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筋骨

一漫漫长路

（此处原书有插图：与我们同行的旅伴。）

这一趟穿行中国十三省的旅行，让我们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多得叫人吃惊，因此要把所见的一切说得清楚明白，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打算先把整趟行程简略地叙一遍，然后再把其中比较重要、外间比较不了解的几省，稍稍详细地写一写。从这一团纷繁的经历里浮出来的一个显豁的事实是：中国人的筋骨正在起变化，连帝国最偏远的边角也不例外。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再有智慧的人也预言不了；但眼看着这些变化一一发生，实在有趣得很。我希望这一番记述，能叫读者的同情与兴味也随之活跃起来。

在中国境内的行程共历六个月。我们取道美国，二月一日到上海，随即坐火车往山西省城太原府。如今到中国来的客人，只要不离开成熟的路线，即便一句中国话不懂，也能过得相当舒服。铁路从上海一直通到北京，两天一夜的路上只须换两次车；头一次是在浦口摆渡，这事极容易，安排得也好。火车在镇江下到长江边，小火轮约莫十分钟就把你送过去。到了对岸，我们上了一列较舒服的车，事先定了卧铺；凡长途的车上都有餐车，花钱不多就能吃到相当好的饭。

第二天下午四点四十分到天津，得换乘一列挤得满满的车去北京；我想，上车总免不了要有一番混战，弱的只好靠边站——只有孩子例外，中国人极疼孩子，总会给他们让出地方来。晚八点到北京。下了车，我们穿过两座连接着古今的大城门，到近旁另一个火车站，时间只够把行李办完关，便在九点半搭上京汉线的车，往石家庄的岔路口去。在哪个国家夜里换车都算不得愉快；何况是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清晨四点二十分到站，还得换车站，这对外国人来说本是难上加难的事——幸亏有教会里的朋友。他们似乎从不把彻夜照料手足无措的旅客这类琐事放在心上。我们很快把一应行李物件搬了出来，交给一个中国人——那是我们的朋友雇下的，看管到早七点开往太原府的车为止。这中间他把我们领到一家干净的客店，用茶点和铺盖把我们安顿妥帖，直到动身的时候。明亮而寒冷的黎明里，我们六点钟又上了路，走去车站倒也颇为惬意；到了那里上了一列相当舒适的车，朋友一直陪我们坐到他自己那一站——是这条线上的头一站。一整天都行在引人入胜的景色里，常常沿着一条河走，河上成群的水轮正忙着磨面。

这条线是一九〇三年才由一家法国公司动工修的，后来中国人把它买了回来；它的用处理当越来越大，主要是运煤，山西这一项出产格外丰富。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从前的光景：长长的驴队，每头驮着几筐煤，慢腾腾地走过平原，翻过山岭；如今铁路已经通到平定一带几处主要的煤矿。那里的煤层厚十一英尺至三十英尺，离地面又近，煤质极好。这条线全长不过一百五十五英里，我们九小时就走完了；而我头一回走这条路，坐骡驮轿、骑马，足足走了九天有余！

太原府的火车站在大城墙外面，将近站时便望见崭新的营房——阎省长修了一条碎石大路通到他的一处营盘，路要穿过一座关闭了三百多年的城门。关于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和他种种事业的记述，都写在第二章里。盛名之下也有它的代价：这个荒年里，四邻各省的灾民成千上万地涌进山西。赈务很快就办起来了，但这对各方面的财力都是极重的负担。

在朋友那里住了十天，我们回北京去，动身时正下着大雪，中国人见了很欢喜；新年将近，这被看作大有年景的兆头。山西雨水极少，灌溉又难，一场好雪对庄稼是不可少的。不过我们在半夜里的岔路口等了三个钟头，无遮无蔽，冷得厉害。汉口来的车误了点；等它到了，车厢里满是中国兵和别的乘客，把位子全占了，虽然我们事先定了卧铺。我们只得在过道里过了后半夜——又冷又倦。早晨有一个中国人从卧铺车厢里出来，见我们可怜，把他的包厢让给了我们。但铁路办得这样坏，实在是一大弊病：军队随时高兴就可以把车霸去，而且分文不付。到了这一年稍后，铁路竟有几个星期完全不通客运。

在北京，我很高兴受到中英友好协会的欢迎，这个会自创办之日起我就有份。它的宗旨是联络两国人民的情谊：中国学生和别国学生到英国来的时候，替他们结识志趣相投的英国人，在异乡初到之际给他们所需要的礼遇与帮助。很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男女到英国来读书，看一看我们文明中最好的东西。到美国去的人比到我们这里来的多得多；然而颇有几位中国学生对我说过，他们觉得倒过来对他们更好，因为我们的理想与中国的更相近，我们求自我实现的心也极切。一个失掉本国性情的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但一个中国人若守住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再把我们所能给的西方学问与文化中最好的东西添上去，回国之后，在塑造新中国这件事上便能成为极大的力量。他对本国伟大的过去怀着敬意，会尽力保存它的美，连同它的文学、艺术、风俗中一切良善伟大的东西。我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都深切地感到这一层。眼下有多少在历史上、艺术上极有价值的东西正被无情地扫荡干净，而可悲的是这原本是全不必要的。譬如在广州，有人指给我看一处极有历史的衙门，如今临着一条新辟的大马路，可是把守门口的石狮既被搬走，那门面的气象与性情便荡然无存了。地方明明宽绰得很，只是石狮的价值没人理会罢了。我想看一看那具了不起的古铜壶滴漏——中国古代科学的一大成就——却被告知，在这番大兴土木的改良中已经搬走了，将来要安在一座园子里。「可是他们还会不会安装，安上了还走不走呢？」我问。「多半不会了罢。」我那位中国向导满不在乎地答道。今日中国无数的珍宝，都是这样的下场。

送学生到英国来，花费也许比到美国去要多些；但有钱的人多得很，肯为儿女受最好的教育而省吃俭用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就更多——只要她们明白，到我们这里来真能得着这样的教育。只要来的人或者有朋友照料，或者去找中英友好协会，就不会再有从前有些人所受的那种失望。在上海有人告诉我，从英国带着文凭回来的学生，立刻就能找到称心的位置，比从美国回来的还要抢手。

法国如今也加入了这一场角逐，在法国的中国学生约有两千人，大半在学纺织。他们是政府派出去的，费用由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支付，路费的一半也由法国出。

为了容纳这么多学生，法国不得不另作安排。我遇见一批学生，原是要到英国来读书的，只因英国各学院里找不到位子，只好改去法国。这真是一件极可叹的事。

我在来华途中遇见一位法国教授，到北京时受到几位老学生的欢迎——他们从前在索邦听过他的课。他后来对我说，那一番接待之热烈、那一番感念师恩之深，都是异乎寻常的。他临走时，他们说要送他一件礼物以表谢忱；过了几个月，他收到一只极名贵的景泰蓝瓶，是专为他烧制的，上面有题字，赠送者的名字都编进了花样里。这位教授把瓶和瓶匣拿给我看的时候，显然为他漫长的教书生涯中这件独一无二的事深深感动。

北京是一座极迷人的城，新旧两样在这里奇异地挤在一处。有些人写文章告诉你说，旧的已经荡然无存，那是全然说错了：连老式的骆驼队——再没有比这更如画的了——还照旧在古城墙下悠悠然走着，铃声铿锵作响。这座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百年，自公元十三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帝国真正的京城。它由两座城组成，叫作外城和内城，并排而列，一座是正方的，一座是长方的。每座城各有自己的城墙：内城墙高三十七英尺，墙顶宽五十二英尺，周长十三英里。外城的墙没有这样高。十六座大城门通进这座奇妙的城，城里另有一道墙，圈着旧日的皇城。各国使馆区的旅馆、邮局（外国邮局竟有六处）、洋行、银行之类，还有一片中国人的商业区，都在内城；内城正日益成为万国杂处之地，扩张得很快。众多的政府衙署也都在内城——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内务部、交通部、海军部、陆军部、司法部、教育部、农商部。

北京如今正在成为西学的一大中心，洛克菲勒所办的医学院立意要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医学与科学研究之所。它那些依中国旧式建造的美丽屋顶，是不惜工本造起来的：单是开办的费用，二百万金元还打不住；钱像水一样地花出去，不但要置最好的设备，还要罗致最好的人才。

新式的好马路正在修筑；有钱人家已用汽车代替了从前慢吞吞的骡车和轿子；不过为着省钱，骡车、轿子和人力车总还不至于绝迹。

工业的起头，可以在官立工艺厂里看到，那里有五百名艺徒；此外还有私立工艺厂、火柴厂、电灯公司（全城的电灯由它供给）和烟草公司——但北京从来不是工业中心，也不宜于做工业中心。

北京又冷又多雪，住了两天我们就乐得南下，中途在济南府停了停。自我头一回认得它，不过十二年光景，竟有这样大的变化！那时候它正受着德国人占据之苦；如今压在它身上的轭更沉重，人人都说：「宁可归德国人管，也不愿归日本人管！」后者似乎贪得多了，而且有的是钱，凡不敢明抢的东西，都拿钱去弄到手。通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正拼了命地推行，好趁着无人能争的时候把自己的商业地位稳稳扎住。想到日本的军人一派眼下竟这样完全掌握着她的命运，而这个民族中最优秀的部分虽极不以他们的政策为然，却无力左右它，实在令人难过。我不止一次从可靠的来源听说：这一派人认定，除了外力之外，没有什么能打破日本的军国主义。我们所到之处，连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对日本的憎恨都在滋长；这几乎可以说是眼下使中国团结坚强的最有力的因素。从一层意思上说，这未尝不是因祸得福！它确实把少年中国久蛰未动的爱国心全都唤起来了。

坐火车将近济南，你会以为到了一座繁忙的工业市镇：高高的烟囱、商会、大邮局、银行、公署、宽阔而路面平整的马路，还有大房子大园子，在城墙外面连成一大片关厢。这同那座旧世界的城恰成奇特的对照——那里街道狭窄而如画，还有一泓可爱的湖，野鸟栖在长满蒲苇的小洲上——

「当年此地……

华筵缓缓行向那日光点皱的湖边，

慵倦的荷花便抬起头来，像是要迎接故人。」

——王昌龄，约公元七百五十年

啊，中国自有一种别处寻不着的魅力！你从熙攘的街市走出来，转眼便进了清幽如诗的去处，人世的扰攘都静了下来；有那么一小会儿，生活是停住的。

然而人总要回到城里，回到它稠密的人烟中去。这是一座极趋时的城，有学堂、医院、博物馆、军械局、营房、军人俱乐部等等等等。它的商业利益正一日千里地增长，如今北有铁路通北京、天津，南通南京、上海，东通青岛出海。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它的医科——那是中国最要紧的医学校之一。它是道地的一所联合大学，由英国、加拿大、美国的九个差会共同支持。教员约二十六人，学生约一百人，另有四十五人在文理科的医预班。已经有一百多名毕业生在教会、官府和民间各处行医了。

这里的训练是上乘的，教员各是本科的专家；授课用官话，但学生都学英文，多半是为了看英文教科书。那所宽大完备的医院，外表也许不及美国有些机构那样堂皇，论院内所做的事却不让任何人。医科每年的经费约合二十二万五千墨西哥银元，即二万五千英镑。今日英国在中国所办的一切教育事业，品质务求无可挑剔，这是头等要紧的事；难处在哪里去找必需的人和钱。

在中国建造和设备教会医院，所费已远在五百万元以上；如今该是本国有力之家接手的时候了，或者资助上述这类机构，或者自己另办同样的事业。中国政府对这桩艰巨的工作才刚刚起头；不过在许多方面，医院的事由私人出头去做反而更好，因为面对受苦的人，那一点人情的温暖是无价的。

近来大学里添了一项很有意思的推广事业，就是广智院，对各色人等都极有吸引力。它本是英国浸礼会一八八七年在青州府创办的，可以说是一座讲究的博物馆，专为传播西方在人生各方面的见解、增进四海一家之谊而设。你走进一间空气流通、光线充足的大厅，迎面是一个个玻璃柜，里面的模型别处见不着，既新奇又有趣。譬如有一片林木茂密的地面，上头下着一场大雨（雨是用细玻璃棒做的），旁边却是光秃秃的乱石山坡，表示那是不下雨的地方。谁看了这一件陈设能不问问是什么意思呢？何况旁边就有人等着同你谈植树造林。顺便说一句，中国政府如今在各地也开始留意这件事了，要办得成功，极需要百姓明白事理地关心和协助。

新添的一项陈设令人振奋，是大战中红十字会的工作，共有二百具模型，从火线一直排到医院的疗养病房。种种做战地工作的小人儿，叫看的人百看不厌，大厅里一星期七天都挤满了人。「他们把那条狗怎么啦？」一个好问的妇人说。等她听说那是一只受伤的军犬正在小心包扎，那一脸的惊异是没法形容的。讲红十字工作的演讲，听众听得津津有味；大学医院的护士还当场示范包扎。有一回三百名女学生来听别国的女子在战时都做了些什么。童子军也从这里知道自己在国家事务上能出什么力。卫生史陈列得很清楚；卖菜的和卖肉的可以看见：一只甜美的瓜、一块牛排，让苍蝇叮过之后会成什么样子。这些醒目的模型，已经在人心里唤起了一种有益的畏惧。遇到时疫流行，广智院还用演讲和印刷品散布极有用的忠告。所有这些出色的模型，都是院中工场自制的，由院长兼创办人怀恩光先生巧妙地主持其事。此外还有医院、教堂、坟场、博物馆、英国街市的模型，都可以拿来作讲解的题目。

墙上挂着各样图表和比较统计表，说明的题目五花八门，特别着意唤起中国人注意本国与别国境况的差别。它早已不止达到了原定的目的，这从它对一般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它在中国教育当局中所引起的特别关注，便看得出来。他们的代表一再来参观广智院、研究它的办法；有分量的教育事业从这里放射出去，传得很远。

另有一处专为官立学堂的学生而设，他们自有阅览室、游艺室和讲堂。这一处一年之中来人一万五千人次。广智院工作中很要紧的一项，是促进院中同人与社会各界的友谊。他们分批约请军官、商人、警察、回教徒等等前来，举行专为这些人而设的招待会，随后是演讲和电影。

这真是一桩胸襟开阔的传教事业。这样一种普世的精神，显出基督教是活在人生的每一面的，恰好可以纠正眼下依然到处都是的那些狭隘的宗派事业。到广智院来看过的人以百万计，要把这桩出色的宗教与教育事业推行下去，还需要更多的人手。

在济南府，我听到一些关于大战归来的华工的有趣详情。有一间为他们开的阅览室，看当初招他们入伍的招贴很有意思。在山东刚提出招募华工的时候，英国领事奉命办理招募，却毫无所获。中国苦力哪里晓得领事的许诺值几个钱呢：他素不相识，这件事又是闻所未闻的。于是这个难题交给了传教士，由他把办法讲明白，说清楚苦力出门在外，他的家眷怎样可以得着一份固定可靠的进项。风气就此一转：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来的其实远远超过所需。德国散布恶意的谣言，说中国人是被放在火线上替我们的军队挡子弹的。我们的政府用放电影来对付，人们在片子里认得出自己的男人正在法国做工。一个歉收的年头更显出这份新进项的可贵。从法国回来的人讲他们的见闻，而最耐人寻味的是：人人都说，倘若再有需要，他们还愿意再去。

关于济南府这座城，我在别处已经写得很多了，这里就说到下一个落脚之处——上海。我们住在北四川路上的教士公寓，那是一所房钱很公道的寄宿舍，是全国各地传教士聚会之所。能同他们接触对我们极有用处，我们因此改了行程，做成了许多有趣的事，不然是不会去做的。常来常往的不只是传教士，还有别的人；凡要离开常走的路线的旅客，住在这样一个消息汇集之处是很有帮助的。对不懂中国话的人，这里接船接车一应帮忙都有，收费也极公道。

上海是一处最奇特的大杂烩，处处不相调和，却有趣得异乎寻常，因为它已成了各国人共同的会面之地，也是各种大运动天然的中心。它是开会议最便利的地方，铁路水路把全国各处都同它连了起来，所以从地理上说，几乎可以把它看作中国的心脏；不过说它是皮肤、是表面，内地的一切都由它同外界相通，也许更确切些。不到八十年前，它还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国市镇；一八四二年中国政府开它为通商口岸，划了一块英租界，随后又有法租界和美租界。不久英租界改成了万国公共租界，日子久了，在中国人中间大受欢迎，以至今日上海华人的一多半都住在里头，人数自然远远超过外国人。它的管理颇可注意：工部局由九名各国外国人组成，社区的自治由他们负责。巡捕之权全在他们手里（那些印度巡捕何等威严、何等入画！），此外还有沟渠、路灯、筑路、卫生、抽税、管理市场等等。各国各有自己的法庭，华洋之间的案件则由会审公廨审理。这种治外法权久为中国人所不平，也成了他们如今整顿司法的一根鞭子。只有法国人始终另守一块自己的租界，办法也大略相同。

上海自然成了各样试验的根基，因此对全国别有一种价值。它是一堂关于自治的实物课，价值不小。四周长起了各种工厂，还有照西法办的造船业；它的船运自然把它同全球各处连在一起。它作为教育中心的价值，我要在另一章里说到。

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已经由一家全然中国的商号办得很成功，就是用我们西方在待遇雇员上的社会福利办法（这在我们自己也还很新）。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一八九六年，为的是应付一种迅速增长的需要：用中文编印各门西学的手册。它长得极快，全国各大城都有它的分馆，出的书远达最偏僻的市镇。但在我看来，它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馆中办事人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职工共有一千余人。在那座堂皇的总馆大楼里，四层有一间大餐堂，三百名职工在那里吃饭，屋顶上还有一座花园供他们游憩。工人的工钱很优厚，按劳绩另有花红，退职有恤金；职工身故，家中困难的还有抚恤。另有储蓄一项，年息九厘。职工和家属可以进馆里的学堂和医院，加入青年会和别的团体也有减费。妇女生产另有专门的安排，停工的起讫各给一笔钱。哺乳的婴儿可以在上工的时辰抱进来由母亲喂奶。工作时间限定每日九小时，另有一座花园，工人闲时可以在里面消遣。

上海另有一处使我大感兴趣的机构，是一所广东浸信会的教会中心，一个礼拜日的早晨我去过。那地方极其可喜，不但在它的布置，更在它那一番人情。我到的时候主日学还没散，看见各样年纪的男孩女孩在各间教室里，大厅四下里也坐着一些。教员除一两位外都是中国人，看上去个个称职。「他们是我所遇见过的最好的同工。」给我引路的莱恩女士说。生人进来，教的和学的都毫不在意，全神贯注丝毫不受影响。一位美国太太领我把整座房子看了一遍，觉得它用起来极其合宜。楼上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那是礼拜堂——点着电灯，有一个浸礼池，是一位教友为纪念亡妻捐的。幼稚园里那些最可爱的小娃娃正在做郁金香。楼下的大厅用作体操房、游戏室和别的用途。宗教剧很受欢迎；给我引路的那位说，她本是抱着不以为然的心来的，但看见这些戏怎样使《圣经》在人心里活了起来，便被说服了。这地方有一处很有意思的细节，是极好的浴室和卫生设备，冷热水都通着，全套是一家十分时新的苏格兰厂子供给的。这一部分完全出于年轻人的心愿，款子（三百元）也是他们自己募来的。房子坐落在一座漂亮的园子里，有网球场和别的游戏场地。

这一个上午最有意思的还是礼拜，虽然我一句中国话也不懂。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中间并没有隔断；收奉献的时候，男子在男子这一边，女子在女子那一边。主礼的是一个中国人，唱诗唱得恳切而虔敬，一点不拘谨做作。讲道之后，受洗的人由各自的保人一个个领到前面来，让教会认可，然后才领洗；他们事先都经过考问，受训已有两年上下。受洗的有很年轻的，也有成人：牧师的儿子和另一个男孩约莫十一岁。牧师问了他们种种切实的问题，轮到自己儿子的时候，他说：「请别位来问问小兄弟的儿子罢。」于是便由别人来问。此后由教友表决是否准他们受洗。我问表决有没有不准的时候，回说并不少见，虽然不到认为预备好了的时候，是不会荐举他们受洗的。

上海的广东人极多，传教的人觉得非在他们中间另办一摊事工不可：他们简直像另一个种族，说的是另一种话。

上海有各样有趣的东西可看，只是要花时间。我们另外只看了一处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那座中国旧城，仍旧是几百年前那副如画、肮脏而拥挤的模样，三英里半的城墙围着，城门至今夜里还是关的。那座柳树图案的老茶楼我很高兴看见还完好无恙，那座园子也在——传说有一对情人从园中逃走，化成了一双鸽子。旧城里不带人是不敢贸然去的，那里的乞丐着实可怕。

从上海我到邻省浙江走了一趟，许多人都认为它是最美的省份之一。省城杭州府水陆都可以到，可惜我为省时间只坐了火车，这是失策，因为据大家说水路最是可爱。坐火车三四个钟头，坐船要十八个钟头。一路穿过桑林和一望无际的稻田，只见一丛丛如画的屋宇立在略高的土地上，像平野中的绿洲；高高的帆影缓缓移过田野。在傍晚柔和的光里，那真是迷人极了。我们经过两座有城墙的城，不过铁路照例不穿过这样的城墙，车站设在城外，在许多方面倒更便当。杭州却破了这个例，我不能不引为憾事：那里的车站是一座难看而气派的新式楼房，就造在铁路入城所破开的城墙豁口旁边。

出了车站，沿一条宽阔的新马路走，看见许多外国样子的铺子，满摆着时新的西洋货，因为杭州是一座又大又富的制造业的城，四围是重要的农业区。自古以来，这里学问与工艺都极发达，如今估计有人口三万五千。我很庆幸能离开那新市区，到一处地道的旧式中国地方去，在梅藤更医生夫妇那里领受他们一向的厚待。他们的医院很值得一看——虽然有些地方难免招人议论；那是因为它是近四十年前一点一点长起来的，在种种艰难之中全靠一个人不倦的热心建立，处处都留着他的印记。中国人是勤劳的民族，比我们自己还要叫人惭愧；但即便对他们，这一堂「一个人能做成什么」的实物课，其价值大概也不亚于千万人在这些医院里所得的医治和安慰。这里的事工不下二十二个部门，我只举几项最要紧的。

到的第二天一吃过早饭，我就开始巡视，看了男女两处普通医院，那里一片欢快忙碌的气象。教会医院大体都有个家族相似，所以不必多说；使我又好笑又着迷的是产科医院，那地方实在可喜。已经有五个初到这苦世界来的小人儿并排躺着，个个收拾得干干净净，有一个正为自己的命运大声抗议；另一个才生下来一个钟头。有时候可以见到十五个之多，但愿他们别弄混了才好。这一年里住院的产妇不下一百七十七人。这些产科医院对这个国家是说不尽的福气，尤其因为它们是接生婆的养成所。这些人何等急需，只有住在东方的人才知道。中国人做护士极好，女子尤其如此；许多医院从前依着风俗，男病人由男护士看护，如今都改用女护士了，因为发现女的更可靠、更尽心。这是我表示不赞成这一改动时人家告诉我的。

接着我们看了花柳病院，又看了医学校，每年收五六十名学生。从这所学校出去的训练有素的人很多，只是苦于经费不足，校舍和园地都远不敷用。教室里也看见女学生在用功。事工中极有意思的一项，是一连串的工场，残疾的病人在里面做各种与医院所需有关的活计。这自然不但是做工的人的福气，对医院也是极大的节省，在这物价昂贵的时候尤其如此。那里所做的金工真叫人惊奇，更不用说木工、编席和做刷子了。凡运到这里来的木箱，很快就变成有用的家具，什么东西似乎都能变成有用的东西。

下午大雨倾盆，我们坐人力车去看另外几所医院，是收麻风病人、不治之症病人和隔离病人的。路很远，到了一处俯瞰全城的僻静山坡，这几处令人愉快的院舍就在那里；说它们是「家」实在不错，为这些终身受苦的人尽力办得又舒适又可亲。办这样一桩事，单有人道之心还不够，非有达米盎神父那样的精神才做得成。那可怜的病人尽可以说一句：

「我这身躯，便是囚我的牢狱。」

可是他们看上去心满意足得出奇，盼着医生来看他们。这几所院舍一年的开销不过二千七百八十八元。遇到时疫流行，城外有一所隔离医院是特别的福气；那所不治之症院，更用不着我这拙笨的话来称道。这些房子都比城里的医院新，是按极合卫生的原则造的。

从医院我们坐车到可爱的湖边，在梅医生新近为医生们盖的一所雅致的房子里吃茶。湖边景色极佳，大片的睡莲正要开花。上面所说的这许多事，要多少人手才办得来！对于有高尚抱负的人，这是何等的机会！这里的人手主要是中国人，但也极需要英国人，而英国人少得可怜。这一桩要紧的事业是由英国圣公会差会负责的。

紧挨着这所房子，另有一所新盖的雅致房子，是给养病的中国女眷用的，坐落在一个小巧的园子里。我去的时候还空着，不过中华续行委办会开会时用过。这些太太小姐们究竟会不会用它，倒要看一看才知道；这带着试验的性质，是我在中国所见的唯一一所。不过中国人的观念变得这样快，妇女的地位比十年前都大不相同，她们想必会欢迎有这样一处养病的所在。即便在大户人家，女眷的屋子也往往很寒酸，这一试验或许能促成一种较好的风气。

西湖的那一边是梅医生最新的一项创举，第二天开幕。那是给中国同工用的休养所，在这样大的一摊教会事业里，应当是很有用的。经费全是梅医生募来的。

第二天离开杭州之前，我瞥见了一点旧世界的光景。有人陪我登上一座陡峭的山，去看一处庙宇，并眺望那奇妙的西湖。参天的古树把可喜的荫凉投在屋上，一条蜿蜒如蛇的奇特石径通到山上，据说是有象征意味的。山顶有一组形状古怪的石头，据说代表农事的十二样必需之物，可是要看出像来，非得极有想象力不可。空气里飘着野蔷薇的香味，岭上望出去的景致极妙——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湖，上面有一道道垫高的堤路和小桥织成的细巧花纹，还有一座红砂石的古塔；另一边是繁忙的城和通海的江。这里是画家的理想去处，湖边有一所西湖饭店，只要你不太挑剔，住着也颇舒服。

杭州是那件世界奇观大运河的起点。运河长九百英里，有一段是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修的，两岸是坚实的石墙。有些地方跨着美丽的桥，或是单孔，或是数孔。中国的桥式样极多，也极美；世上再没有别处在造桥时用过这样惊人的大石块，有几座简直没法明白当初是怎样安放到如今这位置上去的。福建的大水使我没能去看泉州附近那座最有名的桥，叫洛阳桥；它长三千六百英尺，宽十五英尺。据一位量过的英国船长说，从这个桥墩架到那个桥墩的花岗石独条，竟有长到六十英尺的。桥墩只有二十个，可见彼此相隔必定很远。凡我所见的这一类桥，墩与墩之间的距离都不一样。就是小桥，像西湖边杭州近处的那一座，也常因建筑上的美而饶有趣味，艺术家的手笔十分显著。中国人无论大事小事、要紧不要紧的事，似乎从不吝惜工夫去把它做得美，这就使人在使用日常寻常的东西时大得其乐。那情形仿佛是：工匠做工只为着创造的快乐，全不计较报酬。譬如一个人在门的合页上刻一道线描，那地方几乎永远看不见，他除了创造的天性之外还能有什么动机呢？

杭州在钱塘江口，这是一条极要紧的水道，江西来的货就走这条路下来，用的是一种特别的帆船，长六十英尺、宽十英尺。

江口有一种奇异的涌潮；满潮的时候，一道六英尺高的水墙从海上猛冲进来，对船只是极大的危险。这是很值得一看的景象。

从上海我们搭「新江」轮沿海南下到香港，中途只停了厦门，上岸同朋友们快活了几个钟头。他们力劝我们去住些日子，这个邀请我后来欣然接受了。一路上海不为难我们，四天走完全程，早八点到香港。到了这里，才知道住房之难同家里一样，幸而得以住进一所很可喜的女子会所，叫梅夫人妇女会。这对我不但当时是极大的方便，七月里我回来搭船回英国时也一样。这所房子位置极好，极可以介绍给独自出门的女士。

我们在这里耽搁了十来天，等去海防的船，沿海的轮船开行的日子似乎格外说不准。

去海防走了三夜两天。到临动身才发现，香港的钱（香港属英国，自有钱币，别国的钱一概不收）在印度支那是不通用的，我们必得到了那边再兑一次银。海防是一座极沉闷、极不长进的法国小城：海关上一位聪明的法国青年对我们说，那里事事都是官样文章，弄得一点进步也没有。

我们不得不在那里住了两天，因为礼拜日银行不开门。往云南府的火车只在白天行驶，开车极早：车厢简陋到极点，安排得也坏。头、二、三等只有一节带过道的车厢，头等在当中，二、三等的客人整天从这节车厢里穿来穿去。除这一节之外，另有若干没有座位的行李车，里面塞着大批四等客人连同他们的行李。常常可以看见他们的腿从没有玻璃的窗口垂下来。这条线是一九一〇年通车的，长约一百五十英里。

往云南府的三天路上，景致又美又多变化。起初是亚热带的光景，穿过长着大树蕨和竹子的森林，或是水牛在里面劳作的稻田。最常见的花是好看的蔷薇和鲜艳的美人蕉，还有开满深红色花的高树。从早七点到晚八点半，我们慢慢向中国边界走，夜里宿在老街一家还算过得去的法国小旅馆。这座边城相当可喜，在两条河的汇合处；照例要查行李，法国人和中国人却都放我们过去了，我还有工夫在分界的桥上写生，而我们那位不那么走运的通事李先生正受着盘问。中国人要拿到经过法国属地的护照极难，即便手续齐备，也永远料不到官员会出什么难题。李先生被带到警察局去，受了一番详详细细的讯问。我们自己的护照本来也叫人担心，因为南北政治分裂，朱尔典爵士没法准我们从北京领取。承他好意安排，由英国驻广州领事（若他认为我们继续前行是安全的）发给我们；到香港见护照已在那里等着，我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一件事可以见出法国管束之严：从印度支那带出去的本地钱币，每人不得超过两元；我们在海防换了适用于云南省的中国银元。

今日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财政。一位可靠的商人对我说，币制早该统一了，无奈银行界竭力反对，他们靠现行的办法赚着骇人听闻的利。这件事极其麻烦，于商务有害，也大大增加了旅行的困难。

一过边界，景色就变了，变得更雄伟。铁路经过瘴疠之地，修筑时因工人死亡太多而受阻，一度竟完全停工。这是一条窄轨单线，阻塞和出事又极频繁，所以火车只在白天走；因此这段路要走三天，不过沿途有趣，走得慢反而高兴。线上的车站很少，唯一重要的市镇是蒙自，一个大商埠。这一省向来被看作天然富庶而秀美的地方，我很高兴又到了它境内——我从前曾由东北到西边横穿过它，一千多英里的路，或步行，或坐轿。第二天我们穿过壮丽的林壑，渐渐升到二千七百英尺的高处。山坡有些地方一直梯田到顶，尽管人烟稀少，凡能耕的地方都种得很好。五点刚过我们到了阿迷州，找到一家还像样的法国小旅馆。出门散步看那壮丽的落日，走到一处营房，兵士们正照着地道的德国式操演，唱着一种单调的歌。

第二天早晨我们拿在海防买的滇票去付七元的账，在兑换上遇到一桩稀奇事：原来这只合三元滇币。我料理此事的时候，我侄女先去占靠窗的座位，不然是看不见什么的。前一天已经有别的旅客占了去，而我们知道那天的景色必定壮丽。这条线实在了不起，在岩石间穿进穿出，跨过深深在下的河流，同我们家乡那些平淡的铁路全然两样。有一段格外美：我们从隧道里出来，已在极高处，只见一泓碧玉色的湖铺展在脚下，一直融到极远的地方。将近省城云南府时，山已抛在后面，我们穿过耕作得极好的平畴，田里或已披上油亮的新绿，或蓄着水映着蓝天。不过要同铁路告别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倒也并不惋惜。朋友们替我们在城外一家舒适的法国旅馆订了房，那旅馆名叫「车站」，隔着田野望得见远山，景致很好。

我们急着打听能不能往东走，得到的回答是：土匪十分猖獗，已经掳去三个传教士，别处还抢了许多东西。老实说，那一夜我心里很凉，尽管我们收到了盼望已久的邮件；第二天早晨去英国领事馆时，心里也有些打鼓。邮政司是一位胖胖的法国人，他对我们说，他并不觉得往东走有什么危险，不过他确实已经停办汇款了，因为土匪太多！他不能替我们汇钱，却答应设法托商人们想办法。

英国领事奥特韦尔先生还记得我这位老旅行家。十二年前我在腾越做过他的客人，虽然那时他正下乡去了。他很给我们打气，立刻答应替我们的护照签证，并在下一周办好一队护送的兵。我们在云南省的其余行踪，都记在第三章里。这里只须说：我们从云南府坐轿动身，向东北进入贵州省——那是一片荒野而秀美的山国，远离铁路、轮船和西方一切忙碌的喧嚣。我们要在那里到各土著族类的老家去同他们交朋友，再看一回未经搀杂的中国。

贵州（意思是「鬼域」）远远超出我们最乐观的指望。它比人家告诉我们的要美得多、有趣得多，行路也远不像我听说的那样难。我们本来备了些罐头肉，因为听说这样穷的一省，肉、鸡、菜蔬都休想；到了才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富足，而且所到的每一处教会驻地，都极殷勤地供给我们面包和点心。不过说实在的，此后七个星期、也就是横穿全省的路上，我们只遇到五处教会驻地。全省——粗略说来六万平方英里——没有一条路可以走车；无怪乎它要算中国最闭塞的地方之一，旅行的人也极少到。一担米运一百英里，成本就要涨到两倍不止。

（此处原书有插图：中国式的丽兹大饭店。）

从云南府我们走的是寻常的路，经马龙、曲靖府和云南关进贵州省。这段路谢立山爵士在他新出的《罂粟踪迹》一书里已经叙得极好极详尽，我不必再说，只把我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写一写。

从云南府到安顺走了十七天——总计约三百英里。从安顺府我们折而向北，穿过荒僻得多、人迹罕至得多的地方，为的是到土著族类的聚居之地去，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回到省城贵阳附近的大路上。我们很想到省东去访别的族类，却被省长断然否决，只得取道大路，经平越、黄平州到镇远。到这里我们改走水路，从此一直到上海再没有离开过水。头一段是溯沅江而下，长四百四十六英里；若是涨水的时候，五天就能放下去，却很有淹死的可能！我们走了十天，不过途中在几处地方耽搁了不少工夫。若是逆水上行，路就又长又慢，怕不要按月计算而不是按天计算。这样一段路上，中国人天生的迷信表露无遗：爆竹和香火用得极多，为的是驱邪。这些迷信是不容易死的：除了真正的基督教，没有别的更有生命力的东西能把它取而代之。

我们五月十四日进湖南，在贵州省一共待了四十二天。省界照例以两座考究的牌坊为标志，我们从云南进贵州时也见过。湖南离上海不过十五天的路，至今却没有比水路更好的交通。省西境确有一小段铁路，但人家并不鼓励我们去试；夏天从省城长沙到汉口，总有很好的轮船，相距二百二十英里。那条铁路是拟议中汉口到广州那条线的一段，修成之后于商务大有价值，因为这一带同南方之间没有好路可通。我们本打算从长沙进广西省，为的是那里的好景致，无奈南北两军恰好就在我们要走的那一带打仗，去不成了。也许有人会想，国土这样大，总可以另走一条路罢；其实不然。你一离开那条大路（这名目何等名不副实！），就只有取道无穷无尽的山岭间的羊肠小径，那里既无处投宿，也几乎没有东西可吃。全省八万三千三百九十八平方英里，南北向的大路似乎只有两条，东西向的三条；而人口却在二千一百万以上。那两条南北大路一在东境，一在西境，全省中部一条也没有。我们完全走水路穿过全省：先坐一只船屋到常德，再换一只可怜的小火轮渡洞庭湖到长沙；从长沙溯湘江而上，又过洞庭进入长江——长江是这一省北面的界。

因此我们要出湖南，除了去汉口别无选择；在一艘英国轮船「新江」号上找到了好舱位。长沙汉口之间有六家好轮船公司——两家英国的、一家日本的，还有几家中国的，他们的船夏天行驶；冬天湖水落得异乎寻常（见第六章），不得不停航几个月。长沙到汉口约需三十二小时；在汉口我们换乘一艘极舒适的轮船（床铺很好）「安庆」号去上海，那是太古洋行的船。不懂中国话的旅客循这条路深入中国腹地极容易。常有人问我这样走行不行，我只能说：这是一条十分可喜又十分省事的走法，比坐火车强得多。

汉口本身是一座又大又忙、万国杂处的市镇，商务的数量增长极快。它是新旧之间的一环，单是按货物种类分的同业公会就有三十六个，叫作「行」。它同海口一样有外国租界，几家重要的商行自有浮码头，远洋巨轮就泊在那里——离海岸有六百英里之遥。据说这里有二万五千只帆船跑河运，把汉口同中部和西部各省连起来，往往一天走一百英里。

汉口是教育和传教事业的一大中心，欧洲许多国的人都在这里办事。那位伟大的总督张之洞在任时，极力提倡此地的教育。他在《劝学篇》里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今日许多中国人置此于不顾，实在可叹。他主张把年久失修的佛寺道观改作学堂，估计十座里有七座连同产业都可以拨作此用。如今所办的事正与此相合，华北尤其如此。他的理由是：庙产是国家的财产，应当用于公益。

汉口的位置极妙，是中国内地贸易的中心，主要铁路和水路都在此交会（等铁路修成之后），把南北东西连成一片。长江与汉水交汇所成的几个角上有三座城——汉阳、汉口和武昌；武昌从前远为重要，是湖北的省城，如今汉口在商务上却可与上海争雄，且长得极快。三城华人合计一百一十五万，其中汉口八十万；一九一一年内战时，汉口的华界全被火焚毁，昔日的名胜古迹也随之荡然无存。它如今的趣味全在于新。

汉口与上海之间有好几座要紧的城，想必都极值得一看，其中几处是有外国租界的通商口岸，如镇江、芜湖；轮船沿途至少要停十四次。坐在甲板的舒适椅子上消磨长日，看江上种种生活，听头顶掠过的雁声「嘎嘎」，或看成群的野鸭排成人字，振翅飞过江面，往那些承接江水泛滥的大泽大湖里去，实在是快事。

轮船不时靠到岸边装卸货物。最有意思的一处停泊地是南京；的确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有趣的地方之一，离上海只有二百英里上下。那里有一家英国人开的旅馆。长江的江景我们极爱：下游这一段，无数洲渚和两岸有那么多如画的古迹；虽没有三峡那种野趣，这一趟也很值得走。如今一直到重庆都通了轮船，旅客尽可以花不多的钱、受不多的苦、费不多的时日，去走世上最美的路程之一，溯这条世上最壮丽的大川上行一千英里。

到上海之后，我只得同我的旅伴分手，独自踏上归途；但事情凑巧，我的船误了期，我便得了好几个星期，去看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并考察学生运动——都写在本书末了几章里。

二模范省长阎锡山

「谁是真的政治家，谁是假的政治家？」

「真的政治家，是能从纷乱中理出秩序的人；他先把本国的政府组织起来，然后加以治理；造成了一个国家之后，又设法使本国的利益与欧洲的、与全人类的利益相调和。他不是空谈理论的人，也不是专卖权宜之计的人；在他心里，整体与部分是一同长成的，头脑在构想的时候，手已经在做了。他虽不得不俯就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所念念不忘的，不是权力，不是财富，不是开拓疆土，而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那里，人人有同等的机会得着健康与生命，最高的教育人人可及，每一个人道德上与心智上的才具都得自由发展，而『善的理念』是贯通全体的生机。不单是求得自由，也不单是求得秩序，而是如何把自由与秩序合为一体——这才是他要解的难题。」

「把这样崇高的目标摆在自己面前的政治家，所担的是一桩要把他全副本领都唤出来的事业。」

——乔伊特

（此处原书有插图。）

山西省自夸有全中国最好的省长；十年之间，他把整整一省——一个比大不列颠还大得多的省——变了个样子，成绩非凡。太原府这座城，也许是这番变化最触目的凭证。自我一八九三年头一回认得它，如今整个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街道宽阔整洁；夜里点电灯，有一支得力的警察维持秩序、指挥往来，而从前遇上争执，众人是各凭各的高兴打一架了事的。从前满街乱窜、无人过问的那些可怕的野狗，已经绝了迹；养狗如今要领牌照，无照的狗立刻打杀。阎锡山省长是教育各个方面的提倡者；他虽不是基督徒，却明白中国若要成为一个强国，能在列强中占一席地，道德同教育一样非有根本的改变不可。

为此他办了一个团体，叫作「洗心社」，很叫人想起施洗约翰的教训，虽然他并不明白悔改不过是上进的第一步。城里靠近城墙有一片好地方，那里盖起了一座大厅，可惜不是中国式的。这位省长不幸受了一个日耳曼人的影响，那人在建筑上以及别的事情上，都是再坏没有的顾问。这座厅是西洋艺术中所有想得到的式样的可叹的大杂烩；它能容三千人，每个礼拜日早晨在那里做一次聚会，每次一小时，各为一类人而设——商人、军人、学生。至今似乎还没有给妇女预备的，不过也许以后会有。百姓奉命前来省察自己的恶行，求得改过自新。聚会中有一项特别的仪节，是静默一段时间，各自省察。这个社是在山西创办的，但我在别省也见到它的会所，这是时代的一个可喜的征候。到厅前去有一条很好的碎石路，近旁有一座茶楼，傍着那一汪小小的湖——海子边——还有一座奏乐台，夏天晚上城里的上流人物聚在那里听悦耳的音乐，喝数也数不清的茶。

（此处原书有插图：政治家阎锡山。）

这一带正有富裕的中国人盖起大房子，也有官办的男女大学堂。有一所女学堂设在一座废弃的庙里，我们在它大门对面的墙上看见贴着一张榜，写着新近官考中榜的女学生的名字。这同从前比起来，真是惊人的对照——从前是根本没有官办的女学堂的；女学堂是一九〇七年旧制崩坏以后才有的。中国教育部如今的制度是照日本的办法立的，它已认识到女子教育的要紧，并且用这种官方揭榜的办法加以鼓励。

只给妇女办学堂还不够；她们出了学堂，还非得给她们更广的文化和合意的事情做不可。为此，在省长那座大厅对面的地上，就要办起一个类似俱乐部或讲习所的所在，这原是女士们自己请求的：她们早就在说：「男人有他们的青年会，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么个地方？」教会里的女士们虽已尽力应付这个需要，但私人的宅子显然不够用；何况中国的女士们颇有自尊，不愿总做那些收入有限的女士的客人，自己又无从回报。但愿这座新厅能大大推进太原府的妇女运动；那里要有联谊会、卫生讲演（为了讲得明白，还要装一整套卫生设备）、儿童福利一部、病人膳食、看护课程，以及许多别的与妇女福利有关的班次。地方还够辟一座花园和几处网球场，好提倡游憩与体育，使那地方对女学生和妇女都有吸引力。省长在最后这件事上是间接地帮忙：他给缠足定了罚款——缠足可惜至今仍极盛行。几年前那一阵提倡天足的风气，似乎已经沉寂下去，到处都在照旧缠足。辫子在近几年里差不多已从中国绝迹，男子大多留短发，也有人索性剃光。头形长得好的人，我觉得这样倒很好看；若这人再穿一身一尘不染的夏衣，那一种洁净的气象真是妙极。中国的妇女若少一点守旧，肯把缠足也这样一扫而空，于她们的身体大有好处。

省长提倡体育不但是间接的，也有直接的：他甚至在山西亲自骑车参加过一次脚踏车赛；一九一八年太原府开了一次公开运动会，朱尔典爵士为此特地从北京走了十九个钟头的烦人路程前来，使这次运动会增光不少。一座废庙权当看台，城墙的一角改成了赛场，一排排座位就凿在城墙脚下。相当好的一座运动场就此在一位传教士的照料下预备停当——省长在实际事务上常常向他请教。这一回唯一可惜的是天气极坏：连素来晴朗的山西，有时候也会闹一阵满天风沙的脾气，把它的光彩遮没了。

省长新办的机构里极有价值的一处，是一所畜牧场。它就在城外，由一位美国人同他的太太开办，办得很成功。主要的宗旨是改良马、牛、羊等等的品种，为此从美国引进种畜；先前买下的牲口在装运上遇到困难，美国政府新近还为马匹提供了必需的运输。已经从澳洲运来大批的羊。山西是宜于做这项试验的省份，传教士在那里早已证明，牛杂交的结果极好，奶的品质改进了，产量也大增。新近有一本论中国的书，有人极力推荐给我，那位美国作者说全中国只有一头产奶的牛，其余都靠罐头奶——看来这位旅行家走得并不远！

省长另一所机构是农林学校，与它相关的还种了许多桑树，为的是提倡蚕桑。山西的蚕桑从来没有办成功过；向来只出比较粗的丝，但提倡此事被看作爱国之举，如今奉阎氏之命，正在一座废庙里织造最精美最贵重的丝绸。也许是因为古时候对这件事近乎宗教式的看重——三千年前皇后自己还要在养蚕上行一番礼——才有了今日蚕桑学堂的复兴。我在南方参观过一所，看完全部工序之后，还被请去抓一把蚕带走作纪念！阎省长已经派了一百名学生到法国学纺织。植树造林没有哪里比山西更需要，但愿政府把学校这一方面的事用力推行。我们发现连僻远的贵州也办起了这样一所学校，虽然它与中国大多数新运动都隔绝着。各处已经造了林，但非得小心看守不可，因为居民穷苦，凡能弄到手的枝条都要无情地砍去当柴烧；从前有大片森林的地方，如今是一无所剩了。中国人于农事的天分实在可观，从这些学校尽可以指望极大的成绩：这许多人口，从前大体上总还能按需要产出粮食；但只要雨水不足，或是别的缘故坏了收成，立刻就闹大饥荒。把西方的知识与农具用上去，应当大有价值。

有些地方，如浙江，一年可以四熟，一季刚收，地就整好种下一季。引进新的树木、菜蔬等等，可以大大增益国家的财富；以中国无双的气候与土壤而论，多办农业学校是无论如何都该提倡的。

太原府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那种面目可怖的乞丐完全绝了迹——在中国别的城里，这种人是要紧跟着生人不放的，似乎是东方生活里最搬不动的一件东西。人家一向教我们相信，他是社会结构中不可分的一部分，神圣得如同庙宇本身；然而太原府却有解决了这个难题的光荣。所有的男乞丐都被收进那座壮丽的天堂地狱古庙，教他们学一门手艺，好能自己谋生；不到他们能谋生的时候不放出去。他们看上去倒是一群快活人，在几处屋子里勤勤恳恳地做活，另几处因为过年关着。这个机构里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用年轻些的乞丐组成的市乐队。他们被叫来给我们奏乐取乐，末了却奏得自己也快活起来。那一场演奏实在可观，尤其想到这乐队才成立七个月；音准上虽有些毛病，节奏感却极好——这是我在家乡许多老资格的乐队里都觉得缺少的；看他们个个兴致勃勃地吹打，实在令人着迷。这乐队已经在城里各种典礼上出过场，很派得上用处。所奏的自然是西乐，用的也是西洋乐器。中国乐器在大场面上一般声音不够。

这所习艺所的规矩似乎很好，住的人还能挣钱（每月五元），出去时手里好有点积蓄。女子一部在城的另一处，我们没工夫去看。到处都把庙宇挪作这样有用的用途，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房屋问题在这里同在我们家乡一样，是件麻烦事。从实用上说，把这些屋子换成专为此事新盖的房子无疑更好，但所失掉的美却是无法计量的。天堂地狱庙有华美的孔雀蓝屋顶、漂亮的瓦，墙上还嵌着大块的绿陶圆饰。依我看，它是所有庙宇中最美的一座；不过皇庙也极好——西太后西狩西安府时曾在那里驻跸。皇庙如今用作教注音字母的学堂，注音字母是汉字的一种简化写法，一九一八年由教育部制定，为的是使百姓识字容易些。寻常一个中国孩子学认字，要比西方孩子多花三四年。一九〇七年废了旧的教育制度，就不得不另定一套新的；可是要在这样大的一个帝国里推行这样一场改革，极其不易。阎锡山省长是这个办法的热心提倡者，他办这所学堂正是专为推行它。太原府每一户人家都得派至少一个人去学注音字母；为了学起来容易，许多铺子门外贴着几个字，旁边注上旧字，好叫人在办事往来之际顺便学会。不止如此，满城都可以看见告示牌，两种字并排写成两行，牌前往往有人在看，手里拿着本子记的也不少。许多学堂都在教它，只是课程表本已排得满满的，再加一门很难。也许有人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是「一套注音的法子，共三十九个符号，分为三类，即声母二十四、介母三、韵母十二」。（见《字林西报》）

这是统一国语这一桩要紧运动的一部分；它的要紧，只有在中国各处走过的人才能充分体会。不但省与省不同，连州县与州县也不同。单是福建一省就有六十四种方言。语言若能统一，于全国的统一大有助益；教育部对此已经坦白承认，为此发过一道通令：

「查我国文言与语体不同，学校教育因之进步迟缓，个人之间与社会全体之间团结的锐气亦因而钝挫。且若不从速使言文一致，则凡所以发展我国文明之种种计划，必归于失败。」

「本部数年以来，于提倡国语一事，屡有积极之举措。全国教育界人士，亦莫不赞成以国语教学代文言教学之变革。既然人人皆愿推行国语教育，本部以为此事不宜再缓。」

「兹令自本年秋季起，小学第一、第二学年一律改授国语，不再授文言。如是则言文合一矣。仰各官吏一体知照遵行。」

我们都知道，单发这样一道令是不够的。阎省长用了种种切实的办法去推行它。到处竖起大字的招贴，劝百姓学注音字母；又办了一份用注音字母印的日报。他印了二百五十万册浅近的注音字母课本；还用极低的价钱大量刊行各样教育书籍，如《人民须知》《民国新刑律》《村长须知》。最后一种尤其要紧，因为他下令在全省各城和大村都设了阅报所和讲演所，不时就百姓关心的各样题目开讲。可以说，阎氏发动了一场正正经经的教育运动。连最偏僻的村子里，每一根柱子、每一堵墙上，都能看见劝人诚实、勤勉、上进、爱国、备武的格言。

（此处原书有插图：天堂地狱庙，即习艺所。）

阎省长新近刊行的一部要紧的书，叫作《家庭须知》，说的是他心目中的好家庭以及由此而来的幸福。「欲有好家庭，德为第一要紧。」他说；可惜他并没有指点怎样才能做到。

治家的要则是：一曰和睦，二曰宽大，三曰庄重，四曰正直，五曰勤，六曰俭，七曰洁，八曰静。他把责任放在一家之长身上，要他做榜样，并劝他（若有不足之处）在上天与祖宗面前悔过。整部书极其切实；他还主张一种会震动千百年老风俗的改变：儿子不到长大成人、能自立门户养活妻子的时候，不该娶亲——就是说，不该住在父亲的屋檐下。这个新办法在别处也渐渐看得见了，那是同外国往来的结果。

作为一个著书的人，阎省长的文字简洁切实：他把中国旧日的文言体完全丢开了。他最近这部书同他别的书一样，是用浅近的官话写的，不是用漂亮的文言，好叫人人都看得懂。这一层格外值得称道，因为这样一来，每页要多花五千四百元；他在《人民须知》的序里说明了这件事。

他一心一意似乎只在从各方面提高百姓，他信上帝，也信公义。他那部书末一章是四十条家训，从中引几条，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见解，或许有点意思：

「不义之财，招祸之本。」

「浊气杀人，甚于牢狱。」

「待骨肉而残忍，禽兽之不若。」

「不知负责任的人，越少越好。」

「良心说它不对，它就是不对：断断不可做。」

「没读过书的人的阅历，远胜过读过书的人的没阅历。」

「智者靠自己，愚者靠他人。」

「祸莫大于纵欲，恶莫大于自欺。」

可以看出，阎省长无论从他的话还是从他的事上看，都是一位目光清明、独立思考的人，而且主张信教自由。他的改革所涉极广——吸鸦片、麻醉药、多妻、溺婴、早婚、早葬、赌博、军队的训练与风纪、男童的义务免费教育、划一度量衡、司法事务的改订。这一切和别的事项，都是他近五年里所思虑并切实办理的，成绩着实不小；尤其想到他地位不稳，又缺少受过训练的人替他办事，就更不容易。

不难想见，这一切事业都要花钱，而纳税的人从来不肯对税收有好脸色，所以山西百姓中间也有些不满；而中央政府不但不因这一省的富庶与善治（同许多别省成了鲜明的对照）而欣慰，反倒趁机吓唬着要在山西另派一个民政长官——那就意味着一番重重的勒索，结果便是省长许多计划的中止。想要他让路的人不断地威胁他，所以他难得露面，露面时也是重兵护卫。

督军制度极坏，但遇上阎氏这样的特出人物，倒也行得很好；政府把文武两职合在他一身，算是保全了自己的「面子」。眼下政府已下令陕西的督军让位给另一个督军。他不肯，他那些军中的朋友都急急忙忙赶去帮忙。据估计，中国有一百五十万兵，大半领不到饷，所以只要有借口就乐得抢掠一番。政府已派冯玉祥到陕西去逼那位督军离任，他办得极其漂亮。他一再索饷给自己的兵，都没有着落；而那些凶悍无赖的将领，倒收到大笔的钱，为的是不让他们闹事。

督军们为了弄钱，一直在鼓励种鸦片；如今几乎没有一省不或明或暗地种。阎省长坚决反对，但走私始终不断，主要来自日本；吗啡也越来越流行。无怪乎少年中国大声疾呼要取消督军、要裁军：这件事不办，中国就不会有太平。

城里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那所模范监狱，由徐先生规划兴办——他在日本留过学，见解很开通。监狱占地不小，全是平房；形如车轮，许多辐条从中心放射出去。入口处很可喜，同你所能想象的任何英国监狱都不一样。大门以内是一座可爱的园子，中国人原是头等的园丁，犯人种出狱中所需的全部蔬菜，还种出一大片好看的花。一条树荫夹道通到办公的地方；我们二月里去的时候，办公桌上竟摆着开得正盛的小梅树！所有犯人都得做有用的手艺；若不是他们戴着镣，简直想不到自己是在监狱里。工场明亮通风；人人看上去都被照料得好，也并不愁苦。工作间有一样特色：所有的工具不用时都挂在板上，每件工具都编了号，板上还描出它的轮廓，好教它挂回自己那个钉子上去。各样手艺都做得热火朝天，活计做得这样好，订货从不断绝。这样好的条件下做出来的东西，谁都会乐意要的。

睡处极好：号房与床铺干净舒适得出奇，谁也挑不出毛病。浴室也颇有意思。所有的人每礼拜日都要洗一次澡，十个人一批，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厨房看着最令人舒服，米饭和汤是他们的主食，比客店里所见的强。犯人每日两餐，还可以随意吃饱。军中上下也一概每日两餐。行刑的地方看着竟极像戏台；只盼着不久所有的死刑都能在狱内执行，不再当众行刑；不过欧洲至今还没学会这一点，也就怪不得中国。

看过那台供给全狱灯火的德尔科发电机，我们去看女监。女监同男监在一个围墙之内，中间隔着一道墙。地方小得多，却一样整洁，我还得添一句：甚至可以说是可喜的。女看守是个面目和善、相貌端正的妇人，她自己那间屋子简直像幅画。挂白帐子的床、漂亮的被面、一瓶花和几样小玩意儿，都透着家的意思；她领我们各处走时，不难看出她做这份差事是快活的。我们穿过饭堂，桌上铺着干净的布，碗筷已为即将开的饭摆好。犯人只有三十来个，正忙着做褥子和衣服，织毛线、钩花边。有人提议她们唱一支圣诗，她们唱了，显然唱得很高兴；有几个还同传教士说话——传教士每礼拜来看她们一次。女看守不是基督徒，却觉得唱诗读经对她们大有好处，于是自己也学起来，并且亲自教她们。传教士本是典狱长请来对犯人讲话的，如今成了常规。有一个因杀人入狱的妇人，性情大变，因表现好而减了刑期。有几个是因吸鸦片进来的——在这里吸鸦片是要治罪的，而帝国别的地方却公然加以鼓励。

犯人每月准许见一次客，但不许诉苦。若有诉苦的事，探视便停。犯人做工做得够好的，还能挣钱，记在名下，刑满时发给。

一九一二年以前，中国的监狱制度骇人听闻；那一年才决定非彻底改革不可。据估计，要把二十二省的监狱全部改造过来，得花七年工夫。这样的新监狱我只另外看过一所，在天津，远不及太原府这一所可喜，但在许多欧洲国家也还值得效法。那里有一间类似小礼拜堂的屋子，在里面讲道德；不过只有常德那一所——在冯将军治下——才有一间礼拜堂，传教士在那里定期做礼拜，各差会轮流，每会负责一个月。中国政府前头的事还不小：据估计，兴建新监狱至少要二千四百万元；此外政府的计划里还有感化院、囚犯保护会与济助会。

眼下欧洲报纸上关于中国的乱象与弊政说得那么多，所以理该让人们知道：与此同时，还有一股稳稳的改革潮流在流着；一旦有了安定的政府，就能凭它大步向前。不但有新监狱，还有新营房，还有一所很大的陆军医院，那里的医官是一位极能干的中国人，是在教会医院里训练出来的；教会医院有需要时，他至今随时肯去帮忙。有一天我很有兴味地看见他正在那里帮忙：主事的那位中国青年要做一个大手术；若拿这台手术同我所见过的一些欧洲手术相比，占下风的不会是这一台。因为受过训练的中国人太少，教会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是眼下中国许多改革唯一办得了的人。省长已用考试选送九名学生到济南府的基督教大学学医，又送一百名到法国学纺织。

阎省长最近的一项改革格外有意思：他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自己的意旨传遍山西七万平方英里（大略言之）的每一个角落。要知道铁路只通到太原府——在省内不过七十英里或还不到，电报线又与铁路同行——这真是惊人的成就。办法是靠电话和快脚。

山西的矿藏之富非同小可，李希霍芬男爵估计它的煤够全世界用几千年。无烟煤和铁的蕴藏都极大，此外还有别的矿。所以只要有安定的政府和一位像阎氏这样开明的省长，山西这一省大可以成为极要紧的地方，实在说，是有世界性的要紧。

眼下主要的障碍之一是运输之难；黄土地层不但妨碍运输，也妨碍太原府的灌溉，因为那些古怪的沟壑有时深到一百英尺，来往的人常要从中穿过，两壁随时可能坍塌，把倒霉的行人埋在底下。省长已经派人到英国去买一百辆政府用过的运输卡车；只要让他安安稳稳地做下去，他对克服这些困难无疑是有办法的。一九一八年中国政府正式称他为「模范督军」；他还不到四十岁，已经证明自己是中国最能干的省长之一。

三云南省

「国际的生活——科学、工业与经济关系的产物——才刚刚诞生；然而它一天比一天成为更包罗广大的事实，所涵摄的事项，数目与分量都在稳稳增加。而且这一种共同的生活也不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族与族之间的呢？因为它所包容的种族极不相同，不但在欧洲，也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在整个地球上，我们正看见一些既是观念又是力量的东西在传布开去——那是推动的观念，到处都是一样的，把极不相同的心灵引向同一个方向。」

——富耶

（此处原书有插图：抬轿的脚夫。）

省城云南府是一处极迷人的地方，坐落在极可爱的一片土地上。十三年前，在法国人和他们的铁路来到之前，我到过这里；如今来看这里所起的变化，觉得很有意思。变化是要紧的，却不像别的城里那样深入；我自己问自己，这是什么缘故。

车站四周长出了一片十足的外国关厢，有几家法国旅馆，我们住的就是其中一家，叫「车站」。那里铺子不少，满是较便宜的欧洲货；但过了这一小片地方，法国的影响似乎就不及了。它同中国人的心性像是不投合，我们所听到的关于双方关系的话，没有一句是令人高兴的。铁路于通商是有用处的，却并没有促成两个民族之间的谅解。铁路的经营无论从哪一面说都大有可议之处，法国人同中国人之间磨擦不断。

极希望法国派到中国来的人，能不是眼下在云南的这一类：他们大半全然不顾法国那种讲礼貌的传统，把中国人当作低一等的、供人使唤的民族，几乎像看待被征服的人一样。西方人违背当地人的意愿闯进任何地方来，本已是一桩不幸的事；日常往来之间再没有礼数，把恶感越积越深，就更不幸了。这样做的自然不只是法国人，各国的欧洲人都有；算总账的日子总会来的。

我们去看望传教士朋友，上一回来他们曾款待过我们；这一回他们的屋子里客人满满的，因为在西北一带做事的传教士，都被官府因土匪猖獗而召了进来。我们竟遇见三位曾落在土匪手里的人。其中两位是逃出来的，历尽千钧一发的险，把那些人的情形讲给我们听，极有意思。我们还听了一位在土匪手里待过七个星期的人的演讲，从他那里得着一幅他们生活的生动图画：时时被追，日夜躲着派来剿他们的兵。这使我们对那一股人很生出些同情。

许多土匪是遣散的兵，走投无路才干这一行的。他们的饷向来难得发到，遣散的时候又往往没有谋生之路。这一股的首领是个当世的罗宾汉，颇有几分侠义的理想，执行纪律也严。他待他的俘虏很体谅，让他骑牲口，自己步行。史先生所受的苦同土匪们一样，却并不更多；然而这份苦于他的身体究竟太重，他很快就垮了，等到美国领事一再交涉把他救出来的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

看守他的土匪待他是真心的好，夜里把自己的披风借给他御寒。那首领极想请史先生替他向云南省长说项，许下说：只要既往之罪得蒙全赦，他和他的手下就安分过日子。不久前他们刚抢了一大笔，这也许是他起这个念头的缘故。他还要请史先生做他的牧师，月薪一千元，并且预先在云南府的银行里存半年的薪水！他许诺手下的人都做基督徒：其中确有几个是向着基督教的。但史先生知道替土匪争取任何有利的条件都是不可能的，便谢绝了。一位法国神甫冒极大的危险，得准去探望这位病人，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但那位神甫对我说，他本来并不指望人家会放他走。土匪何以听凭这位神甫来去自由，实在费解。

史太太曾求土匪把她同丈夫一起掳去，他们不肯；另一位传教士的太太也是如此。这在我们这些做女人的听来是一大鼓舞；可是我把这话讲给我们那位年轻的通事听，他却悲怆地问：「那我呢？」我指出他既不是有钱的人，也不是政治上要紧的人，尽可以不必害怕，他却一点也没有安心。

那首领对手下人怎样对待妇女极其认真，严禁骚扰。史先生告诉我们，有一回一个女孩的父母来告状，说头天夜里一个漂亮小伙子把她从家里掳了去。查问之下，见所告属实，那首领便把犯事的人押到路上八十码开外枪毙，全股人都做见证，离开出事的村子时还得从尸首旁边走过。我所以说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时常听到土匪凶残的可怕传闻，公道起见，似乎也该替他们说几句话。倘若有个较好的政府，土匪不久就能剿平；这可以从山西看出来——在阎锡山贤明的治理下，山西的土匪已经绝了迹。

我们在云南住了十天，一面紧锣密鼓地预备行程，一面看了许多有意思的事。一得到准许，我们就订做轿子——轿子得现做——又物色厨子。经青年会介绍，我们得了一个极好的，名叫姚。云南的青年会是美国人办的，主要偏重教育；他们的会所是一所可喜的中国房子，却盼着有朝一日款子够了，换一所美国式的！

外国人所办的事业中最要紧的一项，是英国圣公会的医药布道，他们正在盖一所很好的新医院，城里另有一所漂亮的本地房子。布拉德利医生告诉我们，替愿意戒烟的鸦片瘾者治疗，成效很好。有一位有钱的年轻官员病愈后送了匾额致谢。医院未落成，这项事工暂时停顿着。

另有一所很好、办得也好的法国医院，是给欧洲人用的；它不在铁路关厢，因为那是许多年前、铁路未修时所建，正当法国人初在这一省立足的时候。

不过我们所见的一切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中华国内布道会——那是一九一九年成立的一个团体，中国人把传福音于中国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本该如此。时候到了：担子该由中国的基督徒渐渐接过去，因为最要紧的是别再把传教事业看作外国的机构。将来的中国教会正在成形，必得顺着本国的需要生长。它将是基督教会许多宗派诚实辛苦的属灵工作的结果，却不是任何一家的翻版。有一件事是好兆头：这一队人里有七位分别代表长老会、美以美会和美部会；他们的顾问部里则有十二个不同的团体。他们至今没有定下什么信条，倒像是先遣的人，出去了解百姓的需要、摸索最合宜的做法，然后再回报差他们出来的人。不但各教会的基督徒在钱上支持这个运动，连非基督徒也极感兴趣。云南省长的参谋长写了一封极热诚的信，欢迎他们前来，答应尽力相助。传教士们也都一样，如今彼此合作得极其融洽。我们去拜访驻在城里的两位中华国内布道会的女士，队里其余的人可惜都在远处土匪出没的地方。李静贞女士和陈玉玲女士在一所可喜的旧庙里办着一所女学堂，我们见那里有三十来个女孩，有的在上经书课，有的在做针线。她们都出自那种深居简出的上等人家，这些人家的门对外国人是关得死死的。她们乐意让女儿受西学，哪怕其中还包括基督教的道理。开学典礼上，两位教员就对她们说明：办这学堂的主要宗旨是传扬基督教。两位女士英文说得不多，我们带了通事去；他很高兴发现自己在北京就认得其中一位——那时候她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做事。她们告诉我们，靠着办学的缘故，如今已能到一百多家去走动，并且可以自由地讲她们的道理，那正是她们的主要目的。礼拜日她们在自己屋里做礼拜，由一位中国牧师讲道；来做礼拜的不但有妇女女孩，也有男子。

与此同时，中华国内布道会的男同工在省内各处巡行，丁立美牧师一直走到云南西境的腾越。他不但把各处地方仔细踏勘了一遍，而且所到之处都讲道。他是一位极有声望的人，是中国东部最有成绩、最著名的布道家之一。他的太太在省城办幼稚园，那本是她的专长。队里另一位桑先生到南边一个大产锡区去，把繁盛的个旧考察了一番。那一带的人极嗜吸鸦片，而且越吸越多。在云南掌权的南方政府公然鼓励吸鸦片。省内这一带眼下没有任何传教事业；实在说，这样大的一省，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平方英里，估计人口一千二百万，传教的中心还不到十二处。无怪乎中华国内布道会觉得这里最需要他们，所以决定在云南开办，盼着再推广到别省去。队里另一位李先生到省北去，越境进了四川。他在一处遇见一群基督徒，苦苦求他留下做他们的牧师。

中华国内布道会的事工正渐渐上轨道，前途看好；它的创办主要出于女子之手，而她们看来注定要在其中担当要紧的角色。中国女子有创始的魄力，也极能持久。倡办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石美玉医生，一位能干的中国女医，名满全国。伯顿女士在她那本有趣的《现代中国的著名女性》里，生动地写了石医生的一生，从她父亲把八岁的她领到一位美国女医面前说起：「这是我的小女儿。我要你把她造就成一个医生。」她长大后成了那种专肯挑难事做、又能感动别人的人，中华国内布道会就是一例。而这个布道会要成功，非得别人也各尽一份力不可，因为「只是站着等候的人，也一样是在事奉」。这方面有一个可喜的例子，是我在厦门遇上的。一位朋友带我去看一对老牧师夫妇，他们刚过了两人合计一百五十岁的生日。他们对我说：「我们年老体衰，做不动事了，如今就专替布道会祷告；我们十个人每天聚在一处为此祷告，还各人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我告诉他们我要去看云南的那两位女士，他们很高兴能托我捎一句话去。李女士和陈女士接到这话，也一样高兴。

（此处原书有插图：云南府湖上的朝山之路。）

（此处原书有插图：云中。）

在中国办事的团体约有一百二十个，但我斗胆以为：即便团体不必再添，中国自己的工作人员仍大有余地可容。在云南府我同一位年高有阅历的传教士谈过，他说他深信中国人最好由中国人去接触；如今他几乎只管照料与组织，手下传道的人越来越多，讲道与教书全由他们去做。看来中国人自己也觉得需要这种扶持，因为中华国内布道会特意设了一个外国顾问部。外国人办的训练所也是不可少的，如长沙葛荫华博士的学校（见后文）。眼下这些人所受的训练往往极不够用，因为送他们远道去学堂既难又费钱，从交通不便的教会驻地去更是如此。

预备东行的日子里，我们并不是整天待在城里。湖上的诱惑又一次叫我抵挡不住，我们便打发通事先去雇船，要渡到那有名的神祠去。这是一整天的行程，需要有力的桨手。我们坐人力车到动身的地方，那船却全不合用：太重了，划过去要费一整天。唯一的办法是另雇一只合用的重新讲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一行似乎全归女人掌管。一个面目和善、身强力壮的妇人应承下来，保管叫我们满意；不多时我们便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了。湖上有许多载得沉沉的船，张着好看的帆，满载着你所愿见的最如画的一群人，或渡向城里，或从城里渡出来。另有些船是打鱼的。空气极其可爱，湖光、天色、山影的颜色美得像一场梦。我们那两男两女拼命地划，两个钟头就在对岸雄峻的崖脚下上了岸。我们沿着陡峭的之字形小路往上爬，常常是在石阶上走，穿过松林。空气里满是蔷薇的香，鸟在唱；那地方可爱的静谧丝毫不受惊扰。走一程便到一处神祠，是虔诚的香客礼拜的地方；祠前总有一道石栏围着的台或廊，栏上蹲着古怪的雕兽，从那里望出去，粼粼的湖面一览无余。有时候我们穿过雕饰精美的门坊；那所谓千级石阶，我们觉得实在又长又累！在一处神祠里，一个患髋疾的小沙弥给我们烧了茶，我们才去攀朝山的最后一程。那一程从凿在岩壁上的一条通道过去，到一座极高的小祠，松鼠在悬垂的灌木间嬉戏。我们进了龙门，门上题着「来者有福」。

竟有一群中国妇女用她们那双小脚一路爬了上来，客客气气地招呼我们。寒暄了一会儿，她们便一心一意地做起自己的功课来：把钱投进箱里，点上香，向那尊凿在整块岩壁上的神像恭恭敬敬地叩拜祷告。

从台上望出去的景色壮丽无比，远远的水面上点着点点白帆，像是浮在上头的虫子。那悬崖极高，从这里直落几百英尺，才是湖边那一条窄窄的田地；对岸则消失在正午的岚气里。这湖叫昆阳海，长四十英里，宽五至八英里；无怪乎百姓把它叫作「海」！下山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座庙上有人涂着「抵制日货」的字样，旁边粗粗画着一个拿手枪的人。这种憎恨到处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表露出来。

我们在旅馆里同一位英国人谈了许多有趣的话；他为他的商号来同本地当局商谈生意，在这里已经待了半年多。云南矿藏之富是出了名的：金、银、铜、铁、铅、煤、锌、锡的富矿都有，还有盐井和石油井。矿石品质好，开采又容易，所以云南只要肯开发，财富是无穷的。但云南人极不长进，是个懒散迟钝的民族，同别处的中国人大不相同。官府断然不肯卖原料，而那家英国商号要买的恰恰是矿石：炼成了的东西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的代表本指望几个星期就把事办完，如今几个月过去了；虽然他觉得快有眉目，究竟还说不定。若肯送一笔重贿，事情大概就快了；但行贿不但有辱我们通商的传统，从长远看对商业本身也有害。同中国做买卖实在不容易，各国都在争取特别的便利。

可惜全世界不能一齐信奉自由贸易的道理！那会把道德的空气澄清到什么地步；又会替脆弱的人性省掉多少诱惑！

到云南府的第九天，我们向东启程。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出我们出门去寻访新奇时那一股喜悦的激动！我们同许多帮过忙的朋友道了别，把文书办齐，还带了一封给贵州省长的荐信；一早就有十名穿白制服的兵在门外等着护送。我们雇了十七名脚夫，看上去很有些排场。头里是我们两乘四人抬的轿，随后是通事三人抬的轿、厨子两人抬的轿（位次的体统是要紧的），末了是四名挑行李的脚夫；护兵一半在前开路，一半在后压阵。

看人性怎样自己显露出来，实在有趣；旅途中那些引人发笑的小地方多得数不过来，小得不值一提，却在身边有个投缘的旅伴时，给日子添上说不尽的趣味！我们的通事不久就觉得他那乘山轿有失身分，对我说他决定改坐「纸盒子」：这四个字把通行的那种轿子形容得极准——四面围得严严实实，坐在里头简直看不见什么景致。前帘一放下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过坐在这一片清净幽闭之中的人，尽可以作哲学的冥想——或者睡觉。我们那厨子却相反，觉得轿子是不必要的享受；这个会过日子的人不久就来请求，愿意不坐轿而把轿钱折给他。我欣然答应，因为他从不落后，随时乐意做些零碎的事，还替我们在香喷喷的蔷薇丛和篱边采野花。

离开云南府的头一天，我们走过大片的豆田、麦田、油菜田，更不用说罂粟——在南方这几省，一路上所见的主要庄稼就是它。

不久，一场大雨把我们的兴致浇淡了；幸而我们的轿子滴水不漏，这倒使我们高兴。轿顶蒙着漆布，四面也有同样料子的帘子可以放下来。到了客店，姚已经把屋子扫干净给我们预备好了。从此我们的规矩是：午饭后先打发他上路，他去占一间尽可能好的屋子——就算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同搬得动的家具一并打扫，再铺上干净的草席，或者说是能弄到的最干净的。我们到了，把行军床、桌子、椅子和脸盆架支起来，费不了多少工夫。我们带着一副炊具，所有的饭都用自己的锅做；姚果然是个好厨子，一路上又善于张罗。我们只带黄油、果酱、牛奶、茶、面包和饼干这些必需品；偶尔面包接不上，姚在极难的条件下也能巧妙地烤出面包来。不过凡出门的人，都领受过传教士慷慨的款待，他们似乎把供给旅客大量的面包点心看作天经地义。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遇上一处教会驻地，于是食篮又装满了。三个月的路程，我们只带两篮吃食，也就是一名脚夫的担子，到末了还剩下不少；其中有些是备着生病时吃的特别食品，幸而没有用上。

自离开省城，地势便一路渐高，直到进贵州的关口。头一天就升到五千九百英尺，那是在一座气象堂皇的山脚下，山名土主山；第二天一整天都绕着它的山根走。这一天路上不算险，所以我们的护卫只是没带武器的警察。他们同通常一样，装点的意味多于实用；可是再一天我们看见一幕骇人的景象，倒像是提醒人真需要保护——树上挂着两颗人头，旁边地里另有些残骸，一条狗正在啃。一路的美景、自然的一切可爱，都像被摧折了，那痛苦的印象很难从心里抹去。然而不到一百年前，我父亲还在埃塞克斯的荒地上见过一具戴着锁链摇晃的死囚尸首；而音乐界至今心醉神迷地听《绞刑架》，欣赏拉威尔那逼真的描摹。有些人爱看恐怖的东西：我得承认，这是我们此行中唯一叫人兴致全无的事。

离开云南之前，一位传教士托我们在路上稍稍绕个道去看一个病妇：他已尽力替她救治，无奈自己不是医生，拿不准该怎样治法，想请我侄女诊断一下；若有什么药有用，他会设法让她得着。我们一到，全村大感兴趣，看诊的时候个个都想来看热闹。那纸糊的窗子竟像变戏法似的不见了，我们只得叫人装上一扇板；一盏本地的灯照在病人身上，光线微弱得很。唯一惹人注意的是：她虽病得做不动家务，屋里却一尘不染，丈夫把洗用的水样样都预备停当。基督徒的家同非基督徒的家在洁净上的差别，实在显著。

我们歇宿的几处地方有小小的基督徒团体，虽然没有常驻的传教士。他们总是极热诚地欢迎我们，请我们去他们的聚会。聚会的屋子通常由团体中某位教友出租金，事工也由他们自己办，没有多少差会的帮助：不过偶尔有人来看看，并且知道有难处时传教士总会帮忙罢了。易隆村里有一位传道，带着他一位得力的帮手——一个杂货商——来看我们；这人在布置会堂上极慷慨。他们恳求我们当晚去聚会。到的人很不少，那一场聚会也恳切；那里的人大都看着像下层，很不像中国人。他们请我讲话，听得很好。我们的通事李先生替我翻译完，自己又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篇，这才让我知道他比我所料想的要热心得多。他每到一处，头一件事总是打听有没有基督徒的团体。

地势越高，景色越好，我们也越发着迷。白的黄的素馨，白的黄的木香花，单瓣的重瓣的都有，把空气熏得香喷喷；一丛丛鲜艳的杜鹃在陡峭的山坡上泼出一片片好颜色。夜里我们宿在六千四百英尺上下，白天则爬到高得多的地方。将近如画的马龙镇时，据说路上越来越不太平，于是护兵增到十名，另有两名不穿制服的警察。别的旅客也争着沾他们的光，我们的队伍看上去很有排场。路翻过极陡的山，又猛地扎进深谷。开满白花或淡紫花的树很多，猩红的杜鹃同它们相映成趣。村子里的人看上去穷困潦倒得可怕，有些显然是痴呆的，许多人生着大瘿瘤；有的村子里一半人有瘿瘤；乞丐简直骇人。我们又遇上一场厉害的雷雨，来得极突然，那时正在路边吃午饭，只好把身子尽量缩小，挤在石缝里。可怜的脚夫淋得透湿，雨一停便飞快地把我们抬到下一处歇脚地马龙。气温是华氏六十一度。

夜里风雨交加，早晨的云预示着雷雨将至，果然不久就下起来，把我们逼到山坡的石缝里勉强躲了躲。下午早早地到了曲靖的教会驻地，很是高兴，便在那里住了一夜。我们听了许多关于这一带贫困、罂粟种得越来越多的话。看见这情形实在可叹：几年前这些地里长的还是百姓每天要吃的庄稼。有些地方一半的地种着罂粟，而它又极费工夫！地要犁两遍，第二遍是横着犁的，还要上足肥；种子（要掺四倍的沙）自十月到三月里分三次下。下种之后要耙地，然后给小苗锄草，多半是女人孩子做的。我见过女人因为那双可怜的小脚而坐在凳子上做这活。锄草从初春一直到罂粟开花，通常是五月里。花瓣落得很快，蒴果胀大到直径一英寸半上下，约需九天到十五天。要用一种特制的器具在蒴果上划一道四分之三周的口子，这事得当心，因为不能划过一定的深度，否则浆汁会往里流而不往外流。划口子通常在过午之后，因为怕热；浆汁要第二天早晨收，用刀刮下来放进一张罂粟叶里。据说每划两棵就得在刀上蘸些唾沫，免得浆汁粘刀！罂粟叶一装满浆汁，就再盖一张叶子，放在阴处晾干，要好几天。每一份的鸦片多少不等，视产地而异，自二盎司至二磅。有时候浆汁要收两回，甚至三回，不过蒴果不必再划第二道口子。想一想这里头要费多少工夫就叫人发累，收浆的时候尤其如此——虽然分了三次下种，收浆的时日终究是有限的。

鸦片据说是十七世纪传入中国的，头一道禁吸的上谕在一七二九年。早年经营这买卖的主要是葡萄牙人。此后的禁令一道比一道严，直到处以死刑，却仍挡不住私运进口，同今日一样。帝制时代最后一道上谕在一九〇六年；但西太后自己爱抽烟枪，所以她定下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在禁令之内！

（此处原书有插图：四象之门。）

那位伟大的张之洞痛斥此物，言辞极为激切：「百年以来，此祸之来，其为害烈于洪水猛兽：洪水九年而平，猛兽之患止于一方。鸦片则蔓延各省，其速可畏，其害惨然。中毒而倒者以千万计。今日之势，如野火燎原，所过之处，摧残一切，坏其心志，耗其气力，蚀其财赀。而坏心志一事，为诸害之中最可痛者。此毒销磨意志，败坏体力，使吸食者不能治其常业，不堪出门远行。它吃尽他的家产，把这可怜虫弄得穷困、无嗣、未老先衰。若不从速设法遏止这场可怕的浩劫，中国人将变成半人半兽的鬼怪！」许多有识的中国人担心鸦片终将灭绝这个种族。这是极严厉的控诉，但肯附议的知名人士多得很。

民国政府立意要把这个祸害根除；这样大的一场改革能办得这样快，除了中国人没有别人做得到：北方许多省份已经不种罂粟了。可是南方政府并没有跟上。这无疑是为着税收：论抽税，鸦片是最有油水的庄稼之一。自然免不了有大饥荒的时候，那时候百姓卖儿女换粮是极平常的事。一位传教士告诉我们，有一个孩子卖了一元半（约合三先令），那是个三岁的男孩。我们在路上见过两个好看的小女孩，正被人带去卖作奴婢。

离开曲靖之后，我们的脚夫很难对付，有两回不得不求助于地方官，结果很好。有一天，他们死也不肯多走，只肯走短得荒唐的一程，把我们撂在一个村子中间。我们的领队又吼又骂，他们一步也不肯挪。最后折中了事：我们在那里歇下，讲明第二天要走一百〇五里，约莫三十二英里。当天晚些时候，地方官接见了李先生和脚夫头，着重说明合同非履行不可，又吩咐护兵早些来。

这法子灵验！我们在一个可爱的、雾气蒙蒙的早晨六点钟上路，露水沉沉地压着草，我们的人着实走了几个钟头。可是他们的热心也像那雾一样散了：午饭后他们说，每人得一元才肯再走。李先生见自己的规劝无人理会，绝望之至。我打发他去找地方官。官劝给每人一角，命他们起身：既然脚夫头已经不知去向——显然觉得这局面自己应付不了——除了依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些人虽然抱怨，究竟还是动身了；六点一刻我们到了平彝，整整走了十二个钟头的硬路。我们有点可怜那些挑行李的，疑心担子是不是太重；可是一程走到末了，他们竟赛起跑来，看谁先到，我们才觉得这份怜悯用错了地方。我们住在教会的房子里，一位和善的老看门人对我们的起居极其上心。姚几乎劝不住，非要给我们做晚饭不可，我们还是决定自己做，把他同李先生一起打发到客店去了。

这是我们在云南的最后一夜，谷中月色极好，加上床又硬，我大半夜都坐在窗边写信。能睡在楼上、能望见景致，是难得的快事。

第二天护卫里有一位极和气的年轻警察，替我们妥妥帖帖地料理完行李，还热心帮我们采花。我们过了好几座好桥，数出七种蔷薇、五种杜鹃，还有鸢尾、日本银莲花等等等等。到中午，我们爬到了云南与贵州的分界上：界上是一座极破败的牌坊，通进一个小村子。牌楼两边照例有守护的石狮，不过朝着云南那一对，背上刻着尘土和鱼鳞，朝着贵州那一对只有鱼鳞。这是什么意思呢？尘土代表风，鱼鳞代表水；云南果然不但多雨，风也十足，至于贵州，我们才跨过门槛，太阳就不见了，雨就下来了。

有一天，我们问一个不请自来跟着我们走的贵州人：什么时候才有指望见到太阳！他想了半天才回答，看样子还给李先生上了一堂关于日光的长篇大论。然而那番议论归结起来只有一句：从前帝制的时候，事情是有定准的，靠得住；如今换了民国，什么都说不准了！

四贵州省

「我想山中

有一个精灵游荡。

……

而今我所住的林子

却幽暗无光，

白日的光亮

从不曾照进它的阴影。

一条险径

曲曲折折通到那里。

我独自站着，

站在更孤寂的山顶，

云海在我脚下，

云海在我四围。

风轻轻地吹，

雨轻轻地落，

欢欣如雾，

把思乡的念头都涂抹了去。」

——屈原（公元前四世纪）

克兰默·宾译

（此处原书有插图：一垛干草。）

出云南有一座门，进贵州另有一座，样子全然不同，坐落在那小小的边界村子的另一头。那是一道石墙上的一座坚实的石门。我们在六千二百英尺的高处沿着一小段平路走到墙下，随即一头扎下一条陡峭的石径，深谷四围是峭拔嶙峋的山，景色奇妙。

那一天我们又发现七种蔷薇，都极香；还有杜鹃、映山红和鸢尾。夜里歇脚的地方（五千三百英尺）我们爬上一座小山，山顶有一座佛寺，俯看下去是一片树，开着细巧的白花，铺成一层地板，轻得像雪片；那种树我全不认得，那里似乎也没有人说得出它的中国名字。打听消息极难，我们又没工夫采集标本。

回国之后我设法查考，才知道有一大册对开本的稿子，是法国神甫们在这一省采集的植物的描述与标本；但因为没有人到贵州去，这样一部书没有销路，刊行是无望的了。那批标本存在爱丁堡植物园。别的事情也一样：那些山常有极古怪的形状，我把它们的轮廓仔细画了下来。照相通常是办不到的，因为山离得太近；它们像墙一样围在我们四周，光线又总是不对。回国后我兴冲冲地到各学会去，满以为可以解一解求知的渴，谁知竟没有关于那样一处无人知晓的地方的书，那地名自然也没人听说过。人家把我的画细细看过之后，说了一句：「你的写生我得称赞几句，我可从没见过那样的山！」这话里是不是带着一点讥诮呢？

贵州实在是一片奇妙的地方，秀美到极处；这是已故的莫理循博士（中国政府的顾问）对我说的，那是我动身前去向他请教的时候。「你再挑不出一处更有意思的地方去旅行了，」他说，「也挑不出更美的地方。」而他几乎中国每一处都到过。那里满是各种各样的土著族类，外间所知极少；花木之富之杂非同寻常，地质更是处处出人意外。

进贵州的第二天，我们穿过一片小平原，平平的稻田里冒出一连串圆圆的矮丘，像布丁盆一样——同我们刚下来的那些高峻嶙峋的山恰成奇特的对照。在这一片当中还有一堆古怪的乱石，看着像熔岩，仿佛是被什么巨大的蚯蚓从地底下顶出来的。谢立山爵士说，往南约十英里另有一排同样的土丘，东西向排列着。稻田里我看见一只光彩夺目的翠鸟，凌空悬停着觅食；一只鹭鸶见我们走近，便迈着步子走开了。

雨下得越来越不肯停，道路泥泞湿滑到极点。连脚下极稳的中国人也不断摔跤；与其坐在轿里被颠得一路磕碰，还不如自己走，倒省心些。越往省里走，罂粟种得越多，到后来竟占了庄稼的百分之九十九；居民的样子把它的祸害明明白白地摆在人眼前。有些村子里孩子是光着身子的，那时天还冷，才不过四月初。市集上的货色是最低劣最便宜的，人看着都很卑微。他们冲出来向我们乞讨。这一带的主要产业显然是做煤球。煤就露在地面上，只消刮拢来，掺一点土和水，晒干就是了；烧起来很好。有些煤是用来肥田的：把煤堆在坑里，上面压上石头烧成灰。罂粟地里也用石灰。路边的煤坑有时候直径有两码。每个村子里都见得着棕榈，还种着枇杷和核桃取果子。

有一天我们在浓雾里挣扎着走，一个接一个在滑溜的路上像九柱球一样摔倒。我的一名轿夫割破了脚踝，得了医生的照料，很是感激。忽然我听见一阵不祥的轰鸣，怎么也找不出缘故，原来是一条大溪流钻进地里的一个窟窿去了；这现象似乎很平常，后来我们又见过一条以同样奇怪的方式从地里冒出来。

另有一种山形引起我的注意；等我一笔一笔照实画到纸上，才恍然明白：这正是我们从小在中国画里看惯、一向以为是凭空想出来的那一类山形。因为他们的画论里总说「形」远在「神」之下，我一向以为他们所以画出在我看来那样不自然的山，并不是描不准形，而是有意把形撇开，好表达某种更要紧的真理。可是到了这里才发现，这些形状在中国本来就是自然的；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无知，才这样错看了他们。

路边的篱笆正一齐抽叶开花，蕨类之多、之杂，是我从没见过的，单讲蕨就够写一整本书。路旁长着高高的楸树，开着紫花，还有苎麻；村中园里种着苎麻草。

我们每天多半在潮湿的雾里动身，雾散了就高兴，哪怕并没有太阳。我们一路在篱边搜寻蔷薇，倘若哪一天没找着新的品种，就觉得委屈。一株可爱的粉蔷薇叫我们欢喜不尽，粉色的苔蔷薇却只见过一回。我们断定：再没有别处能找出这样多的蔷薇品种；出省以前我们数出二十三种，而且深信若多住些日子，必定还能找出许多，因为到四月底它们还没有开足。有一天我在路上拾起一根折断的枝子，想必是路人因为它没有花而扔掉的；可是那鲜绿的叶子背面是可爱的紫色，我四处找那样一丛活的，想看看它的花是什么样，却怎么也找不到。

鸟儿也叫人想起家乡——喜鹊、云雀、啄木鸟、鹡鸰，连那恼人的布谷也有。不过有一只躲躲闪闪的小家伙，贵州人人都知道，却没人说得出它叫什么名字：它有一串又长又尖的叫声，末了是短促的「嘟嘟嘟」。我们俩天天留神找它，它似乎老在我们路上缠着，我们却从没能看它一眼，藏得那样巧妙。偶尔我们以为看见了，却只是一瞬，总也不敢确定；所见的那只鸟，大小、身形、颜色都像红雀。

进贵州的第四天，我们在一片沃土的山谷里过了一座极好的三孔桥，夜里宿在一个同别处很不一样的村子——关子窑。那里正在盖起好些漂亮的新房，多半是石头砌的；其中有一所邮局，就在我们客店隔壁。中国的邮政实在了不起，连这样闭塞的一省也是如此；我们到的头一个有邮局的镇上，就得了一个极可喜的意外。我们的通事去邮局，人家竟问他是不是同英国女士一道走的，他说是，人家便请他转告我们：若是缺钱用，凭贵阳邮政司的命令，随便到哪一处邮局都可以照需要支取。这样一番美意的来由是：太原府的英国邮政司——我们曾向他请教过汇款的事——说他要写信给他那位中国同事，请他在我们遇上难处时帮忙，因为路上抢劫成风。信到的时候，这位先生正病着，一能起身就打电报到太原府，说他必尽力而为——而这就是他解决难题的漂亮办法。中国人怎样信得过我们的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凭据了。

邮政是一套极好的组织：它通到帝国最远的边界；虽然邮件主要靠步行的邮差传递，却走得极快。一程一程都不长，邮袋从这个邮差交到那个邮差手里，毫不耽搁。譬如人家告诉我们，就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十七天的路程，邮件四天就到；而我们平均一天要走十八英里。人家送了我们所要经过各省的邮政地图。图上标着所有的邮站和彼此的里程、路线、各级邮局、辖境的界线、每日或隔日的昼夜班、每日、隔日或三日一次的班次、更稀的班次、由船接递的路线、有电报可通的地方、乡间的信箱代办所等等。主要城镇的名字中英文并列，其余的只有中文。总的说来，信件走得平安得出奇。旧日的邮政制度是全无指望的，内地的传教士从前得自己组织递信。连北京从前每年也有好几个月同外界断绝。我还记得有半年我们收不到我妹妹从山西寄来的信，那是某个转递站弄错了；那时候又没有电报可通。如今中国旧的那一套差不多已经绝迹了。

后来我们又领教了一回这位中国邮政司的周到。他从一位传教士那里听说我们要先进苗人的地方再到省城，便把我们所有的信都送了上来；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信了，这真是天大的恩惠。邮政是归国际管理的，一八九六年创办，由赫德爵士连同海关一起经营起来；每一省有一位邮政司，几乎都是欧洲人。

越往省里走，草木越茂盛。坡上铺满了石松和报春花，篱笆上满是蔷薇、白的黄的素馨、山楂、绣球藤、木通——木通是一种极古怪的蔓草，开酒色的花，雌雄都有。开鲜黄花的决明结成最密不透风的篱笆，坚韧的茎上一路竖着像钉子一样的刺。我们把水罐系在轿子里，好叫花不蔫；到一天将尽，轿子简直成了花棚，我们的轿夫还彼此争着给我们采最好的花。其中最美的大概要数那种大朵的白色香杜鹃。这种极少，我们只遇着一回。

景色极其雄奇：一列列嶙峋的山脉和陡直的峭壁；不过就这一层说，路上一点也不危险。只是滑得厉害，每天清早浓雾笼罩一切：我们的人不住地摔跤。唯一似乎永远站得稳的是姚；逢到路滑的日子，他便自任为我的护卫，铁钳一般攥着我的胳膊肘，果然没让我摔倒，也给了我胆量。

在关子窑我们找到一家干净的新客店，一进套着一进的院子，一进比一进高上一两级台阶：我们住最里边的一进，觉得格外清静。第二天夜里，紧挨着我们的邻居是两头壮实的水牛和它们的牛犊。水牛是这一带最值钱的家畜，稻田里灌满了水它们也照样安安稳稳地犁。这两头一早被牵出去做工，后来我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家伙怒气冲冲地把它们牵回来取牛犊——牛犊落在棚里了，这情形叫我们觉得好笑。水牛似乎一概交给男孩看管，他们驾驭得极有本事，又爱在那宽阔的牛背上玩耍，常常懒洋洋地顺着背躺下，自在得像本来就是那牲口身上的一部分。水牛是迟钝的牲口，原产于菲律宾。

离开都甸，我们的人忽然像来了劲，走得飞快，两个钟头走了将近七英里。我们有时想，给他们这样重的担子未免不近人情；可是经历过几回事以后，又觉得这份顾忌傻气。譬如有一个人挑着两只沉甸甸的皮箱和一把椅子，另一个挑着两扇大雕花窗框和一张床，却照样一口气跑上陡坡；走完三十英里的一程，还要赛一赛谁先到。中国的脚夫实在是个有趣的人物，哪怕穿得一身破烂，也觉得日子是件快活事。我常常数我一个轿夫衣服上的补丁，从领子到腰带之间，从来没有少过四十六块，袖子上的还不算在内！

旅途中的种种事情也有可笑的一面，哪怕是在险地遇上雨天。中午那顿便饭本来照例在村边路旁吃，脚夫也在那里用饭；那一回却只得坐在轿里吃，两乘轿并排停在一个热闹镇子的大街上。我们的护兵在四周画出一道无形的界线，只要他们守着，谁也不敢走近两码之内。看那些野蛮人不用亲切熟悉的筷子而抡着刀叉，在围观的人群看来真是一桩奇景。我得说，他们的举止极好。

有一回我在一个村口外坐下写生一处可爱的江景，虽然来看的人多，却不挤不推。这些村口的门往往很有气派，式样千变万化。门里边有一窝好看的小猪，还有一头神气十足的老母猪，看它们的举动很有意思。一道门阶上直挺挺地躺着一头毛茸茸的大黑猪，脸上一副飘飘欲仙的神情，眼睛半闭着，陶醉之至，一个妇人正用刷子使劲替它刷毛。

贵州的山里藏着许多野兽，连老虎、豹子都有，在有些村子里为害极大。我们听说的一个故事，颇能看出本地人怎样看待它们。有一只老虎为害太甚，乡民决计围猎，已经追到一座山上，以为它插翅难逃。他们围住那山，一步步把它逼到山顶。老虎找地方躲，往一座神龛里张望，追的人看见了，便嚷道：「这一定是山神！」于是掉头就跑。老虎见了，自然乘机从后面扑上来，好几个人被咬得重伤。

有些山极荒秃，有些却耕种得出奇地好，一层层梯田一直到顶，连直径不过一英尺、只盛着一小捧土的石窝里也种着东西。这样稀少的人口怎么种得了这么多地，是我们始终解不开的谜。有一天我们从一千八百英尺处动身，翻过一道四千八百英尺的山口，从那里望出去是一片奇妙的全景；我们的路望得见好几英里，沿着山腰绕过一条狭谷的上方，然后一头扎下谷去，再爬上对面的山。我们的人说那一天最后的十里路（三英里）是平的，听着真是好消息。其实我们下了九百英尺。一座好看的门坊通进郎岱。城墙外面有一座旧庙的废址，庙前有一座雕花的石桥，围在一道墙里。客店不错；天忽然转冷，有个火盆我们很高兴。这镇子看着比大多数地方富庶。那里有大织布机，露天织布，一座废庙里也在织。漂亮的雕花窗框叫我爱极了，便打定主意做几扇送给太原府的妇女讲习所。那窗框约莫一码见方，雕工不少，所以要价（二十元，连运到五十五英里外的安顺在内）并不算贵！我们到安顺走了三天，窗子在讲定的两个星期内就送到了。后来我们把它带上，成了行李里颇大的一件，得另雇一名脚夫。

将近安顺，路上的山少了，村子也造得好些。许多房子是灰石砌的，有的用灰浆，有的不用。镇宁镇附近有一道好看的瀑布，落差一百六十英尺，注入犀牛潭；瀑布上面是一座气象不凡的五孔桥。镇上正逢热闹的集；还有一场出殡，照例烧纸马纸人，给那一群兴高采烈的人又添一桩热闹。那里有不少如画的土著妇女，照例板着脸，不同中国人来往。远远望见一座天主堂高高的塔楼，我们便过去看看是什么样子。建筑和陈设全是西式的；我们刚进教堂，那位相貌堂堂的法国老神甫便迎上来招呼。他请我们进他的屋子，谈了很久，很有意思。他在中国三十二年了，到这一带才两年，看上去十分沮丧。我问教友有多少，他说约一千六百人，却又丧气地添一句：他们很不叫人满意。在这样的境况下还要做下去，又没有回国的指望，该有多难。

「无望而劳作，是拿筛子去盛蜜；

无所指望的盼望，是活不下去的。」

传教士一般总是一群出奇地怀着盼望的人，哪怕境况极其不利；我们在安顺府遇上的就是一群极快活的人，在他们好客的屋子里舒舒服服地歇了几天。

安顺是个很秀气的镇子，树荫深深，水道曲折，两旁是漂亮的石栏。一座如画的桥上有神龛，正是叫画家眼睛发亮的题材：眼前材料这样丰富，我却没有工夫画，实在是不断的折磨。我们所住的屋子对面，有一座庙改成的官立学堂，墙上的装饰是我别处没有见过的。墙上离地约三英尺半处，每隔一段嵌一方镂空的灰塑，大小不一，看着像伊索寓言里的图样。它们给那园子添了极大的韵致——那墙似乎只是为装饰而设的。全中国都把人物与走兽用在种种建筑上，那些用法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安顺坐落在一小片平地上，一条好路通到城里，沿途有牌楼。有一天我们步行穿过田野，爬上近处一座山，山顶照例有庙；从那里望去，四围的乡野尽收眼底。一场阴沉的雷雨更增了气势。院里的夹竹桃开得正盛，和尚们客气亲切，给我们送茶来，我们便等着雨过天晴。

（此处原书有插图：「我独自站着，站在最孤寂的山顶。」）

安顺有一所用阿辛顿基金盖的医院，但只有一位医生，又正休假回国去了，所以院门关着。这是方圆几百英里内唯一的一所医院——实在说，全省只有另外一所，而全省有一千一百三十万人——这似乎太可惜了。我那位医生同伴的到来是一桩大事，对一位急需就医的太太尤其如此。就我所听说的，全省只有这两所欧洲人办的医院，中国人办的一所也没有。

我们以安顺府为起点，往人迹罕至的山里走一趟，那里土著族类极多。他们是没法统计的；传教士全凭多年不懈的辛劳、冒着不断的危险，才得以同他们交上朋友。内地会的斯利克特先生做我们的向导；一出城我们就转上一条小路，往城北的山里去。走了几个钟头，来到一条河边；直到近年，这条河还是界线，外国人越过它是不许的，因为族人对一切生人怀着极深的敌意。那是一条湍急回旋的河，夹在又深又窄的峡谷里，我们乘渡船过去。

对岸是一段又长又热的上坡，爬上去是一个仡佬村子，正在赶集。那反差之大，竟如同从欧洲的这一国走到那一国。斯利克特先生费了好些口舌，又因为他是熟人，才说动一个人替我们烧水，而且只烧了一点点；换了中国人的村子，要多少有多少。我们走了约莫十二个钟头才到目的地——一个高踞在陡坡上的村子。一群苗人男女孩子远远望见我们，笑着从山路上跑下来迎接，一身红白蓝的衣裳，好看极了。

关于这些人，我要在另一章里细说，眼下只略讲讲这地方。滕滕村坐落在一座石崖顶上，从那里可以数出十四道山岭一直延到极远；凡有可耕的洼地，都种着麦、罂粟、稻和麻。有一种极古怪的树，我们是头一回见，叫漆树，取它的漆。这一带极多，不时有走乡串户的割漆人来，受雇于树主，因为漆是值钱的出产，却非得小心对付不可。它毒性极大，有人因为随便碰它而送了命。我们在滕滕见到斯利克特太太，她因为拿了一根漆树枝做手杖而病得很重。那漆使人头痛得厉害，好几天看不见东西，两手起疹子，一时不能用。

头一所苗人教堂就建在滕滕；恐怕正统的人认不出那是教堂：它像是货栈同大厅的混合物，两头各有一架梯子通到两间客房。唯一有点教堂气的是一座讲台，可是紧挨着讲台就是一个灶；我再三说做礼拜的时候不要做我们的饭，却是白说。当地人觉得这全然自然；姚在忙着做饭之余，还兴味盎然地侧耳听讲。有一点是明白的：会众极其恳切，对礼拜全神贯注。这对他们意味着太多，对妇女尤其如此——她们参加祷告会时那样朴素而恳切。礼拜日早晨我们约有一百人，去参加一场洗礼，礼在稻田里一处筑坝拦起的溪水中举行。看苗人穿着短短的百褶裙，顺着之字形的小路成群走下去，实在如画；在那里有二十五人受了洗。受洗时给他们起名字，因为他们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本来没有名字。

在滕滕住了几天，我们继续北行，只是找不到向导，颇受其苦。一个族人领我们翻过几座山，走了一程；那路不但陡而且难走，小径又窄又多荆棘，我们只怕轿子要被撕碎，衣服要被扯成布条：垂在路上的棘刺和荆条使轿子极难通过。我们断然觉得还是走路好，便一路上山下谷，饱览那壮丽的景色，空气里满是蔷薇和野蔷薇的香，山坡上铺着淡紫的兰花和报春花。

不久我们就迷了路，满眼望去没有一个人可以问。我们乱走了几个钟头，才到一个极小的村落，那里有一座窑正烧得热闹。好说歹说，又许了一笔重赏，才勉强哄得一个男孩领我们去宜梅村，我们打算在那里过夜。我们又高高兴兴上了路，谁知白指望了一场：走了约莫两个钟头，那小子承认他不认得路。我们顺着一条小山谷往下走，谷中有一道可爱的溪水，无数鹡鸰和别的小鸟啾啾地叫着，叫我们忘了烦恼。出谷到了几片田地，那小子说这必是宜梅了；可是问田里做活的妇人，她们说：「哪里！还远着呢。」她们还说，就算我们当晚赶到，多半也找不到地方住。望得见一所看着挺舒服的农舍，她们想我们或许可以在那里借宿，我们便打发人去问。那是一家和气的人，肯腾一间屋子给我们，把其余的人也安顿到别处去；我们能得这一番新经历，也颇高兴。我从没在中国的农舍里睡过；说实在的，我们也没睡着多少，因为隔板很薄，屋里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活物同住，同主人亲密得很。有一只猫为此大不自在，半夜里在我们屋里跑来跑去。我们赶它，随即听见隔板那边一个带着责备的声音轻轻唤道：「咪咪，咪咪！」那猫便一溜烟地挨到主人那边去了。

第二天我们一早起身，主人说他那位白发的兄弟愿意给我们带路。这两位老先生还留着细细的辫子，是我们一路上几乎仅见的。这一家人我们觉得都和气，对客人也感兴趣。我敢说从没有别的欧洲人到过这个小山谷。我们送了那位太太一块肥皂，这东西对她显然极新奇：要解释这样一件东西怎么用，说来也怪。不过这一省在肥皂上倒有奇特的天然出产。有一种树叫无患子，结圆圆的果子，只消在水里一摇，水就起了肥皂沫；皂荚的荚果在大多数集上都买得到，是洗衣服用的。欧洲商号已在中国办起了肥皂业，这门生意确实大有可为。

我们长长地爬上一道可爱的山口，中国名字起得好，叫「登天」；路上遇见玉兰和别的好闻的灌木。走了约莫十四英里一程，到了平远镇，因为那地方干净可喜，便住到第二天。我们的屋子墙上是刷了漆的——这可新鲜——纸窗当中还嵌着几小块玻璃。来看热闹的人比平常还多，姚不时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出去把他们轰散。女主人送了我们一束山茶和芍药，借此请医生看看她的咳嗽！

第二天一早离开平远；出城的门正对着一幅典型的风景——近处一座桥通向一片长满罂粟的小平原，平原当中拔起一座陡峭的岩石，顶上有塔有庙。岩脚下有好几处神龛。从前中国人似乎不肯放过风景里任何这样的天然形胜而不派上宗教的用场；如今那些神龛却荒废得很，除非遇上瘟疫、饥荒或兵匪，才激起人拜神的心。这一带的庄稼全是罂粟。

到下一处歇脚的茶店，我们只得将就住在极糟的地方：我们那间小屋临街，因此始终有一大群兴致勃勃的看客；他们在街对面的窗台上一字排开，占着好位子，而小毛头们另找到一个独一无二的观测点。墙根的木板底下有一道约一码长、六英寸高的空隙，他们便脸贴着地趴在洞口，把我们的举动看个大概。那一排亮晶晶的眼睛和白森森的牙齿，实在有点瘆人。我们的寒暑表是华氏六十六度，一丝风也不透，我们觉得相当闷。

这一天路上我们经过一些极可喜的新盖的板条抹灰房子，山墙上有小小的椭圆窗，窗上的图案简单而有神。这同这一带别的村子成了极强的对照——那些村里的人穿着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破烂，一副极堕落的样子。

每个村口至少有一座小神龛，里头通常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位神；但在这一带，我们看见好些神龛里没有像，代之以题字，如「古今唯一真神」。这些龛照例荒芜得很，我们几乎没见过新立的。

我们在茶仓的下一家客店，正对着上房有一堵约十八英尺高、装饰得极讲究的墙。墙顶是一大片用碎瓷拼成的彩色镶嵌，下面是两只灰塑的直立的兔子，中间托着一面盾，两旁是盆栽的花草。在这样简陋的客店里见到这样繁复的装饰，很有意思；不过这正是中国路上——连僻径上也一样——可喜的意外之一。

下一处要紧的落脚地是大定，我们已经先送了信给那里的教会，请他们尽量召集族人来同我们相见。那里是对族人做事的中心，有一所兴旺的男学堂，还有一所培养传道人的学校。全校的人为迎接我们都出动了，在山坡上煞是好看，挥着大红的杜鹃花枝，同他们鲜蓝的长衫相映。他们从城墙外二三英里的一条曲折的路上来，一位女教士骑马领头；那番欢迎既如画又热诚。我们刚下轿，他们就极神气地说出一句预先学好的英文问候语。随后他们折回去，我们跟在他们队伍后面排成一列，过了一座好看的门坊，才到城门口。

大定是一座中国人的城，虽然四围一带满是族人，而中国人同他们向来不和。多年前那里就开了一处教会驻地，专为对土著做事；如今驻着四位德国女教士，我们去的时候有两位正休假。中国参加协约国、政府下令所有德国人一律离境的时候，大定的知县恳求准许这几位女士留下，因为族人受了她们的感化以后，事端少了许多。这个请求获准了。我借此机会说明我坚定的信念：传教事业的直接结果，是使这些彼此争斗的种族同自己人、同中国人都和睦起来。中国人因为他们不识字、品行差而瞧不起他们，而这两条因基督教的教化都改变了。

我们在大定快快活活地住了几天，这几天已够看出传教士的日子何等孤寂，气候又何等磨人。这城在群山环抱的洼地里，海拔五千一百英尺，终年雾气笼罩。一年到头太阳四天才露一次面，而且也许只露几分钟。我们在那里始终没见过群山完整的轮廓，不断地想起苏格兰的雾——散开一会儿，随即又把一切抹得干干净净。只有这一处，我们听到关于天气这样凄惨的说法。

有几位中国太太来拜访我们，送了可爱的绣花眼镜盒和炒米做礼物；不过我们的时间几乎全用在研究土著、打听他们的事情上。他们极其友善；有一位驼背的老太太，从三十多英里外的村子来，带了两只好鸡送给几位女教士和我们。我送了她一件毛线小褂，因为那里的人极怕冷；等她下一回来做礼拜，正是八月里大热天，她还得意洋洋地穿着！

我真想花几个月工夫来研究这些人，也曾想把这样有趣而多样的各色人等的种种细节都记下来，终归徒劳；因为大家急着回家，聚了一天，几乎整天都在开会上课，这个聚会就散了。能这样近地观察他们，又见他们肯让人写生照相，真是一桩大事。到的约有二百五十人，各族的大概情形都能看个明白。

我们仍从进城的那座门出大定，沿原路走了约十五英里。靠着赶了几程长路，我们第五天就到了省城贵阳，比通常的六天少了一天。途中我们经过几处看着很舒服的田庄，想必是有钱的中国人的产业，因为我们听说住在城里的人另有乡间别墅，是极平常的事。后来我在汕头附近也去过两处这样的乡居，那一种清雅的气韵叫我印象极深，更不用说装点其中的精美艺术品了。中国人是很向往乡居生活的。这一段路上我们遇见一座好看的五孔桥，两头各有一座门坊，还有雕花的石栏；可惜破败到了那个地步，如今大概已经不在了。中国最叫人失望的事情之一，就是建筑从不修缮；然而中国人一旦为了安全或节省不得不修，那修复的本事又是数一数二的！

路比先前更坏，泥泞湿滑得难以置信。第二天到的烂泥沟郊外，我们看见人们正忙着采荨麻，手上戴着厚手套。很高兴在那里找到一家格外好的客店，弄到一个火盆，把湿透的衣服烘干。我们冒着倾盆大雨走了不少路，因为那一程又长又苦，上上下下都是峭壁：两天走了六十英里。第三天我们得顺着一道陡峭的石阶下崖，石阶上全是滑腻的泥。前面是一长串驮得沉沉的牲口，一路颠着下去，又滑又溜，险象环生。那景象壮丽极了——一丛丛蔷薇从岩石上垂下长长的花串，远远的下面是一片窄窄的绿色平地，明亮的鸭池河从中流过。我们摔了好几跤才下到河边，岸上有一处厘卡，许多邮袋正等着摆渡。厘卡上挂着一幅匾，劝人人都来振兴国货。谷里满是开花的树：楸树、橘树、杜鹃、鸢尾，香与色都极丰盛。河对岸的小村子里，园子格外可喜，篱笆是仙人掌做的；可是雨还在倾泻，此后两个钟头爬得人筋疲力尽。

不过在威上我们得了补偿：一家真正干净的客店，屋子像个玻璃匣，整整一面都镶着玻璃，还缺了几块，正好透气。清静是差了些，不过我们在里院，总能设法遮一遮众人的眼光。

将近省城，气象就富庶起来，罂粟也种得少了。路明显好走，天气也好了。城的近郊竟立着二十七座牌坊，许多是纪念贤母节妇的。贵阳是一座十万人的城，无论四围的景致还是城本身，都极可喜。我们受了驻在这里仅有的传教士——内地会的派克先生夫妇（澳洲人）——的款待。没有经历过同样辛苦的旅程的人，体会不到这样的款待何等美妙：明亮通风的房间，处处是体贴的小安排迎着你，热水澡已备好，点心刚出炉，尤其是那一片使你舒心、使你如归的好意——这样的经历有说不尽的情味，而在传教士中间几乎是通例。不通情理的旅客常常占这个便宜，可喜的是这风气到底还在。

不久人家就问我们有什么打算、附近想去哪些地方，好一一安排；果然事事都替我们安排得妥妥帖帖，没有人帮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打发李先生带着名片和一封谢函去见邮政司刘先生，就是那位帮过我们大忙的（见前文）。他原来是教会的朋友和赞助人，还来回拜我们——一位英文极好的先生，做邮政司已二十三年。他过的是英国式的日子，顺带说一句，这比中国式便宜得多。可惜他太太病着，我们不能去看她；不过同她妹妹交上了朋友——那是一位女医生，从福建远道赶来给姐姐治病。我们见过她几次；礼拜日她在教堂里弹风琴，下午她同姐夫陪我们一同游一座俯瞰全城的山，山顶照例有一座佛寺。景色极佳：底下是成千上万的坟，把整片山坡的地面都占满了。刘先生告诉我们，他同一位朋友曾仔细查看过许许多多墓碑，却找不到一块在八十年以上的。这么多好地紧挨着城被死人占去，似乎可惜。我们在可爱的暮色里走回去，正是放风筝的好时候，满城的人都出来乘凉。

另一件要办的事是安排此后的行程；派克先生替我们的通事约了省长当面谈一谈——他在省长的衙门里是进得去的。这位省长是旧派人物，不赞成新政。朱尔典爵士打电报来询问种鸦片的事，他闪烁其词地答道：「我这里是没有的」；可是就算只指衙门而言，这话是不是确实也还成问题！刘先生告诉我们，有一个官去年单靠鸦片就得了五万元；两年前鸦片每盎司值六元，如今跌到四角，而且因为眼下大丰收，多半还要跌得多。省长答应我们可以往镇远去，却断然不准我们离开大路去黑苗住的地方。刘先生早已告诉我们，不到半个月前他的邮差刚被抢过，二百包丝几乎被劫走。据说他那二十人的护卫遭到六百名土匪袭击，幸而他们奋勇抵抗，援兵又及时赶到，才保住了局面。省长说我们必须带三十人的护卫，并答应礼拜一早晨就绪出发——那天是礼拜六。

我们去看了城外不远处一座奇特的佛寺，寺中僧人圆寂后一律火化。这是极不常见的做法；寺院墙外有一座石砌的化身窑，近旁是一片铺过地的塔林。那里有大小不等的精美石塔，骨灰就安放在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和尚绕着这些塔走，在每一座前面烧香，一望而知极其恳切地屈膝礼拜。有时拜两次，有时拜三次，无疑是看死者的分量而定；人家告诉我们，这是每天两回的常课。那寺坐落在山坡的树丛中，位置美极了。如今中国的佛教有八宗，僧人火化大概是其中一宗所独有的。

离开贵阳我们很舍不得，因为那里的铺子显然值得逛；我们买了些绸子，花样和颜色同别处所见的全然不同。这里做极好的绸被面，这一省又以「野蚕丝」出名。出城时我们穿过一条条满是绣货铺的街；别的行业也各聚一处，我们真恨没有工夫多认识认识这座极可喜的城。过一座好看的桥时，又望见另一座九孔的桥，桥身横跨一条路延伸出去，那一段的拱门还要好看得多。城郊有大皮坊，还有一所农业学堂，它的成绩我们在前面路上的林场里看见了。贵州的树木种类特别丰富，这所学堂应当极有用处。那里有许多好看的松柏，尤其是杉木；还有枫香（茶箱就是用它做的）；漆树（前面已经说过）；苎麻（用来织夏布，中国到处都用它做暑天的衣服，如今还大量运到欧美去做绣花台布和小垫子）；皂荚（肥皂树）；乌桕（植物蜡树）；油桐（桐油树）；无患子（造纸的桑）；构树；枸橘，是一种橘属的树，叶子分裂得很奇特；此外还有许多。

我们从贵阳动身时，随行的是三十名带枪的兵（先前跟我们的有些没有兵器，就是扛着枪的也少有弹药），另有三名警察，由一位队长统带——那位队长实在是不中用和邋遢的样板。他的衣着也正相称：打着白裹腿，永远是脏的，通常松松垮垮地缠在他肥胖的小腿上。下雨时他穿一件长雨衣，得像从前女人提裙子那样提着走。他毫无纪律可言；将近路上最险的一段时，他自己坐轿，好在可能的袭击之前养足精神！兵士们带着一面打仗用的旗，还有一面小军旗，每到一处客店歇脚就插在门外。这些兵是一群吵吵嚷嚷、快快活活的人，把旅途的清静颇搅了一些；不过大概也保住了我们的行李不被抢去，甚至保住了更要紧的东西。

我们这一队护卫的纪律着实差劲，他们为着预料中同土匪的一仗所做的准备，就是自己人不断地打架！队里有一位医生，在他们看来想必是天大的运气。一天晚上，李先生请她替一个兵缝几针破了的头；接着来了一个，是打人时棍子用得太猛而胳膊肿了。我到此为止，不许再把这样的病人送到医生跟前，还说下一回他们就该来治肚子疼了。谁知第二天早晨果然如此，我们哄堂大笑，才断了他们再来求医的念头。越往前走，听到的可怕故事越多；我很难断定他们所表露的害怕是装的还是真的。到了一处极险（？）的地方，兵们求赏一顿猪肉，好壮壮胆。既然要紧的是让他们对我们保持好心情，我便答应了；那天晚上大张旗鼓地预备起来。集上没买到猪肉，买了些鸡，整个客店院子里像是飞满了鸡毛。结果第二天是一群十足的「鸡心」——我敢说，这完全合乎中国正宗的道理！有一个兵求我那位同伴治脚上的疮，看样子脚掌上的肿多半要化脓，她便吩咐他留下。他显得很失望，说他是抱定了打仗的主意来的，哪怕送命。人家又告诉我们，兵里有一位勇猛无比，能敌十个土匪。后来又有人说，我们刚过去，路上就有两个人被杀了；但我心里暗暗猜想，这些故事都是为了到末了讨赏钱时好抬高护卫的身价。

有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本来很可能闹得严重得多。那些兵一觉得眼前没有危险，行止就很随便，稀稀落落地散在路上，这倒合我们的意，因为不必老听他们絮叨。他们把枪互相递来递去（枪从来是不上子弹的），常常一个人扛三支。我们那位极能干的厨子姚是个肯出力的人，几乎整天扛着一支枪。到了中午他照例先走一步，去替我们在晚上歇脚的地方占屋子，那枪还扛着。我们进镇的时候，先走一步的队长折回来，叫我们别再往前，说他要到衙门去办住处，客店都住满了。李先生看出事有蹊跷，我们决定照旧往前，自己去看。不久就看见姚坐在一处门阶上哭，我们的行李散在大街上。他颠三倒四地说，本地的兵因为他扛着枪，把他当作土匪围住打。他再三说自己是外国人的仆人、主人还带着护兵，也没有用；他们又打又踢。姚还说，我们的护卫把客店里的房间全占了。我们过去一看，果然如他所说，只给我们留了一间黑黢黢的小屋。我觉得这口气断断不能咽下，便明明白白地露出愤怒来；可是那位军官不在场，一时也难想出怎样办最好。离开客店，又会给他们一个借口说责任已经解除了。我说我们要看看楼上的屋子——那本是只当堆房用的——幸而找到一间很不错的大阁楼，只要扫一扫就行。我们吩咐兵们把我们的东西顺那架摇摇晃晃的梯子搬上去，因为姚还瘫着；他们倒也乐意去搬。姚用埃利曼药油擦了一身，好过了许多，还准他「安歇」（这是他会说的少数几个法文字之一）。后来我听说，他被人发现扛着军用枪，这个罪过原是可能送命的，所以我们该庆幸事情没有更糟。至于兵士被发现身上没有枪，那也是要处死的罪。第二天姚又能当差了，只是神气十分老实。

将近那片特别危险的地带，护卫谨慎起来，我们这一行人也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到了一百人，许多人都来沾我们护卫的光。路上各处制高点上都有烽火台，遇有变乱便从上面打危险的信号。走到一处林木丛生的山涧时，李先生说土匪必定埋伏在那里，我忍不住拿他开个玩笑：「那我非画它一张不可。」我说着便叫停轿，他显然大为沮丧。不过我到底手下留情，只停了几分钟，画了一张土匪巢穴的轮廓。

这一队护卫一直送我们到镇远，从那里我们改乘船。虽然没有护卫有几分冒险，我们还是断定：在小船屋那点局促地方里带着他们是受不了的。我们的胆量得了报偿，一路平安无事；倒是有一队传教士为躲开这一段而取道长江，落到了土匪手里。我们在贵阳的朋友派克夫妇，上一回出门就遭了大难。他们的行李被抢，所有东西都倒在泥路上，土匪爱什么拿什么；剩下的东西经他们一番翻弄也不成样子，到了地头一看，箱子里装的净是不成对的鞋、破东西和一堆脏衣裳。想到要补办鞋子这类必需品何等困难、何等费时，他们受了这样的损失还那样好脾气，实在难得。

贵州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镇远镇；我很庆幸我们走的是陆路，没有从施秉坐船去，虽然据说那一段滩险极好看。旅人头一眼从山间的豁口望见镇远的远景时，那气象是很动人的：它像是坐在一条完完全全的死胡同里，四面都是高崖，那条河像一条深碧的玉带，在一层层赭色的屋顶之间蜿蜒。我们走近城时，满天是翻腾的乱云，可是落日照亮了一座高崖，崖上布满庙宇，把谷口整个堵住了。那些崖壁陡得厉害，居民索性从高出城约百英尺的一处绝壁边上起筑城墙，说是上天既已这样护着它——上天的护佑，同那道墙的护佑，品质可实在大不相同！

我们爬到高高的崖上一座庙里，遇火警时从那里鸣钟报警：那里的确是极好的眺望处，全城尽收眼底，城顺着那条蛇一般的河两岸蜿蜒。在这样深的内地看见张着白帆的大帆船，想到从这里可以一路到上海而不必登岸，足有一千五百英里，实在觉得奇怪。顺流而下这样走要快得多，逆流而上却慢得吓人，走上三个月是常有的事。

镇远的庙里有我在中国所见最好的一些木雕，位置也绝妙，层层叠叠贴在崖壁上，崖石上垂下壮丽的藤萝，正好做那些从这一层台通到那一层台的之字形石阶的背景。庙址选得极有匠心，每一道廊上望出去都是一幅新的美景，一程比一程更往山谷深处伸展。全省除中部和北部三处地方有小片平原之外，尽是山。想到这一省有六万七千平方英里，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而且有一大片是土著族类住的：平均每平方英里竟有一百二十二人，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经过的地方海拔自一千四百英尺到五千七百英尺不等，所翻越的最高一道山口是七千二百英尺；平均约三千二百英尺，因为我们通常宿在深谷里藏着的村子，又不断翻过山口。

（此处原书有插图：给孤魂的灯。）

离开这一省我们着实舍不得；我很想再去省南看看，据说比省北还要美，虽然这很难相信。只是我们急着要到常德去，便不肯听人劝改道，后来也并不觉得这个决定有什么可悔的。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看见一样古怪的东西——一座高高的灯架顶上一盏灯，有长绳可以把它放下升上以便点燃。灯下的神龛里是祖先牌位，灯架立在街心。这灯是用来给那些客死他乡的游魂引路的。只在某些节日才点，那村子两头各有一盏——不知是不是当年村人外出时死了许多人呢？这种招魂的灯我只另见过一回，是在邻省云南。

五贵州的几支土著族类

（此处原书有插图：苗族妇人。）

贵州据说是苗人的发祥之地。这一省山峦重叠，险隘幽谷到处都是，正好给许多族类做避难之所——几百年来他们不断被仇敌中国人往后驱赶。许多人逃到邻省云南，甚至逃到红河以南的法国属地去。照我所能打听到的，中国人对他们的敌意出于三个缘故：一是这些族类的品行不端，二是他们不识字，三是他们的性情同中国人不同。头两条在中国人看来极其要紧，因为那是他们整个文明的根本：没有哪一个古老的民族比中国人更看重道德与学问。他们瞧不起苗人到了毫无限度、全不相称的地步。我们的通事发现他们竟同自己素来所听说的全然不同，大为惊讶，还打定主意回去以后要在北京替他们说明一番！

这些人的性情同中国人恰成强烈的对照。他们好斗、直率、不守法度、质朴、心地坦白，不喜经商，也不喜城居；有些人极善骑马，不过我们从没见过一个骑在马上的。这是因为他们穷；我们没听说有富的，头人自然多少总要宽裕些。在云南北部我们听说他们有一种古怪的赛马，跑道上铺满羽毛。骑手披着斗篷，张开两臂在漫天的尘土与羽毛中掠过跑道，看着像猛禽一样怪异。这有点像《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场合家欢赛跑：谁也没有赢。

苗人都务农。凡吃的穿的，他们一概自己种自己做，只有盐例外，盐是中国政府专卖的；在大定人家告诉我们，他们一年大约只能享用两回这样的奢侈品。

为了自卫，他们聚村而居，许多村子外人几乎进不去，只有传教士到得了。我们的一位朋友讲她怎样从这样一个村子下山：两边各有一个人把她按在鞍上，第三个人拉住马尾巴，免得马一头栽下去！苗人的屋子又小又暗；他们爱颜色，却全用在装扮自己身上。衣服以红、白、蓝为主色，料子是麻布，麻是他们自己种、自己纺、自己织、自己染的。染料取自草木，颜色极鲜明。各族的花样不同，不过大略说来，妇女都穿短而蓬的百褶裙和短衫。

我们所见的以大花苗的颜色最鲜艳：他们的花样大胆而有神，用的是白底上的猩红与深蓝，线条极准。图案由简单的几何轮廓组成，中间常填上颜色；又用一种粗糙的镂版花样，钉在料子上，再用粗线绣过去。我从这一族的一个男人手里买到一幅绣了一半的绣件，他妻子当时不在家；他颇有些不安，怕妻子回来发现他把它卖了会说什么话。那里的妇女似乎极强健、极有主见，田里的活大半是她们做的，我想她的手劲大概不轻！她们也十足有女人爱衣裳的天性。许多人备下相当讲究的行头，姑娘去赴什么节会，会带上多至四十磅重的衣裳，由她的情郎替她背着，好有多种装束可换！我手头有一条百褶裙，重近四磅；有的裙子要用到三十一幅料子。她们甩起裙子来，那份潇洒不亚于哈里·劳德。男子身高不过五英尺上下，女子约矮半英寸，都极壮实；但那挺直的身姿给了他们一种颇动人的端庄。妇女死死守着本族的服装，男子却不时丢开他们那宽袍大袖而改穿中国裤子，其中许多人会说当地的中国方言。

从前这些人没有各自的名字，也不记岁数。如今有了，大概是受西方影响的缘故。中国人有时娶他们的女子为妻，就在他们中间落户；可是苗人却不许娶中国女子。这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的通事的。

他们照例赤脚；不过有些手头宽裕的穿草鞋，较富的苗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遇到特别的场合还有绣得很漂亮的鞋，脚外侧一道绣带，用猩红的线在脚背上系住。苗人不论男女，都在腿上一圈一圈地缠厚裹腿，缠到像柱子一样；或者用一块毡子拿白带子扎住。裹腿一般染成深蓝色。姑娘们没有保护的脚，有时被山路上的石头磨裂划破；她们就拿针线缝起来，若无其事，像缝袜子一样。

大花苗梳头的式样同别的苗族全然不同。她们那又黑又粗的头发极多；没出嫁的姑娘梳两条辫子，从耳后垂到腰下。姑娘一出嫁，就把头发盘成一只长长的角，从肩上方横着伸出去，同肩平齐。等她做了母亲，那只角便高高地耸成一座塔，从头顶直竖上去。

男子所穿的绣件同妇女一样，像披肩似的搭在肩上，另有一件长长的麻布衣裳，垂到膝下，腰间束起。上衣袖子宽松，在肘部用花绦挽起，那花绦是他们用简陋的小织机织的。头上或是缠布如头巾，或是什么也不戴。他们吃得极简单，只把没磨的粮食先煮了，再和水调成一种糊，一天吃两回；这个，加上些菜蔬野菜，就是他们的主食。他们嗜酒，也不以为耻；男女都有豪饮的聚会。中国妇女是从不见醉的，这在她们中间是极少有的恶习；就算醉了，她也极要面子，决不肯让人看见自己那副样子出门。论品行，大花苗似乎是最下的，黑苗是最上的。

想到他们何等贫穷，我们听了很受感动：这些人请斯利克特先生转告我们，他们因为穷，不能款待我们，很是抱歉。这是回复我们托他带去的话——我们说很高兴同他们在一起，可惜不能到他们各个村子去，也不能用他们自己的话同他们交谈。

（此处原书有插图：小花苗的衣。）

苗族据说支派极多，中国人说有七十种。至今没有人试着给他们分类。各支的语言大体相同，只是地方上的出入不小；但没有一支有文字，所以若不趁早细细研究，就不会有长久的记录留下来。等他们同中国人同化了，这样的研究只会越来越难。这语言的范围似乎有限，这也是意料之中的。里面没有表示欢欣、快乐的字眼；几乎可以说，缘故也许正在于他们平日难得有什么快乐。凡我们在集上或路上遇见的，个个显得极呆板阴郁，同中国人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留心看过，从没见过一个笑脸；然而那些做了基督徒的却恰恰相反。我平生没见过比他们更快活的一群人，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大花苗除非是在去做礼拜的路上，从不离开自己的村子。他们来做礼拜常常走极远的路，六七十英里，背上背一口袋干粮；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得不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可见他们并不是「吃教的」。

小花苗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衣上所绣的花样细小极了，无论图案还是颜色都出奇地美。棕、黑、白、黄的调子里，巧妙地点进几笔春天的嫩绿。每英寸竟有三十四行十字绣，齐整得像用尺画过。为了衬出这细巧的图案，还缀着一条条窄窄的、不同颜色的折叠布条层层相叠，有时多至八条，次序是这样：橙、红、白；或是橙、绿、红、亮蓝、靛、橙、红、白。最后这三色尤其常常连用，有时在十字绣花样当中做成一小方贴布绣。

这些族类的针线同中国人的针线在图案上全然相反，这一点极有意思。中国人的针线纯是写实的，写实的程度实在超过任何别的民族，题材也无所不包。中国人想象力之无穷，从他们描绘山水、万类生灵、幽冥之境、人的与鬼的种种情欲上都看得出来；凡用针绣出来的，同用笔画出来的一样，无不生气勃勃、栩栩有动势。这些族人却相反，什么写实的东西也不画；他们的花样全是几何的，而且造诣不低。别处的原始艺术都是先写实，久而久之才程式化、几何化；这些族类的作品因此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的作品里唯一的人形，是一小排一小排十字绣的人和兽。这些是在黑底上用红、蓝、黄、白、黑绣成的，每种颜色只连着两三针，中间又夹着别的小花样。效果并不显著。那些人形小而不起眼，非凑近细看不能发觉。

绣花所用的底子是本地织的细麻布；一件衣服从种麻起到绣完为止，至少要两年。他们平日所穿的料子，极像我们厨房里用的粗麻布，只是织得密些。

黑苗同花苗成了极鲜明的对照。他们所以叫黑苗，是因为衣服连头饰几乎全是黑的，上面的绣花又小又细，颜色又沉，总的效果是暗淡的。男子也穿极深的褐色或黑色衣服。他们多半住在省的东南部，不过我们在好几处地方都遇见过；他们看上去明显比别的族类聪明些，也不那么阴沉。他们全然是另一种人，虽然都是宽脸黑发。

我们在滕滕遇见许多「木梳苗」。他们比别的苗人高得多。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男女都把长长的黑发盘起来，用一把木梳别在头顶。这些梳子大都朴素不上漆，不过我有一把，用好几种颜色装点得很漂亮。他们的相貌很特别，鼻梁高而隆，男子头上缠一条折得厚厚的白布带。他们的衣服大半是白的，间以一点蓝，譬如腰带上就是蓝的，腰带前面还挂一个口袋。妇女主要穿深蓝，裙上偶尔点一点红。姑娘的短衫是敞到腰的；出嫁的妇人则从胸口上方垂下一幅毡围裙。那毡是羊毛做的，捶打到所要的厚薄与密实，成为一整块。做短衫的布面有绸缎似的光泽，也是捶出来的。有些人把猩红的线绞成粗股，在头上绕两圈，用一把猩红的木梳别住。

我请通事把我们所到的这一带各支苗族开了一个单子，那是照他们中的一个人口述记下的。各支「苗家」（「家」就是家族的意思）大半按衣服的不同、尤其是颜色的不同而得名，有时也按行业得名，如「虾苗」，因为他们卖河鱼和虾；「喜鹊苗」是按那种鸟得名的，因为他们的衣服黑白相间；「水西苗」则因为他们住在我们在安顺府与大定之间所过的那条河的西边，据说只有六个村子。

背裙苗（背上系围裙）

大袖苗（穿宽袖）

小袖苗（穿窄袖）

青苗（穿青衣）

箐苗（戴大梳）

衣裙苗（把衣裙掖在腰带里）

乌肩苗

川苗（即河苗）

福都苗

汉苗

克拉克所著《中国西南的部族》一书里，关于这些族类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分作四类来讲：苗、仡佬、仲家、彝家（又叫倮倮，又叫诺苏）。他在中国住了三十三年，主要在贵州，搜集了许多关于他们信仰的传说与细节。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一类是彝家；我的通事照一位彝家传道口述，开了一张长长的单子。各族至今似乎还保持得相当分明，不过若是天下太平、他们都开化了，通婚的隔阂大概会渐渐打破。

「木梳苗」同中国人一样祭祖，我们有幸得了他们三具「都梯普萨」（这个字该怎么拼我不知道，只按音写下来），也就是几节竹筒，每一节里装着「一个灵魂」，用棉花裹着，拿线扎住。一根木签横穿竹筒，免得那「灵魂」被从灵筒顶上伸出来的一小束草牵了出去。从插图上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正是十字的形状，竹上刻着数目不等的小口，是指死者而言的。倮倮也有这样的灵筒。在云南省，灵筒的形状近乎中国的祖先牌位；克拉克还举出另一种形式，他叫作「魂篮」。中国人给这些族类起的「倮倮」这个名字，据说就是由此而来，「倮倮」就是篮子的意思。倮倮人认为这个名字是极大的辱骂，却不反对人家叫他们诺苏或彝家。他们把这些灵魂供在屋里，或供在树上，或藏在岩石里。我所得的那几具是放在一只长匣子里，匣子钉在屋子外墙上，上面像神龛一样有个遮盖；有时不止一家把灵筒放在同一只匣子里。这些人的丧礼极其繁复，要延续整整一年。韩尔礼博士承他的美意，准我引用他在一九〇三年《人类学会会刊》上关于这些人及其语言的记述。他在云南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他们的风俗和语言，从那里带回大批写本、祖先牌位和衣服。

「丧葬的仪节与经文繁多而复杂。人死之后，要用一根竿子在屋顶上捅一个洞，好让气息或灵魂出去。再牵一头牛到门口，从牛头上牵出一根白绳，系在棺中尸首的手上，然后诵一种叫作『苏普』的经。倘若死得不洁（凡意外、难产、自尽等等而死的都算不洁；无人在侧而死的也算不洁），就得先诵一种除秽的经，然后才能诵寻常的经。死后第二天、第三天要诵两种要紧的经，叫『墨察』和『乌察』。抬棺出殡时，棺上放一个纸人，代表给死者灵魂的衣服。这时候祭司诵『若摩』，即指路经，并送棺出门一百步。经文起首说：在世时父教子、夫教妻，唯有祭司能教死者认得魂魄死后当走的路。先说门槛，再说去坟地路上的各处地方，再往外说，一直说到魂魄所必经的一切城邑、江河、山岭，直到大凉山——倮倮族的家乡。（倮倮主要来自四川和西藏边地。）到这里祭司说他自己得回去了，恳求死者独自走完坟墓以外的路。死者于是进了幽冥，站在『思念树』和『言语树』旁边，想起留在世上的亲人，痛哭起来。这经诵完，祭司回家，棺材便往坟地去。」

「倮倮相信世上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相应的星。所以人病了，常常用杯盛酒祭他的星，在他屋外点二十四盏灯。出殡后的第二天，要在停灵的屋里掘一个洞，地点是滚一个鸡蛋，蛋停在哪里就在哪里。然后诵经，祈求死者的星降下来葬在这洞里。若不这样做，那星会坠落，说不定会伤着人。」

「祖先牌位在葬后第二天做成，第九天立在屋子的正室里，另有相应的仪节。逢一定的日子和人生一切要紧的场合都要祭它。它叫作『彝普』，就是祖先的意思。它由几块木头搭成，木头取自马醉木——倮倮洪水传说里的方舟就是这种树的一段木头做的。横着扎一束草，用的是盖屋顶的那种草。两截竹根代表亡故的父与母，一截九节，一截七节。上面写着：『某某，我们的祖先，男女二位之居所。』是祭司用墨写的，墨里的水由这家的儿子从林中一处秘密的泉里取来，那地方只有死者的家人知道。」

我那三具灵筒里装着祖孙三代男子的灵魂——子、父、祖。倮倮有一部《死者书》，韩尔礼博士认为同古埃及人的颇为相像。

倮倮的支派极多，我们在大定所接触的那一支极其古老，显出强健而聪慧的资质，若能走出旧日的孤立、汇入今日中国前进的潮流，前途是很可观的。他们身材高大匀称，无论相貌还是仪态都全不像中国人。这些族人过的都是野外的生活，步态自然更舒展；不讲礼数、不拘形迹，也表现在他们一举一动上。他们的脸是鹅蛋形的，不像苗人那样宽；眼睛大而平正；颧骨突出，脸的轮廓是圆的；鼻子长，隆起而略宽；下巴是尖的。他们的脸容易起很多皱纹。这些人头颈的姿态，在我看来正显出一种独立不羁的气概。

这些族类虽名义上归中国管辖，实际上差不多都是自治的：他们有自己的头人，但头人要对中国官府负责，许多还是官府委派的。他们常向中国人租地耕种；彝家之间为田地和媳妇打官司是极平常的事。自从种罂粟的风气重新抬头，他们被迫拿出一定成数的地来种它。他们并不嗜吸鸦片，做了基督徒的还从道德上反对它；因此吃了不少苦头，甚至被赶出原先耕种的田地。他们穷得可怕，年成一坏，许多人就饿死；近两年正是大荒的年头，这样的事就发生了。

韩尔礼博士论他们语言的一段极有意思，我全文引在这里。「倮倮语无论在音韵、句法还是造新词的办法上，都极其简单。它属于单音节的一类语言，中国话是这一类里发达得最高的。有人试图否认中国话本是单音节的，认为它是从某种先前存在的多音节黏着语退化而来的。我以为，若把中国话、倮倮话、苗话等等作一番比较研究，便可以证明这一类有声调的单音节语言正是原始的，而这些语言原本的词根，其词汇至今未变地保存在我们眼前。」

「为说明倮倮语音的简单，我可以指出：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节，或是单独一个元音，或是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像西文里那种辅音收尾、或几个辅音连着起首的组合，在它是不可能的。起首的辅音都可以看作单纯的，虽然也分送气与不送气，另有四个齿音。表面上有一个例外，就是一种两辅音相连的起首音；但我发现在另一处地方它读作另一种连音，可见其音不定；再查下去，才知道原音（倮倮本土至今还保着）是一个送气的边音。相类的送气，在别的几个辅音上也有。」

「倮倮语的声调随地方而异，或三或四。它全无词形变化，简单的词根是不变的。所有的词都是单纯的词根，但只消把词根相加，便能表达新的意思，譬如火药如今叫作『火米』。词根的变化我只找到一处，见于四个使动动词：『吃』变作『给吃』，即喂；『饮』变作『给饮』；『出』变作『使出』；『穿』变作『给穿』——四个字都不过把起首的浊音换成清音罢了。」

「句法极简单，词在句中的位置是最要紧的。有后置词、人称与指示代词、疑问词、时间副词和几个助动词；关系词和连词则没有。量词是有的，中国语族和马来语都一样。不能说『两个人』『十棵树』，而必须说『人二个』『树十株』。复数、动词的时态等等，除非万不得已，是难得表出来的；倮倮的句子很像小孩子说话。譬如『他若来，我就不见他』，要说成『他来我他不见』；『他来的时候，我没有见他』，要说成『他来那时我不见』。」

「我以为倮倮语简单的音韵和原始的句法很值得研究，因为我们在那里看见一种原始的单音节语言，由单纯的词根构成，一切语言必定都是从这一型起头的。」

（此处原书有插图：古彝家文字。）

多年前传教士曾请苗人学着用罗马字拼音写自己的话，他们却不肯，说宁愿孩子学认中国字、写中国字。从实用上看，这显然于他们好得多。一个苗人懂了中文，便能替邻人译中文的契约或公文，很可以谋生。

这些族类的宗教主要是泛灵的，不过倮倮有祭司，却没有庙。祭司有帐篷，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圣的，一部分是更圣的。他们献祭必须用无瑕的牲口，牛和鸡。他们的信条可以概括成一句：「我信恶鬼、信巫术、信祭祖、信来生。」他们生活中最有力的因素，远远首推对鬼的恐惧。他们整个生存都笼罩在害怕之下。各色各样可怕的鬼都有，绿的、红的、蓝的；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毛发直竖。更可怕的是：它们虽像人的模样，却是看不见的。它们射出疾病的箭，又给人送去噩梦。

「极轻极轻地，一个窥伺守候的影子溜过林间空地，

那低语便远近传开：

你额上沁出汗来，因为此刻他正走过——

他就是恐惧，小猎人啊，他就是恐惧。」

在云南，他们祭一块立在龙树脚下的石头，树或在村后的林子里，或紧挨着房屋。贵州我没有见过，不过我在澳门画过正是这样一块石头，那里还有香火和红纸的供献。每年在石前祭两回，用一口猪一只鸡。这种祭祀的来历不明，如今据说是敬天上一位护佑百姓的神。至于那树，有一件怪事：它并不限于哪一种树，而云南省无论中国人还是土著的村子，村村都有一棵；他们同样相信树里住着一条龙，护佑着这村子。

鸦雀苗祭天用牛，祭地用猪，每十三年用水牛祭一次天。他们的巫师权柄极大，这行当是世袭的。巫师占卜时必须戴一种特别的帽子，没有它就不灵。他有专门的书（我有幸得着一部），书上有可以转动的圆盘，一层叠一层，是推算命运用的。这些书代代相传，从前是手抄的，如今却是印的。有一个做了基督徒的彝家人把这样的书拿来，要烧掉；传教士说明它们在历史上的价值，请他让自己留下。随书的插图便取自其中一部讲创世的无价的旧写本。它写在一种脆薄的纸上，破旧不堪，一碰就碎，书页是用搓成条的纸当线钉起来的。这是中国特有的装订法，学生在课堂上钉笔记，天天都这样做。纸是褐色的，字是黑的，图画用深浅不同的黄与褐画成，浑然一体。上面那个圆圈里有一只鸟，是月亮；下面那个圆圈里有一只兽，是大地。

韩尔礼博士从云南带回许多写本，如今存在大英博物馆，不过同我的有几处不同。第一，那些里面没有图；第二，那些都按韵律分成五字一组或七字一组；我的并不都分组（从那幅「古彝家文字」的插图上就看得出来），分组的字数也不一，或四字，或五字，或六字。他说他所研究的写本，内容不外宗教仪轨、谱系、传说和歌谣，一律是韵文。这种文字极其独特：它起源于象形，不像中国字那样是表意的。中国字许多是合体的，一半表音，一半表意；倮倮的字却从不合体。

从插图上可以看出，这些字比中国字明显简单。两个月后我在汕头，有幸把我的写本拿给一位有学问的中国学者看，他似乎极感兴趣。他双手接过去，恭恭敬敬、小心翼翼，像捧着无价之宝。他说这样的写本他确曾见过，但极其罕见；他一口断定这不是出于中国，而是出于贵州北部的土著。我问是不是有几百年了，他答道：「哦！比那老得多。」并且说其中的数目字和某些字，同三千年前的中国文字是一样的。他指出来的一个字就是「月」：

（此处原书有插图：三种「月」字的写法对照——我的写本一式，韩尔礼博士的写本一式，中国字一式。）

我又把我的写本同巴伯一八八二年在地理学会增刊上所刊的倮倮文字页对照过，找不出确切相合的地方。这实在是一桩极有意思的研究，值得有人去做；何况大英博物馆里已经现成堆着大量材料。倮倮文字同中国字还有一点不同：它是一行一行从左往右读的，书的起首那一端同我们的一样。这同后期的叙利亚文写法相合，韩尔礼博士推测它也许同景教徒有些渊源——景教徒自七世纪至十三世纪遍布中国各地。克拉克提到一位管庄稼的神，倮倮叫他「热梭」；基督徒曾建议就用这个名字来称耶稣基督，后来没有这样做。

上面说的这个推测，可以解释倮倮的某些做法和信仰，那些事情不然是极难解释的：譬如他们每六日守一次安息，那一天不许犁地，妇女连针线和洗衣也不许做。这自然不是所有倮倮都如此，只有云南的一部分人这样。他们还有那些奇特的十字（灵筒上就见得着）；他们又相信有活到异常高寿的先祖，如六百六十岁或九百九十岁，同《旧约》所载一样，更不用说创世和洪水的故事了。他们称亚当的名字，同「亚当」一样是两个相应的辅音，叫作「笃慕」。先祖据说住在天上，其中为首的叫「策举祖」；这位先祖又是一位神，是他打开了装着死亡种子的匣子，因而把死这一件恩惠给了受苦的人类。洪水也是他降的。

「洪水的传说，」韩尔礼博士说，「是这样的：世人作恶，策举祖为试验他们，差一个使者到地上，向凡人讨些血肉。人人都不肯给，只有笃慕给了。策举祖于是锁上雨的闸门，水涨到了天上。笃慕（是不是亚当？）同他四个儿子坐在一段马醉木凿成的独木舟里得救了；同时得救的还有水獭、野鸭和七鳃鳗。从他儿子传下来的是会写字的开化民族，如中国人和倮倮。蒙昧的种族则是笃慕用木头做出来的人传下来的。笃慕被当作倮倮的始祖来祭祀，几乎所有的传说起头都要提一提笃慕或洪水，就像我们说『从前有一回』一样。笃慕和在他以前的人，眼睛是竖着长在眼窝里的；他以后才有今日这一种人，眼睛是横着长的。这个古怪的说法，也许同斜眼的蒙古人的侵入有点关系——蒙古人的眼睛可以说是横的，就是上下窄；而欧洲人和别的种族的眼睛可以说是竖的，就是上下开得宽。」

「倮倮有一套开天辟地的说法。他们讲创世是这样的：起初有两个神灵，阿智和阿利。阿智造天，造得又平又好。阿利睡着了，醒来一看，天已经造完。他急着要做自己的活，便匆匆忙忙这里那里堆下泥土，地面的高低不平就是这样来的。天刚造成的时候，日月都昏暗，照不亮；有两位天女把它们洗过，从此就一直干净明亮了。」

倮倮有几支有创世的故事，并不是支支都有；洪水的故事却是各支都有，只是说法不尽相同。有的说挪亚有三个儿子，有的根本不提牲畜。黑苗的说法，是克拉克照人口述记下来的：

「谁造了天和地？

谁造了虫？

谁造了人？

造了男，又造了女？

我说话的人不晓得。

王威（天王）造了天和地，

子耶造了虫。

子耶造了人和鬼，

造了男，又造了女。

你怎么会不晓得？

天王是有灵性的（或说从前是）。

吐了一大口唾沫在手心，

两手一拍，啪的一声，

天和地就出来了。

高高的野草造了虫。

石头造了人和鬼。

造了男，又造了女。

你怎么会不晓得？

造天是怎么造的？

造地是怎么造的？

我不过照着背唱，

并不明白。

造天像一顶凉帽。

造地像一只簸箕。

你怎么会不明白？

造天是整整的一块，

造地是整整的一块。」

这不过是他们观念的一个样子；如今再举一个他们习俗的样子。他们在敞开的山坡上大开酒会。男子想同一个姑娘来往，便伺机趁她独自一人，把胳膊大大地一挥作为信号；姑娘若是应允，就去赴那酒会。这种聚会没有定期，往往是一群青年男子同姑娘们二三十人一伙走开去，围着一堆大火，唱他们的情歌。这些歌多半是粗野的，不便刊布；不过韩尔礼博士译过一首，是田里做活的姑娘唱给小伙子的：

「我们三个姑娘，

黑土地的银桥，

同你们小伙子一道走过了；

白天空的金帽子，

同你们一道戴过了；

日月的金扇子，

我们一道看它摇过了。

我们姑娘小伙子今夜相遇。

唱的玩的，出自姑娘小伙子的心；

银子出自中国；

绸子出自京城；

米出自平地；

麦出自山上，

可是求亲的话，出自小伙子的嘴。」

火边「求亲的话」说着的时候，唱歌的人背后堆着好些兵器。姑娘的父母、兄弟或亲友随时可能来袭。一旦来袭而且得手，倒霉的欢会者就要被剥得精光。

小花苗的风俗略同。一年两回，男子到姑娘们住的屋外奏乐，中意的便同他们到山上去赴酒会。一年里有一回由男子挑姑娘，另一回由姑娘挑男子！姑娘通常十五六岁出嫁，家里若穷，很小就送到婆家去。这些族类中间也有说媒的人，但青年男女凭彼此中意而择配的机会，无疑比中国人多。

这些人的音乐多半用笙管吹奏，别有一种韵味；声音像笛，我们所听的有几支很像没有低音管的风笛。彝家都爱音乐和跳舞。他们颇有些不好意思，被劝着给我们跳了一回，另有一个人吹奏。舞步相当缓慢而轻悄，间以急速的旋转。他们弯着一条腿几乎蹲到地上，另一条腿尽力向前伸出去。

各族都笃信巫术。巫医对他们大有把持之力，无耻地利用他们的迷信，靠他所谓的「精怪」弄到酒、烟或粮食，表面上他并没有自己去偷。巫医用蛇毒害人杀人，而只有他才能把人治好！他还能使人发疯，疯子把衣服脱了乱扔，他便捡起来拿走！

大定我那些朋友听一位目击者讲过一个怪故事。他在乡下看两个石匠盖房子。两人吵了起来，末了一个怒气冲冲地走了，不肯把活做完。另一个很有把握地说：「不要紧，天黑以前我叫他回来。」旁观的人都不信。讲故事的人看见他到山坡上去扯了一把草和秸秆，扎成一个人形，对着它念了咒，然后回来接着干活，像没事一样。那一天的活还没做完，另一个人就气急败坏地跑回来了，浑身是汗；他为自己的举动道歉，又接着干活。他说自己早上走开以后，就病得厉害，疼得死去活来，觉得若不立刻回来必死无疑。

这一类故事到处都有。人们都相信巫医是永远没有儿女的，这是上天的报应。传教士因为同他们往来，常常遇见奇怪的事：大定就有一桩。有人请韦尔策尔女士去看一个服了毒的妇人，看看能不能救。她问起缘由，人家说并没有争吵，也没有别的已知的理由叫她寻死。那妇人说，她看见几个精怪从窗子进屋来，叫她把二盎司鸦片和着白兰地吞下去，她当下就吞了，吞完才告诉家里人。家里人去请韦尔策尔女士，已经太迟：她一到，那妇人过了片刻就死了。

（此处原书有插图：大花苗。）

（此处原书有插图：路边的饭铺。）

丧礼在田野里举行，其中有一项是在一种祭坛上焚烧水牛角、牛骨之类。

我们在这些族类中间住过一阵，又听了关于他们的种种，因此相信他们是能够成为国家一笔可贵的财富的；如今开化他们的进展也极可喜。有些人甚至被选作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他们已经证明自己能同中国人一样考取功名。中国西部最有权势的总督之一就是诺苏人。柏格理在《未知的中国》一书里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他曾（托一位朋友）请教过杰出的伍廷芳博士（从前的驻华盛顿公使），问这些族类在新的五色旗上该居何位。伍氏把他们放在红的一道里，那是五色中居首的，算他们是汉人，也就是算在中国人之内。

六湖南省

「你见过这世界——

它的美、它的奇、它的力，

万物的形状，它们的颜色、明暗，

变化，意外——这一切都是神造的！

——为的什么？你到底感恩不感恩，

为这座秀美的城的面目、那边一道河的线条、

环着它的山和上头的天，

更为那些男人、女人、孩子的身影——

这一切不过是给他们作框子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人一眼掠过、不屑一顾？还是要人细细琢磨、

惊叹不已？……

……这世界于我们并不是一片污渍，

也不是一片空白；它意味深长，而且意味着善：

寻出它的意思，就是我的饮食。」

——勃朗宁

（此处原书有插图：客店的纸窗。）

我们在湖南待了约三个星期，天气始终不好。许多天下雨，偶尔还有猛烈的雷雨，行程因此耽搁。五月十四日我们离开贵州省，在那只小船屋上过的十天很有意思，也很养人，因为在那一省的大路小道上辛苦跋涉之后，总算有工夫歇一歇。沿江的景色常常极其雄伟，虽比不上长江三峡。一路上不断有新鲜事占住我们的心思：停靠城镇村落，看别的船，补写积压的信。戴维斯先生还给了我们一捆报纸，我们很高兴知道外面世界的事——那阵子我们像是同它完全隔绝了。报纸过了几个星期其实无妨；要紧的是回到家的时候，不至于对我们不在期间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戴维斯先生替我们雇船颇费了些周折，因为船家都急着揽运鸦片下水私贩。今年大丰收，运价又高。末了他总算雇到了他自己一家人这一季早些时候上来所坐的那只船。讲定这一趟六十二元，到了地头若我们满意，另赏二元。说好四个桨手，他们却没照办。他们还要加派护兵，我们没答应，因为甲板上地方有限，他们同船主一家还得在上面过活。

江船上的地方很小：我们这只共三个小舱，我们占两个；我们的床恰好占去一半，中间留一条空档，其余的地方摆椅子和桌子。做饭是在我们前面那小块甲板上一处凹处，看姚怎样做饭、怎样一丝不苟地讲干净，实在是一桩乐事。水不缺，所以每样菜都用清水洗五六遍。我想，米下锅前照规矩该淘十遍。看姚用那么一小把炭不但做出我们的饭、还做出全船人的饭，那些菜色实在叫人惊奇。

景色极荒野而秀美，我们这一船人大体划得不错。船上有个讨人喜欢的三岁小姑娘，使筷子的本事灵巧得很，一粒米也不掉，叫我们看了很是有趣；她戴着两只银镯子、两个戒指。每天夜里我们泊在岸边，泊在公认安全的地方，因为船家极怕土匪。我们带的活口——鸡和鸭——都拴出去吃食。有一处地方他们背着我们捎上了两名不带兵器的警察；我想万一遇劫他们全无用处，便吩咐到下一个镇上就把他们放上岸。人家告诉我们，土匪烧了许多村子，赶走牲口，杀了一些居民，凡他们看得上的东西都抢光。一路上江岸边星星点点都是神龛——有一处岩石上画着一尊丑陋的胖佛——船主不断地烧香。他们的虔诚随着所冒的危险而消长，所以我们用不着打听。在最险的一段，我们还得用一顿猪肉来给船家壮胆，肉还要抛几块到空中，让那些相貌凶恶的乌鸦接了去——它们在头顶盘旋聒噪。这些乌鸦被看作江里的恶鬼，非安抚不可。

我们在湖南到的头一个要紧的镇是沅州府，那里有几位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讲了许多革命时期的有趣经历。湖南向来是一个特别排外的省份，事工进展得慢；百姓一时不明白外国人来他们中间定居是为什么，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人对不明白的事总要猜疑。要打破成见非得有点什么不可，而这一回的「什么」是一桩惨事。有一天那位传教士回家，看见妻子躺在走廊上，头骨破裂，脑子都露了出来：她被一个疯子袭击，那人把她撇下，以为她死了。经过很久的护理，她才恢复到某种程度的健康，却丢了言语和记忆。这是两年前的事；如今她的体力和失去的能力正在慢慢回来，她极其周到地款待我们；虽然正发着烧，她还是一定要留我们吃茶、吃晚饭。贝克先生夫妇得着一桩最大的安慰：自出事以来，他们的事工完全换了一副面目；百姓聚拢到他们身边，遇到乱世就指望他们扶持。贝克先生只受过一点医学训练，却办起了红十字班，把伤员收在教会的房子里照料。有一回城里受革命党威胁，官吏失了控制，他全权管了三天，稳住了局面。政府给了他奖章和匾额，表彰他对沅州的大功。

贝克先生落到土匪手里不下九回，却从没被他们拿走过一样东西，这实在是空前的纪录。有一回手枪抵着他的头，他递过去一张名片，说：「把这个拿给你们头领。」这正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的好例子。土匪一认出他是谁，总是毫发无伤地把他放了。他告诉我们，近来匪帮已经散了，我们不必为他们担心。他们园子里今年头一茬草莓拿来款待我们，园里蔬菜长势很好，圈里还养着山羊和小羊。我们满载着好东西离开，看见这几位英雄一般的工作者和他们的同事，心里深受感动。

这地方的主要出产是白蜡：这里长着特别的白蜡树，虫子就寄在树上；不过每年结蜡所需的虫子都得从邻省四川运来。「等虫长到合适的时候，就装进纸盒，搁在竹屉里，由跑得最快的人送来。这些人只夜里走，因为要紧的是不能让虫长得太快。盒子每天要开一次通风；这些人在客店里要占最好的屋子，同时在路上的别的旅客只好吃亏。」（见《中国面影》）这里还有大量泡桐，淡紫的花开得正盛：它们出一种植物油，可供烹调和擦家具。这一带以树木著名，还有许多木材由一条支流从旁海一带放下来，那里的树是黑苗砍的。

我们停靠的下一个镇特别可喜，四围是红砂石的墙和灰石的雉堞。我们沿着城墙顶走了一整圈，可是房子太高，哪一处院子也望不进去。有一处有一丛好看如画的树探出墙外，此外房屋都挨得极紧，像兔子窝一样。雉堞上架着好些极滑稽的小炮，有几尊上头盖了小龛，仔细遮着风雨。它们看着像是从挪亚方舟里搬出来的，其实只有七十年上下，有几尊还刻着年份。

市集上我们买了野覆盆子，煮过味道很好，只是还没全熟，有点酸。路边有野草莓，但人家说有些品种有毒，我们吃的那些又全然没有味道。

下一处歇脚地是洪江，早晨八点半到的，同两家传教士愉快地过了一天，其中一家是医生。他颇有些郁郁，因为这镇子由一位脾气暴躁的镇守使管着。医生的厨子近来发了疯，正在医院里医治，忽然被抓去判了死刑。医生一听说，立刻去见那位长官辩说原委，却全然无用；他正同长官说着的时候，那人已经被枪决了。这里不断有人处决，办得又极拙劣，常常犯人中枪之后还要挣扎几个钟头才死。人家常来求医生去救，可是他能怎么办呢？有时候倒准他去把他们救活！有一回他带了担架去，要把受苦的人抬回医院，偏偏少了一副，只好对一个人说回头再来接他。那人不敢等他回来，虽然情形极惨，竟设法自己一步一步挪到医院去了。

霍伦文格先生带我们上城后一座高山看景致，天虽极热，倒也值得。江在那里绕着一长条陆地转了个弯，横过地颈的一道小溪只消略加疏浚就可以通船，帆船便不必绕好几英里的远路。差不多正对着那道溪，另有一条大支流汇进来，山里的大批木材就由它放下来。谷里满是稻田，我们看见人把稻从原先育秧的小田移到长成的大田里去，快得叫人难以置信。

我们回去吃午饭时，发现维特医生得立刻去上一堂救护课——那是长官请他办的，因为要派兵去打眼下南北之间的那场仗。在国内各处我们都见官府这样借重传教士。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时候，曾叫德国传教士离境，但像这几位这样的，因为觉得他们的事工值得让他们留下，都作了例外。

我们到的下一个要紧的镇是辰州府，那里有一大群美国传教士，办着医院、学堂等等，人家托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房子在城里长长的一段临江地带两头都很显眼。我们听说那所医院是用中国政府为多年前内地会传教士被杀一案所付的赔款建的，而内地会当初不肯收这笔钱。众所周知，这种钱从来不是出自有罪的人，而是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因此总是恶感的根源。那里几位可亲的美国女士告诉我们，当初对她们的敌意何等深：好些年里她们由兵护卫着，出门没有护卫不敢独行。她们有宽敞的园子，传教士一家就住在里面，从不上街。这日子过得真怪，也叫我们痛切地想到传教方针的问题。依我看，美国传教士的理想大略可分两类：一类成就了在中国所能有的最好的一些事业，人人都该衷心佩服，这样的事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北京的美部会都看得见。另有一类却越来越多，他们的信仰似乎系在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上——钱、组织、美国化。在他们，头一件必需的是又大又气派的房子，通常离开热闹的市区，至少也在城郊——寄宿学堂这样办或许不错，医院这样办就几乎等于废物。我见过住宅区离所办的事业有好几英里远的。传教士自身的舒适是头一位的考虑。交通又慢，工作的人每天要花好几个钟头往返，而且过的日子同中国人全然隔绝。他们的事业组织得极严密，人手比我们的差会多得多，因为他们的钱和人似乎是无穷的。我们无疑在相反的方向上错得很厉害：我们的传教士人人所担的事都远远超过他所能做的。加之我们的传教士所得的假期约莫只有美国人的三分之一，钱又少，休假也休不痛快。我们各会都苦于经费；但与其人手不足、薪给太薄而败坏事业的品质，倒不如把事业缩减一些。

第三点是美国化。有一大批传教士极看重自己的文化，以为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设法把中国人、印度人或别的什么他们所在的民族去掉本国性，改造成美国人。就中国而论，我觉得这是最坏的方针，而且立在极大的错误之上。中国人和英国人那种矜持，我们看作长处，他们却看作短处，以为熟不生蔑而生亲。把中国人性情里的矜持打破，往往同时也就打破了道德的藩篱——那是品性的瓦解，同这个民族的天性是相违的。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学生往往全被惯坏了，把本国旧日那种可喜的举止丢开，换上美国青年那种不拘形迹的作风。他回来以后，走进欧洲人或中国人的家庭，总免不了做出在人家看来放肆的举动，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教会学堂里也一样，鼓励学生同教员不拘礼数——譬如夏天在避暑地男女同浴。教的与学的一概拉平，我们从小所受的那种对年长与学问应有的敬重就不存在了。「礼貌造就人」；而举止上的不同，正是今日各宗派基督徒在中国竭力要建立的合一事业的最大障碍之一。

再说我们在辰州的短短几天。那似乎是个有意思的地方，有很好的大铺子，我们很想多逛逛。可是我们的船家——平日专爱在没什么可看的地方磨蹭——忽然拿定主意要我们在日落前离镇，赶到某处安全的地方过夜。我们向来是催他快走的，只好依他，不情愿地上了船。美孚公司在那里极其卖力，沿江一带挂着大幅广告，幸而是中国字，不像我们西方的广告那样刺眼难看；那是我们顺流而下时最后看见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放了那处大滩，为求平安烧了许多香和纸。傍晚大雨倾盆，一路上这样的雨是常有的。夜泊之前我们经过一处关卡，船被彻底搜查有无鸦片。这意味着我们终于到了严禁鸦片的地方，也就是进了冯将军的辖境。关上的人虽然查得彻底，却极其客气；我相信我们自己的行李他们本肯信我们一句话就算了，但我宁愿让他们看见我们是十分愿意受检的。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常德，在又湿又滑的街上走了很远，才到内地会的房子。班南先生夫妇极热诚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做客——因为洛克先生（我们在上海时是他请的我们）已调到下游五英里处的一所学堂，他准知道我们愿意住在城里。这样方便得多；我们发觉有趣的东西太多，一个星期远远不够看。我们在学堂里同洛克先生夫妇住了两夜，还参加了一次勉励会。这个运动在中国有些地方很有成效，尤其在训练妇女和女孩积极参与传道上。我们坐一只极小的汽艇下水去，很便当，尤其因为我们得一早动身去拜访冯将军。关于他和那座城——我们去的时候城上显然处处印着他的痕迹——我留到另一章去说。常德的地面有时候比江面还低十五英尺，那时候就得用沙袋把城门堵住挡水。

从常德我们坐客船到长沙，要了两个小舱，一路上打通当一个用。整个船顶上坐满了三等客和他们的行李；夜里他们摊开铺盖，白天就蹲在那里，或在舱外极窄的走道上来回晃，弄得我们屋里一片昏暗。姚在一个极小的角落里替我们做出可口的饭菜，他把必需的食料和一只小炉子都带上了。离开常德的第二天，我们渡过那奇妙的洞庭湖——夏天这湖有二千多平方英里，冬天却根本不存在。这种奇特而独一无二的现象，是长江泛滥所致；夏天有定期的轮船横渡此湖，经湘江和长江的一条支流把长沙同二百二十二英里外的汉口连起来。将来它们还要通铁路，那条线自汉口到广州，南段已经修成；另有一小段从长沙到株洲，只三十八英里，主要的用处在于连着通萍乡煤矿的支线。

长沙是一座要紧的城，湖南的省城。它又大又干净，是一处颇大的商业中心，也是最新开的通商口岸之一，一九〇四年开埠。它出口货之杂很有意思：米、茶、纸、烟叶、漆、土布、麻、桐油、陶器、木材、煤、铁和锑。我很想买些这里著名的好夏布，一位朋友带我去几家大铺子，却见他们正忙着把货物打包收起，怕南军一到铺子被抢。这样的事一点也不稀奇，所有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似乎都习以为常。教会的房子里正安排收容惊慌的难民，红十字会也忙得不可开交，在为伤员作准备。关于省长出逃的传闻一个钟头变一个样，不久就看得出这座城是不会设防的。款待我们的好心美国主人林格先生夫妇，正叫人做小小的红十字旗，好插在避难的地方作记号；他进来告诉我们，做旗子的裁缝刚才向他求救：一个败退的兵想趁机捞一把，要霸占那台缝纫机，还要裁缝的伙计替他扛走。林格先生另外还拦下了一台缝纫机没被偷走：显然那东西很抢手。

要证明基督教在中国的进展，再没有比遇到危难时人们对教会态度的转变更触目的了。我头一回到中国的时候，教会驻地是最危险的住处；如今却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中国人一遇险便一齐往那里涌。去年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陕西某地有一股出名的土匪找到一位浸礼会传教士和一位天主教神甫，说只要替他们弄到六支步枪，就保全他们做事的那座镇子。两人果然弄到枪送了去。土匪要用时，发现枪被动过手脚，因此决定还是把镇子抢了。不过他们守了对送枪人的诺言，显然信得过他们的诚意，说要饶过所有的基督徒。难处在于怎么认得出来，因为一下子就有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土匪便看相貌来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拿不准的时候就问两位传教士；传教士对我们说，土匪判断得竟十分准确。基督教本该把一个人的神气都塑造过来的。

长沙有许多国别不同的差会，个个都极兴旺，大半住着又大又好看的房子。款待我们的女主人是一所女学堂的校长，学堂在城墙外一大片地上，近旁就是雅礼会那一片气派的屋宇。这个会一九〇五年开办，由盖兹医生开始医务；一九〇八年开了医院，一九一二年头一批学生毕业。它根本上是一所医学校，同别处不同的是教员里有耶鲁大学派来的短期志愿者，他们不一定是传教士。那里有很好的研究实验室，一座给理科学生用的大新楼，内外各科都有极精良时新的设备，男女护士学堂，教授们的漂亮住宅，图书馆，一座实在很美的礼拜堂，讲堂，宿舍，运动场，网球场；总之凡想得到的无不俱备，而且都是最阔绰的规模，同我在中国所见的任何别的差会成了最大的对照。那里还有专收欧洲人的病房。北京新建的洛克菲勒医院据说要比它更美，但要在各方面的设备上同它相埒怕也不易，何况没有这样大的地面——长沙因为地宽，许多事办得成，在北京却办不成。「湖南省政府近六年来承担了医科大学与医院的全部地方经费。」洛克菲勒基金会出钱增聘医科人员的薪水，耶鲁国外布道会则供给文科教员和少数医科人员。病人的诊费约抵医院日常开销的一半。「雅礼在中国的校址在城北关，在铁路与江之间的高地上，无论坐火车还是坐轮船来的旅客，都看得见它的房子。」（见《雅礼在中国》）唯一的缺憾似乎是病人不够。

我所见最好的教会事业之一，是葛荫华博士的圣经学校，由洛杉矶的一个团体支持：它专为各差会训练中国传道人，学习的时间一半读书，一半实习。他们看上去是很好的一群人，曾替哪一处传教士做事，哪一处就极称道他们。要请他们帮忙得向学校申请；凡已有差会驻扎的地方，他们不请不去。一经请去主持布道，便派出一队人，他们的办法是这样：先把那一带画成图，取约三平方英里的一片地方——先用一天祷告，然后挨家挨户走遍这一片里的每一户，设法同老少交上朋友，送他们一段圣经，请他们晚上来聚会。等人们有了兴趣，便分别给男人、妇女、男孩、女孩开夜班。教孩子唱歌，因为他们学圣诗极快，又爱早也练晚也练。他们这项事业的特色，是以「朋友」的身分、而且是以同胞的身分到百姓中间去；而许多中国人只肯听中国人的话。传教士说，有许多村子的风气被这些本国的使者改变了，而他们自己在那里连一句话都插不进去。这是今日传教事业的一个要紧特点，是从前「外国人」传福音那一段同将来中国人「自己」传道那一段之间的桥梁。长沙满是各国的传教人员，而以美国人为主。

葛荫华博士的事业在中国人眼中大为增色，是因为他母亲那个高尚的榜样，她的精神给他们的感动远胜过任何言语。他上一回休假回国时，觉得不能把母亲一个人撇下——老太太八十岁了，新近守寡——于是决定暂时放弃传教的事。她不肯答应，却决定同他一道出来，在中国度过余生。到了这样的年纪还要舍了家、舍了亲友，到一个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的国度去，这份牺牲有谁估量得出？起初她受了极大的苦；如今过了四年，那份孤寂压得她很重。起初她还能大量读书，靠书过日子；可是她告诉我们，如今眼力不行了，日子显得很长。

我们还看了一所规模不小的丹麦差会、几位挪威青年会的同工，还有一位俄国女士，管着一所小小的盲童学堂。她已经两年没得着家里的音信，却仍旧硬着头皮守在岗位上。伦敦会已经撤出湖南，循道会却在沃伦博士主持下很有声望。他是特别留心中国政治一面的人之一，对各党派的情形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材料。眼下变动这样快，无论写下什么，还没来得及付印就过时了。使南北之间敌意不消的那些暗中的力量，各处都归咎于日本的军国主义；但眼下的政府不够强、也不够爱国，应付不了局面，这也是再明白没有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又小又安定的国家里办好政治尚且不易，那么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不能把整个政治与社会制度改造过来，又何足怪呢？

同时这场内战也是极奇怪的一场战争，而且可喜的是：就所动用的兵力而论，流的血并不像人所预料的那样多。我们同英国领事谈过路上的危险，因为我们想南下去游南岳衡山，再翻过几处好山口进邻省广西。翟理斯先生对我们说，那是万万试不得的，因为前一天有一艘英国轮船就在我们必经的那个方向上挨了枪。南北两军正在激战，一天比一天逼近长沙。等南军把北军逼退，省长多半要弃城而走，谁也说不上会出什么事！报告这样叫人丧气，可是翟理斯先生接着说第二天领事馆要开一个庆祝英王寿辰的招待会，还请我们去，这似乎有点奇怪。

在那个可喜的聚会上，战争像是远得没有边：全体外侨都聚在江岸上洒满阳光的园子里。远离故乡而有英国式的款待，实在令人愉快；主人夫妇那份热诚，使这一场聚会格外动人。我尤其高兴在那里遇见一位中国朋友曾宝荪女士，她请我们第二天去参观她的学堂。关于这位名门之后的名人，我在第八章里试着作了一番记述。

要看的教育的、宗教的、慈善的机构这样多，实在腾不出工夫去看古迹；可是我们打定主意不肯错过那座金顶的美丽祠宇，那是纪念公元前二世纪的大政治家贾谊的。如今它改成了学堂，我们看见男孩在操练；可是在那几进庄严的院落里，他们显得寥寥可数，设备该有的、甚至必需的，都看不见。

我们在长沙的日子太短了，末了在领事馆度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作结。这时候许多中国人因为南军将到而大举逃亡，据说有人要在晚八点放火烧城。我们那艘轮船因为抢着上船的客人太多，已经退到江心去了，船长因此不能践约来领事馆赴宴。人家答应让我们从江对岸的领事馆花园里好好看一场满城大火——幸而这出戏没有上演。我们在宜人的夏夜空气里待到该上船的时候，回到船上时，甲板上睡满了人，几乎无处下脚。半夜里我们顺流而下，跟在出逃的省长后面。南军过了几天进了城，却没有发生这种时候常有的抢掠和厮杀。

七今日的铁骑军——冯玉祥将军

「一件善也不会失落！曾有过的，仍要照旧活着；

恶是虚无，是乌有，是暗示着声音的静默；

曾是善的仍要是善，而且因了恶，还要多添几分善；

地上是断裂的弧，天上是圆满的环。

凡我们立志、盼望、梦想过的善，都必存在；

不是它的影子，而是它本身；凡美、凡善、凡力，

只要发过声音，便没有一样不为那歌者留存，

等到永恒承认那一刻的构想。

那高得太高的，那英勇得人间承受不住的，

那离了地而消失在天空里的热情，

都是情人与诗人送上去给神的音乐；

他听过一回也就够了：我们迟早会听见的。」

——勃朗宁

（此处原书有插图：客店的灯。）

中国是一片充满意外的土地；今日她那些爱国的儿女，为着国家的更生而各自努力，其花样之多叫人惊叹。从某些方面说，中国政局的纷乱反倒使这些个人的努力成为可能，若是政府较为安定，或许还容不下它们。譬如每一省由一位军事长官或一位民政长官、或两者并设来治理；而一省之内，又可能有大片地方实际上归某位独断的军官管着，他的军队驻在那里，就是他的意旨得以施行的有力保证。湖南省大略在中国本部的中心，那里便有这样一片地方，常德是它的军事首脑所在。

我们在土匪出没的地区走了好几个星期，那里法度与秩序主要以其阙如而引人注目，土地成了鸦片买卖的一大片罂粟园；如今进了一处情形恰恰相反的地方，那份惊喜真是非同小可。

一九一八年南北两军在这一带交战，北军败了，常德城被南军占去，冯将军便从邻省四川被调来收复此城。他不但在那里打败了南军，而且对他们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冯氏把南军缴了械之后遣散，每名军官给十元，每名士兵给五元，好让他们不必靠抢掠就能回家——抢掠正是中国无数苦难的根源。将军带兵进常德，南军已经撤走，因此不战而入城，可是居民一点也不欢迎他。寻常中国军队的横暴他们是太熟悉了；说军队坏话的并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也都这样说。

此后这两年间，这种态度完全变了；因为军饷按期发放，兵士不必向百姓搜刮度日，军纪极严，也不许兵士在街上闲逛。城本身也经历了一番奇妙的洗涤：赌窟、烟馆、妓院一扫而空，戏园改成了学堂；如今连女人也可以昼夜在街上走而不必害怕。上面说的那些地方，限三日迁出，这道命令并不是一纸空文。贩卖鸦片的要重罚。城里的街道在另一层意义上也变得干净得出奇：将军在这件事上极认真，军中的骡马若从街上过，后面必跟着清道的人，不许留下一点痕迹；因为那里不行车，街又极窄，没有人行道。街心立着牌子，写着行路的规矩，不过这个新法子太新，一时还弄不明白。无论走到哪里，都碰得见将军决意要提高百姓「品格」的痕迹。他封了烟馆，同时开了戒烟所给瘾者治病，而不是像北方某些地方那样把他们下狱。戒烟的人进所时照一张相，出所时再照一张，就像巴纳多办孤儿院那样。冯将军对查实贩卖鸦片的兵士处以死刑；百姓则处以鞭责，然后赤着背游街，前面有人举着牌子写明他的罪过。城里的监狱是全国唯一有礼拜堂的监狱，由城中各教会轮流主持，一会一个月。沿街走去，眼睛会被一种新样的招贴吸住。那是些画，画的是该戒的恶习：一只公鸡白白地啼着起床号，懒汉理也不理；爱虚荣的女人踮着小脚，远远望着一个天足的勤快女人舒舒服服、高高兴兴地做活，如此等等。同这些画成了可厌对照的，是全国到处都有的英美香烟广告；有人告诉我，做这行生意的一位英国要人惋惜地说过，他觉得他们把香烟带进中国，于这个国家并没有好处。有见识的中国人都把它看作祸害；应军官们的请求，将军在军中禁了香烟，别的烟草却不在禁内。

（此处原书有插图：一位不凡的人物。）

这座城另一样引人注目的东西是露天夜校，标志是墙上一块黑板，上面搭一个小顶棚，许多空场上都看得见。一天的活干完，就从近旁人家搬出板凳来，开课了。将军在沿江五英里长的城区里设了四十多所夜校，白天还有工艺学堂。我们看了一所他所创办并资助的女子习艺大学堂，是为提倡实业而设的，乡下来的女工也欢迎。她们受六个月训练，每天白吃一顿饭，学织布、用机器织袜、做女衣和裁缝等等，出的货很好销。教习的薪水都很优厚，做出来的活也着实好，尽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监工说了些贬低的话——他显然抱着看不起中国妇女才智的老见解。

冯将军坚信女子教育，为部下军官的太太们办了一所学堂，不过我恐怕她们来得并不十分情愿。这种从未经过的作息与管束，自然是一种磨折，对已过了妙龄的妇人尤其如此；虽然他请动了一位训练有素、极可亲的女士从北方来主持，要克服的难处仍然不少。有一天她同我们吃午饭，讲了一件事，叫人明白那情形：有一位太太因为教她的先生是兽医的妻子（品级比她丈夫低）而心里不服，先生再三想收一收她那女人家的多话、叫她用心读书，她全不理会。末了两位女士闹翻了，这位不情愿的学生愤然退了学。先生想来想去，总不能忍受同一位基督徒姊妹反目，便决意去和解，于是去拜访那位太太；那位太太不肯见。她并不气馁，又去了第二回，那位太太仍旧「不在家」，却打发丈夫出来同她说话。先生把心里的话都对他说了——他被这番恳切打动，竟去把妻子请了出来，两人尽释前嫌，她也回学堂去了。

每礼拜日早晨，将军在自己家里为这些太太们做一次简短的礼拜，他自己、他太太和几位军官都在场；他还请我在会上讲话。

把冯将军在常德所办的改革大略说过之后，该说一说他这个人和他的经历了。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有一种决断而能驾驭人的神气，正合一个统率众人的人；可是他那随时会露出来的笑容和眼里含着的幽默，又叫最怯生的人也放下心来。他一八八一年生于北方的安徽省，出身寒微，没有受教育的便利。不过这一点他后来补足有余，因为他极知学问的可贵，把自己不曾得到的给了别人。他自己和他的军官们正热心学英文；他若能如愿到英国来，不久就能学会的。

冯将军是当小兵出身的。一九〇〇年保定府拳民杀害传教士时，他在场（是奉命去的），不过只是个旁观者。这是他头一回接触基督徒，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后来他又同一位医药传教士接触，那人治好了他一处化脓的疮而分文不取，只告诉他神的爱，说是神差他来医治病人的，这印象就更深了。医药布道无疑是使中国人归向基督教最好的手段之一；如今因为物价涨得可怕、我们的医院又没有钱维持，除最贫苦的病人之外，不得不渐渐取消免费的办法，这实在叫人惋惜。然而这似乎是免不了的。

冯将军一生的转折点，是一九一一年他驻在北京的时候，那时他已升到少校。军官和兵士都怕他、厌他，因为他脾气暴烈，一发怒就动手打人；他太太在最琐碎的事情上不合她这位主子的意，也少不了挨打。他的生命所起的变化，同扫罗顺从那天上异象时所起的变化一样彻底。这是他去听穆德博士讲道的结果，此后他被交给莫理思主教继续教导。不过那时候在他身上影响最大的，似乎还是循道会的刘牧师，后来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三十一岁的人要制伏无拘束的脾气和口舌不是易事；可是事实摆在那里：如今他的部下爱戴他；自从做了基督徒，他再没有骂过、也没有虐待过他太太（一位将军的女儿）。这有多难，可以从这一件事看出来：中国基督教牧师中品格最高的一位席牧师说，他一生骂妻子的习惯怎么也改不掉，非得特地为这件事祷告才能成功——而他还是那样一位圣者。军中说粗话的事也值得一提：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兵士中间出入了一整年，说他一句粗话也没听见过；因为将军有一种奇妙的本领使他的意思得到遵行，而且他还把大部分军官和兵士都引到基督教里来了。他编过一本论军人本分的书，处处透着基督教的道德，他手下人人都能背诵。吴佩孚将军（冯将军的朋友）的手册就以这本书为蓝本；吴氏举克伦威尔的铁骑军为军人的榜样，虽然他自己并不自称是基督徒！也许有人以为军队的基督教化未必是真，事实决非如此；第一，他们所受的圣经教导，远远超过我们本国收人入教前通常所要求的；这项教导唯一的难处，是给这么多慕道的人找不出够用的教师——他们学基督教是极热心的。受洗之前，他们的品行和举止要受一番严格的查考，还须有军官出具证明。此外每人还要签一份文书，应许每日拿出时间祷告、研读圣经，寻求圣灵的引导，遵行新约的教训。

即便如此，受洗的还是以百计，所以如今全军已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有形教会的成员了（我想如今这比例必定高得多，因为前些时候还有一百多人因准备不足而延期）。

许多兵士是因去年一桩惨事而归向基督教的。长老会的罗根医生在将军屋里替一个疯子诊病——那是人家请他去看的——竟被那人开枪打死。将军扑上去夺枪，自己也中了两枪。一位上校听见枪声冲进屋来，看见罗根医生和将军都倒在地上，便问将军：「要不要把这人拖出去枪毙？」回答是「不要」。那人神智不清，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可以把他关在一处安全的地方，使他不能害人。罗根医生约莫一个钟头就死了；将军被送进医院，后来痊愈。过了一两天，一位军官告诉罗根太太说那疯子上了脚镣，他还打了他的脸；她听了大为愤慨，那位军官倒很诧异。她立刻到关押疯子的司令部去，吩咐那位吃惊的看管军官把那人身上的镣铐全部去掉。他自然不肯，一听说她是谁，便嚷道：「这人杀了你丈夫，你难道还要我们待他好？」她这一举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兵士决意做基督徒：他们本来料想她会要求严办，却说没有哪一种宗教比得上能生出罗根太太这样行为的宗教。那印象之深、传得之广，都是了不起的。

我们所见所闻关于冯将军的种种，使我们很想见一见这位不凡的人；传教士很好意地替我们安排了一次会见，约在早八点半。将军和冯太太在司令部他们那所朴素的家里接待我们，我们谈了很久，谈中国，也谈别的事，因为他是个热忱的爱国者，同人人一样为中国的乱局和日本的侵逼而忧心。后来有一回他问我们的衣服是什么料子做的，一听说是中国绸，很高兴，说很好看。我们的帽子他不喜欢，说我们该戴他太太那样的草帽。他一开口，她就把自己的戴上给我们看；我们自然说了些场面上该说的客气话，于是他立刻打发一名勤务出去买了两顶回来，我们只好戴上，自己的帽子倒被包成一个纸包让我们带回家！那草帽在这个季节确实比我原来戴的合适得多；他问我会不会把它带回英国去。他一直劝别的「太太」们戴这种帽子，成效却不大。多数中国人极想要外国东西，而市面上所见的西式帽子难看得没法形容。一身可喜的中国衣裳，常常被一顶花花绿绿的毛线帽子连同五颜六色的假花全给糟蹋了。

将军信奉五件事：

一曰宗教；

二曰工作；

三曰教育；

四曰纪律；

五曰清洁。

这几件在他不是道理，而是做法。他牢记着那句话：「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他一面把凡看着不对的事压下去，一面同样卖力地提倡好事。譬如他规定每一名军官和每一名士兵都得学一门手艺或专业，好叫他离开军队以后不至于失业。我们把军中的工场看了个遍，各行各业都有，只见处处极干净、通风好，也很可喜。他们的出品都很好销，全军的衣服、毛巾、袜子、靴子等等都是自己做的。每名兵士须在工场里受训一年，每天七小时。教育的事也办得热火朝天，另有三个月的专门班。每一连每次选一名士兵、一名中尉入班；考试成绩优异虽不即升职，遇到议升的时候却是要计算在内的。体育和操练也极受重视，各处都以精干为标记。在我这外行看来，他们是中国最精神、最齐整的兵；至于某几次行军的纪录我不敢写下来，因为那要人相信起来太难——我们这边的耐力可差得太远了。谁若被将军那双鹰眼看出装具不亮、不整，那可就要倒霉！凡了解中国的人，听我说营里没有臭味、每张床都干净而且有蚊帐，大概会觉得我不老实。

还得补一句：军队并非都集中在常德，冯将军所辖的地面上散着好几处营盘，境内人口估计有七八百万。城里有一位能干的年轻县知事协助他，同他志趣相合，也是他委的。他确实善于识人，正在训练一批可贵的军官——但愿他们日后能为国家在大得多的范围内效力。看过这两年的成绩，就觉得什么事都可能办成；有一位英国人在他驻常德期间同他往来很密，说这两年里将军的人格有惊人的长进。他是个实实在在的平民主义者，同部下一同受教、一同做工，而且居然使他的军官肯做最低下的活，譬如挑水，好表明正当的劳作没有什么可轻视的。礼拜四晚上的英文课，将军同别的军官一同来上，丝毫没有官长的架子。礼拜日做礼拜时，他退到厅子最后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板凳上坐着，同一个「大兵」一样。

这就说到我平生最奇特的一段经历。见过将军的第二天晚上，他打发一位军官来请我在礼拜日早晨的军人礼拜上讲道。他既知道我不是传教士，又没有人能告诉他我讲过道或惯于在众人面前说话，这个邀请唯一的解释，似乎就是他极想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来激励他的人再往前进一步。他的译员可以替我翻译，除非我愿意用自己的。我答应了；第二天那位军官又来问我要读哪一段圣经，好叫人读得好。礼拜在一个可爱的夏日早晨七点举行，地点是一座像营房的大厅，一头有个台，台上摆着花盆；厅的四周有楼廊，军乐队在上面，再往后是几位军官的太太和孩子，将军一家也在内。参谋长主持礼拜，那情形同我们家乡寻常的不从国教派礼拜一模一样，开头是军乐队奏国歌。祷告由听众中的军官领作，简短而动人；圣诗唱得恳切，由诗班领唱；在座许多人除诗本外还带着圣经，好跟着读那一段经文。军官子弟的男学堂坐在前排。对着这样的听众讲话，实在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出神地听着「可鄙的小军队」的故事，以及别的一些神用软弱的事物折服强大的史例；不时有一阵忍不住的掌声从他们中间迸出来，还有好些人自始至终在记笔记。我情愿付出什么代价，只求能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因为隔着翻译讲话实在叫人手足无措，本来无力的话就更无力了。好在那段经文安慰了我的绝望。

礼拜完了，我们同将军去吃早饭：那是一顿快活的饭，因为他极富幽默，又极疼家人。中国人素来爱孩子，这一点在他身上极明显：他一面说话，一面不由自主地抚弄那几个偎在他臂弯里的小女孩。他的幽默有一件颇有趣的事，是款待我们的那位可亲的爱尔兰主人讲的，那是一位又高又瘦的先生。有一天他同一位矮小的中国军官一起穿过操场，要去同将军说话；将军正站在场那一头同一群军官闲谈。将军看着他们走过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大笑。我们这位主人好奇起来，事后向其中一位打听这笑话是什么。「将军说：『你们不觉得那位传教士看着倒像该做军官，那位军官倒像该做传教士么？』」那顿早饭全是中国式的，只给我们另备了刀叉和匙；我们却用筷子，主人很高兴。饭后我们在冯太太屋里歇了一会儿；我们所见的每一间屋子都是朴素、极整齐而干净。我们注意到一个伶俐的小使女，听说是几年前将军的太太把她从奴籍里救出来的。

冯将军送了我一张他全家的照片，应我的请求，还把每个孩子的名字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在照片右边。

随后有一场妇女的聚会，最叫我感触的是将军亲自到会并参加，显出他对妇女福利真正的关心；他用力之勤实在了不起——不但为军队，也为一般的、以及个别的妇女，并且为他辖境内的全体百姓。他同他的军官彼此立誓要向百姓传福音，各人定下规矩，每年至少要引一位官绅入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万一这支基督徒军队被调往别处，基督教的方针也好接续下去。

聚会散时我们向将军告辞，他对我说：「我想你今晚会给我的军官们讲话罢。」那是指五点钟军官的礼拜。我惊骇不已，因为那两场礼拜已经叫我精疲力尽；但我的主人提议我把我们所见的中华国内布道会和在土著中间所办的事讲给他们听，将军说那必定使他们很感兴趣。他说早上那篇讲话同他所料想的全然不同，却没有说明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是不能推辞的；我只当那不过是个小聚会，或许两三打人罢了。五点钟我们回到那座厅里，到的军官竟有二三百，楼廊上还有许多女眷。依旧是那一片安静的敬虔与热切的期待；我讲传教士到蛮荒的不列颠去、把信息传下、又留下那活的信息自己去成全，不列颠的教会后来又成了中国的传道者，而中国如今也轮到要担起这桩事、并且已经动手了——当我讲的时候，那些仰起的脸上的神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将军送我们出了厅，又转身回去，过了好一阵才回到我们这里；后来我离开常德，才从我的通事（他同将军的译员是朋友）那里听说，原来他是回去劝听众把所讲的话放在心上，并且说了几句关于讲话人的话。在这整件事上，他那种忘我与得体，是我平生难得遇见、甚至从未遇见的。

这样可喜的局面自然不能指望长久：因为恶的势力决不肯乖乖地受这样的挑战。正如从前在以弗所，人们见自己的财源被动，便有的是人肯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来反扑。过了几个月，冯将军接到调离常德的命令。他一走，南军就涌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妓院立刻在军队的许可下重开，门口还派了兵站岗。此后是一段极不安定的日子，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欠饷的军队闹得很凶，自己人在街上互相开枪。有一位军官就在我们住过的教会房子旁边被打死。学堂关了，烟馆和戏园重开。南军如今占着这一省所有要紧的地方，这对北京政府是一大损失。生意完全停顿。

自从孙逸仙被举为南方政府的总统，南方各省起了分裂。这个曾被许多人寄以厚望、当作真诚爱国者的人，事实证明大不如此；他如今成了新的纷争之源，广东与广西两省正在苦战。

那么，冯将军和他的军队又怎样了呢？他们奉命开往河南的驻马店。那地方在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线上，在汉口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它从前无足轻重，自从通了铁路，商务增长极快，正成为四围农产的一大市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铁路材料库和水塔，这地方要好好守住，无疑是要紧的。可是河南归军事长官管辖，现任督军赵倜将军是冯将军的死对头，正在竭力想把他排挤掉。他已经说动省议会向北京当局控告冯氏在一个叫许州的地方非法勒索款项。北京眼下有三位军事领袖，至今不肯过问此事，还想使两位将军和解。他们怕这一省再起冲突。河南人并不是容易治理的：这一省人口极稠。「他们性情独立，」一位深知他们的人说，「不肯受责备；又极守旧，不欢迎外来的新事物。」

同时军队正在挨饿，一再急催补发欠饷，北京那些军阀却毫不理会。

这一场争执结局如何，不久自见分晓。

八中国的新女性——曾宝荪女士，伦敦大学理学士

「女子的教育，无论在哪一级，同男子的教育一样重要，这是毫无疑义的；而师范的训练，在女教员同在男教员一样重要。实在说，品性大半定于幼年，又大半受家中母亲的感化；就这一层看，女子教育便居于第一等要紧的地位……一地的女子教育事业，都应当同那里男子与男童的教育相配合地筹划。」

——一九一〇年世界宣教大会教育报告

（此处原书有插图：潮州的客家船。）

中国妇女不像东方别的民族的女子，她们向来显出鲜明的性格力量；正如波伊泽太太说得极是的那一句：「上帝造她们，原是要同男人相配的。」男子不赞成这一点，也是一样明白；因为回头看几千年，我们就见那位伟大的孔子在教人怎样抵消这种天生的自主与性格之强。

「天之道也，」他说，「女子当受制于男子，不可自有其意。别一世界的情形也全然一样，因为那里所行的法则同这里一样。」

「女子之异于男子，犹地之异于天……女子固然也是人，却比男子低一等，永不能同他们完全平等。所以女子教育的宗旨在于十分顺从，而不在于心智的培养与发展。」

说得这样重的不只孔子；几百年来中国有名的著作家，都论到女子的本分、女子的教育以及她对男子该持的态度。《周礼》这部要紧的书里说得极其生动——它把中国的家庭生活揭示得何等分明！

「妇人之言，不可躁而多，务守其正：或进言于夫，或规谏于夫，或教其子女，或持礼节，或逊而授人以己之所历，或消弭灾祸，皆当如是。妇人之仪容，当严正持重，而又随事得宜：或侍奉父母，或承事敬重其夫，或起或坐，或当居丧之时，或当奔走兵乱之际，无不安详合度。养蚕织布，为女子之务中第一要事；治馔以奉其夫、陈设祭品，次之：二者皆不可不留意。此后若有余暇，方可以读书问学。」最后这一句清清楚楚地表明：妇女通文墨并不是稀罕事；在文苑里女作家的名单就不短，五世纪还有一位女子写过朝代史这样神圣不可侵的题目。头一部论女子教育的书，是一千八百年前一位中国女子写的；看一看她心目中女子的理想，同今日的理想比一比，颇有意思：「女子之德，不全在才智过人，而在谦谨庄重、贞洁不可犯，守节如礼，身与所用之物皆整洁；凡所行不自炫耀，动止皆有仪。此之谓女德。」曹大家所著的《女诫》，七章之中竟有五章的题目是讲女子对男家该持的态度，可见她于当世是明达的；这部书自然成了经典，历代相传，一直读到今天！

（此处原书有插图：一位中国的思想领袖。）

说过往昔，接着要谈今日的中国妇女；我有幸遇见过新派人物中最出色的几位。她们凭着才干、专一的志向和不挠的决心，正占着很高的地位，赢得的不但是本国人、还有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的敬重。前不久巴黎的法律学校里有一位中国姑娘得了学位；在美国和英国学医的，回国以后都极有声望，把上世纪早年因她们受外国训练、行新法而招来的种种反对都克服了。

中国妇女表现出热烈的爱国精神，有时表现的方式很奇特。我们在常德的时候，她们为抗议日本的侵逼，竟把头发剪短了！这不合民政当局的意，于是打发打鼓的差役沿街喊话，禁止妇女剪发，违者六百鞭！姑娘们此举若说失于考虑，至少也是极大的牺牲，那刑罚未免太重了。

要显出这种新的思想趋向，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把新一代中最不寻常的一位略作介绍；我的读者中或许有人认得她，因为她在英国住过五年，一九一七年得了伦敦大学的理学位，植物学一门获优等。曾宝荪女士出自一个大族，这一族的家谱约二千五百年来一直精心保存着，族中的名人在史册上都留下了痕迹。公元前六世纪，族中有一位哲人是孔门学说的阐发者之一；另有一位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是一位大将，平定那场乱事他出力最多。因为这些功劳，皇帝赐给他一处极好的庄园，里面有屋宇、祠堂、湖和园子，湖南长沙的各行会也有馈赠，那庄园就在长沙。他的后人曾侯就住在这里；曾侯后来做了驻英公使，又做驻俄公使，在圣詹姆斯宫廷上是一位有名的人物。他还没有离开湖南——中国最恨外国人的一省——的时候，就已热心学英文，虽然没有先生，只能靠极不完备的书自修。这一族的藏书楼比住宅还大，可见这家的家风；不过可以想见，曾侯所担的这桩事并不容易。他住在北京的时候，一反前例，同外国的英国侨民往来；他的英文自然极难懂，他却坚持不辍，常常请英国人到他家里，也回去领受他们的款待。那时候北京朝廷上反对之声极强，任何中国人，哪怕是个小职员，也不肯被人看见同欧洲人在一处或是进他的家门，而他竟这样做了。我提这些事，是因为它们在他孙女宝荪的经历里又那样鲜明地重现了出来。

曾女士读书起步极早：三岁就有一位西席，到五岁已有两位。无怪乎她要造反；据说有一天她躲到一棵树上去，末了是一位中国先生用好话把她哄下来的——哄下来以后那些许诺他随即就不认账了。她居然会爬树，也许叫人诧异；宝荪的运气好，她有一位开明的祖母，在那种事还闻所未闻的年月，就有魄力把家中女孩从缠足的酷刑与残废中救了出来——她自己是亲身尝过那份残废的代价的。

十岁上宝荪已是热心的中国史读者，种子就此种下，后来长成热烈的爱国心，长成要恢复本族古时光荣的志愿。她因为读书太用功伤了眼力；又过两年，她已通了中国经学——这一层的分量，不略知经书的人是无从想见的。随后她请求去学西学，被送到杭州一所新式官立学堂，相距约一千英里，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到。那学堂的风气叫她很不满意，不久她就离开，进了英国圣公会办的冯氏高等女学堂；在那里她遇见校长巴恩斯女士，既是良师又是知己。国家的境况使她心里纷乱苦恼，她从研究基督教的信仰里得了安慰，便写信给父亲，说愿意做基督徒。她父亲显然是个极有智慧的人，规定她在走这样要紧的一步之前，先要读一读欧洲反对基督教的人的著作。想到这样一个孩子被摆在斯宾塞、哈里森和别的非基督教名家的书前面，实在奇怪；可是她的见解并没有因此改变。她又写信给父亲说明这一点，父亲便答应她公开归入基督教，同时明智地劝她要做一个尽可能好的基督徒。她决意不入任何宗派，盼望将来中国会有一个合乎本国需要与性情的教会。

一九一二年，宝荪得了家里的同意到英国深造。她已经认定自己的天职，是应国家之召在中国终身从事教育。她家里不许她没有监护人便出洋，巴恩斯女士便担起了这个责任，为此辞去了那所女学堂的校长职。宝荪先进布莱克希思高等学校，再升入威斯特菲尔德学院。我就是这时候有幸同她相识的——在这以前，我已听说她在学院里给人的印象。凡同她相处的人，没有不感到她天性中那份深沉的庄重；同学都很喜欢她。中国姑娘在英国似乎总能相处得好，同我们的种种脾性也容易合得来。她们同我们之间，并没有那一道把我们同印度臣民在思想与人生观上隔开的鸿沟。

得了学位、又在帕丁顿的圣玛利学院研究了教育方法与训练之后，她二十岁回国，到湖南省城长沙她的老家去开始毕生的事业。

一九一一年帝制推翻，新的民国没收了许多缙绅的产业，曾家的也在内，房屋被用作兵营，弄得一塌糊涂。费了许多周折、拖了许久，这家人才把产业讨了回来，其中一部分至今还被军队占着，只用一道薄薄的隔断同其余的分开。这本来对学堂是个危险，不过曾女士告诉我，至今他们规矩得很，唯一的过失是砍了两棵树。房子非重建不可，好办学堂。园子实在可喜，是道地的中国式，曲折的水面上架着雕花的小桥，有绿荫小径和别致的假山；耀眼的黄莺和翠鸟在临湖的古柳上安家，一片幽静笼罩着，是读书的理想去处。

不过教育不只是读书；曾女士采纳了英国的见解，认为运动对女孩同对男孩一样有价值。自我去过之后，那小湖的幽静已被欢声打破，姑娘们在曾先生和曾女士教练之下学划船，还有两只船。她们也学美国的球戏，不久前有一所男学堂来约她们比一场长曲棍球。她们才学了很短一阵，自知敌不过对手，可是运动家的本能使她们不肯推辞。不难想见，她们输得很惨，却输得极有风度，旁观的人说她们像英国人：已经学会了笑着认输！

很难相信这些姑娘中有些人两年前还不认得字母；我们所说的那种纪律，她们也是闻所未闻。她们都学英文，有几位学得好得惊人。她们有一个「圆桌会」，开会时不论议什么题目，人人都要发言：这是教她们怎样参与公众集会、怎样表达自己。

服务的精神培养得很强。一次三天的公假里，姑娘们自己动手向亲友募款赈济北方的饥荒。她们的目标是五百元，募到的却是一倍。基督教被当作社会服务的根基来教，因为它正是这一桩好教育事业的根本。全校的教职员都联结在这个纽带上，而且已经在长沙各学堂中间立起了一个新标准。

一九一八年曾女士开办了她的学堂，由巴恩斯女士做监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另有她两位堂兄弟出色地相助——我在伦敦就认得这两位好学生，他们都是义务帮忙的。长沙的上流人物都到了场，包括教育厅长、英国领事和传教士团体。这就是那粒芥菜种的种下，它注定有一天要长成大树。当时只有八名学生，年纪自十四岁到二十二岁；两年之内增到五倍。既是中国的学堂，名字自然有诗意，叫「艺芳」；校训是「忠恕」二字，那正是二千五百年前曾子用来概括孔子之道的两个字。

去年夏天，我们是在英国领事馆庆祝英王寿辰的园游会上遇见曾女士的；她极好意地请我们第二天去吃午饭，又请我对她的学生讲话。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自伦敦一别以后她做了些什么，甚至不知道她住在长沙。从闷热、嘈杂、尘土飞扬的街上一步跨进那座清凉可爱的园子，那一份惊喜真是难以言喻。我们的时间少得可怜；我真想整天又画又谈，可是要看要听的东西太多，这一段简略的记述实在不足以称之。曾家若能在我们所见的那一群可爱的姑娘身上留下印记，那就是为国家尽了所能尽的最大的力；我深信必定如此。想一想这所学堂诞生时那一片动荡，再想一想曾女士怎样干练地把局面上的种种难处一一克服，我竟找不出话来表达我的钦佩。

另一章里我说到学生运动，那运动在全中国引起了罢课，没有一所学堂、一所大学不受它影响。曾女士把自己对这运动的感想向学生说明，叫她们细想，彼此讨论，然后再决定罢不罢课。她一点也没有给她们压力，而外面的压力却极大；她们一致决定「照常上课」。全城三十六所学堂里，只有这一所坚持不断地照常办事，别的——男学堂女学堂都一样——都罢了课。曾女士给英文报纸《华中邮报》写了一封信，受到广泛的称赞。该报主笔写信给她说：「请容我为您那稳健而爱国的见解、为您对英文出色的驾驭向您道贺。就学生抵制一事而论，您这封信是至今所见最好的一篇。」想到写信的人这样年轻，实在难得；我引它的一部分在这里，也用不着道歉。先要说明：她信里说到的那个校长之职，是官方极力敦劝她接受的，就是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不久她便不得不辞了那个职位。

《华中邮报》主笔先生台鉴：

湖南学生活动的种种非常发展，此刻想必已为先生所知。或可容我借贵报宝贵的篇幅，就此事略陈几点批评，并作一呼吁。

至少在湖南，凡不存偏见的观察者都坦白认为：最初的过错在省政府。我刚刚辞去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之职——那是数月前此地教育界人士请我担任的——因此自觉可以说得较为自由，也有几分发言的资格。政府把教育荒废到这个地步，近两三个月来，凡靠政府经费维持的学堂都陷于饥饿与破产，而且日甚一日。这样彻底的穷困，把湖南本已不甚完善的教育弄成了徒有其名的影子。撒但总给一切闲着的手找恶事做，所以难怪怨气要酝酿起来。

真正的霹雳落在本月三日：政府干涉学生焚毁日货。当着几百名学生、几千名旁观者的面，省长的弟弟张敬汤在最后关头下令不准焚毁。长郡中学的书记对那一片辱骂之词露出不耐之色，他竟亲手挥拳打了他。与此同时，他的兵用枪托来「招呼」学生。于是战书自然是下了，学生也接了。积压已久的对政府的愤恨，以加倍的力量爆发出来。五日学生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到七日礼拜日，除一两所之外，各学堂都开始解散，声言张敬尧一日不逐出湖南，他们一日不回校。今天只有方言学校和我们学堂照常上课。连雅礼和湘雅医学院也都奉命「放假」。政府竟以最高明的手段把整个教育的架子拆毁殆尽，连它的热心赞美者也吃了一惊。

就上面所说的看，对学生的动机不能不深表同情；但我恐怕他们抗议的方式会有某些不好的影响。以下从略。

那些姑娘坦率可亲的谈吐给我印象极深，有几位能说英文。说到学生罢课，别一所学堂的一位教员对其中一位姑娘说：

「你们校长真有办法，把学生拦住没有罢课。」

「可不是么，」她答道，「不过我们校长并没有『强迫』我们，是我们大家一致赞成她不罢课的。」

这一点小事正见得师与生都是一样的——自由与坦率。那一种「温柔的理性」的基督徒气度照耀着全校，却不勉强任何人做基督徒。到处是明朗、洁净与欢愉，宿舍和教室都十分可喜。对任何愿意去那里教书的英国姑娘来说，这是何等愉快的一片天地；而学堂日增的需要正立刻要这样的帮手：要理学士，而且在中国这样的教育位置上，非极有资格的教员不能胜任。

想到长沙正是南北两军交战的风暴中心，而第二天南军就要进城，这实在觉得离奇之至。

（此处原书有插图：题曰「姑娘们，知识如今不再是封住的泉：尽情地喝罢。」）

（此处原书有插图：题曰「灵扶助身，不过如身扶助灵。」）

也许有人以为教育事业特别适合中国女子，而且这在英国或许已有所闻，别样的活动就不大为人所知、也不大为人所许了；然而自从中国的门户向西方影响敞开，她们就急切地抓住新的机会，成了国民生活中一个要紧的因素。「新式的中国妇女虽然人数还不多，」乐灵生博士说，「却已开始发生极大的影响。」（见《当代文献中的中国》）世界上头一份妇女报纸是中国妇女撰写主编的；约莫九、十年前，北京的官绅女眷在喀喇沁王妃领头之下组织了一个会，叫作「妇女互进会」，同外国人全无关系。这个会特别着重讨论；中国妇女已经证明自己是极好的演说家，嗓音很悦耳，态度从容有度，令人肃然静听。她们已经登上讲台——这样的事在不到二十年前，是要被人惊骇地嗤之以鼻的。

说到做医生，中国女子早已证明了她们的能干，康成医生和石美玉医生的名字到处受人敬重。北京新办的洛克菲勒医学校招收女生，消息一出就有女孩报名。中国各处都有女子在学医，在英国和美国学的也有。各医院的护士也给我极深的印象，汕头妇女医院的尤其如此。前半年里那里接生一百三十多例，海沃思医生告诉我，她几乎全交给她的中国助手和护士去办了。她们常被请到远村去出诊，事情办得极好。到处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要有十分称职的外国人来训练中国姑娘，直到本国照西法办的训练学校办起来为止。

九中国的青年

「乖戾的老年与青春

不能同住一处：

青春满是欢愉，

老年满是忧虑；

青春像夏天的早晨，

老年像冬天的天气；

青春像夏日一般英发，

老年像冬日一般枯索。

青春满是游戏……」

——莎士比亚

（此处原书有插图：蓑衣。）

青春的精神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并不是每一国的年轻人都有它，也不是任何一国的年轻人个个都有、时时都有。我们听过不少关于少年土耳其、少年埃及的话，可是这两国都没有青春的精神；直到最近，中国也没有。众诗人之中，莎士比亚说这青春的精神说得最多，因为他所生的时代正是它光华四射的时代，意味着高远的努力、生之欢乐、热情、勇气、侠义、美与信。它自然也有短处——自负、任性、躁动、不耐管束、不耐法度、不耐秩序。然而它究竟是极好的东西，是这疲惫世界的救星。

「人的心里也有四季：

他有他茁壮的春天，那时想象明澈，

轻轻一伸便把一切的美都收了进来；

他有他的夏天，那时他爱在丰美之中

把春天所嚼的、蜜也似的少年情思

反复咀嚼；这样高远地梦想着，

他离天最近。」

这青春的精神如今占据了中国的学界，整个民族筋骨的迅速变化，主要就是它促成的。它常常同往昔的传统尖锐对立，譬如对年纪这件事就是如此。敬重长者是一种极好的品质，于中国人有说不尽的好处；但若推到崇拜的极端，就阻住了进步，得了一种虚假的价值。

从前凡要紧的位置都给中年人或老年人——有分量的人。像小皮特二十四岁做首相这样的事，在他们看来必定荒唐可笑到极点。年轻人竟会是有分量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如今你却看见年轻的中国人担着最负责任的职位，做本国驻圣詹姆斯宫廷、驻巴黎、驻华盛顿的代表。使中国得以进入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正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靠的是他的口才和人格。这些人都受过西方的训练，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影响。

从中国这一头到那一头，我发觉青年的气质同十年前（我上一回来的时候）全然两样，虽然那时候变化已经开始。不但对长者的崇敬在变，对古代的崇敬也在变——那正是从前进步最大的障碍之一。到处的年轻人都在主动过问地方上的事，也过问国家的事。这有时表现得相当有趣，有时则关系极大。关系大的，只消举一件：民国政府决定以孔教为国教。消息一出，各处学生团体的电报就像炮弹一样打到政府头上，抗议说「我们不要孔教做国教」；他们得胜了。

说到学生在地方事务上的权威，我遇见过一所学校，有一个学生到日本去留学。他本已同一位中国姑娘订婚，却为一个日本姑娘的姿色所动，娶了那日本姑娘。回国之后，同未婚妻家里交涉了一番，他决定娶她做偏房。学生们于是群起而攻。他娶日本女子，已经犯了不爱国之罪；如今居然还要再添一桩，把中国姑娘置于日本女子之下作偏房！他们不但禁止他这样做，还重重罚了他一笔钱，而且「逼他付了」。

日本问题激动了全国每一处学生团体，他们还为此同商人联了手——这是全新的结合。他们不只用大规模抄毁日货、在市面上抵制日货来表示他们的心情；凡尔赛和约之后，他们更是万众一心，痛斥那些把中国利益出卖给日本的官吏，要求罢免他们。所有的学堂和学校一齐罢课，几百名学生被拘。政府想把这运动压下去，白费力气；因为它太普遍，又得了店家的支持（店家上了门板，贴出告白说这是为支持学生的要求），政府只得再一次让步，惩办了那几个人。

关于中国政局的分裂，我们这里知道得很多；关于这一种要紧的团结，却听得很少。这些事情的要紧，主要在于它们是一股「新思潮」的外在征象——中国人就是这样叫它的。这股新的生机或多或少地跳动在全国人身上，而在学界尤其强烈。它驱使他们采取激烈而无纪律的行动，因此许多人从中看出革命的苗头。不过不要忘记：政治上的革命早已是既成事实，而这个新运动主要是教育与社会的改革，学生在政治上的信仰则是共和。反日的情绪是因为日本人决意要渗进这个国家，尤其因为他们在山东的举动。战事结束时日本背了约，不肯把青岛还给中国，就此失掉了一个无价的机会——本可以同中国结好，并在世人面前替自己辩白。这件事对学生运动影响很大，使学生迅速地一致行动，也使他们看出自己有左右政府举动的力量。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事；近来文学与社会的复兴，倒很可能对国民生活有长久的影响。

这新运动对各样文字的影响格外有意思。日报、评论、杂志里满是新思想，把西方世界一切的意见潮流都映了出来。批评的精神使任何问题都逃不过研究；印度的政治鼓动、爱尔兰新芬党的暴行、英国的劳工纠纷，中国的日报上都有确实的报道。他们正在给我们文明的成果下判断，而中国命运将来的形状，大半要看这判断如何。

这个民族全部历史上最要紧的日子之一，是西太后在一九〇〇年被西方列强大败之后决意扫除旧教育制度的那一天。以世上最顽固的独裁者之一而言，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大转变。她看出自己所以苦于找不到合用的官吏，根子在于遴选官吏的那个阶层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太少；于是一九〇四年她下了一道上谕，上面带着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印记，一举把旧教育制度废了。那道文书很奇特，甚至有几分可悯。她规定新式学堂的毕业是取得官职的唯一途径，并且指出：学堂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有了，而八股制艺倒是很晚近的东西，不过存在了五百年左右。

她又下令多派学生到欧美去——已经有一些人在去了——而不要再派往日本，因为她不信任日本的革命风气。

要办成这样大的一场变革，最大的难处是找不到胜任的教员。幸而过去半个世纪里教会学堂已经下了种，从那里总能得着少量的教员。张之洞认为，把教科书读上三个月就可以做一个称职的教员了！另一重极大的困难是这样浩大的事业经费从何而来。官府劝缙绅捐资办学、维持学堂，捐了的赏给顶戴。张之洞把整个章程都拟了出来：学堂、各级学校、课程、管理规则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载在五卷官书里，全国的教育制度就此开办。这样大的变革，自然免不了生出许多难处。主要的难处是没有纪律，今日依然如此；学生——不论男女，因为女学堂里也是同一种风气——认为该由他或她来命令先生，而不是先生命令学生。制度初行的时候，学生更容易得逞，因为教员多半毫无经验，怕不让步就丢了饭碗。上面那道上谕虽说要在中国本土培养做官的人，却另有派学生出洋的规定作为补充，好叫他们更有本领把国家带上西方文明的轨道。

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教育制度随着语言的改革又有进步，详情我已在第二章里说过。关于这场教育变革，最要紧的一点是：它所落的土壤是预备好了的，而且有理由相信根正在往深处扎。日本采纳西方观念之快人人都知道，正因如此，她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发展了陆军、海军和商业，成了世界强国。她把西方科学当作工具，去博取武功与开疆拓土。这些都不是中国人所看重的东西。他们的复兴走的是全然不同的路。他们的目光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的；外国的事物所以使他们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能照亮自己的问题。中国人旧日气质中唯一未变的就是这一点。批评的烈光如今照在他们自己的过去上；历史、艺术、哲学、文学都在过筛，看它们究竟有多少价值。不过今日中国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本身，是人的进步与福祉，此生的与来生的。

旧宗教的衰颓对学生生活必定有极大的影响；如今庙宇有一大部分用作校舍，这就是凭据——倘若还需要凭据的话——证明它们做庙的用处已经没有了。许多人以为旧迷信被扫除是一大进步；然而拿什么来代替它呢？中国人正在摸索一种较富哲理的宗教形式。像阎锡山这样的人，每天拿出时间静坐、敬拜独一的真神。欧洲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潮水，竟也涌到了中国的岸边，影响了许多有思想的人。在一份要紧的刊物《新青年》上，有名的中国作者彭一湖说：「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也无意维护哪一个团体、鼓吹哪一种宗教信仰的优越。但我常常觉得宗教里面含着最高的伦理；所以我想，倘若要使不完全的人类向完全前进，我们是不能轻易把宗教撇开的。」

大批学生已经接触到基督教；此刻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在细细考量它究竟有多少价值。凭着讲高等批评的书刊（中国各城都有），他们熟知西方学者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使他们极感兴趣。不过说到底，影响少年中国宗教信念的，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实行。

从前中国学生所受的西方教育，主要是在西方人办的学堂和学校里得来的，那里基督教的道理是课程中要紧的一部分。他们有机会考察教员的为人，判断基督教理想在实行上的价值。凡有人把这样的机构用于政治或商业的宣传，结果如何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前这是极少的例外，虽然近来有些机构似乎越来越有这种倾向。那些抱怨传教事业给国际关系添了麻烦的政府，从前却常常利用这同一些麻烦来谋自己的利益。再没有比德国政府就山东两位德国传教士被杀一事所说的话更冷酷的了：「天意使我们因必须为被杀的传教士复仇，而得以取得一处头等要紧的商埠。」中国人记性长得很，这样的事他们是不会忘记的。指望人们把一个外国的举动同这一国的传教事业分辨得清清楚楚，是愚蠢的。

依我看来，对传教士和他们的机构所能作的最重的指摘，是他们的教导有时失之狭隘，而且常常失之肤浅——那是因为缺钱，以致教员和教育设备都不够。各差会筹措这笔经费所受的压力，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沉重，而应付这需要的只是基督教界中一小部分人。倘若整个基督教界都认清了自己的责任，中国所得的教导本会更好、更彻底；如今在她所踏上的这桩伟大教育事业上帮她一把，也还不算迟。美国已经明白这件事，英国却没有。不过有一大进步正在实现，就是多数不同的差会联合起来办中心的学院与大学，这在教育上、宗教上都是极大的收获。

眼下中国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在各门教育上都有十分有效的训练，尤其是对那些将来要做她领袖的人。政治家、法律家、医生、工程师、银行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需要的；而这些人最要紧的，是要立志高远、操守无瑕。正是当权者的腐败把中国弄到这样的地步，也正是它妨碍着她跻身于列强之间。显然她今日没有帮助是办不到这一层的。今日在学的学生粗略算来有八百万，更不用说那大批在农业和工业中做工的孩子，他们也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学生运动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学生中间正在滋长一种责任感：要把自己的知识分给较穷的邻人。他们在各地办起夜校（并且自己教课），不但教贫苦孩子，也教农人、工人等等。他们还就卫生、爱国、政治一类题目作通俗演讲。

去年冬天那场可怕的饥荒里，许多学生去做赈济的工作；他们不但帮了受难的人，自己也在有组织的社会服务上得了可贵的实地训练。这社会服务是这个运动的又一特点；在这里，受过训练的领袖同样是急需的。我们上一百年里痛苦地换来的经验，无疑该同他们分享。

纯粹由中国人自办的最高一级的教育机构极少。其中最要紧的无疑是北京大学，创办于二十三年前。在现任校长蔡元培的影响下，它已成为一所得力的学校，是新教育运动的中心。他罗致了一批受过西方思想训练的人，取代从前那班不中用的老教员。现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一九一八年到欧美走了一趟，回来以后倡议聘请西方的专门学者到大学里做每年的讲座。头一位聘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接着是英国剑桥的罗素；如今看来还要请法国的柏格森和德国的爱因斯坦。这就见得出新学问的风气。这样一位教育总长影响很大，正在推行开明的教育方针。这所大学设有法、文、理三科。它的影响不但及于北京，而且遍于全国。

香港大学也很要紧，只是授课全用英文，这对许多学生仍是一重障碍。它是卢押爵士创办的；靠着许多中国人和一位富有的巴斯商人的慷慨相助，更不用说香港政府拨的一片极好的地基，这所大学一九一二年开办。它主要是为中国人而设，却对「一切种族、国籍、信仰的学生」开放，并且要促进「同邻邦中华民国的良好谅解」——一九一一年香港政府的条例就是这样写的。最初设的三个讲座是医科、应用科学和文科。为着适应将来在中国出仕的人的需要，必修的中文科目也列在内。

厦门一位中国商人陈先生已经规划了一所新大学，我去看过将要兴建的地基。捐资的人出身寒微。他已经在厦门附近办了男女学堂，办得极慷慨、极合新法，详情在下一章里再说。他虽不属于任何基督教团体，却极慷慨地把房舍借给基督教开会，又听凭他学堂里的基督徒教员在课余对学生讲授宗教，毫无限制。

说过中国人所办最要紧的非宗教教育机构，再说说最要紧的教会机构。其中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是最老、最得力的一所，今日中国好些领袖人物都是它训练出来的。近来书院添了医科，如今已成为圣约翰大学。它授学位，同美国各大学关系密切。另有两所美国宗派所办的大学，五所联合的、不分宗派的大学，还有许多要紧的书院，如天津的新学书院、福州的三一书院、广州的岭南学堂、杭州的之江学堂、上海的浸会大学等等等等；可是同中国这千百万人相比，这些又算得什么呢？

眼下教育上有一重极严重的缺憾：我们英国各大学至今没有设法承认这些书院和大学所授的学位与文凭，只有香港大学例外——它有特许状规定了这一层。而在美国，凡要紧的大学都欢迎中国学生去读研究科，并授给文凭，我们却一所也没有。所有的学生都学英文，一年比一年更能在我们的大学里受益；不过最了解中国的教育家都深信：她的儿女最好先在本国读书，把普通教育打好根柢，然后再到英国来，比方说二十岁上下；那时候他们从所见所学里得到的，就比年纪更小时多得多。判断力既已成熟，就不至于像不然很可能的那样得着错误的印象，而且懂得怎样从所能接触的浩繁知识里加以选择。

如今童工的问题正被人考虑，这尤其要紧，因为工厂到处涌现。田间的劳作于儿童是苦的，但远不及工厂生活之有害。这场工业扩张大半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因此这些商号担着重大的责任，要让中国人看见西方工业最好的一面，在儿童与妇女的福利上尤其如此。

倘若略去童子军运动的历史，那就忽略了一件对少年中国的将来可能极要紧的事。说也奇怪，它似乎是一九一〇年在纽约由中国学生会发起的，两年左右以后才传到中国本土。一九一五年广州和上海的童子军有过一次大检阅，三百名男孩参加；一九二〇年英国那次大露营上，中国男孩也在场——那一回二万名各族的男孩聚在一个大的兄弟团体里。这个运动至今主要由教会机构推行，他们明智地看出了它对中国男孩的吸引力和要紧。最大的难处是找不到合适的童子军长，不过日子久了总能解决。童子军的规则这里同别处一样，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入。它在国际上的价值，关系也是不小的。

人人心里自然会生出一个疑问：东方男孩的一队人，能不能像英国的一队那样保持同样高的精神——在英国，传统已经给了极大的助力。我毫不迟疑地从近来一篇杂志文章里引一个动人的例子，说明童子军那种荣誉、预备、积极的善意和体格健全的精神，在中国童子军身上也找得到。「那位年轻的足球队长显然恼了。这一场球很硬。他的队员同他一样，都是华中博学书院的中国男孩。可是一名前锋把一个空门球踢『飞』了，一名后卫又『怯』了，不敢去拦对方那个高大快速的前锋；对方还有一两个人险些犯规。」

「于是他沉不住气了。有一位英国教员在旁边看球，他也是这男孩所在那一队童子军的军长——那男孩在队里已颇有资历。他看出这孩子正在发脾气。忽然，趁球场上一时静下来，那位教员在边线上吹起了童子军号令的调子。」

「那中国男孩队长立刻醒悟到自己的举动何等孩子气，便定住了神。他脸上绽开往常那副笑容，笑着把本队重新鼓起来，同他们一齐冲上前去。他们赢了那场球。」（见《远航》杂志）

把学生局面的要点归纳起来：他们眼下实际的要求是民族自决、自治，以及废除督军制，也就是各省的军人统治。既然这是他们的要求，不妨看一看他们已经做成了些什么：他们创立了学生的组织，全国各地都有学生联合会；他们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打破了男女之防；他们唤起了平民百姓的关心；他们又证明自己强得足以改变政府的举动。凭这几件事，他们的要求当然有资格被人认真考虑。

一种奇妙的希望与勇气正在滋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新的国家主义出奇地没有西方民众运动里常见的那些暴行。青年天生的那一股沸腾之气——这词儿难听，却说得贴切——总的说来比在这种情形下所能指望的更明智、更有眼光，给将来极大的希望。他们特别着重社会服务与义务工作，这是极有前途的；传教事业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他们照料病人、疯人、盲人、聋哑人、孤儿和穷人所结的果子。他们在这个民族面前立起了一个理想，而青年正在接受它。

十中国的几处海港与商务

（此处原书有插图：厦门的雨。）

去年我从上海到香港，沿中国海岸走了两趟；这是极有意思的一程，若肯在各口岸停一停、看看那里千头万绪的活动，就更有意思。各口岸的不同极其触目：没有两处是一样的，连帆的式样也一处一个样。

杭州——浙江的省城——我已经说过，接下来是同省的温州府。到那里要沿一条可爱的港汊和一条江上行，景致美得没法再美。傍晚时分我从一座山顶望下去，草木之盛、灌溉的河渠之密如网，都显出这片土地何等富庶；水道同时也是进出这一带最便当的路。除了高树，还有一丛丛的竹，竹子似乎无所不能用。它一夜能长一英寸，一个月长三十英寸是常事；这是它平常的高度，不过有些品种能长到一百二十英尺。此后它便抽出许多笋，主干变硬。嫩笋像芦笋一样可以吃，竹实也可以当粮；中国有一句谚语，说稻子歉收的年头竹实格外多。竹竿又高又硬，有节；一节大得可以做一只极好的水桶，另一节可以做瓶子或炊具；外面的壳含硅质，竟可以当磨刀石用。

到温州府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去寻传教士。我虽是不速之客，内地会的斯利克特先生夫妇却和和气气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去看城里城外。这是一处通商口岸，面对东海，街道明亮洁净，满是可喜的铺子。嵌花皂石是一样可喜的工艺；这里出的绸又精又贵，每尺二三元。此地的人举止直率而有主见，对传教的事却很有反应，一旦入教，就成为坚定忠实的信徒。我们去看了一座庙，是本地各行会新近为两位不肯承认民国的官员而建的。这些行会是彻头彻尾的民主，起于极古的年代；尽管时世变迁，它们在中国至今仍有绝大的权力，整个帝国的商务都归它们节制。凡有体面的商人都属于一个行会。行会如今已显出要过问工价的迹象，这是极有意味的事实。它们不容政府干涉自己的会员，对会员则有一种父母般的照顾。这些行会不但于中国人极有价值，于外国人也是如此：外国人可以直接找它们的会员，也可以托同一行会的经手人——就是所谓买办——替他们办事。广州的行会竟有七十二个。

我们去看一处英国圣道公会的团体，无奈那天是礼拜六下午，一个人也不在家。他们在一百五十处布道所有很大的事业，欧洲人却只有一位！他们还有一所大医院，唯一的一位英国医生却已休假回国两年，把医院交给两位中国医生；连一位英国护士也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形实在可叹，于英国的名声也是一个污点。相形之下，我们见中国人所做的事无论数量还是品质都极出色：内地会在一百六十八处布道所里有三百名义务工作人员。他们的传道人每月拿出一个星期义务服务，薪水由本地的团体出。勉励会是这一摊事业中特别有力的一支，造就了一批能干的人才；这个会的一个主要宗旨，就是训练男人、女人和孩子参与某一种基督教的服务。圣经学校是这里事业的又一长处，人们研读圣经的热心，预示着这个布道会的前途很好。

也许有人觉得我在这本书里说传教事业说得太多——实在是太多了；可是这也免不了，因为中国生活中所创始的改革，几乎全出于传教事业。贫民教育、女子教育、看护病人、照料盲人疯人，都是传教事业开的头；直到今日，办理赈灾防疫的主要机关也是他们。去年英国人民为饥荒捐出三万英镑，各差会另外汇出的款子还很大，这自然是没有官方记载的。可喜的是英国在慷慨这件事上还保留着几分谦逊。

我下一处歇脚地是福州；这一趟是全程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沿海的轮船不能上驶，所以须在罗星塔换乘小火轮。我们为等过沙洲耗了六个多钟头；黎明时看那成千上万的渔船，真是可爱的景象——我们慢慢上驶时，它们看着像一群群张开翅膀的鸟。到城里有九英里；船到一处停靠地，我问同船的客人是不是该在这里下，人家说大码头还在上游。快到的时候，一位和气的中国青年用极好的英文问我要不要帮忙；他听见我提起英国圣公会，便说他自己也是这个会的。他极肯帮忙，替我照料行李，把我送到他做事的写字间，打电话到三一书院去说我到了，又备了茶，末了还派了一个向导送我上路。王先生实在给他的母校争了光。我在路上遇见好心的女主人诺顿太太，她带着仆人来接我——那天早上她已经打发他下去找过我三趟了。轮船到岸的时刻是最说不准的事。

福州是通商口岸，年代并不很古：它建于十四世纪，一八六一年开埠通商。人口估计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之间；因为商务日增，它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商行的总汇之地。茶叶贸易最为要紧。城跨江两岸，有两座长桥，中间以一个小洲相连，叫作万寿桥，从城的这一部分通到那一部分。我们坐飞快的人力车，从书院到江那边城中心费思富·戴维斯女士的学堂，走了约莫一个钟头。学堂正要放暑假，韦林女士的女学堂也是如此——那是我们另一天去的；不过我们看见盲童学堂正在上课，办得似乎极好；还看了一所孤儿院，园子里有男孩用花草摆出的一个精致图案。我问那是不是校名，人家说那是「国耻日」的日期，就是日本得逞的那一天；到处的人对这件事感触何等之深，而且竟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实在触目。

（此处原书有插图：风雨中的船。）

福州的雨下个不停，园子四围的水涨得很高——园子是在一座山上的——到后来我们连大门都走不成了。这实在扫兴之至，凡出游的事都不必谈了。然而日子过得飞快，我仍旧一处处去看医院和学堂；蚕桑学堂很有意思，各道工序我们都看了。临走时院长还向我致敬意，请我抓一把蚕带走！福州以漆器出名，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是在绸上做的漆器。用它做的碗轻如鸿毛，而且是软的。做一件要八个月到一年，而且极耐水耐热，煮也煮不坏。别样的好漆器是在精雕的木头上做的；用上金粉银粉的时候，那漆的颜色美极了。他们用一种纸把东西包起来，那是我所见过最软、最韧、最薄的纸，摸上去像绸子。

住在一所书院当中，看那四百名少年读书游戏，对我是不断的乐趣。它所以叫三一书院，是因为它属于都柏林大学福建布道会，是一九〇八年伦敦泛英国圣公会大会的结果。原有的三所学堂在一九一二年合并成了这所书院；还建了一座美丽的礼拜堂、一座体育馆、教员的住宅，又建了一所土话中学堂，纪念殉道者史荦伯。这地方的风气极好。校长竟请我这样一个女人、一个不从国教派的人在礼拜堂里对学生讲话——我又一次体会到传教的园地在合一与进步的精神上超前多少。那是一群令人振奋的听众。

水一直往上涨，我开始担心离开福州要费事了。为了到船务行去买船票，我们得坐船穿街过巷，末了竟从一座园子里划到写字间的窗口。男孩子们撑着门板当筏子玩得不亦乐乎，一个倒栽葱掉进水里，便引起一片尖叫的笑声。第二天我动身，水还在涨；同朋友们、同福州告别，实在依依不舍。

小火轮把我飞快地送到下游的「海靖」轮上，轮船天亮就要开；风暴的云和斜扫的雨给四围的群山作了极好的背景。中国沿岸的景色都是荒野的，无数的礁石小岛使航行极其危险。船长在席间讲我们在这样的「恶天气」里所冒的危险，给我们解闷。太平洋上天气一坏，沿岸的海流就全变了，虽然水面看着还是平的。有一处地方，他从前绕过某几块礁石时总要留出七英里的余地，有一天却发现自己是擦着它们过去的；从那回以后，他留十英里。这一带海上老是又湿又雾，而这一季格外坏；他从业以来，福州头一回没有货运出去。

船像个软木塞一样上下颠。船上有一个很好的吉祥物，是一头黑母猪。它极干净、极讲究，爱吃巧克力和橘子，橘子还非得剥了皮不可。它在船上已经五年，还经历过战事——那时候这船奉军令到过巴士拉和别的地方。船长极口称赞他的中国水手，说比哪一国的都强：他们做事做得好，又知足，用不着呵斥。走了二十四个钟头，我们到了厦门外面的平静水面；英国长老会女士们家里的厨子六点半划了一只舢板来接我上岸，因为那里没有码头。雨还在下，天又极热。

厦门是一处极奇特的地方，到处是圆圆的黑石头，像一个个布丁。这地方的一个特色是那些小小的坟，像盘子似的摆在地面上，那是因为他们处置死人的方式很奇特：埋了一段时间之后，把棺材起出来，仔细数骨头，一根也不许少，然后装进一只有盖的坛里；坛埋进土时，露在外面的就是那个盖。

我发现好心的主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却慷慨地腾出工夫带我去看各处学堂和书院；另有一位路过的传教士带我渡过海湾，去看几所养济院（是一位中国太太建的），还看了厦门最早的一座中国教堂。那位牧师领我们从一条可喜的石板路上去看一处有名的佛家精舍。当世的佛门圣者我偶尔也遇见过，这里我却看见一个正在「做」的：他被关在岩石的一个洞里，锁着，像关在笼中一样；一天送一回饭，我们看见一个和尚开了锁把饭放进去，一句话也不说。这位未来的圣者是永不许说话的。要过好几年这样麻木的日子才能成圣。另有一位可亲得多的佛门中人是庙里的一个执事，我看见他头上有烧戒的疤。我请向导替我问他怎样熬过那份苦，他的脸一下子放起光来，答道：「你们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不觉得苦，我为着得救的喜乐，也不觉得苦。」

一位可亲的中国干事王先生领我们看了青年会，会所坐落在黑石之间，式样美得无以复加，有一条鲜红的石路通到其中一块石头跟前。王先生又带我们进了商会，在那里遇见两位爱丁堡出身的工程师，正在办一项卫生与筑新路的计划。如今中国几乎每一座城都有商会：这是极新的东西，是农商部管的官办事情。只有富商能入会，因为会费极高。因为学生罢课时他们的态度，百姓不大喜欢他们；不过就一般商务而论，它们自有一定的价值，虽然行会要紧得多。

我在我们的领事馆和邮政司家里度了几个愉快的晚上，结识了英美两国的侨民。他们的园子里花开得热闹。可是雨又下起来，我们去集美看一所中国学堂时，一天的兴致被它扫了不少。王先生借了一只小火轮送我们去，因为路相当远。他告诉我们陈先生是怎样在海峡殖民地发的财；在那里他见了不少英国人的事，便起了效法他们行善的心。他小时候读书不多，于是决意造学堂，末了还要照欧洲的样子造一所大学。他自己就是建筑师，已经造起了宽敞而布置周到的校舍、宿舍等等；如今又在盖一所同样的女学堂。眼下女学堂暂时借住在邻村，而陈先生一家却住在一所小屋里，日子过得再朴素没有。那地方实在很好，各方面的资助也极慷慨。教员的薪水自二十五元至三十五元，而在各差会里不过五元。这是眼下所有差会面临的新难处之一：他们工作人员的薪水非得增到四倍，才能同官府和别处雇用的人相近。

我冒着大雨离开厦门，坐一艘极舒适的轮船顺顺当当地到了汕头，是早六点到的。这里又得坐舢板上岸，几位女士打发厨子划了一只来接我。英国长老会的住处很可喜，唯一的缺憾是离刑场太近，而且前面可能会盖起房子来。眼下他们望得见海湾的好景致。海沃思医生主持一所很好的大妇女医院，那里有一班极好的中国护士。欧洲人这样少实在可惜——两所医院各只有一男一女，而且还得自己训练手下的人。巴顿女士主持女学堂；我又一次不能不记下：这样忙的人竟腾得出工夫给我最愉快的款待。厦门、汕头、福州等处自然也有欧洲人开的旅馆，因为这些城里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不过我有幸都住在传教士朋友家里，所以旅馆的情形我不能凭亲身经历来说。总之，如今外国人旅行比从前简便得多；沿中国海岸走一趟是极愉快的事，因为景色极美，又有各样有趣的地方可看——只要不下雨！

海沃思医生带我坐火车到潮州镇去玩了一趟，路上停下来拜访一家中国人，他家有极美的祠堂，那些建筑上的近代石雕是我所见最好的。石头是绿色的，雕工又巧妙地点上绿漆金漆，更显出精神。我们从火车站坐轿穿过稻田到那村子，约两英里路。天色阴沉，石头晒场上刚舂过的稻谷正在匆匆收起，整个村子像一窝忙碌的蜂一样嗡嗡作响。谭先生同一位堂兄弟在门口迎我们；见到这样一所十全十美的中国乡居，真是开了眼界。那些细节含蓄的美是了不得的：譬如有一个大院子张着橙色的帷幔作顶，柔和的金光洒在那些高高的陶缸上，缸里亭亭地擎起荷花荷叶。祠堂正对着这个院子，牌位是最上等的漆做的，四围是雕工精美的家具。谭先生的祖父建了这座家祠，十名巧匠花了三十年才建成。屋里有青铜器和大量艺术品，映在大理石地上；唯一不谐调的是欧洲式的灯和吊灯。见过家中的女眷之后，我们又被带去拜访两户人家，认识了这一族别的成员。这些房子最惹人注目的是屋顶上的瓷饰。各样花朵，粉的白的和别的颜色，以细巧的花纹衬着天空。这种瓷饰是中国南方艺术的一项特长；广州的陈家祠上还有极繁复的人物群像，甚至有山水。墙上还嵌着镂空的陶板。

谭先生带我们去看一所他家所办的学堂，一百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的男孩正在用功。他在新加坡有很大的生意；有一件怪事：汕头一带不断有人移居海峡殖民地、香港和别处，而且总是带着积下的财富回来。汕头本身是中国第五大商港，它背后有一千万人口，它是这些人天然的出口。

谭先生在浸信会礼拜堂同我们分手，我们在那里受到极友好的欢迎。美南浸信会在乡间有许许多多布道所，约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中国同工还不算在内——同我们英国的差会真是天壤之别！他们主要办教育和布道，也做些医务。汕头于社会服务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园地；不过他们住在海湾那一边，我没有工夫渡过去看他们那些好房子、学堂、医院等等；他们打算在汕头建一座大教堂。美国政府为中国人开设了电影讲演的课程，又请传教士去放映，好让人知道美国的工商业和美国生活的一般情形。

我们坐轿回到火车站，在潮州府由怀特医生来接。那是英国长老会的一处驻地，可是当时那里唯一的欧洲代表就是他一个人。中国同工无疑因此比不然要多担些责任、多做些事；可是对这一位英国人实在太苦了，而一所医院这样办又怎么办得好呢？

几年前有过一场大地震，教堂和医院都塌了，幸而病人都及时救了出来。我们看了新医院，布置似乎很周到，运转也好。这座城需要这样一所医院；看见美国差会的那一片屋宇在河对岸，离人烟辐辏之处那么远，实在叫人惋惜。那座桥又迷人又古怪——巨大的砖石桥墩，墩与墩之间架着十五至十八英尺长的石条。桥墩上有铺子做着热闹的生意，一个墩上还长着一棵浓荫的大树。韩江当中有一段宽宽的浮桥，由一只只晃动的船连成，两头各用石阶接到邻近的桥墩上。江上我们看见极如画的三帆船，那是客家人的；客家是一个土著民族，同中国人全然不同，住在更靠内地的地方。

镇上的街道极可喜，满是有趣的铺子；我们看见人家门上还开着小小的狗洞，有些洞上挂着小门，狗可以自己拱进去。潮州府有三四十万人口，邻近一带有一百八十个村子，所以是个忙碌的地方，城中有六七十所学堂。我们参观了一座极有意思的佛寺，里面有城里人立的一块石碑，表彰罗斯医生和詹姆斯先生在一场霍乱时的功劳。

第二天我们回汕头；旅行指南上说汕头没有什么可看的。恰恰相反，在怀德博士引导下我看到了许多。有一座庙正在重新装饰，四壁画满了极精细、极富想象的壁画。那些画工不倦的技艺与勤苦叫我羡慕不已。这里的行当很有趣，譬如给漏了的锅补洞：补锅的人把熔化的金属装在一只可以搬动的炉子里，戴着手套操作，一点一点在洞的周围点上小补丁，直到把洞填满。我正看得入神，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偷偷从我口袋里掏几个铜钱；可是那贼太嫩，我一把抓住他的手，他就把钱丢进我手心里了！另一样有趣却颇热的景象是吹玻璃灯罩。还有一样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行业是罐装荔枝；干这活的是一百来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这一节我还是不细说了，不然谁也不肯吃这样美味了——在这以前我是极爱吃它的。我心里忽然浮起蒂普特里的影子：若中国也有一个蒂普特里，该多好。汕头的水果真是可爱：看那些摊子上堆着柚子、菠萝、桃、荔枝、香蕉、龙眼和别的果子，叫人口水直流。鱼摊也一样好看——只是气味可怕——不过那些名目我是一概叫不上来的。

有一天下午，我们在稻田间坐车走了一趟，很有趣，那时正在忙着收割。这种路上代步的车，是一把舒服的藤椅，可坐两人（头等），或是一把不那么舒服的椅子，可坐四人（二等）。椅子装在滑板上，滑板放在一条轻便铁轨上，由脚快的苦力推着走，所以走得相当快。多给钱就是快车！

我们在这里遇见几位传教士，正要去避暑地度夏；不过到那样的地方既费时又费钱，而在这里往内地走似乎极其辛苦，手头不宽裕时尤其如此。我恋恋不舍地别过这一群投缘的传教士——他们合谋叫我过得这样愉快——同几位女士一同动身去香港。

在香港小住对我总是愉快的事；那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只是叫我为自己是英国人而骄傲得有些过分。中国人爱去那里居住，这是我们帽子上的一根羽毛。一八四一年初割让给英国时，那里的本地人口是四千（连海湾对面租借的九龙在内）；一九一一年是华人四十四万四千六百六十四、他国人一万二千零八十九——七十年有这样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我们在那里有陆海军四千六百七十三人。它是东方最大的航运中心，也是最大的金融中心。再没有比去邻近的澳门一趟更强烈的对照了：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外国人居留地，离香港不过四十英里。一五五七年它最先开放，准葡萄牙商人在那里建商馆；在我们得到香港之前，它是唯一开放的口岸。那时候葡萄牙人是一个富于冒险、精力充沛的民族：三百年间澳门是东亚贸易的总汇。如今它是我所到过最死气沉沉的地方，人口八万。那地方很可喜，海风宜人，气候比香港好得多。它的「实业」（？）是赌博和私贩鸦片，连同随之而来的种种恶事。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澳门的主色是「红」。中国的主色却是「蓝」。我的读者中也许有人愿意留意这一点，再同另一件事比一比：印度的主色是红，是感官的；蓝则是非感官的。在我看来，这很能表现种族的差别。

我们在澳门恰好赶上一件有趣的飞机盛事：美国人开办的澳门、香港、广州之间航空线的开航典礼。一大群兴高采烈的美国人来到我们所住的旅馆，全城的人都出来看仪式。可爱的海湾上方每一块岩石、每一处高地上都站满了翘首以待的人，码头上也挤满了。不巧所需的汽油没有运到，那几架飞机只把好奇的机头伸出棚外，又缩了回去。我们始终没能弄明白那家美国公司为什么要选澳门办这件事。他们无疑有他们精明的道理。香港广州之间的航线于商务应当是有用的。

中国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是这个国家极大的吃亏，政府已经把心思转到航空上。一家英国商行在一九一八年成功地取得合同，供给一百架商用飞机，并建造必需的机场、补给与修理厂等等。飞机已经造好，北京到上海的航线已经开办。这试验的结果如何，看起来一定极有意思。那些飞机同飞越大西洋所用的相仿，可以载十二名乘客连同行李。中国政府的顾问是霍尔特中校，他驻在北京，手下有一班熟练的飞行员和工程师。

我们受了税务司的款待，听说了缉拿私运鸦片的难处，也听说了办一个国际性的海关的难处。不幸日本人正把鸦片买卖推行得相当得手。

我从香港还作过另一趟极有意思的游历，就是到广州去。那里如今是南方政府的所在，不过各国都不承认它。广州人同北方的中国人很不相同，他们的话北方人全然听不懂。他们是全国最聪明、最开通的人，自十七世纪以来就同欧洲人通商不断，因此多少受了西方观念的影响。本地人口估计有二百万，其中二十万住在船上；外国商人很多，各国的传教士也不少。它的医院和学堂是名副其实地有名。我坐夜船去，约莫早六点到，事先请了一位向导，带我和一位法国年轻女士去看所有的名胜。广州是一座极迷人的城；坐着轿子穿过那些铺着花岗石的窄街（平均宽十二英尺，全城的街合起来有八十英里长），两旁陈列的美丽而奇异的东西，看得人眼花缭乱。

动身之前有人给我特里夫斯爵士的记述看，为的是劝我别去广州；可是我实在莫名其妙：怎么会有人对它的魅力这样视而不见，而对不愉快的一面又这样留心。我们先去看做点翠首饰的作坊，那些工匠在这门手艺上巧得出奇，除了中国人没有别人肯做。羽毛先由小男孩洗净，那些男孩是学徒，四年不给工钱。然后把羽毛细细剪成同它要贴上去的银托表面一样大小。那些图样精细繁复得难以置信。工匠个个戴着高倍放大镜，手脚又快，又一丝不苟。中国太太们的新嫁头饰是极繁复的构造，高一英尺以上，全用这种羽毛活做成，那翠鸟羽毛耀眼的光彩多年不褪。

那里有好几座极古的庙和塔可看，十之八九是佛家的。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华林寺，我们在那里看见马可·波罗戴着帽子，坐在五百尊与真人一般大的罗汉像中间。史书上可并没有说他皈依了佛教！

陈家祠极美，虽是近代的，屋顶上有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人物瓷饰。它虽是为一族而建的，别族的人纳了钱也准进去。要占头等位置的纳一百四十元，此外还有价钱不等的几等，出十元也能进去。那里有一座「死人城」，可以替亡者租下房间，等候安葬；这一等可能要等很久，人家告诉我们有些棺材已经在那里搁了三十年。我们又看了花塔和别的庙，然后回到铺子那边去；这一天像是走了好多好多英里。那些铺子诱人到极点——绝妙的绣货、篮子、字画、书籍、绸缎、扇子、姜和别的果脯、漆器、家具、银器锡器、皮货，以及各样古玩。古式的鸟笼是最迷人的创造之一，镶嵌精美，结构如建筑一般细巧，还有装饰考究的食罐和托架。

在广州至今还看得见——不过人家说难得看见了——那些气派的旧式画舫，在艺术装饰上真是登峰造极。如今仍有许多画舫是作宴游之所用的；在西方人看来，这自然觉得奇怪。

我们又去看了别的作坊，看精细的象牙雕和玉雕；到处都被工匠那份无穷的耐心与坚忍所折服。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确实比任何别国的工匠都高。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做工的人，他们清醒、勤劳、可靠、知足，靠最微薄的工钱过活，除了难得的几个国定假日之外，不要求休假。白种人自然竞争不过他们，所以大多数国家都严厉地把他们排斥在外。这个难题不易解决；不过主要该做的事，是保全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不让亚洲北部被非亚洲的移民侵占。倘若日本同中国成了朋友，把彼此的要求公平地了结，给双方迅速增长的人口留出扩展的余地，那么两国面前将是一片空前繁荣的天地。中国的铁路只有七千英里；它的盈利比任何别国都好，而英国人所开的头，理当由英国人的韧性接着做下去。在这件事上各国都有足够的用武之地，只是我们抓住机会出奇地慢；也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铁路弄得叫人泄气罢。广州同香港之间有铁路相通，我们坐了三个钟头的车经过可爱的风景回来，很是愉快。等广州同汉口通了铁路，那对全国的统一以及商务的扩展都将大有助益。

离开中国之前最后要办的事，自然是上银行走一趟；这就说到中国种种变化里我该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币制。说也奇怪，至今每一省、几乎每一座要紧的城，都还有自己的钱币。人家告诉我，这一层早该改了，无奈本国的银行家从这制度里得利太厚。不过中国的银行家近年来也吃了不少苦头，被袁世凯和别的官吏大肆搜刮。他们随时有被扑上来敲一笔的危险，所以到末了决意另立一种全新的方针。那种新的创始与组织的精神进了他们心里，结果惊人。

他们相信中国是养得活自己的，她财政的窘迫全出于办理不善。因此他们联合起来挺身而出，提出要自己拟一套财政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把中国的财政放在、并且维持在这样稳固的基础上，使新时代无可避免的政治动荡——他们明白这动荡还远没有完——不至于大大损害国库的信用。他们是理想家，却是务实的理想家。」新年（中国清算账目的日子）政府窘迫到极点的时候，这个新的银行家联合会通过上海银行公会向财政总长发了最后通牒，不许他发行新的信用票据，声明各银行概不收受。同时他们表示：政府若肯把这件事交在他们手里，授权他们拟订中国将来财政的纲领，他们愿意帮行政各部渡过难关。事情果然这样办了，政府得了六亿墨西哥银元，把债务清了。

新的财政办法正在拟订，其中要紧的一项是大刀阔斧地裁减军费。眼下这笔奢靡浪费的开支，是国家说不尽的祸害之源。这办法若能实现，对安定国家将是极大的助力；不过遣散大批军队不是易事。最坏的军人首领正从政府手里勒索巨款，而像吴佩孚、冯玉祥这样维持秩序的人，他们的要求反倒无人理会。遣散之前要补发欠饷，需要一笔极大的现款；不过只要能用必要的保证赢得公众的信任，这是办得到的。

我试着指出了中国民族的新精神正在流经的许多条渠道。我借重了各色人等、各国人士的见闻，为的是向西方各色各样、各种境遇的人有所呼吁。因为在世界一切运动中，我们有做兄弟的权利；凡是经历过、并且至今还在经历新生阵痛的人，彼此可以效力的地方是无穷无尽的。我的本分是用笔和画笔描几幅图画；自知做得不够，聊以自慰的是诗人那句话：「人之所求，当过于其所能及。」这本书若能成为别人攀登时的一级梯阶，它的用处也就尽到了。

（此处原书有插图：中国与日本地图。图下注明：中国地名的拼法并无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