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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历史与外交

中国戏剧

The Chinese Theater

7.1 万字

著者
扎克(A. E. Zucker)
译者
波多
原著
The Chinese Theater,1925 年
出处
美国学者 · 马里兰
卷帙
9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一九二五年印了七百五十部,排完就拆了铅字。梅兰芳访美是五年后的事,此前美国人想读中国戏几乎只有这一本。扎克知道中国戏的要紧处不在剧本而在程式——一桌两椅、马鞭、水袖、脸谱、检场。

导 读

一九二五年,美国印了七百五十部《中国戏剧》,排完就把铅字拆了。这是其中一部的译本。

作者扎克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此书出版的那几年,正是梅兰芳要去美国演出的前夕——一九三〇年梅兰芳访美轰动,而在那之前,美国人想找一本讲中国戏的书来看,手边几乎只有这一本。

它是英语世界最早系统介绍中国戏曲的著作之一。九章。

前五章按时间走:早期的来历、元杂剧的成形、明代与《琵琶记》、清代到民国的演变、晚近的新倾向。后四章横着切:戏园子的外部样貌、舞台的程式、梅兰芳其人,以及中西戏剧的比较。

扎克的好处在于他知道中国戏的要紧处不在剧本而在程式。所以他花了整整一章讲「成规」:一桌两椅怎样变成城楼和山岭,马鞭怎样代替马,水袖怎样说话,脸谱怎样把人的来历写在脸上,检场的人怎样当着观众搬道具而观众不以为怪。他说,看中国戏不能带着看西洋写实剧的眼睛来。

写梅兰芳那一章尤其值得听。那是梅兰芳三十出头时外国人眼里的梅兰芳,还没有后来的层层传说。

书里嵌了整出戏的译文:一出以唐明皇和杨贵妃为题的戏,和胡适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全文。后面这一出是中国人用中文写的——胡适一九一九年的本子,讲一个受过新教育的女子要自己选丈夫,父母拿算命先生的话来挡。它经由英文再回到中文,译文按五四白话话剧的腔调写回来,没有照英文的句式倒推。

扎克列了一份带评语的参考书目,谈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时说:尚无任何欧洲文字的译本。那份书目没有译——它是给英文读者查书用的。

九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第一章早期历史

中国的伶人,在文雅的说法里有一个名目,叫「梨园子弟」。这个称呼,是为纪念中国戏剧相传的起源——唐明皇(玄宗,七一三至七五六年)宫中的御苑。这位天子在他壮丽的都城长安广施恩泽于百艺。他设过一所学馆,名叫梨园,专为训练年少的男女伶人习乐演戏。相传他宫中行乐的这个念头,得自一次月宫之游:他在月中天子的玉殿上见过一班优伶。唐人的史籍里,关于这位爱好艺术的君主有这样一段话:

「明皇不独酷爱音乐,于其精义也深有所得。他设了一所乐馆,弟子三百。明皇亲自在梨园授课;弟子中凡歌声有失格调或有谬误的,他立刻听出,严加纠正。后宫少女数百人,后来也一并归入乐馆为弟子……逢天子诞辰,皇后命她们在长生殿奏乐演唱。」

法国学者巴赞在他所译四种中国剧本的序言里,对此评论道:「当中国人尚不知戏剧表演为何物之时,有一个人——他创立了翰林院(字面意思是『笔之林』,即朝廷的学士院),又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称『一国之师』——独力构想并完成了一件艺术品;在这件作品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抒情诗与戏剧的结合,魅力无穷。这样一件足以在观者心中唤起崇高之感的作品,只能出于天才之手。这实在是一桩了不起的事。」

司丹顿在《中国戏剧》一书中,论戏剧的起源如下:

「玄宗在位甚久,因其初政辉煌、收场惨淡,世称明皇;这一朝是中国史上最可注目的时期之一。

「这位少年天子即位之初,锐意廓清祸国的奢靡淫佚;其持身之严,甚至下令禁止当时时兴的华服,并且以身作则,在宫中焚毁大批绣衣珠玉。在这位严君与他干练的大臣治理之下,国势蒸蒸日上。不料天子的性情忽然变了;他渐染声色之好,自己沉溺于从前痛加斥责的那些享乐里。

「七三四年,他见到了儿媳、美貌的杨贵妃,爱之不能自已,遂纳入后宫。她很快把他完全攫在手里,得以晋至仅次于御座的尊位。

「依传说,牵牛与织女是一对情人,各居一星,中隔银河,不得相见,只有七月初七之夜,天下的喜鹊齐集,连身成桥,织女才得渡河会其情郎。因此这一夜是中国的大节之一。七三五年的这一夜,玄宗与他这位著名的妃子并立仰望星空。杨贵妃想起这个日子,情不自禁地剖白心迹,向天子保证自己比织女还要忠贞,因为她永不离开他,要与他形影不离地同游永恒的灵境。为酬答这样的深情,天子要为她寻一桩新鲜的乐事。思量之下,他召来宰相,命他遴选一批幼童,悉心教导、盛装打扮,带到美貌的杨贵妃面前,演述列祖列宗的英雄事迹,以博一粲。这便是中国戏剧的起源。最初的演出,一般在果树之间的露天亭榭里举行;玄宗后来又在一处梨园里设立了皇家戏剧学馆,训练数百名男女伶人,以供他取乐。伶人因学馆所在之地,得了『梨园子弟』这个名号,直到今天还以此自命。」

梨园起源之说,是一段优美的传说、一段英雄的历史;但凡接触过西方学术的中国人,总要为自己戏剧的开端找一个更切实、虽则不那么如画的说法——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个题目上,第一部、而且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有系统的科学著作,是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注二〕。这位作者煞费苦心,把一切哑剧、舞剧、讽刺滑稽,以及其他可以追溯戏剧根源的东西,统统搜罗起来。他虽然还不能凭这些证据,像研究希腊戏剧的学者那样,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回戏剧的胚胎,但他所举的证据极有意趣。

约在公元前二千年,有一种通神的人,女的叫巫,男的叫觋,他们舞蹈歌唱以事神,驱邪、求雨,或在灾荒时充当哭丧之人。人们相信神明下降人间、与人交通,就凭这些神秘的人物为媒介,尤其是在狂舞之际。这种本为娱神而设的仪式,显然也很合乎人的口味,因为我们看到它流行之广,以至商朝(公元前一七六六至前一一二二年)的名臣伊尹要下令禁止。「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注三〕到了古典的周朝——自公元前一一二二年武王始——中国人生活里的一切都被纳入森严的礼制。衣冠如何、言辞如何、仪态如何,无论在朝在野,凡可能的场合都有规矩可循;其实这些规矩,正是直到今日仍支配着中国公私生活的大部分特征的雏形。不难看出,巫觋那种多少出于自发、流于民间的扮演,在这时自然会受到压制;但在后世各朝,我们又屡屡读到这些优人在民间宗教仪式上的记载——其容色之美、服饰之盛、歌舞之妙,以及种种风致。

中国先民的这些演艺,都围绕着祀神——人在蒙昧时代,凡属审美性质的事物似乎都是如此。直到今天,中国大城市以外的一切演戏,仍是一种祀神的形式,通常是酬谢丰年的赛会。中国人心里把乡间演戏与宗教确切地联在一起,有一桩事可以为证:入了基督教的人,照例可以免摊戏班索取的那笔份子钱。有时传教士听见乡中父老抱怨,说教友里有些会打算盘的,戏份不出,戏却照看;不过中国人性情通达、不偏执,这类争端往往很容易调停。

戏剧与庙祀既如此密切〔注四〕,那么另一个可能的源头,似乎不妨到上古的祭祖里去找:祭祀时,死去的先人由他的某个子孙扮演。一场追念先祖的典礼,很容易演成搬演他生平功业的戏。又据知,伶人所扮的不仅有人,还有神;用王先生的话说,他们穿起神的服色,摹仿神的举止。不过关于这些扮神之事,我们这位作者觉得已无从确指其详。然而当时的诗歌里,提到这类演艺时有若干影子可寻:说到服饰与妆品(如香料)之奢,说到乐调之变,说到取材于爱情或离愁——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些歌舞之戏极为流行。所以我们这位中国学者相信,戏剧正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说到这里,似乎该提一提剑桥大学里奇韦教授的研究。他主张希腊的正宗悲剧并非起于色雷斯神狄俄尼索斯的祭祀,而是生于本土的祭亡者之礼,尤其是祭那些死后有时被奉为神明的部族首领〔注五〕。亚洲各国追祭祖先或已故英雄的舞剧,被里奇韦教授引为他那套希腊戏剧起源说的佐证。讲到中国戏剧,他说:早在孔子的时代,宗庙里就举行某种庄严的乐舞;今日各地土神的庙里——那些神从前原是当地的英雄或女杰——也演戏,据说这些被神化的英雄对戏是有兴味的,因为受祭的往往正是他们自己;而今日的这些演戏,似乎正是公元前五百年那套古礼的嫡传。照上面所说看来,王先生所举的证据,恰好支持了里奇韦教授关于悲剧起于祭祀神化英雄的论断。

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管理员劳费尔博士对我说过,依他之见,谈中国戏剧的起源,应当把「武戏」和「文戏」的开端分开来讲。后者,照后面一章要详说的,是我们所谓的戏;而「武戏」则是以武打为象征的杂技。劳费尔博士相信,后一类出于上古以兵器为主的典礼。劳费尔博士于中国戏剧阅历甚富,而且据我所知,他那所博物馆是世上唯一藏有中国伶人真人大小、行头无讹的塑像的。

以上是以祭祖、以巫觋为戏剧之源的说法。王先生还举出别种伶人的记载。据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一年)一条不甚可靠的记录,远在公元前一八一八年,就有一位君主废了庙中祭典,而在朝中聚起一班俳优、侏儒、伶人,演些逗乐的戏。到了史实较可征的春秋(公元前七七〇至前五四四年),有侏儒充任类似我们宫廷弄臣那种角色的记载。他们以机智的言语博取君主欢心,这些话往往极富讽刺。孔子做宰相时,曾不得不处死这样一个俳优〔注六〕,因为他出言不敬,冒犯了君主——顺带一说,这件事最能见这位圣人的本色:他德行虽全,却实在不曾领到一点幽默感。这些且舞且歌、扮演作戏的侏儒,所司并非宗教之事;「他们是娱人的,不是娱神的。」

宋教授在一篇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文章里〔注七〕,指出东西方之间下面这些有趣的类似:

「宫廷俳优的影响不小,在中国大体上还是有益的。筑长城的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五至前二〇六年)耽于大兴土木,百姓因此受苦。使这位天子待民宽厚一些的,正是宫廷俳优优旃。这位雄主的继嗣起意要把长城漆了——也许只是一时任性,也许是为使长城少受风雨侵蚀。优旃又一次劝阻天子,不让他做这桩既费钱又糟蹋物力的事。优孟的故事更有趣。楚国孙叔敖一家极其贫困,因为国君忘了这家之主——一位名将——的功劳。宫廷俳优优孟穿上这位已故名将的衣冠,在王宫前歌咏他的功业;于是国君再不能不承认并酬答这一家的功劳了。史家在《滑稽列传》里讲的这段动人故事,不能不令人想起索默——『王于其所求,无不许之』。」

汉朝的记载里有幻人、术士、走绳的、吞剑的,也有戴面具的伶人扮作神祇、猛豹、恶虎、白熊、苍龙演的戏。侏儒与巨人同场作诙谐之剧。歌女披羽衣作妙舞。其中有些演出据说猥亵之至,行人要掩目而过。不过这类演出在当时也受到严厉的禁约,正如在今日的中国一样。

这一切演艺都深得人主喜爱,但多半不过是歌与舞,真正可称为戏的很少。然而到了北齐(公元五五〇至五七〇年),出现了一种可以叫做历史剧的东西,演的是勇将兰陵王生平的一段事。这位武将面貌略带女相,故而临阵戴面具,以慑敌胆。他的事迹被编成戏,极为流行,大约与今日以刀枪把子为看家本事的「武戏」相仿。约略同时,还有一本也取材于实事的喜剧,叫《踏谣娘》。有个人叫苏葩鼻(这名字指他鼻上的红斑),酗酒极凶,每醉必在村巷里打他的妻子,打得她哀哀而哭。两个伶人,一个扮女、一个扮男,就把这场夫妻口角演成一出流行的笑剧,供众人取乐。这个小戏的生命力一定非同寻常,因为齐、周、隋三朝都有它的记载——诚然,这是接踵而来的三个短朝。音乐与舞蹈在这两出早期的戏里也都有份,所以它们大概属于「乐剧」一类(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今日中国的戏,大半也还是这一类。

中国的戏,是按所用的乐调来分类的。还有一本同时或略早的戏,叫《钵头》,王先生因为其中用了外族的乐,认为是从「西域」(中亚)传入中国的〔注八〕。故事说一个人被虎所噬,他的儿子出外寻那猛兽,与之搏斗,终于杀虎为父报仇。王先生甚至大胆推测:上面说的《代面》与《踏谣娘》两出,在乐调与演法上都是摹仿《钵头》的;果真如此,那么这一体的戏就是从外国借来,而非中国本土所固有的了。

王先生提到的另外两本早期的戏,演的是史事。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一年)传下来一个故事:有个贪官——用中国的话说是「刮」了——绢一万匹,下在狱里。后来天子因他学问好,把刑罚减轻为这样:罪人须穿白袍上朝,听凭宫廷俳优取笑他一年。这就成了一本戏的底子,据若干记载,唐以前常常演它。这情节看来确乎是一本现成的喜剧,正好让俳优们施展才思。有证据表明,这本戏在八世纪中叶曾在宫中演出。据说有一班浙江来的伶人演这本戏,嗓门大得穿云裂石——这种本事,要是放在今日某几类中国戏的爱好者那里,是很讨好的。另一本史剧以樊哙为主角,这位贵人当机立断,击退叛党,救了天子的命。据说这本戏是唐昭宗亲手所撰,曾在长安宫中演过。

不用乐的戏大盛于唐,形式是即兴的喜剧。情节就地取材,几乎每演一次都不相同。不过,正像意大利的即兴喜剧有阿莱基诺、潘塔洛内、博士、斯卡皮诺等等一样,这里似乎也生出了若干固定的人物或角色类型。上面说过的那个被当作主角的贪官,就成了这样一个类型,几乎每一本这类喜剧里都有他——其实直到今天,他还是中国舞台上的一个定型人物——与他相对,照例有一个戴绿帽的俳优做他的搭档。于是两个伶人之间的对白——换句话说,戏的雏形——就此立定了。既然讽刺时事、刺当地的人物是这些喜剧公开的宗旨,凡熟悉东方生活的人都不难明白,贪官污吏自然少不了要挨他那一份。

宋朝(九六〇至一一二六年)有一本御前演出的、针砭时事而有所为的喜剧,收效之大,无以复加。因某个不得人心的官员一力促成,朝廷新行一种钱法,最小的一枚当十文。这自然给许许多多穷人带来极大不便。于是,宴上奉召演戏的伶人,便给天子上了一堂粗浅的经济学课。一个卖糖水的上场,随后来了一个口渴的主顾。主顾付一枚钱,要一碗水喝。卖水的说这枚钱他找不开,因此请主顾多喝几碗。买主尽力而为,喝到第五六碗,拍着鼓胀的肚子叫道:「总算喝完了。可要是衙门里的老爷们再叫我们使当百的大钱,我准得胀破!」天子大笑,小钱立刻颁行。不过,伶人的苦心未必总有这样好的结果。譬如有这样一个故事:几个伶人扮成孔子、孟子和别的圣贤,要借这几位大教化家的原话,就田制一事向天子进一番切中肯綮的忠告。那忠告实在太不中听,天子便赏了他们一顿鞭子,酬他们的辛苦。

王先生录宋朝(九六〇至一一二七年)剧名二百八十种,金朝(一一一五至一二三四年)剧名六百九十种,但未说明其中尚存多少。关于所谓「古剧」,我们知道它用一种配乐的、格律较自由的体裁,即曲;知道每本戏照例只出两个伶人;也知道当时演戏虽还极幼稚,却相当流行,既在破败的席棚里演给大众看,也在盛大的筵席上演给朝廷看。我们对古剧的知识诚然极其贫乏,但有了王先生的著作,总算可以走出翟理斯《中国文学史》〔注九〕里的那句话——他提过梨园的传说之后写道:「然而真正可以认作演剧之艺的东西,似乎直到十三世纪才为人所知;那时戏剧忽然兴起,便是今日中国舞台上所见的样子。」如今中国对西洋戏剧兴趣极大,别的中国学者很可能会在这个有趣的领域里继续探讨,中国戏剧的起源不久当有更多的光亮照进来。

第二章体制的形成——元(一二〇六至一三六八)

中国戏剧的兴起,起因于一场国难:它打破了文人阶级的统治。一二六四年,忽必烈率他的蒙古人定都北京,汉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落到异族君主的治下。这些外来者很自然地废除了取士的科举——那原是用经籍的文言比试文章与诗赋的——因为他们不愿把封疆大吏与刑名之官的位置给予被征服的民族。蒙古语全无文学可言,甚至到一二七九年一个西藏僧人奉旨造字以前,连字母也没有。中国的读书人被逐出高位,只能去做代写呈状的人,或是卑微的书吏。从前科举所要求的、可以通向极品高官的那种写景文章与抒情诗赋,再没有人要了;然而他们为自己的文才找到了一条丰沃的出路,那就是从前为文人所深恶痛绝的一体——戏剧。

读书人之所以鄙薄戏曲与小说,是因为文言与当时的口语之间横着一道深渊,而供人消遣的通俗文学也好、场上的本子也好,势必得用口语来写。一千多年来,文言一直是一种死了的语言,死到这样的地步:一个饱学之士非得亲眼看见白纸黑字才能领会,光听人念是断断不能懂的。在那以前凡被视为文学的东西,无不是用这种语言写的;凡用俚俗之语写的,都被认为有失读书人的身份。而如今,聪明的作者转向了戏曲与小说,结果是:在那些面向广大读者或听众的作品里,书面语在一定程度上平民化了。但请注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已;因为,正如被征服的希腊以其更高的文化反过来征服了罗马,中国的文化也征服了蒙古人。科举废止了约八十年之后又告恢复,戏曲也渐渐被形式主义的迂腐绳墨缚住。然而,尽管元代的剧作家离开口语而趋向一种要求读者颇有学问的文字,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学者视小说与戏曲为不值一顾,正如中世纪的学者会鄙薄一切不是用拉丁文写的著作一样〔注十〕。

事实上,这些作品的真价值迟至一九一七年才得到承认。那一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开始把中国戏曲当作戏剧来讲,并且为最好的几部小说作历史的导言付印。胡适教授在这些作品的语言里看到一种折中,他希望这能有助于促使今日的中国人最终采用白话,作为科学与文学的语言。因为,尽管为了抬高作品的身份、博得文人的首肯,小说与戏曲对守旧的读书人那套根深蒂固的成规作了种种让步,它们究竟因为要面向大众,而大大地离开了那种死的语言,接近了当日的白话。

剧作家照例是些在别的方面并不以文名著称的人。《元人百种曲》——中国奉为经典的那部戏曲总集——诸作者的生平材料,寥落到这样的地步:除了说他们「尝在世」之外,实在无话可说,那么提他们的姓名也就似乎不值当了。明朝初年尚存的剧本约有五百种,而今天只剩一百十六种。今日中国的学者引以为豪的是:作者中压倒多数是真正的汉人,几乎全出在今日直隶、山东、山西三省的地面上,约有三分之一生在北京(当时叫燕京)。十分之九的作者生活在所谓元曲的第一期(一二三五至一二八〇年),中心在北京;规模小得多的南派则稍后(一二八〇至一三三五年)在杭州一带形成。作者大多出身平民,九十余人之中只有一个是鞑靼人。中国的评家推关汉卿——下文要谈的《窦娥冤》的作者——为诸家之冠,因为他的笔致真切自然。其余诸家,有的被称为高华雄浑,有的清丽,有的峭拔遒劲。

上文引过的中国戏剧史家王国维先生说,元曲是从先前已有的体裁与旧有的关目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他指出,元曲中有三十余种关目,宋代的戏文里已经用过。他认为元曲最大的进步,在于诗的部分采用了较为灵活的曲体,并且以对白代替了叙述与铺陈。于是戏的本质——动作——取代了讲述。而且戏剧自此登上了艺术的身份。在这以前,戏——大抵是俳优的对白——多半是夹在杂技、歌舞的表演里演的。这类表演常在宫中举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大汗宴飨时也描写过:「席罢撤案之后,各色人等入殿,其中有一班优伶与奏各种乐器的人,还有翻筋斗的和变戏法的,当着大汗的面献技,满座无不称快。」〔注十一〕

如上所说,戏不久便有了某些定格。大体上每本四折,外加楔子或尾声,这就使它在外观与长短上都颇近于我们的五幕剧。有些戏——相当于我们的三部曲——折数是四的倍数,每四折自成一个段落。例如《西厢记》有二十折,实在是五本戏。照中国评家的说法,戏由三样东西构成:一是科,二是白,三是唱。白又分独白与对白;对白所以推动关目,独白所以感发情绪——后者的作用,很可以同希腊戏剧里歌队的职司相比。戏里不再只有两个角色,这时已有四个主角并若干配角。按极死板的规矩,每折只许一个角色唱,这就是说四个角色各有一折由他或她挑大梁。这个安排有它特别的后果,在今日的北京就看得见:这一路的戏上演时,譬如一位以演情郎著称的名角,并不演全本,只演那几折以他为主的。今日的新戏自然不照这个办法;不过寻常中国戏园的老戏码人人烂熟,所以一本戏是整演还是零演,关系很小。元曲里的角色类型——末(男角)与旦(女角)——连同它们种种的变化,大体上同今日戏里的类型很相近,这个留待后面一章再谈。在刊本里,剧中人不标姓名,只标他所扮的角色。

中国的古典戏曲,与我们戏剧发展的各个阶段有许多有趣的平行之处,虽然它在哪一点上都比不上我们几位大家的作品。它的最高处,在内容、结构与排场上,大约相当于莎士比亚以前的戏剧。中国戏的演法——突出于观众之中的台口、不用布景而讲究行头的华美、旦角由男子扮演、丑角的临场抓哏、以吹打与锣鼓渲染出征与交锋——同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惊人地相似。不过那是另一章的题目了。

谈中国戏曲,有几桩中国生活里的事实须记在心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完人不是武夫,而是读书人。那里没有世袭的贵族,财富与权势归于在科场中出人头地、因而做了一省之长或别种大员的人。所以在许多戏里,中榜就成了那个「解围的天神」,把第五幕以前积下的疑难一概解开。婚姻由父母作主,自由恋爱是难得而犯禁的果子。宗教与伦理的底子,主要是对孔子那套细密的道德训诫的敬重,其中又不偏不倚地掺进些佛家轮回的观念和道家的方术迷信。

把元曲中公认的几部杰作拿来看一看,就会引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比较。《梅香》(丫鬟的计策)写一个年轻的使女撮合了一对情人,俨然是莫里哀《伪君子》里的朵琳搬到了中国的场面上。这对少年男女的终身,早已由双方父母定下,正如《伪君子》里奥尔恭处置他女儿的将来一样:

「总之,我的女儿,你该拿顺从来报答,

对我的择定表示全然的敬从。」

两本戏里的情人都反抗父母之命,两本戏又都靠君主本人出面的巧合间接促成了团圆的结局。中国这本戏的分量,大约相当于把答尔丢夫其人抽掉之后的《伪君子》。

两位将军在阵亡之前约定,他们的儿女要结为夫妇。于是其中一位的儿子赴京应试,路上到父执遗孀的家里拜访。寡妇请他住在园中一所清雅的亭馆里,但凡这少年提到婚事,她一概报以冰冷的沉默。这是因为她要守最严的规矩:女子丧父之后,三年之内不得出嫁。两个少年人一见倾心;那少年尤其痴绝,自从那次偶遇之后便不得再见,相思成疾,竟至病倒。那个机灵而又放肆的丫鬟奉命去照料病人,便在他与小姐之间传递音信,最后安排他们在月下相会。情人刚交谈了几句,就被老夫人撞见。她责罚了丫鬟,把那少年羞辱着撵走。少年进京应试,文章做得极出色,惊动了天子。天子关心起这少年的前程,决意成全两位忠臣的遗愿,于是下旨赐婚。两个情人都不知道所配的是谁,起初都十分沮丧;及至以新郎新妇的身份相见,发觉长辈所择正是自己心上所属,那份欢喜就加倍地大了。

这本戏自始至终笼罩在一套严苛的礼法里,而老夫人便是这礼法铁石心肠的化身。诙谐的小丫鬟是个破规矩的人,为的是顾全更近人情的道理;而且像从米南德以来我们一切喜剧里的仆人一样,她对主母说了几句率直的实话。不但那少年是个读书人,女主角和她的丫鬟伴当也都是熟读经书的。孔子、孟子、老子以及佛经里的话,为对白增了不少光彩。情人往还的诗篇,有中国诗里那种精致的印象之妙——月色下的荷塘,松树上的落雪。用典极多,例如说到感黄帝之母而生黄帝的那片月下之云,正如朱庇特之于伊俄。和萧伯纳以及他的前辈莎士比亚的戏一样,主动的一方是女主角:她把一只绣着字、泄露心事的香囊抛进那位相当被动的男主角房里。当这位年轻书生以为天子赐的婚要把他配给另一个女子时,他说了一句怅惘的话:「乐工们,此时请莫奏那鸳鸯交颈之曲——哀而不伤的那一支。」这句话里悲喜交织的况味,正是我们的诗人剖析爱情之谜时常说的,其中最动人的也许是歌德的几行:

「时而欢欣,时而悲苦,

心事重重;

渴念着,忧惧着,

在悬而未决的苦痛里;

欢呼直上九天,

悲恸濒于死地——

唯有爱着的灵魂,

才算真有福。」

《货郎旦》写的是恶有恶报、善有善终。一个富商决意纳一个唱曲的女子为妾。他对这位水性的女子爱得发狂,而那女子却正在打他钱财的主意,想卷了去同她真正的情人私奔。戏里有一场夫妻的争执:妻子痛恨丈夫要把妾带进门来,并且严词警告他,说由此必有祸事临头。然而商人执意要办,把那唱曲的女子带来拜见正室。照礼数,妾要行四拜,后两拜须由正室还礼。妻子不肯见这个闯进门来的人,一场短而激烈的口角之后,竟被气死。下一场是那女子盗了商人的钱财,放火烧屋。她的情人扮作船夫,把丈夫推进河里,又要勒死他的儿子和乳母。幸而有过路人阻住了这桩怯懦的凶杀;其中一个生客以一两银子从乳母手里买下了那七岁的孩子。可怜的乳母眼看要饿死,只得去做唱曲的营生。她四处卖唱,遇见了那商人——他从水里奇迹般地逃生,如今沦落异乡做了猪倌。他的下场,正是一篇现成的训诫。起初他还责备乳母操此下贱的行当,后来却接受了她的邀请,丢开那苦差事,靠她养活。十三年过去,当年的幼子高中,做了有名的法官。他恰好到了亲人所在的那座城里,吩咐客店主人找几个唱曲的来消遣。店主领进来的,正是他幼年的乳母和他的父亲。年轻的法官用一张纸擦了擦茶盅,随手丢在地下。凑巧那张纸正是当年乳母把他卖给那位好心生客、后来又认他为嗣的契约,又凑巧被他父亲拾起,于是骨肉相认。也就在这时,两个盗贼被解到堂上,原来正是当年的妾和她那无赖情人。他们受了应得的刑罚;法官亲手将他们处死,用以祭奠亡母之灵。父亲称颂天道公平,命儿子设宴,好好庆贺这一番奇遇。

这本笨拙的戏,主要的趣味在于它照出的中国生活。妻子的愤恨以至于死,说明即便在「习以为常」的国度里,女人对纳妾进门也是刻骨地不甘。我住在北京的那段日子,就有几桩喜事因大妇与新人剧烈争吵而闹得不成样子。戏里的丈夫徒然地劝妻子贤惠些,守三从四德〔注十二〕。

然而他不能休她,因为她为他生过儿子。所有的人物,在他们那些不光彩的行径里都写得极逼真。乳母卖子之后,那位出手相救的船夫有一段含泪的独白:「可怜的孩子,你的命运真教人痛惜。这妇人方才险些被贼人勒死,如今又落到非卖掉孩子不可的地步。还能找出比这更悲惨、更揪心的事么?谁见了不替她落下几点泪来?」

作者本是从写实落笔,描摹人生的一个侧面,终于还是屈从了成规的力量——那成规要求一个劝善的、团圆的收场。这种影响,在西方各国的戏剧里也并非没有。

我们的戏,从《威尼斯商人》到《某夫人》,公堂的场面极多,而中国戏用这一有力的手段还要更勤。有一本叫《灰阑记》的戏,在审案的一场里演了一个几乎与《圣经》里如出一辙的故事。两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到官前,各说是自己所生。法官命人在地上画一个圈,把孩子放在圈里,叫两个女人各执一臂往外拉,以此判定谁是生母。一个女人不肯拉伤孩子的胳膊,法官便以所罗门式的智慧断定她才是亲娘。这类戏往往带讽刺,拿那些臭名昭著的赃官取笑。按戏里的成规,每个角色一上场都要先自报家门,在这些天真质朴的定场白里,有一个法官这样说:「下官乃荆州太守,姓苏名顺。虽做着问官,律条却一款也不识。只爱一桩东西,便是钱。有了这亮晃晃的物事,哪个告状的不稳赢官司?」

《游信转世》一本,写的是民间关于灵魂转生的迷信,其笔调同伏尔泰在《老实人》里对付「此乃一切可能世界中之至善者」那种信念时差不多。正如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朝廷派了一名巡按到某村去,据说那里衙门里的人都是贪赃的。巡按未到而风声先到,法官们多半逃散,只剩下游信和一班书吏小吏。其中一个很诧异,游信竟如此安然地去迎接巡按,何况他新近才收过一笔大得骇人的贿。游信答道:「不错,我是受过人家的礼。可是朋友,你也未免太老实了!人岂不该各安天命?时辰未到,谁也死不了。衙门几时替人延过一刻的寿?若不是这样,人就再不信什么吉凶祸福,再不把天地当作生死的主宰了。」一位有名的道人出现,预言游信两个时辰之内必死。接着巡按进村,立刻查核案卷。然而他是个极蠢极无能的人,书吏们居然哄得他相信一切并无破绽。而游信在家里病倒了。他求他美貌的妻子永不要在人前露面,终身守寡。他果然死在道人所说的那个时辰——虽则他的死并不是因贪赃而被判的罪。

游信的魂到了阴司法官面前。因他生前极贪财,所罚便是要他从滚油的深锅里把铜钱一一捞出来。幸而那道人赶到,替他求得了宽赦,因为他立刻皈依了道教,发了安贫守戒的誓。阴司法官甚至恩准他速还阳世。他的本身是回不去了,因为他妻子把尸首火化得太性急;但准他借一个刚死的屠户的身子还魂——那是个蓝眼睛、瘸腿、其貌不扬的人。屠户的父母妻子和四邻正在举哀,死人忽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游信头一件事就是要见他那美貌的妻子,可是一起步,瘸腿便绊了一跤。人家递过拐杖来,他感慨道:「啊,是了,前生我存着一副歪心肠,今生就得了一条歪而无用的腿。天道之公,我算是领教透了!」屠户的亲属跟他回到他从前的家里,他把这番还魂的奇事细细说明,妻子很欢喜地接纳了他。于是两个女人大闹起来,各说这是自己的丈夫。案子告到那位糊涂的钦差面前,他对「究竟是身子算丈夫,还是魂灵算丈夫」这个问题大为作难。末了那道人赶来,提醒游信莫忘前誓,把他带往红尘之外的山野,案子和戏也就一同了结。

普劳图斯与莫里哀写性格喜剧所取的题目——吝啬鬼——也被一位中国剧作家用过,而且他的谐趣带着浓厚的本地色彩。戏中许多场面里有这么一段:这吝啬鬼觉得非有个儿子日后到坟上祭奠不可,便决意向一个穷困潦倒、不得不卖儿女的书生买一个。他出一两银子。那母亲失望之下嚷道:「这点钱,连个泥捏的小子也买不着!」这话出自做娘的口里也许有些不近人情,可那吝啬鬼的回嘴却是地道的悭吝本色:「不错,可是泥捏的小子不吃饭,也不另花钱。」这个数目被人回绝之后,他吩咐家人再去一趟,把银子高高地、高高地举过头顶,说:「喂,穷秀才,寇员外赏你一两足色的纹银!」家人回说:举得再高,一两也还是一两;末了他竟从自己的工钱里添上几分,补给了那做父亲的。

儿子长到二十岁,有一天吝啬鬼骂他,因为这小子似乎以为钱是拿来买吃买穿的!他于是现身说法,教他怎样过日子才算省:

「有一天我想吃烤鸭,就上你知道的那家铺子去。他们正烤着一只好鸭,香油直往下滴。我假意讲价,上手摸了一把,十个指头在油汁里蘸了个透。然后我没买就回了家,叫了一碗白饭。每吃一口饭,我就嘬一个指头。吃到第四口,我倦了,睡了过去。睡梦里一条馋狗溜来,把我最后那个指头舔了。醒来发觉被偷了去,我气得从此就病下了。」

家里该有一轴财神像,吝啬鬼吩咐儿子去关照画师画个背影,因为画脸最贵。临终时他嘱咐儿子不要用松木棺材,连柳木的也不用,只拿后院那只旧水槽来装他。儿子说太短了,父亲便教他把尸首砍作两段,好塞进去。「还有一桩要紧的话,我死前须告诉你:别拿我那把好斧子砍我,到邻家借一把来。」

「家里现成有斧子,何必去麻烦邻居?」

「你大约不知道,我的骨头硬得很;要是用了我那把好口的斧子,还得花几文钱去重开刃呢。」

吝啬鬼临终的话已听不清了,只是执拗地竖着两个指头。满屋的亲人都摸不着头脑,这样那样地试着顺他的意,那将死的人却越发难受。最后他的老仆进来,一看便明白了:一盏灯尽够用,却点着两盏;熄掉一盏,吝啬鬼才瞑目而去。

中国戏里没有悲剧。戏中悲惨的情境极多,却没有一本能以其崇高或庄严当得起「悲剧」二字。最接近的,也许要算《赵氏孤儿》〔注十三〕——伏尔泰曾使西方读者熟知此剧——或是《汉宫秋》。后面这一本,照中文直译是「汉家宫里的秋天」,满篇都是诗的笔致。长城以北有鞑靼可汗,他看出汉帝的孱弱,正是他进一步开疆拓土的机会。这位年轻的天子沉湎于声色,叫他的臣子毛延寿到四方去为他的后宫搜罗美人。毛延寿是地道的东方人,凡是要把画像呈给天子的女子,他都向她家索取重贿。偏偏那最美的女子家里穷得出不起,于是这位臣子便教画工把她的像画坏了。天子自然不曾召她进见。可是有一天晚上,天子心绪不佳,走到宫苑僻静的地方,偶然遇见这位女子正抱着琵琶歌唱。她的美使他着了迷。「有了这丫头,连灯烛都格外亮了,」他叫道,于是爱得难以自持。他当然下令斩那贪婪的臣子;而那人却逃到鞑靼可汗那里,把宠妃真实的画像呈上,怂恿他兴兵伐汉。

可汗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把这美人给我做妻子,要么我便与汉家开仗。」天子被鞑靼入侵的恐惧骇住了,而那位娘娘情愿牺牲自己。「妾身受陛下厚恩,自当以死相报,」她说,又说绝世的美貌向来与大苦难相连,但她将留下一个千古常青的名字。凄然辞别之后,她动身往鞑靼去,在黑江边上与可汗相见。她为她的情人饮了最后一杯酒:「汉家天子,此生已矣,来世再会。」说罢投身急流,可汗虽奋力相救,终于不及。他在江边为她起了一座坟,相传那坟上的草冬夏常青。鞑靼人感于她的节烈,决意与中国修好。

有一本戏直到今天还是北京戏园里的拿手好戏,名叫《六月雪》,它的元代作者原题作《窦娥冤》。写的是一个清白女子在漆黑的恶世里受尽磨难,最后由上天以三桩奇迹为她昭雪。她幼年被亲生父亲卖进一户人家做童养媳,成了那家儿子的妻子、婆婆的苦工。十三年间她是个尽本分的媳妇,丈夫死后,她愿为他守节,正如中国每个寡妇该做的那样。可是两个怯懦的恶棍——父子二人——闯进她与同样守寡的婆婆所住的家里,逼这两个女人嫁给他们,连同把所有家业一并奉上。两个女人不肯依从这无礼的要求。于是那年轻的闯入者——说他是强盗更切——在一碗汤里下了毒,想毒死年长的那位,不料他父亲误饮而死。他便又拿「把人命官司栽在你身上」来逼女主角成亲。她自恃清白,倒要他尽管去告,深信公道终必伸张。谁知那赃官一上来就用刑,而且酷毒到这步田地:这女子为逃那熬不过的痛楚,终于屈打成招。于是她立刻被判了死罪。临刑跪下时,她宣称有三桩事要证明她的冤屈:她的血不落在地上,要溅上她头顶一丈高的白练;时当盛夏而要降雪;此地要大旱三年。这三桩事后来一一应验,这件异事便传遍了天下。终于有一位清官——正是当年因贫困不得不卖女的她的亲生父亲!——听说了这桩案子,决意重审。女儿的魂来向他说明了真情,真凶受了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的刑。

这样硬摆出来的劝善的收场,在中国戏里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粗疏的关目以及偶然巧合所起的作用,也都有点败坏看戏的兴致。然而那女子面对迫害者的勇气、她深信公道终将大白的执念,以及她受死时的从容,自有它们的动人处。法场一场,朴素而相当有气势。

窦娥(唱):为我而浮在空中的云啊,把天色遮暗了罢!为我的命运而叹息的风啊,化作狂飙降下来罢!但愿上天教我这三桩誓愿一一应验!

婆婆:你放心,雪要下满六个月,这地方要旱上三年。

窦娥,如今让你的魂灵把这要害你性命的滔天冤枉,明明白白地显出来罢。

(刽子手斩下窦娥的头。)

那法官(骇然):天哪!雪下起来了!这真是奇迹!

刽子手:小人天天杀人,血没有不落地的;偏窦娥的血都溅在那两幅白练上,一滴也不曾落地。这场祸事里有鬼神。

那法官:这女子当真是冤枉的!

本章所谈的这些戏,已足以表明十三世纪的中国人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剧坛。诚然,它的技巧极其粗糙:角色初次登场便向观众通名道姓,接着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来历和他在戏里要做的事;行为的动机极弱;许多本戏与其说是真正的戏,不如说是搬上台的故事;手法与关目屡屡重复,见出想象力的贫乏;非有劝善的收场不可这一条,招来了无数的荒唐;而偶然之神从头到尾支配着剧作家的世界,并且总是向着好人。再者,真正的悲剧感是没有的:既没有向人类共有的局限挑战而终被压倒的崇高英雄,也没有那种使人向上的、诗的正义得以伸张的道德冲突。人物大抵是类型而不是个人,心理上的深入也极少。总的说来,不能不承认,这些戏并没有升到很高的精神境界。然而这一体的戏自有它极大的魅力:它把上自帝王、下至脚夫的各色人等都搬上台来,把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个时代里中国富饶的生活,整个儿摊开在人眼前。

第三章明(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琵琶记》

蒙古人的元朝国势极盛,把中国的疆界推到了高丽、云南、安南和缅甸。这些君主对中国的宗教与制度相当宽容;仁宗甚至恢复了翰林院与科举。但这些外族人的统治虽说还算得力,却殊不得人心,变乱时起。最后,中国人在一个当过和尚的朱元璋率领之下,把蒙古人赶到长城以外,创立了明朝。这位还俗的僧人于一三六八年即位,史称洪武皇帝。

明朝号称盛世,工商与诗画之艺都极发达,也是戏曲的大时代。明人所作的戏至今尚存或至少知其名目的,有六百种以上,其中许多出自文名甚高、学问极富的作者之手。这时人们看重戏曲到这步田地:许多高官与富室都蓄有家班,大批剧本就是专为这些家班写的。既然座上都是上等人,剧本的文字也就可以很文雅。

这时期有一个变化,大大改动了戏的体制。元人那种紧凑整一的三折、四折、五折的戏不再写了,剧作家开始作三十二出、四十出乃至四十八出的大本。这个新体叫「传奇」(字面是「奇异的传闻」),以别于元朝的「杂剧」。胡适博士写信同我谈到这两体时,说不妨把前者叫作「剧」,把后者叫作「戏」。他说:「从技术上看,新体似乎是退步;但撇开文字经济这一层不论,明人的传奇在好些方面胜过元人的杂剧,就是说:第一,立意较深;第二,写人物好得多;第三,各角色的戏份分配得较匀。元杂剧里只有一个角色有唱,其余完全是配搭;而明传奇里诸角色就匀称得多。同一个题目,元人与明人往往都写过,大多数场合是明人的本子高明得多。」

本章里我要举一本这个新体的戏作例,就是二十四出的《琵琶记》。若不是其中用了对白和科介,这部作品简直可以叫作小说。除去体制上的趣味不论,它最可注意的地方,是把儒家的理想整个儿摆了出来——而儒学的复兴,也正是明朝的一个特色。这种理想体现在家族制度里,带着老一辈那种(在我们看来是)自私。读过主人公蔡邕的遭遇,西方人就能明白,为什么儒家的书里把「无子的父亲」同鳏寡孤独并列。戏里的冲突,环绕着「大孝」与「小孝」——事君与事亲。但这个问题并不干脆,因为儿子之事君,原是为了自家更大的荣华;也不能说它在哪一点上得到了解决。不过这本戏里满是中国式的说理,其路数与「讲实际」的西方人相去甚远。

说实在的,所谓东方之谜、东方人之不可测,若是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文学多懂一点,原不至于那样叫人摸不着头脑。譬如我认得一个年轻的中国政客,谋生的手段不大讲究,喝酒,养着几房姨太太,照俗话说就是个「浪荡子」。有一晚席间,他在鱼翅与烤鸭之间告诉我,有人请他到华盛顿去做事,薪水极优,他却不能去,为的是「孝道」——这是他的原话。要说「孝」,那是我万万不会同这位少年联在一起的,所以这话在我听来十分意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养着一厩好马,我常同他到天坛去骑马。他是个精力充沛的青年,在巴黎读过书,办事极干练,主意也极新。有一天我接到他婚礼的帖子,去了,只见张灯结彩的院子里热闹非常,西洋式的跳舞正跳得起劲。我在跳舞的人里看见新郎,上前道贺,说:「今天你一定很快活罢!」他却摇头,眼里涌出泪来,告诉我新娘并非他自己所择,是他长兄——一家之主——替他定下、逼他娶的。又有一回,我同一个进步的青年学生谈话,他满口政治改革,也热心参加为此而举行的游行与别的举动;我提起某个官员,此人把赈济灾民的款子明目张胆地侵吞了。那学生照例表示了一番不以为然,却又添上一句:「不过,我要是坐在他那个位子上,大概也会照样做的。」中国人行事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自己的文学里也就是这个样子。

《琵琶记》是高则诚所作,此人除此之外并无可考,时在十四世纪末。此剧初演在一四〇四年,正当永乐年间——凡去过北京以北明陵的游客都知道,那位君主的陵在十三陵中最为巍然。这本戏极有中国的本色:主人公不是武士,也不是王子,而是一个凭文章起家的穷书生。戏里悲惨的场面极多,中国的评家称道它,正因为它能使看的人、读的人落泪。再者,它又合乎中国一切戏剧都须合乎的一条,就是立意必归于伦理。它所教的那一课,是中国人第一等的德行——敬奉父母。而且写得那样虔诚、那样有力,这本戏简直可以称为「孝之雅歌」。

第一场引出年轻的书生蔡邕,他面临两条路:或是留在乡里奉养年老的父母,或是上京去求功名利禄。他自己的意思是要留在家里,与其说是为父母,不如说是为那位娶过门才两个月的美貌妻子。但他父亲力劝他上长安去,一展所长,博取功名富贵。「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一位世交的老者张大公站在父亲一边,驳他的母亲——母亲是要把儿子留在家里的。母亲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少年离家进京应试,等到他的学问终于替他挣来一个掌管养济院的差使,却发现自己的爹娘正住在那院子里。年轻的媳妇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插不上;其实在这几位老人看来,儿子恋着妻子倒是一种没出息的软弱。「他心里除了恩爱和枕席之欢,再没有别的,」他父亲说,「成亲才两个月,就扯不动他挪一步。」这是中国极普通的一种态度——我记得一九一七年在北京的报上读到一篇攻击清华学校副校长的文章,列举他的过失,其中一条是他有时同自己的太太一道散步!我有个山西来的学生,有一天告诉我他暑假里成亲了。我问他太太是否同他在北京,他说不在;我又问他可写信给她,他红着脸说:「哦,不,那种事我可不做。」

父亲叫儿子说说他怎样理解孝道。儿子引《礼记》答道:「为人子者,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鸡初鸣,咸盥漱,问衣燠寒;日间则屡问所苦。父母之所行,子必随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之所爱犬马,子亦爱之。」接着又引《论语》:「父母在,不远游。」

父亲却引《孝经》回敬他:「孝有三: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父亲说动了儿子出门。他说儿子不久就要做大官,到那时,「太牢三牲与大祭所陈的珍馐,一日三次盛在精致的鼎彝、细洁的瓷器里送到我面前。这总比嚼豆子、喝冷水强。」

母亲却道出她的伤心,用了一个为中国评家所激赏的比喻:「转眼间就要把我掌心里捧着的这颗珠子夺了去。」她心里满是不祥的预感。「去罢,我的儿;只是你去了之后,万一你爹娘冻饿而死,你穿着锦袍回来,脸上的光彩也不见得就污了。」

第二场把戏挪到旧都长安。这本戏同中国一切艺术一样讲究对称,关目差不多平分在蔡邕故乡的村子与京城两处。我们被引进当朝牛丞相的府第,从一个使女口中,听见内院那种沉闷、无聊、没有欢乐的日子。作者把丞相的女儿牛小姐写成一位模范的闺秀:她宁可做针黹,不爱到外头去玩。那使女却因春光(借以喻爱情)从她身边溜过而伤感。她用一段写春及春色的美丽譬喻道出心事,小姐却引古训回她:「女子无故不出中门。」这一场似乎是作者对这种残酷地把本国女子一生捆死的规矩所作的抗议。

牛府里来了两个争生意的媒婆,各为一位有出色儿子的父亲来求婚。牛丞相不允;除非是科场里拔得头筹的书生,别人一概配不上他女儿。两个媒婆吵起来,牛丞相喝令打了出去,因为在他府上打架是失礼的。这样由一班聒噪的老婆子撮合、而男女双方直到成亲那天才头一回见面的婚姻,自然谈不上什么浪漫。而牛丞相因女儿到园子里走了走便责备她的那番话,更使人看到闺女的生涯是何等黯淡。「你可知道女儿家第一等的好处在哪里?我早对你说过,男人家要娶的,是不爱出内院的女子。」四处都是孔夫子的影子,连私生活最细微的地方都替人定下了条规!

戏回到蔡邕身上,他这时正同另外三个应试的举子在进京路上。各人轮流说自己读书的宗旨。蔡邕把他的道理说得明白:

「我所用的法子是这样:坐着便读,走着便把读过的背诵。我把一万卷书都钻研透了;疑难的地方也一一考索过。但人生有两桩事是一刻不可忘的——忠君与孝亲——所以我总想着报答天子的恩泽,酬答父母的慈爱。」这番话博得同伴们的喝彩,他们也各自作答,有几个说得颇带讽刺,尤其是那个说自己最要紧的是读音准、字写得漂亮的举子!

下一场是把科举大大地戏谑了一番,有点像我从前在一所预备学校里见过的入学试:高年级的学生穿上礼服、粘上假胡子,扮作教员。新生的考试内容是唱圣诗、擦皮鞋,外加猜一猜是哪位「教授」在他屁股上打了一板子。主考官一本正经地向五百名举子宣布:今年的试与去年不同,去年是要作三篇文章,一论文学,一论道德,一论政事;今年头一件是作一首韵语,第二件是猜一个谜,第三件是唱一支曲。不消说,蔡邕在这场满是诙谐双关——那些双关自然是译不出来的——的考试里一路夺魁。主考官最后说:「蔡邕,我看出你的才具高人一等,你的学问实在精深;你远在诸人之上;你的出色是非常的。我这就去把试事的结果奏明天子!」这一场使人疑心,这本戏的作者拿那无聊的科场出气,总是有他的缘故的——多半他自己落过第,因而不得不把一身才具消磨在林下。

戏里真正的主角——或者该说女主角——这时才头一回出场,就是蔡邕年轻的妻子五娘。京里一直没有丈夫得意的消息传来,本地又闹饥荒,蔡邕的二老一趟一趟地往当铺跑。但五娘立定主意要尽她做媳妇的本分;她要把孝道守到底,一如下面这类训诫所教的——这几句引自《感应篇》,那是一部书铺里不卖、只在庙里分送善男信女的书:「为媳者事舅姑,当如女之事父母,必尽孝道,一味顺从。于舅姑有亏职分,即是不孝。此罪必上达于天,有事为证。漳州地方有妯娌三人,全不孝顺。一日忽闻霹雳一声,三人同时变相:一化为牛,一化为羊,一化为犬,独头面仍存人形……本地知府金英命人把这变相之事刻成图,遍散民间以为鉴戒。上天报应,如此如此!」

五娘眼前的本分,是替两位年老的公婆排解。蔡母数落丈夫「我早说过」——说儿子一走就生出这些祸事;蔡公被人指着鼻子说糊涂,脾气自然也好不了。五娘为平息二老的气、为弄一点吃的,把自己仅有的几支钗环当了。

正当父母一天天饿下去的时候,蔡邕却因文章出色惊动了天子。天子下旨,要把久已回绝过多少佳婿的牛丞相之女许配给他。牛丞相得了状元做女婿,喜出望外,立刻遣媒婆去说合。不料媒婆回来说,蔡邕不肯,因为他已有妻室,而且对父母有种种义务。但她又压低声音说,真正的缘故是新娘的脚太大。牛丞相勃然大怒;他说若受了这个回绝,往后再没有人把他的身份放在眼里。他要去奏明天子。在这情形之下,蔡邕上表请求归乡自然被驳;天子反而再下一道旨意命他娶牛小姐,旨意的开头是:「孝为百行之本,而百德之成,在于事君。」他含着泪走出宫门,只得听凭人家把一门他并不情愿的亲事办成。他恨自己不能回去见父母(对五娘倒似乎并不觉得抱歉),忍不住悲叹道:「高名是一条绳索,厚福是一副铁链。名与福,原是上天用来折磨世人的刑具!」

场面又转回闹饥荒的那一省。一位官长查出有个经手的小吏把赈济穷人的那点粮食偷了。这个仓吏被当场拿住,却照中国的老例,立刻有一套一戳就破的说辞;及至要动刑,他才肯招认自己是个贼。这个坏官随即被迫画了供,押进牢里。他这一类人在几百本戏里都有;说实在的,他大约是中国舞台上最受欢迎的一个类型。那位官长问五娘,为什么自己上堂而不叫家里的男子来;他说,妇人不该出中门。有趣的是,一位中国的评注家认为这是把《礼记》那句话讲错了:不出中门的只是未嫁的女儿,女子一旦出嫁便不在此限。官长得知五娘的苦处,吩咐手下把那仓吏侵吞的米分三份给她。另一个似乎与那仓吏一气的小吏跟着五娘,在路上僻静处逼她把米交还,否则就地杀了她。五娘愿把身上的衣裳给他,只求他不要夺走这救两位老人性命的粮食。那黑心的无赖说他要的是米,至于叫她的身子去受风吹雨打,他才不管。于是这年轻女子说出一句动人的话,大约是为人媳者的至诚所能达到的极处:「只要能保住公婆的性命,我这身子便任凭风吹雨打又有何妨!」那怯懦的坏东西假意被打动,叫她放心去罢;可是她刚一松懈,他就从这手无寸铁的女子手里把米袋抢了去。五娘怕公婆责怪,想要寻死,但想起丈夫临行嘱她照看二老的话,终于决意把这桩无人感激的苦差当下去。

接下来几场,恰好写出她这份无边的孝心在公婆那里是怎样地不被领情。五娘自己吃的是草根、树芽、树皮,以及别的在所谓「救荒本草」一类书里算是略有养分的东西——这类书在中国流传极广。可她那位多疑的婆婆却疑心媳妇背地里吃的比端给自己的好,因为五娘总是躲起来吃她那点难以下咽的糠菜。作者用一种奇特的写实笔法,让她在一顿饭上说道:「吃下这东西,饥是不饥了,可是肚肠里绞痛起来,比饿还厉害得多。」及至婆婆撞破,才发觉五娘非但不自私,反而舍己到了极处;这一惊,她衰弱的身子再也禁不住,就此死了。

公公也早已极衰弱,世交张大公来探望时,他惭愧得不能起身相迎。整本戏里几乎每个人物的言语都带着一种雍容和客气,可见孔夫子那套「凡事凡言必求其当」的教训,已经渗进他国人的血肉里去了。五娘把他们最大的难处告诉张大公——他们没有钱把死者好好安葬。张大公于是显出中国人心目中理想朋友的样子,说道:「我这就吩咐家人备一口木棺,把你婆婆的遗体殓了。我再亲自择一个吉日出殡,在南山上掘一座坟,送葬我也去。」

给这本戏立名的那一场,是蔡邕以弹琵琶来倾吐他最幽微的情怀。中国人把这件乐器看作世上最高贵、在美感上最上乘的乐器。一个爱乐的中国人,说不尽琵琶所能给人的快意〔注十四〕。中国人大抵以流露情感为耻,西方人常常为他们表面上的冷漠而吃惊——譬如一个人刚死了至亲,提起这事时他不但不落泪,反而神经质地笑一笑。所以蔡邕是借琵琶来抒发他压着的心事。他下指极轻,正如中国画家在那些写意的画里、诗人在那些含蓄的诗里所用的笔法——有人说过,那上头从不把点画得满,而一种确定的情致却因此传得更有力〔注十五〕。蔡邕拨弦的时候,一个侍儿替他打着象牙扇,一个焚香,一个把书摆在他面前。中国的读书人就在这样理想的境地里,对着琵琶低低地唱。

这时他新娶的妻子牛小姐进来了。两人的关系显然还极生疏,因为她请蔡邕唱一支曲子时说:每回她来听他的琴,他就停下。她自己也有一段愁肠,想借好音乐遣一遣。蔡邕弹起《雉朝飞》与《孤鸿离侣》。可这两支曲子不合牛小姐的心境。她要的不是失意情人的歌,而是合于眼下夫妻同在的曲子。

「相公,这样好的晚景,这样可人的风光,请为我唱一支《风入松》罢。」蔡邕弹起来,可是——牛小姐听出来了——他弹着弹着,不知不觉滑进了《思归引》。

牛小姐很失望,因为她参不透丈夫这片愁云。他解释说,他弹得不好,是因为旧日那张琵琶不在了。妻子追问,蔡邕便借琵琶说话,意思是十分显然的:他说他把旧琵琶撇在一边了,心底里却仍旧爱它。牛小姐猜着了丈夫伤心的缘故,却劝不动他说出来。两人对饮赋诗;夜深了,蔡邕请妻子安歇,自己唤侍儿。侍儿未到之前,蔡邕就着琵琶唱他梦见五娘的事;可是用海涅的话说,「那不过是一场梦」。

他吩咐侍儿替他寻一个可靠的人,好遣回故乡去探问父母。不料这计划还没来得及施行,倒来了一个骗子,带来一封据说是蔡邕父亲写的信,信上说一家老小都极康健。这信叫年轻的书生大为欢喜,送信人也得了重赏;蔡邕给了这骗子一些珠子和黄金捎给父亲,另外附了一封信,说自己被留在京里,但盼着不久就能回家。同时他极恭敬地请父亲宽恕他迁延这么久。那假信差在一段独白里被写成一个最怯懦、最可恶的坏人。他骗蔡邕骗得这样容易,在西方人看来也许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中国不识字的人多,雇人代写书信是极寻常的事。

父亲自然永远收不到儿子的信;相反,下一场写的是他饿死。他那忠心的媳妇守到最后一刻。蔡邕出门三年,连一封信也不曾捎来;因此父亲嘱咐媳妇在他死后即刻改嫁。五娘引了一句中国的俗谚「一女不事二夫」作答,表明她守节的决心。公公感激到这步田地:他说,照佛家的说法,愿来生做她的媳妇,而让她做他的公公。他咒自己叫儿子出门的那一天,又把一句话托付给老友张大公:「我把这根拐杖留给你。等我那不孝忤逆的儿子回来,替我拿这拐杖打他,把他赶出门去。」说完这番做父亲的话,他就断了气。

为凑公公下葬的钱,五娘剪下头发沿街去卖。剃光了头的她看去像个尼姑,虽然她自觉还配不上做尼姑。在困苦的煎熬里,她奔走在街上,求人家不要同她这样一个可怜的妇人讲价,只求买下她仅剩的这一点值钱的东西,算是帮她一把。忠厚的张大公在街上遇见她,听了她的遭遇,答应送足够的钱到她家,好让她按礼数把公公安葬。她便把头发给他,请他代卖。他接了过来,却不是要卖;他要把这头发留到蔡邕回来,好让他看看五娘的孝心到了何等地步。她这份孝心感动了一位神灵:当五娘到坟上去给亡者立碑时,神灵召来南方的白猿与北方的黑虎,以神道中人所有的神速与巧手,替她把坟修好。神灵又托梦劝她改作尼装,上京去寻丈夫。五娘决意依他的话办。她打算带上蔡邕那张琵琶,一路在村落里唱颂扬孝道的曲子,借以糊口。为了能照礼祭奠公婆的亡魂,她画下二老的遗容随身带着。八十多岁的张大公颤巍巍地送五娘到村口,祝她此去一路平安。

这些时候,照牛小姐的说法,蔡邕一直像个失了魂的人。牛小姐被写成一位和善的少妇,体贴地守着丈夫。「你究竟为什么?」她问。「你吃的是最精的珍馐,煮猩唇、炙豹胎。你穿的是紫罗,腰里系的是玉带。你出门回府,马蹄踏碎人家铺在路上的各色花朵。你头上遮着三层丝的伞盖。从前你不过是茅屋里一个穷书生,如今在天子的宫里做着最高的官。你泡在富贵里,这富贵却还不够你受用;你成天只是皱眉叹气。」

牛小姐追问再三,丈夫只是不肯说出伤心的缘故。等她出了房门,蔡邕才在一段独白里把心事倾吐出来,恰被她听见。他哀叹与父母妻子离散(妻子总是放在父母后头)之后,牛小姐进来,只平平地说:你若是惦记着,我便同你一道回你的故乡去。他却像中国戏里大多数书生角色一样怯懦,说他怕让她父亲知道这事,因此不许她提。然而这位素来温顺听话的妻子竟径自违了他的意思,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倒很乐意答应这趟远行,只是说,不如遣一个可靠的家人去,把蔡邕的父母和妻子接到京里来。这主意人人都赞成,只有那家人不以为然;在一场略带诙谐的戏里,他说两个妻子同在一个屋檐下必生祸事。但他终于答应去,虽则他觉得主母将来绝不会因他这一回的听话而感谢他。

这时五娘已到了京城。她走进一所佛寺,两个扮作官人的丑角要她唱曲。一向追着她不放的那一长串晦气,到此也没有饶过她——两个丑角不过拿她取笑,一文钱也不给。扫兴之余,她摊开公婆的画像拜了一拜,祷告上天让她寻着丈夫。恰在此时,蔡邕进寺来为父母此行祈福。和尚请五娘让开,给这位大人腾地方。她匆忙间忘了画像,蔡邕也不曾细看,就把那轴画卷带走了。但五娘认出了他,便打听他的住处。这一场同许多中国戏一样,对和尚极尽讥讽之能事。有个和尚念经时把佛的一个梵名念错了,把「波罗蜜」念成「波罗糖」,被住持纠正。那不通的和尚回嘴道:「『糖』是糖,『蜜』是蜜,横竖都是甜的,差什么?」西方可以与这一场相比的,是中世纪那位施洗的教士——他把「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一句拉丁文的词尾全念成了阴性。

五娘以化缘尼姑的身份来到丈夫家里,见着了牛小姐。在中国评家公认为全剧最好的一场戏里,她一点一点地讲出自己的身世,向丈夫的第二位妻子表明了身份。牛小姐被五娘的孝心打动,称她为姐姐,请她同住。她先教五娘怎样向丈夫表白:写一封信放在书房的案上,他一定会看见。蔡邕回来,正读着《书经》——那是孔子选来给他的伦理之教作例证的一部史书。他在每一段里都读出对自己不孝的责备;及至看见五娘的信和画上父母挨饿的样子,那责备就更重了。他开始疑心那送父亲来信的人是个骗子。妻子的信里句句是暗指他的行径。所引的古人之中,有一个是天子要把女儿许他、而他不肯把发妻降为妾的;又有一个在同样情形下把发妻休了。牛小姐问他赞成哪一个的做法,他自然说是前一个。她于是问:倘若他的原配此刻穿着破衣站在他面前,他可会羞得满面通红,把她休掉?他答说不会,他认为自己的婚姻是不可解的。及至五娘出来,把自己的遭遇讲了一遍,他深深地愧悔:命运这样讽刺地使他尽了事君之责,却耽误了事亲。父母既已亡故,照中国的礼数,他须辞官数年,为父母守丧。蔡邕带着两位妻子动身回乡,到祖坟上去按礼祭奠亡者。天子因五娘的节孝,要追赠他的父母;史官也将使这位媳妇的孝行永垂不朽。

即便父母死后,做儿子的仍须把他们的利益(或所谓利益)放在自己之上,服三年之丧——这一段光阴,在他一生里等于白白丢掉。明恩溥博士在他的《中国人的气质》里指出孝道这件事的片面:中国的伦理条目里,并不讲父母对子女有什么义务。他在「孝」那一章里对此事的总结,用在这本戏的关目上似乎再贴切不过:

「每个儿子都对父亲尽过孝,于是也要他自己的儿子照样待他。养儿子原就是为这个。在这一点上,民间的意思是毫不含糊的。『种树为乘凉,养儿为防老。』父母也好,子女也好,对这件事都不存什么幻想。『没有弄脏床铺的儿子,将来就没有人到坟上替你烧纸。』每一代都偿还上一代向它索取的债,转过来又向下一代索取,一文不少地讨回。孝道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世一世地传下来的。」

自然,这是西方人站在外面看到的样子。但对于一个在深深敬仰孔子的空气里长大的中国人,孝道是世上最可称道的制度。孔子立下一条原则:君臣、夫妇、父子、兄弟之间,总有一方作主、一方服从。而且《孝经》严厉地责备「私其妻子」;换句话说,父与妻的要求若相冲突,儿子就须撇下妻子去事奉父亲。这些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之一,它靠着这根基比埃及、巴比伦、波斯、罗马以及别的文明活得更长久;那么它在中国人看来是好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个极端大约要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度里去找:那里的儿子一到成年,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对父母不觉得有什么责任。再引明恩溥博士的话:「这样的习俗在中国人看来,一定像长成的小牛小马对待母牛母马的样子——在畜类是很合适的,在人却怎么也合不上『礼』。平心静气地从中国人的立场把这件事想一想,就会看出我们自己的社会风习里大可改进的地方还多得很,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住在玻璃房子里,还是不要随手扔石头的好。」在西方人与中国人彼此看来,对方的做法都低一等,谁也不能公允地断定哪一种制度更好。但西方人若想懂得中国人的立场,读一读《琵琶记》,许多事情就看得明白了。

第四章清代与民国的戏剧——一六四四年至今

一六四四年,叛军进了京城,明朝末代皇帝自尽。可是继位的并不是那个叛首;皇位落到了一位满洲首领手里——而这位首领,照中国人惯有的做法,本是明朝的君主请来帮着平叛的。满洲人很快就坐稳了这片土地,强令汉人一律留辫。在他们治下,中国成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实在说,许多著述家都认为康熙(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三)与乾隆(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两位君主都是能征善战、善于治国的人,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的保护者。戏剧也很兴盛;新近出版的一部中国戏曲目录,收录清代略有文学价值的剧本八百一十五种。

在这些剧本中,评论家把头两把交椅让给十八世纪初年写成的两部历史悲剧: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前者写的是明朝末年的事。作者在摇摇欲坠的王朝面前,铺写各党派的争斗与诸将之间的龃龉。革命场景的前台上站着一对情人。男主角是个有胆气的青年文士,被政敌逼得逃亡,女主角也同样受到威胁。她宁死不受辱,便寻了自尽。此剧得名,正因为她的血染在了情人送她的那把扇子上。有位画师见了这扇子,把血迹巧巧地点成几朵桃花,竟能瞒过所有的人。内战数年之后,王朝倾覆,这对情人重又相见。他们觉得在破碎零落的故国里,情爱已无处安身;国家重于情爱——作者的用意似乎就在这里。

另一部《长生殿》,所写的年代要早得多,是唐朝的事。它的男女主角,便是中国戏曲传说中的开山祖师唐明皇,和他那位任性的妃子杨贵妃。长生殿是他们给那座行乐之宫起的名字,这一对有名的情人就在那里尽情作田园般而又恣纵的游乐。〔注一〕这故事里充满了浪漫与戏剧的成分;据说以杨贵妃为主角的戏,有五十种以上。英国人司登德曾把弹词艺人的唱本译得很好〔注二〕——他把街头的唱曲人请到家里,让他们当面唱,由他的教习一字一句记下来,这样搜得了许多未曾刊印的民间唱词。既然杨贵妃和她的情人在中国戏曲里占着这样重的分量,不妨把关于她的众多唱词里选两段引在这里。

帝王之恋

唐明皇爱杨贵妃——

为她而生,在她心里,与她相守,——

同她并肩走着,这里、那里——

在和暖的夏日天气,

携手同游,缓缓而行。

与杨贵妃并肩,

听那喷泉的水声——

登上那假山之顶——

穿过一路的好景致,

有山有湖,有石有谷有树。

唐明皇:

「若没有杨贵妃,

我这满朝江山又值得什么?

有了她,大地于我便是天上,——

这里就是人间的乐土。」

正午时分,他们来到小湖边,

四面是荷叶与荷花;

在水里嬉戏得正欢,

(他天天把她带到这地方)。

此刻他们走上一条路,

树影在头顶结成拱门,——

只留下一线空隙,

好窥见天的面目,

那一片最浓的蓝,

正俯看着他们两人。

唐明皇:

「若没有杨贵妃,

这满眼的好景又算什么?

有了她,这样伴我同行,——

这里就是天上,她便是天上的皇后。」

他们脚下的草地上,

开着各色的花;

羽毛鲜亮、鸣声清甜的鸟

往来飞着,忽这边忽那边。

在这里避着正午的暑气,

她教它们唱歌。〔注三〕

此刻每一株树上都听得见

叶子的声音,轻轻地说着

神秘的低语,——

像天使的翅膀在柔柔地扇动。

唐明皇:

「若没有杨贵妃,

我这满朝江山又值得什么?

有了她,这样伴我同坐,——

这里就是人间的乐土。」

一道一道的光穿过叶隙——

交错、融合、缠绕——

此刻退去——此刻又进——

阳光追着树影跑,

在草地上抛下一幅

织金的花纹——

奇巧、美丽而又诡异,

像一片摇曳的蔓草纹样,

用光与影雕成,

底子是那绿釉似的林间空地。

唐明皇:

「若没有杨贵妃,

这满眼的好景又算什么?

有了她,这样伴我同坐,——

这里就是天上,她便是天上的皇后。」

杨贵妃之死

默然无语,

他们并肩坐着;

一句话也不曾说出:——

两人都想把

那笼在心头的恐惧,

那眼前要来的事,

藏在自己胸中。

那是什么?远处起了一片嘈杂,

是夜风的哀号——还是海潮的翻卷?

它渐渐近了,终于成了一个词——

那个词,天哪!正是杨贵妃的名字!

他们听着,却不说话——两人都明白,

那嗡嗡的声音,是给其中一个敲的丧钟。

近了,——更近了,

那粗哑的喧声传来:

此刻听得清楚了,

他们喊出一个名字。

喊的正是杨贵妃的名字!

众军:

打破她那可诅咒的魔网!

我们忍得太久了——

今夜,我们已经立誓——

她一条命,抵这一切!

她在哪里,——陛下的宠幸,——那娇弱的杨贵妃?

把她拖出来——这下贱的祸水!我们的刀要看一看,

她那好身子里流的血,是不是比陛下臣民的血更清贵——

那些臣民多年来受尽她花招堆上来的苦;

他们的饭是血、是汗、是泪泡软的!

他们的儿子被屠杀——女儿被玷辱!

他们的家被洗劫——田地成了荒野!

正是她,才有了这场叛乱与兵戈,

我们不先取了她的命,就不去打陛下的敌人!

「除了杨贵妃

的血,

再没有什么

能挡住这乱世的洪流!」

唐明皇:

「苦命的造化!

狠命的逼迫!

难道要我亲口判你的罪?

把你送进坟里去?

「唉!我的杨贵妃,

我是救不得你了!

我这条命——这皇位——这天下——我全愿舍,

只要我有本事叫你活下来——

把你从坟墓里夺回来。

可他们定下了这个意思——而我,

本愿替你去死的,却只得叫你去死。」

杨贵妃:

「你看我很镇静,——我怕的不是死,

我怕的是他们那样野的死法;

你说你忍得住看我躺在这里,

被那些狠心的屠夫杀得血泊里打滚?

「想想他们染血的手揪着我的头发——

那一头你从前最爱惜的乌丝;

拖——打——昏过去——流着血!——你忍得住

让这一切就在你眼前发生?

「百十把刀刺进来,我的血

成紫色地流出去——你能看着,

不动声色——看杀我的人盯着我临死的挣扎——

用饥饿的眼睛玩赏我的苦楚?

「我是作过孽的,可在这最后一点光阴里,

但愿我的悔过

能把我这大过失赎回几分,

唉!『你们饶恕我,也愿你们被人饶恕』!

「还有最后一求——让我一个人死;

别叫人进来——只你一个在旁边

看我死;——这事也要我自己动手;

不要让那些下人看我死。

「东西就在这里;我只要解下

我细腰上这条绸带。

我这样打一个结,再这样一打,结成个套,

亲手套在我自己的脖子上。

「两头由我自己的手拉紧,

我就这样死了」——话音未断——

挣了几下,杨贵妃便去了,

「带着她满身的罪过」。

唐明皇:

「把她从我眼前遮起来!

别叫我看见

那张惨白的脸——

那两只直直发亮的眼

瞪着我!

「我眼睛看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

往哪里看都一样——

看地上——看空中,

还是那一副死寂的瞪视。

把它们拿走!

「把她轻轻放进坟里,

就在她倒下的地方;

这里,柳条摆着的地方,

靠着这口老井。

「轻轻给她盖上土,——

唉!我的杨贵妃!

如今我失了你,

这满朝江山还值得什么!」

清代,本国的音乐渐渐被一种从外族地方传来的粗糙而不悦耳的东西挤掉了。随着旧式音乐的退场,许多较好的戏也跟着不见了;代替它们的,在许多情形下是所谓「武戏」,也就是在锣鼓齐鸣的喧天声里演的一套台上的打斗把式。到清朝末年,元人的杂剧已差不多从北京的戏台上绝了迹。关于新起的各种音乐,后面另有一章细说。

但满洲人治下戏剧上最大的一项变化,是受了通俗小说的影响。人人都读的那几部名小说里的片段,被搬上戏台的越来越多。小说同戏剧一样,是被学究看不起的一种文体;它也正是在蒙古人的朝代里,科举停废的时候开始兴盛起来的。许多小说不知作者是谁,因为作者自己认为写这种东西有失身分。可正因为作者不用文言,老百姓才读得懂、享受得了这些故事。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小说如今已得其所应得,至少在开通的学者那里,它受到了公道的看重。北京大学的胡适博士指出,正是用白话写的小说,才给中国的口语带来了它现有的那点统一;也只有通过白话的作品,全中国才可能最终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今天当然还是这样: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所说的话,彼此相差之远,就如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或者罗马、巴黎、马德里之间一样。然而由于书面语早已凝固,这三处来的学生却能彼此读懂对方的信——尽管我在实验室里或运动场上常看到,他们一开口交谈,就只好改说英文。正因为小说在语言上、文学上有这样的分量,胡适博士才替十几部有名的中国小说编了校订本。

小说里头,《三国演义》流传最广。它写成于元代,讲的是公元二二一至二六五年那个富于浪漫侠气的时代——那时三个朝代各据一都。书中有狠毒的曹操,有多谋的诸葛亮,还有许多别的勇将。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读过它,不识字的苦力也凑钱请人来念,好让他们也听得到那些半真半假的英雄们动人的事迹。人们对这部书的热心简直没有边。下面一桩事可以作个例子。我在北京有一对朋友,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和他的太太。八月的热夜里,他们总被一个相当响、起落单调的声音扰得不安——那声音从隔院的墙头传过来,从八点一直到半夜。它搅得人没法谈话,搅得人看不下书,也实在叫人睡不成一个安稳觉。我这两位朋友先是把留声机搬到自家墙根下,接连一两个钟头放《在那边》;接着又打发家里的仆人去买炮仗,叫他把一包一包的炮仗搁在一只铁桶底下放;最后还往墙那边倒了一瓶阿魏——可全不中用。他们既没有找回安宁,也没有找回睡眠,直到那位说书的把《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念给他的苦力听众听完才算完事——而这部小说,长得同整部圣经一样。

依着这部浪漫史写成的戏,数不胜数;这部书实在当得起「中国的民族史诗」这个名目。另有一长串「武戏」,情节取自《水浒传》——那是一部写十二世纪初年一伙横行数省的强人的小说。书里有几个好汉,颇有罗宾汉的脾气,把从富人和贪官手里抢来的东西散给穷人。许多写神仙鬼怪的戏出自《聊斋》(翟理斯英译题作《中国书斋里的异闻》)。论流传之广足以与《三国演义》抗手的小说,要算《红楼梦》——那是一部写一个年轻纨绔子弟对两位漂亮表姊妹的情爱、以及一个富贵旧家败落的书。这部小说里的诗情故事,直到近年才由梅兰芳搬上戏台——他是北京戏界许多新办法的创始者。讲梅兰芳那一章里提到的《黛玉葬花》,就是从这部书里一段故事编成的一个例子。

德国学者葛禄博很懂中国人的性情,他在《中国文学史》里论小说时说过:在中国人看来,一位武将的一条计策、一番心机,似乎比他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勇敢更合口味。取材于《三国演义》的若干种戏,因其历久不衰的受人欢迎,正可以印证这一点。演得最多的戏大概莫过于《空城计》。名将诸葛亮所在的城里守兵已经抽空,忽然来了一支强敌。他吩咐把城门大开,仿佛天下太平一般,自己坐到城门上的城楼上去。敌人的前哨到了,只见这位以多谋善计名冠当世的主帅,在大军压境之下安安静静地读着书。敌人自然疑心有什么埋伏,便退了兵。诸葛亮靠他的从容救下一座城;他这一手虚张声势赢了。

出自同一部书的另一出「别致」的戏——这两个字不妨借哈特的说法——是《徐母骂曹》。名将曹操发觉自己屡战屡败,都因对手有一个叫徐庶的人替他出妙计。他便设法要把这位聪明的谋士弄到自己手里,好借他的韬略为己所用。为此他掠了徐庶的母亲,又伪造一封书信,说母亲唤他前来。孝道所在,徐庶不能不从,于是到了曹操营中,却被逼着替仇人办事。徐母听说儿子是被骗来的,便到曹操帐里,骂他无信无义,是国贼,是卑鄙的骗子。这一场——颤巍巍的老太太用尖利的声音骂人,那骂法是只有中国女人才骂得出来的——自然是全剧的压轴。她把心里的话骂尽了,便回自己帐中自尽了。曹操虽然仍旧扣着徐庶,可徐庶从此一条计也不替他出;照中国人的看法,这是了不起的一种勇气。这部小说里最受宠的一出戏是《群英会》。这出戏若由名角分扮书中诸位大英雄,中国的戏迷便觉得这样一台人马差不多就是世上最好的事了。情节仍旧主要落在诸葛亮的一条计上。他这一方面对的是敌人手里那支庞大的木船队,众寡悬殊,因此主帅决定用火箭去打。诸葛亮奉命去筹办十万支箭,给他五天期限,他自己把限期减到三天。头两天半他只安安静静地打坐,一点也不去办箭的事。一个同僚发现他坐在树下,对这样白费光阴大为着急,说他如今只剩一条路——自尽。可是我们这位主角毫不慌张。他在几只船头上扎了许多草人,驾着船向敌人的阵地驶去。江上大雾,敌军主帅看不出来袭的兵力多少,便命弓手尽快放箭。箭射在草人身上,穿进去,却伤不了人。十万支箭都被他的诱饵接住之后,诸葛亮便命船回去,这样按期把所要的箭数交给了主帅。这出戏在台上演的样子——只有两三支箭在台上飞过——至少在西方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虎头蛇尾。

另一出三位名角同台而效果极好的戏,是《奇双会》,俗称《三拉》。这是清代写的一出很受欢迎的喜剧,也是梅兰芳爱演的戏之一。凭他的大名,他请得动别的名角同他合演;当他扮妻子,由朱素云扮丈夫、李寿山扮父亲时,中国人认为这是一台十全十美的演出。这戏里中国生活的情景很多,也处处给演员留着显本事的好机会。开场的办法也极不寻常,因为它同歌德的《浮士德》以及我们别的几部名剧一样,有一段天上的序幕。中国戏台上照例是不用幕的,而天上的一场是这规矩的一个例外。检场的抬上一幅幕来,高约八尺,宽约十二尺,用竹竿撑着,上面画着云和蝙蝠,用以象征天空。幕后把天上一场的台面摆好。幕一撤去,看客就见一位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身边站着四个神将,手持画着云纹的高牌。乐队的号角吹得震天,又放起烟火,最后那位神才用迟缓、庄重的低音开口说话。他像荷马笔下的宙斯一样,派一名使者下凡,去救一个无辜而困在牢里的人。使者奉命去寻那人的女儿,引她到牢里去。这位天上的传命者去了,手里拿着一把马尾拂尘——那是中国戏台上辨认神仙的惯用标记。

下一场便开始了人间的四出戏:一、狱中哭诉;二、写状;三、三拉;四、合家团圆。

李桂枝(梅兰芳扮)新嫁给一位年轻的县官,受天使的点化去探狱。她在那里见狱卒虐待一个老人,惊痛之下认出那正是她的父亲——当年父亲被冤判时她还是个孩子,自此便离散了。女儿没有道出自己的身分,给了狱卒一笔不小的贿赂,狱卒才肯松手。李桂枝随即请丈夫设法替父亲申冤,写一张状子递到上一级衙门去。丈夫很愿意照办,可是要写这状子,他得知道妻子的「小名」——那是小女孩在家里的一种乳名,照中国的规矩是从不告诉丈夫的。于是有了一场极好的喜剧:妻子先是不肯说,后来羞答答地说了出来,丈夫大为得意。妻子把状子呈到上一级衙门的官面前,那官认出她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他从座上起来,撇开公堂上的拘礼,把李桂枝一把拉出堂去,好在自己家里私下同她认亲。丈夫听仆人这样一说,气冲冲地赶到衙门,因为他怕那官看上了妻子的美貌,要收她作妾。那官不在堂上,却派出两名差役,把丈夫也带进他家里去。三拉里的第二拉,便是差役把丈夫拉下场去的时候——丈夫吓得样子十分可笑;他像个地道的东方人,怕的是突然被人处死——亚伯拉罕当年正是出于这种怕,才向埃及法老隐瞒了他同美貌的撒拉的关系。下一场里兄、妹、夫欢然团聚。父亲从牢里被提到堂上。他认出自己的儿子正是这位主审的官,便感激地朝着看客(也就是朝着上天)下拜——因为照中国的规矩,父亲断不敢朝儿子下拜,不管儿子作多大的官。随后父亲也被拉下场去,好把这合家团圆凑齐。狱卒自知自己大概要落个什么难受的死法,便跳井结了自己的命。

跳井这一节,是由扮狱卒的演员快快一跃、随即跑下场去演出来的,那是投水自尽的惯用表示法。公堂那几场,尤其是梅兰芳演的时候,满台都是绣得极华美的绸衣。各色人物穿的衣服在年代上是对的,即宽袖的满洲服。就我自己所见,凡演满洲或明代的事,都照那一朝的式样;可除此之外,便不再讲究什么合于年代的行头了。明代以前的戏里,人物穿的是明代的衣服;那是满洲人入关以前的式样,因此一切古装的场面都用它。

这出戏里扮丈夫的演员是朱素云。他年近五十,却仍旧同梅兰芳配戏扮情人,因为再没有一个年轻些的人能演到他一半好。他做出惊、怒、惧的神情,实在不比西洋任何一位喜剧名角差;需要结巴的时候他结巴得极妙,笑起来又因牙齿被鸦片熏得发黑、残缺不齐而别有一种滑稽的效果。在另一出戏《岳家庄》里,他扮一个力气大得惊人的小孩子;实在说,他虽还是个小童,却杀了两员大将,保住了自家的宅院。头几场里,父母不许这个力气异常的孩子动危险的兵器,于是这位演员穿着小孩的衣裳撒泼大哭,把那个长得过大的娃娃学得活像,叫满场的人笑得直不起腰。李寿山扮父亲,妆成一位风度极好、很有威仪的中国老先生。他把一个无依无靠、含冤入狱的老人那种可悲的处境演得极刺人心——不过他有几声可怜的哀号,大概把分寸略过了些。

另一出极受欢迎的家庭戏是《打侄上坟》。中国的浪子名叫大官,是个孤儿,由叔父养大。坏朋友教他赌博和别的挥霍钱财的门路,他需要钱去干这些事,便一味逼着叔父把他父亲留下的产业交给他。不消多久,他自然把家私在荒唐的日子里花光了,只得讨饭。那时他的叔父正在施米赈济穷人,这侄儿竟不知羞耻,混在叔父门前的乞丐堆里。叔父自然是「面子」丢得不得了,大怒之下把大官打了出去。可是他的婶母心慈,给了他些钱,劝他躲着盛怒的叔父。然而在中国也一样有命运替人安排归结:大官的钱被人偷了,前途一片渺茫,他忽然起了虔敬之心,上父亲的坟上去祭拜。他正在那里给祖先的魂灵烧纸钱(也就是纸做的银锭)的时候,叔父婶母恰好也来上祖坟。大官一见他们,想起叔父的打骂,就跑开了。这位养父见有人在自己兄弟的坟上烧过纸钱,十分诧异。他断想不到侄儿会作这样的事;等他查出果然是大官,这一片孝心便动了他的心肠,于是他派人去找侄儿,请他回家,又劝他跟着先生读书。这青年是真的改了心志,读起书来十分勤苦。而德行也不是没有报答的:大官去应试,考中了头一等。

另有一出戏与上一出相似,也是道德上说得过去、情理上说不过去的,就是《朱砂痣》。有位姓韩的老先生苦于没有儿子。为补这缺,他买了一个妾;可是到了圆房的时候,新人痛哭不止。韩问她在这样不该哭的时候为什么要哭,才知道这位新人原是有夫之妇,为了给病中的丈夫治病,才让人把自己卖了。老人可怜她,把婚书烧了,又另给她一笔钱去救她那不幸的丈夫。这自然是一桩难得的高义之举,该当得一份难得的报答——而报答果然来了!那妇人回到丈夫身边,丈夫立刻就好了。他身子复元之后,照旧出去做生意,一路到了四川。他给恩人带回一份礼物:一个男童,是他在一个闹饥荒的地方买来的。韩对这伶俐的孩子十分欢喜,一心一意教他读书。他渐渐看出这孩子像自己得很,便起了念头:会不会这就是他自己的儿子——那孩子几年前在一场乱事里被人掠走了。有一天他想到去看一看孩子的脚底,果然在那里找到了那颗朱砂痣,那向来是他自己身上的记号。这就确凿地证明那是他亲生的儿子,父子重逢,两个人都欢喜得不得了——而这重逢,竟是韩当年对一个苦命妇人的一点好心带来的!

重教化的中国戏台不单演德行的报答,也演恶行的惩罚。北京的戏台上几乎天天都看得见一出劝诫薄情丈夫的戏,叫《棒打薄情郎》。莫稽是个有头一级功名的读书人(秀才,略相当于西洋的学士),可他极穷,因为父母没给他留下一点产业。闹饥荒的时候,他只得讨饭吃。有一天他饿得半死,又遇上一场大雪,倒在地上,几乎没了气。丐头的女儿发现他躺在自家门前,可怜他,把他照看得好了起来。起初她父亲对女儿这番举动很不乐意;可女儿说神明一定会报答她这件好事,他才容下这年轻人住在家里。女儿爱上了她救下的这个人,又为他秀才的身分十分自豪。父亲也很喜欢这年轻人,便把女儿嫁了他。随后商量定了:莫稽上北京去应试,妻子和丈人一路跟着讨饭,好供他吃用,直到他得了个有进项的官职为止。莫稽考中了,被委作一县的县官。他一得了这委任,立刻极看不起这两门新亲;在坐船赴任的路上,他把妻子推进了河里,又把丈人赶走。可是有位大官救了丐头女儿的命,收她作自己的女儿。他从她口中听说了她丈夫这番忘恩负义的事,便决意好好惩治这个混帐东西。他到莫稽的任上去拜访,提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莫稽这无耻之徒,自然乐得与这样有势力的人家结亲,一口应了下来。可是成亲那天晚上,他揭起新人的盖头,底下竟是那丐头的女儿——他那一惊、那一怕可想而知!那位大官随即带着一根粗棍进了洞房,吩咐丐头的女儿把莫稽痛打一顿。她打得极有「心」——这是中国人的说法——这也怪不得她。可是莫稽决意改做一个明白些、好些的人;他派人去寻他的丈人,从此三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然而在这片花之国里,正义的道德义愤最登峰造极的一桩,要在岳飞的故事里去找——岳飞被奉为武神,又被当作戏界特别的保护神来供奉。他在世时是宋朝皇帝手下一位忠心的大将,与蒙古人力战。实在说,他几乎把蒙古的君主连同他的全军都捉住了,而敌人便去贿赂几位中国的大官——为首的是秦桧——要他们除掉这位伟大的爱国领袖。岳飞被传到一处公堂上受审,可是一切罪名都被洗清了。接着他又在秦桧和另外两名法官面前受了一次审,这一回被判了绞死。行刑之前,狠毒的刑手把他背上的皮撕下来——他母亲当年就在那里给他刺了那四个有名的字:「精忠报国」。

这位中国大爱国者的坟在杭州。凡去的游人都要吃一惊:坟前跪着四个被铁链锁住的塑像,还有一行字招呼过路人在它们身上撒尿。〔注四〕这几个恶人——他们真是臭名在外,连气味也真是难闻——便是秦桧、他的妻子,以及判岳飞死罪的另外两名法官。这种死后的严惩,对于促进中国人的爱国心似乎收效甚微,因为近几十年来,不论俄国人还是日本人,要找肯受贿而卖国的中国政客,似乎从来都不费力。还有一个传说:一六七八年,也就是岳飞死后足足五百年,某镇上演这出戏,忽然有个激动的看客冲上台去,把那个扮奸臣秦桧的倒霉演员捅死了。审问的时候,这位热血的爱国者说,他把自己所有的书里凡有秦桧名字的地方都仔细剪掉了。这人没有被处死——换了英国人便要处死他;也没有被当作英雄来称颂——换了法国人便要称颂他;而是照中国人惯有的样子,被当作一个傻子放了。

中国的青年男女之间照例极少什么求爱的事,可戏台上倒有不少浪漫的情爱故事。讲梅兰芳那一章里,我提到过几出取自《红楼梦》的。这位演员还常演《玉簪记》,情节简直可以是一个西洋的爱情故事。某庵的住持尼身边养着她已故兄弟的女儿,是个很动人的少女,名叫陈妙常。附近还住着这位住持尼的侄儿,这少女因他人品出众、学问又好,便爱上了他。有一天侄儿病了,陈妙常请准去帮着服侍病人。有这样一位动人的看护温存照料,这年轻人很快就好了,可他的心也丢了。有一天他设法到陈妙常房里去看她,她正在读诗;于是,就像但丁笔下的保罗和弗兰切斯卡一样,那一天他们没有再读下去。村里还住着一位年长的地方官,也想娶陈妙常;可这位厚道的官听说她爱着一个年轻的对手,便一点妒意也不露,反而去找住持尼,劝她把这对小儿女成了亲。

前面说过,北京的戏园道具极少;可差不多每个戏台后面都放着一对石膏狮子,是仿中国宫殿庙宇门前那种大理石狮子做的。有一出很受欢迎的戏要用到它们,叫《举鼎观画》。这出戏像是近人仿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写成的。一个奸臣说动皇帝,说某一家人——其中有一个是他所恨的——必须连根除灭。一位朋友决意保住这家的姓氏,便在行刑之前拿自己的幼子换下了那被判之家的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坚决不肯依他这条计;可是等他在她面前跪下来,她就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思,舍了自己的孩子。这一节极有中国特色,因为他们似乎认为:一个人若把自己卑屈到过分的地步,他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别人也非答应他所求的不可。这人和他妻子于是把那孤儿当自己的儿子养大。他们舍出去的那个孩子,被那奸臣亲手剁成三段,因为他怕这孩子有一天要为他屠戮的亲族向他报仇。

北京戏园里演这出戏,是从那孤儿长到十五岁时开始的。他和仆人在养父家的院子里玩。这孩子提议比一比力气,把门口的石狮子挪动挪动。仆人使尽力气也挪不动,而这孩子力气大得出奇,轻轻松松把那两块大石头抱起来挪了地方。不多久,当家的回来了,怒问是谁把石狮子挪了位。那好心的仆人——这出戏里由他扮丑角——说是他挪的。主人便命他把石狮子搬回原处,于是在一场喜剧里,他很快就被证明是说了谎。接着唤那养子来;他像华盛顿一样,承认了自己做的事,又毫不费力地把石狮子搬回原位。养父这才看出,这孩子虽只有十五岁,力气已足以为他一家所受的残酷冤屈复仇。于是他把孩子带进祠堂,指给他看历代祖先的画像,一直看到被那奸臣处死的几位。这孤儿一听这段故事,立刻披上铠甲,去向他家的仇人复仇。顺便说一句,检场的搬那石狮子的时候,常装作沉重不堪的样子,添出一点简单的滑稽来。

有一回我看这出戏,听见那孩子出门复仇的时候,满场忽然哄笑起来,很觉意外。我向一位中国朋友问这是什么缘故。他笑得上不来气,告诉我说,那孤儿是骑着马离开祠堂的!台上照例没有布景,空空的一座台,只在桌上摆一把椅、椅上挂一幅画,标明这地方是祠堂。那穿着战衣的演员一时糊涂,竟做出一副像在战场上的样子,用了马鞭。又有一回,一个扮死尸的演员该下场的时候仍旧躺在台上,一位女角急着要把他弄走,便把他塞进了台上那座烧得正旺的炉子里——自然,实际上是塞到台边的侧幕里去了。

这一出模仿元剧的戏——所仿的那一部,还被几位西方著述家称作中国一切戏里最接近真悲剧的一部——今天演给看客的,几乎只剩了闹戏的成分。闹戏中国戏台上有很多,有好的,也有不那么好的。有出戏叫《刘彦明》,剧中那位刘彦明借钱给一位地方官上京用。这笔借贷同中国大多数事情一样,是通过第三者说合的——这回的中人是一位庵里的住持尼。过了一年,那官还不回来,刘便讨他的钱,说若是住持尼还不出,就要那官的漂亮女儿玉英嫁他。他连吓带逼,压得住持尼终于答应替他安排在太清观里半夜相会。玉英自然不肯只因父亲欠了人家的钱就嫁给那人;可是住持尼把这老吝啬鬼说成一个二十三岁的翩翩少年,她的口气便慢慢软了,末了竟应了。于是半夜里刘彦明悄悄向观里走去,不幸碰上一队巡夜的差人,这深夜游荡的人说不出自己这不该走动的时辰为什么在观边,就被拿住了。这位放债的不是躺在心上人的怀里,却在牢里过了一夜。可另有一件事对他更不受用。一个上京去的年轻书生正走在这条路上,看见差人拿了刘彦明,断定这一带的巡查很严,便向最近的一家人家求借一宿——那自然就是这座观。开门的是个小尼姑,住持尼早交代过她该怎么办;年轻书生被请进去,等着那位小姐。这少年虽有几分诧异,却聪明地不开口,只照着人家的话做。不多久玉英进来,发现这年轻人果然有住持尼硬加在她父亲债主身上的一切好处。于是一见倾心,随后彼此说明了事由,到第二天早上已经订下了盟约。

第二天住持尼去向那吝啬鬼道喜,恭贺他度了一个快活的夜——这就有了一场相当好的戏。其中误会得极妙,可到这一场的末尾,刘彦明已经气冲斗牛,决意报复。他逼着债主的女儿到他开的客店里做使女,叫她干最下等的活。到底自然是那年轻书生从京里回来,做了地方官;他走进他心上人正在伺候客人的那家客店,认出她,把她救了出去,又把那吝啬鬼应得的惩罚给了他。

有一晚我到真光剧场去看梅兰芳,开场的几出小戏里,末一出又是一个闹戏,叫《三摇会》。这闹戏无论从哪一头看都不大上得台面,可我以为它更能代表今天的戏,因为它是一段一段凑成的,没有真正的情节。丈夫回家的前夕,妻和妾正争着谁来陪他在家的头一夜。争得越来越凶、越来越不堪;下面一段对白可算是个好样本:

妻:他没有权娶妾。

妾:你要生得出儿子,他也不会娶。

妻:别这么说。我出嫁以前就生过好几个儿子了。

两个邻居——这出戏里的丑角——进来,商议了好一阵,提议两个女人摇骰子定输赢。用三个骰子,妻摇出十七点。妾便到家里的神像前跪拜,等她的骰子一数,是十八点。她赢了!

今天中国演的戏,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宗教或神话题材的。观音——慈悲的女神,佛门的圣母——在这类戏里出现得极多,她解救受难的人,又做种种慈悲的事。同她恰成对照的,是阴间那位严酷的判官。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里陈列着若干中国宗教戏的实物,馆长劳费尔博士写过一本很好的说明书,讲这些意在用来世受罚的恐惧来教人向善的戏剧表演。我忍不住要引劳费尔博士一段话,他说的正是中国人对这种宗教戏的那种特有态度:

不过不要以为中国人真的实行过阴间十殿里演出来的那些刑罚。这套说法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从印度搬来的。它是佛经所记的东西的直观图解。而且在戏台上,一切都被一种故意作出的、滑稽突梯的诙谐调淡了、浸透了,看客很难把这些刑罚看得太认真。中国人里许多是好怀疑、好讲理的,看了这种演出,他们会笑一笑,或是对它的真实起疑。那些鬼怪奇诡的样子和半带诙谐的动作,更使看客松快起来、高兴起来。看的人应当记得:他看的是一件好手艺的舞台幻景,它的根子固然在道德上,趋向也是伦理的,可它远不是要震动人的神经、吓住人的良心,相反,它指出一条终得解脱的路,意在鼓励人、提升人。这戏的主调不是苦难与绝望,而是希望与自我向上的可能。

神话戏里受人喜爱的一个例子,是《白蛇传》的故事,取自同名的小说。两个蛇精化成了可爱的少女。有一天她们争执起来,白蛇对黑蛇说:「你若打得过我,我就服侍你;你若输了,就做我的奴婢。」白蛇胜了,依约黑蛇做了她的侍女。前生有个年轻人救过白蛇的命,她便决意报答他,嫁给他做他美丽多情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有一阵子实在很美满。中国有个风俗,五月初五要喝一杯泡着某种花的酒,可以辟毒虫。丈夫许仙照这风俗喝了,也给了毫不知情的妻子一些。白蛇喝下这杯酒就觉得不舒服,早早去睡了。她刚睡着,就失了人形,变成了一条蛇。许仙后来掀开床帐,只见一条极大的白蛇躺在那里,朝他抬起头来喷火。许仙吓得倒在地上死了。黑蛇被声响惊动,赶来叫醒她的主人,主人一醒又现了人形。白蛇明白自己无心之中做下了什么,便放声大哭;可她随即想起,寿星所管的那座山上长着一种仙草,能把死人救活。她赶到那山上去偷一点仙草。可是寿星看见了她,大怒追赶,用一种制蛇的法术把她裹在烟气里拿住了;但他听说她来偷草是为了什么,不但放了她,还把那仙草送给了她。靠着这仙草,那死了的人很快就活了过来。

两个蛇精一心要讨许仙的欢喜,可她们替他办好事,却害了四邻。她们盗了官库的银子来给她们心上的人添财,结果管库的被砍了头。接着她们开起药铺来,为叫生意兴旺,又在村里散布各种疾病。可是附近寺里的住持查出了她们的把戏。他托言化缘去看许仙,劝他不如到寺里住一阵,好脱开那缠着他的妖邪之气。许仙把五月初五那回的事记得太清楚了,很愿意去。他对妻子只说去庙里拜佛。

丈夫一直不回来,白蛇便决意到寺里去找他。路上她对侍女说,自己不久就要生孩子了,想着这事一定会叫许仙大为欢喜。两条化成人形的蛇坐船到那座在岛上的寺院。住持迎住她们,厉声叫她们走开,不然就用法力把她们灭个干净。两个妖精大怒,拔出法剑来斗住持;住持却把他那根龙头拄杖往空中一掷,拄杖立刻变成一条活龙,扑向两条蛇,凶得她们只好逃命。可她们用法术发了一场大水,要把这岛淹没。住持被众僧围着,在水边把袍子展开,水涨多高,岛也就随着升多高。正在这时候,文人之神魁星到了,像欧里庇得斯剧里那位从天而降的神一样。他是文昌——主司文章学问的神——派来的,叫他把这场争斗止住,因为许仙与白蛇的儿子命中注定要在科考里得最高的功名。于是岛保住了,两条蛇也毫发无伤地回了家。

许仙听住持的劝,也动身回家,在一座桥上遇见了妻子和她的侍女。黑蛇拔剑要为主人所受的屈辱向他报仇,白蛇却护住他,不让侍女下手。两人情动不能自持;他们在这情爱与畏惧的交争里默然相对而泣,说不出心里的话。不多久儿子生了下来;可三天之后,文昌神把两个妖精收进了他的法塔,留下许仙同他那个有出息的儿子——中国人一生里最大的福分——在怅怅的欢喜里过日子。

顺便说一句,这个动人的故事,正是格林童话《白蛇与黑蛇》的本子。

这出戏的前半我从没看过,可那一段蛇到岛上寺院去的戏,就是所谓《金山寺》,我看过好几回。其中一回,是那位人人敬爱的美国传教士富善夫人替北京的洋车夫办的一年一度的赈济会上演的。戏在外国人聚居区的剧场里演,中国戏台上许多粗糙不调的地方都没有了。乐队不坐在台上,声音也压低了些。后面和两边的布景加上好的灯光,把那些剃光了头的和尚在一尊极大的佛像前念经时身上彩色的僧袍衬得极好。妖兵们演的打斗,是一套优美而带杂技的身段,比起俄国的芭蕾也不逊色。这故事全部的凄婉之处都演得很好,合起来是一台叫人难忘的演出;我相信,若有哪位戏院经理请梅兰芳带着他的戏班到美国来巡演,这样的戏一定会叫美国看客着迷。

第六章里讲到中国戏台上许多应时节的戏,正是这些戏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民间戏剧。本章结束时,我要引一段《嫦娥奔月》的剧情说明。这出小戏,正是梅兰芳把他那些优美的舞蹈编进去的几出之一,在中国戏台上是他的一项创举。我用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美国大学俱乐部演出时戏单上的译文。

前言

夏代年轻的君主后羿本是神的后裔,小时候就同仙人一同游戏。长大之后,他在梦里被仙人引到天上的西王母宫里,西王母把长生不老药赐给了这位年轻的君主。后羿的妃子嫦娥以仪态与美貌著名,知道了这件珍贵的赐物,便天真地把它喝了,几乎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事。等有人告诉她这过失有多重,她满心悔愧,便飞到了月亮上;在那里,因她容貌绝美,被月中的仙女们推举为她们的皇后。这出戏的场景设在月中,所写的是中秋节的准备与庆祝,以月中皇后嫦娥为中心人物,月中仙女和她们请来的客人为参与者。

剧情

第一出——场上是一座开着天上奇花的花园,嫦娥正采花,要用来酿中秋宴上的酒。

嫦娥一上场先唱一曲,赞她即将采花的这片好景致。(说)我自到月中以来,日子过得十分快活。炎夏已过,中秋又到。为着过节,我欣然盼着酿酒,好款待我请来赴宴的众仙女。(唱)我虽轻巧地卷起衣袖,虽轻轻地采着花,却不免要拂开那些蜂与蝶。这一枝满是香气,压得沉沉的,又丰又艳。那一枝还在蓓蕾里。等我抬起眼来,又见头上一株高树直入云中。举起手来,我便采起花来。(说)啊!真美!我这么快就采满了一篮花,如今要把它们提回家去酿酒了。(唱)那些蝴蝶跟在我身后,何其稠密!

第二出——月中仙女们去请别的仙女来赴宴。

第三出——受请的客人们往宴会的殿上去。

第四出——月宫。月中仙女们打扫宫殿,为将到的宴会和迎接客人做准备。

第五出——宴会。嫦娥带着酒意,自语她身处此境的孤寂,想念凡间的伴侣,尤其想念后羿。

嫦娥(唱)我舍了凡间,到月中来做仙女的皇后。我的日子过得这样快活、这样快,连时日都数不清了。我采了花,酿了酒,又请了别的仙女来同我过这个佳节。(坐着沉思)春去秋来,就像早晨过去便是傍晚。我的光阴在这片好景致里快快地过去了。一年只这一夜月最圆。天上人间同享这一份快乐。(说)今日是中秋佳节。我已吩咐把宫殿打扫干净。侍女们已把请帖送到各位仙女那里,来同我共享这份欢喜。你们这些侍女,就在这里等她们来罢。(众仙女到,坐下赴宴。)

众仙女:皇后啊!请看凡间!你看地上每一家都备下美味的食物与酒,献给你做祭供?(嫦娥说)让我看看。(嫦娥动了情,众仙女开口。)

众仙女:皇后,你为什么这样伤心?

嫦娥:你看那些凡人,看他们如何成双成对地过节。他们比我们这样孤零零过日子的,好上一百倍。

众仙女:皇后,不要这样说!且多尝一些这好酒,把愁消了罢。

嫦娥:那么我们就喝罢。(举杯。)

(嫦娥被酒力压住,众仙女告辞。)

嫦娥:我们赴宴的时候,我看见凡人怎样成双成对地过这个欢喜的佳节,彼此相伴。想到自己孤零零的日子,我心里满是伤感。(唱)我走下玉阶,分开水晶帘,去看凡间的夫妇怎样过日子,怎样备下新鲜的果子和美酒过节。这边我见一家人正在饮宴说笑,那边一群人携手同行,还有些人在简朴的屋子里消磨时光,而我却坐在我的宫里,孤孤单单,没有伴侣。唉!有谁来可怜我呢?(说)我深深悔我偷喝长生不老药那桩过失。为着受罚,我如今注定要在愁里度我的夜。

(众仙女重上,陪嫦娥去拜见天上的西王母。)

(全体退场。)

第五章近来的趋势

清朝最后几十年,也就是四十年前上下,统治阶层满洲人里许多闲而富的人对戏生出了兴趣。朝廷给这些人一份进项,却不派他们一点差使;闲得发慌的光阴,有不少人拿抽鸦片去填,另一些人则学起社会上被摈斥的伶人的行当来。有时候宗室的王公也上台演戏,那心思同别人去装扮街头的乞丐差不多,都是找个新鲜的刺激。这样失体面的举动,自然在官场里极不被看好,所以那些把大半光阴耗在戏园里的闲人,一旦艺术的性子发作、想要一吐为快,便觉得在私宅里演更合宜些。为这个缘故,结起了社来,叫作「票友」,就是戏的朋友,也就是业余的演者。有一点很有意思:北京一带满洲王公的府第,许多都备着戏台,好让爱戏的人在私下里演。许多有钱的商人跟上了王公们带起的这股风气,近年来又有大批学生把余暇用在学戏上。今天北京的票友多得惊人;演戏成了一种狂热,连照相铺里都备着行头和别的戏具,好让票友扮上他心爱的角色照一张相。

票友这一类人的倾向是极守旧的。一个社结起来,社员们便请一位年纪大、有经验的伶人,教他们照老路子唱、照老路子做。每月演一回,票友们在台上把学到的东西拿出来给人看。这些初学的人也常有机会在人家的婚丧喜庆上、或在饭庄的堂会上演戏。入这样一个社,连寻常的小职员也办得到,因为一年的社费约合四块钱。我认得的票友里,既有在外国待过多年的前外交官,也有月薪十块钱的小职员。

票友改做职业的伶人,中国人叫作「下海」,就是沉到海底去——这说法正道出了职业伶人所受的轻视。然而到了民国这些年,伶人在社会身分上的亏缺已经算不得什么;更要紧的是,一个好伶人挣的钱,抵得上帝制时代一位王爷的进项,因此伶人再不像从前那样被人一味瞧不起了。从前识字能写的伶人是极少的例外,如今偶尔也有相当有学问的人上台了。

譬如我认得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是一位虔诚的美国女士照基督教的道理仔细教养出来的。她教了他速记和打字,这青年——美国人都叫他珀西——在一家事务所里做着不起眼而有用的事。忽然有传闻说他要上台演戏;果然,有个有胆量的戏班经理出的价钱,约合那事务所给他的四十倍。珀西应了下来,不少虔诚的人都很伤心。

珀西上台这件事,在别人看来也许比在我看来更意外些,因为我不但见过他好几回同别的票友在人家婚礼上演戏,还看见他在办公的时辰里跑到市场的戏园去钻研梅兰芳的做工。有一个闷热的夏夜,我赴一处堂会,珀西先前告诉我他要在那儿演。主人大宅的头一进院里,二十来位客人在吃精美的中国菜、喝凉啤酒,第二进院里搭起了临时的戏台。乐队吹打得很响,台上正演一出平平的戏;于是我动身去找这一夜我要看的那位主角。我在戏台后头找到珀西,他正坐在一张桌前忙着化妆。头上戴着假发,眉毛描过了,腮上抹了红,这会儿正忙着给眼珠上色。

「我的天,珀西,」我说,「你在给眼睛做什么?」

「我得往眼里点中国墨,好叫瞳人显得又大又黑。」

「那不是疼得要命么?」

「噢,是的,疼得很厉害,可点好了看着真漂亮。」

我真希望珀西的那几位传教士恩主能看一看这台戏!他学梅兰芳,扮的是丫头,看着确实美。这出闹戏(《一枝花》,警厅禁演的戏之一!)里的丫头,是奉女主人之命——那位太太打算趁丈夫不在家时自己快活一下——去把一个漂亮的青年引到太太的闺房里来。可这丫头不像那位替朋友代求婚的奥尔登,她情愿替自己说话!于是她着手去坏那青年的德行,而青年想躲开她那套卖俏手段的种种挣扎,便成了全剧的笑料。这是一出卧房闹戏,而我很得意地看出了珀西受过基督教教养的痕迹——他床上铺着床单!

可是近年来另有几批票友兴起,目的明明白白是要改良中国的戏剧。一九一五年,一批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们是从在东京看到的近代欧洲戏剧里得了启发的——在上海办起一个剧社,叫「春柳社」。他们的目标是从近代戏剧与近代排演两面去陶冶公众的口味。他们引进了不用音乐、只有说话的戏,在装着脚灯和布景的台上演。《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都在他们的戏目之内。可是他们只找到一小批追随者,是学生和在外国待过的人,因此这番努力一年之后便停了。上海本是办这种新式剧场最顺理成章的地方——此后又办过好几个——因为西方的影响在这座城里比中国任何别的地方都强,而南方人总的说来不如北方人那样守旧。

「春柳社」里有一位抱着理想的人,发觉看客还不能领受欧洲派的戏,便到中国的戏园里去扮青衣与花旦。不过他做了一项改良:凡教人迷信的戏一概不演,转而去演有宗旨的社会戏。可是这试验也不怎么成功,于是一九二〇年,他应聘去做江西省南通一个剧社的主事——那剧社是中国最有钱的实业家之一张謇先生捐办的。这位先生相信:戏剧是改造社会的一件极有潜力的工具,靠着得当的戏剧,可以使他的同胞变得诚实、变得爱国。南通是一座工业城,又是教育的重镇,有十所中学、三所专门学校,因此是办试验剧场的好地方。再者,由于张謇先生的影响,各学校的课程里都添了戏剧一门,好让每个学生都学着演戏。张謇先生希望这些学生回到自己的城镇村庄去演戏,把新戏剧的意思传得又远又广。

另有一处教育重镇的学生也作过这样的巡演,是我的一个学生容杜山先生讲给我听的。这青年无疑很有做演员的天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演的《巴特兰律师》,他演主角,极成功。一九一七年,三十六名学生——都是无锡一带的人——出发到那一县的各个村子去演戏。他们带着几幅画好的布景,各人的行头和路费都自己备。所到的各村,由不同学生的家里轮流做东,招待全班的人。戏在下午演。上午里把台搭好——大半用村里庙前的台。入场收四个铜子,用来抵运布景的花费,剩下的捐给各种善举。看客从二百人到八百人。所演的戏是劝戒鸦片、劝戒缠足的,或者——这正是学生爱国热情最盛的时候——鼓动反日的。最受欢迎的一出是《可哀的朝鲜人》,把日本人虐待朝鲜人的情形演得活灵活现,同时警告说:中国人若不多些爱国心,同样的事就要落到自己头上。等台上演完了拔指甲一类的酷刑,看客里便有人喊起「抵制日货」来;那些先有预备、身上带着日本造的伞的人,就拿伞点起一堆火。接着人人都发誓再不买日本货。有时候也临时编几出戏,把村里某些人的毛病或罪恶痛斥一番。有几个靠讹诈过日子的人,机关被当众揭破了,对学生很恼恨,可是学生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他们也害不了。这样的戏能一时之间就编出来,倒很可以证明中国人天生有做演员的本事;学生们的办法是:上午由一个人把故事讲一遍,下午分到各角色的人就把它演出来。容杜山先生以为,对他那些不识字的同胞来说,这样的演出在教化上价值极大,尤其是报纸很少、出门又颇不便的时候。

如今演「新剧」——也就是模仿西方当今戏剧的戏——的职业戏班和学生剧社,就是只举出一小部分,也要说得太远了。而且这类事业大半极短命。职业戏班一般在上海,那里不知演过多少近代欧美的戏,演得好的坏的都有。学生剧社里做得最好的是天津南开学校的那一个。该校的《季刊》上发表过许多写中国生活的戏,仿的是易卜生、托尔斯泰、萧伯纳以及别的近代作家的路子。这所学校出的一出戏《新村正》,被一位革命派的评论家特别称许,因为它推翻了中国戏剧的一条老传统——戏到末了,坏人没有受到惩罚。这出戏也相当写实,而且「别致」得很有中国味。

村正曹先生同另外三个无良的人商议好,要把村庙四周的地卖给一家欧洲公司,而那片地上盖着许多穷人的棚屋。外国公司的办事人动手赶这些穷人走,害得他们苦不可言。这时候村正的一个侄儿出场了。他在上海一所「新式」学堂里念过书,有了一点关于诚实与怜悯的观念。他把这桩非法买卖告到衙门,等他带着一大群穷人出现在堂上,衙门便把这买卖的契约注销了。甚至还有要惩办那四个有罪的坏人的话。正在这节骨眼上,村正的儿子赶到另外三个坏人之一的侯先生那里,去替父亲谋个平安。侯先生告诉他,眼下唯一的办法是拿四千元来打点,他说有了这笔钱,局面就能救得过来。村正一家把全部产业卖了,才凑出这一大笔;这样一来,除了日后再搜刮的指望,他们同彻底的穷困之间便什么也没有了。事情闹到这步,村正不得不辞职,可侯先生答应尽力去左右选举,叫儿子接父亲的位子做村正,好让这位子留在他家。有了这个约定,村正一家把四千元交了出去。可是等票数一数出来,新村正竟不是别人,正是侯先生!

把两位评论家关于怎样改良中国戏剧的主张简略地说一说,也许是值得的。北京大学的宋春舫教授在法国、德国、瑞士留学多年,他在《当代中国文学》一书里提出以下几条建议:一、音乐与戏剧应当分开,歌剧与话剧应当做成两种各别的体裁;二、应当向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靠近;三、戏台上虚假的道德说教,应当换成对人生写实的表现;四、应当更着意于有力的对话;五、男角女角应当分别由男女两性的演员来扮;六、中国戏园的台与座,应当改成近代欧洲剧场的样子。

一句话,宋教授主张的是「把戏剧欧化」。同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胡适博士,从另一个角度说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他的论点是:文学总在不断变化,而这变化是从粗陋的起头一步步走向古典的完美。中国戏剧史所表现的,是一场对形式上种种束缚的不断抗争,这些束缚已被逐步克服。可是在这前进的路上,因中国人的守旧,无用的遗形物仍旧完整地留着。他举出的这类遗形物有:弹词说唱、武戏(杂技)、台上一套程式化的走法、极不自然的脸谱、假嗓念唱,以及伴奏的音乐。这些东西都该淘汰,正如合唱队、面具与旁白早已在西方剧场里过了时。再者,文学上的进步一般是靠同外国文学接触得来的(他在这里举了易卜生对英国舞台的影响),所以中国应当向西方的戏剧学习。中国尤其缺两样东西:第一是悲剧的观念,用来代替那永远的团圆收场;第二是戏剧经济的观念。

这位评论家自己也写过一出戏,他谦称之为一出闹剧。北京和别的城市里的学生剧社演过,极成功。胡适博士对自己这番尝试并不怎么自负,可依我看来,这是中国人在西方戏剧影响之下写出的「新剧」里最好的一出,连一些发表在美国杂志上的也比不上。我把它全文转录在这里,作为一个指标,看中国将来的戏剧可能往哪个方向走。宋教授在书里指出,梅兰芳的影响是朝着为艺术而艺术这一面的,而学生与改革者的戏则是有宗旨的戏。

终身大事

胡适博士作 独幕闹剧

人物——田先生,一位绅士兼学者。

田太太,他的妻子。

田亚梅女士,他们的女儿。

李福,他们的老仆。

算命先生(瞎子)。

场景——田家的客厅。右边一门通门厅;左边一门通饭厅。后端一张长沙发。几把扶手椅。正中一张圆桌,桌上有花瓶与文具。桌旁两把椅子。台的左侧一张写字台。

墙上挂着中国的画与字,又挂着镶框的荷兰风景画,显出一个半近代化的中国家庭里口味的杂驳。

幕缓缓升起时,听得见算命先生的声音——他坐在桌旁——以及他那件弦乐器最后的几声余音。田太太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田太太:你说的话我不十分明白。你告诉我,这门亲事你看怎么样。

算命先生:我只说真话,田太太。我们都只说真话。你看——

田太太:可真话到底是什么呢?

算命先生:我说得抱歉:这门亲事是不好的。令小姐要是嫁了这位少爷,这婚姻一定很不美满。

田太太:怎么会这样?

算命先生:这么说罢,你看,我只说真话。这位少爷是虎年生的,令小姐是兔年生的。在算命的书里,这叫作「虎吞兔」。

做妻子的要一辈子提防着被吞掉。而且既是吞得干干净净,妻子多半要比丈夫早死许多年。我把月、日、时都查过了,寻不出躲开的法子。自然我只是说真话:请不要怪我直言。

田太太:哪里的话。我喜欢人直言说真话。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因为观音菩萨昨天说的也是一样。

算命先生:这么说,观音菩萨也不许这门亲事?

田太太:是的,她说这一对要是成了亲,在一块过不长久。

算命先生:我说的正是这个。

田太太:菩萨说的话一定不错。可是你看,这是一件极要紧的事;这是我女儿的终身大事。我们做父母的,替儿女挑最好的配头,再怎么小心也不算过。所以晓得了菩萨的意思之后,我请你来,看看还有没有躲开的法子。你知道神的话总是极简短的,人未必拿得准它确切的意思。

算命先生:正是,正是。

田太太:我很欢喜你把菩萨的判断证实了。(起身,递给他一些钱)谢谢你;这是你的酬劳。

算命先生:(摸着那钱)不用,不用,这是不必的。谢谢,谢谢。我欢喜菩萨把我的真话证实了。(起身)

田太太:李福!(李福从右门进来)送他出去。(算命先生由李福引着出去)

田太太:(把写着这一对男女年庚的红纸拿起来,折好,放回写字台的抽屉里)可惜呀!——可惜呀!——

(田亚梅女士由右门进来。她二十四岁上下,衣着雅致,脸上带着几分着急的神色)

田女士:妈,你又请算命的了么?我在门口碰见一个。你忘了爸爸早不许家里算命么?

田太太:就这一回,我的孩子。

田女士:可你答应过爸爸,再不请算命的进家来。

田太太:我知道。可你看,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我请他来,是要看看你同陈先生——

田女士:噢,噢!——

田太太:你看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又是我唯一的孩子。我不能让你嫁给一个同你过不长久的人。

田女士:可我们过得长久!

田太太:不,过不长久。算命的这么说。

田女士:他知道我们什么?

田太太:观音菩萨也这么说。

田女士:这么说你还去问了菩萨?爸爸听了要怎么说呢?

田太太:我知道你爸爸要反对——我做什么他都反对。可我们这些老人家,怎么能替你定一件关系你一生的事呢?我们难免出大错。可神是不会骗我们的。而且算命的又把菩萨的话证实了。(走到写字台边开抽屉)让我把菩萨说的给你看。

田女士:噢,不!我不要看!

田太太:(不情愿地把抽屉关上)我的孩子,别太执拗。你在日本的时候认得的这位少爷,我也中意。他像是个好人。你说你很知道他。可你年纪轻,没有经验。连我们老人家,遇着这样要紧的事都不敢信自己的眼力。所以我才去求观音菩萨,又请了算命的。他们两个都说这门亲事不好。这一定是真的。算命的说这是虎吞兔的局,因为你是生在——

田女士:请你别再说了。(哭)我不要听。我知道爸爸不会同你一样想。我知道他不会的。

田太太:我要把我做的事告诉他。我不愿意的亲,他不能把我女儿许出去。(走到女儿跟前,拿手绢替她擦眼泪)好了,别哭。我让你自己想一想。你爸爸就要回来了;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做个好孩子,别再哭了。(由通饭厅的门出去。

停顿。田女士抬起头来,见李福在门口。她招手叫他近来)

田女士:李福,我要你帮我一件事。(李福和气地鞠躬)我妈不肯让我嫁给陈先生。

李福:可惜呀,太可惜了。他是那样好的一位先生。今天早上我在街角上碰见他,他还向我行礼呢。

田女士:是的,他看见你带算命的进来,怕事情忽然有变。所以他打电话到学校找我,又开着汽车跟我回来。他这会儿多半还在街角上等着。你去告诉他:我妈已经决定不让我们成亲。爸爸自然会帮我们。叫陈先生把车挪到下一条街去,等再有消息。快去。(李福鞠躬要走)回来。告诉他——告诉他——不要着急。(李福笑着鞠躬,由右门出去)

田女士:(走到写字台边开抽屉;看着里面的东西,却没有拿出来。又看了看表)爸爸这会儿该回来了;快十二点了。(田先生,五十上下的人,由右门进来)

田女士:(急忙把抽屉关上,起身迎他)噢,爸爸,你回来了!妈刚——(迟疑)妈有话要同你说,——很要紧的话。

田先生:什么话?你先告诉我是什么。

田女士:妈会告诉你。(跑到饭厅门口叫)妈,妈,爸爸回来了。

田先生:这又是什么事?(在扶手椅上坐下。田太太进来)亚梅说你有很要紧的话同我说。

田太太:是的,很要紧的话。你先别驳我。(在桌旁坐下)是陈先生求娶亚梅的事。

田先生:是的,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

田太太:好,我们都该想一想。这是她的终身大事。我一想到它有多要紧,就觉得心里害怕。亚梅同这位少爷在日本的几年里认得,这是真的。可我们并不知道他。我们怎么能拿得准他的品行?他家有钱,可有钱的少爷里头糟透了的多得很。他受过好教育,可我听说留学回来的人抛弃妻子的也不少。

田先生:你究竟要说什么?

田太太: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不该信自己那点不中用的眼力。至少我不能,在这件事上我不敢信自己。所以我昨天到观音庙里去了。

田先生:什么!你忘了答应过我的话么?

田太太:我忍不住。我做这事全是为了女儿。

田先生:哼,哼!说下去。

田太太:我到那里求了一支签。签上说这门亲事不好。让我把签上的诗给你看。(往写字台走)

田先生:哼,哼!我不要看。我不要这一套东西!你既然不信自己,怎么能把这样要紧的事交给木头像、泥菩萨?

田女士:(高兴起来)我知道爸爸不信这一套。(走到他跟前)谢谢你,爸爸。我们应当信自己的眼力,是不是?

田太太:可说不行的不单是菩萨。

田先生:那还有谁?

田太太:我心里还是不放心,所以又请了城里最好的算命先生。

田先生:哼!你又破了一个对我的约。

田太太:我知道,可你看,这是亚梅的终身大事,我要把心里一点一点的疑惑都弄清楚。

田先生:可是,天哪,你为什么要去求菩萨,自己造出这疑惑来?你为什么不来问我?

田太太:别说这种亵神的话。好,那算命的说的,同观音菩萨说的一字不差。这不是奇事么?

田先生:噢,算了。别糊涂了。你对自己的眼睛没有信心,倒去把全副的信心交给根本没有眼睛的人!

田女士:我同你完全一样想,爸爸。我早知道你会在我们这一边。

田太太:(对女儿)你怎么敢拿这样的口气说你自己的婚事?「我们」这一边?谁是「我们」这一边?不害羞!你们都串通起来对付我!(把脸埋在手绢里哭)难道我连替自己女儿定终身大事的权都没有么?

田先生:正因为这是我们女儿的终身大事,我们才非得用清明通达的办法去办。我们不能被木头像、泥菩萨——还有瞎眼的算命先生——骗了。我说得不对么,亚梅?

田女士:你说得很对,爸爸。我早知道你不会信这一套。

田先生:好,现在我们正经谈一谈。(对田太太)别哭了。不要再有这种小孩子的迷信!(对田女士)坐下,我们正经谈一谈。(她在长沙发上坐下。停顿)

田先生:亚梅,我不愿意你嫁给陈先生。

田女士:(大为激动)噢,爸爸,你不是真心这么说!

田先生:我是真心这么说。这门亲事做不成。我很抱歉。

田女士:你查出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么?

田先生:没有,我很喜欢他。再好的女婿我也挑不出来。正因为这样,我才更抱歉。

田女士:(困惑而伤心)你又不信神、不信算命的?

田先生:噢,不信。

田太太与田女士:(同时)那么是为什么?

田先生:(对田女士)我的孩子,你在外国待得太久,把我们本国的规矩礼数都忘了。你连祖宗的法度都忘了。

田女士:祖宗的什么法度不许我们成亲?

田先生:我拿给你看。(由饭厅门出去)

田太太:那会是什么呢?不过他反对这门亲事,我倒是高兴的。

田女士:(想了想,忽然显出决断的神气)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田先生:(捧着一套大开本的书进来)这是我们的家谱。(一页一页翻着)你看我们这一长串祖宗,看看陈家同田家有没有通过婚。

田女士:陈田两家为什么不能通婚呢?

田先生:因为国里的规矩不许同姓的人通婚。

田女士:可我们家姓田,陈先生家姓陈:我们不是同姓。

田先生:我们正是同姓。约在二千五百年前,陈、田这两个字读音是一样的,我们的姓有时写作陈,有时写作田。年代久了,这两个字读音变得大不相同,我们这一族的两支看着就像是两个来源。可是研究文字的人知道底细,我们家的记载也表明两家本是一个根。陈家的家法同田家的家法,都不许两家通婚。

田女士:这禁条连隔了二千五百年的亲族也管么?

田先生:不幸是要管的。

田女士:噢,爸爸,这样的规矩合不合道理,你总不会真信罢。

田先生:我不信,可社会信,那些老先生们信。有个故事说,田家有个乡下妇人错嫁了一位陈先生。她死后,牌位不许进祠堂,直到把她的姓改成「申」字——就是把「田」字中间那一竖拉长出来——才算了事。

田女士:若只有这一条反对,我情愿把我姓里中间那一竖拉长。

田先生:你情愿,我可不情愿。我不愿意为了你的事,叫族里的老先生们说我的闲话。

田女士:(哭)可我们不是一家!

田先生:我们的家谱说我们是,老先生们说我们是。这一节我问过好几位老先生,他们都反对这门亲事。你看,遇着这样要紧的事,固然不可被木头神像和瞎眼的算命先生骗了,可老先生们的意思是不能不敬重的。再说,你这位少爷是极有钱的人家。我不愿意人家说我牺牲了自家的姓,把女儿卖给了一个有钱人。

田女士:(绝望)噢,噢!爸爸!你把迷信的偶像打倒了,却向传统的偶像叩头!

田先生:你生我的气么?好,我不怪你。我懂你的心。(李福进来)

李福:饭好了。(除田女士外,众人起身)

田先生:我们饭后再商量。来罢,我饿了。(进饭厅)

田太太:(走到女儿身边)别哭了。我们都是为你好。镇定些,来吃饭。

田女士:我不要吃饭。

田太太:别执拗。我们等你。(进饭厅。李福随后把门关上)

田女士:(抬头见李福站着)陈先生还在车里等着么?

李福:(低声)在等。这里有一封给你的信。(递给她一封信)

田女士:(念)「此事只关我们两人。你自己决定。」(把末一句重念一遍)「你自己决定。」是的。我得自己决定。我一定要!(对李福)告诉爸爸妈妈不要等我。饭后我就去陪他们。(李福心里明白,鞠躬退下。田女士起身,把先前进来时脱下的外衣穿上。走到写字台前写了一封信,压在花瓶底下;随即匆匆由右门出去。停顿)

田太太:(在里面)亚梅,你得出来同我们一块吃饭。(进来)你在哪里?亚梅!

田先生:(在里面)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她在生我们的气。(进来)她在哪里?

田太太:她在哪里?她穿了外衣走了。

田先生:(看见花瓶底下的信,拿起来念)「这是我的终身大事。我得自己决定。我同陈先生坐他的车走了。再见!」

(田太太倒进扶手椅里。田先生奔到门口,又迟疑住了。幕落。)

第六章中国戏园的外观

外国人大抵把中国的戏园看作一个又嘈杂、又腌臜、又无聊因而极不可人的地方;可中国人想必不这样看,因为戏园里总是满的。离戏园还很远,就听得见鼓、钹和吱吱哑哑的弦乐器闹成一片可怕的声响。一进门,中国人不懂得把东西弄得招人喜欢,这一点便叫人吃惊:正如进一家中国饭馆要穿过一间腌臜的厨房,进戏园也往往要穿过洗衣房;「前厅」里看得见四五个人伏在冒着热气的木盆上洗手巾——手巾在中国戏园里是必备之物,看客不久就会晓得它的用处。进去以后,发现园里——顺便说一句,园里的格局像个啤酒园,看客围着小桌坐——连最后一个座都挤满了。可领座的并不说一声「客满」;他把你领到某处,别的看客似乎能像望远镜筒一样收缩起来,于是请你坐下:或是在一张桌旁,或是在一条板凳上——凳前有块板,好搁茶壶和西瓜子,而这两样你一坐下就会送到。

你坐定了,向四周一看,便发觉自己落在中国到处都有的那种人堆里:和气的、腌臜的、气味不好的、抽烟的、说话的、吆喝的、吃东西的人堆。谁都乐意给新来的人指点一句,或者递一根火柴;北京那些模仿不来的、斯文的老人家右手里转着一对核桃——转着它好叫手指头写字时灵活——一面喝茶,一面抽着白铜的水烟袋,脸上刻着老年带来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笑。伙计不停地来回走,挤着看客,一路吆喝他的烟、糖、果子或别的什么的好处,又把茶壶和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人要的地方去。最有看头的是手巾送来的样子。一个伙计把紧紧卷成一团的手巾扔给另一个,扔的那个站在门口近处,接的那个站在戏台附近或别的要擦手擦脸的地方。他们掷这些巾团时准头从不失,接时也从不落空。就算一团湿漉漉冒着热气的布看着像直冲你的脸飞来,你也不必躲,因为必有一只伙计的手伸出来接住,爱戏的人所受的至多是一脸细细的水雾。不消说,受了这个他既不盼着、也得不到一点同情——连一句顺口的关照也没有。有不少兵——中国人说起兵来,用的是他们想得出的最坏的字眼,说他们「粗」——是不买票的;这不是因为戏园的东家格外爱国,而是因为他觉得识时务总比让人把门踹了好。楼上的座位坐着女眷,也一样吃、喝、抽烟、说笑。这些看客对台上的戏留多少心?大约同我们在饭馆里对音乐留的心差不多。他们不是来找几个钟头的兴奋,他们是来把闲得难受的一天打发过去。照一位留法回来的学生的说法:「在欧洲,人白天做事,夜里寻乐;在中国,人白天寻乐,夜里睡觉。」

留学回来的人觉得中国的戏园很不合他的口味,可他还是去,因为中国的社交生活实在太枯燥,再没有更好的去处。我们所说的舒适,在这些戏园里是绝对没有的。你坐的是没有靠背的凳子,脚踏在石板上,而此时寒暑表在冰点上下,冷风正从蒙古往北京刮下来;取暖通风这类事是一点也不讲的——全靠中国人身上的热气,才使看客还算过得去、还有心思看戏。然而这些不舒服,只有习惯了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才觉得;因为末一个恶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后离园回家的十个人里有九个,回去住的屋子一样不生火,没有灯,没有可意的伴,自然也没有什么戏可以把魂儿从实际的日子里引走。

北京是中国戏剧真正的中心,就本国的戏而论,这座城为全国定式样。西洋式的新花样一般起于上海,后来才被北京采用;这类仿西方的东西,例如两座城里都叫「新世界」的游艺场;戏园里男女同坐的包厢;当然还有电影——起初从欧美输入,近年来已由中国公司在中国自制。可就本国的戏而论,上海要向北京学。戏台上的话,一般是北京话,全中国的伶人都说它。北京的名角按时到上海去。只有在北京和通商口岸才有常设的戏园。四亿人里绝大多数也有他们的戏看,可他们得靠巡行的戏班——这些班子在哪里有人肯出钱看戏,就在哪里搭起席棚的戏台。这样,政治上的京城北京,也就是中国戏剧的首要之地。

照甘博先生新近出版的社会调查,北京的八十万居民有二十二家常设戏园和八家席棚戏园——也就是用席子搭成、能挪动的棚子。此外还有九处饭庄、会馆和庙宇按时演戏。凡大的婚事、丧事、宴会、善举和别的喜庆,照例都要演戏,或请职业的伶人,或给那许多热心的票友一个当众露脸的机会。大的房子——庙宇、会馆、府第等等——多半都备着简单的伸出式戏台,或在大厅之内,或在院中露天处。你若恰好住在一家饭庄或一座庙的近处,对中国人爱看戏这件事就能说得颇有切身之感了!

中国戏园营业的组织,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场一样。今天我们那种自己是业主又是经理的人:挑定一出戏,定下它怎样排、怎样演,然后雇伶人来做他出钱叫他们做的事——这位真艺术的敌人、戏剧改良家的眼中钉,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和中国的戏园里都找不到。在排演和做工上,中国的戏班有完全的自由,正如当年伦敦的戏班一样。戏园的东家(很像莎士比亚那时代的「看房人」)请一个班子到他的园里演戏,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去干预伶人的艺术。中国人管他叫「幕后」,管伶人叫「幕前」。前者得进项的三成,七成归戏班的管事,再由管事发伶人的工钱。这些班子或伶人的社有些颇有民主的意味,因为所有的伶人都入他们的行会。伶人的行会在哈德门外有自己的庙,因为伶人是敬神的——中国大多数行会的人都这样。

在这座庙里,伶人供奉三位神,或者不如说三位被奉为神的人。头一位是武神关羽(岳飞),他在世时是十二世纪里力抗金人的一位大将。有一出很有名的戏写这位英雄的高尚品格。他因朝中的构陷被皇帝革了职,可无论叛军拿怎样动人的条件招他,他都不肯去,始终忠于他的皇帝。他母亲因此极喜欢,便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后来皇帝把他的高位还给了他,又把他母亲刺的那几个字写在军旗上。〔注一〕

第二位神是第一章里提到的那位唐朝皇帝,即戏界传说中的开山祖师唐明皇。据说在他为伶人办的「梨园」里,他自己扮的是丑角。正为这个缘故,丑角享有特别的权利:例如上妆时头一个归他,别的伶人得等丑角上过了才能上;他还可以坐在任何伶人的衣箱上。再者,每家戏园后墙上正对戏台处和后台里都供着神像,给这些神像烧香的也是丑角。每场戏前戏后都要行这么一点小小的宗教仪式,为的是避晦气。戏园里另有一样叫我们觉得极有中国味的东西,是戏台后面和台前两根柱子上挂的匾额,上面多用金字写着话,说明戏台的道德宗旨何等高尚。把这些匾上的话同台上演的东西比一比,常叫人想起明恩溥牧师的那句话:天下没有人像中国人这样晓得什么叫合宜得体。

第三位神是林梦如,画出来一般是个小孩子。这位高贵的少年是「梨园」里的学生,凡与他要好的人,技艺都进得极快。于是他们渐渐明白他是一位神。他后来也像别的有名的神一样,忽然神异地不见了。因为这位神名字的第二个字正是「梦」字,所以伶人早上从不说自己做的梦。

可是宗教对伶人来说,并不只是烧香,或者每年到妙峰山去进一次香——那地方离北京有两天的路。有一条明明白白的规矩:伶人必须显出孝道。凡做什么不寻常的事,譬如接下到上海演戏的合约,他必得先求母亲准许。这风俗我问过好几遍,没问出一个道理来,只问出一件事实:伶人若不求母亲准许,是要被人笑的。订合约、把钱收去的大半也就是母亲。有位正在走红的伶人,据说他母亲非每场二十块钱不许他演。

帝制时代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颇为民主,最穷人家的儿子,只要科考考得出色,就能做到一省的总督——而照中国戏曲作家的说法,这种事还常有。可是伶人,连同娼妓的儿子以及另外一两种被鄙视的人,是不许应考的。自然,到一九〇七年科举停了、一九一二年民国立了,这些资格上的亏缺也就随之消失。如今伶人的社会地位正在迅速提高。例如一九二二年七月,山东一位大官的儿子娶了女伶李凤云。她一点也不以自己的行业为耻,成亲那天还演了几出戏,算作当日喜庆的一部分。不过她做了这位富人的妻子之后,便不再以此为业。同我谈起这件事的中国人觉得稀罕的,是她做的是正妻;因为女伶给有钱的官做妾,在北京差不多是天天有的事。这类事上的进步在中国并不算独一无二或者可惊:只举一个例,男女同校是一九一九年以后才有的,几乎可以说是一夜之间的事,而反对的声音出人意外地少。满洲人的朝代里,中国的戏台上是不许女伶登台的,可自一九一二年以来,她们的人数迅速增加,如今北京已有十一家戏园有女伶演戏。然而男女同台,只有在天津、上海一类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才见得到;在北京,中国人的拘谨仍旧不容许这事。

眼下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戏要演一个星期或者一个阴历月;其实一场戏要演十来出戏,或是从不同的戏里摘出来的各出。到了下午或晚上这台戏将尽的时候,看客可以看见有人把楼座两侧栏杆上几条写着黑字的长红纸条取下来,换上另几条。第二天的戏单就是这样告白的。戏一般从正午演到六点左右,又从晚七点演到半夜。有名角的好戏留在最后,枯闷冗长、由次等伶人演的戏一般排在头上。留着这些可怜的伶人,往往只是为着周济;也常有名角替境遇不如自己的同行演义务戏。在上海,伶人订的是按月的合约;可在北京,小伶人是按日雇的,有些人一个下午得在几家戏园里演,才挣得出一天二十来个铜子的苦日子。

这样的人,自然不过是「跑龙套」。寻常的伶人平均一天挣一块钱上下,高一等的能得五块到十块。一个人要在寻常的一场戏里拿到二十五块,在戏界就得相当有名了。极少数的名角,像梅兰芳和杨小楼,寻常一场就是一百块,在堂会或别的特别场合里演,所得还要多得多。

戏园的价钱,看园子的等次,更看伶人是谁。有女伶或童伶演的园子价钱低些。进园时不要票,也不交钱,价钱由领座的在安顿看客时收。寻常的园子里,四毛钱可以在一张舒服的桌旁坐,一块半可以坐包厢。北京有两家大戏园是照西洋式样盖的,戏台是凹进去的,价钱略高些:头等座八毛,能坐八个人的包厢九块。有名角演的时候,这价钱还要抬一点。下等人家花五个铜子到席棚戏园去,也能看戏。北京一家戏园平均能坐一千人上下,而平均到场的人数同这个数目极相近,甚至还要多些。

伶人学艺的过程极苦。七年里学唱、学把子,然后到童伶的戏园里去演——那是附在伶人科班上的地方。学徒的大半光阴里他是没有工钱的,时辰长,干的是下等的活,师傅又极严。女伶是由专门请的私人教师教的,她们的课程还不像男伶那样有定规。警厅有极严的章程,防女伶做娼妓;可据甘博先生说,有些戏园里有从领照的烟花地里来的女人登台,演完之后便约客人,还做些别的拉客的事。下等戏园同那片划开的地界之间,关系是颇密的。

为了让人对北京各色的戏园有个印象,我最好的办法是从我五年来的笔记里挑几台有代表性的戏来说一说。譬如南城有一家同乐园,是老式中国戏园的好样本。这园子不许女客来——不是因为有什么不正经的事,只因为这地方守旧。座位同戏台成直角,顺着桌子排,可见人是来听曲而不是来看台上的身段的。我在楼上的座花了二十四个铜子;这园里平常的价钱是十八个铜子,可那一天因为韩世昌要演,价钱就抬了。先演了一串杀人抢劫的戏,看客津津有味地看着受害的人发抖哭喊;接着才是这一天的正戏——一出在这家园子里重排的元代杂剧。

这戏写一个穷樵夫和他的妻子。主人公对自己卑微的行当毫无兴趣;实在说,他为了读书把它撇下了。因为他养不起妻子,妻子便弃了他去跟一个铁匠。后来这丈夫上京应考,考中了。妻子听说前夫就要做官,满心欢喜;她在桌旁坐下,睡着了,做了一个绝妙的梦。这梦演出来的样子,同我们电影里的做法正一样:一个惯用的记号——动作上略一停顿,再加鼓上一点——就告诉看客要做梦了,随后梦里的事便照着戏里别处一样的路子演下去。进来一群人——叫人想起东方三博士——给这妇人带来各色的绸袍、头面和别的厚礼。这负心的妻子在梦里把这一切都看见了;她试穿她的袍子,向邻人炫示,在自己的富贵里得意洋洋。随后她回到桌旁睡着的姿势上,醒来才发觉那全是一场梦。第四折里丈夫回来了,穿着绣袍,是个得意的官了。他把一杯水泼在地上,说只要她能把水再收起来,他就把妻子接回去。「覆水难收」这句俗话就出自这出戏,意思自然是:不贞的妻子,丈夫是不能再接回去的。

照中国戏园的惯例,只演了一折;我看的是第三折,就是做梦那一折。戏不整本演,一般给出的理由是主角要唱很长的大段,担子太重。有时候整本演——在会馆和别的私家堂会上常这么做——就由三四个伶人轮着扮主角。那位伶人把妻子的欢喜、惊讶与得意演得极好。他穿一身黑衣,因为黑是表示穷的惯用颜色,不过料子是好绸,而不是老百姓实际上穿的布。老式的中国音乐(叫作昆腔)以笛子为主,曲调悠扬婉转,一点也不像时下许多音乐那样刺外国人的耳。

有一晚我是张祥麟先生的客人——他现在是中国驻纽约的总领事——去第一舞台看梅兰芳的戏,那是一座照欧洲式样盖的大戏园。领座的把我们带到台前两个好座上,那两个座上坐着两个衣衫破烂的人,他便叫他们把座让给我们。张先生随后付了他两块钱,买的是两张七毛的座,并且说明:领座的有个小小的诈财门道,先把流浪汉安在好座上,等他们知道会给赏钱的人来了再挪。

演的又是一出元剧,叫《六月雪》;前面一章里讲过,题作《窦娥冤》。梅兰芳在排戏的法子上添了许多新花样,把戏台变成一片色彩的狂欢,而配色又极有品味。台的后面挂一幅幕,画着梅花与菊花,暗指他名字里的两个字。刀斧手穿着里子衬白的鲜红裤子上台,当中押着那受刑的人,穿一件淡雅的浅蓝长衣。有几个刀斧手脸上抹着浓烈的红黑;我觉得这给这场面添色不少,虽然这同写实恰恰相反。中国伶人老爱现挂,要举个例,我不妨引那位官对囚犯说的话:「怎么!你这样年轻,竟被告下杀人的罪?为这个你要被斩。就拿它做个教训,以后别再干了。」这样一句软弱的笑话,当着无辜的年轻受害人说出来,自然同莎士比亚悲剧里许多俏皮的双关语一样得体。行刑之后下起雪来;也就是从上面撒下些纸片。总起来说,这出戏排得极可人,梅兰芳的做工也极好。

在一家「新式」戏园里能看到大不相同的一台戏——这玩艺儿是由上海传到北京来的一种灾害。有一晚我到「新世界」里的那一家去。「新世界」是一座四层的洋灰楼,是个游艺宫,只收三毛钱一张门票,里面有老式的戏、「新」剧、说书的、唱曲的女子、电影、杂技、变戏法、吞剑,有中西两样的饭馆,有茶室,有弹子台,有保龄球道,有凸镜凹镜,还有投一个铜子看各色图片的机器。(「这些图片里有若干颇为粗野,」甘博先生在《北京社会调查》里说,「不过没有一张可以称为淫秽。」)我的目的地是那家「新」戏园,也就是照中国人一心以为是西洋剧场的路子排演的戏。在挤得满满的座位前面,演员穿着欧洲式的衣服演戏——或者不如说,穿着邮购商行那一路的衣服。戏用的是口语,动作没有音乐伴着。只在相当短的几场之间的休息里,由坐在厅后角上的艺徒学校的乐队奏《约翰·布朗的遗体》和别的合用的哀乐。

这戏写一个妇人把男人引到自己家里,好叫同伙在那里抢他们。这妇人穿着红绸的上身和淡紫的裙子;在看客眼里她无疑很西洋,因为她穿着紧身褡,让身子的轮廓显出来,而不是像中国女人那样缠得平平的。然而这角色是由一个男人扮的,用极高的假嗓说话。里面有许多中国戏台上没有过的调情——男人吻那妇人的手,甚至用手臂搂她。有时候这妖妇同一个受害者一同离台一会儿,那样子很有意思。得掌声最多的是扮恶棍的那个演员,他把上衣领子竖起来、帽子压到眼上,「粗野」地在台上大步走过的时候。为着把欧洲人的举止学得像样些,这些演员同那位太太说话时一律把上衣脱下来,搭在臂上,露出簇新的红背带!每一折都换布景,是我们那种画出来的室内景或带路灯的街景的粗糙仿制品。这戏没完没了,动作又极慢。我很高兴地说,这种叫人心碎地模仿我们最坏的情节剧的东西,在中国还没有像在印度那样进展神速——在印度,至少在加尔各答和孟买,它已经把本国的戏完全挤掉了。

前面说过,中国的戏台几乎全无布景。中国戏园里差不多唯一富丽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最写实的部分,是行头。关于伶人的衣服,前面说过,在某种程度上是讲究合于史实的。地方官、朝臣、衙役、商人、医生、书生、道士、和尚尼姑、媒婆以及类似的人物,都穿合身分的衣服,不过通常比实际生活里的要讲究得多。北京最有名的伶人梅兰芳的班子里,仪仗中打旗的人穿的绸子,颜色同中国城里那些衣衫破烂的人在街上穿的布褂一样。身分尊贵的人穿纯色的绸袍:紫的、黄的、橙的或红的。寻常兵卒的衣服上,看客看得出各朝的式样被照史实遵守着,可大将的衣服却是凭想象做的,极其华丽。这些中国戏台上的孔雀,头上插着羽毛,脸上抹着彩,身上穿着绣得极厚、钉着小镜子的袍,是戏园里最有颜色的景象。这样的武将穿的鞋底极厚,凭空给身量添了三四寸,这一笔叫人想起古典剧场演员脚上的厚底靴。武将那种特有的细长眼神,是把一条绸子紧紧缠在头上、把眉毛吊起来做出来的。

武将翻打腾跃以表示千军万马的恶战,在中国戏台上何等受人欢迎,从中国人给戏分类的办法里就看得出来。两大类之一是「武戏」,情节极少,几乎通篇是把子或者「打」。另一大类是「文戏」,差不多就是我们所说的戏剧。一般来说,这两类戏在一台里穿插着演,所以各占所演的戏的一半上下。西方人常觉得奇怪:中国人不把戏分成喜剧与悲剧;不过不妨想一想,就是在我们这里,这一分别也是个游移的观念。《哈姆雷特》里提到的几乎所有的名目,在中国戏台上都找得出配得上的:历史的、滑稽的、悲惨的、田园的,等等。中国人有叫作「闹戏」的,也有叫作「粉戏」的,两者都满是滑稽与打诨的成分。照一位久住北京的人所说,两者唯一的分别是:后者在猥亵上胜过前者。〔注二〕

把上面这种分类横着切一刀,便是按所用音乐的派别来分戏的办法:昆曲、二黄、西皮、梆子。这里头只有头一种对文人有吸引力,另外三种被认为只配给下层人听。昆曲的音乐是地道的中国产物,由元代的正宗杂剧传下来。它在明代极盛,可到清朝治下便渐渐废弛,到慈禧太后的时候已完全不行时了。近几十年来有人出力想把它复兴,还算相当成功,尤其是梅兰芳。这一派音乐的主要乐器是笛子。二黄与西皮极相近。两派都是清朝初年从湖北传到北京来的,而两派里给音乐定调子的都是胡琴——一种带音箱、用弓子拉的弦乐器。这两派连同梆子被看作相当粗俗的音乐,梆子尤其如此。梆子这一派是从山西传到北京的,那里的居民身上,蒙古的外族血统比纯些的汉人血统占的分量更重。梆子里也拉胡琴;可给这一派定名、也定了它的性格的那件东西,是乐队里一个人一手拿着、另一手敲着以示节拍的木板。从这一点就可以想见,这音乐极简单、极原始。

除上面说的这些乐器,坐在台上的乐队还用别的若干件。总的说来,各派音乐所用的乐器差不多是一样的。它们都画在随书的插图里,是一位中国画师替我画的。弦子是一种三弦的琵琶,音箱上蒙着蛇皮。月琴有四根弦和一个木音箱。除笛子以外的吹奏乐器还有唢呐——有几分像风笛——和喇叭,那是一种铜号,用来宣告大将上场。打击的乐器比别类都多。敲板是两块用绳子系在一起的扁板,乐队的领班用它示板眼。堂鼓是一面铜盘,在打仗的场面里被猛敲,锣与钹也是这样。梆鼓是用一整块木头做的鼓,用两根细棍疾风般地敲起来,声音又尖又高。鼓蒙着皮,有几分像我们的定音鼓。应当说明,乐队的大小和所用乐器的种类相差很大。不过上面所说的,总可以给人一个大致的概念,知道中国戏园的音乐是怎样的。正像我们早期许多戏一样,北京戏台上凡情绪浓或诗意重的段落,都由伶人唱出来。

另有一点同欧洲中世纪戏剧极相像的,是中国戏台有固定的角色类型。其中最要紧的四种,叫作「台柱」,是:一、正生;二、武生;三、青衣;四、花旦。每个班子都必得在这四种里有自己最好的伶人,因为戏里的主角一定出在其中。

正生是个留长髯口的老者。五年前去世的大伶人谭鑫培演的就是这一门,他的名声靠着许多学他的人活着。这一门包括皇帝、大将,也包括忠心的老仆——后者一般是被悲苦压着的角色。谭鑫培开创了一个叫「谭派」的传统,他以做工之妙、唱得之好、吐字之清楚有板眼而著名。学他最有名的有余叔岩和谭小培,后者是他的一个儿子。与正生相近的一门是小生,是年轻的文角或武角,常是扮情人的青年书生。年轻的武角叫「雉尾生」(头上插雉羽),年轻的书生和情人叫「扇子生」(手里拿扇)。眼下北京最有名的小生是朱素云。他被人叫作「活周瑜」,那是《三国演义》古事里的一位英雄,他在台上常扮他。梅兰芳在漂亮的姜妙香身上找到了一位极合意的伙伴,与他合演那些浪漫的戏。这年轻人把热恋中的情人演得极好,在伶人里大概独有他这一份不同寻常之处:他是基督教传教士学堂——北京美以美会的学堂——里出来的。中国人批评他嗓子弱,说他的名声全靠他同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伶人配戏。

武生是武英雄。要把这门角色扮得像样,一个伶人在台上的武打上必得极有本领,也就是说他必得有很好的把子功夫。他得懂怎样使木头的刀枪,还得懂拳术。中国的拳术同一九〇〇年那些杀气腾腾的拳民毫不相干,后者得这个名字是出于一场误会。拳术倒是一门极无伤的技艺,由一连串又快又利落地做出来的架势组成。我想从前它是一种打法,可到如今已彻底程式化,成了一套摆架势和急速动作的章法。

要看一台色彩华丽的大热闹,不妨去看杨小楼的戏——他是北京最有名的武戏伶人,开始拿同梅兰芳一样的价钱了。他出名不单因为打得好,也因为能唱、吐字极清。一个游历的人若看过杨小楼脸上抹着浓红浓蓝、头上插着高高的羽毛、身上穿着绣着浓彩、钉着小镜子的衣服、脚下蹬着极厚的底,摆出一副威武的架势在台上阔步而行,最后同一个打扮相似的英雄厮杀起来,两人以闪电般的快速在台上盘旋,而乐队则用几乎要把屋顶掀掉的巨响来助这股兴头——那他回去对家乡的人可以说自己真见过一样东西了。这确是一台叫人兴奋的场面,连毫无训练的西方人也感得到那股劲。

青衣与花旦这两门都是年轻女子的角色。两者的分别是:前者演的是正派而朴实的女子,一般演的是悲苦的角色,极重唱;而花旦演的是名声可疑的女人或喜剧里的丫头,极要做工的本领。梅兰芳有一桩长处,就是两门都演,这样打破了中国戏园一条死规矩,好让它长成一门更自由的艺术。实在说,十多年来他在两门里都是至高无上的名家。北京的评论家说他:唱得像夜莺一样美,脸生得俏,舞得优雅,而他的做工,用中国人的比喻说,像水银倒进一个洞里,把每一条缝隙都填满——也就是说,细到末了一处都叫人满意。年过六十的陈德霖是另一位有名的青衣;不过他不屑去演花旦,那走花径的艳丽女子。梅兰芳有时还演另一门,叫武旦,也就是女将,这一门比较难得见到。

要看中国戏台上最好的妆和最自然的做工,该去看男人扮老旦,也就是老妇人。我常觉得难以相信那竟是个男人:愁苦而满是皱纹的脸,黑色的头饰,缠足带来的那种直僵僵的步子,颤巍巍地走着,手里扶一根柄上有雕花的高杖,总起来说,把一位「老太太」演得活活的。常有极动人的一小段:戏里一个老妇人用破了的嗓子哭她丢了的儿子——那是她一生唯一的倚靠。别的次要类型里还有老生(老年男子)、大净(男角,或恶或正——他的性情由他所抹的脸谱的式样表明),以及二花面(通常是强盗)。除这些之外,还有无数别的可能的角色;例如常能看见各种野兽家畜由极滑稽的妆扮出来,叫人想起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

极要紧的一门是丑,就是丑角,他在中国戏台上同在我们中世纪的戏台上一样,是一种定制。中国的评论家说,要做一个有名的丑角极难。丑角的戏大半靠临时现编,可他要是尽着自己的本事逗笑,便相当冒险。他可以说当时当地的笑话,可他必得把看客的情绪估量得很准。我记得一次颇成功的现挂。有一出戏里,一个丈夫出门十年回来,见妻子和儿子都好,另外还添了上天的一桩恩赐,是个一岁的男孩。他骂妻子不贞,嚷道:「谁能这样害我?」就在这时候,丑角一跃到台口,喊道:「是他!」又让他指着的那根手指,慢慢地从前排座上那一排有钱的商人的油光光、红起来的脸上扫过去。

我这样顺口地说各门里「最好的」伶人,也许显得冒失,可我得赶紧说明:这一节我并不说我自己的判断,而是公众投票的结果。北京一家报纸每年就各门里最好的伶人举行一次投票,而这家报纸读者的判断,在看戏的人里一般是被接受的。日报在北京是个新事物,大概还不到二十年;可其中许多家都有戏剧评论者,他们替伶人、更常是替女伶「吹」,而所为的往往不是艺术。捧角这门手艺在这中央之国远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许多这类文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写的,他们用这个法子挣几个外加的钱。北京的评论家里最有风致的是一个日本人,他的中国名字叫听花。二十年来他一心一意地献身于中国的戏剧,他显出这份热忱的办法是收养孤儿,给他们受做伶人的训练。听花有二十多个这样的「儿子」,其中一个正变得极有名,尤其是在《顺天时报》上——那正是这位父亲写文章的报纸。然而,尽管有种种捧场,投票还是反映了公众的心意,尤其是关于梅兰芳和杨小楼的——他们分别是扮少女和扮武英雄的最有名的两位。

把戏园当作买卖来办,在中国也差不多是个新事物;就是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只是近二十年的事。在那以前,戏多半是在庙里或秋收的节庆上、在富人家里演,而最排场的是在宫里。作为时代的一个表记,我想引一段从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剪下来的东西。这篇文章讲的是北京五千盲人的代表在一座庙里开的一个会。这一段的末尾,我照那位中国译者的英文原样引在这里:

所议各事之中,有组织盲人公会一事,以期有效地经营其行业。北京盲人惯有之技艺为唱曲与算命,惟情形已渐变更,盖戏园到处设立,平民教育使迷信瘫痹,故其技艺今已大都过时,因而需要改良。

可是北京的警察——大概是世上最好的警察——已经订出了全套章程,足以维持京城里增加得如此之快的那些戏园的秩序。每个班子都得登记,每演一场得缴五块钱的税,得留出若干座位给维持秩序的警察,不得在过道里加座,得避开不正经的戏,所有新戏都得送警厅看过,每场要演的戏都得事先报知警厅。那条要男女在戏园里分开的规定,是一笔必能叫西方人侧目的东方笔墨——他们忘了在莎士比亚那时代,女人也是被关在楼座上的。北京的警章要求楼座上的领座人和卖茶人也必须是女人,而这些楼座必须另有出口。那条不许看客坐在台上的规矩,也叫人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风气。在这些警章里可以读到:

如戏目变更,看客以茶碗掷伶人以示抗议,此等扰乱安宁之人应即拘捕,送交最近之警察分署。

然而戏园里的扰乱是极少的;至少我从没见过看客之间有一丝一毫打架争吵的影子。台上的伶人不许骂人,骂了要罚钱。演戏的时辰定为冬春自正午到五点,夏秋自正午到六点,而一切晚场都须在半夜结束。晚场在北京是个新花样,所抽的税也比寻常的白天场重。另有一条针对「捧场党」的规定,不许鼓掌太喧闹。

有一回我带几位纽约人去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我的一位客人叫道:「这出戏既然准演,那警察禁的又是什么样的戏呢!」热心的中国警察不但把戏园的章程给了我,还把禁演剧目的单子也给了我。写实地演出来的严重的不正经,自然在禁。至于露肉的事根本谈不上;那是从来没有的,而且我相信对中国看客也没有多少吸引力。所禁的戏里有几出颇有意思。

有一出《双钉记》。一个妻子因爱上了别的男人,把丈夫杀了。警方查不出这人暴死的缘故,可审案的官被上司告知:他若不把这谜底弄清,自己就要被斩。他愁闷地回家把自己的窘境告诉妻子,妻子却问他有没有查过头发盖着的那一片头皮。这官急忙去查受害人的后脑,发现有一枚钉子钉在里头。上司知道了这事,便下令把这位官的妻子拿起来。她供认自己晓得这个法子,因为她曾用钉子钉进前夫的头里把他害死,又把辫子编起来遮住伤处。于是两个女人都被处死。这戏之所以禁,是怕女人学去除掉丈夫的法子!

另一出被禁的戏是《杀子报》,讲一个年轻妇人爱上了一个和尚。有一天她的小儿子把他们当场看见了。母亲怕这孩子说出她的丑事,就把他杀了。他的姐姐疑心有罪案,告诉了弟弟的先生,先生又报了官。结果那妇人和和尚都被处死。这戏是依约四十年前湖南省实有的一桩事编的。那位姐姐后来有一回到一家戏园去,正演着这出戏,她受的那一惊,大约可比一个有名杀人犯的老实儿子去逛杜莎夫人蜡像馆,忽然看见自己的父亲用蜡人把他的罪案重演一遍。中国官府禁这出戏,是因为母亲杀子的一节是写实地演出来的。母亲满脸是血,把尸身切成许多块,装进一只酒缸里。有一件怪事:中国的戏台上,固定的程式把那么多东西留给人去想象,可偶然在「惊悚」一路的戏里,却会碰上最叫人作呕的写实。例如我看见过一个被砍的人把自己的肠子拖过戏台——那是对实物令人恶心的仿造。中国人爱他们的「恐怖」,同我们中世纪的祖先一样爱。

中国戏台上有个风俗:逢着各种节令,就演同那个节令有关的戏。应时的戏里最有名的大概是《渡银河》,在中国历书的七月初七演,也就是一般在我们的七月里。这故事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各种本子略有不同,第一章里引司丹顿那一段里讲过,唐朝的杨贵妃在那里提到过它。这节令的时候,北京好几家戏园都看得见它,而梅兰芳排得格外有色彩。

同一位伶人在中秋节还演另一出神话的巧思,就是《嫦娥奔月》。〔注三〕这种应时演戏的风俗,表明民间的信仰同戏园之间有极密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叫人想起中世纪复活节与圣诞节的神秘剧。有些戏是近年才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戏剧作为一种典型的中国制度,绝没有衰落的样子,而印度的民间戏剧却正相反。前面说过,到加尔各答或孟买的本国戏园里去看的人,所见的是我们最软弱、最坏的情节剧连同它一切的做派的一个掺了水的仿本。与此相反,北京的中国戏园仍旧是一门活着的民间艺术,它从我们的舞台上引进了一些外表的东西,可总的说来仍旧忠于它自己的性灵。

第七章程式

在一般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戏台是一种很古怪的制度,有一套可笑的规矩。这多半是因为:在中国人那个假装的世界里,程式同我们在自己那些模拟人生的戏台上所用的不一样。我们把自己戏台上的程式当作极自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习惯又使我们忘了所用的手段何等奇怪。那些被《蝙蝠》写实的剧情迷住的美国人里,有多少想过这些事实:剧中人物始终是在只有三面墙的屋子里走动;黑暗是用演员手里拿的灯来表示的;那位精明的老姑娘乡下别墅里的阁楼是由脚灯照亮的;而一个已经被杀死的演员,一会儿之后又出来谢幕?若说在一出已经把写实推到差不多极端的戏里,一个头一回到纽约来的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都能发现上面这些可笑的规矩,那么对下面这些事他又要怎么说呢:靡非斯特鼓动浮士德为性命一搏时唱得极悠扬;台上的耳语满场的人都听见,偏偏最该听见的那一个人听不见;一扇单薄的布门能把一个壮实的恶人关在外面;一个将死的人最后的几句话能传到最高一层楼座上去?

这样看来,凡是笑中国戏台的程式的人,不过是显出他自己的乡气而已。我们的祖先在中世纪的戏台上容忍过几乎一模一样的程式,这一点我在第九章里详细说过。再者,有一个极值得注意的事实:当今我们许多剧场里,对于在台上琐碎而学究气地模仿日常生活的实际,正起着一种极端的反动。因为人们觉得过分注意外在的东西会把看客的想象力弄死,所以今天的排戏人又开始重新喜欢程式化的表现了。

一个西方人学会认中国戏台的程式之后,很快就习惯了;不久他对东方剧场里的假装便同他从前对西方剧场里的假装一样不觉得碍事。到那时候他就能领会中国伶人的艺术了——那艺术把人的种种情绪走遍一过,同西方大演员一样走得全。不过他必须知道:那个伸出来的、不挂幕的戏台上铺的地毯是一张魔毯,它不换布景就把伶人从蒙古载到西藏,从市场载到宫中的大殿,或者从树林载到牢里,所靠的只是伶人在台上走一两圈,或者出去随即再进来这样简单的手段。戏台有两个门;看客左手那个一般用来上场,右手那个用来下场。不过有时候左边那个门也用来下场,若伶人要表示自己并没有离开这所房子、或者仍旧留在近处的话。跨门槛是靠走步时把脚抬离地面八寸左右来表现的。开门关门是伶人把两手举起来,做出拔门闩、推门的手势。慢慢地、把脚抬得很高的步子,表示伶人在上楼。一位大将上山头看阵,就踏上一把椅子或一张桌子。若要翻过一座山,也做类似的手势。一个人骑在马上,是靠他手里拿着马鞭来表明的。他上马时拿起鞭子,抬起一条腿,那动作是要学跨上鞍去的样子;下马时则把鞭子交给随从,动作也相称。马夫牵马下去时,把那条看着很不听话的鞭子拖在身后。这些动作有时候带上一点写实的味道,可一般——这样更有品味——限于相当程式化的身段。它们常常完全被初来的人错过。

一位官坐轿到了,是四个随从围着他走上台来,随从做一个弯身的动作,就像轿夫落下那顶想象中的轿子时所做的那样。一位坐车的太太,同一个仆人合着举两块约三尺见方的布,每块上面画着一个车轮;布块用竹竿撑着,走过台时太太拿着竿的后端,仆人拿着前端。她下车时做一个相称的动作,仆人则把那两个画的轮子折起来拿下去。要表示自己坐在船上的人,是靠拿着桨在空中划来表明的。若有人要上船,便把一支桨伸过去,新来的人抓住它,跨一大步,像登船一样。投水自尽的人跳一下,像跳进井里,随即快快跑下场去。有些人是跳墙自尽,表现的办法是从一张桌子、或者桌上摆的一把椅子上跳下来,有时候是仰面摔下,那是极需要把子功夫的。不过台上许多筋斗和类似的本事,只是看着好看,一点象征的意思也没有。

台上的武打在中国已发展成一门繁复的艺术,有许多一成不变的程式,写实的成分极少。武将们扑向彼此,可从不用刀枪砍着对方。这门艺术只在于:向对手快快地虚刺,急速盘旋,把兵器掷到空中再接住,或者像军乐队的指挥摆弄他的指挥杖那样把一支枪旋起来。这时候乐队一直在奏狂野而响亮的音乐——这种音乐,托马斯·穆尔笔下的法奇先生大概要叫作「矛的乐音」,因为每一个音都像直穿到你身上来。既然两边都没有受伤、也没有倒下,看客是从这一点上知道这场仗的结果的:败的那个先下场,而胜的那个向看客行一种礼,然后迈着庄重的步子大摇大摆地下去。有时候一支枪掷向一个兵,那兵接住它,抱在胸前沉到地上,表示自己被扎穿了;随后他快快跑下场,算是个死人。台上的军队里,一个人打一面旗就表示一千人。

北京戏园的台是靠日光照亮的,或者靠把观众席和戏台一样照亮的大弧光灯。因此黑暗必得用一个程式化的记号来表示,而所挑的记号正同我们西方所挑的一样:一支点着(有时没点着)的蜡烛、一盏灯或一个灯笼。这里大概不必再提:就是在我们排得最写实的戏里,台上的黑暗也只是相对的,除了极短的片刻,从不是绝对的。夜里时辰的推移,是由乐队的鼓手表示的:他在鼓上敲出更次,而此外台上一片寂静。中国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两小时,所以这样做比用我们的时辰划法要快些,整个表示也相当不惹眼。

高级的武官很容易认,凭他头饰上那四根雉羽——有时长到六尺。中国人把它们叫作「护背的羽毛」,因为据说它们能挡开敌人的刀。同样,武将脸上的彩也可以追到原本实用的目的上去:约一千年前,有位有名的中国武将生着一张书生的脸,一点武气也没有,便把脸涂得极可怕,好叫敌人心里生畏。

传统上几位战神英雄的脸谱画法,是要把史书或小说里所记这些令人生畏的人的面相,用程式化的办法再现出来。所以不可能给武将定下一种确定的颜色或配色。可在另外一些方面倒是有定规的。脸涂纯白表示坏人,脸上不着色表示好人。纯红表示忠厚诚实的人,金色表示天上的神,几种颜色涂得不匀则表示强盗。白鼻子是丑角的标记。有一点很有意思:汉语里的「丑」字,也同样含着韦氏词典里给这个词的三义:乡下人、粗鄙、滑稽。

神与仙可以凭他们出场时手里总拿着的马尾拂尘、以及他们上台时锣上轻轻一击来认出。亡人的鬼魂头上罩着黑纱,或者右耳下挂着一束纸条。凡来自那一个世界的角色——神也罢鬼也罢——上场时,检场的都要放烟火;通常的做法是从一盏油灯里一次又一次地喷出大团的火来。和尚尼姑也拿同样的马尾拂尘,大概是因为他们过的是「属灵」的日子。新娘可以凭她头上的红盖头认出。好官戴方帽子,坏官戴圆帽子。戴圆帽子的恶狱卒是中国戏台上常见的一个角色。

大风是靠摇旗来表示的,这叫人想起一件事:我们歌剧演出里用的旗子不像寻常的旗那样用绸做,而是用硬料子做的,好让它们看着像在风里飘。暴雪是检场的当着满场看客把纸片扬到空中做出来的。病人是用一块黄布盖住脸来表示的。一个角色死了,脸上就盖一块红布。被砍下的头,是用一件约有人头大小的东西裹上红布来象征的。有时候行刑是这样演的:向受刑的人刺一剑,那人随即跑下场,然后把他的头拿上来。

遇到新的或例外的情形,就得编出新的记号来。有一出取自小说《三国演义》的戏叫《捉放曹》。那是一个客人听见主人在磨一把屠刀,疑心要出大事,便在颇可笑的情形里跑掉了的故事。可他的主人同强盗恰恰相反;实在说,主人正在杀一头肥猪款待来客。杀猪这一节是这样做的:一个演员把一块黑布披在头上和背上,弯着身子走上台来,由另一个演员用棍子赶着往前走,一路做出实际生活里一头猪惹得猪倌发火时离开正道的那些拐法。这位扮猪的演员最后走到一把椅子跟前,好让双手舒舒服服地搭上去,而杀的事则用身段做出来。做完了,布一揭开,这人既不是猪也不是演员了,便直着身子走下场去。

上面这些程式,是我在中国戏园里看戏时所留意到的,远不能把这单子穷尽,也不表示什么永久不变的东西。变化是不断发生的。我留意到的一桩是:程式化的长髯口不再从上唇垂下来盖住嘴了;大概是因为有人发觉这样说话、喝茶都不便,便有人想出个法子:髯口只留在嘴以下,再把胡子描上去配着。顺便说一句,只有好人才有上唇的胡子,中国戏台上的坏人上唇是光的。还该留意一点:这些程式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随意,一般是依着中国生活里某种实在的东西立起来的。黄衣表示皇帝、红盖头标明新娘、黑衣表示穷人,都有中国日常风俗做根据。中国戏台上戴孝的人穿白,老人的长髯口自然也是这个颜色,两者都同实际生活里一样。这些记号是对实际生活的模仿,只是多少僵化成了程式。自然,程式化记号的来源有时候颇难追究,尤其是鬼与神的那一类。

从上面举的这些例子看得明白:中国的戏园里有许多东西,从我们的眼光看是要「破坏幻觉」的。这一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检场」——美国人是从《黄马褂》里知道这个人物的——他在一切剧情之中始终在台上。女主角要在官面前下跪了,一个穿着腌臜蓝布褂的苦力便赶上去在地上放一个垫子,免得弄脏伶人那件值钱的绣袍。伶人常由另一个这样的人递上一杯茶;今天有些伶人甚至给他们的伺候人备了热水瓶以应这种场面。一位大将要上阵、脱外褂的时候,帮他脱的是寻常的检场的,而不是算在剧中人物之内的仆从。从上面这一切看来,人的天性似乎并不要求台上有哪一种特定的写实,而是很能把自己安顿到无论什么样的幻觉里去。

第八章梅兰芳——中国最伟大的演员

凡到中国来的旅人都听得见梅兰芳的大名。人家告诉他:到北京去,不该错过机会,总得看一看这位以男子扮女角的伶人,怎样把羞怯的中国少女一生里或欢或悲的事演出来。中国政府款待尊贵的外国客人时——譬如霞飞将军,或是海军部长邓比——梅兰芳便演一台戏,这台戏算是主人尽欢待客所显示的东方盛景里的压轴。在北京款待中国朋友的美国人,一般也求到这位伶人的一出戏。一九一九年,一批美国银行家付给梅兰芳四千块钱(这消息是开那张票的人告诉我的),买他半个钟头的做工与唱;不错,这一回出这样特别大的价钱,是为了争那件无从称量的东方资产,叫作「脸面」,因为不久之前有一批日本银行家想在他们的中国客人面前显一显,付了梅兰芳一千块钱唱一晚。中国的寻常百姓也赏识这位伶人,而哪个管事能把梅兰芳请来签下合约,就准知道园子里要满座。五年来我有机会留意梅兰芳的艺事,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大名与声望,他是当得起的。

也许有人听过梅用假嗓唱、看过他照中国程式演一出「慢」戏——或者你愿意叫它歌剧——伴着吱哑的胡琴和震耳的铜钹,便觉得宁肯出一笔好价钱买个不必在场的许可。确实有一长串殉道者,受着东方铺张的待客之道,被请去听没有完的中国戏;譬如伍德将军,不久前就受了两个钟头的苦。我愿意说一句:尽管我极赏识中国的戏剧和它的演者梅兰芳,可我十分明白,它所呈现的东西并不像我们剧场里的那样完备。中国人没有可以同莎士比亚并列的大悲剧;没有像莫里哀那样深的喜剧;他们的戏从来不像我们那些「织得很紧」的戏那样结构缜密;而排演一层,他们落后我们好几百年。中国的戏剧是一桩发育中止的事;它幼稚、中世纪气,又极磨我们的耳朵。然而它是地道中国的。中国没有哪一门艺术像戏剧这样普及:它把这民族的古老传说、老百姓读的名小说、处处都有的那些机谋、各省的音乐,以及四亿人大体上的道德理想,都搬了出来。实在说,中国人认为戏是配得上神的;因为每逢他们要谢神或者要同神和解,就演戏,既给神看得高兴,也给全村人看得高兴。庄士敦先生用他那种特有的、有意惊动过于虔诚之人的口气说:神在戏剧上的口味,似乎同村人的口味出奇地一致。既然戏园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这个民族的镜子,而它本身对研究戏剧的人又有其价值,那么任何对东方稍有兴趣的西方人,都值得在它上面留一点心。再者,因为梅兰芳是最广为人知的伶人,又因为他是一位极聪明、极肯进取的艺人,所以从他入手去接近这门异域的戏剧,大概是最好的。

梅兰芳既是伶人,他的祖上也是伶人,所以他出于社会最下的一层。中国的帝国在别的方面组织得极其民主,最穷人家的孩子只要在京里考中,就能致富成名;可前面说过,娼妓、衙役和伶人的儿子是不许争取官职的。这科举制度在一九〇七年废了,然而社会身分上的亏缺梅兰芳是感受过的,因为他现在刚三十岁。他的少年还有一重污损:他曾被迫受那种说不出口的不正当对待,而这种事在北京直到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以前都是公然被容忍的。就算不算这一层,在一个生存竞争如此惨烈、十成里有九成的人时时在饿死线上打转的地方,一个伶人的童年也绝不是花铺的床。在北京南城常碰见一长列孩子,脸上早早地有了老相,年纪从八岁到十六岁,在一位师傅严厉的眼光下一本正经、麻木地走着——那是伶人科班里的学生。或者在清早沿着城墙、在天坛以南那一段平坦处骑马的人,可以看见这些孩子在上他们没有完的课——那课是日出就开始的。他们得学那种中国戏台上特有的尖利而做出来的假嗓子,师傅的管法之残酷,会叫狄更斯笔下的都孩堂学塾显得像个度周末的好地方。刮大风、把北京的沙土卷成一片的时候,这些孩子要被带出去对着风暴唱,好叫嗓子磨得够硬。伶人这一行谋生的竞争是要命的。三家童伶的戏园在训着几百个孩子,而北京已经有约两千个伶人没有活干,或者按日被雇着,长长的辛劳一天不过换二十来个铜子。梅兰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面对的是绝大多数东方人甘心受着的那种灰暗沉闷的日子。

可是梅兰芳的创造力与天分把他带到了他这门艺术的最高位置。因为他身材细、脸像女孩、嗓子高,他受的是花旦这一门的训练,也就是那种风尘女子一流的角色。这类人物在中国戏里常以丫头、贴身侍女或半上流女子的身分出现。多数初学的伶人所走的路子,是把自己那一门里最上头那位伶人的做法,连最细微的习气都尽量学得像。梅兰芳却决意去学自然。他把在周围女人身上看到的女性的情态与小毛病引进自己的做工里,而这份清新叫看客喜欢。他渐渐被派到越来越重的角色,到十二年前被投票选为京城里最受欢迎的旦角。凡被选为最好的「情人」、「武将」、「老生」、「老旦」以及别的各门程式角色的伶人,便可以算自己的家业已经成了。梅兰芳被选为最受欢迎的旦角之后,寻常一天一场便要五十块到一百块,而私家的堂会则是本章头一段里说的那种数目。他自己组了班子,到日本巡演,大获全胜,又开始每年到上海——所谓「中国的巴黎」——去履约。〔注一〕

假定你想看梅兰芳,便照许多北京人的办法做了——打发仆人上戏园去替你占座。你这下人享了一个下午的差事:一点钟就在几乎空着的园子里抢下一个好座,一直把它坐热到五点半,一面喝茶,嚼西瓜子,抽烟卷,和邻座的人和气地聊闲话,偶尔也看一眼台上的伶人。这会儿名角的时辰到了,你同许多油光光的中国商人一起,把那些苦力挤走——他们那些穿蓝布的身影不声不响地向出口缩过去。你一坐下,一个伙计带着那少不了的茶壶就到了你肘边,在你面前的桌上放下一只杯,杯沿上留着一个腌臜的拇指印。茶和西瓜子,用红磨坊里的说法,是「非点不可」的;可你有自由谢绝停在一条糖上的六十只苍蝇、年纪不明而蛋白已经发黑的鸡蛋,以及软得正好用来掷伶人的苹果。你四周各桌上的人都在出声地吸茶,或者吃着热腾腾的菜,吃完就用伙计递过来的热手巾擦脸擦手。一团团手巾不断在头上飞过,也许叫你想起屋梁下的蝙蝠;你若是个有医学头脑的人,也许要喊一声:「瞧他们把天花满园子扔!」

那些平庸的伶人已经在台上演了几个钟头,扮的是阿提拉时代的有名皇帝、同阿尔昆一样老的多谋的谋士,或者同教皇西尔维斯特同时的圣贤。一出接一出的短戏、或者戏里的一折——每出约三十到四十五分钟——从正午起一直演下来,中间不歇。戏与戏之间不停这件事,常使外国人以为中国的戏长得像条蛇;其实它们并不比我们连场杂耍里各单独的节目更长。乐队的领班只在锣上敲几个短音,下一出的台面就摆好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戏剧根本没有什么台面布置。一幅颜色鲜明的幕做了空台的背景;换句话说,布景是留给人去想象的,正如莎士比亚的剧场里一样。

名角的时辰终于到了,便有一位专管的笛师坐到乐队领班的位子上,吹出柔软而怅惘的音来,同前面那场打仗的铜响成了令人感激的对照。人们紧张而有兴味地等着梅兰芳,因为今天他要演《思凡》。

他迈着轻而细碎的步子上来,穿一件白绸的长尼衣,外罩一件白褂,褂上点着浅蓝的菱花纹。长长的黑发和一条窄的黑带,把这些浅色的雅致衬了出来。这极精致的配色,又因他柔和清亮的嗓音和脸上情绪的流动而更见好。这出四十分钟的独角戏,题旨同勃朗宁的《利波·利比修士》相近,梅轮着唱、轮着念,由乐队伴着把这故事说出来。

剃了头的尼姑,这日子何其可怜!夜里只有一盏孤灯伴我睡。光阴快快地催人老去,留下的只是一段单调的青春的记忆。

她小小年纪就被送进庵里,到十六岁,日子成了烧香与念那单调的佛经两样轮着的一个沉闷的圈子。住持尼夺去了她头发这件妆饰,又逼她到山脚下的井里挑水。在这些来回的路上,她偷偷地长久望过一个在城门外闲游的漂亮少年,而那少年对她似乎也不是无情。

只要换得一点点体恤,我情愿到阎王殿上去,在臼里被捣,被锯子锯成几段,在磨石之间被碾碎,或者在滚油里煎。我的爱深得过一切魔鬼的刑罚。

她在虔诚的父母家里过的童年,是没有完的诵念那神圣的字句:「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又是敲鼓,又是摇铃,又是吹号,又是击钹——全为了赶走魔鬼。她的心饥渴着一点亮光,在那小屋里觉得挤得难受,便决意走进那座供着五百罗汉与佛像的大殿去。因为戏台上一无所有,梅在这里做出开门、再把门在身后关上的身段。她在各位苦修的罗汉和那尊「笑佛」〔注二〕像前作了一番别致的沉思——那笑佛似乎在说:「何必白白耗掉这甜美青春的宝贵光阴?」——于是这小尼姑决意为了寻着爱情而把一切都赌上。梅在一段优美而有韵律的舞里下了台。这少女走进了佛门尼姑所称的「黑世界」,也就是庵墙以外的人生。

梅兰芳的戏里另一出很受人爱的是《黛玉葬花》。一个少女被妒意和对情人的信心的疑惑折磨着,看见园中的小径上落满了花。在这些从枝上折下、碎在地上的花里,她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个父母双亡、被人人忽视的女孩。她可怜这些花,把它们装进一只绸袋,埋在一棵树下。她正对着那小小的花冢落泪,情人走来撞见了她。接着的一番说明,使两人的爱更深了一层。

在翟理斯教授的译文里(《中国文学史》第三百六十八页),这出戏的情致是这样表出来的(可同穆尔的《夏日最后的玫瑰》一比):

尔今死去侬收葬,

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可是梅的戏目里并不只有这样苍白怅惘的题旨。《三拉》〔注三〕是一出写市井人家生活的悲喜剧,梅在里面演一个俏得可爱的妻子。这是一出四折的戏,有一大班人上场,穿着绣绸的华美行头,钉着中国戏衣特有的小镜子。各色人物穿的衣服在年代上是对的,就是那有名的满洲长袍。不过要举一个例子,说明眼下北京东西方掺和之下极不调和的样子,我想提一件事:这出戏头一次在真光剧场上演时,我留意到那位丈夫写的、后来在公堂上摊开来给人看的状子,是写在一条三尺长的手纸上的!

梅兰芳的戏里最得人爱的是《贵妃醉酒》。杨贵妃是约公元九百年唐明皇有名的妃子,前面说过,她在中国的诗里活着,是一位迷人到极处的美人。说到这出戏,该说一句:中国人喝醉是少有的事,也不被看作一种恶行或耻辱。相反地,一场痛快的酒被看作一桩功业。一位中国先生会告诉你「我昨晚喝得大醉」,那口气差不多像一个美国人眉飞色舞地把自己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得意告诉人。康熙——大概是中国历来最伟大的皇帝——常劝他的客人痛饮,还保他们说:若是喝得太深,他会叫人用体面的办法把他们送回家去。

这出戏的情节是宫里一小段事。杨贵妃从两个太监口中得知皇帝正同另一个争宠的美人进膳,妒恨之下便一大杯接一大杯地叫酒。酒力上来之后,她舞了几段很动人的舞,别的宫女也加进来,于是成了一场美丽的醉舞。这些舞者穿着古代的中国衣服——就是日本人取作和服的那种长袖式样——所成的效果,很像一幅翩翩飞动、五色斑斓的蝴蝶的幻景。后来杨贵妃在一场低俗的喜剧里,先对一个、再对另一个仆人使她的妩媚,那些仆人宁可跑开,也不愿被人撞见同这位宠妃处在不好说清的境地里。最后杨贵妃一个人下场,唱道:「如今孤零零地回宫去。」

这出戏有一样绝技,是梅兰芳喝酒的那个样子。他用牙咬住杯子,极慢地向后弯下去,直到头碰着地。这样的「绝技」在中国戏里颇多,用起来同法兰西剧院排演的法国名剧里某些穿插一样有传统的分量。大伶人谭鑫培有一个极有名的绝技,没有一个伶人学得来;在《观画》那出戏里,他能把鞋踢出去,而那鞋落下来总是正好打在他自己头上。梅兰芳并不着重这些把子功夫和别的绝技,他把分量放在把场面里的情绪内容演出来上头。

梅演得极滑稽的一出小闹戏是《春香闹学》。这出戏写的是丫头无礼这个永远不旧的题目。那位穿明代衣服的老先生的妆,滑稽到了极处。这丫头同她的小姐一块儿受课。叫她背书,她便背了,身子一摆一摆的,就像我们的顽童「背他那一段」时的样子。她从先生脸上捉下一只苍蝇,又在研墨时把墨吐到他眼里。先生动手要打她,她抓住那条教鞭,等他一拉,她一放手,结果先生倒进自己的椅子里,再轰隆一声滚到地上。受了许多这样的恶作剧之后,这位冬烘先生决意不在这家教了。他走出屋去时,看客看见那丫头在他背上贴了一张乌龟的画——在这中央之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

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出拿读书人开玩笑的戏。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人幽默感的一桩可喜的称誉:它容许他们偶尔笑一笑,连笑他们民族的英雄也行。那在北京考中、因而做了地方官甚至一省总督的读书人,是几百出中国戏里的英雄。京里的考试以及随之而来的主角命运的转变,是中国戏台上救急的神。要举个例,我再说一出梅兰芳的戏,就是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他在海军部长邓比面前演的那一出。这出戏叫《御碑亭》。一个穷书生上北京去,路上遇着大雨,便到一座御碑亭里避雨。可是他发现有位太太先他而到,占了这小亭子里面。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君子,他就在亭外过了一夜,那里的檐口替他挡雨挡得很不够。早上那太太谢他的体贴,他便接着赶路。这位年轻书生的礼数在那太太心里印得极深,她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她的嫂子,嫂子转过来又告诉了她的丈夫。丈夫以为这故事只是遮掩之词,他认定真情是他的妻子对他不贞。于是他把妻子休了,撇下她去过苦辱的日子。而那书生这一面,考中得极出色,皇帝召见他,在召见里问这年轻人说一说他一生所做过的最高尚的事。书生便讲了他为一位不相识的太太在雨里过的那一夜。那丈夫恰在当场的朝臣之中,妻子的话既得了这样的证实,他便把她接回家,于是人人从此过着安稳的日子!

读书人命运骤变这个题旨,在中国戏园里有一个紧跟着的对手,就是孝道。梅兰芳的戏里把后者表现得最好的是《木兰从军》——木兰是个女子的名字,她替父亲去打仗,因为父亲太老,受不了一场重的征役。这位贞德并不为爱国的动机而战,而是出于顾念年老父亲的安适,这一点极有中国味。这出引人入胜的戏给了梅一个机会:前半他可以显出扮端庄少女的本事,后半他可以在中国戏台上那门极程式化的武打艺术里显一显身手。

梅兰芳在台上是这一切和更多的角色,可他本人的性情,在中国的外国人里知道的极少。知道的是他心慈,因为每年他都为美国传教士办的一台义演尽他的本事,那义演是为在北京酷寒的冬天里给洋车夫办收容所的。他每年到妙峰山——离北京三天路的一座山上的庙,相传是伶人进香的所在——去朝拜时,报上会看得到。可是热心要替他画像的画家从来请不动他坐下来,因为他极怕进自己身边那个圈子以外的任何交际场。经过一番周折,我托了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照地道的中国办法得了同他的一次会面,那时我自觉很幸运。我去拜访梅的那所房子是他自己的房子;他另有两处宅子——一处住他的妻,一处住他的妾。梅兰芳多年来一直以只有一妻的忠实丈夫著名,可终于朋友们劝动了他,叫他照每个自重的中国先生的样子办,把一个妾纳进家门。在梅的朋友里,我见到一位年轻伶人,脸上有几道很会说话的疤;替梅介绍那个妾的正是他,而那几道疤是那位妒妻的兄弟泼的硫酸留下的。在场的另一位是北京宪兵队一名壮实的军官,对这位伶人是个有用的朋友,因为好几次有恶棍想用暴力向他敲钱——在中国,凡有点钱的人他们都这么干。梅是最后一个出来的,穿一件白绸长衫,那是中国先生暑天惯穿的衣服。

那使他在台上扮少女扮得那样真切的几分羞怯,下了台也还在梅身上带着。他像个可爱的、好读书的、略带女气的十七岁少年。实际上他三十岁了,可他像许多别的东方人一样,在西方人看来比实际年纪要小得多。他是中国美人所要求的那种纤弱如柳的身量,可他同倦怠恰恰相反,神采飞扬,满是生气。他的嗓音又高又柔又软;实在说,听着很像他在台上那些女主角之一。

总起来看,梅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年轻的读书人,而不是一个伶人。他身上一丝一毫放浪的名士气也没有。他最爱的消遣是音乐与画;抽鸦片和别的时髦的放纵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极爱西方音乐,希望最终能把看客引到能领会钢琴和小提琴的地步,那会给他音乐上的戏目开出大得多的天地。他有一位学问很好的读书人做亲近的朋友,天天在一处,同他一起在讲戏剧的古书里作考究。他不肯走人家走过的路,一心要改良戏剧:把古戏按史实的样子排出来,又把过去一切还有生气的东西重新救活。他极得意地给我看他那座不小的藏书,在一本他祖父手抄的工整戏本上留了许久——他的祖父曾是大伶人谭鑫培的乐师。

把梅兰芳总括一句:他同大多数有成就的人一样,爱着自己的事业,日夜献身于它。

他极大的功劳,在于他给中国戏园带来了好的品味和通达的新办法——这戏园本来是停滞的,处在发育中止的状态。老太后照她素来的坏品味,把一种本是为风吹的旷野上露天戏台写的蒙古派音乐弄成了北京的时髦,而这种音乐在有顶的戏园里简直震耳欲裂。梅兰芳正在回到以笛子的柔音为主的中国传统音乐去。他不用那些陈旧的老题目,而是依着有名的浪漫小说《红楼梦》排了许多新戏,另外还有许多是专为他写的。在他那些《仲夏夜之梦》一路的幻想戏里,他编进了优美的舞蹈,这完全是他的创举。他的戏里出现新的、而且往往合于史实的行头,把本来相当灰暗的中国戏台弄活了。中国人的习惯是只演有名的戏里最受爱的几折(这就好比我们的经理只排《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阳台那一场,或者《伪君子》里丈夫藏在桌下那一场),他却与此相反,连较老的戏也整本演。他在日本演、或者在北京的欧洲式剧场里演时,就把那衣着不整的乐队从台上撤下去;可在本国的戏园里他办不到,那里强硬的传统硬要乐师坐在台上,把幻觉破坏掉——至少对外国人是这样。

梅兰芳成功的关键,就在他这份既能出新、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迁就看客的本领上。连最顽固的戏迷和行家也不得不承认他做工之精、吐字之完美,所以他们愿意接受他引进的那些外来的东西。梅兰芳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把大胆的改革引进戏园,而又没有把自己同传统割断。

第九章东西之间的类似

我常碰见有人问:「中国人分不分悲剧与喜剧?」等他们听说并没有这样的分法,便觉得这是中国戏园的一大缺陷。不过很值得想一想:这两个希腊字原本并没有今天的含义,而它们本来的意思,同中国人给戏分类时所用的分法,大概离得并不远。悲剧原本的意思是「山羊之歌」,而研究语源的人分成两派:一派说这名目来自那歌是由敬奉狄俄尼索斯的狂欢者所唱——这些人因其样貌与放纵的性情被称作「山羊」;另一派说它是在献祭山羊时所唱;还有一派说山羊是赏给得胜诗人的彩头。〔注一〕无论如何,悲剧是个音乐上的名目,这一点毫无疑问。喜剧也一样,它是「科摩斯」之歌,也就是那一队狂欢的人的歌——他们成列而行,把阳物高高举起,唱着献给狄俄尼索斯的歌,那些歌叫作阳物之歌。歌与歌之间,由那队狂欢者的领头人插进去的粗鄙的话,便生出了今天剧场里叫作喜剧的那种轻快的玩艺儿。到中世纪,这个字的意思是收场欢喜的诗作,所以但丁把他那首长诗叫作「喜剧」,后来的人又给它加上「神圣的」。于是我们看见这两个字已经完全离了它们本来的意思。关于最早那些日子里的希腊音乐,我们知道得极少,可我们也听说剧场里用过多里斯的音乐和弗里吉亚的音乐。多里斯的音乐庄重、有威仪,以竖琴为主要乐器;而弗里吉亚的调式富于情感,以笛子相伴。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人给戏剧的腔调所作的分类。我们一般听到的分法是昆曲、皮黄(这是西皮与二黄合起来的省称),第三是梆子。这些都是音乐上的名目。昆曲以笛子相伴,据说最有文采、最优雅柔和;也因为它不俗,所以不合众人的口味。如今演得极少,可在明代颇为流行。它是从元代的正宗杂剧直接传下来的,而元剧的作者正是被蒙古人从官位上挤下来的读书人。这个名目同希腊的多里斯、弗里吉亚两种调式一样,是从一个地名来的。梆子是清代从山西传到北京来的。主要的乐器是一种粗糙的弦琴,音箱是圆而扁的,这一体被认为热闹而粗俗。二黄与西皮(据说极相近)也是满洲人的朝代里采用的腔调。它们所用的主要乐器是那有名的胡琴。希腊人与中国人的思想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双方都说只要音律得其和,音乐便有好的道德效验;也都说粗俗热闹的音乐有坏的效验。我相信在柏拉图和许多中国作者的文字里〔注二〕——连像蔡元培这样近代的人也在内——都能找出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来。我们近代的欧洲人与美国人,倒似乎已经放弃了「音乐是培养和谐而有德之魂的手段」这个念头。

在实际上,希腊剧场里用音乐的不只是合唱队,演员在说话的对白之中,一到情绪特别重的地方也要用。情绪升到极处,伴奏便起来,演员就唱;譬如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里卡珊德拉述说她那些不祥的预感,中间由组成合唱队的阿尔戈斯长老们插话,就是这样的一段。中国戏园里的做法正是一样,这一点谁在差不多任何一出戏里都容易看到。有些学者断言整出希腊戏都有音乐伴着,可现在一般认为只有抒情的段落是唱的,而短长格的对白是说的。希腊剧场与中国戏园在这一点上的相似,可以帮我们重建过去——今天想把当年搅动雅典人想象的那些戏搬上舞台的排戏人,大概值得把这一点想一想。有些人看过近代的演出,其中演员同合唱队一样用一种庄严堂皇、有时单调的宣叙调,若听说古人把戏里很大一部分唱出来或吟出来,也许要吃一惊;这一惊,就同我们初次听说古人造屋并不只用那种肃然素白的大理石、而是常给建筑涂上颜色时所受的一样。不过正如到中国来的旅人能看见在建筑上大胆用色所成的美,他也可以想一想音乐的插入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或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里是什么效果,这样便离那真正的——而非假古典的——艺术近一些。

在希腊,剧场是一种在某些宗教节日演戏的制度,就这个意义说它是民间的剧场。在北京也有某些戏总在特定的节令演,而且所演的总是鬼神之事,或者你愿意说,宗教之事。譬如正月初一演《青石山》,是一出写神伏魔的戏;正月初五演一出敬财神的戏;五月初五演一出写克制五种毒物的戏;七月初七演《渡银河》。尽管北京的戏园已经商业化,这些戏仍旧留着。

研究欧洲文学而以重建过去为业的人,在中国能找到一部绝妙的原始资料,因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欧美人看来,这里的钟被往回拨了好几百年。我们能看见中世纪就在眼前演着,由此得到一幅昨日欧洲景象的鲜明图画。为说明这一点,我想举今天的中国戏园,并且提出一个想法:看过今日北京戏园的莎士比亚学者——打个比方——不但有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词,还有了它的调子。

我若带一个游历的人去看戏,他头一句话常是:这同莎士比亚的剧场一模一样。而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今天的中国,文化的阶段大约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相当。这里有一个朝廷,可以看见帝王的排场;退了位的皇帝仍旧在紫禁城里接见忠心的满洲人,他们穿着华美的衣服、极讲究朝廷的礼数,来给他做寿道贺。〔注三〕有产的寻常人穿衣服不照我们今天这文明的定型,而是随自己的口味挑浓紫的、酒红的或别的颜色的绸子。轿子仍旧是通行的代步工具。刑讯仍旧行着,遇上革命或别的大骚动,被处死的犯人的头还要悬在街上。仆人们在顺从和偶尔的无礼上,是地道的德洛米奥。街道常常还是中世纪那种又窄又脏的巷子。最要紧的是工厂极少,制造的事是在家里不慌不忙地做。这里头有许多正随着工业、汽车与电车、欧化的裁缝和电影机的到来而消逝;然而北京有许多别致的东西仍旧兴盛着,而有着那样一大群伶人的戏园,正是其中最守旧的成分之一。

先说,中国的戏园同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在结构上几乎一样,而缘故也大致相同。十六世纪伦敦剧场的起源,要在客店的院子里去找——那里曾搭起台子演戏;而詹姆斯·伯比奇一五七六年在伦敦市长老们管不到的地方盖起那座「剧场」时,他盖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客店的客店院子。有一个伸进院子里的台,闲人可以在院里站着看,另有一层楼座,有钱的客人可以坐。北京所见的中国戏园,其建筑的起源极为相似。戏起初是在庙的院子里或富人家的院子里演的。一头搭起一座台。看客站在院里,或者围桌坐着。后者在王公或别的富人私家院里演戏时尤其如此。好几百年里,中国的演戏或是宗教的、或是私家的,而人人付钱便可进去的公共戏园是相当晚近的制度;可它们盖起来的时候,是照庙里或府第里的戏台的样子造的:一头是一座伸出来、有顶的台,楼下是便宜的座,楼上是贵的座。中国的看客被训得把戏台看作任何地方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是不定地点的,正如莎士比亚那时代一样。台上的顶所起的作用同伊丽莎白时代一样:既替伶人挡雨,又是一个「天」,神可以从那里降下来。

我们近代的剧场是在一个叫台口的框子里呈现一连串画面,换画面时用幕把它遮起来;与此不同,伊丽莎白时代的台和中国的台都既没有台口,一般也没有幕。两者的台都是一座没有框的高坛,整个儿探进观众席里去,三面——若不是四面——围着看客。一句话,它不是画面的台,而是坛式的台。在这样的台上,自然谈不到什么有艺术的灯光效果;戏或是靠日光演,像莎士比亚那时代一样,或是靠把台与看客一同照亮的大弧光灯。既然伶人不能同时向三面的看客呈现有艺术的台上画面,那么英国的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说,当时所求的是耳朵而不是眼睛,这就不奇怪了。这在中国同样是真的,从北京话里「听戏」这个说法就看得出来——那意思是一出被听的戏。老北京戏园楼下的座位同戏台成直角,顺桌子排,桌上有茶有点心;可新盖的戏园,座位(带着搁那少不了的茶壶的栏板)是同戏台平行的。

桑代克教授讲到伊丽莎白时代的台同别的台相区别的主要特点时说:〔注四〕

那条固定而最要紧的原则,是把那伸出来的高坛当作一片中立的、地点模糊的地方来用,那里差不多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第二条原则,是用带幕的内台(在某种程度上也用上台)作手段,以更确切地标明地点,更方便地用道具,更有效地表示换场。

从上面所说的看得明白:就第一条原则而论,中国的台同莎士比亚的台是一样的。至于幕与内台的用法,学者们在它们怎样用、用得多频这两点上分歧极大。再引桑代克教授一句:〔注五〕

单就舞台提示的全部证据而论,所规定的这种布置在重要的剧场——公共的与私家的——里是通行的,不过它的采用无疑是逐渐的,也有参差。我们可以设想:内台的大小与可见的程度,各剧场不同;而幕用到什么地步,则十年与十年之间、剧作家与剧作家之间、经理与经理之间都在变,甚至随天气与光线的情形而变。

中国戏园里用幕极少;而那幕本身也绝不像我们所惯见的幕。要在台上摆一套比较讲究的台面时,检场的便把一幅约十尺高、二十尺宽的幕抬到台前,在那里张开,挡住看客的视线。幕的两端各缝在一根竹竿上,由两个苦力直直地举着。用这种极原始的办法,一座花园的台面或一个天上的宝座便一下子光彩夺目地呈现在看客面前,而不是像多数道具和布景那样一件一件搬上去。中国的戏园没有内台,也没有上台。床上或别的家具上的帐子,是用来「现出」伶人的,办法同伊丽莎白时代的台上一样。可是这一切东西都照例是在看客眼前搬上台去的。两种台的大小似乎差不多,只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要宽得多。「幸运」剧场的台所记的尺寸是四十三尺宽、二十七尺半深;而一座典型的中国戏台两面都约二十五尺。

我们一般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台极原始,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台很像它,只是更原始一点。两种台都没有幕,所以两者的道具都要在看客眼前搬上去,这在中国便非有「检场」不可——在《黄马褂》的演出里,正是他们给了人那么多的乐趣。不过莎士比亚安排的是:一出戏末了,譬如在《哈姆雷特》里,把死人抬下台去;而在北京,程式容许一个被杀的人做过倒地而死的身段之后再站起来走下去。伦敦的剧场也有(至少近来的著述家似乎已经确切证明了这一点)台后一幅小幕,挡住一处地方,那地方可以充作洞穴、铺子、坟墓、床、拔示巴的浴池,或别的需要被「现出」的地点。北京的戏园里,东西程式化得多:一张桌子代表一间铺子;一幅画着线条的蓝幕由两个检场的举着,便成了城墙;一把椅子可以是城门或牢门;湖上的一只船,只要伶人拿着桨上场、做出划的样子就行。许多东西也是用象征的:伶人在空台上做出开门关门的身段,就表示他出了屋子。若要一幅幕来表示另一间屋里有人在听、或者病人躺在拉上的帐子后面,检场的就在台上立两根竖的竹竿,上面横搭一根,把幕挂在上头。这法子极原始、极随便;竹竿一般是绑在椅子上的。「天鹅」剧场那幅画上既没有内台也没有幕,若那幅画是可靠的,那么伊丽莎白时代大概也是用这样一幅可以搬动的幕。在北京,这幕是一块富丽的有花纹的料子,虽然并不正是「阿拉斯的壁毯」。若有一位中国的波洛涅斯要藏在壁毯后面,那壁毯准是检场的在这一幕开头、或者也许就在要用的前一会儿才搬上去的。中国戏园台后的正中是一面墙,挂着一幅富丽的壁毯,同「天鹅」剧场的墙一样,没有门也没有凹处。不过后墙的两侧有门,同「天鹅」那幅画上的相当。因为中国的戏园没有上台,所以譬如要表示人在城墙上,便站在检场的举着的那幅幕后面的桌子上。一位大将从山顶上看自己的队伍,或者一位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就坐在摆在桌子上的一把椅子上。

在道具之少这一点上,我们又找到一处相像。奥尔布赖特的《莎士比亚的舞台》里〔注六〕列了那些道具,而凭我五年的经历我可以说,中国的台上有的正是这些,再没有别的:卧房——一张床、桌子、椅子或凳子,加灯;厅堂——桌子、椅子和凳子;朝见之室——一座宝座,偶尔加桌椅;教堂——一座祭坛,需要时加一座坟;牢里的场面——除镣铐与锁链之外,通常没有提到什么道具;林中或园中——大小假树、灌木和长凳;铺子的场面——一个柜台和几件货。中国的戏园往往还要更简单一点;譬如一把椅子就充宝座,一张桌子加几样装饰就充祭坛。不过有些戏要用相当讲究的纸做的道具,那是当着看客搬上搬下的。在这两种剧场里,看客的想象力都要比看一出贝拉斯科的戏时费力得多;而许多同我们不同的程式——譬如当着看客搬道具——在他们看来,就同「台上的屋子只有三面墙」在我们看来一样自然。

伊丽莎白时代的台和中国的台虽然全无任何布景,可要是以为它们看着空空的,那就错了,因为颜色是由伶人富丽讲究的衣袍供上的。一座中国的戏台上满是穿着黄的、红的、黑的、蓝的或紫的、织着花样的朝服的伶人,有戴面具或抹脸的凶猛武将——头上插着六尺长的雉羽——还有穿着极雅致的淡彩衣服的可爱少女,在一块花哨的东方地毯上走着跑着,背后是富丽的壁毯:这成了一片真正的色彩的狂欢,其效果无疑同伊丽莎白时代台上伶人穿着折成今天的钱值八十到一百镑的袍子出场时所见的极为相似。那些是用天鹅绒做的讲究东西,镶着金银的花边与刺绣,顶上是哈姆雷特所说一个伶人行头里少不了的「一丛羽毛」,背景则是阿拉斯来的壁毯。引桑代克教授一句〔注七〕:「没有哪个舞台比伊丽莎白时代的更看重好衣服,或者把所费的更大一份用在穿着上。」在这两种剧场里,衣服合不合史实都几乎无人理会。伊丽莎白时代的伶人有时也戴面具,正如中国人常戴一样。

舞台提示里给国王或别的要人上场所用的「鼓号」二字,读者大概从来没把它同什么确定的东西联在一起;可对任何听过中国乐队为一位名将上场奏出那主导动机的西方人来说,它便满是意思了。中国的乐队坐在台上,看客一眼就看得见;而莎士比亚那时代,上台才是「响动」惯常的所在。伊丽莎白时代用「响动」一词兼指音乐与乐队,这又在两种剧场之间立起一处极大的相似。莎士比亚那时代,音乐似乎主要限于各幕之间的歇场和偶尔的歌;而在中国的戏剧里,差不多每一处情绪重的地方都由歌点断。就伶人所唱的句数而论,它在许多情形下已经近于歌剧。中国戏的一种分法是分成文与武,而武戏里的打斗总伴着铜器、鼓与弦乐可怕的喧响。这股疯狂的声响,在看客心里激起那场拼死的兵戈本该引起的兴奋。事实上这些武戏在百姓中极受欢迎,足足占去戏单的一半。

中国戏园里总有的吃、喝、抽烟、叫卖、扔手巾、吐痰和大声插话,又是同伊丽莎白时代极近的一处相像。众所周知,当年有小贩在开演前和演出中走动着卖啤酒、烟和各色食物。苹果被年轻的学徒们抢来抢去,有时还被用来掷伶人。楼座上的女人有人递烟斗给她们抽。年轻的贵人硬要坐在台上,好把自己和自己的衣服显一显,而侍童替他们点烟。院子里站着的人一心在戏里那些粗野的笑料和打斗上。楼座上城里的女人来看戏,大概除了看戏之外还另有别的动机。这一切,一个西方人看过中国的戏园之后便能懂得清楚许多,因为情形极为相似;只是中国人不好斗,所以看客大概稍微不那么粗暴。〔注八〕说到这里,把莎士比亚时代和今日中国喝彩与指摘的办法比一比,很有意思。那时喝彩是拍手——有的著述家把它说成「雷鸣」——而不满是用嘶声表示,甚至用更粗暴的办法,这从伊丽莎白时代一出戏里的句子就可以想见:

谁晓得我们会不会被人掷下台去,

从下面那里,用苹果、鸡蛋,或者石头。

在中国,喝彩是喊一声「好」;而不满一般也不用比这更粗暴的办法,只是把同一个字的声调说得带讽意!外国人很难分辨指的是哪一样,尤其因为喝彩所为的常是声调上的细微处,连本地人也常听不出来。不过另有一个「通」字,极少用来表示对演出的厌恶;可它一出来,伶人便羞愧狼狈得被赶下台去。然而近年来拍手也同许多别的新花样一起从西方引进来了。可是尽管有种种扰乱,仍旧常能看见中国的看客在一段特别美的唱念或一场悲惨的戏里坐得入了迷;我想在莎士比亚的英国大概也是这样。

没有布景和灯光的帮助,做工就得极好才拿得住看客,而这里有个危险,就是变成大声的宣叙与夸张。哈姆雷特那些有名的指摘在北京常常用得上,因为那里有许多人念台词满口乱嚷,街头的报事人都能念得比他们好;有许多人用手把空气锯得太狠;有许多人把一股激情撕成碎片;有许多人趾高气扬、大声吼叫,像是造物的学徒工做出来的,这样便叫有见识的人难受。不过无论哪个时代的好伶人都避开这些。哈姆雷特讲到一个好伶人,说他

能把他的魂逼进这一片虚想里,

虚想一动,他满脸的血色就褪尽;

眼里是泪,神情是狂乱,

嗓子是破的,浑身的做法

都合着他那虚想的形!这一切却全为了乌有!

为了赫卡柏!

同样动人的,譬如是看梅兰芳演木兰——中国的贞德——前半演那羞怯的少女与孝顺的女儿,后半演那勇敢的武将;或者看他(他是个总演女角的伶人)演那个在牢里找到年老父亲却不敢说出自己是谁的女儿的种种情绪。北京多数戏园里做工都好,所以外国人虽一句话也听不懂,却常能跟得上戏。论把情绪、面上的神情和有趣的穿插演得活灵活现,中国的伶人是了不起的;而学者们推测,莎士比亚那时代的英国伶人想必也正是如此。

中国的看客要丑角、要翻筋斗的、要跳舞的,要得同莎士比亚时代院子里站着的人一样响。中国的丑角极善于临时现编,引出的指摘也同哈姆雷特所说的一样:「至于扮你们丑角的,叫他们不要说出写定的以外的话。」翟理斯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讲到这一节说:「中国的戏,就其见于古典总集或演出本的样子而论,同中国的诗或一般文学一样,是无可挑剔的〔注九〕。可是在台上,伶人在现挂上有极大的自由,而他们现挂所取的方向,正是使正派妇女不进戏园的主要缘故。」这叫人想起伊丽莎白时代进剧场的正派妇女是戴面具的,或者相机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红。〔注十〕北京较好人家的妇女是近几年才开始进戏园的;正如男女在剧场里混坐,在十七世纪初的英国也是个新花样。在北京,同从前的伦敦一样,妇女只许进楼座。

两种剧场之间一处要紧的相似,是女角由男人扮。两边的缘故都是道德上或清教式的动机。这一处相似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禁止女子登台,是华盛顿的时代前后才有的事;明代有许多王公和官员在府里养着大批女伶——这风气招来了严重的滥行与不正。所以清朝初年的皇帝禁止女子作伶人。可中国在这一点上正在迅速变化,因为国内有些地方男女已经同台,而在北京,警厅虽禁止此事,却有两家戏园里由女子兼扮男女两种角色。中国人认为女子是蹩脚的艺人,行家不照顾这些园子,就是去了也要替自己解释几句。一个自重的中国伶人决不会同女伶同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同样认为女子演不好戏,这从托马斯·科里亚特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里看得出来——他(一六一一年)讲到自己在威尼斯看见女子演戏,「而她们演得有那样好的风致、动作、身段以及一个伶人所应有的一切,不亚于我所见过的任何男伶」。〔注十一〕

说到扮异性这件事——如今我们只在滑稽戏或黑脸歌舞里看得见了——我想引歌德在意大利看哥尔多尼的《女店主》演出时所作的几点议论〔注十二〕,那出戏里女主角、那位漂亮的女店主,是由一个男人扮的。歌德自然承认这样的演法里找不到艺术的最高形式,可他说他愿意为这种做法说几句话,讲一讲人何以竟能从这样的演出里得到不小的乐趣。他说他是带着成见进剧场的,可一进去就同它和解了,甚至体验到一种他从前从未感到过的乐趣。他试着剖析这种审美的感觉,得出的结论是:它在于享受这样一个事实——伶人绝不可能演自己,而必须把他模仿的本领放到一个大得多的考验上去,就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性别里把人生照出来。看客所享的是一种自觉得多的错觉,正如他看一个青年扮瑞普·凡·温克尔或李尔王时一样。看一个青年把一个少女的举动研究得多么好,好去演一个罗瑟琳;或者看梅兰芳把一位中国太太雅致的衣着、举动和步态学得多么完美:这里头有一种更自觉的审美之乐。照我的经验,这比在北京的女子戏园里看圆脸的姑娘们去试演可怕的大将或残忍的丈夫,要可人得多。

人们常说:正因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里女角由童伶扮,所以我们看见莎士比亚的女主角极常扮作侍童。朱丽娅、鲍西娅、尼莉莎、杰西卡、薇奥拉、罗瑟琳和伊摩琴都扮成了漂亮的少年。今日中国戏园里相应的结果是:女主角在无数场合里扮作武将。中国人不但有他们的木兰(她因父亲年老体弱而代父出征),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女主角,而她们在阵上总是打败男人。中国的历史或传说解释不了这件事,它的缘故在于:扮女角的伶人要找机会显一显自己武打的本事。这种打是一门极程式化的艺术,是舞蹈与杂技的合体,伴着震耳而撩人的音乐;就它在戏单上所占的位置而论,最好比作我们的芭蕾。在北京的外国人多半因这些所谓「武戏」里可怕的喧响而不进戏园;可这些人若能去一次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大概会发现当时看客最大的乐趣正是那「响动」(音乐)、打仗的乱响与扭斗、鼓、爆竹和炮。〔注十三〕

北京有三家童伶的班子,最大的一家园里有约三百人。这些都是伶人的科班,八岁到十六或十八岁的孩子在里面受极吃力的训练:唱、把子、台上的武打,以及一个伶人所需的一切技艺。北京这些「小鹰雏」的竞争很可以惹起某些正式伶人的气恼,正如它惹起了莎士比亚的气恼一样(《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第三百六十二行),因为在中国,寻常伶人的日子是苦的,多数人一天挣两毛钱上下,勉强糊口。

伶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北京极低,正如当年在伦敦一样。一位中国的道德家很可以把一七五九年写下的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注十四〕:「优人者,恶之师也,淫荡之教师也,不洁之驱策也,游惰之子也;只要他们过着这样的日子,就厌弃他们罢。」在前一朝,伶人及其子,连同娼妓、狱卒和衙役之子,都不得应考。就是现在,他们通常也只在自己这一行里通婚,另外还受着种种别的差别待遇。他们多数做过娈童,直到民国废了这个从前合法的制度。梅兰芳是一位在自己的艺术上升到极高境地、同时也极富有的伶人,一位不久或许会到美国巡演的艺人;在中国社会目前的组织之下,他大有理由用莎士比亚的话去怨那造化:

她不曾替我的一生安排得更好些,

只给我这生计——众人前的生计养出众人的习气,

因此我的名字落下了烙印,

我的性情也几乎因此被它所做的事

压服下去,像染工的手:

那么可怜我罢,愿我重新做起。

各国人在觉得什么可笑这一点上,既相像也相异。有人说过,最早的喜剧是仇人对一个俘虏的折磨。这样的演出今天自然是不可能的;可在我们多数喜剧里,我们仍旧痛快地享受那些被境遇摆弄的人的狼狈。我们还没有文雅到不能享受一个被酒麻木了知觉的人、一个秃子、一个瘸子——是的,连一个聋子——的窘境。不过瞎子的境况在我们看来太悲惨,不能进喜剧,今天没有一个喜剧演员能靠愚弄一个颤巍巍、失了目力的老人从看客那里博得一笑。然而凡看过《威尼斯商人》上演的人,都记得清楚朗斯洛特·高波对他那瞎眼的老父亲做了什么;而我在中国的戏园里也看见过一个瞎眼的老乞丐被一个丑角骗弄,给看客逗出极大的乐趣。

前面说过,中国的看客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看客还有一处相像:他们用想象力比我们用得鲜活得多。在他们那里,一幅张开的屏幕就是城墙,空台就是任何地方——一条船、一座山、任何房子、一条街,或是所演那一场里需要的任何东西。中国戏园里骑马的武将拿着鞭子,好让看客知道他们是骑在战马上;而麦克白和班柯是骑着竹马上台的——而且人家当真看待。我记得在中国城里看过一台戏,忽然有个披虎皮的人四脚着地跑上台来,我笑了,因为滑稽地想起了萧伯纳的《安德洛克勒斯与狮子》。可是别人一个也没有笑;对在场的中国人来说,那是一只虎,同台上的伶人在那一刻就是真的国王、王后、兵士与仆人一样真。关于这一种错觉,后面还要再说。

正因为莎士比亚那时代同今日北京,在剧场、戏台、伶人、程式、看客以及看客的心理上有许多相似,我绝不是要说:因为某件事在本地的戏园里是这样,它在三百年前的伦敦就必定一样。然而既然人的天性各处都大致相同,那么谁要想对过去的真相作些推测,拿一个文化程度相同的活着的剧场为例,似乎比用后来的成就、以及眼下恰好时兴的东西去回看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要稳当些。今天是舞台灯光与色彩效果的时代,是戈登·克雷、莱因哈特和巴克斯特的时代;可我们很难认为这些问题曾困扰过伯比奇——他既没有电灯也没有布景,是在一个不挂幕的台上靠日光演戏的。然而印第安纳大学的斯蒂芬森教授——他讲莎士比亚讲了十五年,著有《莎士比亚的伦敦》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以重建「快乐的英格兰」那个时代为专业——却在他那本极能启发人的《莎士比亚研究》里(第四十页)郑重地讨论莎士比亚时代排戏人的苦处:他事先永远说不准坐在台上那些衣着鲜艳的年轻贵人,会怎样嵌进他的配色里去!他还认为台面的更换不可能是当着看客做的,因为「这会把全剧的整一、如果不说庄重,完全搅乱」。

在北京,台上看得见极可惊的事,而除了惯于剧场里别种程式的西方人之外,它搅乱不了在场任何人的庄重。斯蒂芬森教授手里有三百年舞台经验的成果,却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若想不出他所知道的那些于剧场有用的法子,就一定是傻子。引他一段(第四十七页):「在我看来,这些事实所提示的情形几乎可以归成一个算术题:如果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能轻易替一场伊丽莎白时代的戏想出这样一套排法——任何一个有巧思的人都能用我们所知他们那时有的东西造出来——那么假定那些有巧思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做得一样好、若不是更好,是不是不公平呢?更可能是更好。他们比我们更习惯于以少成多。」他还接着讲人怎样只用帆布、铁丝、几个环就能挂起一幅幕来,说一声妥了,事就成了。一出没有二十世纪那些寻常布景手段的戏,在他是不可思议的。

另一位理论家是科尔宾先生,见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号的《世纪杂志》。他自以为证明了伯比奇和他的同行有办法把台弄暗。〔注十五〕这位作者似乎几年前在纽约排过《冬天的故事》。这出戏里有一只熊要上台,这角色由一个人四脚着地演。起初这一场是在亮着的台上演的,在场的纽约人见了那个披熊皮的演员都笑了。后来他们想出个法子,把台弄暗,让这位扮熊的演员快快跑过去。这么一办,谁的笑筋也不动了。这便成了科尔宾先生断定伊丽莎白时代的台是弄暗了的主要论据之一:也就是说,在大白天的一场正经戏里看见一个演员扮熊,会冒犯看客的好品味。既然人的天性在北京能容下这个程式——连上面说的那只虎也容得下——我们又何必假定三百年前的人同我们现在感觉一样,并据此立下「那时候台是弄暗的」这一新论?

《黄马褂》所得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所用的中国舞台程式在我们这些乡气的西方人看来那样可笑,惹出了许多开心的笑声。可这其实同那个乡下人的态度一样「明白」:那人看完戏去找理查三世,提出以不到一个王国的价钱卖给他一匹好马。极奇怪的是:连在别的方面很有学问的人——譬如维克托·奥尔布赖特在《莎士比亚的舞台》里——也拼命抵赖这样一种可能:在温文的莎士比亚的剧场里,竟会犯下当着看客在台上摆道具这等大不敬的事。证据一显得同他的理论相左,他就戴上遮眼罩去看它。他说(第一百二十六页):「只是剧作家还没有学会用明确的舞台提示。」在第一百四十三页他又告诉我们,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并不照字面去读舞台提示。随后在第一百零六页:「这里,在一场街景之中,有一条提示要在台上摆桌子、架子、椅子、凳子等等——正是下一场、一间账房里所用的那些道具。我们不能相信一位经理会为了给下一场摆台而搅乱一场重要的戏。」再往后,第一百一十页:「当着看客摆上、换下一套正规的台面,从来不是一种通行的惯例。这同舞台——一个幻人的、假装的世界——的本性正相反。」照我看,它只同一个乡气的纽约人的本性相反。

顺便再添一句:威廉·阿切尔认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道具是当着看客搬上去的,而且常常是在剧情之中」。〔注十六〕

奥尔布赖特博士在《莎士比亚的舞台》里(第一百二十二页以下)用讽刺——而那讽刺似乎是他应得的——斥了布罗德迈尔的理论,那理论认为莎士比亚剧场里整座台都是用幕挡住的。可我想问一句:倘使他在写这篇可敬的论文之前就知道中国的戏台,他自己的那些判断是否还会完全一样。一个中国伶人当着看客在台上走一圈,照通行的程式,他便依剧情所需走了几里、或者几百里路。奥尔布赖特博士从王政复辟时期的排演法倒推回去,得出的结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剧场里有一套由内景换到外景、又由外景换回内景的常规,而构成台面的那几件家具总是被仔细地挡住不让看客看见。他引了一出叫《韦克菲尔德的圈牧人》的戏第四幕第三、四场为例,并加了评语:「詹金斯进了一家鞋铺,激那铺主到『镇头』上同他相会。挑战被接下了,而在一段舞台穿插之后——这段穿插之中幕必是拉上了的〔着重是我加的〕——詹金斯说:『如今我们到了镇头,你这会儿怎么说?』」不过我该补一句:奥尔布赖特博士在他结尾那一段里绝不武断,他只把这当作自己的一个理论提出来,并且说明这件事根本无从证明。

莎士比亚的剧场同中国的戏园虽有这一切惊人的相似,自然也有极大的差别,尤其是两者的背景。就我所知,中国从来没有过一种可以同中世纪那套「列屋」的办法相比的排演法。同样,从坛式的台演化到今天画框式的台,使人觉得即便在那伸出来的台上,为着幻觉而需要幕的感觉也是随时日而增长的。我再说一遍:我丝毫没有打算从中国戏台上某些程式去断定伊丽莎白时代必定一样。我的意思只是:学者们不该断言某些原始的程式「同舞台的本性相反」或「同人的天性相反」,因为这种看法是建在那位作者所熟悉的当今程式上的。我想引奥尔布赖特博士论文结尾的话,那是他多年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缠斗的经验之谈。他称威廉·阿切尔的一篇文章是「迄今出现的关于莎士比亚舞台的最有创见、最能启人的文章之一」。他又这样说这位作者:「作为今日一位有学问的戏剧评论家,他接近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时,带着一位书斋里的学者不能指望有的那种特别的洞察与本领。舞台与排演自莎士比亚的时代以来已经变了,可那个模拟的世界仍旧是那个模拟的世界;而学者在今日的舞台上扎得越深,他研究昨日的舞台就越有资格。」那么容我再添一句:对一个处于相似文化时期的活着的舞台的知识,同样会增加他研究过去的剧场的资格。

年表

公元前

二七〇五至二五九五  黄帝,神话中的皇帝。

二三五七至二二〇六  传说中的圣王,孔子的教训即追溯到他们。

五五一        孔子生。

二五五至二〇六    秦始皇,焚书并修筑长城的皇帝。

公元前二〇六至公元二二一  汉——文学的复兴——佛教传入。

公元

二二一至二六五    「三国」——浪漫侠气的时代。

六一八至九〇六    唐——明皇,戏剧传说中的开山祖师,及其妃杨贵妃,中国最有名的美人。此时中国是世上最文明的国家。李白及别的大诗人。

九六〇至一一二七   宋——山水画的发展。

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  元,即蒙古朝——中国戏剧的古典时代。成吉思汗与忽必烈。马可·波罗。

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  明——汉人君主的恢复——戏剧落在读书人手里。

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  清,即满洲朝——康熙、乾隆两帝奖励文艺,戏剧亦在其中。

一九一二年起     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