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佬约翰来信

一第一封

中国近来的事变，一下子把两件事推到了众人眼前：一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根本的对立，二是双方彼此的无知与轻蔑——而眼下的局面，主要正是由这无知与轻蔑造成的。眼看着这一幕悲剧上演，我久久没有开口。可是心中的愤懑一天天积起来，又存着一线也许只是幻想的指望，以为自己或能消解若干误会，这才终于让我启齿，把一些久欲一吐的看法陈于英国公众之前。眼前这场危机，我不打算多谈。我的用意毋宁是：尽我所能，说明我们究竟怎样看待西方文明，又为什么想要把它的影响拒之门外，从而让诸位对我的同胞和他们的做法，有一个较为公允的估量。做这件事，我想自己还不算全然不配。我在英国久住，总算有几分资格谈论诸位的制度；而离开故国，也并没有使我失去谈论本国的资格。中国人到底还是中国人；西方文明有些方面我固然佩服，却始终不曾见到什么，足以令我悔恨自己生为东方之人。

在英国人听来，这或许是一句奇怪的自白。诸位习惯于把我们看作野蛮人，这也难怪，因为只有在我们杀害诸位同胞的时候，诸位的注意力才会被强烈地吸引到我们身上。从这种一阵一阵的爆发里，诸位很容易过于匆忙地断定：我们是一个冷血杀人的民族——这个结论之合乎情理，恰如从贵国军队在中国的行径去推断整个西方文明的品性。我们不该以我们乱民的所作所为来评判，我还要说，甚至也不该以我们朝廷的所作所为来评判；因为在中国，朝廷并不代表这个民族。然而即便是那些行径（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无不严辞谴责），我斗胆认为，在欧洲人那一边，也该得到一种比迄今为止更郑重的思量、更少一点意气的斥责。因为它们所表达的那种情绪，正是——而且必定始终是——我们同西方关系中最有力的因素：我们对诸位的文明怀着深深的不信任与厌恶。

这种情绪，诸位自然要归之于偏见和无知。而我斗胆以为，它其实是建立在道理之上的；正是为这一层意思，我要恳请读者诸君郑重而耐心地加以考量。

我们的文明是世上最古老的。这并不等于说它最好；但我以为，也并不等于说它最坏。恰恰相反，这样的古老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我们的制度保证了我们一种安稳，而这种安稳，在欧洲诸国之中是遍寻不得的。但我们的文明不仅安稳，依我们看，它还体现着一种道德秩序；而在诸位的文明里，我们只看到一片经济上的乱象。诸位的宗教是否胜过我们的，我眼下不去争辩；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诸位的社会影响更小。诸位自称信奉基督教，可诸位的文明从来不曾是基督教的；而我们的文明，却是从头到脚浸透了儒家。说它是儒家的，也就是说它是道德的；至少（我不愿把该论证的当作已定的）可以说，它首先着眼的是人伦关系。而在诸位那里（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首先的是经济关系；然后诸位才设法在这上头嫁接一些道德，能接多少是多少。

这一层意思，我不妨拿诸位对家庭的看法同我们的作个比较来说明。在诸位看来——就一个外国人所能看出的而言——家庭不过是养育和庇护孩子的一种手段，直到他长大成人能够自谋而已。诸位尽早把男孩送进寄宿学校，他们在那里很快就摆脱了家庭的熏染。一到成年，诸位就打发他们出去，用诸位的话说，去「挣一份家业」；从这一刻起，往往是这样：他们既不再仰赖父母，也就不再承认对父母有什么义务。他们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挣多挣少、怎么花用，全凭自便；至于维不维持家族的情分，也听凭他们乐意。在诸位那里，个人是单元，而所有的单元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被捆住，可也没有人扎下根。诸位的社会，用诸位自己的字眼说，是「进步的」；诸位总在「往前走」。人人都觉得另辟一条自己的路是本分（多数时候也是不得不然）。安守生来的位置，诸位视为耻辱；一个男人要算个男人，就得去冒险、去争斗、去竞争、去取胜。诸位社会的这一特性，无疑造就了它极大的活力，造就了它在一切物质技艺上的成功。然而最令一个中国人触目的那一面，也同样出于此——它的不安、它的纷乱、它的（依我们看）无道德可言。在诸位中间，没有一个人知足，没有一个人有闲暇去生活，人人都一门心思在增加生活的资具。「金钱关系」（借用贵国一位作家的说法）是诸位在人与人之间所承认的唯一关系。

而对我们东方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野蛮社会的标记。我们衡量文明的高下，不看生活资具积攒了多少，只看所过的那份生活品性如何、价值何在。哪里没有温厚而安稳的人伦，没有对往昔的敬意，甚至对眼下也无尊重，只有一味贪婪地把未来先攫为己有——我们以为，哪里就没有真正的社会。倘若非得以效法诸位的制度为代价，那么诸位的财富、诸位的科学、诸位的艺术，我们纵然能够比肩，也是不愿的。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们的做法与诸位相反。我们先看社会，再看个人。在我们中间，通例是：一个人生在哪一层关系里，一生便在这一层关系里过下去。起初是宗族中的一员，到头来还是宗族中的一员；他一生的道理与做法，无不与这个身分相合。他从小被教着祭祀祖先、敬顺父母，从很早就预备着日后做丈夫、做父亲的本分。成婚并不拆散家族；丈夫留在本家，妻子则成为他那一支亲族中的一员。这一支亲族，就是社会的单元。它有共有的田土，有共有的祠堂与祭仪，有排解族人争端的公论之所。在中国，没有哪个人是孤零零的，除非是他自己的过失。他要发财固然不像在诸位那里那样容易，可他要挨饿也同样不那么容易；他既没有非竞争不可的动因，也就没有欺诈与压榨的诱惑。他一面不受野心的煎熬，一面不忧衣食之困，于是在谋取生活资具之外，还有余闲留给生活本身。他既有那份天性，也有那份机缘，去领略造化的赐予，去涵养仪节，去同他人结下温厚而不计利害的情谊。其结果，便养成一种人品；这种人品，我们不能不认为无论在德行上还是在风致上，都高于诸位欧洲绝大多数的国民。我们固然承认诸位在实务与科学上的成就之伟大，却仍旧无法毫无保留地欣赏这样一种文明——它所造就的仪节如此粗鄙、德行如此低下、气象如此不堪，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诸位的大都会里时时撞见的。就算我们不是诸位所谓进步的民族，我们却也看得出，进步这件东西，有时买得太贵。我们宁取自家道德上的长处，不取诸位物质上的长处；我们决意守住那些我们相信能保住前者的制度，哪怕冒着把自己关在后者门外的风险。

二第二封

上一封信里，我试着大略讲了讲诸位的文明与我们的文明之间几处显著的分别。这样的分别，势必导致冲突；而近来的事变，似乎还给了一种说法几分颜色，仿佛在这场冲突里，先动手的是我们。可事实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合实情的了。若听任我们自便，我们断不会主动去同西方往来。我们没有这样做的动因；因为我们既不想传教，也不想通商。诚然，我们相信自己的宗教比诸位的更合乎情理，自己的道德更高，自己的制度更完备；但我们也明白，适合我们的，未必适合旁人。我们不觉得自己身负拯救世界、开化世界的使命，更不觉得这使命该用刀与火去完成；我们只求能了断自家的难题，不必再把别人的难题揽到肩上，便谢天谢地了。

我们既不为劝人改宗而去干预诸位，也不为通商之需而不得不去干预诸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我们都自给自足。我们消费的，自己生产；我们生产的，自己消费。别国的出产，我们不需要，也不曾去求取；而为了打开别人的市场便向陌生人开战，我们认为既不合义，也不明智。我们以为，一个社会若要政治上安稳，就必须经济上独立；而大规模的对外通商，在我们看来必然是败坏世道的根源。

在这些事上，一如在别的一切事上，诸位的道理与我们的相反。诸位不但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的宗教，还相信把它强加给别的一切民族是自己的本分，必要时不惜以刀剑相加。而这一重进犯的动因之上，还压着另一重更有力的。就经济而言，诸位的社会构造得如此，以至它时时都在挨饿的边缘。诸位生产不出自己所需消费的，也消费不掉自己所需生产的。找到市场，把制成品销出去，再从那里取得粮食与原料，于诸位是生死攸关的事。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市场，或者说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市场；打开这个市场，其实正是诸位近年来一切对华举措背后那个稍加掩饰的动因。这样一种政策公义与否、合乎道德与否，我不打算去争论。它实在是纯粹物质上的不得不然，在这样的根由上争辩是徒劳的。所以我只把话限在一件事上：把我们对局势的看法陈述出来，说明我们何以要愤恨诸位的进犯。

在寻常的英国商人看来，我们竟会反对他所说的「开发我国的资源」，无疑是件怪事。他惯于凡事都从赚赔的角度去看，于是认定：只要能证明某条路子会增加财富，那就该走这条路。他相信把中国向他的资本和他的买卖敞开，正会有这样的结果；于是他断定，欢迎他的事业而不是抗拒它，才合乎我们的利益。从他的立足点看，他并没有错；只是他的立足点不是我们的。我们的习惯是：在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之前，先估量它的后果——不单看我们财富的总数会如何，更要看（在我们想来这是很不相同的一件事）我们举国的安康会如何。诸位一如既往，想的是生活的资具；我们想的，是所过的那份生活品性如何。当诸位要求我们——实际上正是如此——把整个社会改头换面，把一个务农的民族变成一个通商制造的民族，为一场想象中的富庶而牺牲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不但把工业翻个个儿，连风俗、道德、制度也一并翻个个儿；那么，我们若先对诸位自己身上的情形审视一番，看看诸位力劝我们引进中国的那些条件在诸位中间结出了什么果子，想来也是可以见谅的。

这样一番审视的结果，我们斗胆认为，并不令人鼓舞。诸位就像寓言里那位王子，把竞争这个妖怪从瓶中放了出来，末了才发现自己制它不住。诸位这一百年来的立法，无非是一场接一场徒劳的努力，想去整治自家经济体制里的乱象。诸位的穷人、醉汉、无能之人、病人、老人，像梦魇一样压在诸位身上。诸位解散了一切人情与亲缘的联系；又枉然地想用国家那种不通人情的运作去顶替它们。诸位文明最显眼的特征，就是没有人负责。诸位放出了自己制不住的力；诸位自己被绞进了自己的杠杆与齿轮里。在每一行买卖上，诸位都在拿公司顶替个人，拿机器顶替工匠。派发红利成了举世的心事；做工人的日子过得怎样，除了国家无人过问。可就连这份过问，国家也无力担当，因为左右它的那些因素都不由它做主。诸位仰赖着供与求的涨落，而这涨落诸位既不能左右，也不能预知。某处的收成歉了，某个遥远国度的关税改了，千万里之外几百万人的生计就跟着错了位。诸位听凭探矿人的运气、发明家的天分、一个女子的一时兴致来摆布——不，诸位是听凭自己造出的器具来摆布。诸位的资本是活的，会叫饿；饿着它，它就回过头来掐住诸位的喉咙。诸位生产，不是因为愿意，而是因为不得不；诸位消费，不是自己拣选的，而是硬塞给诸位的。从来没有哪一种买卖像诸位所谓自由的这一种这样被捆得死死的；只是捆住它的并非一个通情达理的意志，而是一时兴致日积月累而成的无理。

这便是一个中国人眼中诸位国内的经济情形；而诸位对外的往来，景象也不见得更令人鼓舞。五十来年前有一种想法，以为国与国之间通商往来会开启一个太平的年代；诸位中间似乎至今还有许多人抱着这个信念。然而从来没有哪个信念被事实驳得这样干脆。争夺市场这件事，眼看要成为比从前君王的野心、教士的褊狭更能生出战争的根由。欧洲各族像饿慌了的猛兽，扑向地球上每一处还不曾被榨取过的角落。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只把掠夺的手脚施在他们看作圈外之人的身上。可是在分赃的时候，他们始终彼此提防、互相嫉视；迟早有一天，等到再没有什么可分了，他们就会扑向彼此。这才是诸位扩充军备的真意：不吞人，便被人吞。而恰恰正是那些本以为会把诸位系在太平的纽带里的通商关系，使诸位人人都成了旁人你死我活的对头，把诸位带到了离一场普遍的灭绝之战不远的地方。

这样来说诸位的文明，我想自己并没有被一种愚蠢的爱国狂热冲昏头脑。我并不认为欧洲的居民天生就比中国的居民更愚蠢、更败坏。恰恰相反，我们信念中的一条要旨便是：人性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使它变好变坏的是境遇。那么，倘若诸位的经济，无论对内对外，果真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有病，其病因，我们以为，就不该到诸位民族品性的什么根本缺陷里去找，而该到诸位正力劝我们在本国采纳的那些政治与社会制度里去找。既然如此，我们用一切在手的法子去抵拒诸位的影响，诸位还有什么可诧异的呢？我们中间较为明理的人，一面为诸位的人员所遭的暴行惋惜，一面却觉得，把它放在秤上，同诸位事业一旦得逞便会招致的那些无可忍受的祸害相比，是轻得不值一提的——这又有什么可诧异的呢？

三第三封

日前我在贵国一份报纸上读到，说「使中国开化」是欧洲各国最终的目的。若果真如此，那么他们为达此目的所用的手段，实在是奇特得很；不过这些手段，我不敢自信能够谈得下去。劫掠、肆意的破坏、冷血的杀戮与奸淫——我知道，这些事诸位在英国本土是不赞成的；我也相信，诸位若能阻止，是会去阻止的；我也情愿把它们记在军纪败坏的队伍恣意妄为的账上。我在这里提起它们，并不是为了发几句无用的斥责。每逢诸位谈起文明，我心里总有一个问题：诸位的文明造出了什么样的人？对这个问题，中国近来的事变似乎给出了一个不大让人安心的答案。但这个答案我不去追究。也许一切教化，我们的和诸位的一样，都不过是一层薄薄的漆；在每个人心底的洞穴深处，都伏着一头野兽，只等偶然或有意把闸门打开，它就扑向猎物。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和诸位同受一样的责难；我们的指摘，也和诸位的一样，回过头来打在说话人自己嘴上。所以我要撇开这一类场面，回到平常的日子上来。我要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诸位又是什么样的人？竟至于诸位要自居高位，称我们为野蛮人？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问题很难回答。我在心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天一天地翻来覆去想，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能把心里的东西传达给诸位几分；只有尽我所能，把一幅景象如实写在这里——在这些阴沉的冬日里，当我走在诸位这座乌黑的大都会的街头，这幅景象始终萦绕在我记忆之中，不肯散去。

远在东方，在诸位不曾见过的那样的阳光底下（因为诸位连自己那点光亮，也要用煤烟去污染、去沾染），在一条大河的岸上，立着我出生的那所屋子。这样的屋子有成千上万；可每一所都立在自家的园子里，素素地漆成白色或灰色，朴实、爽朗、洁净。沿着河谷绵延好几十里，一所接着一所，把青瓦红瓦的屋顶从一片绿海里托出来；这里那里，一丛树梢之上，闪出某座高塔金色的琉璃。河上架着一座座桥，挤满了驳船与帆船，清清的水流承载着一处处兴旺的乡村集市的往来。因为这一带住的都是殷实的农人，他们耕着自己的田，而这田在他们之前就由他们的父辈所有、所耕。他们脚下劳作的土，可以说是他们和他们祖先亲手造出来的。且看！从前的荒山，几乎直到山顶，如今都随风起伏着棉花、稻子、甘蔗、橘子和茶的绿色。从河床里引上来的水，用银色的带子束住了山坡；一道道跌落，化作千百股明亮的细瀑，在水池里溅响，在竹管里咕咕作声，浸进土里、渗进土里，把肥力、绿意与生机毫无偏私地分给众生。你可以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走下去，沿着曲折的小径，跨过小小的桥，走过一代代逝者留下的工程，走过他们今日子孙的劳作；直到你走到人力止步、造化自行其是的地方——最高的岩石被披上一件青、金、玫瑰色的斗篷，栀子、铁线莲、杜鹃在那里恣意野生。多少次我在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四围静得那样深，正如我们一位诗人所说：「可以听见树影在地上沙沙作响。」这静只偶尔被打破：或是远远从下面传来劳作的人隔着水渠的招呼，或是在傍晚与拂晓，山谷里庙宇中唤人礼拜的钟磬之声。这样的静！这样的声音！这样的香气！这样的颜色！人的感官应和着这些景物，变得细腻到一种诸位在北方的气候里难以设想的地步；而自外涌来的美，不知不觉地把人的性情与心思塑造得与它相和。倘若我们中国人有仪节，有艺术，有德行，那么在看得见的人眼里，其缘由并不难寻。是造化教了我们；单就这一层说，我们不过是比诸位有福罢了。但我们也还有那份天资，肯领受造化的教诲；这一层，我们想是可以归之于我们的明慧的。

因为请想一想：在这可爱的山谷里，住着成千上万的生灵，除了习俗之外并无法度，除了自家门户里的规矩之外并无管束。他们的勤勉，是诸位在欧洲几乎不曾见识过的那种勤勉；然而那是自由之人的勤勉——为自家骨肉而劳作，在承自父辈的田土上劳作，再把这田土连同劳作所增益的一并传给儿孙。他们别无所求；他们无心聚敛财富；倘若每一代里总有几个人不得不出去闯荡，那也是怀着一个多半不会落空的指望：回到生身之地，在少年时所亲爱的景物与面孔之间，度过残年。

在这样一群人中间，容不下凶狠而不体面的争夺。没有谁是主人，没有谁是仆役；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平等，在规范并维系着他们的往来。康健的劳作，足够的闲暇，坦率的好客，一种由习惯生出、不为虚幻的野心所扰的知足，一种由世上最可爱的造化所养成的美感——这美感若不寄托在精巧的工艺上，便流露为温雅而有尊严的仪节：这些就是我出生于其间的那群人的品性。是我的记忆在奉承我吗？是我把少年时的景象理想化了吗？也许是的。但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所描画的这样一种生活，立在耕作土地、立在平等与公道的根基上，确确实实存在着，并且在中国的南北东西兴旺着。诸位这些自命要来开化我们的人，拿什么来替换它呢？诸位的宗教？唉！诸位正是打着它的名义，在做那些叫不出名目的事！诸位的道德？我们到哪里去找？诸位的明慧？它把诸位引到哪里去了？对于我所画的这幅中国生活的图景，诸位在英国这边能拿出怎样的一幅图景来相对？这就是我下面要试着回答的问题。

四第四、五封

我要把一幅有代表性的中国生活的景象陈于诸位眼前，选的是一个农人的村落。我这样选，是因为我们文明最典型的产物正在那里。诚然，我们也有城市，也许还有像诸位那样庞大骇人的城市；但在一个根本上以农事立国的政体上，它们不过是些赘瘤。在诸位那里，这一切是倒过来的；也正因如此，诸位并没有配称其名的乡间生活。一边是荒废的公地与旷野，一边是别墅与园囿；做工的人衣衫不周、住处不堪、工钱微薄；村落沉闷，农庄凋敝，污秽、粗暴与恶习——这正是诸位自己给自己的农业地区所画的图。在英国，凡不属于城市的，不是寄生的，便是奄奄待毙的。那么，我若要对诸位文明最好的成果给出一个坦白而公允的印象，就只得撇开乡间，转向诸位大都会的生活。而这样做的时候，我也不愿靠着过分渲染那些显而易见、诸位同我一样承认并且痛惜的地方，去取一场轻易的胜利。诸位人满为患的贫民窟，诸位的酒馆，诸位的济贫院，诸位的监狱——这些诚然都是可悲的事实。但它们所征候的那些弊病，诸位正着手医治；我也不怀疑，诸位的努力或许会有很大的成效。我在这里宁愿考量的，倒是另一件事：当诸位把能做的都做到了最好，诸位似乎正朝之而去的那个终点，究竟是什么。诸位典型的产物，诸位中间的常人，诸位称之为体面的那种人，我想描画的正是他；因为他才是诸位文明自然而必然的结果。

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呢？要动笔回答这个问题，我是有些迟疑的。我在诸位中间是个外人；我领受过诸位的款待；我很不愿意显得以失礼相报。但我若还能为诸位效一点力，我知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尽我所能，在不至于太冒犯的前提下，把若干重要的道理（在我看来是如此）说给诸位听，而诸位对这些道理似乎格外地视而不见。我相信诸位的脚踏在了错的路上；我很想示警；这示警纵然无用，却是本着朋友的心意奉上的；我也盼望诸位能本着这样的心意收下。

当我把对寻常英国人的种种印象——那是多年观察积下的印象——一一检点，我看见的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看见一个人，同造化断了往来，却也不曾被艺术收回；受过教习，却未曾受过教养；很能吸纳，却不能思想。他自幼被教以一种宗教的信条，而他其实并不信它——因为他看见生活中每一层关系都干干脆脆地否定着它；他隐隐觉得，把那点无神的心思藏在虔敬的面具底下是稳妥的，反正他也还不够明白，说不出口来。他的宗教是因循的；更要紧的是，他的道德和他的教义一样因循。仁爱、贞洁、克己、看轻这世界及其彩头——他从小吃的就是这些字眼。而它们也就一直只是字眼；因为他既不曾在任何地方见过别人奉行它们，也从来不曾想到自己去奉行。它们的影响，强到足以使他终身做个伪善之人，却不够强到让他看清自己是个伪善之人。他一面失了真正的伦理准绳的扶持——那本该体现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生活里；一面又被口头上供奉的一个无力的理想所蒙蔽。这样被撇给了本能，他便甘于随众而行，把性灵的事撇开，一味去追逐物质的目的。他成了一件纯粹的器具；诸位的社会就是由这样的器具凑成的。

从诸位的作品可以认出诸位。诸位在机械技艺上的凯歌，正是诸位在一切需要性灵眼光的事上的败绩的反面。各式各样的机器，诸位造得出，也用得尽善尽美；可诸位盖不出一所房子，写不出一首诗，画不出一幅画；至于礼敬与向往，就更谈不上了。请看诸位的街道！一排又一排的小盒子，彼此一个模样，凡属要紧的一概没有，凡属多余的一概堆满——这就是诸位中间被当作建筑的东西。诸位的文学就是那每日的报纸，源源不断地流着一本正经的浅薄、逸闻、字谜、双关，还有警署法庭的丑闻。诸位的绘画是用颜料讲故事，是把一切平庸之物照抄下来，由既无传统又无天分的票友笨手笨脚地涂成。诸位外在的感官和内在的感官一同死了；诸位又瞎又聋。推论取代了体察；诸位的整个人生是一串无穷无尽的三段论，从不曾检验过的前提，推向不曾料到也不曾想要的结论。处处是手段，哪里也没有目的！社会是一部庞大的机器，而这机器自己还脱了榫！

这就是诸位的文明在我的想象里所呈的样子。我不敢说每一个明理的中国人看来都是如此；因为中国人不像诸位，天性上就不惯于给一个民族开列罪状。我若被引入了这样的差错，那也是受了极大的刺激；此刻我已觉得该向诸位道一声歉。然而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而且，倘若我可以指望这些话能让我的读者中间有几位，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一声呼喊里听出一层新的意思来，那么我就不悔自己开了口。

我最初同西方打交道时，最直接打动我的，是诸位的才智的品性与所及的范围。我发现诸位把心力用到了一些我们东方人连想都不曾想到的问题上，而且用得出奇地成功；发现诸位靠着剖析与实验，摸到了操纵自然之力的门径，并且把它们派上用场，其方式在我这未曾远游的想象里，几乎近于神迹。熟悉之后，我对诸位在这一领域的成就的钦佩也并未减退。我承认这是诸位可以自称高人一等的最主要、最实在的凭据；我也不奇怪，我的同胞中较为明达的几位会热切地主张立刻把它们引进中国。这些主张变法的人的热忱，我是同情的；然而我仍旧无法附和他们的主张。这里不妨把我何以得出这个乍看似乎自相矛盾的结论的理由写下来。

实情是：读了诸位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又对诸位社会的构造有了较近的了解，我起初的看法已经大为改变。我明白了：最辉煌的发现，最能结果的发明之才的运用，本身并不足以带来一个社会的安康；一种才智若只顾埋头造省工的机器，那么它因搅乱百业而造成的祸害，很容易超过它因增加财富而成就的好处。因为在我看来，财富的增加——也就是安适之资具的增加——本身未必就是好的；一切取决于这财富如何分配，取决于它对一国德性的影响如何。正是从这个角度，我怀着几分惊惧去看把西法引进中国的前景。

举一个例子最能说明我的意思。当年我们动手修第一条铁路，从天津到北京，这桩工程在附近的百姓中间激起反对，很快就闹成了公开的骚动。路轨被扒掉，桥梁被毁，工程无法进行。于是我们照中国的惯例，派到现场去的不是一队差役，而是一位官员，去同闹事的人面谈，弄清他们的道理。一如往常，那道理是极合情理的。他们是靠船为生的人，仰仗运河上的往来度日，怕铁路一通就断了他们的活路。官府承认他们所诉在理，给了他们所要的保证，答应水路的运输不会大受影响；此后便再没有什么麻烦与骚动。

这件事很能说明我们看待这一类问题的路数。我同英国人谈起此事，他们听我讲完，无一例外地又惊讶又带着几分愤慨。在他们看来，官府竟然对百姓这样的陈情有丝毫顾及，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他们跟我讲供与求的规律，讲劳力终会被吸纳，讲竞争、进步、流动，讲「从长远看」。这一切我听着，多少懂得，也多少认可；但这掩不住一个事实：引进新法意味着——至少在当下意味着——多少劳力的错位，多少贫穷、痛苦与饥馑。这一点，诸位自己的工业史提供了充足的凭证。而我不能不带着遗憾与失望地看到：在诸位精益求精地琢磨机械技艺的这许多年里，对于自己加在做工的百姓身上的动荡与困苦，诸位似乎连设法补救都不曾试过，至少可以肯定不曾试成过。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诸位素来是把生活置于财富之下的；然而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也并不令人鼓舞。至少我自己，一想到把西方的工业之法大规模引进之后，在我们四万万人口中间势必随之而来的乱象，就不能不怀着最深的忧惧。诸位会说，这乱象是一时的；在我看来，它在西方是长年不愈的。不过这一层且撇开不谈，我倒要问一句：我们所得的是什么？诸位所得的，是明摆着的；我以为我们所失的，也是明摆着的。可我们所得的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诸位听来也许不相干；但一个中国人觉得它要紧，总是可以见谅的。诸位无疑会回答说：我们会得到财富。也许会吧；可我们岂不要失掉生活？我们岂不要变得像诸位一样？诸位又怎能指望我们心平气和地设想这样的前景？

诸位的长处何在呢？诸位的百姓，无疑比我们的更备有生活中若干不甚要紧的物事；他们吃得多些，喝得多些，睡得多些；然而他们的胜处也就到此为止。他们不那么爽朗，不那么知足，不那么勤勉，也不那么守法；他们的营生于身于心都更有损；他们被挤在城市与工厂里，同造化断了往来，也同土地的所有权断了往来。这一切我前面已经说得很多；这里重提，不过是为了说明一个在诸位看来也许是别扭的立场——一个人真心钦佩西方才智的产物，却又怀疑这才智是否用错了地方，或者至少怀疑它的取向是否过于偏于一面，以致所生的害怕不亚于所生的利。诸位当然可以——我也切望诸位能够——纠正这个偏差，在组织人事上显出与驾驭自然时同样的巧思。但在此期间，我们即便在最钦佩的时候仍迟疑着不肯采用诸位的西法，仍觉得那可能随之而来的好处，要用它每到一处便伴随而生的乱象去昂贵地换取——这想来也是可以见谅的。

还有一层分量压在我心上，也许不那么显眼，却同样要紧。任何社会都免不了这样的情形：大多数人都被机械的劳作占去。我们这里也不例外，虽然当然不比诸位那里更甚；而就目前看，机器的引进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个情形。但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里都有、或者说都该有一些人，从这种对物的役使中解脱出来，得以专心去做更高的事。在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个阶层，自幼便被拨出来从事文雅之学，日后要担当治理之责。这些人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世袭门第；凡有相应的才具与志趣的，谁都可以跻身其中；就这一层说，我们的社会长久以来是世上最讲平民的。我们加于这一官绅阶层的那种教育，在诸位中间常被拿来非议，我在这里也无意为它辩护。我想指出的只是一件事：正因为有了这一制度，我们才在各色人等中间灌输并维持着一种对心智之事、性灵之事的敬重；这样的敬重，在欧洲难以找到相当的例子，而在英国尤其一丝痕迹也没有。在中国，文章受敬重，不只是程度上的，更是意味上的；这意味在诸位听来，我想必是既难索解又过于夸张的。可这里是有缘故的。我们的诗人与文士，长久以来一代代地教导后来者：好处不在财富，不在权势，不在杂七杂八的奔忙，而在对人生中最简朴、最普遍的那些关系，有一种练达的、精择的、细微入神的领略。去感受，并且为了感受而表达，或者至少去领会那表达——领会造化中一切可爱的，人身上一切至痛而敏细的——在我们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足够的目的。月下园中的一朵花，草地上的树影，杏花初放，松风送香，酒杯与琵琶；还有生与死的凄恻，长久的相拥，徒然伸出的手，那一刻载着乐声与光亮悄然滑走，永远落进那片满是旧影的、静默的过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留不住的一切，一只振翅的鸟，一缕被风带走的香气——对所有这些，我们是被教养得要去应答的；而这份应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

这是我们有的；这是诸位给不了我们的；可这也正是诸位极容易夺去的。在织机的轰鸣里，它听不见；在工厂的烟雾里，它看不见；它被西方生活的磨损与旋转扼杀了。当我看诸位的商人，看诸位最为钦羡的那一等人；当我看他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在自己那被逼迫的、毫无欢愉的劳作的磨盘里苦熬；当我看他们把白日的焦虑带进那点吝啬而不足的闲暇，把自己耗尽——耗尽他们的与其说是辛劳，不如说是那些锱铢必较、不见气度的操心——我承认，我便带着几分快慰，想起我们古老行业里较为简朴的日子，想起在诸位一切新奇而危险的路径之上，我更看重那条被踩得烂熟的旧道：熟到我们的脚走在上面，还有余暇把目光抬起来，望一望那永恒的星辰。

五第六封

在中国的种种制度当中，最能招来欧洲人敌意与轻蔑之辞的，莫过于我们的治理之法。我们官员的俸禄不足，因而常常抵不住诱惑，以不正当的手段刮钱，这给外国人添了不少烦恼；对于这样一种显然要不得的积习，我也无话可为它辩解。但同时我不能不指出：这一类贪墨在中国的害处，远比它在诸位那里盛行时要轻得多。在诸位那里，治理的职能是如此紧要、如此无所不在，以至诸位很难设想有这样一群人，几乎可以完全不靠它过日子。可我们正是如此。我们文明的简朴与自然，我们百姓的和平天性（只要不被外国人的压迫逼疯），尤其是家族这一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邦国，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单元——这些以及别的种种情形，使我们不受官府节制的程度，在欧洲人看来也许难以置信。北京当局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对我们万民的生活并没有真实而持久的影响，除非它们正好登录了民情与民意的动向。若非如此，那便如诸位外国人吃过亏所深知的，一概成了具文。朝廷可以订立章程与条约，却无从施行，除非那是民意所许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根柢扎在如此久远的传统里，它那不动声色的抵拒，将来也会像过去一样，挫败西方列强借官府之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这个民族的种种图谋。任何武力都不足以撼动那巨大的惰性。战争的旋风一时或许能吹皱海面，能在浮表的水流上激起白沫；它永远也动摇不了、搅扰不了那清澈而深不可测的水底——那便是中国沉静而深思的魂魄。

要使我们的百姓有所动，就必得说服他们的理与他们的心；这个道理，诸位欧洲人至今学得极慢，我们却在几百年前就把它化进了国家的实践与学说之中。在我们这里，治理是以民之所许为根基的，其程度是诸位西方人难以理解、更难以仿效的。诸位用一套日益繁复的机件去谋求而徒劳无功的，在我们中间只凭事实之势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根本的制度并非权力凭空的发明；它们是百姓给自己的生活定下的形状。没有哪个朝廷造出过它们，也没有哪个朝廷会动改它们的念头。倘若时势推移，看来该在其上添几条规矩，那么这些规矩也只在真有需要的时候才立，而且要在它们行之有效、为众所乐从之后才立。一句话，在我们这里，法不是自上强加的规条；它是举国生活的公式；它先体现于实行，然后才载于律条。所以在中国，治理既非专断，也非不可或缺。把我们中央与各省的官府尽行毁去，我们的生活照样大致如故。我们所遵的法，是我们自己本性的法，是几百年的阅历磨出来的；纵然外在的约束被撤去，我们对它仍旧一如既往地恪守。无论出什么事，家族还在，家族所系的一切还在，那一副心地还在——秩序、勤勉与俭省的心地。构成中国的正是这些；而我们被动承受下来的那些朝廷，之所以还算朝廷，只因为它们明白：治理之权并不在它们手里，它们不过是把一种秩序在外面显现出来、表述出来、界定出来罢了；而对这秩序的根本，它们只能像接受天体的运行那样接受下来。中国是不变的。诸位大加渲染、而其起因又正在诸位自己身上的那些骚乱，并不是我们文明解体的征兆。诸位听见岸边的碎浪在吼；可是在诸位目力之外的远处，在诸位的船不曾驶到的地方，那沉默的海面一直铺展到青色的天边。

西方对于治理的想法与手腕，是何等不同！在这里没有根本的法，只有无穷无尽的随意的条规。除了栽下去的，什么也扎不了根；而凡栽下去的，没有不需要再栽一次的。过去这一百年里，诸位把自己的整个社会拆散了。产业与婚姻、宗教、道德、门第与阶级之分——凡人伦中最要紧、最深的东西——都被连根扯起，像残骸一样顺着时间的水漂流。诸位的官府因此才忙碌不堪；因为诸位的社会全靠它们才勉强不散。于是在诸位那里，治理之紧要，其广度与深度都是东方所幸而无从设想的。这件事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桩弊；但我也看得出，它是免不了的。正因如此，我才格外诧异于一件事——我不能不认为，诸位赖以完成如此浩大之工的那套机件，其无能是出奇的。我知道，要找出或想出一种万无一失的法子来遴选称职之人，是难的，也许是办不到的；可是对于那些被诸位托付了如此紧要之职的人，竟不去设法查明或保证他们在德与才上有几分斤两，这总归是件怪事！

我们中国以考试取士来遴选治理者的办法，诸位看着轻蔑，这轻蔑也不是全无道理。然而诸位自己在选用下级官吏时也采用了它；而且它至少有一样好处：它体现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想法——朝廷最高的位置，应当向一切能证明自己有才具的人敞开，无论贫富；而除此之外的人，则一概不得其门而入。同选举之法相比，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理性本身。因为选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诸位说，它意味着代表百姓；可诸位心里岂不明白，它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这样的事？真正被代表的是各色利益。那么，这些利益所关心的又是什么呢？我猜诸位的回答会是：关心的是公家的积弊！地主、酒商、铁路的董事——真正管着诸位的，岂不正是这些人？而只要诸位的社会还是这样的构造，岂不就非如此不可？我知道有一派人，指望搬出群众那蛮横而排山倒海的力量来同这些人相抗。可这样一剂药，即便行得通，在我看来也不足取；因为在诸位的社会里，群众本身也是一种利益。诸位所备下的这套机件，其用意似乎是把一群各怀私利、一心逐私的自私之力聚到一个斗场里，指望它们凭着一味的厮打，打出一个能代表全体之善的结果来。也许正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那份对道理与德义之权威的积习难改的敬重，使我无法以诸位中间似乎普遍怀有的那种热忱、甚至那种宽容，去看待这样一套办法。既然如此重大的难题已经落到、而且必须由一个政府来承担，我就不能不想：本该想得出更好的法子，把一国最好的才智引到解决这些难题上来。使我更确信这一点的，是这样一层思量：我在诸位的大学里以及别处，见过一些人，他们对诸位的立法机关所要裁断的那些问题作过极深的研究，见识清明，判断不偏，热忱既不掺私也不染尘；然而他们永远指望不到一个把胸中所学付诸实行的机会，只因他们的性情、他们所受的训练、他们的生活习惯，使他们不宜于去经受民选那一场磨难。看来做一名议员，本身就是一门行当；而叩开仕途之门的那些才与德，同有益于公家的那些才与德，似乎判然有别，甚至彼此不能相容。

六第七封

一个民族的品性与生活上若有重大而根本的分别，其宗教信仰上通常也有相应的分别。因为宗教是、或者说应当是那副魂魄，而国家是它的躯壳；宗教是那个贯注于制度、使制度得以长久的意念。我知道，这个词并不总是照这个意思去理解的，因为宗教常常被混同于迷信。不过我在这里要把两者分开，主要谈的是我认为可以正当地称作宗教的那样东西。但我一开头就要说明：在中国的百姓中间，迷信流播之广，同欧洲任何一国的百姓并无二致。佛教与道教在我们这里，也生出了种种可叹可笑的行事与信念，其程度不亚于基督教在诸位中间所助长的。我们的百姓和诸位的一样，指望靠仪式与祷告去左右风雨节候，或谋取一己物质上的好处；他们信鬼信怪，正如罗马公教徒信圣徒；他们拜偶像，行法术，助长着僧道的蒙骗。但这一切我都撇开不谈，因为它们于真正的宗教是身外之物。我只把它看作人性弱处的一种流露，看作个人魂灵里那些病态的汁液找的一个出口。

我们的文明所立足的那种信念与崇奉，实在大不相同；正是这一层被欧洲人误解得最多，我打算用几句话来解说。

有人说，儒家根本算不得宗教；倘若所谓宗教是指一套关于某个与我们这世界截然不同的超自然世界的教条，那么这话无疑是丝毫不错的。事实上，孔子的用意之一，正是要人不去沉溺于超自然之事；真正的弟子在这一点上也努力追随先师的足迹。一位官绅会说「当心宗教」，意思是「当心迷信」；在这个意思上——而且只在这个意思上——儒家是不讲宗教的。又有人说，儒家不过是一套伦理的学说；就它的全部宗旨在于引导并激发正当的行为而言，这话也是对的。可是在另一面——这正是我要说的一点——它不仅是一种教诲，更是一种生活。它所训示的道理，正是实实在在体现在我们社会构造之中的道理；所以灌输这些道理的，不单是写下来、说出来的话，更是日常经验的整套习惯。家与国的一体，表现为祭祀祖先；这不单是一个中国人口头信条的根基，更是他实际行事的根基。无论他还皈依别的什么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真正于他要紧的是这一件事。在他看来，过去的世代、将来的世代，同现今活着的世代，合成一个整体。人人都永生，只不过在任何一刻恰好活在地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罢了。所以祭祖是一个社会意念的表记，而这意念凝聚与维系的力量是极大的。它在中国的效验，非亲眼见过不能相信；不过诸位还有一个更熟悉的例子可以参看——我说的自然是罗马的文明。

这便是我们民族宗教第一个也是最触目的一面；另有一面，就其关乎社会生活而言，也几乎同样要紧。儒家是「劳作」这一理想的阐扬者。诸位十八世纪的观察者极看重皇帝每年亲耕的典礼，他们比后来许多不那么同情的探究者更贴近我们文明的心窝。人应当劳作，而首先应当在土地上劳作，这是我们宗教一条根本的设定。因此有对大地之母的礼敬——万物滋长之所出；因此有对上天的礼敬——光与雨之所赐；也因此有那样一套社会制度，其用意在于保障人人都能得到土地。人人心甘情愿，在兄弟之谊与和平之中，献身于受天地之力祝福的劳作：这就是我们摆在百姓面前那个简朴而好懂的理想，这就是我们体现在制度里的那个想法。倘若诸位还要更多，要一套形而上的学说来为我们这朴素的信念作辩护、作解说，那么这个我们也为读书人备下了。他们所受的教诲是：人类是一个性灵的、永恒的存在，在时间之中显现为一代又一代。这个存在是天与地之间的居间者，是终极的理想与眼前的事实之间的居间者。以不息而虔敬的劳作把地升举向天，把如今只存于意念之中的善落实为事实——这便是人生的归宿与目的；而在成就它的同时，我们也达成并保守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体，以及众人与神明之间的一体。这，总该算得上一个不愧被称为宗教的信仰了。我并不是说万民都自觉地抱持着它，因为在任何国家里，万民都是不作思辨的。但我要为我们申明：我们万民的生活，其安排与布置正与我们信念的设定相合；他们纵不宣之于口，却在行之于身，行着我们先贤的教义；而每个社会都该立足其上的那两条要旨——兄弟之谊与劳作之尊严——则由我们世俗制度的构造，以直接而不容误解的形式，送到了他们身上。

以上寥寥数语，便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眼中儒家的精髓。至于基督教的意义，我虽在欧洲住了这么久，要领会却难得多。不过我若把自己的印象记下来——那是从研读诸位的经书、诸位的历史、诸位当下的生活中得来的，无论它有多少分量——想来也是可以见谅的。在我所作的这些观察里，我心中所存的问题，与其说是诸位宗教真不真——这一层我自觉无力评断——不如说是它于诸位的社会制度有何干系。而在这里，比在任何别处都更甚，我震惊于诸位的文明与我们的文明之间那道宽阔的鸿沟。

我看不出诸位的社会究竟哪一点是立足在宗教上的；倘若我对基督教的品性领会得不错，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在诸位的福音书里似乎看到的、在诸位神学家的辩论中似乎看到的那个理想，不是在地上劳作，而是在天上默观；不是人类合为一体，而是圣徒相通。这个理想是否比我们的更高，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不能不认为它更难行。人们大概会想，若把地上的生命只看作一出戏里的一段插曲，而这出戏的主场在别处，那么要在这样的想法上建起一个安稳的社会，纵然不是不可能，也必定是难的。对那些从较为世俗的角度看必属根本的考量漠不关心，把此世种种分别一并消融在永恒那片白亮的光焰里，对群体生活的种种细节随手摆布——因为认真去经营这些细节，同宗教是难以相容的——这些似乎正是真心奉行基督教自然会有的结果。而据我所解，诸位所谓「信仰的年代」，其文明的品性也正是如此。苦行、修道的誓愿、僧侣的把持，生死间那些琐细的利害被天堂地狱那些莫大的关口压得渺不足道，行乞被尊为圣洁，财富被鄙弃，理性被遏抑，想象被养得臃肿，属灵的权柄与属世的权柄交战，肉身与魂灵结仇，到处是分裂、冲突、纷乱，是心智上与道德上的疯狂——这便是西方历史上那个非同寻常的时代的品性，那时基督教的想法曾试图把自己落实为事实。那是一个宏伟的理想同物质与道德世界的一切事实之间生死的搏斗。而在那场搏斗里，理想败了。从战尘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一如它走进去时那样，是属世的：公然地重现世，坦然地好奇，怀着一股炽烈的热忱，一心要驾驭自然的一切力量，要美、要财富、要才智、要品格、要权力。从那时起，诸位虽仍自称信奉基督教，却不曾试图把自己的制度基督教化。恰恰相反，诸位的用意是把旧秩序的每一点遗存都一扫而空，把教会同国家分开，把仪式与信念同行为分开。诸位坦然地把自己的社会交给了经济与政治之力去摆布，而其结果，我在前面一封信里已经试着描画过了。

然而，诸位的社会一面是在纯粹物质的根基上演成的，另一面，宗教在诸位中间也并没有不被承认。只是它一旦同社会制度这个天然的根断了，便取了种种在我看来不是无用便是危险的形态。凡自称信奉基督教的人——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不自称信奉的，是没有几个的——要么只是口头上信奉，用这法子把那份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的、来自理想的索求应付过去，然后心里和良心上都一身轻地回过头去追逐自私的目的；要么是真被基督的教诲攫住了，于是几乎不可避免地被逼到了革命者的位置上。因为那些教诲，若被完全接受、被公允地解释，必定会显出同诸位社会的整个构造格格不入。这些教诲是几百年前由一位温和的东方的热忱之人宣讲的，他没有学问，不曾远游，也没有历练；它们的出奇之处，不仅在于对兄弟之爱那种温柔动人的呼吁，也同样在于对人所能有的其他一切优长的厌弃或漠然。这位奥古斯都与提比略治下的臣民，活过、死去，始终不知道罗马帝国的历史与命数；他与维吉尔、李维同世，却读不懂他们写作所用的那种文字。他生在外省，以匠作为业，性情上是个诗人、是个体道之人；在短促的一生里，他既少有机缘、也少有意愿去通晓那门以国家昌盛为归宿的学问的皮毛。财富如何生产与分配，权柄如何配置，规范劳作、产业、通商的种种法度，这些事离他的关切之远，正如它们超出他的理会之外。要说激发一个教门，从来没有人比他更堪当此任；要说创立或执掌一个邦国，从来没有人比他更不堪当此任。可偏偏就是这个人，他那些天真的克己格言，被西方各族奉为福音——而西方各族正是一切掠夺、暴力与进犯的典型。难怪诸位的历史是一部漫长而可叹的对抗、骚乱、屠戮与纷乱之史！难怪属灵的与属世的权柄在公开的交战与同样不体面的休战之间来回摆荡！难怪直到今日，诸位中间凡真被自家宗教的精神所感发的人，无不惊骇地从这个自称已把它的道理奉为己有的社会里退开！这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信条所必受的报应：它无法贯注于现实；它只能把那些本该从内部去塑造、去驾驭现实的力量，聚拢在既成秩序之外，并且同它相对立。魂魄始终没有躯壳，躯壳始终没有魂魄。诸位这个政体，过去如此，如今也如此。它自称代表着一个超乎人的理想；其实它连一个属人的理想也不曾代表。它属于泥土，沾满泥土；而在高高的天上，那位拿撒勒人的声音像鬼魂一样呼唤着，还是那样纯，那样清，那样落不到实处——一如当初它从加利利的岸边，向支撑着这世界的罗马之力掷出挑战的时候。

我这样冒昧地、如我所感地坦白说出诸位的社会同诸位的宗教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的读者多半会又惊讶又愤慨。那么请容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并印证它；这个例子如此昭彰、如此触手可及，我想即便是最不肯正视实情的人，也不能不有所动。

在基督的教诲里，若说有哪一点比别的都更鲜明，那就是他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的斥责。凡以无成见之心读福音书的人，无不惊觉他把这条道理申说得何等着力。「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他的话，而且是郑重其事说的，不是比喻，也不是什么「求全之道」——不是那种本该如此却办不到的话。不是的！这是出于确信、出于真理的话，有说这话的人整个的品格与行事作后盾。这话所体现的道理，当然是可以争辩的。人们可以主张——事实上历来多数人也一直这样主张——武力是维系社会所不可少的；没有它便没有安全，没有秩序，没有太平。但抱持这种主张的人，就不能算是基督徒——在「基督的追随者」这个本义上不能。那么，既然西方各族在其整个历史上无疑普遍抱持着这种主张，那么无论他们自称什么，他们就不可能真是基督徒。然而这个推论他们历来是不肯接受的。他们把自家教主的话解成与字面相反的意思，并且——显然丝毫不觉得自己正犯着何等不通的错——把他设想成一个卫士与斗士，不但卫护他们那整套以牢狱与绞架为基石的法度，还卫护他们所有的战争，甚至那些在常人的良知看来最没有道理、最不公义的战争。

要证明我这番话——若还需要证明的话——我不必去翻历史上的例子。只消提一提我心里自然而然最挂着的那桩事就够了：西方列强新近对中国的进犯。事出有因，我无意否认，虽然起衅的并不是我们。可使我满心骇异——若要我说得坦白些，甚至满心恐怖——的，是这样一件事实：欧洲各国竟要从基督福音的立场来为自己的行径辩解；而且在他们中间竟有一位基督教的君主，在打发士兵去做一桩复仇的差事时，竟以那位教人转过另一边脸来的人的名义，催促他们不单去进攻，不单去杀戮，而且是杀无赦！

我那个总的论断——诸位所信奉的宗教，无论于个人的生命有何效力，于公家的政策则几乎全无效力——还需要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呢？它或许在这里那里感发过某位隐居的圣徒；它却从来不曾感发过那些执掌国家的人。那么，硬说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比我们更高的宗教，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不愿在这样贫瘠的地基上争辩。「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诸位自己的先知这样说过；那么我就甘愿诉之于果子。儒家或许如诸位所断言的，根本算不得宗教；它或许是一套低一等的伦理规条；可它却把中国人造成了世界史上唯一真心厌恶暴力、敬重道理与正义的民族。

说到这里，唯恐诸位以为我有所偏袒，请容我搬出一个人的证词来帮衬——在诸位同胞之中，没有谁比他更久、更亲切地了解我们，他为我们国家所尽的力，凡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请诸位先把随军访员那些无知的谩骂放一放，听一听赫德爵士的声音：

他说中国人「品行端正，守法，明慧，俭省，勤勉；他们什么都学得会，什么都做得来；他们礼数周到一丝不苟，他们崇尚才学；他们信『理』信得那样坚，以至不屑去想『理』还需要『力』来撑持或强行；他们喜爱文章，无处不有他们的文社诗社，彼此讲习、切磋各人的文与诗；他们持有并奉行一套可敬的伦理，他们慷慨，好施，乐于行善；他们受人一饭之恩必不相忘，人有小惠他们必厚报之；他们虽也知道钱能买到差使，可一个人单是富有还远不足以赢得众人的看重与敬意；他们讲实际，教得会，天生一副了不起的常识；他们是出色的匠人，靠得住的工人，做买卖时的诚信人人承认、人人佩服；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国家像这里一样，把『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守得如此虔敬，如此周全而无一例外；这实在是他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官场生活与举国生活的主音，也正因如此，『他们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得享长寿』。」

赫德爵士的话如此。我不求比这更好的褒辞了。这里没有超乎人的德行，没有泯灭自我，没有对人性根本事实的狂热否弃。这里有的，是一种按照我们合乎情理的理想所过的生活；这里有的，是对那个理想的一种信念，其效力之大、根柢之深，已经差不多把武力的使用顶替掉了。「他们信『理』」，赫德爵士说——容我再引一遍——「他们信『理』信得那样坚，以至不屑去想『理』还需要『力』来撑持或强行。」

是的，不接受和平福音的我们，倒在奉行和平的福音；接受它的诸位，倒把它踏在脚下。而且——这是讽刺中的讽刺——竟是基督教世界的各族，用刀与火到我们这里来教我们：在这世上，「理」若无「力」撑持，便是无能为力的！

哦，请不要怀疑我们会把这一课学会！等我们学会了，欧洲就有祸了！诸位正在给一个四万万人的民族武装起来！这个民族在诸位到来之前，别无更高的心愿，只想同自己、同全世界相安无事地过日子。诸位以基督的名义吹响了执戈的号角！我们，就以孔子的名义应召！

七第八封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避免细论我们同西方之间眼下的政治与通商关系，也避免细论把局面弄成今日这般人人痛惜的那一连串事变。我毋宁是想让诸位对我们文明的总体品性有所同情，想指出它与诸位的文明在哪几处显著不同，想把那些更根本、更长久的情形凸显出来——正是这些情形，使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如此艰难、如此易碎。然而我也瞒不过自己：即便是抱着同情的读者，也很可以向我要求更多一些；我若要让他满意，就不得不——尽管极不情愿——踏进眼下这片争论的场地。因为他很有理由要问：倘若诸位的百姓果真具有阁下所说的那些品性，倘若他们果真那样公道、那样正直、那样厌恶暴力，那么他们何以竟做出了文明世界史上所知的最严重的一次背弃国际情谊之举？何以竟犯下了那样一些行径，震骇并激怒了照阁下所说远不及他们开化、远不及他们仁厚的那些国度的良知？

作为答复，我要申明：我从不曾断言中国人是圣人。我说过、而且至今仍坚持：只要听任他们自便，只要他们所习惯的秩序不被粗暴地搅乱，他们便是这地面上最爱和平、最守法度的民族。那么，倘若他们挣脱了世代相沿的约束，倘若他们一时露出了那副野兽的爪子——无论诸位的文明还是我们的文明，纵能把它藏进鞘里，也永远拔它不掉——那么这场爆发之酷烈，恰恰只能证明所受的刺激之深。诸位明白那刺激是什么吗？我怀疑！那么，请容我把事实简略地记在下面。

当初诸位的商人来到中国，并不是我们请来的；可我们还是接待了他们，纵然算不上热忱，至少是容让的。只要他们肯遵守我们的章程，我们就愿意准许他们通商，但始终有一个条件：不得搅乱我们社会与政治的秩序。这个条件，在早些年，诸位的同胞是答应遵守的；此后多年，虽偶有争执，他们同我们之间并没有闹出大乱子。乱子起于一桩事，而在这桩事上，连诸位自己也几乎不敢为自己的所为辩护。诸位买卖中很大的一部分是鸦片的买卖。我们看到这种毒物的吸食正在摧毁我们百姓的身体与德行，因此禁止了这项买卖。可诸位的商人却规避法令，把鸦片私运进来；到最后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把这违禁之物的全部存货查抄销毁。诸位的朝廷就拿我们这一举动作了开战的口实。诸位侵入我们的疆土，勒取赔款，还从我们手里取走了香港这座岛。这算得上一个吉利的开端吗？这能让我们领会到英吉利这个民族是何等公道、何等光明磊落吗？

年月过去了；一桩关于船旗特权的小争执——在这桩争执里我们至今仍认为理在我方——又一次把我们同诸位推到了冲突里。诸位拿这场不幸的冲突作口实，提出了新的要求。诸位联同法国占了我们的国都，把一些条款强加给我们，而这些条款诸位是绝不敢拿去向一个欧洲国家提出的。我们屈从了，因为不得不屈从；我们不是一个尚武的强国。可诸位以为我们的公道之心就没有被激怒吗？再往后，欧洲每一个列强都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攫取并占住了我们一部分疆土，诸位以为我们既然抵拒不了，就没有感觉吗？一个中国人回顾我们同诸位六十多年来往来的历史，在他眼里，诸位岂能不自然而然地显得同强盗与海盗相去无几？

诚然，这样看是过于苛刻了，我自己也并不完全这样看。研读过诸位的官方文书之后，我确信诸位是真心相信自己这一边多少有几分道理的；而我也太明白人世间一切事情的纷繁曲折，不至于否认诸位的看法里或许也有几分东西。不过我仍要请诸位把每一个细节上都会生出的无休止的争辩撇开，来看一看局势的大体事实。这一路走来，究竟谁是先动手的一方——是我们，把话往最坏里说，不过是执意要守住自己的社会、风俗、法度与政体，抵住一个异质文明的浸染；还是诸位，一心图着通商的利，决意不惜任何代价硬闯进我们的疆土，并且随货物一道把诸位文教与思想的酵母也带进来？倘若在随之而来、势所难免的冲突里，我们有开罪于人之处，我们至少还有自保这一条可说。我们的错处，即便算是错处，也只是一桩根本正当的事情中的插曲；而诸位的错处，本身就是诸位行事的全部实质。

请诸位稍想一想，诸位给一个骄傲而古老的帝国加上了怎样的条件——这个帝国几百年来一直自信立于文明之首。诸位违背我们的意愿，强迫我们向诸位的买卖开放口岸；诸位逼我们容许一种我们认定正在毁掉我们百姓的毒物输入；诸位把侨居我们中间的臣民豁免在我们的法度之外；诸位把我们沿海的航运据为己有；诸位还要索取我们内河的航运。我们这一边每一次想抵拒诸位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的索求与新的进犯。而在这整段时日里，诸位却一直摆出文明民族对付野蛮人的架势。诸位强迫我们接纳诸位的传教士；而当他们以无知的热心把我们的百姓激得群起相抗，这一层诸位又拿去作了新的劫掠的口实；到后来我们便不无自然地相信：十字架是刀剑的开路先锋，诸位的宗教于诸位唯一的用处，就是拿它当一件战争的兵器。

请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个英国人若受到同样的对待，会是怎样的心情。设想我们长久占住了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设想我们在诸位的疆土上安置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把他们豁免在诸位的法度之外；设想沿着诸位的海岸与通航的江河，我们的船把诸位的船排挤出去；设想我们硬要诸位免税输入烈酒，明摆着要毁掉诸位的人口；设想我们在诸位一切主要的城镇里派驻了人手，去抵消诸位教会的教诲，去掏空那一整套习以为常的信念的架构，而诸位社会的安稳正系于其上。设想这一切诸位都不得不忍受。那么有朝一日，诸位若发现中国的使馆被一群嚎叫的暴民围住，儒家的传道者到处被追杀，诸位会大吃一惊吗？诸位当真会愤慨吗？那么，对于中国所发生的哪怕是最糟糕的事情，诸位又凭什么吃惊？凭什么愤慨？我们的所为究竟有什么离奇骇人之处？

诸位会说，按万国公法，使馆是不可侵犯的。不错；但请记住，当初正是用刀剑逼着我们接纳公使的，而公使驻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向视为国耻的标记。可是我们的暴民残忍而野蛮。唉！不错。那么诸位的军队呢？基督教世界的各族啊，诸位的军队呢？去问一问从北京到海边那片一度丰饶的土地；去问一问被杀的男子、被凌辱的妇女和孩子的尸首；去问一问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同有罪者一同遭殃的无辜之人；去问一问诸位自称侍奉的、那位爱人的基督，请他在我们与诸位之间断一断：我们是在疯狂的绝望里奋起，要救自己的国；而诸位是以罪报罪，竟不曾停下来想一想，诸位所报复的那桩罪，正是诸位自己不义所结的果实！

罢了，事情过去了——至少眼下是过去了。我不愿在往事上多加流连。然而往事的教训是我们对将来行事的唯一指引。除非诸位西方人肯认清实情；除非诸位肯明白，震动了欧洲的这些事变，乃是长久以来一路不义与压迫的报应；除非诸位肯懂得，诸位的文明与我们的文明之间那道深深的对立，并不比我们把诸位看作野蛮人更有理由让诸位把我们看作野蛮人；除非诸位肯把我们当作一个文明的国家来对待，尊重我们的风俗与法度；除非诸位肯给我们诸位会给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那种待遇，并且不再勒索那些诸位做梦也不会去强加给一个西方强国的条件——除非诸位肯这样做，我们之间便没有太平可望。

诸位羞辱了世上最骄傲的民族；诸位激怒了最正直、最公道的民族；其结果如今已昭然可见。倘若从前无知还可以算诸位的借口，那么从今以后就不要再拿它当借口了。学着了解我们；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学着更好地了解诸位自己。写下并刊布这些信札，我唯一的用意就是为此尽一分力。倘若我有所冒犯，我深表遗憾；但冒犯人的若是真话，那么这一层我既不该也不肯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