人很相像。他们终身不娶,也不认人世的伦常,如君、如父母、如朋友之类。此宗的延续,与佛门僧人大致一样。他们连道理上也不严守素食,荤腥是可以吃的。衣装与常人不同。
他们所奉的神,百姓中有人说与佛家所奉的是同一些,不过这样的大概极少。他们许多规矩仪节与佛家僧人所行的也颇相似。佛道两家的教士从不同台做法事,虽然有时同在一处人家,各在一边执事。
他们不像佛教僧人那样把头发尽行剃去,也不像常人那样把留下的头发编成辫子,而是照明朝的装束盘在头顶上。他们不修短头发。佛教的僧人似乎认定头上留发是罪过或是羞耻;道教的教士却似乎以为头上留着长发既不羞耻也不是罪过。有些道人全不剃发,一任其长;有些则剃去外缘或两侧的一些,剃得差不多和常人一样多;然而都把长发照一种特别的样式盘在头顶,从不编成辫子。只要看头上有发无发、头发如何,便能辨出某人是不是教士,若是教士,又属佛道哪一宗。
以上所说,指的是此地方言里叫做「道人」的那一类,严格说来才算是道教的教士。另有一类叫做「道士」,也属道教。前文屡次提到的「某一种」道教教士,便是指他们。不过他们在好几处地方与前一类很不相同,与佛教的僧人也不相同。
他们除了执事的时候,平常穿的是寻常百姓的衣裳。
他们不住庙里,住的是寻常民房,就在百姓中间。
他们娶妻生子,也嫁女娶妇,与别人一样成家。
他们既不像佛教僧人把头发尽行剃去,也不像另一类道教教士把未剃的头发盘在头顶,而是剃头、梳头、编辫,一切都与常人一样,辫子垂在背后;只在做法事的时候,才把辫子盘到脑后或是头顶,通常用一根木簪别住,等仪式做完再放下来。
他们的饮食荤素随意。他们的规矩里也没有什么拦着家里人去做生意。不过一般说来,做父亲的总教子弟承袭这一行。妻女们接些针线活计,或是随意做些轻省而有利的事。看来这一类教士入这一行、守这一行,无非为了谋生,和别人去做医生、算命的、乐工一样。
他们的生计,主要来自做本宗法事所得的固定工钱。受人家延请时,总是由那家供饭。领头的教士手下有几个徒弟或帮工,他的工钱通常比别人多一倍——就是说,他算两个人。若别人每日各得七十文,他便得一百四十文。
这一类教士人数颇多,大概比佛教的僧人还多得多,受人延请也比佛教僧人频繁得多。遇着服丧治丧,或是大人小孩、男女生病,要做所谓功德,常常要用到他们。一年四季之中,名目繁多、事由几乎无所不包的场合里,都请他们去做那些奇特的、迷信的或敬神的仪式。他们的大旺月是中国的七月,照眼下的俗谚说,那时节「不用买米」,因为法事应接不暇,白日里都不在家。神佛的诞辰和定例的节日,他们也极忙,往往在每一家只待得几分钟,仅够照例敲一回铙钹、念一遍他们的经文。
这一类教士受一个首领管束。那首领自己也是教士,但他这个职位是朝廷派下的,有衔有顶戴。官府若有事要用这些教士,比如日月交食时救日救月,或是久旱祈雨之类,只须向他们的首领关说,首领便有权保证按时按地调到所需的人数。他们之中若有犯法的,便归地方官管辖;他们的首领除了教士职事上的事,对他们并没有多少管束之权。
「三清」是道教庙宇中某三尊神像的名号,由道教的教士供奉。三尊像并排坐着。照有些人的解说,其中一尊是「老子」,即此教的创始之人;也有人解说,这三尊像指的是老子的三次不同化身。百姓中间对这几位神祇所知极少,也很少去拜。道教两类教士则无不供奉三清。住在百姓中间的那一类,即道士,受人请去在人家里做法事时,用的是画着三清像的挂轴;另一类,即住在庙里的道人,则在庙中这几尊像前香烛不断。三清的来由,有人用一句话解说,道是「老子一气化三清」。
儒教,即士人之教的礼生
前文屡次提到的「司礼之人」,或别的意思相同的称呼,便是指他们。他们分作两类——一类供官府差遣,一类受百姓延请。
自州县官到总督,所有的官员各有一名礼生,月俸由国库出,为数甚微。他们的职事,是替做主人的官员办那些朝廷规定一年之中某些时节须在某些庙中或别处举行的典礼。官员们春秋祭天地,或祭先农、祭武帝、祭孔子等等,总有他们的礼生随行。读或唱给所祭之对象的祝文颂辞,告诉官员何时下跪、何时叩头、何时起身,都是礼生的事。这些礼生按例可以穿秀才的衣冠,戴金顶的帽子,官员们待他们素来十分敬重。照成例与定法,凡在典礼大事上,官员代天子祭地上的、天上的、实有的、虚拟的种种对象时,一依朝廷诏令,都须听这些人的指点号令。官员纵然明知依礼该做什么、该在何时做,也不敢自作主张,总得遵这些人的示意。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作儒教、即士人之教的教士,是因为他们自成一类,由朝廷派任、由国库给俸,专管按照既定的礼法主持典礼。这些人自称于凡遇典礼大事时礼之所需无不通晓,所以才派了这个职,也才肯担这个责。一切都须照礼法所定为合宜的程式去做——或者说,照他们所理解的礼法所定,并斟酌事情的情形、行礼者的品级、所为之事的用意。官员行国家祀典之礼时所用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自己是儒者,官员们私心所信奉的也是儒。
另有一类礼生,百姓有时乐意延请,便请他们来帮忙。这一类不由国库给俸,所得是随事而异的酬金或工钱。除了供饭,遇着阔气的主家,他们还指望一份优厚的谢礼。凡出得起这一点额外花费的人家,父母亡故开始服丧时,以及丧仪中几个不同的时节,都要请一位礼生在场。百姓并没有法令强着非用这些司礼之人不可,不过习俗使得富贵与读书人家延请礼生成了体面时兴的事。譬如用饭食祭亡人时,若有一位通礼的在旁指点何时跪、何时起、何时开始做某一件事、何时停住,一切便比自己凭记性或自己斟酌着做要少些杂乱。到了献祭亡者之灵的时候按时读祝文,教服丧的人家何时送礼、怎样送礼以答谢前来吊慰的亲戚等等,也都是礼生分内的事。凡要照礼法把一桩事办下来的人家,他总能派上用场,甚至少他不可。
这些受百姓延请的礼生,人数颇多,也颇有声望。他们和供官府差遣的那一类一样,必得是读书人,家世体面,举止彬彬,遇着场合拿得出庄重端严的气派,又镇定自持、说得动人,不然便不能把这一行的职事办得叫主家满意。
以上所说这几类教士,德行如何,与他们受不受欢迎、有没有人缘几乎不相干。待人的和气、办事的机变、对自己所要做的那一份了然于心,这些比品行的纯正、人格的端方,更能决定某一个人在众人心目中的高下。
儒之为教,就是中国经籍、古时圣贤的著述里所载的那些关于宗教、伦理与义理的主张与学说。举国的读书人都算在它的信从者之内。若就他们自己所做的、或容许家中人所做的那些宗教举动来看,其中许多人也不妨算是佛教徒、道教徒。孔子自承于鬼神之事所知不多;在他看来,鬼神是凡人所不能测度的。他并不教人服从一位有权受人类敬爱与奉事的主宰。依他说,人的本分在于善待自己的家人、朋友与邦国。他把孝道推尊在一切伦理与社会德行之上。服从尊长这一义,贯穿他全部著述,是他心目中社会与政教的大根本。子须从父母,妻须从夫,臣须从君。这一条从上之义,他推演开来,应用到社会最要紧的几种关系与门类上去。
他对门人讲论的题目,以及他书中所论的事理,都是于政教人伦最为要紧、最切实用的;两千多年的经验也显出,这些话格外合中国人的心思,格外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
中国经籍里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甚详,道理说得极美,然而士人于此多半可惜地忽略了,或是忘了见诸行事。大体可以说,如今人人都称赞古时圣贤的那番意思,然而在中国,肯去实行、或自称能实行的人却很少,甚或没有。许多人把士人看作根本上、实际上的无神论者。他们之中一位极有学问、极为人所称的经师,论到神鬼之有无,曾说「所知不足以断言其有,略去此事不谈,也不见有什么为难」。他那一套学说,于灵魂不灭以及来世的赏罚也一概不言。德得其报,恶受其罚,都在本人或其子孙身上、在这世间了结;至于另有一种存在的境界,他与他的门人是不说的。
中国这一带没有道教与儒教的女教士,眼下这座城里与四近也不容佛教的女教士存在。三十多年前,此地住在庵院里的佛门女教士即尼众,比起现在算是相当多的。但在约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前,因庵中人行止不检,被一位布政使断然取缔了。那是在当今皇上的祖父在位的中叶,这位布政使一晚路过城中某所庵院,见那里灯火繁多,分明有男子不该去而去,便留了心。他细细查问了尼众放荡的生活之后,决意取缔城中的庵院,叫庵里的人或嫁人、或迁出这一方地面。许多人很乐意舍了独身之福,改作有室之身;要娶她们的未婚男子,也足够有人。
剃了头的佛门尼众,有时还能在街上见到,那是路过此地,往邻近府县的庵院去。三十年前布政使给省城庵院的那一下打击,至今还觉得出。她们原先住的那些房屋,本是一种庙宇,此后便派了别的用处,不再借着宗教修行的名目与装束养出放荡的女子。自那次断然处置以来,此地再没有人能把庵院重新立起来、维持下去。
第十章民间的神祇
城隍,所谓「省之主宰」——每年抬像出巡三次——玉皇上帝,道家一派的主神——泰山,即「大山」或「总山」,满洲人与汉人一样崇奉——玄天上帝,玄天之主宰——火神——观音,慈悲的女神——妈祖,航海人的女神——临水奶,俗称「奶娘」,司产育与小儿之神——三皇——关帝,中国的战神——王天君——文昌帝君,文章之神——元帅爷,司演戏、角力与音乐之神——土地公与财神——鲁班,用凿与锯者的祖师——猪神——赌钱鬼,赌徒之神
中国人所奉诸神的古代神话,至今还没有一部英文的书来写它。这里要略述的,是福州一带当今——不是古时——与几位最受崇奉的神祇有关的风俗与情状。
几乎每一位神佛都有相传的生日。到了这样的日子,多半要在庙里为他举行特别的仪式,以庆其事。有些寿诞办得极为靡费,极为铺张。奉皇帝之命,每年春秋的定期,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官府的官员必须到几位重要神祇的庙里去,为他们焚香,或是向他们献祭。
城隍,所谓「省之主宰」,是此地所奉最大的神之一。他的庙是城墙以内最大的一座,在藩库附近。这一类庙,古伯察常称之为「城邑之宫」,卫三畏则称为「守护之神,即城邑之庙」。有时也叫做「城墙与护城河之庙」。按理,每一座省城、每一座府城、每一座县城,都该有一座供这位神的庙。本城这座庙里有三尊彼此极相似的神像。最大的一尊,代表在阴间管辖全省事务的神。另两尊代表管辖阴间事务的神,与在本城交错的两个县分别相关。
遇着大旱,三个月不下雨,便把一条铁链套在他一尊可以抬动的神像的颈上。有时还把这尊像抬出去,列队送到玉皇上帝的庙里求雨。有人相信,凡阳世与阴间的生死、善人之赏、恶人之罚,都归他总管,由他把事情报给玉皇上帝,再由玉皇上帝断定,一断便不能翻改。
这尊神像每年抬出庙去巡游三次。
春天清明的时节,抬到城西门外的西坛,在那里行一种仪式,叫做「放魂」。据说这时候阴间放出鬼魂来,许它们回旧日的家里看一看。
七月十五日,神像又抬到西坛,在那里行一种仪式,叫做「点魂」。他既放了鬼魂出阴间到人世走动,就该严加管束,所以看点名这件事为要紧。
十月初一日,神像从城里的大街上抬出去,到西坛,在那里行一种仪式,叫做「收魂」。意思是鬼魂在人世已游荡了许久,这一回要由他把它们关回阴间去。
随后把神像抬进城墙以内,夜里就歇在某一家人家,不回庙里,因为神的差事还没有办完,不能回家去睡。第二天早上再抬到南台,遍游那里的大街,到傍晚才回庙。这两天的行列极长。好几千人参加在里头,算是一种敬神的举动,为的是还一个愿。各色人等都极常见在这位神的像前叩拜,行一种赎罪或是谢恩的礼——倘若他应了他们所求:生意兴旺、病中的父母复元、父母得享高年、科举得中之类。
玉皇上帝,许多人看作中国人所奉最高的神。另有些人说他是道家一派诸神之首。常有人称他为万物的化生者、万物的主宰,凡可见的不可见的、在地的在天的,都归他管。平常百姓相信,上等诸神把人间的事体报到他那里,由他考察世人的功与过,照着各人该得的赏他罚他。
他的生日,众说一致,是中国正月初九;可他的来历却笼在雾里。有的本地学者断定他是汉朝张鲁的后人,有的则力辩其非,说他的年岁无从稽考,他在人世的时代也无从查明。甚至有人敢说,用玉皇上帝这个名号所奉的,其实就是上帝,就是那唯一该受宗教崇拜的真神。
遇旱,大官到他的庙里焚香求雨。又把某些神像抬到那里去,为的是感动上帝降下这极要紧的雨。等雨下得够了,官员们再到那里去谢恩。
严格按着理说,大神、位分高的神可以拜他,位分低的神便不该拜他;这与定下的规矩一样:只有大官才能亲自上朝叩见皇帝,小官是不得近皇帝之前的。可事实上,如今到了他生日那天,或是别的日子随人高兴,也把并非最上等的神像抬去拜他;各色百姓里也常有人在自己家中对着天,焚香点烛,摆上食物来拜他。
拜玉皇上帝的正礼是「三跪九叩」,就是跪下三次,每一次把头向着地磕三下。许多人行礼并不这样讲究周正,做起来总带几分杂乱与不恭。平常人家里拜他时并不设他的神像。
泰山,即所谓「大山」或「总山」,庙在城东门外一英里半,许多人看作这一带中国地方所奉最有势力、最要紧的神,除了玉皇上帝或者算是例外。有时也称他为「阴间的皇帝」。人说「大山」是玄天上帝的孙子。
讲中国阴间的书上说,「大山」掌管那地方十殿里的第七殿。他被看作死后处理善人恶人魂魄的主宰之一。有时也说他是管生死的。
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奉他的人把一尊「大山」的像安在一座大轿里,由八个壮汉抬着,列队巡游城里的大街。第二天行列出南门到南台,照样巡视一遍。这两天有许多衣冠整齐的人参加敬神,算是一种谢礼,谢他应了特别的祈求与许愿而赐下的恩惠。这两天街上挤得水泄不通,人人似乎都极有兴味,极为兴奋。
「大山」的生日在三月二十八日,许多人家都欢欢喜喜地守这一天、敬这一天。有的用所谓「大献」,就是整猪、整羊、整鹅,或是整鸭、整鸡;有的只用猪头、羊头和一只鹅,再配别的肉,以及各样菜蔬,加上极大的蜡烛、贵重的香、酒、纸银纸金等等。
住在城里的满洲人与汉人一样拜大山。神像在街上巡游时,满洲人在行列里居着显著的位置。有人似乎把大山看作满洲人的神,大概是因为凡与这位神和他的庙有关的事,他们都极热心。此地所奉别的神,没有一位得过满洲人这样一致、这样虔诚、这样慷慨的供奉。
近来成了风气:他生日前好几天,最有身分、位分又高的满洲贵妇要到他的庙里去服侍代表他夫人的神像。她们把夫人的一尊像与他的一尊像一同安在床上,连着几夜替她把被褥铺排妥当。早上打了水来给她洗脸,白天还不时端茶、送烟和别的点心给她用,俨然是以侍女婢仆的身分服侍一位最尊贵的夫人。庆寿的那几夜,这些满洲妇人就睡在庙里备给客人住的屋子里。
这座庙极大,有许多殿院,分供各样下属的神。庙宇修整得极好。
几年前,「大山」的主像出过一桩奇事,当时议论纷纷——他的头忽然从肩上掉了下来,正像颈子折断了一般。查看之下,才知道撑住他头的几根主柱与木料被白蚁蛀得极坏,再也支不住那头了。
神像余下的部分被移到庙后,连头一同埋了,还在埋他遗骸的地方堆起一座高高的土堆。庙里的董事便借着这桩事,向那些受骗的信徒募化:这位神连自己的头都留不住,连虫子蛀他的架木也禁不住,如今要修补损坏、焚去旧像,钱却不难筹,一大笔款子轻易就凑齐了。此后有几个礼拜,说不定有好几个月,人们因这尊神像失头的事纷纷到庙里来看,其时工匠正受雇重新塑一尊新像。
玄天上帝,即「玄天之主宰」,此地奉得很盛。他有时称为「玄帝」,或是「北帝」,人相信北方一带的事归他专管。人有时也说他是「水帝」,是管水的。又相信他能防火灾,所以虽然严格说来他并不是火神,人却常拜他,为的是求他垂顾相助,使某些地方不致起火。他的像极多,脚边塑着一只龟和一条蛇,两旁又各有一尊雷像、一尊电像,立在小巷或偏街的口上,或在亭子底下,或在墙上的神龛里。风与雨也塑成像,算是他的帮手。因他算吃素的,献祭时不用肉。
火神,常称为「南方火德之帝」,极受人敬,因为极受人怕。
每年四月,许多街坊都行一种仪式,为的是求火神垂顾相助,使左近不致起火。中国人怕火灾,这怕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房子极易着火,火一烧起来,那些下流之辈——这种人还不少——便奔到火场上去抢夺。着火的那家人若没有许多朋友及时赶到,境遇就极惨,因为抢的人会把衣服、家具,凡搬得走的东西都拿走。
新近失火的左近,那些没有烧着的房子的业主与租户,常请几位道士代他们到火神庙里去行一种迷信的仪式,在神前献上种种东西。这算是谢神保全了他们的产业不被火烧。或者雇道士在烧过的地面上行这仪式,用意一样。有时行这仪式还要摆出许多种食物、酒和茶。这种场合所用的蜡烛,一支也不许是平常那种红色的,一律要白的、黄的或绿的;红是火的颜色,是不吉之兆,用了便有招来火灾之虞,而这仪式本是要防火灾的。
观音,慈悲的女神,有种种名号,不必细举。此地的人对这位女神极为敬奉,已嫁的妇女尤甚。她的像常塑得很像男子,或者照中国人的说法,半男半女。她的像有时用细白的瓷做,有时用铜,有时用粗泥。有时只把她的名号写在纸上,用来代像,人相信一样灵验。她属于佛家一派。
已嫁的妇人没有一个不在家里拜这位女神。若是无子,便常到她众多的庙里去求一个男孩。这位神被看作司产育与小儿之神。
除了每月初一、十五,每年另有三个特别的日子要专拜她,就是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头一个日子据说是她本来的生日,第二个日子算是她成佛的时候,第三个日子算是她初次把那串珠子挂在颈上的时候——那串珠子是她尊贵的标记。也有人说第三个日子是她去世之日。这三天都要为她设筵致祭,如同各是她的生日一般。这些时候拜她的人要吃素,因为她被看作吃素的,献给她的也是素供,摆在她的像前,无论是在庙里还是在人家家中。
妈祖,航海人的女神,凡与江海行船有关的异教人家,拜得极为普遍。她的庙极多,有时又大又华贵。本城南台一带最大最费钱的庙,大概就是宁波来的商人为奉这位航海人的女神而建的。别的府、别的省来此居住的商人,照例要建大会馆或公所,让同乡的人聚会议事。这些会馆总要——即便有例外也极少——安一尊这位女神的像在里头,作为他们的护佑之神。
传说这位女神是一个人的女儿,那人与他的儿子们都在海上谋生。他生于宋朝,住在本省兴化府。有一天,她在母亲家中织布,因过于劳累,头靠在织机上睡着了。她梦见父亲和两个哥哥各在自己的船上,遇着可怕的风暴。她极力要救他们脱险。她当即用嘴咬住载着父亲的那条船,两只手又牢牢抓住载着两个哥哥的两条船。她正把三条船一齐往岸边拖,不料听见母亲叫她;她是个听话的女儿,一时忘了嘴里还咬着父亲的船,急忙张口答应母亲。她在极大的苦痛中醒来,啊,原来是一场梦,却又不全是梦;因为过了几天,消息传来:他们家的船所在的船队遇了一场极可怕的风暴,父亲所乘的那条已经沉了,父亲也死了,两个哥哥所乘的那两条却分明得了救。这女子知道,哥哥们是靠她才得活命,而张口答应母亲,正是她没能救得父亲那条船的缘故。
这女子因这一场梦,成了帝国里最受崇奉的神之一。她死后,中国历代的皇帝屡屡加给她种种堂皇的封号,有些听来简直是僭妄的。她被称为「天后」「天后娘娘」,或是「上天圣母」。人看她所得的封号,和世人对她的崇拜与尊荣,常会想起罗马教皇所定给耶稣母亲的那些名号。
出海的船上水手,以及在淡水江湖上行船的人,常从这位女神某一尊有名的像前的香炉里取些香灰或余烬带在身上。这些灰装在一只小红袋里随身带着,或是挂在船上便当的地方,或是放进他们所拜的女神像前的香炉里。海上遇着狂风暴雨,眼看船难以撑过去的时候,水手们便一齐跪在船头,手里拿着香,用凄苦哀切的声调呼求妈祖救他们。若能平安进港,没有遭难,便必得照着所许的愿,向她献上特别的谢礼,摆上食物,有的还要为她演戏。水手们说,风暴里有时见得这位女神显形,作一团火球,在桅上或升或降。若见它往上去,便当作凶兆,以为是女神离去,料想要有大祸。若像是从桅上下来,便当作吉兆,深信自己必能保全。这一带中国地方在江湖上行船的人,遇着大风起来、船身当不住的时候,便不住地呼求妈祖救命,哀哀地喊着:「妈祖婆啊!」「妈祖婆啊!」
这位航海人的女神有两位要紧的帮手,塑像在庙里分立她像的两旁。一位叫做「顺风耳」,人信他有一只耳朵,连一丝顺风的气息都听得见。另一位叫做「千里眼」,人看他有一只目力极锐的眼睛,千里之外也看得分明。后面这位帮手近年在此地还因治寒热之症的本事出了名,与他的航海之能并著。城里水门附近有一座庙,供着这位航海郎中的像,想治寒热病的人常去。病人在像前焚了香,便从香炉里取些香灰带走,回到自己家中照着拜,与家里有像时拜像一样。病好之后,必得照常例向这位帮手的神献上谢礼。谢礼里一定要有一种极薄的薄饼作主件。这位「千里眼」帮手似乎格外爱吃这种饼。也许他不喜欢水手们那样粗糙的饭食。
临水奶,百姓一般只称她作「奶娘」,有人相信她是福州所有神佛里受拜最勤的一位。她生在本城南台一带,生于唐朝。
她受人崇奉,一半是因为她接生的本事高明。已嫁的妇人一般都以正月十五为她的生日,在她的像前摆一桌吃食,又焚纸钱、点烛、烧香。这种祭拜是为谢她从前的帮助——倘若她们已经做了母亲;也是要求她今后多加照应。
她又被看作小儿的女神。十六岁以下的孩子都算在她特别的照看与护庇之下。孩子病了,父母便在她的某一座庙里或自己家中请道士来,为所疼爱的病儿行一种通行的仪式,叫做「过关」。她的画像有时画作站着,一手执剑,一手执角。用剑赶走仇敌与邪祟,用角一吹,便能召来天上无数的帮手。也常画作坐着的样子。
相传各样肉都可以献给她作祭,只有鸭子不可以。有一件事被记作实事:有一回大旱,她在本城对面、大桥稍下的闽江水面上,只铺一张席子立在上头施法求雨,水里有一个心怀恶意的妖魔想把席子拖到水里去,她因此陷于极险的境地。据说做这桩坏事、要把她立脚之处弄垮的,是一个高高的白鬼。倘若他得了手,她自身以至一般妇女小儿要受什么样的苦果,这里也不必去哀叹、去描画了;因为她的好运气到了,四只鸭子勇勇猛猛地来救她。每一只用嘴咬住席子的一角,牢牢把它衔住,叫那小鬼再不能从她脚下把席子拖走。她感念危急之时这样的大救,便发愿为报恩,此后再不吃鸭肉。至于鸭蛋,据说她并不忌。本地江中有一个小洲,叫做「鸭洲」,是这位女神为纪念自己脱险,从江底升起来的,又以救她的恩物为它命名;许多中国人郑重其事地这样坚称。
这位司产育与小儿的女神,差事既重又多,有一大班女帮手助她办理;其中三十六位算一等,七十二位算另一等。前一等的像,在奉她的庙里分列在她像的左右。有几尊怀里抱着孩子。
三皇,照解释是天皇、地皇、人皇,即伏羲,画八卦,又是名字传到今日的第一位医者;神农,首先教人种田,在他以前人靠草根野果过活;黄帝,第一位裁缝,在他以前人拿树叶作衣。他们的生日无从得知。这几位神合在一起受极多百姓崇奉,尤其是做帽子的、做鞋做靴的、郎中、泥水匠、石匠、裁缝、算命的、做锡箔与卖锡箔的,以及各色各样的商贩、工匠与作坊人家。一般说来,每一行每年要在供三皇的庙里演一回戏、办一回酒席,为的是敬他们、颂他们,当作本行的护佑之神。
关帝,中国的战神,可比西人的战神,本是一位出色的武将,又是一位「忠臣义士」,兴于后汉之世,当三国相争的乱时。历朝皇帝在他原有的称号上又加了许多尊崇堂皇的封号。他最尊的名号之一是「武圣」,这名号表明他在武事上的地位,正与孔子在文事上的地位相当。
如今人说他是当今满洲一朝的护佑之神。当今皇帝的祖父咸丰,又在他旧有的尊号上加封,定他为「乐圣」。
许多人在自己家里拜他的像。人相信他能使人性情勇敢果决,做事顺遂。
王天君,这位神的常名译出来是「王,天上的王子」,在城南诸山上奉玉皇上帝的各庙里,都有一尊他的极大的像。他塑作三只眼,一只在额头正中。胡须很长,是火一样的红色。一只手在身前举着一条鞭子,或是一件刑具。
各色人等——病的、穷的、做官的、百姓,还有些妇女——都拜这位三眼红须的神。所求的主要是遇难时得护佑、经商与读书得顺遂。据说照中国的法子向他祈祷,治病极为灵验。
文昌帝君,文章之神,读书人无不崇奉。人说他赐人作文作诗的才力,科举考各等功名的成败也由他裁定。
中国人自称发见天上有两颗星,掌着人世间「文与笔」的事。其中一颗叫魁星,据说是二十八宿里末一宿的第十五星,相当于西人所称仙女与双鱼二座的一部分。另一颗就是通称文昌帝君的那位。他的像塑成一个端坐的美男子。那一颗星也塑成人形,却奇丑,头上有两根长长的、弯弯的角一样的东西。他一只脚踏在一条大鱼的头上,另一只脚抬起。一只手里拿一支极大的笔,另一只手里拿一顶帽子,是一等举子之首所戴的那种。他的像总安在那位文神像的正前面,不过并不算是他的帮手。
据说此地供这些文神的庙有三四十座。大的祠堂里通常也有一间屋子专供他们,让与这祠堂有关的族人在定期与祖先一同祭祀时,或是随时想拜他们时,在他们像前焚香点烛。官立的各书院、学宫里,每月初一、十五都照常例拜他们。这位神除了掌管文章之事,人还相信他稽察世人的功过、善行与恶行。有人说他是管雷、管火、管瘟疫的。
元帅爷,司演戏、角力、音乐一类的神,相传是玉皇上帝的第三子。做戏的人,无论是学徒还是出师的,都定期拜他,为的是求他帮助,使他们记得住戏文,照定下的路数演出来,又得主家的赏识。凡以消闲取乐而练假打、击剑、角力,以及这一类拳脚本事的人,或是自立门户教这些本事的人,也都拜这位神,靠他保佑自己不走错招数,不伤人的性命,不致把人打残。奉他的庙里,他的像旁边通常有四位帮手——一位弹琴,一位吹笛;另两位作击剑或拳斗的架势。
据说他文武两途都极有成就。因此他的像有时塑作文人的样子——就是素净简朴;有时却塑作半武半文的样子——就是半边身子素净,半边披着戎装,像是罩着一副铠甲。他的头上或帽上,通常见有两根长长弯弯的羽毛向后翘着。
土地公与财神,是掌管财富的神,商贩、店家、钱庄、收税关的人、做戏的、书办,以及衙门里的差役,都普遍拜他们,也有些人在自己家里拜,为的是求他们垂顾,使自己求财的打算得以如意。开店开行的人,照例在店里行里总有的那张代表一位财神的纸牌前,或是那尊代表神的像前,焚香点烛。前头说的那一位算是一种家神,在人家家里拜的比后一位要多。
鲁班,如今凡在营生中用凿与锯的人——如盖房的、木匠、造船的、做伞的、做细木器的等等——都奉他为本行的祖师。他古时是山东人,那地方当时叫鲁国。他本姓班,所以如今人以这个名号记念他。他以使用工具的精巧灵便著名,有几种工具还算是他发明的。用凿与锯的人,各行各业分头每年在供本行祖师的庙里聚一次,为的是公议本行本业的利害,商定工价,或是所做器物的价钱等等。他们一同吃酒,一同看演戏,以此记念这位发明凿与锯的人,并求他垂顾,使他们日后用这些家伙更能见巧。
猪神,掌猪之神,塑成一个聋子,站着,一手执一根长杖,用它管猪。身上穿的是寻常的素衣。民间关于这位神的来历传说不一。有人说他从前是城里一个杀猪的屠户;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养猪得利的人,因为猪忽然死了,气恨而亡。关于他有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他在城里摆一个摊子卖猪肉。有一天,一个贫寒而有才的秀才到他摊上来,讲定要一小块猪肉,因手头没有现钱,要卖肉的赊给他。秀才拿了肉走后不久,卖肉的改了主意,不肯赊给这个穷人,便偷偷去把那块正在锅里煮着的猪肉拿走了。秀才因此怀恨,一直没有忘掉这件事。后来他成了极有名的学者,官至北京一部之长。有一回因公事回到本乡,坐着轿子经过那屠户的摊子,恰好那屠户想起旧事,正向旁人讲说,而大官的轿子就在此时经过。大官偶然从轿窗往摊子那边望去,见屠户一边讲一边比手势,手里的刀——照他看来——正指着他的轿子,像是在恫吓他。大官气恼自己在本乡竟受这样的对待,立刻回到寓所,写了一纸禀文呈给皇帝,说他在城里的大道上乘轿而行,看见一个屠户举着杀猪刀要杀他,请皇帝准他不经审问就把那人斩首,以惩其辱,并戒别的不良之辈。皇帝准了他所请,那人便即刻被砍了头。他死后不久,就成了国人敬奉崇拜的对象。
养猪的人拜这位神,倒不大是求他帮着把猪养好,而是求他在猪走失或被偷之后相助,使猪能找回来。这样的人到他的像前去,点了香与烛,因他是聋的,便揉他的耳朵,又轻轻拍他的背,为的是惊动他、引他留意。然后把自己所求的告诉他,就着自己所知道的把失猪的情形说明,请他动身去找。倘若真找着了走失或被偷的猪,便必得照常例向他献上谢礼。
赌钱鬼,赌徒之神,所指的是从前一个人,终日赌钱,赌尽了家产,穷困而死。后来有人给他塑了像,叫做「赌钱鬼」。他的身上塑着寻常的衣服,破烂不堪,辫子盘在头上,头发里插着一张赌牌。赌徒极拜这位神,尤其在要开一种彩的时候。他们在他像前点了香烛,便用竹签求签,又跪下磕头。有些积习难改的赌徒自己做一尊这位神的像供在家里,在像前求吉梦,以为赌时之助。他们要得这样的梦,先点上香烛,便躺在像前睡下。这么一做,就等于许了一个愿。有时晚上还献上烟和饼。
有时赌徒取三十七支竹签,每一支上写着某几个字,排在像前,每一支都用一个壳子盖起来。照先前的样子,临睡时点上香烛。到早上仔细查看这些竹签,看夜里有没有哪一支动过。若有一支动了,哪怕只动了一点点,赌徒便把那支上的字挑出来,拿这几个字去押这一回的彩,以为是神使它动的,是对他的恩惠,表明这几个字就是当日的好字。开彩的人每日从这三十七组字里挑出一组作中彩之字。赌就在于猜某一日的好字。猜着的人可得三十倍的进项。「赌钱鬼」这几个字也常用来说一个赌得没了指望的人,大概是因为他那副形容枯槁、穷愁潦倒的样子。
第十一章民间的神祇(续)
五显公,偷儿之神——药王祖师,医药之神——医光大王,外科之神——越王,闽地之王——五帝——五帝所表者为何——称为淫祀之神——咸丰降旨封侯——五月、六月间的游神极多——为奉他们而结的会社——备办游神之事——纸船——喜桶——水手会——纸船送出海——高身白鬼与矮身黑鬼——牛头、马面、鸡头、鸭嘴诸部将——执枷的部将与执链锁的部将——「成」将与「化」将——表四时的四位部将——表五方的五位部将——这等游神甚为壮观——所奉禽兽的偶像与图画:猴——狐——虎(赌徒所奉)——虎(母亲为病儿所奉)——天狗——以狗为形的乐神之仆——乌猴与白兔——龙——白鸡
五显公 「偷儿之神」的生日在八月十七。近十年或十五年间,此地奉这位神的人增得极快,如今还年年在增。奉他的主旨是求财。也有些病人、行旅和商贩奉他。如今许多并不以偷窃为业的人,一到他的生日也来拜他。城里城外都没有专奉他的庙,他也没有偶像,人是在露天之下拜他的。生日那天,南台的大庙山上极其热闹,因为他的信众多半要到那里献供行礼。
人们说起这位神,有时在他的名号上加两个字,意思是「半天」,表明他住在天的中间。相传他不肯下到地上来,所以人也不像对别的神那样,给他塑一尊像来拜。
据说五显原本自己就是个贼,不但偷得机巧出名,孝顺也出名。相传有一天天快亮时,他偷了一只煮饭的锅回家。他母亲是个心善的妇人,把他狠狠骂了一场,说偷这样的东西,便是断了人家煮饭的指望;最后告诉他,若把锅卖了,拿钱买米,她一口也不肯吃。他问这东西该怎么办。母亲劝他送回原处。他不肯,说天已经亮了,去送必被人发觉。母亲说,他若肯去送,天自然会黑下来,让他平安送到。他便决意试一试,提了锅出门——不料刚走到先前偷锅的那户人家门前,天忽然大黑。他趁这好时机把锅放在人家院里,一口气跑回去向母亲回话。
药王祖师即医药之神,据说原是一位有名的医家,死后被奉为神。如今拜他的多是卖药的人和他们的伙计徒弟。三月初三是他们为他设供的日子,做筵席,在庙中他的像前烧香点烛。行医看病的人却极少参与这些事,也不常拜他。
医光大王即外科之神。相传他本是外国人,原籍琉球群岛,来到中国行外科。中国人所谓外科,是治身上现于表面的病,如疮、溃、癌之类。因他在世时有些耳聋,信他的人便以为他虽已身死成神,这毛病还在,所以除照例献上香烛——香烛本是直接去打动他的鼻和眼的——还要小心凑到他耳边去说。
越王 奉汉代一位闽地古王之像的庙,在本城南台的大庙山上。遇着旱年,求雨的人便到庙里烧香,盼着能求得雨来。庙地宽敞,收拾得也好。庙中有一口名井。据说旱时若把虎骨放进这口叫做「龙井」的井里,最多留三天,便极可能快快下雨。雨一落下,就要赶紧把骨头提上来。民间都信龙与虎相遇必斗,而龙一动,云便升起,雨也就快下了。虎骨是用来惹动那条龙的。龙若被激起来,与虎——其实是与虎骨——相斗,据说云必升天,雨便倾注而下。
越王的像摆在他夫人——那位女神——的右手边,就是说,照中国人的看法,夫人坐的是上座。丈夫把上座让给妻子,在中国是极反常的事,相传其中有这样一段缘故:有一天他戏言,或者说是夸口,对夫人说他把靴子丢进龙井,便能把龙引到水面上来。夫人当即说这是不能的,反说她只要把一只耳环丢进井里,就能引龙上来取。他许下话:她若真能把龙引上水面,而他丢靴子却引不上来,便把上座让给她,从此她坐在他的左手边。夫人应了。他把靴子丢进井中,不见有龙上来。她解下一只耳环丢进去,龙立刻为那耳环上的珠子浮了上来。原来龙最爱珠,也最恨虎。此后王的夫人便一直坐在丈夫的左边;王守了他的话,两人死后塑像时,夫人的像也放在上座,即他的左手。
五帝 对五帝的崇奉,连同为他们抬像游街之事,以及民间关于他们法力的种种糊涂怪诞的说法,合起来构成一种极奇特、极异常的偶像之教。
寻常百姓对这一派偶像崇拜的来历一无所知,读书人也自称所知甚少。通行的看法似乎是它起于晚近。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时,由官府主持,有过若干公家的游行,用意在驱除疫病,或说驱除致疫的厉鬼。后来年深日久,官府不再管这事,百姓便自己接了过来。《论语》第十篇里记着:「乡人行驱疫之礼时,孔子穿了朝服站在东阶上。」至于经书和古史里所说的游行,是否与今日奉五帝的游神相类,读书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古今游行的大意总是一样的,即驱除疫气。
民间对这五帝究竟表的是什么,说法极其混乱。有人解作五行,即中国人所谓金、木、水、火、土;也有人信他们表五色,即黄、青、赤、黑、白;又有人以为他们指的是五方,即北、东、南、西、中。
下面这张表是一位道士给的,他时常为这一派的祭祀行礼,所出的说法大概与民间的通行之见相去不远。至于百姓自己,彼此的说法差得很远。
五帝之名与所表者如下:张,黄,土,中;钟,青,木,东;刘,白,金,西;史,赤,火,南;赵,黑,水,北。
上列的次序便是他们位分的次序。为首的张,塑成和悦的人面,有三只眼,一只生在额心,还有一把长长的红须。他的脸常做成金色;照道理,每一位的脸色该与他所表的颜色相应,可事实上并不总是如此。五帝之中,除头一位,模样都丑恶可憎。这四位的脸极其难看,有的嘴脸向前突出像猪,有的鼻子极大,有的眼睛和五官总像猴子。有时嘴做成四方的,或者尖尖的像鸟嘴。各庙里的像并不一样,造像的人在形状颜色上似乎很有自由。
奉五帝的庙,名义上都是奉战神关帝的。那许许多多奉五帝的庙,前面或外头大都挂着一方写着关帝名号的匾。据说这风气的来由是这样:约十五年或二十年前,有一位衙门在城里的大官,一日坐轿行街,遇着一队奉五帝的游神。那队人不让路,只管往前走,仿佛指望这位官员在五帝的队伍过去时退到一边,或叫人把轿抬开。大官大怒,立刻命差役把游神队里领头的几个人拿住,就地责打。这一来队伍便散了,众人四散奔逃。大官查问之下,得知「五帝」这一类偶像的崇奉不曾有朝廷的明文认可,便决意此后不许再有为他们的游神,并要把偶像一概毁去。奉五帝的人一听得这个意思,便设了个法子:在他们的庙上写出战神关帝的名号,又在庙里安一尊关帝的像。这名号是拿来给五帝作挡牌的,因为这样便可以说,这些是战神的庙。战神极得本朝的尊崇,凡是以他的名号为名的庙,没有哪个官员敢去干涉。
这五帝虽然极其盛行,却仍被归在「淫祀之神」里头——就是说,不曾得过皇帝的称许与承认,不曾有哪一位坐龙庭的说过他们是神。那些不受朝廷承认的淫祀之神,一经皇帝降旨,便成了正神。既经皇帝明旨正式承认,无论百姓或官员,都不敢去干涉他们,也不敢公然待他们无礼,除非他们、或是他们在人间的主事者与护持者分明有罪,或是犯了国法。
一八五九年秋,在此地任满、将要调往别处的总督王懿德上奏,咸丰皇帝便给这几位加了「侯」的荣号。
五月、六月间,为他们的游神最多。有时一队游神要一两个钟头才过得完一处地方。中国人坐寻常的轿子,遇上那几尊由八个人抬着的主神,必得让人把轿子落在地上;若是骑马的,必得下马。抬神的轿极大,抬轿的人又极横,若想从后头赶过去,坐着轿子通常是过不去的。那些大像连轿过身边时,寻常百姓的神色都极恭敬。他们信,稍有不敬,立时便要害肚痛、下痢一类又痛又险的病。社会上颇有体面的人也常来参与这等游神,为的是曾许下什么愿,多半是为父母的身体许的。
此地有许多会社,专以供奉五帝、抬着他们的像游街为事,用意在把疫病与疫气驱出境外。这些会社大都附在一座存有「五帝」像的庙上。每一会每年都要凑足一笔钱去买一只船,抬着游过街之后,把收来的疫气装在船上,送它出海。
为买船和办这事的别项花费凑钱,是在暑热的夏月,那时节总有些人正害着这件善举所要防、所要驱的那类病。凑钱的人结队走过通衢大街,打鼓敲锣,还打着旗,指望每一家铺子都出钱。庙所在一带的人家,或是会中之人多半住着的那一带人家,也这样一家家去走。香、烛,或是别的值钱的东西——如纸钱、纸衣、盐、米——凑钱的人都乐意收。
船通常长二十尺或二十五尺,做得极轻,骨架是竹子和又小又窄的木条,外头糊纸。船上隔出好几间舱,名义上是堆货的,也是给船上的人住的。抬船要八个人、十六个人,或者更多。船里放着人家日用的差不多每一样东西,如米、盐、柴、果子等等,还有用纸、或纸和竹片做成的小家具,如桌、椅、碗、盘。船上也放进纸做的小小水手像。
要送出海的船上所用的纸五帝像,是在专做这种活的作坊里扎的。扎成之后,照例由定做这像的会社抬回所附的庙里,场面颇为铺张。每一尊纸像都坐一乘八个人抬的轿,队里还有好些高身白鬼和矮身黑鬼的鬼仆。队伍里有人打锣敲鼓。这一番张罗,只为抬几尊纸和竹片做的小像,合起来还不到一个人轻轻松松提得动的分量。像到了所属的庙里,便受极大的敬礼。
到了便当的日子,各庙里供着的五帝木像便被抬出来,极其隆重地走过通衢大街。每一尊像由八个人抬,还随着一班仆从,有真人也有虚设的。真的仆从是差役、捧香的人和吆喝的人,吆喝的人不时发出极凄长的声响。虚设的仆从是些极大的偶像,由钻在里头的人抬着走,用竹和布做成,形状各样,表的是五帝的各色部将。这一类游神多在午后和晚间。完了,那些抬得动的实像便送回所属的庙里,组成队伍的人也就散了。
抬着船的这一队,有时颇为壮观。船是在晚间抬的,点着许多蜡烛或灯。若是大庙、富庙出来的船,街两边常常挤满了闲人、妇女和小孩,有的急着看,有的只是好奇。这样的队伍里照例有许多抬得动的狰狞偶像,由人钻在里头抬着,随着差役和乐班,还有些人自愿入队,因为自觉身受五帝之助,或是父母家人得了他们的庇佑,入队是为表谢意。
队伍里常有一个衣冠整齐的人挑着两只桶,桶里盛着一点猪血、水牛血和鸡血,还有些毛和羽。他挑的叫做「喜桶」。在队里挑这两只桶算是一件特别的功德。从前只由雇来的乞丐挑;如今却是体面人家自愿出来的人,为的是谢五帝使近亲病愈,或是盼着得这样的结果。桶里的东西表的是致疫、致瘟的秽物。等到烧船的时候,便把它们倒进江里。
许多大的游神队里,还有一个穿得干净的人,拿着衙门里常用的刑具与拶指之物,如枷、打嘴巴的皮条、夹踝和夹指的器具等等。人以为阴间所用的刑具,有些与阳世所用的相似。在队里把这些器具招摆出来,是要向看的人指明、暗示作恶的人在鬼魂世界里所要受的刑罚。
船头前头不远,常是「水手会」的人。这个会是一班好热闹的人结起来、花费也由他们备办的。他们自称愿意出人,去把为五帝预备的船划出海去。会里的主事人挑十五或二十个十岁、十二岁上下的男孩,雇个乐师教他们所要做的那一套。教他们吹打各样乐器,学合着拍子敲锣打鼓,学一个月或更久。抬船游街时,这些算作水手的孩子在前头步行。有几个吹打乐器。两个抬一只一二尺长的锡锚。一个拿小桨,一个拿民船上用的那种罗盘,等等。他们所穿的裤和衫通常都一样,用黑棉布或夏布做成,腰上系红的或蓝的带子。编好的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结——不像平常那样绕在头上。头上戴一顶竹片和竹叶做的小帽。他们在船前走着,有时唱一支颂五帝的歌,或是唱太平丰年一类的词。
这些孩子这样做工,或者说这样玩闹,是不要工钱的。当差的日子里,吃的穿的都由人供给;他们也喜欢在队里出这个头、得这份声名。同一班孩子,一季里通常要在好几回游神里出场。除了奉五帝的游神,别的队伍里是没有他们的。
船抬到江边——所谓把它放到水上送出海,说白了就是把它烧掉——便择个便当的地方放下。凡有人钻在里头的偶像都绕着船急走一圈,随后在离船不远处围成一圈跪下,脸都朝着船。一切齐备,便把船点着烧了,一面打锣敲鼓,这就叫做送它出海。
那些主要见于五帝游神、以及奉大圣、奉城隍的队伍里的抬像,这里只能用很少的篇幅写一写。
它们通常成对出来,或是四个一班。
一、高身白鬼与矮身黑鬼最多。前一个据说是阴间的捕役。抬在队里的像,看着有十尺或十二尺高。头、脸和手是纸板和纸做的,身子是竹的,外头通常蒙白色或近白的棉布、绸子。头上戴一顶又长又方、折着的帽,有两三尺高,常用一条红布缠着。一只手拿一把极大的扇子,一只手拿一根杖似的东西,上头写着字,说这位神的部将是「赏善罚恶」的。腰上通常系一条浅蓝布作带。脸长,头发披散,眼珠突出,舌头是红的,常伸在嘴外。身子瘦。像是由一个钻在里头的壮汉直直地擎着走。衣服只到那人的膝头,走起来脚和小腿露在外面。衣服前面开一个口,正在里头那人的头前,他好往外看着走路。这位鬼仆的体面,是要走得慢、步子要大。像前头通常有两个孩子敲锣。常还有几个人在前头吹打乐器。像前头一般有两个人,各举一盏大灯笼在头上,灯上写的字表明这是鬼魂世界里某位官长的。旁边也常有一两个人,等里头那人要扶稳时帮一把。
矮身黑鬼又短又胖。脸和衣都极黑。总戴一顶大黑帽。身上通常系一条红布。舌头伸着,是红的,像糊着血。里头的人时常拿一根线扯动它,样子极难看。它的步法极不庄重,一时从街这边猛跳到那边。有时在街上转过身来回看,摇着头,动着舌头。这像通常由一个壮健的少年或极矮的人抬,像的额上或帽上开着往外看的口子,他从那里看路。脸和骨架大抵是纸板、纸和竹片做的。
在敬奉这类东西的庙里,这些部将都有沉重的定像;庙墙上也常画着他们的像。底下要说的几位部将也是如此。这些像的做法都差不多,只在形状、大小、面目上各有变化,随造它的人或用它的人的意思。
二、牛头的部将、马面的部将、鸡头的部将和鸭嘴的部将,像有八尺或十尺高,通常一同出来。他们的样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里头的人使他们在队中走得又慢又庄重。他们的分别主要在脸和头的形状上。衣色多是白的或带蓝的。除了那几个古怪的头,他们看着像一个个极大的巨人。
三、有时也见两尊人形的高像,彼此的分别主要在一个执枷、一个执链锁。他们像是预备着,只等五帝一声令下,便去把犯事的人拿住上枷、锁上链子。他们的脸色严厉可怕。
四、「独角」与「双角」两个鬼,面目狰狞。一个头顶收作一个钝尖,一个头顶的左右各出一只角似的东西,名字便由此而来。一个一只手拿一根插满尖刺的棍,另一只手拿着像一片大叶子的东西。另一个一只手拿一根光滑的大头棍,或是一把木剑,另一只手拿着些链子。这两个与前头刚说过的两个,表的都是五帝的差役。
五、「成」将与「化」将,据信在防疫上担着要紧的职事。一个一只手拿一只葫芦似的器皿,用来收取流行的毒气和不正之气,另一只手拿一片芭蕉叶,或是像芭蕉叶的东西;另一个一只手拿一把极大的木剑,用来驱赶,另一只手拿一把大刷子,用来扫去所遇的一切邪气恶臭。
还有两类东西——说他们是人,因为他们本是人;说他们不是人,因为脸上画成鬼样。这两类在游神里少见。
一类画成中国人所想的四时——春、夏、秋、冬。春是一个脸带青色的人;夏是一个脸带赤色的人;秋是一个脸带白色的人;冬是一个脸带黑色的人。
另一类画成管五方——北、东、南、西、中——的五个鬼神。他们的样子绝不好看。有些庙里所供的五方定像,或是画在纸上、画在庙墙上的,狰狞可怖到极处。由人扮在游神队里出来的,比庙里的像可怕得少些,却也够狰狞够丑恶,与前面数过的那许多反常而带鬼气的东西凑在一处,看过一回便久久难忘,而且不是愉快的记忆。
读者看了上面的描述,不必多费想象,便可以明白这等游神合起来是何等奇异而壮观的景象。见过一回的外国人,少有不对它的大概留下长久印象的。
此地附在庙上的「会社」,照最少的算法,大概也有十五到二十个,每年要往海里送出一只或几只船;在把船抬到水边烧掉之前,还另有别的公开的游神。夏月里,城里城外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多少有一点什么游神。常有这样的日子:几个钟头里,有些地方的大街几乎——若不是全然——走不通,坐轿子要往游神的反方向去的人竟过不得。若是同一个方向,走得也极慢,叫人厌烦到极处。
所奉禽兽的偶像与图画
底下所记的事,可以见出此地与近处百姓所行的异教是什么性质、什么路数,他们正是「敬奉受造之物过于造物的主」。
猴 塑成一个人坐着的样子,只有脸像猴。像通常用木或泥做。有时在纸上画一幅,或者干脆把所奉的猴的名号写在一张纸条上,拿来代替偶像。此地有几座大庙是为奉猴而建的,「圣王公」便是说起受奉的猴时常用的一个名号。盛着像或写着名号的神龛,常安在一棵空心树里,或街角的墙上,或巷口弄口。此地与近处这等奉猴的所在,连同为它建的小庙小屋算在一起,有好几十处。所奉之礼主要是烧香点烛,有时还献上肉、菜和果子。据有些人说,奉猴之始,是因为它对那位奉唐朝皇帝特命往印度取佛经的人有过什么功劳。这位皇帝便把猴奉为神,至少是给这头四足的东西加了「齐天大圣」这样尊大的号。「圣王公」的生日,相传是在中国二月二十三,那天各色人等都要特意拜这位猴王。人信猴总管妖魅、巫怪、精灵一类。又以为它能给人康健、庇佑和顺遂,就算不是直接给,也间接地靠它赶走恶鬼妖魅。人常以为生病,或读书经商不顺,是巫怪妖魅作的。所以害病的人和不顺遂的人便拜猴,求它出力,把种种虚想出来的鬼神精怪的恶影响赶开或挡住。
狐 此地的总督和别的大官都奉这牲畜。人以为狐管着朝廷大官的印信。总督的衙署里有一座楼,楼上有一间屋专用来奉狐。屋里没有像,也没有画着这牲畜的图。总督受了任、到了官署,便到这间屋里跪下,叩头三次,献三杯酒、三支香、两支烛,为的是讨这位掌印的狐的欢心。百姓都说,狐若不以什么法子祭它,它便会使印信不见,还别样地害那官员,比如把衙署烧了。此地流传着许多关于狐在衙署里显能的奇事。人又信狐能随意变成人形,或是进到男人女人的身子里。有时把病归在这牲畜身上,病人便拜它,或由别人替病人拜它,好叫它不来扰、不来缠、不来害那病人。它暗中作梗、使人经商不顺,百姓极怕这一层。
虎 这牲畜由两类人所奉,所求的也是两样。
一是赌徒所奉。它是赌博之神,或者说是赌徒所奉的神之一。有时用木或泥塑一尊像,或在纸上、板上画一只长翅的虎,用后腿站着,嘴里或爪里衔着一枚大钱。有时只把这牲畜的一个名号「衔钱虎公」写在一张纸上。这纸便压在赌桌底下,夹在两束悬着的纸钱之间;或是摆在赌房的一张桌上,或贴在桌后的墙上。像前或字前常烧香点烛。每月初二、十六,常在它前头献肉、鱼等等。有些赌场赌窟,从街上一看便认得出来,因为外头门上挂着一块板,画着上面所说那样的虎作招牌。开赌窟的人奉虎,是为求财运。
一是母亲为病儿所奉,不是单独奉虎,总是连着一位司子的女神一同奉。这位女神塑成坐在一只蹲着的虎背上。人以为虎能吸去或解掉那些使小儿生病的恶气。比方一个小孩出天花,出得极凶,怕保不住性命,便由一个关心他痊愈的人,在庙里或家里,对着那妇人与虎的像、或是对着表这两者的什么东西,烧香点烛,许下若小孩病好便怎样怎样酬谢,如烧纸钱,献一条新鲜生猪尾——据说虎极爱这个——再献肉、果子和菜。据估,此地的母亲里有极大的一部分,也许过半,都照上面所说的样子,连着那位女神一同奉虎。
狗 此地有好几种所奉之神,都带着这牲畜的像或它的形。
它见于一幅画上,这画是已嫁的妇人在卧房里极常奉的。它叫做「天狗」,或说「天上的狗」。画上画着一位仙人,四周围着好几个小孩。他正用弓发弹子射一只狗,那狗在空中,比射的人和小孩都高得多。人信这天上的狗要吃世人的小孩,而这位仙人以善射这条恶狗出名。一位读书人给了这样一个解说,说这画是这样用的:有些妇人生在干支里表「狗」的那种日子上。这些妇人嫁后,在生孩子之前,必得求一幅仙人射「天狗」的画,烧香点烛拜它,孩子才有活的指望。画上的小孩画成围在仙人身边的样子,为的是保他们免被那狗所害——射的人若不护着,那狗一定要把他们吞了。每年两次,二月初三和十一月二十三,要向这位仙人献供,如香、烛、纸钱、线面,还有七个米粉做的团子。这些团子表的是猎人射狗用的弹子。一年里别的时候,凡拜家中诸神,只在这幅画前烧香点烛。也有人说,只有当算命的说一个小孩落在「天狗」的影响之下、或是有落进去的危险时,母亲才为这孩子拜这幅画。无论哪样,求到这位仙人,总是为了保小孩不受那狗的侵害。
田都元帅是乐、戏与武的神,他的仆从之一塑作一只狗。这位神有文装、武装两样。凡塑像或作画,若是武装,有时一只脚踏在一头狗头牲畜的背上。另有些时候,这牲畜塑成生着狗头,而身、足、手都是人的,手里执一面旗。相传田都元帅有一只心爱的狗,他成神之后,这狗便成了他的部将之一。所以带狗头的牲畜便与他相连。此地有几类人极奉这位神。
城东门外有一座有名的庙,庙里有一尊大狗的像。都传说若把麦粉做的饼或饽饽放在这狗像的嘴里,过后给小孩吃,便能防肚痛、治肚痛。
乌猴与白兔 这两样既有像也有画,通常被看作妓女之神的仆从。这位神被看作在男女之事上有权柄。相传他擒住了乌猴和白兔的魂,收作自己的部将。他是怎样做成这件事的,这两头牲畜又怎样助他行那些邪事,中国人说不明白。它们塑成人身,而一个是猴头,一个是兔头,猴是黑的,兔是白的。
龙 它被看作下雨的主。遇旱便奉它,为求那缺了的东西。城东门附近有一座庙,专奉这头虚构的牲畜。它也在那些照皇帝明令、每年春秋由某几位官员致祭的神物之列。
城里巡抚衙署附近的一座庙里,有一尊白鸡的像,与一位女神一同受奉。有人说,这位女神是康熙年间本省一位巡抚的女儿,死后成神;那位巡抚因地方上有乱事他压不下去,自尽而死。她养着一只白鸡,极爱它,那鸡也像极恋着她。她听得父亲死了,便投井而死。这鸡见主人跳进井里,也跟着跳下去死了。后来她奉某位皇帝之命成了受奉之神,人又塑了那只忠鸡的像,连着它的主人一同奉。如今她也列在那些照皇帝明令、每年由地方官员致祭两次的神物之中。据信如今寻常百姓少有真去拜这位女神的。凡在她的神位前行礼,总要为那只白鸡烧香点烛。
种种民间的神祇,如佛门所奉的「三宝」、道家所奉的「三清」、痘神、麻疹之神等等,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必再写。此外还有许多东西,百姓也都多少奉着,只是一一细写便嫌累赘。地上的、天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实有的、虚想的,都成了中国人礼拜的对象。有一件事值得记下、值得记住:这许多东西里头,没有一样是为了使奉它的人更洁、更诚、更实、更有德、更圣洁。人所要求的,总是自私的、肉欲的,或是世俗的。
第十二章官员与衙署属吏(上)
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法道——粮储道——知府——海防同知——知县——学政——满洲将军——副都统——官员所许用的轿夫数目——仪伞——帽上的顶子——鸣炮为敬——街上对官员的礼敬——大官出行时的随从——知县的皂隶——随从的号衣不甚雅观——谒见总督与巡抚的定日——同是这几天收受呈状——谒见属官的别的日子——「鼓亭」——官府办事并无定价——打板子——其中的欺蒙——公文须用印——「千里马」——须先有人告发,凶手方才拿问惩治——地方上的保正——「白契」与「红契」——每年进贡北京的果品——日月之食,官员设法相救——自投自锁——绞死——皇帝赐一条丝绳的意思——「查抄官员之家」——罚去部分俸禄——降级——革职——父母亡故须辞官——因父母有病请辞——请辞官侍亲至终——因亲友任属官而辞去高位——请求暂离职守稍歇——辞呈多不获准——以年老呈请致仕——以疾病呈请开缺——以贼捕贼——文捕——武捕——一入贼门,终身是贼——官员到任,照例人人送礼——官员大受属吏左右——「大爷」——「门包」——衙门的门房受贿——官员的幕友或老师——如何延聘此人——衙门里的六房
总督总管福建、浙江两省。他的荣衔是「兵部尚书」。他有权把海上的盗匪、叛逆和通敌之人就地斩首,事后再奏报北京。知府以及知府以下的官员,他时而也行降级或革职之权。
巡抚主一省之政,民间常称他为「一省之主」。照制度上说,他与总督一样,统辖本省的兵与民、文与武。总督之于巡抚,有几分是监视的眼目;巡抚之于总督,也是如此。他的荣衔是「兵部侍郎」。
布政使是极要紧的官。全省各县知县解到藩库的银钱,都由他稽核。文武官员的俸禄与例给的津贴、兵丁的饷银,都由他支放;修城垣,总办并支付全省一切公家工程,也是他的事。遇皇帝驾崩或是万寿之日,在皇帝的庙里行哀礼或庆礼,布政使的班次都在比他品级更高的官员之前。前一种场合,他穿白衣——白是丧服的标记——哭得像死了父亲一般,有时还被称作「皇帝的儿子」;后一种场合,他穿朝服,在庙中那面代表皇帝的黄色牌位前拜贺这位「皇父」。
按察使主管全省各处寻常罪犯的审问与惩治。省内各处知府以及更低的官员,关于罪犯或被控有罪之人所下的判断,他都可以复核,可以驳改。这是一个权极大、责任极重、也极有进项的位子。
盐法道管全省的盐务,即盐的制造与发卖。他有权勒令富户承办盐业。盐课的常额由他负责,他责令承商按期把款交到他手里。因为这个缘故,他对那些私下贩盐的人,通常并不十分用心去拿问惩办。每一个新接手的承商,都得把前任拖欠官家的盐课一并担起来。这样一来,盐法道便可以无事,可惜公道是赔上了。凡被他勒令承办盐业的人,没有不弄穷的。盐的私下出脱有那么多路数,加上手下人作伪蒙骗,承商与盐务一经沾手,总归要折本。承商若不按月把盐课如期交足,往往要受极严厉的对待。有时被下在监里,在里头遭打,或是别样的凌虐。他既是有钱人,又多半有体面的亲戚关系,所以总想躲开与上官的争执,因此极其小心,务求把该交的数目先预备停当。等到他实在交不出按月的款,欠官家的数又积得很大,便又有别的富户被官家用责打、用罚跪铁链、或是别样又苦又不公的办法逼着应承去办盐,并把前任欠下的亏空接过来。
粮储道管粮务与田赋两项。全省各处用谷米缴纳的赋税,由他收受并稽核。全省兵丁的米粮口食,也由他筹办。
知府管一府之地,府是比省次一等的地方。他向巡抚具报。文武童生的常考,他都有份。每年迎春的游行,他是领头的人。外国领事办事,所对的大都是知府。
海防同知主本省这一带的海上事务。外国来的船受他管辖。几处与海上贸易有关的税务衙署归他节制。关于税课之事,他须向满洲将军具报。
两位知县分管各自县里的百姓。许多该归上级官员过问的事,按所涉的城区或近郊地方、或按当事人所属的地界,必得先送到这两位知县中的一位面前。送到他们那里的要紧事情,他们再报知府。两县各自辖下文武童生最低一级的考试,由他们主持;至于已中的生员,其考试、管束与惩罚,都与他们无关。
学政是北京派来的大员,任期三年,专管考试文武童生,并管束文科第一等功名——即秀才——的人。
满洲将军管城里居住的满人,并管与城墙有关的事。他是守城的人。城门七座,每夜关闭之后,钥匙都交到他手里。民间常说,若夜间有人违例开城,是满洲将军失察,一经奏到北京,他的头便要抵偿。其实天黑以后,每夜都有许许多多人靠爬城进出,守门的受了贿,便纵容相帮。满人的兵丁归满洲将军点验操练。此外还有两三个营,名册上约有汉兵一千二百五十名,也归他节制。春秋两季祭孔,他有一份差事;全省的要紧事情,也都要通知他。商贸上的税课归他监管节制,收到的款他转交藩库。他一项要紧的职守,是看着汉人百姓与汉人官员。在他驻扎的省城里,省中发生的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自己担着责任、暗中奏知皇帝的官员之一。他既是满人,便被看作对凡有关满洲朝廷与本朝利害的事都格外关切,所以无论遇着什么变故,总会忠于他那位皇族的主上——满洲皇帝。
副都统,或称副将军,照例总是满人,名义上品级与权柄只略逊于满洲将军。关于满人民户的事,他有一份议决之权。人都信他是皇帝派来看着满洲将军的。在朝廷大小官员里,他通常是最清苦的一位;可是满洲将军一职他有资格补上,那是个权势与进项都极大的官。
总督、巡抚、满洲将军、学政出街时,轿子可用八名轿夫,另有四人扶轿。副都统、水师提督与陆路提督,若情愿,也可各用八名轿夫、四名扶轿的人,不过他们多半只用四名轿夫并扶轿的人。武职小官出街通常骑马。副将与参将若情愿坐轿,用四名轿夫。文官之中,布政使、按察使、盐法道与粮储道各用四名轿夫、四名扶轿的人。知府、海防同知与两位知县用四名轿夫,没有扶轿的人。再往下的官,只用两名或三名轿夫。官员出行的仪从,样样都有严规。品级低的官只许用两名轿夫,若带四名上街,便是过失,轻则重受申饬,重则照上官的意思受什么严重的处分、担什么不是。可是中国人从不犯这样的冒失。他们晓得不该违了成规。
有些官员的品级,看他前头所擎的伞——伞的颜色与伞檐的层数——以及帽上顶子的颜色,便可知道。有的伞是大红的,伞檐三层;有的两层;还有的是深色,做得极朴素。约有五六位最高的官员,出衙与回衙时要鸣炮三响为敬;他们进别的官员的衙门,也照样鸣三炮。他们排班过街时,约有八位最高的官员,各在轿前用一两个人肩上横一根杠子,一头挂锣,一头挂旗。擎杠的人时时打三下,有次序地接连打。进衙门时,便急急地连打一阵,然后停下。
大官出街时,百姓若混进仪从里,便算犯了过。队伍经过时,坐轿的平民必得叫人把轿子落在地上;挑担的和步行的必得站住,恭恭敬敬立在街旁。骑马的必得下马,恭谨站着。店铺的招牌——通常都摆在店门外头——在大官过时必得从街上搬开,这是开店的人表敬的意思。若照常竖着不动,便要被看作对官员失敬,好像平民竟坐在大官面前一样。遇着的官若在四品以下,百姓在街上同他的差役跟随混在一处,并不要紧。至于大官,皂隶一定要看着成规照办;他们疾行而过,谁不赶紧依他们的号令行事,便不客气、不留情地照打。
大官公然出行,随从有时颇为众多。下面所列,特指总督寻常的随从。品级较低的官,随从按品级与职位递减,有时只有六人或八人。
前头两人,擎锣与旗。
十人或十余个男子或少年,手执带柄的红色长牌,牌上写着各样字句;有的表明官员的品级,有的命百姓肃静,有的叫闲人回避。
两人骑马。
两人,一人擎大官扇,一人擎大仪伞。
两人抬一只箱子,里头装着换用的衣服。
八人持鞭,专管开道,过别的官员衙门前和转街角时要吆喝。
四人捧香炉,炉中焚着香。
四人佩刀。
两人,所司之一是街上若有人递呈状,便接下来。
四人扶官员的轿子。
四人骑马,各执一面长柄的旗。
十六名兵丁跟在轿后,拿着刀、枪、旗、锤、铁链等物。
若遇着要格外铺张排场的时候,他便多用些人、多用些兵。他若情愿,也可以把许多寻常的随从省去。
知县出街时,有两个人拖着一根大竹子剖开的两半,长约五六尺,只一头在地上拖着。又有两人持皮鞭,充皂隶的差事;还有两人手里拿着铁链,仿佛随时要把遇见的犯人锁拿起来。持皮鞭的皂隶在前开道,知县的轿子跟在后头。随在他后头的,通常骑着马,是两个传话的通事。几乎总有一名仆人步行,捧着烟管烟袋和他的名片匣。
官员的随从上街所穿的号衣,并不合雅致的眼光。许多人穿得又脏又破。皂隶一般穿黑色长衣,戴高高的黑帽或高高的红帽,帽是竹篾做的。大官通常用八名皂隶,一半戴红帽,一半戴黑帽。较低的官用两名红帽、两名黑帽。这些人手里通常都执着皮鞭,两两成对而行。他们都是心狠手辣的人。兵丁背上和胸前各有一块圆的白布或红布,上头写着黑字,标明所属的营与哨。
总督衙门里的刽子手,有时也在主人的仪从里出现。他身上一部分穿红衣,式样是明朝的,腰间围着一种裙子,手里拿一把形状特别的大刀。帽上插着两根一种野雉的羽毛。民间常说,想谋这刽子手位子的人,都要练劈砍。他们取一个萝卜,用墨在上头画一道黑线,一刀下去,要恰好照线把它劈成两半。接连试几回都能劈准,便自觉有了资格,等缺出来时去补。
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是城里与近郊的文官以及候补的人应当去谒见总督与巡抚的定日。他们先到总督衙门递进名片。总督若要见谁,便传话叫人引他进去。凡没有被留下的,便自认已经辞过,就动身去谒巡抚。被请进去见过大人的,等引了出来,也随即去谒巡抚,和别人一样。这几天的上午,城里几条大街上总有一大群官员、他们的仆从和候补的人来来往往。
同是这几天,即逢三逢八的日子,也是各衙门照例收受呈状的日期。每月别的日子,官员并不开衙门受人告诉。若有人要告状,事情急得等不到下一个收呈的日子,有时便贿一个该管衙门的书办,托他把呈子送到官员面前,并从旁说好话,请他收下。若不使钱,没有人肯替他递上去。
每月另有六天,清早,凡品级在布政使、按察使、盐法道、粮储道以下的官员以及候补的人,都要去谒这四位,叩问起居、听候训示,大体与前头所说谒总督、巡抚的样子相同。属官与候补的人若不按定期去伺候上司,便容易招他们的不快。上下之间,这一套照例的请谒与礼敬是非行不可的;下属若想在上司跟前站得住,又指望由他们提拔,就非如此不可。
约有四五位大官的衙门前头,有一座八角的小屋,叫做「鼓亭」,是给这衙门里的乐工待着的地方,到定时便在那里奏乐,或为官员解闷,或为他增光。他早上起身、洗脸、吃点心的时候,乐工都要动起乐器来;官员正做这些事,是由他的仆人敲一面大的空心木鱼,或是敲几件悬在他内室通到外门的几重厅堂里的铁器,一一通知他们的。他吃早饭、午饭、晚饭的时候,乐工也要奏几支曲子。他上床歇息,也照样奏乐为记。遇着各样公家的典礼,这些乐工也要到场各司其事。一班至少有六人或八人,乐器有好几种。他们的工食出自藩库;有乐工伺候,是皇帝特加的体面,为的是要让他的臣子心里欢喜,从而忠于他。
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定出章程,规定官员或他们的属吏替人办事该收多少钱。在这里,官员看事情的情形,估量能要到多少便要多少。官员在国库有常俸。近来一段时期(本朝自乾隆年间起),皇帝又给他们加了一项额外的津贴。本意是要让他们所得足以养家,省了贿赂与敲诈的需要。这好意并没有得着所要的结果。
堂下受审的人,照官员的看法若该打板子——或是为已认、已证的罪行惩治他,或是为了逼他招出犯法的事,或是为了他在堂上无礼——他只须把几根竹签掷在地上。每一根算五下。打的人便把那人抓住,掀倒在地,动手打下去。常有人贿他不要真打,他便做出打得极重的样子。有时受审的人还预备了一个人,替他挨那本该落在他自己身上的板子。这人通常就是衙门里的。要办成这事,非贿通那些帮办与属吏不可。办法是一班衙役一拥而上,挡在坐堂的官员与离他有些距离的犯人之间。这么一来,官员有时便看不见究竟是谁在挨打。这样贿通衙门里的人,要花一笔不小的钱,若想躲过这顿打的人自己是富户、所控的又是重罪,花费更大。
凡从官员衙署里出来的文书,要算作有效、算作真的,必得盖上他的官印,不是签他的名。这印是他到任时领的,必须极小心地收着;印若丢了、被偷了、或是烧了,他一定要受重罚,或是别样的处分。若不至于革职,便算他的运气。官员的告示与文书并不署名。有了印,文书才算是官的,才算是真的。
替官家把公文由一处递到一处的差役,因脚程快,通称「千里马」。常有特别紧急的事,如一处地方起了变乱,或是军中缺粮缺饷,必得把公文用最快的脚程送到。这种时候,既没有铁路,也没有电报,便给递差一些鸡毛,通常插在他灯笼的顶上,好叫凡有关系的人晓得,他带的是要走得最快的文书。凡职在帮着递送官家公文的人,都得尽力帮他赶路。据说在这个帝国的有些地方,这样的文书有时一天能走八百里,合英里二百余里。公文装在一个包里,捆在递差的肩背上,每隔若干路便换人,或坐船,或骑马,或是步行跑,看怎样最快便怎样走。
大体说来,凡人命的案子,若没有人正式告发,官员是从不查办的;他从不在没有人告发之前拿贼,也是一样的道理。衙门里的属吏常帮着在下面这样的情形里冤害无辜的人:有仇家或是无赖,夜里把一具尸首暗暗摆在某人的地界上,如他家门前或店门前,为的是害他,或是向他讹钱。举一个例:街上捡着一个乞丐的尸首,摆到一个富户的地界上。第二天早上,那无赖来了,指富户与他的兄弟、堂兄弟或别的亲戚口角,把人打死了,口口声声要拿律例治他。那人装出一副极惊骇的模样,说竟在街上这般情形之下见着自己亲人的尸首。若那人其实只是要讹几个钱,到头来便肯和息了结。「亲人既已死了,是活不回来的。告到官去治他的凶手,也不能把死人还给家里、还给亲友。」有了这一番又通达又切实的道理,他便肯为几文钱罢了这场官司。富户若自觉并没有杀人的罪,又明白这事的真情,不肯使钱堵那一方的口,那一方只须招几个衙门里的属吏来相帮,许他们分些油水。他们便到富户的家里或店里大闹一场,仿佛是奉了主人的差遣来查这案子的情形。富户这时候大约已经算过了,倘那一方真去告他,要花多少;他晓得就此了结,比等到更多这等鹰犬上门、或是等一场假官司告起来,要省得多,于是便应了那一方所提的条件,或是另出一个数目,对方受了,这事也就罢了。有一大群人,正是干这等事不嫌脏手的,百姓又怕又恨他们。他们胆大而凶横,与最下一等的衙门属吏素来往得极好。
各处街坊都有一个地方上的小吏,相当于村里的保正,在弹压地方上极得力,是他上司知县的帮手。防着他地界里起口角争斗,是他职分之一;有要紧的乱子,便要报知上司。若起了什么事端,他不能当下就妥妥地压下来、了结掉,便该把情形尽早报知他地界所属的那位知县。若延误不报,他就可能被重打,或是上一两个月的枷,或是被革了差。地界里要紧的讼事,他也要具报。知县对街坊居民有什么与他们相干的意思要传达,便由他做口舌。知县为公众利益所出的规条,看着乡人遵守,也是他的事。他所做的是巡捕的差事,只是长驻一地。他的任期通常以不出过失为限。他死了,或是不再管这差事,这位子往往传给他的儿子,若儿子年岁够了、也晓事。
房屋卖出的契纸,必得在卖后五年之内呈报,以便加印纳税。经知县转呈之后,布政使在契上贴一张纸,用他的官印印红,上头还写着几句与这契有关的话。没有加印的契,过了五年之后便不中用,因为官家可以凭此把所涉的产业充公。田地的买卖须在三年之内呈报,照同样的办法加印纳税。税率由律例定下,通常是价银的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加过印的契叫做「红契」,因为上头有布政使的印印成的红色。没有加印的契,便说是「白契」。
这地方有一桩奇特的风俗,或者说是定例,每年必须遵行,不然,职在照料此事的官员便要重受申饬,或者竟被夺了品级与官职。本地以三种果子出名,每年要把这三种果子作为贡物送到北京,而且须在一定的日子以前到。这几样当作贡品的礼物是蜜橘——皮松得像一件外套的那一种——橄榄,还有一种极香却不能吃的果子,通常叫做「佛手」。橘子最迟须在正月初一早上到北京,为的是供皇帝祭天敬天之用。橘子一到可以起运的时候,便小心摘下一批,装在木桶里,由脚夫挑着,交两位官员——一文一武——押送,往北京去。到了那里,只要还有一大盘好的,这件大事便算办妥了。起运往京城的数目比较得多,因为烂的坏的要留足宽裕。倘到正月初一祭天时一个好的都没到,押运的官员要为迟误受罚,本地职在照料这件要事的大官,也可能被罚或受别样的处分。这一种橘子,在本地和在北京一样,都被认作正月初一的吉兆。橄榄和佛手,也到了时令照差不多的办法送上去。
官员的职守之中,有一项是在日月之食时「救日救月」。
将来的日月之食,在北京原刻、各省翻刻的皇历里是从不载明的。京里钦天监的官员,在可以见到的日食月食之前颇早的时候,便把月、日、时辰报知礼部。礼部再把这消息发给全国十八省的总督、巡抚。这些大员又把消息通知省里文武两途的各主要属官。官员们便预备在那定下的时辰救月或救日。到了食的那一天,或是前一天,有些官员在衙门里或衙门附近贴一张告示,叫公众知道。
中国人对日月之食的缘由,大都没有合理的见解。通行的解说是日或月遭了什么灾。还有人竟说被食的那一个正被一头极大的贪兽吞着。在福州,关于日月之食所由而起的缘故,这是最流行的看法。人人望着被食的日月称奇。许多人心里又怕又慌。有些百姓,还有官员们,大都要做一番举动,明说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天上的明体从大难里救出来,或是从那贪馋的敌人口里夺回来。
官员必得以公事的名义、凭着他身为朝廷官员的身分去做这事。无论他们还是百姓,似乎都不觉得天上的东西离得那么远,于他们的用力有什么碍处。那些照理该叫他们不去试着救那被食之物的种种难处,他们似乎压根没有想到;或者即便想到了,也不足以让他们罢了这番可嘉的努力。
大官在衙门里请道士来帮着做。道士在官员正厅的一张桌上,或在厅前露天的空地上,摆一个香炉、两枝大烛台,烛台上插红烛。
食一开始,便点起红烛,随后官员穿着朝服进来。他两手捧几枝点着的香,朝桌子行礼,照成规把香举起放下两三回,然后插进香炉。有时香也由所请的道士点着插进炉里。这位官员接着行大礼,三跪九叩。礼毕起身。近旁的大锣大鼓这时便尽力敲打起来。道士开始绕着桌子慢慢行走,口中念着咒语之类,这样一路走着,时断时续,直到食过了为止。
官家这样救日救月,结果总归一样。他们每一回都成了。这帝国的史册里,没有一桩记着说:京里钦天监的官员所开的法子,由各省官员照样行了,而被食的日月竟不曾全全救得回来。中国寻常百姓的绝大多数,无疑都信烧红烛、焚香、官员跪拜、锣鼓喧天、道士念咒,对赶走那头贪兽是分明有效的。他们看得见:日头或月亮虽则看着被那天上的仇敌吞去了一半,甚而几乎全吞了,却并没有落下长久的伤损。办这事的人看着这个好收成,想必是十分自得的。
下层的人遇着日月之食,大都把救日救月的事交给官员去办,因为这本是官员的公事。偶然也有百姓在家里敲一种竹篾编的扇谷器具,遇着食便敲。这东西敲起来声音很大。还有人竟敢说,这器具的响声能透过云层,一直上到天坛那里去!本地跟着民船走的水手,一遇月食,总要出一份力救月,把铜锣敲得震耳欲聋。
无疑,官员多半明白日月之食的真正缘故;至少他们还有这点见识,晓得凭他们所能做的,于被食之物或是生出这现象的缘由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在这事上他们并没有可选的路。他们必得依着成规,必得依着上司心里所认定的意思。京里钦天监的官员,很早就从天主教的教士学过天文的道理和日月之食所由生的缘故,自然晓得民间关于这事的通行想法何等荒唐、关于这事的通行风俗何等无用。可是皇帝和他的辅臣仍旧抱住古来的做法,哪怕其虚妄不合理已有最明白的证据。
中国人在日月之食上的错谬、无知或迷信,有时竟成了奉承中国皇帝虚荣的机会。德庇时在他所著的中国史里说,宋朝——亡于公元一二六〇年前后——有一回所推的日食没有发生,「群臣便向皇帝称贺,说上天为了他的缘故,免了这一个凶兆」。卫三畏在《中国总论》里提到,有一回因为云遮着,日食没有看见,「群臣欢欢喜喜地到皇帝那里称贺,说上天感于他的德行,免了他亲见『日头被吃』的痛苦」。
第十二章官员与衙署属吏(下)
有时一位大员在北京失了圣眷,或因确有劣政之实,或因有势力的仇家在当权者耳边进谗,于是被旨令颈上系链、作罪囚之状,赴京听审。遇着有官奉命「拿解」同僚,倘那人显出不肯就道的样子、非用强不可,他才真个去拿、去上链、押送北京。不过动强、动手的事极少见。那人往往一知道自己的下场,便立刻辞了官,自己备一副轻木的或纸糊的枷套在颈上,再备一条小链锁住两手,自拿自锁,火速启程往京城去。到了那里,他把自己交给该管的衙门看押,又奏请皇上开恩,从速审明他的罪、从速处他的罚。他若能赶在北京拿他的文书下来之前先动身,通常算是对他大有益处的事,因为这显得他自知罪当如此,并无意阻挠国法。一个将倾的官员要想躲开刑部的差役,是万万不能的;而经验也表明,官声被人诬到无可忍受的地步,再没有比亲赴北京、自请查究、像是不怕最坏结果那样更好的办法了。到这时候,他花钱极是慷慨,为的是买京中大员的交情与援手。
官员也有因公务上荒唐失职,或因明知故犯国法而未能掩过,被定了绞罪的。照着严格的律文,官员犯罪当抵命的情形本有许多。高位的大员往往不把实情奏到北京,或是受了贿不奏,或是出于顾虑不敢奏。他们也常把别的在位有势之人公然犯法的事轻轻放过,指望彼此遮掩、彼此照应——除非两家本有私仇。倘事实到底为朝廷所知,犯事的人照律该抵命、该抄没家产入官,京中大员又每每受贿,替他到该管衙门去说情,编一套说得过去的话替他开脱。这种贿赂要花极大的一笔钱。
至于位分最高的官——如大学士、六部尚书、各省总督——若做出皇上有意处以极刑的事,皇上有时不加斩决,而出于宽仁,赐他一段绸或一条绸带,以此示意。他们明白这绸的赏赐意思是「自己绞死罢」,于是照办。倘迟疑得太久,或竟不肯依君上这不言之命自尽,不久便要被刀斧枭首。自绞比由刽子手斩首体面些,因为尸身完整,不受残毁。准定了死罪的人自尽,被看作皇上格外的恩典,受者还该上一道谢恩之奏。低阶的官员极少有、乃至竟没有得这体面、这恩遇,由皇上赐一条白绸带去自绞的。他们若不自行了断、自负其责,便径被斩首。吞金箔是官员极常用的自尽之法——或在定罪之后,或在审讯中间绝了体面开释之望时,或是出了什么大祸、责任定要落在他头上时。
遇着一位官员解送国库供朝廷用度的赋税亏空甚多,上头的大员有时便决意「抄他的家」,以查明他究竟有力偿这笔亏空,还是果真清贫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抄的「家」并不是他居住的衙署,而是在别省的祖籍本宅,父母若在,便住在那里,料想他的财产也当在那里寻着。这查抄是上司委人去办的,并不让他知道。倘查出大宗现银、贵重的产业,或别处大片田房的契券,那么自然而然、而且一般说来也不会错的结论,便是此人不清白,有意亏空国帑,把那笔不见了的钱寄回祖籍,或是替自己、替家人置了产。这样一来,除非他能说清这许多财产的来路,或是能贿通上司把这事看得宽些,他便要被拿问,从速治罪。然而查抄的结果若显得他果真贫寒,钦派去办事的人通常便从宽待他;他本人或他的家人若还能劝得他们向上司回一个好话,就更是如此。不抄他现住之处而抄他祖籍本宅,所据的是这样一层推想:他若富有,那里必能查出足够的证据——父母和在家的族人会过得极阔,房屋园地宽敞,又修得整整齐齐。中国的官员惯把任上所得寄回老家,或寄到他做官得钱的那地方以外去,这是极有名的。
高位的官员因为办事疏懈,或因有些劣政还不致于处以重罚,被罚去一个月、两个月乃至一年的俸禄,这并不是很稀罕的事。可罚俸的情由多得很;只是他们从国库领的那份额定的廉俸,在实际所入里只占极小一分,短一时的俸禄,在钱财上算不得什么。这事所以要紧,只在它关乎他们的操履,关乎他们在上司跟前升阶进禄的指望。
遇着劣政太过张扬,不是罚俸所能了事的,有时便用上更重一等的罚——革去他的品级名号,却仍责他照旧办公。这种处罚通常只是一时的。在这期间他戴的帽子不许有顶珠,表明品级职任的花翎也得摘下,直到他洗清了自己的名声,或是另立了新的声望。有时州县官被责令革了品级办公,其缘故相形之下颇为细小。该解的赋税久久不交,便常常用这一着,算是一种催逼,好叫他快些把账目结清。
革了品级而仍留在任上的人,若在相当的时限内不能把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洗清、使上司满意,再下一等的处罚便是革职。有些情形是品级与官职一并革去。他就回到百姓的地位,倘已施的处罚还被认为不够重,仍可拿问、仍可再治罪。又常常责他从速赴京,由该管衙门审问。
有时官员按本分该暂时辞官,或为某一特定缘由辞官,期满或缘由不复存在时,仍望再出来做官。例如:
凡文官遇父母之丧,必须立刻辞官,具奏把这哀事奏知皇上,请准回祖籍守制三年,依常例行事。他不必等旨下来。这一类的请求是从没有被驳的;而遇丧不辞官、不回故去的父母家中、不行既定之礼,在中国的律法与风俗里都是不容的罪。他所空出的职任,由本省大员暂时代管,直到另有安排。武官只有最高三级的,才准辞去差委回家守制三年。品级较低的武官,准假的期限短些。这样辞官,往往在政务的料理上造成不小的纷乱,不过比起违背那辞官回家守制的古制之罪来,这点错乱便算不得什么了;这古制是孔子自己在位时遭母丧也尊而行之的。孝子所费的钱与所受的辛苦有时也极大,比如他在帝国南方做官而祖籍在北边省分;只是这些顾虑,比起对故去父母尽那至重的追念之义来,便微不足道了。高位的官员若想在朝廷跟前、在他所治的百姓跟前站得住,孝道上是万万不可有亏的。
一位官员久别父母,或听说父母有一人病得极重,他奏请皇上准他放下官职与职务一年两年,回家侍奉父母,这是极体面的事。倘他已得知父母病危而不奏请解职回去探视,便要被加上不孝之责,这在中国是加在一个人品行上最重的罪名之一。而皇上若通过该部的官员,对在外臣工因久别父母、或因闻父母病危而请假回家省视的奏请轻轻看待,他也难免被看作教人轻视父母、不孝于父母,推而言之,也就是不忠于他这位全帝国百姓的大父母。倘情形看来果真需要奏请的人离任,而国势也容得对这位孝子的奏请批一个准字,便往往准他照所请的去做。这样的人,他的榜样被看作可嘉,举出来叫人称许效法。
有时官员奏请皇上准他辞官回家,为的是在年老体衰的父母在世之日一直守在他们身边。他把情形之急切一一陈明:说自己离家已久,说父母年事已高,等等。准这样的请求之前,皇上通常要叫父母所居之省的大员查明这位自称孝子的官员其父母的实情。倘事实与奏请的人所说相符,而皇上的近臣也认他果真是出于孝爱之情、要在父母在世之日与他们厮守——不是想享用或经营他已挣下的那点钱财——他的请求便准了,除非有明显而紧要的国事,须叫他把这片孝心的了愿推到更远的日子。这样奏请的人,哪怕所请被驳,总是以礼相待、以礼相敬的。
一个人被授了官,却因家中某人、或某个亲戚、或极相熟的朋友在同一省里任着比他低的职,按本分就该上辞呈——这也是常有的事。比方儿子被授了一省的巡抚,而他父亲早在那省做知府、做知县,或任着别的品级低于儿子新授之职的官,那么儿子便该立刻辞官;又比方弟弟在某省被授了官,而哥哥在那省任着比弟弟新授之职体面较差、品级较低的差事,弟弟也得呈请辞退。通行的规矩是:在家族名分上较尊的人,不可在较卑者之下任品级较低的官。儿子在同一省不可任品级高于父亲的官;弟弟不可压在哥哥头上;侄子在同一省不可做品级高于叔伯的官,如此等等。照中国人的理路,循同样的道理推下去,两个情谊深厚、彼此相投的朋友也不可在同一省任品级不同的官。尊者不可拜卑者;平辈也不可被放在那样的官位上,弄得一个要以尊卑之礼去拜另一个;朋友之间更不可彼此「叩拜」。这样的名分关系,是违背天理之序的。又照通例,皇上也不愿亲戚与密友在相近的地方任官,恐怕他们遇着机会便徇私相庇、枉了国法,又恐怕他们串通起来欺压残害百姓。这件事在中国是极难整治的。
官员有时因前此劳瘁过甚,请求暂卸职任之累,心里却往往暗存着再不出来做官的意思。品级较高的,这准许要从北京的大员那里得来;品级较低的,要从住在省城的上司那里得来。寻常没有人敢不先得准许便擅离职守;若擅离,便要被拿问,重则革降,重则罚俸,或是两样并罚。
攒下不少家财的官员,往往急想暂时或长久地从仕途退下来,好把挣得的家财、名位与荣衔都保住。他们若仍在任上,便难免因无心之失、因做本分该做之事而未能办成,被罚、被降、被重治。眼下的这个官也许是个清苦不来钱的缺,他们又怕赋税亏空。倘能带着家财与品级完完整整地退下来,便有把家财传给儿孙、自己享着那份品级以及由此得来的分量与声势的指望,在本乡本城做个乡绅,或是做个致仕的官老爷。这类奏请极少准的,除非他们重重贿通大员替他们回好话,又在朝中替他们出力。
年事已高的官员有时以年老、以日渐衰病为由请准致仕。皇上一般总想把久经试用、老于事故的臣工多留一天是一天,所以总不肯轻易准他们退归林下。除非他们能叫皇上或他跟前亲信得力的近臣相信他们果真日益衰弱、眼花耳聋等等,以年老请假而要得一个准字,通常是颇难的。倘并没有极明白的缘由,还要苦苦以此请退,是颇有危险的。皇上会不高兴,索性夺了奏请人的荣衔名号,让他以白衣之身回去,这是极不愿有的结果,在人看来与革职蒙羞无异。
官员患病,常请假或请准辞官,为的是回家设法医治。有时遇着明显紧急的情形,皇上便准他辞官。另有些时候,皇上准他名义上仍在任,却暂免他职务之累,使他可以延医调治,不必同时还要照管公事,等他一好便望他照旧担起职任来。这是他们要脱卸职任、脱卸风险与责任时极常用的借口,其实身上并没有什么大病,而真想告退的缘故,是要得个机会把家产保住或是放出去生利,并在家中享用他已在仕途上得到的那份体面与品级。一旦有人疑到这才是请准「因病」告退的真缘由,这请求自然立时就驳了。此地有一句话,说那些诈病回祖籍享福享贵的人,到了那里一定要真病起来,这是上天罚他对君上的两面与诳语。
中国这一带在管治盗贼、在追讨失物的办法上,有一种极奇特的情形。中国官府行事,看来是依着「以贼捕贼」那句老话的。有一班人附在文职衙署里,却多少住在百姓中间,专管盗贼与偷窃之事。这些人在被认作这一路缉捕之役的头目以前,自己便是大盗,这是人所公认的。百姓中间普遍传说,这些人里有许多本是偷窃被获的,官府不加惩治,却许他们捕别的贼、帮州县官追回失物,以此免罪。百姓都说他们是贼头,是扰害四邻的本地强盗的首领,遇着哪一宗失窃的案子,他们知道贼是谁、赃物藏在何处,因为原是他们教贼往哪里去偷、把偷来的东西搬到哪里去,还许下替他们遮护。案子出了以后,这些捕贼的人被唤来,装出一番大张旗鼓的样子,假作一心要追回失物、查明窃贼、拿他们治罪。然而若不重重贿赂他们追回失物,失主便难得再见那东西一面。倘这事过了一阵自己冷了下去,他们便与贼分那赃物或那笔赚头。可是被偷的一家若不肯撒手,一遍遍去告那本该管此事的州县官,看来又别无办法,州县官便逼着捕役去查明盗贼、追还失物。捕役若看出他的官长果真认真,通常便弄出一个人来认了这桩窃案,偷去的东西也许还还上一小部分。那贼便被打了一顿,枷了一两个月,这事也就撂下了。百姓对官府捕役的清白,是一点也不信的。人都说,赃物暂存待卖的那几处要紧地方,他们是股东,或是亲身有分。卖赃的地方一般都是一种不合法的当铺,官府既不准设,也不认它,只是容它存着罢了。拿贼与追赃之所以极难,就因为官府的捕役与真贼串通一气,又在成功的盗案所得里有钱财上的一分。
附在武职衙署里、责令充当捕贼之役的人,与文职衙署里那班人名目不同。这些多是寻常的兵丁,派去夜里巡街。这样一来,他们若果真有心,便有机会把本城本郊自己所管的那一段里凡是常贼、惯贼都查得出来。按说他们该暗暗盯住出去行窃的人,等他进了人家的屋子,他们守在外头,等贼带着赃物出来便拿住他,把东西还给失主,却把强盗交给他们的官长治罪。这道理说得极好,行起来却不是这样。他们与强盗分赃,放他们走,最大的一份归他们官面上的庇护人。
百姓中通行的看法是:凡偷过一次、又与捕役分过赃的人,只要还住在那地方,便再不能过清白的日子,非得去偷去抢、把所得与官府的捕役分不可。日后捕役在街上看见他们身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要讨一分;他们身上若穿着件像样的衣服,捕役便指他们是贼,剥下来。他们若不肯和气地让,捕役便动手打、动口骂,还威吓说要拿他们,当贼送到主人手里去。据说有许多人本来可以像大多数百姓一样清白、一样安分,只因有一回被人查出偷摸,便不得不去做贼做盗,与捕役分利,以此谋生。
众口都说,凡做官的都或多或少、按时按节地收属下的厚礼。
在帝国这一带,官员到了他做官的地方,本衙署里的书吏与小吏照例要给新官送礼。他指望着每人送来的礼,按各人所居之职油水厚薄分出高下。各人该出多少,是风俗定下的。他们若不在官员到任时送上这份礼——名义上是表自己的欢悦与敬意,实则是为讨他的欢心——事情便不会顺当。他们会动不动被挑错,被责令重做,如此等等。他们一等官员到任便送上这份照例的礼,是拿它当贿,买他待自己好些。
凡本县、本府、本省比新到之官低、受他管辖的官员,都该给他送礼。知县指望着一切在他以下的人送礼,知府指望着一切在他以下的人送礼,巡抚指望着归他管辖、向他禀报的官员送礼,总督则指望着他所辖两省的一切大员送礼。各官这样迎接新上司所送之礼的轻重,是风俗定下的,要照各人所居之位品级的高下、油水的厚薄而定。不送这照例的敬意表记的人,可以断定自己已被记下,日后必受违了风俗的报应——上司从此不理他、厌恶他。据说这些礼里头,有单是一个属员送与品级高、位分重的上司的,值到好几百元,倘他另有极大的事要求于上司,或是想靠上司的力量升迁,就更是如此。由此不难看出,总督或巡抚到了上任的地方,通常还没有办多少事,便已从散在本省各处的一大群属员手里,收到总数极大的一笔现钱,作为礼,或作为贿。品级较低的官员所收要少得多,但从属员手里得来的钱,相形之下也还是不小的数目。
新到任的官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他在衙署里所遇的那班属吏的左右。他身边通常跟着若干本家亲戚与亲信的谋士帮他。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大受这班附在衙署里的人管束或牵引。新官往往全不懂本地的风俗,也不懂本地的方言。他有时见着衙署里几十人乃至好几十人,都是素不相识的,他们彼此用土话交谈,他连话都听不懂。说他大受衙署里属吏的管束或牵引,看了下面这些话便可明白。
品级较高的衙署里,总有一大班人,叫做「大爷」,与主官朝夕相接。
这些大爷里有几个替官员充通译。官员一般是外省人,本地人与他有事往来而不会官话的,须有通译替他把本地的方言讲明。遇着审案而犯人是本省远处来的,说的是那一带的土腔,便非得有通译把犯人的话译给官员、把官员的话译给犯人不可。
那位大爷若为了什么缘故要照顾受问的人,有时把他的话涂上一层说得过去的颜色是极容易的事,何况他与主官朝夕相处,一眼就看得出哄得他过的门路;而受官员讯问的那一方若没有送他一笔好处,那么把话译错,或是译给那一方、译给官员时不把全部的实情、不单把实情译出来,也都是极容易的。买得并留住通译的好意,于官员有利;与通译处得好,于那一方也有利。不用怎样想像便不难看出,官员是不得不大受他这班大爷左右的。
这些大爷里又有一个管着衙署的门。凡要见住在里头的官员的人,都得由他或他的手下把引见的帖子、拜客的帖子收了,递进去。他向想见他主人的人索一份进项,叫做「门包」。有时有生客为极要紧的事要见官员,他索一笔过分的大数,才肯收下帖子递进去、才肯禀报他来了。他当门子的那座衙署一有新官到任,他通常便有一场大收成,因为必有许许多多做官的来客要来向上司道敬。那些品级较低的官员若不来见、或不投帖子,新到之官便要恼他们失礼;可是他们要办得成这事,非得先和这位总门子讲妥不可。
就在几年前,城里有一位新授的大员到任,属下都来拜见过了,只有一个没来,那人还是他的远房亲戚。他隔了好一阵才露面,到时正撞着上司脸色不好。上司说他不曾来见、连帖子也不曾投,这位迟来的客便说,他到门上去过好几回,门子索一份几百两的礼,他觉得这数目太过分,不肯给,所以回自己衙署去了,没有道成敬。他又说,这一回还是硬闯进来的,门子索的数目极高,还要拦他的路。那位大员听了,对客人的怒气消了,转而迁到门子身上,没多久便抓住机会把门子狠狠申斥了一顿,重责了竹板,又把他撤了职。前去拜客的人,并不是个个都容他说出主人的门子如何索取过分的不满之词来的。这类抱怨在平常的情形下大概会使他本人为主人所厌,而使他为主人的手下所厌,那是一定的。遇着官员的生日,又遇着一年之中的大节,依着既定的风俗要向他送礼,凡想表敬意、表祝贺的人都得重重贿赂门子,不然他便不许把礼与随礼的帖子送进去。有人求大员手里的一个官缺,求成了之后,到了约定之日来领文凭、来道谢时,门子照例要刮他一层,因为他若不在约定之日来领文凭,官员便要恼他不守时,说不定还会改了主意;而那一方若没得着应得的文书,便不能往他做官的地方去。这位切身有求的客人,没有比与门子讲妥更好的办法了。
在官署里只要不出错便长久附在那里的人中间,有一班通常叫做官员的「老师」或「幕友」。每一个文官至少有一个被他当作左右手、当作头一位「老师」的人,这人于他实在是缺不得的。他通常在这一任官署里待了许久,熟悉主人历任前官所录的判案,熟悉这座衙署里一般所审所断之事所关的律例,又熟知本地的风俗、意向与人情。这些事情,新到任的人起初是很懵然的。其实他每每极依赖他这位「老师」,而「老师」总是有才有历练的人。大多数案子都要问过他,取他的意见。官员待他总是极敬重的;与他同桌吃饭,坐在上座,照中国人的礼数算是官员的客。
此地官员要聘某一个人做他一年的「老师」,或是要他总管衙署里某一项事,照例所用的办法是这样的:他备一大张红纸,在上头写下聘请的话,说明要请他办的是什么事,许他多少馆金,什么时候付,是按月还是按季。在这文书上署名时,官员往往自称「愚弟」。他打发人把这张纸和自己的帖子送去,连带送去十元十五元上下的一份礼。那人若把礼与文书都收下留着,便算是他答应了所许的条件,愿意就这个位子。他自认受聘一年。可是他若不肯收这份礼与红纸、帖子,退了回来,意思便是他于某一节不满意,或是他实在不能应聘,已另有馆,或是身子不好。这时候,官员若还想得他来办事,就得另许一个条件,不然便得另寻一个合用的人做老师。
省城里头等的官署,附设着六个分开的房,是仿京城相应的六部而设的。每一房的书吏之长都是有才干的人,极熟悉本房的沿革与现状。第一房管官缺与出缺之事;第二房管赋税,如征收来的米粮与钱银;第三房管官场的典礼与祭仪,如春秋两祭;第四房管兵事,如兵丁的数目、他们的饷与粮;第五房管刑罚,所关的是轻重与种类;第六房管工程,如营建与修理。这几位书吏之长都由官帑支给一份额定而优厚的薪水。他们称职地办满六年,便有资格得皇上赏给的荣衔之赏,帽上准戴六品的顶珠。显然可见,新到任的官员在各房的细务上、在该当如何断定与各房有关的要紧事项上,都极依赖这些人。遇着有争议、有分寸的难处,他们的意见每每不得不比主官的意见更有价值,一般也更近律例的本意。
这几位领头的人有时就在主人官员亲自督看之下办事;他们所拟上北京的奏报、所拟发到本地的告示,都呈给主官核改。这些东西用主官的名义发出,盖的是他的官印。他们都是才思敏捷、下笔极快的人,于一般的见识远在平常人之上。他们与那位头一位「老师」相处得好,事情通常便办得顺当;可是他们与他合不来,这部政务的机轮转起来便有阻滞,往往生出实在的仇怨与恶感。
第十三章官员与衙署属吏(续)(上)
官员间有得民心者——万民伞——万民衣——子为官者可为父母请封,生者死者皆然——赐花翎以为奖赏——荣衔之移授——衙署差役为人所恶——拘拿并刑逼犯人亲属——白市——大火则官员须负其责——手抄的官场日报——百姓无报可读——以告示教导百姓——劝民捐输——以买官或行贿得官——三甲前列的进士即刻授职——合法的刑讯与刑罚:轻刑与重刑——戴枷——打脸——打臀——夹指——夹踝——监禁——斩首——斩前「碎割」——绞——流放塞外——流三千里——流一千里——皇恩所加于罪人的宽免——不合法的刑讯与刑罚:绑于床架——花眉架——猴儿抱桃——站笼——筒中熏头——铁丝衫——热水蛇——钩鞭——跪链或跪瓦片——寻常的违禁之事:关于赌博——开设娼寮——私设无照当铺——私制私卖盐——伪造钱票——私铸铜钱与减银成色
官员之得民心、为治下百姓所信重者甚少。他们大抵过于急着致富,难以秉公行事,凡讼事到堂,往往判归送钱送礼最多的那一方。然而上说的话也有例外,正因为少,才格外可敬、格外值得记下。有些官员为百姓一致称道,因为他们断案颇知顾全公道,又显然有心促成治下百姓的安乐与兴旺。这样的官若死在任上,百姓视为公家之祸;任满调往别处,百姓视为一方之失。
这样得人心的官去任时,有时富户与士绅便联名合资,为他备一柄或数柄做得极考究的官伞送行。因此这伞叫做「万民伞」,是以百姓的名义送的。伞多用红缎或红绸做成,有三层褶边。捐钱的大户姓名,照例用金字写在伞的外面。到他离开衙署、赴别处任事的那一天,这伞便随着他本有的皂隶、仆从等一班仪从抬着游行。本地的人也往往有许多随行一程。得人心的官收下这伞,是极喜欢的。这是他和他一家真正的快慰,因为伞若出于百姓自愿所送,便是他得了合境人心与信赖的凭证。
出于同样的道理、同样的缘故,有时百姓也出资,用上好的红缎做一件外头穿的官服,以百姓的名义,在他行期前后送给他。这叫做「万民衣」。捐钱最著者的姓名也用金字写在外面。送的时候用一座小亭样的东西抬着,使众人都看得见,还有一班乐人随行。这一种出于民间、称扬受者人品的表记,比官伞体面得多,也难得得多,是最高的敬重与信托的标志。
照中国孝道的道理,儿子享了高爵显衔,若不为父祖求得更高的爵衔,是说不过去的。按律,孝顺的儿子须奏请皇帝给他父亲加一级于己之上的封衔。儿子若是三品,父亲就该是二品。这位有出息又孝顺的儿子,他母亲也一并受相应的封号。父母无论在世已故,子既受荣,父母必受荣。
文武官员因效劳有功而得的皇恩奖赏,除升官晋级之外,最常见、最为人珍重的一种,便是某一类的羽毛,通称花翎。这羽毛有好几等,每一等表一定的荣宠,也表皇帝所要酬劳表彰的功劳轻重。一种叫花翎,一种叫蓝翎,一种叫单眼花翎,一种叫双眼花翎,又一种叫三眼花翎。得者把它珍藏起来,当作极大的荣耀,逢公众场合才戴。只要看一看官员所戴的翎子,看它什么颜色、带一眼还是几眼,熟悉这些轻重等次的人便知道皇帝所赐给戴翎之人的恩奖到什么分上。兵丁所以肯奋勇,一大半也在指望得皇帝赏一枝花翎。
官员若自觉从前某位亲属(父母以外)有恩于己,终身难忘,有时便设法为那人求赏:先向皇帝请一个高衔,再求准许把这衔转给那人。所求的衔有时还高于他自己所居之品。他特为奏请把这衔转给指定的那人,意思不在皇帝给他本人恩典,而在酬报功德,并表明皇帝嘉许那人当初厚待一个后来显达的人。譬如请封的人幼年失了父母,那位亲属把这孤儿收在自己家里,极用心、极得法地教养成人,以致他做到了大官。
把比自己所居之品为低的荣衔爵号转给某位亲属,以报答从前的恩义,这一层道理,国法也是认的。一个有才而贫寒的少年日后或可做到大官,这一分指望,有时足以使他那些富些、运气好些的亲戚善待他,并帮他读书上进。
每一衙署都有一名或数名捕头、差役,专管拿捕被控犯罪的人。捕头这个位子常是买来的,或用贿赂弄来的;有时也作为效劳有功的奖赏给人。若衙里这类事多,他们便靠着欺压勒索积下不少钱。这一班人是人人厌恶的。体面人家不愿与他们有一点来往。他们渐渐变得心硬不仁、行事不公。凡被控犯罪的、已经定罪的,他们都要欺侮凌虐,有钱人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便索取大笔银钱,往往也真个得了手。他们逼人出钱,或是逼着请酒、供鸦片烟,办法是把手边的椅子、桌子、碗盏一通打坏弄坏。中国人把跟他们打官面上的交道看作一件大祸事,因为他们无法无天的索取是带着暴力的。这样行事是犯法的,可是一般又无处可诉。
差役找不到主上叫他们拿的人,常常就把那逃人的近亲抓来下在狱里,刑讯拷问,要问出藏身的地方。这是极不公、极残忍的办法,可是风俗相沿是许的,就算律上未许。他们这么做,是认定被抓的亲属知道藏处,也许还有心帮他逃脱。等到他说出嫌疑之人藏在何处,而那人也真个被拿下了狱,这亲属照例交了钱给差役和狱卒,谢他们为他费的事,便放了出来。在这个差役与官员对待嫌疑之人有法而如同无法的地方,亲友要把一个人长久藏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家里人要受那样野蛮的对待。往往是这样:那叫差役费了大力才拿到、才下狱、好等官员提审的人,被拿之后反倒更吃苦头。他们常常待他格外狠毒,索取也格外凶,算是补他们多费的那一分事。
街上闹起事来,或是起了火,招来一群乱民,附近的铺户照例把铺面那些又厚又长的板子装上,像夜里一样把店关了,免得被抢。这叫做「白市」,于百姓是不合法的事——或者说,是官员极不愿见的事,怕于自己有不好的结果。保境安民、让百姓安安稳稳做正经生意,是他们分内该负的责。若闹到百姓不得不在白日里关门自保,上司听见了,便要作对那管事官员不利的解释。他要受降级的处分,甚至要去官。他于是立刻带着随从赶来,不单拿闹事的人,还要劝百姓把店开了。关铺这事一出,尤其是一直不开,便见得那管事的官没有本事压住歹人、保住良民的权利。
若出了大火,官员也要负责。公家的财物房屋被火烧了,他们便可能被降级或受别样处分。十二三年前,城内南门附近的文庙,在早上管香火的官员刚离开之后便起了火。城里的官员大为惊慌,怕烧庙的事传到北京的官府,果真传了去,他们料定是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事办得巧,他们一个也没有为失火的事受罚。照说,好官总该把一切料理得停停当当。凡出了本不该出的事,照理他们就要为容许这事出来负责,当作他们自己有罪一样。
凡有大员衙署的城里,设有一处专办手抄日报的地方,所载是官场上要紧的动静和与官员有关的事,如任命、升迁、降革、到任离任之类。这是预备给各位大员、士绅以及一般订户看的。它有几分像日报,只是不排印、不发行,也不在街上叫卖。城里订一份,每月要花几个先令。除了想时时知道官场消息的人,这东西是无趣而无用的。此外,每逢京里来了《京报》,便可以买到手抄的本子。一般是由北京下来一份到本城,再照着抄给常订的人。它总是比日子落后许多。至于百姓看得到的、载着当日消息的正经日报周报,是没有的。帝国别处眼下发生的事,几乎全靠家信传来,或靠行路的人一处一处地讲过去。递信的办法又慢、又不保险、又贵,所以相隔很远的亲族、分居两地的朋友,若不是关涉彼此的切身利害,极少通信报告消息。
遇着要紧的事须让百姓知道,官员便叫人把告示张贴出来,多少不等,贴在城里行人最多的街上和乡下村里,把事情写在上头。这些告示有时是刻印的,有时是手写的。凡有关的人,照说都该自己去弄明白上头写的什么,由此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些告示,连同铺户所出的传单、广告、知会一类,便是中国的报纸,贴在人家店铺的柱上墙上,顶了日报周报的用。它与西方的报纸有一点不同——它不要看的人出一个钱,是白送的,又显眼地贴出来,给凡有关系的人知道。
近两三朝以来,官员「劝民捐输」以供皇帝治国之用,一天比一天通行,同时也一天比一天为人所厌。京里不时下来文书,说急需款项,准许地方官「劝」百姓向国库捐纳。官员奉了京里的意思,便着手「劝说」治下的富户与士绅,去供应皇帝的用度。他们所用的理由有时极有力、极厉害,如威吓、擅自拿人、动手动脚,一面又许人得个官、得个衔,或许人戴个表品级的顶子、翎子。他们若能报上大宗的银钱解进省库,说是百姓所捐,这便算他们的功劳,他们也指望为这番报国的辛苦得个相称的酬赏。
中华帝国今日在官的,许多人得官主要靠的是行贿、买官,或贿与买并用。两者本相连得极紧:凡巧用大笔银钱如同买卖一般弄来的官,总免不了多少要贿赂那些经手卖官的人。几年前本城的高级文官,据传说都是买来的。治理政事而能办得妥当,须有极高明的实际才干。有办事之才的人往往读书不行、笔下不行,若没有银钱帮他一级一级爬上去取得官位俸禄,他一般就只能留在梯子底下,望着上头而上不去。一个没钱的穷书生,纵然治事办事的才干再大,照常例也很难做到大官。
常有这样的事:第一等或第二等功名的人,向国库缴上一笔银钱,便可以立刻上任理事掌权。功名低的人所缴的数目,看他书上的名分高低,也看他所求的官的品级高低。名分越高,所求的位子要缴的钱越少。有些人有钱而不读书,身上并无现成的功名,又想做官玩玩,这就得出比书生贵得多的价钱。凡买了某个缺的人,照例立即上任,比那些凭才干挣得这位子的、或是一级一级升上来的,还要在先。
有才的人凭自己笔下的本事做文章中了进士,只要他有意,便不必愁久无官做。他若能在御前的第四场考试中得中,便一定进京城的翰林院,或是立刻在什么地方得个官做,不必花多少钱去贿赂京里的官。他若在御前的考试中不中,而在进士榜上的名次又到了一定的等次,也有资格立刻去做某处的知县。至于去帝国的哪一处,是抽签定的;抽着哪一处,那一处现任的人就得让位给他,或是那里的上官须在他一到之时立刻给他安排一个差使,或暂或久。让位的人,上头也须不久便另给他一个官做。
合法的刑讯与刑罚
合法的刑讯与刑罚分轻重两等。
轻的一等包括——
一、戴枷。这是一副方形的木项圈,锁在颈上。通常三四尺见方,中间开一个洞,套犯人的脖子。戴上了,手指便摸不到自己的嘴。白天锁着,夜间一般取下。犯了什么罪要戴这木枷、要戴多久,都写在枷的上面或前面。白天把他放在路边,多半就在他犯事的地方附近。到晚上由本地的差役把他从大街上领走,这差役须保他不出事。早上再把他送回原来示众的地方,他在那里乞食度日,除非有亲友给他送饭。按律,戴枷从一个月到三个月。
二、打。按罪分两样:一样是打脸,一样是打臀。打脸时,照例叫犯人跪下。所用的器具约一尺长、两三寸宽,是皮做的。皂隶一手揪住犯人的头发,一手执那器具,照官员所吩咐的数目打他。打的数目不常过二三十下。
打臀时,叫人脸朝下趴在地上,把要打的地方的衣服褪去。所用的器具是竹做的,有两样。一样约五尺长、二寸宽,按律只能打四十下。另一样约三尺长、一寸宽,这一样可以打多少下没有定数,由官员吩咐。武官衙里用的是木的——不是竹的——板子或棍子,并不褪衣服。文衙或公堂上用竹板打妇人,只叫她跪下,打在她腿上或身上,单把外面的衣服脱去。
皮鞭竹板用得狠,常常叫人受极大的苦。按律该打的数目,往往大大超过。然而打得重不重,不看打的下数,要看皂隶使了多少力。他若受了贿要打轻些,便照样轻打,看上去却像打得极重。这一法子除了用来行刑,也常用来逼人招认、取人口供。
三、夹指。这一种刑讯主要是用来逼供的。照例叫人跪下,再把他的辫子绑在一根立柱上。两手的指头分别夹在小木棍之间(两指之间夹一根棍),棍子的装法是:一拉系在棍上的绳,指头便在棍间被挤。绳拉得越紧、绞得越紧,指头夹得越紧,痛得越厉害。受刑的人痛到后来,告他的人要他招什么他就肯招什么,那痛苦是这样可怕。有时他是站着受这刑的。
四、夹踝。这也是一种刑讯。叫犯人跪在地上,两踝放进一副架子里,架子是三根棍或杆,在一端近处绑在一起。每一只踝夹在两根棍之间。一拉系在棍子另一端的绳,棍子互相靠近,踝便被夹住了。
五、监禁。这一种刑罚,除了有钱的、或有有钱的朋友肯贿赂狱卒善待他的,其苦其可恶是说不出来的。给他们吃的又少又坏,还要受种种律上所无的可怕刑讯。
重的一等刑罚包括——
一、斩首。定了死罪的人装在一种板条或竹片做的笼子或箱子里,抬到刑场去。他所犯该死的罪,写在一条纸上,粘在一片竹上,插在他的头发里。笼子里放一只桶,是盛他的头的,那头常常挂在城墙上,或挂在街边的杆子上,警戒众人。
斩首分两法,丢人的分上不同。一法只是把那可怜人一刀斩去了头,受刑时跪着,两手反绑,低下头去。另一法是在斩头之前,先把他身上几处砍坏割烂。这叫做「碎割」。据说是在眉上或眼上、脸上、臂上的肉、胸上下刀,割得那几处的皮肉都挂下来。然后行刑的人把刀刺进他的腹里,再斩去头。头往往装在一种笼子或桶里,挂在城墙上,或挂在什么公众地方的杆子上,警戒百姓。上说的第二种斩法,即「碎割」,算是一切死刑中最丢人的。妇人因犯奸被定了死罪的,往往叫她这样死。杀父母的人也是这样处死。
二、绞。这算是死刑中最不丢人的,因为尸身不残。定了罪的人有时叫他跪在一副架子上,两手反绑在背后,或是伸开来绑在一根横木上。他的头用辫子系在一根直立的柱子上,脸朝外,背着那柱子。柱上有时开一个洞,约与犯人的脖子一般高。一条绳绕过他的脖子,两头从这洞里穿过去。把绳的两头拉紧或绞紧,不久便绞死了。往往到那人将死的时候把绳放松,让他喘一口气,只为再叫他受一遍绞死的苦。
三、流放塞外。这是处治国事重犯的一种办法,所犯情节格外重大,而又不判斩不判绞的,便用此法。朝廷的大员若失了皇帝的欢心,或是政敌的势力大得足以害他,常被判流放到西北各省以外那些朝贡于中国的广大地方去,叫他们在军中为皇帝效力。他们在流所若安分守己,往往积下功劳,得以召还复官。流放塞外是一个极便当的法子:把那些声望太高、权势太大、或因别的缘故为上所不喜的大人物暂且搁置一边,等到可以放心再把权柄交给他们的时候,或是等到治国须用他们的时候,或是等到他们的政敌失了人心、被人推倒的时候。这一种流放,前后几乎总伴着把受刑人的家产抄没一部分或是全部。
四、流三千里。这常是判给二等三等的杀人犯、有名的强盗,或是所犯虽重而被认为颇有可原之情、又有足够的钱与势得脱死罪的人。他们有时是靠国库拨的钱养着的。他们须住在指定的地方,受当地官员管束。有时也许他们做些生意自己养活自己。流放的年限满了,须回原籍,除非他们愿意留在所住的地方,又有足够的势力和银钱求得官府准许留下。
第十三章官员与衙署属吏(续)(下)
六、流一千里,为期三年,或流往别省。 这是流刑里最轻的一等。据说在有些情形下,被判这刑的人常可以出钱当作罚款,免了实受。常判这一刑的罪名是赌博、斗殴、偷窃,以及情节极轻的杀人。
本城街上偶然可以见到由别省流来的人,身上带着流刑的记号。这记号有时是一根长几尺的铁条,有时是一块重十磅或十五磅的石头,用一条链子锁在颈上。这样的时候,石头或铁条便搁在肩上,用手扶着。不在大街上时,他们把链子开了,把这流刑的记号放在一边。据说照律例,凡肩上担石头的,石头该做得重到不便随身带走;白天还该把石头摆在公众看得见的地方,近着某处衙门,犯人牢牢锁在石头上,给过路的人看个警戒。
有时全国的罪犯要减刑一等或几等——例如把发往边外的改为流三千里,把流三千里的改为流一千里或流往别省之类。所说的这些时候,是新君登极、册立皇后、皇帝头一个儿子出世,或是皇帝整寿大庆。皇帝给罪犯全赦或减等,并没有一定的准则。有时减一等,有时减两等或更多;有时索性赦了某几类犯人,有时免了某些罚款或积欠的钱粮;全看他一时的兴致,或是朝中哪一派的议论占了上风——名义上说,是斟酌过了那些该当向他受苦或犯错的子民显一显父母之爱的情形。
律外的刑讯与惩治之法
狱吏与审官时常用些全然没有律例依据、律例也不承认的刑讯惩治之法。狱吏违法拷掠犯人,是为了讹钱;审官违法拷掠犯人,是为了逼出认罪的口供,或是逼问同伙的下落。刑讯的名目不少,所给的苦痛往往惨不可言。
不要以为下面所说的各种法子,在这帝国各处都通行。狱吏与审官高兴用时便用,且各有增减变通。别的省里,大概也有与这里所说不同的违法刑讯之法。
钉在床上 犯人若不肯许下够数的钱、叫看守的人满意,便有被摆到一张木床上去睡的可能。人仰面放着,身子弄得几乎动不得,大略是这样的办法:几块开了孔的木板从床上的孔里穿上来,一块压在一只脚踝上,一块压在一只手腕上,还有一块压在颈上。随后把它们或紧或松地压在身上这几处,又在床底下扣住,叫他连姿势都换不了。除此以外,有时还把一根长杆横直地绑在压着他脚踝的那根木条上,杆子一直伸到他的下巴,顶住下巴,叫他的头向后仰、向上翘。他就得这样过一夜,除非狱吏软了心,或是他应了他们的条件。在这样的床上,谁也不肯睡第二夜,只要他能同看守的人说妥。有钱人常被狱吏毫不留情地拷掠,为的是从他身上讹出一大笔钱。
画眉架 有人说这器具是照一种鸟取的名,那种鸟用一根短绳系在架子上,便不住地跳,或是飞到绳子那么长便又飞回来。若这名目真是这么来的,那便见得受刑的人何等苦痛,一刻也不得安歇。它是一根直立的柱子,柱上牢牢装着两根横木。叫犯人跪在下头那根横木上,背朝着柱子。他的两臂张开,绑在另一根横木上,这根比下头那根高出好几尺。小腿上横搁一根长几尺的棍子。棍子两端系着绳子,绳子穿过他所跪的那根横木两端所开的孔。把这绳子一紧,腿上所受的压便极其厉害;单是跪着,不久也就痛得受不住,再添上他跪着时腿上那根棍子压下来的痛。有人说手腕或两臂也同时照样的办法受压,是夹在上头那根横木与另一根搁在臂上的棍子之间。审官有时用这一法刑讯犯人,为的是逼出口供。
猴子抱桃 据说这刑的名目,是因为受刑的人那模样叫人想起猴子爪里抓着什么东西。官员用它来逼犯人招认罪状。办法是把人用一条臂膊吊在一根离地几尺的横棍上,另一条臂膊从一条腿或两条腿底下穿过去,再把两手的大指在膝下或膝旁牢牢绑在一处。这样一来,身上没有一处挨着地,全身的重量都落在搭过棍子的那条臂膊的腋下。单把一个人的两手弄到膝下、再把大指绑在一处,哪怕让他随意坐着或随意摆什么姿势,不多时也痛得受不住。那么,身子已经这样蜷曲着受苦,又把犯人全身的重量全压在穿过他一条臂膊底下的一小块木头上,这刑该是何等可怕!
站笼 笼是木板做的,高到刚够装下那判了站在里头的苦人,他的头从笼顶伸出来。他不得不踮着脚尖站着,笼顶的孔只够容他的颈子。这样,人便受极大的痛。脚尖长久是站不住的,可这受刑的人非半踮着不可,否则他想歇一歇把脚缩起来,便要吊在颈上。缩腿只能得一瞬的轻松,因为这一缩,全身的重量就都压在他颈上了。据说在一八五〇年去世的那位皇帝在位的后几年间,有一个出名的强盗被罚站在本城近郊这样一只笼里,一直站到死。
竹筒熏头 取一根大竹筒,一头的天然竹节还留着,套在犯人头上,筒口一直下到下巴稍下的地方。有时也用一只小桶或小提桶,底朝上倒扣在头上,用意是把头罩在一件上头不透气、下头却开着口的东西里。随后点上香,摆在烟能升进筒里的地方。烟从上头出不去,若不把这器具取下来,人便要闷死;至少,受刑的人要受说不出的苦。这一刑用得不很多。
铁线衫 据说这一刑从前在中国这一带用过,如今北京偶然还用。先把犯人上身的衣服剥去,再给他穿上一件像衫子的东西,是极细的铁丝做的,网眼有几分像渔网。衫上系着一条绳子,一拉,衫子便紧紧压在身上,皮和肉便从网眼里或多或少地凸出来。随后拿一件像刀的器具在铁线衫外头刮过去,把凸出来的皮肉割下、刮下。这道工夫要重复几回,全凭那位执法的人高兴。
滚水蛇 用锡或别的可以打制的金属做成一圈管子,形状有几分像蛇,安置得叫犯人的一条臂膊能塞进去。两条臂膊各塞进一圈这样的管子,那金属蛇的头要比别处高些。有时也拿一根同样的管子盘在身上。然后把许多滚水倒进蛇口,水顺着管子下来,烫着皮肉,痛得极厉害。据说这一刑如今在华南已很少用,不过人相信京里偶然还用在要犯身上。中国人把它列在律外的刑讯里。
钩鞭 把许许多多极细的钩子牢牢扎在一把麻纤里,整个拿来当鞭子打犯人,为的是逼出口供。这鞭子一下打去,许多钩子便钩在受刑人的身上;若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口供,便使劲把鞭子拽回来、猛地一扯,再打一下。这样重复几回,全听堂上那位官员的吩咐。据说这一刑在这一带用得越来越少了。
跪铁链或跪碎瓷 叫犯人跪在铁链或碎瓷片上,两臂向身子两旁平举。犯人若把手放下来,便要被狠狠地鞭打。另有时候,是把他两手绑在背后,叫他跪在这些又硬又凹凸的东西上。赤着膝头跪在一条铁链或是什么尖棱的硬物上,哪怕不受鞭打、也不必平举两臂,不多时便痛得绝对不能忍受。照中国人所说,遇着嘴硬的犯人,常在上面所说的姿势里再用藤条打上几百下。
以上略略说了狱吏与官员所用的几种刑讯惩治之法,虽则据说律例里并没有这些、也不许这些,大约已够叫人看出:无论是被控的人还是已定罪的人,落在执法者手里要受何等的不仁与不公。百姓千方百计要避开官员的爪牙,也就不足为怪,有钱而又有体面亲戚的人更是如此。
通行而不合法的几种行径
关于本地在律法与犯律两方面所通行的风气,下面要说几种行径,以为例证;要看清中国社会的实情,这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开赌场,或是聚众赌博,以及制造赌具如纸牌、骰子、骨牌之类,律例都是禁的,可是公然在做。大桥和城里南门一带有几条街巷,几乎家家是赌铺。近郊某处有一片街坊,住户大概多半以做赌博用的纸牌为业;另一处有一片空地,常常天天可以见到铺着几张席子,席上摆着一串串铜钱,还有纸牌、骰子和别样赌具摊在地上,四围围着一群人,公然正在犯律。
彩票也在禁止之列,因为它害人害世太厉害。官员极想禁绝,而非用最严厉的手段禁不下来。几年前,某处彩票的头儿被总督下令拿住砍了头,这一着果断,叫所有在做这行、或是想做这行的人都心里害怕。这彩票的秘密,在于猜某一日开出的是三十七组名字里的哪一组。某一指定的日子以哪一组为中,自然只有办彩票的人知道。凑巧猜着的,押一文得三十文。这么大的利头,便引得许多人去做这种彩票。
开赌铺、公然赌博,连同制造赌具,都是地方上的小吏、保正和衙门里的人役通同纵容的。做这等犯律生意的头目,拿钱贿这些地方上的小吏,并贿大官的耳目与仆从,叫他们对自己犯律的事闭口。有人说大官并不晓得这些不法之事有多盛行;可是更像实情的是:只要所在的街坊容得,又没有人出头告发这些犯律的人,他们也就乐得让律例被犯。属吏既已拿了这些人的钱、与他们一气,没有属吏相帮,审官要查出、拿住、惩治犯律的人,是极难有什么成绩的。实在说,这里的情形如此,若没有大官极不寻常而又极坚决的亲自出力,禁赌或是禁彩票,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照着惯例让它去,于他们比起设法在这件事上行律例来,要容易得多。
开妓院也是律例所禁,可是习惯上在某几处街坊是容下来的。这些地方多到这个样子,朝廷的大官不至于不知道;可是他们并不动真格去拿院主,也不去禁绝这些地方。没有一个中国人情愿存着正当的用心、认真去告他们一状;官员也不觉得有多大兴味去过问、去取缔,除非为了行律例,被一场告发逼得不得不办。地方上的保正、巡捕以及衙署里的差役,素有受贿闭口的名声;倘有人要告,他们便向上司把事情说得轻轻巧巧。近郊妓院最盛的那一区,过去六七八年里已烧过两回。最后那一回火,房子正烧着、里头的人正四散奔逃,有几位官员照着火场上的例,带着护卫在场,却没有十分出力去扑。据说其中一位还说,他正情愿让这地方烧掉。有一类棍徒,专靠讹骗过日子——或是与读书有势的人家有些瓜葛,或是与衙门的人役往得极熟——有时便去找这些藏污之所的院主,吓他们说要到官府去告。这样吓人,用意与效验都在弄钱;因为倘真照规矩告到官员那里,官员便不得不行律例,除非能找出什么借口把事情拖下来、或是把呈状驳了;而凡遇这样的事,被告总得花一笔不小的钱送礼、使钱给衙门的差役。开妓院的人与其拖着不和息、等事情落到审官手下人的手里,倒不如给那些吓着要告他们的光棍送一份礼,这样便宜得多。
私开的、没有照帖的当铺是违法的。那些大的、合法的当铺都有官府的照帖。所当之物估出价值,当铺放出的银钱,许按一定的息率按月取利。据说如今放款最小的,每月取息三分;数目大些的取二分四厘。按月取息最少的一等是一分六厘。领照的当铺头一回领照时,从官家领一小笔钱作借款,每年要给利息,名义上是当本钱做这生意用的。此外还有没有照帖的当铺。这些铺的主人,就所收的物件为质放出的银钱,按月取极高的利,常常高到领照当铺的几乎三倍。所得既厚,一部分便花作贿赂,买衙门差役与地方保正的纵容。这些铺子肯收极次的东西,合法领照的当铺却只肯经手较好较值钱的物件。前一种收物件时所估的价,比起后一种肯收时所许的,也高得多。这些没有照帖、不合法的当铺,开的名下只许是寡妇、孤儿、流人,或是用他们的名、名义上为他们的益处而开。官员手下许多人役,都用别人的名字在这些私当铺的利头里有极深的关系。据说官员晓得有这些不法的铺子,可是只要开铺的是上面所说那几类人,便并不设法取缔。贼、盗以及一班无赖,是这些铺子最大的主顾。
私下制盐、卖盐是违法的。盐是官家的专利。凡不是经过指定的衙署所制、所卖的盐,都可以被官家没入。贩私盐的利,若不被查出,是极大的,因此便引出种种犯律的法子,种种躲开那些奉派监管这件不可缺之物的制造、运输与售卖的人的耳目的法子。盐的违法发卖与走私,向来是禁不住的,因为下头的官吏都可以用钱买。他们有时自己就是犯律的正主,或是分利的同伙。既不是正主、也不是出力的同伙时,他们也往往肯受贿,对犯了盐规的事睁一眼闭一眼。办盐的差役时常从上司那里偷盐,一有机会便卖掉。有时竟是那个奉派去侦查、申报私卖私运的人,自己在这暗里的买卖上关系最深,他报给上司的是什么样子,不难想见。百姓之间卖腌过鱼肉的盐卤,也是违法的。这缘故在于卤里有盐,水气蒸去之后,盐还留着。倘容得卖卤,便怕官家从盐上得来的税课不久要大减,因为人会把盐化成卤,以躲开关税,需要时又容易把卤再做成盐。卤里若分明有足够分量的、为腌藏而放进去的可吃之物,照律例是可以卖的。不过私卖盐卤,承办盐务的人的差役也多少纵容着。卤可以留着自家用,但不许公开或私下卖到别处去用。
有些人在伪造钱庄的票子上有非常的本事,还一直练着,虽则这种伪造一经指证,至少在道理上说是该抵命的罪。这些人的名声一般都传到了各钱庄东家的耳里,又经他们传到衙门人役的耳里。他们不去把这些人拿住惩治、使他们日后不能再弄这套手段;据说那些大钱庄反与他们立约,请他们不要伪造自家的票子,也不要教别人伪造,按月或按季给他们一个讲定的数目。官员手下的小吏,照着成例,若晓得了这些伪造的人,便向他们要钱、收钱,当作不去惹他们的价钱。据说这样一来,钱庄票子真被伪造的,反比不出钱雇这些人不造时要少。官员若拿住一个伪造钱票的人,这人通常只须厚厚地使些钱给那些小吏,再受一顿板子、或是带着枷在街上站一两个月的罚,之后便又放了,仍旧许他接着弄他那套本事。钱庄所以不至于大受假票的害,就是叫一个伪造的头目觉得不造他们的票子、不把这手段教给别人、也不纵容别人伪造——若他晓得的话——于自己才有好处。本地约十五二十年前有过一个很得意的人物,百姓说起他来,都说他伪造票子极其成功。他做出来的,有时连钱庄东家自己也分不出真假。这人因这不法而又被容下的手段出了名,从好几家有钱的钱庄得了许多馈赠,这些人想讨他的欢心,又想叫他去抑住别人伪造,好借他的力。好几年里,他都从各钱庄东家那里按期领到馈给。他是公认的伪造之人的头儿。雇定这样一个人不造、不教别人造、也不帮着别人伪造他们钱庄的票子,他们便大致可以不受大宗的欺诈,而且查出别的高手、认定是谁,还能得他的帮助。他若还活着,无疑仍从那些最切望他不使这本事的人手里按期领着馈给。这一切与中国人那一套用无赖去捉无赖、把一个出名的海盗头目造成一位体面官员的做法,正是一一相合。
伪造铜钱的人,以及做手脚把银子弄次的人,为数颇不少。官员若能查出他们的聚处,又能在犯事的人得着风声之前带着靠得住的手下赶到,这些人是要被拿住重办的。可是官家所用的巡捕,还有住在那暗地里做这不法活计的街坊上的保正,只要没有人亲自来向他们问话求助,便觉得自己该在这事上闭口,才合自己的利;并且只要办得到,总要把这些人遮掩起来,免得被查出拿住——或是及早通报有一队差役要来,或是把来人引到别处去。他们在洋钱或银块上打孔,把水银、铅、白铜或黄铜之类塞进中间,再把孔口的外沿用纯银细细填平;有时铸银锭时,把贱金属放在模子的中心,再把纯银浇进去。至于洋钱,把中间一部分取掉、用别样便宜而又压手的金属填满、再把孔口封好,这手段之巧,叫人单从外面看出这欺诈来往往极难。银镯、银首饰与银耳环,也常常照样做手脚。寻常的铜钱有时也被伪造,假的比真的小些、薄些,用的是掺了别物的金属。上面所说把洋钱、首饰与纹银弄次、以及伪造铜钱的种种办法,还有些没有列出的办法,或是要用火熔化材料,或是要锤打加工,所以实在说来,要长久不让邻舍晓得在做什么,是办不到的。地方上的巡捕,到末了还有衙门里的几个差役,都会晓得这些事情犯律。不过邻舍虽晓得这是违了律例、是本街坊一个人在做,却极少、甚而从来不去过问与自己无干的事。民间常说,连贼都不会被邻舍告发、被邻舍惊动,除非他偷到了邻舍头上。至于地方上那些可能晓得本街坊有人伪造铜钱、有人掺假贵金属的小吏,大体说来,用钱极容易买通,不但不去惹那些犯律的人,而且只要遮掩起来于自己无险,还替他们挡着官面上要把他们问罪的举动。
第十四章官家的宗教(上)
官员所奉诸物举略——所谓官家的宗教——每月两次烧香——春秋二祭——孔子与关帝——天与地——迎春与陈列兵器的仪仗——妈祖与「夫人」——祭费由官府支给——皇帝生辰与大丧之礼——祭旗——救日月之食——官印——门神与狐——行此等礼并非因其事为是——基督徒不能作大官——以奉孔子为例说官家的宗教:福州府孔庙记——造价——规模——孔子神位——亲见一八五八年秋祭——预演——备办祭品之法——一段插话——陈设祭品之法——知府为我辈指定位次——官员与乐工到场——行礼与献食于孔子之仪——乐工与童子执器而作——焚帛——中国每年献于孔子的物品与牲牢——咸丰皇帝大丧,举国致哀之仪,亦足以见官家的宗教:京中蓝印文书到省——定出官员举哀之期——自皇帝崩日起百日之内禁剃头、禁嫁娶、禁演戏——招牌加素——禁令未下之前赶办婚事者甚多——亲见官员举哀——官员服丧——布置情形——行三跪九叩之礼——官员假作哭声
官员所奉诸物举略
中国人说起本土的宗教,通常只说三种:儒、佛、道。然而还有一种,若把「宗教」二字略取宽义,便该正正当当地、与前三者分别开来,称作官家的宗教,或曰国家的宗教,因为它与现行体制之下的政务施行密不可分。凡官员因身为朝廷之臣而不得不行的种种迷信与拜偶像之事——无论是明载的律令与皇帝随时所下的谕旨所要求的,还是他们奉职之地的成例所要求的——都归在这一类里。
大官必须在春秋两季致祭,又须在中国每月的初一、十五,在某几位神或某几样受奉之物前烧香。
春秋二祭里最要紧、最堂皇的,是为「文圣」与「武圣」——即孔子与中国的战神关帝——而行的。祭礼在奉他们的庙中举行。诸位主要官员都须到场,各依分位行事,或立或跪。这等场合极其铺张炫目。要献上整只的水牛或黄牛、整只的山羊、整只的猪,还有许多盘的肉、菜、果子,又要烧最上等的香和大蜡烛。
大官又须每年春秋两季,在城内乌石山的坛上和城外南台大庙山的坛上,为天地致祭或烧香,也为本省的山川致祭。风云雷雨之坛上一年两次的定礼,也归他们负责。春天下种前后,大官还须在城南门外不远的地方,为社稷之神致祭。
上面所说这一类须行春秋二祭、须亲身致奉的物事,总督、巡抚、满洲将军这些大员都得自己主祭。只要人在省城,身子又好,就不许遣人代行。皇帝自己在京城里一年一祭或一年两祭、亲自献牲的那些受奉之物,他在各省的大员便有不可推卸之责,要代他本人、以他的身分亲身去祭、去拜。这些奉职代行之事,若办得不够庄重,或不照成规,一旦让皇帝知道了,必定要招他不悦。
奉文圣武圣的庙,中国每月初一、十五的清早,总要有一位大官或他的替人按时前往,在像前或神位前烧香点烛。行礼的时辰并不长,却必须按时办到。
每年城内有一回为迎春而行的仪仗,由知府主持,随行的是比他位分低的官员和地方上的绅士。在南台,这一年一度的仪仗以海防同知为首。秋间还有一回仪仗,把兵器陈列着走过城中大街,由一位武官为首。春秋这两回仪仗,都附带着种种迷信或拜偶像的事。
除上面点明的坛庙之外,还有好几处,照京中明白的指示,大官须亲往或遣人前去,一年两祭,或每月烧香两次。其中有奉水手之神妈祖的几座庙,有奉一位司子女神——百姓通常只称她作「夫人」——的庙,还有一座在城中近中心处的庙,人常说起,便是奉城隍的。那庙里所奉的一位,在阴间的位分正与阳世的巡抚相当。这位神前不献整牛,只按礼献上整只山羊、整只猪,还有许许多多果子、菜蔬之类。此外又有几座庙,是奉皇帝明令所褒的地方神祇的——许多「乡贤」,许多「贞孝」的寡妇和处女等等。这些地方大官极少、甚至从不亲身到场。香、烛与肉食或素食的祭品,都由大官派人去献。
这些官祭的花费,有些是从省库里支出的;有些则由庙所在的那一带人家分摊,或者动用庙里自有的款项。这类仪礼实际上花费都很小。
有些庙每年得皇帝赏给一笔银子,专为应付这项花费;有些则只在庙里所奉之神被列进官员所祭之物时,得过一次赏银。
遇着皇帝生辰,或是皇帝大丧举哀,大小官员都须在奉皇帝的殿里,或是在另指的地方「庆贺」或「举哀」,行中国所知最隆重的礼,即「三跪九叩」。有些庙里本来照皇帝明令,每年两祭或每月两祭的,一到皇帝生辰或忌辰,便在偶像前行表「喜」或表「哀」的礼,仿佛这些偶像也会欢喜、也会哀恸一般。
总督身为中国军队的统帅,每逢将要出兵,必得祭旗。每逢他派一位高级武官带着一支兵作他的替人去打仗,大抵说来,也就是每逢有高级武官将要上阵,他那一标、那一营的旗便得受祭。行礼多在城南门外的公家操场上。总督有时也挑衙署里自己的操场来祭旗。所选的时辰往往在天亮前后。不过日子、钟点、分刻,通常都由算命的定下。朝廷里文武大官常常到场。凡要随军出征的官员,不单要观礼,还非得亲身参与不可。要派出去或要上阵的兵丁也一样。场子中间摆一张桌,桌上两支蜡烛、一只香炉、几杯酒。到了时候便把烛点上。一位官员跪在地上,手执旗杆,把大旗擎在桌边。总督,或是这回要领兵的那位官员,站在桌前旗前,从一位司仪手里接过三支点着的香,恭恭敬敬插进摆在两烛之间的香炉里。随后他跪下,叩头三次。他跪着时,有人把桌上的酒递给他,他便浇在地上。接着又把一杯酒泼在旗上,司仪高声喊道:「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原先已按定法跪下叩头的满场官兵,这时一齐起身呼喊,立刻起行,奔赴战地或指定的会合处。
遇日食月食,官员必得行几种迷信的仪礼,去救那受蚀的日月。
官员从京城、或从原先的家乡来到任所——自总督以下直到知县——照有些中国人的说法,按习俗、而非按律例,须行三件迷信之事。先拜官印;再祭门神;最后拜狐。行过这几件,才可以办起公事来,望着事事顺遂。
若干要紧的文官衙署里,有一座两层的小楼,专用来奉狐大爷。并没有狐的像,也没有狐的画,只是某处有一只想象中的狐。小楼上层的屋里摆一张桌,桌上置香、烛与酒,官员便在这桌前跪下,照常例叩头,表示对这位替他掌管官印的狐的敬意。据说这一祭是从不许遣人代行的。中国人相信官员到任之后,他的官印便在狐的掌管之下。他们极其认真、看来也极其诚恳地断言:官员若到任而不拜狐,他的官印不久就要以什么说不清的法子不见了,或者他本人、他的衙署必定要遭什么古怪离奇的灾祸。
拜狐为掌印之神这件事,大概不过是一种习俗——也许只是一地的习俗,并非帝国律例所要求、所承认的。然而在此地,它却有着与律例一样的力量——新上任的大官行这事时的恭敬,竟像是在办一件最要紧、最关重大的职务。官员对狐稍有不敬、稍有轻忽,据说这位看不见的大爷必定记在心里,必定报复,报复的法子总叫人悔过,总叫人现出应有的敬与惧来。
官员因职分所在,奉那些被神化的人、天上的星象、想象出来的神灵——或由皇帝特旨所命,或由成法所要求,或由一地的习俗所驱——这一层不必再细说了。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见出:供职于皇帝的本国官员,正因为受雇于朝廷,便不得不按时行许多极迷信、极拜偶像的仪礼。
不可以为官员行这些官家的迷信之事,是因为他们信这些事本身是对的。其中许多人明白得很,知道有些事相当荒唐、相当无用。诸位官员对奉孔子之事,或者多半、甚至全都是真心相应的;至于他们因职分而必须去拜的许多别的东西,若听他们自便,又若不会因不从成例而丢官,他们是断不会照上面所说的样子去敬奉的。中国百姓中极多的人,比官员见识还要少得多,在道理上也承认这许多事愚而无用,却说本国的习俗与律例总得遵守、总得照办。
照眼下的章程看,不难明白:中国的真诚新教徒,决做不得朝廷的官。有不少场合,他要被迫参与那些与圣经所载的道理、所命的本分正相违背的仪礼,而这些事他既不能亲身去做,也不能准人代行——即便准人代行也不能。皇帝立下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把那些诚实、有良心、决意只做正事的本国人,一概挡在仕途之外,不许他们参与政务。他所能用的,只是那些肯照他吩咐去做的人,吩咐的事无论合情合理,还是极不合情、荒谬得可怕。中国的官员贪贿、虚伪、欺诈、看风使舵,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奉孔子为例说官家的宗教
奉孔子之礼如何行法,可以见出此地人对这位圣人推崇到什么分上,也可以拿一个实例来说明「官家的宗教」一语所指的是什么。
此地奉中国圣人的庙有三座。最大的一座建成于十年前,属府学。两座较小的,属在城中交界的那两个县。
今日府学孔庙所在的旧庙,是一八五一年秋天一个清早烧掉的,火起于庙中,正在例行的秋祭将散之时。两个月后便在原地动工另造新庙,造庙的钱由城里城外的官员、绅士与读书人捐集。所需之数轻易便凑齐了。众人都把助建中国圣人之庙看作一件功德。一八五四年夏天庙成,花了铜钱七千四百万文,照当时折算,约合五万三千元。泥水匠的工钱不到全数的十分之二;木匠与漆匠的工钱在十分之六以上;石匠的工钱约十分之二。同样多的工、同样的料,若在英国或美国做,所费怕要比这新庙的全部造价多上几倍。庙里有好几十根整块花岗石凿成的柱子,高低粗细不一,有几根极高极大,单是这些,在西方便要值一大笔钱。凡「远来之客」,若只到过中国那些奉偶像的庙,就极值得来看一看这一座。庙的围墙内约三百四十尺长、一百零五尺宽,大致分作三部分。一部分是一座大殿,深约七十五尺,孔子的神位立在里头,祭礼也在这里行。这方神位宽约一尺、高约六尺,漆成红色,有一部分贴了金。上头的大字贴着金,表明这神位是立给「至圣先师孔子」的。殿里另有十六方较小的神位,立的是中国的贤人和有名的学者,其中位分最尊的一方是亚圣孟子。紧挨着的是为中国经书作大注的朱夫子。另一部分是大殿南边的一座大庭院,约一百五十四尺长。东西两侧是长排的屋子,里头共存着约一百三十四方神位,立的是孔子的弟子和有名的学者;每一边存六十七方,分列在十一间龛室里。每一间龛室里有一张长桌,或说一座固定的石案,春秋祭圣人时,香烛之类便摆在上头。两排长屋之间的空地,用花岗石铺得整齐,也时常修整。院里有两座花哨的亭子,或六角或八角,各立一方大石碑,碑上密密刻着字。再往南又是一院,深约一百一十尺。东西两边有几间小屋,用来接待官员,也用来安放极有名望的读书人的神位。其中有些神位所立的是本省人。近几年里,宋朝一位皇帝的一位极忠的近臣——本地人——的神位,也得以列入其中。他从前在西门外一座庙里所占的位子,如今换上了以鸦片之役闻名的林钦差的神位或塑像,那位钦差死于一八五〇年夏天。这几间小屋里有五尊小像,来历与用意一直没有打听出来,看庙的人总推说不知,不肯说起。这几尊像与庙里别处的神位,与几乎所有中国庙里那些又大又多的偶像,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有人以为这是地方上的神祇,不知怎的在孔庙里得了一块地方。从前的旧孔庙里,所拜的不是神位,而是从他故乡山东运来的一尊泥像。
给孔子行祭的定期,通常落在中国的二月和八月。一八五八年的秋祭在九月十一日。一八五九年的春祭在三月十日。这些祭礼都在清早四点钟或五点钟,点着火把和蜡烛行事。
一八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府学孔庙的秋祭,我有幸与另两位传教士同去观看。
十日午后,我们中的两人进城去看预演,预演是在紧挨孔庙的一座大庙里办的。那里聚了一群吵吵闹闹的后生,还有些神色庄重、自以为得意的读书人,并几位城里的小官,都来看那些派定在礼中帮忙的人演习次日要大张旗鼓行的几段仪节。次日要在祭中担主要角色的那几位大官,一个也没有到。他们由司礼的人私下指点,告知该做些什么。预演散后,我们顺道去了孔庙。
我们见一群闲人在那里晃着,另有些成人和孩子正忙着为将到的祭礼做预备。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祭器,式样古怪独特,据说是仿古时所用的;大小形状各异,一件能容一升,也有能容好几升的。这些祭器是要装米、盐、果子、生菜之类,摆在圣人与诸贤神位前那些固定的石案上的。我们数了数,已预备停当的有一百八十余件,底下的人还在预备别的。我们看出:他们并不老实地从器底装满,有时却在器壁上、刚在口沿底下的地方糊一圈纸,用来托住少许东西,纸底下器里的那一大截便是空的。他们把米、盐和别的比较贵的东西,小心地铺在这纸上。一件器上只摆一样,并不把几样掺在一处;摆着同一样东西的器皿数目相当多。
我们一行中有人问他们:这样拿只装着一星星东西、底下是空的器皿去献,是不是指望能骗过孔子,又怎么敢去骗他;一个年轻人张口便答道:「骗孔子是骗得过的,骗耶稣可骗不过。」我们心里想,这话说得真对;耶稣要跟从他的人诚实,要他们把一切欺哄都丢开。这和那些拜孔子的人所信、所行的,相去何等之远!这些人如此行事的缘由,无疑是这样的:他们既已包下工,答应为祭礼备出若干件器皿、装上若干样东西,便打算尽量多赚几文——在有些器皿近口处糊上纸,只用够从纸铺到口沿那么一点细料,纸底下便空着不填。装着较粗较贱的菜蔬的器皿,才从底下装满。
我们中的两人正察看那庙与将行的祭礼的预备情形,另一位却背对着孔子的神位,向众人——他一开口说本地的土话,人便围了过来——讲说拜已死之人是愚是罪,讲说人应当敬拜、事奉独一真活的神的本分。福音的道理在奉中国圣人的庙里讲说,这大概是第一回。
次日清早四点钟上下,我们到庙里去,看大官们献给孔子的祭礼。庙内各处点着架在高铁架上的火和火把,照得通亮。下层的闲人与读书人已聚了一大群,大官却还没有到。我们趁这工夫,察看了要献的祭品是怎样陈设的。
正对着孔子神位的一座大石案上,摆着两支又高又大的蜡烛和四支短些小些的,都已点着,还有许多正燃的香,一大块煮熟的猪肉、一块鹿肉,另有相当多样的别种食物。石案前几尺处,摆着一张大桌和两张小桌。居中的大桌上,是一头一岁小公牛的身子。一张小桌上是一只小猪的身子,另一张上是一只极瘦的山羊。这几只牲口的毛都刮得干净,身子不煮,摆成跪着的样子,头都朝着孔子的神位,仿佛正在虔诚地默想圣人的德行。大桌上另有几盘食物、两支大烛两支小烛,和许多已经点着的香。孔子神位前这一座石案之外,还有四座相仿而小些的案。其中两座摆在殿内一边那八方代表八位先贤的神位前,另两座摆在殿内对面那八方神位前。每一座案前都有一只猪、一只羊,分摆在两张桌上,却没有牛。案上也摆着几盘食物,还有烛与香。前一日所见那许多装着果子、谷物、菜蔬之类的器皿,一部分摆在大殿内的案上,大部分则散摆在大殿前那座大庭院两边两排长屋里的神位前的案上。孔子神位前的大案之前、那头牛的后头,以及大殿内另外几处地方,凡大官要跪的所在,地面上都铺了席子。
第十四章官家的宗教(下)
我们正等着大官到来,一位知县带了通译过来,极客气地说,他是知府派来为我们指定一处位次的,好叫礼中不致混乱。于是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位子,就在大殿一扇大门之外,殿内殿外的情形多半都看得见。再挑也挑不出更好的地方来。
不多久,悬在大殿最东一进门边的一面大鼓响了起来,远处又有乐声,这便是所等的几位大人将到的信号。有人高声报到,无数火把与灯笼的光也证实了这件事。这些官员和他们的随从在大庭院里各就应站的地方停下,另有十二三个奏乐的人,连着二十四个上下的童子,由两三个管事的人领着,从一道斜坡上去,到了大殿前头一片平台上。乐工进了殿,分作几处站定。一班站在孔子神位前那座石案的左端,一班站在右端。童子和领他们的人停在殿前的平台上,分成两班,顺着当中那几扇大门的两旁排开。这些小子穿着绣花的短褂,穿得久了,看着颇旧,头上戴中国人逢大典时用的红顶官帽。他们手里拿着两尺上下的器具,分作两截,一截是空心的,一截是实心的,实心那截有一部分穿在空心那截里头。实心的棒子上端钉着一枚钉子或尖铁,照礼制的规矩,这铁尖上本该插一根雉鸡的羽毛。可是这一回,若我们看得不错,羽毛是没有的。也许只用了极小的羽毛,隔得远便看不见。
一切齐备,鼓声发出号令,便见五六位官员,穿着极华贵的衣帽,从大殿前平台东西两边的石阶上,一个隔一小会儿跟着一个,缓缓地、庄重地走上来。每一位官员前头有一两个司礼的人引着。这一回总督不在场,他离了省城,往本省西部剿办乱事去了。参与祭礼的最高几位,是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还有盐法道与粮储道两位道员。满洲将军与别的满洲官员、武官,以及知府和别的属下文官,不许亲身进大殿与祭,便站在前面的庭院里,预备到了时候便俯身下拜;他们无疑是拜了的。我们所在的位子看不见他们行礼。
诸位官员极其庄重地登上高处的平台,从当中那几扇门的左右两边进殿,一概由司礼的人护引着,走到摆满祭品的案前、桌前应跪的地方。到了那里,他们缓缓跪下,向着地面叩头三次,两手捧着几支点着的香,叩完了便把香交还给原先递香的随从。随从趁他们还跪着,把跟前那座案上、那张桌上的一件祭器递上去,他们极小心地两手接过,又极恭敬地朝着前面的神位——或是孔子的,或是某位先贤的——举献上去,仿佛在请他们尝一尝器里的东西。随后把器皿交还随从,随从再放回原先取下的那张桌、那座案上。有时又换别样食物,照样再行一遍。这些官员,有几位或是全体,从一座案移到另一座案,行同样的礼。
这中间乐工一直奏着乐器,唱着一首称颂孔子的歌。大鼓不时发出洪亮的响声,殿外那些小子则执着他们的棒子做出某种动作,一面跪,一面拜。这一套身手,在中国人看来是表着极大的恭敬与庄严,而在我们几个外国旁观者的浅见里,却实在滑稽得很。那两截棒子的玩法,看来主要是把一截顺着另一截往上推,推到柄上推不动为止,动作缓慢从容,是要合着乐声的拍子。
不久,几位大官由司礼的人引着,缓缓走出大殿,仍照上来的路下到庭院里。过了一会儿,他们和引礼的人又上来,照样行过一遍,再退下去。同样的一套第三次重行,只略有出入。行礼行到某一节,官员都在下头庭院里时,一位司礼的人进了殿,走到单独摆着一张小几的一处地方,恭敬地跪下,用极尖、极凄楚的声调,唱出一篇献给孔子的祭文。
与祭的官员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下到庭院之后不久,一班人从当中的大门走出大殿,直下斜坡到底下的空场上,各人两手把一卷粗白帛高举在头上。这些帛卷就在院里的石地上烧了,作献给中国圣人的一项特别的祭。
再过片刻,大小官员都上轿退去,礼便告完;而这件事表得再明白没有——一群闲人和孩子立刻向那些火把与火堆乱扑过去,那些火直到此时还一直烧得通亮,各人抢得一根燃着的柴便算一根。场面顿时乱起来,一直乱到人散尽为止。不多一会儿,这刚才还那样铺张炫目的庙里庙外,便归于差不多的黑暗与寂静。
只有那些有公事在身、有职分要行的人,神色显得庄重虔敬;许多看的人却笑着、说着、打着趣,看这一场的光景,与看马戏的人看马戏、西方的小子看稀奇古怪的野兽,大致没有什么两样。官员的差役与随从几次呵止了凑在我们近旁的闲人,怕他们的嬉笑惹了上头的注意。
据说照定制,春秋两祭孔子时所用的牲牢,事后要切开分给城中几位要紧的官员。有人曾估算过,全国各处奉中国圣人的庙共有一千五百六十座,每年在这些庙的案上所献的帛有二万一千六百匹,猪、兔、羊、鹿共六万二千六百零六头,果子菜蔬之类更不必细举——这一估算,看来还不算在其中为他宰杀献上的牛的数目。
咸丰皇帝大丧,举国致哀之仪,亦足以见官家的宗教
遇皇帝、皇后或先皇后崩逝,中国人人都须依自己的位分与身分,照几种定下的法子服丧。我要记的是一八六一年秋咸丰皇帝去世时,此地所行的举国之丧。该还记得,他是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热河的;前一年十月他逃往那里,离英法联军焚他的圆明园不很久。
带着京中蓝印公文、报告他去世的差官,在他死后三十四天到了此地。他的死讯早几天就已传开,是由上海来的轮船带来的,但官员若不曾照定法接到正式的消息,便不能承认这件事。总督当即出示告谕,宣布皇帝去世的事与日子,命文武官员、绅士和百姓自那一天起一概服丧。于是官员把衙门门上那些又大又丑的画像涂黑,把门柱和衙门柱子上写得整齐的红字,一概用暗蓝的纸糊盖起来。他们取下帽上表位分的顶珠,改坐素黑棉布蒙面的轿子,穿素黑的衣裳,外头罩一件白的长褂,长到脚踝,腰里系一条白棉布的带子。
关于举国之丧的明文指示,皇帝的谕旨等了许多天也不到,大官便决意不再等,照一八五〇年前一位皇帝去世时所行的法子举哀。于是十月十七日,总督出示告谕,命文武官员、绅士,以及别的该当与这件公事的人,在本月十八、十九、二十这三天里,每天两次,到紧挨府学孔庙的一座庙里,在那里「举哀」。所定的时辰是上午七点钟与下午三点钟。
同一天他又出了一道告谕,晓示百姓:此后自皇帝去世之日算起一百天内,不许照常剃头顶,也不许有嫁娶,不许有任何喜庆之事。第二天,本省巡抚也出了一道大意相同的告谕,把先前几道告谕所示的消息重述一遍,并重申总督的命令,叫官员与绅士在上面所定的日子到那座庙里会齐,去「哭」。又第二天早上,即十月十九日,城中两县的知县各出告谕,命百姓凡做生意的,在招牌上挂起举国服丧的常例标记,又在屋柱上那许许多多常见的红字上也照办。
铺子、行栈、钱庄之类的招牌,凡用红字或金字写着字号的,都遵知县的告谕加了素。照我所见,用黑字的仍旧照常。别的招牌,有的贴黄纸,有的贴绿纸,有的贴蓝纸或白纸,贴法不一。有时先把招牌两旁用绿纸盖住,再用黑墨在纸上写出字号。又有时贴在招牌上的纸上用黑墨写着两个字,意思是「国丧」。有时同一块招牌上贴着好几张这样的纸,或方或长;有时只贴一张,全凭店主、或者凭他伙计的意思。红纸是不用的,因为红表着喜。
照律例,皇帝去世,剃头匠、戏子和奏乐的人要有一百天断了平日的生计。剃头匠不许剃客人的头顶,梳头编辫子却是准的。不过事实上,有些人营生不必上街,若又与绅士人家或现任官员的家眷没有关系,在禁期之内也多少剃过头,只是要冒着被拿、被罚的险。此地那道不许剃头的告谕,直到皇帝去世五十多天之后才出,离轮船把消息带来也已二十来天;在这许多日子里,人照旧剃头。
皇帝去世的正式消息到来之前、确实的消息已传到本口岸之后,民间办了许多婚事。这在不少人家,是因为律例所定:此事之后一百天内,不许照常例抬着娶亲的队伍走过街——就是说,不许新娘坐红轿,前头不许有乐班。有些婚事照原先打算是要在那一百天的后半截里办的,这时都赶在那道禁令出来之前办完。若两家肯让新娘坐一顶素黑的轿子抬过街,不张喜色,前头也不用乐班,国丧期内也办得婚事,官员照例并不理会。只是体面的人家,极少肯让自家的婚事这样悄悄地办。
十月十九日午后,我同几位朋友去看官员、绅士和某几等候补官员为咸丰之死「举哀」。这一场光景,我们几个都不会一下子忘得了。我们去得略早,见举哀的那座庙外门一带聚了一群乱七八糟的男人和孩子,都想跟在那些有资格进去的人的随从、家丁后头溜进去。我们当即得准进去,几位想跟着进来的中国朋友却被守门的立时拉了回去。里头的人倒是颇为精挑细选的,多半是随从与轿夫,他们的主人才是少数。这些主人极容易认出,因为都穿着白棉布的长褂,长到脚踝,腰上系一条白棉布的带子。脚上都是黑缎或黑棉布的靴,白底极厚。帽子一概素净,作尖锥形,顶在头上高出几寸,顶尖上也没有平日那表位分的顶珠。到的人每隔几分钟便添几位,直到总督本人坐一顶八个人抬的素黑布轿子到了,凡要与举哀的人便各就指定的位次。
庙里靠北头摆着两张粗木不漆的长桌,一张比一张略长略高,长约五尺,高四五尺。高的那张摆在后头。桌心一只大香炉,里头烧着香饼,那气味并不全是好闻的。香炉的东西两边是高花瓶,瓶里插着新鲜的白花,俗名叫翠菊。这张桌两端近处是两只锡的烛台,约三四尺高,各插一支大黄烛。有人告诉我们说,为皇帝举哀的这几天里,烛是昼夜不熄的。大官的本意、大官的章程,或许是这样;可是我们后来听说,管这事的人一等官员走开便把烛吹灭,却照足日子报烛钱,省下的银子装进自己口袋。前头那张小些的桌子中间另有一只香炉,炉里三支点着的香裹着黄纸,桌两端近处是两支点着的大黄烛。这两张桌子的南面,即前面,各挂一幅素净的粗黄棉布帐子,垂得几乎及地。
桌后约十尺处有一座小亭,约二尺见方,七八尺高,四面和柱子上多半蒙着黄布。亭上有几处还有两三色别的布条——不是红的——与黄布相间,按一定的法子打结或编起来。这一回许多处都用黄布,缘故是黄为皇家之色,指的、表的便是皇帝。
离桌约十五尺处起,有一座台,约十五尺宽,六十尺或八十尺长,离地约一尺高,用没刨光的板子搭成,与桌子所在的地面相平,一直向南伸去。台的北头、桌子前面,铺着几块棕席。台上大部分铺着寻常的白棉布。台上又用同样的布搭了一张篷,亭子与桌子的北、东、西三面也都用这种布挂了大帐。
有资格参与这一场戏文的官员、绅士等等,缓缓地、默默地走到他们在这台上该站的位次。各等官员或候补官员该站的地方,由悬在台外缘上头的字或牌标出。武官沿台的西边排开,文官沿台的东边排开。位分最高的在台的北头,正对着那两张桌子。
一位司礼的人站定了位子,面朝西,靠台的北头。一切齐备,他便用官话、以发号令的声调喊道:「序立!」——这只是叫人预备,因为众人本已站在该站的地方,面朝着那座亭子。他随即喊道:「跪!」于是一百上下、在本省位分最高权势最重的这些人,一齐跪了下去。接着他命他们「一叩头」,他们便把两手按在地上——像小孩儿学四足牲畜在地上爬着玩那样——再把头向前向下低去,直到碰着台板。众人随后把身子直起来,仍旧跪着。司礼的人立刻喊「再叩头」,他们便照样把头俯下。又直起身子,司礼的人命他们「三叩头」,他们也顺从地照办。然后他命他们「起」;等他们站直了,他立刻又命「跪」、「叩头」等等,与刚才所记的一样。头在地上叩过三次,便命他们起立,起立之后又要他们跪下,再叩三次头。只是这第三遍叩完,司礼的人并不像前两遍那样命他们起立,却趁他们还手膝着地,命他们「举哀」,于是众人一齐呜呜咽咽、低声哭起来。这样哭了一分钟上下,便听得命他们「止哀」、「起」、「退班」,这几样他们看来都是十分情愿照办的。「三跪九叩」之礼就这样完了。众人立时散去。
上面所记官员与候补官员所行的官家丧礼,可以拿一个实例来说明「官家的宗教」一语所指的是什么。
这一族百姓许多成了定规的习俗,与福音的精神——与圣经的训命——相违背得何等之深、何等之奇。中国官员极常行的、向活着的皇帝、或向他的牌位、或向一幅黄帐子俯身下拜之礼,京中的大官自己也承认,论其性质,与百姓向偶像、向神像俯身下拜是一类的。那么,凡在京城满洲朝廷治下的帝国各处,每逢举国之丧,现任与退任的官员多少都要行的那些跪、那些叩头,又能是别的什么呢——这一套又能不是迷信、不是拜偶像,因而不是有罪的事么?
第十五章科举考试(上)
蒙馆与官立书院:蒙馆极多——如何办理——福州与官府相关的书院三所——其中两所由巡抚管辖——院中所习之业——不收学费,不取房租——每年考文取士,每院各选二百四十人——其中一百八十人有月给——书院里考文如何办理——一所由知府管辖——其课业如何办理——前两所书院的生徒可属本省任何一处——后一所的生徒须住本府——童生在知县与知府前的考试:四等人不得与考——为父母守孝的人不得与考——学政告示考期——童生如何报名应考——如何考课——考生的号数张榜示众——学政考童生取秀才,并考秀才以备乡试:有特许的几等人——如何考课——默写圣谕广训——取中若干名者得为秀才——归学官管辖——秀才可以用钱买到——次于秀才一等的生员所享的便利——秀才照例要送礼给作保的人——每十二年一次的加考——生员之长由京师授职——考秀才以备乡试如何办理——补考——为最先交卷出场的三班考生鸣炮奏乐
蒙馆与官立书院
中国的蒙馆极多,由一方邻里中愿意送子弟上学的人家合力供给。并没有专盖的学堂,馆多半设在某一户人家空着的厅堂或房间里,或是借村庙的一角。地方上既不为办学抽捐,官府也不给津贴。每一家的父亲都须自己拿钱付给先生,才教得自家的孩子。
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家塾,学生人数不多,又经挑选,都出于富家。本城没有义学,就是说,没有可以不花学费去念的地方。从前倒有几所这样的学塾,大半靠一家极富的钱庄出钱维持。可是六七八年前钱庄纷纷倒闭、人心惶惶,这家钱庄也歇了业;它一歇业,它所供养的各项善举便跟着一齐停了。
女孩子极少送进学馆,也极少在家里教她识字。人们并不认为读书能使她们更好地担起将来指望她们担的那份本分。学生在馆里不念算学、地理和自然科学的书,念的是孔子、孟子的书。这些书要背得出来,背的时候把脸背着书本,这叫做「背书」。他们不分班教,各人念各人爱念的书,功课的长短随各人的材质。念书一律出声,常常是扯开嗓子喊。他们先学字的读音,好照着背出来。念了几年之后,才渐渐懂得字的意思和用法。一入学便动笔,先生给他描红的字样,他就拿毛笔蘸墨照着描。要把这种文字写得又对又快,非有极大量的练习不可。
本城有三所书院与官府相关。院中所习之业,与乡塾、家塾里进学已深的生徒所习的是同一类,即「五经」「四书」——这是那十三部书中的一部分,那十三部合起来常被称作中国的经书。院中照例要就这些书里拈出的题目作文作诗。这些书是思索与讲求的正题——并不是说在院里背诵它们,也不是说先生要人在他面前习读某几篇。先生每月一两次讲解某几处,或就书中所论之事、所发之意开讲。至于史书、算书、理学一类的书与题目,他们一概不理。在书院看来,这些东西不值得讲求。生徒若想治经书以外的别种学问,只好自己在闲时去治,不必指望先生有什么特别的指点。算学、理学,以至泛称的科学,比起经书来,被看得极轻。经书有用,用在作文作诗,而考课取士、争取功名的试卷正要作文作诗,那功名又是中国有志之士看得极重的;至于自然科学上的造就,于作这些文与诗既没有特别的帮助,于升作名士或作官也没有益处。
设立书院的用意,在于鼓励生徒、激励他们作出上等的文与诗。照秀才与童生争着要入院的那番热心看来,这用意并没有落空。入选的人里有一部分得着不多的月给,这在家境不丰的士子中间,无疑也多少促着他们愿意进去。不过多数生徒所以这样普遍地热心入院,恐怕还是因为在院中听讲所能得的益处,以及与书院有这层关系的那份体面,比银钱上的酬报更有力量。
三所书院里有两所由本省巡抚管辖。先生由他派。一所的先生每年束修八百两,另一所六百两,都从国库里出。所管的生徒照例送给他们的礼,一年下来大概还要值一两千元。这些先生往往是文章上极有本领的人,不少是京师翰林院里的人。本省的大员与他们相见,必得十分敬重。先生在大官面前,是指望被当作宾客看待的,就是说,上座要让给他们。
生徒中愿意住在院里的,是准许住的,不过住的人很少。每所书院都有许多间房,生徒可以住,不收房租。只是看门的人指望住院的生徒送点东西。住在院里的人,送先生的礼比住在外头的厚。出钱最多的,有望得到最多的照顾。住院的生徒,照例还要在先生的生日、先生夫人的生日、先生父母在世时的生日送礼,五月、八月、十一月的节日和过年也要送。所送的是珍玩、吃食或银钱。
到了定下的日子,通常是在二月间,清早巡抚带着一班该带的属员,在省里的贡院会见那些想应考入最高一所书院的生徒,无论秀才还是童生。他出一套题给童生,另出一套题给秀才。文章当天做完,交给巡抚过目。他把自己看得最好的挑出来,再交到那书院先生手里去评阅。这样,从前来应考的成千人中选出二百四十名作生徒,秀才一百二十名,童生一百二十名。想入书院的人,有些常用不正不法的手段。有的生徒靠贿赂大员得中,有的靠大员的偏爱得中。
第二天,想应考入巡抚所管的另一所书院的秀才和童生,在同一处贡院会见巡抚,照例就他所出的题目作文作诗。他挑出二百四十篇他认为最好的,一百二十篇出于秀才之手,一百二十篇出于童生之手。
这两所书院里取中的秀才,照例有六十名每月得一两五钱,其余六十名只得一两。一百二十名童生中,只有一半得月给,每月一两。其余六十名童生算是预备的一班,一年之内得月给的人若有缺额,便由他们补上。这预备的六十人,院中一切便利都与得月给的人一样享受。定例是:得月给的生徒若连着三次考课不到,名字便从册上划去,由那六十名童生里补一个上去。不过生徒若在定期不能到场,通常要托一位朋友替他出场。
这些生徒的月给是由本省布政使那里领的。每所书院每月有三天出题作文,即初六、十六、二十六。三次考课中,通常有两次由先生主持。住在院里的生徒,有权请本院先生批改他们的文章。先生每月为住院的生徒讲经两次。
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盐道、粮道,照例各人轮流去参与每所书院每月的一次定期考课。照理这样算下来,六位大员每人一年要去两回。这些大员到场时,主持考课是他的权,也是他的分:出题,先把文章看一遍,再交到书院先生手里去评阅。照例每位大员都要给所主持那一场里考在前十名的秀才和童生每人一点银钱为赏。
生徒文章的高下次序,到时候要张榜示众。近来成了惯例:大员在书院主持过考课之后几天,考在前列的秀才和童生要递名片到总督、将军或布政使那里,看是哪一位。这表示他们谢他的垂顾。
学政照例每年要到各书院每月的考课里主持一次。他出题,文章的高下由他自己定,并不像上头说的那六位大员那样把文章交给先生去取个印证的意思。本城充作大官的那些大员,多年来大半以不通文墨著名,他们的官是买来的,或是贿赂得来的。这样的大人物,一旦要自己出头来做文墨上的事,难免闹出许多笑话。所以照规矩要他们与所主持那所书院的宿学先生一同办事,分明是有道理的。至于学政,既然是因文章上的造就而被选在这个位分上,自然有本领评定他所主持那一场文章的高下。
本城还有一所书院,只是位分与要紧的分量都不及上头说的那两所。这所书院的总管是知府。与他同事的是海防同知,和城里设着衙门的两位知县。想应考入院的生徒,考试在知府衙门里举行。他出题,取二百四十人,一半秀才,一半童生。先生的束修每年只三百两上下。他自备房屋,生徒各住各处,到了考课或开讲的定期才到书院里见先生。他们照例要送先生一份礼,厚薄随各人的家境,也看各人想不想请他特别帮着批改文章。
管事的几位官员照例要按次轮到,每月在书院的考课上主持一次。若有一位不到,便由先生代他主持。另外两次考课由先生自己办。这所书院的用费,即先生的束修和一部分生徒的月给,是由领头的几位官员供给的。月给所以常不按时发下,原因就在这里。名义上每月所给的数目,只有别的书院的一半上下。
应考巡抚所管那两所书院的人,并不一定要是本府的人,本省哪一处的人都可以。从远处来的人,必得由他们的学官或正经的业师出给文凭,证明他们的文行,不然便不许在巡抚面前参与入院的预考。
至于入第三所书院、即知府所管那一所的人,可以是本府所属各县的人。看来设立这所书院的用意,只在便益本府的秀才和童生,并不及于本省别府的人。
童生在知县与知府前的考试
要把中国那举世闻名的科举考试说得明白,并把考生为取功名常用的种种不法手段叙出几桩来,非得用好几章不可。下面将见:凡是秉公认真办的考试,取中的人必得是记性与才力都在常人以上的士子;而照实际上常有的办法,得了功名并不足以证明此人有过人之才,有时连常人之才也未必有。
照法律,有四等人,连他们三代以内的子孙,不许参与科举考试。
一、娼妓。这等人的后代里,有时也出正派有才的人;可是因了先人的罪过,这些人被挡在百姓最大的权利之外,就是不许争取功名。
二、戏子。这里头包括以演戏为生的人,不论是领班的还是跟班的——凡以演戏为业的都算。
三、刽子手、衙役以及衙门里的下等差人。这里头包括大官出门时在前头开路的人,这些人被看作只要主人一声吩咐,无论合法不合法,什么流血残忍的事都肯做。
四、衙门里的狱吏和看监的人。头两等人被认为全然不知羞耻,不然就不肯为了钱把自己的身子弄到那样下贱不堪的地步。后两等人被认为心肠极硬、极坏,不然决不肯去干各自那一行的事。
这几等人的后代,若比先人更有德行、更体面、更有人心,又真想改行、想把一个好名声挽回来——或者不如说挣来——通常要搬到远处去,那里没有人晓得他的门第出身。先人是他的耻辱,也是他在社会上往上走的一道阻碍。
约三年前,此地流传一个说法:有一个戏子在京师中了进士,被一位御史奏上皇帝。结果他和三十来位大员都被处死,罪名是明知他做过戏子,却仍许他与考,本该拦住他才是。这些大员里有一位当时是学政,或是曾做过学政,而那位进士的养父,正是他中试那一场的主考之一。这个说法所叙的细节未必全然属实。
照法律,凡是读书人,不论年纪,不论境况,除了上头说的那四等,都可以参与他照自己的造就有分应考的那一场考试,只要不在父母一方去世后的三年之内。倘有秀才不顾那条禁令——即为父母守孝之期不许争取功名——而得以到场应乡试,若被主考官员知道了,他要被革去功名,学政也十分可能被革职,或被重罚银钱,除非他拿钱堵住知情人的嘴。若只是童生,那么他的主保要被革职或受辱。争取功名被认为与真心守孝不能两立,会被解作一种不孝负恩,或是缺了孝敬之心,照律可以治罪。
有一位大员,通常称作学政,是最后那一场考试的主考官,由这一场定出哪些人得中最低一级的功名。学政通常是京师翰林院的人,或与六部中的一部有关系。人常称他为钦差。任期三年。每省只派一位。他的衙署在省城。他的职分要他在任内两次巡历本省各府城,为的是考那些争取秀才的人,并考已中的秀才。他把他认为有分的人取为秀才,取中的数目以法律所许为限;又命秀才就题作文,为他们到省城应乡试作预备,那乡试是由京师特派来的两位主考官主持的。
学政把他要考某府童生的日期,通知本省各位知府。各知府再派人到本府所属各位知县那里,把学政的通知传过去。各知县出一张告示,告诉本县童生,到什么时候要到他的衙门里来应考。
接到知县这张告示,他治下所有想在他面前应考、以备在知府面前应考的童生,便照着向来定下、人人熟知的章程去办。至迟在定期前三日,每个考生须亲到他衙门里管这事的房里去,付八十文或一百文钱,领一张空白的册式。这张纸上已经盖了知县的印,他拿回去填上该填的关于自己的各项,如祖父的名字、父亲的名字、业师的名字、左右两边邻居的名字。还要写上自己的姓名、年岁、身材高矮、面色黑白、有没有胡须、住处何方。纸上又声明他不是替别人、顶别人的名字去应考;不是去给别人作先生或作帮手;也不是去应他没有分应的那一场考试,其实是别县的人,等等。考生须把填好的纸拿到那些派定给童生作保的秀才中某一位那里去。这一班人里不论次序,哪一位都可以,只要他信得纸上所写不错,便在上头签名盖印,作他的「主保」。同一班人里另有一位,照次序轮到他,须作「次保」,也签名盖印,为此得一百文钱上下。这张纸随后拿到本县生员之长那里,由他盖上红印,为此也要收一点小费。保结都办齐了,童生便把这张纸交还给当初发给他册式的那个房吏。房吏仔细收着,留作日后查对之用。他换给童生另一张纸,上头写着考生的姓名和他报名的号数。童生把这张纸留着,到开考那天早上用,另付房吏一百文钱上下。房吏这时备下一小卷画了格的纸,六张或八张,外头贴一条纸,盖着知县的印,写着考生的姓名和报名的号数,与考生带走的那张字据相符。
到了定下的那天,清早,通常天还没亮,所有应考的人都在该到的地方聚齐,有人照房吏备好的名册慢慢地、大声地念他们的名字。每念到一个人的姓名和号数,他须应声上前,把最后从房吏那里领的纸交上去。换给他的,是房吏为他备下的那一卷画了格的纸,上头贴着写他姓名号数的纸条。他进到预备作文的地方,在一张桌前坐下。考生全进了场,便把他们关在里头,门锁上封上,不许出入,直到文章做完,或是做完一部分、作者愿意回家为止。知县带着够用的差役和文墨上的帮手进场维持秩序,也一同被关在里头;他这时出题,两篇文一首诗,每个应考的人都得做。题目取自四书。考生这时各自做起自己的功课来。
每篇文须有六七百字,诗约六十字。作文的人不许与外头的朋友通消息,也不许翻书。各人全要靠自己。既然题目出自中国的经书,就当作人人都熟。彼此不许交谈,不许在场里走动,也不许问题目的意思。这一场里的人,少则一二百,多则一两千,看本县士子的多寡;各人只顾自己在心里做诗做文,再写到发给的格纸上。各人所吃的东西,是进场时自己带进来的。到了傍晚,有些考生的文与诗做完了,交给该管的官员或房吏,由他转交知县,作者便许出场。过不多久,又有一班做完了,预备出去。考生都得在天黑以前做完。每一场考试总有几个人来不及做完,或是抄到格纸上出了错,或是有人病了。
把那一卷文与诗交给房吏之前,每个考生先把卷上写着自己姓名号数的那条纸取下。他又把姓名号数写在卷子末页的角上,随后把那一角折过来糊住,不撕开封住的地方便看不见姓名号数。这样做,是要把作者的名字瞒住主考官员,直到文与诗的高下定了为止。每一卷的高下次序由知县定了之后,便把封处拆开,作者的姓名号数这才第一次为人所知。随后尽快把号数照次序写成一个大圈,写在糊成一大张的纸上,贴在衙门正对面那面墙上——这样一面墙每处衙门都有——给众人看。考生把自己从格纸卷上取下的那张纸上的号数,与榜上同一号数所在的位置一对,便知道自己的名次。榜上名次越高,得中的指望越大。名列第一是人人想争的;因为同一个人若能在知县每一场考试之后都占第一名,到了在学政面前应考时,几乎总能得中。这差不多成了定例:在知县面前最后一场考在第一的人,在学政面前必定得中,算是敬重前者的意思;除非他恰好病了,或是出了什么不可恕的差错。
第十五章科举考试(下)
知县的考试要重复两次、三次或四次。考生在本年内第二次以及以后各次在这位官员面前应考,不必再去办保结。房吏给他一张写着号数的纸,又照先前那样备下一卷画了格的纸,他照第二次以及以后各次的常例付钱便是。据说一个人的号数越近榜首,房吏所索的钱越多。每考一场,考生便少些。除了知县面前的头一场,别的场次若考生自己不愿去,是不必去的。他若情愿,尽可把其余几场都搁过,一直等到知府面前的头一场。最后一场考完,便造一张考生名册,由知县把这些人荐上去,听学政再考。
在府城知府面前的考试,凡属本府所辖各县的考生,都须在定下的日子齐集,手里要带着那份文凭,没有它便不许进场。要得这文凭,各人须到知府衙门里管这事的房里去领一张空白的册式,填法与他先前给知县衙门房吏填的那一张大致相同。主保须仍是原先那一位,次保却可以换人。填好、盖了印、依例办齐保结之后,把册式交还房吏,便得着那份写有他姓名和报名号数的文凭。他付给房吏和作保的人的钱,与先前在知县面前应考时所付的数目差不多。同样,到知府面前考试那天早上,他交上写着姓名号数的文凭,便领得那一卷要用来作文作诗的格纸。
知府按县分考,叫两三个县的人同时进场。考生的号数照例写成一个大圈张榜示众,同县的人排在一处,知府判为最优的排第一,次优的排第二,依此类推。考场的通例和出题的办法,与知县面前那一场所行的规矩相同。知府照例指望:他最后一场考童生时,各县榜上的第一名,都会被学政判为可中。他治下若有十个县,知府便造出十张名册荐给学政,每一张上的第一名几乎总能得中。
知府办完他所管的几场考试,比知县办完他的几场要费长得多的时日。他通常把所有的人都考两次或三次,每次都有好几个县的人到场。同几个县的考生,每一场的人数通常比前一场少,缘故是有人来不及把文与诗做完,或是病了。一个人若不情愿,知府面前只须到头一场;但这一场非到不可,不然便不许在学政面前应考,除了古时某位贤人的后裔——这事下文再说。
这里要一总说明一件事:凡在任何一位主考官员的任何一场考试上,头一班考生出场之时,与这场考试相关那个衙署里的书办之长,便有一桩分内的事,就是把考生所做的题目写在一大张红纸上,送到举行考试那座城里所有的大员那里。这件事要在场门一开便尽快办了,因为照理,题目这时才第一次为场外的人所知。人们以为大官们乐于知道考场里所论的是什么题目。
学政考童生取秀才,并考秀才以备乡试
定例是:各色人家的应考之人,都须按次序到知县、知府和学政面前应考。例外的是古时某几位贤人的后裔,如孔子、孟子的后人。这些人算是有特许的一等,不必到知县和知府面前去。他们若情愿,可以径从学政面前起考。
到学政面前应考,事前要办的手续,与到知县、知府面前应考的大致一样。每个考生的「主保」,在进场那天早上必须到场,以便在房吏唱名时当众声明他为这人作保。主保若不在那里声明他作保,考生便不许进场。那一卷格纸上贴着一条纸,写着他的姓名、他座位所在那一排的号数,以及他该坐的那个座位的号数。这条纸他取下留着查对。他把姓名和座位所在的处所写在格纸的末页上,随后折过来糊住,不撕开便看不见这几项。
场门关上封好之后出题,考生便动手作文作诗。文章的高下由学政定了,便把糊住的那一处撕开,作者的姓名和座位这才明白。随后尽快把他的高下表明出来:照他在本县考生姓名座位榜上的位次表出来,榜就贴在考场前头的墙上。学政与知府一样,通常一场只考两三个小县的士子。
学政通常只要考生到他面前作两次文与诗。第二张姓名座位榜上考在前列的,便是有幸被判为可得文阶上最低一级功名、即秀才的人。学政每一届考试里能够中秀才的人数,本府各县并不一样,既不与各县所出的考生人数成比例,也不与各县地方的大小成比例。当初定额的标准,是照解进国库的赋税数目,若干税额取一名秀才。能中的名额就这样在某一时定了下来,年年照旧,除了遇着国家的大典——如新君登极、皇帝得了头一个皇子一类——蒙皇帝的恩典,额外加名。各县的人若在国家有特别急需的时候捐了大笔银钱相助,也会得到奖励和鼓励,在那几个县向来的秀才定额上加一名或几名。
本府各县照法律所许中秀才的名额取定之后,还剩下一些考生可以凭府里的名额得中功名,算作全府公有的一班。这一班由哪些人组成,也由学政定。照着定下的办法,从各县里选出一名或几名,归入府学秀才这一班。
学政要那些在他第二场考试榜上名列极前的人,到他面前再应一场加考,不考经书里拈出的题目,而是要他们把整部「圣谕广训」默写出来。「圣谕广训」是本朝康熙皇帝为教训臣民、讲说德行与人伦之分所作的一部书。要把这部书默写得一字不错,被看作考秀才的预备考试中极要紧的一环。规矩若不严办,考生便多行欺诈,把「圣谕广训」的手抄本或刻本带进场去,纸极薄,字极小——这是法律所禁的,主考的大员也不肯容。一个人若在这一场上败了,他凭自己的文章本可得的功名,是一定得不着的。不过因为这是一定要考的一场,指望得中的士子,通常把「圣谕广训」的定本读得极熟。若在这里败了,只好怪自己懒惰。
中了秀才的人,名次一定,便须去拜本县生员之长,或是府学那一班生员之长,看他属哪一边。去拜的用意,是把名字报上去,登在生员册上该登的地方。照例新秀才这时要送本管之长一笔钱,多少看各人在社会上的身分和手里的力量。有时这位长官要索一大笔钱才肯把新秀才的名字登上去,若这人极富,又是靠不正不法的手段得中的,索得尤其厉害。此人若用过不正当的手段,这位长官通常大致判得出真相。倘他不肯应长官所索,或是双方讲不拢,长官便可以向学政说他极坏的话,学政可以叫这人丢了秀才的位分,让另一个较听话的人补上去。有几个有望得中之人的名字是留着备用的,直到各县与府里的定额确实填满为止。到本县生员之长、或府学生员之长的衙署里登名,叫做「入学」,或叫做「成了秀才」。
从这时起,中式的士子便归他的学官管辖。他若被告犯了什么罪,不能像童生和寻常百姓那样被地方官一声吩咐就拿去。要办他,须在本县生员之长、或是府学那一班的长官面前告他。他得以在帽上戴一颗顶子,表明他是秀才。他立刻在本乡成了有势力、有体面的人,在亲族中间尤其如此,亲族通常以自家出了这么一个人为荣——此人在同考的人中出了头,把彩头夺了来。他随时可以进见较低的那几等地方官。他的文阶给了他极大的机会在百姓中间作恶,只要他愿意;他若真是这种人,与他最常走动的那个衙门里的差役,总是极熟的。中国这一带,这样的秀才不少,他们很快便为开铺子的人和寻常百姓所恨所惧。至于举人这一阶——即第二级功名——里头拿身分和权势压人的,人数大概少些,可是更为人所恨所惧。他们文阶更高,便更有机会横压人、害人而叫人无处申冤,除非人家依了这些社会上的祸害所索的东西。中国人说起这一等举人,都带着憎恶与愤怒。他们的本管之长一旦看明了他们的为人,又有他们不法的证据,通常立刻把他们的文阶革去;只是出证据致人被革的人,若让被革的人知道了名字,那就要遭殃了。
上面所说,是应正经的学官考试以争文阶的那一套定下的办法。可是要得这同一文阶,另有一条路,近便得多,稳得多,也省力得多,只要人有必需的钱财,又肯拿它去换那人人垂涎的位分。那些钱比脑子多的人,由于朝廷一种巧妙的安排,得以用钱买到在帽上戴顶子的便利,并买到不受地方官拿问与处罚的便利。直到几年之前,若把银子解进布政使衙门,为的是这个用意,向皇帝买一个秀才的位分与名号,要一百八十三两。如今因国库空乏,据说二十五两便够了。布政使收下该收的数目,不论是多少,把请买之人的名字报到京师该管的衙门,到时候他便领得一张凭照,保给他某些便利——此人有余钱,却没有够用的文才去取秀才。有了这张凭照,他便可以与那些按正经体面的途径凭文才中了秀才的人一同去争第二级功名。用钱买功名的人是被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人数年年增多,因为这东西给有志之士开的价极便宜,有钱的人要得到它又极容易。
在学政面前应考的人里,有几位的文与诗本来够得上中式,只是本县秀才的定额不够大;这些人自成一班,算是半个秀才。他们第二年不必再到知县和知府面前应考,便能保住自己的名分。他们可以一直等到在学政面前应考的时候,径入学政所管的考场;只要文与诗不是坏得十分明显,到了下一届考秀才时,几乎总能中式。春秋两季在孔庙照例祭孔子,这些半个秀才在典礼上有一定的职事要行。清寒的考生并不愿在众人面前保着这一等童生的名分,因为这要多花极多的钱,却得不到相称的实在好处。下一届应考时他们要向学政衙署的房吏领来作文作诗的格纸卷,房吏若不比向别的考生所索多得多的钱,便不肯给他们备。这一等士子所有的便利,主要就是不必去应知县和知府面前的正经考试。可是真有本领的士子很少怕这些考试,况且按次序老老实实把各场考试都考到,比把它们搁下、单靠已得的名分和自有的才具,是稳当得多的得中之法。
前文提到必须给童生作保的那一班秀才,是各县士子中定下的若干名。各县的人数并不一样,看情形或多或少。本城分属两县,每县各有二十名。这些人在作保这个位分上一连担十二年,除非死了,或是被革了,或是——这是更常有的事——中了举人。遇着这样的事,便在学政下一次考本府秀才之后把缺补上。一个人若在这一班上安稳地满了十二年,不必再考,径升入秀才中较高的一班。童生中式得了秀才的,照俗例要送一份厚礼给当初作他主保和次保的人。据说次保所得的还更多些。
每十二年,学政要在府城举行一场加考,为的是便益最低一级生员中最优的两三等人。这一场考试里,各县可取一名,府学那一班里也可取一名,另成一等;这一等人只比举人略低一等,若在朝中有足够的声势能得着委任,皇帝可以派他们作知县。
前文屡次提到的秀才的学官,通常由京师授职。他们可以是本省人,但不得是他们所派去办事的那一府的人。遇着某些情形有了缺,本省巡抚可以在秀才里最优的人中派一个去补那个空位。他们都归学政管辖,从国库里领一份钱,只是不够他们养家。他们还要靠治下士子的馈送和贿赂,来补足生计。每县有一位这样的学官,总理本县生员的事;每府另有一位,管那些组成府学一班的生员——如前所说,这一班是从住在各县的生员中选出来的。府学一班的学官住在府城,照管府城里向来必有的那座大孔庙。各县生员的学官,照他的职分,照管本县县城里的孔庙。这些学官也可以照自己已得的文阶,在正经的考试里去争第二级或第三级功名。
全省的秀才,就照如今所说的样子,经由住在各府城、各县城的生员之长,归学政管辖。合成本省的各县各府里,有关生员的要紧事情,须由直接管事的那位学官呈请学政裁夺。不过一般而论,没有特别要紧的事,便由该管的学官自己定——自然,还要听学政核改。
凡中了秀才的人,都有一桩分内的事,就是去应学政在本府举行的正经考试。若有人一连三年不去应考,又没有告假,也没有向他的学官报明,便有被学政革去文阶和一切便利的危险。他若瞎了眼,或是老迈、患病,体力不济,受不起按期与同辈争考的劳苦与紧张,可以向学政递呈子,说明情形。学政若没有理由认为递呈的人是想欺哄他,便可以给他一纸凭据,许他保住文阶和便利,不必再按期到场应考。自然,此后他若一直不去,便断了取第二级功名的指望,也断了被朝廷任用作官的指望,除非他拿钱买官——自愿从考场上退下来的人,是很少这样做的。
另一面,童生若能一直按期应考,到了八十岁还没有取得那人人垂涎的秀才位分,皇帝一经本省巡抚把这件可敬的事奏上去,便把秀才的名号和便利赐给这位年老的考生。奏报这样的事、并为他们请皇帝照例赐一个嘉许的表记,是巡抚分内的事。领到名号之后,这位老人便置一颗金顶,戴着作皇帝礼遇的标记。把这名号赐给八十老人,用意在表明皇帝的嘉许——皇帝是要鼓励人读书向学,哪怕到了极老之年。
学政分内的事,是在任内每一次巡历时,考过本省各府城的童生之后,接着去考老秀才和新秀才,即他刚判为可得第一级功名的那些士子。他每一次巡历通常只考一场,不分几次。头一次巡历时考这一场,用意主要在练一练他们,为他们在省城争第二级功名的下一场考试作预备。除了练习所生的好处,这一场对他们得中的指望没有直接的影响。所有的秀才都要入场应考。他们作文作诗所用的格纸卷,须向各自学官衙署里管这事的房吏领取。领这一卷纸要的费是一千文上下。
他第二次巡历各府城时考秀才的那一场,却是要紧的。这一场考完,学政把应考的人分作几等。属头一等的,照文章的优劣次序排列,用座位号数表出来。他们座位的号数张榜贴在考场前头的墙上。第二等和第三等人的座位,也照样向众人公布。凡在头一等、第二等里的人,以及第三等的前十名,都许不必再考,到时候径去争第二级功名。
但是全省各府里,第三等中第十名以后的人,以及一切用钱买来秀才位分的人——除非他们考在头一等——还有一切因病或因别的缘故没有到府城应考的人,若想去争第二级功名,都须在乡试定期开考之前几个星期齐集省城,到学政面前应一场补考。来应这场补考的,通常有好几百人,或是上千人。凡考试时在场中的座位号数被贴在那面公墙上的人,便有分去应乡试。总有些人得不着这人人垂涎的便利,缘故是忽然病了,或是抄写上出了错,或是犯了哪一条规矩。这些不幸的士子,姓名或座位不上榜,自然就被挡在考举人的那一场之外。
凡有分入场争第二级功名的秀才,姓名都录在一份册子上,同府的人排在一处。这份册子由学政递交本省巡抚,巡抚下发按察使,按察使交给衙门里该管的房吏,由他照人数备下将近举行的那场考试所要用的格纸卷。考生要向房吏付清纸卷的钱,很少有少于一元的。每个应考的人要备三套纸卷,因为要作文作诗的场次共有三场。
有时想应考的人到不了上头所说的那场补考。遇着这样的事,向学政陈明情由,他便为上一场缺席、未到的人另定一场补考。同样,座位号数上了榜的人,姓名也送给那位房吏,由他照数备下格纸卷。
在学政的考场里整日作文作诗,最先出场的三班考生,出来时格外受些体面。中间那两扇大门,拆了纸封、取下铁锁打开,三响炮为他们鸣,又奏起乐来。鸣炮奏乐,是为着他们这样早就把文与诗做完了,要给他们这份体面。头三班每出来一班,门便照头一班出场之前那样关上、封上、锁上。再有一班出来时,开的是一扇边门——没有炮,也没有乐。此后门就一直开着,争功名的人一个一个单出来。到了快开门、关在里头的士子快要出来的时候,学政衙门前头那片空场上,挤满了考生的朋友和仆人。朋友来给考生道喜,仆人来接他带进去的那只装着剩下点心的口袋或布包,还有他的烟管、烟叶、墨盒、扇子等等。中国人里有书或传单要散的,常趁这一大群从省里、府里远处来的生人聚在一处的机会,向出场的考生、或是向那些迎着他们道喜的朋友散发。
第十六章科举考试(续)(上)
秀才赴省城应举人之试——省城试院的情形——主考在至公堂「洗心」——入场的时辰——场中规条——场内办事的次序——三场,每场两日——中式者的名字张挂在城中鼓楼上——他们的原卷经「洗补」之后送往京城——若有考生死在场内,尸首须越墙而出——举人赴京会试,以争进士——中式之后的欢庆、筵宴与荣耀:榜文沿街叫卖——报喜人往各家「送信」——以筵席庆贺中式——祭天地与祖先牌位——新秀才谒见学政,向他跪拜——又遍访亲友——新举人受邀赴巡抚衙门筵宴——向巡抚行礼之后,亦遍访亲友——新贵拜客时仪从的情形——若已订亲或已成婚,岳家亦设筵相请——举人所立旌表牌坊的形制——进士另立别样的牌坊——皇帝对某几等年老士子特加的恩典
秀才赴省城应举人之试
省城的试院在城的东北隅。每三年一次,凡有意应举人之试的秀才都聚到这里来。试院四围有墙,后面开着几道门,南面则有两扇极大极高的门。院子正中有一条宽阔的石砌甬道,自北而南。甬道东西两侧,总计有近万间屋子——说是号舍更确切些——供应试的人栖身。这些号舍排成一条条笔直的长行,自甬道起,一直伸到东西两面的围墙。每一行上盖着瓦顶,向一边斜下。每一间号舍略高于人头,宽三尺,深三尺半,没有门,也没有窗。号舍一行之前,有一条三四尺宽的狭巷。号舍临巷的那一面自上到下全是空的,光和风尽够用;遇着阴雨大风的天气,吹进来的雨和风就远不止住在里头的人所需要的了。号舍的两侧与后壁都是砖砌的,外面抹着白石灰。一间里的家具,只是三四块宽木板;号舍两壁上凿着上下两道槽,木板可以照住的人的意思插进槽里,做成一副座位和一张桌子,或者拼成一张板铺,他若愿意,便可蜷在上头睡觉。把一两块板插在下面的槽里,推到里边,就是座位;把一两块板插在上面那道槽的靠外处,就是桌子,纸、墨和食物都搁在上头。应试的人通常坐在下面的板上,背靠着墙,把笔墨纸砚摆在前面那一层较高较外的板上。每一行号舍都用《千字文》里的一个字编号,每行之中的每一间也各有号数,所以要找某一间是极便当的。
这便是全省的读书人要聚在一处、住上好几天的那等苦地方,大略如上所述。屋子小,又不舒服,还经不住风雨;在外国人看来,这实在不像是供人寻诗觅句、或是就许多临时拈来的题目做工整细密的文章的住处。有些外国人见了,想起的是牛栏马槽;西方那些待牲口还存几分慈心的农人,若自家的牛所得的遮护还不如上面所说的那种供士子栖身的号舍,恐怕要觉得自己的牛是照料得太不像样了。全省最富的和最穷的秀才,七十岁的老者和二十岁的少年,在应举人之试的时候都得住进这样一间去。号舍之间并无可挑的:都是一样的做法,一样的大小,一样朝南。各人的座位在他进场之前早已定好,所以即便有可挑的,也没有法子让他去挑。
主试的是两位特派的大员,位分极高,文名极著,由京城派下来,专为在省城主持举人之试。他们称作正主考与副主考。想来派两位,是要一位监着另一位,这样在他们秉公办事、定去取高下之际,便能少些贿赂与不公,不至像只派一位那样。在为应试者预备号舍的那一片院落里,近乎正中处有一座两层的楼;两位主考在开考之前,要在这楼里极郑重地立誓,并呼天为他们的誓作证,说他们一定秉公办理一切公事、秉公定一切去取。这座楼叫做「至公堂」。他们立誓秉公这件事,照百姓那生动的说法,便叫做「洗心」。
这一片院落的北面是一大片宽敞的地方,供主考和他们手下的各色佐员,连同随身的仆役居住。这些人在那里都有宽大舒适的住处。
院落的四围有两道墙,两墙相距约二十尺。考试的时候,这中间的一带日夜都有大批兵丁巡逻,为的是不让里头的应试者与外头的亲友通消息。
离应试者和主考齐集的日子不远时,便要把前者关闭其中的地方和后者在办差期间起居的地方打扫一番,把上一回用过以后积下的污秽与杂物清去。该修的就修,一切都为就要到来的大试备办齐当。
日子渐近,城里和四郊便现出异常热闹忙乱的光景。从全省各处来的生客,大约有两三万人,到处寻赁临时的住处,或是住在相熟的亲友家里,或是租了房子住。聚到试院里来的秀才,通常有六千到八千人;多半是外地来的,带着自己的轿子、脚夫和仆人,有些还有朋友同来,趁这个机会到省城走走。
两位钦派的主考,总是安排在开考前几天从京城赶到。他们到试院外头一处专为他们预备的馆舍住下。门一关便贴上封条,不许有人来往。本意是要有人看着他们、守着他们,使他们没有机会受贿,没有机会结交,连与将要应试的人或他们的代人相识的机会也没有。一切看来都是照着公平正直的道理办的;不过若是众口相传的话可信,那么幕后或暗地里所做的不公不正之事,却是很多。至于公然行贿、明里舞弊一类的事,论这一场即将到来的大试,是国俗所不容、国法所不许的。
钦派的主考通常在八月初七日里的某个时辰进入他们的衙门——那衙门就在排满号舍的那片院落的隔邻。两人各进各的衙门,一进去,那两扇大门便关上贴封,要关好几天,直到考试完毕。本省的巡抚也在同一天进驻为他预备的衙门。在备办与评阅应试者所作文章诗赋的这段时日里,院中诸事的总管归他。省城所在那一府的知府也进来,住进为他预备的住处。他的差事是伺候两位主考,或者说是把他们的意思办出来,并且管着应试者所在的院落与主考及各班佐员所在的院落之间那道红门。他在两位文衡之前,等于是一名管事的首仆。
应试的人须在初七的夜里,最迟到初八清早三更前后,进场寻到自己指定的座位;座位是凭着粘在他那卷印格纸上的一张纸条认的。各人随身带进米和煮米的炭,还有肉,或是他喜欢的什么佐料,以及糕饼、蜡烛、铺盖等等——凡是头一场那两三天里他想用、而又为法令所许的东西,都可以带。照法令,他的食盒和他的身上都要受检,看他有没有想夹带进场的违禁之物。一行印的或写的字他也不许带进去,恐怕他拿来帮着做题。其实经书或别的书上的章节,用极小的字写了,有时候是瞒着官员带进场里的。若在应试者身上或他的食物里查出这样的东西来,有时候交出来还准他留下,不过多半是要被逐出场外,并按情形论罪。
照法令,每名应试者每日由官家供给一升米、半斤肉;可是实际上这米常常极粗劣,又煮得极坏,所给的肉又极少,所以应试者一般宁可不靠官家按法令供给的饭食,自带口粮,并带一只便携的小炉和炭。这样各人要喝热茶、要吃饭,随时都有。水由官家出钱送到试院外头,灌入水槽,顺槽通到里头各处。官家派六七百人伺候应试者,给他们送水、替他们做饭。谁也不许把自己的仆人带进场里。
秀才得了秀才以后头一回去应举人之试,照例要受亲友的馈赠,送些吃的东西,或是场里用得着的东西。头一回送过了,第二科便不必再送。有时送的是钱,有时送一只鹅,或一只鸭,或是几串煮熟的米食,扎成三角的形状,外面裹着某一种叶子;或是一只猪蹄连腿,或是几件夹馅的点心,再配上上等的笔和墨。那些米粽和鹅、鸭,是取其口彩极佳,意指这位应试者将来的功名。人都懂得,这些东西表的是送礼的人的心愿,愿他们的亲友得着他所要去争的那个功名。
照中国人自己估算,除应试的士子以外,经管这场大试的诸般事务还要三四千人帮着才成。这个数目里算上了伺候应试者的仆役、日夜的守卫、各位大员手下的下仆与体面些的随员,还有雇来帮各样忙的几班文士与书手。应试的人通常是六千到八千,加上这不得不雇的三四千人,住在那两片只隔着一道墙的院落里的,总共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够编成一支可观的军队,或是一座不小的城了。也有人估得比这多得多。
除了上面说过的这几班人,另外还有约八班人,每班自十二人起,至二三百人止,也在八月初七日或在这日之前进了院子,住进为他们预备的房屋或棚厂里。其中有几班以及他们各自的职司,下文还要提到。等到凡要在考试里当差的人都进去之后,官员所在那片院落的几扇大门,连同士子所在那片院落的门,便都极郑重地关上、锁好、贴封。这几道门上,出与进是一样禁绝的。
初八清早,通常在天亮以前便开始点名,就是把一切准许到场的应试者的姓名唱过一遍。到场的各人都要坐进指定给他的号舍。上午有时开一开旁门,让菜蔬送进来,也让那些到此刻才赶到的人进来。出去是一个也不许的。
旁门最后一次关上、应试的人都寻到座位之后,便发下四个题目——三道文题、一道诗题;士子这才头一次知道要就什么题目来试他们的笔力。题目是由正副主考商定,从中国那部叫《四书》的典籍四种里选出,三道作文,一道作诗。急切的应试者当即思量所出的题目,把心里的意思排布起来。每一条巷子、每一行号舍,都有人不断地看着,那些人自称极愿意查出任何违规的事来。
一、文章一经做完,便由该管的官员取去,送到一班有才学的文士手里;据说这班人有好几十,他们的职司是文章诗赋一交上来就查看一遍,看它的做法与写法合不合那些人人晓得的规矩。若有违规之处,立刻用糊把它贴在一处公众看得见的墙上。这倒霉的作者,这一科余下的两场便不许再进场应试了。
二、就形式与体面而论做得不错的文章和诗,随后交到一班抄录的人手里;这班人约有二三百名,他们的职司是用红墨把卷子端端正正地另抄在别的纸上。原稿不让两位主考过目,为的是要免去、或是尽量减少他们晓得某篇文章是谁所作的机会。不然,作者尽可以借着墨污、记号,或是在纸上做下的什么私暗的标志,向主考透出这卷子是谁的——倘使先前因行贿而有过这类约定的话。这班抄录的人是官家雇的。
三、文章和诗抄过之后,抄本连原稿一并交到一班士子手里;这班人有一二百名,他们的职司是把抄本与原稿对看,查有没有添字漏字,有没有在抄本上做下暗记。他们两人一组,一人看抄本,一人念原稿,一字一字地对。抄本上的字必须与原稿一样,而且必须写得好。
四、两样相符的,便交给某一位官员,他另有几名佐助。用黑墨写的原稿交给巡抚收着,不是给他看的。用红墨写在纸上的抄本则传给一班十二人,都是文才公认的。每人读自己分内的那一份。他若以为做得好,便在卷子的上端或前头画一个小红圈,以表赞许;他若以为文才分明低下,便把那一卷文章诗赋搁在一边。画了红圈的,交到知府手里,知府便敲一敲挂在他院内衙署上的一面鼓。这鼓叫做「荐卷鼓」,意思是有一篇文章连它所附的诗被荐给两位主考过目了。荐上来的文章诗赋,两位主考平分。他们在各自的衙门里另有十二位素有文名的士子相助。每一位可以定四十三四名应试者的去取。榜首由正主考定。头一场荐上来的大批文章诗赋里,每位主考都要多取下相当一些他认为最好的,比分到他名下的定额多些,留备日后参看比较;因为凡是中式的人,三场的文章都必须得着那一场里收到他卷子的那位主考的赞许。所以,倘使只凭一场的文章来参看定夺,法令所许的定额本来一批就够了,而主考仍必须、或者说仍以多取一些为稳妥。常有这样的事:头一场做得好的人,后两场却做得很差,或是病了,或是缺了场;那么到第三场终了、总算文章高下的时候,他那些卷子纵然写得再好,也只好置之不理。按说这些文章,是单凭它本身的好坏来看、来衡、来取、来弃的。等到高下已定,才把巡抚手里那份原卷撕开封口,作者的姓名这才头一次为主考所知——至少道理上是这样。
文章和诗做完了的人,准许分批出场,从本月初十清早三更前后起;这时他们已在试院里过了两天。门上落了锁、封了条,此时开锁破封,还要放三声炮、击鼓、奏乐,都是为出场的人增光的。随后门又关上、锁上、贴封,到天亮前后,又有一批人要出场,仍用同样的仪节为他们送行。上午十点钟左右又出来一批,也照样放炮奏乐。此后谁做完了,谁便出来。
关在里头的一切官员佐员中,只有巡抚许在初十早上士子出场之后出来。他回了自家的衙门、料过自家的事,下午或晚上必须回到院里。其余在里头当差的官员佐员,都仍旧忙着办他们的事。
头一场里凡因违了规矩而没有被张在墙上示众的人,都可以在初十夜里的什么时候重新进院。八月十一清早三更前后便开始点名入座,中间歇场的工夫还不到整整一天。门照样贴封,题目照样发下,一切都与头一场的办法大致相同。只是这一回发下五个题目,不是四个。这五个题目取自中国那部叫做《五经》的典籍五种,不取《四书》;四道作文,一道作诗。应试的人也如头一场一样分批出场,照例放炮、击鼓、奏乐,从十三日天亮以前开始,到上午间出完。当天深夜,或是次日极早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试院。
十四日清早点应试者的名——这一回人数比头一场少得多——入座,门照例落锁贴封。这一场出五个杂题,另有一个诗题。应试的人通常到八月十六日下午间便都做完题目、出了试院,出场是从这天早上间开始的。
前文已经说过,两位主考选取三卷文章诗赋,每场一卷,而这三卷必须是同一个士子所作。他们按法令所许的数目,就一套一套的三卷评定文才,定出哪些堪使作者得着那个人人垂涎的功名——中国式的举人。到了时候,便把中式者的名单写出,姓与名都写成极大的字。这张榜文张挂在城中鼓楼的南面,离地三四十尺,在那里留一段时日,任众人观看。榜上居首,或是忝居前三名,都算是极高的荣耀。榜一张出,通常全城与四郊都要大大地轰动一番。
中式者的原卷汇集起来,备着送往京城,名义上是要给皇帝亲自过目。抄本是不能送的,因为原稿上须有那个印记,就是当初从布政使司衙门书吏手里领这卷白纸时便已盖在上头的那一个。凡那些还能容忍的笔误、墨污之类,在省城试院里不至于坏了这份卷子的事,一经送到京城备查存档,便都成了不可容忍的东西。
第十六章科举考试(续)(下)
因此那些地方必须一一刮净或是修补,使这份卷子看起来干净齐整。中国纸性质特别,加上他们只在一面上写字,这「洗补」的事才做得成,而且比较容易;若文章诗赋是写在洋纸上的,哪怕也只写一面,这事便无从下手。有时候即便写在中国纸上,墨污也污得太厉害,或是错处太多,要把卷子修补得看来齐整,非有极大的手艺与极大的耐心不可。这洗补的工夫若做得不好,两位钦派的主考便有被严加申饬之虞,甚或要受降级的处分。卷子留在省城是不成的,送到京城去而没有一副干净齐整的面目,也是不成的。
三场之中常有这样的事:有人忽然病倒,在准许开门之前就死了。遇着这样的事,照法令与习俗,死者的尸首是不许从前面的大门抬出试院的。必须抬到后面,或是抬到东西两面之一,从墙上越过去。这样做并不是要辱没死者,是不让前门被尸首经过所污。尸首从前门出去,要算是极坏的兆头。倘使在哪一场里有哪位官员忽然病倒死了,那么等这一场完了,尸首可以从院子后面的一道小门抬出去。在中国人看来,尸首在跟前,或是尸首经过某些地方,都是又污秽又主凶的。
举人若要去争第三级功名,即进士——西人比之为博士——便非上京城不可。举人考进士,照例是三年一次。要为这件事上京的人,头一回带着该有的凭据到布政使司衙门投递,从前可领四十八两银子,作路费的一部分。这是为鼓励那些自己没有足够盘费的寒士而设的,算是皇帝的赏赐。近年来临行前在此地只能领到一半,余下的一半要在路程过半的某处领取,或是等到赴京应试回家以后再领。
中式之后的欢庆、筵宴与荣耀
中国没有日报可以传布消息,这缺处有一半是由几个会张罗的人补上的。他们把县试和府试榜上名次最高的人的姓名刻了版,印在纸条上,拿到街上叫卖。学政主持的试里,应试的人起初只以座号为人所知,所以这想做报贩的人便与衙门里的书吏头目通了气,由他在中式者的真姓名还没有公之于众以前先供出来。把这些姓名刻了版印出来,消息便比照常情辗转相传——也就是由这人传给那人——要早得多就传开了。至于举人试中式者的名单,是贿赂布政使司衙门的书吏,在载着名字的榜文公开张挂之前好一段时日先弄到的——除非是那书吏自己拿来做这买卖;这名单卖得往往极好。刚出来的时候,常常要卖到二三十文;等榜文在鼓楼上张出以后,价钱便落到一两文。
与知县、知府、学政和布政使有关的各处衙门里的书吏与小吏,都赶着把各试榜上名次靠前的人的姓名和座号,或是号数,各写在一大张红纸上。他们尽早把这红纸带去或送去那人的家里,附上恭贺之辞,只要路不太远。这叫做「送信」。做这事是为了从那家人手里得一份赏。照已成的规矩,头一个把这消息送到那家的人,所得比较优厚;第二个来报的人少些,第三个拿红纸来的人又少些。这赏钱通常是欢欢喜喜、心满意足地给的,因为有这样的报喜人登门送来好消息,是被看作一种光彩、一件极体面的事的。
中式者的姓名传开之后,不过几天,各人的家里便要设筵庆贺此事。筵席前两三天,要分送一张淡红纸的大帖子,装在深红的封套里,送给这家决定要请来同庆的每一位本家亲族、知交密友或是敬重的邻人,请他们到席上来「赏光」。到了时候,受请的客人便带着称为「贺礼」的礼金登门。
庆贺之际,到了该行礼的时辰,中式的人必须祭「天地」,表明他谢这份加在他家门上的光荣。随后他还要为同一个缘故祭本家的祖先牌位,再向父母跪下,叩头三次——若父母都在的话。若有一位已经去世,那位的牌位便摆在他或她生前该坐的那张椅子上。倘使他没有在世的岳母,又还没有订亲,那么由他自己的母亲——若在世——照着秀才或举人的定式,给他披上那条红绸带。这是一条长长的红绸,从一边肩上过去,从另一边腋下穿过;若他是举人,便在胸前与背后交叉两道,成一个交叉的十字形,最后在腰间系作一条带子。若是秀才,这条绸带便不在胸前交叉两道,只是从一边肩上过去,从对面的腋下穿过,只在胸前过一道,然后在腰间系住。倘使他已经订了亲,那么头一回照定式给他披上这表喜的彩带,便是他未婚妻的母亲的权利,这事要在不太久之后、在她自己家里行。他若已有岳母,给他披上这表喜表荣的彩带,便成了她的一件乐事。
到了定好让秀才们去谒见学政、向他行礼的那一天,他们都起得极早,为的是行那照例要行的祭天地之礼。这事行停当了,各人还须去拜他的岳母,或是未婚妻的母亲,为的是请她亲手把那条红绸带披在他肩上;除非因为路远或是别的缘故,早一两天已经请她行过这事了。此刻他便坐上轿子,往学政的衙门去,以便到了定下的时辰,与同榜的人一同进去。
当这隆重的场合,每位新秀才都穿一件淡蓝绸的外面长衫。靴子是方头的,通常用缎做。帽子不是平日所戴的那种小帽,是较大的礼帽;帽子的两边——就是贴着耳朵的那两边——各扎着一种假花,名义上是金箔做的,其实是铜箔,缚在一根铁丝上。这两朵花笔直地高出帽顶好几寸。
时辰一到,所有的新秀才都进到学政跟前,在他面前依次排好。赞礼的人一发号令,他们便一齐跪下,一齐把头叩到地上三次。这一番要紧的礼节,意在表明他们受他们那位「老师」的恩惠极深;行过之后,他们便起身散去。有时候受这一礼的官员会站起身来,两手相握,身子略略前俯,两手轻轻上下动着,仿佛是朝着面前那一群新贵的方向,一面低声连说「多谢」,而那些人正跪在他面前叩头。学政这样的举动,人以为是他谦抑的表示,表明他当不起这样的敬礼。
从学政的衙门出来以后,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各随己意,去拜知府,照样跪着向他行礼。随后他们还要照样去拜各自所属的、位在学政之下的学官,以及各自本县的知县。至于那些不住在他们取得功名的那座府城所在的县里的人,自然必须回到自己的县,才能向本县的知县行礼。他们同样必须去拜自己的业师——就是从前教他们经书、教他们作文作诗的那些人。此后,他们再去拜岳父岳母,拜父族母族的亲戚,拜自己的知交密友,以及他们愿意敬重的那些体面的邻人与相识。
新举人则不像新秀才那样先去拜学政,他们是受邀赴本省巡抚衙门的筵宴的。他们肩上搭着一件厚厚的披肩。他们也有红绸带、方头靴和金花,与新秀才一样。筵宴那天早上祭过天地,便往衙门去;到了时候,各自站到桌子跟前,那些桌子名义上摆满了丰盛的肴馔,他们尽可以吃,可是大半根本不能入口。照百姓所传的说法,这一席筵宴是一场可笑的把戏。布政使本该拿出银子来,把桌上摆满各色可口的菜肴,每位新举人一桌。实际上所备的食物,品质极坏,种类极少,分量也极小。名义上是每人摆一桌,桌上有几样碗碟里装了一点食物。其余的都用锯末或是别的能填满的东西填着,上头盖一层纸。每一桌上都配着一只小碟、一只酒杯、一只茶杯,都是真银做的。每位新举人在一张桌子前站定。筵宴所定的那段时辰里,到了该行礼的一刻,新举人们在巡抚面前依次排好,巡抚或坐或站,随他的意。赞礼的人一发号令,他们都得跪下,叩头三次。此后便散去,各自去拜学政与别的官员、拜业师等等——凡法令或习俗定下他们有责任去拜以示敬意的人。过了一会儿,赞礼的人叫仆役来收拾桌子;于是有人出来,把桌上的东西送到各位新举人的家里,若不是住在省城的,便送到他们暂住的地方,送到时照例要给几百文的赏钱。这些东西若送到了他们家里,便要摆在本家的祖先牌位之前,让已故的先人看看他们的子孙得了怎样的荣耀。至于那些住得极远的人,皇帝恩赐的这份食物自然是带不回家去的。这一席筵宴的实在花费,与照法令所报销或所拨下的数目,两者之间的差额,当然是进了那些经手银钱、办理筵宴的大员与属吏的腰包。读书人都说,每一个举人要花皇帝一千两银子上下,可是这笔银子,除了确实有几两在不同的时候真为他花了,其余都被那些大员与属吏设法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新举人去赴巡抚衙门的筵宴之前几天,还得着一份荣耀:由布政使送来一件黑绸的外褂、一件披肩、一顶朝帽和一双方头靴,不过是用皇帝的名义送的。这些都是皇帝出钱,意在表明他看重这些新贵的文才。照理这些东西该用好料子、做得精致,可实际上却全无用处、全不中用。布政使叫人用最下等的料子、用最省钱的做法做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是不能穿戴的。受了之后道谢,只是为着礼数与名目,并不是因为它们值什么。布政使和他手下的小吏,据说是把实际所备之物的花费,与用好料子照正当样式做成的合用之物本该花的数目,两者之间的差额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皇帝却为这些用他的名义送出的废物付了十足的价钱。新贵或是他们的亲属,不得不自己出钱另置上面说的那几样好东西,好在为他们而设的筵席上、在不久就要举行的游街的仪从里穿戴。只有穷到极处的新贵,才穿官家出钱备下的那几样。
至于赴这席筵宴的人实际所穿戴的靴、帽、褂和绸带,不论法令、古礼或是正经的道理原本是怎样说的,如今通常都由他岳家来置备。这个风气叫做「送靴帽」。
去拜业师、亲戚、朋友和邻人的时候,这位新贵——无论是秀才还是举人——都坐一顶家境所能容许的最好的轿子,穿着他那一套礼服,戴着帽、花,披着绸带。轿前总有两个人先行,各执一根十二尺到十五尺长的竹子,靠近细的那一头,在绿枝之间缠着一两丈红绸。这两面旗是亲友送的,表他们的喜意。轿前另有一班八人的乐工。紧跟着轿子的,是一两个仆人,手里拿着许许多多帖子。在许多这样喜气的仪从里,还看得见一面红屏,五六尺见方,由两个人扛着。屏是用红呢做的,装在木框里。屏的两面有几个吉利字,用贴金的纸剪成,字极大。这面红屏是一种表记,表明这位新贵有在世的岳父或岳母。它总是由他妻子的娘家置备的——若已成婚,便是妻家;若只订了亲,便是未婚妻家。
新贵们出去行拜客之礼的那几天,府城的大街上一派热闹的光景。这些正式的拜客,在省城一般要费三天。那些仪从在街上来来去去,一路有乐声,有旗子招展。新贵们拜客时很少坐下,行过礼便走,再去寻别的亲友。有时候他们并不跪下,只是照常行礼,两手相握,一举一落,同时把身子俯得极低,像是朝着朋友作揖。到了岳家的住宅,他照例要在那家的祖先牌位前跪下叩头三次,又要在他妻子的父母面前——若还没有成婚,便是未婚妻的父母面前——行同样的敬礼。
到了便当的时候,这位新贵——无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只要已经成婚或是已经订亲,便会受邀赴一席为他而设的筵宴,设在岳家,由岳家出钱。他们随意请些亲戚朋友来。这位受敬的人一到,便被引到那家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在牌位前跪下叩头三次。随后他在并坐着的岳父岳母面前行同样的敬礼。此后他才坐下来赴席,饮三杯酒,又装着从盛着三样蔬菜或三样肉的碗碟里略吃几口。他随即谢绝不再吃,一会儿便起身告辞,仿佛忙得很,没有工夫多耽。这一切都是照这种场合上已成的惯例行的。饮三杯酒、吃三样菜,是取其口彩好,指的是功名的三级——西人所谓学士、硕士、博士,中国所谓秀才、举人、进士。这位得意而有志的女婿,是要他那敬慕他、疼爱他的岳父岳母明白:这三级他正要一级一级顺次赶上去,中间不打半点岔,就像人数一、二、三,一、二、三那样。
举人以及功名更高的人,都有资格立一方旌表的匾额,通常悬在住宅正门的外面;另有一方放在祠堂里。举人榜上居首的那位,匾上有两个字,在懂行的人看来便点出了这桩荣耀的事。这两个字往往是贴了金的,字形极大,一二尺见方,占着匾的正中。整方匾长六尺到八尺,宽窄相称。榜上自第二名至第五名的,匾上各有一定的字,在懂得这些字的用法与意思的人看来便点出了那桩事。自第六名至第十二名的,另有别样的字,标出他们在这一榜里的相对名次。凡在第十二名以下的,都归在某两个字之下,这两个字通常是黑的,上着厚厚的漆。除了占着匾的正中的这几个字,还有一行字小得多的题识,记着皇帝的名号、他在位的年份、学政的姓与官衔,以及这位士子在榜上的名次与姓名。同姓的近亲,如叔伯、亲兄弟之类,准许仿造一方同样的旌表匾额悬在自家门上。有些人家的前门之上,挂着好几方这样的匾,是为本家亲族里不同的人立的。
凡在京城的试里中了第三级功名的人,人提起他们时所用的称呼,以及写在他们旌表匾额上的字,都标出他们在中式者榜上的相对名次。此外也有一行题识,记着皇帝的名号、年份、总督的官衔等等。父族的亲属也准许仿造这样的匾,悬起来作荣耀的标记,或作自家屋宇的装饰。
有秀才按时赴举人之试,一科不缺,直到八十岁上下,还是没能得着那个人人垂涎的功名,那么把他的情形奏报皇帝,便是巡抚的职责。皇上便赐这位老士子举人的衔,以表彰他在文场上长年的苦斗。这位老先生得准悬在自家门上的匾额上,必须写上两个字,标明这份荣耀是皇帝自己格外开恩给的。得了这个衔以后,他若愿意,又有气力经得起路上的劳顿、有银子付得起路上的花费,还可以上京城去争进士;不过这样做的极少。
此外还有一级更高的功名,是在皇帝面前把进士中最好的士子再试一场之后得的。不过这一级,以及京城里士子的别的几种考试,都不值得细说了。我们的用意,只要看他们开始攀上那座功名、富贵与声名的梯子,就够了。在这几场里中式的人,一定立刻便得着体面而优厚的位分:或在各省做官,或入翰林院,或入六部之一。
凡进士中式之后又活了六十年的人,京城里要由皇帝出钱为他设一席筵宴。这样的人,自中式以来已经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他可以在自己门上立一方旌表的匾额,上头写着四个中国字,标明皇帝请他赴的那一席为他而设的筵宴。这样的匾额是极难得见的,是极高寿的一种表记。
照同样的办法,举人中式之后活了六十年而没有中进士的,也有一席筵宴。文举人匾上写四个字标明此事,武举人则另有四个字,标明同样荣耀的事。皇帝便用这许多法子,来荣耀那些以读书为一生之业的人。
第十七章科举考试(再续)(上)
防弊所用的正当合法之法:应守的几条章程——题目出过一两个钟头后用印——查对各人所占座位之号——有几名应考之人被请到学政近旁就座——考官所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取中有时全凭情面——有时给某几名应考之人暗记暗字,以便认出他们的文章——考官时常受贿——常有人为朋友的情分硬要某人取中——考官的属吏有时极力荐举某几名应考之人的文章——应考之人所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求中手段:雇一个能文之士顶着雇主的名字进场——行贿书吏,使之从种种方面相助——「换卷」——两个朋友与人换座,设法坐在一处——许多应考之人在两县或数县报名——有人「骑马」——文章有时在场外作成,装在小蜡丸里夹带入场,或由地下的暗道递进——有时在场外作成,再由受贿的书吏混在场内所作之卷中——出钱请人代笔,价银预先议定——武科考试:箭法与膂力最为要紧——武童生在知县、知府与学政前应考之事——武秀才在总督前考武举人之事——取中者带着乐队大张声势拜望亲友——行贿之事比文科少——武举人赴北京考武进士
防弊所用的正当合法之法
下面所说的几项,是各场考试——指取中举人以前的各级考试——的主考之官有时所用的正当合法的办法,为的是防止应考之人作弊,或是把作弊的事揭出来。
就这些考试所雇的书吏差役而论,人数本是足够防弊的——只要正副各官都靠得住,又真心愿意把法令章程照着办。可实情似乎是这样:知县、知府、学政,以及钦命前来主持乡试的主考官,往往急于徇私,做出违法背理的照顾;他们手下的人也一样,乐得收受应考之人的贿赂,容他们犯规。做官的觉得自己的属吏靠不住,属吏则时时留心寻门路哄骗上官,或是对犯规之事睁一眼闭一眼,好让某几个士子得益——那些士子或是他们的私交,或是出钱买了他们的帮忙与缄口。
前文已提到几条人人皆知的章程,守门的、当差的和各官的书吏助手,都有照实施行之责。若查出一名应考之人与别人低声交谈,或是查出他抄录、翻查带进场内的刻本、抄本、散页,或是在他身上、行李中查出这类夹带之物,或是见他把写好的纸卷递给别人,或是见他用了书吏所发之纸以外的纸,或是明明看出他是替别人代作文章以供抄录、是冒名顶替等等,主考官的书吏助手便有责任取过一种印记,盖在该生入场时所领的那一卷格纸上。盖这个印,意思就是此人「犯规」;卷子一经盖印,文章再好也不复呈阅,犯规之人当年也不许再入任何一场考试。书吏助手自然难免徇庇:若犯规的是他的私交,或是容他作弊于己有利,尤其是事先已把一笔钱悄悄塞进某位主文书吏之手,作为万一出事的保险,那便多半通同隐瞒,能遮掩便遮掩。当然,若是犯规之事被主考官自己看见,犯规者的卷子就必得立刻盖印,以保全主考官自己的体面与名声。
场门封锁、诸生入座之后过了些时候,还要用下面这个法子,防一种特别的作弊。题目出过约一两个钟头,诸生已有工夫打好腹稿,开始把文章或诗誊到卷上,这时便有一人持印巡行各座,在每人卷上所写的最后一字处盖印——或在第八行之中,或在第五行之末,看写到哪里。若格纸上一字未写,便把卷子在外面盖一印。卷上行文到处既已盖印,主考官便大致可以放心,不至受人瞒哄,除非是靠夹带进去的纸页或书册翻查取助;因为那时候还早,场内场外的同谋所作的文章诗篇,通常还送不进来。而若卷上原未起笔、印是盖在外面的,则此后在卷内写出的文章诗篇,考官与阅卷之人一概不加理睬。假定有人预料到要盖印,先在头一题上起了个头,后来才得了同谋所作的一篇文章——同谋自然无从知道那个开头是怎么写的——来得及誊到格纸上,则这两截文字极难接得上。同谋所供的那一截,文气笔调多半与开头那一截,即该生自己在号舍座上所写的那一截,大不相同。除非两截写得凑巧十分合榫,考官一眼便能看出破绽,就是说,把印记以上那一截接上场外所作或场内同谋所作的文字以凑成全篇,这路作伪是容易察觉的。自然也有极小的可能:应考之人才思敏捷,能把同谋预备的文章开头一番改动增删,使它与印前自己写得的那几行接得妥帖。只是一个人既然连自己的文章都作不到能取中,要他把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接在自己所作的断片上,还要让那些专意寻破绽的老眼老手看着像出于一人之手——这样的才情是不多见的。
前已说明,赴学政衙门考秀才的童生,入场之前座位早已排定。座位编成排,每排以《千字文》中的字依次为号,每排之内的座位又依一、二、三之序编号。他那一卷格纸上附着一纸条,上面写明或盖明他所属的排字与在该排中的座号。照章程,他在场内作文作诗的全部时间里,都必须坐在这个指定的位子上。场中随时,考官都可以派一两名书吏或助手巡查卷上的纸条与该卷之主——或者说,依卷在其手、又正在卷上书写而推定为卷主的人——所占的座位。若纸条所记与该生所坐的排号、座号相符,便算一切无误。倘在作文作诗的时限之内,任何时候查出排号或座号与纸条所记有一处不合,便算是作弊的确证,该生的卷子立刻盖上犯规之印。他若要申辩解说,那解说只被看作他不老实的又一旁证。他若说「我看错了座位的排号」,把过错推在眼力不济、仓促或是失于留意上,人便答他:「你不是读书人么?难道真像你装出来的那样蠢?若真是这样,也就不必来应考了。」这一项对查纸条与座位是否相符的事,叫做「查对号记」。自然,只有那些自知要靠不正当的欺骗手段求中的人才怕它;老实的士子没有理由怕这一查。然而纵有考官与其属吏的百般严察,纵使这些人真心愿意把分内之事办得老实,士子有时仍能想出法子调换座位而不被查出,自然也就不致暴露受辱——下文还要说到。
学政有时吩咐他衙门里管这事的书吏,把知县、知府所荐名单上最好的五六十名士子,安排在考场的某一处,就在他自己坐着办事的近旁。其余的人则分布在场子的东西两边,有些离他的公座很远。这样排座,名义上是要让这几十人坐在学政身边以示尊荣,其实主旨是把他们放在自己眼皮底下。如此他便更容易察出他们作弊——无论是翻查刻本抄本的纸页,还是以任何形式受衙门中人直接间接的帮助。这些应考之人既坐在主官目光所及之处,他的差役与文案便极难把场外递进的或场内作成的文卷传给其中任何一人。虽说坐在那里是一种体面,连老实的士子一般也宁愿坐在场中别处,因为坐那里并无便宜可占,自己又觉得始终在主考之官的亲眼监视之下。至于那些想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求中的人,自然极不愿意被派在考场的上首、在学政说得着话的地方就座。可是学政要怎样,他们就得欢欢喜喜地照办。若露出一脸不情愿的闷闷之色,于他们是不利的。这些受「尊荣」的应考之人人数既少,又不得随意离座在场中闲走,必须守在自己位上,学政要阻止他们与差役属吏往来,便办得到——他许他们往来到什么分上,他们就只能到什么分上;凡是旁人给他们的、替他们做的事,他都可以亲自察看;只要他真心愿意防,不正当的手段他是防得住的。
以上所述防弊的合法之法,说的是取中秀才的那些考试,不是取中举人的考试。至于钦命主考官主持乡试时所用的防弊之法,前文已略说过。要把这几位主考官场中防弊防伪的办法一一看个明白,是不容易的。前面所说已足以表明:只要场内的差役文案各守其职、认真严谨,防弊的办法是十分周备的。
从前面的解说与提示里,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凡主考之官及其属吏差役,无论考童生还是考举人,若真心切望查出作伪、防止在文章诗篇上用不正当不合法的帮助,应考之人是断不能把他们哄过去的。
据说学政与钦命主考官时常受贿,为某几个应考之人取中。有时所送之数极大,以买这些官员的通融。若学政自己肯被说动,办这种事是容易的,因为他在省城住上三年,有身分的人不难见着他本人。至于钦命主考官,他们到省城之后便难见得多了;如前所说,他们在进入考场所分的处所、办理出题阅卷之事以前,先被关在临时寓所的封门之内。皇帝的本意是不让他们与本省的人往来,怕他们受了引诱去做违法之事。要行贿的人,以及要为自己的事求情的人,往往用这个法子化解这层实际的难处:在他们离省城还有几天路程时,就派人带着书信与条件去迎上他们。如此,主考官还没到他们将要办差的省城,一切便都已按应考之人的心意安排妥当了。诗中的某一联某一句,或是文中某处该嵌入的某几个字,都预先定下;此后只看那位有意照顾某人的主考官能不能拿到这些文卷——这却不是一定说得准的。
知县或知府有时为了照顾亲戚,或是为了朋友的情分,答应把某几名应考之人的名字列在他们荐给学政的名单之首;还常常受人撺掇,为了某人一旦在学政场里取中秀才便可到手的一笔银钱,把那人列在名单头上。又据说,他们有时竟敢向学政示意:若他们名单上某人能被看作可以取中,他们将何等高兴、何等感激。这种示意,学政自是心领;他若与他们交好,而自己又没有更好的门路可图,这些人便几乎一定会取中。同样,省城里的大员有时也私下向学政施用他们的影响,不过说法总使他不至误会他们的意思。一般人都信他本人并不反对:凡在他职分之内的小小方便,做给大僚们以结交朋友,他是肯做的;至于他那些亲爱而感恩的「门生」自愿送来的贽敬,用来丰盈自己的荷包,他也是肯收的。
关于学政,流传着种种故事:有极严的,也有极懈怠的。相传有一位学政严到这个分上:题目出过之后,场内除他自己不许留一个人。他真把所有的属吏差役都赶出场外,亲手把内门关上锁上;可是他有一名主文书吏,设法在场中与他说话,依着先前的约定,把同谋就所出之题预备好的一纸文章粘在他的衣服上。这位学政浑然不觉,把那纸带回场内,又被一名应考之人灵巧地从他衣上取了下来。
考官所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
大略说来,考官们并不厌恶受贿而偏护某人;有时他们自己就愿意给某几名应考之人以照顾,或为报答往日所受的恩惠,或为成全亲友的情面。譬如学政或奉命主持考试的钦命主考官,本省或许有他们的亲戚朋友,这些人家有儿子想中秀才、中举人;或者他们在别省有受过情分的朋友,那朋友又有亲友住在本省,而这些亲友也不反对自家的子弟、兄弟、叔伯取中。一有新学政的姓名或新钦命主考官的姓名传出来,本省与别省便往往立刻布置起种种计划,要使若干应考之人取中,算是给某个私交或某家亲戚的照顾。学政若想赏一个秀才给什么人,那是再简单再容易不过的事。他可以与那人私下相识,给他一个暗记或暗号,叫他写在文章的某一处;或者整件事由那位有志之士的亲信朋友去安排;或者他把那人派在自己近旁的座位上应最后一场——那一场之后就要出取中的名单——这样便一定能拿到他的卷子。他只须在卷上批个「取」字,事就成了。
主持乡试的两位主考官之一,若想把举人的功名给某一个人,只须给他两三个字,叫他嵌在文章指定的地方,那文章便容易认出来。若那文章因犯规被贴出示众,这人便被摈落,再无他法;若那文章落到另一位主考官手里,这人也可能不中,那就更要看文章本身的高下了。文章诗篇在送到主考官自己手上之前,先由下属的文案房考审阅;若因太不像样而未经荐卷,被房考摈了,而主考官又决意要把它找出来,他只须对下属房考说荐上来的好文章不够,房考便不得不再荐上几篇他们看着次好的。遇着这样的事,房考们通常会疑心:上头要更多文章诗篇,底下不是徇私便是受贿。那位主考官找得着、找不着他要的那几篇文章与诗,都不一定。他若在哪一场——头场、二场或三场——找着了一份,自有法子把另外两场的两份也弄到手,凑成三份。所谓给应考之人几个字嵌在文章某处,可举这样一个假设为例:他嘱那人在第二页第六行第十四格用一个「天」字,在第四页第三行第四格——或在那一行的开头附近——用一个「地」字。除非有意安排,一篇文章里这两个字恰好落在这两处的机会是极少的;主考官一遇见这两个字,便知作者是谁。要记得主考官看不到墨笔的原卷,看的是去掉涂改墨污等等、用朱笔誊录的副本。
如今主考官给所照顾之人一两句诗,叫他用在诗的末尾、开头或中间,比依私约给几个字嵌用更为通行。几年前,取中秀才的人里头极大一部分都很年轻,有人解释说,那一场主持考试的学政喜欢取少年。又说另有些学政有时偏要反过来,专取老者。凡属这类情形,取中的幸运者多半不是按文章的高下选出来的。
学政衙门里的主文书吏,或是乡试考场所用的几位高等文案,常有为某几名应考之人的中与不中而关心的:或因是亲戚、是私交,或因受了贿要替他们出力。遇着这样的事,他们便趁便极力荐举某几份卷子——这些卷子他们凭暗记能从众卷中认出来。若主考官似有摈落之意,以为不足取,他们有时竟敢一荐再荐,极其执拗,却又摆出十分恭谨谦卑的样子,把同几份卷子呈到他们所敬重的老师眼前求他青目。到这时候,他通常立刻疑心其中有私情在起作用;只要那几份卷子不是太不像样,又只要把它们收进取中之卷不至妨碍他自己在取中名单上的私图私利,他往往答应把那一叠文章再看一遍,终于同意说它们可取。有时属下违着主考官明显的判断,一再称说某几份卷子如何高明,反而把它们的命运定坏了,因为他未必愿意去做一桩暗中勾当的同伙——那勾当能得多少银钱的好处,他又没有把握分得着。他也可能觉得,为自己的名声计,凡他所信为曾拉拢他一两个属下替自己串通谋划的应考之人,他必须立刻加以摈抑。他须显出自己判事公正无私。
应考之人所用不正当不合法的求中手段
住在乡下的士子若有余钱可用于此,常常雇一个住在城里的好手——一个素有急才、能又快又准地作出文章诗篇之名的人——顶着他的名字、代他进场应考。乡下的士子通常不如城里出身的读书人那样有才、那样精于作文。雇一个城里人,若此人天资与学力都好,乡下人便被认为比专靠自己的本事更有中的指望。这样做,对他本县其余的应考之人分明是不公不义的:他雇一个比自己高明的外人,自己取中的指望增加多少,别人取中的机会便减少多少。所以本县的士子一般都要阻止这种求取秀才的事:若恐吓不能把那雇来的人吓住,便动武;或者等到聚在考场之后,把他的真身分揭出来。不过他们宁愿尽可能不让他真进到作文的号舍里去。
应考秀才的人中,若因什么缘故不能与同辈一同赴知县、知府的考试,却还赶得上学政的正场,而他又有钱肯花在这上头,有时便用下面的法子,好得以入那一场。他们去找知县衙门、知府衙门里管这事的书吏,行贿叫他们供给必要的几卷格纸,便在上头就他所误的那几场已经讲论过的题目作出文章诗篇。这些文章诗篇随即交给书吏,由书吏照常例、在应有的时候,把它们混在别的应考之人所作而又看着不甚可取的文章诗篇里头。书吏又受贿把这些缺考之人的名字添在实在入场者的名单上。如此,这些实在缺考的人,名字便记在荐给学政的应考名单之内,又有了文章诗卷可供学政查阅——万一他们在学政主持的那一场里作出的文章诗篇名次很高,学政或许会觉得有必要把他们在别几场所作的文章取来比对文体笔迹,以查出作伪之事。
第十七章科举考试(再续)(下)
有时童生自知因什么缘故不能到下面几场考试,便请一位能文的朋友顶着他的名字进场应考,尽力去作;或者雇一个士子代他进场作文。等他自己到了,那朋友或雇来的士子便退出,让他以本名在以后的各场中坐自己的位子。这样他就不必用上一段所说的法子,只须「换卷」就行——就是说,他行贿一名或几名书吏,叫他们供给他所需数目的格纸卷,又把那几卷载着他朋友或雇来的士子代作的文章诗篇的卷子借给他。这些借来的手稿,他只留得够把代作之文誊录一遍的工夫,誊完便交到书吏手里。誊本混进别人的卷子里,原卷则毁去或藏起。日后他若在哪一场作出中选的文章诗篇,学政若想把他在下面各场所作的拿来比对,那些誊本——自然都是他自己的笔迹——便可呈上比对。
有时两个士子要在场中坐得极近,不是为彼此相帮,而是要其中一个给另一个出力。遇着这样的事,总是一个因作文又快又准而被雇来帮另一个的。他的差使是替雇主作文作诗,由雇主誊录。两人坐得越近,传递文稿而被察出揭发的可能便越小。譬如甲与乙要坐在一处,却发现两人卷上所标的座位相隔极远:一个标的是场子中间大通道东边第一排第十一座,另一个标的是通道西边第十五排第四座。甲便设法与座位在他朋友乙所指定之座附近的某人商量,好占那个座位,不坐自己的。乙同时也设法要坐在他的雇主或朋友甲的旁边。两人之中若有一个寻得着什么人肯为情面或为钱通融,便与那人对换号纸;因为如上所说,万一要「查对号记」,卷子必须出现在所指定的地方,否则立刻盖印。这两人实际上只是换了座位,各用原为对方预备的卷子。据说有时为得着一个位置便当的座位,所出的银钱颇为不小。这件事必须在点名之前、在考试那天早上众人必须各就各位之前办成,与格纸卷相对的号纸也必须在那以前换过。过了那时候再去商量便不可能了,因为应考之人一经以号纸换得格纸卷,就得立刻就座。
照法度,一个人只该在自己所属的县里应考;可是遇着两个人烟极密的县彼此毗连——像本城这样,城东属一县,城西属另一县——士子便设法在两县都应考,全为的是添一分取中的机会。两县的考试若在同一天,一个人自然不能两处都到。他所用的办法是:在两县该管的衙署里都登上自己的姓,名字却报得不同,一个是真名,一个是假名。遇着两县同日开考,他自然只用其中一个名字,拣那一场他看着最有指望的去应;另一场便雇人代他进去,或是把这个机会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是让一个私交去占这个空子,自取其便。
有时有那好张罗的人,在考秀才的考试将开之前不久,在考场附近预备一所屋子或一所房舍,招一班有才的人来,把本事租给那些想暗中得助的富家应考之人。这处所叫做「马棚」或「马厩」,来这里替雇主作文的人叫做「马」,他们的雇主则叫做「骑马」。这些「马」自然都是作文的高手,往往是秀才,甚至是举人,因家境窘迫,肯为几分银钱做不公不法之事。马棚的头儿雇些人去做居间说合的,暗暗到各富家应考之人那里探问谁肯出重价买文章上的帮手。这些应考之人便被带到会所,商定帮忙的价钱,以及要骑哪一匹「马」。被雇定的人随即打他的主意:是亲自进场,还是留在外头作文作诗。他有时设法进场:或雇一个士子不去,取了他的号纸,暂且顶他的名;或是寻出一个在两县报了名的应考之人,向他买下在一县用他名字的权。这都是违法的事,一经查出,犯者可受严惩。那头儿总要在「马」与骑马之人所议定之数里抽一个成数,通常约是一成。「马」若被查出,有时要戴枷示众若干日;若本身是有功名的,还可能被革去功名。虽有这样的风险,只要出的价钱丰厚,肯干这一行的人总是不缺。主考之官若极严,「马」通常便决定在外头作文,送进场去让骑他的那人誊录。
照着成例,那个在富家应考之人与他的文章之「马」中间居间说合的人,若那应考之人果然中了,便要在议定的酬劳之数上再抽一个成数——这是在立约时所得之外的,若那时得过的话。若所议之数是二十万文,他便要四万文作自己的一分,通常的分成是二成,除非立约时另议了别的成数。这叫做「回头钱」,指的是某件约定之事成了之后才付的钱,要人回过头、转回去领。付「回头钱」的风气不止用在文事上,还通行于许多别的事情。凡遇一件极合心意的事成了,便拿这样一笔赏钱或礼钱送给那些在其间居间说合的人。
这些出卖本事的人,有时也有别的称呼,不单叫「马」;他们的本事常被请去用在知县、知府和学政的各场考试上。通例总是这样讲明的:若靠别人之助得了功名,应考之人付给给他做「马」的那个人的数目,须是原来讲定的——即无论中与不中都要付的那个数目——的十倍。他若讲定无论中与不中都付一百两,一旦靠那人之助取中,便须付一千两。他出一纸借票,由某个亲戚或朋友签名作保,考完之后付清。头一场在知县、知府两位考官前应考所买的帮忙,价钱往往很小。所买帮忙的那一场离学政的末一场——那一场通常是定夺之场——越近,索要与许下的数目便越高。有时还要预先定下一笔特别之数,以应这样的情形:若应考之人的名字在下两级考官末一场的名单上列为头名,照着成例,这样的人几乎一定能得功名。
考举人、在钦命主考官前应考的场次中,有时只买人代作诗,或只代作第三、第四篇文章,别的几篇应考之人自己已作得称意。这样的帮忙通常是向那些恰好住在邻近号舍的人买的——他们自己的卷子已经作完,在场门开、场次散之前还有余下的工夫与气力。这样的人一般肯把本事卖得很便宜,有时在作完自己的文章之后替人作文,所得不过五千到一万文钱。据说场外的「马」要作出文章诗篇送进场内给骑他的人誊录,是极少办得到的。不过也传着些离奇的故事:说有人把文章用极细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外头裹一层蜡,混进场内——把蜡丸放进水桶,那水桶是倒进与场内相通的水槽或水池里的。场内有同谋充作差役或守夜的人,把蜡丸从水里捞出来,送给它的主人;谁懂得蜡丸表面上的暗记,一看便知是谁的、该送到哪个座位。自然,这些暗记外人是看不懂的,所以万一这些蜡丸落到不知内情的官员差役手里,这事也牵连不到哪一个属吏身上,更不能拿来作某一个应考之人的罪证。他只是白丢了蜡丸里那点东西本可给他的好处而已。
又传说从前场外的同谋常设法用地下的通道把手写的文章诗篇递给场内的朋友:把文稿从中空的桌腿或中空的柱子里往上塞送,那些桌腿柱子与地窖或暗道相通,地窖暗道自然又与场外近旁的某所房舍相通。用这法子,场内必得有人守着等文稿露头,再把它送给所要给的那个应考之人。这个法子所省掉的,只是雇一个场里的人把文稿从门里带进去交给场内本主的那重危险与麻烦;而主考之官若不严,那原是桩容易的事。无论哪一种,总少不得行贿。
有时在知县、知府前应考的头一、二场里,应考之人在点过名、以从该管书吏领得的号纸换得格纸卷之后,趁场门还没关没封,设法溜出场外而不被察出盘问,这多半要守门的通同作弊。这样一来,他便到一处便当的地方,就所出的题目作他的文章与诗,或独自作,或由朋友帮着作,什么帮手都尽可取用。题目常由场里的差役或文案透给外头的同谋与朋友:把题目写在一片瓦上,或写在一张纸上系在石头上,从外墙的某一处掷出去;或把纸从外门的缝隙、墙上的孔洞里塞出来。依着预先的约定,由一个同谋取了题目,分送给那些出钱买通书吏弄题目的人。有时则是在场门封锁之后把格纸卷带到外头,卷子的本主留在里面,由同谋作出文章诗篇,等场门开了、一部分应考之人已经出来,再把卷子交给该管的书吏或小吏,由他带进场内,只当是在场里作成的,交给考官该管的文案,文案便把它放在别的未阅之卷里,到时候由主考官在那里头寻着。如今所说的这一种作伪,据说极不得人心、极不体面,连应考之人自己也这样看;不过手里有余钱可以买通场中差役文案、而又不大可能被查出的人,偶然也还是这样做。
前面屡次提到那些肯受贿替应考之人出力的文案、书吏与差役:他们或把外头同谋递来的文稿带进去给应考之人誊录,或把已经写在指定格纸卷上的卷子带进去,或是把考官所出的题目通报出来。这一类作伪的事做得如此之多,以致这些人为应考之人办寻常的事都有了一定的价目。譬如说,在知县前头一场把一份在外头为场内应考之人作成的文章诗篇带进场去,照例的贿银是四百文;第二场八百文;第三场一千六百文;到第五场则是六千四百文:每升一场便加一倍。有时知县疑心某几个人或某一类应考之人在作伪,便叫他们坐在场中较偏僻之处,或坐得离自己近些。遇着这样的事,要把暗递的东西送到他们手上,难处便大得多了。替这样的士子带文稿的文案或书吏,所要的至少是他们坐在本该轮到的座位时的两倍。譬如在别的情形下,第六场他只要一万二千八百文的酬劳,这时便要二万五千六百文;照本地通行的那一套道义,文稿若平安送到而不被察出,这人便须赶紧照付。某一年某一位考官头一场的贿银之数一旦定下来成了行价,以后各场的价钱便容易算出:从那一数起,每隔一场加一倍,直加到所问的那一场为止。自然,特别的差使要照特别的价钱,那是临时议定的,没有通行的规矩与定数。
由此可见,取中秀才、举人的名单,并不能确证榜上诸人是凭自己的本事取中的。
武科考试
中国有定期的武科考试,办法与文科考试大略相同。考头一级武功名即武秀才的人,由与考文科者相同的官员主考;考第二级武功名的人,则由本省总督主考,不用从北京派来的钦命主考官。
照西方人的见识,寻常文官并不懂武艺,在中国却被认为完全有资格主持武科考试、判定应考之人高下优劣,这事看来是奇怪的。还有一事看来也极奇怪:在一个知道火药已有好几百年的国度里,考武功名的人竟不须有用枪炮的本事。箭法与膂力被看得比一切与兵事相关的本事更要紧。
想考武秀才的人,须在本县知县所定的日子到他跟前报到。他们先要由知县衙门某一房的书吏把姓名登在应考名单上;为此须交给书吏一纸文书,上头列明关于本人的种种事项,还须由那一班受派为考文科秀才者作保的秀才中的某一位出结具保。文书上若没有这一纸保结,他们的名字便不能登在应考名单上,也不许入场。
在知县前的头一场,考的是站着射箭:看他们射靶的本事,每人射三箭。在这位官员跟前的第二场,考的是马上射箭;也要射三箭中靶,却要在马跑着的时候射。第三场则一概考大刀、重石与硬弓。要他们挥舞的刀有三等:据说一等重一百磅,二等重一百二十磅,三等重一百八十磅。石头也有三等:一块重一百磅,一块重一百二十磅,一块重一百六十磅。这些都要照一定的法式举弄。要他们开的弓也分三等软硬:开最小的一张要使一百磅的力,第二等要一百二十磅的力,第三等要一百六十磅的力。其实开弓、举石、舞刀所须的力气,大概比上面这些数目所标的要小得多,这正可见理与事、法与俗之间的分别。第三场不考射箭,只考开弓,以及舞弄演习刀石,各人自己来,各人为自己来。
凡不是全然不成、不在所许的最低一等以下、又不犯考场中人人皆知的规矩的,姓名便在每场考完后不久按本事高下写在大张纸上张挂示众。第三场终了时名列头名的那一个,照例由学政取中。知县在自己的几场考完之后,开出一张应考名单,送与学政察阅。
到了时候,这些武场的健者便聚到知府为本府各县应考之人所定的会所,在他跟前过三场,次序与所用的兵器器具,大略与他们先前在各自知县跟前所过的相同。知府照样叫人开出一张在他跟前考过的应考名单,送上学政。在知府第三场名列头名的那一个,只要在学政跟前过得去,也一定取中。
学政跟前也有三场,通常在他衙门里办,他也可以随意定在城南的操场上办。他考察应考之人高下的法子,与下两级考官所行的相仿。第三场终了,便开出一张名单,列上那些被看作最精熟灵便、因而最可取的人。这些人要到衙门里去应第四场,考的是文事:要他们凭记诵抄录一篇短的武经。学政在每一府所能取中的武秀才之数,与他所能取中的文秀才之数相同。这些武秀才帽上插着假花,肩上围着绸带,打着旗、带着乐队游街,与文秀才取中之后的样子大略相同。两班人衣着上有一处显眼的分别:武的总穿圆头靴,文的穿方头靴。他们准许在帽上戴表明品级的顶子,可是除非入了兵籍,便既无俸饷,也无军职。若入了兵籍,便有口粮,而且比寻常兵丁多一样便宜:可以去考武官之职。不过取中的人里头,很少有去当寻常兵丁的。
全省武秀才考第二级即武举人的考试,在省城举行,由本省总督主持。他通常有四场。头一场是站在地上用三支箭射靶。第二场是在马跑着的时候从马上用同样数目的箭射靶。第三场也是马上射箭;靶是三面的,放在地上,叫做「地」,又叫「地球」,用皮做成,每边约宽一尺。第四场是演三等大刀、三等大石与三等大弓,大略与他们未得武秀才之前在下级各场所考的相同。
全省考中武举人的,总数只约六十名。这些人大张声势,打旗奏乐,照例去拜望亲友,让亲友给他们添光,或是受他们的庆贺——这是在他们先去拜见那几位大员之后;照法度或照习俗,一得功名便该赶紧去拜见那几位大员。
这一班武科应考之人中较富的,为得功名无疑要用不少贿赂,考官有时也颇示偏私,只是远不及文科应考之人那样多。武试比文试办得公开,取中与否大半要看本人的技艺与膂力,而这两样在场上一演便实实在在看得见。除非在所用兵器上也有相当的功夫,行贿是不大有用的余地的。
各省得了武举人的人,须赴北京去考第三级功名。在那里取中的人,总一定能立刻在国内什么地方的陆师或水师中得着差使。没取中的,回到本省之后,若愿意,可以投入本省总督的亲兵,做他身边的一种随从,在这个位子上是没有定俸的。跟着总督三年之后,照法度便有资格由朝廷任为统领千人的千总一类武官。可是据说实在的情形是:即便跟了他三年之后,一般也只有那些格外得总督欢心的,或是有钱可以送礼——说白了就是行贿——的,才做得上千总。凡在正道上、或者不如说在邪道上肯花足了钱的人,便不必等满三年就得了统兵之职。
第十八章中国轶事
早慧的少年——家贫的学子——孝顺的儿女
早慧的少年
每一个民族都乐于把本族早慧少年的妙语与异事记下来。这一类读物,纵使不能给饱学之士和成年人多少教益,至少也能给他们一点消遣。一句恰到好处的答话、一段出人意表的故事,谁不爱听呢——尤其是说话的人年纪尚小,或者别的什么情形使这答话全然出乎意料的时候?
中国人也不能外于此理。他们有许多了不得的故事,讲的都是古时那些智慧与天分远过其年龄的孩子。下面便录几则。或许先得说明一句:中国人的一句妙语,要译成英文而不失其妙处,有时是办不到的,往往是极难办到的,因为原话多半在字的声音或意义上做了双关。有人说过大意如此的话:双关语译不得,正如双关语刻不得。
北宋一朝,起于约四二一年,终于四七九年。那时有个小孩子,名叫奴。他年纪极小便以才思灵动、记性牢固闻名。据说读书只须看过一遍,便能背诵。他四岁那年,有一天一位客人在他跟前说道:「孔子没有哥哥。」奴立刻用经书上的话答道:「他把哥哥的女儿嫁了出去。」这就证明孔子是有哥哥的。满座的人都惊异于这孩子不同寻常的答语。
同一朝里有个小孩子,名叫光。有一天他和一群孩子玩,其中一个失足落进一只盛满水的大瓦缸里。除了光,别的孩子都吓得不敢动手相救,一个个跑开了。光取了一块石头把缸砸破,水流了出去,玩伴的性命便保住了。听见这件事的人,无不佩服这孩子罕有的机智与镇定。
同一朝里还有个聪明的孩子,名叫彦博。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回同几个小伙伴玩球。球落进了一根柱子的深洞里,大家都当球丢了,只有彦博不然。他取了水来灌进柱子的洞里,球便浮上来了。
后汉一朝在二二一年至二六五年之间。那时有个孩子名叫霸,七岁便把《春秋》读得通透;《春秋》是中国人所读的几部深奥典籍之一,属于「五经」。他要接着读余下的几经,父母劝他别读,说你只是个小孩子,读不了这些。他答道:「我读得,而且还有余裕。」他的才具这样出众,人们常拿孔子七十二弟子中最有名的一位来称他,叫他曾子。
同一朝里有个人名叫万,幼年便以应对敏捷见称。他才七岁那年,他祖父在魏地做太守。遇着日食,太守把这事奏报皇帝。太后问道:日食了几分?太守不知怎样回奏,站在他身边的小孙儿便给他出主意:「何不说没有食着的那一分,大小如初一的月亮?」老人家便照着这含而不露的话回奏上去,心里大为吃惊,奇怪这小孙儿怎么会有这样快的领悟和这样便当的言语。
三世纪时的魏国,有两位至交,一位祖上姓杨,一位祖上姓孔。孔字是中国话里孔雀二字的头一个字,杨字则是杨梅二字的头一个字。有一天孔先生来看杨先生,杨先生不在家,他便叫出杨家的小儿子来说话。这孩子名叫秀,九岁,极聪明伶俐。屋里摆着几颗当季头一批的杨梅,是预备待客的。孔先生想拿他的姓逗他一逗,便指着杨梅,笑着说道:「我看这是你们家的果子,跟你是亲眷吧?」秀立刻回道:「我可从没听说孔雀是您家里的禽鸟!」
同一国里有个小孩子名叫林。有一天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到他家门上,问林道:「伯琛——说的是他父亲的名字——在家么?」这孩子不答话,也不照规矩行礼。那人很觉奇怪,说道:「你怎么不给我行个礼?」林答道:「我本该给您行礼的;可是您跟我说起我父亲,直呼他的名字,我又为什么要对您讲礼?」照中国的礼数,向人家的儿子说起他父亲而直呼其名,是没有家教的表示。该称他为某公、某老先生一类才是。这小孩子的意思是说:你跟我说我父亲的时候不讲礼,我跟你说话、跟你相认的时候又为什么要讲礼?你自己不讲礼,倒要我讲礼么?
明朝起于一三六八年,终于一六四三年。那时有个少年名叫大宾,聪明与端重都非寻常。据说他把《四书》《五经》只读过一遍,便再也不忘。八岁那年,他去拜访一位功名很高的文士,举止从容合度,竟像个老成的长者。主人指着一张椅子出题,叫他即席作对,照中国的样式先出上句,道:「虎皮褥覆书生椅。」大宾该对下句,下句的字字都要与上句相应,他立刻答道:「兔毛笔写进士牌。」那位先生喜得拍了桌子,还赏了这孩子。
十三岁上,他中了举人第二名。正德年间在京里考进士,他又在中式的人里列第二名。同一年御前殿试,他得了第三名,年纪极轻便入了翰林院——那是朝廷的学士之署。
南宋一朝在九六〇年至一二八〇年间。那位有名的《四书》《五经》注家朱夫子,年才八岁便通晓《孝经》里的道理。他在书面上写了八个字:「不若是,非人也。」他同别的孩子作小儿的游戏时,惯取沙土在地上排成一道道的线,像伏羲所画、今日占卜常用的八卦那样,然后坐下来,一声不响地凝视着,仿佛沉在学问里一般。
北宋时有个王禹偁,七岁便能写合格的文章。有位州里的通判——后来做了宰相——听说这孩子的父亲是磨坊里的人,想试试他的天分,有一天叫他即席咏磨。他毫不迟疑,念出四句来,不但是中国诗里的好样子,还见得出这孩子志气不小。通判喜欢得很,便把他带回家去,许他同自己的儿女一道读书。有一天太守请通判吃饭。席上太守出了即席联句的头一句,道:「鹦鹉能言,争似凤。」在座的客人没有一个对得上。通判回家,把这句写在一只花瓶上。禹偁偶然看见,立刻在底下写道:「蜘蛛虽巧,不如蚕。」通判大为欢喜,叫这孩子穿起成人样式的衣裳,此后便称他作「小友」。
家贫的学子
下面这些故事,大概是从这个民族的史册里所能拣出的最好的样子,可以见得他们拿什么榜样来劝勉学子在不利的境况下坚持向学。有一点值得留意: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都在求取文名与官职的努力上成了事。
读书时把头发用绳子系在屋梁上。战国时的楚地,距耶稣降生前好几百年,有个孙敬,读书时惯把自己关在屋里,免得心思从书本上分散开去。为的是困倦时不至睡去,他把一根绳子的一头系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头系在屋顶的梁上。他每回在街上一露面,众人便像约好了一般齐声喊道:「闭户先生来了!」
拿芦苇在沙上写字。南宋时,欧阳修四岁丧父。他母亲立誓不再嫁,亲自教儿子识字;可是家里穷得买不起纸笔,她便拿一根芦苇在沙上画字,这样教他。这孩子学得比寻常的孩子快,什么东西只读一遍便能立刻背出。长大之后,他得了第三级的功名。在京里的三场考试中,他都拔得头一等的荣耀,后来入了翰林院。
借雪的反光读书。宋朝时,孙康家里贫寒,连灯油也没有。冬天的夜里,他惯借着雪的反光读书。他年轻时便被人看作持守正道的人,不肯同行止不端的人来往。后来他做到御史那样的高位。
借一袋萤火虫的光读书。晋朝起于约二六五年,终于四一九年。那时车胤还是个孩子,就已经沉静有礼,又是个用功的学生。因为家贫,他不能常得着灯油,便在夏天的几个月里,捉许多萤火虫装在一只白纱袋中,借它们的光在夜里读书,这就等于把白日拉长了。他后来做到极高的官位,得了六部中一部尚书的衔。
家信也不打开。宋朝的胡瑗,在考得第一级功名之前,同两位朋友到有名的泰山上去读书。他用功极勤,吃的东西极粗。据说他夜里不睡,十年不回家。家里来的信,他一看见信封外面写着「平安」二字,便丢在一边,并不打开来看,怕的是分了读书的心。
割断织机上的布来劝他读书。周朝在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前二五五年间。孟子三岁丧父。他母亲仉氏,是位德行出众的妇人。孟子上学去,不多时便丢下书本回家来了。他母亲为这事大为恼怒,取了刀来,把织机上正织着的布割断,说道:「儿啊,你废了学业,正像我割断这幅布。」孟子心里害怕得发抖,回到学里去,用功读书;此后一直不曾间断过学业,终于成了亚圣,在圣人孔子之后居第二位。
把铁杵磨成针。唐朝在六二〇年至九〇〇年间。李白年纪还轻、学业未成的时候,弃了学往家里走。路上他看见一位老妇人在那里磨一根铁杵。李白问她为什么这样磨。她答道:「我要磨成一根针。」他听了这话很觉吃惊,受了触动,便回到学里去,用功到了极勤的分上。他终于入了京里的翰林院。
藏着火种来点灯。大约在四七五年至五〇一年之间,有个祖莹,才八岁便那样好读书,父母怕他把眼睛读坏了,便禁他看书,他却不肯听。他常常藏下火种,等父母睡下,便点起灯来读。他把自己的衣裳和被子取来挂在屋里的窗上,怕灯光透出去被家里什么人看见。他因此得了极大的文名,远近的人都叫他「圣小儿」。十二岁上他便做了朝廷的大官,后来升做国子祭酒。
帐子上留着灯烟的痕迹。宋朝的范纯仁日夜勤读。他惯把灯放在床帐里头,这样一直读到半夜以后。后来他做了极显赫的大官。他的妻子把那幅帐子留着,帐顶被烟熏得墨一般黑。她时常拿出来给儿孙们看,说道:「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祖父,小时候极用功。这就是他灯烟的痕迹。」
拿一段圆木当枕头,免得睡得太沉。宋朝的司马温公,小时候无论行止动静,一举一动都端严合度,竟像个十足的老先生。七岁上他听人讲解《春秋》那部书,欢喜得很,回到家里便同家里人谈说,谈得让人看出他已懂了书里的道理。他惯拿一段圆木头当枕头。一困倦而将睡去,这枕头便滚动一下,把他惊醒。醒了便又精神十足地读起书来。他终于成了受人崇祀的人,牌位配在孔子庙里。
因见官府的威仪而决意以读书为业。宋朝时有个张绎。他年幼时家里恰正贫寒,连书也没有人教他读,不得不出去给人家做工。有一天他忽然听见知县的差役喝道开路,宣报知县将到。他心里大为激动,又生了兴味,便问道:「这个人怎么做到这样尊贵荣耀的地位?」人答他道:「读书。」从这时起,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求学上。后来他受了有名的注家程先生的教,做了他的弟子,此后又讲授并传下了师门深奥的学问。程先生常对人这样说:「我老年得了两个儿子。」说的便是他的弟子绎和他自己的儿子彝天。
吃菜和粗米煮的粥。同一朝的范仲淹,年轻时同一位朋友寄住在长白山上的一座佛寺里,两人一同读书。他们拿两升粗米或小米——也有人把原话解作带壳的稻——放在水里煮成稠粥,然后倒进一只器皿里,隔夜放着。到早上便凝住了。他们拿刀把它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又取十来根一种像葱像韭的菜,煮熟了吃。他们这样过了三年。后来仲淹在考试中得了第三级的功名,升到兵部尚书的位子。死后朝廷还赐了他谥号。
在墙上凿个洞引光进来。汉朝起于约公元前二〇五年,终于约公元二五年。那时有个匡衡,家里极贫。他虽极好读书,却无钱买油。隔壁人家有烛,光却透不过墙来。匡衡便在墙上凿了个洞,引那光进来读书。城里有一富户,人称大户,家里藏书极多。匡衡情愿给他做工,却不是为了要工钱;他只求拿看这富人的书来当他的工钱。那位大户对这个请求和这个人都很感兴味,便送了他几部书作工钱。匡衡后来成了极有学问的人,终于做到宰相。
铸一方铁砚以见其志。宋朝有个文士名叫桑维翰,相貌极丑,身子又不端正。他身量短得出奇,脸却极长。他常常照镜子,奇怪自己这副古怪模样,说道:「七尺之身,不该有一尺之面。」他的文章屡次被取中,够得上给他换一个第三级的功名;可是主考的人一知道他的姓名,便从榜上把他划去,因为他姓上那个字,意思是桑树,与丧事的丧字同音。维翰的几位朋友劝他改作别的营生,他却叫人铸了一方铁砚,拿给他们看,说道:「我磨墨磨到把这方砚磨穿了,再改行。」后来他果然在中进士的那一榜上考了第一名。
孝顺的儿女
中国人有一句他们最爱说的俗语:「百善孝为先。」在这个民族里,大约没有一条格言比「对父母之命一概顺从」这一条更早、更用心地灌进男女少年的心里去。有一部小书叫《二十四孝》,其用意似乎正在把这一样德行、这一样本分的性质说明,把它的要紧处灌输进去,并且指出守了这本分会有什么样的报答。这书印着粗糙的木刻版画,共二十四幅,每一则故事都配一幅画,画着那位主人公正在做那件被称道的事。有些本子除了画,还有一首诗,说这件事的别的详情,再加上中国人看着合宜的一番议论。这一小本书里所讲的事,大概在不小的分上影响了中国少年的心。拿史事作榜样来教人,总是动听而感人的;这部书便拿中国古史里的事例,来说明上面所引那句俗语的意思。因为——这话虽像难以置信——中国人一般都把这书里的事例当作真有其事、实在发生过的事。他们不肯承认其间或许有夸张,或许有把事情理会错了的地方。这些事不是在中国的史书里载着么?既然载在本国的史书里,那就一定是真的了!
下面择译几则这样著名的孝行,间或加几句说明或解释。各种本子大体相合,但在这些古代贤人的细节上叙述颇有参差。遇着这样的参差,便依那说得最好的本子。
孝感动天。虞舜是瞽瞍的儿子,天性极孝。他父亲愚昧,母亲凶恶,弟弟骄横。舜在历山耕田,有象替他犁地,有鸟替他除草。他的孝心竟能这样感动上天!尧帝听说了他,派了九个儿子去事奉他,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终于把帝位让给了他。
(原注:照中国的纪年,这些事发生在耶稣降生前二千二百余年。别处说得更详细些:舜为弟弟的仇恨、父母的苛刻吃了许多苦。他父亲有一回命他下井去,他弟弟便往井里扔大石头。又有一回他在粮仓里,粮仓竟被点着了。可是他屡遭凶险,都脱身无伤。他尽力做事,或在田里,或去打鱼,或是烧陶器。父母虽不爱他,他仍旧敬顺父母。到后来,他自信所行无愧,便流着泪向上天呼告。上天被他的诚心感动了。象和鸟自愿来替他做事,象用长鼻翻土,鸟用嘴把杂草除尽。尧帝既见他能凭两个送去做妻子的女儿把家治好,又得九个送去做仆从的儿子一致的称道,便由此推断他能治国。于是把帝位让给了他,不让给自己的儿子。舜顺从父母的榜样,被称为「可传于万世之后」。)
啮指痛心。周朝的曾参事母极为恭顺。他常上山去打柴。有一回他出门在外,家里来了客人,他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她盼着曾参回来;曾参不到,她便咬自己的手指。曾参心里忽然一痛,背了柴便回家来。他跪在母亲面前,问她为什么这样为难。母亲答道:「忽然来了客人,我咬手指,为的是叫你回来。」
(原注:照中国的礼数,妇人不宜亲自接待男客、亲自伺候他们。这一回该出来会客待客的儿子不在家,他母亲便咬手指使他回来。这里的意思是说:他孝到这样,爱母亲爱到这样恳切,所以能与母亲心上的焦急相感,手指上的痛便在他心里觉出来。母与子的心彼此相应,一方感动另一方,正像琥珀吸得起细丝,磁石引得动细针。自极古的时候,圣贤便能调摄自己的性情,在极静之中把自己的行事在一呼一吸间转念周遍。这样的心彼此之间那种相感的力量,常人是不能懂的。他们事奉父母的恳切,敬养父母的恭谨,谁能领会得尽?且看孝道在母与子之间是何等圆满的一条通路。这位少年后来成了孔子门下最显赫的弟子之一,中国学童所读的「四书」中有一部便出自他手。)
鹿乳奉亲。周朝有个人名叫郯子,天性极孝。他父母年老,眼睛又害病,想得些鹿乳来用。郯子便披上鹿皮,远远走进山里去,混入鹿群,取得了些乳,拿回来给父母。猎人看见他这副装束,要用箭射他。郯子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这才脱了险。
(原注:这一则配着一幅画,画的是郯子背上披着一张小鹿皮,正在向两个猎人表明自己的身分、说明自己的来意。看来他是手脚并用,学那小鹿的样子。幸而猎人没有把这头当作鹿的人用那要命的箭射了!倘若真有这样可悲的事,他年老的父母不但得不着他们所盼来治眼病的鹿乳,后世也要失掉这一则感人的孝行所能给的好影响。鹿乳在这一桩眼病上究竟有没有效验,史册里没有记载,这是极可惜的。不过这一处的缺略,不该减损郯子应得的称许,因为他那一份是做得极诚恳、极成功的。这些事离今已两千多年,有活泼想像的人仍能想见那学小鹿的呦呦之声,在深林里远远地回荡!因为据说这位主人公在寻鹿迹的时候,把小鹿的叫声学得极像。)
怀橘遗亲。后汉的陆绩六岁那年,到九江去见袁术。袁术取出些橘子给他。陆绩在怀里藏了两个。将要回家、正在行礼辞别主人的时候,橘子掉到地上。袁术对他说道:「你做我的客人,倒在怀里藏橘子么?」陆绩跪在他面前答道:「我母亲极爱吃橘子,我想拿回去给母亲。」袁术听了这答话,大为惊异。
(原注:袁术与陆绩的父亲都是高位的官员。这件事发生在这孩子到他父亲的朋友家里作客的时候。它的可味处在于一个才六岁的儿子,心里已存着要给母亲添一分受用的孝念。)
恣蚊饱血。晋朝的吴猛才八岁,事奉父母极尽本分。他家穷得床上连蚊帐都没有。每年夏天夜里,蚊子极多,刺人的嫩肉。吴猛便听它们尽情吸自己的血,吸到饱为止。蚊子虽多得出奇,他也不去赶,怕它们离了自己便去咬父母。
(原注:画上的吴猛躺在床上,任那些嗜血的蚊子摆布。这是何等感人的孝行!他看见父母被蚊子咬得翻来覆去不能安枕,心里该是何等难受。他那一颗小小的心该是何等有胆量,竟去招来并且挨住这么多敌人的攻啮;因为据说他总是早早上床,盼着蚊子在父母睡下之前先吸饱了。有位中国诗人写他觉出蚊嘴时这样说道:「我不怕你们,你们也不必怕我。我虽有扇子,却不用它,也不拿手打你们。我安安静静地躺着,让你们吸个饱。」至于他的孝心在蚊子心上起了什么作用,史书没有说。)
卧冰求鲤。晋朝的王祥幼年便丧了母。继母朱氏不喜欢他,常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不是,他因此失了父亲的欢心。继母爱吃新鲜的鱼,可是严冬时节,河上都结了冰。王祥脱下衣裳,到冰上睡着去求鱼。忽然冰自己裂开,跳出两条鲤鱼来。他把鱼捉住,回家献给母亲。邻舍的人都奇怪这件事,很佩服他。这是他的孝心所致。
(原注:这一则罕有的孝行,画的是一个少年像是睡在冰上,两条鱼的头刚从冰面上探出来。有一点稍可诧异:他的身子既然热到能把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冰融开,让鱼跳得出来,怎么不把身子底下的冰也融了,以致险了他那宝贵的性命,至少也该落进水里洗一回冷水澡。不过对一切怀疑的驳难和好事的追问,孔门的诚实弟子都早有一个全然令人满意的答案:上天被他的孝心感动,保全了他,又使那鱼出来。有位诗人说得极美:「千载不能磨去冰上那道裂痕的记忆,也不能抹掉这样一件义行的馨香痕迹。」)
为母埋儿。汉朝的郭巨家里极贫,有一个三岁的孩子。郭巨的母亲常把自己的饭食分些给这孩子。有一天他对妻子说起这事,说道:「我们穷到连母亲都养不起,这小的又分着母亲的饭食。何不把这孩子埋了?孩子还可以再有;母亲若死了,可就再得不着了。」他妻子不敢违他的意思。郭巨掘到二尺多深,忽然看见一瓮金子。瓮上有字,写道:「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原注:画上的妻子抱着那小的站在一旁看着,父亲则在那里掘他预备给自己活孩子作墓穴的坑。中国人竟这样明白地教人说,上天报偿这样一个人:他不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慈爱,只记着自己做儿子的本分,存心要行杀害之事,而且已经动手去做,直到被神异之力拦住为止。这实在奇怪。有人说:「只要目的正,用什么法子都不妨。」这一则比二十四则里的哪一则大概都更有力地显出:对父母的爱在这个民族所重的众德之中,地位是何等的高。)
扇枕温衾。汉朝的黄香九岁丧母。他心里时时刻刻念着母亲,念得那样深,邻舍的人都称他极孝。他做着又勤又累的活计,事奉父亲一概顺从。夏天天热,他拿扇子给父亲把枕席扇凉。冬天天冷,他拿自己的身子给父亲把被褥焐暖。太守田氏送了他一面旌旗,作为表彰。
(原注:有一首说这一则孝行的诗,照散文译出来大略是这样:「暑气使人难以安睡的时候,这孩子知道怎样才叫他所敬的亲长舒服。他取了扇子,在绢帐边缓缓地扇,凉气散开,裹住并且充满了枕与床。到了冬天,雪大得像要压塌屋顶,狂风摇着篱垣,寒气透进身上来,连解一解衣带都是险事,那时黄香便把父亲的床焐暖,好叫他不至为着冷而怕进那入梦之境。」)
涌泉跃鲤。汉朝的姜诗事母极尽本分。他的妻子庞氏事奉婆婆比他还要勤谨。他们的母亲爱喝离家六七里外一条江里的水。庞氏惯去取了来给老人家喝。老人家又极爱吃剁碎的鱼,而且不爱独自吃。夫妻两人费了极大的气力,想法子给她备下鱼,她总要请一个邻舍来一同吃。屋旁忽然涌出一道泉来,水的味道同那江水一样;每天又跳出两条鲤鱼,他们捉了献给母亲。
(原注:画上是两位妇人坐在桌边享用那鱼,儿子和媳妇极恭敬地站在一旁,预备伺候他们亲爱的母亲和她的客人。看来他们是从不尝一口那鱼的。中国人所说的孝,要人对父母的意愿和吩咐一概依从,不得有不悦之色,也不得露出勉强的样子。姜诗与庞氏这样尽本分地事奉母亲——虽然这位母亲对他们的辛劳与口腹全不体恤,到了极不近情的分上——上天便拿「涌泉跃鲤」报偿了他们。不过这一则同另外几则孝行的例子,看来都像是要教人相信:上天既嘉许儿女的作为,也一样嘉许父母的作为。)
戏彩娱亲。周朝的老莱子事奉父母极尽本分。他拿最甘美细致的饮食供养他们。他年纪到了七十,还不肯自称老。他惯穿五色相间的衣裳,学小孩子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戏。他还惯提一桶水,上堂的时候假装失足,摔在地上,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他做这些事,是要逗父母欢喜。
(原注:照中国人讲礼的意思,人在父母跟前、甚至只要父母还在世,便不可自称老,怕这话引得他们心里不快,想道:儿子都老了,我们还怎么样呢!据说老莱子的父母性情乖僻易怒,所以他虽已七十岁,牙齿几乎都掉尽了,为讨他们的欢喜,仍自称是他们的小儿子,穿式样与颜色都只有小孩子才穿的鲜艳衣裳,学小孩子的举止,做小孩子的游戏。)
闻雷泣墓。魏国的王裒事奉父母极尽本分。他母亲在世时极怕雷,死后葬在山林里。后来遇着风雨,他一听见阿香的车轰隆隆地响着雷过去,便立刻跑到坟上,恭恭敬敬跪下来哭着说道:「裒儿在这里,母亲不要怕。」
(原注:阿香是掌雷的女神之名。王裒不肯出来做官,因为做官要妨碍他常去林中母亲的坟上。他每读《诗经》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那一句,总是读了又读,每读一遍便是一阵眼泪。他的学生便把这一节从书里撕去,免得先生这样伤感。)
哭竹生笋。孟宗少时丧父。他母亲年老,病得很重,冬天里想吃用竹笋做的汤,孟宗却无从得着竹笋。他终于走进竹林里,手抱着一根竹子,放声大哭。这样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不多时地面裂开,长出几根竹笋来。他取了回家,做成汤给母亲吃。母亲一吃完,病便全好了。
(原注:据说在孟宗这件孝行之前,竹子要到春天才出笋;自从那一年冬天为他母亲破了例,便一直把这件可嘉的事做到今日。还该说明一句:虽然出笋比他那时候早了好几个月,竹子在春天仍旧长到从前一样迟。这样看来,中国人该称颂孟宗,也算公道:他不但拿竹笋汤治好了年老的亲长,还感动天地,使这种植物每年比从前早出好几个月的笋。且看一桩至诚孝行的力量!)
上卷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