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品

皇帝之死

大清皇帝载淳，受命于天，君临四海，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星期二晚间驾崩，年十八岁零九个月。外国人误称他为同治皇帝；其实同治不过是年号，立这个年号，正是为了不让百姓以俗口亵渎一个他们连写都不许写的名字。〔注〕直到新君——先帝的堂弟——正式即位，宫墙之外无人敢透露一个字；因为一旦让人知道国家失舵漂流，任凭叛乱与暴动的恶浪摆布，危险的念头便会滋生。于是先宣布幼主即位、年号光绪，然后才公开先帝已经宾天。

〔注〕 皇帝名字里的一个字或全部字，都要增笔减笔，加以改动；好比因为储君名叫阿尔伯特，我们就得把「阿尔伯特表链」写成「阿尔巴特表链」。同样，儿子一辈子不会说出、也不会写下父亲的名字；孔子、孟子的名讳，则是人人都不许犯的。

这个命途多舛的少年，刚要成人、刚要亲掌四万万生灵的政柄，就被早早夺去了性命；而他个人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还在襁褓中就承袭了一位纵欲荒淫的父亲留下的尊位，这件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处，都没引起多少注意。自那时起直到一八七二年，我们听到的关于这位陛下的消息，无非是他满文颇有长进，或者在二十五码开外十箭中的三箭。他学过骑马，可直到死那天，也没参加过本朝早先诸帝常有的大围猎。他学认字，学写字，至于经书读到什么程度，自然只有他的师傅知道。丹青是不是御前的消遣，说不准；戏曲得到的恩宠，只怕有余无不足。宫里的后妃与太监出了名地爱看戏，借此消磨那单调的日子：看名角一本正经地做工，听丑角怪腔怪调、花脸滑稽地插科打诨，笑个不住。听《礼记》定下的乐调，独自一人庄严地享用专供天子的八珍〔注〕，先帝就这样过完了童年；到一八七二年，他娶了美貌的阿鲁特氏，才算实际登上了祖宗的龙位。在此之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隔着竹帘与军机大臣议事，代少年天子用朱笔批阅一切国书，多半连问一声他准不准的过场都省了。

中国皇帝大婚，仿佛把世人从惯常的麻木里唤醒了一阵，有那么几个月，欧洲人的眼睛真的转向了花之国；《伦敦新闻画报》热心可嘉，特派了一位记者前往，他寄回的那些珍贵稿件，将永为记载。然而典礼刚过，御杯里就浮起一滴苦水。海外来的蛮夷登门，要求当面觐见这位天下共主。第一次觐见的经过，我们记忆犹新：每一步都有守旧的大臣设下琐碎的障碍，礼节与班次的争执层出不穷，最后总算把叩头礼堂堂正正地顶了回去，改成五鞠躬。《京报》上那一小段话，人人都看见了：某日某时，外国使臣获准觐见皇帝。中国人又不辞辛苦地把一个荒唐故事传遍帝国每个角落，我们听了都笑：说我们的公使像法厄同一样求得了那桩危险的恩典，两膝却抖得直打架；说他在御前直挺挺跌倒在地，浑身大汗淋漓；说那位引路的亲王倨傲地责他没有胆量，还给他起了个轻蔑的绰号，叫「鸡毛」。

〔注〕 这八珍是：熊掌、鹿尾、鸭舌、电鳐鱼子、驼峰、猴唇、鲤尾、牛髓。

其后，一八七四年春，先帝举行谒陵大典，祭拜祖宗陵寝。大婚之前他也尽过一次这份孝道，只是当时安放他父亲遗骨的陵墓尚未完工，一切都办得简略而不张扬。这最后一次却大事筹备，（账面上）花费巨万，务求把这场仪典办得钱所能办到的最为壮观。人人得见天家谦卑地行着那同样神圣的礼——这礼是每个儿女都必须行的，只要还有一儿一女在世，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假手他人。御驾所经之路，两旁挤满了忠顺的子民，都盼着一生中能见一面这位被教导要当作神明化身的人物；等圣躬当真出现在眼前，那份激动无法形容。老的少的、妇人孩子，一齐跪倒，成千上万纯朴而挚爱的百姓，一面祝颂，一面涕泣哽咽。

这位少年君主生平的下一个关口，发生在几个月前。天子〔注〕并没有借助西方的医术，来免除那一长串疾病中最可憎的一种。他没有种过痘，尽管人人知道北京一到冬天天花就流行。诚然，那里常见的不过是较轻的一种；但不难想见，这样一位少年亲王会是何等无力的猎物：长年困在都城的心腹之地，难得出宫一次，出去也只坐轿；无论寒暑，每天三更就被叫起来办公事，那差事对一个孩子能有多少趣味；除了妻妾的陪伴，别无消遣可言。间或有脉案发布，说病情日有起色；到后来又宣称陛下即将痊愈。所以他的死既突然又出人意料；所幸此时中国既无战事也无叛乱，大臣们的全副精力都能用来防范这两样祸患。宫廷深服丧一百日，身穿各色料子的白色长衣，里面衬白裘，外面再罩一件毛朝外的白毛皮披领。大员的长衣用白狐皮，寻常官员则将就着用蒙古白羊的卷毛。一百日内，全国男子不得剃头，妇人也须戒掉她们爱到过分的那些花哨头饰。期满之后，宫中改服黑色；此后到年终，都要穿黑色，至少也得是暗淡的颜色。

〔注〕 「日月之兄」之类的称呼纯属杜撰，中国压根没有。

整整十二个月内不得嫁娶——这是就官宦人家而言；百姓宽些，以百日为限。整整一年内，不得更换家家门框上贴的红纸联，那上头写着经书里的嘉言；非官宦人家照例又减到百日。当此哀期，生了儿子——中国人在世上最大的心愿——也没有亲友上门道贺；不送红蛋给这运气好的爹娘，也就不必摆酒回礼。一切喜庆，各色人等整整一年都不许办；笛声与弦索那熟悉的声音，家家户户、大街小巷都静了下来。〔注〕中国寻常的名帖——一张约六寸长三寸宽的红纸，上面大字写着主人姓名——改成暗褐色；信笺上原本印红的格线，也改印成晦暗的蓝色。官印一律用蓝色，不再按品级用朱红或紫红。红色是绝对的禁忌；红是欢乐喜庆的象征，也是中国每个姑娘嫁衣的颜色。用一张素白的纸、蘸黑墨给朋友或生人写信，是一种侮辱。礼数要求字行之间有红线相隔；若没有，也要贴一小条红纸，聊备一格。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一切图章印信都是红的——好让商人、官员以及别的什么人，不论纸上原来有没有红，都能用。在中国的外国人也不妨一概要求自己的雇员照办；他们对本国人，哪怕地位再低，也是当作本分来守的。

〔注〕《孟子》卷五下第四章。

这套礼数施行下来，有几类人受害远比别人重。农夫百日不得剃头，固然不便，可比起成千上万剃头匠的境遇就算轻的了：整整三个月，他们不知道每天那碗饭到哪里去讨。然而还有一大帮人比剃头匠更惨，那就是凡与戏班沾边的一概在内。他们的行当没了。一年之内，无论公演私演，一律不准。这一年里，戏子是天地间的弃民，没有正经的活路。戏园的班主多半早已把自己的窝填得足够暖，熬过这一年不至于太难堪；可是在我们那里，戏子素来以不会打算著称，就是在节俭的中国，他们也不例外。

外省的官员，除了上述种种一一遵行，接到「哀诏」之后还得在专设的一处祠堂里，一日三次、连哭三天。在那里他们理应追念先帝的德行，尤其是把自己提拔到今日位子上的那一桩恩典。眼泪是要真流的，算是对那颗官印小小的报答——正是这颗印，让持印的人往往靠着贫苦挣扎的百姓发了财。不过我们猜想，服丧者心里想的，多半是御史里头自己能数出几个熟人，而不是先帝那无上的恩德。

丧子的母亲失去了独子，也失去了中国的指望，我们同情她；可是话说回来，若说可庆贺的地方不多，可惋惜的地方就更少。这个国家失去的只是名义上的元首，一个十九岁的平庸少年，甘心躲在后宫里，从不曾自己担起一点治国的责任。外国人在北京住了十年，离他寝宫不过半英里，他却或是毫无好奇，一点都不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来路；或是虽有此心而没有决断去施行——本朝有几位更胆大、更有魄力的先帝，我们不难想象他们会怎么做。如今权柄又落到一个孩子手里；这孩子会像先帝一样，在一个由女人和太监构成的宫廷的种种阴谋里长大，全然当不起像样的、有力的统治。

那座为承放梓宫、十二年来一直在营造的华丽陵墓——按中国的规矩，人不死不得完工——将要目睹这个不幸青年生涯的最后一幕。他即使在最卑微的子民眼中也从来不是可羡的人物，身后也没有留下一座碑，好教人日后记得他。

妇女的地位

说中国妇女的地位普遍被人误解，大概不算冒失。在穷人那些肮脏的棚屋里，她们被描绘成受尽虐待的苦工，打水的，磨谷的，起得最早，睡得最晚，一路走过这涕泪之谷，没有一丝快乐或指望的光照进来，还常常被饥寒的剧痛熬得心苦。可惜这幅画大体是真的；至少真的成分足够多，多到里头那点伤感的虚构可以混过去不被察觉，于是「中国女人在人类与文明的等级上很低、极低」，就成了公理。中国下层妇女为了每天那一碗饭和白菜，确实要拼命做活；可是别的国家里同等身分的女人也一样，何况那里生活必需品更贵，孩子更多，丈夫酗酒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中国的劳动阶级却出奇地不喝酒：鸦片他们买不起，喝中国酒的也很少。男女都吸烟，做活的空当抽一袋；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享受。于是无论男人女人挣来的每一个钱，都用在买吃的穿的上头，而不是去肥了酒铺老板；再说吵架斗殴的比例也因此大为减少。

中国穷人身上的一大累赘是家族的牵连：不但要奉养年迈的父母，还要在叔伯兄弟乃至极远的堂表亲失业时供他们口粮。当然这制度是两面的刀，因为总有一天轮到那些亲戚来管你一日三餐；而在一个没有济贫税的国家里，养老全靠子女，这就把生男孩的身价抬到了今天这样高。所以中国虽然穷人极多，赤贫无告的却极少；每座中国城里都能看见的那几个可怜的弃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年阔过、后来毁在鸦片烟枪或赌桌上的。按人口比例，中国挨冻受饿的人远比英国少；单就这一条最要紧的而论，中国劳动阶级的妇女比她们欧洲的姐妹过得好得多。打老婆的事是没有的，虽然在某些情形下丈夫握有生杀之权（《大清律例》第二九三条）；反过来，妻子只要动手打丈夫，就可判一百板，丈夫还有权休妻（《大清律例》第三一五条）。实情是，这些苦命女人总的说来被丈夫待得很好；她们拿一条舌头把丈夫管得服服帖帖，那份厉害不输西方任何一个泼妇。

至于富贵人家那些精巧的宅子，外国人对里头的中国妇人，同情比对她们低微的同胞姐妹还多。她们被说成不过是件摆设，一架没有灵魂、没有生气的机器——她替主人烧起那阵烟，好把他送进又一个把钟头的醉梦，而这位抽鸦片的主人则用那双好色的眼睛，愉快地在她身上停一停。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人教，从不出门，不见朋友，不听外面的消息；因此她毫无半点心智可言，给丈夫做伴，还不如他大门口那只石狗。我们虽不敢说亲身见识过哪家豪富的内院，但从书上读来的、从谈话里听来的，自信已经足够多，足以让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中国的太太小姐。比方说小说里的女主角，无不学问渊博，做得一手好诗，开口就引孔子；不妨公道地设想，这样的人物并非全然凭空虚构。何况家境宽裕的中国姑娘，大都学过认字，尽管不少人识得、写得几百个字也就知足了。她们个个学刺绣，而且绣得极好；中国男人腰带上挂的那些小玩意儿，差不多总出自他妻子或姊妹之手。中国太太之间走动串门是天天有的事；逢到某些节期，庙里挤得水泄不通，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金莲」〔注〕都来了。她们请女眷女友吃小席，席上说长道短，搬弄是非，尽兴而后已。大老婆有时跟二房吵起来，两个人把家里闹得滚烫，苦的是那位丈夫。「你们外国人不是也怕内房里的人么？」一个怕老婆的中国人有一天这样问我们——听说悍妇并非中国独有，想必他得了安慰。中国女人最快活的时刻之一，是一家人围着丈夫、兄弟、或者儿子坐下来，屏息凝神、深信不疑地听一段她爱听的《红楼梦》。她字字都当真，在那片虚构的天地里流连，那份笃信，不亚于西方孩子读《天方夜谭》里的奇事。

〔注〕 中国女人小脚的雅称。

礼节

中国人最自负的东西，除了那十三经，恐怕就数「礼」了。即便单凭他们的典籍还不足以把他们放在比不识字的蛮夷高出许多的心智等级上，单是那一套规范人与人日常往来的重要仪节——化外之民自然一窍不通——也尽够让这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天朝人自居于他今日那个令自己十分满意的尊位。偶尔有好问的中国人问起，外国人究竟懂不懂礼数；听说我们的礼节和他们的一样繁琐累赘，他们总是惊讶，惊讶的程度与他们的无知成正比。须知我们说的主要是读书人，不是那些「阿仔」和买办——这班人很快就学会了既向主人碰帽檐致意，又拿主人的手帕擤鼻涕。我们要谈的，只限于那一大群日夜苦读《中庸》、嘴唇不屑吐出鸟语的人。

若说一国的伟大可以从国民的仪表举止来衡量，那么中国无疑在万民之中位居前列。一位穿着全套公服的官员，气派十足，举止端凝，从容自持，虽然他比寻常英国人要矮上四五寸。这一层他多半得力于那件长袍——顺带说一句，我们盼着这袍子日后能改一改；但更得力于对一门技艺的精心苦练，这门技艺在欧洲如今差不多被那些一心要在舞台上出头的人垄断了。中国的绅士躬身请你进屋，或者亲手奉上一盏茶——这盏茶，下文将说明，对宾主的和洽何等要紧——其间没有一个动作是难看的。客人不坐下，主人绝不肯先就他右首的位子；谈到兴头上，两人中无论谁稍稍欠一欠身，另一个也一定要跟着欠身，这是不可推卸的本分。绅士是不会在同辈站着的时候自己坐着的。有时候，遇到不必对客人格外恭敬的场合，仆人会端茶进来，两手各一盏。他站在主客面前，双臂交叉，用左手奉右边的客人，用右手奉自己的主人。这样做，是要把两只手的掌心——中文正作一个「心」字——都亮给受茶的人看。这是忠诚与敬意的表示。

这茶叫「客茶」，本不是拿来喝的。它另有一桩比解渴更有用的使命。可怜那红毛蛮夷，话还没说上十句，就贪馋地把一盏茶喝得精光，正好坐实了主人本来就有的、对西方礼俗的坏印象！其实只消费一点功夫学学中国人这些古怪的仪节，他本可以博得开明宽厚的美名。因为中国人表面上瞧不起我们，心里却很清楚我们暗地里也瞧不起他们；所以我们但凡自愿地迁就他们某一样无害的成见，他们总是感念在心。话说回来，「客茶」是备着给宾主任何一方作信号用的，表示会见到此为止。客人刚把茶盏举到唇边，十来个嗓子就已经朝他的轿夫喊起来了；主人若另有要事，不能再奉陪，也是一样。事先没有打过招呼——除了熟朋友之间，这种招呼是少有的——这盏茶就万万不可去碰，除非是要告辞。

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可以随便问对方姓名、籍贯，甚至前程；倒是问年纪，并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常见。对上了年纪的人问年纪总是恭维，老人家也理当以高寿自豪；问法很别致，叫作「您的尊齿几何？」中年人却一般不爱听这问题，答的话也少有靠得住的。可以问一个人有几个孩子，是男是女；也可以问他父母是否还「在堂」，即是否健在。他的妻子却绝不该提，连最迂回的方式也不行。朋友路上相遇，一方或双方坐着轿的，立刻叫停轿夫，尽快下来；骑马相遇也照此办理。同人说话，哪怕对方地位再低，眼镜也一定要先摘下来——这条极要紧的规矩外国人全然不知，我们想，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许多无礼，多半由此而起；不然他们本会礼数周到之至。碰上这种时候，外国人要么迁就，要么就等着挨白眼；凡不牵涉自尊与国体的地方，我们劝他无论如何走最能息事宁人的一条路。中国的礼节，对研究者是一片广阔的田地；我们认为，若肯广泛而有条理地去探究一番，是很值得的。

礼节（二）

对中国的语言与习俗一概不闻不问，其害处每日每时都在主仆之间那种通常不甚愉快的关系里显露出来。仆人几乎无一不轻蔑他们的外国主人，之所以肯投在他们手下，只因这份差事报酬丰厚——这是众所周知、无可辩驳的事实；可为什么会如此，却实实在在难住了不少人，他们自觉待本地的下人只有极度的和善与体谅。然而，对稍稍窥见中国人心思脉络的人，这答案并不难寻：十八省的每一个居民既然相信中国是文明与权力的中心，也就顺理成章地断定，他的语言与习俗是唯一值得国人与蛮夷留意的东西。他因身份所迫不得不学的那几样外国规矩与习气，其间的格格不入，反倒更叫他确信自己高人一等，而不是相反。试问，除了蛮夷，谁会在「酒泛金樽」的宴饮时辰，铺上一块白桌布来亵渎它？白是哀与死的记号。那张「八仙」桌上柔润的红漆，连着婚嫁之喜的种种联想，岂不雅致得多！还有那主人，竟坐在自家席面的上首——那本该是最尊贵客人的位子——又把客人安在自己的右手，而不是左手！这些红毛蛮夷，真真是天地间的渣滓。

等他想到这一步，我们这位本地的家仆已经顺着一条直截的推理，在心里定下了另一个要紧的关节：中国规矩要仆人对主人尽的那些礼数仪节，用在这么一个下等人身上，全然不合宜——此人偶然手里握着几块洋钱，便得了「主家」的名号，至于主家的名分，却几乎谈不上。于是，主仆之间的日常往来，便处处是些粗野无礼的小节，外国人自然一概看不出来。家童穿着短衣来听差，甚至就这么在席上伺候——这样的侮辱，中国人断不敢加在自己同乡头上。他见主人时把辫子盘在头顶；街上走过主人身旁，也不碰一碰帽檐，也就是说，不肯站到路边等主人过去。听吩咐的时候他东倒西歪、抓头挠痒，不肯两手垂在身侧端端正正地站着；进屋鞋跟拖着，或者光着脚不穿袜；主人、主妇或他们的朋友走近，他也不起身；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失礼的小处，若在中国绅士家里，足够叫他立刻卷铺盖。我们自己颇以此自负：一定要仆人拿出对本地主人那一样的外表恭敬来待我们；而且相信，只要严守这个法子，多少总能赢得他们几分敬重。不过，有些事中国人不论出身高低都毫不在意，外国人的神经却一碰就受不了，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另立一条专律，在我们家里号称「禁痰法」。

常言道，中国人若有人好好统带，是极好的兵；而一家大商号的首脑，不就是一支小小军队的总司令么？他这支队伍效力如何，靠的远不是人的聪明所能想出的赏罚章程，而是施于其上的种种道义力量。因为中国人和别处的凡人一样，喜欢自己的成见得到尊重；怕羞与畏人笑，在他们天性里扎根之深，不让天底下任何一个民族。他们极怕挨打，不大是为了皮肉之痛，而是觉得有什么比这副臭皮囊更高的东西受了伤害。我们一位朋友，只因一时性急，拿一只袜子扔了仆人，就此丢了一个好仆人。所以我们以为，中国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而这些人的心思大体又都照着同一个模子造出来，那么他们的语言与习俗，比在华外国人一般所肯给的，值得更多的留意。

文学

有一条几乎人人认可的信条：在中国人那些自取灭亡的偏见与可笑的迷信背后，藏着一笔神秘的扎实学问，深埋在「中国文学」这片未知之地的最幽深处——远在西方人的目力之外。汉学家们含糊其辞地暗示，那里有各门科学的精深论著，有不偏不倚的史书，有直笔无隐的传记；一面又格外用力地强调，写这些书的文字何等艰深，还不忘细说每一部由多少卷册组成（有时说出来的数目简直神话）。大概正因如此，肯把书读到小说之外去的学生寥寥无几；他们终其一生，对中国那笔文学财富始终蒙在鼓里——热心人最爱把这笔财富比作她那些尚未开采的金属与煤矿。然而，要对一部书的价值下个大致不差的判断，并不非把它从头读到尾不可；所以许多已能不靠先生、轻松读完一部小说的学生，本可以从数量足够多的最著名的科学或史学著作里窥见门径，从而看清这整片浩瀚文献的真正分量。浩瀚是无疑的——不过我们自己不揣冒昧，想给它一个公平的估价（自然是同世界上别的文学相比较），刚一动手就发现，几年的勤苦竟是实实在在地白扔了。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说过（若我们记得不错），一个人多懂几种语言，就多做了几回人。倘若他要传达的意思，无非是一个会说法语的英国人凭着这点口语的本事也就成了法国人，那么这句格言不过浅薄之谈。借一种新的文学去打开思想的新天地，才算得上一分值得为学外语而付出的收成，远胜于在客厅里凭一口无可挑剔的口音出风头；而在这一点上，汉密尔顿爵士没把中文算进去。「经书」——中国至今还以为自己在智识上高出天下万国，全亏这几部珍本——大部分已由理雅各博士译出，向所有英国人敞开；人们随手可读，把它放上天平，定出它在古今各种伦理学说中的位次。倘若我们在中国文学的其他门类里，也能找到像四书中夹杂在偶见的胡话与晦涩之间的那么多扎实东西，我们这番抗议就会说得和缓些。事实既不如此，我们便认为理应责斥一切不负责任的断语——这类断语只会在无从判断的人心里加固一种信念：中国拥有一笔浩瀚而珍贵的文学，而其中说不定就埋着纯净澄澈的明珠，谁也没法说它没有。倘真如此，难道能设想这一切至今竟不曾有一点被发掘出来？从前有、如今也有一些外国人，对中国文献的了解远比许多受过教育的本地人来得宽广；可说来奇怪，迄今献给世人的译本，主要只限于戏曲与小说！我们认为，凡因志趣或境遇而习得中文的人，都有一桩大责任要尽，那就是各自为眼下这份寒薄的汉译名录添上一点东西。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诗人、史家，尤其是那些讲科学的人，究竟做出了什么，好让这么多人当日那样说、如今仍那样说她那卷帙浩繁的文学。我们想，许多人会被那些一本正经的胡话或稚气的迷信挡住脚步——在这片荒诞的田地里劳作所得，他们不敢拿去交给外国的裁判；然而按下不说，就等于把公众留在原地，任凭那些不顾操守或走火入魔的热心人摆布。

引我们想到这一层的，是一八七四年七月十日《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称中国是「东亚一片荒瘠之中丰饶的思想绿洲」，「拥有一笔就浩瀚与古物价值而言无出其右的文学」。他接着说，迄今所做的翻译「已使我们对那文学的范围、变化、厚实与语言之美，略有一点模糊的领会」。可惜这一类说法尽可以修辞来撑持，撑得足以让外人相信这问题至少有两面可说；而要彻底打消这一信念，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几千卷译成英文的书摆到他们面前，而且由那篇文章的作者本人来挑。〔注〕 不过，等我们这位热心人谈到较可查考的事实，说在中国「既无有组织的书业，也没有出版商的通告，没有夸里奇的书目，古书新书一概没有任何出售目录」，我们尽可以向他保证：这件事他半点不懂；此刻我们桌上就摊着一份极其齐备的单子，是武昌府一家大书坊新近刊行的各种通行要籍的新版目录，每一种后面都附着价钱；而伟烈亚力先生在他的《中国文献纪略》里，整整用了五页来列举三十来部众所周知、卷帙繁多的古今著作目录。

〔注〕 约翰内斯·冯·贡帕赫男爵。一八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卒于上海。

启蒙读物

在中国的城镇里随意走一走，留心的外国人一定不止一次见过小堆的旧书与小册子，摆在某个撑着伞的摊子上，或者更不讲究地摞在一座庙的门阶上。他若对这门文字一无所知，大概会以为那是廉价的孔子集子——识字的轿夫们闲下来常拿它排遣；再不然，顶多是他久闻其名、却（在译本里）读得极少的那千千万万部小说中的几部。我们这位蛮夷的脑子里，恐怕从来不曾闪过这个念头：这些流动书贩里有不少是卖启蒙读物的，路数很像平诺克的问答教本一类的入门书。前几天我们花几文钱〔注〕抓了一把回来，书里所论的题目，以及论的法子，都让我们乐了好一阵。头一本翻开的讲人种与动物，说的是中国与文明教化之外那些遥远地界上存在的种种奇妙人类与禽兽。有长脚国，那里的人两条腿长三丈（三十英尺），撑着的身子却不过常人大小；紧接着一段短短的文字讲交脚国，这名目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再往下告知我们有一国，居民身子正中都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洞，一直通到底；做官的和有钱的，只要拿一根结实的竹竿从洞里穿过去，便像坐轿一样又省事又舒坦地给抬着走。还有羽民国，也就是鸟人国，书上那些人的图画，很叫我们想起拉普人和格陵兰人。另有几行讲一个九寸高的小人族，又讲一族人走路时身子斜成四十五度。有一臂国，有三头国，此外还有鱼身的和鸟头的人类代表；末了一样也决不可轻看：有一族生灵压根没有脑袋，嘴、眼、鼻等等一概长在胸口与心窝上！

「还有那些彼此相食的生番，

那些食人的族类，以及头颅

生在肩膀底下的人。」

载着上述宝贵知识的这本小书刊于一七八三年，因而已在一个开明而首肯的读者面前摆了将近一百年。

〔注〕 约二十四文合一便士。

余下讲动物那部分，收着旅人在四海之外遇见的各色禽兽的奇妙样本，我们不去细说了；只想指出一点：眼下这世界的地理，中国人很少有人研习，尽管现成的书里也有几部相当不错。用中文写的方志，比大概任何别的语言都多；然而这些书究竟有没有人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真正称得上地理学的东西几乎全被丢在一旁。我们文墨上的相识不算少，却从来没有福气碰上一位学者，晓得天主教或新教传教士那些有用的著述——后者贡献不多——大约除了南怀仁那本给删削过的小手册以外。

这一类本地人为传播知识而编的书，说清一本就等于把全体的面目交代明白了。我们那一小包里有一部《天朝动植物全览》（这「全」字真该打个记号！），另有一部题作《幼学格致》的，书中教孩子们明白：自己挣饭吃胜于游手好闲；又说三个人的力气也奈何不了「理」。「理」者，抽象之是也；而中国哲学有一条公理，「抽象之是」确然存在；于是我们被一本正经地告知：任凭哪三个人联起手来，无论动的是德义上的还是筋骨上的蛮力，都别想胜过它。中国今日的教育状况，大略如此；这般不健全的局面，药方是断不容易找到的。时不时有传教团里几位有志气的人译出几部科学论著，可这类事只长了牧师在自己那一小群信众中的名声，于文明教化半步也没有推进。单是「出自传教士之手」这一节，就足以让较好一层的中国人不肯买，甚至不肯白拿。〔注〕

〔注〕「那位主持的僧人……谢却了几部赠送的基督教书籍。」——见一八七五年七月三日《天朝报》所载《中土游踪掠影》。

拔牙

中国的城市是一座奇观的富矿。前些天我们照例在里头闲逛猎奇，撞见了一幕怪事——说怪，在当地却并不稀奇。我们在一个街头郎中的摊子前停住脚。这种人身兼药铺、外科与全科，什么都管。我们正拿眼睛翻检他那一堆货色：草药、龙齿、虎爪，以及本地药典里要用的种种药材。这时来了一个人，一手捂着腮帮，看样子疼得厉害。他在郎中身旁坐下，说自己牙痛，想把这颗牙拔掉了事。

郎中扒开病人的嘴，看了看那颗痛牙，从药堆里取出一个小瓶，往掌心里倒了几分粉红色的药末。他舔一舔手指，蘸上药末，伸进那人嘴里，在痛牙和牙龈上揉搓。这样重复了三四回，末了把病人的头倒过来一按——旁观的人大吃一惊，那颗牙竟自己掉了出来，落在地上；看上去最吃惊的还是病人本人。郎中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付了几个小钱，这一场就算完了。我们开口讨看，牙被拾起来，由主人客客气气地递到我们眼前：分明是刚从人嘴里出来的，可那人口中一滴血也没有流。

我们自然起过一个念头：这整套把戏是串通好的，病人是同谋。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这郎中的手法可算不上生手；而那人发现牙没了时脸上那副惊讶，也是我们生平见过的最上乘的做戏。

那一夜我们做起梦来：摄政街上开起一家大字号，门楣上竖一块极大的招牌，写着「无痛拔牙」；公爵与公爵夫人成群结队地上我们的楼、下我们的楼，来领教这门从中国传来、天下只有我们一家会的神秘手艺。第二天，我们动手翻检自家那点中国医书，看看关于牙科能搜出些什么来。搜检所得，我们慷慨地奉献给读者诸君——大约就此断送了一注泼天的横财。

《验方新编》是一部家用医书，专备家中一时请不到大夫的急需。书中有这样一段：

拔痛牙法

「牙不可轻拔，拔则余牙皆动摇。若痛极不能饮食，方可拔之；否则宜留。取鳊鱼一尾，约十两重，剖开，纳砒霜一钱。缝合，悬于风处，勿见日光，勿令猫鼠能及。如此悬七日，鱼鳞上自生白霜。收之，每拔一牙，约用一鳞所覆之数。用时摊于随便何种膏药上，以指按于痛处，令其粘住。然后令病人咳嗽，牙自落。此方经王大夫试验。」

又一方

「取大蒜一头，捣成泥，与白龙骨一二分和匀，敷于痛处。少顷牙即脱落。」

不难看出，以上两方各占了中国药方必有的两样特色之一。头一方用料简单得很，所缺的只是工夫——配制须七日。可是谁也不至于未雨绸缪，预先去收一尾填了砒霜的鳊鱼鳞上的「白霜」，以备日后牙痛；而若等牙痛起来才动手配药，七日未满，牙多半早不痛了。如此一来，郎中的高明与药方的灵验，都是攻不破的。第二方里，有一味药是否当真存在，说得客气些也大可存疑；虽说本地药铺确有卖的，可上当的病人若去理论，人家一句话就打发了：你买的那白龙骨，根本不是真货！

上述事情过后几天，我们又回到那牙医摊前，问他有没有那种药末，只消往牙龈或牙上一敷，牙就能拔下来。他答道，这药末自然是有的，中国各处都常制，只是他手头一时用完了。他又说，我们若肯于四月初四日午前再来，他必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末了，附录《中国评论》上的一段文字；此文见报，在我们这篇小记写成之后：

「关于中国拔牙之无痛、至少是不难，说的人虽多，肯承认牙真是照（我想是）本刊前一位通信者所述的法子拔下来的，却没有几个。他说：把一种白色药末揉在病人牙龈上，随后牙便轻易地从牙床里拔出；这一点我可以作证，不过要补一句：药末发作并不像所说的那样快。不久前我亲眼见过一次这样的手术。施术者照上文所说把药末揉在牙龈上，随即嘱病人稍候。约莫过了十分钟，他又揉了一回，然后把拇指伸进嘴里，用力抵住那颗牙（是一颗大臼齿）。我听见「咔」的一声脱离，那人皱了一下眉；还没来得及叫出声，牙医已用食指和拇指捏住那颗牙，不很费力地拔了出来。牙龈出血不少。我把牙检视了一番，确信其中并无欺骗：牙根上有一个脓肿，确是货真价实的一颗病牙。手术完毕，病人用冷水漱了漱口，付了十五文钱，走了。」

医术

各家为华人所设的外国医院，年年发出光彩夺目的报告；这些机构所做的好事也无可否认，虽说零零散散，实际上微乎其微。饶是如此，我们也不能自欺欺人：在同中国人的成见与猜忌较量的这场大角力里，西方医术前进的脚步并不比别的许多新事物更快。我们的仆人，以及那些与外国人往来最多的本地人，绝大多数从来没想过要去看一个欧洲大夫；就算去看，也不过如此而已——因为可以断言，他的话他们不听，他的药他们不吃。他们仍旧宁愿两边太阳穴上各贴一大块青膏药，宁愿喝那些用奇药配成、闻着叫人作呕的汤剂——所本的道理是几百年前定下的，从此万古不易。

碰上大病，他们请自己的大夫；照培根的说法，这时人只记得灵验的，不记得不灵验的。至于医术无能为力，一般便归到神明的意旨上去。可是只要外国人一到场，他们立刻就忘了医道本是一门没有把握的学问，指望的不但是药到病除，而且几乎要立竿见影；不幸的是，只消失手一回，几个月苦心经营的好名声就一笔勾销。有一个中国人曾向我们痛诉某位外国大夫，并且一竿子打翻整个西医：只因那位大夫没能治好他八十岁老母亲的一次重风瘫。

每年总有若干本地人受惠于诊治与药物——两样都是白给的——回家去传说，把自己当作「洋鬼子」医术的活证据摆出来。可是不少时候，他们的亲友要么相信这中间用了法术，要么认定中国大夫看这病也一样看得好。于是病人的数目虽增，增得却与实际收效大不相称。再说，欧洲大夫若当真大得人心，我们该听见有钱的中国人时常请他们出诊，替如今在各通商口岸挂牌行医的诸公添些进项才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国度里，举出三两个零星例子，就说这是进步——说某某提督、某某知府肯让外国外科大夫替他割了一个脓疮，事后送来一封文采斐然的谢帖并两只火腿——未免荒唐。

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笑我们的医学的；而且我们不得不说，他们那边也不是全无道理。他们自有一份分量不轻的医书；我们尽可以一概斥之为满纸胡说，在中国人看来却不然：他们把这一门学问上的家底，看作从极远的古时传下来的众多至宝之一，珍爱得很。

上一篇里我们提到过一部八小册的书，叫《验方新编》，相当于我们的《家用医书》，自称搜罗了对付人身常见病痛的、有案可稽的良方。这部书很能见出中国医学的宗旨与做法。全书分部，部下再分章，章目如「眼」「牙」「手」「足」等等。谈拔牙法的那一节，我们已经抄过一则方子作样品；不过若不指出以下这一层，便对不住著者的学问：书中所备的方子，不只治冻疮、腹痛这类小病，也治由妖邪鬼祟作祟而起的种种重症。其中整整一章专讲「奇疾」，教心焦的家人如何应急，譬如「面肿如斗，眼中现三尺小人」之类。

「视一为二」，伦敦的大夫大约不会算作奇疾；这毛病在中国的外国人里也不算没有。「饮酒后视物倒置」属于同一类，正可用来佐证多数观察者的一个断语：中国人是能节制的。此外还有「目中幻景变为美人」「肌肉坚硬如石，叩之作钟声」「不肯与人共食」，样样都由博学的王大夫一本正经地开出专方，也被许多轻信的病人一本正经地领受。

西方的治法一不点香、二不在哪位心爱的菩萨座前烧纸钱，冷冰冰的，中国人看着便不放心；其实他们若知道底细，会发现我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认为，替病人代祷与服药服丸同样要紧。再者，他们同我们的乡下人一样，凡是药，若不叫人立刻、并且强烈地觉出它在起作用，便一概不信。

有一个可怜的苦力害了头痛和肝气，向我们一位相识讨些外国药吃；他这一层愿望，可算得到了十足的满足。我们这位朋友当即想到塞德利茨散，把酸的一包冲在一杯水里，碱的一包冲在另一杯里；万事俱备，他心里却钻进了鬼，把两杯先后递给他的牺牲品喝了下去。结果无法形容：那药在肚子里发起泡来，倒霉的苦力捱过了极难受的一刻钟。这一下也把他那位好试验的主子治好了，从此再不敢开这种极其危险的玩笑。

医术（续）

中国典籍这片「心灵的绿洲」，我们本已流连忘返，尤其是那部《验方新编》；于是忍不住又在这部要籍里往下钻研了一程。我们在《拔牙》一篇里抄的那个法子，简便而灵验，若搁在欧洲哪部医书里，单凭这一条便足以奠定全书的声名。可中国读者不这么容易满足。单有治咳嗽、伤风、腰痛、痛风的方子，还不足以让人在中国的名医之林里占一把交椅。就是那一章「奇疾」——在生性多疑的蛮夷眼中已经够神奇了——也喂不饱中国人那副胃口。非得整整一节最神妙的方药，能治能解天下闻所未闻的各种病与各种毒，才配得上说著者是天才，说此书是治疗学田地里辛勤耕耘的果实。

于是《验方新编》的著者便在末卷卷尾，把他行医生涯中一切没能编进正文的经验，一总归拢在一处。我们打算从这一章里拾取几段最惊人的。

先说这一条：达尔文先生若有一天看到这篇文字，听了准会高兴——在中国，人身上生尾巴，并不限于脑后那条优雅地垂着、把每一位天朝子民（无论贵贱）的外衣都浸透了油的发辫。脊骨末端伸长，总之常见到了这个地步：王大夫把它当作一种病来治，并且开出方来。其法是用一根药线把尾巴紧紧扎住，隔些时候再紧一紧，直到尾巴脱落为止。不过，为防它再长出来，还须服一料药，把阴（即女性之理）〔注〕上的种种小小失调纠正过来，好把这个不雅的势头一举断绝，永不复发。

〔注〕 阴与阳，即女性与男性之理，其符号已用在本卷封面的题饰上。深色的一半是阴，另一半是阳。

接下去是灭除各种虫豸——白蚁、蚊子之类——的详尽法门；不过看中国各地此等害物之多，我们只能断定：本地人对这些小事漠不关心，并不像娇生惯养的蛮夷那样觉得难受。再下一个题目，本该叫我们吃一惊——尽管中国著书人的奇思怪想我们早已见惯——好在我们眼下读的这一节据说专收「杂方」，什么都可以收；只是一部庄重的医书，从杀虫一下子跳到禳火，这转折未免太急了些！

「取鸡蛋三枚，大头上各写一『温』字，小头上各写一『美』字。然后一枚一枚掷向火势最旺处，口中不住念『福舍法轮，福舍法轮』。火即自灭。」此外还有好几个法子，不过这一个大约也就够用了。

再往下，给徒步赶路的人备了一个极切实用的法子，可以在岔路口断定该走哪一条：「随身带活龟一只。至岔路不知何往，放龟于地，随之而行，则不至走错。」怕夜里撞见鬼的人，则荐这一条：「以右手中指在左掌心写『我是鬼』三字，握紧拳头，便可放胆行路。」

晕船可以这样防：取竹篙上滴下的水，兑滚水喝下；或将灶上烧过的泥块取一小块藏入发中，不可让人知道；又或临上船前在掌心写一个「土」字。象牙用豆腐浆水擦洗，可以洁白如新；米里放一只蟹壳，可以不生米虫米蛆。井中有无毒气，投一根鸡毛下去便知：笔直落下，其气清；打旋而下，则有毒。下井前先泼进大量热醋，可免危险。火灰里搁一枚核桃，不添柴也能保三五日不灭；另有一法，可使一支蜡烛燃上许多时辰，而几乎看不出短了多少。

合上王大夫的《验方新编》，我们心里既有敬佩，也有惋惜。敬佩，并不是敬佩著者的天才，也不是因为研读中国典籍这片「心灵的绿洲」的这一节，让我们长了什么新见识；我们敬佩的是另一班人，是他们不屈不挠的干劲与本领，把我们从同样的愚昧与荒唐的羁绊里解放了出来。惋惜的是：一个骨子里埋着无上伟大的种子的民族，至今仍沉在迷信最幽暗的深处。

合会

在中国这样一个借钱利息高得吓人的国度，人们自然要想些法子，免了去求职业放债人的麻烦。月息三分，是中国律法准许的上限；若把放债人担的全部风险算进去，这也不算苛刻。他手里有一两个「中人」作保，通常是些家底扎实、无可指摘的铺户；可这几位先生随时可以赖账，而且常常赖，连个缘由都不屑交代。此后该怎么办，就不像一个已有两千年工夫可以成熟的政体所应有的那样明白了。债主也好，欠债的也好，见了知县衙门那两扇彩绘的大门〔注〕，都躲得像躲地狱之门。门楣上写着的，正是但丁立在地狱入口前吓破了胆的那一行绝望的字：入此门者，断了指望吧。递状子之前，两造先要被门房敲一笔——衙门里的门房，一向是个肥缺。接着，原告被告一样都得走一道手续，用北京的市井话说，叫「开口子」：按讼案所涉的利害大小，给知县和他手下的人送钱。许多衙门有一份现成的价目，相当于我们的讼费表，只是实际收起来几乎总要超出。然后升堂问案——间或也真按案情的曲直问。说「间或」，是因为十回里有九回，总有一造私下出价，买大老爷的好感。有时两造都这么干，那么这桩官司就落槌归了出价高的一边。输了的立刻走人，把王法连同衙门里那班鹰犬骂了个够，心里也许还盘算着上控；只是一想到还要再花钱、再输一回，也就罢了。至于打赢的那位，本可以欢天喜地回去，无奈还有一桩差事未了，未了便不算自由身：进衙门时开的那个「口子」得补上，这「缝口子」的活儿正落在他头上。到这里案子才算完，那句老话也应验了：

衙门八字开，

有钱的进来。

〔注〕 官署与私宅合在一处。

精明些、也硬气些的债主，索性自己动手执法。带上一把茶壶、一杆烟枪、一床铺盖，看情形是找那赖账的欠户还是找保人，径直上门，住下不走，直到银钱到手。若对方推说实在无力偿还，这位自封的差役便一口咬定，要按成数从每日的进账里扣；若不过是耍赖，想躲开一份分内的干系，那就把铺子搅得鸡犬不宁，弄到主人不惜任何代价，只求送走这位客人。一旦动起手来伤了人，地方官就非出面不可；凡牵涉到伤人的案子，官府办起来倒不像单争财物时那样专横贪墨。多半是先动手的一方吃亏。

为了躲开上头说的那种高得吓人的利钱，中国商人惯常联起手来，办一种所谓的合会，彼此都得便宜。起会之初，各人先出一份份子；若无人自告奋勇，便掷骰子推一个会首，把这笔钱交给他，由他在往后一个月里设法生利，能多赚一分是一分。常有会中某人自己手头正紧，便揽下这差事；他和历任会首一样，要担保这笔款子的安稳。月底聚会一次，卸任的会首须把交他经管的本银如数拿出，连同这期间所得的利息。再有一位自愿或推举出来接手，如此轮转下去，成了一笔活钱：会中人谁要用，都可以借，利息低得很。从不分红，所以有些会富得惊人；不过谁要退出，随时听便，退时会里有多少钱，按份额带走他那一份。对会外人放款，照市面上的利息，或者略低一点，但非有最可靠的担保不借。

会馆

中国的大城里，总有几处宽敞的房子，照例算作当地的名胜，外国人管它们叫会馆。环游世界的客人都要去看一看，赞叹那方寸之地堆了多少金箔，赞叹那高大的神像和奇巧的雕工；至于中国人自己最看重的东西——某位已故名家亲笔的字画条幅——自然是一眼带过。外国商人对会馆却存着几分敬畏，因为他们常常切实领教，这些行会在各行买卖上有多大的势力。

会馆的由来是这样的：某一省的商人若在通商大埠聚到了相当的人数，便凑在一起立一个会馆。先是普遍捐资，再买地，再盖起该有的房子。然后定章程，定货物的抽厘之数，日后的进项就出在这上头。凡是大宗的行业，多半各有各的会馆，几行合办的比较少见。会众合力的一桩正事，就是看住各人按经手货物的多少照数出钱；疑心谁短了，随时查账，事先不打招呼。会中人若受了商场上的欺骗，会馆便出面，扬言把对方送官——这是单身告状的人万万不敢提的；而且这话并非虚吓：一位官老爷任他怎样专横贪婪，碰上一群齐心而强硬的人，也不好办。另一面，会馆待自己人也还公道，理亏的事不但不帮，还要责令与外人往来时公平守信。凡遇律例或成规上细微的争执，往往交到会馆去评判；充当仲裁之所，正是会馆的一大职分。此外，各色货物的市价也由它议定；谁敢私自贱卖，或是不遵会馆的号令，那就有他的苦头吃。执意不服的，立刻逐出同人之列；日后一旦有难，休想有谁伸手，把他从王法的爪下救出来。但他若认错——几乎总是要认的——便照会馆刊印的规条受罚。用一大条红纸写明他的姓名住址、所犯何事、会中议定罚他什么。罚的多半是请全会吃一顿酒，择定日子，还要搭台唱戏；办过之后，这位失信的同人照旧享有他本来必定保不住的那些权利与好处。

逢到某些日子，譬如本行祖师的诞辰，会馆便从公帐上大把花钱，摆酒请会中人，雇一个戏班——带着他们那没完没了的锣鼓——在馆里常设的戏台上开演；这样的戏台，每一处会馆都有。安徽人做朱熹的生日，这位大注经家的学问，给他的乡邦挣下了千古的体面；汕头人则隆重祭祀韩文公，这个名字在中国史册上是最亮的几个之一。热闹整整闹一天，天色才擦黑，满馆便挂起一串串数不清的纸灯。人越聚越多，一出滑稽戏接一出，中间不停一刻；一壶壶热气腾腾的酒，把看客烘到该有的兴头上。不到半夜，末一支曲子唱完，好大一群人悄没声地散了，不出一点岔子，会馆的院子重又空落落地静下来。

凡商人要入本省本行的会馆，尽可以入，不用人举荐，不用人附议，也不用投票。只是照例要送些东西给公中：一堂新的玻璃灯，一对值钱的字画，几张新桌椅，总之凡是馆里用得着或摆得出的都行。他若手头拮据，即便担保不甚可靠，一般也借给他。他若穷困而死，必有一口棺材，丧葬的费用由会馆担着，妻小送回远方的家乡，盘缠在会众的大会上议定支给。

若没有会馆管着救火这一层，中国城里的身家性命还要比如今更危险。每一处会馆都有自己的水龙，一听火警就推出去，不问烧的是哪里、是谁家。若烧的是会中人的房子，便在火场四周布下人手，防着众人趁乱抢掠；救火的也格外卖力，因为心里明白，今日的苦主与自己，说不定哪天就掉了个个儿。最要紧的一桩差事，派的是挑出来的好手：从火里抢出一样东西，在体面的中国人看来，比昆冈所出的全部美玉还贵重。原来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专会作梗的风水先生，替过世的亲人看坟地，看一处驳一处；或是择定的吉日要在人死后好几个月。这当口，停灵的屋子失了火——尸身正躺在那口厚重严密的棺材里——顿时乱成一片。头一件想到的就是灵柩；可是这样沉的分量，谁抬得动，又怎能抬到安稳地方而不颠着晃着？那份颠簸，在活人看来，几乎和火化一样难受。这般揪心的念头，通常被最近一处会馆赶来的六七八个壮汉打断：他们带着现成的绳杠，穿过火焰与浓烟，把棺木抬走，一路极稳极小心。

当铺

本篇要说的是中国的当铺，读者中恐怕没有几位在这上头有多少阅历。说实在的，除了研究中国风俗的人，这类贫穷与恶习聚集的去处也没什么可看。在英国，挂着三只金球招牌、看着神秘的那些门里进进出出的，是同一种深重的困苦；中国的当铺也不缺这个。只是把随身物件押出去换钱，在中国人眼里更像一桩生意，不像在我们那里，非得瞒着世人的眼睛不可。最寻常不过的是：家里皮衣多的，一入夏就通通押进去，搁到第二年入冬才取。当铺为自家打算，把当物看得极仔细——过期不赎，东西就归他们了——不过在他们手上有了损坏，是一概不认账的。物主只消照付利息，便省却了一切麻烦操心。

中国的当铺分三等，其中一等自太平军以来，凡乱潮所过之处已经绝迹。这就是「典当」：东西可以押上三年而不没收；要开这样一家，须得京城户部特许。眼下通行各地的是「质当」和「私押」，本篇只谈这两种。前一种可算正经的当铺，就买卖而论是私家的产业，却须向地方官纳一笔小小的费用领帖，行事则受朝廷亲定的若干条例约束。限期十六个月，逾期不赎，当物归当铺所有；利息旧时四分，如今定为月息三分。领帖之前，须有担保，证明本钱充足，免得忽然倒闭或是有意卷逃。物主来赎而东西拿不出来的，可以向当铺索取原当银的两倍。当票万一被偷或是丢了，物主可以带两个殷实的保人到当铺去；只要记得票号、日期和当银的数目，便另发一张票给他，凭票立刻取赎，或在原定的十六个月内随时来取。当票本身也常拿来做抵押，而且当铺乐意收，因为当银从不超过当物值价的一半；这样收进来的票子，又往往转卖给第三者，或者卖回给原先出票的那一家。从前月息四分的时候，有一条常规：每年最后三个月，也就是冬令，赎当可以减息，好让穷人多一分指望，赎回棉衣抵挡霜寒。自从利息减到三分，这个成例差不多废了；不过遇上柴米格外贵、年景又坏的时候，知县有时出一道告示，专令照旧办理。这种铺子在中国城里常常一眼可辨：显眼处写着一个斗大的「当」字。下面是它们所发当票的译文：「奉宪示：按月三分起息，以十六个月为限；逾限不赎，当物即归本铺所有，任凭处置。所当之物，如遇兵燹、天灾、虫蛀、鼠咬、霉烂等项损伤，两造均作天命论。凡持票来取者，即凭票发还，不问票在何人之手。」此外，当铺的字号住址、票号、当物的样式、当出的银数，末了是日期，都填在票上各自的地方；再盖上当铺的私记，以防假冒。珠宝一概不收，金银也只在若干限制之下才收。

另一等当铺，官府并不承认，本来就是犯禁的；不过官吏贪贿容情，自然睁一眼闭一眼。这类铺子挂一个「押」字为记，穷人光顾得极多。比起领帖的当铺，这里当出的银子要宽绰些，可是利息重得多。押期只有三个月，票上也不写当物损坏怎么办。两下里若有欺诈不公，谁也讨不着说法：这种无帖的铺子，不论告它还是它告人，知县一概不受理。他们做这买卖，天天怕的是各城里成群的泼皮。这班恶棍拿不值钱的东西来当，他们也照当；末了本利全无，东西白白还了回去。这么办是为买个平安：那些「光棍」一无所失，随时说闹就闹，一闹起来，铺子准落到那些饿虎般的官吏手里。柜台——一切交易都隔着它办——高六尺到八尺，做得极结实，翻是极难翻过去的，想抓了东西往街上逃，更是绝无可能。中国的城里没有巡捕看管身家性命，人人宁可放贼走路，也不肯冒险被传到官前作证；防着这类事情，就成了必要。就眼下的情形看，当铺可算全国最兴旺的行当；连许多极大的官儿，也把从治下百姓——那些托他们如父母般照管的地方——刮来的积蓄，投在这里头。

邮递

在中国住着的人，多半根本不知道本地也有一套邮递的行当；就是少数听说过的，也不晓得一封贵重书信从帝国这一头送到那一头，竟能那样稳妥迅速。官府的文书自有专差递送，归京城兵部管辖。他们一站一站地骑马传去，那些马又瘦又劣，跑得却算不慢；要紧的公文往往日行两百英里，送到极远的地方。百姓却不许借这条路通信，生意上的需要，逼得他们自己张罗出一套来。

凡是略有规模的中国城镇，总少不了几家「信局」，各占一省或数省的地面，专管这些地方书信小包的往来。凡交到他们手上的东西，都保得住；万一失落，照价赔偿。同时，寄件的人须在收寄的柜上报明包内何物，好按值取费。送信的多半步行，有时骑驴。中国的大路上处处有驴，认路极准，一站一站自去，除了雇主没人跟着。驴不至于被偷——除非连驴带货一齐掳走——因为天塌下来也别想教它离开走熟了的那条道；正如有人想一气赶两站不歇脚，也绝没有本事让它走过刚到的那家店门口。这些人背着八九十磅重的邮件，一个钟头走五英里，直走到自己那一段的尽头；到了那里，把袋子交给接手的，那人不论白天黑夜、不管天好天坏，立刻动身，走到把袋子交给第三个人为止，才算卸了担子。他们向来不吃饱饭：照中国人的说法，只吃个六七分，一觉着饿就吃一点，如此才不至于早早坏了气力。这一行是在做工的人里头挑最壮最健的；而最要紧的一条，是送信的中国人不能怕鬼怕祟。这一层非得先试过，才敢把邮袋交给他；因为寻常中国人怕黑怕夜是天生的，路边稍有一点窸窣响动，就足以叫他把袋子一丢，拔腿便跑，仿佛黑暗里的鬼魅一齐放了出来。

脚费极低。一封信从北京到汉口——直线六百五十英里——不过八分银子，合四便士。三成上下的邮费总是寄信人先付，免得信局吃亏上当；其余的向收信人讨。商家做买卖大量用这些信局，汇票也常这样寄；银号则把另半张对票寄给承兑的字号，收到了这半张，票才能兑出银子来。这类文书，加上小包的纹银，凑成一只颇值钱的袋子，本该常常落进那些盘踞各省的强人手里；只是多数信局早有预备，每年按数拿一笔钱给匪首，把这祸患包了下来。收了这笔买路钱，一带的强盗不但自己不动手，还管着别人也不许动。这样的安排，地方官最合意不过：不然一旦传出去，说他治下不力、教化不行，弹压不住盗贼横行，处分是逃不掉的。有些大字号专管备车送客于两地之间，也常与左近的绿林讲定，保客人一路平安。有的地方，驻防的武官派兵护送天不亮就出店的旅客，一直护到天色够亮、不怕突然遇袭为止。还有的地方，有一班练过的人，三五个一伙受雇，护着一串车子、十来个客人，穿过某段险路——那种地方，向来有剪径的守着不留神的行人。护卫只用这么几个人，是因为每人都抵得五六个强盗：不在力气，而在身手与刀法。为了练得惯打群架、会一个人对付好几个对手，这些人的练法很奇特。在一间高大的仓房里，用长绳把几只装满沙的重袋子吊在梁上，围成一圈，学的人站在当中。他先一拳打出去，把一只袋子打得远远荡开，又照样打第二只、第三只，如此下去，直到满屋袋子四面八方乱晃。打到两三只的工夫，头一只已经荡回来了，有时两只从相对的两边一齐扑到；他的本事就是随时应付，把这一圈袋子全都荡着，还不让一只碰着自己。做不到这个，就别想护送客人过荒野；何况那沙袋并不容情，还要额外赏他一个倒栽葱。

俚语

中国的学者不曾觉得编一部《俚语辞典》值得费事；可事实上，俚语在中文里的分量，一点不比西方哪一种语言轻。贼有贼的黑话，跟我们那里一样，只有同行懂得；就是斯文场合的谈吐，也时时冒出些字眼，追根究底，出处无非阴沟里。「抹这么多粉？」相当于我们说「你好阔气！」，在中国格外传神：一件蓝绸绣花袍子底下，常露出一条同样值钱的、鲑鱼肉色的裤子。「车子都撂下了」，是说某些人罢了工；在这个多用这种笨重法子搬运的国度，这句话尤其好懂。独轮车通国都有，载货也载人；路远的时候，前头常套上一头驴。传下来的那面帆也偶尔用得着：天津到大沽之间，我们亲眼见过独轮车顺风而行，自然后头还有人推着。「孩子们当差去了」，人人明白是出痘子躺下了；这比方是说轮到他们了，正如北京的旗人个个轮得到一班差使，一样躲不过去。种痘渐渐破了这个错念头，不过这句话是不会消失的。

「把地皮刮净了」的知县，是把治下能榨的钱一文不剩地榨了出来——这位贪得无厌的老爷，偏偏还叫做百姓的「父母」。「那匹马有鬃」，中国的穿墙贼这样说一堵顶上密插着碎玻璃或铁尖的墙。「得洒多少水呢」，是劝你莫沾官司的朋友说的话，把官府的贪心比作尘土，非得拿钞票当水泼上一大摊，才压得住。「花账」一名，通国无人不晓，正是我们雇的本地佣人最爱做的那一种：样样开的价比实付的多一倍，样样报的数比实送的多一倍。「花案」则是有妇人出头露面的案子。「你昨天晒了我」，是很平静地说人失了约，言外之意，那天日头晒得着实难当。「别抠糖」，是打发佣人上街买东西时非嘱咐不可的一句，比方出自一种甜馅团子，贫富都吃得极多。另有一句「别骑驴」，解起来便是：中国人素以怕走路出名，雇头驴骑骑的诱惑难挡，脚钱就从给他办别的事的钱里刻下来。「那所房子里头不干净」，意思是中国人怕得要死的鬼魅在里头住下了——就是说闹鬼。「他一身的米汤」，即是只管给人喝煮米的水，一粒米也不给，说的是许诺多而不办事的人。「两个人一挑」，常用来说娶了姊妹俩的两个男人。中国苦力的「一挑」，是两只筐或两个包用绳子拴在一根五尺来长的扁担两头，搭在肩上挑走。这话便从此而来。说到婚姻，「断弦」是一句雅致的委婉话，意思是妻子死了；「死」这个字，谈话里很少用，说到亲戚朋友更是绝不用。他不肯「续弦」，自然是这个意思的接续；说得粗些，便叫「另换一件新衣裳」。他父亲「归西」了——这话显然出自佛门——「不在了」、「走了」、「辞世了」，都可以顶替那个忌讳的字眼；那字眼如今主要只用在牲口草木身上。病了几天「蹬腿了」，是句粗话，与英文里的俗语正相当。皇帝则是「龙驭上宾」，骑着龙背升天，铺排的辞藻多得叫人腻味；和尚「圆寂」，即归于寂灭；道士的魂则「羽化」而去。

「只剩个蜡头儿了」，说的是快办完的事；「红事」「白事」指婚丧，得名于这两桩大事上所穿衣裳的颜色。人一脸红，照中国的说法叫「上火」。爱「吹」，跟我们如今说的「放气」差不多。「赔钱货」指女儿：儿子能出去挣钱，女儿却得备一份嫁妆才有人肯娶。更贴心的一个比方是「千金」，它道出中国父母疼女儿与疼儿子一般真。「放出狗来」等于我们说的放出猫来；「碰钉子」近乎以卵击石。学问浅的人叫做「半瓶醋」——为什么偏是醋而不是别的，我们还没查出来。「手里老提着枪」，是骂那些抽上了瘾的鸦片鬼，也就是少数几个当真被鸦片害了的、不要命的烟客。「一块儿烧过纸」，中国人一听就明白，说的是这两个人已行过婚礼——礼中有一节，正是烧那种打成元宝模样的银纸。「我们掰了」，是难得的一句译过来分毫不损的话：两种文字逐字相同，意思也分毫不差。「弯木头」指行事乖僻、教人不肯与他来往的人；他没法安安分分地跟别的木头捆在一处。

这篇小文，末了再举一例作结。这一句可贵：因为它老；因为它起于何时可以丝毫不差地考定；也因为通国上下都在用，十个读书人里却难得有一个说得出缘故。妒忌的女人叫做「吃醋」，出典如下：房玄龄是唐太宗最宠信的大臣，生于公元五七八年，卒于六四八年。一日，太宗把宫中一名女官赐给他做妾，他那位原配却闹得可怜的姑娘无处容身。房玄龄告到御前，太宗赐他一碗毒酒，教他叫这难缠的夫人自择：要么死，要么从此安分。夫人当即选了前一样，把那碗「醋」一饮而尽——原来太宗早换成了醋，为的是试她的心。后来经圣意吩咐，房玄龄把那年轻女子送回宫去，仍旧伺候皇后梳妆。可是这句话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今天。

算命

凡在中国城里那些狭窄肮脏的街上走过的人，必定见过一个身影；那地方样样新奇、多半古怪，这身影却格外惹眼。那是个老头儿，有时留一部白胡子，架一副极大的眼镜，玳瑁或白银的粗笨镜框；面前一张小桌，桌上摆着几块刻了字、看去神秘的木牌，还有纸、笔、墨。我们这是站在一位算命先生面前——一位先知，一位卜者，一位预言家；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个江湖骗子，一半靠自己的机灵吃饭，一半靠围着他那些轻信的呆子没有机灵。这班人多半年老，有时还瞎。在一个把年纪与智慧看作一回事的民族里，年轻人是难有出头之日的；而且中国似乎普遍相信，眼前的事在他是一本合着的书，惟其如此，他才看得进、看得清别人的命数。非等到年纪把那几绺稀疏胡子挑上银丝，卜者的灵验才传得出他摆摊的那条街去。年轻些的同行只好将就，靠老头儿网眼里漏下去、没人理会的小鱼小虾，勉强凑合着过日子。中国的郎中既然不用什么行医的凭照，算命也就是谁高兴干谁干。这一行多半是科举场中落第的人来填补；其实真正要紧的，不过粗通文墨、把这门手艺学上几个月，再加一副好记性。因为其中确有几条道理，是同行人人遵守的。这些道理出自讲这门学问的书，缺了它绝对做不成生意；不然，两条街上排出来的命造彼此参差，这套把戏当场就要露馅。他们的法子是这样。主顾在桌前坐下，先看那块木牌，上面刻着价目如下：

问一事 …………………………… 八文

焚香问一事 ……………………… 十六文

批八字 …………………………… 二十八文

细批八字 ………………………… 五十文

推星命 …………………………… 五十文

择婚期 …………………………… 面议

若只想就某一件事讨个回话，他把问题一提，当下就在一条纸上得了答复。若要批命，他便报出生的年、月、日、时，先生用中国纪时的那套字记下来。把这些字排在一处，再仔细估量金、木、水、火、土五行各占几分，便推出若干结论；至于枝节，就凭算命的高兴往上安。同样一组字，在任何学过这门入门功夫的人手里，推出来的结果总是一样；两位先生的推算，分别只在讲解上头——换句话说，谁在人人共有的那点门面话之外歪打正着得多，谁就算最灵的先知，生意也就最兴旺。

中国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叫「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们深信此言，便几次三番请某个邋遢的中国老头儿给我们批命。最近的一回，照牌上细批八字的价钱付了五十文，得了这样一番指点：「今年逢单之月宜慎，当有小险微失。当赐尔三只雄凤（三子）。目下这一运不佳，然将满，好日子在后头。果不能成于冬。（我们把生日报在了十二月。）五行相冲：暮年当备有难。财非尔所能得；然天生尔居高位。」这一篇是怎样从代表我们生年、生月、生日、生时的八个字里抠出来的，先生列了一道式子，一步一步交代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在我们看来是一团糊弄人的乱麻，其中最显眼的部分就是答案。我们还得知，这八个字里「土」重——所以发不了财；幸而「水」缺，凭这一条，便先给我们许下三个儿子，女儿还不算在内。

塞给中国那些过于轻信的孩子们的，就是这类货色——「孩子」正是官老爷们最爱用来称呼百姓的字眼。为这些废话，他们把辛苦挣来的工钱花得毫不吝惜；家里家外的事，多半要去请教某位相熟的先知，态度极其郑重，信得极实。中国人拿钱去做一桩买卖，少有不先问过卦的；娶亲更是从不曾不先择一个吉日。愚昧与轻信合起来，养活了一大批骗术最精的行家；不过尽管他们挤满了中国城里每一条街巷，供也不过刚够应付那份需求罢了。

游戏与赌博

中国人苦于无聊，苦得厉害——尤其是官场之外分作四民的头一等。〔注〕做事的间隙，他们没有一样合乎理性的消遣可以填补。他们厌恶筋骨之劳；不止厌恶，还鄙夷，只当那是愚人与下等人的事。可是他们也没拿什么动脑筋的东西顶上；再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看得出，中国没有一项举国共有的游戏。击剑、划船、板球，一概闻所未闻；射箭倒是有的，也不过是求功名的人才肯留意。屋子里有棋，却不是欧洲人所说的那种棋，更不配与之并提。另有一种，用三百六十枚黑白子下在三百六十一格的盘上，极难，会的人很少。据说是尧帝所创；尧生在基督前两千三百五十年上下，就算前后差个两千年，这也总归是极古的消遣了。骨牌他们知道，玩的人不多；纸牌倒极普遍，最吃香的又是那些几乎全凭运气的打法。说到户外，下等人家的少年打羽毛球——只是不用球拍；凡在中国住过的人，没有不佩服他们拿脚代拍的那份功夫，这就是踢毽子。抡石担、耍杠子之类的把式，是苦力与马夫们的事；至于孔门弟子，既已参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注〕，你请他把夫子再三叮咛的那副端凝仪态放下片刻，他准要把眼睛瞪圆。何况指甲留到一寸半长，外头还套着精工的银甲套，这在赛场上也委实是个累赘。不成——每天那份书一读完，中国书生实在没有什么消遣可以退守。他可以上街逛逛，看看铺子；或者寻一个同他一样闷得发慌的朋友，一碗茶、一袋烟，混过一个时辰。间或有几个年轻人凑在一处，结个诗文社，按期聚会，就大家先议定的题目做文章或做诗。我们听说有这么一位少年，一心要夺诗坛的桂冠，拈着当日的题目「雪」，做出如下一首绝句：

东北风来天宇空，

坑坑洼洼一笼统。

黑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

「做到这里，」诗人说，「我就卡住了，再也寻不出一个跟『统』字相配的韵脚。」在座一个促狭鬼替他补了个「肿」字，还指出雪落在狗背上，身量确乎见长，意思上完全站得住；而且在中国诗里同样要紧的对仗，也正好工稳。

〔注〕 即：（一）士，（二）农，（三）工，（四）商。

〔注〕 《论语》开卷第一句。

谜语与字谜被大量用来消磨光阴，中国文字的构造，给后一种提供了无穷的方便。中国的谜语——我们把隐语、字谜等等一概算在内——与我们的相仿，在本国文学里所占的地位也一样不小。多半是打油体，下面这一首可以当个样本，与前面那一首一样，是逐字直译：

小小红衣郎，你要往哪里去？

我往象牙门户的人家去。

小红袍，你可还回来？

骨头回来，皮肉留下来。

这一条的谜底明白得很，说出「樱桃」二字，几乎是小看了读者；可是中国谜语并不都如此，难解的很多。正因为难，全国通行这样一种风气：把特别刁钻的谜抄在纸灯笼上，入夜挂在街门口，许下赏格，谁猜破了就给。这叫「灯谜」，谜底通常是某种树、某种果、某种走兽或是某部书；射的方向一般都注明，算是给个线索。

中国人若只沉溺在这类无害的消遣里，我们大可称许他们民风的淳朴，拿来同欧洲生活的躁动作一个有利的对照。可惜还有那么一点余暇里的慰藉——而且常常连正事的时辰也占了去——我们还不曾说到。所指的自然是赌博：这一宗恶习比吸鸦片流行十倍，对国民性情的败坏也正按这个倍数。私下里玩，总有个彩头，再小也是彩头；把彩头拿掉，在中国人看来，玩任何游戏的意思也就没了。在街市上，连沿街叫卖糕饼水果的小贩，也必定备着一套凭运气定输赢的家什，好决定买主这几文钱究竟该拿多少东西。这边是一个竹筒，插满了签，暗的那一头烙着数目，由客人自己抽；那边一个摊子上，骰子掷进瓦碗里，如此等等。哪怕饿着肚子的苦力，也宁可去赌那落空的运气，图一个或许三倍于钱的指望，也不肯老老实实买两个肉卷，把肚子正正经经填饱。中国赌博最坏的一节，是那许多赌窟就开在知县眼皮底下，公然营业；尽管三天两头要送「礼」去笼络那位本该取缔他们的贪官，生意照样兴隆。这套做法行到如此地步：赌窟的东家哪一回怠慢了，没把该缴的那份孝敬送进老爷的私囊，就会招来一道空雷也似的告示，说是「本县访闻，竟有不法之徒，藐视王章，屡诫不悛，胆敢开设赌场，合行出示晓谕」云云，通篇少不了旁征古人、援引本朝律例，孝道也随手拉来凑数。结果如何呢？告示贴出不到一昼夜，老爷的怒气便平了，庄家与赌徒依旧照老样子转下去，像什么事也不曾有过。

律法

律法〔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连同它一切的悖谬与精微——中国人全然不知；连「律师」一词也不得不另造一个对译，只因为现成的语言里根本找不出这样一个说法。再者，你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哪怕最开通的中国人，叫他相信律师是个体面的行当，个中人是操守最高、信义最厚的人物。他们总丢不开一个念头：西洋的律师必定与他们自己这边一班声名狼藉的人是同一路货——凡稍有规模的中国城里都有这种人，多半就住在知县或臬司衙门左近。这班家伙只要一点小小的酬劳，随时肯承揽案子；他们所能出的力，无非是代写措辞刁巧的呈状与驳状，另外出些主意。当然他们不上公堂，因为他们这号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律所不容的；可是百姓大量地用他们，尤其是穷人和不识字的人。开审时，原告与被告各自打各自的官司，一切盘问都由知县亲自来做。我们说「原告」与「被告」是斟酌过的：事实上中国的民事案子很少，凡买卖上起的纠葛，几乎一概交给某个有力的行会评断，其裁决无可上诉，各方也就受了。中国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却不知有哪一部叫做《证据法》；然而我们深信，替我们自己的审判席增光的那些头脑，在辨真伪、在一眼看穿作伪的证人这件事上，未必就比这半开化的土著官员更敏锐——当然，得是在银子还不曾来左右他判断的时候。中国有一部刑律，顾到民情国俗与思路的不同，可说几乎无与伦比；而他们的法律著述，起于这一部孤零零的书，也止于这一部。百姓把它看作天启之书，虽然除了书名，多数人所知有限；就其用处而言，它似乎办得挺好。

〔注〕 指民法。

但是，在中国也如在别处，「法之至者，往往即枉之至」，所以一个精明的知县从不迟疑于把成法与惯例撇在一旁，痛痛快快断一桩所罗门式的公案——只要他拿得出道理，证明自己所行是「理」之所必至。这样的官在百姓口中名声极好，离任时照例要送上人人艳羡的万民伞。前前一朝，不到二十年前，汉阳府就有一位这样的官，做的是同知。说到他料事如神，故事既多且奇；凡在他当权时相识过的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他那些流传到今天的神断，我们且举一件。

有个穷汉打汉口一条背街走过，见路上落着一张五十两〔注〕的银票，凭票即付。他头一个念头是拿去兑了；转念一想，这数目不小，失主说不定要因绝望去寻短见，事情闹起来，自己反倒惹祸上身，便打定主意在原地守着等人来找，只图按中国规矩本可理直气壮讨的那份「谢仪」。不多时，果然见一个生人走过来，两眼盯着地面，分明在找什么。他迎上去，一开口就问出了什么事。彼此说明，那五十两的票子便物归原主。那人一到手，立刻缓过神来，问另一张在哪儿，还说他丢的是两张同样数目的票子，另一张若也找得回来，拾得的人该得多少酬劳，他自当照给；若找不回来，他这一亏也未免太大。恩人正要大声驳这忘恩负义的话，那位同知恰好从街角转了过来，见有人吵嚷，便停了轿，当场问明案情。结果是：他把那五十两的票子取过来，赏给了拾金的老实人，叫他欢欢喜喜自去；随后转向那位不知感恩的失主，声色俱厉地叫他等着——等哪天碰上一个拾到两张这么大票子的人，再向那人去讨他丢的东西。

〔注〕 五十两银子，约合十五英镑。

律法（二）

由上一篇不难看出，中国法律的状况——无论民法〔注〕还是刑律——都是那一大堆障碍中极要紧的一项；正是这些障碍，牢牢挡住了中国，使它进不来。我们说的不是那个被文绉绉地唤作「万国之谊」的、冷淡而不相投的圈子，而是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上缔结更亲密的邦交与友谊。因为只要我们还握着治外法权，而且不得不动用它，我们看中国这个民族就只能是居高临下；反过来说，我们在他们看来如此反常的境况里住着，这件事本身也无非是一根屈辱的眼中钉。在华的外国人何时能放心指望官府施行公道的司法，在那以前，我们只怕科学纵有千般手段，也不过替那个众所盼望的时刻铺一铺路——到那时，中国与西方才会隔着这一方所受的种种挫败、那一方所受的种种轻慢，握手言和。

〔注〕 即地方习惯。

中国人与外国人分任主角的命案，所幸不常有；而正是在这种案子里，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诉讼程序与证据规矩之间的种种扞格，连同别的若干小节，显得最触目、最无从调停。先说刑律。它对「杀人」所作的种种分别，略相当于我们谋杀与误杀之分，百姓大都不甚了了。不但如此，就连执掌这些法条的官员，其无知也往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全国每一座臬司衙门里都养着一两个「刑名师爷」，随时能引出章句来，实际上就是指点老爷如何断出一个像样的、并且必能得上司首肯的案子。至于百姓，他们只认定一条大原则：杀人偿命。情有可原的杀人，拿银子了结的事也并不少见；可是苦主的亲属若一口咬定不肯罢手，就没有几个官肯拿自己的位子去冒险，不把罪名落到某一个人头上。照例，一个中国人杀了外国人，要给他——或者给替他顶罪的那一个——定罪抵命，并不难；甚至许多本属正当防卫或误杀的案子，我们也能同样如愿。麻烦的是反过来的时候：那就要把天朝上国的满腔义愤，通通招到我们这些死心眼的脑袋上来了。欧洲人若经查实杀了中国人，自然是要绞的；可他若是出于自卫或出于意外而致人死命，这两种情形下中国人也照样吵着要按律处以极刑。再者，在中国的公堂上，传闻可以作证据：若来了几个证人，所能说的不过是「有人告诉我，被告杀了人」，这话拿去把他绞死或砍头，其分量与他们亲眼看见一般无二。而且被告不但可以自证其罪，并且凶手不作出全盘的招认，案子便算不得完整，于是刑求也就可以动用，把那道非有不可的供状逼出来。由此可见，中国官员替自己受屈的同胞出面控告，一到英国的法庭上就全然摸不着头脑；案子每每因缺乏合格的证据而落空，他们回去时便一路咒骂那可恨的蛮夷所加于他们的不公，盼着有朝一日天亮，能把这班人从花之国里扫荡干净。

另一方面，讯问中国证人——不论民案刑案——又是外国官员在同中华帝国那班滑头打交道的全部经历中，对涵养最难熬的考验之一。语言之难且不去说它，那一层已在有法可循的苦功底下渐渐消融；单是中国人那副心思的偏向，连同它一切的成见与迷信，在求取真相这件事上所设的障碍，就不下于中国文法那些离奇却终究还能对付的花样。我们相信，本地官员是有这份本事的——虽然使出这份本事，未必总与他们自己的利害相合——就大多数到案的案件而言，他们断得可以同任何一位把《泰勒证据法》从头到尾背得出来的英国推事一样公正持平。他们靠的是一种识人的本领，这本领之高，或许举世无双；凭它便能轻易辨出证人的真伪，也用不着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动不动就上刑。在中国，学问的对象无疑就是人——人，以及他在任何场合、任何境遇之下行事的动机。我们不妨顺便指出：传教士和别的什么人为中国人的好处所费的苦心，中国人之所以不领情，正是为此；因为这样做的动机，在本地人的查考与心思之外，根本无从企及。于是他们对送礼的希腊人起了疑心——「连同礼物一并」。传教士远涉重洋，来中国受东方生活的种种辛苦而甘于自苦，这在那位盘算惯了的本地人狭窄的心里，是完全无法索解的；至于义务诊病、遍施各样药物，那就更不必说了（虽说不久前《上海差报》上有位诙谐的作者说过，他们住着最好的房子，日子过得似乎并不比这里任何人差）。他们的观察，从来只及于同胞的性情与思路，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个结果；至于欧洲人的心思，他们是一无所知。

说到中国人在外国法庭上作证，第一重难处通常在于叫证人起誓。旧时讲中国的书，撒起弥天大谎来也不大有被拆穿之虞，说什么杀鸡、打碎碟子是中国人最有约束力的誓仪。其实常用的套语是吁请天地来听他将说的话，若有一字不实，天地共诛之——我们以为，与其临时杜撰一套不伦不类的说法，不如就用这一套。这话在情理上说得通，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迷信的民族中间，也不是没有分量。随后证人便等着老爷问他：籍贯是哪一县，自己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父母年岁几何（如果还在世），妻子娘家姓什么，多大年纪，有几个儿女，各是多大，以及许多同样「切题」、同样「要紧」的问题；这一套问完之前，于本案的事实是一句也不会问到的。对中国人这种一成不变的民族，这些形式与习惯上的琐节是不宜抹煞的；正相反，倒该由着证人在这些无用的细枝末节里游荡一回，等他把散乱的心神收拢了，再稳稳当当哄他说出点近乎证据的东西来。只要待法得当，中国证人绝不是死犟到底或呆笨如木；他若先前被本地官员做过手脚，倒可能又犟又笨，可即便如此，也并非绝对没法破他的谎。外国人偶尔会向一个未经点拨的乡下人提出一个问题，那是他平生的见识里做梦也想不到的，本地官员的嘴里更绝不会吐出这样的话；这种时候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妙品。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一桩碰船的案子里，有人问一个船夫，他看那时潮水流得多快。证人踌躇起来，抬头看看，低头看看，左右看看，又回头看看，末了答道：「我是个穷船夫，一天才挣一百五十文钱，怎么能指望我知道那时潮水流得多快？」

和尚

无论东方西方，性情之可厌，少有过于中国和尚的。在本国读书人眼里，他是个不值一顾的东西：不单因为他躲开了凡有血肉者都逃不掉的忧劳与责任，更因为他是个执迷不悟的弃人，自愿把「人」这个字所代表的、天赋灵明的身分，连同它的光荣与权利，一并交了出去。区别人与禽兽的五伦，他亲手一条条斩断了，只指望有朝一日修成正果——而这所谓不朽，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是极靠不住的。他不纳税，不为朝廷出一分力，事君之道便亏了一半。他不娶妻，那本该与他相配、成全他这一世的人，只好带着处子之身入土。他不养儿女，死后魂灵无着，无人祭扫，正如他父母的坟头那样冷清凄凉。他割断了兄弟之情，便自绝于手足相亲的慰藉与倚靠。他脱离尘世、鄙弃浮华，朋友之乐也就白白地向他铺展。所以按中国人的说法，他根本算不得一个人。他没有名字；西洋人初学中文的，往往照着中国人见面时的客套，张口便问「贵姓」，问得他恶心透顶。这可怜的和尚早把姓氏丢了——当初在山门前，父母、兄弟、家、朋友一齐抛入忘川，姓氏也随之抛却，换来一个「法号」。

不过中国人一笔抹倒本国的僧众，倚仗的还不只是这些情理上的话。他们若果真守住几分不近女色的誓愿、几分毕达哥拉斯式的素食戒条，大概也能分得一点敬意——世上多数国家对狂热之士，总肯给这份说不清是真是假的敬意。中国人恨他们，是恨他们双料的虚伪：诈取贫民愚妇的钱财，专拿鬼神吓唬人家的妻女，还常常把人家的妻女弄坏；每座庙门上都大书「荤酒不许入山门」，自己却照样天天吃他最爱的猪肉，吃得跟寻常中国人一样勤，抽烟喝酒醉成一摊烂泥，倒比寻常人还要勤得多。这些圣人的家私里，十有八九找得出一支鸦片枪；他们闲得不能再闲，可论学问，绝少有配跟一个寻常秀才同日而语的。偶尔也有例外，只是近世已经难得一见。我们读到过一位跛脚老僧，以舍己好施闻名，名气大到乾隆皇帝亲自登门。谈了一阵，乾隆赏他一颗贵重的珠子，老人立刻转手送给了他在人丛里瞧见的一个乞丐。皇帝见他如此无礼，有些愕然，便问他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这样送人。听得肯定的答复，皇帝又添一句：「连你拄的这根拐也送？」「啊，」和尚说，「书上说，君子不夺人之所难舍。」「可要是，」皇帝说，「他不是君子呢？」「那样的话，」和尚答道，「您也就不能指望我跟他做朋友了。」

再说洁净，这本是佛门的一件要紧功夫，南边有几处庙宇也确在这上头做出些样子来；可是就人身而论，和尚比他门下最下等的信众还要脏，只脏不净。听他们念经，实在叫人发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自己嘴里念的是什么字，一概不懂，因为梵文之学近来已被丢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一路差事，他们能省则省，只有超度亡魂、诵经送他上西天的时候是例外。那种场合是生意，是钱的事；这时他们脸上堆起一副油光水滑的虔诚，跟他们含混念完一场午夜法事时那副厌烦欲睡的神气，对照起来煞是有趣——尤其当在座的听众寥寥可数、又无关紧要，比方只有一个红毛番鬼的时候。

把这一班撒谎、无耻、荒淫的东西撇开不想，是件快事；撇开的时候我们只纳闷：佛教何以能在一个聪明的民族身上盘踞这么久——这民族自有一套精密的伦理，几百年来公认它是是非的准绳，而那准绳偏偏把一切对未知不可见世界的恐惧与指望，全都斥为虚妄。

敬惜字纸

中国人的风俗里，最离奇而又最与人无害的一件，是把凡写了字的纸片，一张不落地恭恭敬敬烧掉。那些字，单论书法一道，在全世界一切文字中本就当之无愧地居首。烧成灰还不算完；有心的中国人要把灰收起来，封进一只瓦罐，或深埋地下，或沉入河底。到这一步，他才算对那张纸尽到了本分——那纸不过偶然沾了字，便在一切善人眼中神圣起来，正如天主教神父眼中最贵重的殉道者遗物。有钱人常年雇着拾荒的，把街头巷尾散落的字纸一一捡回来；中国的城镇，凡人来人往的要紧处，都设有炉子，好把他们捡来的东西付之一炬。以上这些，在华的外国人和外国的人大抵都知道；只是中国人自己对这件事怎么想，我们以为除了间接透露，从没有正面陈述过。因此我们把一八七〇年一位热心的读书人所刊、分文不取散给他那些走了岔路的同胞的一篇短文，译在下面：

「自古及今，圣贤所致力者，文字而已——此乃上天下地间第一等至宝。故慕「名」者，思以文章之美成其名；逐利者，仗流水簿与总账遂其欲。二者若不通书写之艺，皆将一筹莫展。试问：不藉文字，公文何由拟，契约何由立，书信何由通，家谱何由续？人将何以彰祖宗之荣，何以书婚书，何以远客他乡而慰倚闾之父母？又将何以为子孙置产，何以称贷放债，何以合伙经营，何以析产分家——舍白纸黑字之凭据，其道安在？即田间佃户，种得几亩薄地，其权利亦须黑字白纸方有着落；家中仆役，工钱不致落空，也不是一句口头话担保得了的。医者开方，欲从鬼门关上唤回垂危之人，须提笔蘸墨写将下来；卜者断辞，或警人以祸，或许人以福，又从另一头显出文字之用。一言以蔽之：文字能使人富，能使人贵，能予人生，能予人死，能加人以荣名，亦能加人以垢辱。

「乃近来学堂里养出一班骄而无知的东西：竟敢拿旧书包东西、糊窗户，拿旧书引火烧水、抹桌子；我说的就是这班小子——在书上乱涂乱画，在墙上门上写字，把自己的诗稿嚼碎，或者随手扔在地下。凡此种种，为师者务须严加责罚，趁着还来得及，救他们脱出上天报应之怒。又有人拿旧当票包东西——或包一棵白菜，或包一斤豆腐。又有人拿各色彩票包一撮腌菜、一片猪肉，只要有一文钱可赚可省，便全不想自己正在造孽。还有人拿旧书去换柚子、换花生，听任它们污在字纸篓的秽物里，像番鬼的钞票一样辗转过手。可叹妇人赶集、孩子上街，一个字也不识，哪里知道字纸是无价之宝！包裹的纸掉在泥里，任过路人踩来踩去。然而这罪过要算在当初作俑者头上——就是那些把旧书卖给铺子的人。他们指望从残篇断册里榨出一点利来，那利实在小得可怜；贪心一起，便忘了自己是在羞辱圣贤，是在给自己招定了灾殃。为这么点蝇头小利，何苦牺牲这么多？何如谨守相传已久的成规——那才保得住福泽绵长，如海上之波，前后相续，永无断绝！诸位行商坐贾，须知在天在地，文字都贵重如玉；凡着了字的，断不可像砖石瓦砾一般抛弃。福、禄、贵、显与寿考，一概可由敬惜字纸而得。」

迷信

读过书的中国人，一口咬定自己与那些迷信毫不相干——在欧洲人看来，正是这些迷信像一片阴云，压在一个本来智识颇为自由的民族头上。中国从来没有国教；信佛也好，信道也好，信回教也好，信多信少，奉行到什么地步，向来听凭各人，既无国法干涉，也不受任何社会上的白眼。当然，这里头有个前提：这类奉行必须止于各人自己；一旦沾上政治意味——像近来回教那样——中国政府维护一统江山，用起手边最得力的法子来是绝不迟疑的。所以说，若不是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及其后援者那种自戕式的热心，硬把宗教与政治拼合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靠着刺刀尖把《圣经》送进中国，今日基督教未必不能享有别的宗教传布者一向享有的那份宽容。

若论中国的宗教，国家真正放在眼里的只有孔子的伦理一项。这便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说的「他们所有的最好的智慧」；而且照他接下去说的，中国人做到了让「得此智慧最多的人，占据尊荣与权力的位子」。孔子的格言里，一点迷信的成分也没有。他承认有一个超乎人所能测度的理；虽然他有一次说过这个理知道他这个人、知道他在世上所做的事，可是要给这个理配上什么赏善罚恶的权柄，他连想都不曾想过。谈到看不见的世界，他一概嗤之以鼻；至于身后如何，他守着极谨慎的沉默。有个弟子逼他就人类最关切的那个问题说几句，他回敬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然而，尽管孔门的伦理健全到了这个地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周围，还是长出了一片盘根错节的迷信丛林；智识上的长进先被卡住，终于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权的一班人看中它那股挡不住的力量，拿它来把心地单纯、易于轻信的百姓攥得更牢；他们自己奉行起最粗鄙的一套来，还写出成卷成册的文字，替一些他们心里断不可能真信的荒唐事撑腰。就在一两年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一位出名的学者、政治家兼统帅——竟对着一条小小的水蛇伏地叩拜，指望着卑辞哀恳，求水神开恩，让直隶一省广大地面上那场惨酷的水患稍稍停歇。这位祈求者不是别人，正是名震一时的总督李鸿章；而这位李总督近来给白河口与两岸的炮台，装上了克虏伯最好的大炮，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把将来战事的胜负，托付给哪一位中国战神的神力。

再说到中国的文学，那一大堆小说真叫人吃惊：千部一腔，无不是同一个路数；而且不单整个小说的地层如此，就是最庄重的哲理思辨里，神怪也被当作天经地义、少它不得的一味料下进去。下面这一段出自韩文公的手笔——有人称他为「最受尊崇者之一」——足可当作一个样本，看看那片没有路、没有树的沙漠里随处碰得着的是什么货色；这片沙漠，我们找不出更合适的名目，只好叫它中国文学：

「有形而无声者，玉石是也；有声而无形者，风雷是也；有声有形者，人兽是也；无声无形者，鬼神是也。」

再往下说到家常日用间那些与人无害的迷信。猫洗脸，在我们那里是要下雨，在这里却是有客要来。反过来，茶里浮起的梗子，跟我们一样，是主有不速之客登门；来客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就看那根报信的梗子长短肥瘦如何。鸡眼作痛主天要下雨——这一条我们不算它迷信。姑娘若把水泼在鸡狗身上，出嫁那天准定大雨倾盆。听见乌鸦叫的人，应当叩齿三下，然后吹一口气。两把扫帚搁在一处，会招来一喜一悲同时上门，譬如同一天里一边添丁、一边死人。脸上的「鸦爪纹」，中国人叫作「鱼尾」；生在年轻男子脸上，其寓意正如我们那里的「鳏夫尖」。

迷信是中国最凶的仇敌——这片阴影，只有科学的清光才驱散得了。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想给她的还不止这些；可是他们不会成功。

天象地变

凡把中国人看作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的人，都会觉得下面这个问题格外有趣：那些做工的、没读过书的人，对他们躲也躲不开的种种自然现象，心里是怎么讲的？他们关于日食月食的说法早已尽人皆知：外国人的耳朵隔些时候就要被一阵锣声震得发昏——一群本地人激动起来，拼命敲打出难听的声响，好拦住一条想象中庞然巨大的狗，别让它把太阳或月亮当点心吃了。在这类叫人发笑的愚昧场面里，总少不了一批体面的、读过书的人夹在其中；他们本该比旁人明白，本该设法开导那些不如自己有福的同胞，结果却跟着一道起哄。可见迷信对一个中国社群里最有见识的人也抓得多紧：只要有一点真的或者以为有的危险当头，哲理和孔夫子便被吹散到九霄云外，孔门最自负的弟子，到头来也不过是个人罢了。

且把士大夫撇在一边，让他们自己顾自己，我们只看中国那些性情温厚、快活好客的劳动人；在西方连小学生都熟知的一些题目上，他们的说法真是稀奇。譬如地，一般人都信是方的；天则是一层壳、一层罩子，上头缀满星辰，绕着地转。记得有一回在海上望不见陆地，我们叫本地的随从看一条船的桅杆怎样沉到地平线底下去，指给他说：地面若果真是平的，船不会这么快就不见，也不会像沉下去的样子。眼看最后一刻，我们觉得他心里已经信服，科学真理的大业又多了一个归化之人，他却泰然回道：书上写着「天圆地方」，他实在不大明白书怎么会错！

太阳，人们大抵以为日落时钻进地里，第二天早晨从另一头出来。月亮则是从海里升起，又落回海里。地震说是地心里的硫磺爆发。雨说是龙王倒下来的，那位神平常就住在云的另一面。虹，据说是一只极大的蚌吐的气，那蚌住在大海中央某处，离岸极远。彗星和日食被看作上天给朝廷的特别警告，照例总有位有名望的御史上一道折子。这些民间说法里，最奇的大概要数关于雷、电、雹的一套——在中国，这三样都被当作天神发怒降下的责罚。头一层，人们以为击死人的是雷而不是电；这种看法英国大概也一度盛行，英文里「被雷击」一语便是证据。锡德尼爵士写过：「我立在那里，如同一个被雷击中的人。」第二层，死于雷击被看作因暗地里犯了人间或天上的律法而受罚；所以自问没有干过这种事的人，面对风雨雷电一点也不怕。风暴或台风一起，云层后面便坐着雷公，手里握着可怕的霹雳；旁边是电母，手举一面耀眼的镜子。电母先把一道电光照在有罪的人身上，好教雷公看清了下手；随后那一声炸响，便是那看不见的箭穿过空气的声音——天上的冤屈就算报了。同样，雹是雹神手里的刑具，专打那些因行事不端而自招天谴的人的庄稼和家当；天谴虽迟，却终究要到。

每一省，不，每一个城，都有自己一套关于种种事情的迷信；不过上面所说的，关涉一切自然现象里最要紧的几样，在中华帝国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户人家都通行。百姓接受这些古怪念头时那种孩童般的虔信，只有当权者培植它们时那份不知疲倦的用心可以相比——他们很清楚，治理一个容易激动的民族，这些东西有多大用处。皇帝自己也为求雨、求晴、求雪而长声祷告，看庄稼受了什么苦便求什么，不到天地应了他的祈求决不停歇。不过说到这里我们也该住口了：我们所嘲笑的这一路迷信，比中国占了更多便宜的国家，至今也未能全然摆脱干净。

过年

中国新年！——这三个字在「远方华夏的外国人」〔注〕听来，勾起多少联想。它招来的是这样一些景象：午饭伺候得七零八落，工钱早被支空，小偷小摸不断，说不定还要遭一回窃；是可恶的锣鼓和不留情面的爆竹，把白天也闹得同夜里一样难受；是花花绿绿的管家和一脸得意的苦力，队尾跟着外国人在中国天然的对头——厨子，这一天他破天荒地干净了，手里按孔门认可的姿势〔注〕捧着一件又难消化又要命的礼物，他管那叫点心。

〔注〕 麦华陀先生一部书的书名。

〔注〕《论语·乡党》：「享礼，有容色。」

元旦是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里一年一度的头等大事。万岁爷的寿诞，甚至万岁爷的大婚，在这个时辰面前都要失色：据说人间一切事务都要从这一刻重新开始，账目结清，债务还尽。约莫提前十天，公务在名义上就停摆了；衙门封门，官印仔细包好，交给大老爷或大人的夫人妥为收藏。〔注〕假期整整一个月，这期间以什么都不做为正办：不准处置人犯，连用印也不许，因此不论什么事都不能行文。不过后一条若当真严守，会闯出乱子来，所以早有预备：事先在若干张白纸上盖好印，万一有事，公文尽可立刻发出，又不曾真的坏了王法与旧例。

〔注〕 这是通行的风俗；这类例子数也数不清，都可以用来驳「中国妇女地位卑下」那一套说法。

新年是送礼的时节。装得满满的中国点心、饼饵、蜜饯，一盒盒送到家族长辈跟前，算是敬意的贡品；山西或山东的葡萄、福州的火腿、广州的荔枝，都是宣示交情或情意的好由头。到了这时候，全国各官给顶头上司的寿礼之外，还得对当道者另加一份消灾解厄的献纳；没有这个，官位既坐得麻烦，也坐不安稳。这一类叫作「干」礼，与亲友之间往还的「水」礼相对。后者全部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吃食，都是中国人看重的珍奇或精致之物，也许两样都占；表面上看去，例如知县向臬台大人恭贺年禧送去的一篮上好橘子，也正是这类东西。可是知县和臬台心里都明白：那笑盈盈的果子底下，藏着几张银票，或几只成色无可挑剔的银元宝；这笔钱是那位大人进项里的一份，又让他转而去讨好权势熏天的总督，同时年复一年地攒下一份宽裕的老本，好预备将来病了或老了、不得不把这份差事连同它的好处一并交出去的日子。

对「四海之内」的人，不论官宦还是平民〔注〕，新年都是一段格外紧张的日子。上一个月的二十三或二十四，家家都有一桩本分：送灶王爷，谢他这一年来庇护了阖家上下。灶神就要作他一年一度的上天之行；唯恐他说出些什么来惹下不快的后果，人们断定最好的办法是干脆让他一句也说不出。为此特地做了许多极黏的糖食，像上供一样奉上；这位不提防的神吃了下去，只觉两片嘴唇被牢牢粘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另外还供上豆子，给他骑的马当草料。旧年最后一天他回来，人们用红糖和青菜尽情款待他。这是放爆竹的头等时候，虽说人人都知道，这些讨厌东西早几天就响起来了。不过未必人人知道：放爆竹是为了把过去十二个月里聚拢来的邪祟一概赶走，好让新一年的气运不受它们沾染。除夕不是睡觉的时候：中国人几乎认为，堂堂汉家子弟这一夜非坐到天亮不可。何况账不还清，就是想睡也睡不成。那不肯罢休的债主寸步不离地守在身边，坐在那里一会儿威吓、一会儿哀求，非拿到钱或者讲成一个折中的办法不走。哪怕已经过了子时，那倒霉的欠债人也不能算作元旦，得等这位不受欢迎的讨债鬼吹熄了自己灯笼里的蜡烛，才算。例外自然是有的，但通例是：中国一切账目都在旧年成为陈迹、新年接位之前结清。随后，天色刚透出第一线亮，那没完没了的一轮拜年便开始了；这是整套年事里最醒目的一样。人人穿戴上最好的行头，官帽官靴，顶戴花翎——有幸备得起的话〔注〕——帝国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出门去拜遍亲友。他揣着厚厚一叠名帖，先到本族长房各家，或者去看望父亲的朋友；把长辈一一应付完了，再去找自己那班年纪相当、身分相当的至交。倘若身在公门，也决不会忘了到衙门走一趟，给顶头管着自己的上司留下一点微薄的表礼。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东西请他吃；每来一位客人，便新端上一份点心、果子和酒。他在外头这样奔走时，家里由他父亲或是兄弟应酬，轮到时候再换他们出门。「新禧新禧，恭喜发财」，就相当于我们的「新年快乐」，逢此佳节众口相传，传到后来，国籍与教门那点小小的分别也就消失了，只剩一个信念：至少在人情上，中国人和欧洲人是站在同一块地面上的。不过这条通例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例外——有那么一个倒霉的人，谁也不盼他发达，谁也不肯拿那句中听的「恭喜发财」向他道贺。那就是棺材铺的匠人。

〔注〕 中国社会分作两等——官与非官。

〔注〕 不论这功名是挣来的还是捐来的。

灯节

中国的大节里有一个灯节，要紧的程度仅次于元旦。这名字连英国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也不陌生；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无非是辫子、燕窝汤和叩头搅成的一团。住在中国的人未必留意它什么时候到；不过依我们看，就算知道日子落在哪一天，外国人对灯节所知的，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节起于汉朝，整数算来，约莫两千年前。原本是在太一神庙里的一场祭礼，从正月十三起到十六止，到末一天，因过年而起的一切欢庆、宴饮、拜访也就收场。那早年间，它还担不起如今这个名目，因为并不用灯；虔诚的祈求者做各样祷告与献祭，只借一轮满月的光。又过了约八百年，人力才来帮天工的忙，兴起了在街上挂起一串串花花绿绿纸灯的风气；如今没有这个，什么夜里的节庆都算不得齐全。此后三百年没有变动，随后又在这场狂欢上添了两天，合共六天。这是要请旨准的，最后恩准给了一个姓钱的人；照史书暗示的口气，这份人情用银子多少两来表述，是再便当不过的了。如今整件事从正月十三——照例头一回上灯的日子——一直到十八为止；到那一天，一切热闹与嬉笑都完了，正经的营生重新开始。十五是大日子，百业停歇，同我们过圣诞节一样彻底。入夜，灯里点上蜡烛，四面八方放起爆竹。街上挤满了张着嘴看热闹的人，剪绺的不费什么事就发一笔小财。中国的人堆里没有巡捕，喊一声「捉贼」，旁观的也不会理会；贼只消挑一个老实的下手，把他手里的烟袋、或是腰上的荷包一把抢了，挤开人群拔腿就走。

在中国人看来，灯多、香多，本身就够办成一个节了；这一回两样更该格外地多，只是内中的缘故，没读过书的本地人多半不知道。你问一个苦力：灯节为什么点烛烧香？他八成答不上来。原来是说，祖宗的魂灵专挑这个时候回来，看一看可爱的儿孙；为着敬他们，灶头厅堂便该比平日打扫布置得更齐整些。所以他们一束接一束地烧上好的香，免得魂灵的鼻子被人间的气味冲撞了。点上烛，是好让这些脱了形骸的来客看得清路；把那些藏着中国脏兮兮土蜡的漂亮灯盏摆得雅致些，则是顾到他们爱美之心。这一天的祭拜相当地不拘对象：灶王爷一般也分得一份，天与地也难得被撇在一边。乐子里很要紧的一项，是大吃一种专为这个日子做的点心：把糖或是什么甜馅裹进雪白的米粉里，裹到小鸡蛋那么大，只是滚圆滚圆的；家家户户都要吃上几百个。这形状取的是阖家团圆的意思，因为每个中国人都要设法回家过灯节。

今年（一八七五年）因先帝驾崩，举国居丧，正月十五这一天，同自幼主手里的国柄再传到一个襁褓小儿手里以来的任何一天，几乎分不出什么两样。庆贺是办不成的；照例不许多挂灯，又有上谕禁止所有中国人穿好衣裳。谁要想乐一乐，至多不过拿上面说的那种米粉圆子把自己撑饱，再盼着丧期满后重有热闹的日子罢了。

吸食鸦片

写中国的人，大多爱反复讲鸦片这可怕的东西如何在举国上下慢慢地、却确凿无疑地毁掉风俗、礼教与人。他们描画出惨不忍睹的图景：某地本来富庶安乐，只因沉溺于这害人的烟土，便落到疾病与穷困的苦海里去。照他们的说法，不过在一管烟里把人生的烦恼忘掉片刻，随之而来的后果，瘟疫杀人也没有这样快，兵燹过处留下的荒凉也不及其半。这类话说得太多，以至初到中国的人满以为亲眼要见的，正是他们听说过的那一切惨状；及至看见中国城镇的熙攘喧闹，看见乡民安详知足的神气，看见那无与伦比的沃土轻易地给农人长出丰盛的庄稼，不由得大为诧异。那么，人人说的这场浩劫在哪里呢？显然不在通衢大道，不在商贾辐辏之处，也不在远方田舍的静谧之中。他一心要找，多半也存心非找出点什么不可，于是终于被人领进一家烟馆——这类人间地狱，天下每座大城市都有。在这里他见着了这恶习最丑陋的模样：赌棍、窃贼、乞丐，以及种种被社会摈弃的人，都聚在这儿礼拜那位能叫人暂忘忧患的神。原来这就是中国了，旅人的传说一点不假。堂堂大国已成了这阴险毒物的猎物，全然覆灭不过是早晚的事！

然而我们要坦白说，这些迹象我们遍寻不得；倒是这份耐性有了回报，弄清了一些事实，得出的结论比通行的说法光明得多。我们并不凭着看过几家下等烟馆，或凭着亲眼所见的三五个极端例子，又或凭着教会医院里传教医生诊治华人所作的报告，就给中国这个民族定谳。我们不否认鸦片是祸害，就有许多人没有它会过得更好这一点而言；但若把它当作提神之物，拿来同西方的烈酒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吃亏的远是后者。鸦片杀人以百计，杜松子酒的牺牲者却要以千计；欧洲城市里司空见惯的醉态丑剧，在中国极其少有。在一个丈夫依法可以责打妻子的国度里，打老婆的事闻所未闻；在一个烈酒贱价可得的国度里，「震颤谵妄」竟是个无从翻译的词。谁在中国见过醉汉在闹市上摇摇晃晃，或是把头栽在乡间路旁的沟里？中国人天生安静、平和、勤苦；他们躲开那使人昏乱好斗的烧酒，就了性情更相投的烟枪——烟枪安顿疲惫的脑筋，引人入睡，也让倦了的身子重新有劲。

其实那种真正的恶习——在西方，多少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前程锦绣，却因它半途而废，人们还婉转地说这些人「爱翘小指头」——在中国我们连它的十分之一也找不到。中国人里真正嗜酒的似乎不多，而鸦片单凭价钱，就不是穿蓝布褂的芸芸众生够得着的。有些地方，尤其在台湾，抬轿的苦力工钱优厚，吸得很凶，好让自己做得来人家常要他们做的那种惊人的苦活。两个人抬一个寻常中国人，连他一箱衣裳，盛夏最热的日子里也能八到十个钟头走三十英里。他们一个钟头走五六英里，一到站口，片刻不停，径直奔到备好饭食和烟土的地方。抽完自己那一份，趁客人许可多歇一会儿便歇一会儿，随即又上路；坐轿的人不会看不出，他们的脚步比起半个钟头前那副迟钝疲沓的样子，何等轻捷有弹性。他们自然短命；可是在文明的英国，我们也有些行当，三十六岁的人就被指着说是老寿星了。

还常听人说，鸦片一旦上口便再也丢不开。这全是瞎话。吸食有一个限度，不到这个限度，尽可平安无事；过了这个限度，人就完了，从此再也戒不脱。中国人问一个抽鸦片的人「有瘾没有」，意思就是：他是不是一点点加量，加到非吸不可了；还是仍旧自由，说戒就戒，无碍于身体。成千上万的人止步于瘾之前；少数人把这道界限远远抛在身后，一路自戕，匆匆走向未老先衰与死亡。再说，从某一面看，吸鸦片比酗酒更是一种只害自己的恶习——酗酒还要把痛风一类的病症贻害到三代四代。吸鸦片的人几乎祸及不到子孙，因为烟瘾极深的人根本无后可言。在中国，儿女被看作人生所能给予的最大财宝，箭袋装满的人才叫有福；所以这一层极要紧的后果，永远会有效地拦住鸦片在中国漫无节制地泛滥。

再者，一般以为吸鸦片会使人良心麻木；这在某种程度上不错。你的仆人若吸鸦片，尽管辞掉他，不必比辞掉一个酗酒的车夫更过意不去；因为他已不可信托。他的工钱多半不够供烟，还要余下家用，于是势必比平常多克扣，甚而至于偷窃。可若仅仅因为一个书办或账房吸烟——哪怕吸得极有节制——就把他打发掉，那就好比因为一个雇员在饭桌上喝了两杯啤酒一杯雪利酒，犯下滔天大罪，便将他辞退。吸鸦片的人也可以行止端方，从不昏沉，更不必说烂醉如泥了。他抽他的烟，或因为爱抽，或因为于他相宜；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非把自己弄得（哪怕只是一时）不能办事不可。从前中国的诗人把酒与月色看作缺一不可之物；没有这两样，便没有灵感，没有诗情。如今的诗匠替情人的眉毛做一首规规矩矩的小赋，便到烟枪里去求那滚滚而来的文思，正如他的先辈从酒杯里汲取一般。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是。我们坚信，有节制地用这药物，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后果；而饮食吸食一概有度，这份德行在中国和在英国或别的什么地方一样常见。〔注〕

〔注〕 洪卑爵士在上海的英国在华最高法院做了九年首席法官，对禁烟运动发表过一段值得注意的意见：「世人所说的种种胡话里，再没有比此地和英国关于鸦片贸易如何不道德、不虔敬的那一套更荒唐的了。简直叫人作呕。我对它毫无同情，正如我对开杜松子酒馆的人毫无同情一样；可是只要中国自己听任举国上下遍地种植鸦片，对它抽税，把大笔进项装进自己口袋，在这件事上同情她就纯属可笑而不得其所。」——（沃克诉马尔科姆案，一八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另有一封登在一八七五年七月五日《伦敦中国快报》上的来信，我们冒昧把其中一段照原文的着重排法转录于此（用『』标出）；就凭空虚构与天真幼稚两样而论，它超过了我们在这桩聚讼纷纭的公案两造中所读到的一切文字：「实情是，这桩天大的祸害，政治家乃至慈善家都全然无力收拾。除了基督教生命的神力，没有什么能与它较量；这过程虽或迟缓，却必定成功。如今鸦片贸易已长到这样庞大的地步，唯有基督教的差会才对付得了它；那些受人轻视的传教士，正在解一道政治家解不开的难题。所以，凡明白吸食鸦片之害的人，最有效地止住这场瘟疫的办法，便是『资助在华的基督新教差会』。——敬上

「一个在中国的老住户。

「一八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偷窃

要排遣羁旅异乡的单调，再没有比中国更好的去处：在这里可以从新的角度去看稠密的人群，而这里许多事至今无人知晓，一般被当作事实的说法，多半要掺进一点真相才成，另一些则干脆得彻底推翻。把传奇当作真游记出版的日子已经过去；中国门户既开，侨居的人尽可对古伯察那过于荒唐的胆量付之一笑。同时他们也得以亲见亿万人在英国许多人认定断然无从容纳人类幸福的条件下，各自解着生存这道难题。他们看见中国各色人等一周七日都在劳作，各人按自己的身体和财力斟酌着歇息，却并没有因为不守第四诫而生出人们以为必定随之而来的身心堕落。他们看见烈酒买卖毫无禁限，却不见那些与我们这时代的智识进步形成鲜明对照的凶暴场面。他们注意到，施舍在这个民族的德行里没有位置，凡是留得住的一文钱谁也不肯送人；而看得见的结果是，人人都明白非自谋生计不可，一座中国大城的乞丐加起来，还填不满我们最小的一所济贫院的临时收容所。他们有机会研究一种行了几百年的考试取士之法，并且必然得出结论：这法子不论在英国或别处命运如何，总归替中国朝廷罗致了最有才干、最聪明的人。此外，所谓中国人好偷这一说，也很值得花些工夫想一想，哪怕只为还那些被这句我们看来极有害的断语所冤枉的人一个公道。因为即便在中国住过的欧洲人，也常说中国人是一个盗贼的民族。在澳大利亚，在加利福尼亚，在印度，中国人凭着节制、勤劳、俭省这种无声而不可抗拒的竞争，把生活优裕得多的对手打败了；可他们却是一个盗贼的民族。于是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这样要紧的一点上道德如此低下，究竟能与那些使许多出洋的天朝人发家致富的德行并行到什么地步？

至于中国每天实际发生多少窃案，我们细细打听过知县及其属员按期受理的案数，据以约略估计，所得的结论对西方文明极其不利——正是西方文明毫不迟疑地给中国安上了盗贼之国的名号。我们已经算进了这一层：中国有许多小案子根本告不到官府，同样的事若发生在英国，则必定会闹到法官面前。我们也没有忘记，在中国，未被查获的盗案大概比在一个警力组织完备、侦探训练有素而机敏的国家要多。我们知道中国许多窃案是私了的：赃物出一笔钱赎回原主，钱数有定例，从中说合的差役也分一份；我们更清楚，遇着饥荒挨饿的时候，在情理限度之内取些吃食，并不算偷。把这些都放在心上，我们那点（不敢自称是）统计，比起英国面积与人口相当的一片地方所记下的窃案来，仍旧要体面得多。

以上单说的是惯偷的行径；一旦说到私家日子，平心看一看中国仆役小手小脚的习气，我们就更没有什么理由为自家夸口的道德与文明得意了。首先，仆人克扣主人，在中国是公认的规矩，从不当作偷盗看。那是采买货物的「佣钱」，仆人另谋新东家时也要把这一层算进去。工钱因此低微；有时候，比如衙门的差役与捕快，只好尽力从两造身上讨生活，往往两头受贿。至于偷喝几口酒，顺走几方手帕、几片英国腌肉，以及天朝人心爱的别种稀罕东西，我们不妨问一问凡在英国管过家的人：那里的仆人当真就不偷摸么？我们把中国人说得那样好偷，若果真属实，以我们在东方那种大意而事事靠人的习惯，在中国简直没法过日子。事实却是：人们雇来的仆人来历一无所知，把一所满是诱人小玩意的宅子整个交给他，自己远行到五六百英里外的口岸去，回来一看，样样东西都在原处，连最不值钱的零碎也不少一件。商人一般要仆人有殷实的人作保，但许多人并不设这道防备，因为老实的中国人，诚实二字往往写在脸上。孔子有一句明智的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把前半句奉行到近乎荒唐的地步，对那些来历几乎全然不知、十有八九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本地人，推心置腹到无以复加！这一切的结果又如何呢？无非买东西时多算几文佣钱，外加每年稳稳当当消耗四打手帕罢了。窃案是有的，将来也总会有，中国如此，别处也如此；但说中国人是盗贼的民族，其根据并不比他们自己那句「古之盛世，路不拾遗」的老话更靠得住。相反，我们相信偷窃在中国并不比在英国多一分一毫；我们更深信，盗贼之国这顶帽子，连同别的许多顶，是一班不讲究的人硬扣到中国人头上的，他们的本行就是要证明：中国若没有基督教的洗涤之力，永远不会长进——这个见解，我们在此表示断然不能苟同。

说谎

我们已表明自己的看法：就整个民族而论，中国人并不比许多别国的人更好偷，而那些国家可远没有中国这样多可以开脱的理由。为免有不明就里的人把我们看作一种停滞文明的吹捧者，我们赶紧再提出一个命题，来抵一抵前面那些近乎褒扬的话；这命题不那么耸人听闻，若说有什么分别，倒是更合乎字面上的实情：中国人是一个说谎的民族。倘若世上真有天赋观念，说谎便是中国人心智的根基。他们出于本能而说谎；至少是出于效仿而说谎，又以最勤勉的操练把这门本事练得更精。即便无利可图，他们似乎也宁愿说谎而不说实话；至于被人拆穿了会害臊，这种感觉他们压根就陌生。中国文献里最庄重、最严肃的著作也满纸谎言；史书说谎，格致之书也说谎。在中国，似乎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这股习气。

中国人骨子里是个爱虚构的民族，在编写和翻阅小说传奇上所费的工夫，不下于世上任何一国；这一路的说谎倒也无伤大雅。中国的医书、星命、堪舆一类著作自称通晓我们明知是骗人的玄机，这也不能说妨碍了外国人在中国或在别处的安乐。可是话说回来，他们的谎话应当留着自己关起门来消遣。他们无权散布文字与口头的谣言，说外国人挖婴儿的眼睛入药。他们无权刊行像若干年前一位美国传教士译成英文——而且译得太过忠实，他这份本事原该藏起来不用——的那种丑恶可憎的册子，也无权张贴像本书末尾所附的那样煽惑人心的揭帖。自吹自擂，只要不害着谁，不过好笑而已；我们不妨在此译出一八七四年九月十九日《申报》上的一篇文章，看看中国人在关乎国家体面荣光的某些小事上，是如何乐于连自己也一并欺瞒的。作者说：

「昨见一八七四年九月初十日《京报》，载恭亲王被褫职衔——中外人士闻之，惊讶惋惜，兼而有之。盖回溯咸丰末年，内乱未平，外患又起，兵戈扰攘，无日无之。加以先帝龙驭上宾，所遗者不过冲龄稚子，未能亲秉国钧。其时主少国疑，内有叛乱，外有兵事，虽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然执掌权柄，其难可知。自是十余年来，十八行省次第敉平；外则泰西各国俯首归顺，重修和好；内则国基稳固，元气复初。虽周、夏之盛世，国运之隆，亦未有如今日之无涯者也。每见民间有含哺鼓腹、讴歌自得者，问其何以如此称心，辄曰：『本朝仁恩之所致也。』问此仁恩何在、何自而来？则曰：『两宫皇太后之德政也；皇上受天所赐之洪福也；在上诸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忠贞德望也。』然此数人皆外任封疆之臣。至若宫禁之内，则两宫皇太后与皇上宵衣旰食；而枢府诸大臣承宣谕旨、早暮办事者，恭亲王实居首位。中外皆知，中国多年来复其旧观，端赖其力；故凡颂两宫圣德者，未有不连类而及我贤王也。今闻亲王获咎于君上，人无不虑其往日勋劳或被抹煞，同时亦望皇上体察前功，开恩收回成命。」

在中国，说谎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是极可原谅的小过；其实根本算不得过失，因为人人都预备好了四面八方都是谎话，听了只当寻常。

奇怪的是，这样讲实际的一个民族，怎么至今没有发现说实话不过是一桩合算的事，正如他们早已发现买卖上的诚实无疑是上策、没有它生意就几乎做不成一样。不过，许多人因为中国采取了与我们不同的是非标准，便断言她没有道德；这种论法换个名目，正是中国人自己性情里最可笑的一点。他们认为我们罪大恶极，因为我们的青年自择配偶，成婚之后另立门户，而不把媳妇带回去侍奉年迈的双亲，一家人和和睦睦同住在父亲的屋檐下。我们厌恶虚妄，这一点胜过中国人；讲到孝道的实行，他们把我们远远甩在后头。「斯巴达式的德行」在我们那里是家喻户晓的话，可斯巴达之所以出众，断断不在她的子弟爱诚实、爱真话。十九世纪最深刻的思想家说过，不够诚实「比任何一件叫得出名目的事情，都更能拖住文明、德行，以及大体上人类幸福所系的一切」——这个抽象的命题，与中国当前的公共道德状况和百姓的总体福祉合看，再怎样细加研究也不为过。至于理雅各博士，他的逻辑之力似乎与他的语言之力成反比，竟一头闯进具体事例，宣称中国所说的每一句谎话都能追到孔子本人的榜样上去。他承认「从他那里可以举出许多话来，其中对『诚』的推崇与要求之严，不亚于任何一位基督教的道德家」，然而单凭《论语》里的两处、《家语》里的一处，他就毫不迟疑地断言：「他们所顶礼膜拜、奉为至善至智的那个人，其榜样鼓励他们做戏、作伪、犯罪。」那么这几处究竟是什么呢？第一处，孔子称赞一位武官谦逊：大军败退时他毅然殿后，事后却不肯受人称誉，只说自己所以落在后面，是因为马走得慢。第二处，有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来见孔子，夫子叫人出去说他病了，同时取过瑟来边弹边唱，「好让孺悲听见」。理雅各博士对这段故事的后半截不着一字——尽管很难相信它的用意会全然逃过他的眼睛。最后一处，孔子曾被叛党所执，以不去卫国为条件获释。「然而他照旧往卫国去」；弟子问他背盟可不可以，他答道：「要盟也，神不听。」

这几桩指控若单独抽出来，撇开孔子的生平与教诲不论，我们无意替他分辩；我们也无意冲淡自己下过的断语，说中国人是一个说谎的民族。但若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那位日日以诚实笃信为训的大师，要独自担起一种恶劣的民族习气的责任——而这习气，就谁也拿不出反证而言，很可能是相当晚近才长出来的——我们便想起贺拉斯笔下那位诗匠，他讲特洛伊战争，竟从丽达与天鹅的神话讲起。

自尽

自尽一事，在西方各国，人法与神法一同斥之为罪；中国人看它，眼光却大不相同。倘若死得其所，有时还要给死者追赠哀荣。譬如因痛失至亲而自尽，又如立下终身不嫁、终身守寡之誓，唯恐被人逼迫毁誓而自尽，都算在内。这一类多半是女子；寻常中国男子偶尔也走这条路，逼他上路的不外两桩极有力的缘由。一是债还不上，怕过年那一关——到时候满口粗话的债主会堵住他的门；二是他自己急于了结一笔久积的仇怨，报复某个不幸得罪过他的人。为此他自尽，或者索性死在仇家屋里，总之要死得叫对方脱不了干系，落到王法的鞭子底下。在这样一个国家，这并不难办：不偿一命，公道便算没了结；官吏可以用钱买通，证据之法又松弛。偶尔也有少妇被婆婆苛待，逼得自尽，但这很少见，因为后果对婆家极可怕。死者的本家亲属会拥到停尸的屋里，把一把扫帚塞进这受屈者手中，扶着尸首绕屋而行，牵动那条僵硬的胳膊左右挥扫，把财、福、寿一并从这户遭殃的人家扫出去，永不回头。

下面这段译自一八七四年九月十四日《京报》，是江西巡抚的一道奏折。它可以说明：在某些情形之下，自尽被看作最值得褒扬的事——虽说这一件并没有真死成。无论如何，中国的舆论对自尽几乎无话可责：

「据新喻县知县禀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有微员之女，许字候补盐运使之子，业已择定吉期。不料未婚夫得病身故。女闻讯，欲即过门治丧，从此终身守节，以未嫁之妻自居。其母不许，诳她说：且等你父亲在外办事回来再议。而暗中竟把她另许了别一姓人家。女遂服毒，几乎不救。经医救活，仍旧绝食不进；直到准她照初愿而行，才肯进食。此后她与公婆同住，奉养公婆及亡夫的祖母，无微不至。二老爱她甚笃，丧子之痛因而大减。她以长荆为簪〔注〕，衣布衣，食苦菜。这般清苦是她自愿领受的，亲族之中无人不敬。

「以上所禀，查明属实。该氏守节年限虽未满例〔注〕，臣仍谨请皇上特予旌表〔注〕。」朱批：依议。

〔注〕 中国妇人平日戴的是精工的金银首饰，她却以荆棘代之。

〔注〕 按例，妇人须在三十岁以前守寡，守满三十年，才够格受上述旌表。这既是防她日后变节，也好有个凭据，相信她这样立身多半出于本心，而不是因为男子一方无礼冷落、无人问津。

〔注〕 一般是一块匾或一面旗，上题精心拣择的嘉语。

这道奏折里唯一奇怪的地方，是那位母亲竟没有受责备——她曾想拦住女儿去做一个贞妻孝妇。还有一层也八九不离十：替这位女子挣得那份人人艳羡的旌表的，是她早先几次寻死，而不是后来的持家俭约与孝顺行止。

因神志失常而自尽的，很少见；疯癫本身，无论一时的还是长久的，在中国都极罕见。眼睛也看不到英国那种收容疯人、痴人、聋哑、残废与瞎子的大院，那样的所在在英国多得很。这里也零星有几处，却不足以像我们那边一样成为一国的景观。它们只收最穷的穷人，得益的多半是不老实的司事，别人沾不到什么。然而在中国城里的街上，所见的「不幸人」反倒比我们那些高度文明的社会少得多。上述诸病里最常见的是失明，因为出过天花之后瞎掉的人很多。至于生来畸形的中国人，则难得一见；如前所说，疯癫似乎近于绝迹。真有自尽的，通常都是深思熟虑之举，不是为报复，就是听命于「习俗的专制」。统计是做不来的，我们只凭眼见得出这些结论，日后若有更精于考究的人拿得出订正，我们悉听更正。

刑讯

人们普遍以为，中国官员一遇到难对付的犯人上堂，必定动刑。他们必须先取得口供，一桩「案子」才算齐备，这是众所周知的；再加上外国人偶尔听说的几桩格外野蛮的事例，大概就养成了这样一种看法：这类惨状天天在中国各地上演，凡有心肝的人见了都要肝肠寸断，只有本地人没有心肝，才看得下去。最有趣的是，中国人自己却把本朝的法律看作宽仁的极致，把自己看作太阳每日横渡大地、再从海底折回这一路上所照见的最和善最温厚的民族。真相自然在这两极之间。正如上山的人遇见下山的人，抱怨天寒彻骨，下山的却打包票说这天气实在舒服得很——从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某些做法带着欧洲早已忘掉的残酷气味；而中国的热心人则得意地拿大清一朝的刑律，去比远古那些散乱不成体统、无法可依的暴行。

史家把汉代（约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二百年）标作转变的时期。在此以前，各样刑罚似乎都严酷得可怕，法的报复要追到罪人最近以至最远的亲属身上，而这些人对那桩说不定要抵命的罪行原本可能毫不相干。那时定下：此后只有谋反才株连族灭，同时把法定刑限为五等，即笞杖分轻重两级、流放到一定里数、定期或终身，以及死刑。然而各处独断的官吏常常超出此限，对他们的作为申诉也是白费；直到隋朝（公元五八九至六一八年），肉刑才被彻底禁绝。诚然，可以说它一直活到今日，就是偶尔用在弑父弑母之人身上的「凌迟」；不过我们如今知道，这可怕的刑名只剩一个名目、一套形式罢了。当初有人认为：为夺路人钱袋而杀人的强盗，同戕害生身之人的凶徒，判以同样的刑罚不合情理，于是分出等差；然而为应付这一类案子而想出来的那条骇人法令，居然找得到刽子手去执行，我们只能骇然。先砍一臂，再砍一臂；两腿照样。胸前横开两刀，掏出心来；最后斩首了事。如今不过在两边锁骨上各划一道浅口，胸前划三道，凑成一个「千」字，表示按理该受的刀数。随即立即斩首。今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每日新闻》说这种刑罚「是当今世上、即便最幽暗的残酷渊薮里也数最骇人的一种」——这句荒唐话出自那样一份体面的报纸实在不该，不过也不外乎外国人对中国与中国人诸事普遍无知的老样子。同时也不妨替它辩一句：这错处要怪《京报》的译者不老实。他提到近来有两个可怜人被判了此刑，接着又添上一句：「遂照例公开凌迟处死，一切仪节如常」——局外人读了，自然要断定那可怕的判词当真照办了。顺带可以提一句：如今这所谓「凌迟」，几乎无一例外地挂在某个可怜疯子的名下——说他一时狂性发作，杀了父亲或母亲，有时父母都杀。《京报》一年里总要登上两三回。这是中国官场那些讨人喜欢的虚构之一，人人心里明白，人人睁一眼闭一眼。十桩里有九桩，那不幸的罪人根本没疯；可是承审知县的详文里必定写他疯了，否则他自己就要因为没把治下的百姓教到懂得五伦〔注〕的分量，而落个申饬降调。

〔注〕 五伦即：一、君臣，二、夫妇，三、父子，四、兄弟，五、朋友。

本朝用刑讯比较少见，肉刑则全然绝迹。犯人常被塞进肮脏得叫人作呕的牢里，还要上一条锁链；但除了案情极恶劣的，敲脚踝、夹手指，更不用说跪铁链、吊耳朵，都属于过去而不属于今日。反贼头目的妻儿可以太太平平过日子；无辜的人不再随有罪的一同受罪。除谋反之外，凡判了死刑的人，只要能证明有年老的父母靠他养活，就可以免死，并免其余的刑。从前打死人是常事的那根重竹板，已经换成较轻的一种：用得狠些，对付一切实际用处都尽够了，却不致伤命。康熙皇帝——他的名字同一部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字书连在一起，分也分不开——下令不许打上背与肩。这位仁慈的民之父说：「近皮之下，即是肝肺。为些微小过而打得这两处终身不复，岂不可惜。」而行贿成风，又把竹板仅剩的一点可怕之处也拿掉了——只要那人拿得出钱去打动行刑的手。小过失多半用一点钱打发给牢头，牢头就让那报仇的竹板落得轻些，或者想尽法子帮着犯人躲开戴一个礼拜枷〔注〕的羞辱与麻烦。这两样是我们常听说的仅有的两种寻常刑罚；至于正名的刑讯，在某些情形下是准用的，却极少用，甚至从来不用。

〔注〕 一副沉重的木枷；刑期长的，夜间可以取下，或者花钱行贿也可取下。

为进一步支持这个大不合常论的说法，谨译出《牧令书》中的两章——这是一部举国推重的本国著作：

「第五章

「用竹板行刑，可以在许多地方作弊。譬如竹上的节不曾刮平；打在关节以内而不打在膝上；用竹梢而不用竹板的平面；每打一下手上带个拖劲；或是皮已破了还打同一处：这些都会叫犯人加倍地苦。同样，『夹』刑的轻重，全看所用夹棍的长短、是湿是干，以及绳子收得紧不紧。这些地方该由知县亲自留意，不可交给属下。行刑之时更要格外小心，免得出什么意外；情有可原的，若觉得已经打够，不妨免去一部分。至于压膝、跪铁链、以烙铁烧腿这一类，借口不用『夹』刑而巧立名目的做法，是明令禁止的种种里头最野蛮的，断断不许。」

「第六章

「吕新吾说：有五种人不得用竹板。一曰老。二曰幼。三曰病。〔律文明定，老幼不得用刑逼供，只是一怒之下容易忘了。〕四曰饥寒无衣的。〔一个乞丐冻饿得半死，事后又无亲友照料，这样打他，同当场打死一样。〕五曰已经挨过打的。〔无论是与人殴斗时挨的，还是别的官打的。再打一顿说不定就没命，承审的官要担干系。〕

「有五种人不可轻易判用竹板。一曰宗室。〔律云，皇上的亲属即便没有品级，也不得草率如此用刑。须先报明该管衙门。〕二曰官员。〔品级再低，也仍是治理之一环；何况此后一世的名声都受影响。〕三曰有功名的生员举人。四曰上司的衙役。〔投鼠须忌器。纵然你在理，上司的体面也许受损。宜把事实写明，私下交给该上司，由他去处置。若因怕事而不敢如此办，那就太软弱了。〕五曰妇人。

「又有五种情形须暂缓用刑。一曰犯人正在激动之中，二曰正在气头上。〔做工的人性子犟，打只会添他的火气，宁死也不肯服。应先讲道理叫他明白错处，然后用刑不迟。〕三曰醉。〔醉汉天地都分不清，还能叫他分是非？何况他也不觉得痛，又有冲撞官长的危险。该关起来等他醒了再打；但不可关在冷处，怕伤了性命。〕四曰刚赶完路的，五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另有五种情形，为你自己着想也该缓一缓。一曰你正在盛怒。二曰你喝醉了。三曰你身上不舒服。〔身子不适，内里火盛，不但容易乱用刑，也容易动气；如此则于己于犯人两伤。〕四曰案情你还没看清楚。五曰该用何刑你还拿不定主意。〔遇到难办的案子，遇到犯人不是等闲之辈，动板子之前不妨先想一想这案子将来会怎样收场。这种事不能不加斟酌就办，不然说不定哪天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完。〕

「有三种人，除了本来要受的刑之外不可再加打。一曰要夹手指的。二曰要上脚镣架的。三曰要戴枷示众的。〔先打了，他们几乎动不得；伤口也许不收口，甚至送命。律定，等释放时再打，只是一怒之下很容易忘掉。〕

「有三种时候，该出于恻隐免用竹板。一曰天气极冷或极热。二曰正逢节庆。三曰犯人新遭丧事。〔为父母妻子服丧的人，不该受杖责，怕伤性命。〕

「有三种情形，该打也该免。一曰两造之中一人年纪比另一人大得多，年长的不可打。二曰两造之中一人是衙门差役，则另一人不可打。〔虽说差役在理，对方也该从宽，免得人说你袒护衙役；也免得将来差役真有不是时，没人敢出头告他。〕三曰知县自己雇用的工匠人等，纵然该打，也不可由他亲自打。

「有三种打法是禁止的。一曰用大竹板。〔大板一下抵中板三下、小板五下。做官的用刑往往失之过滥，从不曾失之过吝。小板即便打得过了头，也不至于伤命。况且刑分几次施行，中间隔的工夫长，官也有工夫定一定神。至于重板，几下子就说不准会伤成什么样。〕二曰禁止打得太靠下。三曰禁止听任小吏私用非法的刑具。以上五条，说的是该受刑无疑、而做官的容易不问情由一概滥打的那些情形；这样一来，必定激起怨愤与不服之心。至于该受刑而宜暂缓的那些情形，免去一部分或全部，由知县酌定。要紧的是存一点恻隐之心，唯有如此，刑罚才能用得其当。」

风水

「风水」二字近年来在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口里说得如此之熟，眼看着很有机会慢慢并入西方不止一国的语言。然而尽管有欧德理博士那本小册子在，我们不妨断言：常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的人里，真正对自己所用的字眼有一个清楚而不错的概念的，百中无几。人们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风水是中国官员手里一件厉害的武器，凡带点进步气味的新举措，他们都用它成功地挡回去，好让中国几百年来裹在里头的那场昏睡不被惊破；此外便一片神秘与疑惑。有人说本地人自己并不信；有人说他们信；又有人以为百姓固然笃信，开明有学问的中国人却把这一套斥为明目张胆的骗术。多数中国人会承认自己于此一窍不通，同时却不辞辛苦地叫听的人相信：某某朋友、某某亲戚或某某相识——随便哪一位——在这门迷人的学问上下过大工夫，是地道的行家。他们还要表白自己确信此术万无一失，只是有几分限制；并且说人生总有那么些时候，请风水先生来看一看，不但可取，简直是人的福分所系，缺它不可。

有些人不肯费神自己去读欧德理博士那本有价值的小书，我们不妨替他们解说一句：「风」就是风，「水」就是水；所以风水者，风与水也——前一半的风，你弄不懂；后一半的水，你抓不住。可以给它下个定义：这是一套堪舆之术。就其「学」而论，凭江河、树木、山陵这类天然物象的形势，便能断定一处坟地、宅基或城址是否可取，并按所选的地点，准确预言一家、一族或一人的祸福；就其「术」而论，堪舆家有本事以吉制凶，把笔直有害的轮廓化成起伏吉利的曲线，把整片地方从水患瘟疫中救出来，「使丰足遍洒于含笑的大地」——否则这片地方本要尝尽贫穷的凋敝与匮乏的煎熬。要行这些神迹，只消在某几处按合式的高度建起塔来，或者垒一堆石头，或者把某座山头削圆——那山头是造化的粗手造得方正而不和谐的。凡起造或安葬要用的地方，四围的景致都得合乎那门学问的开山祖师们凭想象悟出的若干法则。堪舆家的本行就是寻这样的地，断某处于此是否尽如人意，有时还要纠正无知的江湖术士铸下的错处，或者补正连行中最有名望的人也不曾看出的疏漏。树也许太多，得砍掉几株；也许太少，就得补种。水道也许流得不成好曲；山也许太高、太低、形状凶恶，或者彼此的方位根本不好。在风水信徒眼里，这里头任何一条，都足以解释一场瘟疫何以骤然而起，一座曾经兴旺的城镇何以或缓或急地衰败下去。一所房子的风水，不但左右住在里头的人的钱财，还决定他们总的安乐与寿数。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有一间屋子，先后死过两个人，相隔不久；后来又有一名学生在那里奄奄待毙，一连许多天。中国人于是指出：正对那间屋门的地方新盖了一座高烟囱，把风水破了，弄得凡人住不得。

从上面这幅极简陋的速写，不难明白：如果中国人当真相信四围物象——无论天生的还是人造的——影响一座城、一个家、一个人的气运，那么他们厌恶铁路电线杆这类新奇物事，也只算是合乎情理；因为这些东西一来，他们心爱的迷信必被扫得干干净净，再也起不来。而他们确实是信的；凡肯费心去看的人，心里都不会存一丝怀疑。一个中国人宁肯受没完没了的不便而不出一声怨言，也不肯把亲人的骨殖葬在未经堪舆家点头的地方；为建一座护镇的塔、为破一处害人的格局，他肯捐钱；起造和布置自家住宅时，他肯下工夫处处合乎众所周知的法则——凡此都证明风水这根铁已经扎进他的心里，他从小吃奶吃下去的这套信条，一点也没有过时。幼年那种孩子似的相信，渐渐长成一种强固有力的信仰；对付这种信仰，讥笑大概是所能用的最糟的武器。非得与外国往来许多年，非得把如今正不知不觉浸润进来的那种真学问深深地喝上几大口，中国人才会看出：风水是个空影子，它在一个大民族的历史上已经扮完了分派给它的角色，如今只配同那些昔日荣光的记忆归作一类——中国的天下独尊、弓箭、火绳枪，还有帆船。

银钱

在中国，最扎眼的事情没有几件比得上仆役、苦力和做工的人那没完没了的说话。乡间路上遇见一串挑夫，压着沉沉的担子，很少有不一路聒噪的：个个都像正吵在一桩要紧的争论中间，唯恐路走到了头，最得力的那句话还没说出口。你不免要想：这些没读过书、不识字的家伙，究竟有什么可讲的？这个国家没有酒馆里的政谈，宗教上的争辩也不留下芥蒂，音信不通，一座农村里的新闻，来去不过左近五六条街。一队英国泥水匠垒一堂房子，除了偶尔借个火点烟，彼此几乎不搭一句；把他们那副闷声不响的样子，同这些心宽的汉家子弟活泼的兴致比一比，这问题就有趣得非解不可了——中国人到底在讲些什么？答案是：钱。可以说，他们讲的、想的、梦见的，别无他物。他们活着，除了指望有朝一日就算发不了大财、好歹也挣个衣食无忧，也就没有多少别的指望了。财神庙——中国的城里没有一座缺它——难得有香客断绝的时候；不过这里头没有罗马人那种伪善：口里高声祷告求德行，嘴里却含含糊糊念着「金子」。

然而在中国，有钱人反倒是个可怜的角色。他被官府盯上，当作名正言顺的猎物，天天提防着有一桩不实的、罗织出来的案子落到头上要他分说。地方官送来一张捐册，名目是行善，或是造桥，或是修路；他若不在头一行写上一笔漂亮的数目，就有他的苦头吃。一个泼皮可以扬言告他杀人，除非他立刻拿三百两银子了结；有钱人多半宁可走这条路，也不愿花上三千两去证明自己清白。他也可能被指为略略疏忽了礼数：父丧未满就设宴请客，或是替儿子张罗起婚事来。再小的由头，也逃不过贪官的手心，尤其对付一个不肯就范的富户。可是这位老爷自己，一旦年老多病不得不告退，也照样得吐出些来路不正的钱财——那本是他指望替子孙保住多少代富贵的。小鹰啄瞎老鹰的眼，一点不留情。所以有钱这件事，与其说是福气，不如说是心病；不过这似乎丝毫没有减低中国人那份天生的心思：能弄到多少就弄到多少。同时，那套可恶的官吏敲诈，多半也把一股本该盛行的进取之气压死了。人人都怕撞进王法的爪子里，革新一事根本无从谈起。

在私生活里，我们也看不出一个中国富商像西方许多有钱人那样，真懂得受用自己的财富——上天给了后者一副会用钱的心思。前者摆得起丰盛的酒席，可是他请到席上的，不是那些只能拿谈锋回报一顿饭的人；他要找的是钱袋和自己一样长的主儿，好在人家的女儿里头，替自己那呆头呆脑的儿子挑一个嫁妆丰厚的媳妇。他攒下大柜大柜的绸缎皮裘；可是要他拿出一部康熙年间的初刻本，或是一只带着六百年前那无价款识的碗来，只怕拿不出。这些东西多半是读书人搜罗的：为求一件心爱的物事，他们常常宁可少吃一两顿饭。富商的钱主要花在饭局、衣裳和听戏上头，于书画古玩既不懂，也不放在心上。他的谈资也和他那些寒微的同胞一样，只有一个题目：做钱庄的，银价的涨落日夜缠着他；无论做什么的，他天天提心吊胆，不知下一回敲诈是什么花样，逼得他不情不愿地又要解一次腰包。

这和中国的读书人何等不同！他们几乎日日现挣现吃，替人写门联，勉强糊一口饭，隔些时候又去赴一回科考，只落得自己苦心经营的文章再一次被丢在落卷堆里。可这后一种人，无疑要快活得多。身无长物，不至于激起在上者贪婪的眼红，他们一辈子沉在对夫子那些崇高教诲的玩味里：为解《易经》中一处晦涩的文句，连饥饿的滋味都忘了；至于那些不识字的同胞所奉的偶像，他们最不在意——除非那偶像能让他们多买几册心爱的书，多备些文房四宝。街上偶尔可以见到这班文墨之徒：衣冠体面而穷酸，大抵戴着眼镜，而且必定伛偻着背——那是多年伏案不辍换来的。恨我们恨得最深的，正是这些人；因为我们竟敢在孔夫子独踞了这么久的高位旁边，另立一尊。倘若我们只为通商而来，他们还容得下，因为那样的来意他们看得懂，也尽可以瞧不起；可是我们把自己的宗教也带了来，拿基督的训诫去对抗夫子不朽的格言，这对于他们自幼受教的那套传统，就实在太过分了。

宴席

有一件事很可叹：中国对通商和游历开放已经不少年了，可是在多数有见识的欧洲人眼里，她的风俗礼节、她百姓的日常起居，仍旧是一部合着的书。若不是这样，近来一位在大清皇帝陛下手下当差的年轻先生所发表的那些误人之谈——自称是记一次中国的宴席——绝不至于被伦敦五六家报纸端上桌来，当作有价值的中国人习俗见闻。中国人所守的社交礼数里，真正稀奇、有趣、值得记下来的地方多得很，凡是有眼能看、有耳能听的人，根本用不着动一丝一毫的想象。我们并不是说这一回有人凭空捏造。那位作者不过是因为无知而错了。他多半确实赴过一次中国的宴席，「坐在一扇玻璃门里头，饭后有人递上雪茄」——在他之前，也有不少好汉去过那地方，就是北京那位有名的当铺东家杨某家里。可是他若不止去过那一处，或者肯费点心思，把自己要写的题目先弄明白一点，就会发现玻璃门和雪茄并不是中国宴席上天然必备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只见于那些与外国人往来、惯于请外国人上门的中国人家。这题目有意思，值得细细讲一讲：一来它本身就是一桩风俗的考察，二来也可以帮着驱散围在中国人这些日常事情上的许多荒唐念头。因为几乎人人都相信，中国人天天吃老鼠、吃小狗、喝燕窝汤；实情却是，除了极穷的人家，头一样根本闻所未闻，后两样则算是相当贵的菜。狗腿在中国南方倒是颇受欢迎的食物，可是熬那有名的汤所用的窝，价钱太贵，不是寻常吃得起的。

中国的宴席，就宾客的座次、菜的道数以及上菜的次序和摆法而言，是极有章法的一桩事。我们且试着把一个家道宽裕的中国人请五六位朋友时所设的这样一席酒，详细而准确地记一记。头一件，席上不会有女眷，四方四腿的「八仙桌」旁坐的只有男子。每人面前摆着一双筷子、一只酒杯、一只盛酱油的小碟、一把两齿的叉、一把勺、一只从中间隔成两格的小碟，分盛瓜子和杏仁，另有一叠小纸片，随时用来揩抹这些家什。桌上按四行等距摆着十六只小盘小碟：四样鲜果、四样干果、四样蜜饯，还有四样杂色的，如皮蛋、火腿片、一种沙丁鱼似的东西、腌白菜之类。这四样摆在正中，其余十二样交错围在四周。酒是头一件端上来的，由主人亲手斟进小瓷杯里。斟的时候，客人应当欠身一揖，一手扶在杯边，这才算有礼。主人一声令下，众人便一齐干杯，往往还把杯子底朝天翻过来，以示杯中无余。不过许多中国人连一点点酒也受不住；在饭庄里请客时，雇一个戏班的歌童来替自己代饮那些循例该喝、或是行令罚下的重酒，是常有的事。上面说的那十六只小碟，整席不撤，两道菜之间可以随意夹取。

接着才是正席。视主人的家底与兴致，或八大八小，或六大六小，或八大四小，或六大四小；每一道菜盛在一只碗里，摆在桌子正中，客人视情形用筷或用勺就碗里取食。头一种最常见，我们把这一等寻常中国宴席的菜单附在下面，各道菜依次而上。

一、蟹汁鱼翅

甲、蘑菇烩鸽蛋

乙、火腿鸡汤海参片

二、野鸭烧山东白菜

丙、炸鱼

丁、米粉炸肥肉块

三、烧藕

戊、鸡茸火腿

己、烧笋

四、烧贝

庚、炸野鸡片

辛、蘑菇汤

换席——炸点心两盘，一甜一咸；蒸点心两盘，亦一甜一咸。〔这四样一同上桌，随上杏仁茶一盅。〕

五、甜鸭

六、油炸去骨鸡条

七、酱油煮鱼（何种鱼皆可）

八、猪油炒羊肉块

最后这四道大菜是一样一样端上来的，上了就不撤。随后再添第五样，一碗汤；又每人一小碗饭，浇上些汤。饭吃罢，席就散了。这时递给每位客人一盅漱口水，另有一条在滚水里浸过、拧得很干的手巾。客人拿手巾把满脸一抹，那滋味大略同半杯埃克肖白兰地兑上一瓶苏打水差不多。于是烟和茶传了上来——其实烟草这时并不是头一回露面。许多中国人几乎每道菜之间都要就水烟袋抽上一两口，一面看那出插科打诨的滑稽戏：逢着体面的场合，总要备一出来给客人解闷。饭毕，为好这一口的人备上鸦片；再过几分钟——这几分钟大约用来商定下一回请客的头绪——这一场从头到尾多半闹了三四个钟头的席，便不属于眼前，而属于过去了。

女儿

关于中国的女孩，各国人写下的废话着实不少。欧洲流行的看法似乎是：一个女儿的降生，在中国人家的家史上算一桩伤心事；生下来的女婴，有很大一部分死于一种流布甚广的溺婴之风，不过总还留下够多的，免得帝国转眼间人烟断绝。前些日子，我们不得不纠正一位在中国传教已有十二年的牧师先生在这题目上的一处错误。他说：「中国人生了儿子，道贺的话总是滔滔不绝；可是若生的是女儿，他们所能说出的最热心的一句，也不过是『女儿也少不得』。」这话很能误人，在中国事情已经这般明白的今天，不能任它过去而无人置辩。「闻君得千金」——大约是中国人在这种喜庆场合最爱来回说的一句华丽比方；另一句是「掌上明珠」，如此等等。实情是：中国的父母疼自己的孩子，同别的、更文明的国家里的人一样，一个不落；那些国家里，人也一样急着要儿子，好使门户不至于断绝。男重于女的分量，在中国人中间大概显得格外重些，那自然是由于某些本国风俗的特别之处，并不是父母之情有什么欠缺；而在另一面，无论贫富，女儿所得到的照料与疼爱，都相当不薄。她们通常不像男孩那样被教着读书，因为她们进不了任何一种公门职分，而读书若只为读书，除了极有钱的人家，人人都要看作白费光阴白费钱。何况女儿一出嫁，不但得替她备下相称的妆奁与衣饰，人还过到夫家去，在那边随夫家的姓，不再用自己的；又要对一对生平也许只见过一两面的公婆担起新的本分，那份约束之严，还在她所离开的亲生父母之上。儿子则多半守在父母身边，直到死别为止；父母所指望于他的，是把丧葬之礼办得妥当——唯有这样，他们的魂灵才得安息。等到年老或染病，儿子能出去挣一家的口粮，护着他们不受穷、不受屈、不受辱；换了女儿，就只是多一层拖累。所以生儿子的时候欢喜的样子比西方各国更甚，也就不足为奇；不过我们同时要坚持一句：中国父母对女儿那份天生的疼爱，并不因此而减少到看得出来的地步。生女儿时，亲友不像头一个儿子——一家的指望和体面——降生时那样送红蛋来；可是除此以外，这类场合上所行的风俗礼数，大体是一样的。第三天给孩子取乳名，若是女孩，还要穿耳戴环。先拿一点熟饭在耳垂上擦一擦，再用拇指和食指来回搓，搓到全然麻木；然后用一根蘸了油的针带线穿过去，线就留在耳朵里。不出血。男孩也常常穿一只耳朵，据说是为了让他看着像个小女孩；女孩到十三四岁上，则往往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好看着像个小男孩。不过辫梢总是用红丝线扎住——红是中国分别少男少女的颜色。这里不妨顺带说一句：中国人辫梢所用丝线的颜色，因情形而不同。黑色是寻常的颜色，常常同他们引以为傲的长衫混作一色；白色相当于我们的重孝，表明戴的人父亲或母亲已经辞了这尘世；〔注〕绿、黄、蓝，则是为较远的亲属而戴，或是父母之丧头一年满了以后所戴。

〔注〕中国人说到自己的亲属，很少直用「死」这个字，总要换上一个婉转好听的说法。

末了讲一桩奇特的风俗，就我们打听所及，似乎到处都行。家里有新生的婴儿，头一个上门的人——不论生客、来使、苦力还是朋友——只要他事先并不知道有这桩喜事，就断不许他不吃一顿饱饭便走。这样做是为了让孩子夜里睡得安稳；而中国人只要有人做东，随时随地都乐意吃上一顿，所以不至于有人推说已经吃过了而生出麻烦来。

游记

中国人凡念过书、够得上那个门槛的，大都爱读游记；为写一部游记而远赴帝国偏僻之地的长途跋涉，也屡见不鲜。动身的人多半不是求知若渴，也不是好那漂泊的日子，而是想在中华不朽文苑的众多撰者里添上自己一个名字。这类旅人出门时，对读者的口味心里有数，且深信一条：耳闻目见的东西若写得不够离奇，他们所觊觎的名声便断不会到手。欧洲人只要肯读这些书，没有一个看不出来：本本都或多或少地凭空结撰；事实不够用了，就从小说这只便当的百宝箱里随手取来补上。这自然使中国旅人的记述几乎一钱不值，而且往往荒唐可笑；可是说来奇怪，在中国人自己中间，哪怕是最离谱的胡说、最明显的假话，也几乎招不来一丝怀疑——当年正是这样的怀疑，给布鲁斯的名字罩上了一圈光环。

我们近来见到一部游记，薄薄六册四开本，作者来头不小，正是崇厚的父亲。书做得很漂亮，纸好，印也好，还配了许多木刻插图，把文中所写的景物一一画出。作者名叫麟庆，历任要职；从知府一路做到署理两江总督，各处走动得不少，把见闻付之笔墨，也还说得过去。不过他这番文字，能否替他挣来他儿子因天津教案而得的那份名声的一个零头，我们很怀疑。他但凡见月光照水，就非要走开去做一首咏月的诗不可，而且总不忘添上几行凄恻的句子，诉说行路之苦、羁旅之悲。有一章专写一块怪石，名叫织机石，在湖南常州府泸溪县境内。人是上不去的；看本地画师所绘的样子，也确实上不去。可是站得稍远些，却能看见崖壁上凿出的洞穴，眼力好的还辨得出里头有种种家用的物件，譬如茶壶之类；其中还有一架织机。一片光滑的石台上停着一条船，像是刚从水里拖上来的。这些东西怎么上去的，此中又有什么玄机，好像谁也说不上来；可我们这位作者一口咬定，是他亲眼所见。我们把这块石头的所在交代得如此仔细，是盼着哪位打算往湖南走一趟的欧洲人，肯费点事替这桩奇观打听打听。已故的马嘉理先生坐船时想必从它跟前经过，多半还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如果它当真存在的话。

书中有一段说到英国人，我们忍不住要一字不易地译出来；我们猜想，崇厚自己游历外邦归来之后，读了也会有几分难为情。原文如下：

「英夷初犯内地，恃其船坚炮利。于是有议造大船、铸巨炮以御之者。臣则以为船非一日可成，且陈水战之难。臣尝言：炮之威力在药，药之威力在硫磺与硝石；硝定其前后之力，磺定其左右之力。故欲火药有力，十分之中当用七分硝。英夷有藤灰，可以代磺；而硝独产于中国。因奏请禁硝出口，并饬属下查获三万七千余磅。」

定数

论道理，中国人是十足的宿命论者。只是他们爱惜性命，总想把这份难得的恩赐多享受些时日，所以并不把这道理推到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地步；然而人人都相信自己的命是前定的，一生的路早已分毫不差地画好。幸而事到临头，他的心思多半全扑在眼前这一关上，顾不得去做那些危险的玄想，辩什么定数与自由；所以他的行事，并不总与他的道理合得上。

今年一本历书的头一页上，有一幅奇怪的木刻：一只苍蝇、一只蜘蛛、一只鸟、一个猎人、一只老虎，还有一口井。这堆不相干的东西底下，题着一行字：「万事皆有定数！」旁边的文字解说道：蜘蛛刚捉住一只肥苍蝇，正要下口，被一只饿鸟瞧见，一头扑下来，连蛛带蝇一并叼走。鸟衔着这口美味往窝里飞，恰好有个猎人正四处张罗晚饭，一枪把它打了下来；猎人弯腰去捡，一只同样空着肚子的老虎从背后扑上来，眼看这出戏就要在此收场——偏偏鸟落在一口恶井的井沿上，老虎扑势太猛，一个倒栽葱翻了下去，连人带鸟、带蛛、带蝇，一路栽到井底。

这则寓言把中国人关于定数的通行想法尽装在里头：照这道理，灾祸不时落到命中注定的人身上，算是他今生或前世所造之孽的报应。与这信念相连的，还有许多有趣的说法和风俗，而风俗往往比言语更能把民情道个透。譬如十八省中人烟最稠的那个地方，对苦力挑运酒油一事定下一条规矩，把我们所说的这道理演得再好没有。若在风雨之日，或地上积着雪，挑着上面那两样东西的苦力滑倒了，损失归他赔；可若碰上好天，街面干爽，并无失足的道理，他却摔了，那么货主自认晦气。意思是说：雨天路滑，只消人自己当心，这祸事本可避免；而在晴明干燥的天气里出事，那就分明是天意了。同样，一连串倒不完的霉运，或是人力再怎么防也防不住的灭顶大祸，中国人比作「冰窖着火」：照冰窖的本性，要它烧起来，几乎非有神力插手不可。到这地步还敢疑心定数是假的，在中国人眼里，就与傻子相去无几了。然而事到临头，我们并不见中国人把手笼在袖子里（他们没有口袋）干站着，反倒忙个不停，去堵眼前的祸患，仿佛天意到底还是拗得过人力的。只有当一个嗜赌成癖的人，或是一个鸦片烟的信徒，眼看今生最后一点慰藉也被抽掉，自知再也扛不住这股水势时，他才软下来认了命，或是向邻家借一根结实的绳子，或是趁夜走到哪个深潭边上，一去不返。

《红楼梦》第二回里有一段极有趣的插话：宝玉的父亲想探一探这婴孩将来的命。他把各色各样的东西摆在刚满周岁的小儿面前，说孩子先抓着哪一样，就从那一样上看他一生的前程。我们不难想见，他多么盼着儿子抓起那张大丈夫的弓，日后好同那位不朽的神射手蒲一较高下；或是抓起刀剑，日后名列中国四大名将之后，添作第五位；或是抓起笔，在文昌帝君的庇佑下飞黄腾达，佐天子以谋国，或替《礼记》作一部注。可叹人的指望！这淘气的婴孩，既不顾父亲的心愿，也不管孝道的规矩，把这些光灿灿的富贵权柄的家什一概撇过，单奔着几支钗环、珍珠粉、胭脂和一堆女人的首饰去了。

新闻纸

倘有哪位富翁存心行善，来问我们他这几百万家财怎么花，才能给尽可能多的人带来尽可能大的好处，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劝他去办一份中文报纸，定价低到近乎白送。只要有内行的外国人主持，又把宗教的题目一概摒除，那么不出几年，它为中国人真正的福祉、为中国最终归向西方文明所做的事，就会超出最乐观的人所敢预言的。上海的《申报》由美查先生主编，凡它影响所及之处，好处多得难以计算；然而这份流传甚广的报纸，每日不过印四千份上下，合十万人才摊得着一份！传教士办的出版物则全然无用，销路几乎出不了信徒那个圈子；可是前几天有个卖福音书的贩子告诉我们，不断有人向他打听《申报》。《申报》至今的成功，正在于它纯是一桩生意，因而是每个中国人都懂得的营生。它的版面不但对劝人入教一类的文章关着门，而且时时向那些足以撩动本地人胃口、替它添些订户的奇闻怪谈敞开。所以，为免人猜疑，报价虽微，也非收不可；同时，《申报》上偶尔登出的那类吓唬人的段子，则不妨一概删去。

叫我们想到这件事的，是《申报》上一篇写得极好的文字，讲的是不久前从加来升空的一回气球，那一次险些出了人命。文章笔调异常轻快，说到气球的一般道理，交代得又恰好够详细，读来颇能长些见识；我们看了觉得，这正是中国人最缺的那种「闲时的浅近科学」。比起前些时候《中西闻见录》上一篇略嫌沉闷的谈航空的长论，它要好得多——虽然后者还配了一幅描摹气球升空的精致木刻。

事实这片康健的园地里可讲的稀奇事本来就多，拿来告诉中国这样一个爱读书的民族，两下都有好处，实在犯不上堕落到小说那些粗俗、而且往往不堪入目的荒唐里去。就是许多算不得稀奇的事，只要说得得法，也照样能把中国读者的眼睛牢牢钉住。照我们的标准最浅近的知识，对他们几乎样样都是新的——哪怕是本国学问里最渊博的宿儒也不例外：读书人的无知，到了骇人的地步。反过来说，凡按时读《申报》的人，哪怕只读了几个月，见识也就开通得多。前些日子听说有位道台，在报上老碰见「万国公法」这个词，好奇心终于按捺不住，四处打听，末了买了一部丁韪良博士所译的惠顿《万国公法》。后来他大发牢骚，说里头许多地方全然读不懂；就我们对那译本有限的领教而言，我们觉得这位大人的抱怨也不算全无道理。

至于外国人的家常日子，中国人除了少数几个佣仆，是一无所知；对外国的礼节风俗，同样一无所知。我们认得一位身体壮实的英国人，同他打过交道的本地人都传说他每天晚饭要吃掉整整一条羊腿；又有一位本地大员，某日抱怨几个喝醉的水手在岸上闹事，说他「晓得外国人逢礼拜天总是要醉的，这事若出在那一天，他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云云。他们隐约觉得，孝道在西方算不得德行；对我们缔结婚姻的办法，更是看不上眼到极点。他们以为外国人带着鞭子和手杖，无非是为了打人。前几天我们遇见一个人，表戴了好些年，却一向等它走停了才上弦。后来才知道，这在中国人中间是极常见的做法，因为大家普遍相信表在走的时候上不得弦；因此许多中国人总是同时使着两只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卖表几乎一律成对地卖。「洋鬼子」这个称呼，比从前少听见了，有时叫出来也不过是找不着更合适的话。阿拉巴斯特先生有一回在内地行走，就被村民恭恭敬敬地称作「鬼老爷」。台湾的中国移民自称「番人」，却管我们叫「番物」；他们的道理是：若把你们叫作番人，我们又该叫什么呢？《申报》说到外国，一贯用「西洋各国」而不用「外邦」，这一点很值得称道；不过普遍的看法至今仍是：我们都来自散布在一个大中心——中国——四周的许多小岛。

这样数下去，中国人在琐事上的无知可以数到令人生厌；而这些正是一份办得好的报纸所能廓清的。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如此不同，衣着相貌又与他们如此不像，非得照眼下这样熟络地通商往来许多年，他们才会把我们看作他们口中的「蛮夷」以外的东西。红头发、蓝眼睛，或许够得上胡伯纳男爵婉转所说的「英国绅士的美型」；可是配上一顶样子古怪的帽子、一件短外套、一条紧裤子，再加一根槟榔屿手杖，映在中国人心里的那幅画像，明明白白就是一个「洋鬼子」。

丧葬

中国人所珍视的种种礼节里，没有哪一样比与死丧有关的守得更一丝不苟。前不久刚听说江苏巡抚因母亲去世而去职家居；从此三年之内，他不得出任何官职。一百天内不剃头。四十九夜身着麻衣，头枕砖块，直挺挺睡在硬地上，就在盛着生身之母遗体的棺木旁边。出了这桩丧事之后头一回见到亲友，无论谁，他都要屈膝叩头——这等于默认：正是自己孝道未尽，才让慈母早早入了土。抬棺的苦力把棺木送到某处林木葱茏的山坡上、或是一丛墨绿柏树的荫底下安放，他对他们也照样行这个礼。这些人的身家性命本是昼夜任他处置的；可眼下他有一件事相求，而这件事任什么威势也办不到：求他们把母亲的遗体抬得稳当些，不颠不撞。他要把母亲葬在父亲身旁，棺木也许值上一百镑；此后按时前去，以果蔬与猪肉致祭，好安慰她远去的魂灵。

父母一断气，儿女与近亲便向远处的亲友报信，这叫「讣闻」，上头只说父亲或母亲已经去世，而他们这些活着的人罪该万死。随讣闻一道送去的还有「哀启」，即详叙死者末一次患病的经过：病从何起、开了什么药、吃了什么药，以及别的种种有趣细节。亲友的回礼，或是送一笔钱帮着办丧事，或是送食物、送香，甚至派一班僧人来替死者诵经。有时还写一幅大轴送来，上头题几句得体的话，譬如「哲人其萎」。等这些一一收齐，丧家便印一张谢帖，每位送礼的人家门上留一份，措辞是这样的：「兹谨申谢：孤子……泣血稽颡；丧弟……哀泣顿首；丧侄……拭泪顿首。」

中国上了年纪的人、甚至中年人，都爱把棺木预先备下听用，这是众所周知的。孝顺的儿子会替父母把这件事办妥，有时早在他们过世许多年前就办好了；老人还要请亲友来看，一同品评木料与做工，仿佛那是一幅名画、一尊佳像，值得他们理直气壮地引以为荣。棺上刻着铭文，写明棺中人的姓名与官衔；若是妇人，就写她丈夫的名字。棺木脚下埋着两块石碑，面对面合着：一块刻姓名官衔，一块简述生平——生于何年，读书上有何成就，生了几个儿女。

服丧的期限，按与死者亲疏的等次而定。儿子穿白衣三年——实则二十八个月；妻子为丈夫服丧，年限相同。妻子死了，却只须哀戚一年；因为照《圣谕》所指点的，妻死了还可以再娶。兄弟姐妹儿女，也是一年。丧期之内缔结的婚姻不但无效，犯禁的双方还要按情节轻重挨一定数目的板子。此外国法与地方风俗还加上无数琐碎的禁忌，大体上也守得算认真，不过嫌麻烦、嫌无聊而索性躲开的事例，也并非没有。

火葬一度是中国的通行风气，如今只留给佛门僧人——他自绝于人世，弥留之际没有谁的胸怀可以倚靠，也没有骨肉替他洒下「合眼时所需的那几滴虔敬之泪」；他坐在多数大寺庙里为此专设的小塔底下一把铁椅上，在烈火与青烟中离开这泪与罪的尘世，归入永恒涅槃的极乐虚无。

验尸

中国的验尸，可惜只不过又添一例，见出那笼罩着这个庞大帝国、教人无可奈何的愚昧与糊涂。中国人固然把这类勘验看作头等大事，验尸之职也交在一位大员——知县——手里；然而一面是学问的落后，一面是治人者又不能不设法补这个缺，两下合起来，弄出的结果便既可叹又可笑。《洗冤录》两大册，白纸精印，装帧堂皇，由官府颁行，全国每一处衙门里都备着。连那些在验尸场上只当下手的小吏也用心研读；验官本人则多半把自己那一部揣在轿子里，一直带到验尸的现场。下面这篇文字便是从这部书里辑出来的。我们虽然亲眼见识过不止一回这种被尊称为「验尸」的可叹表演，那里头的荒唐也曾看得分明；但紧扣一部官家认可的书的原文，总归更为稳妥——当初把它译出来，也着实消磨了许多闲工夫。

开卷第一章是这样起头的：

「人命至重，死刑至大。杀人者偿命，法无可贷。然恐一旦错杀，追悔无及，故供状是否作准、罪名如何论定，全看伤痕验得妥当与否。伤若属实〔即非伪造〕，而被告所供与之相合，方可以命抵命，使知法者畏法，使民间犯案日少，使人命之重得其分量。验尸若不得其法，则死者之冤不得伸，生者之冤又起；或又害了别人的性命，两家结下仇怨，闹到几时，谁也料不定。」

关于这一段，只须说一句：在中国，供状「作准」与否确是要紧的一节，因为花二十镑到五十镑就能买一条命来顶替。

中国验官的职司，绝不限于死后的勘验；凡是受了重伤有性命之虞的人，他都要亲往查看，并定下一个期限，在这期限之内被告须为伤者的性命负责。

「人命多非预谋，十之八九起于斗殴。律中论斗殴伤人一条，极重『保辜』之限：即将伤者交给被告看管医治，另定一个日期，期满之后再按情形论罪。伤者的亲属，除非至亲，大都巴不得他死掉，好向凶手讹一笔钱；被告却盼他活着，自己才免一死，因此百般设法把人医好。设『保辜』之限，正是要把两边的性命都保住，用心是慈悲的。」

整整一章专讲人身要害与非要害的分法。要害共二十二处，前十六后六；非要害五十六处，前三十六后二十。每个验官都备有按这个分法印好的尸格，验尸时把身上各处伤痕一一填在上头。

《洗冤录》说：「不可因尸臭而远远坐着，任熏烟遮住眼目，由下手喝报伤痕、填入尸格，以致要紧的含混过去，不相干的倒被抬高。」

从头往下验尸的条目写得极其明白，其中有一句，凭它一位中国法官处置蒂奇伯恩冒名一案，可以毫不迟疑地当场了断。

「验两颊，看有无刺字，或刺字是否已被抹去。若已抹去，可削一片竹，轻轻敲打其处，刺字便会重现。」

遇伤痕看不分明的，条目如下：

「以酒糟敷之，就露天洒些醋在尸身上。取一块新油绢，或一把透光的油布伞，挡在日头与要验的部位之间，伤痕即现。若逢阴天下雨，就用炭火〔代日光〕。倘若还不见效，便把白梅捣烂，加糟与醋敷在那里，再细看。若仍不分明，则只取梅肉，加辣椒、葱、盐、糟，和成一饼，烧得极热，先隔一层纸，再敷在那处。伤痕便现。」

验尸之前一向先用热醋与酒糟，好把尸身泡软，使伤痕显得分明些。

「至于冬月尸身冻得僵硬，无论糟醋烧得多热、衣被盖得多厚，都化不开的，便按尸身的长宽在地上掘一个三尺深的坑，坑里堆足柴薪，烧起烈火。然后泼上醋，腾起浓浓的热气，就在这热气当中把尸身连同所穿的衣物一并放进坑里，盖上衣被，再浇滚热的醋。坑两边离二三尺处各生起火来。估摸热气已经透了，撤火取尸勘验。」

验官最要紧的一着，是尽早把凶器拿到手。若行凶与验尸相隔日久，所用的刀剑上已看不出血迹，就「以炭火烧红，浇上好醋，血痕立时显出」。

紧接这一句的按语，更是出奇：

「有人在大路上被杀，起初以为是强盗所为；及至勘验，见尸身衣服齐整，身上有镰刀伤十余处。验官指出，强盗杀人是为图财，此案显然不是，断定根子在于寻仇。于是传死者之妻来问，问她丈夫近来可曾与人争执。妻子说不曾，只说丈夫曾拒借银钱给一人，两下有过口角。验官当即差人前往那人所住之处，命全村即刻交出所有镰刀，并声明藏匿镰刀便等于认罪。镰刀陆续交来，约有八十把，一一摊在地上。时值夏天，苍蝇极多，却都聚到其中一把镰刀上。验官问这把镰刀是谁的，果然就是那与死者为借钱争吵的人的。拿住之后，那人不认罪；验官指着苍蝇为血腥所引、只落在这把刀上，凶手便低头默认了。」

中国常常在死者亡故多年之后才验尸。只消把一个已知遭人杀害的人那副干枯残缺的骨殖交给中国的验官，他多半能把罪名落实到某个人头上。至于再补上被告一份原原本本、当堂招认的供状，在一个随时可以把刑讯搬出来、且效力惊人地用在公理与真相这桩事上的国度，那不过是次一等的难处。不过刑讯用得极少。

「人有骨三百六十五节，合天体运行一周之数。男子自颈后至头顶，颅骨八片——蔡州人九片；妇人颅骨六片。男子两侧各十二肋；妇人十四。」

上面这些，已够见出中国人对人身构造知道到什么地步；下面接着看验骨的条目——那也许是死后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事了。

「验骨须择晴明之日。先用清水洗净，再以绳依次串缚，使成一具完整骨殖，平放在席上。然后在地上掘一个坑，长五尺，宽三尺，深二尺，坑中投入足量柴炭，一直烧到地土透热。除去火，倒进好酒二升、烈醋五斤。趁热气腾腾，赶紧把骨殖放进坑里，上面用蒲席之类盖严。停两三个钟头，等地土凉了，揭去盖覆，把骨殖移到便当的地方，在红油布伞底下勘验。

「若逢阴雨，须用『煮』法。取一只大缸，在里头把醋烧热，多下盐与白梅，连骨殖一同煮，须自己在旁照看。煮得滚了，把骨取出，用水洗净，举向亮处看。伤痕历历分明，血已渗进受伤之处，或红，或暗蓝，或黑。

「不过上面这法子并不是唯一的。取一把杭州新制的黄油布伞，举在骨上，骨中隐着的伤痕，一丝一毫都看得清清楚楚。若骨殖年久，伤痕经风雨久晒已经磨灭，或被屡次煮过弄得晦暗了，那就只好在日头底下、黄伞之下勘验，能看出多少算多少。

「煮骨不可搀锌，搀了骨色便晦暗。

「骨殖经过几回勘验，会变得雪白，同没受过伤的一样；这时可取那本该显出伤痕的骨头，灌满油。等油从各处渗出，把油揩去，举向亮处：有伤之处油会积住不过，清亮的地方便是没有伤的。

「再一法：把好墨研浓，涂在骨上，等干了洗去。惟有伤处，墨才会渗进骨里。或取新棉花在骨上拂过，凡有伤的地方〔骨上有毛碴〕，都会扯下些棉絮来。」

整整一章讲伪伤：如何与真伤分辨，以及是怎么造出来的。第十三章第二节讲的是相近的一件事，即判断伤是死前所受还是死后所加：

「若尸身上有几处暗色的痕迹，取水一滴一滴滴上去。若是伤，水会停住不流；若不是伤，水就淌走了。验伤须用指头按那青紫或发红的地方。若是伤，按下去是硬的，手指一抬，颜色同先前一样。

「伤及骨头的，骨上留下红痕，微有浸润之状；骨断的，两头有血晕一圈。取有伤痕的骨举向亮处：若红得新鲜，是生前所受、深及于骨的伤；若没有血浸的痕迹，虽有伤，也是死后所加。」

讲脚踢伤的一章里，有这样一段奇特的「验骨之法」：

「若单凭伤处底下那根骨头作凭据，许多罪人便从法网里漏过去了。凡脚踢致伤，无论男女，伤痕都现在上半身，不在下半身。譬如男子，现在上牙或下牙的牙根内侧：伤在左，则现于右；伤在右，则现于左；伤在正中，则现于当中。妇人则如上例现在左右牙龈上。」

下面一段不必加什么按语，只要说一句：在中国医家断案的全部学问里，这是最被人珍信的一条：

「父母的骨殖，儿女可用下法验明。令验的人用刀割破自己，把血滴在骨上；若果真是骨肉，血便渗进骨里，否则不渗。按：骨若曾用盐水洗过，纵是骨肉，血也不渗。此种手脚，须先防着。

「又有一说：父子或夫妻各自割破手指，把血滴进一盆水里，两人的血会融在一处；不是骨肉的，便不相融。

「兄弟二人自幼失散，想验明是不是同胞，寻常法子又验不出的，便叫各人割破自己，把血滴进盆里。果是兄弟，两滴血会凝作一处；否则不凝。但鲜血只消加一点盐或醋便一定凝合，所以常有人先把盆子抹上盐醋，好遂自己的心愿骗人；因此所用的盆一定要洗净，或者到铺子里买一只新的。这样，手脚就使不成了。

「上面滴血验骨之法，孙儿要验祖父的骨殖也用得；至于夫妻并非一个血脉，指望这一个的血渗进那一个的骨里，未免荒唐。照这道理推下去，那吃乳母的奶长大、半条命都亏她的孩子，就更该如此了。至于滴水一法，若用的盆大、水又满，两滴血冲得太淡，便融不到一处；至于不用水的那一法，两滴血滴下去若隔得太久，先滴的一滴凉了，也就不相融了。」

中国的验官不止在人死了五年之后验他的骨殖；尸首已被火烧成灰、又扬到四面八方去了的，他照样常常一本正经地去验那上头的伤。这样的结果是用什么奇法得来的，单凭亲眼看见的人是不敢讲出来的；可是条目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下面便是照原文译出的：

「有等穷凶极恶之徒，杀了人便把尸首烧掉，将灰扬去，弄得没有骨殖可验。遇这种案子，须细细查明行凶在什么时候、尸首烧在什么地方。地方一旦查实，众证相合，便可立刻动手验伤。其法如下：在烧尸之处附近搭起棚子，叫被告与人证自己指出确切的地点。把这地方的草莱割去，堆上大量柴薪烧起来，直到烧得极热，再撒上几斗麻子。过一会儿把地面扫净：若尸首当真烧在这里，麻子里的油便已渗入地中，现出一个人形；死者身上凡有伤的地方，那人形上相应之处便有油聚着，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长或短，或斜或直，与当初所伤分毫不差。没有伤的地方，便没有这些痕迹。倘若只得一个轮廓，伤的细处出不来，就把那些聚起来的油刮去，在人形上生起旺火，撒上和了水的酒糟，火要烧得越猛越好，再洒上醋，随即用一张新漆好的桌子扣上去。桌子搁一会儿，揭起来看：尸形已印在桌面上，伤痕处处分明，纤毫毕见。

「若地方荒僻，事情又隔得久了，连凶手自己都记不真切，便仔细问明是在某村某庙的哪一面、约莫多远。若众口相合，就亲自到那里去，叫下手四处寻看：凡有草长得比别处高、比别处壮的地方，做上记号。因为烧过尸首的地方，草色较深，长得也更茂更高，而且这情形许久不变——人身的油脂渗到草根里，才有这样的结果。若那地方在山上，或是荒野草木极盛之处，就得找一人多高的草。若尸首是在石头地上烧的，便以石头酥裂的样子为准；这一来事情就容易得多了。」

以上不过是若干荒唐说法中的几条，而在轻信的中国百姓看来，这些都是精深的科学研究所得。至于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因职守所系、专门讲求验尸之理与术的人——是不是也同身边那班张着嘴看热闹的人一样受哄，我们尽可以放心交给读者自己去断。

验尸（二）

上一篇所据的那部要籍，第四节专讲种种起死回生的法子：凡溺水、缢死、中毒之类，气绝已有几个钟头、甚至几天，照样救得活。我们仍旧照自己的直译本引录。

「人自早缢至晚，虽已身冷，仍可救活。用手把病人的嘴紧紧掩住，四个多钟头之后气息便回。又一法：取皂荚与獐耳细辛，各研成细末，等分，约取一粒豆子大小，吹入病人鼻中。

「凡男女缢死，纵使身子已经僵硬，亦可救活。不可把尸身割下来，要托住它，解开绳索，平放在一处平坦地方，仰卧，把头垫高。慢慢屈伸他的手臂与两腿，另叫一人坐在后面，把病人的头发紧紧拽住。将两臂伸直，使喉管通畅，再叫两个人用竹管或苇管不住地往他两耳里吹气，同时用手揉他胸口。取活鸡冠上的血，滴进他的咽喉与鼻孔——妇人滴左鼻，男子滴右鼻；男用雄鸡冠，女用母鸡冠。人立时便活转来。若气绝已久，就得多吹多揉；不要因为身子冷了，便当作一切都完了。

「人落水一整夜，仍可救活。拆下一段土墙，捣成细末，把病人仰面放在上头，再用同样的土把他盖住，只留口与眼。这样水便被土吸尽，性命就回来了。此法极准，纵使身子已经僵硬也行。

「烫伤的，取一只大牡蛎，口朝上放在盆里，搁在一处离人远的地方。等它壳开，用匙子往里抖进少许冰片，另掺入等分的真麝香，一同研成细末。牡蛎便合壳，肉化成一汪水。再添些上面那两味，用鸡毛蘸着涂在伤的四周，一次比一次挨得近，末了涂进伤处；痛便渐渐止了。没有大的，小牡蛎也行。此是第一等的良方。

「人冬天落水，冻得人事不省，只要胸口还有一丝暖气，仍可救活。若病人稍有要笑的样子，赶紧把他的口鼻掩住，不然他一笑就止不住，再也救不回来了。切不可急着把病人抬到火边，因为一见火他就要大笑不止，性命便没指望了。

「魇住的人，不要马上掌灯，也不要凑上去大声呼唤，只咬他的脚跟或大脚趾，轻轻叫他的名字。再往他脸上吐口唾沫，给他喝姜汤，人就醒过来了。又一法：用小管往病人耳朵里吹气，从他头上拔十四根头发，搓成一股，塞进他鼻子里。另给他喝盐水。若是见了鬼怪而死的，取韭菜心塞进他的鼻孔——男左女右。再看上唇内侧，若有像玉米粒似的水泡，用针刺破。」

全书末了是一味解药，解一种叫「蛊」的厉害毒物；此药本是一位僧人所发现，用过多次都很灵验。药里有两条红蜈蚣——一条活的，一条烤过的——须在五月初五、九月初九或十二月初八，找一处远离妇人、鸡犬的地方，一同放进臼里捣烂。把捣成的膏子做成丸子，一粒一粒囫囵吞下，不可嚼。至于这害人的蛊毒是怎么制的，第三节倒数第二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取各色虫豸若干，投在随便什么器皿里，盖住，过一年再开来看。虫子互相咬食，只剩下一条，这一条便是蛊。」

下一章又告诉我们：菠菜与甲鱼同吃有毒，贝类与鹿肉同吃亦然；喝了被蛇下过毒的塘水、喝了插过花的水、喝了隔夜没盖的茶，吃了吞过蜈蚣的鸡，穿了被汗浸透又晒干的衣裳，都常常送命。最后：

「有一案：某人把被害者手脚捆住，将一条蛇的头强塞进他嘴里，同时用火烧蛇尾。蛇一跃钻进他的喉咙，入了肚腹；及至验尸，身上却验不出足以致死的伤。不过这样的罪行仍有法子查出：验他的骨殖，自头往下通身鲜红，那是血散开的缘故；而且骨头越刮，颜色越鲜。」

要正经八百地谈论《洗冤录》这样一部书，实在很难；然而它偏偏是中国流传最广、最受敬重的著作之一，以至于本地的读书人动辄拿它来堵外国人的嘴，说这是他们许多部真能生出奇效的科学典籍之一，与西洋的任何一部不相上下，只要外国人肯费心去翻一翻。我们为解自己的好奇，买了一部，从头到尾译了一遍；不过读者凭上面引的这几段，大概也能断定它的科学价值，并且同意我们的看法：为了读原文的《洗冤录》所能得到的那点乐趣或益处，实在犯不上去学中文。

基督教

中国人对凡在本国落脚的各宗各派传教士，都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憎恶与轻蔑；这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基督教——倘若它当真能在中国扎下根来——对中国究竟是不是一桩幸事。它曾以罗马公教的形貌，有过一次成为这个帝国国教的机会，而这机会又如何被偏执与褊狭轻率地断送，人所共知，无须再说；至于这样的机缘会不会再来一次，纵然不能说绝无可能，至少是大大的不像。任凭那些辞藻绚烂的「报告」和每年受洗人数的统计怎么说，传教事业在今日的中国，前景决说不上光明。一个体面的中国人会告诉你：肯受洗的只有窃贼和那些一无所失的下流人物，受洗不过是一条门路，好在某位热心传教士家里每月拿四元到十元，安安稳稳过他那「悠长而闲逸的日子」。读书人是断不容传教士进自己家门的，这一点不少人已吃过苦头才明白；而且有个事实瞒不住：在华的外国侨民为着一桩事业忍受着不小的不便、担着不小的风险，而这桩事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丝毫不以为然。不过，若细说那一班甘心受洗、假作领受自己断然不懂的教义的中国人，或是细说那许多被派来劝化他们的先生们在学识与身份上是何等货色，未免刻薄；我们只谈一件事：基督教究竟能给中国人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这话我们尽可以说，因为我们并不是那种人——认定除了自己恰好隶属的那一派教会，人人都要下地狱；我们相信，凡为善者若有什么福分等着，中国人得着的机会同别人一样多，无论他入不入基督教。

在中国住了八年，我们从没在街上碰见过一个醉汉。抽鸦片的，各种沉醉的样子我们都见过；可是没有醉后的斗殴，没有被打得青肿流血的妻子。基督教能把中国人提到欧洲人那种清醒有度的水准上去么？能叫他们戒了鸦片，转而去灌杜松子酒么？能叫他们比现在更俭省么？——如今他们一碗饭、一碟青菜，就着一口茶咽下去，至多再吸上几口极淡的烟。能叫他们比现在更勤力么？——且看宁波的木雕匠，天天从日出做到天黑，中间只歇两次吃饭。能叫他们更孝么？——他们侍奉年老病弱的父母从不懈怠，这名声是当之无愧的。更友爱么？——他们一家便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人人为合家出力，一旦失了业或被病拖垮，吃住总有着落。更守法么？——凡在中国住过、与百姓往来过的人，都可以出来评一评。能叫他们更诚实么？——不少欧洲人自己承认，论做生意的爽直，他们宁可同中国人打交道，也不愿同某几个基督教国家的商人打交道；那是哪几国，我们就不便点名了。我们岂不是要冒一层险：在一片如今并无教争的土地上，撒下日后血腥宗教战争的种子？教他们把律法办得公正，这倒真是一桩光荣的事业，可即使这一桩也有它的暗面。打官司要成为家常便饭；如今讼师与律师闻所未闻的地方，将凭空生出一个贪得无厌的行当来。极富与极贫比肩而立的怪象，也许就此出现在这么一个国家——眼下这里赤贫之家少得出奇，谁也不至于当真饿死；于是基督教的慈善便得了一片好场地施展身手，而这慈善最善于败坏穷苦人的心性，把自己的目的巧妙地一笔勾销。若有什么能叫中国人待牲畜不那么残忍——不再把鸭、鹅、猪倒吊在杠子上挑着走，肯喂一喂饿着的狗，肯放过那些累垮了的牲口——我们自然额手称庆。不过中国没有射鸽子取乐这回事，勒口的马缰也还不曾传进来；我们也没听说哪个可怜的中国异教徒「活剥羊皮」。（见一八七五年七月十二日各日报。）

末了还有一层不可忘记：中国境内已有四大教并行。一是儒教，严格说来并不是宗教，而是一套修身之学，为的是（一）齐自己的家，（二）治国。它教人为善，教人爱德本身，不因失德而惧罚，不因成德而望赏。在这一点上，它比基督教低么？

佛教、道教与回教分沾着不识字者的香火，用来满足没有学问的人天然的渴求——总要有个超乎人世的东西可信、可靠。读书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之徒：他们笑佛教的荒唐，偶尔倒也屈尊行一行它的仪式。他们极力反对新教传入，并且倾其所能地加以阻挠，每每得手。他们的理由是——而且这理由站得住——孔子已经立下一套极好的做人规矩，与他们自家的风俗相合；凡是做得近乎这个标准的人，其行事比起世上任何一种宗教的实际（是实际，不是标榜），都不见得逊色。

辟邪歌

下面这张煽动人心的揭帖，去年张贴在汉口这个大茶市附近一处叫龙坪的地方，从中可略见中国人对基督教传布的成见。原文是韵语，显然出自一位饱学之士的手笔：

异端将灭，

孔圣之教方兴。

至圣之教只此一家，

中庸之道只此一条。

尧舜以大德开其先，

独能剖明「惟危」与「惟微」；〔注一〕

孔子之教未尝亡，

而素隐行怪〔注二〕久已成风。

庸德之行，务要笃实；

推孝、悌、忠、恕而行之，便是自利。

出言须慎，

则怪、力、乱、神〔注三〕自不入于谈论。

奉劝诸君，莫听那无根无据之言，

谁还敢以甜言媚语惑世。

吾教之门，有心求者皆可入，

却不盖起礼拜堂去哄骗愚人。

吾之正教自古至今，未尝更改；

其至理所施，中外一同。

于我，利莫大焉！

于当世，化莫大焉！

诸教之中，独此为真，

何等邪说能与之比？

佛家的「清」与「净」，

道家的「玄」与「虚诞」——

比之吾教，不过旁门，

可出而不可入；

比之吾教，不过小径，

可塞而不可行。

何况这一教，比释老之说更为怪诞？

男女于暗中混杂，说都说不出口！

其为害更甚于那两家的全部教义，

把它那深不可测的秘毒散布得到处都是。

于此务须仔细分辨，

万不可信而奉之。

如今奉耶稣的人，

称他为天地之主，

以祷告拜他，

哄骗愚人、煽动愚人，

亵慢孔圣之教。

我笑你们那十字架上的英雄，

虽舍了性命，德却不全。

教会盖起礼拜堂，

行善的心却不是出于本性。

那套感化妇人心性的法门，

不过是遂其下流之欲的伎俩。

他们以妖术害男童，

作下许多伤天害理的罪。

他们说自己的教独真，

一问起来却支吾闪烁。

他们说自己的书是圣书，

可那新旧约不过如郑卫之音。〔注四〕

至于那些渐被引入迷途的百姓，

我怜他们无知；

至于受了骗的读书人，

我怒他们不肯思量。

此辈非我族类，

我与彼犹马与牛；〔注五〕

你若与他们厮混，

还有谁来驱这些鳄与蛇？

此为国家的隐忧，

为生民的显害！

实在是当世的眼中钉，

你们却袖手旁观，漠然处之！

我思量今日的人心，

意欲把它正过来。

嗟乎！鬼蜮之道，满是诡诈！

而人的性情本自清白。

人怎肯甘心与鬼同行？

你们如草木一般不省事，

听任夷人把华夏搅得大乱。

难道圣贤就不出世了么？

周之世，夷狄骄横到了极处，

孔孟便下手治他们！

唐之世，佛法毒害当时，

韩愈、李翱起而灭之。

如今这班鬼类作起恶来，

所居的村镇市集，无不受其搅扰。

自当有多少豪杰挺身而出，

以孔子之笔诛之。

诸君回头想一想：

倘若没有我辈，〔注六〕

正教便无人扶持。

我说与你们听，

你们也该听我一句：

莫信那「救赎」的胡话，

莫信那「复活」的把戏。

立定了心去寻正路，

学会分清人与鬼。

未知深浅的渡口，不可迟疑着趟过去；

邪恶下流之辈，不可屈膝去拜。

莫等天来灭他们，

才晓得地上自有他们败亡的日子。

那无形无声的鬼魅——

拜他做什么？

他那套神神怪怪、不合道理的胡说，

自然该一齐丢开。

你们若不以为然：

等鬼进了你们的家，

他们要图你们的房产，

要取你们壮丁的手指与臂膀，

去给小鬼做爪牙。

起初他们用花言巧语撩动人心，

其实一个字也听不明白；

跟着便坏你的心窍，

叫你离正道越走越远。

你抛了祖宗的祭祀，将来自己也无人来祭；

妻子儿女受其玷污，

你自己则被人指着脊梁骨。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伤了纲常，

抱着污秽，藏着腐烂，

羞耻没有尽头，

祸患没有了时。

到末了，你活着若侥幸脑袋没挨斧钺，

死后还有殓布里那桩说不出的大害等着你。〔注七〕

按你一生的罪来论，

你的尸首合该抛给蝎子与蛇。

鬼类把这教传了进来，

就像草木从种子里长出来；

总得有人起来惩治他们，

把他们的教连根带枝一齐毁掉。

诸君快快悔改，

走到正路上来；

我们实在可怜你们。

此为劝弃邪说的告示！

〔注一〕 指人心浮动不定，于正道则看得轻。

〔注二〕 孔子所禁。

〔注三〕 孔子不谈的题目。

〔注四〕 淫靡。

〔注五〕 中国人说马喜逆风而行，牛喜顺风而行。

〔注六〕 指读书人。

〔注七〕 据说传教士把入教者的尸首自死后到下葬一直藏着不让人看，为的是不让人发觉死者的眼睛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