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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宗教与民俗

中国佛教

Chinese Buddhism

17.0 万字

著者
艾约瑟(Joseph Edkins)
译者
波多
原著
Chinese Buddhism,1893 年
出处
英国传教士 · 北京
卷帙
26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艾约瑟一八四八年到中国,此后在华五十余年。这部不是通史而是札记:释迦牟尼的一生、佛教入华的简史、天台与智顗、普陀山的寺院、佛典的编次与刊刻、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风水之说、无为教的来历。

导 读

艾约瑟是伦敦会的传教士,一八四八年到中国,此后在华五十余年,上海、天津、北京都住过,晚年在海关的译员处任职。他是那一代里学问最杂的一个:写过中国的文字、音韵、钱币、宗教,也写过中国的佛教。这本书初版于一八八〇年,一八九三年出了增订本,库里用的是后一种。

全书不是通史,是札记,各篇自成一题,前后并不严密相接。第一章是作者的导言,交代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件事,以及他之前欧洲的几位学者做到了哪一步。

第二章到第五章讲释迦牟尼的一生,依的是汉文佛典里的说法:早年在宫中,出家苦行,成道,初转法轮于波罗奈,罗睺罗出家,直到临涅槃前的最后几次说法。第六章讲北传佛教的历代祖师。第七章是佛教入华的简史——这一章最长,从汉代译经一路写到明清。第八章专讲智顗与天台宗。此后分题而论:戒律与因果,佛教的历法,佛教与印度旧有神话的关系,佛教的宇宙图式,北传佛教那套更庞大的世界构造,造像与拜像,普陀山的寺院,法会、善社、进香与超度亡人的仪式,佛典的编次与刊刻。

再往后几章更专:《楞严经》首章的译解,一篇《一轮论》的译文,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风水之说,佛教语汇与基督教传教用语的异同,以及无为教这一支的来历。末章讲佛教与道教在民间混在一起的样子——阎罗王、八仙、十八罗汉,都在这一章里。原书另有一篇西文参考书目,这里没有收。

作者常拿佛教与基督教相比,有护教的用意,有些评断今天看来是偏的。但他读过的汉文佛典之多,在当时的西方学者中是少有的,许多材料是他第一次介绍给西方。

库里另有何乐益的《中国的佛教与佛教徒》,晚了三十年,写的是民国初年寺院的实际情形,可以对着听。

全书导言一篇另加二十五章,共二十六章,底本是互联网档案馆的原版扫描本。

导言

佛教值得考察——雷缪萨、布尔努夫、克彭与圣伊莱尔的研究——来自尼泊尔的梵文写本——佛书为人展开古代印度的世界——《金刚经》的开篇一幕。

当今之时,外人同中国的往来年年增多,我们对那个国家的了解也随之扩展;因此,一部讲述佛教在那片土地上的历史与文献的书,所得的读者或许会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旅行者必定要问:这个印度的宗教何以沦落到他所见的那种无力与衰败。研究哲理的史家自然想知道佛教何以广被天下、而今日又何以衰微。基督教的传教士愿意弄清:那些僧人心里究竟有多少、有何种宗教的情感;而基督之教在传布之际,要从他们、以及从佛教的在家信众那里,遇到多强的抵拒。尤其是治国者需要知道: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传入会抱怎样的反感,而基督教所激起的对偶像崇拜的反对,是否触犯了他们最珍视的某些成见与信念。

一个把它的教化推行到那么多东方民族之上、信徒之众远超世上任何别派的宗教,是值得细细考究的。眼下这篇概述自然太简略,不足以当这题目之重;不过作者仍希望能提出一些结论,帮助外来的观察者解释佛教这一体系何以长久地大获成功、它何以日渐衰弱,以及它那无可挽回的败落的诸多征象。

欧洲的学者中,雷缪萨与他在汉文文献研究上的后继者曾对佛教用过不少心力,他们的辛劳也得了许多有意趣、有价值的成果。尤其是布尔努夫与圣伊莱尔,世人要感谢他们在佛学这一域的工作,以及他们对自己成果的明晰阐发。本书献给读者的这番叙述,对他们的研究所能提供的助力并没有忽略。再者,得到消息最直接的途径,是研读现存汉文佛典中卷帙浩繁的若干部分。基督纪元之初来华的众多印度僧人是不倦的译者,他们留给弟子的东西便是明证。这些由说梵语的高度文明之族所留下的遗制,使这番探究别具一种文献上的意趣。这些书的原本,直到不久之前还是人所不能得见的。长久以来,欧洲研习梵文的人除了在佛教敌手的著作里,徒然地寻不着关于佛教教义与传说的记述。正统的印度教徒曾苦心竭力地焚毁他们那些异端兄弟的圣书。他们对对手见解的叙述必定是偏颇的;因此可以料想:柯尔布鲁克等人从婆罗门的论战之作中去阐明佛教所做的工作,无论从汉文的来源,还是从霍奇森所得的佛书梵文写本,都会得到有用的订正与补充〔注一〕。

像布尔努夫为印度所筹划、并已部分完成的那样,对中国及其他奉佛之国的佛教文献作一番广泛的评述,将是对印度种族的历史的一大贡献。这个宗教束缚人心的力量、它哲理的独特原则、它神话的种种特征、它看待人生的方式、它僧侣与苦行的习例,都出自那个家在喜马拉雅以南的民族早期的智识发育。佛典里所描画的不是中国的生活,而是印度斯坦的生活;而且不是今日的印度斯坦,是两千年前的印度斯坦。读这些书时所遇的词与语法形式,一旦从被套上的汉字那种象形的外衣里辨认出来,便提醒读者:它们同欧洲古典语言出于同一本干,而那些古典语言只是这本干的枝条。印度本土的文献有许多是佛教的传教士未曾动过的——比如那些精心结构的史诗与戏剧,近来已引起欧洲人的赞赏;可汉文佛书里倒有大量带着教训的寓言与故事。这种独特的著作方式起于希腊,为印度人所取,又传入近世欧亚各种文献;它的许多样品早就被穿上了汉文的衣裳〔注二〕。此外,语法的初阶与字母的知识,并数学上一些要紧的贡献,也都经由同一条途径进了中国。于是便有几道门径向着古印度的世界开启。那个在古时把思辨的哲学、语法与算学推到他处所不及的完美之境的国度,可以看见正把它的文明播向邻邦,并在中国的民族生活里造出了显著而持久的改变。目睹此事——读佛书便可目睹——不能算是无味的。单是佛教之存在,便足以证明昔日印度种族的精力。蒙古人、西藏人、僧伽罗人,连同中印半岛的居民,同中国人与日本人一道,以他们至今仍守的佛教之信,证明着它最初那些传教者的热忱与他们感动人类的力量。佛教并不一向是今日所见的那种衰朽不堪的迷信。

作了这一番序言,该把这宗教的创立者引到读者眼前了。要做这件事,再没有比从一部流行的佛书《金刚经》的开篇一幕里译出几段来更合宜的了;在那里,他出现在弟子之中,把他这一体系的若干原则教给他们。照僧伽罗的纪年,时在基督前六世纪。地点是舍卫,中印度的一座城〔注三〕。主角便是释迦牟尼本人,也就是佛、如来。配角是比丘,也就是行乞的出家人;之所以如此称名,是因为他们为心乞教、为身乞食。《金刚经》的注者说,比丘分二类:舍恶而趋善的是小比丘;二者皆已解脱的是大比丘。后者比前者更深入佛法的幽微之处,其中又包括称作菩萨与罗汉的;这两个名目的汉字,古读与今日中国人的读法略异〔注四〕。

国王的宰辅在王舍城听了佛的教诲,深受感动,便想请他到一处合宜的居所去。国王之子祇陀有一座园子。宰辅愿买。王子戏言道:若他肯用黄金把园子铺满,他便肯让。这位宰辅没有子嗣,便弄来金叶把园子铺上。王子于是把园子白送了他。另一说是:宰辅吩咐八十头象驮着黄金即刻送来。王子佩服那使宰辅甘愿舍出这许多黄金去置一座讲堂的教法,便分文不取地给了他。在这座园子里的一所屋子中——那园子在舍卫城外——佛同他一千二百五十名弟子聚集。那时正是进食之时。佛披上那件叫作「僧伽梨」的衣,手里持着「钵」,也就是行乞的饭器,进城乞食〔注五〕。挨门乞过、事毕之后,他回到住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因为这位宗教的革新者素来赤足而行。「随后他在一座高座上盘腿而坐」,在开口施教之前先静思了一阵。

「其时,坐在弟子众中的长老须菩提起身。他偏露右肩,右膝跪地,恭敬地合掌举手,向佛说道:」——「难得遇见世所尊者〔注六〕如来〔注七〕,他以最善之法护念弟子——菩萨——怀之于心,施之以教。世尊!善男子善女人若发无上正等觉之心,应云何安住其心?云何降伏其心之恶起?」上文标出的那几个字对应梵语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文里是用汉字写的;注者解之为:「阿」是「无」,「耨多罗」是「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注八〕。佛答道:「善哉此问,汝所言果然说中我意。如是乃可得安住之处而降伏其心。」注者说,「如是」二字不像汉文句法那样指上文,而是依梵文语法之例指下文。须菩提随即表白他渴望听这位圣者的教诲,于是圣者便向那些称作菩萨与大菩萨——摩诃萨——的弟子们说法。「一切众生,若其性类同于卵生之物」——那是轻而能飞的——「或效胎生之物的性情与思虑之习,或如鱼类」,由卵子而生、本能地随众而趋于恶途,「或与化生之物同类」,历种种奇异之变——「皆当入于那究竟不易之境〔注九〕」,也就是涅槃〔注十〕。「无论他们仍在思」——思「感官世界的诸相」——「或已不思」,也就是开悟到不再理会过眼的景象,「或非有思非无思」,也就是对生死、嗜欲与厌弃、爱与憎全然无所动心——「皆应如是于灭度中求解脱。」何以并非一切活着的人都得这无量的大解脱呢?「菩萨——即觉而有情者——若以自身、以人、以众生之界、以寿者为念,便不是真菩萨。」佛这时命须菩提归座,接着把他所问的那个安住之处告他。「菩萨于所行之事,其心不应有所住。凡所作为,不应住于色、声、香、味、触,或任何特定之行。不应住于诸相,也就是不容自己去留意任何特别的感官现象。若如此行,则其福德无量。」弟子请佛再把这教义解说一番。佛便反问:空间的四方可以以思量测度么?得了否定的答复,他便说:菩萨行事而不着于特定之物、因而得大福德这个道理,也是一样。随后他问:以这有质的身与它的诸根,能否真见如来、真见佛?弟子答说不能,因为身与相并不真是身与相。佛自己则以否认一切物质之存在来回答,说道:「凡有相者皆是虚妄。若有人见诸有相者皆非相,也就是皆为无」——他便真见了如来「的那无相无质的本真」,也就是对佛法有了深切的了悟。

在这《金刚经》的几段里,佛教若干最显要的教义被显露出来,即:一、涅槃之乐,也就是那无知无觉之境,得之者便脱出存在的种种苦;二、人生之为害——人生总在追逐种种特定形态的幸福——以及感官世界及其虚妄现象之为害;三、物质之不存在;而信得此理,便是走上开悟之路的第一大步。

这样一番引入佛教思想之域的开场,使这一体系显得与其说立于宗教的原则之上,不如说立于哲理之上。此后还要有更多的事来印证这一见解的不误。至于佛教的真实品性:对世界主宰者的虔敬既不是它的根基,也不是它要把信徒提升而至的结果。读者将看到:它虽力求脱出人生所附带的种种祸患、脱出一切自私的目的,它本身却不过是自私的一种抽象的哲理形态,只是把人类历史寻常进程中所显露的那些较粗鄙的性质剥去了而已。

在列举由诸根传给我们心的各样感觉时,原文用了一个意为「击」或「刺」的字「触」,而不用我们自己通行的哲学里那个熟悉的「触摸」。佛教徒说这一切感觉都由与之相连的各根所生。它们被称作六种「尘」或「世间之物」——那是我们行走世间时附在衣上的、不受欢迎的积垢。「法」被说成发自「意」,与它们并列,算作世间现象所取的第六种形态。

前面这一段佛在古印度一城中、于弟子环绕之下施教的样品,用来引入这个题目已经够了。此后便要细述这位圣者生平的要事。本书所呈现的佛,将是他在汉文传记里的样子。那些传记把他描画成一种神人,具有无边的法力,并能在一刹那间游历最远的所在,比如诸天的乐土。

在叙述中国佛教时,我觉得把释迦牟尼以中国信徒所熟悉的形貌呈现出来是要紧的。在我们这幅图画里,把北传佛教徒给最初那朴素的叙述所添上的那许多奇异之笔保留下来,是好的。人不能没有神而活。这便是一种要把那神圣之物寻回来的努力。当神因多神教的荒唐而被挤出视野之外,替代之物便是佛——那完人的圣者、修行的典范、忍耐而慈爱的导师、行奇迹的法术之士、公认高于神与人者。这便是印度人的心所构想出来、用以取代印度古老的多神教、并为释迦牟尼生地以北一切奉佛之族所接受的那个观念。在宗教的历史上,认清并体会这一事实是极其要紧的。

(原注一:霍奇森居于尼泊尔时所得。这些著作中,《妙法莲华经》已由布尔努夫译出,一八五二年巴黎刊行。伦敦大学学院的汉文教授毕尔牧师已从汉文译出《佛教经典汇编》与《释迦佛传奇》。)

(原注二:这一类著作中,儒莲译有《譬喻经》,内收寓言与譬喻之辞,一八五九年。)

(原注三:舍卫在恒河北岸,在波罗奈上游二百英里左右,又写作室罗伐悉底。恒河河谷上游一带,都包括在当时所称的中印度境内。)

(原注四:此梵语词的读法,依《康熙字典》作「比丘」。本书汉文与梵文词的拉丁拼写之法,大体同威妥玛爵士及法国同类著作家所用的一致;马礼逊所用的一处拼法,本书另作一种写法。)

(原注五:今日汉语里这个字的收尾之音已失,元音也变了。此字梵文作「钵多罗」。)

(原注六:这是佛的一个称号——世尊;梵文作「世间自在王」,见艾特尔《中国佛教手册》;又作「世间最尊」,见雷缪萨《亚洲杂纂》第一卷第一百六十四页。)

(原注七:「如来」是汉文对「多陀阿伽度」的译语,字面意思是「如此而来」,解作:「以人性之真如、以圆满之智与高明之慧,他来而示现。」)

(原注八:这几个字在汉语各地读音各异,官话读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原注九:即「无余」。)

(原注十:「涅」字被注者释为「出」,「槃」字释为「扰」。法国的汉学家把它认作涅槃,即印度人所求的那种圆满寂静的乐境。《正字通》说:这个梵语词的汉文对应之义,是宣告他已入于寂息;而它被用来指佛之死,是因为他的死并非常人那样的真死——常人的精神是不死的。「槃」这个音之所以被选用,想必是出于一位把这个词读作「涅婆那」的印度人。有些译本作「涅洹」。印度的译者会把它读作「涅婆那」。汉字里用来对「涅」的那个字,在中国有些地方读作一种收尾带舌音的音,在别处又读作另一种。)

第二章

释迦牟尼生平:至其在波罗奈现身为师之时

前生——纪年——第七位佛——降生——早年——出家为隐修者——成佛——早期说法的传说——《华严经》——世外之教——现身波罗奈。

考察佛教的著作时,读者立刻会被提醒:他已踏入一片地域,在那里他失掉了中国本土著作家那种可靠的指引、那种对事实与年月的谨守。这不单对那些收着印度神话里更荒诞之辞、把惊异的弟子引去看无数别的世界的景物与居民的书为真;便是那些带着史书面目、提供消息最多的书,也同样不免泄露它们的异域来历。轮回之说,以及过去未来无穷相续的「劫」,对想要情事多变的传记作者是一种诱惑。他可以把自己的主人公随意安置在印度人想象中那个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无边无际的宇宙里的任何一处。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者」——便是一例。书上说:在他两千多年前降生于当今这一劫之前,他已在许多前劫里受过戒,并供奉过当时教化世间的诸佛。他的名字尤其同燃灯佛连在一起;那是一位虚构的佛,收他为弟子,并预言他将在后一劫中成佛、而且要叫今日人所称的这个名字。这事发生之时久远得无法用寻常的汉文数目来表示。那是在无数劫之外〔注一〕。今日中国的寺庙里,如来像之后有时另有一尊像,便是燃灯佛。书上说,在紧接当今这一劫之前的那一劫里,释迦已升至菩萨之位。他那时生在名叫兜率的天上;时候到了,他的神识便降到我们这世界来。他是乘一头六牙的白象而来的〔注二〕。

释迦降生的年代,诸家所记极不一致。暹罗人、白古人与僧伽罗人都用佛典的巴利本,彼此之间却互不相同。他们所举的年数是公元前七百四十四年、六百三十八年与六百二十四年〔注三〕。中国的史家马端临提到各家所定的两个年代,即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与六百六十八年。前一个是汉文书里通常所举的。布尔努夫宁取南传佛教的纪年,这是对的。他们彼此之间的歧异是对这一结论的一项异议,可绝不是致命的异议。笼罩着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正是印度纪年与史事考究之难的一例;与之相比,中国著作家便详赡而准确。佛教最初所用的是什么语言,是另一个尚未完全定下来的问题。此事一经解决,便能给纪年添些光亮。那几个年代只能有一个是对的,因为关于佛的身分是没有疑问的。假若他教弟子时所用的是梵语,那么梵语在当时必定正在死去;因为恒河所润诸地的古佛教铭文,用的是一种出自梵语、同巴利语相差不多的方言。那么到中印度之王阿育王的时代,印度人的母语想必早已被一种派生的方言取代了;照北传与南传佛教都告我们的,阿育王在巴特那附近为王,约在佛死后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那些遗制便被归在他的时代。也许关于圣典的梵文本与巴利文本何者更早的争论,曾使北传或南传的一派有意改动了年代。无论是哪一派做的,这桩欺蒙都是精心的;因为自佛之死直到近世,两派的著作里都以一连串的事件与年月填满了〔注四〕。汉文书里所记的某些祖师的寿数似乎过长。阿难是佛所钟爱的弟子,书上说他在佛后八十三年才死。继他为祖师的那两位,分别在位六十二年与六十六年。头十四位祖师平均每人在位五十二年以上。即便不忘这些古代苦行者朴素节俭的习性,他们的寿数也只能看作被延长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也许要为巴利语是佛本人所说之语这一主张举出最有力的论据,便是:已经查明的佛与阿育王之间的间隔,短得不够生成一种新的语言。

那部叫《三教义疏》的书〔注五〕,把名为释迦牟尼的佛列在它所纪念的、因圆满觉悟而得此号的诸佛中的第七位。这名录以前一劫的第九十八位佛起首。他叫毗婆尸佛。接着两位据说生在同一段漫长时期的末尾,名叫尸弃佛与毗舍婆佛。当今这一劫最初三位佛,据说名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与迦叶佛。沃德《印度人的神话》里说:「佛教徒给他们的主人公派了十次化身,并以十位印度圣者之名来称这十次化身的史事。」可这个宗教的真实历史是从释迦牟尼起的。

既然一概是虚构,那么在前的六位佛究竟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还是各有其身,便无甚要紧了。似乎没有根据可信佛之前另有什么佛教。有了一位主人公,替他造出六段先行的生涯、或造出六位同居此尊位的前辈,是容易的。人倒想知道:伊斯兰教那一串自亚当至基督、从犹太与基督的经籍里拣出来的七位圣者,是不是仿这一串印度的七圣而来。

过去诸佛每一位教化的功效都有记载。七位中最古的那一位据说度了三万四千八百人。数目一级一级地递减,到两万,那是归在这位有史的佛的前一位名下的数目。

每一位佛最笃信的弟子、以及两位最精进的弟子的名字也都举出。他们所住的城也提到了,还有他们爱在底下施教的那棵树。释迦牟尼所爱的城是舍卫,他的树是菩提树。他的弟子多得数不过来。他笃信的弟子是他的儿子罗睺罗,他两位最精进的门人是舍利弗与目犍连。

佛教的真实历史从释迦牟尼起。他是迦毗罗卫城之王净饭王的儿子,那城在尼泊尔边界附近。迦毗罗卫之王臣属于摩揭陀之王;摩揭陀在南比哈尔,恒河流域各地当时都向它纳贡。净饭王的汉文名意思是「食已净之食者」。

佛生于公元前六百二十三年,三十五岁成佛,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八年、频婆娑罗在位的第十六年。他七十九岁而死,在阿阇世在位的第八年,公元前五百四十三年。这些是锡兰所记的年代;特纳说它们迟了六十五年。照暹罗与缅甸的纪年,佛的生与死定在公元前六百五十三年与六百二十八年。克彭宁取前一组年代,理由是南传佛教徒通常采用它,而涅槃之年又被极广泛的官方用法所认可。他提出:中国与其他北方诸国的佛教徒,是受了释迦牟尼所发的一则预言的影响——那预言说他的教法将在他死后一千年传入中国。佛教入中国是在公元六十四年,因此涅槃便该定在一千年之前。由此我们便懂得:中国的佛教徒何以把佛的生平定得比他们南方的同道早得那么多。克彭又说:锡兰归信佛教比印度以北诸国早得多,因此史事在锡兰更有可能被记得准确。锡兰早期的佛教文献编成之时,佛生平的事迹比佛教传入中国及其他北方诸国时记忆更新。

中国所认的佛生之年是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他名叫悉达多,母亲名叫摩耶。她在他生后十日便死了。关于这个年代,《佛祖统纪》的作者是这样处置的。他先举出六条理由来支持那个较古的纪年。一、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的一次天象。照一部叫《周书异记》的书,有五色的明光贯入太微星座,遍照西方。史官苏由见了,说西方有大圣人降生。七十九年后,又见白虹十二道,自南而北。史官扈多见了,说:「这是西方大圣人去世之兆。」二、把佛教引入中国的汉明帝,听迦叶摩腾说:佛生于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四月初八。三、六世纪中国第三位祖师的说法:是在该甲子的第五十一年,四月初八。四、另一部中国佛教徒的早期著作也举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月日相同。五、《魏书》——一部官修之书——里一位佛教徒的说法亦然。六、七世纪初唐太宗曾下令考订佛生之年。大臣刘德威向一位名叫法琳的佛教名僧询问诸说歧异之由。结果是法琳定为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年。

同一位作者接着举出另外几个年代,各有一家所信。一、一根石柱上的铭文,作公元前七百十八年。二、行脚僧法显之说,作公元前一千一百九十七年。三、《像正记》一书作公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四、又有一说定在夏桀之时,公元前一千八百年。第五家《众圣点记》作公元前四百五十七年。第六家说那一年是公元前六百八十七年,并说据《左传》那年有星陨如雨;此象被认为是佛生之兆。一位博学的佛教徒孤山辩道:佛之生必在今日中国历法的二月,因为周时岁首比今迟两月。对此,持中国正统之说的人答道:有三部经里说佛生在四月;而那三部经都是在今历采行之后——即基督纪元前一世纪——译出的,所以我们无从说它是在二月。

十五岁时,他在一场贵族与婆罗门的集会上正式受立为王储。贵族们向他的父王奉上盛着四海之水、以七宝装点的盆。他们又把水洒在王子头上,授他以七宝之印。

十七岁时,他娶了释迦族一位名叫耶输陀罗的婆罗门女子。他少年时受过一切可能的技艺之教,高位与财富所能供的一切享乐他都不缺;可他不久便学会了鄙弃这些。

十八岁时,他出宫去游某些园林。过城的东门,他在那里看见一位天人化作老者之形,白发曲背。他悲叹人老得何等之快。人衰老如电光之速,却仍不知惧。他再出门,同一位天神在南门化作病人之形出现,面容困顿,腹部肿胀。到西门,他看见一个死人,而他家人跟在后头送葬时却在笑。他又出了一回门,在北门看见一个行乞的出家人,其实便是一位比丘。他穿着苦行者的衣,持着钵,手里拿着杖。王子问他是谁。他答道:「我是比丘,修行圣道,常得无为之报。」话一说完,他便升入空中,不多时不见了。王子想道:「我恐要被老、病、死——我所见的那些苦——压倒。这位比丘已察知我的心意。他给我指出了解脱之路。」从此王子便开始想要那苦行的生活。

二十五岁时,他求见父王,说道:「恩与爱纵然加倍再加倍,也只导向别离。请允我入苦行之道,好让我知道何为智慧。」他父亲徒然想把他留住。二月初七,王子正思量着隐修者的生活时,从身上放出光来,照遍诸天的宫殿。那些天人于是知道悉达多已成了隐修者,便来向他道贺。他请他们相助,夜里在他们的护送下离了父王的宫,决意作隐者,并说道:「八苦」——即生、死、病、爱、憎等——「若不舍离,智慧便不可得。」他不肯回父王的宫,住在喜马拉雅山僻静之处,试了种种法子想得心的满足,都不成。他以麻与麦为食,以雪解渴;直到三十岁,才悟到人类真实的境况与所需。「他叹道:『奇哉!一切人身中本有如来——那察知人生与世间诸相之真性的能力——又以知与德为其本性所固有,却被虚妄之念缠住,而对这些事茫然无知。』此后他又活了四十九年,讲了三十五次格外要紧的法。」

佛在世时,说法有五个主要的时期。

一、说《华严经》之时。场面大半在诸天的乐土,听众由神话中的人物组成。这是佛教思想第一次宏大的喷发,属于「大乘」。

二、鹿苑之时。佛这时成了有史的人。他的教与他的听众都是人。这是讲四苦之教的时期,《四十二章经》及别的著作里便有例子。

三、方等之教——在这里,释迦牟尼哲理的一切原则匀整地呈现出来,如《楞严经》。

四、般若之时。这里释迦牟尼变得极其冷峻地玄思,以一种冰冷逻辑的凯旋之调,阐说人与一切有情的得救之道。社会的苦难要靠细入毫芒的分析、靠信某些幽深的抽象之理来终结;而无论替那些抽象之理说多少好话,它们终究只是不可能之事。

五、佛公开生涯的最后一期,包括宣说《妙法莲华经》与涅槃之教。这里,在死之将临时,人情的温暖回来了。释迦牟尼变得体贴动人,像他年轻时创立印度的僧团、以热忱的传道者之身一座一座地走访奥德与比哈尔大城的那些日子。

起初佛像东方的日头,照亮西山之顶。极远之处的菩萨被吸引而来,认他为那位以教诲引领人类趋于至真的师。那便是《华严》之时。随后日光照到谷里,再照到广阔的平原上。菩萨既受了教,人类中最初的弟子——沙门,也就是「听者」——便在谷中受教,而后一切人类在平原上受教。书上又以乳的变化作譬。最初之教如新从牛身取下之乳。此后有四个阶段:酪、酥、熟酥,以及最后一道煮炼时浮于面上的醍醐。蒙古与华北煮乳以制酥。

《华严》之教又被说成「顿」,也就是「骤然的喷发」;而对比丘所施之教则是「渐」,即「循序而浅近」,自《四十二章经》一步步到《楞严》——也就是「方等」——再到《般若波罗蜜多》。此后在他晚年,佛又开演他教法里「秘密」与「不定」的方面。

《华严经》宣说之地共有九处。第一处在摩揭陀国阿兰若的菩提树下。这同小乘一派《阿含经》里的菩提树不是一回事。「阿兰若」意为「野」「静处」「属于林中的」;而「阿兰若迦」意为「林居者」「隐者」「独处者」——见艾特尔。加上那个后缀便标明行为之人。佛之前、以及他少年之时,隐修的生活在印度已成风气。他作一个年少热忱的隐者时,同这一类人相处必比同任何别种人更自在。北传的信徒把释迦牟尼画成这样:在雄伟的喜马拉雅边缘的林中一片青翠的空地上,无数神话中的人物聚在他面前。普贤——梵文称三曼多跋陀罅——是主要的说话者。他是那些传说中的菩萨之一。另一位文殊接着他说。

场面随后忽然换到诸天的乐土。帝释在须弥山上他的一座宫里接待佛〔注六〕,并致颂词一篇,说迦叶佛曾在同一处说法。接着是十位菩萨,都称赞佛的智慧。

佛随后出现在夜摩天——那是印度的冥王——的天上,此后又到那叫兜率、意为「喜足」的天上,他的母亲摩耶便住在那里。此后,菩萨们在佛前受教与致颂的场面又移到别的天上乐土,帝释与婆罗门神话中别的神便在那里同他们聚谈。

最后,在这部长经的末尾,场面设在祇陀园,同《金刚经》一样。舍利弗与别的弟子预先已在那里,可他们看不见佛,也看不见那一大群庄严的菩萨。会散之前,文殊辞别了佛,往南方人间游行而去。舍利弗与六千比丘到他那里求教。他劝他们修菩萨之行,以得无垢见之三昧,而见诸佛国土与一切诸佛。文殊随后到了「安乐之城」,在城东遇见那个北传佛教徒所熟知的少年善财童子;善财成了他的弟子,从他那里学得菩提之智。他又游遍南印度,在一百一十座城里施教。

释迦牟尼自己在这部经里说得极少。它倒是为了铺演那些大菩萨的神话而作的。正因如此,它在中国极受看重;文殊与普贤的像在中国寺庙里是常见的。普贤在一段话里以「震旦」之名提到中国〔注七〕,说那是许多菩萨在过去曾去教化百姓的地方。

可是释迦牟尼须得作人类之师的时候到了;于是我们看见他忽然在波罗奈现身。

传说既决意要把释迦牟尼抬到它资源所能及的极处,便格外在他得那被称作佛境的圆满见真之年上用了心。

他已在严苦的节食与禅定里过了六年。有一天他想:「我还是吃些好,免得外道说涅槃是靠饿坏身子得来的。让我吃些,然后再成就圆满之智。」他到尼连禅河去沐浴。在那里一位牧女给了他食物,那食物忽然长在她脚边的一朵莲花上。他取了来吃,觉得气力回来了。他去坐在一株毕钵罗树——也就是菩提树——底下。帝释天给他送来一个草座。他坐在这里,决意在他将经的那番转化完成之前不动。

魔王察觉自己宫殿的墙与基在震动,心里想道:「瞿昙就要成就圆满之智了。趁他还没有到智慧之巅,我且去扰他。」他便带着弓箭与随从的鬼众,到他所要攻击的人所坐的那株树下去。他随即对他说:「菩萨!舍了出家之法,去作『轮王』吧〔注八〕。你若不起来,我就用箭射你。」菩萨不动。那些箭落下时都化成了莲花。魔王于是把他三个女儿献上去侍奉他。释迦牟尼说:「你以小小的善业得了天人之身。你不想那终归要坏灭的,却来诱我。你尽可以离我去;我不需要你们。」魔王又说:「我把我作天人的宝座、连同五欲的一切器具都让给你。」菩萨答道:「不要。你以某桩布施之行得了自在天之位。可这福乐是有尽的。我不愿要。」

这时一支神兵自地下涌出,责斥那诱惑者;他便使出最后一计,召来一群鬼魔去攻这不可战胜的青年。空中满是狰狞的面孔、磨响的牙与竖起的矛。菩萨看这场面如看儿戏。空中忽然听见一个神说道:「菩萨今日于菩提树下成就圆满之智。此处是过去诸佛的金刚宝座。不是你所该扰的。止了你的敌意,恭敬地侍奉他吧。」魔王于是回他的宫去了。

正是在二月初七,释迦牟尼在这番克胜之后得了佛位。这被描述为入于一种静虑之境、放出明光、思惟四谛〔注九〕。书上又说:他彻底了知自己昔日所识的善恶之行、长短之寿,以及那引一切有情在忧与喜之间无穷更替的五道轮回,皆非实有。到那月初八的晨星出现时,他忽然醒觉于此,而得了对至高之真的圆满之见。

释迦牟尼一从那番见智之境起身、自菩萨而入佛位,那四十一位以身载法的大师、以及无数的天人、龙众与别的神异之众,便聚在他身边,如云之聚于月。

他便向他们说法,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华严经》。

当他思量教化人类之无望时——因为除佛之外,没有谁能领会佛之所知——他起初觉得还是立刻入涅槃为好。可梵天与帝释劝住了他这念头;他们来为凡人求情,劝佛作公开的师。七日之间他默然受着梵天的恳请。第二个七日,他思量人的苦与忧。第三个七日,他说道:「我该开那甘露之法的门。谁该先闻此法?那求圆满真智的隐者阿逻逻么?让我先度他。」空中有声道:「他昨日已死。」他又想:「那么让隐者那罗那作第一个。」那声音又说:「他昨夜已死。」他再想:「宰辅所遣的五位使者也有同样的愿。让他们先闻此法。」佛于是起程往波罗奈去。

路上他在一个池边入三昧,七日不动。池里卧着一条瞎了的龙,被佛身上放出的光照着,眼便复明了。它出了水,化作少年,受戒为弟子。

三月初七,佛在那株树下入三昧已七日,树神留意到佛久已不食。恰有五百行商经过,拉车的牛过不了路上的障碍。两个商人到树下来求树神相助。树神告他们佛就在池边,叫他们献食给佛。他们献上掺了蜜的麦。四天王——在佛寺前殿里见得到的那四位——从山石间取来四只香气馥郁的钵,那是他们机缘凑巧在那里找到的。他们用这四只钵献食。佛把四只钵都收了,怕伤了哪一位天王的意。随后他把钵叠在左手上,用右手以法力把它们并成一只,举着让在场的人都看见。他念了一道咒,便吃了那食;随即替那两位商人授戒,而他们连同他们的同伴,都在佛法上得了高位。

佛在这一次给新受戒者所立的,是适合人与天人的寻常五戒。因此这只能算作显露之教。不过所得的位次既随所受磨练之多而高,那么它就这一点而言便属于显露之教中那不定或随宜的一类——「显露不定之教」。

释迦生平到了这里,一个新的段落便开始了。

人类那时还不在能受大乘之教的境地,佛只能姑且离开那些大菩萨所居的辉煌照彻之域,去照那些僻静的谷;在那里他要以循序渐进的教法,去改化并安乐他所遇见的那些困苦凄凉的常人之群。他要暫且把他更崇高的讲说搁下,往波罗奈去教他这一体系的初阶。那位已得公认的佛的发光之衣,须换成苦行者的褴褛之服。这于他只是一时的掩藏。

北传一派的纪年虽处处松散,却自称于日月极为确切。其表分月、日、事三栏,所列之事如下:释迦牟尼成佛;说《华严》之教;于池边入定;受商人之食;在波罗奈园中。

那位传记作者说,从这些日子里可以看出三周、四周与五周的间隔。

(原注一:即阿僧祇劫。梵语「阿僧祇」意为「无数」。「劫」用来指自数百年至数千年不等的时段。)

(原注二:「兜率」今读作一种略异的音。)

(原注三:见克拉普罗特《佛传》,及特纳《巴利佛教纪年考》。)

(原注四:特纳为解释僧伽罗与希腊两种年代相差六十五年所作的推测是:年代曾被改动,以使佛的预言同事实相合。这便照出了北传佛教徒把佛生之年提前四百四十七年的用意。)

(原注五:《三教义疏》,意为「三教补述」。)

(原注六:即忉利天,意为「三十三之天」;梵文作「多罗夜登陵舍」。须弥山大约便是厄尔布鲁士——高加索山脉中一座孤峙之山,高一万八千英尺,四周皆低地。那几个音节中有一个似是前缀。此说若不误,那么印度种族在最初构造诸天世界的传说时,必定住在高加索附近。)

(原注七:《华严经》第二十六章。「坦」意为「国」,如印度斯坦、阿富汗斯坦。)

(原注八:即统御天下、使法轮处处旋转之王。梵文作「遮迦罗伐辣底」,出自「遮迦罗」,意为「轮」——那是活动的标记,无论是佛之说法,还是如阿育王那样的君王之治。大阿育王便是一位轮王。)

(原注九:这四者是:苦、集、灭、道;即知苦、知真、知欲念之为压迫的束缚、知须脱离情欲之系、知诸欲可灭,以及就佛教徒实际生活而言的得救之道。)

第三章

佛的生平:自其在波罗奈现身为师至度化罗睺罗

四谛——憍陈如与他四位同伴——最初的僧团——最初的在家弟子——摩揭陀国五百拜火之人归信——佛在王舍城——在舍卫祇陀园——为僧众之罪定罚——离家十二年后往见其父——其子罗睺罗的故事。

佛得圆满之智后恰好三十五日,便在波罗奈开始他公开的生涯,向憍陈如等人讲四谛。「你们应当知道,」他对听者说,「苦之为事实,以及须脱离由情欲所结成的缠缚之积集。这两谛属于你们如今被劝着要离去的那个世间。你们还应当亲证这些苦与缠缚之灭,以及改过之道。这两谛属于你们如今所当入的出家生活。」

有了这些题目可讲,佛便出去向印度的青年、向隐修者、向奉琐罗亚斯德拜火之教的人、向研习吠陀的婆罗门,以及向各色各等的人申说。

法轮转了三遍。先是教义的陈说,再是劝勉,最后是举证与亲身的体验。这譬喻取自磨谷。轮一遍遍地转,便把糠秕与渣滓从好面里逼出来。陈事、切劝与举证,在每一谛的申说里都要重复一遍。于是佛教说法之轮便转了十二遍〔注一〕。

这个题目既以这四项揭开了,当时印度人的心性本好在辩难上分毫析厘,自然要把它们岔成无数的细目。他们讲八十一种苦境、八十八种惑、三十七种修道之法等等。

佛最早度化的人中有憍陈如,他被佛讲四谛之教所吸引,得了明见的第一位次。这一度化、以及另外四人的度化,发生在波罗奈——即古时的婆罗那斯——的鹿野苑里。佛教之法轮就这样开始旋转,而它注定要把这新的教法传遍亚洲那样广大的一部分,并延续那么多世纪。这几位新弟子请准开始出家的生活。释迦允了,说道:「比丘们!你们当剃除须发,着袈裟,作沙门。」他讲了人之所行之无常、外境之空、我之非有,以及心由诸过之息而脱出缠缚、因而得罗汉的德与智之位。

「于是,」那位欢喜的佛教史家接着说,「世间第一次有了六位罗汉,并有了——连那新的教法在内——三宝。第一是佛,第二是四谛之法轮的旋转,即法,第三是五位罗汉之众,即僧。那园子真可称作人与天的乐土了。」

这便是佛教僧团的创立。僧伽,也就是信者之众,以共同的誓约戒绝婚娶、戒绝肉食、戒绝世俗的营生,至此便开始了。僧伽蓝与毗诃罗——也就是寺院——不久便成了必需,用以安置那些自愿共住的人;而他们的人数天天增多,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社会变革便这样切实地开端了〔注二〕。

不久之后,有一个极聪慧的少年在夜里看见一道光。他开了屋门,出去寻那光。他不多时便到了佛的园子,受了教,成了罗汉,并请准受戒;佛当即允了。这少年的父亲来寻他,也受了佛的教。他归信了;以清净之见受了归依三宝之戒,回家去作第一位优婆塞,也就是在家的弟子,守着戒律,却住在自己家里。新归信的人若愿意,可以仍守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必入僧团。

人数一增到五十六,释迦牟尼便又走了一大步。他把这个团体散开,遣众人四处游行,向一切所遇之人讲四苦之法。这桩事业是同乞食连在一起的。那时佛教的团体没有产业。它靠新入者的施舍、或富人的馈赠维持。僧人无论在寺中还是在途中,照常的生计之法便是靠邻人、路人、国王与贵族、以及一切存善意者的布施。于是在释迦牟尼施教的早年,这一制度便渐渐取得了它后来在一切奉佛之国所取的形态。出家之誓、共住于僧团、自愿的清贫、以及普遍的说法——这些便是那座宏大的佛教建筑所奠的根基。我们不能不佩服构想出这一体系、并把它推行得如此凯歌高奏的那个人在实务上的非凡天才。几年之内,靠着佛教说法者的辛劳,印度便遍布兴盛的僧团;而每年凉爽的时节,便到处见得到比丘——那些行乞的出家人——在道路上、在城邑里,教人趋涅槃的正路。

释迦牟尼既是创立僧团者中时代最早的一位,他在构想的独创、体系的成功与影响的力量上,也超过了他们所有人。

那些佛教的说法者离了他们的师,而师自波罗奈往摩揭陀去。傍晚他宿在优楼频螺迦叶家。他在那里制伏了一条火龙,并给它授了归依佛、法、僧之戒。为在迦叶心上留下印象,他把那条蛇收进一只饭钵里。迦叶那时于法还有欠缺,可从此便明显地成熟长进了。

传说说,释迦牟尼在尼连禅河畔同他的旧敌魔王会了一面;魔王想入涅槃。可佛三次都拒了他的请求,理由是他于此一转化在心上尚未预备好。于是那传说——它编造奇事从没有像对释迦牟尼这样起劲——便使他成了那些最有权势的神异之众的主宰。不过他并不总是拒绝别的世界来求度的人。书上说他曾上兜率天,把新法教给他的母亲摩耶。

在同一条河畔,五百拜火之人听了他讲四苦之后成了罗汉,把他们祀火的器具投进河里。他们的宗教——早期佛教史里屡屡提到——看来是在居鲁士之前不久从波斯传到印度的。在波斯,拜火之教被加在亚利安人崇拜天体的旧教之上。可它虽靠琐罗亚斯德的影响在波斯取胜,却注定要被佛教逐出印度。佛带着这些新归信的人到王舍城去,在那里受到十足的信赖与敬仰。频婆娑罗王——阿阇世之父——以及城中一切要人、婆罗门、官吏与百姓,都成了他的弟子〔注三〕。

这座城的废墟至今仍有耆那教徒前往瞻礼,在比哈尔西南十六英里处〔注四〕。直到阿育王之时,它一直是摩揭陀诸王的都城;阿育王是那位统治全印度的佛教君主,约在释迦牟尼之后二百年。佛在这里教了多年,并收了他几位最有名的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连与迦叶。这时佛开始规定要穿「僧伽胝」,也就是垂到膝部的上衣。它穿在袈裟——那件自僧制创立之初便通用的长衣——的外面。

三年之后,释迦受邀到舍卫,去住一所由国王的长子与一位富贵之人专为他备下的屋与园,便是前面已经讲过的。那便是祇陀园精舍。他在这里身在憍萨罗国,当时由波斯匿王治理;波斯匿同有势力的要人都赞同这新的教法。

佛不得不做起立法者来。因为他团体里出了偷窃、杀人与恶口之事,他便为惩治这些罪过立了专门的条规(《佛祖统纪》卷三第三十页)。

他离家十二年之后,他的父亲派使者来告他:父亲想见他,并请他回去一趟。那使者是一位名叫优陀夷的梵志,也就是宗教的学人、守婆罗门净行之规的人。优陀夷一听佛说法,当即得了罗汉之位。佛这时决意去见他父亲,并想以施教来救他父母二人。他先遣优陀夷去通报国王,并在王前作那十八变——那是一连串的法术之效。国王大为欢喜,带着一万人的随从出城十三英里去迎释迦牟尼;而释迦牟尼身量惹眼——高十六英尺——又有灿然的金色。他现身如云间之月。他四周有许多久居林山、身子发黑的梵志。他们像那些绕着紫金之山飞的黑翅鸟。国王随后命五百名门第显赫的少年出家,去侍奉佛,如凤凰之绕须弥山。

印度的隐修生活先于僧团的生活。佛自己起初也是隐者,同当时的梵志一样。可他们所求的是婆罗门那种古老的清净,而他心里涌动的却是新的思想与新的志向。他们满足于避开世俗生活的污染,他却一心要以施教度无量之众。

佛离家十二年后来见他父亲时,他的妻子把他的小儿子罗睺罗带来见他。那孩子刚满六岁,而诸臣疑心佛是不是他的父亲。佛对那些起疑的人说:「耶输陀罗守她的本分始终不渝。我要给个凭证。」他随即以法力使在场的僧人个个现出佛的形貌。耶输陀罗于是取一枚印玺之戒给那孩子,对他说:「这是你父亲的;拿去给他。」罗睺罗接了,当即交给了佛。国王与诸臣都说:「好!这孩子真是佛的儿子。」〔注五〕

(原注一:即十二行法轮。)

(原注二:「僧伽」意为「众」,「蓝」意为「园」,「毗诃罗」意为「可供经行之处」。)

(原注三:出自「频婆」,意为「影」;「娑罗」,意为「力」。古汉文作「频婆娑罗」。)

(原注四:艾特尔《中国佛教手册》。)

(原注五:毕尔所译《释迦佛传奇》里,此处另有别的故事。)

第四章

自罗睺罗出家至涅槃将近

佛遣人取罗睺罗——为教罗睺罗及别的童子所作的安排——师傅——童子受戒——尼众——僧制的迅速传布——戒律——玄理之教——阿难与《楞严经》——佛在这些书里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相传佛曾去锡兰——又去色欲之天——诸天请护佛法——护中国者——佛教同印度多神之教的关系——般若波罗蜜多——波斯匿王——《仁王经》——每日的功课——阿难为佛的侍者弟子——以十二部经相托——佛传其密教——其义实含于《法华经》——佛日于此而至中天——预告其父将死——佛公开说法已满四十九年。

佛四十四岁时,遣使者到他父亲与妻子那里去说:他的儿子罗睺罗如今九岁,该开始出家的生活了。使者是目犍连。母亲回话道:「如来作王子时娶了我;我们成婚不满三年,他便去过山林的生活。六年之后成了佛,回来省他的国,如今却要我把儿子给他。还有什么苦比这更大?」不过她终于被劝得应允了这番舍弃,把孩子交给了使者。国王又同他一道送去五十名贵族子弟,作他受戒与受教的伴侣。

传说说,他们被交给舍利弗与目犍连照管,作他们的师傅——「和尚」与「阿阇梨」〔注一〕。可见汉语里佛教僧人那个通行称呼的本义是「师傅」。和尚最先的职分便是作年少僧人的引导。这名目后来在东突厥斯坦被推广到一切僧人身上。它又从那个地方传入中国,至今仍用那较宽的意思,一切僧人都被称作和尚。

佛这时定下:童子若父母愿意,虽年幼——比如十二岁至十七岁——亦可收入僧团,可要到二十岁才授全戒。他又命建一座授戒之坛,叫作「戒坛」。坛以三道台阶上去。顶上坐着主持授戒的僧人与他的陪席。那几道台阶的安排,使新受戒者上去时要绕坛三周,以表他对佛、法、僧的三重归依。

女子开始请求受戒,并得了允许。她们在印度称比丘尼,在中国称尼姑。「尼」是梵文「比丘」的阴性词尾,「姑」则是称姑母、少女等的通行敬词。

自他公开施教起十二年之间,佛的教法已传遍印度十六国,僧制已立,僧尼的规条也已粗具纲目。

释迦牟尼以规条教人道德。他用最严的规矩把他的团体围起来,可他口授之教的主干却是玄理。他先设法把弟子从世间诱惑的险境里带出来,办法是引他们入比丘的清修之众。在那里有财物的共有、有兄弟之谊、无世俗之累、有严格的德行之律与按时的受教。唯一的间歇,是全体出到城中街上去受居家人以钱或食所施的布施。所教的是高深的玄理,以及一种主要讲慈悯、只从人这一面去看本分的道德。在释迦牟尼的道德里,对神之法的顺从是被刻意置于视野之外的。他不教神学而教玄理;他不供给门徒一部像《圣经》于基督徒那样的、神与人类打交道的历史,而供给他们一串无穷的诸佛与菩萨的慈行。

这于北传与南传佛教都是实情;不过锡兰与暹罗所行的那一套,玄理的成分或许比中国与蒙古的略少些,道德的成分略多些。

以玄理作治道德之弱的药,最惹眼的例子之一见于《楞严经》。那件事自然是传说;佛的传记作者把它放在他四十五岁之年、放在舍卫城。他所钟爱的弟子阿难,一晚在街上逗留,独自挨门乞食。他偶然遇见一个名叫摩登伽的恶女子。梵天早已决意要害阿难,这时便以法术把他引进摩登伽的屋里。佛知道这法术,晚食之后从款待他的那位富人家回来,便从头顶放出明亮的莲花之光,受得一道神咒。他随后吩咐文殊带着这样神异地得来的咒,去救阿难。他嘱他凭此把阿难与摩登伽一并带来受教。阿难到了,便行礼而哭,自责没有早些来,又自责受了那么多教,自己的「道力」却仍远不圆满。他恳切地求十方诸佛相助,好叫他得智慧——菩提——最初的利益。佛允了他的愿,便向他宣说《楞严经》之教。这是要以玄理之技的盛大铺陈,来使弟子抵得住诱惑。那个创立僧制以治世俗之心的人,倒也一贯地会以哲理上的否定作败德的药。可释迦牟尼终究没有看见道德真正的根基,这是永可惋惜的。孔子能把德与义之源的秘密揭开到追溯于良知与天然之明的程度。犹太教在神所启示之法里寻到它。基督教则把写在人心上的法同神圣主宰所启示之法合起来。可释迦牟尼没有能把道德同神、同人性的关系表述得当。这是他这一体系最可痛的失处。他知道人类渴望从苦里得解脱,知道人心里善恶之间不断的交战;可他误解了这些,因为他不但没有基督与犹太之明,连孔子之明也没有。不过幸而世上一切不完备的教说,都不能毁掉良知在各国所作的、关于那永恒不易的道德分际的见证;若不然,佛之教所害还要更大。

《楞严经》出现在佛公开生涯的早期,这给佛教的注家添了一重难处。佛是圆满的。他从浅近起,以幽深终。他才智最精炼的这一件样品——连朱子那样有名的中国儒者也认它为精——怎么会同他晚年所说的诸经相等呢?所以他们否认它同《法华经》——即《妙法莲华经》——相等;据他们说,《法华经》是释迦牟尼年老时所说的。

要把诸经归入一个前后相合的年代次序,是费了许多力气的。北传佛教徒把大乘的典籍添在释迦牟尼的亲炙弟子所撰的那些之上时,便觉得不得不在他漫长一生的一个和谐的架子里,指出小乘与大乘——即「小」与「大」的开展——的各部经该归于哪些年份。

试想一位近世的著作家为苏格拉底作传,而假定色诺芬与柏拉图托在他名下所说的话他当真都说过。这两位作者各把自己的色彩染在自己的记述上,又各以不同的分量把自己的思想掺进去;而柏拉图的著作所载的,确乎是他自己智识生涯的记录,而不是苏格拉底的。他在思想之域里的游历,自他之后便一向被看作是他自己的,而远过于是他所敬的老师的。倘要本着这样的原则去给苏格拉底作传——以为柏拉图之书是他写的,以为那些柏拉图的对话全是他心里的产物,以为其中所载或真或假的情事全可以排进一个前后相合的架子,以为其中所含的哲理原则全是匀整相承地开展出来、并且各有苏格拉底生平中确定的年份——那该是何等愚而无用!佛的北传传记作者所担的,正是这样一桩没有指望的事。

佛在公开施教的第十八年,据说去了锡兰;诸经里称它楞伽岛。他上了亚当峰之顶,在那里宣说《楞伽经》。一位菩萨对他说:「外道禁食肉。佛岂不更该令人戒肉!」佛应了,并举出几条理由,说菩萨与别的人都该守这条规。楞伽岛被说成是夜叉所居,除了有法力的人,人是到不了的。

第二年,据说佛游了天上的乐土之一,在色欲之天第二重的中间;那里有十方的诸佛与菩萨聚在他面前。他在这里宣说《大集经》。每位菩萨都现作他所主的那一元素之形,或「风」,或水,或别的。诸天与龙众这时进前说道:「我们从今要护持正法。若有国王鞭挞僧众,我们便不护他们的国。佛的弟子要离开他们那不好客的土地,那土地便要无福。既没有那给一国带来福祉的教门设置,疫、饥与兵便要起来;而风、雨与旱也要使农事败坏。」

诸神与龙说完这番话,佛便对一位天人之子毗首羯磨——工匠之神〔注二〕——以及夜叉迦毗罗、并十五位眼有双瞳的天女说话,命他们作中国的护持者。他吩咐他们每位各领五千随从,凡有争斗、讼事、兵乱或疫疾之处,便止息那些祸害,使佛法之眼在那片土地上长久留存。

印度的神话在这一段描述里以它的真面目显了出来。锡兰那样远岛的土著居民,被想成一族魔鬼。那些叫作「提婆」的众生——也就是希腊人与拉丁人所称的「神」——是一类从属于佛这位自升之圣者的众生。因为找不出更好的词,汉语里那个指「天」的字便被用在他们身上。那些「龙」——同希伯来语与英语里称蛇的那两个词可以相比——在这里被看作一类天上的众生〔注三〕。

可是这一切众生无论何等尊高,在佛教徒看来都听命于他们的圣者。他们仍旧治着世间,却是为释迦牟尼所传的新法之利益而治。所以在佛寺里,他们被安在门上,被当作一切虔信佛者的无形护持者而受人供奉。

传说说「神」与「龙」都应允护持佛教,其意乃是:在佛生平的这一时期,印度诸王开始比从前更公开、更广泛地护佑他的宗教。

照中国人所记,释迦牟尼此后宣说《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是「智慧」。「波罗」是河的「彼岸」,「蜜多」是「所知」「所量」「所至」。渡到苦海彼岸共有六法,便是六波罗蜜。其中名为般若的最高。含有这一体系的原书被认为卷帙太繁,鸠摩罗什译不尽。直到七世纪,行脚僧玄奘自印度归来之后,才担起那桩辛苦的差事,译出这一类书中的一部,共六百卷、一百二十册。二十八祖中最有名的著作家龙树,就其中若干部书撰成《大智度论》〔注四〕。中国的智顗——天台之圣——构造他的体系时,于般若取用极多。他所能得的只有鸠摩罗什零碎的译本,如《金刚经》。

「仁王」在中国人所述释迦牟尼的生平里,于此登场。这位屡被提到的人物便是舍卫之王波斯匿。据说佛便是向他宣说了般若诸经中的一部,并劝他:为免国家的灾祸,当请一百僧人在一百高座上一日两次诵此经。这样他便能免于叛乱、敌兵入境、日月星辰之变、大火、水患、饥荒、害风与旱魃。王出行时,当把此经放在以七宝装点的几上——七宝即金、银、水晶、玻璃、玛瑙、珊瑚与珍珠——且须在自己前头足一百步。在家时,当供在高座上,座上悬以同样七宝所饰的帐幕。当每日恭敬礼拜,如人之敬父母。

这里头一次提到每日的功课,以及各国佛教徒所共有的那种对称作「经」的圣书的迷信式崇敬。蒙古人家里有一部「诺木」、汉人家里有一部「经」,便被认为能给家与国带来吉祥。那些经常用金字写成,供在家中神像近旁尊贵的位置上。主宰自然者会护佑敬佛之真言的人。亚洲的拜物之习便是如此。佛自身、以及载着他教法的书,都成了被供奉之物;而大群僧人应皇帝与富人之召,在旱、病、丧及别的灾祸之时所行的盛大仪轨,百姓都相信是有益的,所凭的便是方才所引的那一类经文。

当印度十六国之王听了同一部经——《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位热忱而显然不甚诚实的叙述者说:他们欢喜得把政事都交给兄弟,自己出家,成了一心求佛道圆满的人。他们所治的国或城的名字是:舍卫、摩揭陀、波罗奈、第二次结集所在的毗舍离、佛的生地迦毗罗卫、佛灭之城拘尸那、今奥德与贝拉尔的憍萨罗、今喀布尔的罽宾、库鲁、伽吒伐那、龟兹等等——见《佛祖统纪》。

佛六十岁之年,阿难被选作释迦牟尼的侍者,而十二部大经也托付在他手里。这一说法的意思是:阿难是弟子中在保存其师之言、或许还在撰述那些较古之经上最勤的一位。憍陈如愿效劳,因年老而被谢绝。目犍连在静虑之中看出释迦牟尼的心意在阿难身上。他告了憍陈如,憍陈如便劝阿难受了这职分。

寺里阿难被安在佛的右手边;因为传说说,释迦牟尼把心放在他身上,如日初升时把光直照在西墙上。僧伽罗人的寺里,阿难的像并不像中国那样常挨佛这样近〔注五〕。这一情形使人想到:在南传佛教徒那里,他作为诸经的守护者与释迦牟尼的侍者所居的地位,并不像他们北方的同道所认的那样显要。一切经开头那句「如是我闻」里说话的人便是阿难。

七十一岁时,佛传了他的密教。那是答迦叶向他所提的三十六问。龙树立为通则道:「每一位佛都兼有显露之教与秘密之教。」显露之教是给众多新弟子的。秘密之教是给菩萨与进境已深的门人的,如迦叶。它不以确定的言语相传,因此不能由阿难当作确定的教义列在诸经之中。可它其实已含在诸经里。比如《法华经》——即《妙法莲华经》——被认为含着显露之教的精髓,而它该被看作秘密之教的一种原始文书,虽然在形式上它是显露的。

这部书所以叫《妙法莲华经》,是取自它所用的譬喻。妙法以修辞之花而显明。比如第五章里,弥勒在会中起身对佛说话,提起四十多年前他出家、离释迦族之宫、在伽耶城近旁作隐者的时候。他随后指着那无量高尊的菩萨之众——那是他施教的果实。「这奇妙的结果,」他说,「于人是难信的。好比一个面貌秀美、头发黑亮、约二十五岁的人,指着一位百岁老人说:『这是我的儿子』;而那老人又指着那年轻人说:『这是我的父亲。』他们的话是难信的;可要信佛在这么短的工夫里所成就的奇果,也不比这易信。再说,」他问道,「这无数的弟子何以能在过去无边的时劫里修佛之法、行神通、学菩萨之道、脱离世间之染,如莲花出于污泥,而今恭敬地现身于世尊之前呢?」

传记作者说,这部经标志着佛之日到了中天而不投影的时候。他们趁此机会在这里说:佛所住的中印度其实才是「中国」,圭表便是明证——在那个纬度上,夏至之日圭表不投影。他们说,中国便不好称中国,因为那一天在中国是有影的。

佛的父亲年老而害了险病时,儿子托阿难送去一番宽慰的话:他既已守净戒而使心里的污秽除去,便当欢喜,并思惟诸经之法。使者奉命先腾身于空中,发出一道神光,照在病中的国王身上,使他痛苦得解。然后他要把手放在国王额上,把话传了。随即国王以礼敬之姿把手放在心上,忽然辞世,预备他下一次的转生。释迦族人把他放进棺里,安在狮子所饰的座上。葬时四天王自请为抬棺之人,为此化作人形。佛自己走在前头,手持香炉。棺以栴檀为薪而焚,诸王把骨收在金匣里,此后又在其上建塔婆与窣堵波。佛告他的门徒说:亡者因一生清净,已生在须弥山上更高的乐土之一。

早期的佛教不分种姓。一切种姓的人在佛眼里都平等。这一点使这新的宗教极得出身微贱者之心。也许正因如此,释迦族——佛与阿难所属的族——被屠戮时,他们二人得以保全。波斯匿同一个低种姓的女子生了一个儿子。这孩子八岁时曾被释迦族人侮辱。他正在一位师傅家里学射。佛说法用的一所新屋刚落成,这位圣者同他的门徒已受了邀。那位年少的王子琉璃登上狮子座,便被释迦族人讥刺辱骂,说他出身卑贱竟敢坐那座位。他继位之后,便去攻打释迦族,把极多的人赶进坑里用象踏死。他的兄弟祇陀——便是舍出那座以他为名的园子的人——因不肯参与这场残忍之举,也被他杀了。

佛告他的门徒:祇陀已重生于帝释之天,汉语里通常称作「三十三天」。他又预言琉璃与他的兵将不久要在一场雷雨里被灭;据说那事果如所言,他们便都入了名叫阿鼻的地狱。佛又说:释迦族不幸的下场出于他们的生计之道。他们是渔人;他们既曾断生物之命,自己也就被断。

在释迦牟尼看来,有一种道德之命运统御世间。无数的因在不断地结出它们报偿的果。那便是中国的佛教徒口里说得极多的「因缘」。这道德之命运不是有位格的,可它施行起来有严正不移的公道。每一桩善行都是一个好因缘,在将来某时稳稳地招来报偿。一切有德有智的人都被认为是如此,是前生所积善行的结果。

佛这时已近他一生的最后一年。十一月里,他对聚在毗舍离城他身边的比丘们说:「我要在明年三月入涅槃。」

(原注一:艾特尔《手册》。「和尚」一词是从梵文的「优婆塞迦」译入和阗旧语的。它又从突厥斯坦传入中国——见《翻译名义集》。)

(原注二:艾特尔《手册》。)

(原注三:希伯来语里称蛇的那个词,据说是因这动物的嘶声而得名。「念咒」一义,在那种语言里所用的是与之相近的词。)

(原注四:即《大智度论》。见《佛祖统纪》卷三十第十三页。)

(原注五:一八五八年我在加勒留意到这一点。)

第五章

佛最后的说法与入灭

佛以其教而不朽——死是真的、终极的——涅槃之教的用意——佛上忉利天——又循帝释的阶梯而下——最初的佛像——佛姨母之死——舍利弗之死——佛在拘尸那——在娑罗双树之间——最后的教诲——以迦叶为祖师——禁食肉——愈摩揭陀王之疾——遣人取阿难——答四问——梵天来——佛的遗言——入灭——金棺——摩耶来——荼毗——他的舍利——塔。

佛说法开展的第五期,所含的是属于《妙法莲华经》与《涅槃经》的那些书。它们结束了他作为师者的公开生涯,被认为是他著述中最醇最厚的。它们宜于激起弟子对更高成就的渴慕。他说「我不会被灭,而将常在『灵山』」时,意思便是如此——「灵山」即「有灵之山」。那位作者说:这就是佛入涅槃——那里既无生也无死——所指的意思。他没有死,因为他活在他的教法里。

照这样解,北传佛教徒替他们的圣者所作的主张,归结起来便是在其教诲的成果里得不朽。这便是佛教式的「我不会整个死去」。它同许多怀疑论是相容的,而且就其含意而言,可以等于否认来生、否认灵魂以任何形态继续存在。

我们不可忘记:写下我们如今所考察的这些论著的那些热忱的佛教徒,同我们一样属于这个实在的、醒着的、动着的世界。他们时常从玄思的冥想之境落回到为感官所役的常人的境地。那时他们便紧紧抓住这个世界。玄理不见了。死,他们当作真的死来看。有形体制的毁坏是实在的。至于灵魂,它活在它的行事里。像佛这样一位大英雄,只活在他一生工作的成果里。也许我们这位六百年前宋代的作者,身为大乘的阐说者,偶尔也乐于把自己哲理的真实性安放在可见之物的实在上。在这样的时候,他便在释迦牟尼教诲成果的不断延续里寻到了他的涅槃。

同是这种向外看实在世界的倾向,解释了这里何以把涅槃看作一套究竟之教,宜于矫正那些懈怠失路的僧人与别的人的过失。早先的教诲一直讲到《妙法莲华经》之时,仍有些人不能领会佛教法的全义。对他们还须讲佛之真性,好叫他们知道何为「真常」,从而入涅槃。正如农人有早收与晚收,佛在最初播教之后,继以成熟与收获,随后又行一次晚播与晚收。那时便有众多或高或低的弟子,如从前所未有地见到了如来的真性,并结出了成熟阅历的果。他们秋收冬藏之后,便再无事可做。他们中间有从《般若波罗蜜多》进于《法华》的,也有感识仍钝、觉《法华》高不可攀、只能靠《涅槃》才被降伏于心与德的。他们在涅槃之教里寻到了使自己得见佛性的东西。

这位史家眼里看着的是后世那些僧人:他们爱读佛自己之外的别的书,不再以佛的书为自己受教之资。他们学会了鼓动有害而毁人的念头,纵然身在佛法的管束之下。他们削短智慧之命,把「法身」从自己手里全然放掉。正是为这一类退堕的人,常住之教才被提出来。它的充实与真实要给他们一个牢固的凭依。这便是释迦牟尼临终之前特为讲说涅槃、然后才自入那寂灭之乐境的缘故。据说他以此加强了僧制规条的权威,并连带加强了佛藏三分的权威。

我们看出涅槃之教是佛年老、阅历已熟时的教法。它出自他对佛教团体之所需的观察。它是教义开展过程中最后的一道工夫,宜于感动那些在早先较简朴的教法之下不为所动的心。

照北传一派的纪年,公元前九百四十七年,佛上忉利天,留了三个月。他遣文殊去请他的母亲,叫她来在三宝前礼拜一时。她来了。乳立刻从她身上流出,一直到佛口里。她随文殊到佛所在之处,佛便教了她。她得了须陀洹果。三月间,佛将入涅槃,帝释造了三道阶梯。佛别了母亲,便循此而下到人间,由众弟子引着,到了舍卫城的祇陀园。憍赏弥的优填王对佛怀着爱慕之情,造了一尊金像。他听说佛将循帝释所造的阶梯而下,便带着像来拜佛。那像是「栴檀」木的,高五英尺。波斯匿王听说了,也叫人造了一尊像,是紫金的,也高五英尺。这是阎浮提世间所知最早造的两尊佛像。这两尊像放出光来,而天上落下花雨。

佛合掌对像说道:「我入寂灭得度之后,把我的弟子托付给你照管。」

佛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受不了想到要看佛入那寂灭得度之境、从此永不为凡人所见。她带了五百位持斋受戒的妇女与少女来礼拜佛。她们随后回到住处,依戒而住,随即各各现出十八种动作、姿势与奇异的变化。有的在水上行走如在干地;有的离地在空中行走,或坐、或卧、或立,都在同一元素之中。有的右边流出火与水,有的左边流出;又有的从口里流出。她们随后一同入了涅槃。

佛这时吩咐阿难进城去,通告城里所有在家的佛教信众:他们该造五百口棺。遗体连棺焚毕之后,舍利被收起,安在为此而建的庙里,好叫它们长受供奉。

舍利弗与目犍连也为将要亲见其师入涅槃而悲伤,便自己先死了。同时又有七万罗汉入了寂灭。佛见他四众弟子也心里极为扰动,便施法力,把那两位精进者变作两名侍者弟子之形,一在他右,一在他左。一切有情见了便欢喜,当即从一切忧恼里得了解脱。

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他到两株娑罗树之间的一处地方,不久便在这里入了涅槃。有大声唱言,向全会众宣告:「今日世尊将入涅槃。谁有疑者,今可前来求解。这是向佛请教的最后机会。」

这时诸大菩萨、阎浮提洲的各国之王、诸天之王、山河与鸟兽之王,连同佛的亲炙弟子,都带着供献而来,愿供世尊所需。他默然坚拒,一概不受。一位「在家弟子」优婆塞纯陀对他说道:「我们将来要仰如来而得食。如今我们愿怀悲地受顺从之戒,并献上我们微薄的供养。」佛答道:「我受你的供养,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向我献供。」

纯陀答道:「我虽知佛公开入涅槃于人类有益,却不能不悲。」佛为此嘉许了他。

这时诸天与龙王劝释迦牟尼眼下不要入涅槃,可是无效。世尊答覆时讲了那个「伊」字——它以三点写成,作三角形而底在下。他用它作如来从般若三法解脱之后那法身的标记。全体比丘之众于是请他讲常之息灭、讲苦、讲空、讲无我。佛因此教他们四倒,即:常而非常、乐而含苦、我而非我、净而含不净。

那广大的比丘听众说道:「如来既无这四种相违,何不同我们再住一劫或半劫,好叫我们得知怎样脱出这四种相违?」

佛答道:「我已把圆满无上之法托付摩诃迦叶守持,好叫你们都有一个可凭依的教法之式。那将同你们有佛自身一样。」他随后又说:「我也把正法之托付给你们——各国之王与神兵之主——好叫你们在有人不勤、懈怠或故意破僧规时,以刑罚与合法之力护持它。」

禁食肉之事,大乘一派归在这一时期。编者趁此机会责了小乘一派,因为它许人在某些场合吃鱼肉。这指的是释迦牟尼在波罗奈鹿野苑的教法——小乘一派的《阿含经》便是在那里宣说的。

在最初那些经里——《华严》与《梵网》一类——菩萨是不能吃肉的。在波罗奈施教时,此事也是这个局面。它在《楞伽经》里又出现了一次,作为对菩萨的一条禁约。一部题作《释门签记》的书里说:对整个佛教团体的禁约是在《阿含》之期以后才开始的。而正是在佛的涅槃之教里,这条法才第一次对佛门一切弟子有了拘束之力。于此可见,涅槃之教给佛教的戒律添了要紧的一笔。

摩揭陀王阿阇世杀了他父亲,因此照自然的果报害了痛苦的恶疮。他有六个心性败坏的大臣,以欺诳之法劝他去求六位外道之师——富兰那迦叶等——给他医治;那些人教说:不必敬君敬亲,而苦乐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德性,只是偶然而来。

另一位进言的人告诉国王:佛能治他。国王正叹惜佛将入涅槃时,释迦牟尼自入了一种奇妙的三昧,由此得以放出清凉之光,直到国王身上,他的疮立时愈了。国王便同王后与五十八万臣民一道赶往拘尸那去见这位圣者,圣者在那里教了他们。因此阿阇世的重罪大为减轻。他同他的妻女都在菩提之智上得了高位,随后辞别圣者,回宫去了。

佛这时对憍陈如说:「阿难在哪里?」憍陈如答说:他在娑罗梨浮之外,被六百四十亿魔的幻惑缠住了。那些魔化作那么多佛,讲法而现神通。阿难便以为自己在受真佛之教,而其实同时落在魔的罗网里。因此他没有来,身在这极不安乐之境。佛便对文殊说道:「阿难是我的弟子,侍奉我二十多年。我讲法他全都听过。如水注器,他受了我的教。所以我问:他在哪里?我要他从我这里听《涅槃经》。他如今被魔所恼。你手里拿着这道有大力的『咒』——陀罗尼——去救他。」文殊取了便去。魔王们一听那咒被诵,心里当即起了「智念」——菩提。他们立刻舍了魔的伎俩,放了阿难,阿难便回到佛那里。

佛这时告阿难:有一位「苦行者」梵志须跋陀罗,一百二十岁,住在娑罗梨浮国之外;他虽已得天眼天耳、并能探人心意与志趣之力,却仍不能去掉骄慢。他吩咐阿难去对他说:如优昙婆罗树那样出世的佛〔注一〕,今夜便要入涅槃。他若有什么要做的,该赶紧去做。

阿难奉命去了。须跋陀罗随他来见佛,佛给他讲法,讲得极有效力,他便得了罗汉之位,又立刻极力劝佛迟些入涅槃。圣者默然示意,说他的决意不改;须跋陀罗受不了亲见入涅槃之痛,便自己先入了寂灭。于此,佛对会众说道:「自我得智以来,我一直在度人。第一个是憍陈如,最后一个是须跋陀罗。我如今再无事可做了。」

阿难依阿那律之请,问了他四个问题:「我们该与谁同住?该以谁为师?该住在何处?该以什么话作标记?」

佛答道:「关于你第一个问题,我的裁断是:我死后——即入涅槃之后——像阐陀迦那样属六群未改之比丘的人,必须就轨,去掉他们的恶性。

「至于佛死后该以谁为师这个问题,我答:你们的师将是尸波罗那一套戒律。

「至于该住在何处这个问题,我答:住于四念之处。一、身念处。身与德性在空无之中是同一的。二、受念处。受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三、心念处。它只是一个名。名异于性。四、『法』念处。善法不可得,恶法亦不可得。

「至于你们该奉为标记的话,一切经的开头都该有『如是我闻』这一句。此后该宣明佛说法之处、以及他的听众由何人组成。」

阿难又问:「如来入涅槃之后,葬事该怎样行?」答:「如转轮王之葬。身当以细白毛布裹之〔注二〕,涂以香末之糊。内棺用金,外椁用铁。王之身安置其中后,当浇以融化的酥油,以香木焚之。焚毕,取所余的骨片安在塔、台或别的纪念之构之下。见者既欢喜又悲伤,因想起那公正治国的王。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此后尚将在世的众人仍要以沐、以焚而葬,并造坟与塔,而习俗之法花样极多。」

「阎浮提洲之内有中国。我要遣三位圣人去那里更新并教化百姓,好叫他们在悲悯体恤、以及一切必需礼法的建立上得以完备。」

这一段是依《冢墓因缘经》里的说法而来的——那经名之意为「与因缘感应相关的冢墓之经」。三位圣人便是孔子、老子与颜回。他们被称作净光菩萨、迦叶菩萨与月光菩萨。

北传佛教对孔子的道德、李老聃苦行的哲理与颜回高尚的志向都表赞同。它对中国人的葬俗也以善意看待。

佛将入涅槃时梵天没有到会,恼怒的众人便派人去请,指定那位有十万咒的不死之仙去办这差事。梵天的城被发现一片污秽。污物填满了城濠,那位隐者便死了。

佛以法力造了一位金刚王,前往梵天的住处,指着那些污秽,把城濠变成了好地。他随后指着梵天,用了他那金刚不坏之力的一小部分。这便起了效,使梵天到了佛所在之处。

佛随后告他的弟子:他们须遵那部叫作《波罗提木叉》的戒本所载的教诲。那书详列僧人立身处世所当依的法则。他们不得经商、不得算命、不得以土地取利、不得为人家训养奴婢。他们不得为利而营园圃、不得配制药物、不得研习星命。他所命他们守的规条便是这一类。这部论著要代他自己作他们的师。

《佛祖统纪》的作者所记佛最后的话是(卷四第十二页):「我在此阎浮提洲,已现身数次;虽已入涅槃,却不是圆满的涅槃。所以你们该知那常住之『法』、那不变之法。」

佛随后卧在七宝之床上,右胁而卧,头向北,足向南,面向西,背向东。半夜里,他无声地入了般涅槃。他卧在八株娑罗树之间,树分四双。他入涅槃之后,东西两双合成一树,南北两双亦然。它们合起来把荫覆在佛身上,并因极度的悲伤变成了鹤一般的白。

众人的悲伤化作大声的号哭,这时使天地间充满了哀。有许多人进城造了一具金棺,以七宝装饰。他们又备下栴檀、沉香与别的香物所制的幡与幢。他们到佛所在之处,恭敬地献上。众人怀着真切的悲伤抬起佛,安放在金棺里。派了四个壮汉去请棺入城。他们抬不起来。随后十六个壮汉去抬,也抬不动。

阿那律这时说道:「便是全城的人都来抬,也抬不起。须得求诸天,因为他们能抬。」他话还没有说完,帝释天便出现在空中,举着一顶华美的幢盖。一众可见诸天的天人随帝释而来,愿效其力。佛动了悲悯之心。他自己把棺举到空中,高及娑罗树。那棺自己从西门进去,从东门出来;又从南门进去,从北门出来。佛便这样绕城门七周,最后缓缓到了荼毗之处。

棺到了七宝之林时,四天王带着栴檀与沉香的枝条来了。

二月二十二日,佛入涅槃已七日,想要出棺。弟子们哭着把他抬到七宝之林。他们随即取香水洒他,又用丝与细毛布把他从头到足裹起来。此后他们把他抬进棺里,连棺一起安在一座香木所搭的高架上。随后他们每人各取一支香木的火炬,走到那木架前,一切便都烧尽了。

阿那律上兜率天去把这些事告知佛的母亲摩耶。摩耶立刻下来,棺便自己开了。世尊起身,合掌说道:「你竟肯从你那遥远的居处下到这里来。」随后他对阿难说:「你该知道:我从棺里起身向母亲问讯,是为后世不孝之人留一个榜样。」

迦叶正在耆阇崛山教五百弟子,这时地震了;他由此知道佛已入涅槃。他当即带着弟子往棺所在之处去。佛悲悯他。那棺自己开了,现出佛金紫之身,壮健而美好。迦叶哭着以香水洒它,又用毛布重新裹好。

棺又合上了;迦叶唱了一首偈,佛足便又现了出来,而千辐之轮的相——佛所坐的那个——出现在棺外。迦叶向那金刚不坏之足恭敬礼拜,又看见它们回进棺里。另有一桩奇事:看见有火焰从佛的心与骨间伸出棺外。荼毗之事渐渐进行,到第七日,承棺的那整座香木之架都烧尽了。

照另一说,是迦叶取火点着那堆香木。宋代的作者志磐宁取那一说:荼毗是由佛自身所出之焰引起的。

佛死后——原文作「灭度」——过了七日,迦叶向五百罗汉宣告:他们该往一切世界去,召集有六通的罗汉〔注三〕。来者不下八十万八千人,在那两株树旁受了法的教诲。

二月二十九日,佛荼毗后七日,帝释天开棺取了佛的一枚右牙。他叫人在他的乐土里造了两座塔。一个罗刹也取了两枚牙。城里的人来,把舍利装满八只金瓶。他们把金瓶带进城,连续七日供养。

想分得舍利的人之间争竞颇多。相争的是诸天之王、诸龙之王与印度八王。为止此争,优波崛多提议分作三份,分别给诸天、龙王与印度诸王。他的主张被依从了。

阿育王得了八万四千份舍利,又得了佛的须。他回去的路上遇见龙王难陀,难陀向他求舍利,并威胁说若不给便要毁他的国。阿育王给了他一根佛须上的毛,他把那毛带到须弥山去,在那里造了一座水晶塔以妥善存放。阎浮提洲各处不久便为同样的用意造了十座塔。

(原注一:此树结无花之果,据说三千年才开一次花。)

(原注二:即细毛之布,可与织毯一类的词相比。)

(原注三:这些便是如辨一切音声、知一切人的心意与志趣、以及形、生、死、报的种种差别等等之力。)

第六章

北传佛教的历代祖师

祖师时代亚洲生活的面貌——祖师的品性、神力与才智——三十三祖的次第——释迦牟尼指定迦叶——王舍城的卍字结集,为写出佛书并定何者当奉为经典——阿难在佛书撰集上所任的一分——阿难为第二祖——第三祖商那和修——论三昧与冥想——第四祖优婆崛多——一个恶行女子临死时的归信——第五、第六、第七祖——佛关于第七祖佛陀难提的预言——佛陀蜜多心中孝爱与佛教信念之争——他折服一位不信之王的办法——马鸣被献给月氏之王,以使他解华氏城之围——第十三祖迦毗摩罗——第十四祖龙树——度一万婆罗门——撰《大智度论》——迦那提婆力辩护教——迦那提婆被刺——僧伽难提幼而早慧——关于他的预言——罗睺罗多升天——僧伽耶舍论声之性——度五百仙人——鸠摩罗多论今世报应之不齐——摩奴罗在南印度与西印度传教所遇之难——祖师制鸟之力——鹤勒那度师子,师子继之为第二十四祖,而被坎大哈之王所杀——正统一派只有二十四祖——禅观一派有二十八祖——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度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达摩入中国——印度人对罗马帝国的知识。

我们如今身在两千年前、一千六百年前的亚洲世界之中。在印度、在阿富汗、在突厥斯坦,佛教的僧人已经切实地踏上了那种僧制必然生出的行脚生涯。或为施教,或为到某处著名的圣迹前礼拜,总看得见行旅在一条条被脚步磨出的山径上,向某所远方的寺院而去。下面这样的情景——它照出当时当地的信念——是时常有的。一位行路人在月氏之国(即阿富汗)敲一户婆罗门家的门。里头一个青年答道:「此屋里无人。」那行路人于佛法所学甚精,不会不懂这句哲理上的虚无之言的意思,便当即答道:「无人者谁?」那青年一听,便觉得自己被人懂了。门外是一个同心之人。他匆匆开了门,请这位外人进来。来客便是当时的祖师——第十七祖——持杖与钵,行脚施教、收新弟子。他一进门,便当即说出一番话:这个青年便是一桩久已预言的命运之所归。佛死后一千年,月氏之国将出一位杰出的师者,他要革新同时之人,续前贤之业。这意思便是他要作祖师。他在次第里是第十八。

祖师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人:他不看恶而憎之;见善时也不强力去取。他不弃智而近愚;也不抛了迷惑而专求了解真理。可他对大道的通晓是无从量度的,他深入佛心,深得不可测。他的居处既不在圣者之间,也不在常人之列。因为他的成就高出一切人,所以被称作祖师。

祖师有法力。他能飞行空中、以叶为舟渡河、随意从空中降下乳雨〔注一〕,并能入种种极多的定——三昧。

祖师有最锐利的才智。他能探入人的心念,能解说最长最晦的著作。他心智之胜于常人是极显著的。别人做不来的智力之事,他做得成。有了这样的天赋与资格,祖师便是当时佛教抵御异端与反对者的主将。他由前一位祖师从寻常弟子之众里选出,此后便永居首位,为佛法与戒律之捍卫者。他不以奢华的饮食与社会的地位为意。他过得清苦,衣着寒素,而以心、以品性、以神异之行维持他地位的尊严。

这一相承到第五位中国祖师便断了,此后再没有恢复。

祖师之位之所以较易中断,是因为他并无治事之权。他只是佛教教义与生活的捍卫者、教师与典范。

以下几段取自我多年前所写的文字。

释迦牟尼死后——若用敬语,便是他在拘尸那入涅槃之后——有三十三位祖师相承主持他所创立的教团之事,这是把五位持此尊位的中国人算进去的。雷缪萨从一部日本的百科全书里摘译了祖师们的传记。他说:佛临死之前,把他秘奥的密旨托付给弟子摩诃迦叶。迦叶是婆罗门,生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托付给他的,便是那被称作「正法眼藏」的密教之托,意为「正法之眼的纯净密旨」。这一不藉书籍而口口相传的秘密之理,它的标记便是汉文里读作「万」的那个字形。那字在汉文中意为「一万」,含有具足一万种圆满之意。它通常被画在佛像与佛画的心上。它有时又称「心印」。它里头含着佛的全副心意。梵文称它「萨伐悉底迦」。它曾是毗湿奴与湿婆的徽记,是斯堪的纳维亚铭文里雷神托尔的战斧,是西藏苯波诸神冠上的饰物,也是秘鲁人所爱的标记。

指定迦叶为佛的继者与祖师,其事的记述是这样的:「世尊登上他说法的坛,手里拿着一朵花,那是一位国王所献。他的弟子都不理会他的教示。只有迦叶留意,面上现出欢喜。佛懂得他心里的意思,便把正法的纯净密旨、涅槃的秘密之心、那在于知诸有之为无有的真知,以及开悟与革新之法,都给了他。」

迦叶以严苦的苦行著称。佛知他的卓异,想要他同自己坐在一座上,因为功德不相下。可这一点他不肯答应。他又极易领会佛的意思。佛有一回用了这样一个譬喻:「一位有名之人的屋子着了火。他牵来羊车,又以羊、鹿、牛拉的车,去救他的儿子。此后他又给他们一辆高广的大车,以白牛拉之。前者是小乘之法。后者是大乘之法。」迦叶懂得:佛这样提到他为度人所用的种种教法,是要指出大乘在容量、适应与功用上胜于其余。

涅槃之后,他在王舍城施教。阿阇世王整整一夏天天供养一千罗汉的饮食;那些罗汉在迦叶之下,从事结集载有佛语之书,也就是三藏。这便是克彭所称的第一次佛教结集。

此后迦叶又教了二十年,随即把正法的密旨托付阿难。此后我们听说他前往四处圣地礼拜。那便是释迦牟尼舍家为隐者之处、成佛之处、初次说法之处与入涅槃之处。

第二祖阿难,在许多记述里都以佛的常随侍者与弟子出现。寺里他被塑成同老者迦叶相对的一尊,立在佛的右手边。他是释迦牟尼叔父的次子,因而是这位圣者的从弟。他的名字意为「欢喜」。他的面如满月,眼如莲花。他八岁作了弟子。

在《妙法莲华经》的法会上,佛预言阿难终将成佛。这是酬他闻法时的欢喜与听法的勤勉。佛得了智而说法。菩提被觉知;而法成了它的承载。阿难所任的一分,是把佛所说之法执持牢固、使它不致毁灭。他这样做时,也把释迦牟尼所预言的、将来诸佛所要说之法从遗忘里救了出来。

迦叶指定阿难坐在师子座上,前面有一千书记。阿难把他从佛那里听来的法重述一遍,他们便一一记下。他显然有好记性。迦叶是老人,阿难则较年轻。两人同样急于保存佛的教法;而那受了圣法的一千罗汉,是从极众多的、已奉佛为法中之狮、奉他为这新兴而得人心的宗教的大英雄的人里选出来的。

书上并没有说他们是写下来的。他们也许是把阿难所说的圣法记在心里;不过此后不久,书写便成了保存佛教教法的通行之法,所以这段叙述所写的,也许正是实际的口授,以及一个勤勉的书记班、或一群充任书手的弟子的工作。

年老的祖师迦叶临死时,把那极其殊胜之法托付阿难,并给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这故事照出北传一派所传的古佛教的面貌。「从前定光佛作『沙门』时,手下护着一个『沙弥』,他要那沙弥常常诵经静思,若把功课读不完便严加责备。那沙弥有时出去替他师父乞食;可他若延过了时辰、又没有把每日的诵读做完,就要受那个他替之乞食的师父的重责。这使他心里不乐,他便在沿途乞食的路上诵起经来。一位好心友善的人问他何故,弄清了情形,便对他说:『不要愁。此后我供你所需。』那沙弥便不再乞食,一心诵读圣书,所读的页数从不短少。这位沙弥后来成了释迦牟尼佛。他那位好心的朋友后世生为阿难;而他的明慧、他的记持之力与学习的勤勉,便出自他善待那沙弥的功德。」

第三祖是王舍城的商那和修。他前生曾是商人。他在旅途上遇见一位辟支佛,病得很重,衣着寒素。他给了他药,又给了一件美好的草布之衣〔注二〕。

这便是佛教徒所称的种「福田」。别的求福之行还有修路、造桥、敬父母、恤贫苦与开公井。

那位辟支佛说:「这叫『商那』之衣。以它可成就智慧,以它当入寂灭之涅槃。」他随即腾身,在空中现十八变,入了涅槃。

商那和修拾香木焚了他的身,在舍利上起了一座塔。他又哭着发愿:愿此后五百世常穿这样一件衣,并有与今生相等的功德。

他出海去得了贵重的珍珠,成了富人。他随即请大批人到林中赴一场布施的斋会,那是三年一次的。他又在聚会之处的入口造了一座塔。阿难对他说:「你该学我们的法,活着以利人类。」他应了。他受了戒,成了罗汉。

他往曼荼山去,在那里以慈心三昧把两条有毒的幼龙化成了性情良善的众生。

三昧意为入定的冥想;而有些写佛教的人对它的性质说得不甚明白,所以不妨就这桩驯蛇之事提一提。它指的是一种摄人的力,是心与眼的凝定,而这凝定于蛇有效。把心力凝定于佛教的观想,便是入「三昧」。我们所称的昏迷、沉思、冥想一类现象,便是无所作为的三昧之例。再加上意志之力,便成了有所作为的三昧,如佛教徒驯蛇所用的那种,又如行摄术者所用的那种。

他在那地方建了一所屋,供僧人作观想之堂;他所驯的那两条蛇,也许就养在那里的一只匣子中,如今中国有时也这样做。不过记述里没有说。

他随后去了坎大哈——那时称罽宾——在那里传佛教之法,约在亚历山大用兵之前八十年。他住在「象白」之山上,坐在椅上入了定。正在此时,他的继者优婆崛多被五百个自以为是、心存骄慢的弟子扰得极苦。他觉得这些人非他的力所能引导提升。他同他们之间不存在那可以克服此难的「潜在的因缘之系」——「缘」,梵文作「尼陀那」。这一确认是他在三昧中得的;而同时,仍在那入定之境里,他得知、或者不如说想到:唯有商那和修能革化他们。叙述里下一个节目便是商那和修自己飞行空中而至。他衣着极寒素;他在优婆崛多的椅上坐下时,那些弟子因他竟敢如此而怒目相视。可优婆崛多走到他面前,极恭敬地礼拜。商那和修指向空中,便有香乳如从高山之侧的泉里落下。

这是一场三昧的结果;祖师说那是龙奋然前驱的三昧。他随即现了五百种不同的三昧。同时他对优婆崛多说:佛以三昧行任何法术之事时,他的弟子目犍连并不知那是什么三昧。而更次的弟子,也不知目犍连凭以行奇事的那三昧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懂阿难的,」他说,「你也不懂我的。」

「我入涅槃时,」他接着说,「有七万七千部经要随我而灭;另有一万部论与八万部戒律一类的书。」

此后那五百弟子痛悔,受了祖师的教,成了罗汉。于此祖师便入了涅槃。

第四祖优婆崛多是摩突罗国人。他面貌高贵,显出他的正直,才智极高而善辩。他的师父——第三祖商那和修——叫他留着黑白两色的石子。他起一个恶念,便往筐里投一枚黑子;起一个善念,便投一枚白子。优婆崛多依言而行。起初恶念极多,黑子极繁。随后白黑约略相等。到第七日,便只有白子了。商那和修于是给他讲四谛。他当即得了「须陀洹」之果。

那时同优婆崛多住在一城的一个行为不正的女子,听说他为人端正,便派人去请他来看她。他不去。约在同时,城中一位有体面的人的儿子去同她住。这女子把这青年杀了,因为有一个富裕的行商带着贵重的宝石与珍珠作礼来献给她。她把那青年埋在自家院里。他的亲属来寻他,把尸首掘了出来。国王得知此事,命把那女子的手足并鼻耳都截去。她随即被抛在城外旷野的坟茔之间。优婆崛多出去乞食时到了那地方。她对他说:「我请你来看我时,我有一副美貌,你却不肯。如今我肢体残缺、美貌已失、死期将近,你倒来看我。这是为什么?」他答道:「我来看你,是出于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的愿,不是出于恶欲。你以你的美貌败坏并毁了许多人。你像一只画过的瓶,总在散出恶气。真正开悟的人并不乐于近你。他们知道这美貌不会长久。如今一切苦都聚在你身上,如无数的疮与疡。你该勤勉地以你力所能及之法求解脱。」那女子听着,便开了法眼,得了心的清净。死后她重生在乐土里。

优婆崛多还年少时便看出:一切寻常的得救之法都带着苦、空与无常,于此当即得了「阿那含」之果——那是第三等的圣位,也就是「不」「来」之位。他那时十七岁。他一请求,商那和修便收他受戒,他成了罗汉。

他作祖师的晚年,同阿育王同时。阿育王听说他在优陀山上向大批信众说法,便派人去请他到王所在的城来,以手触王的头顶为王祝福。王极想知道该在哪些地方建塔以敬佛。祖师便一一指出佛生平有奇迹之行的一切处所,以此作答。

归信的人极多。他们每人投下一枚四英寸长的筹。那些筹装满了一座十六英尺高的库房。优婆崛多在德与智上几乎成了佛,只缺三十二种相好之美。等他为革化他人的游行、以及「与人相会中命缘的成就」——「化缘已毕」,意为「革化之缘已尽」——都完了之后,他便现十八变,取了那在于寂灭的解脱,也就是死了。库房里的筹被用作供献而焚去。众人都放声而哭,收了「舍利」,建了一座「塔」,并在塔前按时礼拜。

在佛教这一桩敬圣之事的例子里,可以看出迷信之行的滋长。它恰好照出人身上宗教的本原如何向外施展。佛,一种人形之神,最先被供奉。此后别的极受崇敬的次等人物相继加上,成了一个新的神系里较低的神。

第五祖提多迦,是他父亲献给优婆崛多作弟子的,要他常随左右,如阿难之于释迦牟尼。优婆崛多在他二十岁时收他受戒。其事是这样的:优婆崛多行脚传法,到了一位老者的门前;那老者问他:「您是一位圣者,何以独行而无侍从?」他答道:「我已离世,没有家室之系。没有人给我一个侍者弟子。或者便是你要施这番好意。」那老者答道:「我若有儿子,必恭敬地献给您。」他后来果有一子,取名提多迦;提多迦少年时专心研读诸经与别的书,随后去寻优婆崛多。

优婆崛多年老时对提多迦说:「我入涅槃的时候到了。我所教之法托付给你。把它传于远近,便是你的本分。」他果然在中印度这样做了;他死时——取了涅槃——诸天与人都悲伤。

弥遮迦是第六祖。他初遇提多迦时对他说:「我从前与你同生在梵天。我遇见了阿私陀〔注三〕,他教我仙人之道。你遇见的是贤善的师,教你佛法的要义。于是你我之路分歧了六劫之久。仙人的记载里说:『六劫之后你当遇一同学。因他你将得圣果。』今日遇见你,岂不正是那命缘的成就?」

提多迦于是教他以法,他的造就便卓异起来。他那些仙人同伴不信,直到提多迦在他们面前现了种种法术之变,他们才都信了,并得了法果。提多迦死后,弥遮迦接他的位,以涅槃之教革化世人。

第七祖——该是第八——佛陀难提,是北印度人。弥遮迦到他的国里时,佛陀难提看见城垛上有一片金色的云。他想云下必有一位圣者,要传法脉。他去寻,在通往市场的街上找到了佛陀难提。弥遮迦说:「从前佛行脚北印度时对阿难说:『我死后三百年,将有一位圣者名佛陀难提。他要在这一带把法弘大。』」佛陀难提答道:「我记得前一劫里我献给佛一座宝座。正因如此他才提到我,并预言我将在『贤劫』里把法广传。这既与你所说的全然相合,我愿作弟子。」他当即得了四种开悟之果。

第九祖佛陀蜜多,是他的前一位祖师这样找到的。佛陀难提到他的国里施教。看见一所屋上有白光,他对弟子说:「这里有一位圣者,他有口而不言,有足而不行。」他到了门前,一位老者问他何来。答道:「来寻一位弟子。」那老者答道:「我有一子,刚五十岁。他既不言也不行。」佛陀难提说:「那便是我的弟子。」

佛陀蜜多起身礼拜,走了七步,随后说了下面这首偈:「若父母非我至亲,谁为至亲?若诸佛非我师,谁为我师?」佛陀难提答道:「你说至亲者是心。对此,你爱父母之情是不能比的。你依『道』而行,便是诸佛之心。外道之佛属于有形之界。他们的佛与你不同。你该知道:你真实的心既无所黏着,也无所离弃。」他又对那父亲说:「你的儿子从前遇见过佛,被悲心所动,极愿利他。可因为他太顾念父母之爱——父母又舍不得放他——所以不言不行。」那老父一听,当即放他出家作僧人。

弥遮迦——艾特尔作「弥伽迦」,《三教义疏》作「弥须遮迦」——将死时,把正法托付佛陀难提去教世人。

以上便是《佛祖统纪》里教门的志磐所说。他摒弃了禅观一派的第七祖婆须蜜。他连婆须蜜都不提,而那位是极有声名的。他曾在最后一次校订经藏上任主要的一分,作第三次或第四次结集的主席,那是在迦湿弥罗王迦腻色迦之下,公元前一百五十三年。对此艾特尔补说:婆须蜜必定不久便死了,虽然中国的纪年把他的死放在公元前五百九十年。

教门一派的著作家显然于结集之事说得很少,也许因为那些结集是由偏向禅观一派的祖师主持的。志磐之所以撇开第七祖,并叫弥遮迦指定佛陀难提——第八祖——为继者、把他算作第七,会不会就是这个缘故?

从此以下,祖师的序数我宁取《三教义疏》与艾特尔之说,而他们生平的故事仍取自《佛祖统纪》那些有趣的篇页,因为那位作者富于轶闻。

志磐为填补摒弃婆须蜜所留的空位,提到阿难的弟子末田底迦,他度化了迦湿弥罗。他同商那和修同时。佛陀蜜多一举历尽了开悟的各阶,开始教授正法。

那时在位的一位国王奉另一派之说,想毁佛教的影响,因为他鄙弃这个宗教。佛陀蜜多想折服这位国王,便手持一面红旗,在王前举了十二年。国王终于问这人是谁。佛陀蜜多答道:「我是有学问的人,能论宗教。」国王便命一众婆罗门在一座大堂里同他会面论教。佛陀蜜多就座,讲了一番。有一个学问浅薄的人被推出来同他对,他的立论当即被驳倒。其余的人便不肯再辩。国王于是自己同他论起来,可不久就让了步,宣告自己要奉佛教。

同一国里有一位「尼乾陀」,他谤佛,而精于算术。尼乾陀之义,是一位断了衣食之系、能不觉饥寒而活的修行者。此名出自「结」。佛陀蜜多到他那里去,听他讲他的算法。那尼乾陀说佛时极尽辱骂。这位佛教徒便说:「你如今正在替自己造下刑罚〔注四〕,要堕地狱。你若不信我的话,试算一算,便知是不是如此。」那外道一算,果然如此。他便对这位佛教之师说:「我怎样才能免这灾祸?」

答道:「你该信佛。如此这桩恶业便可消。」尼乾陀于此说了五百句赞佛之语,悔了自己从前的过失。

佛陀蜜多随即说道:「你既行了这些功德之事,必定生于天上乐土之一。你若疑心,算一算便知确是如此。」他算了,发觉自己的恶业已消,而将生于天上。他同他五百随从便欢喜地入了佛门为僧,剃了须发,归依三宝。

第十祖是胁尊者,第十一祖是富那夜奢。胁尊者到了「华氏城」——汉文作华氏——在一株树下歇息。他指着地说:「这地若变成金色,必有圣者在此。」他话才说完,地便变了色,而富那夜奢当即到了。他由胁尊者授戒,成了他的继者。

第十二祖是马鸣,意为「马之嘶鸣」。在华氏城里,有五百位王族子弟一时都归信他的教法,剃了头。国王怕他的国要人烟稀少,便下令不许再有歌咏。这道令是针对马鸣所传的一种极得人心的悦耳之乐的。那乐必定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必定起了作用,使许多人立志去过佛教的生活。这便要使人口减少。国家要变穷。做工的、纳税的、当兵的与经商的都要变少。

正在此时,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之王围了华氏城。城里有九十万人,而围城之王索九十万金为赎。华氏城之王给了他马鸣、一只佛钵与一只鸡,说这三件礼各值三十万金。马鸣的智慧无与为比。佛有无边之德与慈悲之心。那鸡不喝有虫的水。这三者都能驱敌。

月氏之王大喜,撤了兵回国去了。过了一阵,安息人攻他。他得了胜,杀敌九十万。

马鸣生在波罗奈,可主要在华氏城施教。有一天他正转那奇妙的法轮时,一个老人忽然在他面前倒地。祖师说:「这不是寻常人。必有奇相出现。」话才说完,那人便不见了。随后一瞬之间,一个金皮的人从地里起来。他不久变成一个年轻女子,用右手指着马鸣说:「我礼拜年高可敬的祖师。愿受如来之印。」她不见了。祖师说:「必有魔要来同我较量。」

于是起了狂风大雨。天色暗了。祖师说道:「魔果然来了。我须得逐他。」

他指向空中,便现出一条金龙,显出奇力,震动群山。祖师安然坐着,那魔的作为便止了。

七日之后,出现一只小虫,躲在祖师的椅下;祖师把它拿起来,对会众说:「这便是魔化了形偷来听我说法的。」

他把那虫放了,叫它去;可里头的魔动不了。祖师便对那魔说:「你只要归依三宝,立刻便得奇力。」那魔当即复了本形,伏地忏悔。

祖师问他名字,他答道:「迦毗摩罗。」又问他的法力有多大,他答说变化大海于他是容易的。「你能,」祖师问,「变化那『性之海』么?」他答说不懂是什么意思。马鸣解说道:有形的世界赖这德性而存。佛门行者三昧之力与远知之力,也都赖此才有价值。

迦毗摩罗信了,他三千随从都入了剃发之僧的行列。祖师请来五千罗汉,助他给这一大群请求者授戒。

迦毗摩罗成了第十三祖。他众多的门徒在南印度传佛教。他撰了一部「论」,叫《无我论》。它长达一百「偈」。这部论到何处,魔与外道便被挫得可怜。

「龙树」是第十四祖。他属南印度。那里有一位国王极反对佛教,受那宗教所称的「邪见」所惑。龙树想度他,便在出行时在他前头举了一面红旗七年。国王问:「这人是谁?」他替自己答道:「我是具一切智的人。」国王问:「诸天如今在做什么?」他答道:「诸天此刻正同阿修罗交战。」转眼之间他们便觉知空中有刀兵之争;而叫国王吃惊的是,有些巨人的耳与鼻落到了地上。国王恭敬地在龙树面前伏地礼拜。当时在朝堂上的一万婆罗门都齐声赞这位祖师奇异的德,当即剃发,入了僧人的生活。

龙树撰了几部要紧的论。其中有一部叫《大智度论》,意为「大智之法的论」。他是大乘一派著述最富的人之一。因此他成了小乘旧派妒忌憎恶的对象。

临终之前,他有一天忽然入了那叫作月轮三昧的定;在那定里他只闻法语,不见形相。他的弟子提婆懂得他,便说:「我师所示的佛性,不在色与声。」龙树把护法之责托付给他,自己进了一间空屋。他一天不出来,弟子便破门而入。他已入了三昧之境,死了。印度各国都为他建了庙,像敬佛一样敬他。

第十五祖是迦那提婆,南印度人。他本国的国王奉一种邪说。当国王召人充卫士时,迦那提婆应召,持矛站在前列,办他的差事办得那样合规而可为榜样,引起了国王的注意。国王问他,他说自己是研习智慧、修辩才的人。国王为他开了一座论堂。迦那提婆在这里提出三条宗旨:一、佛是圣者中最殊胜的;二、无法可同佛法相比;三、世上没有福——或功德——能及佛教僧人的。「若有人在这三条上能胜我,我甘愿被砍头。」随后的论辩里,一切外道都败了,并请准出家为僧。

一位在论辩中败下的学者的门徒替他师父羞愧,极为愤怒,决意杀迦那提婆。他趁迦那提婆正专心撰写一部论辩之作时下手,用剑把他刺透。气还没有断,祖师说道:「你可以取我的衣与钵,快去告我的弟子:他们之中若有没有进境的,该坚守其志而不要绝望。」弟子们大声哀哭着来见他们的师。他对他们说:「一切法与一切体系都是空。我不存在,因而不能被害。我不受任何人的爱或憎。那人所害的是我过去报应的形。那不是我自身。」他随即弃了身子,如蝉之脱壳。

弟子们在荼毗之后收了舍利,建了一座塔,并按常例礼拜供奉。

第十六祖是罗睺罗多,迦毗罗人。有一位婆罗门写了一部十万偈的书,极难讲解;龙树一听便能通晓全书,迦那提婆听两遍而通,罗睺罗多则在听了迦那提婆的讲解之后能通全书。于此,那婆罗门极为惊讶,说道:「这位沙门知道得这样清楚,像是他早就通晓了。」他便信了。

罗睺罗多命定的革化与施教之业办完之后,便入了——原文作「取了」「执了」——涅槃。

第十七祖僧伽难提,舍卫城人,是国王之子。他生下来便能说话,婴儿时便读佛书。七岁时他便厌恶世俗的生活。他立志为僧,父母拦他而不得。两年之后,罗睺罗多到了金水河畔,用手指着说:「离此五百里处有一位圣者,名僧伽难提,他将在佛后一千年继佛而登清净之座。」罗睺罗多领着弟子去见他。他刚从二十一日的定中醒来,当即愿受出家之戒。他很快便懂了佛教法的要义,自己也成了师者。

有一天罗睺罗多手持金钵上梵天去,为一大群信佛的人取米。众人忽然嫌那米的味道。罗睺罗多说:「过不在我,在你们自己。」他随即请僧伽难提分食,并同众人一道吃。众人都诧异。罗睺罗多便说:「他是过去之佛,而你们在极久远的时代里也曾是佛法的弟子。不过你们那时没有到罗汉之位,只证了出家生活最初的三果。」他们答道:「我师的奇力能引人生信。这位过去之佛却还有隐藏的疑。」僧伽难提便说:佛在世时,地上太平,水使万物皆美;可他死后八百年过去,人便失了信。他们不信那美的真形。他们只爱奇异之力与惊人之行。

他话才说完,便抓起一只水晶瓶,缓缓入地。他带着瓶一直到金轮之际,在那里把它灌满「不死之饮」——甘露。他把这带回会中,放在众人面前。众人都悔了自己的念头,并谢了他。

有一位德与功德俱全的罗汉到了那里。僧伽难提以一问试他的力:「有一人生于转轮王之族,既非佛,亦非罗汉。后世不奉他为真,他也不是辟支佛。」那罗汉解不开这道难题,便往诸天的乐土去问弥勒;弥勒答道:「世间之法是把泥团起来,用轮子做成瓷像。这像怎能同诸圣者相比、怎能传于后世?」

那罗汉带着这答复回来。僧伽难提说:「这必是弥勒告你的。」

他命定之途走完时,右手握住一株树,便入了寂灭得度之境。弟子因他尸身极重,抬不动。又来了一头大象试它的力,也挪不动。弟子于是把香木堆在那树上,行了荼毗之事。那树反倒愈加繁盛美好。众人建了一座塔,并礼拜那些舍利。

第十八祖名僧伽耶舍。他听见风吹得庙里的铃响,他师父问他:「是铃作声,还是风作声?」那少年答道:「既不是铃,也不是风,是我的心。」他在海边行走,到了一所庙,进去乞食,说道:「饥是最大的恶。作为是最大的苦。谁知这句话里法的实义,便可入涅槃之道。」他被请进去,供了食。

僧伽耶舍在那屋里看见两个饿鬼,裸着身子被锁着。「这是什么意思?」他问。主人说:「这两个鬼前生是我的女婿与媳妇。他们因我施食而恼怒;我教他们,他们不肯听。我便起了一个誓,说:『等你们受罪报时,我一定来看你们。』于是在他们受报之时,我到了一处地方;那里僧人闻钟声聚来进食。食将吃尽时,它变成了血,僧人便拿吃饭用的钵与别的器具互相打斗,并说:『你们何必省食?我们如今所受的苦是前世的报。』我请他们告我他们做过什么。他们答说:在迦叶佛之时,他们曾有一回在比丘来乞食时藏起自己的储存,怒而不肯分给他们。这便是他们今日受报的缘由。」

僧伽耶舍到海上去,看见了那五百处地狱。这使他生了惧,并愿设法免于被判到那里去的命运。

他得了罗汉之位;在一片林中遇见五百位修苦行之规的「仙人」,便以赞佛、法、僧度他们入了佛教。他命定之途走完时,入了涅槃,是公元前十三年。

第十九祖鸠摩罗多的记述里,含着他答一个少年的话;那少年为今生赏罚之不齐而困惑。那少年的父母是虔信佛的人,可身子极弱。他们的邻人是屠户,却一无疾痛。一个以断生物之命为业的人,何以能免这罪的报应呢?

鸠摩罗多告他:人今生境遇的不齐,主要是因前生的罪与善行。德与恶属于现在。苦与乐是过去的德与恶的报。现在的德与恶要在来生得报。伽耶多被这番话打动了。他的疑惑消散了。他后来成了第二十祖。鸠摩罗多又对他说:「你此前所信的『作为』,出于疑;疑出于知;知出于人不具觉照之力;而无觉照,则出于心在病态。让你的心清净安息,无生死、无胜败、无作为与报应,你便得了与过去诸佛同样的高位。一切恶与德、作为与不作为,都是梦与幻。」鸠摩罗多死于公元二十三年。

祖师们的工作便是不断同不信者论辩。各地情形不同。印度有些地方比别处更容佛教。《佛祖统纪》里摩奴罗——那书作「第二十一」祖,其实是第二十二——的传记里说:恒河以南的两个印度,即西印度与南印度,见解极其乖僻。摩奴罗精于分析字母之音,一位名叫耶舍的博学佛教徒劝他往西印度与南印度去传佛教。他显然会有助于给泰米尔语与别的语言制定字母,那些语言在当时才初次被写成文字。另一面,北印度、中印度与东印度——都说是在恒河以北——传佛之业据说是容易的。耶舍便担了在印度这一部分施教之责。

摩奴罗的这番经营,被写成一场同谬见与异端的长久苦斗。他尤其用了第十二祖所著的那部《无我经》。他发现西印度在泰德王治下;那王有一天出行,经过一座小塔。他的随从说不出它是为何而建的。他问了「梵行的婆罗门」、「禅观之人」与「咒术之人」——那是当时社会的三个类别。他们都不知道。

于是问到摩奴罗;他说那是阿育王所建的塔,如今因王的福力而显露出来〔注五〕。国王深为摩奴罗之教所动,成了弟子。他把王权交给儿子,自己受戒为僧。七日之内他便进到通晓佛法的第四等。

摩奴罗把以佛教之教革化那国的事交在国王手里,自己往印度月氏之国去;那一族于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在匈奴之前西退,而于公元一百二十六年征服了旁遮普与迦湿弥罗。摩奴罗在基督纪元第三世纪于西印度与费尔干纳施教。他是《毗婆沙论》的作者。

第二十三祖是鹤勒那。他是月氏——坎大哈——之国人。七岁时他便责那些到庙里祭神的人。他说他们以错说祸福之因由欺惑百姓。「再者,」他说,「你们在白费无辜牲畜的性命,这是极大的恶。」那庙与神像忽然倾塌成了废墟。三十八岁时他遇见摩奴罗,受了教。摩奴罗告他:从前他的五百弟子因功德微薄,生为鹤鸟。「如今跟着你的那一群便是;它们想诱你给它们恩惠。」

鹤勒那问他:「怎样才能遣它们去?」摩奴罗说了几句偈的话:「心随万象而转。转之际,实必有暗。顺流而识真性,便得一无喜无忧之位。」

那些鸟听了这话,大声叫着飞走了。这是中国的传记作者插进来作祖师制禽兽之力的一个例子。

鹤勒那去了中印度。他在一位国王面前施教时,有两个人出现,穿着深红的大氅与白色的长袍。他们来礼拜,留了很久。随后忽然去了。国王问:「他们是谁?」鹤勒那答道:「他们是日天与月天之子。」

他最有望的弟子是师子——意为「狮之子」,汉文作师子——他从前信婆罗门教,后来舍了它而归佛。他问鹤勒那:「我若要得诸法的真知,须以什么为主?」答道:「无所作为。你若有所作为,其中便无功德。无所作为,便合于佛之道。」鹤勒那死于公元二百零九年,照中国的纪年。

第二十四祖是师子,中印度人。他到了坎大哈——罽宾——在那里使极多的人归了佛教。有些外道犯了重罪,却冒佛教徒之名。国王因而恼恨佛教,把这位祖师斩了头。

因这位祖师不幸的下场,照有些著作家的说法,法脉到此便断了。《佛祖统纪》的作者说,把祖师的名录在此为止的另一个理由是:其余的祖师没有被佛指名预言过,而在天赋与尊荣上也不及在前的那些。

不过禅观一派——也就是菩提达摩一派——仍存着二十八个名字,并不认那普遍公认的二十四祖高于其余四位。好几百年里,关于后四位与中国祖师有无此名之荣,一直有活跃的争论。志磐在公元一千二百六十九年于宁波著书时,判了他们败。有几位覆核他的书、名字也列出来的朋友,便属禅观一派。那么见解的不同并不至于伤了情谊。

照禅观一派,第二十五祖是婆舍斯多。他是婆罗门,坎大哈人。他游历中印度与南印度,死于公元三百二十八年。

受了祖师的衣与密印的下一位——第二十六——是不如密多。他是南印度的刹帝利。他访了东印度,在那里发现国王受异端之说所惑,便度化了他。他死于公元三百八十八年。

他的继者第二十七祖是般若多罗,中印度人;他游历到半岛南部,在那里收了国王的次子菩提达摩为徒。他死于公元四百五十七年,留下方才所说的那位弟子为继者;他预言那弟子将在六十九年后往中国去。菩提达摩受教时曾问他:关于珍宝、珍珠与诸法这些圆而明之物,他有什么可说。祖师答道:「一切珍宝之中,佛法最珍。一切明物之中,智最明。一切清澄之物中,清澄之心最澄。一切之中,他人与我为最高。一切之中,法之『性』为最大。」

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他代表一派鄙弃书籍、把佛教的教法归到尽可能简单的原则上去的学说。他是第一等的苦行者。

公元五百二十六年,菩提达摩自南印度由海路往中国。他前一位祖师之死同他离印度之间所隔的六十九年,便是前面所说那则预言的根据;我们只能假定那预言是事后造的。他离去的缘由,多半是迫害与祸患。他在佛教之内也是立派的人,而他的敌人也许不单是婆罗门,还有同门的佛教徒。读书是许多寺院的命脉与灵魂。菩提达摩贬斥读书。他这一套使寺院远不如从前重教学,而远比从前重玄想与静坐。佛教徒里爱学问的人会不喜欢他这一套。这在中国与在印度都会如此。

在中国,不承认后四位祖师的教理上的理由是:《法藏经》里佛说过:「我入涅槃之后,当有二十四位可敬之师出世而教我之法。」——见《佛祖统纪》卷五第一页。

有了这一句,除了把它当作「究竟能有多少祖师」这一问的最终答案,还能怎样呢?

菩提达摩想回印度,可未及遂愿便死在中国。

鹤勒那的记述里所提到的「月氏」,中国人称作月氏。《法苑珠林》那部类书里说:印度以东、以北、以西的大国是中国、月氏与「罗马帝国」——大秦。那位中国作者所说的月氏之国,指的是罗马与中国之间某个大帝国。这是从印度的来源里得来的说法。

(原注一:此见第三祖商那和修的传。所用的词是「香乳」,意为「馨香之乳」。那是一种有乳汁的草的名字,与马鞭草相近——见卫三畏。)

(原注二:这种布是唐代从西藏与别的西方国土运到中国的。它白、细、厚而坚。做它的那种草有九茎。罗汉降生时,这种草便长在某处洁净之地。)

(原注三:一位能辨出孩子身上佛相的仙人。释迦牟尼前生曾是他的奴仆。——艾特尔。)

(原注四:原文作「造罪」,意为「造成罪」,也就是罪的刑罚。罪与罪的刑罚被混同、被草草地看作一事。)

(原注五:「福力」意为「王之功德之力」。「福」在佛教的意义上便是「功德」。照隐微的因果之律,好福气总是靠某桩善行得来的,或在今生,或在前生。)

第七章

中国佛教史略

明帝遣使赴印度求像,公元六十一年——迦叶摩腾来华——公元三三五年佛教之传布——佛图澄——公元三八一年南京建塔——译者鸠摩罗什,公元四〇五年——中国行脚僧法显游印度——他的书——公元四二六年之毁佛——四五一年佛教复兴——宋代印度遣使来华——儒者对佛教的反对——教义之论争——北魏与梁两国佛教之兴盛——菩提达摩——宋云奉使赴印度——菩提达摩别梁武帝而往华北——他的晚年与死——南方奉佛诸国的使节——舍利——梁武帝出家为僧——印度与锡兰的使节——梵文书写使中国人得知字母之法的影响——以音节拼读——唐代儒者对佛教的反对——菩提达摩的五位继者——玄奘游印度——译经之业——公元七一四年之毁佛——印度历法在中国——不空传入盂兰盆之会——韩愈反佛——八四五年之毁佛——马祖之教——大乘之得势——菩提流支——周代之毁佛——宋代广建塔寺——奖励梵文之学——朝圣之地——普陀——受戒之规——宋代在华的印度佛教徒——蒙古一朝护佛教——最后一位游印度的中国佛教徒——明代限制置田之权——天主教同佛教徒之论争——满清康熙反佛——文人至今仍斥佛教。

公元六十一年,中国皇帝明帝因梦见一尊外国神的像,便遣使往印度——那是在京师东南几千里之外的一国——去求佛书与教法之师〔注一〕。一位名叫迦叶摩腾的中印度人同别人一道随使者回来。他译了一部虽小而要紧的经,叫《四十二章经》,死在洛阳。那时这宗教早已在尼泊尔与化外的鞑靼立定了,由祖师们的行脚便可见。它也已遍及印度与锡兰;而婆罗门的迫害——一部分出于论争之气,更多出于想增其种姓之势——还没有开始。远在此前,据说公元前二百十七年,便有印度人到了中国在陕西的京师,为传他们的宗教而来。雷缪萨在《佛国记》里提到此事之后,又说:约在公元前一百二十二年,中国的一次用兵把他们引到了休屠——那是叶尔羌之外的一个国。在那里得了一尊金像,送到皇帝那里。那位中国作者说:这便是后来通行的佛像之始。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地理知识迅速增长。印度之名这时头一次出现在他们的史册里。公元前一百二十二年,中国的使臣张骞从月氏之国回来,把西方诸国与风俗告了汉武帝。他说的话里有一句:「我在大夏之国时——在西南一万二千中国里之外——看见邛地的竹杖与四川的布。我问它们从何而来,人家告我说那是身毒的商货。」〔注二〕《通鉴纲目》的注里又说:此名又读作乾毒与天毒,而那便是被称作佛的那些夷人之国。

四世纪初,中国本土的人开始受佛教的出家之戒。他们的史书在公元三百三十五年之下说:东晋之时赵国之主准他的臣民如此。他是受了一个名叫佛图澄的印度人的影响,那人自称有法力〔注三〕。在此之前,印度人曾获准在大城里建寺;可本国之人获准作「沙门」、作佛的弟子,这是第一次〔注四〕。佛书最初的译本那时已经译出了,因为我们读到:二世纪末,一位住在长安——即今西安府——的印度人译出了《妙法莲华经》的第一个本子。晋孝武帝在公元三百八十一年于南京宫中建了一座塔。

这一时期,华北开始建起大寺院;而那位史家说,十分之九的百姓都奉了这位印度大圣者之教。

公元四百零五年之下,中国的纪年记道:秦国之王给了印度佛教徒鸠摩罗什高位。这于中国佛教文献的历史是一个要紧的时节。鸠摩罗什奉皇帝之命译印度的圣书;直到今天,主要的佛教经典的首页上还看得见他的名字。古时秦国的所在,是陕西与甘肃两省的南部。赵,便是几年前佛教在朝中得宠的另一国,在今直隶与山西。这宗教那时在帝国最北的几省兴盛,而译经的年月、地点——长安——与别的情形都被保存下来:这些事实在同中国语言的历史相关时,是应当记住的。从梵文移来、而以汉字写出的那许多专名与别的词,于考定当时在今日说官话的那一带、那些汉字所取的是什么音,有极大的助益。

鸠摩罗什是从龟兹带到中国的;龟兹是西藏的一个国,在葱岭之东。秦王曾派兵去伐那国,并吩咐:不把那位名声已传遍四邻之国的印度人带回来便不许回。从前佛教圣书的译本多半是错的。把它们做成更确切更完备的样子,便是方才所说那位博学的佛教徒奉王之愿所担的差事。被召来相助的僧人有八百多;而王自己——这新教的热忱弟子——亲临其会,校订进行时手里拿着旧本。这样备成的有三百多卷〔注五〕。

这桩于佛教的进展极为有利的工作进行之际,一位中国的行脚人法显正在勘游印度、搜集书籍。那时以那样的热忱与激情传布的这个宗教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亚洲各国的往来。东波斯与中国之间的路常有人走,于是一批接一批的中国佛教徒便寻路到了他们所信的那些传说与迷信的母土。其中有几位回来后写下了所见。在留存下来的那些里头,最古的一部、法显的《佛国记》,也许是最有意趣、最有价值的〔注六〕。他记述了佛教在鞑靼草原、在回鹘人与住在里海之西的部族中间、在当时通行中印度语言与风俗的阿富汗、在印度河与它支流所润的别的地方、在中印度与在锡兰的兴盛情形。他从锡兰由海路回去,于四百十四年到长安,离家已十五年。他随后同一位印度人佛驮跋陀罗一道,担起编订他所带回之书的差事;又过了几年,才应他宗教上的师父鸠摩罗什之请,把自己的游记刊了出来。那个早期的中国佛教徒的恳切与精力,由他们一再沿经中亚往印度那条烦苦而危险的路所作的旅行,便足以见得。如今若非皇帝有命,宗教与爱看异国之心都不足以使他们中间受过教育的一类人离家。法显本有几个同伴,可死亡与别的缘故渐渐把他们一个个夺走了。

秦朝这时亡了(公元四百二十年),当时中国分成的那些小国也接着迅速覆灭。北方诸省成了一个强大的鞑靼家族的产业,史书上称作魏朝。南方诸省由一个本土的朝代统治,便是第一个称宋的。这些国的君主起初同佛教为敌。造像与建寺被禁;在北方,奉这被禁之教的人受了严厉的迫害。百姓被告诫不许给他们庇身之所;到公元四百二十六年又下了诏,依诏毁去佛书佛像,许多僧人被处死。奉外国的神、或以土铜造像,都定为死罪。魏国那位鞑靼之主的长子屡次想劝他父亲对他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宗教手下留情,可都无效。

这位王所做的,被他的继者推翻了;那位继者在公元四百五十一年下诏,准每城建一所佛寺,并准每城四五十名居民为僧。皇帝自己还亲为几个受出家之戒的人剃度。

佛教在中国的迅速长进,并没有不被邻国留意到。在中国国内激起俗世政府妒意的那同一番兴盛,在别处却引起了同情。宋文帝在位三十多年,至四百五十三年而终;他在位时,有许多使节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那些国来。他们的主要用意是为佛教在他治下的兴盛向当朝的皇帝道贺,并以宗教相同为由为频繁的往来开路。阿罗单国之王毗沙跋摩给这位皇帝的两封信,保存在这一朝的史书里。他说他的国在喜马拉雅的荫影之下,雪水养着润灌它的河流。他称赞中国是最兴盛之国〔注七〕,称它的统治者为天下的施惠者与开化者。另一位印度君主阇婆婆达之王的信,以辞采华丽之语表达他对这同一位皇帝的钦佩。他说这位皇帝使天上地下的居者得了安息、降伏了四魔、得了圆满的觉照、转了尊法之轮、度了无量的有情,并以佛教革新之力把他们带进涅槃之乐。佛的舍利广布——无数的塔已建起。那宗教的一切宝——佛、法、僧——相貌之美、根基之固,都如须弥山。圣书与佛法的流布如日之明照,而僧众生活之清净如天上列布的星宿。王的宫与墙如忉利天的。在整个阎浮提洲,没有一国不遣使向扬州之国那位伟大的宋朝皇帝进贡〔注八〕。他又说:两国虽隔着大海,他仍愿使节往来不绝。

当时中国与印度之间往来之广,由锡兰也向宋文帝遣使致书这一事便可想见〔注九〕。那信里说:两国虽海陆相隔三年之程,彼此却往来不断。那位王还提到他的祖先对佛的奉敬。

同一位中国皇帝的史册里所存的、这类出自奉佛诸王的奇特文书,下一件来自「迦毗黎」——即迦毗罗卫——释迦牟尼的生地,在波罗奈西北。

《宋书》的编者把这件文书收入之后,提到这些使节所自之国、以及中国本土佛教的兴盛之状。他随后引了一位地方官的奏议,陈述这宗教影响广布所生的乱象,并请朝廷干预。那文书说:「佛教历四朝而其像与圣构日增。塔与寺已逾千数。入其中者心为所动,出来时便愿劝人修虔敬之行。然而近来这敬畏之情已让位于轻浮。人不求生活的诚与净,而华饰与互相嫉妒成风。为炫耀而极尽华丽地新建许多寺,可无人想到去修旧的。当设官查核以防更大之弊;凡欲铸铜像者,须先得官府之准。」

几年之后(公元四百五十八年),察出一桩谋逆,主谋之一是一名佛教僧人。皇帝为此所下的诏说:僧人中有许多是避法而逃、为自保而受出家之戒的人。他们借着这假托的身分,设出新的作恶之法。这样不断生出的新乱,激起神与人的愤恨。诏里又说:有司须细查僧人的行止。有罪的须处死。此后又定:凡不肯守戒斋与克己之誓的僧人,当归家复其旧业。又禁尼姑入宫与皇帝的妃嫔交谈。

五世纪后期佛教的推进太快,不能不激起当时文人极大的反对,于是生出一场宗教的论争。

齐武帝(公元四百八十三年)时的大臣萧子良的传里,有他为佛教辩护所作的一场论辩的几段残文。他说:「你若不信『因果』,那么贫富境遇之不同又怎样解释呢?」他的对手说:「人如树上的花,同生而被同一阵风吹落吹散。有些落在帷帐与毡毯上,像那些命落于宫室的人;有些落在污秽堆里,便是生于寒微之人。那么富与贫,不用报应之说也解释得通。」据说这位佛教的辩护者对此无言可答。他又写过灵魂之灭。他代儒者立言道:「『神』之于『形』,如利之于刀。形既毁,神便不能续存,正如刀既不存,利便不能留。」这几段显出:那时有些儒者否认今生或来生有天道的报应。关于祭祖之事的种种观念、以及经书里那些似乎显出人知死后灵魂另有生命的章句,无论人怎样看,它们都太不完备、太不分明,不足以拦住文人在这题目上同早期的佛教徒最直截的对抗。他们既持那样令人灰心的人之归宿之见,那么寻常百姓舍了他们的旗、改奉一个更合心意的体系,便不足为怪了。如今日常生活的语言已彻底浸透了报应与另有一界的说法。各等人在寻常往来里都用着许多由佛教生出的说法,这便证明了它对举国影响之广。而佛教的不朽既兼及过去与将来,中国通行的观念与语言便同样推及前生与来世。

对当时那场论争的清楚概念,可从《宋书》传记部分所载一位中国佛教徒的记述里引出的几段得之:「孔子之教只及一生;它不及于那有无穷结果的来世。他的门徒多行善事,只给自己的后人带来福。恶行

则只招来今世更大的苦为其罚。照这一套,善人之报不出于世间的荣名,而罪的报应也不过是幽隐与贫穷。感官所及之外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是可悲的。释迦之教的用意则相反,是无边无际的。它从最大的险里救人,把一切忧从心上除去。天地不足以限它的知。它以一念为本——求度人的慈悯——而革化一切有情尚不足以使它满足。它说地狱,百姓便怕造罪;说天堂,众人便想求那乐。它指涅槃为神识的『长归』,又告他『法身』是那眼所能瞻的最后最好的景象〔注十〕。它的影响无处不到。它在思里飞入上界。它从不过庭中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地起步,而把它的知推及整所宅院。」这番话在它所出的那场虚拟的对答里,由一位儒者答覆道:「为求天上之乐而被驱去行德,不能同为义而行义相比。因怕地狱而拘束身子,不如因本分之感而治心。为求罪得赦而行的礼拜,不出于虔敬。为求百倍之报而行的施与,不能出于内心纯粹的诚。称赞涅槃之乐,助成懈惰不为。极言进境已深的弟子所见的佛法那承载之相之美,便使人生出好奇之心。照你们这一套,所望的是远处的善,而切近的血气之欲却不受约束。你们虽说菩萨已脱了这些欲,可一切有情无一不有之。」对这些替中国旧有之教所作的辩,那位佛教徒出来反驳道:「你的结论是错的。要引人向德,取之于来世的动机是必要的。否则今生的恶性之趋向又怎样矫正呢?人若无所可望,便不会自发而即刻去行。乡下人勤于耕他的田,是因为他指望收成。他若无此望,便会闲坐在家,不久便永下『九泉之下』去了。」〔注十一〕那儒者答道:「『道』在于遏绝一切欲;拿求天上之乐作向德的动机,是自相矛盾的。」

这场论辩兴会淋漓地续了好几页,所争的全在于来世之说于劝德有何益。那位佛教的斗士被称作「黑道」之师,他的对手被称作「白道」之师。作者是佛教徒,他把儒者的推论写足了力量,而对自己所反对的那一套里所见的难处,也毫不躲闪地加以指斥。全篇以极精美的文笔保存下来,是中国历代史书里所含那些于国史大端之外、于许多专门之事极有价值的材料的一个样品。当日那些要把一种外来的崇拜引进来的人,同遵孔子之训的人相争时,用的便是这样好听的话,而把佛教较暗的那几面避而不谈。写这篇文字的作者为此得了当朝皇帝的赏赐。

北方诸省佛教这时正兴盛。魏国之主为推广它不惜钱财。史书说:公元四百六十七年他叫人造了一尊高「四十三尺」的像,合英制三十五英尺。用铜一百担,即五吨有余;用金六担。四年之后,他让位给儿子,自己出家为僧。约在同时,宋朝的皇帝建了一所华美的佛寺,因此受了几位臣僚的严责。

梁朝第一位皇帝武帝的时代,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纪元:它以第二十八祖达摩——菩提达摩——来华,以及佛教在皇家恩宠之下异常的兴盛为标志。

六世纪初,在中国的印度人有三千以上。魏国之主极力在建于最美之地的寺院里供养他们。他们有许多住在洛阳,即今河南府。寺已增到一万三千所。佛教在它母土的衰落,把许多印度人赶到喜马拉雅以北。他们是逃婆罗门之迫害而来的,而他们人数之多,于解释他们所传之教在中国的长势大有助益。史书记载魏国之主曾公开讲说佛典。同时他又拒绝同他南邻梁国的使臣议和。那位儒者史家便拿这一点来责他前后不一:他依恋的是一个禁残忍与流血的宗教,却那样好用兵。

此后不久,有几名僧人因行法术被处死(公元五百十五年)。这一桩罪过,中国史家不止一次归在早期的佛教徒头上。用咒与自称有法力,看来并不属于释迦牟尼所留下的那一套。照布尔努夫所已说明的,他的教法只讲道德与他特有的哲理。可过了几百年,北传佛教徒为使这宗教通行、为给僧人更大之力而添上的东西里,便有许多充满奇迹与不可能之事的记述,被假托于原始的佛教。这些书叫作「大乘」经。另一样新东西,是自称能以不可解的咒语行法术;那些咒语同在尼泊尔的书里一样,保存在中国佛教徒的书里,不加解说。这些咒叫作陀罗尼。它们见于大乘的经典,如《妙法莲华经》——即《法华经》——以及别的佛书。《通鉴纲目》里关于那个率领上述僧人的自称法术之士的记述说:他自号「大乘」,用狂乱的乐招人,教他们断绝一切亲族之系,而一心只在杀戮与作乱。

本国的注者说:「大乘」是佛的弟子所能达的三种智境中最高的一种,而相应的梵语「摩诃衍那」意为「无边之转与无上之智」。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佛教同北方别的奉佛之国的佛教最为相像。这些国既在释迦之教上有同样的添益,布尔努夫把佛教分作北传与南传两派,便分得对。那些以梵语为圣语的佛教徒所添的神话与所称的法力,把他们同那些以巴利语保存传承的同教之人分开了。

公元五百十八年,宋云奉魏国之主之命往印度求佛书。随他同行的有僧人惠生。他走到坎大哈,在乌仗那住了两年,带着一百七十五部佛书回来。他的记述已由诺伊曼教授译成德文。

公元五百二十六年,菩提达摩在南印度已老,由海路到了广州。他离去期间,把在本国传佛教之事交给了一位弟子。他受到同他年纪与品性相称的礼敬,并立刻被请到南京,南中国的皇帝梁武帝在那里设朝。皇帝对他说:「朕自即位以来,不断建寺、写经、度僧受戒。可以算朕积了多少功德?」答道:「并无功德。」皇帝:「何以并无功德?」祖师:「这一切只是一个本身不具足的、不圆满之因的微末之效。那是随形之影,并无实在的存在。」皇帝:「那么真功德是什么?」祖师:「它在于净与明、深与全,在于身处虚空寂静之中而沉于思。这样的功德不能以世间之法去求。」皇帝:「圣道中何者最要紧?」祖师:「一切皆空之处,没有什么可称作『圣』。」皇帝:「如此答朕者是谁?」祖师:「我不知道。」那位佛教的叙述者说:皇帝仍旧没有开悟。这一段极分明地显出佛教在它玄奥的那一面的样子。玄秘之习既能附着于最抽象的哲理教条,也一样能附着于真正属于宗教的那一类。这样一种心境既可无别地同谬误、也可同真理相联,于此便显出它纯是出于主观。唤起它的那些客观的教义可以是最相反的。因此它是从心自身长出来的。它在基督教那样一个宗教的历史里出现,倒是更自然可料的——基督教把人的情感唤到最强烈的施展,同时又在许多方面助成观想之能的广用,因而教会史上有那许多玄秘的派别。它在佛教及与之同类的体系里出现,倒更有理由叫人诧异,因为那些体系所立的根基是极其抽象的哲理玄想。以无神、以断灭、以物质世界之不实这样三种成分造出一个宗教来,又以奖励玄秘与出家的生活使这些最极端的否定变得可口而通行——这是留给印度那奇诡的天才去做的。此后又添上一套合于寻常百姓口味的神话;该记住:这是又一桩有力的缘故,它同那些寂静与苦行的倾向合在一起,把佛教传遍了那样大的一片人类。达摩为推行他玄秘之见,不赞成用圣书。他把佛教徒目标的成就说成全是心的工夫。他虽自称不用书,他的门徒却把他的警语写了下来;又因广为流布,便生出一派众多的观想之士,名为「禅法」与「禅门」。

菩提达摩对他同王家那番会面的结果不满意,便过了扬子江进了魏国,住在洛阳。叙述里说:他在这里面壁而坐九年。人便称他「壁观婆罗门」〔注十二〕。有人向梁朝皇帝陈说:那位持有释迦的珍贵传家之物——佛的隐秘之法的标记——的大师,已经失于他的国了;皇帝便懊悔,派人去请他回来。那些人没有办成差事。这位印度圣者的在场,激得那些更热忱的中国佛教徒大为用力去克制感觉。于此,我们被告知其中一人自语道:「从前为着宗教,有人破骨取髓、从臂上取血给饥者、把头发铺在泥里、或跳下崖去喂饿虎。我能做什么呢?」于是他在落雪之时让雪打着自己,直到雪过了膝;祖师看见他,问他想以此得什么。那位一心要胜己的青年被这一问问得哭了,说道:「我只愿慈悯开一条路,去度尽人类。」祖师答道:这样的举动不配同诸佛之行相比。他告他说,那只要极少的德与决心。传说说,他的弟子被这答话刺痛了,便取一把利刃,断了自己的臂,放在祖师面前。祖师对这一举大为嘉许;而当他去国九年之后决意回印度时,便指定行此事的这位弟子继他为中国的祖师。他在那时对他说:「我把法印给你,作你内里守真道的凭记;把袈裟——佛教徒所穿之衣——给你,作你外在施教的标记。这些标记在我死后二百年间须一代一代传下去;到那时佛法已遍于举国,

祖师的相承便要止了。」他又说:「我并把四卷《楞伽经》交付给你;它开佛心之门,宜于启悟一切活着的人。」达摩对他的继者关于祖师之位的性质与本分所作的别的教示,《指月录》里载得极详。有人五次想毒他,他终以老而死,葬在河南与陕西之间的熊耳山。正在此时,几年前奉命往印度求佛书的宋云回来了,去看菩提达摩的遗体。他卧在棺里,手里拿着一只鞋。宋云问他往哪里去。答道:「往西天去。」宋云便回家了。那棺后来被打开,发现是空的,只有祖师的一只鞋躺在里头。奉皇帝之命,那只鞋作为圣物被存在寺里。后来在唐代被人偷了,如今无人知它在哪里。

梁武帝时奉佛诸国的使节,又提供了别的例子,可见僧人所鼓励的那种对圣物与可敬之人的遗念之物的痴迷。扶南——即古暹罗——之王致书皇帝说:他有一根佛发,长十二英尺,要献给他。中国朝廷派了僧人去迎接,把它带回来。《梁书》告我们说:此前三年,奉皇帝之命为阿育王建寺与塔时,在旧塔之下发现了一枚「舍利」,即佛的遗物,还有一根淡蓝色的头发。那头发极有韧性,僧人一拉便随意伸长,一放手便卷成螺旋之形。那位史家引了两部佛书作例。《僧伽经》说:佛的头发是蓝色而细的。《三昧经》里释迦自己说:「我从前在父王宫中梳头,量了一量,长十二英尺。一放手便卷成螺旋之形。」书上又说:这番描述同皇帝所得的那根头发相合。

公元五百二十三年,盘盘国之王献上一枚真「舍利」为贡,连同画与小塔;又有菩提叶——菩提是佛所爱的树。缅甸半岛上另一国之王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位僧人向他显现,预言梁朝新立的君主不久要把佛教抬到兴盛之极,并说他若遣使去便是明智。那王不理这告诫,那僧人便在第二个梦里又显现,领着这位君主到了梁武帝的朝上。醒来之后,这位王自己便是个工于绘画的人,便把梦中所见的皇帝的容貌画了下来。他此时派了使臣与一位画师去,嘱他们照着真人画一幅中国君主的像。拿来同他自己那幅一比,相像得丝毫不差。

这位皇帝这样热心推扬佛教;公元五百二十七年、他在位的第二十六年,他出家为僧,入了南京的同泰寺。两年之后史书里又有同样的记载。这桩事如所可料,引出了那位儒者史家又长又严的一篇评斥。这位君主所立之朝的史书,它的序竟全是一篇哀叹:哀叹不得不在一国的帝纪里提到佛教;并为旧有的国教立论,说那是如此分明地对,所以想背离它便显出一个人是错的。关于皇帝出家,那位评者说:「这样的举动,不单具常识之人要在一国之主身上斥之,连菩提达摩那样的人也不会赞许。」

几年之后,这位皇帝重建了南京以南五里的长干寺;寺里有阿育王的「塔婆」,即藏舍利之所。《通鉴纲目》里的作者又说:「明州」——今宁波——附近存着佛身的一枚真舍利。阿育王建了八万座塔婆,其中十九分之一分给了中国。这里所说的那座塔婆与那枚舍利,便是阿育王山上的那一处,外来的游客都熟悉,在宁波以东五十二里。对远近来这圣地的佛教香客,那「舍利」是恭敬礼拜之物;可在不信者的眼里,它呈现的样子相当不起眼。构成那舍利的是一粒小小的、泛红的、珠子似的东西,被放在它那灯笼形的容器里,光不大照得进去。据说它的颜色随来人的心境而变。黄是最吉之兆。这一说是稳妥的,因为那里头刚好暗得使释迦焚余的珍贵遗骸的色泽有几分难辨。

这座庙所奉的阿育王,是印度最有名的佛教君主之一。布尔努夫在他的《印度佛教史导论》里译了一则以阿育王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说,那传说也载在汉文的《法苑珠林》里。后者的起首同布尔努夫所举的略有不同。佛对阿难说:「你该知道,在『华氏城』,将有一位王名『月护』——梵文作旃陀罗笈多。他将有一子名频头婆罗,而频头婆罗又将有一子名修私摩。」阿育王是频头婆罗另一位妻子所生的儿子,继他父亲为王。公元前三百零五年同叙利亚的希腊之王塞琉古·尼卡托缔约的那位印度王,施莱格尔与威尔逊都认定便是旃陀罗笈多。照《大史》——佛教祖师的巴利文史书——自佛死到旃陀罗笈多即位相隔一百五十四年,这便把那件事放在公元前三百八十九年,早了半个多世纪。特纳认为这一歧异除了假定纪年被有意窜改之外无从解释。这些说法在哈代《东方僧制》里引自威尔逊的《毗湿奴往世书》。靠这希腊与印度文献的同时之证,便满意地显明:阿育王生在基督前第二世纪,佛生在第四、第五世纪。那么中国佛教徒通行的纪年便长了五百多年〔注十三〕。这桩作伪多半是为了使某些经里所见的预言得以应验——那些经里佛被写成说:他死后若干年便要有如此如此之事。北传佛教徒以梵文著书、用梵文的经,急于替其中所见的一切预言辩明其确。布尔努夫推想:佛的弟子自然会以不止一种语言刊行他们的圣书;因为梵语在当时、以至此后很久,都是文人所说,而派生的方言为寻常百姓所用。法显称阿育王为「阿育王」,宁波附近那座寺里也是如此。玄奘的记述里,则以「无忧王」之名称他,那是梵语之词的译义。

梁武帝三次受了佛教的戒、并向聚集的朝臣讲说诸经,此后继他的是一个偏向道教的儿子。几年之后,齐国之主设法把这两教合起来。他把四名道士处死,因为他们不肯剃度、不肯作奉佛之人。此后便再无抵拒。公元五百五十八年,史书记载陈朝的皇帝武帝出家为僧。又过了几年,周国之主下诏,禁佛教与道教两者。书与像被毁,奉这两教的人一概被迫弃教。

《北魏书》里关于早期梵文译经之事,除了前面这番叙述里已经载入的,还有些详情〔注十四〕。译事的开路人是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他们在明帝时合力而作。后者又译了《十住经》。

公元一百五十年,有一位东波斯「安息」国的僧人被记作极好的译者。约公元一百七十年,月氏国僧人支谶译出了《涅槃经》的一个本子。三国之一吴国之主孙权,在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托尼努斯遣使来华之后若干时候,曾在朝上极恭敬地接待了一位罗马商人〔注十五〕;他同样厚待了一位为他译了几部佛书的印度僧人。此后提到的印度人是昙柯迦罗,他在洛阳译了《毗奈耶》,即《戒律》。约公元三百年,外国僧人支恭明译了《维摩》与《法华》——即《妙法莲华经》〔注十六〕——可做得不完备。中国佛教徒道安见圣书被谬误所损,便致力校正。他从佛图澄受教,又极想同前面已提过的鸠摩罗什谈一谈。鸠摩罗什自己是极有才智的人,对他怀着异常的看重;当他从他久居的中国西北角的凉州来到长安时,极叹惜道安已死。鸠摩罗什发现:他打算在圣书上所作的那些校正,他那位中国的同教之人已经完全先他做了。鸠摩罗什的汉语之精、同他本国语言之精一样,为人所称。他同他的助手把许多幽深广大的「经」与「论」的意思讲明了,共十二部。章句的划分都仔细做成。这些译本汉文的润色,最后一道是僧肇做的。法显在他的游历里竭力去求《戒律》与别的圣书的本子。他回来后,借一位名叫跋陀的印度人之助,译出了《僧祇律》,即《阿僧祇毗奈耶》;此后它便被奉为标准之作。

法显之前,约公元二百九十年,有一个名叫朱士行的中国人往北印度去求佛书。他到了于阗——雷缪萨认定那便是和阗——得了一部九十章的经。他在河南把它译出,题作《放光般若经》。当时那样被人渴求的书有许多被带到洛阳,由月氏国僧人竺法护在那里译出;竺法护曾游印度,同方才所说那位中国人同时。另一位中国人法领从「扬州」——即江南——往北印度去,带回了《华严经》与一部讲戒律的书《本定律》。《涅槃经》与《僧祇律》的译本是智猛在高昌国——即今「东藏」——所作。那位译者是在西边的城「华氏」——即华氏城——得到它们的。印度人昙无谶把《涅槃经》一个新的梵文本带到中国,又到高昌去,把它同智猛的本子对校以资考订。后者此后被带到长安,刊出三十卷。这里所说的这位印度人自称能以咒预知政事。他又译了《金光经》与《明经》。那时在长安的外国僧人有好几十,可其中才具最著的是鸠摩罗什。他所译的《维摩》《法华》《成实》诸经,连同方才所说昙无谶与别人所译的那三部,合起来便成了大乘的一课。《长阿含经》与《四分律》是印度人佛陀耶舍所译,《十诵律》是鸠摩罗什所译,《增一阿含经》是昙摩难提所译,《阿毗达磨论》是昙摩耶舍所译。这些合起来便成了小乘的一课。有些寺院里,隐修之人所研的是前一类;别的寺院里所研的是后一类。于是一套分成学派的玄理神学,便成了亚洲僧院里研习的题目,正如欧洲经院学者的时代。那些游历印度、并游历那一串佛教之国的中国人——

那一串国在伊斯兰教入侵之前自他们的本土一直伸到波斯——给了我们机会得知:在那里同在中国一样,出家的生活与这些书的研习传布得何等之广。约公元四百年,「罽宾」人僧伽提婆译了两部《阿含经》〔注十七〕。此后不久,中国佛教徒支法领从于阗带来了《华严经》,在南京译出。他又求得了《本定律》,那是佛书中毗奈耶即「戒律」一支的一部。马端临又提到一位印度人,约在公元五百零二年译了几部大乘的论,叫《地持论》——意为定位——与《十地论》。

在华的印度佛教徒,他们到六世纪中叶为止的文字之劳这里已记下;他们虽有时得皇家的恩宠,却也须分受他们的宗教所遭的那些反覆。昙无谶因不肯应一位魏朝皇帝的征召到朝上去而被处死。北印度罽宾国王族出身的僧人师贤,在迫害之时假作医者;等当时所立那些极严的刑法弛了,又复为僧人的旧业。印度译者的名单上还可添上一些名字,若不是它已经够长了的话。

约在四百六十年,从史书看来,有五位锡兰的佛教徒经西藏之路到了中国。其中两位是耶舍陀与佛大难提。他们带来了佛像。后者所造的像有这样的性质:来人愈近,它看去愈小;愈远,它看去愈亮。虽没有说他们有文字上的造就,南传佛教的传承却可能借他们之力在此时传到了中国人那里。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些事实所取自的《魏书》、以及随后不久的《隋书》里,佛生之年被定得近乎确切。

照同一部史书,当时中国有僧二百万、寺三万所。这记载必是夸大了;因为我们若每州算一千所——那大概已经过了头——如今也只有那么多,而这期间人口已增了极多〔注十八〕。

佛教在隋朝的皇帝手里没有受挫;隋统治中国只有短短三十七年。其中第一位于五百八十一年即帝位时下了诏,给这一派完全的宽容。他在位将终时,又禁毁坏或亵损佛道两派的任何像。那位儒者史家说:那是年老的衰弱,让迷信得了势,才使他做出这样的事来。同一位为这一时期的史作注的人说:那时佛书比儒家经典多十倍。《隋书》在它所作当时全部书籍的提要里说:佛教一派之书有一千九百五十部。许多书名都举了出来,其中讲佛教所自那些国里以字母符号书写之法的,为数不少。这样传入的第一副字母,看来是十四个符号的一副。它叫「西域胡书」,又叫「婆罗门书」。中国本土字典里所见的声母与韵母之表,最初成于三世纪,而到六世纪初梁朝才较为完备。正是在那时,来华的印度人相助照梵文字母的模样造出了三十六个声母的一套,并说明发这些音的发声之器。他们又造了表,用两套代表之字——一套表声母,一套表韵母——显出一种拼字之法。中国人这时第一次被教以:单音节之声可分作几部分;可他们并没有采用字母符号去写那些分开的成分。他们认为还是用百姓已熟的字好些。这法子带着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分析做得不够深。明白的中国人懂得一个音可以分作两部分,因为他们早已惯了这里所说的以两字相切之法;可他们通常不肯信那音还可三分。同时,这套法子比用外来符号易学得多,而且极快便通行了。据说这套法子的创者是僧人神珙,而《玉篇》是最早大量使用它的书之一〔注十九〕。印度的佛教徒竟教会了中国人用一种只需他们自己的象形之字、而不必引入新符号的巧法去写这语言的音:这便足以为他们的机巧作证,也不是他们给汉家子孙的最小的一桩功劳。它好用了好几百年,一切字典与教学之书都用它。可是语言变了,旧音散了;如今这样拼出的字,只有那些所说的方音最近古读的本地人才读得准。

四声之发现,归在沈约名下;他是两朝的史家,又著有几篇单行的史作。他的传在《梁书》里说他:「著《四声谱》,以明千载未悟之事——那奇妙之理独由他在胸中默然得之。」他是否当真无所凭借而得知此理,大可怀疑。他住在梁武帝的朝上,而武帝是那些印度客人的大护主。那些人惯了梵文字母在音的分析上那无与为比的精确,自然很容易辨出这样一桩新现象;而对一个从来不知言语之音可以无四声的本国人,它便几乎必然不被察觉。在他们所造的那套音节拼法里,四声都被妥当地表了出来:每一处都收在韵母之内。

这一套音的名目在本国文献里影响之广,凡熟悉中国字典与经书通行本的人都知道。正是以这法子,解释古代国风之诗的韵与律所需的旧音之传承才得保存。也是以同样的法子,那些同古调出入极大的近世方音才被写了下来。官话各省、福建南北与广东的方音,都由本国的作者各以一套四声与声韵之元素写下,而他们都以佛教徒所引进的那法子为依据。此后中国人又认识了几种用外来符号的字母;可他们需要拼音时,仍宁取那套虽不完备、却不逼他们舍弃祖先所传的象形之记的法子。若以采用之广为准,那么自卡德摩斯的时代以来,也许从没有一桩语文上的推动,比这样从印度传给中国人的这一桩更为成功。他们不但用所学来的这套音节拼法,把近世方音所提供的语文研究的材料搜集起来;而且以耐心的勤苦发现了这语言早期的历史,说明四声如何自两声增至三声——到孔子之时——再到我们纪元六世纪的四声,又如此而至于今日之状。外国的研究者进这一域的还少;不过不妨提一句:东方语言的语文之学若没有它,必定是不完备的;而中国人以耐心与真正科学的本能,已把材料整成这样的形式,只需极少的工夫便可从其中取出它们所含的事实。

西藏人、大概朝鲜人也是,他们的字母都照梵文之式排列,都得自佛教徒。朝鲜的使臣在梁武帝之时来求《涅槃》与别的佛典。那么他们有字母,也许便早到这个时候;不过如今所用的文字,照斯科特先生所已说明的,起于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年左右〔注二十〕。

唐朝第一位皇帝因他一位大臣傅奕的陈说,召集了一次会议,商议对佛教当取何种办法。傅奕是这新宗教的严敌,提议强令僧尼婚娶、养家。他说:他们之所以取苦行的生活,是为免于纳税。他们所持的、人类之命系于佛意之说是假的。生与死由一种「自然之必然」所定,与人无干。恶与德的报应是君主的职分,而富与贫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招的报。公众的风俗因佛教的影响已可叹地堕落。人的魂可生入的那「六道」,全是虚构〔注二十一〕。僧人过着闲散的生活,于国无益。对此,在会上,佛教徒的朋友萧瑀答道:佛是「圣人」,而傅奕既谤了圣人,便犯了大罪。傅奕答道:德之最高者是忠与孝,而僧人既弃其君与其亲,便二者都不顾。至于萧瑀,他又说:他既替这样一套说法作辩护人,便同他们一样缺这两种德。萧瑀合起手来,只答他说:地狱便是为他这样的人造的。儒者得了胜,奉这外来之教的人被加上严厉的限制;可那些限制几乎随即就撤了。

菩提达摩的继者共五位。他们同他合称六位「东祖」。他们过着安静的生活。其中第四位被唐朝第二位皇帝召到朝上,他一再辞了这份荣。等使者第四次来、并告他说他若不肯去便奉命要把他的头带回去时,这位沉着的老人只把脖子伸向刀,以示他甘愿就死。皇帝敬重他的刚毅。此前若干年,他曾带着许多弟子到山西一城。那城不久被叛军围了。祖师劝他的门徒诵《摩诃般若》——那是一部篇幅宏大之作,佛教哲理里最抽象的教条都在其中铺陈得极详。敌人望着城垛,以为看见一队神兵列阵相抗,于此便退了。

六百二十九年,有名的玄奘启程往印度求梵文书。他从中国西北之端的凉州出发,西行到阿姆河所润之地

——阿姆河与锡尔河所润之地,突厥人当时居在那里〔注二十二〕。此后他越过兴都库什,进了印度。他在恒河所经的诸国逗留了很久,那些地方富于原始佛教的遗念与遗物。随后他折而南行,走完了印度半岛的一周,又渡印度河回来,在启程后第十六年到了家。还是那位皇帝太宗在位,他以极高的礼遇接待这位行脚人。他此后的日子都用在把自己从印度带回的佛书从梵文原本译出。这些译事是奉皇帝之命而作的。还是这位太宗,同样厚待了叙利亚的基督徒阿罗本与他的同伴;他们于公元六百三十九年到华,只在玄奘回国前七年。儒莲所译的《玄奘传》是一部于佛教史与佛教文献都极有意趣的书。为担这桩差事作预备,这位有造就的译者在他无与为比的汉语之学上,又添了对梵文广博的通晓——那是他年事已高时专为此而学的。那记述里几乎没有一个地名或书名他不曾考定、并以梵文之形给了读者。那书原是玄奘两位友人所写。其中有一段梵文语法的样品,举出名词的变格——八格三数——以及系动词的变位与别的细节。玄奘在恒河畔那烂陀寺住了五年,研习那语言,并读婆罗门的典籍与佛教的典籍。

玄奘一到便被召到朝上,为他未得皇帝之许便离国、作这样长途之行的行为作答。那位皇帝——吉本称他为东方的奥古斯都——那时住在洛阳,这位行脚人便往那座城去。他带回了一百十五粒自佛座上取的舍利;一尊三英尺三英寸高的金佛像,座是透明的;第二尊高三英尺五英寸;另有银的与栴檀木雕的。他所集的梵文书极多。举出几个名目,便足以对当时自印度输入中国文献的那些浩繁的贡献有个概念。

大乘一派的经一百二十四部。

关于下列各派的戒律与哲理之作:

上座部,十五部。

三弥底部,十五部。

弥沙塞部,二十二部。

迦叶比耶部,十七部。

法密部,四十二部。

说一切有部,六十七部。

这些连同别的共六百五十七部,用二十二匹马驮回。

皇帝听了这位行脚人所见的述说之后,命他写一部西方诸国的记述,于是有了那部叫《大唐西域记》的书〔注二十三〕。

玄奘到长安——即西安府——译经,有十二名僧人相助。另派九人润色文字。有几位学过梵文的也同他一道做这工作。他把一批译本献上时,皇帝给它们写了序;又依玄奘之请下诏:全国每一所寺院可新收五名僧人。那时寺院共三千七百十六所。佛教因所受迫害而来的损失,便这样补了回来。

依皇帝之意,玄奘这时校正了那部有名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译本。他给题目添了两个字,那是鸠摩罗什所省去的。新题作《能断金刚……》云云。舍卫城之名用五个字拼写,而不是两个。这一部的新译并没有取代旧译——鸠摩罗什的那一本。后者到今天在佛寺与僧院里是除《日课》之外最通行的书,几乎每个僧人手里都有。

这部书里含着那部一百二十卷的大编《般若波罗蜜多》的胚芽。佛教哲理的那些抽象之理,后来枝分到这数目所示的那样可畏的程度;可在这里,它们多半还是最初的形态,如释迦牟尼自己所教的那样。那部大书的译本直到公元六百六十一年才完成。玄奘作译者是个严守字面的人,这可从一事推知:他正琢磨着在这样一部大书上是否该效鸠摩罗什省去重复与冗辞之法时,一个梦使他止了这念头,于是他决意把那一百二十卷连同其中玄理上那些令人生倦的反覆之言,一概全译出来。

他所引进的新拼法里,有以「比刍」代「比丘」——意为行乞的弟子;又有以「薄伽梵」代「佛」。这一拼法同尼泊尔梵文的那个词几乎相合。巴利文的本子里他被称作「瞿昙」,那是从父之名。「薄伽梵」见于《药师琉璃光如来功德经》。玄奘所译那些叫《阿毗达磨》的论,今日在上海附近与别处许多较大的佛寺里,都能见到残缺虫蛀的近世重印本。他回国后又活了十九年,几乎整段时间都用在译经上。他译成了七百四十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有三部讲因明之学的书,即《理门论》《因明论》《因明疏解》。他带到中国的别的书里,还有讲语法的《声明论》与《毗耶羯剌南》,以及一部字书《阿毗达磨俱舍》〔注二十四〕。

近世《西域记》的中国编者抱怨它的作者迷信。他急于把每一桩佛教的奇事都写详,便疏忽了所历诸国的地貌。那位评者说:在这一点上他不能同《职方外纪》的艾儒略相比——艾儒略是早期耶稣会士之一,那部地理之书是他所著,极有名。他告我们说:论信实,这部书不及法显的《佛国记》;可它写得文采华赡得多。他又说:玄奘自己于佛教文献所学之博、以及他助手文笔之雅,使这部书有意趣,所以它虽含着不少不实之辞,读者却不至于读着睡去。

玄奘的生平与际遇,被用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底本,那书如今无人不读。它叫《西游记》,又叫《西游真诠》。作者看去是个道教徒,把那两套神话——他自己宗教的与他主人公宗教的——毫无限制地拿来作他故事的机关。他为玄奘的降生编出了极多事故的一段。本可以料想印度那狂放的奇想不合中国人的口味;可我们这位作者却毫不迟疑地把它取来了。他的读者便同那些他们在佛寺里见其形貌的虚构神灵一一相熟,当作一部虚构叙事的点缀。那位主人公为求佛教的圣书而作这样远而险的行程,又把它们译成本国之语以在同国人中推广那套迷信,被写成佛教徒所求的那种卓越的最高典范。那番努力与随之而来的成功,被同道教徒对

不死之药的向往认作一事;隐者之升为佛,同那些以静思与隐退净了心的人被接往神仙之居,也被认作一事。

唐朝第六位皇帝弱得不能治国。皇帝的母亲武氏握了权柄,以她的才具与残忍著名。

六百九十年,有人把一部新的佛经《大云经》献给她。那经里说她便是弥勒——将来之佛——与阎浮提洲之主。她命把它流布全国,并把官职授给一位以上的佛教僧人。

八世纪初,儒者又作了一番努力想促成对佛教的迫害。七百十四年,严挺之辩说佛教于国有害,并举那些曾护它的朝代速亡为证。依当时所下之诏施行,有一万二千余僧尼被迫还俗。铸像、写经与建寺也都被禁。

这时有几位僧人被记作在政府里任公职。史家便就这一情形加以非议,说那是女子临朝所伴生的怪事之一。

约在同一世纪之初,印度人被用来厘定国家的历法。最先提到的是瞿昙罗,他的算法叫「光宅历」。它只用了三年。同一国里另一位较知名的佛教天文家是瞿昙悉达。他奉皇帝之命从梵文译出那种叫「九执术」的推算之法。它包括月行与交食的推算。他这个名目的历法被采用了几年,到公元七百二十一年便由有名的中国佛教僧人一行的历法接替;一行之名在本国天文家中位列第一流。瞿昙悉达的译本载在那部叫《开元占经》的书里;它的一个本子于十六世纪后期偶然在一尊佛像里被发现。此后它不止一次被刻成木版。从梵文译出的那一部分只占全书的一小部分。其余大半是占星之学。此外书里还有一段讲印度算术记数之法的短记,有它那九个符号与一个作零用的点。就十进记数之法的道理而言,这于孔子的同国人并不新鲜;可它于我们却有意趣,因为我们的祖先要到此后好几百年才得到印度的数字。阿拉伯人在八世纪学了它们,又慢慢传给欧洲。早期的佛教译本里,提到一部题作《婆罗门天文》的书,共二十章。它是六世纪由摩罗耶国人达罗质所译。另有一部《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意为「婆罗门竭伽仙人所述的天文」〔注二十五〕。

这些译本的年代见于《隋书》,不会晚于六世纪、至多七世纪之初。另有两部讲婆罗门算术之书也该如此看,即《婆罗门算法》与《婆罗门算经》,各三章;还有第三部讲历算的《婆罗门阴阳算历》,一章。这些书,连同同一来源所举的另一两部,如今都已无望地失传了;可那些名目在史书里不带一字评注地列着,便是印度佛教徒为传布他们本土的科学与文明所作努力的无可辩驳之证。当时本国的算学家也许从这些来源、或从唐代住在中国的那许多印度人那里得了助益。在这些书之前所撰、如今尚存的算术之书里,算例是竖着写的,同别的文字一样;可此后一切算学之作里,算例都如我们自己那样自左而右地呈现在眼前。数字这样排列、以十的倍数随位而变其值的那个道理,中国人自极古的时候便知道〔注二十六〕。他们早先以筹算之法——近世通行的商用算盘便是仿它——便立在这道理上。可是在印度人开始把算学之作译成这语言之前,看来他们并没有用它在书写里表示算术的运算。

史书里关于佛教的下一则记载,隔了好几十年。公元七百六十年,肃宗以照佛教的仪轨为自己的生辰定下典礼,显出他对佛教的依恋。那番法事在宫中举行,宫里的人被安排去扮诸佛与菩萨,而朝臣则围成一圈在他们四周礼拜。

这位皇帝的继者代宗对佛教的迷信更为笃信,而他的首相与军中的大将也从旁推助。奉皇帝之命建了一座诵经的高台,僧人在那里唱诵并讲说《仁王经》。那部书是用仪车载来的,随行的贵官与华饰同皇帝出宫时一样排场。皇帝又命拆了两座公家的楼,以助建造并装饰大将鱼朝恩所建、名为章敬寺的那座寺。一位儒者官员为此作了一篇谏书,说古时贤明的君主以善行致太平,而不以祈祷与供献。皇帝的耳朵对这样的议论是聋的。那些主张以祷可以免祸得福的人的说法,倒听得入耳得多。代宗养着许多僧人,并相信:靠讨好那些主宰人类命运的无形之力,他能以比沙场上所耗的血与财更小的代价保他的帝国免于危难。他的国土被侵时,他便叫他的僧人去唱诵经文,而那些夷人退了。儒者的评注在斥这样把信心放在僧人祈祷上时说:死后要以祈祷或任何别的法子求福免苦,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今生亦然。

对皇帝有大影响的人中有一位僧伽罗僧人名叫「不空」〔注二十七〕——意为「不虚」——他居着高位,并被荣以中国古代爵位之首。寺院与僧人这时在皇家的恩宠之下迅速增多。七百六十八年七月十五,奉皇帝之命从宫中以仪礼抬出一只施食饿鬼的钵,献给章敬寺。这指的是至今仍在大的佛教僧院里行的一种迷信。那些不幸生入「饿鬼」一类的,在七月十五有他们一年一度的进食。僧人聚集,为他们的利益诵经,又把米抛向四方作他们的食。这仪式叫作「盂兰会」,意为「救那些被倒悬者的会」。据说它是释迦牟尼所立;他吩咐弟子之一目犍连为他母亲的利益作供献,因为她已成了饿鬼。

宪宗于公元八百十九年派官去迎一枚佛骨到京师。有人告他说:那骨三十年才开出一次供人瞻看,而每逢如此,必是太平丰稔之年。它在陕西的凤翔府,第二年便要再开,那正是把它迎进宫来的好机会。它果然被迎来了,而官员、宫中的女眷与寻常百姓争相瞻仰这件遗物。他们所怕的只是看不着它、或是献供迟了。

这一回,韩愈——即韩文公——向皇帝呈了一篇辞气峻烈的谏书,题作《论佛骨表》。他因此从刑部侍郎之位被贬,派作广东省潮州的刺史。若不是朝臣们陈说该容人进言、并把皇帝的怒气劝得缓了,他所受的刑还要更重。

这篇表里他先援古为据,辩说佛教未传入之前,帝业比传入之后更兴盛,人的寿命也更长。汉代以后印度僧人来了,各朝的年数便都明显地短了;而梁武帝虽在位三十八年,众所皆知,他是在第三次退居的寺院里饿死的〔注二十八〕。作者随后向宪宗举他前人、唐朝第一位皇帝的榜样,并举他自己从前限抑佛教时在文人心里所唤起的那份指望,说他会踵其后尘。他如今却命把佛骨迎进宫去。这不会是因为他自己被诱而信了佛教。那只是以佯作崇敬这套迷信来笼络百姓之心。凡明智开悟的人都不信这样的事。那是外来的宗教。僧人的衣着、书的文字、道德的律条,都同中国的不同。何以要把一块朽骨——一个死了那么久的人的污秽残骸——引进皇帝的居所呢?他结尾时甘愿担当佛的报复:佛若有什么力、能加什么罚,他愿一身受之、受到极处。这篇表此后一向是儒者想揭佛教之害时的标准引文。它斥皇帝迷信之辞的大胆、以及作者以文采卓绝著称的身分,使它得了长久的人望。唐代那一群以名著生光的好作家里,韩文公在专力为散文的人中居首。中国的基督徒向同国人讲道时,常提到这篇文字。

异常的迷信激起异常的抵拒。唐朝的君主好佛好到成了谚语〔注二十九〕。

八百四十五年,佛教徒遭了第三次、也是极严厉的一次迫害。依武宗之诏,四千六百所僧院被毁,连同四万所较小的屋宇。这一派的产业被没收,用去建给政府官员用的屋。佛像与钟的铜被用去铸钱。二十六万以上的僧尼被迫还俗务常业。山西太原府附近五台的僧人逃往直隶的「燕州」——今北京——起初被当地主事的官员庇护,后来却被弃给皇帝的怒。

这地方有五所僧院聚在一处,合起来是全国最富的佛教之所。这地方有一则传说,说佛教次等神灵中最有名的一位文殊,屡屡在这山中的幽居现身,尤其常现作老人之形。在北传佛教徒那里,「文殊师利」受敬之厚,几乎不下于那位同样出于虚构的菩萨观世音。他在中国受奉的主座便是方才所说山西那地方;在那里,他被视为一方的守护之神,正如普贤在四川、观音在佛教圣岛普陀一样。他被称作文殊菩萨,而他同别的菩萨不同的一点是:有几部经里说到他时,像是说一位有史的人物。这一点是有疑的。他的像在这一派的寺里是常见的。

武宗几个月后便死了。继他的宣宗,即位之初便把他前人对

佛教的方略翻了过来。京师建了八所僧院,百姓又获准受独身出世之戒。此后不久,又命把已被拆毁的那些偶像之构修复。那位儒者史家对迫害之短表达了一种不甚和善的惋惜。魏与周两朝皇帝的迫害分别延续了六年与七年,而这一回奉佛被定为公罪只有一两年。

几年之后,孙樵向皇帝呈了一篇奏议,抱怨供养佛教僧人是百姓无法承受的负担,并请禁止新人入门。所请获准了。

祖师的相承在这番叙述如今所到的时期之前不久便终了,而中国佛教徒最有影响的领袖是马祖;他属「禅师」之列,那是佛教僧人三类之一〔注三十〕。既属此列,他所奉的便是菩提达摩所教的那一套,在于把心从一切感官之物、乃至从它自己的念头上抽离。他对弟子说了下面的话:「你们都信『心』便是『佛』,即觉。菩提达摩来中国,教心之法,为的是叫你们开悟。他带来《楞伽经》,显出人心本来真实的印记,为的是叫你们不容它乱。所以那部书只有一个题目:佛关于心的教示。真正的法便是无法。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德不须求,恶不须避。不该把什么看作净或染。对一物有感觉,不过是觉知心自身的活动。心不自知,因为它被那些感觉蒙住了。」有人问他:以何法可得宗教上的卓越?他答道:「道不在用法。用法便是得其所求之大碍。」又问:那么要在道上长进,须做什么?他说:「人性自身足以自给。所需的只是避恶亦避德。能如此者便是『修道人』。」

这几段显出:佛教通行的教法已有了一大变。它在中国历史最初的几百年里,所最着力的是报应与来生。可菩提达摩的教义——他想恢复他所认的佛的真教——渐渐传开,成了这一体系里最有力的成分。其结果便是对来生的信没有那么强了。

公元八百六十年即位的懿宗,笃于佛书之学。僧人被召到他宫中的内室里讲他们的宗教,而僧院也屡屡得皇帝亲临之荣。儒者的官员们徒然向他进言,陈说道教既讲慈悯与节制、而中国本有的宗教以仁与义为根本之则,这于中国便够了,皇帝不该另奉别的。这位皇帝练习写梵文字母,又照那些经所自之国的乐律以原文唱诵它们。对那些憎恶一切外来之物、以尊崇孔子为生的严固守旧之人,再没有什么比听见这样的声音从皇帝的居室里传出来更刺耳的了。这一朝又有一枚佛骨被迎进宫。它到时皇帝出迎,在它面前伏地礼拜,一边哭一边念那「礼拜之辞」——南无。那番仪礼的规模甚于一年一度祭天地之典。约在同时,西方也有相似的情景:欧洲的君王不以尊敬基督教传奇的遗物为耻,正如他们在远东的同时之人崇敬佛教那同样繁盛的想象之产物。不过西方没有人像长安朝上那些儒者官员那样,对这些迷信发出那么响亮的警告之声。

唐朝前期在中国住下来的外国佛教徒中有菩提流支。他译了《华严》与《宝积》两经。另一位楞伽从葱岭以北来;别的从印度来。这些游方之人照例的故事是:他们是国王之子,为脱世累、修其心而让了王位之权。这些故事也许是真的;可不该说得太频,免得在读者心里引起疑。这些昔日的王子里有不止一位在中国朝上作了求雨之人,使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免于旱。有一回,皇帝被人保证说:某几尊像一开眼便要下雨。三天之后,那些像显出同另一个宗教的像一样的、乐于满足供奉者所望的意思,于是那预言便应了。

前面已提过的不空自锡兰来〔注三十一〕。他行路时,有一群象朝他冲来。他安然坐在路边。那些象都在他面前跪下,然后退了。他来中国后,据说使朝廷与四方的风俗大为改良,并被敬如神明。可若以他的著作而论〔注三十二〕——那些著作是些不可解的咒,配着许多菩萨的画像——他所带来的却是比从前更粗鄙的迷信。他那部讲以手指结印、画梵文字母等法召饿鬼来受食的指引之书,替他讨得了一个不值羡的荣名:在中国作佛教拜物之习的头号推手。还有僧人自新罗——如今属朝鲜的一国——来。其中一位名叫无漏,被玄宗同不空一起留下,为皇室与国家的兴盛祈祷。他临终时腾空一英尺高,就这样死了〔注三十三〕。

这时有些僧人从日本来,带来十件叫作僧伽梨的僧衣,赠给在中国最该得它们的人。鉴真称赞这件礼,说它证明施者在真佛教徒的学识与心性上已有长进。他决意往日本去;经过一番风涛之后他到了那里。国王出迎,给他安了居所。日本人从他那里头一次受了佛教戒律、也就是出家生活规条的教诲。

后唐之时,五台一位本国僧人看出外国佛教徒取得影响的法门,便想同他们分掌天气之权。他宣称天上的龙听他的话,风雨随他之召而来。皇帝与皇后在他面前伏地礼拜,而他并不以为在他们面前须得起身。不巧来了一场长旱,他的祈祷不能使它止。有人恼他不成,提议把他烧了;不过他获准回家,终于抱憾而死。

这个短命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大受陕西凤翔一个外国人阿支黎的影响。他朝上一位官员就为那些想取佛教读书隐退之生活的人设考试一事向他上奏。僧与尼都该在「论」、「经」与僧院的日课上受考。他同样建议:那些想作道士的人也该在那一派的典籍上受考。皇帝允了这些提议。他后晋的继者极其大方地把恩宠与封号分给这两教之人;而如所当然,外国僧人带着佛牙与别的遗物仍旧不断地来。

略后,周家的一位君主、也就是宋朝创立者的前一位,对佛教加了严厉的限制,除了得过前朝皇帝赐额的寺以外一概禁止。因此有三万以上这样的屋宇依诏被废;留下的寺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同一道诏又禁僧人与在家佛教徒截手足、烧指、以钩入肉悬点着的灯、以及同样以钩悬着铁钳。瓦特斯先生说:「我们不要笑这些自加的苦刑,除非我们也能一想耶稣的信徒也曾行过相似的苦刑而落泪——不单是个人加于自己的身子,也加于同人的身上。」

宋家第一位皇帝太祖(公元九百六十四年)派人去劝他同时的唐家之主,不要像从前那样笃于佛教的迷信。后者把这番进言受得很好,不再像从前那样看重聚在他都城里的那一群僧人。新朝第二位太宗停了僧人受戒的公试。他是那些他看出在臣民中极为通行的妄见之敌。他听说有人在收柴,要给一个决意自焚的僧人堆火葬之堆,便觉得该动手了,于是下诏禁建新寺。几年之后他改了方略;因为当时的史书记载他下令建了一座三百六十中国尺高的塔。它八年建成,佛的舍利安在里头。这里要插入一段关于这类建构的短记。

中国塔的数目极多。上海三十英里之内便有九座。塔若完好而位置得宜,无疑是这东方世界所能见的最有点缀之美的建构。人手所能给山林之景添上的,也许再没有比它更美的单一之物了。晋代(公元三百五十年)洛阳有四十二座,自三层至九层,彩绘富丽,照印度的样式所造。「塔」这个字——从前作「答」——如今通行,已把较古的名目「浮图」与「佛图」挤掉了。这种建构原来的用意是安放佛的遗物。那些遗物可以是一根发、一枚牙、一块变了质的骨、一件衣物或一只饭器。已故的菩萨与别的可敬之人的遗体焚化之后,所余便安在同名的建构里,即「塔婆」或「窣堵波」;而在阿富汗与别的从前盛行佛教之地,旅行家所记述的那些便是这个,被称作「塔婆」。

《法苑珠林》那部类书说:「若无『舍利』——

梵文作『设利罗』——那建构便叫作『支提』,梵文作『支底耶』。」它可以是为纪念佛的生地、他开悟之处、他施教之处、或他入涅槃之处而建。佛的足迹、一尊菩萨像或辟支佛像,也以建一座支提见敬。

塔若无舍利、又同任何传说无关,它的建造便只能归于中国「风水」上的理由了。这些建构被认为对它们所在的地方有极要紧而吉利的影响。捐助者的布施也被相信要以富、以寿、以罪得赦来偿报,正如中国一切布施一样。

现存的塔多半出自我们这番叙述如今所到的时代。唐代与此前各朝所建的,有许多已成了时光毁坏之手的猎物;而近世以来,有财有势的人给佛教的恩宠减了,塔的建造便全然止了,除了修复旧的。

十世纪里,闽国的王族姓王,极笃于佛教〔注三十四〕。福州城里那两座点缀它的塔便出自他们。公元九百四十年,那位王度了一万人受戒。

凡佛教信徒眼中所珍之物都可以安在这些建构里。有一座是皇帝依玄奘之请所建,用来存那些新到的梵文书,免得它们因无人照看而受损。它高一百八十英尺,有五层,每层正中安着舍利;里头还有碑,刻着皇帝与皇太子给玄奘的译本所写的序。

大的佛教建构花费极大,有时便使那些较自负的僧人作出莽撞的决意。有一回,宁波以南那所宏大而古老的天台寺院里有一个僧人向皇帝自陈:他愿在某所寺建成时投身火中。他的愿被允了,并派了一位官员去看着寺建成、看着这桩事办了。柴堆堆好了,便唤那僧人出来。他推托,可是无用。他环顾聚来的人群,想找一个人救他;可僧人与百姓中间,没有一个肯帮这个被自己的蠢念所害、浑身发抖的牺牲者。皇帝使者严厉的声音命他登上柴堆。他还磨蹭,终于被从人抓住,强按在柴堆上烧了。

皇帝们对佛教的举措,同近世一样,极其前后不一。恩宠给了僧人,而偶尔又下诏想抑这一体系的长进。皇帝们以华美的建构供行偶像之事来满足自己私下的性情,同时又以公开的诏告斥这个宗教,向文人儒者的成见纳一份贡。

真宗是佛教的护者;他一朝里提到有一位印度僧人译了《佛吉祥经》与别的书,共二百多章。

仁宗于公元一千零三十五年指派五十名少年习梵文,想以此保存梵文典籍的知识。此前几年,关于印度「摩揭陀」——比哈尔——人法天本的一条记载里说:他译《无量寿经》与别的书时,得了一位通梵文的中国人相助。这些事实同中国可能存有梵文写本一事相关。到如今只在华南发现了一部那种文字的旧写本。本国的著作里讲到外国字母时,偶尔引入几个字作样〔注三十五〕。《天台山志》里关于国清寺的一段记述说:几百年前那里一场火中只救下一部书,是写在印度的「贝多」——即棕叶——上的。我同两位同伴访天台——那是一处富于佛教古迹的地方,是东中国那宗教最早的、而除普陀之外最大最富的一座道场——因此发现这部书仍在那里,不过在高明寺,并且是以梵文字母写的。我叫人抄了一本送给威尔逊教授;可抄者的活做得太不确,以致读不成。天台在宁波以南约五十英里,以景色之美著名。作为僧院之所,它起于四世纪,而普陀不早于十世纪。浙江省海景与山景交融得那样丰茂;佛教僧人那些入画的居所聚得之密,看来甲于他处。他们同英国那些生活方式在许多点上极相似的同时之人一样,极懂得择那样的地方:眼前展开的丰美山水,可以稍补他们被逐于人世之乐的缺。他们在编造神异的来客去充塞自己所择隐居之地的林与石上,也一样富于想象;那些来客的位分或善行,给人所见其行迹之处添了一种神秘的圣洁。他们又一样轻易地编出奇异的传说,作为给那样被赋以虚想之不朽的主人公建庙的根据。东方宗教虚构里的菩萨与「罗汉」,对应于西方所敬的圣徒与殉道者。

择定许多大佛教之所位置的人,必定有一双会看自然之美的眼。如今通常所见那一类无知而不思的僧人,志向不过是数珠、唱经、照规矩行叩拜,绝不可当作早期佛教僧人的样本。佛教兴盛之日,人对这一体系更有虔心,对它的性质也比如今领会得好得多。在山间高处择幽美之境以行其仪、并不惜钱财以中国建筑最堂皇的式样造合宜的屋宇,同对这宗教更真切的信是极相称的。只有假定对这一体系的原则有真切的依恋,仿古印度之习以火自毁之事才解释得通。史书说:仁宗以极高的恩宠把天台僧人的几部著作收进佛书的标准之本里,于是有一位僧人行了这桩可怖之事以表他对皇帝之恩的感谢。把自然与人工所能得的至美合在一处,另一个占上风的动机无疑是想造出动众之效,并在富人与迷信者前来朝拜时给他们提供吸引。

这些地方里,全中国再没有比舟山以东的普陀岛更有名的。它约在公元九百十五年被佛教徒占住,离这番叙述所到的时代不过几年。它奉「观世音」,那名字是从梵文「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译来的。另一位虚构的菩萨普贤,在四川峨眉山受同样的敬奉。安徽九华——在池州府稍西——则有另一位大菩萨地藏受着专奉。这些道场、这些如来信徒的大聚会之处,第四处也是最后一处,便是前面已提过的山西五台的「文殊菩萨」。「普陀」之名同印度古地理里所称的「补陀洛」或「补陀落迦」是一回事。《华严经》里说观世音曾在那岛上讲佛法。原来那岛位在印度地理家的南海里,所以普陀又称「南海普陀」。宋元两朝里屋宇不断添建,到了今日的规模。从中国各处来朝这圣岛的僧人,数目极大〔注三十六〕。

不过常住的人不如天台之多。天台这时已以开出一个新派而著名。前面所说那些被同梵文译本并列的中国作者之作,便是这一派的产物,那派叫「止观学」或「天台教」。通行的祈祷之书《大悲忏》也出于同一来源。这新派的用意是把观想同像的崇拜合起来。那些关于几个人齐声跪拜唱诵的规条极繁极细,而行者同时要设法把念头定在某些虔敬之对象上。这一套同菩提达摩那纯粹心上抽离的一派不同之处,在于给虔敬之念添了感官之助。偶像的艳丽、许多人在一位司时之人指挥之下跪与立、默想与高声诵念:人相信这些同一番力求纯粹宗教冥想的努力合起来,会有极有用的影响。合这两种成分,本意是要比从前的法子大有改进。最初的佛教崇拜没有为冥想之能作明白的安排,因此沦为最枯的形式。这一派今日通行的仪礼便是例证:它所现的是毫无敬意的姿势,以及对外国字句毫无情感的死板重复。这新一套的创者智顗,住在六世纪后半的天台。他所立之派的主要著作,要过四百多年才被收进佛教的标准之书。他所用的名号是「天台智者」。这样引进的仪礼至今仍有它的声名,凡愿在这宗教的礼事里灌注比日常拜佛者所求更深之情的人,都行它。

中国佛教这些变动的形态——另有一些此后还要记述——于人类的宗教史、于我们这一族的纪年里那最有意趣的一章,是并非无足轻重的事实。人之本性守其自身,便要在源起、原则与地理方位最不相同的宗教上走同一轮的变样。基督教在它历代所取的形态上,大受人身上固有的那些自然的宗教之情的影响;那些情是一切迷信之母,而同神力所赐的新的灵命无关。这一事实在教会史里显得分明,它使基督教同别的宗教之间的史的比较成为可能。比方说出家之制:它在佛教里,照它最早的书所显,起于这宗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而在基督教里却是一桩新起之事,起于许多人所感的那种愿望——要不被世俗之累所扰而常务宗教的冥想。两教的历史里都有过那样的首脑之士,他们抬高冥想而贬损外在的形式。又有人单想以可感的表象来唤起宗教之情。第三类人则把二者合起来。可是当佛教进而否定一切思、一切行与个体之存在时,这比拟便不成立了;因为哲理虽屡屡广泛地侵入基督教的战场,却从没有人试过在这样一种哲理的根基上造出一种新的宗教生活〔注三十七〕。佛教的派别另有一种分法,即「宗门」与「教门」;要指其别,最好用「内秘」与「外显」这两个词。前者的头一支是在祖师菩提达摩带来那件相传的标记——汉文叫「正法眼藏」——时入中国的,而他所立之派是其中最高的一种。那些法术的咒语「咒」——即陀罗尼——也属内秘的佛教。这些幼稚的产物在它们原来的梵文里

同在它们移译的汉文形态里一样毫无意义,可人相信靠它们能行各样的奇迹。经典与祈祷之书,连同文献里别的部分,都属外显的佛教;外显又包括一切立身与崇拜之规。关于这一分法,本国所用的词是「显」与「密」。

中国政府专断的性质,在它对宗教的处置上屡屡显出。即便没有动用迫害,干预佛教与道教内部规条之权也常被揽去。于是宋朝皇帝神宗命把许多称作「寺」的庙改为称作「禅院」的僧院,供奉菩提达摩那一套的僧人之用。他的继者也下了类似的诏。一千一百十九年,徽宗依林灵素之议,命把佛的称号改成同道教神仙的称号相像的一个。他要被称作「大觉金仙」;其中「觉」是「佛」字的译义,而「金」则代表他的像所认为所铸的材质。别的印度称号也奉命弃去。「僧」人不再以「僧」为名,要叫作「德士」,意为「有德之士」。「寺」与「院」要取「宫」与「观」之名,那是道教所用的词。这桩想把两教合而为一的徒劳之举,第二年便放弃了。

洛阳城里程氏两位兄弟哲人立起来反对佛教的葬仪。可一位景仰他们的人把他们比作急流中间的岩石:那岩石只能把湍流的奔势挡住一瞬。

司马温公不久之后写道:人不必为脱地狱而行葬仪,因为天堂与地狱都不可指望。身死而朽,神则飞去,被一阵风带走了。——见瓦特斯。

那时同今日一样,富人请佛教僧人去为死者行一套仪轨。奉孔子的人毫不迟疑地请另两派的僧道来,为已故亲属的灵魂念那些他自己并不信其有效的经。在东方人那里,宗教信念上的诚与独立,极容易让位于那种被认为必需、而其实虚假的外在的敬意之表。有一位官员死之将近时禁人在他葬上用佛教僧人,这件事便被当作异事记下来。他为自己辩解时引了一位作者的话:「若无天堂,便不必求之;若有,善人必往。若无地狱,便不必怕之;若有,恶人自往。」

佛教兴盛之时,人要从皇帝那里得一纸许可才能作「和尚」,即僧人〔注三十八〕。这一习被废之后——如公元一千一百四十三年在杭州为帝的高宗所废——佛教教阶里较高的人便自行发给入门的通常凭证。于此,那位皇帝的用意便落了空:他本辩说若无皇家的扶助,僧院里的人便要日减,直到死亡办成前朝皇帝们以迫害所求之事。新受戒者为行入门之礼而去拜某寺的首座僧人时,通常要在他剃光的头顶上烧出一个凹痕;每重去一次便再烧一个。僧人以能在自己光头上显出这些排成方形的尊荣之记为荣,因为它们证明他为得今日的地位所行的克己。

在这相对较晚的时期,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影响不绝,有种种凭证。《宋史》在它关于印度的记述里,详载公元九百五十一年有一位僧人三曼多带着一大群同伴自西印度来,属十六家。九百六十五年,一位名叫道圆的中国僧人从西方诸国之行回来,带回舍利与写在「贝多」——即棕叶——上的梵文佛书四十卷。他在外十二年,其中一半住在印度本土。他是循常路、绕那座叫葱岭的大山体的西北而回的。他回来后把自己的游历奏告皇帝,并把梵文书给他看。第二年有一百五十七名中国僧人得皇帝之许,一同启程去访印度、求佛书。他们经过布路沙与「迦湿弥罗」;可他们此后的行止便无记载了。十世纪后期,梵文写本不断大量到朝。有一回来访的是东印度一位国王的儿子。我们所据的书接着说:他之所以离本土,是因为照习俗,已故国王的幼子们要把长兄留在家里继父之位,自己出家为僧。他们随后游往别国,永不回来。这些从《宋史》里引出的话之所以续引,是因为它们不单本身有价值,还因为佛教何时被逐出印度尚有未定之处,而它们或可助定此问。九百八十二年,一位华西的僧人从印度回来,带了那国一位国王给皇帝的信。那信奉皇帝之命由一位印度人译出,内容是为中国厚待佛教致贺,并附有关于印度与邻国的地理详情。第二年又有一位中国僧人从印度由海路带着佛书回来。他路上在三佛齐——那是柬埔寨西南毗邻的一国——遇见一位印度人,那人愿到中国来译佛书。皇帝便请他来做这事。中国史书里关于印度的佛教徒在缅甸半岛的踪迹,记得不少,其中有些属婆罗门种姓。婆罗门教日起的势力、以及印度较近世的种种信仰形态,把释迦的信徒不但赶进北方之地——他们在那里把自己那一套传遍西藏与鞑靼,并由此有许多人寻路到了中国——也赶进了孟噶拉湾那一边的岛与国。比前面所说那个年份晚几年,有一个中国人、同他一位外国佛教僧人,带着北印度国王给皇帝的信而来。另有一位婆罗门种姓的佛教僧人,同一位奉别教的波斯人阿里因,也被记作到了京师。前者在他关于本国的记述里提到佛教是国王所护的宗教。这时有几位由海路来的人,话说不通;可他们所带的像与书显出他们是佛教徒。另有几次印度人到来也有记载;而他们据说献给中国皇帝的那些书若仍存在国家的档库里,那里的佛书梵文写本便不会少。

佛教的典籍虽大体已译毕,宋元两朝所添的仍为数不少,而「卷」的总数从四千二百七十一卷增到四千六百六十一卷。

关于高昌——中国西北的回鹘之国——的记述说:那里所用的历法,便是八世纪初唐朝朝上印度佛教徒所传入的那一种。有五十多所佛寺有同一朝皇帝所赐的碑;而同佛教汇集的圣书一起保存的,还有借印度人之助所成的早期中国字书〔注三十九〕。读者不难想到:汉语的佛教经典在当时已通行于中国西北边外诸国,如今在日本、琉球与朝鲜仍旧如此。

书上又说:「那里也有摩尼与波斯『僧』的庙,各行其仪。这些便是佛经里所称的『外道』。」这必是指摩尼教徒、拜火之人,大概还指景教徒;景教徒在西安的碑上以佛教的「僧」字自称,取「僧人」之义。从《宋史》里那一大段关于日本同中国往来的记述看来,当时与此前多数使节的用意都是佛教的。使臣是僧人;他们求的是那种在日本只闻其名的佛教之书;他们访的是山西五台山那样著名之处;他们在某些派别——如天台——主要讲习之地研习那些派的教义;他们对玄奘那样的行脚人怀着崇敬,而他所托付给他们的经、律、论,守护得格外小心。所说那段记述留在读者心里的印象是:日本早期不绝的使节,性质上明显是佛教的。这也许只是因为那些使臣都是僧人,而另有别的缘故使这一行业的人被派去当此差。不过它至少表明:日本的佛教僧人长时期里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第一位蒙古皇帝忽必烈汗笃于佛教。祭中国国家所奉之神的皇家庙宇被改作佛教之用;道教被迫害,而所有奉佛之人都奉到谕令,要在一切僧院里勤诵圣书。忽必烈的朝臣劝他遣军去征日本时,他以那是一个尊奉佛戒之国为理由而拒了。他派了那一派的一位僧人作使臣,可那国的王不肯依他祖先之例,不肯送那种使东方人的虚荣得意、并标示小国之君对强邻恭顺的贡献。于是派了十万兵去强立对日本的宗主之权,而他们渡海时覆于风暴,是史上众所皆知之事。

蒙古人早先对佛教的依恋,在他们所推翻的那一朝的史册里最初关于他们的记载中便显出来。他们还只据有中国北部时,已有不止一位佛教僧人被授「国师」之职。其中第一位是那摩,西方一国之人。另一位是发合思八,即「八思巴」,一位「吐蕃」人;他依本国文字造了一副新字母供蒙古人用。它以忽必烈汗之权颁行,可没有能通行开,也许是因为那些字母不如那套取自叙利亚文、早已从景教徒那里采来的文字简便。

忽必烈的继者一朝里,史家抱怨说:拨了三千两金去以金字写佛书,而为这宗教所费的别项也同样奢靡。《元史》写出了忽必烈偏爱佛教的政略之意。他既作了一个荒野广大之国、一个难驯好斗之族的君主,便决意为给他本土的荒野一副文明的面貌、为把臣民天然的粗野磨平,照中国之式建城、设各等官员,并把百姓置于一位公立之师的教导之下。一位佛教僧人居此职,而他只次于首席的俗官。他的令受着同皇帝诏告一样的敬重。朝上一切官员齐集时,只有他仍坐在屋角的地上;而他在朝上所受的礼遇,是人臣所能得的最高之礼。

儒者史家对这类事的议论自然是刻的。称赞佛教不合旧例。斥它则是文人的风气。他们执史笔时,若有迷信的皇帝与佛教的得势要现在画上,便把颜色加深。他们所记的斥责,是当作一桩痛苦的本分来记的;而正如人有痛苦的本分要行时常有的那样,他们行它时所觉的快意,比他们愿承认的要多。

十三世纪将终时,奉皇帝之命对中国的佛寺与僧人作了一次清查。前者报为四万二千三百十八所,后者为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三年之后、忽必烈一朝之末,有一位僧人自「西番」来作「国师」;皇帝惋惜自己不能同他交谈,便命蒙古人噶鲁坛那思去学西藏

语。这桩差事一年便办成了;那记述说:把佛教的经与论自「西番」与梵文全译成蒙古语、并以回鹘字母写成的译本,在元朝创立者身死之年、公元一千二百九十四年献了上去。他命把它刻成版,分给本族的诸王与大酋。历代蒙古皇帝一朝里关于佛教的记载极多,不过那些也许更属蒙古与西藏的佛教,而不属中国的;所以只须略加回顾便够了。奉皇帝之命,京师的僧院里常以西藏语诵经。一千三百二十四年又有一条佛书译成蒙古语的记载。它只说:那时自西番语译出,而以「回鹘」文字写成。得「国师」或「帝师」这最高宗教之号的都是外国人。其中一位乞剌斯八斡节儿,甘木鲁国人,少年时便学了回鹘与「西天」——意为「西方之天」——的文字,即梵文。一千三百十二年他奉皇帝之命译佛书。他从汉文译了《楞严经》,那是中国文人认为佛书中最好的一部经。他从梵文译了四部经,又从西藏文译了别的,共一千「卷」。他因被疑同波斯东境安西国的国王之子合谋叛逆而被处死。

蒙古皇帝在中国短暂的权柄期内,对他们所奉之教始终不渝。它同它此后一直所是的一样,是他们的国家之制之一。百姓接受他们的首领替他们所定的宗教。在中国的百姓中间,佛教屡屡要同文人一类与国家的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敌意相争;而蒙古人则毫无妒意地看着这宗教的僧人被升到国家最高之职,并无人置疑地保着他们在人群中最有影响的那一体的地位。

奉湿婆之教所引入的那些不堪的图像,被西藏的佛教徒所效。一位西藏僧人把它们带给蒙古皇帝之一时,据说他赞许地受了。中国百姓听说这样的图像获准去败坏皇宫中人的德行时,都为之愤慨。至于眼下,虽有些著作家说法相反,中国的佛教里看来没有任何这样做法的痕迹;可在北京的喇嘛庙里却找得到。

想访他们宗教最初之家的好奇之心,那时还没有完全离了中国的佛教徒。这一时期之初,一位名叫道悟的中国僧人因读法显与早期佛教行脚人的记述而动了心,想在同样的事上试试自己的运气。他过了沙漠,经龟兹与沙剌二国到「罽宾」。他在那里学了佛书原本的语言,得了一部讲观世音入佛道之事的经,又折而西行,经月氏之国而入印度。他由海路回到广州。不过这是这一类里最后的记载了。

元朝倾覆之后,有一段时候并没有对佛教的反动。中国以西诸国这一教的僧人仍在朝上受欢迎,又有诏颁出,称赞这一体系有益的趋向。有一位官员为此敢去责第三位明朝皇帝,便被这一问问住了:他是想效韩文公么?公元一千四百二十六年,接位的那一位命为想作僧人的人设考试。这时同从前有时所发生的一样,政府的注意被僧院日增的田产引了去。一千四百五十年,禁任何僧院有六十亩——即六千平方英尺——以上之田。超出此数的给穷人去耕,由他们向皇帝纳税。同样干预僧院产业之举,前一朝也有记载。十六世纪嘉靖之时,有儒者上奏想重兴迫害,可他们所成的只是毁了属于宫中的佛堂。某些自称自西方来的僧人仍得高号。他们被称作「上师」,而不是元朝所给的「帝师」。

明朝末年,佛教的新敌到了中国。天主教的传教士继伊斯兰教徒之后起而抗偶像之拜。基督徒举起敌对之旗,对这个宗教比对那个国有的宗教更有理由,因为国有之教里并不含像的崇拜。利玛窦同一位住在杭州的有名的佛教僧人有过一场论争。有人颇有理地向佛教徒逼问道:他们轮回之说若是真的,那么婚娶便是不该的,因为怕娶了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佛教徒答说:占卜可以显出事实是否如此。利玛窦最著名的归信者徐光启写了一篇短文反对佛教,以通俗之笔论斥它几条主要的教义。它以一章反对祭祖作结。那书叫《辟释氏诸妄》,意为「揭佛教徒之诸妄」。

满清的皇帝里,顺治是佛教之友,还给菩提达摩门下的几部著作写过序;可他的儿子康熙晚年对除儒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极厌恶。他的意思载在《圣谕》——即皇帝给寻常百姓的训诫之书——里。

因为被收进《圣谕》,这些见解传得极广,至今仍为人所广泛赞同。作者引了宋代的哲人与评家朱熹所下的断语,说佛教徒于天地、于身边所行的一切都毫不在意,而各各专顾他那一个心。他们随后被斥为编造关于来世苦乐的无据之谈。他们被责说做这些只为谋利,又为同一目的鼓动乡间百姓大批聚于寺庙;名为烧香,实则行最坏的恶事。

在蒙古与西藏,政略使满清的皇帝取了极不同的口气。那些地方的喇嘛在北京受着极大的敬礼,而且一向小心避免激起一种会带来危险的宗教仇视。

眼下在中国那些外人观察得到的地方,每一个乡村都有它一年一度的节会;那时有成千的人从几十英里之外聚来,看抬像的仪仗,并参与那一天所献给的拜像之仪。在百姓看来,聚会之处是佛寺还是道观都一样。他们在哪一处献上礼拜与供献都同样情愿;而关于任何偶像之力的故事,无论怎样说,他们都肯信。

受过教育的人的心情同这不一样。他们鄙弃佛教在民间的那种发展——以为它只是拜像、以钱买有势的无形之众的庇护——而饶有兴味地读佛书里那些带着一脉玄思、又以雅洁之辞表出的部分。他们为其意之深而研佛教,同时仍守孔子,以他为自己在德与教上所择的师。这一体系广博的文献里,容得下口味极不相同的读者。有几部书以玄理的论辩为其显著之处,明达之人读之为乐;而对他们另有一重吸引,是那些相助译经的学者所取的极好的本国文笔。比方说《金刚经》与《楞严经》便是。

不过也有不少真诚的佛教徒,多半在社会的中等之家;他们相信诵圣书有大功德与大效力。他们比那些单烧香以求某几种福的人志向更高。他们从事读这些书,或入隐者与僧人的生活,指望息了情欲、把心训于德。

在大的佛教之所附近,常见得到隐者。他们住在山腰的洞里,或住在一间关闭的屋里,若干年内从不离开。他们的头发听其长而不剃。他们的食物由邻近僧院的僧人送来。他们把时间用在诵圣书、思佛法、照料自己的居室、以及给释迦牟尼像前的香炉添香上。

前面这些篇页可以看作中国佛教外部历史的一个概述。此后要呈给读者的,是这宗教先后分成的各派的记述。

印度科学与艺术附记

印度人从巴比伦与别的西方国土借取极多。他们在八、九世纪给中国人讲授算学时若用了我们所称的印度算术记数之法,那是因为他们早已从巴比伦的师傅那里学来了。美索不达米亚算学铭文的破读显出:远在大卫与所罗门的时代之前,那种记数之法在那里便已通行。艺术上亦然,印度人是仿希腊人的。亚历山大侵印度之后,印度人才成了雕刻家。他们借希腊的启示雕出佛教的饰带。文森特·史密斯在皇家亚洲学会孟噶拉支会会刊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卷里说:印度人筹划屋宇、造像与立柱时,所循的是希腊的原型。这便是轮回之说在印度文献里出现得略晚的缘故。

(原注一:他在公元六十一年得此梦。所遣者十八人。他们到了同印度接界的月氏之国,在那里遇见那两位婆罗门。他们骑着白马而来,带着画、像与书;到华是公元六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他们见了皇帝。)

(原注二:即大夏,古汉语读音相近。在此前二百零七年,大夏人与噶塔人曾在战阵上被亚历山大所败。大夏斯坦同里海接界,成了那海的东南之滨。)

(原注三:他以解释塔铃被风吹响之声来预言未来之事。有一回他把水放在一只空花盆里烧香,便有一朵蓝莲花盛开而现。)

(原注四:又用「桑门」二字。「沙门」之义是「息诸情欲」。汉文的译语是「息心」。)

(原注五:见《晋书》。)

(原注六:《佛国记》,雷缪萨所译;上文所举几桩事实有取自它的序的。原书《佛国记》收在那部叫《说郛》的丛书里——那是顺治一朝的一部丛书,收新旧书与摘录。又收在《汉魏丛书》里。)

(原注七:这里所用的是「中国」通行的印度之名,汉文写作「震旦」。佛书里所见的另一种写法是「支那」。从这些字的用法可以明白:那个时代把汉文译经的印度人并不把「中国」一词看作一朝之名,而看作它所指的那个国土的本名。这便使那个把「中国」一词的来源归于公元前二百五十年的秦、或公元三百年的晋的通常说法大为不定。这个词作为一个民族之名出现在《摩奴法典》里——那法典据推想成于公元前一千年至五百年之间——又有以赛亚书里「西尼」一词之用:这些都表明它比这两朝中的任何一朝都更古。有人推想:那个后来长成同名之朝的强大的封国秦,也许便是整个受周天子之统的国土为印度人所知的那个名目之所出。秦占的是如今所称陕西与甘肃的西北一带。中国这一部分,正是从喀什噶尔、撒马尔罕与波斯来的商人最先到的地方。佛书里所用的另一个印度之名「震旦」,也许便是托勒密所说的「提奈」。最初的佛教徒到中国时,写这两音节中第一个所用的那个字读作一种音,不久之后读作另一种。在儒莲的《方法》一书里,它的梵文对应之词是另一形。那便略晚了些。既已把这个词追到印度,何不就让那个国去担它的词源之责呢?)

(原注八:当时扬州的辖地包括江南,并及河南与江西的一部分。阎浮——南方之洲——是印度人所分世界四洲之一。印度在它的中央。)

(原注九:即师子国,意为「狮之国」,译自梵文「僧伽罗」,「僧伽罗人」之名即由此而来。)

(原注十:佛教徒开悟到足够的程度时,心里便现出一幅佛法的承载之相。它叫「法身」或「法相」。别处——如《金刚经》里——它被说成一种可以到达之境;可这里它似乎更指心所见之物。)

(原注十一:即「九泉之下」,是指「死」的常语。)

(原注十二:即「壁观婆罗门」,古汉语的读音略异。)

(原注十三:《北魏书》所载释迦牟尼生年为公元前六百三十八年,比通行的年代更接近证据所要求的时间。)

(原注十四:梵文学者对这题目所感的兴味,有从前牛津梵文教授威尔逊致包令爵士的信为证。他请「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注意玄奘在唐代所作的译本,以及那位行脚人带回本土的梵文原著。

汉文译本,我住上海时为印度事务院的藏书室搜集了五十多部。近来毕尔牧师在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伦敦东方学大会的会刊里,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些译本的有意趣的记述。)

(原注十五:在公元二百二十六年。这位罗马人名叫秦论。他把他的国向这位中国君主描述之后,便被礼送回去。他的名字作汉文之形看去像是译出来的。见《梁书》印度条。)

(原注十六:梵文作《萨达摩芬陀利迦经》。)

(原注十七:即《长阿含经》。)

(原注十八:瓦特斯先生引《唐鉴》第三百十六卷说:「几乎家家都归信了,而受戒者之众,以致田间的活计常常因缺人手而被耽误。」)

(原注十九:见我的《汉字入门》。)

(原注二十:雷缪萨推想:这副字母是朝鲜人从契丹与女真借来的;那两族曾自造文字,并在十一、十二世纪治朝鲜。可这一假说同一个事实不合:朝鲜的字母更像西藏与梵文的字母。)

(原注二十一:这里所说的「六道」,是在轮回的流转里,凡未被佛的教法所度的人都要生入的那些存在之态。它们是:一、天,即印度人的提婆;二、人;三、阿修罗与魔,是较高等的鬼类。这两个词都是移译而来的。前者所用的汉字如今读作「修罗」,古汉语读音略异;后者所用的字是「魔」,那是梁武帝为此特造的,在有些方音里已成了寻常口语里的「魔鬼」,意为「鬼」。四、「地狱」,即沉沦者的牢;五、「饿鬼」,即游荡的饥饿之灵;六、畜生。

以「天」字作有位格之义去译梵文的「提婆」——无论单数还是多数——在佛书里也许比它作方位之义的用法更常见。在解说这个字这一新义时,「提婆」被音写作另一形。)

(原注二十二:约在此时,发生了波斯王库思老与突厥人在一方、拜占庭皇帝在另一方的那些争战。被吉本那支繁富之笔所述的同一些事,在《唐书》里以更简省的形式出现。这也不奇:中国的行脚人往印度去时要经波斯的东境,而君士坦丁堡王位上的人又屡屡遣使来华。这些使节的记载保存下来两条,其意趣足以为一段短短的旁枝作辩。史书说:公元六百四十三年,拂菻国之王波多力遣使来献红玻璃。这位王是拜占庭的皇帝,由史书里紧在此前关于波斯之事的叙述便可见。那里说:「隋朝之末——隋终于公元六百十七年——西『突厥』的『可汗』攻『波斯』,杀其王库萨和」——即库思老一世,又名努什尔万——「其子施利」——即霍尔木兹——「继之。他死后,库萨和之女被立为女王,却被突厥人所杀。施利之子延迦」——即库思老二世——「逃往拂菻。」吉本说他是投奔了罗马人。「那国的人把他接回去立为王。他被伊牙支所刺,由他兄之子伊嗣侯」——即伊嗣俟——「继位。」这位君主于公元六百三十八年遣使来华。他因行止失当被贵族逐走,逃往阿富汗的一个部族吐火罗。路上被阿拉伯人——大食——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向长安的朝廷求援以抗那不可敌的阿拉伯人,可是无效。这末几节详情,吉本是从德经那里取来写进他的叙述的。那么可以推知:那位波多力王便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一千零八十一年,又有拂菻国之王遣使来华,那王被称作灭力伊灵改撒。这「改撒」——即「凯撒」——该是那一年死去的尼基弗鲁斯·巴塔尼亚特斯,或是他的继者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在《金石图说》——一部讲钱币与别的古物的中国之作——里,有这位君主一枚金币的粗拙图样。

「拂菻」这个词显然同西藏语的「披林」与印度语的「费林吉」是一回事;照霍奇森所说,那些必是「法兰克」一词的异写,而在西亚,那是通称一切欧洲人的。近世的中国著作家以为犹太便是拂菻;可那些旧的章句——在叙利亚的碑上以及别处——凡就自然形貌描述那个国土的,无论用这个名还是用「大秦」之名,若解作罗马帝国都读得通顺得多。)

(原注二十三:这部书近来已在那部题作《守山阁丛书》的集子里重印,刻于上海附近的松江。)

(原注二十四:见威尔逊教授的信,由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在香港刊出。

玄奘所采的拼写之改,可以用来说明:汉文佛书所译自的是梵文原本而非巴利本。他把「塔」拼作一种带起首齿音的形式。那词巴利文作一形,梵文作另一形。玄奘之前,起首那个齿音没有写出来,大概是为省,或是受某种印度方音的影响。别的例子也还可举。这些拼写之改另有一种用处:同此前的音写相比,它们是汉语本身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指标。为便利起见,佛经翻译的时代可分三期:一、公元六十六年,佛教入中国、《四十二章经》译出之时;二、公元四百零五年,鸠摩罗什的时代;三、公元六百四十六年,玄奘的时代。梵文的那个音节从前是用意为「文」的那个字写的。玄奘改用了一个如今同那时一样读作另一音的字。他把恒河之名从「恒」——意为「常」——改作「殑伽」。同现存方音相比,可以毫不迟疑地断定:所择那些字在当时华北所取的音,近乎梵文的读法;而这一个例子便是许多同时经历同一变化的字的指标。这里所举的三期,有助于补出这些变化的年代——那些变化几乎遍及这语言里所有的音。于此再加上别的助力,官话的年代便可相当确定地定下来。)

(原注二十五:同一作者另有一部讲梦之预兆的书,也有译本提到。)

(原注二十六:见一千八百五十三年的《上海历书》——「中国科学杂记」。)

(原注二十七:他是中国密教一派的首要代表,也是盂兰盆会的创者。他又称不空金刚,他那一派便是所谓瑜伽行派。——艾特尔。)

(原注二十八:梁武帝死时八十六岁。他所立为继者的养子截了这位年老皇帝所需的食物之供,他便因此而死。)

(原注二十九:瓦特斯,见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中国评论》第四十页。「唐佛」这句谚语,意思是笃于佛教,笃得如唐朝一样。)

(原注三十:佛教僧人另两类是:一、「律师」,即持律之人,他们赤足而行,严守佛教早期为一切入苦行生活的人所立的规条;二、「法师」,即行僧人常务、从事向众说法、并研习本教典籍的人。「禅」字——古汉语读音略异——本义是「让」,在佛教徒取它来译梵文「禅那」之前,并无「观想」之义——而那如今是它最通行的义。这个字在汉文书里全写作「禅那」,释作「以观想或静思自改」。也许在那样早的时候,耆那教、或印度至今尚存的某个已失的派别,曾向东扩展。菩提达摩的佛教同中国已有的佛教之间那显著的不同,须有这样的假定才解释得通。这三类至今仍在。寺里所遇的寻常僧人被认为不配这两个名目中的任一个;不过假定他们尽了本分,便算「法师」。出色的僧人被称作「禅师」。直到极近之世,皇帝一向习于给出色的僧人赐名。早期的译者被荣以「三藏法师」之号。在通常的情形里,皇恩赐给那些因学问与品性而被认为当得起的人的新名之后,所缀的只是「禅师」之号。)

(原注三十一:瑜伽、即瑜伽行一派,是无著所创,而由不空在中国传其一套。它把婆罗门教、湿婆之教、以及得自尼泊尔的禅那诸佛之说,同大乘的哲理合在一处。)

(原注三十二:见那部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的书,意为「有千手千眼与慈悲之心的观世音菩萨的法咒」。「陀罗尼」在梵文中意为「咒」。又见那部极通行的《瑜伽焰口》,僧人普遍以它作为饿鬼得益的法事之本;那些饿鬼因僧人的咒而带着「焰口」自地狱前来,受「甘露」而得解脱归去。)

(原注三十三:这些关于外国佛教徒的记载,取自那部有名的类书《文献通考》的续编。)

(原注三十四:瓦特斯,第四十二页。)

(原注三十五:梵文字母也见于《瑜伽焰口》一类书里,任何僧院都看得到。北京的庙宇屋檐之下见得到写着的梵文句子,多半是咒。有些写本被人拿到外国侨民处求售。它们是以较晚的天城体写的,顶上那一道横线自左而右,形状分明。又有刻在「八角石」上的梵文铭文。那里的天城体是较古的一式,没有顶上的横线。它们出自金朝。)

(原注三十六:普陀的藏文铭文屡屡引起外国游客的注意,大概出自那个国土里某位远游的信者。观世音是西藏人全族的护持者;而照古伯察告我们的,刻着「唵嘛呢叭咪吽」——这句在普陀的石上也有——的碑,在那里到处可见。)

(原注三十七:孔德与他那半打追随者想在哲理的根基上造出一个宗教来,那番尝试显著之处只在于它的失败。)

(原注三十八:照汉文的《佛传》所告我们的,「和尚」一词是从「于阗」、即和阗——喀什噶尔东南——的语言里移来的,而本来是从梵文「优婆塞迦」译出的。「和尚」如今是佛教僧人的通称。他们自己也用「出家人」,那是一个同它可以互换的汉文之词,意为「离了家的人」。梵文另有一词意为「无师自悟之师」,而喀什噶尔与于阗方言里另有一词,到汉语里便成了「和尚」。——艾特尔。)

(原注三十九:如《经韵》《玉篇》等。)

第八章

中国佛教的诸派

印度内秘诸派的生长——耆那教徒——他们的二十四祖之系——菩提达摩在南印度领了一个新派,而从耆那教徒的立场看是异端——他在中国创立禅观一派——龙树,这一派最受尊崇之书的作者——宗念——教门——宗门的分支——宗门诸派在旧的正统看来是异端——宗门教法的样品——临济一派——自称持戒极严——其创者卒于公元八百六十八年——他的塔在直隶滹沱河畔——同欧洲关于绝对的思辨相似——佛教是泛神的么——外显诸派——律门——瑜伽行——法相——中观——法性——净土,即「净土」或「西天」之派——天台——净土一派的诗。

佛教作为一个有书有像、立独身之誓与出家之制的宗教,早已入了中国,并广传了几百年,然后才听说有什么派别。中国的佛教徒渐渐知道了祖师、知道了禅观一派及其许多分支。

我们被告知:当书籍之用泛滥过度、而人性的真面目被遮住时,菩提达摩带着他自家的一套传承来了——那便是:人靠觉知自己的本性便能得佛之境。他成了内秘诸派的主要创立者,而内秘诸派分作五大支。

内秘诸派通行的称呼是「禅」,梵文作「禅那」;如今那个字所取的音已变。

汉密尔顿博士讲到斯瓦拉克、也就是耆那教徒——印度至今尚存的一个佛教派别——时说:他们奉二十四位大师,称之为「化身」或「蒂尔丹迦罗」。「蒂尔塔」指化身,或指任何一派的异端之师、非佛教的苦行者〔注一〕。罗德推想耆那教徒是阿修罗与罗刹的后裔,那是同早期印度人为敌的种族〔注二〕。可他们倒更像是一个学派。

中国人有二十四祖之系。可以假定它便是耆那教的二十四祖。那么菩提达摩便是一个异端,是自婆舍斯多起、从耆那教祖师名录里分出的一支的续者。祖师这一分支——包括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与二十八——所在之地是南印度,因为这四位祖师或是南印度人、或至少在那里勤力从事。也许不如说:耆那教徒同菩提达摩一派,二者都是自一个共同之本分出的支,而那一本自迦叶之时便认祖师、自那时便守内秘之教。

《佛祖统纪》的作者以四章述佛的生平之后,在第五章里记二十四祖,又在第六、第七章里记所选的九位祖师。那九位里只有龙树是外国人,而那八位本国人没有一个在菩提达摩的五位正传继者之中。他们里头有:一、高慧文,公元五百五十年;二、李慧思,南岳一派的创者;三、天台的陈智顗,那一派的创者。另五位我便不提了。

随后他又选了八位。此后他把每一支相承的历史一一叙来,直到述完了极多大小轻重不等的各派之师的生平。此后他才给菩提达摩一派留出地方;不过关于这一派,他写得相当简略。

《三教义疏》的作者把菩提达摩放在要紧得多、崇高得多的地位。若说志磐之见更能代表古老正统的佛教之见,那么这部较晚之书所代表的,便更能指出近世中国僧人最通行的看法。

正统的佛教在中国已缓慢而稳定地变成了异端。书籍与古传承的佛教,已变成玄秘观想的佛教。菩提达摩的门徒四面伸展,对稳固的正统取得了几乎完全的胜利。

很久以前在印度佛教团体里生出的古代各派的历史,如今只能极零碎地复原。也许中国能把一点光返照到佛教所自之国的宗教史上去。在这故事的任何一部分里,要找复原这失去的知识之助,都不如在历代祖师的记述里更有望——那一系便是以菩提达摩收束的。要寻中国与日本关于历代祖师、以及以瞿昙即释迦牟尼为终的七佛的叙述的最好解释,知道耆那教在我们纪元六世纪初——祖师菩提达摩迁往中国之时——的传承是要紧的。

倘有人以此为难,说菩提达摩一派同印度的耆那教徒之间如今存在的歧异极大——后者有庙宇与外在的崇拜,而他们的纪年也不同——那么可以答道:菩提达摩在中国的声名与影响,标出他自己便是一位大的开派之人。既是这样的人,他便只把同教之人的传承与仪例保留到他所愿的程度;而在他们看来,他多半在许多点上是个异端。近世耆那教里没有那内秘的成分——至少没有属于中国的那种分明而高度发展的形态——该是随最后一位祖师的离去而来的。再者,他那一派保留佛像,而且从不想废去,虽然他们认为那是可废的。他们的仪轨也极繁。

前面已引过的第二位本国作者这样比较佛与菩提达摩。前者「如来」讲大道与万事之因。他成了人与天的师。他度了无量之众,所说之言含于五百多部书里。于此便有了「教门」,即这一体系外显的一支;而那被信为佛之言的传承。菩提达摩自西天带来「真之印」——真印——而在东方开了观想之泉。他直指佛之心与性,扫去书本之教那些寄生的、外来的滋长,于此便立了「宗门」,即这一体系内秘的一支,含着佛之心的传承。可他又说:这两支虽必然现出不同的面目,却只合成一个整体。

这两套虽一向和谐并行,它们的文献却容易划出一条界。于此,《法苑珠林》——一部自唐代传下的大型佛教杂纂——里,关于菩提达摩与他那一套一字未提。那么把这两大派的产物分开,便是在中国给佛书分类的要紧一步。历代祖师的历史里所存的传承中,有关于佛的几位弟子与别的卓异之人——或虚或实——的记载。它们在《指月录》一书里载得较详。文殊是第一位。其余是天亲菩萨、维摩、善财、须菩提、无忧作王、舍利弗、鸯掘摩罗、宾头卢、障毗魔王、那吒太子、光饿都利与秦哈达。

追溯内秘佛教各派的兴起时,须记住:有一个同使徒相承之说略相似的原则是它们所共有的。它们都自称所得的教义是经一连串师者传下来的,每一位都亲受前一位之教,直到菩提达摩之时,再往上溯到释迦牟尼本人与在前的诸佛。

第六位中国祖师没有指定继者。传到他手里的僧衣与饭钵,照菩提达摩所说的那样,没有再传给新的祖师。照他所说的话:到了第五瓣,花便圆满了;他自己是六位中的第一位,是别人所生其上的茎。最后一位祖师住在江西的曹溪。他的弟子立了两派,依师者所居之地而名为南岳与青原。前者在湖南衡州附近,后者在福建泉州附近。这两派在意趣上同本干的教义并无很实在的不同。

衡山便是儒者所知的那座古山,又名南岳。相传禹的碑便是在那里发现的,而我们看得出其中的缘由:那是当时中国版图的南界。禹是相传的开化之人,是夏代开渠筑堤的工师;而他的功业,《书经》里那一篇地理之作便是记录。

菩提达摩虽是中国内秘诸派名义上的创者,而真正的哲理思想家、给了它们反思的推动的,却是龙树——大乘一派最要紧的创立者。中观一套尤其是他所开,那一套把一切归作赤裸的抽象,然后又否定它们。灵魂既非有、亦非无。它既非常、亦非非常。他所教便是如此——见艾特尔。他那一套影响了高慧文;慧文研《大智度论》,通了「中观」之意,又通了智之三支——即:色是无;心之恼是无;由诸根而来的诱惑是无。

南岳一派的李慧思在慧文之见上立起自己的见解,又把「三观」——空、假、中——传给智顗。

这是正统的权威志磐的说法。可照《三教义疏》,南岳与青原成立时主要的影响,是第六祖之于杜怀让与刘行思之心的影响。

这两派——宗门中最早的两派——的创者是怀让与行思。他们的继者是江西的马祖与希迁、即石头;这两位虽迁了居处、自己也成了内秘之教的师者,却仍保着他们受教之处那两派的名目:南岳与青原。

《指月录》里宗门诸师的传记,载有由第六祖之前诸位所训育、并被遣出去传菩提达摩之教的僧人的记述。有两位受菩提达摩的继者之教,八位受第四祖之教,六位受第五祖之教。后者之一神秀被称作华北的第六祖,而菩提达摩的正传继者慧能因住南方诸省,便被称作南方的第六祖。关于这些师者在各省所开的派,书上一字未提。只有那位最后所说的教首慧能的继者,才被认为当得起一篇传记。自他起,一串弟子各各依次成了「禅师」,数到第十六世。这种说法被用来代替依惯例举帝王年号与朝代。《指月录》是明代之书,它的传记到第十六世为止。那是十二世纪之初,而整一串共约四百年。近世这些派的僧人也以相似的法子溯他们的相承,照一种较晚的编排,分作十二支。这样仔细记录教门的世系,其缘由要在那不断之直系相承的原则里去寻;而那原则于内秘传承的维持是缺不得的。可看来并没有什么知道的人不肯泄露的秘密之教。他们所持的,只是对忽略心、而倚赖书本之知与外在仪礼之行的一种抗议。他们的用意既在把新受戒者从对本教之书的过度研习上引开,便以口授施教。其结果便是一大串载着这些师者教示的著作。那些书叫「语录」,即有名之师「言语的记录」。

第六祖的继者们另开了几个支派。自他起第四世,立了沩仰一派。第五世出了临济与曹洞。云门属第八世。叫法眼的属第九世。这些名目取自各派创者所居之地。它们合称「五宗」,以别于在前的那些——那些更紧守祖师的传承。

这些派同本干的教义之间所存的不同并不大。可要使不同成为论争之题与分裂之由,并不非得不同极大。这里要举一例,看那些禅观的佛教徒怎样进行他们的论辩。神秀以下面的偈教他的教义: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他的师、第五祖,喜欢这样表出守心之要的说法。可第六祖慧能激烈地反对它。他也把自己的见解写成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前一首里极分明地现出内秘一套里实行的那一面——即留意于心。后一首里则显出它思辨的趋向——否定心之外的一切。

照这些派所共持的一套,心便是佛。要得那称作佛之境,除了靠心自身,别无他法。这心无始无终、无色无形。向外看便是常人。向内看便是佛。实在说,人同佛是一回事。倚赖行某些特定之事并不是真知。向过去一切诸佛献供,不能同向一个已胜过心之情欲与感官之影响的人献供相比。

诸大菩萨所教的一切,人自身都有。文殊之净空、普贤所劝的把念头从感官之界收回、观音之慈、势至之智、「维摩」之净——这一切种种之理都在心里。知之便够了。要成佛,心只须从它每一种情爱里脱出来——不爱不憎、不贪、不喜、不惧。去行、或求行有德之事或有恶之事,便是离了心而出到那可见可触的世界里去。前者是落进轮回,后者是招许多烦恼。正法在心;它便是心自身。智之源便是那清净、明亮、自照之心。一切诸佛所教之法无非如此。让心无所为、无所观、无所求、无所执,那便是佛。那时住世同入涅槃便无分别。那时人性、心、佛、以及他所教之法,便都成了一回事〔注三〕。

我在修订这些篇页、并给它们增补、好使它们成为一部专讲中国佛教之书时——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插入一段关于临济一派的略记。

临济一派极为得势。它把别的派挤了出去,在中国南北伸展到极大的程度。它起于山东,而遍被十八省、并及日本,被认作禅观一派教法最通行的阐说者。

他们说:「这能受感觉、能得知、能思、能行的身子之内,有一个『无位真人』。他把自己显得分明;连最薄的一层隔膜也遮不住他。你何以不认他?心那无形之力贯透每一处。在眼叫作见,在耳叫作闻。它是一个单一的灵明之用,在身上每一处分出它的活动。心若不起于有知之存在,那么处处皆是解脱。你同古时的圣者有什么分别?你哪一点短了?何谓佛?答:一个清净而安息的心。何谓法?答:一个清明而开悟的心。何谓道?答:处处无碍而纯然开悟。这三者是一。」临济一派的用意,是这样去教佛教,使每一个僧人觉得自修之路上有难处,而他自身便有克那难处之力。

那「无位真人」裹在一层多刺的壳里,如栗子。他不可近。这便是佛,是你里头的佛。

戒律上严厉的责斥,以手掌掴颊、以拳击肋下为象。这样的对待能使心与情的气调变好。

婴儿不能懂那七则机语。

这些机语以幽暗之辞说出,连行家也难解。如:「你到这里来,是要到有棒影的草里去寻么?」「杀一个人,以剑作分断之击,而身子不该入水。」

这些机语的解说,我所参的那部书里没有给出。它们无疑同佛教的根本原则极相合,否则临济一派不会像如今这样得人心。

他们有「三玄」:「实」、「体」与「用」。他们又有「三要」:「照」、「用」,以及二者之合。

他们的戒律里有三下棒、三次相继的责斥,以及语与默的交替。他们在「宾」与「主」两字上作意。宾可以从主那里学,看他如何应事而效之。主可以从宾那里学,如那些智已深的人不断向来访者请问、并热切地抓住他们所许之说。主可以从另一主那里学,如那些已智者相与论难,而学者便把自己从前紧执的东西扔掉。宾可以从另一宾那里学,如学者戴着沉重的木枷与铁锁,而一切论辩都止了。

这样玄奥之教的意思若不明白,便有师者的口授解说;于是弟子一步一步地得了临济一派的教义与戒律、以及包着它们的那种机语的知识。

临济一派的创者卒于公元八百六十八年。他的骨灰之上建了一座塔婆,在直隶省南部、大名府附近,在城西北不远的角上。

他有几年住在滹沱河畔;那河自山西奔入直隶,水势极猛,在北京西南骑骡五日之程。这河经真定府流入大运河。在这河畔、在镇州城——真定府当时之名——的东南,临济一派的创者在一所小僧院里度过了他许多岁月。他在这里身处僻静之地,四围是耕治得好的平原之物,那里自古便种麦与粟;而他在这里得了有法力之名。他能抚猛虎之须、裂岩石、破崖壁、行于冰上、走在剑刃之边。他目中所见那片景里主要的几笔,是西边山西那连成宽阔一带的青山,以及那条流过他僧院的急河——夏月里水满而泛沫,冬天便小得多,那时冻得结实到载货的大车都过得去。正是这条河给了这一派名目,因为「临济」之意便是「临于渡口」。

印度所生、又由中国人在上述内秘诸派里进一步发展的那种哲理,在近世欧洲的思辨里有许多与之相似之处。我们在这里看见有限之物回入绝对、看见否认除自我之外一切之存在、看见自我同神、主体同客体的同一。那被泛神论者称作神的抽象之物,若不强词夺理,便可看作这一套里同「佛」相当的词。因为神作为绝对,便是自然与人所趋归之境;而这一描述正合于这里所说的那个称作佛之境的观念。不过若照较古诸派的样子把佛看作有史的人格,那么说他是神便立刻不对了;因为他的人格严格说是人的,不是神的。然而其间有一点不同。亚洲的思辨者要把他那一套实行出来,并为此用出家之制或别的助力,指望这样从感与欲的锁链里脱进纯粹抽象的自由。欧洲的立说者却相反:便是他试图说明一种实行的宗教如何能立在抽象的一套之上——如费希特所做的——他也从不当真想把它付诸施行。

尼安德踵施密特与鲍尔之后,把佛教说成泛神论的一种形态,所据的是:轮回之说使整个自然都充满了生命,而那生命便是神取种种人格之形,那神并不是一个自觉的、自由而行的第一因,而是一个遍在的灵。中国内秘的佛教徒严守他们那一条教义,对轮回、对西天的乐土、或佛教一套里别的较属物质的部分,都一字不提。印度的佛教徒是自认的无神论者;可中国的佛教徒并不否认神之存在,通常只是满足于不提他。在他们看来,否认或断言任何特定之存在、事实或教条,都同样是不一贯的。他们的用意是使心不作任何分明的作为或任何一种动。因此他们怜悯各类礼拜之人,以为他们必定错失其所求,而正因为他们去求;又以为他们在舍弃一切特定的倚赖与教义、向内看而不向外看、留意于心自身那无声之教之前,没有脱出人生之苦的指望。

这一套在日本也有,而它的信徒中间也有同样的分派。见伯格关于日本宗教派别的记述,《中国丛报》第二卷第三百十八至三百二十四页。

它在中国有思想的那一类人里评价极高;那些人鄙视众人对像的崇拜。

此后要呈给读者的,是中国佛教「外显诸派」——即教门——的记述。

据说释迦牟尼曾预言:他死后五百年间,正法得行。此后一千年,一套形式之教、即「像教」要盛行。此后这又要让位于另一套,叫「末法」,而末法要终此一劫。中国通行的佛教属这三段开展里的第二段。它入中国时所取的便是这一形态。据说佛在早年所教的是这一套的教义,而他教法里较幽深玄秘的部分是他年老时所说。他入涅槃之后,阿难编了「经」。随后所开的会上,这些经被定为佛教教义的确据,而它们便是构成佛教标准之书的三藏中的第一藏。

诸经主要译者与教门创立者的传记,被《三教义疏》的作者放在他把外显的佛教徒所分的五派之前。被这样标出的八位中,第一位是迦叶摩腾。他于我们纪元第一世纪来洛阳时,住在白马寺。于此,佛教僧人的居处便被称作「寺」,即「僧伽蓝」,梵文作「僧伽罗摩」。他同他的同国人竺法兰合力,译了五部经。后者此后又译了五部,共十三「卷」。「鸠摩罗什」之名居第三,第四是「佛图澄」;佛图澄以行奇迹与建僧院——他建了八百九十三所——著名,更甚于以译经著名。他笔下还出了一部老子《道德经》的注。中国佛教早期史上最著名的其余四个名字是支遁、道安、宝志与善慧。他们都是中国人,以著述与为阐说、护卫佛教一套而作的公开论辩著名。

如今要来看外显佛教的五个分支。一、依毗奈耶、即圣书的第二藏而得名的那一派为第一。「律」的作者、这一派的创者是「优波离」,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他著《四部律》,在佛死后所开的会上被收入「三藏」——见哈代《东方僧制》。这一派的九位领袖中,另有两位印度人被提到。他们中间第一位中国人在五世纪。他所教的是那部叫《四分律》的书的一套。这一派的名目是「行事防非止恶」,标明它的用意在于行事上防错止恶。它又叫南山一派。这一派的僧人如今穿黑衣。太平之乱以前,南京有一所僧院行着这一套。

二、瑜伽密教,意为「瑜伽的秘密之教」。这一套的创者叫金刚萨埵。它约在公元七百二十年由金刚智带到中国,继他的是不空。后者笔下出了七十二部书,被收进国家所集的佛书里。他众多的弟子学会了诵咒而极有效,而这似乎便是这一派正当的本务。「瑜伽」一词被解作「相应」;书上又说,它被用作「含秘密之教」之书的通称,即指法术。七月里那个极通行的饿鬼之会便属这一派。

瑜伽、即瑜伽行一派又叫密教一派,因为它教人用法咒、即那些为求雨、为在风暴中得护等等而用的不可解的咒。它们是用梵文或西藏字母写的。——见艾特尔「瑜伽行」条。

三、唯识相教。这一派专务研《唯识论》及相类之作。这些书是无著与天亲两位菩萨所著〔注四〕。住在那烂陀寺的印度人戒贤是他们最出色的弟子,立这一派主要是他的事,而那些称作三「乘」的佛教教法之式也是他所排定。次于他的便是行脚人玄奘;他从戒贤那里受了前面所说那部论,并在本国开了这一派。继他的是他的门人窥基。这一派叫法相宗,即「显佛教成文之教义的性与义」之派。

四、这些派里另有一派,名目取自那部叫《中论》的论。那书是印度人「龙树」所著,意为「龙之树」。立在那书教义上的那一派,创者是六世纪北齐之国的一个中国人。继他的是奉菩提达摩之教的诸派之一的一位僧人,即南岳慧思。继慧思的是天台山的智顗;智顗把这一套发展到大得多的程度,又依其所主之题把它分作四个子派:成文之教义、人之真性、诸根之用,以及行。

五、最后一个外显之派,是法顺所立;法顺是敦煌人——敦煌是如今西藏境内的一个古国。他把主要的心力放在《华严经》上。这一派第三位领袖是贤首,是他们中间最知名的。他连同他的前人与后人所倡的那一套,常以他之名相称。它通常叫法性宗,即「成文之教义的真性」之派。

同这几派并列、而在分类上另置一处的,还有一个外显之派,叫莲宗、或净土。西天乐土那通行的传说便属于它;那是「阿弥陀佛」的居所——阿弥陀佛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被北传佛教徒同观音一样勤加奉事,可在暹罗、缅甸与锡兰却无人知。这一派在中国的创者是山西人慧远,晋代人,四世纪。这一派第二位「祖」是七世纪的光明。他讲「净土」之教三十多年,劝得无数人奉它。继他的般舟,在代宗一朝——公元七百六十年——被荣以「国师」之号。依次第六位是智觉。他的见解同天台、玄奘与贤首的相去不远。他极爱救鱼与蟹免于被杀被食。这一派共举七位之首。同一派里还有袾宏,便是那位以至今尚存的著作与书信同利玛窦相抗、并在杭州附近创立云栖寺的僧人。

许给奉阿弥陀佛之人的西方乐土,照肖特在他讲高亚与中国的佛教那部书里所已指出的,同涅槃之说不相容。它所许的是不朽,而不是断灭。这一派极古,由《阿弥陀经》译出之早便可见——那是出自鸠摩罗什之手的;《无量寿经》则起于汉代。它影响之广,可见于西藏人与蒙古人对这位佛的奉事,也可见于这一位虚构人物之名在中国百姓日常的言谈里比那位有史的佛释迦牟尼之名更常听见这一事实。

剩下的唯一一派便是天台,前面已略述过。六世纪后期,「华北」人慧文研那位被称作「降龙者」、即龙树的印度人——第十四祖——所著的《中论》。他信服它的卓越,便立了「三种观」,即观世间为:一、空;二、假;三、中。他把这看作宗教上观想周围宇宙的极处,所以称他那一套为「止观」,意为「观照推到它的止极之点」。他又把他的教义一部分立在《法华经》上;继他的是慧思与天台的智者,而智者把他的名给了这一派。

下面从净土一派的诗里译出的几首,可以照出那一派的教义。佛教那一套里能轻易入这种体裁的并不多。这宗教的书里那些丰盛的传说,以其浮夸的华丽与令人生倦的反复,同诗的精神并无一点相亲。不过中国的作诗者在阿弥陀佛的西天里倒找着了些较合他们口味的材料。读者若以为其中的意境贫薄,那么它们至少就其所及而言,是北传佛教徒的天的一幅真实写照。

西方

西方净土,何言能述

它的美与庄严?那里常住着

此世之人与天上的诸天〔注五〕,

而各各得了同一顶荣光之冠。

智慧之秘已揭,他们亲见,

而所践之土是灿然的黄金。

在那真乐之土,花永不凋,

每一级台阶都是金刚与碧玉。

如来之法〔注六〕由每一只鸟唱出,

自丛林与园囿传来甜美之乐。

不谢的优钵罗,花中之最美〔注七〕,

在那三重可爱的花荫里散着香。

那里,各从自己所主的世界而来,

聚在长久而幽深的会谈之中,

是那十位至上之佛,他们不住地说

那仙人所居之土的赞美〔注八〕。

因为再没有一方那样安乐有福,

如西方极远处大阿弥陀之天。

一到那里、得了新的降生之时,

人在世上那有质之身

便换成另一个,轻妙而明亮,

远远望去便见它放着光。

有福啊,那些已去那欢乐之境的人!

在无数的劫里,他们的岁月流去。

四围是碧绿的林,上头是清朗的天,

日头从不炙人,寒风从不起,

在法与金刚宝座之土,

夏与冬都无人知晓;

一切错谬都正了,一切奥义都明了,

他们的安息不被忧与惧所破。

而从前藏在黑暗里的真理,

如一颗无裂无瑕的宝石,显露出来。

「金刚」一词在这里取「未被胜而不可胜」之义,或可指佛作为师者之力,或可指那些承他宝座、作他护卫的神。

阿弥陀佛

看那里,放着光辉,远照数千里,

那慈悲的佛常坐着,含着笑。

把喜乐给那些忧与争的牺牲者,

他们靠他的法从人生之忧里得救。

他一切之美的相貌,言语都说不尽,

因为恒河的沙在数目上还要少些;

看那些莲花绕着他的座,

像是自己从他足边生出来。

凡愿入那有福者之家的人,

在心最深处当不住地止息

于那美好之形,如高天上皎洁的月

满轮而行于无云的空中。

凭那环着他头的光轮,

一切有情都被照出光辉。

正午的日头也不如他荣耀,

他的慈悲如一片无底的海。

他的臂不住地伸出去救助

那哭泣的苦者与悲伤的孤儿,

因为他的慈悯是别人所不能显的,

而长久岁月的感激也报不尽。

这些写照取自一部叫《净土诗》的集子。原文的格律是通常的七言。汉文的字是单音的,因此辞句极简。我们英国的语言不同。像这里所取的格律,比别的更容得下不重读的音节。这一情形使它便当。译者们常用它。

这些写照里,言辞上有一种显眼的物质气。西方诸天里的佛,被想成如礼拜者在节庆之日去庙里所见的那种庞大的鎏金之像。偶像之拜爱向自然借取。这里有花、有唱歌的鸟、有人所爱的玉石。佛在这里被弄得通行;这里没有幽深的思辨。那被夸称的涅槃被舍去了,而一个讨感官之欢的乐土取了它的位。有许多头脑单纯的梦想者把日子用在默想这幅图画上,并以这样的指望纵其想象:他有一天要从一朵莲花里生在阿弥陀那极欢乐的世界里,永远住在那里瞻望他神圣的形貌。

(原注一:《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一卷第五百三十八页。)

(原注二:罗德《印度人的宗教教化》等书。)

(原注三:这一段述说取自唐代一部小书,叫《断际心要》。)

(原注四:「无著」意为「无所黏着」,本是摩诃舍萨迦一派的信徒。他最先讲大乘的一套,并著了那些含唯识教义之书。此后他成了瑜伽一派的创者,又著了一部书,说那是兜率天的弥勒口授给他的。——见艾特尔。)

(原注五:诸天,即印度人的「神」,汉文作「天」。他们在力与光辉上不及被提到佛与菩萨之位的人性。)

(原注六:「如来」是佛的一个称号,汉文作如来。「法」便是佛所宣的教义。)

(原注七:又拼作「优昙婆罗」。)

(原注八:「仙人」,梵文作「梨师」,汉文作「仙人」。)

第九章

智顗与天台一派

天台,中国佛教中极有名的一处——智顗于六世纪居此——他的衣与钵——伏龙峰——方广寺与石梁——罗汉的传说——所创的十二所道场——他讲《法华经》——三重观法之说——六即——判佛教为八类——修行的十个阶次——多取于龙树——天台是一个居中之说——规制。

中国的佛教道场,没有比天台更为人所知的。那里风景极佳,但就其历史上的意趣而言,主要围绕着本篇所记的那位古德。此前道家的隐者也曾到过那里,然而使它得了「修定之地」这一崇高声名的,却是他择此为居。

组成天台的那一簇山峦,到西南便忽然断了。赤城〔注一〕是一座气象轩昂的山,顶上立着塔,从天台县那久经风雨的城墙上望去十分显眼;县城在杭州东南一百八十英里。这里是同名的那一片山地的南端。从山左的一道谷中流出一条山溪,过平原时渐渐开阔,到了方才说的那座热闹的小城,已能行相当大的船。再往下,它折向东南,到了台州——一处重要的海港——又流十英里或十五英里,便注入大海。

便是沿着这条溪的一支支流,到六世纪将尽时,智顗一路寻去,要找一处合乎他好静深思的性情的山居。他离开了后来建起国清寺的那片佳处——那地方就在四座山下,如今那四座山从脚到顶都披着浓密的林木——登上一道悠长而富有野趣的山谷。他所行之地少有路径,所去的方向看来除了离人烟愈远之外别无所往。他此时踏进的这一片占地许多平方英里的山谷荒野,农人虽不知道,他却仍寻见几个住在其中、对人生的看法与他相投的人。当地的传说至今指得出他住过、思过的地方。一座古老的陵塔,带着隋代的一篇长铭,标出安放他骨灰之处。离它不远,高明寺便入眼来。寺在一道深谷里,四面都被林木丰茂的高地围住。屋宇有古意,与寺中至今保存的我们这位主人公的遗物正相称。寺僧会请来客看一件大方绸衣,说是智顗所披的衣,上面绣工精美,花样显然极古。另一件可观之物是一只金属的钵,久用而磨损了,于一个节食的僧人足可盛下好几顿饭。然而这些早期佛教徒的纪念物,在一个并不专门倾慕出家生活的人看来,意趣尚不及一部梵文写本;那写本几百年前从一场火里逃出,是中国境内所存那一种文献的少数遗物之一。写本的来历、名目与内容,寺中住僧都不知道。

这座寺院至今仍难到达。而它所在的那道谷,在智顗的时候几乎无人涉足〔注二〕。谷中满是林木与密丛,是鹿最爱藏身的地方。打柴的与牧放的人都少到这荒僻处来。把我们这位主人公引到那里的是一桩偶然的事。在上面的山上——伏龙峰——离至今还立着的那座藏他骨灰的塔不远,有一天他正对门徒讲《净名经》,一阵风把经页远远吹落到下面的深谷里去了。他手持锡杖以助寻觅,便出去找那逃走的书。追了一英里半,风住了,书落在地上。他叫人在那地方造屋一所,以记此事,后来便成了出于他手的十二所道场之一。不过要到许多年以后,今日这座寺院才建起来,并得了它现在的名字。国清寺被火烧毁时,上面说的那部写本便移到高明寺,以求稳妥。

在这一片多山而荒凉的地方又往西北深入几英里,智顗到了那座奇特的石梁,今日方广寺便立在那里〔注三〕。瀑声如雷,四面山上林木密接,两道山涧在到达瀑口前合流,于是从天生的石梁下奔落,再往北去:这些合起来,在这位隐者心里给此地添了一种庄严之气。这似乎是神异之物的居处。自然界那些异样的景象,正是他们弄出来的。罗汉——佛那些法力与智慧极大的高弟——或许就住在这里。实则关于此事的一个传说不久便成了众人所信:据说天将明前,僧人在房中醒卧,有时能听见罗汉的音乐。五百人的合唱在那寂静的时辰,使林中回响成一片和声。佛的这样一群超人的弟子驻此,便使这一带荒莽的山地带上了神圣的性质。这一带的每一所寺院,今日都有一堂供五百罗汉的像;石梁一侧有一座小龛,中置五百尊小石像,凡敢从那横过瀑布的狭险小径上走过去的人,都来礼拜。

我们这位主人公在这片高地上继续他的游历;这里的谷底也不低于海平面以上一千五百英尺,又因僻静,极宜于苦行之人。在中国人口最密的一个省里,这里方圆许多英里只有孤寂当家。他并不专住一处。有不下十二所寺院,标出他用石与草结庐、或叫人造起简朴屋宇的地方。

他走近华顶峰时——那峰将近四千英尺高,在石梁以东五英里——在天封岭上遇见一个老人,对他说:「先生若要寻一处修观之所,就择你遇见石头的地方。」不久这位僧人便碰上一个高丽来的佛教徒,名叫磐石,劝他住在那里,一心向学。他于是在那里结庐,住了十六年,作了一部《涅槃经》的注。

再往北一点便是华顶,除天目山外是浙江最高之地。与山同名的那所寺院,早已由德韶造起;德韶是一位有名的佛教徒,比智顗早一百年。如今属于这一众的僧人有好几百,其中大半住在山上的小庵里。寺院是一片宽阔的草顶屋宇,比那些荒寒的茅舍要舒服些;在那些茅舍里,自苦更甚的人不见一个人影,昼夜诵念以颂佛。他们的居处确是阴郁的。峰顶常有浓雾停住,又沿山坡铺下来,把这些粗陋的小屋同其中那些恍如幻影的住者一并裹起;雪往往好几个月不消。中国人这样好群,这样爱城市与热闹,又这样怕走山路,却能供出隐士来住这样的地方,是很难解释的。智顗是一派昌盛之教的创立者,是深于思索的人,又爱孤寂,他择这样的居处,比起普通的中国人——既无他那样深的思想,也无他那样爱野山之情,却仍照着他的样子去做——倒不算希奇。

智顗还住过的一处是西灶,在石梁以西颇有一段路,离万年寺不远。他在这里作成了他那一套名为「止观」的教法,意思是「有所止的、或说圆成的观」。

智顗早年从学于菩提达摩所立的一派;菩提达摩是印度来的祖师,在此前三十年卒于中国北方。后来他对那一派——世称禅门,即修观之门——不满意,不赞成它的主张:书本的学问都该弃去,连佛自己的话也在内,而心要靠屏除一切外物、使自己陷入一种无知无觉如睡的境地来养成圆满。

智顗厌了这一套,另立了一套的大纲,传给成群倾慕他的门徒。他住在国都南京(陈朝),声名很高。他决意移往天台时,皇帝不许,后来见他心意已定,才放他去。此后三次有御旨要他到朝廷去,他都托病,留在天台。只有一次应了命,向皇帝与朝臣讲说他教中的圣典。他又回湖南老家探过一次,却仍回到他那样眷恋的山居来死。他是盘膝坐着、一边教诲门人时气绝的。

他作了《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的注,另有若干自撰之书。这些书到公元一千零二十四年,都收进了中国的佛教《大藏经》。

他的一派在国清寺与伏龙寺昌盛了很长一段时期。

《妙法莲华经》是他最爱的书。他这样解它的名字:「莲花生于污泥,却仍保其鲜洁;此经的教义——好的法——也这样帮人在周围的苦难与败坏之中,保住本性不受染、不被扰。」说到经文的次第,他又说:「真理有时抽象地讲,有时以譬喻讲,有时加以解说,别处又加以申护,正如莲花由花苞而开放、而凋、而落,一变再变,最后结出果来。」

智顗把释迦牟尼的教法分作五个时期,起于《华严经》,终于《法华经》与涅槃。在这样判定了圣典之后,他把自己的一套介绍给门徒。要复人的真正道德本性,必须对人的行为有所「观」——观,就是看。至于见解,则有三种:真的、俗的、与居中的。真的是「破一切法与一切义」,那是唯心之说;俗的使它们成立;居中的把它们合在一处,而择其中道。阻人见真理的迷妄有三:无明、世间的尘劳、以及思与感的动作。依次说来,它们掩住修道生活的美好,阻道德上的进益,又与心境的纯然空寂相违。佛看世间处在这样的情形,所感的是:人自己的念头是假的,不可信;在真知之中并没有什么是我、什么不是我的分别;而「有一个活的、有身的佛」这个想头应当舍去。不然,人就不能回到他真正的道德本性去。

讲到这里,智顗便展开了他那三重的观法;他相信这一套足以息诸争论、又尽善尽美,所以称之为「止观」,即圆成之观。这观或是「空」,或是「假」,或是「中」。要除去蒙住人心的迷妄,最有效的办法是以「空」看一切物。要立教义与制度,则「假」这一法最好。要立定并坚固人的道德本性,居中之法最为得力。看世间的这三种方式,彼此之中各自圆具,不可分离,正像摩醯首罗天的三只眼。空的一法破感官的幻妄,断言其一无所有,而成就般若——智慧——之德。假的一法破世间尘劳的惑人之力,而成就「解脱」——从一切谬误与罪恶里救出来——之德。居中之法破无明所生的迷妄,而成就「法身」,即修道之体。

他还怕门人在自新的方法上有误,落入一偏之见,便立了一串他叫作「六即」的名目。

一、「理」。一切有生之物,下至最小的虫,都受有道德的本性,自身之中有佛。常住于此,便得圆满,因为理这一份赋与是人人相等的。

二、名字。理虽在一切众生中都是一样,然而在世间的流转里,他们不会来知道它、用它,所以须有教导,以生信、以去伪。

三、观人之行。教导既已给与,信既已生,上面说过的那三重看世间的方式便该用起来。

四、相似。圆满本身难得,与它相似的却可以到。

五、人性的真正发开。

六、究竟。无明永去。心成完全的明了。

这六步每一步都是佛,于是修道生活的三种身便圆成了,即「法」身、「报」身、「化」身〔注四〕。

智顗又按性质把佛教一系分作「八教」:一、顿;二、渐;三、秘密;四、不定;五、藏;六、通;七、别;八、圆。后四种称为智顗的「四教」,即四种观法。

就藏而言,圣典摄在三类里:经、律、论。这三类在「苦」这一门下,包括居于天上、人间与地狱的二十五类众生;又有人之迷惑的八十八种因;再有自知与自进的三十七个阶次。它们又摄受教而开悟的五类:一、声闻弟子,又分几等;二、贤者,分四级——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三、全然明了者;四、菩萨;五、佛。

就通而言,有十个阶次,即:无生之智、道德本性的觉醒、真圣者的八种信解、知见、初进、伏诸烦恼、改邪归正、辟支佛、菩萨、佛。

在这些道德进益的次第里,与佛教徒通行的那种看物质宇宙的见地有些相似。他们把宇宙按一种道德的阶梯分作可以明白划定的层级。轮回依一条严格的道德报应之律,在人死时把每一个魂安在属于天上、人间与地狱的五六十个等级中的某一位上。这些之上,便是佛的弟子们的境地,以及那称为佛的境地本身。

至于那称为「别」的胜处,唯菩萨能到,其中摄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种心地,再加上分作两样的最高之智。

说到最后一类,即「圆」,则一切都看作圆满的。学人可居的有五种位次,即:随喜、读诵、为人说、行那十条法、正行那十条法。

接在上面这些之后,还有助于智与德的二十五种方便,以及观人行之真性与究竟的十种观法〔注五〕。

佛教教义这许多名目,在此不必更细说。所举这些已足以见出好思索的佛教徒怎样解说他们教中的教义。它包含中国最古、最有势力的一派的见解之略,也显出同别派佛教一样的那种喜好——把种种命题按数目排列,支分派别而无穷。这种把教义按整数对称分类的办法,贯穿整个佛教文献,令人想起欧洲经院学者的习气。

天台一系根本上把观分作空、假、中三法,这出于龙树;龙树住在印度西北,当公元二世纪前后。天台教从他那里取来的见解,载在《中论》里;那是一部五百颂的书,依般若波罗蜜多的义理而作,五世纪初译成汉文。这部书在西藏生出了中观一派,即居中的哲学。作者在此书中说:「因缘所生的法与义,我说都是『空』。它们也可以叫作『假』名。再者,可以说它们含有『中』道的意思。」慧文据此立了一套,智顗继之,把它铸成今日天台教的样子。

下面这段从《法华经》一部注里引来的话,可以见出这一派的义理怎样用于解释圣典。「彼等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苦恼,自得其利,断诸结缚,心得安隐。」这是经文。注者说:「『阿罗汉』一词说的是位次,下面说的是品性。阿罗汉有几种解法,或作『真人』,或作『出脱之人』。有人说它含三义,即:不生;杀贼,意思是从知见与感受——心之贼——里解脱出来;以及应受尊敬。这是依藏、通二义而说。但就更高的别、圆二义说,此词所含不但是杀贼,还要杀非贼,也就是涅槃;在这两义的更高一层里,涅槃也是应当灭的。不生说的是他们从生死里完全得救,那便是『诸漏已尽』的意思。因为他们能与九类众生以安乐,所以说应受尊敬。以其体修道之身,故能自利。以其智慧,得脱生死。以其除无明与恶,故曰杀贼。

「依空、假、中三观而解,则第一在其智慧,第二在其除恶,第三在其体修道之身。自假入空,其义又有三转,即:至于观的中点、杀无明之贼、使心不居一偏。

「依观心而解,则循中道、持正见,他们在空、假二观上都不偏。心之忧已去。人见自心真正的道德本性,那便叫作究竟之位。阿罗汉所得之利,如一宗藏起来、留给自己的宝。」

梵天作为弟子出现在佛前时,注里说:「『梵』一词的意思是『离诸欲、舍世间的结缚、升于色界诸天』。又说它有『高』与『净』的意思。这位梵天是一世的轮王之一,向佛请教,佛便依他的愿与他的量而教他。若依观心的那一法解梵天的意思,便是『观除一切染污』。」〔注六〕

这些引文可以见出佛教诸经——即所谓第一等的圣典——里那一套神话的机关是怎样被解释掉的。佛与菩萨、王与神,这全副机括在此一番手段之下都不见了。东方与西方的泛神之说在这一点上相同:它们都不肯以一套独立而自生的形上思想为足,却要兼起批评之职,志在推倒众人所信的一切对象。知、我、绝对——这种自大的哲学容许留在宇宙间的,只有这几样。连这几样也被说成一个,最后又解说成无。

好思索的佛教徒持这样的见解,同时却鼓励俗人去信印度的神话以及他们自家一系里更晚出的那些造作。他们否认世间现象的真实,又否认我们感官所与的消息可靠,这并没有止住民间的拜像,反倒助长了它,因为这给了他们一种随意:可以为谎妄的传说张目,又可以向印度的神众里任意添新的名目。

天台一派的特别宗旨,是要在两者之间走一条中道:一边是轻信地把圣典当作字字皆实,一边是极端的唯心之说把它们全然弃去。他们以为最好是承认佛教这两种变化都是此一系统的真发开,再加上第三条调和的原则,以辨别那两者、比较而并合之,然后择中间之路而行。

依着这个见地,智顗为门人立下了修行的规制:一、常坐,以得三昧,即教给文殊的那种禅定;二、常行,以得佛所教的另一种三昧;三、半坐半行,以得他教给普贤的那种三昧;四、非坐非行,以得又一种禅定。

这一派所行的诵念之法,是智顗以后几百年一位名叫法智的僧人详定的。那些规条极其细密,意在使行礼的人心里生出比佛教礼拜中通常所有的更多的敬意〔注七〕。

(原注一:意为「赤壁」,因其色泽与峭立之势得名。)

(原注二:见《天台山记》。)

(原注三:事在公元五百七十五年,见《天台山记》所载的传。)

(原注四:见《指月录》。)

(原注五:见《三教仪疏》。)

(原注六:见《法华会义》。)

(原注七:天台教的规制,见一部名为《大悲忏》的仪轨书。)

第十章

佛教的道德一系

十善与十恶——人之愚昧其因在诸欲——五戒——十戒——克拉普罗特对佛教的称许——然而它是无神的,故此称许当有所限——爱惜畜类所据的是轮回之虚说——佛教教人悲悯苦难,却不教人顺从神的律法——释迦牟尼的故事——罪与苦不加分别——佛教徒主张道德之感是天生的——他们把道德的本性也给了畜类——轮回的六道——印度人关于天堂与地狱的想法——无量劫的乐与苦——举例——以功行可免刑罚——将来受审的十王——命,即业——佛教轻看天与诸神——佛不是神,而是一位救者——西天净土在道德上的影响——此一传说的喻解——修观一派把善恶看作一事——涅槃中无道德的分别——佛教未能生出高的德行——儒者对佛教徒的指责——霍登先生对缅甸佛教的称许——缅甸人在智上不及中国人——中国人在受佛教之前便已知爱惜畜类——佛不食肉的理由。

原始佛教的典籍,道德的气味比后起的那些满是形上玄谈的大部书要高。《四十二章经》一世纪译出,属于前一类,其中说人有十恶与十善。十恶是:身三——杀、盗、淫;口四——谗、骂、妄语、绮语,即存着恶意说的巧话;意三——嫉、恨、与「痴」,痴之中包括不信「三尊」,即佛、法、僧,以及持错的见解。这十样的反面便是十善。

同一书中,佛说:「使人愚昧迷惑者,爱与欲也。」又说:「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赴身,如水归海。恶既如此其盛,要舍它便比先前更难。恶人若自知其过,改而行善,其罪日日消减,终至灭尽,而得全然的开悟。」

《教乘法数》一书把意的三恶说作贪、恨、痴。与十恶相对的十善,那里说是:护生、布施、「清净有德的生活」即梵行、和语、让语、实语、朴而不饰之语、不争、慈、以及「依善因而行」即因缘。

哈代记锡兰的佛教,说口的四罪是妄语、谗、骂、与无益之谈。意的三罪他说是贪、恶意、与疑。

佛的弟子,无论入寺院,还是穿定制的衣而仍住在家,都须自誓守以下五事: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这叫作「五戒」。哈代的《佛教手册》里又举出当戒的五恶,即:一、饮能醉人的酒;二、赌;三、懒;四、不正当的交往;五、常往游乐之所。

《生天十戒经》——意思是「守十戒而生天之经」——里,有一位天人告佛说,他生在「三十三天」,也就是帝释天那一重天上,是因为他敬「三宝」,即佛、法、僧,又因为他不杀生、不盗、不淫、不谗、不欺、不妄语、不饮酒、不食肉、不贪、不持邪见。

《教乘法数》一书说十戒是:一、杀;二、盗;三、淫;四、妄语;五、卖酒;六、说他人之过;七、自赞毁他;八、悭而兼讥;九、嗔而不受劝;十、谤三宝。

智旭所作《梵网经》的注——那是律部里大乘一系的一部书——把十戒与十恶看作一事,不过经文里所列的戒,仍与上面所引的一样。

此外还可抄出别的戒目,多至二百五十条,甚至更多。这些只须看前面说过的那几部书就够了。

克拉普罗特着眼于这些道德的训条,以及它们在各民族性情上的效果,说佛教在一切宗教中,论提升人类,仅次于基督教。

他说:「中亚那些野性的游牧之民,被它变成了和善而有德的人;它的善化之力,连西伯利亚北部也感到了。」

这个宗教的善化之力,若是它曾认爱神与畏神为一切德行之首,本来会大得多。佛教把世界的生、住、灭都归于一种不断变迁的命运,就避开了必须承认一位至上之神的必要。这便是佛教徒在印度与婆罗门争辩时所站的一边。

无神是南方佛教徒信仰中的一点。中国的佛教徒主张每一个世界由一位佛主之,却不主张有一个至上的灵统辖这全体的诸世界。克拉普罗特断言,依佛教徒与别的印度人之说,「宇宙为一个单一的灵所活;这灵借着物质个别化为无数的形相,而物质除在幻中之外并不存在」。然而这个灵并不是神,不是宇宙的创造者与保存者,不是以其永有的位格而与世界分开的那一位。

这一系统把上面列出的德与恶摆在显著的地位,无疑在许多事上生出了好处。但它们若立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又由一种不同的来世之见来扶持,所成的善还要大得多。杀之为罪,主要立于轮回之说;那说以为畜类有与人一样不灭的魂。虔诚的佛教徒被告知,连最小的虫也不可杀,恐怕这一杀便害死了某位已故的亲属或祖先,因为那虫里正活着他的魂。为这个缘故,与之相应的善便说是「放生」,中国的佛教僧人与平常百姓常用这个办法保全畜类的命。僧人之吃素也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不食肉,是因为不肯在杀生上有份。他们又在寺院附近筑水池,把礼佛的人送来的鱼、蛇、龟与小的螺蚌放进去,免它们一死。羊与别的陆上的畜,有时也交给僧人看管;有些寺院还有一种习惯,如宁波附近的天童寺,每日早饭未动之前,先拿几粒米喂一只鸟。僧人一出门,那只在近处守着、又晓得此时该怎么办的小鸟,便飞来受这份布施。

佛教论人的罪与人的本分,其中所含的义务,除了减少人世苦难的总量、增进其乐之外,别无所有。这同前面已经说过的释迦牟尼少年时的那段故事正合。他父亲记得一位隐者的预言,说王子他的儿子将要弃世,便为他造了三座宫,凡能迷人的东西都摆在里面,好叫他不起那个念头。有一位天人之子降下来,赞那园林的美。

可是这位王子那时十八岁,想出去看看城里。王便派一位贤明的大臣随他同去。有一位天人在一座城门上现身,化作一个倚杖的老人。另一座门上又有一位天人现作病人,痛苦而无助。又一座门上,他看见一具被乌鸦啄着的尸首——也是一位天人。王子每一次都问所见是何缘故。那位贤明的辅臣告他说,这些苦来自世间的本然情状,避不开的。人必老,必受病之苦,必死。王子不以为足;第二天,他见一位天人作僧人装,便下马问他是什么人。答说:「一个出了世的沙门。」〔注一〕王子问他为何出世。他说,因为他看见人受生、老、病、死之害,所以出世求真理、救众生。那位化身的天人于是升到空中不见了。

十九岁时,据说释迦牟尼得诸天之助,骑马从空中行二百五十英里,到了喜马拉雅山中的跋伽山。他在这里作隐者住了六年,为他将要担的职任预备成了。

依这里所陈佛之教法的大旨看,它是要救人出苦。这是靠劝人入寺院或作隐者、照佛所指示的去行而成的。这一系统看人类是陷在苦里,而不是陷在罪里。十恶倒不如看作人因迷惑与无知而落入的过失,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罪。中国的平常百姓,说话的口气已大受佛教观念的染,凡遇病来,以及别的不幸,都看作与「罪」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以为罪是苦的因。然而他们所说的并不是故意犯的罪,而是某件不自觉做下、或小时候做下的不当之事,如踩死一只虫、糟蹋饭粒、或是乱用写了字的纸。或者他们把灾祸归到前生的罪上。因此他们看自己,于那由厄运作证的「恶」或「罪」,是可悯多于可责。

这是一个例,可见佛教一系较好的那些倾向,怎样被它的缺漏所抵消。它的道德训条,大半固然是好的,若是认神的权威为行善的大理由——道德义务的来源——本来会更有力量,百姓也会更觉出罪的真面目。

佛教摇动了中国人对天作为一位有位格的主宰的信,又把诸佛与诸菩萨摆在那位有位格的主宰的位上。佛教的效果,一部分是促中国人的心只在天里看出无位格的、物质的力。于此,它道德教训的好效果便被抵消了;况且中国人在此之前本已有好的道德教训。

欧洲的道德家所提的那个问题——人是否由其本然的构造便有一种天生的道德之感——佛教徒虽不就此作什么争辩,却是决为「是」的。他们教人说人人心中都有一种好的道德本性,而这善的本原之所以不能使人有德而乐,只因为与世间相接、又受感官之惑:这可以说是诉于一种天然的良心。这与儒家之说相似:人都生而性善,只因后来陷入恶习才变坏。实则大多数道德之说,在言语上或在含意里,都承认良心的存在〔注二〕,因为人人有它,没有它便无从使人懂得道德上的分别〔注三〕。有一套德与恶的名目,便见出良心在立此名目者身上起了作用;而用这套名目去教导道德,便含着向受教者的良心诉求。然而儒者与佛教徒把良心同天然的善看作一事,这就把它那判别是非之官的真面目弄模糊了。而告人说他们本性是善的,不但是为奉承人性而假定了一件本该先证明的事,并且很容易使这样受教的人宽看自己的恶行,以为那全出于外面世界的影响。佛教以良心为道德义务之源,这一诉求本已无力,而它又把与人一样本来是善的那个本性给了畜类中的每一员,就更加无力了。

这一系统从来世的报应里取来的那些为善的动机,出于印度民间关于天堂与地狱的说法。众生所能生入的六道是:一、「天」,即诸神;二、人;三、「阿修罗」,即怪物;四、「地狱」,即那落迦;五、饿鬼;六、畜生。前三道配与善者,后三道配与恶者。道德上的行为叫作「因」,它的报叫作「果」。一切众生,有德的也好,有恶的也好,都在这六种境地中轮转受生,直到得佛之教而救出。

佛说:「出三恶道难。既得人身,离女身而生为男难。诸根与心与身俱全难。既得此,生于中印度难。」他接着说,遇佛而受教、生在好王之世、生在菩萨之家、以心信三尊,都是难的。

佛在帝释天上的一次说法中说〔注四〕,凡善男子善女人听了地藏菩萨的名,因而作一番赞叹或礼拜,或念那位菩萨的名,或向他供养,或画他的像,这样的人必生帝释天。

这位菩萨又对住在上面说的那重净土里的佛母说:「不孝父母,加以杀、加以伤,所受之罚是住在那叫作无间地狱的苦处。谤三宝、伤佛身、慢圣典、破誓愿、或盗僧物,所受之罚也是一样。他们受罚要历千万亿劫。然后其罪既以足够的苦偿清,便得释放。

「若有女人容貌丑陋、体质多病,祷于这位菩萨,她在百万劫中都将生而貌美。」又凡男子女人在这位菩萨像前作乐、歌唱、献香,便有千百神灵昼夜护他们,使不悦耳的声音不入其耳。谁谗毁或讥笑这位菩萨的礼拜者,便要被送到「阿鼻地狱」,直到此劫之终。他随后生为游荡的饿鬼,过一千劫而成畜生。再过一千劫,才又成人。

这几条便是向民间所说的报应之说的若干样品。不难看出,这样属于感官的来世之想,必使百姓关于本分与德行的通常观念降低。中国的平常百姓到佛寺里拜,所求的目的几乎全是很低的一类。宗教的礼拜本该关乎人复归于纯正的德、关乎因罪得赦而复与神直接相通,如今却变成一种取得各样物质福乐的器具。

佛教徒论罪之得赦,以为靠悔与功行可以得到。一定分量的施与与礼拜,便能换来相应分量的罪及其所带之苦的消除。于是一个孝女,拜一位菩萨或一位佛若干日,便能把母亲从地狱里救出来。

在民间的来世之见里,印度的死王「阎罗」占着高位,是地狱刑罚的执掌者。另有九位出于中国的与他并列。他们称为十王。恶人死时被领到他们那里受审。

人生入轮回六道的那道定命,只不过是命,用「因果」二字说出,或只用其一,说「因缘」,也就是业。「善行」有时也叫作因缘,因为它终久给行者带来福乐。

从天上之乐里取来的那个为善的动机,不能算是有力的,因为诸天与他们的福乐在佛教里是被有意看低的。「天」,即印度民间的神,都是会死的,力也有限。人的境地可以高到近于诸天的净土。有些人几乎得了与神一样的力,如黑天。骚塞在《克哈马的诅咒》里,把那个人物虽是人,却写成诸天之王的一个可畏者,这样的写法正合印度人的想法。所以在中国的佛寺里,来客看见天上最高的众生谦卑地听佛说法。

有人会说,把基督徒所见的神同印度的诸神并举或暗作比较,是不对的。也有人会说,把神与佛相比才较为公平。但佛是一个生在世间的人,同别人一样靠苦行、供养与某位开悟之师的教导洗去自己的罪。并没有说他创造宇宙,也没有说他作人类的审判者。他只不过是一位极高的教师,靠超出常人的知识出了迷妄之世,渐渐入于涅槃。他对门徒的态度只是教者的态度,不是有权柄的上位者的态度。门徒系于他的那条纽带是自愿的顺从,不是不得不然的顺从。

实则加在佛身上的品性,倒是救者的品性,而不是神的品性。他一生与一教的目的,是救众生出苦。书上所记的佛既是这样的品性,而他作为民间礼拜的对象,却同诸大菩萨一样,只被看作一位有大力的神明。

这里要略提中国几派的道德之见。净土一派以一个纯粹出于佛教自造的净土,替了印度神话里的那个。它以生在西天——阿弥陀佛的住处——为德行之报。这净土的描写,全是悦人感官的事物。民间都看它是实有的,可是云栖一派的创者在他《阿弥陀经》的注里〔注五〕,把它解作比喻。依这个解法,西天指道德的本性坚定、清净而安息;阿弥陀指心之明澈开悟;行行的树指心修诸德;乐音指心中诸德的相和;花,尤其是莲花,指心开而有知有慧;美丽的鸟指心变化更新。

显然,对西天这个寓言一旦取了这样的解法,就再不能老实地把它举出来当作将来的报,以引人为善了。

把阿弥陀的西方净土这样作喻解,其用意无疑是要把净土一派从它所陷的不光彩里救出来——它弃了涅槃而取一个属于感官的天堂。最初造出这个虚说的人,大概也同这里所说的一样看它,却并不设法阻止无知而不深究的人把它当作实有。

在菩提达摩所创的修观一派里,恶与德的分别没有了。心既全付于自己那抽象的冥想,外面的世界便被抹去。一个只顾自己之心的人,谤佛也不算罪,因为于他无所谓罪。他不供养,也不祷。一切行为于他都是一样。然而这一系统并不是与道德上的分别相对立的。它只求入于一个更高的境界。它求在现世便得到一种涅槃。

在这一派的书里,正如在别的主张一切可感的现象都不真实的书里一样,德与恶居于低位。这些观念只因现今这一境地的不圆满才生出来。一旦得了解脱,入于纯然开悟的更高境域,它们便全然消失。德与恶、生与死、乐与苦,这些在我们所属的迷妄之世里生出的相对之境,都一同被判为属于一个较低的存在。一切众生都该力求从其中解脱,靠佛之教升到那圆满处,在那里一切这样的差别,无论道德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归于一。涅槃不容上面所说的那类分别。它是绝对而纯粹的明照,并不附着任何确定之物,无论善恶,无论苦乐。于是除了较低的几等生活之外,便没有道德之学的地位。

中国修观一派里明白的僧人,常为自家拜像之事辩护,说他们自己并不拜像。像是为那些不能懂他们教中更深义理的无知之人设的。宗教纯是心上的事,供养与礼拜其实不必要。这正见出:在平常百姓身上算是极有德的行为,到了一个自以为向佛境有了些进益的人身上,便不再算有德。依这个见地,一个前后一致的佛教徒将不向任何众生礼拜。他只求把自己提到人生一切平常的情感之上。

佛教的道德一系既有上面指出的那些缺漏与那些毛病,它未能在信奉者中生出高的德行,是不足怪的。百姓大众从它那里得了来世报应的观念,可是既然所许的死后之境只是一套笨拙的虚构,这观念又有什么用处?由一种道德之命所执掌的轮回,只给了他们一个方便的法子,把自己的罪过与不幸都推到前生去。百姓中间所有的德,是儒家一系之功。佛教加给它的只是拜像与一套错的来世之见,于使百姓更有德一事并无所助。

克拉普罗特责一位「可敬而有学问的英国传教士」——塞兰坡的马士曼——说过这样的话:「人类不幸,佛教……如今已足以把它有害的影响传到任何地方去。」

然而若我们取儒者看佛教的那个见地,这样的说法要形容这个宗教在中国的效果,决不算太重。一个彻底的孔门弟子,若单从政治与社会的道德着眼来判佛教,便不会以为这话太重。诚然,儒者既看不出那弃了家、弃了作一个劳作之民的本分的僧人,何以能免于重责,那么基督徒也不妨严厉地评这样一套系统:它否认神的权威,把人与畜的道德本性看作一事,教人不向神而向人求赎,又拿关于不可见之世与来世的最离奇的虚构来逗引人的想象。

佛教的道德,近来的著作家给了极高的称许。马克斯·缪勒教授说:「佛教的道德法典是世界上从来所有的最完全者之一。」缅甸的教育总监霍登先生说:「可怜的异教徒,他日常的生活是由一些比基督教的训条更古、而不比它们更不高贵的训条引导的。基督降生之前好几百年,人们便由一位从来最伟大的人之一的生平与教义,受了最纯正的道德之教。孩子被教以顺从父母、怜惜一切有生之物;成人被教以爱邻如己、于一切往来上诚实公正、又在世间虚浮的排场之外去寻真正的福乐。恶的每一种色相都有专门的训条防着。爱,在普遍仁慈的最广意义上,被宣为一切德行之母;连那原以为基督教所特有的训条——赦人之害、温顺地受人之辱——也早在极东之地讲过了。

「在缅甸全境,天天都可见男人、女人与孩子跪在路旁,两手合着,脸虔诚地朝着远处的一座塔;而在每周的节日、或是月圆之时,百姓大众的敬拜是全东方最可观的景象之一。」

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佛教徒虽有好的训条,却大受忽略,连在教导上也是如此。那些讲硬的形上教条——如物质不存在——的书,倒远比它们更常被日日诵读。僧人常受儒者的指摘,说他们于父母不孝,又不是国中有用的劳作之民。一套广布的寺院制度,不能见许于中国的政治意识,正如在革命的时代它不能见许于欧洲的政府。懒惰与弃社会本分的罪名,从前曾成为迫害的根据。如今儒家虽已不再迫害佛教,却从未撤回它在道德上对佛教的控告。实则中国人道德教训的全副力量在儒家,不在佛教。中国人若真是一个讲道德的民族,那有力而有影响的,正是他们自己的道德之感。佛教的道德法典比起儒家的来,软弱得无以复加。这一半是因为它被两样东西缠住了:一是以出家为一生的生活,二是把轮回与形上的虚无之说立为教条。

再说佛教提百姓于世间虚浮的排场之上、使他们虔敬的那种力量,从这个宗教在中国人身上的效果所能得的结论,与霍登先生就缅甸所取的大不相同。中国人的智力在判断上强而独立,并不接受佛教的那些虚构。印度人的心胜不过中国人的心,而修观的生活对孔子的乡人毫无吸引之力。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看不到那种曾使霍登先生在缅甸生出赞叹的虔敬气象。

佛教能得缅甸人之信所显的力量,我倒愿归于印度种胜过中印半岛上那些山地部族。缅甸人同西藏人一样属于博种;博种自己没有智上的开展,佛教的教师把印度的宗教带给他们,他们便接受了。印度的技艺与文明之胜,帮了佛教取得这一场胜利。比甘代主教说〔注六〕:「缅甸人缺乏懂佛教形上之学的能力。」若说佛教的道德法典本身便有力量影响一个民族,使他们有德而虔敬,而不须智上占胜这一层,那么我们至今还缺这样的证据。

「在这一点上,佛教的成功与基督教的成功正相反;基督教起于犹地亚,并未借智上之胜,却征服了希腊与罗马。」

这里我再添一句:儒者不承认爱惜畜类是佛教先教给他们的。他们在自家的古书里便找得到。孟子就拿齐宣王对一头将要被杀的牛所生的恻隐,作他对所治之民更该生恻隐的根据。那头择来作祭的牛发抖,王心中难过,便吩咐换一只羊,事也就这么办了。儒家以为怜惜畜类是人心本有的。孟子的母亲把住处从屠户的铺子旁边迁开,因为她不愿儿子年幼时天天看那会使他变残忍的事。

然而也不能公平地否认:佛教把慈悲举得这样显、这样公开,作为佛的一种品性而要每一个虔信者效法,必然随之而有好的效果。救众生出苦被举为他的大成就,而促他如此的是无所为己的怜悯。

这一层儒者大概会承认,不过他们绝不肯承认有什么根据可信佛教的轮回——而怜惜畜类常被安在轮回上作它的基础。佛寺与僧人到处都有,中国人却并不接受人的魂迁入畜类这一教法,僧人们自己也并不诚心主张它。

佛教徒为保全一切畜类之命所举的理由里,没有提到不可施不必要之痛这一本分,也没有说佛有立法的最高权柄,他既立了这条法,便必须遵。

他们的理由属于较低的一类,或者是立在教条化了的必然上的。此事同别的事一样,被佛教徒彻底以功利而自顾的方式对待。只在一点上不是这样。他们无不自觉有一种「道德之命」,即业,以一种避不开、胜不了的力贯彻宇宙。待畜类以慈,必带来福;待之以残,必招来祸。

以下是佛所举不食肉的理由:

第一,在轮回无尽的变迁里,于我有六亲中任何一种关系的人,都曾不时成为用来作食的某些畜类。为免吃了我的亲属,我该戒肉。

第二,其气与味不洁。

第三,其气使各样畜类生怕。

第四,食肉会使符咒与别的法术不灵。

造出这几条理由、又把它们放在佛口里的那位著作家,并没有再添上业之报必不落空这一层,作为对有生之物生怜悯的又一个动机,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佛教的一切思想之下都伏着它。

(原注一:梵文作「室罗摩那」;然据汉文《佛本行》的注者说,作「沙迦牟南伽」,意思是「勤与息」。)

(原注二:佩利以及与他同调的人,试图在人身上不立一种天然的是非之感而构一套道德之说,须作例外。)

(原注三:道德如今是用进化来解释的。达尔文与斯宾塞一派不肯承认道德之律是永恒的。然而亚洲的一切宗教都以它为根基。)

(原注四:见《地藏经》。)

(原注五:《阿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作。)

(原注六:见《乔达摩传》第四百一十二页。)

第十一章

佛教的岁时

国家的节日——敬天上众生的节日——敬诸佛与诸菩萨的节日——敬中国佛教史上人物的节日——补遗的纪念日——锡兰的佛教徒以别一天为佛诞——唐代印度的天算家修改历法——瞿昙悉达——印度与巴比伦的七日之周为中国人所知——以「密」称星期日——《孔雀经》——印度的罗睺与计都。

一个宗教最有教益的表征之一便是它的岁时。一国百姓所守的斋与节,不但依次指出他们所最尊崇的是哪些人物,也含着他们所信之教的历史与教义之撮要,尤其有助于把民间的宗教生活打开来给人看。

那部叫作《清规》、即僧众规制之书,载有一年之中一切斋节如何举行的条目。以下关于纪念之日的详情便是从其中录出的。

一、国家的

皇帝的生日。——这一纪念的典礼要行一周,连前三日与后三日。称为「圣节」。

皇后的生日。

寺中接御旨之日。——遣六人出「五里」,将近两英里,去迎。旨将到时,众僧由住持领着出寺,以额触地三次。

每月的四斋。——这是在朔、望,以及每月初八与二十三。称为「钦明四斋」。后两字指隋朝一位皇帝在公元五百八十四年所下的一道诏,令于正月、五月、九月格外守每月之斋,因为那时要为南赡部洲祈祷,而中国即在其中。

列帝忌辰。——只收本朝的。

二、天上的众生

供天之日。——印度较古神话里一切要紧的人物,无论天、灵、鬼、阿修罗、罗刹等等,都在此时受祭。这一行事所据的是《金光明经》。

日月之蚀。——这些日子的法事里,称日与月为「菩萨」,并求佛力救之。故此法事名为「救日」、「救月」。为它们所献的祷,看作是感它们的光。

祭月,八月十五。——这一行事所据的是:依本国的传说,这一天是月的生日。如同救蚀的法事一样,向月致辞也用「南无」,即礼拜的发端之语。月的全称是「月宫太阴尊天菩萨」。

祈晴。——祷于诸佛及别的神明。

祈雨。——向东行礼,祷于龙王、诸佛等等。

祈雪。——同上。

祈除蝗。——祷于诸天与诸灵。

祷韦驮。——韦驮天是佛教的护法。寺中粮用不足时,便祷他来添补。他是四大天王军中的主将。

韦驮的生日,六月初三;有说是十三。——韦驮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位神,护世界所分的四洲中的三洲。见雷缪萨为《佛国记》所作的注。

诸寺护法神的生日。——共三位:一、华光,九月二十八;二、龙王,即那伽罗阇,「龙王」之意;三、关帝,即「武神」,依通行的说法是五月十三,然依国史中他的传则是六月二十四。这三位取了印度所奉的十八位之位。其中一位便是《三国》里那位有名的英雄。他们所受的礼敬与韦驮一样。

灶神的生日,六月二十四、八月初三、十二月二十四。——佛教徒为自己采用一项道家的迷信解脱,说他们所拜的灶神并不是百姓通常所敬的灶君,而是「紧那罗」——一种虚构的天上种族——之王,他在唐代成了中国的僧人,死后受命主管僧众的素食。这是替一件显然出于自利、迁就民间观念的事所作的一个无力的辩解。

三、诸佛与诸菩萨

释迦牟尼的生日,四月初八。——他又称佛、称「如来」,也称乔达摩,又被尊为「本师」,即现今这一劫中世间的教师。

释迦牟尼登佛位的纪念日,十二月初八。——这句成语是「成道」,即到了智与德的顶。

佛入涅槃的纪念日,二月十五。

药师佛的生日,九月三十。——这位佛所治的世界在东方。

阿弥陀佛的生日,十一月十七。——这位佛所治的宇宙在释迦所治者之西,凡祷他求入西天的,他都允其所请。

弥勒佛的生日,正月初一。——这位佛将继释迦牟尼而治世间。释迦牟尼曾在一处净土里访弥勒,预告了他的定数。

女佛准提的生日,三月初六。——这位人物被说成有极大的咒术之力。

「文殊菩萨」的生日,四月初四。——北传佛教的菩萨之一。

「普贤菩萨」的生日,二月二十一。——北传佛教一位虚构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生日,二月十九。——这位出于虚构的菩萨在中国通常被作女相。《法华经》里说观音能随意现任何形,或佛、或天、或人、或别样,而在这样随意的变化中,他所依的是一个一贯的愿:要以最能成事的形,向需要的人宣说佛教的教义。观音于是能救「娑婆」世界的任何住者,也就是现今这一族人类。把观音译作「慈悲女神」,并非不合,不过应当记住:那位菩萨所取的女相只是一时的。见《法华经》将终处的「观音」一节。

大势至菩萨的生日,七月十三。——这位菩萨的位在阿弥陀佛之右,观音则在左。他们合称「西方三圣」。

地藏菩萨的生日,七月三十。

四、中国佛教史上的人物

「菩提达摩」卒日,十月初五。——六祖之首。

百丈卒日,正月十九。——他是唐代传菩提达摩一系的师。这里关于斋节的记载便是从他所作的《清规》中取来的。

智顗卒日,十一月二十四。——天台一派的创者。

贤首卒日,十一月十四。——以他的名为名的一派之创者,主「大乘」一系。

道宣卒日,十月初三。——律部一派的创者。

慧远卒日,八月初六。——净土一派的创者。

本寺创立者的卒日。——又有僧人自己的受业之师、为他授戒之僧、以及他父母的卒日。

五、补遗的纪念日

入夏,即立夏,四月十六。——这一纪念上溯最早印度佛教徒的习惯:夏既到,他们便聚在一处,在热的几个月里共守严格的寺院之律。此期一过,便重新出去行乞。

「盂兰盆」之仪,施食于饿鬼,七月十五。——这个节所据的是《盂兰盆经》,公元二百七十年前后译成汉文。它结束夏期,正如前一个节开了夏期。

出夏,七月十六。

入冬与出冬,即立冬、解冬,十月十五与正月十五。

岁首之日。——有特别的礼拜。

帝释的生日,正月初九。——帝释,即因陀罗,是气之神,在近世刊本的《百丈清规》——即佛教规制与节日之手册——里,与道家那位有名的神明玉帝看作一位。东方的诸教彼此如此客气,有时竟毫不踌躇地采用对方的神。梵文的「因陀罗释迦」,汉文译作「帝释」。

「药王菩萨」的生日,四月十五。

菩萨「龙树」的生日,七月二十五。——他是第十四祖,又是《百论》的作者;《百论》是佛教诸论中最有名的一部。

古佛燃灯的生日,八月二十二。——释迦牟尼在前一劫中是这位佛的弟子。

冬至。——有特别的礼拜。

华严菩萨的生日,十二月二十九。

这些纪念日如何举行、所用的是什么祷词,在这里译出诸条所本的那部书里记得极细。

所记的日子都依中国国家历书的阴历月份。

其中与南方佛教徒——即锡兰、暹罗与缅甸的佛教徒——的节日相同的,恐怕没有几个;因为有好几位大菩萨,在外国著作家论那几国佛教的书里都不见提到。

在锡兰,关于乔达摩一生的通行传说,说他生于春季第二个月的望日。这是无法调和的不同。

在这部民间的岁时之书里,并无一处涉及天象;然而在唐代,曾请印度来的佛教历算家来改良朝廷的历法。

瞿昙悉达在八世纪刊出一部名为《九执历》的书。它是从印度的原本译来的。书中把一周的日子按下面的次第配与诸星:荧惑,即火星;辰星,即水星;岁星,即木星;太白,即金星;镇星,即土星〔注一〕。

这几星连日与月,便成「七曜」,即七个明亮的天体。它们构成神话里七日的一周;这一周起于巴比伦,传到印度,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也传到了欧洲。

有些中国的历书称星期日为「密」之日,那是波斯的「密特拉」,日之一名。「密」被说成是一个回回语的词。「回回」这个名目是中国人称波斯语的名目之一。这便是「畏吾儿」那个词。

《孔雀经》里也列出一周的日子。这部书是一位名叫义净的中国僧人所译。伟烈亚力先生有一次到北京,同我一道去一所寺院,要查藏经楼里的《孔雀经》。我们受了客气的接待,还被许可把它带回家看几天。

印度本土许多迷信的信条与行事,都由印度的佛教徒带进了中国。他们所教的,有许多全然不是纯粹的佛教。他们所受的教育范围很广。形上之学、天文、医术以及别的科目,在佛教昌盛的古时都在印度教授,大概同如今蒙古的喇嘛寺里差不多。

于是月道的升交点与降交点被当作两个怪物,叫作「罗睺」与「计都」,今日汉文作罗睺、计都。日月之蚀时,中国有天狗食日月之说,便出于印度神话的这一节。本国的历书里,这两个名目保存在占星的名目之中,并助长这样一种想法:掩月的地影是一个黑暗的天体,是一种性属幽暗的星,只在蚀时才现出来。

印度一年三季之法书中有述,然而并未设法去动中国三个月一季的分法。佛教徒把他们斋节的岁时排得合于中国的月份。

(原注一:见《教务杂志》一八七二年,伟烈亚力《论中国对七日安息的知识》,第四十至四十五页。惟于伟烈亚力极详尽而有趣的叙述之外,还当补一句:此处以及第八页上的「密」即「密特拉」。)

第十二章

佛教与较古的印度神话的关系

佛教接受了印度的神话以及婆罗门的圣典,凡与它自家教条相合的都收——因陀罗、梵天与自在三神作弟子听佛说法——天之八部——四天王——夜叉——摩呼罗伽——饿鬼——诸魔——死者之王阎摩——《中论》及别的书否认印度诸神能创造。

依佛教典籍的指引,吠陀及其神话至少在公元前五六百年便已存在,这须看作一件立定的事实。那时印度人的社会生活里已经起了宗教上的分门,各个种姓中都有许多人投到佛教新举的旗下。赛克斯上校与别的人主张过一个假说:佛教本是印度斯坦原有的宗教,而吠陀连它的宗教、四种姓、以至梵文本身,都是婆罗门后来才造出来的。这个揣测在任何一类证据上都少有支持,而一旦求证于佛教的典籍,便全然站不住。从那些典籍可以明白看出:婆罗门自始便与释迦牟尼一系为敌;四部吠陀早已被尊为全国的圣典;而它们神话的真实,佛教的创立者与他的门徒并未否认。他们远不是去反对民间对因陀罗、阎摩、阿修罗、诸天与乾达婆这类众生的信仰,倒把它们收进了新教的神话人物之中;这些名目于是从日本到波斯、从爪哇到阿尔泰山都为人所知。大概没有哪一套神话传得像印度的这样远:它在一切佛教之国同在它的本土一样,都成了百姓宗教的一部分。

把《妙法莲华经》——汉文作《法华经》——开篇一幕的情形记出来,便可见这些出于虚构的众生在大乘一类经里所占的位置。下面的梵文名目多半取自布尔努夫所译的尼泊尔原本。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比丘二千人俱,皆是阿罗汉。」此下是佛许多弟子的名字。「又有二千人,或有知者,或无知者。摩诃波阇波提〔注一〕与女弟子及其眷属俱来,合六千人。」「菩萨亦来八万。」「其名为文殊、观世音等。」又有释提桓因〔注二〕来,从者二万天子。又有月天、普香天、宝光天诸天之子。此外又有四位天之「大王」,从者一万天子。又有「自在天」与「大自在天」之子,及其从者三万天子。娑婆世界之主、即「梵天王」亦来,同两位大梵——尸弃与光明——及其从者二万。又有八位「龙王」及其从者,紧那罗王四位、乾达婆王四位、阿修罗王四位、迦楼罗王四位。韦提希之子、摩竭陀即比哈尔之王阿阇世、阿育王之父,也带着数千从者在那里。

这些便是佛宣说此经所含教法时的听众。为省文计,名目之大半、形容的文句、以及诸王从者的许多记载都略去了。不过汉文本的这一段,整个比那位依梵文本而译的法国译者所出的短了三分之一。鸠摩罗什译这部书与别的书时,毫不踌躇地削去其繁冗,这或许便是它们历久流行的一个缘故。

这段引文里有两位印度的大神,即释提桓因与梵天。后者是那有名的三神——梵天、毗湿奴、湿婆,即「创造者」、「保存者」与「毁坏者」——之首。在这里他占的是较卑的位,只不过是佛的弟子。释提桓因,即因陀罗,在佛教的传说里比梵天出现得更多。据说在中国有些寺里,他们两位的像在听释迦牟尼说法的众中成一对。佛教的类书《法苑珠林》里,录有《中阿含经》的一段,其中解说释提桓因通行的几个名目。因陀罗是他最常用的称号,那是一个职名,意思是「主」或「治者」,汉文便依此译作「帝」或「主」。这称号也常加在别的大天或大神之上,而各有其专名。又可注意的是另有两位大梵随着那位为首的大梵。

「自在」一词,汉文译作自在,意思是「自有」,这正是印度的传教士用来指基督教所说的神的那个词。温格先生的信载在理雅各的《中国人关于神与灵的观念》里,说这个词加在湿婆与毗湿奴身上是作权威之号用的;「但若无数天神中另有一位被称为自在,那便是不寻常的事,须得有个说法」。在上面所引佛教的那一段里,这个词是作专名加在这些天神中的两位身上的,可见婆罗门与佛教用这个词时有所不同。《梵网经》的注者把大自在与梵天看作一位,然而经文并无此据,也与通行的用法不合——通行的用法把他们作两位。他又说:「全宇宙中只有一王,便是他。」依汉文「自在」这个译法,自在一词与希伯来的名「耶和华」极为相似。

四位天之「大王」,各主印度人分世界所成的四洲中的一洲。到中国寺里去的人,当已注意到进门之内两边各有两尊武相的像。那便是这里所说的诸天。每一位各领一支神灵之军,护人类与佛教。领乾达婆与毗舍阇的是提头赖吒,主东洲。南洲阎浮提的住者由毗琉璃护持,他领一支鸠槃荼之军。在西洲,毗留博叉统领一支「龙」与富单那之军。在北洲,毗沙门领夜叉与罗刹。

神话中各类众生的名目,在中国佛教的书里有时意译,有时音译。「龙」因其形,便以龙字译之。「阿布娑罗」称作「天女」。诸天——凡提到的印度诸神,无论大小,都在内——称作「天」。紧那罗是天上的歌者,形如马而头上有角。乾达婆也是乐人,为诸天作乐歌唱。阿修罗形体极大,住在僻静的林中与山的空处。他们与诸天战,又与日月之蚀有关,见哈代的《佛教手册》。迦楼罗是金翅之鸟,大得能吞龙。低于诸天的众生总称「八部」。缅甸人称他们为「纳」。

可以注意:所有这些众生,连诸神中最受尊崇、最有力的在内,都是作佛的弟子引出来的。释迦牟尼身上苦行之高与哲思之深合而为一,把他举到比他们任何一位都高的位上。地上天上各等的众生,都靠作他谦卑而专心的听者,承认自己不如这位人身的佛。

印度人既成了精于形上之学的人,便自以为胜过宇宙间一切众生。

同一书往下还有别的名目。夜叉是一种鬼,住在地里与水里,常被写成对人怀恶意。摩呼罗伽是那种汉文叫作蟒的大蛇之精。罗刹与夜叉相类,不过他们没有夜叉那种随意现形之力。他们现于人前时,必是本来的形相。他们住在雪山之林,以死者之肉为食,见哈代的《佛教手册》。「大梵」——汉文作梵,旧时读作梵或凡——是那重名为「梵天」的天的住者,由大梵天王、即为首的大梵主之。饿鬼,汉文作鬼,是那落迦、即所谓地下与别样牢狱、汉文称「地狱」者的住者。其中许多从前属于人间。有些被阎摩判入某些牢狱。另有些在埋着他们旧身的坟上出没。饿鬼饥而求食,于是中国有那样流行的习俗:施食于亲属与别人的饿鬼。诸魔是佛法之敌。为这个缘故,他们被看作鬼,虽然他们住在印度宇宙论里的一重「天」上。「魔鬼」之王名叫波旬,又名魔王。魔这个词解作「杀者」,又解作「罪人」。鬼有时也有好的心性。照《法苑珠林》所引的一部佛书所告,这一类里便数得上山、海与别的自然之物的「神」。神这个字也用作上面说过的八部众生自龙以下的总名,而佛教徒极常用它指人的魂,大概比用于别的意思都多。早期为佛教申辩的人,在主张魂不灭作为轮回之说的一部分时,总用神字当「魂」。

鬼之王是阎摩,在印度神话里是死者的主宰。因他有审判来世刑罚之职,他的名字在中国平常百姓的谈话里常常出现。他称作阎魔罗阇,旧读阎摩罗阇,省作阎罗。印度通行的那个名目,在汉文书里加在他身上的另外几个称号——阎摩、阎魔——中还认得出来。阎摩罗阇的意思是「双王」,一兄一妹,分别审男与女。与阎罗并列的另有九王,一同主管死者之事。他的像与他们的像一同立在庙里,旁边配着各样写照,好叫看的人想起那受苦之世。《地藏经》里说他从佛教地狱所在的那座铁围山上,来到忉利天,听释迦牟尼佛在那里宣说一经。他被列在天子之中,有千万鬼王随从。可以举他作印度神话影响中国民间心理的最显著之例。平常百姓都以为死后要见阎罗王,由他极公平地审判。他们信他定人气绝的时辰,而这判定一下,便无可改、无可延。

这各样的众生,在诸经里到佛前时,都向他行礼,又同他别的听者一样求教。他们的力极大,然而被佛的力所过;而这力全用来广佛的名与教。他们作世界主宰的权柄仍被承认,不过佛教只凭想象一伸,便造出一个大一千倍的宇宙来作佛之国。他们助德行与佛教。他们活着与主治便是为此。神最高的那些作为,如创造万物,或用唯心之说的话讲,作一切感官现象之因,则是不给他们的。《中论》一开头便证明创造不是那位大「自在天」的作为,也不是「毗湿奴」天——汉文旧作韦纽,又作韦湿纽——的作为;也不是聚合与混杂、不是时、不是物之本性、不是变、不是必然、不是微小的原子造出了这宇宙。在佛教看来,这些神也在死之下,而人以某些指明的德行,可以在将来某时生而作他们的后继者。

佛教这样求一种高过民间诸神的智与力,却看不出宇宙的创造与治理合于一个全智而永有的心。它所望不过是一位人间圣者的智慧,与人心本有的善及自提之力。它把只该归于神的尊荣给了智者。

要估量较古的印度神话在中国传播到何等地步,应当记住道家抄袭佛教的书,抄得极为奴性。有些名目是新的,而大多数是原样采来的。大梵、诸天、阿修罗与诸魔都在这个本土教派的著作里出现。道士诵念所用的经本,从头到尾是佛经的仿作。靠这两个宗教合起来的影响,印度那套宇宙之见——其中有许多等高于人与低于人的众生,有众多的世界,有些是乐处,有些是苦处——便成了中国百姓共有的信仰。

别的印度神,如后世的湿婆与杜尔迦、罗摩与黑天,都不见出现,除非是藏在某些名目之下,要更仔细考察才认得出。他们受拜在印度兴起得太晚,不容他们进入早期的佛教文献。后世印度那种崇拜的恶德之甚,也会成为它在中国被采用的一道无法越过的障碍。中国佛教的书里,幼稚的、迷信的、不可信的东西有许多,可是公然与良好道德相反的却没有。在这样一个国里,任何教派的像与拜,只有合于体面的才能被容。

既然在宇宙间一切要紧人物都到场的那些场合,佛的听众之中既无毗湿奴也无湿婆,便须推想这两位有名之神广受民间崇拜是在佛教典籍写成之后,而且在公元以后。

(原注一:这是释迦牟尼的姑母;他母亲死后,他在婴儿时由她抚养。她成了佛教中女子传教的一位领袖,在佛入涅槃的那一幕里也居显要的地位。)

(原注二:「提桓」即「诸天」,「因」即「因陀罗」。)

第十三章

佛教的宇宙

宇宙经历不断的变迁——长短不同的劫——成劫、坏劫等等——娑婆世界——须弥山——南洲是阎浮提——三十三天——兜率天——上层的诸天——色界与欲界诸天——无色界诸天——梵天——那里不生智者,因为梵天自说他创造了宇宙——诸地狱——《地藏经》里的一个故事。

依佛教徒之说,宇宙处在不断变迁之中。它变迁所历的期称为劫波,或省作劫。八十小劫成一大劫。梵天的住者历二十小劫,他们的首领大梵天王历六十小劫。劫分为小劫、成坏之劫、与大劫。在小劫中,人的寿从不可量的长减到十年,然后又从十年增到八万年。这样的期历二十次,世界便成了。再历二十次,它保在同一情形。又过二十次,世界坏了;再过二十次,其中除虚空之外一无所有。前四十个中劫合成成劫,后四十个合成坏劫。全数合起来便成一大劫。我们住在第二个中间之劫,也就是世界保在已成之态的那一劫,这一期名为「贤劫」,即智者之世。到坏之世开始,还要过十一个小劫。在紧接现今之前的「第八劫」,即庄严劫中,有一百位佛相继出现。释迦牟尼是贤劫的第四位佛。在他的时候,人寿已渐减到一百年,而每次减一年的那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娑婆世界——即释迦牟尼所治的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一片广海把它与另外八山隔开。这些山之外,过了又一片广海,是一大圈铁山。这样的铁山之圈一千重,成一个「小千世界」。这样的围三千重,成一个「大千世界」。这便是娑婆世界。

每一道铁围之内有四大洲,又有一日一月照它们。就在这几洲中最南的那一洲——在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便是阎浮提——印度与印度人所知的一切国都在其中。极北是须弥山,高一百一十二万英里,入海之深也是如此。它东面是金,南面是「琉璃」〔注一〕,北面是「颇梨」,即玻璃,西面是银。

自阎浮提向南越南海而行,到那一大圈铁山有三十六万零六百六十三「由旬」〔注二〕。此山入海之深为三百一十二由旬,高也差不多。它的周围是三百六十一万零三百五十由旬。每一个铁围的世界中心都有一座须弥山。设世界在上面所述那条永久变迁之律之下,则佛教的典据于它最初的起原并无说法,因为他们不觉得需要一套创造之说。它周期地成与坏所凭的物理之因是水、风与火。这是四大——地、水、火、风,即土、水、火、气——中的三样;四大被当作万物的根本。它们大概该作元素之因来看,而不是作元素之原子。

在这个由山、海与洲所成的世界之上与之下,另有两个世界,即天与地狱。天界有三十二重,为较古印度神话里的诸神所住。至于佛教所独有的诸佛与诸菩萨,另有别的住处。三十二重天界之中,有十重称为欲界;其中有日月之天、四天王之天、以及三十三天,即帝释的净土——帝释之下有三十三位有力的天。又有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与「他化自在天」。

须弥山之麓住着「神」与夜叉。山的半腰是四天王之天。山顶是忉利天,即「三十三」天,也就是诸神之王帝释的净土。其余这些天上的住处都安在虚空里,每一重都比它下面那一重高一倍。

这些净土之域的次一层共十八重。它们称为色界诸天,意思是在那里感官还在动,不过已不受那种在近人间的欲界里仍感得到的情欲之力。色界十八天分作几个禅定的阶段。三重属初禅、二禅、三禅,九重属四禅。初禅配与诸大梵,大梵分三等,即「王」,也就是大梵天王,与朝臣,与百姓。这三等各有一重净土配给它。这些之上的诸天,名目各样,都由净、光、德、离、寂这些意思合成。其中最高的阿迦尼吒天,即色究竟天,住着「摩醯首罗」。

最上一层的四重,称为「无色」,它们的名目取于空、知、无一切所有、与灭一切想这几个意思。

这三十二重天里,有五重只住圣者,二十五重圣者与常人同住,两重只住常人。后者之一是大梵天王的净土。佛教论宇宙的人说,智者绝不会生在梵天的住处,因为那位神不知诸因,自称能造天、地与万物。他既这样自大,便无智者肯去住他的天。另一重是离想之天,那些不信涅槃、却求达于心念全离之境的异学,将来便生在那里。他们在那无心的空寂之境中,可享五百年无生之苦;可是他们既不行涅槃之路,恶欲此后必起,而后必生地狱。所以没有智者肯自愿去那一重天。

较高的一个世界配给佛的那些已到阿那含与罗汉之位的弟子住。那些将要成佛的,先生到兜率天。

「魔鬼」之王魔,住在梵天以下的空间。

这些天由诸天人所居。我们自己这个世界四洲的人,可以靠轮回入天人之身而生到那里。天人有生有死,身量极大,穿衣服,有马有象可乘,娶嫁,饮食,又作许多别的与人类相似的事。在欲界诸天之上,便无男女之别。

成为这些世界的住者,于那些先前住在较低的几等存在里的人,是看作善行之报的。但若同得涅槃、或得佛教中弟子的任何更高之位相比,它仍是一种罚。

佛教的「地狱」,梵文作泥犁或那落迦,是沉沦者的牢狱,有些就在人所住的那一域之下。阎浮洲以下二万由旬,即二十八万英里,有一处名阿鼻地狱,意思是「苦刑不间断之狱」。阎摩地狱在半途。另有些在传说中的山里,或在一片大海之岸上。汉文书里以一个通名称它们,叫「地狱」,即地下之牢。

《地藏经》里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婆罗门种的女子,她母亲被判入无间地狱,也就是阿鼻地狱。她忧苦之极,到一所庙里祷求,求一位古佛的助——那庙里供着他的像。她的供与祷得了回答,有一个声音对她说话,那便是像所表的那位佛。她被告知要坐在家中念那位佛的名。她这样过了一日,便入于深定,发现自己在一片大海之岸上。她在这里看见许多铁身的猛兽在海上飞着走着。又有无数不幸的男女在那里游,不断被这些凶兽咬。这女子得佛力扶持,并不觉怕。一位鬼王和气地对她说话,告她说她是到了环绕世界的那一大圈铁山。「我听说,」女子道,「地狱在这里;我怎么能到?」答:「只能凭神力,与自己所修的功德。」问:「那么在这海里受苦的这些不幸的罪人是谁?」答:「他们是阎浮洲近来死去的恶人。过四十五日,若无人为他们的益处作一点功德之事,他们必先被送到此处来。往东还有两片『苦海』,那里所加的刑罚还要更重。」问:「可是地狱在哪里?」答:「这三片海之内有几千所牢狱,不过大的只有十八所。」问:「我母亲死去不久;她的魂如今在哪里?」那位好心的鬼王以反问答这一问。问:「菩萨啊,你母亲从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答:「我母亲持邪见。她讥笑并谗毁『三宝』,即佛、法、僧。她若一时信了,不久便不再敬他们。」问:「她叫什么名字?」答:「我父与母都是婆罗门种。他们的名字是尸罗善现与悦帝利。」鬼王恭敬地向菩萨合掌,说:「圣女,回去吧。把一切愁念都放下。有罪的悦帝利已生在净土里三日了。促成这样救亲之举的孝爱,与对一位古佛这样的虔敬,不但足以使一位母亲免于地狱,还足以把无数别的人提到天上去。」这位婆罗门女子于是如从梦中醒来。她思量所历之事,又去拜那位古佛的龛,发愿在无数将来的劫中修功德,以救无量众生出苦。释迦牟尼佛对文殊说:「那位鬼王与婆罗门女,如今已成财首菩萨与地藏菩萨。」

这个故事可以代替佛教诸地狱的细述。关于它们,只须说它们把一切于每一种感官可怕之事都合在一处便够了。凡心上与身上的各样苦刑,能加于那些违了良心与佛法的不幸之人的,那里都有。极寒与极热、割、剥、咬、辱、与逗弄而不与,这些人都要照所应得去受。形相最怪、心性最残的鬼,以一切可能的法子惊怖他们。凡水火刀棒靠巧思所能作的折磨,那里都作得出。

上面关于「三界」这一节简略的叙述,差不多全是与印度本土别的教派所共有的。佛教在宇宙的形相上采了本国的信仰,连赏罚的那些世界也在内。它属于中国或别处佛教的一切形式。

然而北传的佛教徒走得更远,另构了一套远为宏大的宇宙之说,那值得另作考论。

(原注一:这两个梵文词里的那两个舌音字母是舌上之音,西文印时通常在字母下加一点,其音近于「勒」。佛教的字书《一切经音义》说,颇梨一词的梵文全形作「萨颇胝迦」。《康熙字典》里告我们说「大秦有五色颇梨」。在佛教的书里它指水晶。至于通行口语中「颇梨」即玻璃一词为何不存送气之音,则不明白。)

(原注二:由旬有两种,一种为四「牛鸣」,一种为八「牛鸣」。一牛鸣是牛叫可闻之距,将近两英里。)

第十四章

北传佛教徒扩大了的宇宙

原始佛教所求的是德行的进益与涅槃——它的神话出于民间的生长——大乘的神话是佛教自家的形上学者引进来的——龙树是主要的造作者——《华严经》——造出一个扩大的宇宙以表教条——娑婆世界之外十方各有十个世界——新的神可拜——阿弥陀——他在西方的世界——观音与大势至——东方阿閦佛的世界——药师佛,即医疗之师的世界——慈、智等等以诸菩萨为表记——中国的五台山被引进《华严经》。

释迦牟尼——在缅甸与锡兰更常称他乔达摩——的时代以后约四百年,佛教梵文的文献开始大大增添。这一系的创立者与最初的传播者,于本国的神话几乎没有添什么,除了关乎佛自身的那些。他们所求的是劝人向德、勉人作苦行的生活、并促各种姓与男女两性的人都求脱生死之害而得涅槃。他们教法所依的是已有的那些说法:轮回之说、诸神与别类众生之说、天与地狱之说。这些从印度一族最初的幼年起便已合在一个系统里。靠魂的迁转,凡在天在地的,无论神、人、鬼、或低等的畜类,都串成一条有情存在之链,合成一个世界。佛与菩萨的职事,便是以道德的真理教这些众生,助他们从六道生死中脱出,入于全然开悟而安静之境。早期佛教里所有的神话这一成分,在那时便已是民间心理一件古老的创作,是随这一民族最初的文字之业一同长起来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大多数别的神话相合:都不起于哲学的学派,而起于百姓自己之中。

在这上面又添了传说这一成分。人造出长篇的故事,以显佛的大功德与大神力。这些叙述里,把印度人划分世界过去历史所用的那些极长的时期大加利用。这位大圣的传被拉长,法子是把无数的前生加在他身上。他如何从微小的起头,靠舍己与有功德的行为升为世界之主、为「天人师」,记得极细。可是场面并不往别的方面扩大。遥远的空间里并没有造出新的世界来。这些传说的作者虽把他们的主人公写成到天界去教那里的住者、或靠轮回而生在那些净土的住处里长住多年,却并不越出印度民间那个宇宙的界。

然而北传的佛教徒在公元之初前后,把他们这一系的界推得远得多了。那时印度北方出了一些专务形上之辩的人,立意要把佛教的义理发开到极处〔注一〕。他们既添了佛与菩萨的数目,便觉得必须造出新的世界来作他们合适的住处。以他们那套特别的哲学,这是容易办的。他们既不信感官之世的存在,那么把无数虚构的世界与虚构的佛收进自己一系,比起继续承认前人那个宇宙来,并不更难。他们称自家一系为大乘,即「大的发开」。这些师中为首的心是龙树;西藏人便这样称他。哈代《佛教手册》所引的乔玛·克勒希说:「西藏所谓哲学上的中观一系,起于龙树。印度的哲学家论魂,所教的或是永久的存续,或是全然的断灭。他择了一条中道,此派之名便由此而来。」汉文的《中论》题他为作者,其中便含这一系;所以他的见解可以看作与天台一派的大致相同——天台的教义便以那部书为本,而龙树因此被看作它最初的创立者。

这一节使龙树造作他所作的那些经时的用意明白起来。因为天台这一派对佛教典籍里的神话取的是象征的解法。那部极流行、极有势力的《华严经》便出于龙树之手。那部书的汉文序说:龙树菩萨既把人间一切文籍都读尽了,便入龙宫看佛教的「三藏」。他在那里得了《华严经》的三种本子。最大的一种分品,品数以一个尘世所含的微粒来表。其次的有一千二百品,最小的有四十八品。他把最后这个最小的本子以如今的题目传给世间,所以必须看他为此经的作者。

这部书与别的大乘之书,把佛教神话这一成分大大扩张。许多新的佛与菩萨在此出现,各以善、智与神力的种种高超品性相别。为了给这些品性留下施展的地方,便在无边的空间里随意安下新的世界。但这整片出于想象的创作,大概是作者有意要它作象征的。依天台一派与内秘的佛教徒之解,这整个虚构的宇宙是为表某些佛教的教条而设的。正是佛教哲学家极端的疑论,给他们铺了这样讲说自家一系的路。天台关于《法华经》的注里,便可见这种解释想象所造神话的象征之法的样子——见《法华会义》。

现在举这套神话的若干样品。

《华严经》说,有一回佛在摩竭陀国一处名为阿兰若的会处主一会。他看见有一众菩萨从远方的世界来。他们请教「诸佛所住之土」〔注二〕。佛于是讲起诸佛之国。向东过了与十个这样的国的尘粒同数的世界,有一个名为金色世界。那里由「不动智」佛主之。文殊与一群别的菩萨在莲花围绕的师子座前听他说法。向南、向西、向北,又向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另有别的世界,距离一样的远。向上方与下方又有两个世界,凑成十个之数;每一个都有一位主治的佛,与无数的菩萨——他们向他行礼,又谦卑地受他的教。

同一书又述与我们所住这个世界相次的那十个世界,在东、南、西、北以及如前的别的方向。每一个由一位佛治,当向他献祷,祷时要以十个不同的名称呼他。

这些世界与它们的佛在道德上的意思,含在所给它们的名目里。这些名目造得整齐对称,带着读的人与拜的人在一圈佛教的观念里绕行。于是加在诸佛身上的称号,其意思便是无上的智、自在的智、梵行的智等等。为首的诸菩萨所得的称号则是法中之上首、功德中之上首、眼力中之上首等等。

这些佛教哲学家便是这样拿想象作道德教导的器具,正如西方的著作家为同样的目的写一首诗或一部小说。他们是在辩论上把心修到极细极密的人,这从那些出自同一班作者、专讲哲学之辩的诸论便看得明白。所以他们并不信这些想入非非的创作是真的。他们形上的信条便不容他们信,而这一层并不缺前面已举出的那类间接证据。然而这样讲一个宗教的办法,在道德上要怎么说呢?这些持疑的著作家,不能免于这样一项指摘:他们在平常百姓身上行了一场广大而有条理的欺,引他们以宗教的虔敬去看这些想出来的众生。佛教诸经单在体式上便含着假:它们纷繁多样、卷帙浩大,却被毫不踌躇地都归于释迦牟尼自己。阿难是这位圣者晚年的从弟与爱徒,被举为凭记忆把这一切书纂集起来的人。礼拜这些新的神话创作里所引出的那些神,也受到直接的鼓励,而这新的拜像之风在北传佛教所行的各国极快地传开了。

要把上面所说的讲得更明白些,须举这套新神话里较流行的人物与较为人知的世界。在这些安在远处空间的传说世界里,最为人知的是阿弥陀的净土。《无量寿经》里,佛讲一个故事,说前一劫中有一位王弃了世间,取出家的生活,号法藏,意思是「法之藏」,又因他于智与德长进极快而成了菩萨。他在作他之师的那位佛前发了四十八愿,所关乎的是他若得佛位,愿为一切众生所成就的善。十劫以前,他得了那个号,名「阿弥陀佛」,如今住在西方极远的一个世界,为人类的益处而行他的四十八愿。他的世界与我们这个之间隔着一千万个佛国。它是金、银、琉璃、珊瑚、琥珀、一种名砗磲之石、与玛瑙所成。那里没有须弥山,没有铁围山,也没有罚人的牢狱。那里不怕作饿鬼、不怕轮回而作畜类,因为那样的生途在那里是没有的。那里有各样美丽的花,住者采来献给住在空间别处的千万亿佛。羽毛最美的鸟昼夜歌唱五根、五力与七菩提分。听的人为它们的乐音所动,心里只能想佛、法、僧。这位佛的寿没有限,历无数劫,所以称他「阿弥陀」,汉文作无量寿。那里住着两位菩萨,急于救众生;他们与阿弥陀一同受北传佛教徒殷勤的礼拜。《无量寿经》说,他们是观世音与大势至。他们放光照三千大千世界。他们是靠在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所行的善业得了他们的位,而所受之报是生在阿弥陀的西方净土。

《无量寿经》细述了这个净土之后,又述另外九个世界,与我们这个距离相当,所居的仍如前例是四正与四维,连上方与下方。阿閦佛与别的佛治东方,其数如恒河之沙,各向自己国中的住者宣说那能教人、救人的教义。别的世界与它们的佛,所述也大略相同。

上面已引的两部经,连一部名《观无量寿经》的,全讲阿弥陀与他的净土。这三部书成了净土一派的本经;那一派合于民间口味、依这几部经的教义而作的刊物极多,如今在中国百姓中间传得极广。

最后说的那部书里,说佛坐在门徒之中时,从眉间放出一片金光,照到四围一切世界。众人看见这光回来,在佛头上成了一座金塔。它像须弥山,靠它的光辉显出许多佛国来给人看。一个是七宝所成,一个是莲花所成,一个像自在天之宫,一个像水晶之镜。一位弟子为这壮丽的景象所动,说愿生西天,佛便告他如何能使所愿得遂。这便是一个例,可见造这套神话的人原想用宏大壮丽的景象去动读者或听者之心。有利于佛教观念生效的那些情感,便这样被唤起来。

这类创作里另有一个颇有名的,是东方由药师佛所治的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与我们这个之间,隔着十倍恒河之沙那么多的佛国。这位人物作菩萨时,为众生的益处发了十二大愿,其中包括为受苦的人除各样身上与心上的灾厄,并延他们的寿。他的名——「医疗之师」——便由此而来。随侍他的有两位为首的菩萨,名日光遍照、月光遍照,意思是日与月的「远照之光」。他所住的世界是琉璃所成,城墙与宫殿是七宝,街道是金,于是如《药师经》的作者所说,像那「极乐世界」,即阿弥陀的净土。他受人礼拜,作一位除苦延寿之神,而其实他便是这些观念的表记。北传佛教的文献里引出的许多传说众生,今日寺里并没有像也没有龛,而药师佛则是在这些殿宇的布置里极少被漏掉的一位。

这套文献的作者在造新世界与新神上放手使想象,自然会生出不相合之处。新造的世界会安在前人已经占下的地方。《法华经》里述了一圈八个世界,每一个有两位佛。阿弥陀与阿閦佛分别出现在西与东,这一点上所述与《无量寿经》相合,可是别的名目便不相协;于是有几处在早先所造的佛已先占的地方,又想出新的佛来。

这类想出的世界,还可从别的书里搜出许多来。例如《悲华经》里,便细述了东南方的一个世界与它的佛。

这套神话的象征性质,在诸菩萨的品性上看得极清楚;他们在其中居极要紧的地位,在北方佛教之国里又是民间广为礼拜的对象。观音表慈,文殊表智,普贤表乐。于讲哲学的佛教徒,这些人物连阿弥陀、药师佛与别的,不过是观念的记号。没受过教的佛教徒信他们实有,而一切证据都显出他们是前一类佛教徒造出来、又由他们当作该受礼拜的实有之物强推给百姓的。

与此极相近的一件事,是法国第一次革命时的无神论者立起「理性」之像来叫众人崇奉。若如有些人所想,德国的泛神之说依人心趋于邪僻的常律终将归于多神,那么我们这里便有一例,可见这样一种新的拜像之风大概会怎样引进来。

这里我再附记一些关于文殊的事;文殊是中国北方五台山所奉的菩萨。

这些记载也可见出:在大乘诸经里我们所遇的神话扩张之中,连中国也被作成佛说法的国之一,五台也被作成他说法的山之一。

我们从蒙古文的五台之记得知,人祷文殊,称他为世间的开明者。他的智是圆满的,以他右手所持之剑为表记;因为他的智力能透佛教思想最深之处,又能断那些别无办法可解的结。

他又被写成手持一卷佛的教法,而以一朵花为其表记。他又号为智慧与神力之灯。

据说他从一切众生心中驱走虚假与无知;纂集这些书的喇嘛便据此以恭敬之辞祷他求智。

《华严经》——蒙古语称「鄂兰吉苏达尔」——在那部书里被引来,作为五台曾有无数菩萨聚会的记载,而文殊在其中以力与尊显著。于虔信的佛教徒,佛的一次说法里提到一座中国的山,便是这位圣者有超人之知的证据。但我们既知道这部书的真作者是龙树,便倒要看它是另一件事的证明:这位著述极富的作者,他那些书的译者是知道中国地理的;而他们所处之时,这座山在那个国里已成了此教信徒所爱的住处。

那位作者所引的另一部书里,佛告文殊说,他的本分是以五台为家,去求中国人受教得救,并在那五座颜色各异、顶上各有一座形状不同的塔的山上,使法轮不断地转。

莲花在五台不生,那里太冷。文殊怎么能从它那叶子的宽榻上生出来呢?佛的神力使一朵莲花从某一种树的子里长出来。于是他无父无母,不受「俗世之染」——蒙古语作「鄂尔齐朗」。

文殊在五台的传说,看来须有佛的凭据。唐代译大乘诸经的人,为补这个缺,便毫不踌躇地在译本里随意添进东西。五台在龙树以后好几百年才成为佛教的道场,这是确实的。若有通梵文的学者去查尼泊尔的《华严经》,他大概在那里找不到一句关于五台山的话。这倒有意思:在译者把中国引进去的那几处,原本究竟说的是什么。

(原注一:见布尔努夫《印度佛教史导论》中关于迦湿弥罗所举行的第三次佛教大会的叙述。)

(原注二:字书《一切经音义》又说,这个用来指「土」或「国」的词,是「刹帝利」一词的本;刹帝利是四种姓中的第二,印度的王族属之,意为土地之主。)

第十五章

佛教的像与拜像

寺院——入门之殿,四大天王——述这四王——笑的佛,弥勒佛——他身后是韦驮——正殿大雄宝殿——释迦牟尼——阿难——迦叶——观音、文殊与别的菩萨——佛被作说法之状——过去、现在、将来之佛——阿弥陀佛、地藏与十王的殿——写观音所救的八难——锡兰的寺——北京附近寺里的像——潭柘寺的蛇——碧云寺——罗汉堂——佛的金刚宝座——弥勒的巨像——乐器——所感。

佛教的寺院,同别的中国建筑一样,通常朝南。它的样式也与别的相似。像印度与爪哇同教所有的那种凿石为寺,这里没有。不过在天然的洞里与山坡上,有时也从石上凿出像来。寺由几座殿与堂合成,通称为殿。在那「入门之殿」,即四天王殿里,两旁各有一尊巨大的木像迎目。这便是四大王,即「四大天王」。

他们的梵文名目这样解:「毗沙门」,意思是「多所闻者」;「提多罗吒」,意思是「护国者」;「毗楼勒叉」,意思是「增上之威」;「毗楼博叉」,意思是「大眼」。汉文称他们多闻、持国、增长、广目。

他们治自须弥山——所谓世界之中心——向四正方的那几洲。

《金光明经》里,说他们积极干涉世间之事。王与国轻忽佛法时,他们便撤去护持。凡敬「三宝」,即佛、法、僧的,他们便施以各样的福。

本来他们都是武相,而寺里所见的装束各不相同。南方那一位持剑。他面色黑,神气凶猛。另外几位是青面、红面与白面。有一位手持「琵琶」,琵琶一响,全世界便听起来;又有人说,是敌人的营帐起火。另一位手里有一把伞,伞一举,便起猛烈的雷雨;又据别人说,是普天皆暗。另一位手里握着一条蛇,或是别的与人为害的畜,而由他的力使它服顺,供他这个制服者之意使用。

他们与南墙之间,有时安两尊武装而面相凶猛的像,叫作「哼哈二将」。

同一座屋里,正对门,通常有一尊弥勒佛像,即将来之佛。梵文的名目「弥勒」意思是「慈者」。他总被作得极胖,胸与上腹露在外面。他脸上带笑。三千年后,他要出现在世间,开一个新的世代。

关夫子——中国那位被神化的英雄——作佛教护法的像,有时也安在这座殿里北门的一旁。弥勒之后是韦驮的像;韦驮是一位天,号「护法韦驮」,即「护佛教之天」。他被作成全身甲胄,手持一件形如权杖的进攻之器,通常竖在地上。他是四王之下的将。

安这两尊像的龛,成了后面一道门的屏;那门通到「大殿」——名大雄宝殿——的院里。大雄宝殿专安释迦牟尼佛与他若干择出的弟子之像。他被作成修观之状,坐在莲叶之座上;阿难作年少之貌,迦叶作老人之貌,分列他的右与左。殿的东西两面排着十八尊「罗汉」像。他们被作成各有神通,有几尊便以服顺地伏在旁边的猛兽为表记。他们听佛说法,有的作思索之状,有的作喜悦之状。沿北墙常可见古佛燃灯之像,与六位菩萨及释迦牟尼弟子之像,即观音、普贤、势至、文殊、舍利弗与目犍连。这是上海首要的寺院广福寺里的排法。文殊与普贤常居中间那位佛的左右。中间三像之后,面向北,通常安一尊观音像,配着石、云与海的景,粗粗地雕在木上,涂得花俏。这位菩萨连文殊与普贤,有时安在前面,如上海附近的龙华便是,观音居中,正在释迦牟尼之后,而释迦牟尼这时独坐在殿中的座上。这座殿是全寺最高最大的屋,它的名取自佛的一个称号「大雄」——梵文作毗罗——再加上「宝」字。

观音的像有好几种形相,与他或她所取的种种变化相应。最常见的两种是南海与北海的观音。在那种高浮雕的云水大图里,他往往是主像,另添几个较小的人物,使这景面有变化。四大天王有时用于此,更常用的是一个女子的像,即「龙女」,就是龙王之女,与一个名叫善财的童子;他们在有些经里是对答之人。观音的另一种变化,作一个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正是就这一尊像,人常把观音与童贞马利亚相比。一个外来的人若不注意衣饰上细微之处,自然很容易想到相似,把这位女神给求子的母亲们的那个孩子,误作婴孩时的救主。古伯察所取的那个假说——西藏今日佛教的形式起于基督教与那个宗教的掺杂——一部分便出于这类相似。观音有时现千手之相,表他救尽人类之愿。

四大天王之殿与释迦牟尼之殿中间,有时另有一座殿。南海观音连他寻常的随侍,可以在这里见到画出来。后面向北,常有一处敬地藏菩萨的景面。他四围是云与石的雕刻,凸出处可见十殿阎王。他们都听这位菩萨说法;菩萨所求的,是把人类从他们所执掌的那些刑罚里救出来。印度之神「阎罗王」是其中的第五位。有时在这中间的一段,有一座叫作罗汉堂的屋,东西两墙上有佛教传说里五百罗汉的小雕像。它们安在一片如上面所述那样的粗浮雕景面的凸处。另有些地方,这五百罗汉的写照安在释迦牟尼殿中那十八位更有力、更为人知的罗汉之上。

在正殿里,轮回之上的四等都有其代表,这从上面的细述便看得出。较低等的弟子——他们虽已脱了生死之世,称为「声闻」——以阿难与迦叶为代表;一位持一卷书,表他的大业,即纂集诸经,一位倚杖,表他的职任,即继佛而为祖。他们露着头,剃得很净。「阿罗汉」十八位,以他们作胜恶护善者之姿,以及匠人在他们脸上所力图画出的那种明达而喜悦之色,自己说出他们靠听佛说法所得的异常之力、之知与之乐。这之上的一等,即菩萨,兼有大知、大力与救那些仍陷轮回的众生之切愿,以文殊与普贤为代表;他们戴着镀金而饰以莲叶之形的冠。在智与力上最高的一等,即佛,释迦牟尼与他前生之师燃灯属之。他们头上有短而卷的发,以螺作成,涂成深青色。诸天有时也在那里出现,如「梵天」与「帝释」;在有些寺里,他们是佛的六位听者中的两位,其余是阿难与迦叶、普贤与文殊。

正殿既专给佛教所认的四个最高等的众生,四金刚之殿,即诸天之王的殿,便安那些仍在轮回之轮中、而佛教徒以为该受礼拜的众生之像。韦驮与四王连他们的随侍,都属于天,即天上的住者一类。弥勒之在那里,可以这样解释:他既是预言中继释迦牟尼而为佛的,如今住在兜率天,到了定时便从那里下到地上,担他所受的职。所以他还未脱轮回。

在锡兰的寺院里,正屋之前有一座小庙名「提婆堂」,专供祭诸天之用,见哈代的《东方僧制》。于是两边都是一样:来客先到轮回仍在的那座殿,然后才进到诸佛与诸菩萨的住处。

从另一个角度看佛寺这两部分的布置,上面已述的那座大正殿,意在表佛向一会弟子说法,而入门之殿为首的意思,是表佛教及其信奉者所享的天上众生的有力护持。在有些大寺里,韦驮与一位手持塔的天王,同寻常的那几尊像一起立在释迦牟尼的左右。二十位天,每边十位,有时也安在沿东西两墙那两列罗汉的南端。这与诸经里所述的在要紧场合聚在佛周围的听众相合;在那些场合里,各重天上住处的住者在他门徒之众中居显著的位置。把这个意思贯彻下去,无疑是择人物、择姿态、择衣饰与位次时的主要用心,而全体都合于北传佛教徒所用的「发开了的」诸经,即大乘一类。

这个常例也有例外。例如有些寺里,在通常安罗汉的地方安了表佛身上三十二相之美的像。又如在大寺里,如来两旁的两位弟子换成另外两尊佛像,表将来与过去,正如中间那一尊表现在。这三尊像很相像,每一尊都戴着那顶总是专属于佛的、以涂色之螺作成的紧贴头皮的帽。

这后一类事实指出另一个影响布像的用心,即把佛这个想法以最展开的形式作成一幅图呈给来客之心,每一尊像把那个理想之全体的一面分别呈给拜者去思想。不过这条布置之则远比前一条用得少。

天上护持这个意思贯在入门之殿的布置里,上面述四王与韦驮时已有例可见。还可注意:那些叫作「伽蓝」、即寺院护持者的众生,如武神关帝与别的,也安在这里的空处,当作合适之所。

别的「殿」或堂建在正屋之旁或其后。它们分给药师佛、阿弥陀佛、地藏菩萨与十殿阎王。另有别的名目,如千佛殿等等,不过上面这几个最常见。

有些地方,例如观音殿,有两尊像,一尊轻得可以放在轿上出巡,一尊较大,供日常礼拜。观音有时作八种变化,那是为救人出八种苦而取的。雕刻的一处可见遭船难的水手到了岸上。另一处有行人脱于猛兽。救者观音立在旁边。在这样一幅景面里,这位神的像便重出八次,此外中间另有一尊较大的。全体称为「八难观音」。

观音有时也居从位,作「阿弥陀佛」两旁的扶持者之一,另一位是势至。他们合称西方三圣。阿弥陀又名接引佛,意思是「接受受苦的世人到他所主的西方净土安息、并引他们前去的佛」。

东方之佛药师佛寻常的左右扶持者是药藏菩萨与药王菩萨。这两位主医药,而那位佛自己所管的并不限于疗病,凡各样灾厄都在内。他有时也同释迦牟尼一样作三尊像,表过去、现在、将来。

地藏常有十殿阎王随侍;他所求的是把人类从他们的刑罚里救出来。他们除阎摩之外都有汉名。有几位指特定的地方,如卞城,即开封府。泰山是山东的一座山。另几位则指品性,如「平等」,又如「转轮」,即转法轮者。受刑的罪人与差役也以小的泥像或木像作出。十王在地藏菩萨前都站着;但若由道家的神东岳帝君主位,他们便可以坐,因为他比他们高不了多少。这十王的名目大半出于中国,年代也不过几百年。

僧人说地藏是暹罗一位王的儿子。他面相圆满,气色温和,戴莲叶之冠,那是菩萨寻常的头饰。

他左右的像有时是目犍连与庞居士,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另有些地方则是闵公与闵子居此位。前者是一个中国人,他舍了九华的地;九华是南京以西若干英里的山,山上建了一座大寺以敬地藏。闵子是他的儿子。另有两位弟子作这位菩萨的「侍者」,也以另外两尊较小的像作出。

那些称「菩萨」的像在自己的龛里是坐着的,若在佛前便站着。

佛寺里大量用道家的像。关帝、龙王与华光已被这一教正式采为护法之神。又有好几位属于医疗之类的也大加利用,显然是要招那些病时向神异处求助的人。眼病、疮、天花以及一般身上的病,分属各样天上众生看管,而求他们帮助的病人极多。「主财者」即财神,在中国一切神明中最得人心,也被给了一座龛。另外还有许多,如三官、玉帝等等,既本属道教,这里便不述了。

中国有名的佛教徒,在布置齐备的寺里也有像。「达摩初祖」之像在宗门僧人所住的寺里常见,本寺创立者之像也是如此。

依讲哲学的佛教徒之解,布置之则以及用像这件事本身,都该如上面所说,作象征看。拜者一进来,迎他的是天上众生「护持」这个意思。他往里走到佛前,便在他的像里看见「明达」,那是长久深思修观之果。在诸菩萨身上显出「知」与「慈」合在一处。在罗汉身上,他看见那些因年岁、智慧与长久的苦行而成「可尊」的人。在声闻,即那露头的「弟子」身上,他看见向涅槃进益的第一步,是通往另外三等之门。他在这些像前叩拜、献香、烛与金纸,这也是一种象征。它只是说他以恭敬之心受佛教的教导。

然而平常百姓——正如在拜像之风盛行的基督教国里一样——在每一尊像里只看见一位有力的神,把这一系统道德上与心智上的目的全看丢了,只祷求免病、免贫、免无子、免早死以及别的所怕之害。他们对所拜之物有这样的信,自然受僧人极力的鼓励;僧人的兴盛要靠拜者之多。

一八五八年四月,我在锡兰的加勒看了两所佛寺。佛的像与它在中国的样子极为相像。那顶贴头之帽、那姿态、那身的形相,都是一样。它也一样是泥作而镀金的。那里作出三尊佛,都称乔达摩与释迦牟尼。弟子是目犍连、舍利弗、罗睺罗、阿难与迦叶。后二位并不像在中国那样占最近佛的位置。所作的诸天之王是梵天与毗湿奴。

我注意到一面方屏,四面都画着天与地狱以及我不知还有什么;那屏把佛像整个围住。屏的内面是毗湿奴与梵天的像,连别的诸天。有一位迦楼罗随侍毗湿奴。

较小的那所寺旁有一座佛的「塔」。那是一座秀美的圆形陵,看来是石的,高十二三英尺。在中国这便算一座塔了。

那一列彩画的图里,地狱在左,天在右。天也在屏的背面。

每所寺旁住着一位身穿黄衣的僧人,带着他的学徒,教他们读书。佛前的坛上总摆着许多气味极浓的鲜花。又有油灯,不过没有点。两所寺都在僻静处的高地上,四围环着树。

近旁有几间僧伽罗人的草屋。看来穷得可怜。

同我在一起的一位从暹罗来的朋友阿拉巴斯特先生告我说,锡兰的寺与暹罗的寺在外观上全然不同。下面是北京附近西山一所寺里像的排法。中间是释迦牟尼;他右边是观音,左边是势至。前面有三面大「幡」——一种圆筒形的布便这样叫——上绣文字,从屋梁上垂下来。安那三尊像的座由狮、象与鹫头之兽承着。围佛头的那个马蹄形的光圈上,雕着有翼的怪物与武士。

两旁墙上挂着杭州十六罗汉的纸拓。那十六罗汉以唐代所刻而有名。后来才作成十八。那十六位是印度人,按次第第五位上有梵文的字。添出两位是中国人好变之故,起于谁则不知道。

若观者在年代久远的石塔雕饰上想到它与希腊、罗马的雕刻有相似处,那就请他想一想这个意思:亚历山大征波斯、侵印度,是一大批新的思想在被征之国生起的信号。石刻之术也许便这样进了印度,把那里原有的较粗之艺提高了。

在北京与它附近,金属的像并不少见。释迦牟尼与通常随他的那两位爱徒,有时以铜或白铜作成,高约六英尺,前面垂着黄布的带。带上系着小铃,风一摇、或僧人与前来烧香的客一碰,便响。

在中国北方,常见佛教题材的画,或粗或细地画在安像那几座殿的墙上。

如前面所说,那位慈悲的女神所受崇奉的形相之一,是那「八难观音」——八难是无人护持的行人所遇的。画在墙上时,例如可见行人在山上被盗所攻,盗向他们所要害的人张弓。正在此时,女神与她的随侍出现在空中,使行人隐去形而得救。这是靠从一个瓶里倒出一种液,那液下落时成云,隔在行人与盗之间。

中国北方的寺院里,有时存着一颗佛的牙,或别的什么遗物。我在那所叫作兜率寺的寺里见过一颗牙,厚二英寸半,面为十英寸乘十三英寸。遗物存在瓶里,拿给客看。

唐代建了极多的寺与塔。那时成了风气:在风水这个迷信——它在那一朝兴起来——的影响之下,造塔不但为藏遗物,也为求吉。北京西南的天宁寺塔,始于隋代,那时当在旧城之内。八里庄塔则当是古城之北的一个风水护持。这两座塔都以石坚固筑成,上面大的额面上雕着佛与天王。前一座、也就是较古的那一座,越高越窄。另一座则上面几乎与下面一样宽。

北京作大像的习惯,无论铜、铁、木、泥,都是把内里的脏器作得尽可能齐全。较小的像里填西藏的香或棉絮,较大的则照中国的解剖之见安排内里。头总是空的。胸腹的主要脏器总是作出来的。它们是绸或缎作的,形状照本国医书里脏器的图。一块圆的红绸作心,心属火。它有一块银元大。它与肺——肺是白的,分三叶——系在一块木上,木上缠着一张黄纸,纸上有一道西藏文的祷辞。木上又用五色的丝线系着一面金属的镜,叫作明镜。这表明达,因为心被看作心思所在之处。肺盖着心,如伞如盖,像是护它不受伤。

腹中的肠以长条窄绸作成,凹的一边缝着棉絮。这或许表脂,或表网膜。把这一切都裹住、如同腹膜的,是一大块绸,上面满是祷辞或符咒。里面还有小袋,装五谷,又有珠、玉、小银锭、五分重的金,以及各样形状的焊块以代银。

较大、较古的像,很多都在不知何时被人掏走了这些小小的值钱之物。穷僧人缺钱,若心里不甚怕渎神,便晓得何处可以得助;于是内里一度藏过金银的像,如今都没有了。金属的像,进到里面的路是从底下。它们既极重,通常都幸免于盗。而泥的与木的像是从背上一个洞里填的,更易遭贼窃。

像立起来时有开光之礼。僧人在像前俯伏,又把像眼上一层泥或别的什么刮掉。这叫作开光之礼,那一天便说是开光日子。

以上关于北京佛教像内所藏之物的叙述,我要谢德贞医生。

北京附近西山最富的寺是那所叫作潭柘寺的。它一年有一万二千两银的进项,合三四千英镑。一八六六年,我同几位朋友一天傍晚到了那里,宿在客房。晚课时约有四十位僧人在行礼。除诵念之外,他们敲木鱼、击钹,又有好几样别的简单乐器。课毕,他们都单行绕殿两周,从像后走过。正中大门前那三尊主像之所以留出身后一段空处,是为了身后可以行走成列。那里有一道门也便当,而门前又有一尊像或一幅画,于是它便在那三尊主像之背后。

一百年前皇帝赐给这座寺的一只匣子,安在大殿西墙近处,里面有一条二英尺长的蛇。旁边有一只盛鲜水的瓷盘。看管的僧人在匣上一敲,蛇便把舌头伸出半英寸左右,颤动着,作恭敬服顺之表。它除水之外什么都不吃。僧人这样向我们保证。若信他的话,它在那里已有二千年。这条蛇并不作神来拜,倒是表佛之力能摄伏驯化凶野之性。那是一条褐身黑斑的蛇,头很小。佛的力使这畜服顺。那便是其说。蛇若出了匣——它偶尔出来透气——便又回到匣里,如同回家。

我们又看了一座叫作楞严坛的屋。它有八面,作坛用,以它雕的饰表《楞严经》里的情景。中间那尊是所谓辟支佛。八面围着它雕了八位释迦牟尼的代表。他们之上是花冠。奇的是这里还安着六个葡萄牙水手,披铁胸甲,戴欧洲式的宽边帽。每人单膝跪着,两手举起一件供佛之物。它们是小的铁像,明代所作,称作「西洋人」。中国人便以这个名目称葡萄牙人。

楞严坛之后有一座坛,是为新来的僧人授戒的,即戒坛,分两层。上层即台上,排着方丈与陪席的座位。方丈坐正中之座,每边六僧。受戒的人跪着,面向「方丈」,中间隔一张桌。方丈宣读戒规,受戒的人跪听。

潭柘寺也属「律」一派,即律门。那时下过一场大雨,一位和气的僧人请我们去看寺的大门近处那翻涌奔击之水。溪床很陡,满是大石。山上暴雨之后,水狂奔过巨石与砾石而到桥边,每一位来客都被带去看。

这地方附近有一所小庙,敬辟支佛的。庙名安乐延寿堂。安辟支佛像的台由四位护佛法者承着。这四位从前是一伙五百人的盗中之人,那时活着只为作恶。他们受佛之教而归于德。他们感所受的开悟之恩,便表示此后愿以肩担佛。

这位辟支佛戴着寻常佛所戴的那种贴头之帽。那被当作头发在山中僻静处苦修多年之后所成之形。

北京以西十二英里有一所寺叫碧云寺,寺里有一座五百罗汉堂。那屋是一个大方形,内有六廊。从北面进。来客先遇的一尊是弥勒。他面向门。他之后、再往里是中间那道南北的廊。那道廊的两旁,同别的五道廊一样,坐着与真人一般大的罗汉像。它们是泥的,坐在高二英尺的石台上。左右是平行的几道廊。大方形四隅各有一个小院,以一排排连着的纸窗给诸廊透光。进门附近头上一根梁上有一尊小像,是第五百零一位,作补添之像安在那里。故事说这位罗汉来得太迟,位子都满了,所以就在屋顶上给他安了个座。

另一个院里是来世的写照。山景、云、桥、湖,以及人与别的有生之物,都以泥作出。五位主要的菩萨主位,尤以地藏为主。可见好的佛教徒面带喜色过桥。恶人被鬼推进下面一处受刑之所。各样残酷的刑罚都作了出来。一切都是细心塑造上色的泥。观音与地藏一同主旁殿之位。连另外三位神——文殊、普贤与大势至——他们在中堂同受一样的尊崇。那些上了色的山石上,恶人之苦与善人之乐掺在一处,以表那五位神师所传佛教之教的结果。

这几个院之上是寺的正院,有释迦牟尼的殿、僧人的住处与客房。正客房里墙上挂着一幅大画,画的是中国古时一位公主昭君;匈奴之王索她作讲和不可缺的条件,于是她被送往鞑靼之地。她投黑河溺死。画上她因被迫离家离国而面带愁色。她身后颇远处是单于,即匈奴的皇帝。

这座堂之上有一座极秀美的白石牌楼。两旁是大石狮。柱顶也有狮。横梁上雕着上凤下龙。两大额面雕的景面表四德之成——孝、忠、廉、节,廉是不受贿而守官之洁。这里作出了几位有名的人物。这之上是一座形制叫作「金刚宝座」的塔。它极厚重,以白石块筑成。方而平的顶上有七座小塔,顶上加铜帽。较大的几座有十三层,不过都很浅。石上刻着各样的文字,有西藏文的,有汉文的。从顶上看北京的景极好。

在浙江省,我见过两尊从山石上凿出来的大佛像。一尊在杭州,一尊在一个叫新昌的镇上。后者比前者大。到它那里的路从县城往东南一英里半,像高七十英尺。杭州那一尊我想不过四十英尺。新昌那尊像有一千多年了,是一父、一子、一孙之力所凿,要三代人的錾工。它是弥勒、即将来之佛的像。因其高而庄严,见这尊像极动人心。它约与尼布甲尼撒在杜拉平原上所立的像一般高,而带着沉思慈和之色。

北京那座大喇嘛寺雍和宫里弥勒的木像还要更高。

释迦牟尼——那位史上的佛——相传的身高是十六英尺。弥勒的则似是六十。要记得佛的牙与他在石上的足迹也都大得异样。

玄奘的游记里提到迦湿弥罗与旁遮普以北达丽罗的一尊木像。它高一百英尺,是罗汉末田底迦所造;末田底迦使迦湿弥罗之王与他全国的人都归了佛教。他以神力把一位雕匠提到兜率天,叫他亲眼看弥勒那奇妙的形相。上去三次之后,他造成了这尊像。

这位行者在旁遮普白沙瓦以东十里见到一座极大的塔。它周三百五十英尺,高八百英尺。中国每一座佛教的建筑在它旁边都成了矮子。据说自它建成到公元五百五十年,过了八百四十二年。这就显出公元前二百九十二年佛教已是旁遮普盛行的信仰,见克彭第一百九十一页。近世的行者在城西找到了它,它仍以其极大而可观。它若照这个说法,是建于旃陀罗笈多之世——希腊文作「山德拉科托斯」——塞琉古同他订过约,而希腊的史家麦加斯梯尼曾作使臣到他华氏城的朝上。不过中国的行者把它归于迦腻色迦;这倒可信,因为只有有力的君主在位时才能建起这样大的纪念之物,而迦腻色迦是一位极虔的佛教徒。从钱币可知他与奥古斯都、安东尼同时,见克彭第一百九十二页。

僧人诵念祷词,或坐、或跪、或立。所诵是经中录出的段落,或是专载符咒之书。所录的段落是说教义、说佛的慈与智、说归于他的荣光。

这些祷词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祷。它们起一种近于法术的效果。一条隐秘的因果之律,与读法者、或献香花果者的行为相连。

礼拜有乐相随。下面这些乐器是我所注意到的:鼓、小铃、钹、铛子、磬、木鱼、引磬与大钟。

鼓有槌,叫作鼓槌。

钹是铜的。每一片中央有一个布把手,自内系住。这件器叫作钹。

铛子是一面小锣,系在一个半十字形的架上。它是铜的,以一只小槌击之。

磬是一片扁的金属板,剪成花形。它由一个木的圆筒匣承着,匣又安在一张低桌上。它有一只包布的槌。

小的一种磬叫引磬。以一根细铁条击它,为诵念的人打拍子。这引磬长二英寸、深一英寸,紧系在一根长长的雕花木柄上。

大钟以木槌击之。

在这些像、以及佛教僧众向它们所行的礼拜里,可以找到解答这个问题的钥匙:佛教作为一个宗教何以存得这样久。

它不需要信,不需要确信,也不需要热心。僧人的生活是清闲的。他的事极轻。于他除了举止有序、诵念佛的教导、加上念佛与敲木鱼之外,别无所求。懒的人便去作僧人。真正的宗教活动一点没有。除佛之外并无神可拜,而佛是一位教师,是一位未加冕之神,正如孔子是未加冕之王。

僧人跪拜像,并不是祷。他们在大殿里坐下,一同诵他们释迦牟尼的教法,那是为助修观与思索。像对他们心上的反照之力是最要紧的。

他们所望的吉利,并不出于哪一位神的意旨,而出于一种无位格之命。

然而他们又走得更远,把信安在那些充满他们书中的传说上——那些传说讲诸佛与诸菩萨有力的干涉;于是这些人物在百姓的宗教信仰里,便成了实际上的神。

不过若是这样,却并无印出来的祷文。阿弥陀佛、释迦佛、观音菩萨若在较轻信的人心里被当作神来信,礼拜也并不因此而改。僧人照旧从佛的书里读那些传下来的段落,而那些段落讲宇宙之空无,看来正像是许多篇就《传道书》那句老话——「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作的讲章。佛教的文献里,以某一特定之求直接向这几位人物所献的祷,我记得从来没有见过一两次以上。所有的只是极简短之形的赞与念。从基督教的立场看,它是一个无祷、无神的宗教。

第十六章

普陀的寺院

这处道场比天台与五台都晚——西藏文的刻石很多——北京的喇嘛常来——奉观音——康熙的赐予——像——洞——塔——刻石——住此地的护法者——蒙古热河的普陀——那也是宫的名字——达赖喇嘛的庙——在中国,宁取一岛作观音的道场。

这座岛早就为外国人所知,是一处有名之地,成群热心的佛教徒到那里朝拜。近年它成了外国人爱住的避暑之所,近来讲中国的书里也屡有记述,所以它天然的形势不必在此重说。

然而寺院的特别之处须说几句,因为行者至今还没有说过什么以释其由。它们的意趣比起佛教别的几处有名道场来是晚近的。论古迹,它们比不上天台,也比不上山西的五台山。它们可观之处,倒在于成了同西藏与蒙古的喇嘛佛教相连的一环。这一层联系见于好几件事。观音是西藏的本尊,也是普陀的本尊,于是寺中像的排法便特别,大殿中间以这位神代释迦牟尼佛。北京的喇嘛向来常到这岛上来,在那里行礼,直到近年为止;岛上至今尚存的西藏文刻石便是其证。如今岛上的寺院,主要起于十四世纪蒙古一朝,而满洲的皇帝出于政略,向来对他们西边藩属的国教示好。

然而寺中的规制全是中国的,僧人所属的派也都是在中国自己兴起的。一处属临济一派,一处属曹洞一派。这几派教人的办法如下。师向徒说几句话,是为在某一要紧之处使他们开悟而设的。中国佛教宗门这一支——这两派都属之——的徒不靠书、也不靠一套定程的学业,只靠活着的师。临济的创者有一次答一个弟子的问,说:「究竟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道?」——「心清而静便是佛。心明而亮便是法。四面的碍都除去,而心静而明,便是道。」如今属于这一派的寺院,看来比属于别的任何一派的都多。

到这座佛教圣岛来的客,会注意到两座大寺的绿瓦与黄瓦。南京那座如今已毁的琉璃塔用的也是这种料,北京喇嘛的寺院里也有。这种上釉的陶在南京是五色的,即青、黄、红、黑、白。这里只有绿与黄。它叫作琉璃瓦。琉璃一词同玻璃一样,是佛教徒带进中国的。它是八宝之一,梵文的全名作毗琉璃。这个名目看来印度人既用于天然之物,也用于人造之物,颇梨即玻璃也是这样。

这些屋宇规模很大。第一座寺里观音的大殿便长五十码、宽三十码。

两座大寺都奉观音菩萨,而不奉释迦牟尼佛。在别的寺院里,中间之位与最巨大的像总是给释迦——他是现今这一劫中为佛的,是每一个僧人受戒时所归依之师。可是这里由观音主位,所以称他「主佛」,即这几座寺与这座岛的主佛。

寻常那个名目「大雄宝殿」——即「大英雄的宝殿」,指释迦牟尼——在这里换成了「大圆通殿」,即「圆满正法之殿」,指观音。

这座殿里有一尊大的陶像,连座与宝盖,都是康熙皇帝下令从西藏运来,赐给两寺各一份的。像镀金,作一个女子依佛教之法盘膝而坐。像上无衣,只有臂上的环、几片莲叶、与菩萨寻常所戴的冠。两寺中有一寺在像上披一件黄绸的衣。木的宝盖四围是菩萨的像,座上有几头白象与狮,刻在木上,也是外来的。

西藏那尊像之后,是一尊巨大的男相观音,戴毗卢冠,表这两寺的主。他头上有一个大圈,九条龙盘在上面。因它们,这座殿有时又称九龙殿。上面匾上有康熙所赐的四字「普济群灵」,意思是「普救一切有生之物」。这是赞观音的话。

这尊像之左是一尊木像,表阿弥陀,即西天那位出于虚构的佛;他的名常在中国与西藏僧人的口上,又到处可见画在墙上、刻在石上。观音在「安乐之土」、即净土、「西天」的传说里居主要的地位,又是据说住在那里的「三圣」之一,另两位是大势至菩萨与阿弥陀。

右边是另一尊观音,称过海观音,指这位神「渡海」到补陀洛迦岛去;补陀洛迦便是普陀本身在印度的原型。沿殿的东西两墙排着三十二尊像,表观音的诸般变化。它们称「观音三十二相」;都是男相,以姿态、衣饰与头上所戴之不同而相别。

有几处刻石用「观自在」这个名目称观世音。这是行者玄奘从梵文阿缚卢枳低湿伐罗引进来的新名,用以代旧的那一个——旧的是鸠摩罗什从较短的印度名阿缚卢枳低译出来的。

这位神另有别的写照。八面观音、千手观音与「送子」观音,这里都有,佛寺里也常见。最后这一种,即送子观音,是女相。

主像之前有一个安香炉等物的案。它叫作「五事香案」。五事是:中间一只香炉、两只烛台、两只插花之瓶。

同样这五事也摆在殿前的地上。所用的只是假花。

两座寺的布置颇多相似。两寺都有两面御赐的碑,又各建专殿以安之。这些屋宇日久而损时,不得御旨不许修,所以有几座已很颓败。从前每年从北京派喇嘛到这岛上来,以皇帝之名拜观音,并察寺院的情形。然而近四十年来并无人去。通往第一座寺的路旁那两方西藏文刻石,便是这些喇嘛所作。较古的那一方起于嘉庆之世,即公元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一九年。另一方则不早于道光一朝。

两座寺里,通常安在寺中正殿的那十八罗汉都在旁殿,他们的位子由三十二尊观音像占了。这些设想出来的众生比菩萨低一等;两者都低于佛。然而对观音的敬并不因此而减。观音同别的同等之神一样,一时不肯成佛,宁愿向人类讲说此教的教义以救他们,引他们入涅槃之路。

第一座寺过去不远有一所小庙,名弘法堂,里面有一处可观的写照,作十八罗汉渡海。他们坐在各样海中之兽上。这些人物的本名都是印度的,听来不熟,因为它们并不见于通行的传说,只见于较僻的传说,载在那部称「藏经」的大丛书所收的若干书中。所以人常以为人熟知的神之名代之,如观音、弥勒与地藏王。这里所说的这幅写照里,地藏王坐在一头大的海中四足之兽上。他睡着时,一颗星带一道光从他头上出来。他旁边有两个童子坐在一条龙上,名「吉庆」与「平安」。一个起了顽心,想弄醒睡着的邻人,却被同伴止住。菩提达摩——中国修观一派的创者——被作成坐在所谓「独角仙牛」上。他肩上担一根杆,杆上挂着一只鞋。故事说他渡扬子江时掉了另一只,被一个乡人拾去,发现它有奇异之力。文殊坐在一个海鬼上。有一只虎在他耳边低语。他便这样知道远处的人在作什么。要记得这位大菩萨的品性是智。同一幅写照里,观音坐在别的一种海兽上。他正从一只葫芦里倒出长生之液。那液流出来便成了一颗星之精。

布置寺院的人把菩萨安在罗汉之中并不觉为难,因为他们到今日之位以前,都必曾历过那一境。罗汉也要历过弟子的三等才成罗汉,而那三等是通往涅槃之路的头几步。佛自己也必须从初入圣道历到菩萨之境,把这些阶段都走完。它们成了一道梯,从人生的实世通到那片抽象的云中之境,而修观的佛教徒望着末了能到那里。与此相应,同一所庙的墙上画着释迦牟尼佛作隐者的生活。上面所述那十八罗汉之上,有一处用上色的泥作的喜马拉雅山的写照。这里可见一间茅屋,住着将来之佛。猿与神鹅给他送食,而龙、虎与白兔是他的近邻。

第三座寺在那座叫作佛顶山的山上高处,里面有一处颇可观的印度诸神的写照。主他们之位的是梵天的玉皇。然而我没能从住在那里的不识字的僧人口中得到一个明白的说法。他是江西九江的一个匠人,把妻与家交给长子看管,自己作了僧人。

另一所较小的庙里有好几处洞,每一处里坐着一尊或几尊小石佛,拿给客看,说是表隐者的生活;我在那里见一位年少的僧人很肯为他自家一系申辩。有人以拜佛是以造物代造物主为由而反对,他便答说释迦牟尼佛居华藏世界之首,其尊位远高于那位治这个较小宇宙的。我答他说:那广大的华藏世界——无数较小的世界之聚——只不过是《华严经》作者的一个造作,而其实并没有哪一种存在或哪一个世界不在神的治下。他便不再往下辩了。

第一座寺对面有一座小塔,奉明朝那位人称万历皇帝的。这位王子登位之前对岛上的寺院有恩,这座塔便以他为名,叫「太子塔」。塔的四面安着四位大菩萨的石像,四大各配其一。地藏——据说地狱在他管下——主地。据说他曾化身为从前一位暹罗王子。南方南京附近的九华专拜他。观音主水。他的品性是慈,东方的普陀拜他。普贤主火。他的品性是乐,西方四川的峨眉山拜他。文殊主气,即风,山西拜他。他的品性是智。

普陀路旁石上的刻字极多。大半是佛教的。现在举几条为例。「回头是岸」,意思是「你只要回头,便已到岸」。「登彼岸」,意思是「上那一边的岸去」。佛教徒说救在于知。弟子被佛之教从无知之海引到「真智之岸」,即般若波罗蜜多。「金绳觉路」,意思是「引入明达之路的金线」。「慧日东升」,意思是「智之日从东方升起」。「登大愿船」,意思是「上大愿之船」。一位佛或一位菩萨的大愿便是救人类与一切有生之物。他们从生死与善恶之海里救出挣扎的人,渡他们到真知之岸。观音因此称「慈航」,即慈悲之舟。「法轮常转」,意思是「法之轮不断地转」。这指书与僧人不停地宣说释迦牟尼的教义。以转轮喻佛教的说法,在蒙古的转经轮上见得出实际的样子:转它便可积功德。在中国也是这样,把几千卷的全部佛藏放在一个大的八角转轮经藏里,由客推着转。

在北京东北约一百二十英里的热河,有一簇喇嘛寺院,在一道谷里,紧靠皇帝的猎宫与行宫。这些寺院之中有几座是西藏式的,为首的叫普陀。它是照西藏拉萨达赖喇嘛所住的那座普陀造的。达赖喇嘛是观音活的化身,所以他那座宫庙便叫普陀。这个名目用处各样:用于印度河口的一个海港、释迦牟尼祖先之地、以及尼尔吉里山近处或其一部的一道山脉——阿缚卢枳低湿伐罗爱去那里——此外还有印度洋里的那座岛、拉萨的那座宫、与中国的普陀。详情见艾德第九十三页。

那座岛或许本在印度河口,它的名留在今日的塔塔,即希腊人的帕塔拉。

把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岛分出来作此用,可证佛教的想象在中国择一处专拜观音之地时,宁取一座岛。这与那些传说最合。

观音在这里讲说那救众生之法,比在大陆的一座山上更像是在她的本位。这里于她是一处合宜的道场〔注一〕,她可以就近从海上的险里救水手,而天气好时,前来受她教导之益的朝拜者也不会少。

(原注一:道场,即「说法之所」。)

第十七章

佛教的行列、会社、朝拜与为死者所行的仪

盂兰会,即「施食于死者之会」——拜祖先——在富人家里行仪轨,为的是把死者的魂从地狱里放出来——乡村的行列——本于古时乡间的行列——扮装——演戏——到妙峰山朝拜——朝拜者带铁链——僧人的祷被以为有效——在俗之人热心促人到有名的庙去朝拜。

佛教在民间有势力,一个显著之例便是那种叫作盂兰会的会社。施食于饿鬼之日——这是这个会所声称的目的——是七月十五。本来的饿鬼是印度的饿鬼。在中国,饿鬼是死者、尤其是祖先的灵。人为那些没有子孙来拜他们、以祭食他们的死者,便求到佛教徒。于是怜惜无人顾及的死者与怜惜祖先这一片心意,被佛教巧妙地造成了一件器具,用以在百姓中增自家的势力。

印度人对轮回的信,同中国祭祖之事连在了一处。这两样合起来,便成了动众人之心的一台极有力的机。

北京的富人死时,请僧人到家里念三天仪轨。派八个人来。有一次我问起,一位僧人告我说,他们近来有一回所念的特别是五部书,即《楞严经》《金刚经》《法华经》《地藏经》与《大悲忏》——《大悲忏》是唐代的一部密轨。他们每天念约六个钟头,用一种特别的腔,那腔由某种乐谱定下来,要专门学过。他们随身带烛台、一幅佛像与木鱼,并没有乐器。他们的目的是以祷把死者的魂尽早从苦里放出来。佛教来时,这国里已有带宗教之意的乡村行列,它便采了,凡看来合适的都收。要想到希腊与罗马古时的宗教里,乡间的行列在那两国是一种人爱的游乐,而其中掺着宗教的观念,那么考察中国相似的习俗便格外有意思。

孔子的言语里说,农人出来饮酒、或行一种为驱瘟疫而设的礼时,老人们扶着拐杖出现,孔子自己也穿着朝服从家里出来,立在东边的石阶上。这是表他要合乎乡里习惯之意。他厌一切不合规矩的事。这里所说的戏或景,是歌者的一列行人。它叫作「傩」。

如今代表傩这个礼的习俗叫作「秧歌」。扮演的人约十个,踩着高跷、穿着奇装,到各村各屯去。一个是渔人,一个是打柴的,叫「柴王」,意思是「柴之王」。又有一个「乞食的僧」,即和尚,还有一个叫「嫂子」的老婆子,另外还有几个。他们一路唱。歌字是「歌」,秧字是「扬」。那「跷」叫作高跷。这些行列在乡间二月末可以见到。孔子那时代的旧俗已经消失,而以这个今日的形式重新活了起来,佛教的僧人成了扮演者之一。读书人看它只是一场戏,是乡下人的一种游乐。有人把它溯到刘备之子;他公元二百八十年在四川为王。可那时僧人很少,这是这个说法的一个难处。

《周礼》里,中国古时的君主或他们所派的人,一年四次行某些为除瘟疫而设的礼——每季一次。那时所持的见解是:一年中某些时候盛行的「瘟疫」,是由叫作「厉」的鬼所致。

这些习俗只能在佛教盛行、每村都有剃发之僧的时候,才以如今这个样子立起来。它们大概早于唐代。有些本国人以为它们属于宋代,因为扮装时照例要扮那部叫《水浒》的小说里的盗,而小说的场面设在山东的梁山。这些盗最后都受了招安,被授了官职,那是宋朝的官,其时汴梁为都。不过这些乡间游乐的主要目的既是宗教的,或许还是把它们看作佛教的、看作与北京和蒙古喇嘛在寺院里演戏相当的事为好。

北京的佛教尼庵一年演戏一次。搭起一座大席棚,请戏子来演寻常的戏。尼姑伺候看戏的人,所收的钱帮着支付尼庵当年的用费。戏被看作宗教的事,因为它被当作是演给神看以娱神的,而戏便在那些神的庙里演。

每年三月与九月,即我们的四月与十月,北京有一个行列往妙峰山去;妙峰山是佛教的一处朝拜之所,朝拜者去那里要走三天、四天或五天。众人捐钱,交在一个会首手里,由他们在路上搭起高高的席棚以供朝拜者歇息。礼拜之事是拜、跪、磕头、烧香、以及向看庙的僧人献钱。大坑里装满铜钱,深到两英尺、三英尺或五英尺。僧人得了这样的钱便回自己的寺院,把这一所庙在期末关起来空着,直到六个月后朝拜之期再来——或在秋,或在春,看是哪一回。为首的神是碧霞元君,一位道家的人物,不过庙由佛教僧人看管。它安在北京西北的山中。

有一回我在路上遇见一个朝拜者从北京往妙峰山去还愿。他是个二十七岁的满洲人。他病过,病中发愿要带着锁链走到庙里再走回来。一条铁链锁着他的脚与手。那链是从一所庙里借的,那里存着这类东西,供朝拜者偶尔之用。

第二天我遇见另一个这样的朝拜者回来,身子比我前一天所谈的那个强些,神气也活些。两人都有一个同伴随着,两人都穿红衣,表他们是罪人;因为朝拜者在这样的场合自称罪人,而那条链是自愿受缚之表,是以认罪之心担起来的。他们起初看去像由差役押着的囚犯,不过那种服顺的神气与红衣显出他们是信徒。

妙峰山上拜三姊妹,称三位娘娘。三位中以第二位在那里最受拜。最长的那一位在山东某地格外受敬。

和尚的祷被以为有力能破开地狱之窟。他们被请到富人家里,一同诵念,把几部人爱的仪轨之书择出来念过去。这叫作「作功德」。每一件功德之事都是一件「福缘」,即福之因。从来没有一个好人,他的好是不得报的。僧人的祷必有其效。诵这些书必能带来福。业,即道德上的必然,便是这样作用的。

一八七九年春,我同一个妇人谈过话;她带着家里一个病人到北京来,请伦敦会医院的德贞医生看。他们住了几天,从一位女传道那里学了基督教的道理。这妇人从前是佛教朝拜的组织者,所去的是北京以西山中一所叫作西峪寺的寺院。她住在乡下一个小镇上,离那寺院有两天的路。多年以来,她每年春天都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邻人一同到这座寺院去拜。一切安排由她领头。那个行列通常有约十五辆骡车。她表示决意把这事撂下,去作基督徒。

在俗的佛教徒,看来比僧人自己远要积极地鼓动百姓到山里的庙去朝拜。要为修庙募钱时,僧人领头;但在春秋天气里为了一趟宗教的远游而自愿结成的会社里,在俗之人的热心要显著得多。

第十八章

佛教的文献

历代皇帝赐给寺院的佛藏——明成祖是第一个把全部佛教所认之书刻印出来的——《般若波罗蜜多》比我们的《新约》大八十倍——《北藏》,即第二次刻印之本,起于十六世纪——嘉兴所刻的《北藏》——分经、律、论——第一次大会——阿难之业——北传佛教的大乘——迦湿弥罗之会——大乘诸书的作者——龙树作《华严经》——原始佛教之书与大乘之书相对照——公元七十年至公元七百零五年译人之目——连中国作者之书在内,所分类者一千六百部——论定经之诸会——布尔努夫与别人的译本——《法华》——《四十二章经》——此书与别的早期之书的性质——可见古时生活的故事——《梵网经》——毕尔所译的《睒子经》——《波罗提木叉》。

佛教经目最初的定下,在王舍城与华氏城两次大会。北方与南方的佛教徒一直同在,到阿育王之下的华氏城之会为止。这次大会之后,随即有极大的传教开展,于是分离便是自然之果,因为佛教不久便在极广大的地方成了盛行的宗教。

那么,北方与南方佛教徒所共有的原始佛教之书,其起原便在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以前;而把载着观音的传说、以及西天连它那位佛阿弥陀的传说的大乘诸书加进经目,也在迦湿弥罗之会以前,那会稍在我们的纪元之初之前。

最初的几部书从梵文译成汉文时,纸还没有出来。那时还用竹片,以笔在上面写。造纸之法不久便通行,到四世纪,今日中国写字的办法已完全通行了。从那时到七百年后印刷之术发明,圣典的本子大概都是在寺院里不时抄出来的。正如在产棕的国里僧人一直写在棕叶上,中国在印刷之术未知之前,一切所需之书也都抄出本子来,存在寺院里。

较大佛教寺院的藏书,是一部完备的「教中之书」,即藏经,由某位前朝的皇帝所赐。来客可以在八个或十个大书架上见到它们。许多处都极小心保存,看得很重。即便被虫咬、被潮气损坏,僧人也总表示不肯让出其中任何一部分。他们自己虽难得用这部藏书,却以为许人把其中的书搬走便是对皇帝的一种罪过。

最近几部御刻之一的序,时在公元一千四百一十年,明朝第三位皇帝的永乐年间。他除了在把住处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前于南京建起那座琉璃塔之外,又以一件事表了他对佛教的热心:第一次下令把全部佛教之书刻板。它们共计六千七百七十一卷。这一大片文献之中,略多于四分之三是从梵文译出的。据粗略的计算,印度译人在中国所作的全部工作,连行者玄奘的在内,约为汉文《新约》篇幅的七百倍。这个估算里不包括已失的译本,而失的很多。

这些书中有一部,即《大般若经》,有一百二十册。它大概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译的单部之书中最浩大的,约为《新约》的八十倍。中国那位有名的译人玄奘,在它上面用了四年。

永乐年间所刻的佛教之书,称《南藏》,即「南方之藏」。十六世纪末的万历之世另刻了一部。帝居既已从南京迁到北京,这一部便称《北藏》,即「北方之藏」。

此后不多年,一位名叫紫柏大师的僧人以私人出资,照后这一部另刻了一副板。板存在杭州附近嘉兴的楞严寺,太平之乱以前还在那里。

一七二三年,一位做过浙江巡抚的人修了这副板,又为这些书的一部目录作序,目名《北藏目录》。目中重印了七世纪第一次全刻时的御序,那是唐中宗之世。那篇文提到历代译人之劳,而尤详于玄奘的遭际;玄奘其时刚从印度二十年的游历回来,又因这一趟成功的行程与著述之劳,被看作中国佛教徒中最可观的一人。

佛教之书最初的分法是分作三部,即经、律、论,也就是「修多罗、毗尼、阿毗达磨」。第一部载佛关于教义的直接教导。它详记在场的听者、所发生的任何可观之事、佛与他听众中某人之间的问答、以及他给他们的直接教导。律讲佛为门徒所定的戒行,以及引致某些规条与行事立起来的情形。场面、听众与问答,记法与经、即第一类之书大略相同。经这个字其实也常加在列在律部里的书上。第三部,即论,是讨论之文,许多出于已知的作者,所论是佛教的信条与异说。所以它们不像第一、第二两类所收之书那样,依佛教之信必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其中有许多是他死后最初几百年里,他门徒中较显著的人所作。

据说佛入涅槃之后,他的门徒聚会商定哪些书该看作他们师所授教法的真传。迦叶在耆阇崛山召集他们。他们是以神通之力到那里的。阿难年少,会开时还未到罗汉之位,可正在此时他被提到所需之位,便与众人同坐。迦叶于是说:「『阿难比丘』有大智慧。如器受水,他把佛的教义都吸进去,所存不多不少,正是师所说的。请他来纂集经藏——即释迦牟尼所说诸经之集。」会中默然。迦叶于是对阿难说:「如今该由你来宣『法眼』了。」阿难应了,看了看听众的面色,说:「诸比丘与在此的众人。没有佛便无所谓尊、无所谓美,正如上面那一片天上,众星缺不得月。」他于是向会中行礼,升了座。他开口道:「如是我闻——某时佛在某处,说如此之法。」每说一处,迦叶便问诸比丘这是否真是佛的话,他们都答:「正是这些话。」〔注一〕

僧伽罗人关于诸经之起原,所存的说法与此相似〔注二〕。依他们的传说,书中律这一部是优波离所纂,而诸论、即阿毗达磨是迦叶所纂。

就书分三部这一点说,北方与南方的佛教徒是一致的。但于北方的文献,还须说一层再分。大乘——即「大的发开」——与小乘——即「小的发开」——之别,贯在上面所述三类之书里。「小乘」之书,即小的那一车,几乎无疑是佛本来的书,因为它们的教条与传说,与锡兰以及一切南方佛教徒至今所奉的那个宗教相合。大乘在那里则无人知道。布尔努夫把小乘之书归于上面已述的第一次佛教大会,把大乘之书归于释迦牟尼死后四百余年所举的另一次。他以为大乘诸书是在迦湿弥罗、在印度北方即喀布尔之王迦腻色迦之世作成的〔注三〕。其时召了一次会——第三次或第四次——以定哪些书该入经目,便在那一次议定了对「三藏」这一大片的增添。这位博学的作者又在第一次会后一百一十年另插一次会,时在阿育王、又名毗耶陀西之世。这位王因他广大的帝业与他对佛教的护持,被称为轮王,即一位天下归之、又使圣教之轮常转的佛教之王。

采布尔努夫之见不必踌躇,因为我们知道在他所指的时与地有几位有势力的佛教徒,知道他们的名与许多著作,而他们的见解与所具之才足以使他们宜于作大乘之书的作者,这一层还可找到许多可推之证。

他们之中有:一、马鸣,即「阿湿婆窭沙」,第十二祖,作《起信论》〔注四〕。二、龙树,即「那伽阿周陀」,第十四祖,作《毗婆沙论》《中论》《大智度论》《般若灯论》《十二门论》与别的几部,又包括中国一切佛教之书中最受尊崇的《华严经》。三、天亲,即「世亲」。说到他,据说他初出家时极恨大乘诸书,有机会便毁它们。靠他哥哥无著的影响〔注五〕,他才改了见解。他悔恨之深,竟要把自己的舌头拔出来,无著却对他说:他从前既用舌头谤大乘之书,如今便当用它来赞那些书。这就算赎了他的过。此后他作了一百多部书,列在圣典的第三部里〔注六〕。四、无著,即「阿僧伽」,前一位的哥哥。五、护法,意思是「护法者」。他生在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他作了《成唯识论》。六、弥勒。七、提婆。八、胜天。这几位与另一两位,被举在诸论的作者之中。这些人都被尊以菩萨之名。

《华严经》的作者可以归于龙树,所据是汉文的一篇序说他在「龙宫」里得了它,又最先把它当作大乘诸经、即「大车」之书中的一部传出来。他不能像在第三部的书上那样把自己的名字题在前面,因为经之为经,必须是佛所说的法。依着这条义理,大乘的「经」——汉文称经——便以假托归于释迦牟尼,然而它们真正的作者,一切理由都使人想是上面刚举出的那几位心思锐利的印度人。

佛教之书就作成之时而言,这样便得了两大分。前一分属公元前五世纪,其中所载有出家之制、道德的法典、苦行的生活、轮回、与涅槃;前二者是佛教的,后三者是印度本土诸教所共有的。全体又与印度人在地理、天文与神异众生上那些奇想交织在一处。

第二分则含形上之学与宇宙之说后来的发开。《般若波罗蜜多》里,极端唯心之说所爱的那个教条——心与物一切形相都不存在——在一百二十册中重说到人厌。在东方与西方净土的传说里——东是阿閦佛的,西是阿弥陀的——以及在别的种种广大世界与有力之神如何成立的说法里,这一系统新的神话倾向便显了出来。这些书须定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

借公元七百三十年刊出的那部佛教书目——《开元释教录》——最早而最有名的译人,可以在这两派之间分开。小乘、即原始佛教之书,是由下列诸人引进来的:

迦叶摩腾,中印度。竺法兰,中印度。安世高,安息。支曜,印度。康孟详,康居。昙谛,安息。竺律炎,印度。支谦,大月氏。康僧会,康居。法炬,印度。竺昙无兰。瞿昙僧伽提婆,罽宾。

译大乘之书的人,有下列诸位:

安世高,安息。支娄迦谗,大月氏。康僧铠,印度。白延,印度。支谦,大月氏。竺法护,大月氏。卑摩罗叉,于阗。昙婆陀罗,中印度。鸠摩罗什,印度。法显,中国。昙无谶,中印度。求那跋陀罗,中印度。波罗末陀,西印度乌阇衍那。玄奘,中国。菩提流志,南印度。

为给三藏这一大集里的书编号、使之相别,便用《千字文》里的字。

「经」这一部在「大乘」这个题下的第一子目是「般若」。其中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为标它用了《千字文》里六十个字。同一子目下另列十八部。

接着是载阿弥陀与阿閦佛——西方与东方之佛——传说的那些书。这些连别的,合成「宝积」这一子目。此后是名「大集」的一目。再接着是名「华严」的,得名于那部八十卷的通行之书。第五目收讲涅槃的书。这五个主要子目之后,排着许多别的书名,有只译过一次的,也有译过几次的。连上面的合起来,大乘一类共五百三十六部经。

小乘一派的书,这一集里收二百二十八部,其中主要的属于「阿含」这一子目。宋、元两朝共添了三百部。它们的名目接在目录之后。

这些书有许多极小,往往十部或更多的放在一个字之下。

在「律」这个名目之下,大乘一派有二十五部,而小乘这一门分到五十九部。

属于第三类即「论」的书中,大乘一派有九十三部,小乘有三十七部。此外宋、元两朝添了二十三部。

此后是西方各家的著作,共九十七部,不便与前面的归在一类。这些有许多是仪轨的规条与印度佛教徒的传。

这一集之末排着中国作者之书,共一百九十六部。这些是注、是传记之书、是类书、是佛教之国的游记、是申辩之论、是仪轨之书、以及属于中国佛教各派的作者的自撰之书。其中有四十部是明朝所附——像这类事一概如此——出于御旨。

这些数目合计约一千六百部各别之书,其中一千四百部是从梵文译出的。另有好几百部已失。

本国作者较不要紧的作品,大概也有好几百部,是人常读的。估算中国佛教文献的广度,这些也该收进去。它们是通俗的论说,带着诸佛与诸菩萨之力的轶事、以及诵圣典之益。这些书里多用木刻的图,画佛教的来世、画释迦牟尼教诲门徒、画印度的宇宙之说与地理。又该在这单子上加上记可观的寺院与圣地之书,以及许多论此教在中国各派的书。

这里我附几句论早期佛教徒所举的大会。

马克斯·缪勒教授说:「北传的佛教徒只知道一位阿育王,即旃陀罗笈多之孙,也只知道他在位时举过一次会,即法阿育之下的华氏城之会,而他们把它定在佛死后一百一十年。」

僧伽罗的佛教徒则说有两位阿育王,即迦罗阿育与法阿育。两者之间隔着十二王。每一位阿育王之下举过一次会。

若认后一位,那会必是公元前二百四十二年、或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在华氏城举行的。

第四次会在迦腻色迦之下,由世友主之,大概稍在纪元之前。龙树的著作与一系被认了,从此「大乘」便在一切北传佛教徒中传开。

研究佛教的人可以格外注意三藏之中那些已有译本的书。

这些之中最为详备的是欧仁·布尔努夫所译的《法华经》,即「好法之莲」。它是从梵文译的,又以极多的注疏之。

把它同鸠摩罗什的汉文本相比,我发现汉文本里缺了不少。鸠摩罗什受了中国读书人的影响,而那些人受不了原本那种笨重的絮烦与大段的重复。他明智地把它削短,作成一部短得多的书。布尔努夫本来也该这么办才聪明。

那些道德成分突出的小书极有意思。其中有几部由毕尔先生译在他的《佛典汇选》里。

《四十二章经》是最早的印度传教者从梵文译的。续法所作、注极详备的一部五册之本,是一百五十年前刊出的,是中国学者校订一部古书时之勤、以及征引与注释之富的一个显例。

在这一部与别的虽小而有意思的书里,可见释迦牟尼所教原始佛教的义理。

这里描画出出家的生活,又把入此道者的本分指得很明白。

不过虽然释迦牟尼举独身之誓、与同信佛教义理的人同住、或在林中洞中独居,为行他这一系最合适的办法,他却并不以之为绝不可缺。《维摩经》里,毗舍离的一个在俗之人维摩诘住在人世之中,却被写成于佛教义理之知大有进益。他与许多受了戒而远不及他的人相对照。「文殊菩萨」与维摩诘被举为佛教胜德同样好的榜样:一位就形迹说,在出家之众中无人可比;一位就行事说,是受戒者圈外于佛法最有进益的学人。

佛教之书有许多可贵,因为其中含着可见古时生活的故事。

下面这个行人杀向导、以祭某地诸天的故事,令读者不能不想起约拿的记载。

「一伙商人要出行,择了一个向导。他们同他一起出发,要过一片无人之地。路上他们到了一所天神之庙,那里的规矩是:行人要过去,必先以一人为祭。

「他们商量怎么办,彼此说道:『我们都是朋友、邻人与亲戚。我们中谁也不能作祭。只有向导可以。』他们把他杀了、祭也行完之后,往前走便迷了路。又累又丧气,一个一个都死了。

「人也是这样。他们想进法之海,为的是取藏在深处的珠。他们须以德为向导。若谤德、毁德,他们必定迷路,再也出不了生死的旷野。他们的苦必要历长久的世代。」

有一个水中金影的故事,用来表无知的人在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寻金一般的教义。故事说:「从前有一个痴人到一个湖边,看见水底有一个影,像是真金。他喊道:『这里有金。』他于是下水去找,找不到,直到累了,水也混了。他坐下等水清了,又看见它,再一次白费力气去取。后来他父亲来找儿子,问他为何这样累。知道了之后,他看了那影,说道:『这金在上面树上。想必有鸟衔了它放在那里。』儿子爬上树,果然找着了。」

为表创造之难,有一个针对婆罗门的故事;婆罗门把创造归于梵天。他们称他大梵天,说他是世界之父,能造万物。故事说:「这位所谓造物者有一个弟子,说自己能造万物。他痴,却自以为智。有一天他对梵天说:『我想造万物。』梵天答道:『别想这个。你造不来。你连诸天的话都不会说,却想造物。』梵天看了他弟子所造之物,见那头太大而顶太小,或是手太大而臂太小,或是脚太大而腿太小。其实它像毗舍遮鬼〔注七〕。」

「我们由此得知,」讲故事的人接着说,「人人所造出来的,并不是梵天的创造。」

婆罗门杀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婆罗门,照他自己所说极有智慧,又通星算与幻术的一切技艺。他想显他的本事,便抱着儿子到另一国去,一路哭。有人问他:『你为何哭?』他答:『这个小孩七日内要死。我哀他命短。』那一国的人说:『人几时死是难知的。这样的算容易错。等七日过了,也许他不死。如今哭什么?』婆罗门答道:『日与月可以暗,星可以落,而我所说的必不落空。』到第七日,为了名与利,那婆罗门把儿子杀了,以证自己的话不假。人听说那婆罗门的儿子正在所预言之时七日之后死了,都佩服那婆罗门的智慧——他的话应了——便来听他的教。佛的四类门徒中也是这样,有人为利而说自己已得了高的开悟。他们以痴妄的教义毁了善人之子,假作仁者之相,因此必受许多苦。他们正像那杀子的婆罗门。」

那书往下讲诸佛与他们的教法。他们不会有这类人的错。诸佛授教守中道,不偏向任何一边。他们一面不太常,另一面也不太断而不定。他们的行与教之中并没有不相称之处。然而各样冒充者都想仿他们,便落进夸、妄与过头的错里。人在显法之形时,不能把真法呈出来给人看。

这几段录自《百喻经》第二卷,求那毗地所译。

另有一部道德教训之书,按「伽陀」的体式编排,带着题目,如教、谈、慈等等。它叫作《法句经》,即「以句说法之书」。这样的句有五百。在印度,每一个学人在他学业之初都读这部书。他若在他教中许多书里不读这一部,便是把序给漏了。

那些句是这一类的:早上起来当想:「我的命不会长久。它像陶人的器,容易碎。死的人不回来。」据此而劝人学佛之法。

它是鸠摩罗什从道略之作译出的。

另有几部书专讲寓言与譬喻,如《杂譬喻经》,即「杂譬喻之书」。

格外值得注意的书中有《梵网经》。这部讲「戒律」、即律的书,便是「梵网」。

戈格利先生在《锡兰之友》上刊出过这部书的一个简译。见毕尔《第二次东方学者大会》第一百三十四页。它述菩萨所依的规条。

汉文的《佛本行集经》,梵文作《阿毗尼瑟迦摩那经》。它由毕尔译出;他以为书中所含的叙述可以解释「桑奇大塔」,那上面的刻文很难在任何书里认出来。它是一部佛传,带着许多插话,而那些插话也可以解巴尔胡特、阿摩罗瓦底等处的刻文。

毕尔先生在《睒子经》里找到了「睒摩本生」,其中含十车王与罗摩故事的一部分,又提到法显游记里关于锡兰一个节日的一处话,而这部书或可给那处话以光。

睒子是释迦牟尼佛的前生,与他父母住在林中,父母都是瞎的。他以果子养他们,为他们汲水,又为林中的鹿与别的野兽所爱。后来有一位王来打猎,向水边一大群鹿射了一箭,把睒子射死了——他恰在群中。睒子死了,王悔恨之极,父母则为儿子哭。诸神见这可哀的情形——父母哀他们的儿子,而那位王也同悲——便来使他复活。

《波罗提木叉》这部书在佛最后的教诲里提到。它载佛门徒的戒行之规。他临死时把这个交在门徒手里,作他们行圣道的指引。

下面接着是《楞严经》第一卷与一部短论的译文。

《楞严经》被朱熹与别的儒者赞为佛教圣典中最值得读的一部。

(原注一:见《指月录》,「迦叶传」。)

(原注二:见哈代《东方僧制》。)

(原注三:迦腻色迦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他在护持佛教上是第二个阿育王。他在位自公元前十五年至公元四十五年,当世友与别人为祖之时。)

(原注四:《净土圣贤录》载有上列第一至第四人的记事。)

(原注五:艾德把世亲与无著隔开了好几百年。我以他们为兄弟,所据是《成唯识论》的序。他们是犍陀罗——旁遮普北端——布路沙人。)

(原注六:他几部书与无著几部书的名目,见《开元释教录》,那是唐代刊出的一部佛教书目。)

(原注七:一类吸血之鬼。提多罗吒天王的随从。)

第十九章

《楞严经》第一卷

此经名为于一切法坚固立定之经,明说如来——他以其大而无上的身量现为佛——在修道生活中隐秘的功德与所成就,又说诸菩萨的许多行事。

它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即「中印度大道场那烂陀之经」。

摩竭陀国、即今日比哈尔的那烂陀寺极大,历七百余年。中国的行者玄奘到过那里。他在那里见到一万僧人,住在同样数目的君主所建的六座屋宇里,合成一处大的苦行道场,是印度最壮丽的一处。它以研习婆罗门之书与佛教之书而有名,又专务佛教教义中那一支叫作「大乘」的。关于这处昌盛的佛教之地的传说,可以参看儒莲所译的玄奘游记——我这几条事实便是从那里得来的。它在今日巴特那东南约三十英里。

《楞严经》的汉译成于公元七百零五年,译者是在广州的印度佛教僧人般剌密帝。助他的有中国人房融,与乌仗那人弥伽释迦;乌仗那是迦湿弥罗西北的一国。

译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祇园精舍。与他同在的有千二百五十比丘,都是他的门徒,都已到了罗汉之位。这些佛子心中安定,于他们师的教义执守甚坚,于善为胜。他们在任何国里都可作德与仪的模范。他们守「出家之律」极为谨慎,可作人的样子。他们不拘限地取一切所需之身形,能救人出苦。他们的名字是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拘絺罗、富楼那之子、弥多罗尼、须菩提、优波尼沙陀以及别人。

此外又有无数辟支佛,连许多刚起意求知有所进的人,在夏末来到佛所在之处,悔他们从前的恶行。

按:室罗筏城在今日的奥德省。辟支佛汉文或称辟支,或称辟支迦罗。他们梵文称「辟支」佛,汉文作缘觉,意思是「由观诸因而得明达者」。世间的历史上若有一时无佛,辟支佛便出现,在无佛之时达于教义之见,代佛而为师,直到佛来。

那时恰是比丘于夏末解了禁的时候。各方的菩萨都来问难、求释其疑。他们恭敬听受,又求知他们师隐秘的意思。如来安然而坐,向听众说他们从前未闻的深义。他的声如迦陵频伽之鸣,透到世界的边际。菩萨多如恒河之沙,拥到会中,而文殊为其首。

这时波斯匿王为纪念他父亲之死,为佛备了素斋。他请佛到宫中的内室,自己来引他进去。他又请了诸菩萨。

城里有一位有位分的人,也曾请僧人赴斋,正等佛来。佛便令文殊派几位菩萨与罗汉代他去赴斋。

只有阿难先前被请到别处,离得颇远,还未回来。他来不及与众人同列,身边又没有年长的僧人、也没有一位阿阇梨可以规劝他。他独自空手回来。他走过街上时手里持着钵,挨门乞食。他想得一个还没有请过僧人的人家供养。他不问菜食味美不美,不问主人是刹帝利种、还是属于旃陀罗。他对富人与穷人存一样的善意,不择尊贵而轻贫贱,只愿凡所遇的人都因布施而得无量之福。

阿难知道佛曾责须菩提与迦叶,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罗汉那种一视同仁之正;而他对佛那番为解疑虑、防嫌疑与谗言的明智之教,也曾恭敬听过。

他过了城濠,慢慢走近城门。他神态庄重,是一个敬守饮食之规者的样子。

他路过一个娼女之家,落在咒术的力之下。摩登伽凭一位娑毗迦罗从梵天得来的咒,把他引到她的榻上,他将要破他独身之誓了。

如来知道他被那咒缚住了。王、他的臣与城中许多有名的人,从所请的斋回来后,都来听佛说法。如来头上放出光来,像是把一切宝石的种种光合在一处。从这柔和的光里可见涌出一朵花瓣繁多的莲花,佛以变化之身盘膝坐在上面,宣一道大咒。他把这咒交在文殊手里,去救阿难。使者去了,那恶咒之力一破,他便把阿难连摩登伽一同带到如来跟前。

按:那叫作迦陵频伽的鸟声极柔而厚。

室罗筏城的王波斯匿极护佛教。是他的臣须达多从那位名叫祇陀的太子手里买下祇陀之园,在园中为佛造了住处。见儒莲《西域诸国记》。许多归于佛的经,据说都是在这里说的。玄奘来访时,那城已多半成了废墟。他看见城下两英里祇陀园故址上从前所立的寺院的遗迹。见儒莲《玄奘传》。比丘便是聚在这里听佛说法的。

夏天的三个月里,比丘隐居,不许出行,也不许见佛。此期之末,他们在佛前聚会,彼此许对方指出自己行为上的过失,好叫他们受佛所定的罚。

阿阇梨一词的意思是教苦行戒律之师。规矩要求出远门时至少三人同行。处在阿难那种地位的僧人,身边本该有一位位分在他之上的人,还有一位阿阇梨。

佛教在印度昌盛时,刹帝利与旃陀罗居社会等级的两端。王与贵人属刹帝利种。旃陀罗是屠户,又属各样下贱的行业。

须菩提只向富人乞食,因为他们给得起。迦叶宁愿向穷人乞,想增他们的福。佛责他们两人都违了正之则。

娑毗迦罗是一个异学之派,褐发,以米为斋。他们靠专拜梵天之神得了这道咒。它可以传给别人,摩登伽便用了它。

注者德清是明代的一位中国佛教僧人,他说:读得浅的人也许要奇怪,这部经既揭开人隐秘的本性、指出一处稳当的安息之所、又展开一套各方面都完备的教义,为何以阿难受诱这样一件寻常的事为起头。他解说道:阻人得涅槃的正是诸欲。诸欲之中,色欲最有力,所以要除它便须有相当有力的药。

阿难见了佛,以头触地而痛哭。他痛自己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起头,又痛自己受了那么多教导,于道德的力上竟还不足。他恳切地求知诸世界的佛是怎样得入那安息与修观之境的。

听众多如恒河之沙,静坐着,等佛对他们说话。

佛于是对阿难说:「你与我是生来的亲属。我们因此由天使之相爱。你从前起意要从我之教。是什么美好的相使你舍了世间深重的爱?」阿难答道:「我见了如来的三十二相〔注一〕。它们美得说不出来,而所属的身形澄澈如水晶。我想这样的形不是世间之爱所能生的。因为身上的欲是粗而臭的淫念,生不出如来那样放紫金之光的清净明亮之形;所以我渴望从佛而剃了发,以表我弃了世间的生活。」

佛答道:「你说得好,阿难。人人不断地生而死、死而又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心当住于常净之境、而本性当保其清而不失其真。他们心里起了不真的念头,便不得不入那不停转动之轮。你若要得至上之知、使你真正的本性在它的清明中发开,就老实答我所问。诸佛走的是一条出生死之路。他们守心于正。他们的心与言都正,所以他们始善而终善。于是他们没有邪念,也没有有害的变动。我如今问你,阿难,你的心被如来的三十二相所引时,是什么在看,又是什么在爱?」阿难答道:「这爱出于我心与我眼之用。我眼见了佛那超绝之美,我心便生爱。所以我愿得脱生死。」

佛答道:「这爱既出于心与眼,你便须知道这两个官住在何处;不然你胜不了『尘』——即感官之境——所生之害。一国被扰时,派去讨那些抢掠者的兵必须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们。那么我问:心与眼,这两个害了你的敌,住在何处?」

按:诸欲是人受生死所系之因。使它们安息便是达于佛境之法。阿难被欲引去了,便求重受出脱之法的教。他觉出此害之大,又觉出要毁它须有极有力的办法。他想重新开始自新,可不知从何处起头,便来求教。第一步是观、是思、是把心从所系之处松开。

佛并不立刻去说那三重观法,而先问他起初为何入了苦行的生活。阿难的答露出了他不成功之因。他心里的爱是见了美形而起的。这是因为他思想之法不正。他只是以一种爱换了另一种爱。他的心被一个美的景象所引;可他并没有见佛更高的那一面。他若爱佛是对的,他岂不也可以爱摩登伽么?

不但阿难是邪念的受害者。人人都是;所以他们出不了生死之域。然而邪念当家之处,人真正的本性发不开来。这种不正情形的起因须加考察。那是诸根之所为。诸根是扰人本性原有之静的六敌。这所谓六贼由心与眼所辖。它们所住之处须寻出来。

阿难的答是:「十种众生无一例外,都以能觉之官与心意为在身内。他们又见佛之眼是佛面的一部分。我这只眼与另外三个根是我面的一部分。那么我的『心』、即心意,再说那能觉之官,必在我身内。」

佛答他道:「你坐在这屋里。你看见祇陀之园。我问你它在哪里?」阿难答道:「它在这堂之外。这屋在给孤独之园中。那树林自然在屋外。」佛又问:「在这屋里你先看见什么?」阿难答道:「我先见如来,再见听众,更远才见树与园。」佛接着问:「你望着树与园时,怎样见它们?」阿难答道:「从门与别的开处。」佛于是伸出金色之臂,摸着阿难的头说:「有一种三昧叫作首楞严王之三昧,那位王其大其量如佛。它摄一切善行,又说诸佛如何从感官之世救出来、入于那通往坚定安息的光荣之路。听着!」阿难俯伏而拜,等着听。

按:玄奘记祇陀之园在室罗筏城南「六里」,合两英里。这园中有给孤独、又称阿那他宾荼陀之园。这位中国行者到访时,从前在那里的寺已成废墟。祇陀把地卖给须达多,而自己把树林施了。给孤独的意思是「施与孤儿者」。须达多因他的布施而得此名。

三昧是一种醒着的梦或冥想,是佛或他的门徒在深修观时所生的,其中有一个印象或景象,教某些宗教的教条,似现在心眼之前。

注者德清说:人大抵都落在阿难的错里。他们以为心关在可见的身中。人之所以久留在轮回之域,起于他们错认身、心与「它们之所为」即五阴为我。这个错见必须先破。佛将要推翻阿难所抱的见解,便好意把手放在他头上,使他有信心,免得他觉着痛。

佛:「照你所说,你在这堂里,从开着的门见园与树林。你若不能见如来,可能见堂外之物么?」

阿难:「那不能。」

佛:「这一层于你心里极明白。如今那能觉之心若在身内,人便该先见身内之物,然后才见身外之物。我们既不见心、肝与别的脏,而能见指甲与毛发之长、筋与脉之动,那么心便不能住在身内。」

阿难(拜):「我听如来之教,便得见这个真实:我的心住在我身外。因为它像屋里点着的一盏灯。它先照屋内之物,然后从门照到廊上。人既只见身外之物,那能觉之心便不能住在他们之内。这话确凿不可驳。」

佛:「这些比丘到室罗筏城来寻我、聚在祇陀之园时,你若见他们中一个人吃饭,众人便都因此解了饥么?」

阿难:「不!他们虽是罗汉,又同在另一种存在之中,一个人吃食怎能解众人之饥?」

佛:「心与身既彼此全然分开,则两者谁也不能知道对方所知。我如今给你看我的手。你眼见它,可你心辨得它么?」

阿难:「辨得,世尊!」

佛:「两者既都觉它,那么说它们彼此分开、说心住在身外,便是错的。」

阿难:「佛说心不见身内之物,便不能住在那里。又说心与身既都知道对方所知,它们便不能在彼此之外,而必在一处。」

佛:「那么心安在哪里?」

阿难:「我想它必藏在诸根之中。眼之于心,如一片不碍视的玻璃。眼一见,心便当下辨之。心之所以不见身内,是因为它住在根里,而它在那里的位置使它能察身外之物。」

佛:「就算如此,我问:一片玻璃放在人眼前,他将见什么?他见那边的山岭时,可也见那玻璃么?」

阿难:「他见那玻璃。」

佛:「若是如此,为何在山河透过眼而可见之时,眼却不被见?可若眼被见,它便是心所察的景中之物,而两者之间并无相倚,那心便该当下觉眼所见之物。而心若不见眼,便不能说心住在诸根之中。」

阿难:「我如今又想到一层。脏在身内,而诸窍在外。一边是暗,一边是明。我看佛时,我眼开着而见明。这时我见外面之物。我闭眼时便见暗。这时我见内里之物。这样分可对么?」

佛:「你闭眼看暗时,你所见的暗是『与眼相对』的,还是不然?那暗若是相对的,便是眼前之物,所以说它在内便是错的。若反过来那暗是在内的,那么你在无光可入的屋里所见的暗,便不过是你身的内里。然而那暗若不与眼『相对』,便不能说它被见。那暗若在内,而又被眼相对而见,那么你开着眼看明时,为何不见自己的面?你若见自己的面,那能觉之心连那能见之根,便必在虚空之中。那么它们不能在身内,也不能是身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若是你身的一部分,那么我如今见你的面,便该是你身的一部分。凭你那在虚空中的眼,你知道你的身并不觉诸物。所以你须主张有两次觉的作为、有两个能觉者。你这样便成了两个人。所以不能说闭眼看暗便是见身内之物。」

阿难:「我听佛说,行出于心,心出于行——意思是心与行彼此相须,而同样不真实。我看来我的念便是我的心,而我念所在处便是我心所在处。这样,心之所在便不必在内、在外、或在中间之位。」

佛:「阿难,心不能在念所在之处;因为它无『体』,不能在任何处所。因为一个无体之物若能说是在某处,那么激起诸觉的十八界便要成十九界,而六尘便要成七尘。而心之无体是容易显出来的。我以手触自身时,那能知之心——即所生的知之作为——必是自内而外、或自外而内。若是前者,身的内里便当可见;若是后者,我便该先见自己的面。我既两样都不见,我的心便必是无体的。」

阿难:「是眼在见;虽然不是眼在知。说心在见是不对的。」

佛:「眼若能见,那么你所在那屋的门也该能见。死人的眼什么也不见。再说,阿难,心若有体,便必是一体、或是多体。你的心必遍你全身、或不遍。你的心若是单一之体,你触一肢时,诸肢都该觉那按压。若处处都觉得,那觉便不会指归某一处。那觉若属于某一部分,那么你这受觉者便不能成单一之体。可你也不能是多体,因为那样你便成了许多人。你心之体若遍你全身,身的每一处都该觉出按压。它若只遍身的一部分,便有一部分受触,而其余的不然。既然并非如此,你那『心在念所在处』的设想便站不住了。」

阿难:「从前我听佛与文殊等人论所现之物的真性。你那时说心既不在身内,也不在身外。我看来,没有内里的觉,便不能有外面的知。要知身外之物,便须先觉身内之物;不然心便根本不能在身内。照如今的情形,我们只觉外面之物,不觉内里之物。所以心必既不在内,也不在外,而在两者之间。」

佛在答语中辩阿难是错的:心之所在既不在身内、也不在身外那些作感官之境的物质之物,同样也不在内与外之间。

此书第一卷至此而终。

按:诸觉的十八「界」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见、闻、嗅、尝、觉、思。

这十八项又另排作六根,即诸根;六尘,即色、味、香等等;与六识,即感觉之知。

后一组的六样又称六贼,因为它们是一切信有物的人迷惑之因。

头六样又称能「爱」的六者,与能「感」的六物,即六爱与六情。

(原注一:「如来」是佛的一个称号,汉文作如来,意思是「安然而来」。)

第二十章

《一输卢迦论》

《一输卢迦论》,从汉文译出,附以剖析与注〔注一〕。

这里从汉文本译出的那部原书,作者是祖师「龙树」;本书前面讲他已经很多。他除作了许多较要紧的论之外,又撰了几部经,不过那些书一般都归于释迦牟尼佛。像龙树这样一个锐于推论、精于思索而著述浩繁的人,该为人所更知;下面译出他一部较小的书,希望于阐明佛教不至于全然无用。

它名《一输卢迦论》,即「一输卢迦之论」。「输卢迦」三字古汉音读作「输罗迦」。一个音节以双辅音起头时,汉字转写的通例是在每个辅音之后都用同一个元音。

输卢迦是梵文「颂」的名目,尤指某一种双行之颂。下面关于它的说法我取自威廉斯的《梵文文法》:「《摩奴法典》是以输卢迦、即阿奴湿图伯之体写的。这是梵文无尽多样的格律中最通行的一种,也是东方几部大史诗里主要行用的一种。它由两行组成,每行十六个音节,而管一行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另一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个音节或长或短皆可。第十六个因在行末,也是通的;第八个也是如此。」「第五个音节应当总是短的。第六个或长或短皆可;但若长,则第七个也应当长;若短,则第七个也应当短。」「末四个音节成两个抑扬之拍。」

这位印度作者在此取了一个双行之颂为题,他这部短论便因此得名。这个颂在汉文的形式里由四个短句组成,列在开篇。

又有一条引端之注告我们说:这部论是由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在洛阳城从龙树菩萨的原本译成汉文的,时在元魏一朝。这座城便是今日所称的河南府,在黄河南岸,属河南省。译出之时是我们纪元的四世纪。

《一输卢迦论》译文

「我体性非常,

如是我体非体。

我体性既非体,

故我说它空而非常。」

「问:为何作此『颂』?它是什么意思?它要推翻何人的见解?答:作此颂是为那些读长篇之论便厌倦的人;也为那些明达之人——他们读过许多论,在佛法之海里深用其思,可一旦疲倦,便对诸物非常、我体空无这个绝不该问、绝不该疑的教义起了疑。为破这样的疑,我作了这部论。

「我的教义说什么?说一切『所作』都非常,而我自身之体是无。我体之非真,与一切所作之非常不相离,因为我的性与我的体都是无。所以并没有所谓常这一回事。

「一切佛,与他们缘觉、声闻两类的门徒,都是靠这个空无之理从无知里得了解脱;并不是靠那相反之理——那个主张有断、又主张所作有常之理。颂说:

「失此空无之理而宁住于体,

你便得了以物为常之见。

你若说它们以后要毁,

便又成了以物有断之见。

「我以这个意思说一切所作本身并无真的实体。诸佛、诸『缘觉』、诸声闻与诸罗汉,都是因信此理而得了他们的益与成。

「如今我要说当驳的是哪些人。一个得了些知识的人,若说不涉『行』而有非常,他的见解便不正。所谓非常若与『有』——即有为,也就是实然——分开来,才叫作非常,那么常便成了无。于是实然与非真便不是本质上有别。实然与非真若合,实然既与非真相连,一只瓶便不能破——这是荒谬的,瓶本是实然之物。非真与实然若合,非真既与实然相连,涅槃便可毁——这也是荒谬的,涅槃本不是实然之物。实然与非真若照这样论起来是一回事,那么一切『教』、或说『所作』,都不可毁,如涅槃那样是常的,所以不从任何因而生。『行』若不从因而生,便与那空的涅槃无别。这样一来,『实然』这一法或这一境便不必称常。可所作之物若不从因生而仍是非常的,那么空的涅槃便不称常。此说若真,则实然与非真两法都不好。非常若与实然分开而仍称非常,那么实然离了常也该称常。可这不是正确的推论。哪一部经里有这样的话?

「要论的是什么意思?你如今所说有什么意思?其中不合理之处很多,是你那曲心所不能测的。所以你所说的不是正法。得了些知识的人,若主张过去、现在、将来的『所作』或『法』各自从自身而成,这该看作邪见。为何?因为这是一个漏掉了因这个想法的见。我们若说将来不从因生,而是从自身而成,那么现在也不从因生,而是从自己的本性而成。因为将来与现在,就其本性说是均等的,并无差别。若是如此,而现在之法从因而来,那么在此情形下,将来之法为何不也从因而来?你这个见解,所据或是诸经,或是你自己的判断。可这话不正、不合理。既不合理,便不可信。那关乎将来之法若不从因生而从自己的本性来,它便必是空的一物。它既与因断了一切联系,便不能从任何因而生。所以它本身并不真是将来。可将来若不存在,那么现在与过去也不存在。现在与过去既不存在,那么时之三相其实本身便是无。若说它有实在的存在,这便是说它是常的,是无因而生的。

「佛的门徒之中于见有些深入的,若这样想,便与迦毗罗等外道之师无别。然而这部论不是为迦毗罗与忧楼迦那样的人作的,而是为你们——与我持同一见解的人——作的。我到此所说,是为驳某些人的见解,而为的是你们这些已有所进的人,好叫你们弃了不正之见。

「为此我纂了这部论,又作了起首的『一输卢迦之颂』。如今我要解这个颂的意思。

「说『我体性非常』时,『我体』指那所生而有所作者,因此叫作『我体』。于正见有所进的人处在这所作之中,便自己想出这就是体,或者说把它当作体。这所作起于身与心的作用之域〔注二〕。声闻与缘觉也卷在其中,他们在这较低之域里迂回而行。于是我们说体为一、为二、为若干;说人为一、为二、为若干;每一个都被看作有一个与其余无关的体,而人通常也这样说它们。如地、水、火、风各依其性而为坚、为湿、为热、为动;每一个人与每一物也各有自己的形与体。『我体』一语便由此而来。

「于知有些进益的人,若说人在生时、在续活时、在死时其形是一样的,他便说错了。人之体就其性说并非常的,所以它之被称为体,是起于那些于真知稍有所进的人作了这个分别。所以离了各样的所作之法,便没有非常之体;因为人就其形说是非常的。

「所以佛教诸比丘关于各样所作时,都把它们写成不常。这是因为上面已说过的缘故。

「若有人主张离了所作而人与物是非常的、各自保其形,这样的见解便错了。你若不懂非常一语何以用之,我如今便解它。那是因为开篇之颂里说『体非体』。体与非体之想你容易分别。那非常的是什么?它是无体的。所以体便是非体。它本性不是体,所以正式说它无体。

「说『我体性非体』时,所断言的是:除了那『无体』之外并没有体。为此说体本身不是体。你若主张在无体之外另有某个体存在,便错了;这样的论法不是诸经的论法。你若断言『无体』便是构成体之物,这也不对;因为诸经并不这样说。佛,世之所尊,在哪一部经里教过这样的教义?任何一部经里都找不到,因为它不是『正教』、即经之所说;这样的论说站不住,因为它们不是大而圣的诸经的教义;所以不该信。那么我所举为证的,并不只是我自己的话。

「末一句说『故我说它空而非常』。例如可以看那部《调伏三弥底经》,即『佛安抚调伏三弥底的记载』;其中说佛对三弥底说道:『人之眼空而非常。没有哪一只眼不动、不坏、不变。为何?其性如此。耳、鼻、舌、身与意,都有同样可变可坏之性。』

「佛,世之所尊,在这部经里说空、说非常,所以表了这里所说的见解。于此我们知道一切所作都是空而非常的。它们既非常,便无『体』。于是一切所作就其性、就其自身说,都没有身形。『无体』二字的意思便是这样立定的。

「若照这样以诸经验一个见解,它便立得稳。它若经不起这一验,便必站不住。依我之见,诸经里所有的必然全然令人满意。所以『我的性本身无体』这个见解,如今便用来成全这部『一输卢迦之论』。

「一切所作,即存在,如体、性、『所作』即教、物、质、『有』,名目不同而意思相同。这些之中无论说哪一个,它们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有』这个字上。

「『有』这个字在原文里作『苏婆婆』〔注三〕。它的译法有几种,或作『给自身以体之体』,或作『无法有法』,或作『无自性之性』。」

剖析与所见。——作者先以有韵之形陈他将要立的义理。我的体或我的身,也就是我全部的性,无论物质的还是心智的,是一件过去的、变动的东西,所以根本不是一个实在的体。所以说它空而非常,才是对的。

这个义理与科尔布鲁克所述的佛教徒相合;他说他们被他们的对头、即正统的印度人称作「萨婆伐那湿迦」,意思是「主一切皆灭者」。他们否认原子有常住的存在,只承认有诸物之像生成,而那些像当下便过去。

作者接着举出他作这部论、以及作那开篇的伽陀、即有韵之陈述的理由。他是为那些读不完佛藏里那些极长极烦之书的人而作的。他又想把一切存在之物过而不实这个论证装在一个短小的篇幅里,供已有所进的学人之用;免得他们被那些自己想出的、或别人提出的论证所动——那些论证要证世界是实在的,而诸根所给的消息是可信的。

佛教之书的体裁,因常插入有韵之段而有变化;那些段并没有韵脚,也没有长短音节的定序,只是行的长短总是一样。在尼泊尔的原本里,散文之部与有韵之部在方言上还有分别,梵语与俗语互用。汉文译本里便没有这样的方言转换。

有韵之部称「伽陀」,汉文作偈,古音读如「伽」。

作者定下他进行的次第:先展开他的意思,再攻持相反之见的人,然后支持自己的见解。

他主张一切所作都是过而不久的,而那作者或观者自身也不是实在之物,并且这两件事相连。非常之说便由此而来。

他说诸佛与他们的门徒,是在信了空无之理中得了「解脱」,脱了系住魂的那些缚。那相反的教义——主张诸物是常的、或有断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真实之证。

科尔布鲁克说,迦那陀的后学主张诸物一部分是可坏而过去的,而一部分又是不变的。他的后学称卫世师迦。

这里所说佛的门徒,即缘觉与声闻,在佛教众生的等级里居第三与第四位。他们的位置看下面从一部佛书抄来的表便明白:

「圣」之四等是:佛,为明达;菩萨,为知与慈;缘觉,为由观诸因而得之见;声闻,即「听者」。

「凡」之六境是:天,即「神」,汉文作天;阿修罗,即怪物与鬼;人;饿鬼;畜生;那落迦,即地狱。

这里插入了伽陀之形的四行,代表对头的教义。所举两见——一是以宇宙为常的,一是说它可至于断的。护佛教的人以两者都为谬。安稳只在空无之说里。

他再一次引诸佛与他们门徒为证时,提到诸罗汉。罗汉是弟子四等之中的末一等。于佛教义理得了某种分量的开悟,被写成「果」。弟子的这四等、即四「果」,称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梵文读作「室路多阿半那」「娑羯利陀伽弥」「阿那伽弥」「阿罗汉」。它们又称通往涅槃的四路。

龙树接着以论驳两类推论者的见解,先驳那些持非常之说而持得不正的人。持它不该持到否认所作之真实、或是把所作与无所作混同。这两个词汉文作有为、无为,或许可以译作「实然」与「非真」。它们的意思从所用的例便看得出。举一只陶瓶为「实然之物」即有为之例,而涅槃属于「非实然」即无为一类。举这些例是要显出这两类物不可混同。因为实然若与非真看作一回事,据说瓶便成了非实然之物,而说它可毁便错了。又若非实然之物与实然之物看作一回事,涅槃便不再是不可毁的。那么实然与非实然之别必须保住。

此处又引诸经为此义之证。于此可见在佛教徒看来,这些书是真的准绳。它们含着佛的原话,而佛的话被看作必真。这样被看作此教圣典的书,有好几百部译成了中国的语言,以及佛教所行别国的语言。这些书并没有说是神的、或是受感而作的,因为佛教徒的信条里既无神也无感。他只知道佛——那自己提起来的人的智力——为至高的众生;而他看佛之教为最纯的真与最高的智。在如今呈给读者的这部论里,龙树通篇都以诸经的凭据支持他的见解;那些经是佛留给门徒作他教义之府的。

他接着推翻「过去、现在、将来是自生的,不从因之作为而来」这个想法。他说现在与将来就其性说相似,又受同一些律所辖;可现在是从因而出的,所以将来也必以同样的方式起原。过去、现在、将来若不从因而来,他便论道:它们根本不能是什么实在之物。持这样见解的人,便要落进迦毗罗与别的外道之师的错里。

这里所说的迦毗罗是一位可观的人物,大概是印度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他创了数论一派。库辛在他的《近世哲学史》里说〔注四〕:「这一系统兼是物理、心理、辩证与形上之学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普遍的系统,是一套完整的哲学。」库辛说迦毗罗主感觉之说,又说:「与感觉之说最相违的想法之一便是因这个想法,而迦毗罗力图毁它。迦毗罗的论证,在哲学史上是埃奈西德穆与休谟论证的先驱。依迦毗罗,并没有因这个正当的想法,而我们所称为因的,只是一个果之于它前面那个因的关系;而那个因依同样的理由也是一个果,如此不断,于是全体是一串必然相连的果,而没有真正独立的因。」

威尔逊教授在他于《数论颂》所作的博学之注里,评了这位法国哲学家的说法,否认迦毗罗断言因不存在。不过他承认:「就『不认物质之因与物质之果有别』这一点说,他或许与所说的那几位哲学家相合」;又说「他的教义便是布朗论力、因与果的讲义里的那一套」。

关于这位印度哲学家的见解既有这样的分歧,那么在龙树的论里看见迦毗罗因否认因之存在而被顺带责了一句,便很有意思。我们中国的这件证据,正支持那位法国哲学家的说法,而他正是在那一点上被他的英国评者质问的。科尔布鲁克还疑迦毗罗是否全然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我们这部小书里既这样明白提到他,而它的年代无疑近于纪元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推出他在史上实有,也可以得到他所处之世的一个大略。

龙树接着说,他作书并不是为驳迦毗罗与忧楼迦那样的哲学家〔注五〕,而是为订正并坚固佛教门徒的见解。

忧楼迦这位哲学家,我在科尔布鲁克或别的论印度形上之系的著作家那里都没有找到提及。

我看来,龙树在他论诸事从因而生的论证上说得不够明白;他断言现在出于因,所以将来也出于因,因为将来就其性说与现在处处相似。他并没有先把现在出于因这一层讲明〔注六〕。

如前所说,龙树一再引诸经的凭据。数论哲学的持论者也一样引迦毗罗的诸经,不过那些是简短的格言,并不像佛的那些是长篇之论。然而龙树除此之外另有一个验教义是否立得住的法子,即它合理与否。他在这里便以这第二个法子验他所驳的教义,而判它们为非。

龙树解那开篇之颂时,先论「我体」一语的起原。他说它由体与体之所作组成,也就是说,它的意思是我自身。在心与身的作用之域里,我们来到自身的知觉。佛的门徒中较低的几类便在这一域里半开半悟地续行。

从这个不完全之见往下走,我们通常说人与物,用单数、双数与多数,说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各别众生,于是把头一个错又加重了。四大——地、水、火、风——其性各异,为坚、为湿、为热、为动;于是每一个人与每一物也被看作各有与别的不同的特征。那通行而错的「我体」「我自身」一语便由此而来。

龙树怨有些人主张生、住、灭是一回事。他接着说体就其性说非常,它之被称为体是起于人在无知中所作的分别;又说体为非常这个正确的教义,与从体而出的各样身心作用不可分离地相连;因为,他又说,人就其全形说是非常的。

佛教诲他门徒诸比丘时,总持所作非常这个教义。说体非常这句话时,必须始终记住这一层。

比丘是佛的门徒一般所得的名目之一。他们又称沙门与和尚。

作者于是着手证他题中的第二句,即「如是我体非体」。非常之说引进来是为助证此句。非常的必是无实体的。我们所见之物都要坏。所以它们不是实在之物。我们说物必须照它们的实在去说。所以「我体非体」这句话是对的、是合宜的。

第三句说「我体性非体」,所断言的是:离了无实体的与消逝的,便没有体存在;所以说我自己的体不存在是对的。

库辛在上面所说的那些讲义里,说佛教的心理含在两条命题里,是布尔努夫从佛教之书里抽出来的。

第一,思或灵——因为那官与那主体不加分别——只与感觉同现,而不留存于感觉之后。

第二,灵不能自己把住自己;它把注意转向自己时,所得的只是「自己无力把自己看作别的样子、而只能看作相续而过去」这一确信。

布尔努夫又说,这两条与婆罗门教根本相违,而婆罗门教信条的头一条便是那思想之主体的长存。

我们见到诸物非常——于我们这位作者是这样要紧的一个义理——也贯在布尔努夫所研的尼泊尔之书里,成了佛教的一句口号。

龙树接着说,有些人在这件事上持邪见。一说是:离了无实体的另有实体,可这与诸经相违。另有人说无实体的便是我体,可这是错的——虽然说我体是无实体的乃是对的——因为诸经里找不到这话。这样的话不是佛的话,在大而圣的诸经里也遇不到,所以不可信。

末一句「故我说它空而非常」,是以引佛在一部经里的教法来表明的。他取眼为例。没有哪一只眼不动、不坏、不变。所以它空而非常。别的根也是如此。它们的性都是变而衰。

佛教徒列举诸根时,说了眼、耳、鼻、舌、身之后,又加上意。龙树在这一段里便如此。意作知觉之官,被看作一根。我们把根这个词限于物质的那些,而佛教徒既不信物质之物是实在的,便把一切传入印象之官都叫作根。

佛既在诸经里这样表了他的见解,便又说:我们知道一切所作都是空的、非常的,所以无体。于此我们便到了体不存在这个教义。

该记住佛教徒把那思想的存在者之所作与它的体看作一事。他们不分那作者与那所作,而否认两者在其合一中的真实与常住。于是他们会像此处这样说「一切法」是无体的,而不把这话归于那作者。

于此他又接着说人性是无体的,把他的教义立在诸经的凭据上,又说阐明这一层便是这部《一输卢迦论》全篇的目的。

把作者与他的所作混同,同样见于这部论末尾几句;那里断言一切所作,连体、性、所作、物、有在内,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名目。

他又说,这些词语上的种种不同,不过是「有」这个词上的差别。那原文之词,汉译者又说,作苏婆婆,解法各样,有作「给自身以体之体」,有作「无法有法」,有作「无自性之性」。

戈格利在他的《佛教论》里说〔注七〕,「有」是两重的,由道德上有因果之力的行为与存在之境组成。他又说,其中「业有」,即道德上有因果之力的行为,便是功、过、以及一切引致存在的行为。佛教宇宙里种种世界都以「有」这个词称之。「感官之乐与苦的世界」是「欲有」。「梵世界」是「色有」。「无身的世界」是「无色有」,如此等等。此处「有」一词的意思是「存在之境」。

这个词所带意思的许多变化,有助于说明论末那个相关之词苏婆婆的三个译法。

我在此可以说一句:今日中国的佛教徒常以物质之物容易毁坏为凭,来辩物质之物非实在之说。一位僧人会争说:一张木桌一经火便化为烟与灰,所以其中必定没有什么实在之物。

实则实在与可变两样,就一张桌或任何别的物质之物而言都是说得对的。佛教徒说感官之境非常,说得全然正确;可他论说它们因此便非实在,便错了。基督教、近世的科学与一切健全的哲学,都一致以实在与可变归于感官之境。龙树的错在于没有看出这两样可以相调和。

(原注一: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上海文理学会读过。)

(原注二:「人的作用有五」,即五阴,便是:识,即见;受,即领受;想,即思;行,即所为;识,即觉。)

(原注三:这个词由「苏」,意思是「好」,与「婆多」合成;婆多是「有」的十二因之一。科尔布鲁克与威尔逊教授把它译法各样,作「性情」「情意」「有之状」。「阿婆多」是「缺」或「否」。「钵罗伽婆多」是「对将有之物当下的否」。「阿奴婆多」是「念」。)

(原注四:怀特所译,第一卷。)

(原注五:汉文音译作「迦毗罗」,古音读作「迦毗剌」。忧楼迦,汉文音译作「忧楼迦」。)

(原注六:不过有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他或许以为这一层是明显的,是我们的知觉一直在教我们的。)

(原注七:见哈代《东方僧制》所引。)

第二十一章

佛教对宋代哲学的影响

宋代的哲学家与孔子不同——中国智识开展的五个时期——宋代的著作家改了旧的宇宙之说——汉代的著作家已经改过——太极之图——别的图说——避开一位有位格之神的教义——自然的唯物哲学——卜占的新见。

宋代的哲学家离孔子约一千五百年。在这样长的一段时期里,很可以生出种种不同来,而我们所见的果然如此。

在尊古、在教五常、在教常久而普遍的道德之理、在使国人注意古时智与德的模范这几样上,他们与孔子相合。

在他们的宇宙之说、他们自然的哲学、他们对古时卜占之法所取的态度、以及他们把世间至上之力解作一个抽象之物这几样上,他们与孔子大相径庭。

在那位大圣与所谓宋儒之世之间,可以指出四个文与国开展的大阶段。每一段历三四百年之久。第一段是孟子、荀卿、墨翟与屈原之世。正统的哲学家、异端的哲学家、与一位极得人心的诗人,显出那时众人之心所陷的那一片未定之思的杂乱。那是孔门与正统的教义同各样道德上与政治上的空想者争持的时候——那些人想把某一条理举起来而害了别的。可道家的教义却年年在长力量。

第二段是汉代。一大群考订正统的解说家、好的史家、校经的人、天算家、占星家、炼丹家与道家的哲学家,标出了这个时代。孔子的权威虽被奉持,诸经也仍受深敬,而思辨的气味却以道家为主。空气里满是传说之学。道家的法术、隐者的生活、长生之药,都有人热信,而术士受众人的崇敬。这个时代的毛病在它的迷信。它可取的一面,是它为促成古书之复、与古书用于教育少年所作的热切而成功的努力。

第三段是佛教的。那是六朝。国中的财富都倾在佛教的屋宇上。帝国各处的百姓都采了这个印度的宗教。印度的天文与神话、字母与声调之知、以及佛教形上之学的引进,都起于这时。佛教徒在文上成了一股力量,又创了印度哲学的一个本国学派。

第四段是唐代。那是奢华与诗的时候。韩文公与诸诗人分了当时读书人的仰慕。考订一门所作之书是依新的印度拼法而成的声韵之书;没有圣人出现,除韩文公之外也没有有名的哲学家。这样一个心思不动、兴旺而使人萎靡的时代,之后必有一个心力振起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果然来了。那便是宋儒之世;这些哲学家如今着手复兴那衰弱了的儒学——儒学虽仍保着它的地位,却已失了在人心上的势力。他们登场之时,要把古圣之系保在它纯而简的形式里,已经不可能了。百姓的宗教、政治、风俗与迷信,都已变了。可他们想,能作的事还很多;而回看他们的努力与所成,在人类的历史里是极可玩味的一节,又满含有益的警戒。他们在佛教与道教合起来的影响之下,着手扩张并重构古时的宇宙之说。

我们读《易经》——古代思想的精髓、最受尊崇的几位圣人合成之作——却看不出一套分明的宇宙之说来。孔子说太极是变之始。「它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句话的意思看来含混不定。八卦是八种画的排法。于是我们想到最初步的算术。除了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二四得八之外,其中还有多少东西?孔子在这一段之前与之后,所谈的都是卜占。他接着说:「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备物致用,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定吉凶,莫大乎蓍龟。」

显然孔子主要的心思在卜占;卜占便是模仿自然的现象依某种次第相继而来。我们若把八卦解作自然的八个门类,如天、地、火、水等等,那么便可以从上面所引的那个公式里构出一套宇宙之说来。可那位作者的用意倒是要把世界写成智者所探究的对象,并指出他须模仿他在天地间所观的那些现象变化之律,又指出他可以靠卜占得到最可贵的结果。圣人看他的蓍时,一成二、二成四、四成八,是某些变化之果。「卦」,即画的象征之组,由三画或六画组成。取前者。中国人说,我们在那里找到天、地、人的缩影。我说,那么我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任何我们喜欢的东西。宇宙之说的想法若进来,那也是间接的,并不是本来的意思。《书经》里有一段讲「皇极」,即帝王圆满之极。极字在这里所用的意思自然是道德的。《庄子》里我们遇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这句话。注者说这里「太极」一语的意思是「天、地、人,已含而未分」。汉代的道家淮南子说:「引其类于太极之上。」这便是那套在宋代哲学家手里结果的宇宙之说之萌芽。道家作了早期儒者所没有作成的事。他们开了一套宇宙之说。我们在《参同契》里见它更为发开;《参同契》是汉代有名的魏伯阳所作之书。中国宇宙之说最早的一张图在这里出现,而它没有「太极」。弯成三重同心之圈的,是代表「火」的离卦与代表「水」的坎卦。离卦里中间黑而两边白。坎卦里中间白而两边黑。它们粗粗地画出一团放焰之火、与一道在两岸之间流的发光之河。这之下是五个小圈,代表五行,木与火在左,金与水在右。

这张图被宋代的哲学家用得很有收获。他们在上面添了一个空心之圈,以代表上面的「太极」,又添两个空心之圈,以代表下面的天与地。后来朱夫子又作了改动。他想把五行去掉、换上大阴小阴与大阳小阳,以改进此图。他把天与地、即「两仪」,换成了阴与阳。

宋代的哲学家既以添太极之图而扩张了宇宙之说,也把如今《易经》通行刊本里所印的一切图都添了进去。这些图在任何经文里都找不到,而作为卷首之物,它们也不早于宋代。佛教徒把以图作说的想法从印度带了来。在他们之前,中国人用图说极有限。大概佛教徒是在亚历山大之世以后从希腊人那里取了这个想法的;那时希腊人在布哈拉、喀布尔、阿富汗与旁遮普与印度人以及别的佛教之民相邻。

不过汉代的《星经》——甘、石所作——里曾有星群之图,而《易经》《参同契》与别的书里有八卦与六十四卦的画。那种叫作河图与洛书的算术组合,大概也是以点或星来表的。几何之图则不知道。周公虽在算术上知道直角三角的那条性质,也就是三与四各自相乘之数相加等于五之自乘,他却从没想到以图表之。要开几何之想,还须希腊人的天才。

后来中国的著作家受佛教——那是印欧之心的产物——的影响,远比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更多,而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在所受的印象之下,便会去仿他们在那里遇到的那种更大的想象之力。于是他们试图把中国古圣的思想补完、把他们的轮廓填满、把更古的那些朦胧之想弄成分明。那条表太极的圆线,那半白半黑、以曲的直径标明与暗、即阴与阳的圆,都是新的;而四时那个旧想法——在汉代很流行,用以解那四「象」——被弃了,换上大阴小阴与大阳小阳,这些语在孔门的教义里是新的。他们弃了四时并不足怪,因为八卦怎能从四时里出来?又有人说四「象」是那些要经变化的动物,如龟、龙、与那背上负着献给大禹的算图或方图的龙马。可何必追究这些想法?它们是孔子所不知道的。他们扩张了宇宙之说,而并没有引进一位有位格的造物主这个想法。这出于佛教的影响,也出于古书里本无此教义这件事实。他们宇宙之说的特别形式出于佛教的影响;佛教教人信一个创造又毁坏的命,那命盲然不偏、全然无位格、又不停地有效。佛教若真是一个宜于把人引回到神——人的君与审判者——那里去的宗教,印度的诸论里本会教那真正的创造之说,而宋代中国的著作家大概也会采那个想法。可印度哲学的邪僻,倒更喜欢以不可抗的命代那位神的主宰。

宋代的哲学家在这一点上取法佛教徒,他们之所以更情愿如此,是因为道教的师们在表世界之起原时,宁取自然而生之说。他们思辨的趋向,是把神关在世界之外,只要是说他在任何意义上是一位有所作为的造物主。

这一句自然把我引到孔子与宋代哲学家在自然之哲学上的不同。中国古时已有五行之想,不过要到汉代的道家把这个教义发开,它才取了今日的形式。可观的是:隔了这样久,自然之真科学的一线光竟没有进入宋代哲学家的心智。他们过于专意于古,又太缺独立,摆不脱一套唯物名目的轭。

孔子与孟子的心是被道德上的思量所温的。政治与社会的问题于他们有深的意趣。他们接受《易经》的卜占,因为文王与周公是国的救者、是仁与正的提倡者。蓍占若是在那几位圣人的时代之后、由不能列为圣人的人引进来的,那么孔子与孟子道德上的直觉便会绝不与它一点颜色。

宋代的哲学家不能要求同样的称许。汉代的道家魏伯阳、与别的被他们取了想法的人,并不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一系的代表,而是炼丹之术与一套自修之说的代表;那一套自修之说所教的是身上的助力,而不是真道德的简朴之教。

一套物理哲学的扩张会弱了道德与宗教的情。汉代的炼丹与占星使中国一族较不倾向宗教之敬。心思专于唯物的想法与目的,会使属灵的眼与属灵的胃口暗下去。中国一族之所以预备好了接受佛教,在不小的程度上便是这样来的:一部分出于宗教上的漠然,一部分也出于一种愿望——愿行礼时有热忱、又愿得到新的属灵之物好让魂的目光有所注。又过一千年,佛教已经受过试而被发现不足。那么宋代的儒者本该坚持的路是什么?无疑,他们若想效那位圣人,便该全力反对道家与佛教徒。这两个宗教在道德这一成分上都有缺,而道德正是儒家一系的魂。那么他们本可以对他们那时代的迷信与异说,作孔子与孟子在一千五百年前所作的事。路德在欧洲为纯正的教义、又反对苦行而站出来时,他所作的便是宋代哲学家本可以多少作一点的事。他们却不这样,反向迷信低了头,容拜像之风在孔子之国里增长,而并不出一声反对。

道德与宗教直觉之衰最可哀的一例,是否认宇宙间有一位至上的道德主宰,又把神与理、与原初之气看作一事。朱夫子实际上便是这样作的,他为此受本朝著作家严厉的责。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或指世界那位有位格的主宰,或指物理的苍穹。朱夫子说天不过是「理」;而别处他又把理与「气」看作一事。道家那套物理之系与佛教的无神在中国传开,所得的便是这样不幸的结果。

我要说的最后一样,是孔子与宋代哲学家在卜占上所取的态度之不同。

孔子在世时,古时的法术还在;而我们若认《家语》所说为实,他自己也行过。无论如何,他在《易经》里把它赞得极高。解政治上的难处、释自然的谜,没有比蓍与龟更可比的了。他信卜占,因为它古老,又因为与它相连的都是大名。它整个在秦始皇的时候、即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前后被扫去了,不是那位皇帝自己扫的——他对它极敬——而是出于百姓不信。据说缘故是教规则的那些书失了。若是如此,那便不是出于秦始皇之令。不信才是更可能的缘故。宋代的哲学家当然不信用蓍与龟卜占有什么好处,不然他们本会向在位的皇帝建议复古时的卜占。宋代的著作家并没有明说否认卜占之效。他们的用意是明白的。他们想把古圣的弱处遮起来。要保住对诸圣所给的敬,这是必须的。他们不愿承认这些极受仰慕之人的迷信。可若在辩论上被逼紧了,今日的儒者便承认卜占无用,又承认他自己于它并无信。

我们若要信今日的读书人,宋儒的过失便不可胜数。我择了他们几样新说与异说,供研究佛教与中国别的宗教的人去思量。

第二十二章

风水,即中国人关于风与水的迷信

文明的一道障碍——风字之义——水字之义——十二支的用法——龙字之义——相地者的名号——印度的名目——「煞气」——暗箭——镇物,即「护身之屏」——风水自称本于《易经》——今日的风水本于《撼龙经》——风水中的佛教成分——希腊人的四大——印度的「气与水」便是风水——地、水、火、风是创造之力,存于相继之劫,成相继之世界——与爱奥尼亚诸哲之说相似——唐代的相地之术——罗睺与计都——风水一系出于佛教——风水中的本土成分——九颗想出来的星——山与平原轮廓之因——六府之星——风水与真正的儒学不合。

凡事一经考究便可以明白些。凡事把事实合在一处便可以懂得好些。中国人的风水值得一考,因为它是文明进步的一大障碍。

它妨碍通商的事业。它阻传教的热心所作的努力。它打断百姓思想的自由,把他们裹在古时成见的木乃伊之布里。

近三十年里,这一套本土相地之术〔注一〕成了拒绝的理由:拒绝在上海设电报、拒绝铁路、拒绝从天津到斋堂煤矿的一条路,还不知拒了多少明显而可愿的改良,而那些都于本地百姓极有益。我从解释名目起头。头一个遇到的是「风」。它可以这样说明。

坟旁不该有洼。风会从那洼吹进坟里,渐渐扰动骨与棺。十年之内它们要翻过一半。二十年左右便可能全然翻过来。那样一来,死者的后人便要受一种物质上的必然之害。这样的风叫作「洼风」,洼便是「凹陷」。不可容外面的风侵入死者之室,怕家运受扰。于是那料理父母坟墓的孝,便有一个物质的报,而或许不过是一种粗陋的自顾;反过来,缺了它便有一个自然的报应,含着病、贫、失后人、与社会地位的降落。

相地者的目的是找一处「风」——即从地里出来的冷气——藏着的地方。这他们叫作「藏风」。没有洼的地方掘坟便稳妥,因为这里没有出口让这害人的风去扰死者。

第二个要解的字是「水」。坟必须细择。地的形势是龙所致的;龙的形相便见于晚天上映出的山的轮廓。龙可以溯到它的源。它可见于山溪的流,或见于地的轮廓。河床之凹与山谷之变化都是龙所致。把一道谷里的水溯到它的源,那便是辖人之命数的那股力所起之点。水是龙所喜的一大。它蜿蜒穿过平原时那曲折之形便是其证,因为龙喜曲路。龙既与人兴旺、既举王与圣人、既是社会上、政治上、道德上一切高举的表记,那么择坟地时考虑水的位置便极为要紧。明陵的谷里,水从西北来,过永乐皇帝坟前的一座桥下,然后往东南向北京的平原流去。马蹄形的山抱着那道谷。风水是好的。

水若流过相地者罗盘上的某一点便致兴旺;在另一点便招不幸。譬如说得更细些:水的分岔之点若在罗盘的东北、西北、东南或西南,便可能有兴旺。它若在东北偏东、西南偏西、东南偏南或西北偏北,死者的长子与长兄便要流散而贫。水在东偏北、西偏南、南偏东或北偏西之点,便保他的儿孙有福——那些不是最长也不是最幼的儿孙。水若流过北偏东与西之点,同样这些儿孙便要遭不幸。

相地者罗盘的主要用处,是就水定出流的方向、最初的源、交会之点、以及它从何处起而转一个新角。坟必须择得使那由相地之书所定的预兆之命数属最吉之类。

开一条新路会改水的流向,又会以种种方式影响相地者的推算;而前代的坟到处都有,于是凡涉及修路的计划,没有哪一处不会扰动百姓的心。择坟地若择错了便致贫、致暴死与别的灾,那么铁路的一道堑、或水道上任何的扰动,岂不同样有害?必须先把对风水的信拔去,然后才能使中国人以善意看铁路或任何一种新路。政府若允这样的改良,他们的举动该同时伴以诏令与刊布之文,权威地责这个迷信,又显出有什么确凿的理由可以不信相地者那一整套。这于安抚敌意者之心、平无知者之惧,大有帮助。

再往下说:坟前之水必须是活水。财与位像水一样随意从一点流到另一点。于是财与位便被当作要靠那从坟前桥下流过的水流不受扰动。人住在坟里,他的命数受周围情形的影响。财与位系于流水,而若相地者与死者的后人加了应有的小心,便可望有一道世间荣华与财富的长流,不断流进这一家的所有。

在这个迷信上稍停一下或许有益;因为它正证明压在中国身上的无知之云,同欧洲在未被基督教与近世知识之日照亮以前一样厚。相地者的罗盘上,十二支——子、丑、寅等等——以相等之距刻着,中间又夹着别的干支。头一个「子」起于北点,在坟之后,而坟向南。字的次第自东而西,依日与星昼夜之行。请观者设想自己立在那些常见的坟之后——那种坟北面〔注二〕有一道长长的弯堤,上面长着草。他身后在地平上是子,左边其次是丑,如此到南点的午。水的流向若有一弯,或是有两溪在北面的子交会,那么坟中人的后人若穷便作贼,若富便被劫。若在东北,他们便要早死,留下寡妇与无子之人。在第三格上,他们便极易得病。相地者若见那一弯在地平的东点,他便不得不预言死者的后人要作流浪之人。在接下去的两格上,所示的特别之害一是不孝与反叛,一是坟里要自己生出一条蛇来。这是极坏的兆,预示死者的骨不安、活人的命运不安。它把不幸命数的恶风格外有力地带到坟中人身上。南则示死者的后人要过淫荡的生活。我在此就止住;可相地者不止,直到他把罗盘绕遍,列出种种据说要加在择错坟地之人身上的祸。这样一套很宜于增「风水先生」即相地者的权。他必须深通他这一行的传说与书所举出的一切要紧之征。

这些欺同类的人靠在主顾的迷信倾向上作活,有时不顾自己的名声。他们常把事情作得太过。他们被百姓讥笑的事并不少见,尤其因为「风」字与「疯」字同音。乡下人笑他们:看他们立在坟地上观望,或在地上爬,或盘腿坐着,或监着堆起一个草块的土堆,或是傍晚提一盏灯笼出来安在土堆上,好帮他们从远处思量所相那块地可愿或不可愿之处。

这一切极像迦勒底人的占星之术;基督教在希波律陀与奥利金之世便须与那一套法术与算命相争。那一套把天文的周期用于卜占,目的是靠算命取利。这一套则在相地上用同样的周期,靠挡祸、靠哄一个好命数到付钱给术士的人身上来取钱。谁在坟所在、或所拟作坟之处的地势轮廓与水流排布上观得最巧,谁便成了最得人心、最受看重的相地者。

中国人在祖先坟墓上所下的心,往往不是出于敬死者,而是出于怕于自己与后人有坏结果。富人花大笔的钱,希望为祖坟得到最好的风水。于是兴旺之流在他们一家的历史上便总是不断往前流,保他们免于贫、苦、病与微贱。中国的孝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诚。它自顾多于厚道,算计多于自然而然。这个国里的道德之感,被那盛行的求财求位之心弄麻木了;而随个人与国家之所为而来的道德报应,又被一种迷信——信一种没有心智的物质报应〔注三〕,如佛教徒所教的那样——掩得太多。神作主宰既被逐出世界,无神的哲学家便代之以一个无位格之命;那命的判定有时与人心中的道德之感相合,可受低下动机影响的时候大概要多得多——迷信的人正信那样的动机辖着他们所拜之物的作为。就这个意思说,可以说中国人退步之程度,正与风水及类似的迷信在他们中间扩张之程度相当。孔子之世道德之感大概比如今明亮,迷信也较少。他离《旧约》一神之教的早期要近些。便是在他那时代,我们若把当时中国人所有的关于神的知识同较古的诸经里所见的相比,也不得不承认已有衰落。他所感的、那位有位格之神作世界实际的道德主宰这个想法的影响,比商汤与文王要少。对一位有位格之神的信既暗下去,道德之感也失了它的锐,而物理的天便成了礼拜的对象。

我要解的第三个字是「龙」。这个字的意思是起而高居之物。它用于山,也用于一国或一人的兴旺。中国传说中的龙是一个怪物,鳞如鳄,足有五爪。它没有翅,而它升空时,是靠一种据说它所具的随意变化之力。它能使自己大或小、升或降,全凭它自己。中国的龙是一种会飞的蜥类,不像希腊的龙属蛇一族,而似是中国自己的创作,或是以某种古老而不知的方式同西方相连。就我们眼下的用意说,把它看作纯是本土的便够了;而我所能举出龙那些品性最可能之因,是它与意为「高」与「升」的字同音。凭字源、经字母之变而可与它同一的字里,有「上」,即升;「蒸」,即气上行;「腾」,即上去;「升」,也是上去;「隆」,即高;与「陇」,即丘。相地者称一切高地为龙,一切低地为水。龙辖高地,水辖低地。几乎环抱北京的那几道山是护持之龙,人信它保北京的兴旺。同样环抱明陵的那几座山是龙,三百年里护着那一朝。界住直隶省的那几道山脉,与孕育皇室于其较微贱之日的满洲诸山相连。帝都既在北京,在位之家又住在那里,那么不扰动它护持之龙便极为要紧。在平地上,中国人在坟后堆一道长堤。这也是那座坟与它所代表的那一家的护持之龙。它叫作山,它的职事是挡北风。缺高地时,树便是挡恶力的极好之屏〔注四〕。

相地者的书说龙随水之行。他在水所起之处起他的力,又长住在两溪交会之处。他们这里所说的,是那以反复无常之报、掺着粗陋的自然哲学而致福致苦的那股力。神的护理在此被置于不顾,又在言外被否认。四大——火、气、地、水——当家。人之命数便是靠它们的合与它们的动而定的。相地者的龙致人的高升、长寿与富;而他的力随他多水、或多地、或多别的哪一大而不同。龙之行每一次都须细察,而它由水的方向定。不过地的轮廓——是起还是落、是高还是低——也须顾到。譬如关于永乐皇帝坟地便作过这样的考察,于是择了那道埋着明朝诸帝的秀美之谷。满洲的皇帝后来掠了那一朝的陵。许多柚木与白石被运走,用在圆明园与皇室别的游苑的新屋上。于是他们开始怕这事于自己与后人的后果。明陵在北面的那股力,可能在他们享避暑之闲时于他们有害。所以他们在从北京往黑龙潭路上那些朝东北偏北的山坡上,建起了人所见的那些风水之墙。他们以为这些墙能挡住那些本可从那不可见的报应之力打到他们身上的害气;那力仍被当作守着明朝——那一度强盛之朝——的最后安息之所。

明白得很:相地者那套反复无常之报,若被一国所信,便必有极有害的后果,因为它明显地妨碍道德报应之说。它同中国历书上的吉凶、同信红色与所爱的道德语句能挡鬼、同择日婚葬、以及这国里至今仍有人信的那一长串无尽的本土迷信,是一路的。

相地者述龙的效用时说,他能除「死之灵」即煞气而保命。煞是一个怀恶之本,便是希伯来与阿拉伯语的「舍德」、蒙古人的「楚特古尔」。这个本一侵入身,人便死。不过他们信这个杀人害人之敌并非不可胜。龙有制它之力。可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对付的是无位格而又活的那些本。煞并没有得一个专名。在西方的国里,这些迷信本会被穿上一套优美神话的言语。中国人全然属于比希腊一族更原始、更质直的类型,便满足于只称它们为善本与恶本。

现在我要说几句相地者所取的行业名号。他们自称是「地理」——即地之说或地之描述,也就是地学——的先生。这个名目与「天文」相对;天文的意思是以天文与占星来述天,正如地理是以地学与相地来述地。

占星之于天文为何,相地之于地学便是如此。相地者书里占星的那一部分是很大的。他们告我们说,星照下来——或说降下来,因为他们设它们可动——给了山以形。有些人采印度的名目,以须弥山为世界山河之系的中心。另有些人不愿对佛书的外来教义作这样大的让步,宁把这份尊荣给昆仑;昆仑是中国旧有的名目,指分西藏与鞑靼之地的那几座山。中国人大概在取得他们如今的家园之前,曾在这几座山的北面住过一时,而同一道山脉在他们地理的观念里向来占着显要的地位。它是别的山脉从之而出的脊骨,它们合起来成了一种地上的骨骼。河成脉与管,山成骨,而地是活的。全体被想成与天极相似,于是某些星与某些地上之域相应、又辖它们。昆仑辖诸山,如北极星辖诸星。相地者立定位置察一处坟地、宅地或城址时,他定下一点,叫作「穴」;这个名目译成英文,便是——而其实或许正是它字源上的等值——「孔」或「凹」。它附近地面的曲折,无论是石、是沙、是壤,一直伸到目力被山或地平所限为止,便成了环绕它的诸宿,如诸星环绕北极。如在天上,二十八宿代表东方的青龙、南方的朱鸟、西方的白虎、北方的玄武;在以所求之地为中心的那一片有限的地平里,也被设为如此。地理先生每一次寻他所称的「真龙」,便是依这半占星、半相地的一套而行的。

又有「堪舆」一语。这是北京相地者招牌上所爱的名目。这个词最好的解法似是以「堪」为「天」、「舆」为「地」。堪是放下来盖在像上的罩,如「佛龛」一语;而它在此代表作一张帐幕张在世界之上的天。舆是载人的「车」。有一件事人该比如今知道得更清楚:汉代中国有些读书人心里曾有一线真光照到世界之系这件事上。他们接了那个高明的想法——大概是从西方经中亚传来的——即地动而天静。毕达哥拉斯若真如此,便连远在中国也有了门徒。「堪舆」一语或许暗着这个想法。舆即「车」之用于地学与地,便由此而来。

另一个要解的名目是煞气。在宅门前立一道「影壁」时,所怕的便是它。那种叫作煞气的危险之气会致各样灾,它可能从一道无防的门进来。北京每一处宅门都有防人直入的办法。路必须曲,又用许多法子保宅免于那不受欢迎的侵入。不过此处也许有些混杂;因为宅门作曲径之想,既起于要把人隔在远处,也起于要把鬼隔开,又要在公与私之间作一个界。

「暗箭」是加在那些从门前一条小巷来的恶力上的名目,或者那条巷自身便这样叫。要挡沿一条巷往一道开着的门而来的恶力,便在门对面立一头柱上的石狮,上刻表明有抗拒之能的字;人以为它极有用,所以北京几乎每一条巷都这样防着。这个与类似的「护身之屏」称镇物。有些佛教的屋宇便是建来作镇物的。塔与庙便是。刻字与纸剪的虎也起同样的作用。作镇物用的石柱上照例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字,因为泰山是诸山中最可尊的,而山是屋与坟的护屏。刻上这句话——意思是「这块泰山之石敢于抵挡」——便被当作足以成一道屏障。

别的不该与宅门相对的东西里,有井、有磨石、有墙角、有庙、有两街交叉、有巷口。

护宅与宅中人之物里,有一尊立在屋顶上的小关帝像,即武神之像。又用一支石箭作同样之用。人信它能防那恶鬼的「暗箭」。

门上极有效的刻字里,有一句敬周代英雄姜太公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

宅后有庙是最吉之兆。在东边也吉。可在西边便坏,在北边更坏。阳宅、阴宅,即「明的宅」与「暗的宅」,各有各的风水。

关于风水的起原与历史,这个晦暗的题目既缺细的消息,这里附几条注或许有用。

它自称本于《易经》;《易经》里以八个大之周期——包括天、地、山、泽、雷等等——粗粗画出一套自然之系。求吉避凶之法便立在这上面。因它是经、又有声望,每一个算命的人自然都说自己的规则源出于此。

然而今日这一代真正的风水,倒要在《撼龙经》以及那类年代晚近的书里去找。这部书的名目意思是「撼动龙之书」。它是上一个世纪的。

它是自汉代以来逐渐成形的一套,其中有佛教的、道教的与儒家的成分,或者倒不如说是佛教的与本土的。

先说佛教的。风水这个名目本身便带一点印度观念的色。在中国的印度佛教徒教印度的自然哲学。他们的大有四,即:地、水、火、风。这些既与希腊的物理之说相合,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的起原归于希腊,或者倒不如归于巴比伦——那个古文明的大中心,比埃及更当得起「诸学之母」这个称号。

写印度的著作家告我们说,那个国里的人说到气候,总称之为「气与水」〔注五〕。中国的风字既被他们用来指气这一大,那么印度的物理与中国相地之说那个名目的起原大有关系,便极有可能。

要说明古时印度哲学家怎样论诸大,我在此要提一提〔注六〕:他们说白云里地这一大多些,黑云里水多些,红云里火多些,黄云里气多些。

雷他们信是云中风域与水域相遇、风域与地域相遇、风域与火域相遇所致。

风、火、水所致之灾,在佛教的宇宙里有地域之限。于是火之毁高不过那叫作「光音天」的净土,即「明与声之天」〔注七〕。别的大也是这样,每一大有它的范围与它起效之期。诸劫便是由这些有力的大之力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结束的。靠它们的交互作用,世界成、变、毁、又更新。弥尔顿正是在这样一套哲学的影响之下说的——那时希腊的四大之说在欧洲还未被动摇——

「气啊,还有你们这些大,自然胎中最早之生,

你们四者并行,

作永久的圈而形相多端,相掺相和

而养育万物;愿你们不停的变化

使你们伟大的造者常得新的颂赞。」

梵天据说是风吹在水上而成的;水里自己长出一大团湿的质料来。风又吹在这上面,从其中成了梵天之宫;那宫极丰富地现出人所知的各样宝金与宝石最美的配合。

海据说是天上的大风吹在地上、直到在地上掘出一个极大之凹而成的。这凹里放了极大的一片水,那水在它的床里安定下来,便成了大洋。

此处风成了一个大的创造之力。四大中的每一大在印度的自然哲学看来,都是一个无位格的作为者。这与东亚之心看自然现象所取的浮浅之见很合。闪族人与信《圣经》的人,看创造与普遍自然之事都是神所致。科学进入自然之域,查出有哪些第二等的因在起作用而生出所观的现象。信基督的人一信服它们之真,便接受科学的结果,以为于我们的知识是稳妥而真实的增添,又以为与宗教之教相合。于东亚人则不同。古时印度人那套诸大的哲学不可能是科学的,它也不能把它的自然之系立在一串耐心的观察上。印度人没有那个能力去作这样的考究。于是他在不能发现之处便满足于想象。所以他甘愿采那个看自然之见——其起原大概是希腊的,而终极是巴比伦的——那个见解把四大作成四股活动之力,而管辖它们运作的不是一个有知觉的意志,却是一种盲然而又有报应的必然。

把印度那套世界的物理之系同爱奥尼亚诸哲的相比,是有意思的。米利都的泰勒斯生于公元前六百年,他主张水是万物之原。万物从水而出,终又归于水。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信那贯在一切现象之下的唯一之本是火。他教说世界是从火演化而成的;不是神造的,也不是人造的。这火是一个辖宇宙的有理之智。它也便是人的魂。阿那克西美尼说那生出自然的物理之本是气,而一切大都可以化归于它。气密而生地,从地又成了诸天体。气的作用凭一种自永久便加在它上面的动,使它交替地稀与密。这气他以为是永有的。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是泰勒斯的朋友。他主张世界之诸大是单纯而不变的,又教说它们是与已经存在的同类微粒相会而成了万物〔注八〕。

要注意:这些哲学家都以物质为万物之因。他们比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早两百年;那几位把考究伸到心之世界,又教了一套以抽象之心、或以神为世界之源的系统。

他们也同样不像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生得够早,与他们中有些人同时,而他另立了一套以数为本的系统。那致世界种种现象的世界之隐魂,是一个和谐之本。

斯多亚之祖芝诺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之后,却回到爱奥尼亚哲学那条以宇宙之原在物理诸大的理。他说宇宙之成,是那原初之质从火之态转入气之态,再取水之形,最后把它厚的部分抛出而成地、把它稀的部分抛出而成气、其后又成火。他又同赫拉克利特、同印度人一样,主张世界历一次又一次的衰与重成,也就是说印度的诸劫。

那么把印度诸大的哲学之萌归于爱奥尼亚一派,看来不甚冒险。亚历山大征服的效果在印度便见于数学、天文、建筑与物理上所传入的新见。于此我们明白了四大之说为何在中国关于佛教的文献里被佛教徒教得那样广。

依这个看法,中国人的风水可以溯到早期希腊哲学,以之为它的一个因。基督降生前的三百年里,旁遮普一带长期由希腊的王所治,而许多佛教之书便是在这里写的。此教最富于著述的几位,在希腊统辖波斯、安息、大夏与印度西北一部分之时,便住在旁遮普与它附近。那么他们接着以爱奥尼亚人唯物的哲学补自家一系,又有什么可怪的?他们喜欢一套不求于造物主之说的宇宙之说。

下面关于八世纪所发生之事的记载,可以说明佛教对那时相地之术的影响。高位的官员徐坚将要葬妻时,问一位朋友坟的土堆与界该怎样作。他朋友告他说黄州城里有一位佛教僧人,知道怎样把人之事与鬼神之事连起来。坟该深而窄;深为暗,窄为稳。地面以下十二英尺是地之界,再下十一英尺是水之始。地域与水域各有一龙看管。龙在前一处六年现一次,在后一处十二年现一次。沟若只是寻常之限,神之路便不安。所以坟该深二十四英尺。不要用石灰抹,要用浆糊。不要把陶的瓶罐放在坟里,因为它们与火这一大相连。不要把金放在坟里,怕它成精。不要把雌黄与砒放在坟里,因为它们性热。坟上的草与树要枯而不要新。把铁熔成牛与猪之形;它们能把那两条龙镇住。光洁的玉有调和自然百神之力。把它放在坟里,以照神之路。

印度对中国之心在形成那一圈名为风水、天文与地理的观念上有影响,还有一证可举,便是「罗睺」与「计都」这两个名目〔注九〕,用以指月道升交点与降交点之精。又连地平上相距一百二十度的三点而成三角,用以排命盘,这也是中国与印度所共有的。再者,相地之书里提到须弥山为世界之中心,可见它们是从印度借来的。

中国之心于佛教之教里正是这样的部分格外有缘。中国人爱唯物。释迦牟尼所教的佛教是一套苦行的道德。他的门徒不久便给了它一个鲜明的形上之色。随后是唯物的那一期,于是法术、占星与相地发开了。在中国教学的印度佛教徒把他们那时整套的教育都带了来。其中包含许多属于刚说的那三门迷信的东西。

依这个看法,如今所信的风水是极晚近之物,在印度思想传遍这个国以后。印度与中国的想法相掺,生出了宋代的哲学〔注十〕与今日的风水,而今日的风水主要是在本朝发开的。

现在我讲风水中本土的成分。这一成分就其属物理者而论,可以包括占星、以及本国中国文献里所教的星力之说与诸大之说。那九颗想出来的星——它们在空中来往,依情形而或吉或凶——必须在此说到。它们在相地者那套荒唐里占很大一部分。这一切可以说是风水中道家的那一部分。

此后还须添几句关于风水中道德的、即儒家的成分,以及有名的儒者之榜样在这件事上鼓励民间迷信所起的效果。

《撼龙经》那部书的作者略提了北极星与北方几个主要星宿之后,便接着细述那九颗星、或说九股力的影响;它们在空气中行,而致人之兴与衰。

第一是贪狼。它有十二样。其中五样吉,七样凶。吉的是尖、圆、平、直、小。凶的是不正、曲、偏、陡、翻、破、空。尖的形如竹笋。圆的四面周全。平的平得像一条卧蚕。直的表示没有偏。别的几样是要倒的样子、现出陡壁、水道之断、凹成洞穴等等。

依这些征而作的图,画着附近的山;那些山据说依其形而对一座坟起相应的作用。作者以这类书里那种粗的诗句又说:「人说贪狼好,不知清贞之欲更为要紧。贪狼所能给的种种便利,若无清与尊,一个人纵得了位,也到不了那三个最高之位,古时所称的三公。」当家的一大是木。

只看图,读者见到一座锥形的山或高地、一个蘑菇形的轮廓、以及四五座锥形之山的半侧之像。这些样子都证贪狼在。

第二颗行星是巨门。这个精所喜的形是顶上平、两边方。一座山现出一个方形或梯形而上边一线平时,这个现象便是这股力在之所致。当家的一大是木。

第三颗星是禄存。山中有九种形标它在。它所爱的形顶上平,身如鼓而圆,底下分成五支,如人足之趾。本来它该是一颗凶星,因为它的形带杂而不纯之性。可它能适应那些保得吉的情形。它使人得较低的升迁,如第二等、第三等城的主官;在某些情形下,又给他掌兵或掌文试之权。那五趾之像在图里有时作三趾或四趾。另外还有别的变化。当家的一大是土。

第四颗星文曲属水这一大。它爱蛇之形,见蛇行时身作三四曲。相地者自称「龙家」,即「龙之人」,他们能在山的轮廓里察出这股力在。它同别的星一样,有一个常形与几个偶形。瘦时便是蛇本身;粗些便是毛虫;再宽些便成了一张撒开的网。相地者自称留意蛇身曲折之点,因为那些点示出水流之线与龙力之线。

第五颗星是廉贞。它的一大是火。那部手册说古人极重它,称之为赤旗与「曜气」。它喜高位、喜崚嶒之峰、喜伞一般的折叠、喜扁球之形。它所取的一形是「龙楼」,那是一座锥形高地,高过它旁边的一切。另一形是「宝殿」,成此形时可见几座等高的锥峰排成平行之列。相地者的想象又使他们在石的轮廓里看出龟与蛇守着某一道小的山峡。这被看作最好的那一种龙力之征,因为这里过着一道水槽。

第六颗星是武曲。它的一大是金。它顶上圆而底下宽,如钟、如倒覆的炊锅。判属于这颗星的山形时,容易把鬼误作龙。尤其在所观之形是一把倒放的勺时——那勺像北斗之尾,或者倒不如说像通称北斗的那「七星」之全体。鬼与龙都惯于取倒放的「箕」、倒放的「勺」、与倒放的「掌」之形。相地者的本事便显在辨这些样子上。鬼可以附九星中任何一颗;又因有方、圆、曲、直这四重之形,便有三十六形要考量。大抵说来,鬼之所在是在「穴」即坟地之后,而在它前面相应之精叫作「官」。鬼与官若望着坟地,便是吉兆。它们若背着它,兴旺之龙便不在那里落位。

第七颗星破军属金。它有一个常形与四个特形。常形是三座圆头之锥,一座高过一座,像人行时旗的折叠。它下面有难看的尖,如矛尖。人见这些,便过急地断定这颗星凶而不吉。它是凶的,可在某些情形下又能极有用于得财得位。想一想它在天上与哪些星相应。它的力由「三台」的降力而成;三台是我们北斗里的三对星。那几颗星天上的精气聚在高山之上,便成了六颗地上或空中之星,叫作「六府」。它们都掺着五行之力。

六府之星是:第一,形圆,属金,名太阳,即「大光」。第二,形长而圆,属金,名太阴,即「小光」。第三,圆头长身,属木,名紫气。第四,活、曲、动,属水,名月孛,即「扰月者」。第五,形方,属土,名计。第六,形锥,属火,名罗。

第八颗星左辅在金这一大之下。它的常形是一个头上裹着布巾之状,前高后低。这颗星是那条大龙的仆;大龙给天文上的诸宿以形。辅,即第八颗,与弼是两颗星,见于武仙座中那颗主星近旁,中国人称之为「帝座」,欧洲的天算家称之为拉斯·阿尔盖提。因为它们近帝座,便被设为若所向吉利,便以其力给人以尊荣。

第九颗星右弼没有定形。它的一大是水。平是它所爱之征。山断而让位于平原之处,它爱在那里。它辖平的面。所以它又叫「隐曜」。它又爱细的线与模糊的痕。草里爬的蛇、沙上跳的鱼、蜘蛛之丝、马蹄之迹、琴之弦,都由这颗星主之。它喜欢那半真半假、几乎目不能见之物。据说在风水难定之处,这颗星的助格外可贵。不高明的相地者会说:「这是一片平原,我看不出什么来:我须有些高地才好据以诊断四周。」他忘了水不但从山上流,便是在平原上也流,而那里也有高低之差。于真「识龙者」,一英寸便够了。又或者,在风水这桩荒唐之事上刚入门的人会说:「这地湿。这个毛病要命。你们不可把死者葬在这里。」他真是愚人,不知道这样急断是最不智的。那湿不是来自一次异常的水流么?水一去,这地不久便同较高之处一样干了。右弼爱这种疑难之境,而相地者之间对同一处地或同一片地之征的分歧,便由此而来。

关于这九股星力,大抵可以这样说:寻一处吉的凹时,你若例如在此见乳之状、在彼见燕巢之状、在此见犁头、在彼见梳、在此见翻起的手、在彼见矛或枪、又在彼见悬着的灯笼;这些星力之效便指出所求之「穴」的真性。龙作成那凹,而寻它时必须依龙之所为的正确之征。

再往下跟着中国的相地者去说这些星的吉效与凶效,去说他们把山分作「雄」与「雌」、分作「祖」与「小峰」、分作「枝」与「干」,便没有多少用处了。说的已经够了。

这整套星力之说,很容易溯回汉代道家的一系。淮南子、魏伯阳、抱朴子与别人,所教的自然哲学正是那种可以生出相地者较晚之见的。占星与炼丹那时正盛。前者影响了相地之术,又鼓励了民间对行动的星力之信。那套占星从何而来?答案该是从西亚与印度来,不过这一点上充足的材料还缺。不但相地者那些想出来的星须溯到汉代,便是御历里那些星精与星鬼——百姓信它们在人家里、在街上、在空中不停地动——也可归于同一来源。中国以星为可动之物、辖国、城与个人之事,这个习惯便是那时起的。这九颗星的名目虽是新的,相地者却把它们与北斗七星及近旁两星看作一事。它们在空间的以太里上下而行,或作各别之星而可见,或虽不可见而各带一股自己的大之力游行世间,以给它们所附的自然那几部分以形、以性、以力。

风水中如今要论的那个剩下的成分是道德的。择坟须依相地之则,因为孝要求如此,而据说这是有诸圣的榜样所许的。

然而要证孔子自己丝毫信过相地之术所连的那些荒唐话,是很难的。司马迁所作那位圣人的传里说,他不知道父亲的坟在哪里,便问一位朋友的母亲。从她那里得知地方之后,他把母亲葬在那里。《礼记》里说孔子起初不愿在坟上堆土堆,因为古人不这样。后来他允了这个主意,可留下管这事的人不久便慌慌地来告这位圣人说,下了雨,把土堆冲平了。孔子悔自己容许了违离原始的简朴。这几件小事似乎显出他于相地并无所想,又显出他爱简朴。

早时,皇帝葬在高山之上、一个大土堆之下便够了,而诸侯以小丘为足,平常百姓则在平原上得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那时并没有坟前水流之行这个念头。

一位古人说:「我活着于人类无益。愿我死了不害他们。择我埋骨之处在那种土不生人食之物的地方。」另有人说:「人若死在山上,便葬在山上。死在洼地,便葬在洼地。」这话是从俭说的。把尸运到远处是无用之费。为同样的理由,汉代另一位有名的人吩咐儿子把他无棺葬在地里掘的坟中。唐代一位高官留下话,要人用朴素之法葬他,不要碑、不要任何石,而他坟上要许村人照旧耕种。

这样的临终之命被中国的读书人细心保存着;他们觉得这些比后来成了风气的那些荒唐更合于真智。它们显出一个真儒者该站的立场。于他,一切都要让给道德上的思量。

我们驳风水与中国别的迷信时,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位坚定的朋友,便是孔子真正的后学。孔子免于迷信,是他心之大最好的证据之一,也是他在读书一类人之上占优势的一个主因。他关于过敬「鬼神」之险所说的话,曾是挡佛教的一道屏障,又阻了佛教那使人昏睡的势力扩到全族。读书人因此被保在一个独立自持的地位上,没有全然被这个闯入的外来成分压倒。于是书香之家的子弟与读书甚广的学人,都在一个与迷信相敌的观念之门里受训。所以可以求这些人来助我们反对风水。他们为它羞。辩论上被逼紧时,他们便不认它。他们之所以随顺它,只是不愿作违俗的事。他们中心大的人连随顺之状也避,不过这样的人不多。

想到开明的中国人既是这样的心向,那么专作一部书通盘攻相地之术,便不会有什么坏处。那于真儒者并不触犯,而且这会给人机会去教许多好的哲学、与比他们所习的更真的自然之见。不过这整座房子或许太脆,不必围攻它、也不必把论证的炮对着它,它自己便要倒。真科学之照会把它那无力之火照得发白,使它作为一件属暗之物而消失,不必特作什么努力去使它绝。

(原注一:相地之术本指以画在地上的线或点卜占。中国的风水可以称作「相地之术」,因为它是以在溪流与山的形状里所见之线来卜占的。)

(原注二:在中国南方,这道堤是绕着北、东、西三面的。)

(原注三:这便是业,于佛教的轮回不可缺。)

(原注四:见晏玛太博士的论文。)

(原注五:见詹姆斯·马丁爵士《热带气候对欧洲人的影响》。)

(原注六:《法苑珠林》第四卷。这部书是唐代的一部佛教类书。)

(原注七:《法苑珠林》第一卷。)

(原注八:见史密斯《希腊罗马传记与神话辞典》。)

(原注九:汉文作罗睺。中国黄道的二十八宿在汉代被与印度的二十八宿看作一事。)

(原注十:追溯希腊与印度唯物的哲学对今日中国宇宙之说之形成的影响,会很有意思。常有人把只属于读书人中某一个今日学派的教义,归到中国人全族身上。有些著作家攻中国人所并不持的信条,那么考察一下今日本国的哲学或许有用。)

第二十三章

佛教的词语与基督教之教的关系

公元七百八十一年景教碑中佛教名词的用法——魔,梵文作魔罗——地狱便是那落迦——十殿阎王——其中有宋代有名的法官包拯——宋代的哲学家鼓励了民间对来世报应之信——这为基督教作了预备——天堂——这个词的缺处——明宫等等作「天」之名——佛教的净土或许是从西亚或更西的别国借来的——救赎——地藏与观音——悯——教导——罪之效——判定悔罪者得赦——阴功——福与功混同——罪与苦混同——取一位基督徒归信者的叙述为例〔注一〕。

我们以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教他们基督教,而他们宗教词语的语汇里,有许多出于佛教的词与语已成通用。

公元七百八十一年的叙利亚碑显出:中国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采用许多佛教名词并不踌躇。

我们在那里见到「魔」。这便是「魔鬼」一语里所用的通行之字。名与物都出于印度;「魔之惑」称作「魔王」。地狱称作「暗之府」,即暗府。「慈悲之舟」载忠信的门徒渡海到天上。那舟是「慈航」;「天」是「明宫」;基督教的「僧」称作僧,出于梵文的僧伽,意思是「众」;一所「寺院」称作寺,与中国的佛教徒一样;「僧衣」称作袈裟,便是梵文里「衣」那个词。

佛教在唐代昌盛。那是玄奘往印度去的时代。他那趟行程是一例,可见那时代中国从乔达摩之人宗教之信的深;而它也使他那一派的观念大大增了人心所向。佛教在朝中极有力量,又深深影响了文。从梵文所译极为用心,又从读书人那里得了很高的文采。佛教的影响明显可见于那时的字书、于反切之法、于四声之发现、以及随那发现而定下的诗律。唐代的诗人与评者自觉受佛教之恩很大,几乎没有作过什么决然而持久的努力去阻民间对那个宗教之信的传播、以及语言里普遍采用印度的语与词。韩愈的《论佛骨表》是一个例外。

叙利亚的基督徒在佛教得势之时在中国扩展他们的传教,又从那个宗教的先生们采了名词;那是一条比后来罗马公教与新教所想到采用的更广的模仿之则。缘故便在景教的传教士之时佛教在中国的京城很得人心。那个宗教在朝中大受优待,又是教来世、教以出家为伏诸欲之法而为上的主要力量。佛教与基督教都是从西方来的;而两教既都信人今生之后有一个福之世与苦之世,景教徒要主张两教彼此无关便很难。景教的僧人同佛教徒一样自称僧,这件事由利玛窦生平中的一桩事可得些说明。他曾取佛教僧人之衣而剃了头。可试了一时之后,他把它换成了明代所穿的儒者之服。或许景教的僧人在日常生活里采而仍用佛教之服,而把自家的礼服留在特别的场合,正如罗马公教如今于儒者之服所作的。

僧字作「祭司」用,他们大概以为与他们的「祭司」一词正相当。英文口语里我们也这样把佛教的僧人叫作佛教的祭司。我们已经不用「坊主」那个词了;那是葡萄牙与罗马教的传教士把这一带世界之宗教的记述带进欧洲时所引进的日本词。不过把他们叫作祭司,在英文里总是有些粗疏。罗马公教把他们的「僧」称「修士」、把他们的「尼」称「修女」,而不称他们僧或和尚、尼姑或尼僧,这样作要好些。修是「修道德之善」;士是「学人」、「人」;女是「女子」。

时世变了。佛教徒如今并不被众人称赞之风吹到高位上;而在本朝,耶稣会士效利玛窦在华南时采佛教之服的榜样,比在明代更不会得什么益。

论可用于基督教之教的佛教词语,我要从「魔」字起头。它梵文作魔罗。在佛教的词语里,诸魔是一类鬼。婆罗门并不知道它们。这个词由「死」那个词根而成,是雅利安人把死作成的位格。佛教徒把诸魔看作一王带着一众随从。他们与佛教交战,而释迦牟尼在世时曾与他们相争而胜。佛教的书里一切诱惑都是鬼。凡能害人之物里都藏着一个鬼。嗔之魔在每一次有罪的嗔里促人犯罪。淫、醉、盗与每一样罪也都如此。

魔字之用已广到这样:在我们的《圣经》译本里,无论文言本还是白话本,都放手用它来译希腊文与拉丁文里那个指魔的词。于基督徒的归信者,随着他们受教懂得《圣经》所写撒但之力、之为与之性,这个字便渐渐取了基督教的意思。可若不受教,归信者的见解便是佛教的。这些见解与「附身」相连,如见于一个醉人、一个赶不走的缠人之乞丐、一个受烟瘾所辖的吸鸦片者、或是一个不能停下读书的学人。这样的人被一个鬼附了,那鬼称作鬼,不过在唐宋的诗里也可以称作魔。一个写文的人思与语流得畅而美时,便是免了「魔障」,即鬼所致的膜或碍。

主要的意思往往是以附身致扰。「入魔」,即「一个鬼进来」,是极常用来表这个意思的一语。「成迷」、「麻木于某事」,也这样说。「闹魔」或「闹鬼」是「鬼来致扰」如何说的常见之例。

明显地,以魔作基督教的意思用时,必须把这个字在异教里的特别意思细细分开。基督教的魔鬼比佛教的魔鬼恶得更甚。可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在古时还是在今日,我们没有一处见到鬼之世在民间言语里同附身这个现象分开过。这是那些原始的同一之见之一,长存在一切宗教的词语里。

另一个通行的佛教说法是「地狱」,即地之牢。梵文的那落迦,即「诸鬼所居」,是人世之下受罚之处,便这样称之。

用这个词的好处是:它现成可用;它与我们那个「地狱」一词相合,都是受罚之处;再者,可见的宇宙于中国人的意识分作两部分,即天与地,所以于基督教的教师,说「地狱」属地总是便当的。反对用它的理由很大。它把地方放错了。今日基督教的书没有一部把地狱放在地下。它既是多数也是单数,而我们那个指受罚之处的词向来是单数。再者,它给儒者一个话柄,说我们是从佛教徒那里借的,说我们必与那个宗教的信徒同受一样的责。

以两教地狱之说大致相同、以我们从佛教徒那里借来为由而驳基督教的著作家,有《瀛环志略》的徐继畬、《海国图志》的魏源、以及朝鲜之王在他那道反基督教的令里;那道令是十一年前美国海军攻下朝鲜江口那座山上的炮台时从那里取来的。

我们《圣经》译本里用来指「地狱」的词是阴府——即隐藏之府——与阴间,即暗之世。本国人又用阴司,即隐藏的审判之处。地狱在我们的译本里从不用,至少近来的译本不用;可一切传教士都在口语里用它,而它也在我们的问答书里有它的位置。阴府、阴间、阴司这几个词都极晚近。它们在轮回之教传入中国之后。公元七百八十一年叙利亚碑里指地狱所用的词是「暗府」,即暗之府,是从那时佛教借来的一语,与阴府意思相同。

宋代以来,中国民间关于地狱的观念,主要是由庙里与《玉历》——大概是公元一千零六十八年——以及别的书里所见的十殿之通行写照所造成。刑罚在这里被画成最可怕之形。放火的人被一条链锁在一根热的柱上,他以手足抱着它;火焰从柱的顶与侧喷出。护惜字纸不使受亵的人享尊荣与财富。糟蹋米粟之粒的人则见变作马、羊与牛。报应在一切事上都与罪与功相当。

治国一类人既许了庙里白墙上以炭画的、或以泥塑上色的、或在通行的道家书里作版画的那些地狱之民间写照,我们便见到一项要紧的让步。读书一类人虽不信天堂也不信地狱,却看出在劝德上可从它们得到的好处。在教道德的人手里,来世的报应是一台有力的向善之机。治国一类人承认这一点到如此地步:他们鼓励百姓在庙里置我们在那里所见的那些极怪极骇人的来世刑罚之泥塑。宋代有名的法官包拯死于公元一千零六十二年,他是十殿阎王的第五位。其余的都是中国人,从他们的姓便知道;大概都是约同时的实在的法官。

已故的麦都思博士游天目山时——天目山在杭州附近——受了孝丰县官的款待。谈话之间他问主人,他以为自己在来世的归宿会是什么。那位答说他想自己会成一位城隍爷。这一件小事可见宋代把好官封神的作法怎样在这个国里扎了根,使百姓以为在不可见之世作官同在现今这个存在之境得一个同样的荣位一样可得。不过他们用这类话时,往往是说笑。据我所知,宋代的皇帝是最先作这件事的:为不可见之世委任地方之官,辖某些城。宋代的哲学家没有一个出声反对。他们容了与东岳庙、城隍庙与土地庙相连的那些宗教用法与安排长起来。所有这些庙都是为那些神所建的;人设想那些神在来世按人之罪公正地报应他们。

这些与别的司审之神,是靠读书一类人之助被举到他们的位上的;可那些人又羞于在自己的文里认他们。他们作官当差时在他们面前跪拜,鼓励百姓信他们的司审是实有的,而在自己的文里又避免抗议。读书人心里以为是荒唐之虚构的,却因它于道德与政治有益而要容它。

在这样的情形下,基督教的传教士该怎样对待本国的报应之说?他要向百姓保证:基督教的圣典里所启示的报应是公正的、周遍的、避不开的。他可以提十殿阎王起于晚近,又可以责宋代的哲学家不诚——他们容了、若不是造了这一套神话的创作。他还可以接着责佛教徒:他们教说阎摩在不可见之世作审判者,而照他们自己的形上之学,阎摩是无;又责他们促中国人接受一套地狱刑罚之说,而他们教那一套并不是因为真信,只是当作达某个目的之法。在这件事上他们立了假教的榜样,而儒者正太愿意接受并效法它。基督教的报应到中国人心中来,所立的根基大不相同,是立在一位神圣救主的教导上的。

不过让我们坦白承认:我们从佛教徒那里受了助——他们先已在百姓中间把道德报应这个想法传得很广;因为这帮我们把熟于佛教之教的任何一部分人,更快地带到这一点上基督之信的理会里来。

便是像日本真宗那样的派也是如此。那一派自称信入于绝对。许多佛教徒自称以西天为所望之归。可这些信或愿,是能与轮回里那些天与地狱之信相调和的,而实际上它们正是与那些一同教的。便是最重形上之学的佛教徒、以及于涅槃持最幽玄之想的人,仍以印度所知的轮回作外显之教来教。

我把鼓励民间来世报应之信的主要一份归在宋代后期的读书人、尤其是朱熹身上,这并不错,而由年代便可显出。《玉历》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淡痴的道士,他最先使十殿阎王的传说流行,比朱熹早一百多年。程明道与程伊川两兄弟稍在淡痴之前,在十一世纪前期。兄死在《玉历》作成之前一年;弟又活了近二十年。此后是徽宗之时;据说他把张仪封为神,加号玉皇大帝,而他自己同儿子在女直一朝之下被掳到鞑靼之地去了。这便是道家这一套关于来世的新学派创立之时——有十座审判之殿,又有玉皇大帝登位作人行之审判者。也正是那时,紫皇上帝与丰都大帝被作成神的审判者,各有自己专设之殿,以定每一个人在来世之福与苦。

朱夫子目睹这一切而并不抗议。他又见身边起了城隍庙这件新事——有它司审的器具、有它在冥府审案的官、有它一列泥塑的差役,又有安排按期出巡所辖之域,以便知道各人行为之善恶。他见了这些事而并不对迷信的扩张作什么抵抗。他说佛教最重的话,是杨、墨之教还好些。反佛教之风远不是从他起的;依我看,倒是从逐出孔子之像起的;孔子之像在宋代进了各城的孔庙。这一逐发生在明代,而在本朝,读书人中反佛教之风更强。可十地狱的图却用得越来越多。

要紧的是注意:朱夫子所处之世,正是道家之像、以及与它们相连的神话大大发开之时,而他于此并不抗议。朱熹不该被举作中国思想有权威的代表;而有些外国学者在我看来是错了,他们把他的见解看作定论、看作中国古今思想所公认的表述。其实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受后来著作家重责的。他的影响很大,又持久很长,他有几部书至今还是钦定的学堂用书;可他作一个思想者与学者的权威,在本朝被一切独立的著作家质问而严厉地评论,无一例外。

朱熹或许曾觉得来世报应之说大概是真的。他确实颇爱读佛教的书。他或许不愿去驳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为真的事。要记得:《诗经》里有一处人所熟知的句子,他赞那个解法——「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主张魂在死后续存的学人,通常把这一句解开去。

天堂一词作「天」用,看来是本于「堂」字作开庭之「厅」用。于本国人之心,天便是一座大厅,神在其中以天上的仪制坐着,有下属的神作他的陪审。这一语不是印度的,可那个想法是印度的。换句话说,中国人另造了一语,以合佛教净土、即诸神之宫那个想法。缘故不难找。佛教的译人译「神」字时一律用「天」。梵文的提婆、以及拉丁文与孟加拉语里相当的那个词,在汉文里除「天」之外没有别的等值之词。同时提婆之界、即「一位天的天」,也译作天,于是生出些混杂。两个意思这样相混,便致在寻常口语里加上「堂」字以指作净土的天。天堂这一语自然是晚近的,在佛教传开之后。

把这个词窄限在「厅」这个意思上是一个可反对之处,可基督徒都觉得主要而当家的意思在「天」这个字里。基督教的用法去掉堂字与用它的次数一样多,便是在口语的往来与讲道里也如此。《圣经》的各样译本里,天堂从不用。

「天宫」,即天之宫,用于《启示录》第四章那一幕宝座之景并不不宜;可中文的圣经译本里不用它。它同地狱一样,在基督教的文献里限于口语之用。佛教的书里不用天堂指「天」,而用「天宫」,即诸神之宫;那个词这样用,与天堂很相像,也像「明宫」,即明亮之宫;明宫见于叙利亚碑中指「天」,在晚近的基督教文献里也偶尔用。明宫与天堂都是依印度关于天的想法而造的语。

「天」与「地狱」都含在「阴间」里。不可见之世既含福之境也含苦之境。这使我们想起荷马;他在《奥德赛》第十一卷里写奥德修斯同许多亡者之影相见,连他自己的母亲在内。普路托之宫与亡者所居,在荷马与他同时的人看来都在地下。地狱、即地之牢这个想法,岂不是从更西的国传到印度去的么?地下的亡者之牢这个想法,或许以埃及为母。我们在埃及、在希腊、在巴比伦、在印度都见到这个想法;可它不在吠陀里。它或是吠陀之世以后在印度生起的,或是那时从别处传入的。我倒较取起于西方这个假说,因为佛教之书所持的来世之见,与西方各族宗教之书里所见的相似。

我们开始发现希腊之心何等多产,不但在创造上,也在把所创之物的知识传出去上。希腊影响之迹见于印度的建筑、印度的天文、印度的算术与印度的哲学。梵文的书写如今已认是出于闪族。印度的诸地狱最早见于年代不定的《摩奴法典》——约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五百年之间——其后见于佛教之书,而它们与轮回密切相连;它们或许是从西方诸国来的,其后在印度之心构那套以轮回为本的宇宙之时,才被作成印度的样子。无论如何,中国的评者责基督教从佛教徒那里借了「天堂地狱」时,我们有理指出:荷马里希腊诸神的奥林波斯、与普路托——即波塞冬——的冥府,都是比佛教的诸地狱与诸净土更古的想法;又指出无论是从埃及、从巴比伦、还是从别的来源,所借大体上更可能是反过来的。不然,最古的印度之书为何于「地之牢」与「诸神之宫」一字不提?

救赎。——每一位佛与每一位菩萨都是一位救者。我在此说地藏王菩萨。他称「幽冥教主」,即「不可见之世的教师」。他于人类满有仁与恩,开了一条自新与赦罪之路。

这里所用的语,正是我们描述基督教的救赎所用的。佛教的救赎是道德的;因为它含悔,又含从摩耶迷妄之网里救出来——摩耶一半是道德的、一半是心智的,摩耶兼指幻术之人、唯心与迷妄。它把恩这个想法带到百姓面前。那恩便是佛、或某位菩萨如观音心中的悯,促他们向迷途的人教真道。佛教的书里,菩萨发一个愿,便着手成就它。然而道家的书里,发愿归于地藏或观音,而救之令的发出则归于玉皇大帝或紫皇上帝。佛之爱是自发的,是千万年前在一个较早之生里所立之决的结果。这自发之爱是否在理路上能归佛教徒所有,可以疑;因为他们又信一个无位格之命,那命使诸事正照所发生的那样相继。不过凡我们遇到像佛教那样的一种道德之爱——它一面是恶之敌、一面是德之友——还是承认它存在、给它应得的称许为好。

既然如此,似乎该再说:与基督教相似之处极为显著。一、有菩萨对人类自发的悯。二、菩萨以教导救人,免他们受那一百三十八地狱里必定要陷的刑罚。三、来世受罚之因是「阳间」、即今生所犯的罪。四、道家之神被写成颁一道恩令,为悔罪的人免地狱之罚。

今日道家的书里救赎便是这样写的,其中佛教的成分放手掺入。一套混杂的神话与一套出于虚构的救之法在宋代长起来,又一直盛行到如今,见于《玉历》那样的书里。我们在其中见到一种为基督教所作的预备,便是使百姓之心熟于那些可用来在若干处描述基督教救赎的词语。

纯属佛教的西天那个想法、以及道家一派的门徒引魂到那福乐之居,在这些道家的写照里也毫不踌躇地引了进来。我常想:那些画出来的宗教朝拜者手里举着旗,上写「接引西方」四字,意思是「我们要引你到西天去」,前面一位道士手持笔,预备在路上所遇的新门徒头上写入道之记——这幅图很可以极有效地用作一个比喻,以描述基督徒该显出的热心:在他们朝行之路上把旗高举,又显出那份预备,在路上留意寻那些作了罪与谬之牺牲的人,劝他们同行往那天上之城去。

阴功。——任何有德之行都是功,又成一宗可以像仓里的谷那样堆起来的积蓄,成一个人将来所得之益的财宝。佛教徒说,没有一件善行是白费的。不可见的神必定记下它。你若行善,便绝对确定要得益作报。「积阴功」一语便由此而来。

这里起了一个奇怪的混杂,出于那种有时把一事之因与那事混起来的心之倾向。功生福。于是福这个名便加在功上。蒙古的佛教里,「布延」兼是「福」与「功」。就字源说,它便是汉文的「福」;就教义说,它是任何善行。在日常社会生活的言语里,它或是福、或是宗教上的功。中国的佛教里,「罪福」或指「苦」与「福」,或指「罪」与「德」。你两样译法都可以;罪是「苦」,可也是「罪」;福是「福」,可也是「功」。汉文「受罪」的寻常用法里,意思是「受苦」。「罪」这个想法失掉了。这是佛教之教的效果。

有这样的句子:「跳脱罪福之关」,意思是「跳出并脱了苦与福之关」;「先从罪福因果中幡然省悟」,意思是「先从苦与福、因与果那迷妄之梦里惊醒过来」。

佛教关于天堂地狱的教义之效,从《万国公报》第四百八十号〔注二〕里一段话可以略判。那里有一位巴色会的归信者所作的记述;他在广州附近的新安县,记他自己的经历,先作异教徒,后作基督徒。他过了几年放荡的生活之后,二十七岁时开始读《报应录》《阴骘文》与《感应篇》那类书。这些书教来世的报应,写恶人之苦时用最骇人的言语,而写有德者之福时又用最动人的画面。他随后又读了《玉历钞传》。关于它他说:它说「天堂」是一处荣光无可比的地方,而说「地狱」、即地之牢,是苦不可言之居。他接着说:「这时我被这些书所说动得这样厉害,一想起我过去一生的样子,便觉得毛发与骨头都僵了。醒过来时我仰天说道:『我怎能逃地狱之罚?』我的良心责我。醒着睡着都不得安。我接着读劝善之书,深深思量。我不断对自己说:『不可作一件错事,要行每一件善事;』不然便在心底里想那几句话:『淫是一切罪中最要命的,孝是一切德中为首的。』我以这几句话作警也作则。有时我向文昌帝君呈一道文,声明我立意要过有德的生活。又有时我把早晚到观音像前烧香当作每日的习惯,同时读《观音经》,祷那位神救我出苦。我又祷皇天,用四句话——『叩首拜青天』『残生千万罪』『求你怜悯我』『乞赦从前之罪』。我满心惊惶,急着要作一点功德之事以免我一切的罪。

「有时回家时,我也献香,又向灶神读一道祷文;又惯于取拜灶神的手册,向家里各人诵读其中的段落,劝他们依所示对灶神极为恭敬。我又劝父母不要吃牛肉与狗肉,以保他们的福。

「我见了世上的欺与巧、以及许多人的自顾与贪,求德之心便更大。我那时一心要作好人、要胜过别人,以得各样高的报。」

他接着显出:他这整段时间自己正以无数的方式受着迷惑、又被牢牢缚在无知的网里;直到靠他祖母——一位八十七岁的老太太,多年来是一位极好的基督徒——之助,他才被带到对基督与他福音的信上。

无疑这是一个极有意思、极有教益的例,可见佛教的天堂地狱之说怎样为基督教的作预备。我接着细说这人归信的几步。那位老太太有五个儿子,除我们这位归信者的父亲与长子之外,都随他们母亲信了基督教。这两个儿子反对基督教多年,而写这篇记述的人是作不信者养大的。祖母有一天到礼拜堂来,脚一滑受了重伤。一位基督徒帮我们这位归信者照看她,又以他的医术治她。他作这事的时候,一面不断劝我们这位归信者接受新道。他说到将来的审判、说到天堂地狱时,我们这位归信者觉得心里深受动。那正合他那种怕与那种盼。它帮他定了心、给他的意志一个定向,于是他让自己归在这新教的影响之下,成了一个暗中的信者。他祖母再三恳切劝他归真信时,他应了。然而他仍怕谗与辱,把祷限在他教书的学堂里。他说,到后来他觉得信强了些,便去礼拜堂同人一起敬拜,见了传教士,其后被父母重责了一顿。他随后受了洗,进了巴色会的培训院。

这里要注意一件情形:这人是一个真归信基督教的人,而他曾就佛教的天堂地狱之说、以及那几部人人皆知的道家刊物——他在记述里举了它们的名——所教的道德,作过一次不成功的道德自新之试。

佛教所宣的报应引他作了一次外面的改正,便是弃了放荡的生活。他那时于某些真理有一线微光,那些真理是嵌在异教的信里的。他有那道德上的意,引他弃了些罪;可他并没有从疑与诱里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出脱。这只能是基督教的赐;然而在佛教里他有一线光的引导,使他成了一个求真的人。基督教遇见他时,他并不全然冷而钝,而是处在一种探问而不满足的态度里。他所寻的是比佛教更多的光、比佛教更强的爱、比佛教更亮的望。这些他在福音里找到了。

不但道家之书的道德之教与佛教的天堂地狱之说在使他强烈倾向自新上有明显可见的效果,而且佛教那种诵仪轨之书的段落、并祷求助以出苦的敬拜习惯,也帮他起了一种近于宗教的生活。向文昌帝君——一位星神——所呈的,是一道写出来在香火里烧掉的祷文。向观音所作的祷,是向那位有力之神的恳求;她许了要向每一个求者施她作菩萨的拯救之力。祷的习惯已经成了,然后他才被忠信的基督徒友人与亲属劝着去祷《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他这样作时,求他祖母痊愈;他又说,为的是她能领他与他全家同她一起到敬拜之堂去。他祖母好了,他便觉得他的祷得了答。这使他祷得极为恳切、信也强了;因为她确信那病之愈是神的力直接施为、是应祷而来的。他异教敬拜的习惯被化成了基督教的敬拜。基督教照着所遇的样子接受人,又以教与训把他作成神的仆人。

我丝毫不疑佛教的教义于基督教的教师是极要紧的为基督教所作的预备;又不疑因这些教义的传开,中国百姓看基督教时觉得生疏少得多、接受它的教义也难得多少,远胜于不然的情形。

另一面,可以说佛教的僧人不容易成归信者;又可以说波利尼西亚人、黑人、未受回教的马来人、以及缅甸与印度的山地部族,都比中国人更容易归信。这到如今大概如此,可我疑将来是否仍如此。有些缘故曾起作用阻基督教在中国的进展。那些缘故主要是儒者所生的。读书人的反对一去,基督教传播之易便令人惊异。其中一个缘故是:百姓之心已浸满佛教的观念,而语言已浸满佛教的说法。

(原注一:这篇文是一八七八年春在北京住的传教士的一个会上读的。)

(原注二:一八七八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刊出。)

第二十四章

记无为教,一个改革了的佛教派

二百七十年前由一个山东人所创——没有炫耀的礼仪——没有像——圣典六种——创者与正德年间皇帝相见——与对头辩论——胜——他们的一位首领被钉死。

在中国东部各省乡间的人口里,散处着一个叫作无为教的宗教的信徒。他们少为人知,通常属于下层,书也不多。然而他们的义理使他们可观。他们是一种改革了的佛教徒。他们那一套比任何别的宗教都更像佛教,可他们反对拜像。他们看来对自家见解之善确信得强而诚,又执定拜像无用。这件情形常引起上海与宁波传教士的注意,我便想记一记这一派或许不无意趣。

这一派在中国已存在约二百七十年。它的创者是罗慧能,山东人。仿佛教「祖」这个称号,他被称作罗祖,即「罗祖师」。他的见解传得颇快,遍于邻省——江南、浙江与安徽,而或许还要往前推。

这一派的名目是无为教,照字面译便是「什么也不作之教」。它所要表的意思是:宗教不在礼仪与外面的炫耀,而在静、在清而修观的生活、以及在心里敬那位无所不在的佛。他们信佛,可并不拜他。他们有庙,若可以这样称的话;不过那都是朴素的屋子,没有像,里面只有中国通行的那块敬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作敬的对象。

「无为」这一语见于早期道家的著作,远在佛教来中国之前。《道德经》,即《理与德之书》里,老君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这便是修观之人与有为之人之间常起的那场争。在中国,孔子与他一派是有为的提倡者,老子与他的后学是修观的提倡者。这两家哲学家都论治国之术,一家凭唯心之助,一家在近于唯物之物的引导下。无为一语是中国唯心与玄秘诸派的口号之一;而意思相反的「有为」一语,则是倾向唯物那些系统的呼声。

我再引一条。它出于道家两位大作者中的第二位庄子。他说:「天道无为,而因此、靠此而为万物中最尊的。人道有为,而陷于患。」

佛教——一套远比道教更纯的唯心之系——进了中国时,无为这一语不久便被认作与那个外来宗教「虚无寂灭」一语相当。佛教与道教在义理上的相似,在这一点上太明显而不能不被注意到。到菩提达摩所立、而由继他的中国佛教徒所发开的佛教内秘一支扩张到几乎把较古的外显一支完全盖住时,这相似便更近了。外面的佛教求涅槃、鼓励拜像、为死者定祷、又用许多外面的炫耀来招众人。这便是有为,即「依靠作为」。玄秘的佛教徒抗这样一条达宗教之目的之路。他们劝「不作」,即无为。无为一派便是从他们出来的。这个名目是道家所爱的说法,可这个宗教的来源是佛教。

这个宗教的创者罗祖是山东莱州府人。那一派的书说,他曾被引见明朝正德年间的皇帝。《罗祖出世退番平宝卷》一书里,关于这次相见有如下的记载。有十万外兵侵中国,派出十倍于此之数的军去御他们。那军没有成事,罗祖便向统帅请命去逐退入侵者。他向空中射了一箭,便有一朵莲花带着巨声降下来,敌见了便惊而立刻逃了。皇帝得知此事,便召罗祖来见。皇帝谢他的功,又问他怎样得了这神异之力。罗祖否认自己有什么神通,而把国之得救归于诸龙与诸神的护持。皇帝于是命他向空中射箭,便现出一阵莲花之雨。皇帝怒了,命把他当作术士囚起来饿死。他在囚中哀自己的命数、又念佛之祷时,似有一个启示射进他心里。他对狱卒说:「我有五部书要传给人。」狱卒请张国公来与他商量;张国公劝他把他的书写下来。他于是打发人去请他两个弟子佛喜与佛宝,叫他们从所住的五台山来作他的笔录之人。另有两位在他这个宗教的历史上有名的人,即魏国公与唐尚书,作了抄本无误的见证。

这样记下起原的五部书成了这个宗教的圣典。它们包含下面六个题目:

一、《行脚卷》,即「足之行走卷」,写为求解脱而作的苦功,终于见此教之美。

二、《叹世卷》,即「叹世间」。

三、《破邪卷》,即「破邪说」。

四、《正信卷》,即「使心归于正道」。

五、《泰山卷》,即「成如泰山」,是坚定之卷。

六、《清静卷》,即「心与性清而静」。

故事接着说:这些书献给了皇帝,皇帝召作者再来见,待他比先前更好。上面所说那三位朋友都是位分高的官,为他求情,又作他行为的保。

正在这时,有七个外国的佛教徒到了朝中,带一尊铜佛来作礼物。罗祖被派与他们辩论。他被引见时称「无为道人」,即「持无为之理的修道之人」。那几位外国僧人问他为何取这个名。他答道:「我今天要凭它推倒你们那尊三千磅重的铜佛。人不知这个理,所以去求邪说。我的法子明而全;它宜于全世界。」那位外国僧人答道:「不要说大话;我能叫一个葫芦沉到海底、叫铁钳在水面上浮。你能么?」那位外国僧人以为我们这位主人公解不开他的谜,可他错了。答得极快:「人之性如满月,它从地平上出来时,便照到海底、照过水面、照到处处。那么沉与浮便成了一回事。我的『性』如月那样照得明而清时,我的命便回到海底。在我那直接从天而生的灵性看来,铁可以浮,葫芦可以沉。」

那位外国僧人于是问他为何不念祷之书。他答说:「大道是自然的,人之性与天同。那真的无字之书常在转〔注一〕。整个天与地都在重说真理之言。真书不在人自身之外。可被迷的人不知这一层,所以念祷之书。那不可见之法自然而显,不需书。水之流、风之疾,便成一大篇诵念。那么何必从书里念祷?」

无为教的创者又被问为何不拜佛像。他答道:「铜佛遇火便熔,木佛遇火便烧。泥佛于水救不了自己。它救不了自己,又怎能救我?每一粒尘里有一个佛所治之国。每一所庙里住着法王。山、河与大地便成了佛之像。那么何必刻像或塑像?」

我在此顺便说一句:在这一点上,我们须把佛看作这些信教者心目中的神。于他们,他便是那位其荣其行见于自然每一物的存在者。可这位佛并不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不是世界的主宰与父。不能向他祷。他不能爱我,也不能作我所爱的对象。这一类信教者说他们处处见佛时,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自己心中思与情的反照。

他又被问为何不烧香?他答说:「无知的人不知道每一个人自身之中便有香。什么是真香?是自治、是智、是忍、是慈、是无疑、是知。无为那清净的教义便是真香,贯彻整个天与地。香处处在上升。人所作的香、那些香木之烟,升不到天上。风、云与露是真香,常在一年相继的季节里自己散发。」

他又一次被问:「你为何不点烛?」他答说:「世界是烛台。水是油。天是环围的罩。日与月是照亮宇宙的焰。我里面若有光,它便照亮整个天与地。我自己的性若常明,天便永不会暗。那时便可见法王是无限的。」

该注意:法王便是所信之教义的位格化。心思量那教义,直到想象把它作成一个光荣之像画给心智之眼。这便是法王。

辩论既毕,那七位僧人都认自己败了,又求罗祖作他们的师。书里又说皇帝大喜,命把罗祖的书刻板。记述接着说,它们在正德十三年、公元一千五百一十八年由御板印出。

我近来遇见一位从前属于这个宗教、如今是基督徒的人。他近来由已故的宁波禄赐主教——英国教会传道会的——施洗。他给我许多关于他从前所属那一派的消息。他至今仍以为它的义理是好的。它教人向德,而他以为它的趋向是极好的一类,不过它并不显出善该怎样得到。所以他离了它而作了基督徒。

我问他在皇帝面前那场辩论的意思、问那是否出于虚构,他说:外国入侵之军指诸根,便是佛教徒所称的六贼。射向空中的那一箭是心。那些反对真道的外国僧人是「魔鬼」。

这样用虚构来荐宗教的教条,与佛教之书寻常的性质相合。作者在造一套合用的人物与景面——以便把所要教的教义显著地写出来——上,是不受限制地放手的。

另有两人——应祖与姚祖——在不同的时期在这一派里领过头。据说应祖讲「法」,如罗祖讲「经」。

这些信教者除佛之外还说到另一位,即「金母」,意思是「金之母」。她住在一重名「摇住宫」的天上——摇是「动」,住是「居」,宫是「宫殿」。我这位告我消息的人以为:在这个宗教的想法里,她比佛更近于代表神,因为她是礼拜的对象。我问这位神为何该是女的,他说金母是魂之母,如女亲是身之母。摇住宫或许便是瑶珠宫,即碧玉明珠之宫。据说她护人免各样灾,人祷她以脱病,又祷她救亡者免不可见之世的苦。

她名目的起原见于中国的五行之说;五行之中「金」,即一般所说的金属,居首位。这个与许多别的道家想法,在无为教后学所持的一系里同佛教的义理掺在一处。

他们有四个主要的节日,其中两个是庆罗祖生与卒之日。另两个是新年与八月中。在这些日子,照罗祖所定,桌上摆三杯茶与九个小馒头。九这个数指八卦之画;在八卦里九是最吉之数。那馒头叫作「乾坤」,即天与地,也是仿《易经》八卦之名。

这一派因这里所说的习惯,有时被称「茶教」、「馒头教」。不过这些称号不过是民间的绰号。

他们堂里有敬皇帝的牌位、又有敬五个尊名——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他们严守素食,又执定地为轮回争辩。他们没有佛教徒那样的出家之制,而容家庭之制不受扰动。

他们在明代受过迫害。他们的一位首领在山东一座城门上被钉死。有一次这一派的几个人在上海一所传道的堂里对我说,他们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像基督教,即他们的一位首领曾被钉死。

此后他们没有再受迫害,可他们的宗教仍在禁中,而它的名目在《圣谕》的有些刊本里,列在被指为教邪说的那些之中。

我那位告我消息的人又告我说:物质不存在这个教义并不为这一派所持——照他们紧随佛教来看,本可以料他们会持它——而他们只是以一切物质之物为可坏。世界到末时,金母要把她一切的儿女、也就是一切信这个宗教的人,都带回摇住之天的家去。

无为教通常被儒者说成是一个败坏的派,有秘密的政治图谋;可它的信徒如今看来全然没有什么不法的目的。就所能见的说,他们一心在宗教之事上,又诚心依附他们那一套。我们或许还会见他们中许多人以抽象的哲学教条换基督的真理。他们反对拜像便是为基督教所作的预备,而他们很值得那些从事以《圣经》之教教中国人的人注意。

他们是极坚定的素食者。他们作了基督徒时,宁愿吃一点荤食以自脱于这条禁令之缚,作为他们改教给别人的凭证。这在他们一面是全然自愿的。

几年前在上海附近,一个花匠与他妻子便是这样。那妻子是一个有影响、有决断的妇人。她改教时以请朋友赴宴、又在他们面前吃了一定分量的荤食来表明。

(原注一:这里是暗指佛教通行的说法,把宣说佛教的教条与诵仪轨称作转法轮。)

第二十五章

佛教与道教在民间的样子

佛教得人心靠的是它的报应之说,不是它的道德——道家的法术之说——观音自十二世纪以来通常是女相——观音的力与所许——民间的佛教爱为死者念祷——盼望来世的净土——民间的道教信有鬼宅、信符、信术士能辖鬼——今日道家之首与法术之长——从中国西部迁到江西,自此世袭为教主住在那里——道家之神玉皇上帝被加上几番化身——弓箭手张仙是一位医者——割辫之惑——道家为死者所念的祷——佛教的阎罗王,即「死之神」——八仙——十八罗汉——道家之惑于政事有险——天津之难——需教育之光——基督教攻这两教之效。

我说这两教在民间的样子,意思是它们如今的样子,就它们在民间人心上所起的影响而言。它们从前得人心的意思,与如今得人心的意思不同。于是在佛教最初几个世代里,说法在佛教徒中是常事。一个剃发的僧人主要的本分,是讲释迦牟尼那套作为出人生之苦的教义。如今佛教之得人心,当然不是靠我们有机会见到的任何讲说本教教义的活动。它倒是靠僧人据说所有的法术之力、靠人所信附在施与以养僧人、寺院与仪轨法事之上的功德、以及靠那广传的信:那样的功德必随之而有各样的福。佛教早期之书满是美好的道德训条,出自一个一生长久为纯而高的苦行所激励之人的口。那些书带着一种傲然轻世荣之色,又带着一个坚定的意识:人没有什么比听自己本性中较好那一面之教更好的了,而同时要把耳朵对一切罪与一切诱惑那些塞伦之声紧闭起来。这确不是如今使佛教得人心的东西。因为这些早期之书在仪轨的法事里从不读、或几乎从不读;而说到力求为善,佛教徒的行事并不显出这个目标在他们中间是活的、是有力的。儒者锐利的眼看着他们,而他们所下的判语于他们不利。儒者把他们写成众人中的雄蜂。他们说他们不像那有用的蚕——蚕给人以织物之料——而像那蛾,蛾毁那织物。那么百姓为何仍信佛教?答案是:他们信佛教的祷有法术之效、又信道德的因果,换句话说,信佛教所教的道德报应之律。正是为这些缘故,钱便流进佛教的库里,去建庙修塔、去养无数的僧人。我若出钱为圣像镀金,因果之律便要还我以福——「因果不昧」。

道教的历史也相似。老君与庄周的哲学如今成了什么?那于今日道家之心太幽玄了。今日的道士并不把心思放在关于纯与真那些玄秘的思辨上。他们也不留意汉代的炼丹之术。他们已不再试长生之药、或把一切金属化为金。他们所务的,倒是写符以驱宅中之鬼、念祷以除灾。你遇到这一代的道士时,所遇既不是一个炼丹的,也不是一个哲学家。可你所见的这个人自称能作很大的事。他要担保从一个疯人身上、从一所鬼宅里驱出鬼来,以法术治病,又在旱时以祷致雨。他要以他的符护那安静的居民与那冒险的行人免各样之险;而家里有丧时,他要——同佛教的僧人一样——出卖他的服务,念他教中仪轨里的段落,而那些段落要以它们法术之力,快把死者的魂移到上面福乐之地去。

一位中国的著作家以一种有特色的说法说:「三教教义不同。然就其宗旨——救人类——而言,则是一致的。佛教中救人类无一人所占之地如观世音之大。道教中无一人等于吕纯阳。儒教中无一人可与孔孟相比。」在这段引文里〔注一〕,观音被写成在救人上比佛自己更显。佛教今日所发开的便是这样,而这便是今日民间的佛教。观音进入印度的佛教,在纪元之前不久。在中国,观音大概汉代便受拜,可并不像后来那样得人心。观音之像近世有一变。直到十二世纪前期,观音都被作成男相。宣和年间〔注二〕一部画册里、以及唐宋名画家所存之作里,观音都是男的。后来便成了习惯,常把观音作成女相。这个习惯有约六百年了。在极重旧例的庙里,观音作男装;可民间的口味宁取一位女神而不取一位男神。于是英文里便有「慈悲女神」这个称号,是本于通常加在她身上那几句话——「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许多化身中的一个竟成了这位神极常见的、其实是最常见的像,这可以看作一个征:中国佛教之心在把观念作成神时,喜欢把女性的品性加在慈这个观念上。「送子观音」,即「赐子的观音」,之所以极得人心,便容易懂了。

以教导救人类是一个极有中国佛教特色的想法。这属于一切那些想出来的人物,即所称的佛与菩萨。例如观音的使命便是救人。它以她的三十二化身为表记。她以这些形相作救者进入各国。这些写照之中可见那八万四千臂与手,她以之引无知的与迷失的人。观音所教的教义是物质不存在、以及佛的知与慈无限。一切恶都归结于无知。得了存在之物皆空这个知,便是得救。以慈悲女神为凭而救人类,所说的便是这个。她依一个愿而取她三十二形中的某一个,到世界各国去化人,又到神、巨人、鬼与仙所住之域去护、去教、去救一切。王、牧与百姓都被慈之力所更新。据说他们失了怕、脱了迷妄之缚、成了圆满、又有了助自己或助别人之力。观音被写成能以宣咒而取无数之形以救人。她以慈救、以智救、以入某一境而救。她得了那大自在之力,靠它能保那些祷求子的、以及那些祷求三昧之境的都得之,而那些祷求脱险的、或祷求长寿的也都得之。她又能以同样之力把涅槃给求她的人。这被说是她的大慈大悲。一切佛与一切菩萨都有与此相类之力。不过在这一点上大概没有谁像观音那样显。文殊的拜所之地是山西的五台山,便是在他的拜最盛行的中国北方,他也远不如观音为人所念。普贤的拜所之地是四川省的峨眉山,他大概比文殊更不受看重,那么比观音更不用说了。那么近世佛教史上一件要紧的事实似是:这个宗教最得人心的神,先以男相、后以女相出现,而像上的性之变是在近几百年之内成的。

然而不该忘记:观音严格说来便是在如今也该看作男的。女相是一个格外得人心的化身。我们若要再往前推、要在剖析上更细,观音只是佛的一个形相,以比佛较低的位进入受苦的人类之世,以便更有效地教并救无知的人。于是普贤与文殊同样被说成是古佛,在人间出现作释迦牟尼的两位助手;释迦牟尼称其一为「长子」,称另一为「小男」。文殊是智之神,普贤是行之神。文殊乘狮,普贤乘象。狮表勇、表敢、表一种新鲜、热切而进取之气。象表谨、表慎、表温、表一种厚重的庄严。这便是佛教的表记之法。它自身便有意思,因为它解释了那些像。像的用意一半是教导,一半是在拜者心中唤起虔敬之情。一尊佛或一尊菩萨之像,意在于它的样子里合智、仁与胜——哲人之智、救者之仁、英雄之凯。一切圆满都聚在那神圣之像上——圆满之力、圆满之德、无限之悯、无限之勇、无限之知。这些都意在以像表出来。然而这套表记之法并不正是在佛教富有的护持者心中激起信与敬的东西。倒是那信佛教诸神与僧人有法术之力、以及那对厚施得报应之说的倚靠。

人请僧人为死者行仪轨的法事。它叫作「功德」。它的目的是使死者在来生得一个比不然所得更好的位置。这是立在轮回上的。魂可以生在较好或较坏的存在之境里。佛的法术之力可以把一个人从生在地狱提到再生在人世。佛之力可以使一个穷人在来生生为富人。一班僧人掌这个力。他们自称有力「超度灵魂」,意思是把魂从来生一个不可愿之居移到一个极乐之居。百姓信僧人击钹、打鼓、敲木鱼、诵祷,便能把死者从他罪当受之罚里赎出来。这以「赎罪」一语表之。

在死者之家作一天的法事叫「作功德」。作三天的,常用「拜忏」。那个人爱用的名目「阿弥陀佛」——从人爱用的名目上可以学到许多——说的是所盼的净土。它说的是对一个福乐来世的渴望。在这里佛教弃了释迦牟尼那个正当的涅槃,而宁愿让百姓求不死之心压过哲人那个归于绝对的教条。阿弥陀佛一个人爱用的称号是「接引佛」,即「引路之佛」。他从地上引人到西方净土。阿弥陀的传说与观音的相连。教这一套的那一派称「安乐之土」之派。在中国与日本,这一派向来得人心。在日本尤其如此。我在那个国里时,坟上的刻文使我颇为动心。寻常墓地里有许多刻文表明:葬在那里的人是怀着被接到「安乐之土」的望而死的。中国则不然;儒学阻了佛教在百姓心上扎牢。中国的墓地里没有这样的刻文。日本被佛教浸透得比中国厉害。然而在中国,为死者所行的丧列仍带许多佛教影响之迹,虽然寻常的墓地没有。于是那列中在棺前所举的「魂幡」,顶上有一朵莲花,下面有三条布,中间那一条上写着两个字,含信魂往西天去之意。「死者之像」即神像安在它旁边,安在所称的「座亭」里。像之下是一块受拜的牌位。右手另有一面幡,叫作「铭旌」,上面记着死者的名位。如今此处可以注意:那架像华盖一般持着那幅像的木架是佛教的。它里面有那张凳;一个佛教僧人活着时盘膝坐在上面,死了也以同样的姿势安坐在上面。富而位高之人的坟前,有五位佛教僧人与五位道士念祷。所念的仪轨是《心经》与《观音经》那一类。就用于丧列而言,这些仪轨叫作《转材经》,即「转——或引——棺」往坟之路上去的仪轨。涅槃于民间之信太幽玄了。它已被西天净土所代。

信有隐居的英雄、又信有各样怀恶的灵与鬼,是民间道教一个显著的特色。中国各处都避鬼宅。从鬼宅与鬼地驱鬼之力,人信主要属于道家世袭之长张天师,而次属于任何一位道士。为驱鬼,他执那把据说从他汉代祖先传下来、作无价之传家宝的剑。一切鬼都怕这把剑。执它的人、那位道家的大术士,能捉鬼而把它们关在坛子里。这些坛子以一道「符」封着。我听说在江西省龙虎山这位术士之长的家里,有许多排这样的坛子,都被当作关押着鬼。那位术士自己被信为是一股力。那符是一股力。他所执的剑是一股力。一道符之效,随得符的那位道家术士据说所具的法术之赋而增。要请得那位江西大术士的服务很费钱。只有富到能花一千两银而不觉紧的人,才享得起那份奢侈:确信靠这位术士之为,扰他们的鬼已被完全制住。这位术士的住处叫作「真人府」。给他「真人」这个称号,意思是以他为已得圆满之力与圆满之德。他是那理想之人。受诸欲所辖的人不称真人。道家的修持使一个人能辖自己、又辖自然。具此者便称「真人」。像这样的地方,「真」字不能把「实」、「圆满」、「理想」与「至高」几个意思都含进去,便不能全译成英文。它高于「仙」,即不死;可不如「圣」那样高。

今日这位术士之长同他的前人一样。他妻子属一个江西的家。道教在它术士这些人身上保着婚娶。佛教引进了不娶。道教既在那套苦行与克己得多的系统之前,便不知有独身。

有人会问:术士与他们的符、以及他们据说能制鬼以显形与怪声扰四邻、又致病致死的那些恶力,是从哪里来的?可以答说:在佛教传入之前,而尤其在汉代,这桩荒唐在民间之信里便已盛行,又一直盛行到如今。商代有术士,可他们所作之事并无细节留下。汉代,术士便完整地显出来。他们大受君与民的尊敬,而在张天师这个人身上一直如此,直到今日。

这个人摆出一种仿帝制的排场。他像皇帝一样赐顶戴。他有约三十人作他的朝臣与大员。道士从各城各庙到他那里去受升迁。他以某些称号加在他们身上,又给受封的道士以职印。他们有与他相类之力,例如能像他一样把符贴在门上以制鬼、使鬼不能进来。张天师以一种属灵之帝的身分,向天上的玉帝上奏。他的地位从这件事便明白。他是天上玉皇帝在地上的首官,以此身分惯于向他上「表」。他的本分定为以符驱逐鬼、又以法剑灭鬼。

中国各处门上所见贴着的符,都证着民间道教当家的那个想法、以及道教所鼓励的那种普遍的怕鬼。确不是儒学在严持这种荒谬的怕——怕恶灵游行空中、扰公众的安宁、致起有时如瘟疫一般从城传到城的惊恐、又使没受教的百姓把热病、疯、寒疟、溺死、行人的意外死、自尽、以及任何一种说不明的不适,都归到不可见而怀恶的众生那想出来的作为上。制它们便是道家术士的职事。被尊为造符之人的是张道陵。它之所以叫作符,是因为写在竹简上——那种竹简是古时官府所用的,又作成形状彼此相合,以防假冒,正合符这个动词的意思。它们可见贴在门楣上,宅中人信符上所写那些法术之字一被见,便能阻恶灵进来。

那些术士在汉代被称——不无一点讥讽——为「羽士」,即「有羽之学人」,因为他们能飞。张天师——今日道家教阶之首——的祖先张道陵的传说,有时这样说:在二世纪后期,这位道家的教主,若可以这样称他的话,正在今称四川的省里鹤鸣山——即仙鹤叫之山——炼「龙虎丹」。他遇见一位神,神说:「北嵩山里有一座石屋,里面可以找到三皇之文与一部仪轨之书。得了这些,你若历过它们所定的修持,便可以升天。」他掘了,果然找到。靠它们他能飞、能听远处之声、又能离身。老君于是在元宵之夜降临于他,命他制「蜀国」——即四川——之鬼,以福人类。老君给了他一道有力而隐秘的「箓」、一部「经」、一篇「诀」、一把「剑」与一方「印」。他历了一千日的修持、又受了一位名叫玉女的女神之教——她教他在星间行走——之后,便去与鬼王战、分山与海、又命风与雷来去。一切鬼都在他面前逃了,退时连足迹也不留一点。因这位英雄杀鬼之多,风与雷都被制服,而各样神都急急前来认过。九年之中他得了升天、又在三清中位第一的那位之前俯伏之力。成都有一座庙,据说便是老君向张道陵说法之处。他后来往东去,把住处定在龙虎山上,他的子孙自此一直住在那里,作他世袭的代表,享大的尊荣与厚禄。如今承教主之位的那一位在太平之乱时不得不逃,他所住的那座庙也被毁了一部分。

民间之神玉皇上帝是一位古时的术士,大概是唐代道家的著作家把他举到这个尊位上的〔注三〕。道家所集的《本行经》里说,张家一位术士是前一劫中一位王之子,他不继父位而作了隐者,经八百劫、又极有耐心地忍了许多害之后,到了「金仙」之位,同时又作了佛,有一个专号「清净自然觉如来」,即「清净、安然而自然觉悟的如来」。又过百万劫,他成了玉帝,即玉皇大帝,意思是「众仙之帝」。照一种说法,「紫微大帝」,即「北极周围诸星之神」,同样是统辖一切星之主神的那位帝。术士张与术士刘乘龙驾空而往天上去,而张在赛中胜了。

晋代、公元三百年,据说周兴死而复生。据说他讲了死时所见。他见天帝进他宫中的正殿。云色紫而稠暗,遮住他上面的景。他的脸有一方尺大。周兴被左右的人告知说:「这便是天帝张。」他的宫是玉清宫;庙里以一座在三清之居以下的屋表它。那便是道家的祷被当作助死者达道家之天时,魂所飞往的那重天。那些说法是——「魂飞冲霄」,即「魂飞到高天」;「灵腾天宫」,即「魂升到天上之宫」。这几段是我至今所见最早把张这个姓给玉帝的。这位术士或神张,要与上面已述的张道陵——即今日张天师的祖先——分开,也要与医药之神张仙分开;张仙其实是宋代一位有名的医者。中国通行的画里那位张仙,持弓箭射月,便是这位七百年前的医者。

在一八七九年消歇的割辫之惑里——它曾像瘟疫一样传遍全国——我们见到道家观念的一例。那个割发的仙被一道符所制、所阻。一道写好的符卷在脑后的辫子里,便是一道挡一切邪术之攻的护屏。道教以这个伎俩去抚百姓之惧。我自己近来在北京听说,一个写符的人雇人沿街喊,叫人为求安稳要把符放在头发里,又细说夜里、或人白天睡着时失辫的事。这些雇来的人给写符的人带了大批生意。人人都想买一道。里面必有点什么,因为人人都在说它。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必须买一道符。北京用来防醒来没了辫子这个险的符,是四个神秘的字,都见于《康熙字典》。那里告我们说,明代防一桩类似的惑便用过它们。

今日的道教以这个特色迎着我们。然而这只是民间道教的一部分;民间道教大部分是一套仿佛教之法读仪轨之书的出家之制。

晏玛太博士在他《论拜祖与风水》的讲演里说,佛教从道教借了东西。可其实大体上倒是反过来的。佛教的确从道教借了拜关帝,正如它从儒家借了用祖先的牌位以拜寺中的僧人。可毫无可疑的是:道家寺院那一整套布置的章程、连其中人所务之事,都是佛教的。为死者所念祷的整套办法也是如此。至于祈雨,在中国每一个宗教里都不可缺。为民间与为国家的理由都必须有它,而这个理由在一切佛教之国都一样。那么印度人与别的佛教徒到中国来,见为雨所献的祷早已在儒家的、朝廷的与民间的礼拜里存在,他们为同一目的献祷,便只是作他们在自己国里惯作之事。很难说它们是哪一个宗教借来的。道家为死者所念之祷的民间性质,在有些地方与佛教的不同,可在主要的样貌上明显是仿的。例如述道家为死者所行的法事时,并不用「醮」那个古时的经典之词。所用的是「拜忏」一语。一种叫「朝天忏」,即「朝着天的祷」;另一种是「玉皇忏」,即「玉皇之祷」。忏这个字是佛教的。诵这些书的目的,是使死者的魂速升玉皇之宫而得救。佛教的地狱被道家在他们所述的来世里重说了一遍。来世加在罪人身上各样的苦刑与罚,连一切使人心惊的细节,都可在东岳大帝——即「泰山之神」——的庙里见到;泰山是一位山神,被设为辖冥府。他的品性与地藏王菩萨——佛教那位从地狱里救人者——颇为相当。他像这位佛教之神一样,只以救者而辖,又把他的权与一大群下等的神分掌;那些神作当受责罚之人的罚之执掌者,他们的职事在东岳大帝庙的墙上以粗的画、或以照中国之法塑而上色的泥像写了出来。

我多年前所说、如今要更正为不完或有误的话里有这一条:道家没有地狱,只有一个天。其实他们两样都有,因为东岳庙东西两屋里所见的粗墙画与泥塑便证明此事。不过这些并没有几百年之久,它们是那一大堆传说与神话的一部分,而那一堆是他们毫无顾惜地从佛教徒那里借来的。阎摩,印度的「死之神」、中国的阎罗王,连那辖有罪者的十殿审判,判他们受罚,又在死后施行其罚。这便成了道家地狱的根基。

今日中国的艺术很受道家观念的浸透。八仙到处迎着我们。作瓷器、铜器与竹刻之饰的人,总不厌于写这八位人物。他们属于隐者一类。爱外面的自然在唐代大为发开。诗是读书人所爱之务。他们于严实的学问并不留意。湖、瀑与山之间每一处佳地都被择作庵或寺。佛教与道教得了奇异的扩张。那正是八仙的传说得以生起的时代。那是一个多情之世。几位大的国朝诗人与那八位道家隐者昌于同一朝。李太白与杜甫得名之时,正是十六罗汉、其后十八罗汉得人心之时。这些罗汉是佛教中与道家的仙与隐者相当的。那十六位是印度人,而添上的两个名目是中国佛教徒的。八仙都是唐代的道家。

我们在今日这一代中国人身上见到佛教与道教之教的效果。道教尤其该为那些带险的迷信负责。「仙粉」那一场风疫于众人的安宁是要命的。加在天津那几位殉难的仁慈会修女身上那些荒谬的罪名,所本的观念虽通常被写成民间的、被写成中国之心本土所生的,其实正该归在道教的账上。鼓励那种倾向于养成并生出带这样可怕后果的民间迷惑的宗教之教,于国家是危险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都该在道德的理由上、以及若他以为那是更稳的根基便在至大之福这条理上,愿一个鼓励危险而虚妄之惑的宗教之系灭绝。再有割辫之事。道家接受并认可那整套生出割辫之事的民间迷惑。他们信有那种据说割人辫子的仙。他们卖那些被写成能防这类鬼的符来赚钱。那么民间的道教值得每一个基督徒、以及每一个开明而爱人类的人断然责它,无论他所信为何。道教里有些信条,不但需要从基督教立场所写的书去攻它,而且很该在官府的告示里被责,因为它们倾向于生出危险的骚乱与可哀的破坏安宁之事。这里给教科学、给在中国推广一套切实而改良的教育,展开了何等一片田地!浓厚的智上之暗遮着百姓之心。急需推广一套教育之法,去击迷信之根,又使这个国里起来的少年能免于落进那些迷妄之想的缚里;那些想法是近二百年来在道家的养护之下长起来的。

一国有一个广大的祭司阶级是一桩大不幸;那个阶级的利益在于一代又一代地延续对欺人之想的信,而那些想法阻真观念与一切健全的思想习惯自由生长。他们的生计要靠百姓继续信鬼、信仙、信符。传教士与教书的先生、杂志与报纸,都是需要的,用以阻这些坏的影响,又以可从神的两部书——自然之书与启示之书——所采的健全而有用的知识,去代那些危险而有害的民间观念。至于佛教的效果,可以说它在有些方面是好的。它一贯作证说世间虚空,又作证魂之纯在本质上远胜世上的尊荣。可它在这上面立一套出家之制,却是依了一个错的计划,又没有达到所望之纯。它教人需要一位亲身的救者,以救人出我们现今存在所带的道德之恶。可这位救者是一位佛或一位菩萨,是一个并不具加在他身上那些力的人或存在者。今日民间的佛教所该负责的那些显著而最有害的恶里,便有拜像。佛教把诸佛与诸菩萨摆在百姓敬奉中本该只属于世界的造者与父的那个位置上,这是一桩极大的恶。拜像以虚代真,而如我们在中国天天所见,使人心对真漠然。这也是一桩大恶。儒学以道德为一切;而佛教之像的礼拜若被依从,于皇帝或官府便成了一桩道德的本分,而那只因为它是「礼」,并不是因为佛教本身于它能有什么正当的要求。可佛教把像举出来,便把国人之心引离人该拜的那个对象,于是贬了它、又误了它。我们作基督教传教士的大争是同儒学。那里有这一族的智、思、文与心。可我们也有一场与佛教、道教的先行之争。这三者成了三座大的堡垒,是人的巧与力所建,用以阻基督教的进展。儒学是敌方的城堡,垛墙高入云中,又由众人守着;那些人为一种信——信自己之优越与不可胜之强——所激励。取下这座堡便是战之终。可佛教与道教各代表一座堡,也必须被取被毁。就论证与智力而言,这几座堡守的人是弱的。可想想那人数、那千万又千万被这些迷信所欺、又被属灵之暗的链锁牢的人。愿基督那一队兵士往前压上,分派它的营,先推倒这几座叛神的坚垒;它们既毁,再作一番恳切的努力去毁敌人最后而最强的那座楼。那么这三座堡垒都被推倒、中国成了弥赛亚和平治下一个归服之国时,这便是基督教自君士坦丁皇帝作了基督徒、而罗马的宗教与权力、并希腊的哲学作俘虏被拖在那得胜的救赎者车后之时以来,所得最大的一场凯。

(原注一:出《影树泥谈》。)

(原注二:自公元一千一百一十九年至一千一百二十六年。)

(原注三:玉帝这个称号在道家之书里出现得比唐代早,可那个四字的全称则不然。那全称显然属于唐代,即佛教影响之世,又属于那从印度借来的、信有变化之身与前生的信条。我在上海时问道家教主,张天帝最初受他的称号有多久了。他只答说:「自宇宙之初。」)

第二十六章

论中国佛教徒对梵文的使用

自佛教音译印度词语以来汉语声音的变化——梵文词语在旧汉音与今汉音中的例——公元六十年至七十六年所作的译本于读四书之要——印度的译人并不说纯梵语——梵语是书上的语言——中国没有巴利之书——译人说俗语——「颇梨」一词——梵文词语在法术中的用法——陀罗尼——居庸关六体文的刻石。

汉字自王羲之、即公元三百五十年以来,一直以同样的形体、以同一种笔写。

这十五个世纪里,各学堂所教的字虽未变,而附在字上的声音却一直在缓而不断的流变之中。

于是译人鸠摩罗什写他的名字用四个汉字,那时所读与今日不同。

一切浊的声母,在这段时间里都变成了清的。凡读那叫作下平之声的字,送气之音便代了不送气之音;而不送气之音见于读下平、下去与下入三声的字。

闭口的鼻音韵尾已变成舌尖的鼻音韵尾。入声的三种韵尾都丢了;元音也都改了音值,如旧读如「阿」的变读如「窝」,旧读如「亚」的变读如「厄」,旧读如「乌」的变读如「渊」等等。

《康熙字典》的纂者备了几张旧音之表,所择之字是用来表从前的读法的。它们要以梵文字母之音来读。本国人不识梵文字母,便免不了陷在旧音与新音之异所生的混乱里。外国的学人将会发现,这里所立之则便是开此题诸难之锁的钥。

下面几例可帮学的人熟于这个法子。梵文的佛陀,旧汉音作一字而收舌根的入声,今作「佛」。梵文的阿牟伽伐折罗,旧音诸字皆带浊声,今作「阿牟伽婆折罗」。梵文的优婆塞迦,旧音头一字作「乌」,今作「优婆索迦」。梵文的毗诃罗波罗,旧音头一字带浊声,今作「毗诃罗波罗」。梵文的菩提流志,旧音前二字皆浊,今作「菩提流志」。梵文的般剌密帝,旧音头一字收舌尖的入声〔注一〕,今作「波勒密帝」。梵文的摩醯首罗,旧音作「摩醯输罗」,今作「摩醯首罗」。梵文的奢那易湿折罗,旧音诸字多收入声,今作「奢那易湿折罗」。梵文的波罗私那恃多,旧音头一字收舌尖的入声,今作「波罗私那恃多」。梵文的摩诃波特摩,旧音那个「特」字本该收舌根的入声〔注二〕,今作「摩诃波特摩」。梵文的乌仗那,旧音作「乌仗那」而「仗」字收鼻音,今作「乌仗那」。梵文的僧伽提婆,旧音诸字带浊声,今作「僧伽提婆」。梵文的阿遮利耶,旧音作「阿遮利耶」,今作「阿遮利耶」。梵文的释迦罗提婆因陀罗,旧音诸字带浊声,今作「释迦罗提婆因陀罗」。梵文的陀罗尼,旧音头一字带浊声,今作「陀罗尼」。

承认汉语的读法已变、又承认所公认的官话正音不过是一种今日方言的正音,便会发现这给中国佛教徒对梵文的使用投下极需要的一线光。

还须承认这一条:在中国的印度佛教徒是说中印度、北印度等地方言的人。

儒莲先生的《梵文名目解读与转写之法》对这些题目一字未提。结果是:他那极大的勤劳没能开出一扇本可以照亮这间暗室的窗。然而那并不妨碍他的书于研究此题的人不可缺。它给出梵文词语。它给出今日汉语的读法。这两项按字母次第列成表。学的人靠这个助力可以进得很快。可他若想懂得为何择了这些汉字而不择那些、而不愿机械地从事他的研究,便须把方言的影响、以及喜马拉雅两边语言不停的变化都算进去。

必须以中国南方诸方言的韵尾、以及如今中国中部所说诸方言的声母作我们的路标,指给我们唐代以及前此一世的读法是什么;而作这事还须加上日本与朝鲜音译汉音之助——那是许多世纪以前佛教传开所致。

从梵文译出之事,约在孟子死后三百四十年、孔子死后五百五十年。靠那时所作的音译去学汉语音节的音值,我们便能相当接近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世,又接近中国几位大圣实际的读法。至于其法与其证,我在此可请读者看我的《汉字研究导论》。

《四十二章经》格外值得注意,因为它是迦叶摩腾与他的朋友竺法兰所译。它于定汉语在那时的读法极为要紧;他们在洛阳教佛教之时,正是明帝之世,公元五十八年至七十六年。从他们用字可以明白:那时今日的「佛」字收舌根的入声;「阿罗汉」中的「罗」带浊声;「禅」字读如带浊声的「单」;「涅槃」收入声与颤音之尾;「迦叶」中的「叶」收闭口之音;「菩提」二字皆带浊声。「沙门」的读音与如今大致相同。「比丘」二字带浊声。「憍陈如」三字旧音皆带浊声。「阿那含」旧音正合梵文的阿那伽摩。「辟支」旧音收舌根的入声,而巴利语作「钵帝坎」。那么迦叶摩腾所说的大概不是巴利语,虽然他是中印度人。「须陀洹」是弟子的另一等,旧音末字或收舌尖之尾、或收鼻音之尾。后者更可能,因为那个字与写「涅槃」所用的是同一个。巴利语作「索陀般」;可见那位译人不说巴利语。

在择字上生变化最大的人是玄奘,约在公元六百四十五年。他依自己以为所择之符该是什么而改了字。他所择之字是他那时读法的一个量器。然而他的译本并未得人心。较旧的用词保住了它的地位。

佛教圣典最初纂集所用的语言或许是巴利语;可译成汉文所据的那个却是梵语。巴利之书是另一套原本。中国所知的只有梵文原本。那些写本、那些刻石、刻在铜镜上的咒、寺院里檐下门上的吉语,都是梵文;而北京所印的多体文之书里,所用的语言是梵文。

克彭在第一百八十六页上说中国也有若干巴利文本,这是被郭实猎误导了。这位传教士在暹罗住过,那里巴利语是圣语,他在那里便习于以巴利语为佛教原来的语言这个想法。这个见解他带到中国来,而他在普陀岛上见到梵文刻石时,便把它们当作巴利文。这个意见从他那里传开,可它是一个错。缅甸、暹罗与锡兰的佛教徒从未在中国或日本传过他们的宗教,也未把他们的圣典引进那两国。

尼泊尔的佛教徒以梵文而不以巴利文保存圣典。可布尔努夫也发现尼泊尔之书的某些部分是以俗语写的。底子是梵文。偶尔所用的语言是俗语。中国人所称的梵语,经儒莲所译玄奘之作而显出无疑是梵语;玄奘是到过印度的那位行者,他在自述里描写过梵语。它便是「梵」之语,而梵字旧音读如带浊声的「凡」。

婆罗门的观念在佛教里是一个强的成分。梵文的词语与梵文的书写,在婆罗门看来格外神圣。这个想法被佛教徒借了去。他们宁用那最神圣的词语与书写。释迦牟尼自然与此无关。他的教导是口说的。他是一位大的道德之师、一位形上之学的辩者。是继他之后几百年里他的门徒引进了梵文的书写,作记他教导的主要媒介。那些咒、以及那促人用咒的对法术之信,也该由他们负责。

自称信释迦牟尼教义的婆罗门既这样多,梵文便当下成了以文字载他之教所爱用的媒介,虽然释迦牟尼自己说的是巴利语或俗语,而他大概正是如此。

同样可以说:巴利语那时既说得这样广,它在恒河下游所灌之地也成为保存圣典的一个媒介,便是不可避免的。

圣典这种双重的形式,与后来佛教北方与南方两派之间生起的分离大有关系。汉文音译的特别之处值得一考。

例如早期中国译人所用的俗语,在「般若」——意思是智——这个词的读音上,近于梵语而不近于巴利语。所采的字定为读作收舌尖入声之尾,而巴利语作「般尼亚」。

早期中国译人所用的俗语里,又有一点极明白:梵语与巴利语里那个唇的擦音,在他们口里读作浊的塞音。这从他们一贯择那些依旧音带浊声母的汉字便看得出来。例如「毗舍离」城——在今日巴特那附近——所拼便是带浊声母的,而巴利语之音作「韦萨利」。艾德博士在他《中国佛教手册》第二十七页上说:「汉文的本子以巴利语为古、以梵语为今,连声音之系也如此。」他若把注意转到这些事实上,大概会承认:在汉文旧本子底下的,并不是巴利语,而是那时盛行于中印度与北印度的印度语言某一种或某几种俗语之形。在中国的印度译人面前,主要当是梵文本子,偶尔有俗语本子。他们的读法不是纯梵语,而是被俗语的特点改过的。

佛教昌盛之时,在恒河所灌之地、在希腊来侵之时及其后,新引进的书写之术在佛教寺院里被大加使用。那些机构养教育,而教育那时大半在佛教徒手里。百姓既说巴利语与俗语,梵语便是教育的语言,于是佛教徒对它的偏爱便由此而来。

布尔努夫主张有双重的本子,俗语的本子给在俗之人,梵语的本子给读书之人。

迦腻色迦王在迦湿弥罗召了一次会,即第四次;而这一会所订的文字里,所用的语言是梵语。

阿育王之时摩竭陀的语言是一种俗语。这种语言大概被到中国来的印度佛教徒用得很多。

驳巴利语的一条论据,可在汉文细择那些以舌面擦音起头的字以表梵文那个舌面擦音上找到;可那个音在巴利语里并无其字,正如它在古希腊文与拉丁文里也缺。玄奘以前早期汉译所据的原本,必是那个音已完全发开的。它大概把「舍利」——即遗物——一词后面的音丢了,又把「室罗筏」——那是一个古国都城之名,那国叫憍萨罗,近迦毗罗卫——后面的音丢了。

我在此附几句论「颇梨」,即玻璃,那是一个人爱用的词。佛教的字书里,汉文的颇梨溯自梵文那个意为「水晶」的词。到中国来的印度佛教徒许多——或许全部——说的是梵语的方言,而不是梵语本身。头上那个擦音丢了,末尾那个音节也丢了。中间那个舌尖的塞音变成了边音,正如突厥语里的那个词。

中国的水晶出于土耳其斯坦,自会把它自己的名目从那个国带来。作佛教字书的人宁愿把这个词溯自梵文,以梵文为一切知识之母。他们不加一句地放过了这个可能:那个汉语词也许是从突厥语来的。

颇梨一词指玻璃,从前所读与今日不同,自唐代以来在中国通用。它是同佛教、同与土耳其斯坦的国际贸易一起进来的。

我信梵文那个词头上的擦音也许是后加而非本有的,正如西文里几对词中带那个头音的,大概都晚于不带的。

奇的是:蒙古语的词汇里有「博罗尔」,意思是「水晶」、「玻璃」;「博罗尔达博索」是「岩盐」;「博罗齐拉衮」是「磨石」,即一块在犁过的田里碾平土块所用的滚石。可比突厥语的「比列吉」,意思是「磨刀石」。要注意:玻璃之粉是磨工与碾工所用的。

那个「博里」或「巴里」是否出于图兰一族、又是否生出了梵文那个词,知道这一点会很有意思。阿拉伯语的「巴卢尔」是「水晶」;梵文的「斯巴什塔」是「清」;突厥语的「阿剌克」是「清」、「澄」。大概根便在这里;可谁能定断?

佛教的法术里大量用了梵文的字。法术之说被佛教徒极有条理地发开,又发开到几乎无例可比的地步。它起于印度之心同一种倾向;正是那种倾向生出了描写宇宙时与叙述往事时那些极大的虚构,而那是那个国本土文献的特色。爱奇之心使印度的作者同时弃了史的正当界限与自然的清醒实在。这里容易看出与阿拉伯人相似。他们的虚构里有同样一种偏爱:爱壮丽的景面与惊人的神异之效。这若不是作得太过,本会是诗。那些花哨而宏大的情景一再重复,而读者被那些奇事无尽的述说弄得疲倦;那些奇事是照一个模子造出来的,而其唯一的目的是激起对所显之力的一种不加分别的叹服。

这里所说法术,指加在诸佛与诸菩萨身上、或是寻常僧人自称所有的那种神通之力,而它是以咒、以玄秘的套语、以念诵、以手印一类办法施行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神经自然而行之力,而是僧人凭他的咒、他的德与他高过人的知识所有之力。那法术的结果是靠那永不出错的报应之命而成;那命是一切所发生之事的因,又以最完全的方式回应佛教的智与善。

用天城之字于法术之用,是一个有教益的例,可见迷信惑人心之力。那术士所用的词语大半没有意思。它们是无意义的噪聒。那些音是梵文,可那些词通常不是。这些由无意义之音所成的荒谬之作长短不一。它们在大乘之书里常常出现。它们被刻在路旁、御路上、以及佛教朝拜者所聚之处的石碑上。它们又成了寺院里与丧事上所用仪轨的一个主要部分。

「唵嘛呢叭咪吽」是最常见的一句。「叭咪」是「莲花」;「嘛呢」是「宝珠」;「唵」是一个神圣的「印度之符」。它以梵文的字写在北京一切喇嘛庙的檐下。在那些庙里它处处迎目。

西藏之字以梵文为本。它也见刻在碑上,既作咒,也作可解的刻文。它是西藏人与北京蒙古喇嘛仪轨之用的主要语言,只有两处例外。在玛哈噶喇庙里,所读是蒙古的圣典。在猎苑附近一所庙、名法海寺的,所读是满文。北京的中国喇嘛读西藏文的祷,而旧的中国佛教那些中国僧人自然读汉文。

在这一切形式里,咒的音节都是一样的。它们以梵文、或以上面所说的别的语言写。

北京附近那座叫居庸关的隘口有一块石碑,上含一道六体文的咒,即梵文、汉文、西藏文、女直文、畏吾儿文与蒙古文。它是蒙古诸帝之时所刻。它所含的是同一道咒,以这几种语言所用之字写出。它意在护皇帝往返行宫——那时行宫在独石口外——也护这条中国与蒙古之间来往极多的路上一切行人。

如今北京还有几块刻着梵文咒的碑,年代约在七百年前。它们是八角的石柱。有一块在那所叫作华严寺的寺里,近天坛之苑与那座称江岔门的城门。这些八角之柱叫作石幢,安在庙的院里。北京伦敦会的院内也存着一块。

梵文的刻石同塔与寺院一样,被当作于所在的四邻、以及于那些以施与善意立它们的人有吉效。

低声念的咒叫作「陀罗尼」,汉文作「咒」。

(原注一:儒莲把这四个字中的头一个作收舌尖鼻音之韵,这是错的。它在旧汉音里收舌尖的入声,而那个入声韵尾往往读如颤音。见我《汉字研究导论》第二百零一页。于是「业」那个有名的词——意思是「因」、「命」——便音译作「羯磨」,而「羯」字的入声韵尾读如颤音。)

(原注二:那个字本该作收舌根入声之音。它在此处的用法显出那个韵尾当时已失。收舌根的入声韵尾正开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