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影

一上海

我头一回航行到中国，一路苦不堪言。船快到香港时，忽然被一场台风的尾巴卷住，四十八个小时里任它把我们颠到哪里就是哪里。大半时间没有饭吃，连一杯茶也喝不上，光是死死抓住座位就已经很费力气。等到冲出风暴、驶进那奇妙的香港海湾，眼前简直像是天堂；在我看来，那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港口。后来世上最负盛名的港口我差不多都去过了，却从未动过改变这个看法的念头。初到一个新国家，倘若恰逢感官格外敏锐的时刻，所得的印象便永远抹不掉；从那时起，中国在我心中就是一片有着无穷魅力与美的土地。见得越多，越觉出它的迷人；就连它的丑陋也是有意思的。

香港沿岸而建，背后陡然耸起一道峭壁，名叫太平山。台风把城中一些地方刮成了废墟，许多房屋的屋顶也掀掉了，所以它那时的模样远不是最好的。想到半个世纪里这里起了怎样的变化，我心中不由涌起一股英国人的自豪。割让给英国的时候，它还是一座荒岛，只有五千居民；如今它已是大英帝国的第二大港，人口二十三万八千七百二十四。水上人家极多，整户整户的人世世代代住在沿岸的船上。在香港，东方和西方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渐渐学会彼此欣赏。中国商人是议政局的成员，积极参与治理。它不但成了远东最大的航运中心，也成了最大的金融中心；还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它每年向英国国库缴纳两万英镑，作为军费分担。

从香港到上海不过一步之遥，乍看之下，上海几乎和香港一样欧化。船从扬子江的一个入海口溯流而上，靠岸的地方正在一条滨江大道的中段，大道与马路之间隔着宽阔的草坪，马路沿线一字排开的是全城最好的商业大楼，绵延一英里有余。这就是外滩，租界里最气派的一段。「租界」一词在谈到天津、汉口、上海这些通商口岸时总要用到，这里不妨解释一下它的意思。那是准许欧洲人在一块划定的区域内居住、置产的权利（在中国，除中国人以外，任何私人都无权购地建屋，虽然内地偶尔也有人这样做），他们在其中遵行欧洲的法律，拥有自己的巡捕，自理一切事务。上海租界是一八四三年由巴富尔爵士（当时还是上尉）勘定的，立基于广泛的万国共处；后来法国人在它旁边取得一块，再后来美国人也取得一块。许多欧洲人住在租界以外，尤其是英国人在那一带开辟了一条宜人的林荫道，大概是世上最曲折的一条路——为的是绕开坟墓，免得惊扰死者；它叫静安寺路。各租界有各自的邮局，如果你正等着某国寄来的信，就要到那一国的邮局去取。我们找到的俄国邮局在楼梯上头，那房子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官家的地方。

不过，旅客在上海登岸之后，不该沿着外滩直接坐车去那舒适的礼查饭店，而应当绕道到中国人的街市上去看看，比如南京路、福州路。那里人山人海，每二十个人里就有十九个穿蓝袍，蓝色深浅不一，从最深的群青到最淡的水绿，应有尽有。人们习惯把中国人想成安静迟缓的民族，可上海的车马行人之繁，让我在别处从未这样强烈地感到生意场上的忙乱。街上的人群几乎全是男人和男孩，真叫人想不出女人和孩子都待在什么地方——连阳台上、铺子里、街面上都挤满了男人。据估计，上海每平方英里有十六万居民。要看上海究竟能是什么样子，非得去老城不可。许多游客嫌它格外肮脏污秽，或是听信「中国城市都是一个样」这种荒唐说法，就不肯去，这是一个错误。

走进真正的上海，要穿过两道低矮的城门，两门彼此成直角，任何车辆都不许进入；其实即便许了也进不去。街道又窄又弯，连挑夫都很难从人群里挤过去。房子相当高，头顶上挂着数不清的招牌——长而窄的木板，写满金字，从下往上读——把光线挡住了，也不让一丝风进来吹散那些难闻的气味。店门口挂满了中国灯笼，形状、大小、颜色各不相同；点亮的时候，它们在下面的天朝子民身上投下一层温和的光晕，与电灯那毫不留情的刺眼光芒大不一样。这里没有橱窗里俗艳的陈列，因为根本没有橱窗；只有一个敞开的柜台，上面摆着几样货样，多半装在玻璃匣里。四壁从地板到天花板排满了浅浅的抽屉，里面是无数小包，装着其余的存货。别看周围破旧、铺面窄小，货却可能十分值钱（中国人是古玩的大行家），有玉器、铜器、象牙、瓷器、银器。和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还有些荒唐透顶的破烂，大多是欧洲货。许多铺子里摆着一排雕工精细的椅子，供买主坐坐；木作也装饰得十分繁复，比如铺子一头立着的屏风，上面刻着一组组优美的人物。我们本想买许多东西，但这事可不能草率，买卖双方要经过好几天外交式的周旋，才能照老规矩谈妥价钱。我们西方那种单调的买卖方式，是任何东方人都不会满意的。整条街的人都对这场交涉感兴趣，像看戏一样围着看。成交的生意之少，似乎恰与铺子之多成反比。

我们在迷宫般的小巷里穿来穿去，终于来到城中心——那有名的柳树图案的原型〔注一〕——在傍晚柔和的光线里，那是你所能想象的最如画的地方。一方长满水草的池塘，四周垂柳依依，环绕着一组茶楼；通往茶楼的是一座九曲桥，桥上穿蓝袍的行人络绎不绝：提着鸟笼出来遛鸟的先生；怀里抱着婴儿的母亲，婴儿戴着色彩鲜艳、顶上缀着猩红绒球的小帽；挑着重担的苦力；孩子们用一根细绳或一根草叶吊着买来的零碎东西，一小块肉，几棵菜——看着这样一群人真是引人入胜，只是别被卷进去才好！

花园附近有一座官员的府邸，我们敲了半天门才被放进去。厅堂高敞庄重，陈设只有中国灯笼、几把雕花精美的椅子，椅子之间夹着小茶几（刚好放得下一套茶具），面对面排成两行，墙上挂着字画卷轴。园子全用假山堆成，在尽可能小的地方里盘出尽可能长的路径。其中一道石阶通向一座漂亮的凉亭，亭子的栏杆是一条蜿蜒的石龙，约莫四十英尺长。在它张开的大嘴旁边，蹲着一只小石蛙，正要纵身往里跳——这正是让中国艺术那么招人喜爱的幽默感的一个好例子。园中点缀着几株柳树和灌木，却没有花——这是中国园林的一个特点，在那里最要紧的是布局和亭、桥、墙之类的建筑。园子内墙的各处嵌着石刻圆雕，刻的是这位官员一生的事迹。

从园子的另一道门出来，迎面是一排神像，原来这是一座庙；寥寥几个香客正在叩拜——两个两个地——朝着祭坛，坛后立着诸神。空气里弥漫着香火气，坛上的香炉里插着燃着的线香；门口有巨大的石狮把守。这里显然是全城最清静、最少人来的地方。

院子里有一座精美的铜像，据说已有两千多年，周围正赶着集；人们坐在地上，四周摆着货物，多半是蔬菜。为了多点花样，还有一个人卖一大堆乌黑的发辫，因为哪怕是最穷的中国男人，也不嫌给自己的辫子接上一截假发来添点体面；另有一大篮子蝈蝈，每只关在约莫一英寸见方的小笼里，正扯着嗓子「唧唧」地叫。从这院子伸出去一条街，满是卖熟肉的铺子。柜台上方挂着劈开的腊鸭，伸着脖子、张着翅膀，像是正飞着就给化成了石头。下面是一筐筐鸡蛋，因年深日久而发黑，是用稻草和石灰腌过的，被视为珍馐；海带和海参也是如此——海参是最令人作呕、气味最恶的东西，像肥大的毛虫。一排排小碟子里盛着各色小菜，还有一堆堆白白的方形蒸面团，那就是中国人的面包。

沿街往上走，是一个菜摊，红与黄调和得妙不可言：猩红的柿子、香蕉、像黄色炮弹似的柚子、黄的和红的辣椒、各种各样的干果、一种形状像手、名叫「佛手」的黄色果子，还有一篮篮颜色暗淡的葡萄，这些都是摊上卖的东西。切成两半的烂梨似乎很好卖；说到梨，我得讲讲北京的一位太太怎样用指甲给我妹妹削梨！还有另一位太太，在数落邻居如何奢侈浪费的时候，最后拿出一句来作为顶点：「她竟然把梨皮扔掉！」

再下一条街全是棺材铺，这是中国人特别看重的东西，因为儿子送父亲一口棺材，乃是一份体面的孝礼。棺材多半是黑色的，大概还会饰以金字；不过在广州，时兴的却是朱红的棺材。

敞开的阴沟里冒出令人作呕的臭气。成群的蚊子惯于落在倒霉的游客身上，好在我们把科隆香水调上除虫菊粉，擦在脸上、脚踝和其他容易遭殃的地方，倒也大致没受侵扰。

离开老城，就进了车马的漩涡：马车、独轮车、人力车，数以千计地穿梭来往。若车上坐的恰好是个英国人，人力车的速度便自然而然地加快了。中国的妇女孩子，穿着彩虹般五颜六色的衣裳，全家老小居然都能叠坐在独轮车上。街角站着锡克巡捕，高大英俊，头缠雪白耀眼的头巾，与天朝子民相映成趣。这里车辆的种类之多，超过我在东方到过的任何地方；而且考虑到道路之窄，它们都跑得太快，乘客难保平安。独轮车稍一推撞就会翻倒。所有车辆里最快的是一种低矮的敞篷马车，由一匹老鼠似的小马拉着。这是证券经纪人专用的，他们从一间写字楼冲出来跳上车，一只脚踏在车里，一只脚踩在踏板上，从来不想坐下，就这样被一路飞驰送到另一间写字楼，再像疯子一样冲进去，如此循环，没完没了。整个商界似乎都被一种狂热的忙碌攫住了，一举一动都在说「时间就是金钱」。只有到了傍晚，才能看见上海的生意人沿着外滩散步，或坐在长椅上，而那些长椅上都标着「仅限欧洲人」。旁边就是公园，中国人一概不许入内——既然别的东方民族可以在里面昂首阔步，这就是一种无礼的侮辱了；可惜这恰恰与许多欧洲人对待他们所寄居的这个民族的态度相符。不久以前，那里还能看到一块告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中国的邮局设在外国租界里，看起来也许奇怪，原因是它和海关一样归欧洲人管理，两者就在同一个屋顶下。你若要往欧洲寄一个包裹，先得拿到海关大楼去开包检查。若你恰好是位女士，便会被领进一间标着「女士专用」的隔间，中国办事员就替你省去了一切麻烦：他们给你重新包好包裹，手法之灵巧让你羡慕，再按规定封好；一切都办得又快又客气，国内大可效法。

有一天，我们坐车去离城约五英里的那座出色的美国学堂——圣约翰书院。我们经过南京路，那里有最漂亮的中国店铺。门面是精雕细刻、描金的木作，楼上阳台里有一伙伙男人在喝茶。可惜这些铺子正渐渐被装着平板玻璃橱窗的欧式商店取代，不久这一带就要全毁了。华丽的马车和我们朝同一个方向驶去，走的是静安寺路；我们觉得好笑的是，其中一辆里坐着一群中国女孩，显然是放学回家，她们的小丫鬟攀在车后的站板上——那个位置照理该站一个穿号衣的小厮。车厢里有一面镜子、一张梳妆台似的小桌和一只花瓶，这是上海的风气。到了书院，先被领去看孤儿院，两三岁的小小孩走过来，拱着手郑重其事地向我们鞠躬。院里最小的两个还是婴儿，其中一个是从死亡边缘救下来的。她的父母都生在不吉利的日子，而这个女婴偏偏也遭了同样的厄运，父母便说什么也不肯要她了。于是她出生两天就被送到圣约翰，如今长得非常好。我们先后参观了男校和女校，最后由校长卜舫济博士领着参观书院，书院之所以办得这样成功，主要归功于他。学生约有一百二十名，入学都得通过英文考试，学费又在当地人看来颇为昂贵，因此大部分开支无需由差会（美国圣公会）的经费来负担。目前书院只有神学和医学两个高等科，但许多学生会到美国去继续深造。我们参观了宿舍，很有兴味地把这些男孩的家当和英国小学生的比较了一番。每个男孩都有自己的茶壶，随时可以打到开水。许多人有乐器，有的养花，有的养鸟，有的养蟋蟀。他们喜欢搞「蟋蟀比赛」——也就是斗活蟋蟀。冬天男孩们都带着手炉进课堂，而纳尔逊牌的墨水瓶被认为是做手炉最合用的东西。

说到运动，卜舫济博士说，要让中国男孩卖力气，真是难上加难；不过他们正渐渐起劲，平均水平也在稳步上升。书院里有一块榜，列着获得的荣誉，这倒能维持大家的兴致。一次地理考试有一道题：「主要的五大人种是什么？」有人答的却是：「五十码赛跑、跨栏赛跑等等」！——原来英文里人种与赛跑本是同一个词。书院有很好的图书馆、校友堂、礼拜堂和运动场，只是实验室还很不尽如人意。它附属于一所美国大学，在中国所有的教育机构里声誉最高。的确，单从它的一个学生来判断——他给我们当了六个月的翻译，一路随行——它就配得上最高的赞誉。

我们参观以后，书院又添了一座新楼，楼盖好后还能再容纳一百名学生。费用大半由热心的中国人捐助，他们已经捐了六百英镑。

二山东——德国的势力范围

我们于十月二日乘轮船离开上海，三日晚上八点左右抵达青岛（胶州的港口）。承蒙准许在船上过夜，我们十分感激，因为我们的火车早上七点从近旁的车站开出，这样就省去了去旅馆的麻烦。港口坐落在海湾口上，风景如画，四周群山环抱，自从德国占领以后，这些山都得了德国名字。我们一早就起来了，却因海关官员迟迟不露面而颇为不安，没有他在场，我们是不能上岸的。好在他及时来了，让我们赶到了路边的小车站；那里已有别的乘客在等车，他们乱七八糟地坐在铁轨上，身边堆着行李。德国人不但取得了所谓的胶州租借地，还取得了他们所修铁路两侧各三十英里的地带。这条铁路从青岛通到本省省会济南府，贯穿全省腹地，长约二百五十英里。港口完全照德国城镇的样子规划，有旅馆、雕像、邮局、商业大楼和私人住宅。这地方是时髦的避暑胜地，因此物价很高，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至少涨了五成，因为德国人花钱大手大脚。

德国政府刚刚决定为中国上等人家的男孩建一所高等学堂，耗资三万英镑。

这条铁路是我所见过的最贵、最脏的铁路。路上的职员对外国人冷淡，对中国人粗暴——至少，我们在所到的每一处都听到这种说法，而且说这话的正是最欢迎铁路到来的那些人。只能希望日后情形有所改善，换上一批品格好些的职员来管理这条线路。每天每个方向只有一班车，从青岛到济南府要走十二个钟头左右。线路的某些区段偶尔另开几班车。尽管为了使德国的占领获得成功，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目的至今仍未达到，也许是因为德国在华的三位主要官员——胶州总督、公使和舰队司令——彼此不和。铁路沿线的生意大半仍在中国人手里，中国商人已经争取到许可，要从通商口岸烟台修一条支线到潍县，这对他们大有好处。德国人在自己的港口上花了那么多钱，自然不愿看到生意被引到别的港口去。他们不但拒绝自己修这条线，还上奏朝廷，要阻止中国人自己修；不过他们的交涉没有成功。

山东省比英格兰大得多，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每平方英里五百五十七人。虽然这里耕作精良，看上去一派富庶，可一旦收成稍有歉薄，立刻就有五万居民沦为乞丐。遇到这种情形，官府每天发给每个乞丐一碗米。当你经过这样一片看似富足的土地时，很难想象会有这种光景。庄稼有小麦、各种粟米、高粱、玉米、甘薯、大豆、豌豆、麻和蓝靛。水果也种得很多——梨、苹果、杏、桃、樱桃、葡萄、柿子等等。时不时经过一片片颜色鲜亮的菜地，种着各样蔬菜。一个村民的一小块地里，通常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棉花（做衣裳和被褥）、小麦、土豆、一棵果树，最后还有一样在中国绝非无足轻重的东西：一株蓖麻；再养几只鸡、几头猪，就能给他提供他在吃食上最爱的东西。我认识一位中国妇人，一顿吃了十五个鸡蛋，饭后闹起消化不良来，她还觉得莫名其妙呢！这个省里养着一种奇特的鸡，叫作绒毛鸡；个子小，雪白蓬松，活像从纸盒里拿出来的玩具，专门用来入药，尤其用来治妇女的病。它的肉是黑的，骨头也是黑的；小鸡的模样最是可爱。与之相反，这一带的猪却是又黑又多毛。

离开青岛以后，火车开得很慢，每站都停，而这些车站除了几个大站以外，全都一模一样。有一个售票处，还有一排五个木头人似的中国巡警，只要火车停在站里，他们就一直排成一行立正站着。他们戴黑色水手帽，把警棍握得像步枪一样。活脱脱就是德国造的玩具兵，一打卖十一便士又四分之三。这些车站都没有月台，乘客蹲在铁轨上，四周围着被褥、茶壶和鸟笼。中国人坐火车就像鸭子下水一样自在，所以车上很满。常能看见一个妇人骑着驴子走来，驴子走得和火车差不多快，所以她即使出发得晚了些，也很有希望赶上。她跨坐在被褥顶上，身穿蓝褂子、粉红裤子，裤脚在白袜子外头用豆绿色的丝带扎住，模样十分入画；这身打扮的点睛之笔，是一双你所能想象的最羞答答的、尖尖的绣花小鞋。

走了大约五个半钟头，我们到了潍县，有一位朋友来接。出了车站，只见「车马站」上排着一溜独轮车，等着把乘客送进城去，城离车站约半英里。乡间点缀着不少树木，多半是柳树、杨树、柏树和桑树，城墙高高耸在树梢之上。我们坐轿子进城，一路景色令人陶醉：一条清澈可爱的小河在城墙脚下流过，倒映着深蓝的天空。潍县是一座重要的商业城市，街道以街上所操的行业命名，比如铁匠街、金街、银匠街。在我们看来这些街道如画一般，但有些人也许会说它们肮脏；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往上看，不往下看。我们穿过城郊，来到一处气派的差会驻地，主要由美国长老会建立和经营，他们最近刚与英国浸礼会合并。这处驻地在一九〇〇年被义和团彻底毁掉，如今却有了一组很好的建筑，包括男校、女校、医院、教堂、书院校舍和工作人员的住所（工作人员约有二十位），全部围在一道高墙之内。到目前为止，连西方科学的教学也完全用中文进行，但人们要学英文的需求如此迫切，最近已把英文加进了课程。

第二天我们从潍县乘火车去青州府，约两个钟头的路程，这是帝国伟大的历史中心之一。这里的火车站同样离城有一段距离，我们发现已有轿子在等着送我们进城。城池高踞山上，气势雄伟，一条小河绕着城的大半圈流过；因此从外面看，城墙高得惊人，至少比从里面看高出一倍，正门要过一座桥才能进去。

阴森的北门里面挂着一组笼子，里面装着县官的靴子，但它们原先的用途大概很不一样，就是装犯人的首级。皮埃尔·洛蒂在《北京的末日》里描写过他在围城刚结束时见到的那些笼子，每颗头的辫子都从栅栏间垂下来。

城里有许多田地，要是时间允许，我很愿意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写生。明朝王府的遗址正迅速倾圮，而不幸的是，官府对保护国家古迹毫无兴趣〔注二〕，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会完全消失。

在这里和潍县，我们听说了乡村女子教会学校的情形，深受触动，这显示出中国女孩品性的坚定和才干。一个村子想办学校，村民就请某个差会派一位教师来，其余的事都由他们自己负责。女教师大概住在村中长者的家里，由他安排教室等事，并充当教师的监护人。她组织教学，只要办得妥当，一切由她全权掌管。差会的传教士大约一年去视察两次，考考学生。我们觉得去看看这样一所学校会很有意思，于是女主人答应替我们安排，有一天带我们去了约十英里外的王母姜庄，她本来就打算去那里视察。

三山东乡间一日

十月上旬的日子，最宜下乡。寒暑表停在华氏七十度到八十度之间。一个晴朗清爽的早晨，我们约莫八点钟动身。我坐轿子，另外两人坐独轮车——这种车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难受，只要路面不太坑洼就好。乘客斜倚在车轮两侧，与车轮平行，坐在有靠背、有软垫的座位上，双脚向前伸直；车子由一人在后面推，前面还有一人像牲口一样套着绳子拉。因为这辆车很重，又另外添了两个人，一边一个帮着拉。轿子比独轮车走得快，而且有抄近路穿田而过的便利。轿子由四人抬，前两人、后两人；前面两人用一根横杠抬，轿杠就吊在这根横杠上——轿杠与他们平行——后面两人则直接站在轿杠当中。抬轿人要把重量从一边肩膀换到另一边时，就用随身带着的一根竖杖把横杠撑住。由于这样的安排，轿子三个人抬也和四个人抬一样稳当，前两人，后一人，这时后面那人离轿子要比前面两人远得多。

我很快就远远走在前头，没有看见出发不久独轮车遭的那场祸事。车子拐弯时转得太快，翻了，我的一位朋友被倒进了尘土里；另一位在上面那一侧，总算抓住没掉下来。幸好没伤着人，因为跌进的是一堆松软干净的浮土。可另一位朋友就没这么走运了，那年早些时候她走这条路也遭了同样的事。她被翻进一片烂泥塘里，而她手里恰好提着满满一篮鸡蛋，于是她忽然发觉自己掉进了一片「黄海」。

出了城，我们穿过开阔的田野，人人都还在地里忙着收割。有些地已经犁过了，有些地里青青的麦苗长了几英寸高；等到大雪来把它盖住过冬，它也长不了多高了。许多树叶看上去更像春天的新绿，而不像秋色；许多村庄掩映在树丛里——柳树、白杨、柳杉，柳杉总是长在庙宇里或坟地旁。打谷场上堆满了金黄的谷粒，正准备收藏过冬。豆荚用石碾子压碎，拉碾的驴子蒙着眼，戴着编得整整齐齐的草眼罩。有一回我看见一头驴戴着一副花哨的眼罩，鲜蓝的棉布，上面缝着两只凸出的黑眼睛，外圈描着白线。中国人喜欢装饰日常用的东西，看他们在简单的物件上花费的技巧与心思，真是一种无穷的乐趣。豆荚压碎之后，植株的各部分被耙成几堆分放在场上——豆粒、豆荚、豆秸、糠皮——因为每一点都有这样那样的用处。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伟大帝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几乎认为就是这一点：杜绝浪费的那份细心，给一切东西都找到用处的那份机巧。连池塘上覆盖的绿萍也捞来喂猪。收割后的田地看来已经空空如也，妇女和女孩们还要去把剩下的几根稻草拾起来。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只除了那些数不尽的土堆——那是无数代人的坟墓。

田野上是一派令人愉快的欢乐景象，全家老少一起干活；一个小小的孩子光着身子躺着晒太阳，妇女们（尽管缠着脚）和男人一样忙碌。独轮车一辆辆经过，载的东西重得吱吱呀呀地呻吟，需要一个帮手在前面拉；在约莫五码长的缰绳末端，一头驴子小跑着跟在后面，等到更需要它的时候再来帮忙，比如上坡，或是走难走的路段。缰绳系在车的两侧，只有靠手腕灵巧地一拧才能操纵。偶尔有人骑着小马经过，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预告着它的到来。因为田野上种满了庄稼，牲口很少见，有的几头也多半用豆饼喂养。我们被迅速抬着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十英里路，我的轿夫只放下我歇过一次，歇了十分钟，全程用了两小时四十分钟。

我们走进王家庄（王家，即王姓人家的村子）的时候，全村的人在王家带领下都出来迎接我们，他们前一天就得了我们要来的消息；我们被郑重其事地领进了客房。房子大门外贴着一条条红纸或橙纸，里面的院子里也有。纸上写着孔子书中的语句，或是别的格言，比如下面这些：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教子须教善，成名或赖书。

勤俭乃持家之本，谦和为渡世之舟。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这些对联每逢新年换一次，村里的塾师到那时就忙着写个不停。

茶端了上来，不但王家的人和女学生，连邻居们也都来看我们，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随后我们穿过院子去看教室，发现教室和女孩们都干净得不能再干净，是肥皂和清水所能洗出的极致。那位有证书的女教师二十岁上下，这一回恰好是王先生的女儿。她的屋子开在教室旁边，整洁得堪称模范——墙上装饰着照片。她的薪水是每年三英镑。这些乡村学校的课程有读、写、算，还有唱歌、体操和针线；看这些女孩受训不多时之后模样的变化，真是奇妙，那被唤醒的灵性显露得十分明显。资质较好的学生被选送到寄宿学校去深造，以便将来当教师。这类学校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名学生，却为这些学生配了两名教师。一位官员偶然视察了其中一所，女孩们的举止让他大为惊讶：他一进门，她们全体起立，回答他提的问题时谦恭而清楚。他说这与官办男校里学生的举止多么不同，并送来一笔（相对来说）很大的钱分给学生们，以表赞赏。大城市里正在开办官立女学，但在乡下只有教会女学。从新年（一九〇九年）起，全国男孩一律强迫入学，因此官府要负责设立所需数目的学校——每村至少一所。起初开办乡村女学颇有困难；如今需求很大，教师却不够用。

听孩子们唱过歌，看过她们的习字和针线等等之后，我们看着王先生在院子里像一位族长那样给人分药。有好几个人趁我们来访的机会一举两得，既看了外国人，又讨到了药。其中一个妇人十分自豪地给我们看她放开的脚，她刚刚完成了放脚的过程，还把她的一只旧鞋送给我们，鞋已穿得很旧，却绣得很美，她过去就是穿着它下地干活的。中国人的脚天生就特别小，这个村子里大多数人都没有缠足，因为多数人是基督徒；可她们的脚是那样小，许多时候真难相信没有缠过。妇女们穿白麻布袜子，宽大的裤脚用各色的扁带整整齐齐地扎在袜子外面。这里的乡村生活看上去完全是宗法式的。儿子们干大部分的活，都带着家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个儿媳坐着给婴儿喂奶，别的小孩挤在她膝前，她有一张圣母般美丽的脸。谁见了那圣洁的神情和优雅的姿态都会赞叹。这家的两个出嫁的女儿随丈夫住在邻近的营房里，丈夫都是满洲军官。所有府城都驻有满洲兵，但外国人是分不出满洲兵和汉人兵的。

我们的访问结束得相当仓促，因为有人提醒我们，必须在日落前赶回城里，否则城门就要关了。王先生端来蜜饯梨子和撒了糖的番茄，这被视为珍馐，然后我们就踏上了归途。田里一天的活计已经结束，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活计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在所有粮食入仓之前，必须日夜看守。为此田里搭起了小窝棚，有时高高架在长杆顶上，从那里可以望见大片田野；有的则搭在紧挨着农舍的打谷场上。

四山东丝绸

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乘火车前往周村，但买票却大费周折。离开上海之前，我们曾在银行打听该带什么钱去山东，得到的回答是钞票到处通用，于是银行给什么我们就收什么。可一路上，每到一处拿出钞票，铁路上的人都推三阻四，到了周村，干脆一口拒收。我用德语抗议，全然无用。那中国人装作听不懂。无论怎样他都不肯开口，也不肯给我们票，只用中国话说非要墨西哥鹰洋不可。最后我们离开售票处，等火车一到，就叫人把行李搬上车，自己也上去了。那人从票房里出来，一脸吃惊，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德语来。我告诉他，我们要到目的地那一站去补票，同时要在那里告他无礼。他显然以为我们会被吓住，乖乖掏出鹰洋来。周村是个可爱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买到了许多如今时兴的山东绸，质地比伦敦店里看到的要好得多。我们被请进里间去看货，还奉上了茶。商人说我身上穿的那件山东绸衬衫质地很差，又拿出一些可爱的料子给我们看，全是手工织的。柜台上摆着曼彻斯特的棉布，这种货行销全国。说来有趣，山东自公元前二六四〇年起就以丝绸闻名。那个时代的中国经书里提到，本省西南部桑树长得好，那里出产丝绸〔注三〕。如今在本省东部，蚕是用矮小的柞树叶喂养的，用它们的丝织成茧绸；而一切上等丝绸都出自西部。从禹的时代（禹活跃于公元前二六四〇年）以来，经书里屡屡提到蚕桑之事。一位后世的作者说，在他那个时代，一季里禁止养一种以上的蚕，因为星象家发现马和蚕属于同一个星宿，所以必定同出一源。再往后，汉代（公元前二〇四年）的一部经书里描述了与养蚕有关的礼仪，讲到皇后如何亲自参与，她的侍女们采桑叶喂幼蚕时一律不许佩戴珠宝，而且「无敢惰」；据说「淫言」会惊扰蚕虫。从此以后，历代皇后似乎都要以礼仪的形式参与养蚕。在我们看来，丝绸是本省最有意思的物产，但在别人眼里，这地方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矿藏。德国人取得了采矿权，已经修了一条铁路支线直通博山的煤田。

我们从周村坐独轮车，穿过一片饶有趣味的乡野，前往邹平县城探望一位朋友；因为路好，四个钟头的车程倒坐得很是愉快。为了不让我们冒任何风险，特意挑了格外小心的车夫；这当然很有必要，因为小路常常沿着陡峭的河岸边上走。我们在那里见到一所很好的教会医院，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人复原能力的惊人故事。那位苏格兰医生说，他把这些事讲给家乡的朋友听时，有人会说：「我自己撒起谎来也不算差，可我也不敢吹到这个地步。」根据我自己在中国一家医院里的经历，我认为无论故事听起来多么夸张，都不可能胜过真实的情形！

我们从邹平坐独轮车回到周村，再从那里乘火车到济南府；济南府有三座火车站，颇以此自夸。

随附的插图可以让人看出官员穿的是什么。中国官员双脚那种自鸣得意的姿势，是极具特色的。关于从人的手上看性格，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但我想关于脚的性格研究还大可一写，即便那双脚藏在靴子或鞋子里也是一样。

五济南府

山东省会是一座大城，人口约十五万。济南府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因为城中处处有泉水汩汩涌出，所以树木长得很好。泉水格外清亮晶莹，即便流在最脏的阴沟里也依然可爱。它从四面八方涌冒出来，自有一种似乎永不会黯淡的光彩。城的正中有一座庙，立在一方台基上，四周围着雕刻精美的石栏；庙前是一个大池塘，满池都是这种翻涌的泉水，垂柳俯覆水面——一幅典型的中国画。池塘另一边是一个热闹的市集，不一会儿人群就围拢过来，看我们写生、照相。他们安静而有礼，巡警实在不必过来把他们隔开。不过这一招倒让他自己占了个看热闹的好位置！我们走到哪里都觉得，中国人围观，比欧洲人围观要好受。市集让我们兴味盎然，各种货物都有，从破布头、碎绸片——用来做精致的鞋子——到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药材；药摊的标志是一只和真鸡一般大小的双头鸡，立在柜台正中。紧挨着药摊有一块围起来的空地，一个女人正在给一群听得入神的人讲故事。说书人在这里和东方别处一样，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行当，但女人说书却很少见。其实，妇女在这个国家的商业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小，铺子里卖东西的全是男人。

离市集不远，但在城边上，是大学堂，这是新近（一九〇二年）才创办的，主要是欧式建筑；教习们的住宅是两层楼，完全不是中国式的。不过大门还是寻常的中国式样，有雕花彩绘的木作装饰；对着大门，过一座架在干涸水池上的小桥，是客厅，本意是纯中国式的，却处处露出欧洲的破绽：蕾丝窗帘、壁纸、欧洲地毯、椅子、钟、电铃，最惹眼的是正中一盏电灯的枝形吊灯。有讲堂、藏书楼、博物馆、实验室和饭厅，还有三十二间浴室，接通了冷热水；浴室大受欢迎，不得不限制使用。学堂里的设施还可以数上一支笛鼓队，最新的花样是一支铜管乐队。大学堂只收山东本省的学生，西学水平自然还很低；不过设有英文、德文、法文和日文教习，只是各班人数分别为七人、五人、五人、二人。眼下日文已不像从前那样吃香了。事实上，开封的高等学堂里，学部刚刚把日文课取消了；这是不是个别情形，我就说不上来了。

英文科包括欧洲历史（用弗里曼的课本）和政治经济学，不过从学生们使用那小小英文藏书室的情形来看，别的科目，比如地理，也很受欢迎。说来奇怪，这里和别处一样，最受欢迎的书是《小爵爷》。讲课一半讲西学，一半讲中国经书，目前学制为三年。

与这套教育规划相配合、归同一个衙门管辖的，还有师范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其中一所主要的学堂由一位英国人当监督，所以不久就会有一批学生，能更好地从大学教育中获益，日后也有资格去欧洲的大学深造。学堂和书院不下十五所，学生约两千五百人。教育问题上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为官员的女儿和妻子开办了一所女学。这是三年前由两位中国士绅出资兴建的，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学堂由提学使主持开学，他一进门便恭恭敬敬地向女学生们行礼，还发表了一篇极好的演说。在中国南方，许多闺秀私下里读书识字，但在北方这极为罕见；直到一九〇二年，全国除教会学校外，连一所女学也没有；如今女学四处兴起，官府对它们的一切事务都积极过问。也许有人会觉得官府过问得有点过了头，因为北京的学部最近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全国所有女学的学生留长刘海，我们的美国朋友管这叫「邦」。这种发式去年已相当流行。其实更有实际意义的，是禁止所有学生搽脂抹粉，因为这是最耗时间的事情之一。在济南府，上课时间不得不定得很晚，因为学生们早上梳妆打扮要花好几个钟头。如今女学生们非常想学英文、音乐和绘画；「才艺」比踏实的学问更受看重。显而易见，她们并不缺乏学习的能力，虽然有时女孩子会被轻蔑地叫作「木头脑袋」。在北京的美部会学校里，女学生们用分部合唱把瓦格纳和门德尔松的音乐唱得极好。钢琴在女孩子当中也很受欢迎。她们和男孩一样记性惊人，背诵整部福音书不当一回事；在中国人看来，把整部圣经背下来甚至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济南府是一座极其进步的城市：这里有一位英国邮政司，他整顿了——说是彻底改造了也不为过——全省的邮政。如今信件四天到北京，三天半到天津；送信的脚夫估计一口气能走五六十英里，平均每小时三英里半。他们的工钱约为每周五先令。邮政司由赫德爵士挑选，即便在偏僻的地方，我们也遇到过一位很不错的邮政司，能说几句英语。赫德爵士于一八六二年出任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和邮局同属一个系统。

济南府最美的地方之一是那片湖，那是中国人主要的游乐之所。我们坐着轿子穿过脏得难以置信的狭窄小巷，巷子里人挤人、车挤车，常常被人力车、独轮车、牲口和轿子堵成一团，看上去毫无指望地动弹不得；之后我们来到一座门前，一跨出门就站在湖边上了。湖边泊着游船，窗格玲珑，船头有一张宽大的榻可供躺卧，等着游客上船。桌上已备好了茶，我们沿着一条水道出发，穿过高高的芦苇和荷花丛。华丽的翠鸟闪电般地来回飞掠；小小的野鸭从水里冒出头来，又慌忙钻进芦苇丛中，我们则慢悠悠地驶向一个个名胜。这片湖被选作为名人立纪念祠的地方，这些纪念祠与我们的纪念碑实在大相径庭。它们像庙宇一样立在小岛上，在不明底细的人看来也确实就是庙宇，有香案，有神坛。比如，有一座是新近为纪念一位前任山东巡抚而建的。神坛上方，几乎被刻字的牌位遮住的，是一尊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巡抚坐像。头部是一张照片，其余部分是画的，但在昏暗的光线下，非得凑近细看才能看出来。任何人都可以在像前上香，而不像祭祖那样只限于本家的人。这座建筑对面，作为纪念祠的一部分，有一座装饰华丽的戏台，逢到公众场合就在那里演戏。另一座新近建起的纪念祠是为李鸿章修的，那就格外古怪了。它包括一座小凉亭和一个假山园（假山上却没有岩生植物）、一座戏台、一座供着牌位和神坛等物的屋子，还有一座客舍，可供贵客下榻。这最后一座建筑是两层楼，完全是欧式的，高踞在一处高地上，下面是一道砌得很结实的墙，墙头拉着带刺铁丝。另一小组建筑的墙是瓦楞铁皮的；再一处有一座道观，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个走江湖的艺人，正在这一带放映一种很受欢迎的电影。中国人常来湖上宴游，喝的东西也不少，而且不只是茶。月夜游湖之美，简直无可比拟。在一座岛上，我们看到了迄今所见的那么多迷人鸟笼中最迷人的一只。它是寻常的竹编圆笼，但笼顶内侧正中画着一幅精致的肖像，画的正是笼中住着的那只漂亮的黑色鹩哥。食罐和水罐颜色、形状各异，用雕成小人形的木扣子固定着。我从没到过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笼养的鸟，而且照料得这么好。每只鸟笼都有做工考究的夜罩，罩子侧边常常还用整齐的小扣子扣住。我们常常看见男人提着鸟笼走在街上，带鸟出来散步，就像我们遛狗一样。有一处，我们看见一个人把鸟笼提到小溪边，用一种牙刷似的东西把笼子刷洗干净，然后把笼子浸在溪水里，让鸟洗个澡，洗完再把笼子挂起来晾干，还冲着鸟吹口哨。据说提着鸟到处走的风气，是为了显示主人是个有闲之人；如今这已招来不少讥笑，这种习惯大概就要过时了。

济南府有一处很有意思、也十分新式的景观，就是城外约两英里处的一座大兵营，用电灯照明。营房像一排排小屋子；士兵训练有素，还得去听课。后来他们在省内给我们当护卫，我们发现他们非常客气，无论哪方面都是和气殷勤的好人。一位军官带了一队士兵来参观教会的博物馆，他们听人讲解各种博物标本和地质标本、建筑模型、电机、蒸汽机等等，兴致很高。参观的人看到一座英国墓园的模型都很惊讶，但当中国人听人讲解了我们对死者的看法，以及我们对死者在尘世最后安息之所的悉心照料之后，便对英国人的性格有了新的认识。模型若运用得当，对消除误解是极有价值的；可我们常常因为岛国的骄傲，不肯费心去纠正外国人对我们可能形成的错误印象。最吸引人的模型之一是一台电力挖泥机，因为山东省深受黄河泛滥之苦，而应付这一难题的办法却少得可怜。

这座博物馆最初是由青州府浸礼会的怀恩光先生创办的。青州府从前是举行府试的地方，吸引全省各地一万甚至更多的士子前来应考。旧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青州府在这方面就不再重要了，于是决定把这所学社迁到省会济南府。济南府是一个通商口岸，其重要性恰恰在迅速上升。差会得到了一块极好的地皮，盖起一座能坐六百人的讲堂、男女分设的接待室、一间阅览室和博物馆。第一批建筑于一九〇五年由巡抚主持开幕，从那以后，前来参观的各色人等与日俱增。开办第二年，入馆人次达十八万七千；每逢一年一度的盛大宗教节日，这里尤其拥挤，因为成千上万的香客要经过济南府去朝拜圣山——泰山。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六点，讲道一刻不停，由专门挑选的一批本地传道人协助传教士做这件事；因为事实证明，中国人比欧洲人更能引人归信基督。

大学堂和各学堂的许多学生常到博物馆和讲堂来，墙上挂满了图表，足以让有思想的中国人深思。据说有一位参观者看了商业、人口等方面的比较表之后，惊叫道：「哎呀！中国领先的，只有人口这一项！」讲堂里开设历史、科学和宗教的讲座，星期天来听讲的大学堂学生很多，因为大学堂仿照我们西方的习惯，那天不上课。

博物馆每周有一天专对女宾开放，我们遇见了即将卸任的本省巡抚的夫人，她把馆里的陈列细细看了一遍，正要离开。她身边跟着一大队随从，有骑马的，有坐轿的，更不用说还有一群由城里的三教九流组成的杂色人等，举着些可笑的小旗子。

现在已经决定在这所学社附设一所医学堂，因为全省还没有一所；同时还要建一座教堂。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正联合筹办这所医学堂。前者在这里从事医疗工作已有二十八年，多年来在东关设有一所医院和一所施诊所。城里还有一所官办的免费施诊所，病人可以随意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大多数人选择西医，由一位德国海军医生诊治；他的服务要归功于德国政府，是德国政府特地把他借调来的。省内好几所教会医院都已附设了医科学生班，这些学生将成为创办新学堂的极好基础。医疗传教在中国意义重大，不仅在于医疗本身，还在于让帝国最偏远角落里的中国人也熟悉西方科学的好处，熟悉欧美人对他们怀有的善意，而医疗正是这份善意的实际证明。欧美两大洲的医生人数大致相当，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共有三百多位；他们的名声远远传出所居住的地方之外。他们正在培养许多聪慧的中国青年来继承他们的事业，但如今越来越有必要设立学堂，来完成这些学生的训练。

医疗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做成的事，绝不渺小，也绝非无足轻重。他们组成了一个协会，借此已经完成了厘定医学术语的工作。他们用中文出版了一部标准辞典，还有英美最新的医学教科书。所以中国的医科学生即使不懂英文，也不必完全依赖口授。这项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的研究委员会有组织的工作。疾病的地理分布、不同地区流行的各种病症以及治疗方法，都属于这一范围。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才干无可置疑、医学资历最高的人。

中国政府已经认可了这些工作的价值，正式批准设立北京协和医学堂——这是在中国提供完整医学教育的第一次尝试〔注四〕。已故的皇太后为它的开办费捐过款，政府还承诺给考试合格的学生授予学位。目前那里约有七十到一百名学生。

这段题外话有点长，但我想，让读者大致了解一下目前医疗传教在中国的规模，也不会没有意思。

济南府附近有一座兵工厂，一位刚刚获准参观过的英国军官告诉我们，那里的人似乎非常熟练，无论仿造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正忙着为一条运河造水闸；在不到一百英里外，我们又经过另一座大兵工厂，那里正忙着造弹药。那些冒着烟的烟囱，真让人想起了家乡！

我们在省城逗留期间，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拜见本省巡抚，我们事先有人引荐。吴大人是一位书卷气很重的人，但已被岁月磨得憔悴佝偻。他约定一个下午接见我们；我们到了他的衙门，被领着穿过墙上的一道月洞门，进入花园，园里有小池塘、小桥，还有一座船形的亭子。我们在一座凉亭里等候巡抚，那是一座可怕的欧式建筑，摆着一张猩红配洗衣蓝色的长毛绒沙发，还有与之相配的转椅。桌上有玻璃杯和盘子，边上写着格言，杯子则是主日学校包办茶点时常见的那一种。蛋糕、香槟和茶摆在一块花花绿绿的桌布上，桌布上用锁链绣绣着一幅彩虹七色俱全的繁花图案。不一会儿巡抚大人就出来了，身边跟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翻译，英语说得很好——我猜比他听懂的还要好。将近一个钟头里，他向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问我受的教育（我中文名片上印着的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会员头衔让他大费思量）、我的职业、我们过去和将来的旅行。他不但就我们的旅程给了很好的忠告，还给了实际的帮助——这是我们后来才发现的——他给我们在省内所经之地的地方官都打了招呼。一群兴致勃勃却衣衫有些褴褛的看客在门口望着我们，巡抚的贴身仆从在一旁摆弄着自己的辫子，可不知怎的，什么也扰乱不了这位老人庄重的风度。他认识戈登；义和团之乱时，他违抗朝廷发给他的命令，把传教士们平安送出了本省。他是一位刚强而善良的人，我很遗憾我们的谈话不得不通过翻译进行，因为这样一来思想就麻木了，更不用说还让人十分怀疑翻译是否准确。会见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最后巡抚大人请我们喝香槟或喝茶，然后亲自陪我们穿过花园，送我们上轿。

六泰山圣庙

就历史而言，山东是帝国所有省份中最有意思的一个。我们决定去看两处离省城不远、格外神圣的地方——泰山（中国的名山之一）和孔子的故乡曲阜。

我们在一个美好的秋日早晨出发，队伍颇为壮观。打头的是骑马的护兵，接着是我们两人，各坐一乘轻便的山轿，每乘由两人抬，另有两人替换。随后是大车，车上坐着我们的翻译（一个穿卡其布衣裳的小个子，虽是中国人，却自称弗格斯·萨默）、厨子、一些行李和轿夫们的铺盖。最后是一头骡子殿后，驮着我们的行李、不知谁的铺盖，还有我们的另一个仆人盘腿高踞其上。那一天真是叫人心旷神怡，更叫人高兴的是想到我们真正开始走出寻常路线去冒险了，至少三个星期要和铁路告别，改用一种慢些、却愉快得多的交通方式。山轿是轻巧的架子，下面吊着一块搁脚板，铺上我们的被褥便十分舒服，头顶上还用细竹竿撑着一顶遮篷。我们的轿夫人手充足，所以想到他们一天要抬我们走二三十英里，便拿「他们巴不得揽到这份活」来安慰自己。他们是一群和气快活的汉子，背脊是漂亮的红木色，走完一天的路程也丝毫不显疲态。他们穿得很单薄，全身衣着最结实的部分，就是盘在头上的辫子。其余的衣裳通风良好，有时仿佛随时都要散成碎片。他们的饮食看来远远不够——一块馍、一根葱（厌恶葱味的乘客可就惨了！）、在路边小饭铺里喝上没完没了的茶，再时不时从小烟袋里吸上几口烟。他们脾气好得出奇，总是笑呵呵的，对乘客的舒适极其周到细心。

头一天平安无事，一路景色宜人，过得十分愉快；夜里在客店里却睡得不大安稳，想让自己习惯新床铺（轻便的行军褥子，臀下垫一个气枕——这办法极好）和陌生的环境。第二天早起毫不费力，我们清早六点就出发，好在早饭前赶完四个钟头的一段路——十五英里。乡间处处有趣：我们经过的一个小村子似乎包揽了鞭子的买卖，家家铺子里全是鞭子，别无他物。另一个村子里，唯一出售的是编草帽用的草辫。再往前走，到了一个地方，村村树上都挂着一大串一大串的玉米，金灿灿地垂下来，像是果实。拐过一个弯，进入一道深沟，迎面驶来一群张满了帆的独轮车——像一支蓝帆船队——朝我们直冲过来。那是我们见到的仅有的一批，因为风不大，但那景象令人难忘。

快到泰安城时，一位神气的兵丁来迎接我们，穿着红色长毛绒马裤，可身上其余的装束却一点也不相配！他从城里走了六英里来给我们当护卫，告诉我们有一座有名的佛寺，一定要停下来看看。寺里有一尊古怪的金身坐佛，咧着嘴大笑，还有一尊神情庄严的立佛；不过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兵丁告诉我们，客店里已经备好了招待我们的一切，可我们早已约好借住在一位热情好客的美国女士家里，她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我们一到，她就派人去雇轿子，好让我们第二天上圣山。中国书上说，泰山四五千年来一直是东方的圣山；如今它无疑仍是香火最盛的名山之一，在通常的进香时节（二月和三月），一天上山的多达一万人。进香的人大多步行上山，少数人一步一跪，有钱人则坐轿子。

我们一早就坐着轿子出发了——这里有专门的轿夫行会，他们简直神了——人称「爬山虎」；他们一看我的身量，就要求加一个人。我倒很乐意答应，尽管对一个比我胖一倍的中国人，他们是不会提这个要求的！那天早晨天气可爱，配得上这样一次远行。我们先被抬着穿过约两英里的田野，才到山脚；从那里直到山顶，路都铺得很好，或是砌成一段段花岗岩石阶，宽十到十二英尺，一直通到山顶。路两旁甚至还有用凿好的石块砌成的结实石墙，修路的费用（连同各庙的维修费）都出自香客的布施。起初路并不太陡，两旁排着房屋，卖纸钱的、卖献给碧霞元君的绣鞋的、卖香烛的、卖「点心」的，生意想必都很兴隆。山上庙宇很多——事实上，好像每隔几码就有一座——但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参观；我们打定主意，要自己走完通往山顶的六千六百级石阶中的一大段。我们花了大约五个半钟头才爬上去；快到南天门（画中那座粉红色的门楼）时，山势越来越陡，最后一段有一千多级（我数过），大多数台阶窄得只容得下半只脚：台阶的高度远远大于宽度，与其说是楼梯，不如说是梯子。两旁挂着粗重的铁链，让香客拽着往上爬；和我们同行的一个中国妇人就是手脚并用爬上去的。与山下那段绿荫覆盖的「快活三里」相比，这条路在我们头顶上高耸入云；但它美极了，弥漫着野百里香、芳草和黄菊的香气。年初的时候，这里开满了紫罗兰、勿忘我和金银花，柏树和松树给这片风景增添了无限的庄严。我们沿着溪流的石床往上走，下雨之后，这里就成了一道喧腾的急流。上山途中我们只歇了半个钟头，「爬山虎」们干得很出色。穿过南天门之后，我们来到一片比较平坦的台地，上面有些茅草屋，简直可以是苏格兰的荒原。山顶上有几座庙，一座供奉孔子，里面有一尊曲阜孔庙大像的复制品；另一座供奉玉皇，那是道教的天帝，据说最早疏导了天下的洪水；而最神圣的是一块粗糙的花岗岩石碑，据说是那位征服者秦始皇立在那里的。

据说伟大的帝舜（公元前二二五五年至前二二〇五年）曾巡幸泰山，「柴望秩于山川」，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他实在不可能选到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从山顶俯瞰，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峰峦，像大海的波涛，山间闪亮的河流像银线一样蜿蜒远去。这代表着中国最古老的崇拜形式，早在道教、儒教和佛教兴起之前就已存在。据中国作者说，最早的祭祀是伏羲制定的，那是将近公元前三千年的事。他的继任者建了一座庙来祭祀上帝，在那里向山川献祭。随后又有了对日、月和五星的崇拜，这种崇拜的痕迹至今仍可在中国佛教中找到，因为中国佛教吸收了许多来自别的宗教的异质观念。

祭天和祭地的大典，由皇帝在冬至和夏至举行：他还祭祀四方，祭祀帝国境内的名山大川。诸侯则各祭本方及其境内的山川。皇家的祭品是一头纯色的小牛，是专门为此留养的。百姓的祭品则依身份和季节而不同——公牛、公羊、公猪、葱和蛋、麦、鱼、黍、乳猪、稻谷、鹅。

上古的祭品是酒肉；祭天的焚烧，祭地的掩埋，同时击打土鼓。但祭祀并不太频繁；《礼记》里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

这样富于诗意的祭祀描写，正配得上我们穿过南天门——这段陡峭攀登的壮丽顶点——之后在山上所见的景象。从南天门到山顶只是一段缓坡，山顶的景色真是壮丽无比——群山层层叠叠，无数村庄星罗棋布，散落在四十英里的平原上和山坳里，而最动人的是那条蜿蜒闪亮的河，流啊，流啊，流向远方，直到消失在无边的空际。莫非是这样的景象使香客们神魂失措，所以这里竟成了人们纵身跳下深渊的地方？死的人太多了，官府只好把那里用墙围起来，那地方叫作「爱身崖」。

开始下山的时候，我们决心按规矩来——尽管心里害怕——坐着轿子从那几乎垂直的石阶上被抬下去。因为台阶太窄，轿夫们把轿子横过来抬，噼里啪啦地拼命往下跑。我手里拿着表给他们计时——六分钟下了一千级。最可怕的时刻是他们手腕灵巧地一翻，把轿子从一边肩膀甩到另一边肩膀上。只要踩错一步，我们就会一起送命；可是「爬山虎」从不踩错一步。其实唯一的危险是轿杠可能折断。整个回程——算来有十三英里——只用了两个半钟头。泰山高五千五百英尺，而泰安只比海平面高八百英尺。泰山的石头被运到全省各地；若是盖房子朝向不吉——也就是说，正对着十字路口或拐角——就在墙里砌进一块这样的石头，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

七孔子故里曲阜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动身，忽报本城县官来访（想想看，早上七点钟来行礼拜客！），他被请了进来，连同送给我们的礼物——一盘上好的梨、石榴、枣子和干果。我们收下一部分（照中国礼节，这表示「感激他的厚意」），退回一部分（表示「受礼者的谦逊」）。随即给他奉上茶点，他向我们解释说，因为接到本省巡抚的消息，他一直在等候我们到来，已经为我们备好了客店。得知我们正要上路，我们谢过他的款待之后，他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所以我们得以及时赶完当天的路程。

次日我们早上六点出发，因为路况好，十二个钟头走了三十六英里。中午我们在一家客店打尖吃饭，店里人说县官已经为我们备下了款待。门前挂着一道猩红的门帘；两间屋子的地上铺着席子和地毯，炕上铺着被面，有一张好桌子和几把欧式椅子，墙上挂着字画，桌上铺着白桌布，而锦上添花的是——一顿配香槟的午餐！我们谢绝了香槟、拉格啤酒和大部分菜肴，只享用了鸡和蛋。客店打扫干净、铺上新席子，好处可就大了。我们的护兵少则一人，多则四人，十分有趣；他们通常骑着毛蓬蓬的小马，看上去很是神气，尤其是撑起猩红或明黄的伞的时候。

快到目的地曲阜时，一个人骑马飞驰着穿过平原而来，到我们脚前翻身下马，禀报说县官已吩咐在城里收拾出一所私宅来接待我们，由他领我们去。一到城门外，就见四名兵丁立正站着：他们向我们行了军礼，往下一蹲，直到右手触地，然后发出一声惊人的吆喝。在他们陪同下（我们离开曲阜之前，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伺候），我们很快就到了住处，那是一所典型的中国士绅宅第，十分整洁干净，其中一套三间屋子供我们使用（就是画中那一排房子）。一位管家在门口迎接，郑重其事地把我们领到内院，马上奉上茶来，并告诉我们晚饭很快就好，县官等我们吃过饭就来拜访。

我们的翻译萨默先生早已告诉我们，他是官员之子，完全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全听他安排，当即把名片和谢意送到县官那里。晚饭后，椅子排成了行，桌上摆好了茶点，准备迎候他的到来。他特地问我们晚饭可还满意，那是他吩咐按西式做的，的确做得不错，很可口，何况走了一整天路，我们有最好的调味料——饥饿。原来，我们的东道主为了照料我们，派了三个厨子（学过西式做法）、另外三个仆人、四名兵丁和两名巡警，不过贴身伺候的事都由我们自己的人承担。

第二天早上，我们列队前往孔庙——儒教的至圣之所——因为这一大班人似乎都认为应该陪我们去。我们决定绕个弯，从最如画的一面走近它；沿着城墙外的护城河走时，景色的确迷人，荷叶浮在平静的水面上，高高的芦苇和菖蒲在枝叶繁茂的树下沙沙作响。这地方已美得无以复加；再走几分钟，就来到那条有名的柏树大道，它通向城的南门，门内便是孔庙那气派的入口。庙宇围在一片园林里，园林占了全城的四分之一，林木茂密，足以衬托那一大片与儒教相关的建筑群——不仅有供奉孔子的庙，还有供奉他父母、弟子以及另外几位大圣贤孟子和颜子的庙。这些建筑是全国最好的建筑之一，十分高大，重檐屋顶上覆盖着橙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屋檐下装饰着精美繁复的彩绘木作，用网罩护住，防着成群盘旋的鸟雀和蝙蝠；大成殿的石柱是整块石头雕成的，雕工华美。第一进院子里有许多有意思的石碑，高八到十英尺，驮在石龟或形状相似的神兽背上，立在一座座黄瓦红柱、玲珑如画的小碑亭里。苍老的柏树高耸其上。下一进院子里有一座讲堂（不过并不用来讲学），我们从那里登上一段又长又陡的楼梯，半路上有一道折叠门，上到一间昏暗的楼上房间。再上一段楼梯，便到了一间四面围着回廊的屋子，从那里可以远眺许多殿宇簇拥着中央一座大殿，这座大殿就是我从这个角度画的那幅画里，高出那座橙绿琉璃瓦殿宇之上的那一座。它是整个建筑群中最雄伟的，全部覆盖着橙黄色的琉璃瓦，只有孔庙才准许用这种颜色。成群的乌鸦、鸽子和别的鸟绕着它盘旋；事实上，我们清早就是被它们震耳欲聋的聒噪吵醒的。院子里和殿里都有精美的古铜器；雕花的大理石台阶通向正殿，那是一座高大的殿堂，有立柱和红漆木作。孔子就坐在殿里的华盖之下，绣工华美的帷幔半遮着他，前面是一张供桌，上面摆着青铜香炉。两侧与他成直角的，是另外两位中国大圣贤孟子和子思的像，各坐在神龛里；他们身后，又有六位弟子分坐在两侧靠墙的地方。

祭祀孔子，是由一位皇帝正式确立的（公元五十九年），他同时下令全国所有学校都要研习孔子的学说。至今各地仍然如此，连新式大学堂也不例外；不过真正的祭祀——猪、羊、牛——只在孔庙里举行。祭祀在二月和八月的黎明前举行。孔庙的田产约有八千英亩，地方宽裕，即便所需的牲畜为数极多，也足够放牧。孔子死后过了五百多年，才受到普天下的崇祀；但这种崇祀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因为他的学说带有贵族色彩，而那位更伟大却不那么出名的圣贤孟子，其学说却是彻头彻尾的民本。

儒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套伦理体系。孔子只是接受了（而且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度的宗教，又在其上加了一套道德准则，其中大部分涉及国家的治理。他说：「述而不作。」孔子与佛陀是同时代人，但人类的两位伟大导师，无论在品格上还是在学说上，都不可能比他们二人相差更远了。在佛陀身上，对人间苦难的慈爱与怜悯淹没了其他一切情感，他坚决拒绝把自己强大的智力用于别的目的，只用来减轻苦难，最终使世界摆脱苦难。孔子则不然，他让自己的理智自由驰骋，而这似乎使他以宽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的态度，看待当时的宗教信仰。他有一句名言：「敬鬼神而远之。」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是上天派来的教师，负有使命；他在匡地受到围困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似乎是个有些迷信的人；他遇到迅雷便会变色，他也认可乡人驱逐恶鬼的习俗。

他的学说最重要的特点，是他为治国所倡导的崇高理想，以及他对人对人的责任的强调，这种强调甚至超过了对人对上天的责任。他的根本学说之一，是人生来本性就是善的。这个学说在对待女人时却不被接受——至少在今天是如此；中国人更倾向于说「女人生来本性就是笨的」，或者像女人自己常说的：「我们不过是木头脑袋。」孔子还极力提倡恭敬与诚信的本分，「反对任何欺天之举」。他见到穿丧服的人，一定从座位上站起来。孔子所教的五种基本德行是义、仁、礼、智、信。

从上面对儒教的简短叙述，不难理解它作为一种宗教，完全可以与佛教或道教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一个中国人同时信奉三教，或轮流信奉，并不稀奇。我在山西听说，有时一个村子觉得自己的神没有保佑他们免于某场灾祸，或者没有给他们足够好的收成，心怀不满，便决定改信另一种宗教试一阵子。村庙的改换是很容易办到的。

不仅孔子受到神明般的尊崇，他的家人也在祭祀中被抬到尊荣的地位，旁边建起了供奉他们的庙，不过只有他的父亲得到了塑像。其中一座殿里有一组精美的石刻，刻得像铜版画一般，描绘孔子的生平。这些石刻备受推崇，为了保护它们，不得不在上面贴上纸条，告示不许拓印。有些石碑是书法的精品——因为曲阜首先是中国文学的故乡——碑文力求简洁、有力而含蓄。碑的价值也取决于文辞之美和书法之妙。

这些殿宇只有二百年左右的历史，因为它们曾两次被雷电焚毁。头一次发生时，一阵恐慌传遍全国：可后来并没有再出什么事，所以第二次发生时，举国上下便处之泰然了。这里没有庙祝照管，从它荒废的样子来看，那五户被从前某位皇帝免除赋税、专门看护孔庙的人家，大概已经绝嗣了。从前皇帝作为儒教的有形首领，要按时来这里献祭，如今他只是每隔两三年派人来装饰修缮一番就满足了。

我们离开时下起了小雨，兵丁和巡警便把一直背在背上的帽子戴上：雨下大了，他们还要撑起猩红的伞来！

午饭后，我们去拜见县官，感谢他的款待，向他辞行。全体随从都跟着，外加城里的三教九流；仆人在前面捧着我们的名片匣（长十一英寸半，宽六英寸半）；随后是「萨默先生」，他居然为这个场合弄到了一匹马。席间递上了茶和纸烟，我们被请到一个台子似的地方坐了上座。我们没有久留，因为急着去拜谒孔子墓，以完成这次朝圣之旅。孔林在城外不远处的一片园林里。进去要穿过一道道大小、规格各不相同的门。长长的柏树甬道从一道门通到另一道门，最后到了一处，所有人都得在那里下轿下马，步行走近墓前。墓朴素而庄严，正合乎一位圣人的身份——只有一块刻着铭文的石碑，立在一座平平的矮座上，绿树成荫。附近是孔子家族其他成员的墓，就远没有这么朴素了。他孙子的墓碑两侧各立着两尊奇特的高大石人，是仆役的模样。这位后人写过一部有名的著作，叫作《中庸》。

晚上，我们所住宅子的主人——一位官员——家中的女眷请求来拜访我们。我们招待了她们，问了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客套话，比如她们的名字、从哪里来（中国官员似乎总是在国内调来调去）、有几个孩子、多大年纪等等，她们也问了我们同样的问题。忽然，一位一直没开口的女眷尖着嗓子问：「你们是什么品级？」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得让她们听懂，除非含糊其辞。她们很高兴喝到「英国」茶，那与专供中国市场的茶大不相同；又很高兴吃英国点心，有些还用手帕包起来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辞行，希望我们的向导能显示一下他官场上的本领，给宅中各色人等恰如其分地打赏；离开时的礼节与到达时一样。向导派厨子去「换铜钱」，钱由人扛着跟在他后面，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份太高，不屑亲自拿钱。钱的烦恼渐渐变得尖锐起来，因为钱的价值天天在变；在曲阜，我们发现同时通行两套完全不同的币制，一套的算法只有另一套的一半；一百文可以指八十文到九十七文之间的任何数目，却偏偏从来不是一百文。官府，更不用说钱庄和官员，都指望在每件事上刮一层「油水」，所以幸亏钱被分成了极小极小的单位；一百文大约值两便士半。

离开曲阜时，我们走的路线和来时有些不同，因为想去看一座佛寺；路上又受到好客的县官们的款待。显然他们发现以前的旅客渴望的不只是本国的饮料，所以备了慕尼黑啤酒。第二天我们要赶很长一段路——三十八英里——所以四点半就起身了。唉！我们刚准备好，大雨就毫不留情地倾盆而下，轿夫们不肯出发。等了两个钟头，天似乎要放晴了；我们有气无力地上了路，可轿夫们像蜗牛一样慢吞吞地挪着，在湿滑的地上脚步又那样不稳，叫我们提心吊胆。我们平安渡过了渡口，虽然雨下得不多，水却涨了不少。我们的护兵撑着红伞飞驰而去，从此再没见到他。轿夫们在河对岸一家客店门口把我们放下，从一个恰好路过的货郎那里买了热红薯，便不肯冒雨再走了。好说歹说，又答应他们如果当天走完这一程，每人额外加六便士（天价！），才让他们重新上路。我们慢吞吞地走了五个钟头，到中午歇脚的地方时，发现已经走了二十英里；歇了一个钟头，雨停了，之后就走得顺当多了。下雨的时候，辽阔的原野上除了我们，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可雨一停，人们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在村里的街道上，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雨把街道变成了一个大水坑，轿夫们只好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天黑以后我们吓坏了，我紧紧抱着一个大鸭绒枕头，准备在那似乎免不了的一头栽进泥沼时用来护住脸。然而我们躲过了一切灾祸，轿夫们走过干涸的河床、翻过嶙峋的乱石都没有绊倒，大车也在不可能走的地方颠簸着过去了。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宛如仙境；八点钟，我们得意洋洋地步入了客店。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们动身去那座有名的鲁地佛寺，约十一点半到达。这座寺院坐落在离大路约六英里的一条幽僻山谷里，位置绝佳。它藏在高山环抱的一处山坳里，高高的宝塔从树丛中清晰地耸立出来。半路上有一座石坊，还有两座石桥，上面覆着紫杉的枝叶。寺周围的建筑一点也不雄伟，但山门正中坐着一尊金身佛像，周围是四尊巨大的塑像，颜色各不相同，代表道教的护法神；与佛像背对背还立着另一尊神。

我们到的第一座殿里有三尊坐佛，背景是奇特的假山；但再往里，登上一段台阶，有一座雄伟得多的殿，它的设计和色彩与我们刚在曲阜看到的一模一样，只是规模小些。单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它是佛寺，而不是道观或孔庙；可一进去就不会弄错了。佛陀端坐在一朵巨大的莲花宝座上，身后有背光，大殿四周的架子上排着一千尊小小的金身坐佛。四十二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罗汉靠墙而坐，其中有两位皇帝，是一位僧人指给我们看的。我们自己发现了一尊像，确信那就是马可·波罗：他长着一张阿拉伯人的脸，头上披着一块布，与其他塑像都不一样；那僧人只能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西方来的人。倘若马可·波罗能预见到自己会被列入佛门的「圣者」之中，他会说些什么呢？

其余返回济南府的路程，两天半平安走完。

八黄河与运河

从济南府到天津走哪条路，我们没费什么踌躇，因为坐火车到青岛、再从那里乘船，两样我们都同样厌恶。我们决定取道乡间（和去曲阜时一样的走法），一直走到运河边上的德州，再从那里坐船沿运河北上到天津——全程一个星期。这一带地势平坦，远不如本省别处那样变化多姿，但其中有一段经历对我们来说极有意思，那就是渡黄河。到了河岸，我们看到的洪流远比扬子江湍急，颜色也是同样暗浊的泥黄。安排渡船、再把我们的大车和骡子弄上船，花了一些时间，我们便有工夫研究要走的航路，因为这个渡口来往的人很多。河上竟没有桥，似乎很奇怪，尤其是看到渡河如此困难之后；不过也许是因为这条河择道而行，反复无常，官府认为不值得修桥。它挟带下来的大量泥沙很快就把河床淤满，酿成可怕的水灾。于是不得不修堤，而堤一旦被洪水冲决，就要用一种极不寻常的办法来堵口。用高粱秸秆和根须编成筐笼，里面填满土石，做成一种巨大的垫子似的东西，再用绳索把它沉进决口，动用的苦力成千上万。除了中国人，谁也想不出、也干不成这样的工程。有一回，一道堤溃决，淹死了四千多人。如今官府正认真考虑如何解决控制河道这一难题。我们平安上了那条大渡船之后，船夫们先沿着河岸把船往上游拉了约半个钟头，到了一个可以起渡的地方，才跳上船来划桨。这使尽了他们全身的力气，他们拼尽每一根筋骨，才把我们送到正对着我们原先出发之处的对岸。他们干的活，看上去是我所见过的最艰苦的。

一八五二年，黄河改了道（一八八七年又有进一步的改变），从河南省南部改向东北流，而不再向东南流，因此如今它注入直隶湾，而不再在山东省以南注入黄海。现在的河口离从前的河口约有三百英里。它被称为「中国之患」，是很有道理的。它和扬子江一样发源于西藏的群山，在华北迂回曲折地流经两千五百英里；但与作为主要商路的扬子江不同，黄河对商业毫无用处。朝廷刚刚下了一道谕旨，颁赐十炷上等藏香，在龙王庙（河神）的神坛前焚烧，以表示皇上的感激，因为去年河水安澜。这是应直隶总督的奏报而下的；还有若干官员因在治理黄河一事上尽心防守而受了奖赏。

第二天，我们想去看一所离通往德州的大路一英里多的美国医院，先是说服轿夫们同意绕这一趟，后是找路，都费了无穷的周折。我们决定让「萨默先生」带着行李直接去德州，把船安排好——济南府那位好心的爱尔兰邮政司已经捎信给他在德州的下属，让他替我们雇一条船。我们走得很慢，遇到谁都问路。中国农民是一种木讷的人，干着自己的活，别的事一概不大理会；不过我们终于到了，花了两个钟头参观学校、医院等处。上午走得慢的结果，是我们直到天黑透了才到德州；而且由于一时疏忽，没有吩咐轿夫们去邮局找「萨默先生」，我们只好在刚才参观过的那个差会的布道所里等着。我们费尽力气想让仆人明白，也是徒然；传道人一家同样听不懂，却好心地给我们端来了茶。他们为我们的事商量了半天，最后找来一个英语说得极好的年轻人，他立刻着手去找「萨默先生」，又给我们弄吃的。他是北京来的学生，问我们要是找不到一个懂英语的人，那可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萨默先生」和邮政司来了。他们一直在城外找我们，不知怎么在黑暗里错过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上了那条住家船，沿着运河北上，旅途舒适却有些平淡，运河实在名不副实。船夫们准备动身之前，我借着日出时玫瑰色的晨光，花了将近一个钟头给我们的住家船写生；那地方当然算不上很如画。这绝不是中国开凿的第一条运河，虽然它是欧洲人最熟悉的一条。我且冒昧大段引用一篇有意思的描写，讲的是一条早得多的运河，出自中国驻我国朝廷的公使〔注五〕李经方大人在伦敦中国学会上宣读的一篇文章：「中国曾有一次洪水泛滥，于是开凿人工河道，使九河将所有余水导入大海。为了开凿运河，甚至凿穿了山岭。此后土地重新得以耕种，灾祸得以避免。这项工程的功绩，我们归之于禹的睿智，我们把它看作人类最了不起的工程之一。它始于公元前二二八三年，终于公元前二二七二年。」运河始凿于十三世纪，长两千多英里，但在我们进入的地方，它其实是一条天然的小河，去天津的大部分路程，船不是靠人拉纤就是靠人划桨，风帆帮不了多少忙。它从前用来运粮（进贡朝廷的漕粮），但自一九〇〇年以来改走海路，而且由于铁路和海运日益便利，运河的价值日渐下降。我们经过了许多村庄，但沿岸的四十一座城市，我们只经过了一座。第四天上午九点，我们到了天津城外的税关，请「萨默先生」去打听一下能不能坐人力车到目的地，那样可以省些时间。他回来说不行，我们只好耐心等着。后来才知道，大家向来都是这么做的，坐人力车或蒸汽电车不用一个钟头就能到，可以省去我们六个钟头的航程，不必穿过那条脏得无法想象的水道——我们的鼻子告诉我们，那就是全城的阴沟！我们所见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情形实在无法描述，真是全中国最肮脏的东西；只能庆幸至少有好大一片华人城区在围城期间被毁掉了。

天津是中国最欧化的城市之一，它不仅是一个繁忙的商港，也是中国教育运动的中心。这场运动是由袁世凯大力推动、成功组织起来的。他建立了一整套男女兼收的小学堂和中学堂体系；中学堂之外，还有工程、语言、医学等专门学堂，其中包括一所女子医学堂，由一位资历很好、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中国女医生主持。

还有一所极好的教会办的新学书院，创办于一九〇二年，院长是赫立德博士，文学硕士、理学博士。去年学生有三百二十人，其中六十人寄宿，其余走读。课程现在包括化学分析师的全套训练和一个电机工程科，并打算在今年，即一九〇九年，开办一个法科。袁世凯为一九〇七年落成的最后一座楼的建筑经费捐了六千两银子，足见他胸襟开阔。有些学生觉得，这所书院是去英国上学的极好预备。

天津是帝国第一座按西方方式实行市政自治的城市，这也是袁世凯的功劳。中国人是极其守法的民族，只要看看我们邻近的港口威海卫，就能见到一个突出的例子。那里面积二百八十五平方英里，人口十五万，只用五十七名华人巡警和三名英国巡官，就足以维持良好的秩序。

天津如今要取代保定府成为直隶省会，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近来的事变所造成的新局面下，保定府已远不如从前重要了。

我们在这里与「萨默先生」告别，另一位中国人已经约好，将从北京陪我们一直到缅甸。

九一八九三年的山西之行

说到这里，我得回过头去，讲讲一八九三年我初到天津的情形。那一回我是从上海搭一艘沿海轮船来的，开船之后，我才有些不安地发现，全船只有我一个女人。尽管如此，那却是我生平最愉快的一次航行：我的船舱里有一张像样的床，还有自己的浴室；我还欣喜地发现，中国仆人可以是世上最好的仆人；船上的高级船员们也都齐心合力地给我解闷。航程历时一个星期，沿着白河（「河」就是河流的意思）的河口缓缓上溯，于我是一番全新的经历。我们屡屡撞上松软的河岸，岸土像灰尘一样崩塌下来；有时险些连一间茅屋也一并撞走，幸好没有出这样的事。有一样可怕的东西一再出现——河岸上立着一根高杆，杆顶挂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颗犯人的头。

在天津，我的一个姐姐和姐夫来接我，他们是来带我进山西的。那时的欧洲人城区沉闷乏味，华人城区则破败不堪；如今前者已规划得很整齐，有许多大房子、商店、学校、书院和电车。不过那时我并不惋惜离开它，因为我急于去看真正的中国；我们很快就把东西安置在一条小小的住家船上，沿河上溯到保定府。我们只有三个小隔间，但每天大半时间都在岸上散步，欣赏芦苇那可爱的秋色。一年后我回来时就没这么走运了，因为对日战争正打得激烈，乡间太不安宁，我们不能下船走动，只好有什么船就坐什么船，结果坐上一条爬满蟑螂和其他虫豸的船。三天三夜，我们坐在那里受罪，几乎吃不下也睡不着；到了天津打开箱子，发现里面简直爬满了蟑螂。它们把一顶软帽的草全吃光了，只剩下衬里和饰边！

到了保定府，我们离开河道，我坐骡轿，其他人骑马。这种骡轿是最可怕的发明，因为骡子老是跌倒，你即便用被褥把轿厢两侧垫好，也还是被颠得够呛。遇到河就得涉水过去，或是坐渡船，因为这一带没有桥，而河流又往往十分凶险。路上我们遇到一长串一长串驮着货物的骆驼，前一头的尾巴系在后一头的鼻子上。骆驼脾气乖戾，有它们专住的客店；据说它们要在夜里赶路，因为白天太妨碍交通。的确，你若躺着睡不着，通常都能听到它们叮叮当当的铃声。无论是在北京的街头，还是在直隶的沙原上，它们都是北方风景中最迷人的点缀。我这幅画是夏天画的，那时骆驼正在换毛，所以前面那一头显得灰扑扑、乱蓬蓬的，正合马克·吐温的描写。他说骆驼看上去总像「二手货」；不过显然他不认识华北那种高大雄健的骆驼。

通往我们的目的地太原府的大路上，总是车马行人络绎不绝，有步行的，骑马的，坐轿的，坐车的。官府的信差穿黄衣，跑得比谁都快；有一天我们遇到六位官员，各坐四人抬的大轿，从北京带着皇上的一道重要文书前往西部的四川省。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的迎接，放鞭炮向他们致敬；他们身边跟着护兵，打着华丽的旗帜。

夜里我们常常不得不住进简陋不堪的客店。一年中这个时候（十一月）冷得厉害，砖砌的炕下面烧着火来取暖。火候调得好倒也不错，可有时烧得太热，醒来就发觉自己像饼干一样被烤熟了。夜很短，因为我们常常天黑后才到，第二天四点半又得起身。即便如此，也很难让脚夫们六点钟上路，有时要拖到七点。清冷的月光下的早晨非常美，我也很乐意步行取暖。

有一天，我姐夫绕道去看一个村子，那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基督徒团体，其来历十分奇特。那村子是一个小偷的家乡，他在四处游荡时偶然走进一座福音堂，听到了基督一生的故事。下一次回家，他在讲述种种见闻时，把他所记得的这个奇异的故事也讲了出来，听的人被深深吸引，觉得他知道的太少了，远远满足不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派两位最受尊敬的长者去多了解一些。这两人到了差会驻地，受了细心的教导，成了基督徒。过了些时候，他们带着一批基督教书籍回到村里，从此便完全献身于传道工作，而且是自费的。偶尔有传教士去看望他们——就像这一回——此外他们都是自己踏踏实实、卓有成效地工作，不靠欧洲人的任何帮助。这正是在中国普遍适用的一个事实的例证：人们并不把传教工作全留给传教士去做，而是一旦接受了基督教，自己就成了最好的传道人。詹姆斯先生（孟买文官）谈到长老会在满洲的工作时说的话，也正好印证了这个事实：「自罗先生来到满洲以后受洗的六百人中，主要或大部分因外国传教士而归信的，不过十来个人；其余的人都是这些信徒的门徒，这粒属灵的种子在十来年里已经繁衍了六七代。」这是全国各地传教工作者的共同经验；一位访问英国的中国女士恳切呼吁多派传教士时，也表达了这一点，她动情地说：「只要你们现在给我们派来教师——派几年就好——其余的事我们自己来做。」

言归正传。我姐夫在路上与我们会合时，带来了那两位中国长者，他们满面喜悦地向我们问候，像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那朴素而发自内心的虔诚，看到他们对基督徒之间的兄弟情谊的真切体会，令人振奋。一年后我返回海滨的途中，碰巧又遇见了他们，我又一次看到了他们那朴素而欢乐的信仰，那份真诚，即便是最刻薄的怀疑者也不能不信。那是那段艰难而焦虑的旅程中唯一光明的一刻，因为由于对日战争，乡间极不安宁，而且我们一行中有一个人患了热病——一个七岁的男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等我们终于到达天津时，他的体温已高达华氏一百零七度。

快到山西省时，我们进入了丘陵地带，翻过几道称为「天门」的山岭。有些地方坡很陡（二千八百六十英尺），山脚下有庙，苦力们在那里祈求一路平安上山。我停下来写生时，总引来许多人的兴趣，看的人对我总是很尊重。有人向他们解释说，我想把他们国家的美景画给我母亲看，于是我就成了英国人「孝道」的典范！

路上的危险很多，渡河往往十分凶险：有时可以涉水而过，但河床变化无常，通常必须有熟练的人带路。有时我们得让人背过河去，跪着紧紧抓住一个光溜溜、油腻腻的脊背，双臂搂着一个极不干净的脖子，那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有时我们坐渡船过去，这是最安全、最愉快的渡河方式，而船钱少得微不足道。

路上的另一种危险来自土质，这一带大多是黄土。道路穿行在深沟之中，沟深往往一百多英尺，而且十分狭窄，但黄土壁很容易坍塌，雨后尤其如此。有一天，我们正在一道高崖下安安静静地走着，忽然身后近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吓得我们回头一看，只见一团浓密的尘土，原来崖壁塌了下来，正好横压在我们刚刚走过的那段路上。那一回我们真是死里逃生。约莫一年后，我的一个表妹就死于同样的道路坍塌，那是一条沿河的路；她坐在大车里，被连车带人埋进了河里。同她在一起的一位朋友恰好刚下车走一走，因而幸免于难。

雨季里，常有旅客被沟里突然涌下的洪水淹死，所以高高的土崖上有供人避难的地方——小小的窑洞或凹穴。我们不得不过夜的一些村子里，房屋就是在这些土崖上挖出来的，其实就是窑洞。里面几乎不通风，气味难闻极了。烟囱成了沿崖顶行走、不加留神的旅客的陷阱；他若不仔细看着脚下，很容易一脚踩进烟囱里去。

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府的前一天，我们在一处差会驻地歇脚，主持那里的是一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中国老传道人，我曾几次承他款待。他待我们如上宾，亲自给我们做西式的晚饭；我们若要给他酬劳，他会十分伤心。后来祸乱来临时，不但是他，连他那小小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一共四十一人——都「至死忠心」，不肯以背教换取活命。

从海滨出发，全程共走了两个星期；当我们终于到达太原府所在的那片广阔平原时，我很高兴。五月里，这片平原种满了粟米、高粱和罂粟——白的和紫褐色的——美得像一场梦；可此时却是一片单调的尘土。横扫平原的沙尘暴实在叫人难受；它们像大雾一样让人辨不清方向、睁不开眼睛，在年初的时候，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天天刮。

就吸食鸦片而言，山西是最糟的省份之一，罂粟种植极广。随附的画里是一群病人，他们来到一处教会戒烟所，想把烟瘾戒掉。他们可以抽烟草，但大多在炕上歇着或睡着；炕就是每家客店和大多数人家里都有的那种砖床。炕前的地上有一个小圆口，从那里添火，把整个炕烧热。现任山西巡抚正积极设法禁种鸦片，前景似乎颇有希望。言归正传。我们到了城门口，稍稍耽搁了一会儿，因为大车很容易在城门里卡住。城门虽大，却被一些石头挡去了不少，那是从前一位巡抚立的，为的是不让轮距超过一定宽度的大车进城：这是为了照顾车匠的生意。如今铁路已经一直修到城墙脚下，但从我上面所说的情形，不难理解修一条安全的铁路是多么艰巨的任务。这条铁路在正定与京汉铁路相接。

十太原府

太原四周环绕着高大的城墙，东南西北各有一座城门。我们说「左」「右」的地方，中国人总是用方位来说：比如说起屋里家具的位置，他们会说在北边、南边、东边或西边，而且总能用这种方式告诉你各处各物的相对位置。太原是本省的首府，也是一九〇〇年祸乱之后全国第一个开办西式大学堂的地方。

城中所有的庙宇——不论是孔庙、佛寺、清真寺还是道观——最好的一座要数天堂地狱庙。庙门的色彩华美非凡，屋顶和墙面覆盖着本省特有的绿松石色琉璃瓦，这使得此地的庙宇比西边的庙宇美得多。庙里有些塑像很有意思，却令人厌恶，大多描绘地狱里的种种酷刑。不过，其中一座殿里供着一位神，没有孩子的妇女特别爱来向她求子。那是一尊丑陋的塑像，与真人差不多大小，张着大嘴，妇女们往她嘴里塞生鸡蛋作为供品。旁边的墙上有一幅壁画，画着一个人肩上扛着一只装满婴儿的钱袋，人们正从袋里领取婴儿。

我去这座庙的时候，正赶上庙院里举行一场大庙会（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我让一位教书先生陪着，这让他大为不快，因为中国的闺秀逛庙会是不合体统的，而欧洲的风气当时还没有传到帝国的这一带。尽管上流人物都不在场，那景象依然十分壮观，因为妇女和孩子们都穿得花枝招展——再加上那样的背景！她们对我们都十分客气，也乐于交谈。一个妇人正在给她五岁的孩子喂奶，孩子还没断奶。一家一家的人骑着驴子不断到来，妇女们的脚用袋子套着，免得路上的尘土弄脏了她们精致的鞋子。一边正在唱戏，锣鼓喧天，响个不停。戏台都与庙宇相连，这是戏剧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起源于宗教的明证；戏钱和香火钱是一起收的。戏子被人瞧不起，谁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随附的画可以让人大致看出庙宇和戏台屋檐那美丽的配色。那是寿阳一座戏园的露天戏台，寿阳离太原约六十英里。屋脊上那些小小的走兽塑像，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

货摊上满是来自全省各地的有趣物件，我们转了一圈，买了许多中意的东西。有漂亮的刺绣和可爱的丝绸；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看中什么都可以拿走，不用付钱，只要说一句「明天到教会医院来，大夫会付钱」就行了。在这座城里，没有哪个中国人的信用能比这更好，我想能有这么好的也没有几个。

从天堂地狱庙回来，我们经过兵营，看见士兵们在练踩高跷；这显然是他们操练的一部分，因为最后他们全都踩着高跷排成一列走进了营院。士兵们是一群相当规矩的人，一位军官常常把他们送到医院来戒鸦片烟瘾。这里吸鸦片的人多得可怕。据估计，邻近一个县城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吸鸦片。

我们从太原府出发，到西南方一个叫晋祠的地方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短途游览，那里有一座宏伟的古庙，建在俯临村庄的岩石山坡上。庙宇笼罩在苍老的古树之下，正面的柱子上盘绕着金龙，令人惊叹。庙院里有温泉，泉水从一座雕饰精美的桥下流过，桥通向庙宇所在的台基。要不是有这温泉，根本不可能写生，因为水一落到纸面上就结了冰，每隔几分钟我就得把颜料盒浸到溪水里，把颜料上结的一层冰化开。可是景致实在太迷人了，我不能错过这唯一的写生机会；下午我又飞快地画了一座宝塔，每层檐下挂着的小铃在微风中叮当作响；旁边一座塔楼看上去活像一座英国教堂，其实却是一座粮仓。温泉很有价值，使当地人能够种稻，在这么靠北的地方，别处是不种稻的；它还是这一带许多造纸作坊的动力。最近一次考察中，在这附近发现了狍子、豹子、野猪和岩松鼠，但我们见到的最有意思的，不过是一幅美丽的田园景象——一个牧童在晴朗的蓝天下，对着他的羊群吹着一支忧郁的小曲。我很想把他画下来，可影子已经拉长了，我们必须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回去。

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一场阅兵，看到了旧制度的全盛风光，如今那已成了过去。我们早上七点坐大车出发，虽然校场离我们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到得却一点也不算早。士兵们已经集合完毕，两位衣饰华丽的官员端坐在华盖下等候巡抚，身后的架子上放着一顶精美的盔。巡抚在我们到后不久就来了，虽然下着蒙蒙细雨，无数的旗帜依然十分好看，巡抚经过时它们低低垂下，随即又骄傲地飘扬起来。许多旗帜是淡蓝色的丝绸，挑在长长的竹竿上。有不少士兵骑着精神抖擞的小马，小马勇猛地奔跑着；可是蓝色或红色的号衣上面缠着黑头巾，让他们看上去颇像女人。有些人背着弓箭；另一些人拿着史前式的火枪，要两个人才能摆弄，一个人端着，另一个人用一炷点着的香去点火发射，不用的时候，这炷香就（点着地）插在士兵的胸前，而他的火药也装在胸前！

有一营与其他各营截然不同——那就是有名的虎兵。他们从头到脚都穿着带黑条纹的黄布衣裳，连靴子和帽子也是用同样的布做的。帽子做得极其精巧，有两只竖起来的、衬着粉红里子的小耳朵，一双凶恶的黑眼睛，白森森的獠牙，还伸着一条红舌头。据说有了这身吓人的装束，别的装备就一概用不着了；我问其中一个「勇士」有没有兵器，他只给我看了一把插在腰带里的普通小刀。我问他肯不肯把这身号衣卖给我，他不能卖，却借给了我，我就照样仿制了一套。我回国以后，张伯伦先生看到了它，这些勇士靠号衣和吼叫把敌人吓跑的想法让他大为触动，后来他在描述「反对党」的策略时，把这个比喻用得十分传神！

再往历史上推一步，了解一下古时候士兵是怎样行军的，也很有意思。最近（由霍普金森教授）仿制了一辆可载十八名士兵的战车模型。这种车大约一千年前在中国使用，能够计算里程，每走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敲一下锣，每走十「里」敲一下钟。这种车叫作「记里鼓车」，教授就是根据当时著作中对其机械构造的描述制成模型的。曾有人为它写过一首颂诗。这种车由四匹马拉着。

阅兵的主要项目有刀术，其间穿插着翻筋斗；士兵们手持双股叉冲锋，一边冲一边吼叫；还有种种马术表演。士兵们骑在马上，有的从马腹下攀住马身，有的在马全速飞奔时跳上马背。阅兵持续了一整天，没等结束我们就早已累了。军官的武科考试还是老一套，能否晋升全看拉弓或举重时显示的力气。有两位军官因用力过猛而受了伤，到医院来治疗，还生怕因此被取消资格。如今一切都变了。军事学堂纷纷兴起，一切都仿照西方的军事制度，去欧洲亲身学习这些制度的学生越来越多。陆军部已决定分别采用英国陆军和海军的军衔等级；这样，海军少尉的品级将与陆军中尉相等，依此类推。过去在中国，从军是攀上社会阶梯仅有的两条途径之一。

一九〇四年九月，我看到了最后几次盛大的三年一度的乡试之一，全省各地的士子都来应考。考试以一场盛大的游行开始，打头的是巡抚和从北京来的考官。几位大人物坐着轿子，前面有猩红的伞、举着「肃静」牌子的童子、许多旗帜和刺耳的锣鼓开道。城里的三教九流似乎全被召集来为这个场合增光添彩；他们戴着品红的毡帽，披着猩红的斗篷，却怎么也遮不住里面的破衣烂衫和污垢。有的戴着红底描金的帽子，有的戴着绿底描金的帽子，脚上却没有鞋。三位主要人物坐在轿上，轿子架在小台子上，覆盖着黄毯，据说是代表皇家的龙。圣旨（用黄布包着）由骑马的人斜背在肩上，御印则放在华丽的伞盖之下。贡院面积很大，从城墙上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一万间号舍，每一百间排成一排，排与排之间是有门关闭的巷道。每间号舍高约六英尺，宽四英尺，深五英尺，里面有一块可以抽动的坐板和一块写字用的木板，夜里士子可以把写字板推进与坐板同一道槽里，蜷在上面睡觉，因为他得在里面待三天三夜，不能离开。号舍前面是敞开的，有监考官来回巡视，防止作弊。士子若是病了也不许离开；若是死了（考试期间这并不罕见），尸体就直接从巷道外端的墙头扔出去了事。这种考试是竞争性的，成千上万的士子，也许只有三四十个名额。广州的贡院里有两万五千间号舍；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考试，外省的士子不许来考。每排号舍的尽头写着从某部经书里取出的字，用作编号，以区分各排。

中国人对学问和道德的无比重视，是很值得注意的。学问是通向显达的主要道路；另一条道路——从军——完全是次要的。百姓中最高的一等是士，也就是读书人，所有的官员都出自这一等。其他各等的人只要有了资格、通过必要的考试，便可以进入这一等，并无任何阻碍。考试一共有六级。

第一级考试由知县每年主持一次，历时三天，考生要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作诗。第二级考试（通常在几个月之后）在府城举行，因此叫作府考，即地方考试。通过这一级的考生叫作秀才。第三级考试（只有通过上一级的人才能参加）就是三年一度的考试，在各省省会举行，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考中的叫作举人。这一回考生要写的文章比考秀才时多出好几篇；这些文章最看重的是引经据典的功夫，既看引用经书的多少，也看引文串联组合的方式——这很可以比作一串珍珠。只有考中举人的人，才有资格考进士。这第四级考试三年一度在北京举行。考生被关在贡院的一个小隔间里九天。无论关在里面多么难受，他都得写九篇文章。我弄到过一本极其迷人的小夹带，里面载着全部经书，还不到一英寸见方，在那样的情形下，即便是最规矩的考生，也难免要受到严重的诱惑！考生若九篇文章考得成功，就得到进士的头衔；若不成功，也可能根据文章的优劣，被委派一个或重要或不重要的文书职位。

还有一种更高的功名可以考取，叫作殿试，因为它是在皇宫的一座殿里举行的。名列榜首的叫作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叫作探花；第四名是传胪。他们的官衔——这次考试中其他考中的人也得此官衔——是翰林院庶吉士，此后三年他们必须在翰林院读书，准备下一次考试。考中的人留在翰林院，没考中的人则得到一些次要的职位，比如知县和其他文职。他们被认为对所有这类职位享有优先的资格〔注六〕。

这种旧科举制度正在被一种新制度所取代，西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经书。自一九〇四年以来，在国外受教育、回国后经过考试的学生，就是用这种方式被授予举人和翰林的功名的。目前约有三百名中国学生在英国，主要学习法律、医学、工程和制造；有些还在公学、文法学校等处读书，另一些则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大学里。

在随附的这幅读书人画像中，胸前佩戴的金色方块，以及背后相应的一块，相当于我们大学授予的学位披肩，上面不同的图案表示功名的种类。读书人的妻子也有权佩戴与丈夫相同的标志。

本章所描述的太原府城，如今已成了过去。现在铁路一直通到城门口。欧式模样的新建筑四处兴起；街道正在拓宽，铺得平平整整，官员们坐着漂亮的轿式马车来来往往，邮件每天投递，而不再是两个星期才来一次私人信差。

我再回到天津，接着讲一九〇七年的事。我们刚到那里，一位中国朋友就来拜访，他穿着一件漂亮的玉米黄色丝袍。他是我在太原府时的老朋友，特地从北京赶来接我们，第二天陪我们去了北京。第二天，铁路的一位董事来给我们送行，他好心地为我们预订了一节专用车厢，我们坐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铁路（比德国和比利时的线路强多了）。几个钟头愉快的旅程，车上还供应茶水，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心向往之的目的地——北京。

十一北京

我们到北京时天已黑了，这倒是幸事，少年时代种种梦想的光彩，才不至于一进城门就撞上紧挨着城门的那些平淡无奇的欧洲使馆，登时烟消云散。火车站就在通往颐和园的那座大城门附近，我们一出站，便陷进一群叫嚷推搡的中国人中间，来接我们的朋友——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把我们安顿上人力车。巡警在那里维持秩序，手段虽然粗些，却实在少不得：我亲眼看见一个蛮横的家伙揪住一个正同人争执的倒霉车夫，把他的人力车往地上一掼，就像扔一块脏抹布似的。我们和行李总算稳稳当当装上了车，车夫拉着我们飞快地跑过坑洼不堪的道路，穿过幽暗森严的大城门，进了城。四面八方仿佛全是高耸的城墙，厚得惊人。正门城楼上供着守护神，是一座大殿，从这一点便可想见城墙有多厚。城楼一层高过一层，漆成美丽的威尼斯红，覆着亮蓝绿色的琉璃瓦；挑出的飞檐是雕花木作，描着蓝、绿、金三色。正对这座城门的是皇宫的宫门，门上可以望见宫殿橙黄色的琉璃瓦。从城墙顶上望去，通往皇宫的长长御道一览无余，门里有门，一重接一重，是地道的中国格局；四面八方铺展开去的，是望不到尽头的城中树木与屋顶。从前这里是观看皇家出游的好去处，如今却谁也不许上来看了；每逢皇室出宫散心，官府便照会各国使馆，请外国人留在屋里不要出门！

从大城门往东，有一段城墙在围城期间由美国人把守，另有二十名英国兵、二十名俄国兵相助。一天早上，他们醒来一看，中国人竟在一夜之间在城墙上筑起一座约莫二十英尺高的碉楼，居高临下对着他们。第二天整整一天，他们只能紧贴在交叉的防御工事底下趴着不动；可是事情很明白，这座碉楼不拿下来，中国人很快就会占上风。迈尔斯上尉定下了夺楼的计策，招人自愿随他去，那二十名英国兵自然立刻应声。商定的办法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从城墙外侧绕过去，俄国人从内侧接应。到了动手的时候，计划一切顺利，只是俄国人一个也没有来，而迈尔斯上尉受了重伤。我们正站在那里听一位亲历围城的人讲这段往事，底下美国兵营里忽然出现了动人的一幕。一个人背着从本国寄来的邮件走进来，高声喊了一句。转眼之间，原本空荡荡的院子里，士兵们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一只只手伸得老长；抓住信的那一刻，那份欢喜几乎看得见在他们胸中怦怦跳动。可这还是太平时节。围城期间，在希望一再落空、令人心焦欲呕的悬望之后，终于从天津来了一个送信人，那该掀起怎样更大的激动，我们只能依稀想象。而那短短的信上只说救兵要来了，至于「什么时候」来，一个字也没有，只添了一句自顾自的话，说天津也被围过了！那时的失望该是何等致命！

我的写生是在城墙顶上画的，画的就是美国人把守的那一段：从我站着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大城门上的城楼，各国使馆就在城墙脚下的右手边。

凡是亲身熬过围城的人，我们听他们讲起来，说法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被围的人简直毫无防御能力，要把他们一扫而光本是易如反掌的事。这就叫人不能不相信一位中国居民对我说的话多半属实：当时中国军队的统帅拿定了主意，不能那样做。对于那些留在北京的人来说，围城之后的那段日子，在许多方面似乎比围城本身还要难熬。

这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首推天坛。它在内城外不远的一座古园里，四周围着高墙。穿过一道朴素的门，坐着人力车沿一条洋槐夹道的甬路走上一小段，便来到另一道墙前，到了这里就得下车，步行进入内园。那是十一月，树木已经透出秋意，我们踏着粗硬的荒草，走进另一座高墙环绕、外有护城河的院落；得敲门才能进到一座大院子里，皇帝每年在这里过一夜，第二天向上天献上举国大祭。院子四周殿宇的屋顶一律是鲜亮的绿色琉璃瓦，与汉白玉的台基、栏杆和石桥相映，十分好看。祭天那天清晨五点半，皇帝由朝臣陪同，从这里出发，穿过园子，前往约五分之一英里外那座宏大的汉白玉圜丘。通往圜丘的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牌坊，可是甬路上长满了荒草，整个地方笼罩着一片荒凉的气象。圜丘是一座高高的圆形汉白玉台，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三段短短的石阶通上去。皇帝由朝臣陪着拾级而上，但只有年过七十的老臣才能登上最上面一段，陪着他在台心跪下，在苍穹之下献上祭天的祷辞。从来不许任何人在旁观看。祭品在台阶脚下献上，不过皇帝已不必像古时那样亲手宰牛，这件事交由一位大员代劳。祭祀用的牲畜就在周围的园子里饲养。又有十二匹布放在大燎炉里焚化，献给上天；燎炉彼此相隔不远，每换一位新皇帝，就添造一座新的燎炉。这里一切都是圆的，象征天；而在地坛，一切都是方的，因为人们认为地是方的，而且那里的祭品是埋入土中而不是焚化，好让它往下去，而不是往上升！

紧挨着圜丘，有一个小小的圆形院落，里面是一座覆着华丽的青金石蓝琉璃瓦的殿宇，和旁边的祈年殿一样；祈年殿建在一座汉白玉台基上，那台基与圜丘一模一样。

北京有两座特别出色的佛寺，一座在城外，一座在城内；城外那座是一处僧院，里面挤满了神情委琐的和尚。寺里是皇家规制的重檐屋顶，一色庄重的橙黄；傍晚时分，看着穿橙黄袈裟的僧人成群结队涌进院子去做晚课，景象十分如画。他们当中有许多小男孩，大概是从满洲送来的，家里父亲得了重病，痊愈之后便把孩子舍到寺里来还愿，从此注定了一辈子游手好闲、目不识丁。这座城里的和尚素以品行低下出名，那副品行一望而知，明明白白印在他们脸上；他们什么活也不干，靠香客的布施，或者按照戒律去化缘为生。看和尚们撑着硕大的橙黄色伞，鼻孔朝天，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身后跟着一个仆人，捧着那只按规矩非带不可的化缘钵，实在滑稽！这座寺院的住持是一位活佛。寺中正殿里立着一尊巨大的佛像，殿宇高深，只有门口透进一点光，佛头隐在昏暗里几乎看不见，你可以登上一道楼梯去端详。其余较小的殿里供着各种各样的佛，还有菩萨，就是千手观音。

在城外三里的喇嘛庙里，除了三尊坐佛，还有慈悲女神观音的像，许多庙里都能见到她。她原本是个男子，却生着一颗女人的心！在这里，我们被一群脏兮兮的孩子缠得苦不堪言，庙里的僧人想管住他们，却毫无用处。每到一座院子都得开锁，可他每回都放孩子们跟着我们一起进去，嚷着要钱。黄寺最出色的是一座汉白玉塔，纪念一位从西藏来、死于天花的喇嘛。塔用白色大理石砌成，中段四周环刻着一组精美的浮雕，表现佛陀一生的故事。不幸的是，北京解围以后，法国兵曾驻扎在这里，据说他们拿打掉每一尊雕像的头来取乐，结果一尊不剩。白石与金饰掩映在苍老的柏树中间，效果十分壮美。达赖喇嘛在北京逗留期间就住在这里〔注七〕。他到来的时候，穿过两长排黄衣僧人走进这片圣地，那场面一定十分如画。我们要是能亲眼看到那一幕，而不是在这样凄凉的季节来，该有多好！我们这一趟来得颇不容易，却十分值得。出发时坐着人力车，风已经刮起来了，不久便成了一场典型的直隶沙尘暴，出城没多远，车夫们便说再也走不动了。我们没有别的机会再来，决心不肯就此作罢，于是下车步行。刺人眼目、叫人睁不开眼的沙尘里，我们奋力向前挣扎，终于走到了那道高墙的背风处。回程没有那么难熬，风在背后推着我们走，还可以看看城里迎面遇到的行人：他们在人力车里尽可能平躺着，脸上盖着手帕。我们回到住处时，简直叫人认不出来了，要把头发和衣服里的沙土弄干净，几乎是无望的事。

这一回，中国的骡车倒显得可爱起来。我们很高兴有一辆正等着我们，要把我们送到一位中国朋友家里，在北京余下的日子就住在他家。北京的街道宽阔，治安也还算好，可路面之颠簸实在非同寻常：你盘腿坐在没有弹簧的车厢后部那个上座里，被抛得东倒西歪，像只皮球，脑袋撞得毫不留情，直到你学会怎样躲开为止。坐这种车比走路还要费力气；唯一的补偿是，你知道自己做的是合乎礼数的事。我们的主人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年轻医生，他解释说，给上流人家看病，他不能骑自行车去，只得坐骡车，虽然那要多耽误许多工夫。

能有一位中国人带我们去买东西，我们很是高兴，因为看见本地店铺里那些诱人的东西，我们馋得直流口水。欧洲人一进门，价钱就往上翻，少说也翻一倍，多则翻两倍；所以我们在店里过得很有趣，买起东西来却不大顺手。我们好心的主人看不得我们受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动他替我买下一件黑斑豹皮袄，衬着可爱的蓝绸里子，我一心想要，可店主不肯把价钱降到他认为公道的地步。他求我们以后要什么东西都让他去办，叫人把东西送到他家里来给我们挑。难处主要在于我们多半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过有一样东西我是拿定了主意的，那就是有名的指画。当时只有一位出名的指画家，他正要回到家乡四川去养老，可是我们运气极好，得到了一本册页，里面有九幅用指甲画成的画，另外还有两幅白绢立轴。画的构图极好，笔触与毛笔画出来的几乎看不出分别。册页是中国式的装帧，只是夹在两块木板之间，一侧顺着约四分之三的长度嵌着一道素净的金边，上面没有题签。

把中国艺术和日本艺术比较一下，便能清楚看出两者的密切关系；日本人在某些方面也许更胜一筹，却没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股雄健之气，而日本的全部艺术正是从中国来的。早在公元四世纪末，中国就开始有了系统的画论和画史。绘画的法则就在那时定了下来；我们若记得他们的六法之中，第一条也是最要紧的一条是「气韵生动」，便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艺术。中国艺术虽然以装饰为主，却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和诗意的想象。宫中有十五位画师随时听候差遣，皇太后想画什么，他们就画什么。

一天早上，一位与皇太后关系亲近的贵妇人好意让我给她画像；可她当时因病免去了进宫当差，所以没法穿全套礼服——就是那种满洲大头饰。那头饰极重，皇太后准许改用大的黑缎子发结来代替。要把那架子牢牢固定在头上，再在上面把头发盘好，是很难的事，所以头饰通常用假发来做。看街上那些干瘪的老太婆戴着它，侧面还俏皮地插一朵大花，实在有趣。我发现我这位坐像的人很难画，因为她脸上的妆涂得很厚（这「画」可是另一种意思了），方方正正的猩红下唇，加上上眼皮没有一道褶，使得整张脸显得呆板木然；那张脸本来就大得出奇，顶上还戴着一座不折不扣的花坛。她若是站着，我倒更容易画出她仪态中的那份端庄；她虽然提出可以站起来，可我明知她病着，觉得实在不能利用她的好心。她的手纤细，形状很美，却没有戴戒指；她的脚很小，穿着绣工精美的满洲鞋，白色的鞋底厚近两英寸（满洲人向来不缠足）。可惜那件漂亮的淡紫色长袍和短褂都镶着欧洲花边，又因天冷絮了棉，整个身形便显得臃肿。她那只可爱的黑色小哈巴狗，是有名的宫廷品种。

先吃了茶点，才让我动笔画像；后来王爷又进来与我们相见，耽搁了不少工夫，所以我只来得及匆匆打了个草稿，留待以后再画完。随后那位夫人说我们一定饿了，执意要留我们吃饭，说她自己就很饿——她什么也没干都饿了，我们干了活，还不更饿？我的朋友辩解说她自己什么也没干，因为不懂语言，只好一声不吭；对方回了一句妙语：「那么，您是被您的好意累着了！」我们推说另有约会，全都给驳了回来，于是我们在屋子另一头坐下——先前我们是坐在这一头的——吃了一顿丰盛的筵席，各色荤素，都切成小块，盛在数不清的小碟里。桌子正中摆着一套可爱的九件拼盘，平常是用来盛蜜饯果脯的，女主人却觉得拿来盛荤菜也一样好——这番新意我们很是欣赏，因为比一个个单放的碟子好看多了。我们不停地被夹上这些碟子里的冷鸡、鸭子、香肠、鸽子、蛋、火腿，以及别的认不大出来的美味。四周还围着更多的热菜：腌肉、腌菜、炸肉饼、炸肉丸、炖肉、白菜烧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女主人用自己的筷子不断地从每样菜里给我们夹，自己却吃得很少，这是中国的礼节。她精明地料到我们不会使筷子，所以给了我们汤匙和叉子。又有一小碗一小碗的米饭端上来，我们一停箸，她也跟着停下。接着上了汤，每碗里卧着两只蛋，筵席的正餐到此便结束了；我们一退回屋子那一头，茶就端了上来，配着蜜饯海棠果、苹果酱和花生。我们听说，这顿饭一部分是男厨子做的，一部分是女厨子做的。

我们告辞之前，孩子们进来与我们相见。这家的少年人都在学英文，照英国的样子同我们握手——就是说，握的是「我们」的手，而不是「自己」的手。他们彬彬有礼地问了许多话：我们的家人如何，我们的衣裳如何，我身上那件维也纳做的长裙多少钱，还有我那紫水晶坠子多少钱。在中国，只有丝绸才算得上体面衣裳的料子，宝石几乎无人知晓，唯一佩戴的只有玉。

我们终于告辞了，好客的女主人一直把我们送到最外一进院子；第二天她又送来一套极有意思的中国颜料，每一样都单独包成极精巧的小包，里面或是一只小瓶，或是一只小盒。我们离开时，深深为中国人那种难以言传的礼仪之美所打动，后来有许多次，我都觉得我们相形之下是何等笨拙。出于礼貌，我们坐着骡车离开，可是吃了这样一顿大餐，再在车里颠上一小段路，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一出了王府的视线，我们便赶紧换上了人力车。

北京那些有意思的地方，我们看了不少，一一描述会叫读者厌倦，但还有一处我不能不提——国子监。它是往昔那套科举大制度的中心，大概再也不会有当年的地位了。从这个广大帝国的四面八方来的读书人，凡是通过了其他各级考试的，最后一场考试就在这里举行。皇帝亲自临场，坐在一张华美的雕花宝座上，接受考中者的朝拜。大院四周的墙边立着石碑，上面刻着全部经书。旧的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北京那座举行乡试的贡院，连房子都已经拆掉了。

离开北京之前，主人给我们引见了他替我们找来的一位朋友，在我们从帝国东北到西南的漫长旅途中充当翻译。顾先生是个年轻人，出身官宦人家，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受过教育，英语说得很好。他本质上是个读书人，举止温和可亲，为人正直，心地单纯。我们在一起的五个月里，从来没有发现他在分寸或谨慎上有什么欠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一切事务全都交给他。旅行者走完这样一段长路，对同伴的好感比出发时更深，那真是有福气的！

顾先生的父亲，和许多别的中国官员一样，在一九〇〇年的变乱中死里逃生。有一天他被义和团抓住，他们准备杀他：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再三声明自己不是，他们却不肯相信；他一再申辩，他们才说要验一验。验的办法是点着一张纸：义和团说，纸要是烧得干干净净，就证明他不是基督徒；要是烧不尽，就要他的命。幸而那张纸是干的，一下子烧光了；可义和团虽然这回饶了他的性命，却勒索了一大笔钱和许多米。义和团起初是一群爱国的狂热分子，很快却变成了纯粹的劫掠者。我的写生画的是北京义和团的装束，一只手高高举起，比着一个军中的手势；不过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号衣，只是穿红色作为标志。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六天，因为觉得非赶路不可；其实我们多么想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而不是区区几天。

十二京汉铁路：从北京到汉口

这条铁路从北京通到汉口，全长七百英里。它是由一家比利时财团修建的，实际上却是法国、比利时和俄国三方利益的结合，他们出价压倒了美国人的方案。比利时人证明自己是比美国人更高明的外交家，一八九七年同中国人议定了一桩交易，条件之离谱，后来不得不全盘改订。这番安排实在算不上光彩。说真的，中国铁路事业的全部历史读来都叫人难过。英国的抗议被置之不理，双方订立了一份营运协定，给了比利时财团四十年的全路经营权。他们发行的招股章程里自称已经取得了把铁路从汉口一直修到广州的权利，可事实确凿地证明，他们虽然谋求过这项权利，却遭到了拒绝。一家美国公司在一八九八年取得了这项特许权，但一九〇五年又被取消了——那时工程几乎毫无进展——汉口到广州的铁路将由中国人自己来修。早先已有一位英国工程师竭力主张修建这样一条路的价值，而中国人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认识到，铁路最好尽可能握在自己手里。

京汉铁路最显眼的弊病之一，是什么货物也不能放心地托它运送。幸而我们的行李少得很，全都带在车厢里——穿越内地的旅程，我们只许自己带两只手提箱、两个铺盖袋和一个杂物包。别的行李已经从上海绕道运往缅甸，好让我们尽量轻装上路。整个旅途中，我们没有丢过一件东西；叫人心灰意冷的是，只有和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处处小心。

比利时财团在取得京汉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在直隶省的临城得到了一项极有价值的采矿特许权。中国铁路的事，就说到这里。

我们在灰蒙蒙的黎明时分动身，去赶早上七点开往汉口的火车；每周仅有的一班快车偏偏不在我们合适的日子开，我们便决定坐普通的邮车。照欧洲大陆的惯例，两种车的票价相差不小，我们买普通车头等票花的钱，和坐快车二等座一样多。车厢没有快车那么好，但我们觉得很舒服，而且比德国人那条铁路上干净得不知多少倍。事实上，隔一阵子就有人拿着鸡毛掸子过来，把我们身上的灰掸一掸；穿过直隶和河南那片尘土飞扬的平原，这实在少不得，那片平原我们走了整整两天。车厢很宽，我们独占一节，隔壁就是一间方便的小厨房。也许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主人家的厨子才给我们送来两只用绳子拴着的活鸡，作为路上的口粮！可我们出发得太早，时间绰绰有余，医生便打发他从车站火速赶回去换两只熟的来，他得意洋洋地回来了，提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两只香料浓郁的熟鸡，上面盖着叶子。这样一来，我们靠厨房的只剩下热水，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喝的洗的都够，真是一大方便。我们的仆人刘——是医生替我们找来并且稍加调教过的——获准随车同行，替我们洗洗涮涮，干些零碎活计。

火车只在白天开，但我们得到准许，夜里可以留在车上；我们带着铺盖，睡得相当舒服。这比下车去找客店住要省力得多，尤其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又要开车。我们经过的那片广阔平原看上去十分冷落，因为收成差不多已经结束了：柿子树上的果子几乎摘光了，只有玉米还在打谷场上铺成一片片鲜亮的颜色；偶尔还看见有人在沙土里筛花生，这种沙土格外宜于种花生。

我们发现京汉铁路沿线的车站比山东的更多样，也更有意思；其实我们在车站上就能把吃的东西全都买齐，那里有极好的面包、鸡、蛋、各种水果和许多中国美食；不过我们自然宁愿带着自己的干粮。

第二天，我们来到这趟旅程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横渡黄河。那是一座单线铁桥，长近两英里，看上去太单薄了，河水涨满的时候，似乎经不住那股漩涡的冲击。桥是螺旋桩结构，由于沙层游移、淤泥深厚，修建起来极其困难，耗费也极大。

桥址的选择曾受到相当严厉的批评，因为河道常常改变；可是这条河两千年里改道九次，工程师不能不极其审慎地研究这件事，我们只能希望桥址是选对了的。河床简直就是一片流沙，要找到坚实的地基极为困难。起初用来加固地基的岩石和石块，干脆被流沙一口吞了下去，只好用一种只能称之为席子的东西来打底——那是把树枝绞在一起编成的——再在螺旋桩周围堆上成吨的石头，外面又用三角形的木桩阵护住，挡住顺流而下的水势。螺旋桩四根、六根、八根、十根为一组，用坚固的支柱和大梁连在一起，深入河底约四十四英尺。火车小心翼翼地从桥上慢慢爬过去，要是赶上涨水，谁都会犹豫要不要冒这个险。往下看，河水像巧克力奶油似的，在桥墩四周打着旋，有一股叫人心惊的魔力。一位在印度干过的工程师对我们解释说，中国人筑坝拦河的办法恰恰和我们相反——他们在桥的「下游」筑坝，我们在「上游」。总算平平安安走完了那长得没有尽头的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间过得那样慢，从桥这头写着「黄河北岸」的牌子，到桥那头写着「黄河南岸」的牌子，中间简直能把前一块忘掉。到了这里，我们离开了一直延伸到北京那一边的华北大平原，进入地形更多变化的地带，渐渐接近群山——先前我们只是隔一阵才望见它们在远处隐隐耸现。铁路穿过一条隧道，这是中国修的第一条隧道，出了隧道，便进入了长江流域。

第三天，沿途风景极美，草木也大不相同了。陡峭的黄土山坡上长着欧洲赤松，叫我们愉快地想起了家乡；就连在一处望见了长城，也没有完全打破这种错觉。长城为什么会延伸到这么靠南的地方，很难说清楚，因为这里的城墙已经缩得矮小，要靠它挡住入侵者，恐怕没有多大用处。长城是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一四年沿中国北部边境修筑的，全长约一千五百英里。据说修筑它所用的材料，是建造最大的金字塔所需的七十倍。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是从长城上分出来、在山西和直隶两省之间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长城还有其他类似的支脉。山脚下是稻田。

越往南走，草木越变了样。我们看见的不再是麦地，而是稻田，大多浸在水里；水面越来越宽，最后我们竟沿着一片片大湖走，湖面上漂着数不清的小船，还有大渔网，一网上来便是一片闪闪发亮的小鱼。许多茅屋盖在想必常被淹没的地上，长江流域一带也是如此。

有时我们看见一丛丛竹子，再往北去，天气就太冷，竹子长不了了。水牛取代了其他的牛，道理很明显：在沼泽地里干活，水牛合适得多。

日落时分我们到了汉口（因为它在汉水边上，所以叫这个名字），在紧靠长江岸边的第一站等了很久，所以到城里时天已经黑了。火车停在一群人旁边，他们提着花花绿绿的中国灯笼，灯光朦朦胧胧的，很难认出哪些是来接我们的朋友。差不多人人都提着一盏灯笼，或者叫仆人替他提着，因为这地方的路灯少得可怜。车站在外国租界的中心，走过一座座大货栈、商店和郊外别墅，你很容易以为自己是在伦敦一处灯光昏暗的郊区。这里是当地商业生活的中心，欧洲人很多。

城市沿着河岸绵延好几英里，河对岸是武昌城，渡船往来不绝。要是逆风，过江可能要一个钟头甚至更久，你很容易以为自己是在海上。事实上，风平浪静时过江去拜访朋友，忽然起了大风，一连两天回不来，这是常有的事。武昌有好几处教会，办着医院和学堂。在其中一处，我们见到一个婢女，被发怒的女主人用香火烫得几乎丧命，然后又被砌进墙里，要让她活活饿死。她受的这番摧残，身心大概永远不能完全复原了。有人告诉我们，一船一船的女孩子不断从四川顺江而下，运到各个口岸去卖；最近虽然颁布了禁止这种买卖的上谕，那上谕却只是一纸空文。许多婢女并没有受到虐待，但中国的女主人一旦怒气发作，就会做出魔鬼般残忍的事来。几年前我在太原府的时候，有个孩子被送进医院，已经奄奄一息。她被打、被摔、被咬，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满是伤口，眼睛几乎瞎了，腿也全瘸了。起初只要有人走近，她就尖声大叫，显然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善待。不久她明白自己来到了一个新天地，对新的待遇报以极可爱的回应。给她一点小东西，一朵花或是一块糖，她的脸就欢喜得亮起来；换药时免不了的疼痛，她都英勇地默默忍住。她唯一害怕的，是病好了就得回到旧主人那里去。经过几个月的周旋交涉，那女主人才被说动，把她作为礼物交给医院，因为她瘸了腿、瞎了眼，都已无法医治，对主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没用了。

关于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残忍，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我忍不住要指出使我印象深刻的一两件事。中国人似乎从来不是出于天生喜好残忍、为残忍而残忍、以此取乐；在中国，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那种暴行——凡是爱护动物的人，到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去旅行，都会因那类暴行而痛苦不堪。为了钱财而施加的残忍——像刚果和别处所见的那样——在中国也是找不到的，只有监狱之类的个别场合除外。要不是基督教起着教化人心的作用，我相信我们会是一个比中国人更野蛮的民族，因为不幸的是，我们身上那股强烈的好斗竞技的天性，是和残忍紧紧相连的。一个中国人要是在兰开夏郡或约克郡看上许多场足球赛，比方说，他大可以拿「踢人」这件事大做文章，来证明我们的野蛮。还有一点常被忽略：中国人对疼痛出奇地不敏感；全国每一间手术室都可以作证，那里用麻药比给欧洲人用得少得多，也不大需要。不可否认，中国人在盛怒之下可以残忍得无法形容，但并不比欧洲人更甚；中国的刑罚也野蛮到了极点；不过，从眼下正在发生的其他种种变化来看，这些刑罚无疑很快就会改变，与西方的观念看齐。

汉口也有一条沿江的外滩，和上海一样，只是远不如上海的那样气派。每天都有大轮船往来于两城之间；因为汉口是个极其兴旺的地方，是茶叶贸易的中心，销往俄国市场的茶叶全都在它的货栈里装箱，不必转船便可直运俄国〔注八〕。紧挨着汉口东边，只隔一条汉水，是汉阳这座大城，它和武昌与汉口合起来，成了一座大都会。

我们等了几天，才搭上一艘开往宜昌的轮船；船虽小，却出奇地舒适，所以三天的航程过得很愉快。起初两岸一片平坦，但总有些东西可看——一长列排成人字形飞过的大雁，或者密密实实一大片的野鸭。还看见了苍鹭和许多别的鸟；野火鸡和野鸡我们则是「吃」到了。

江水涨得比往常高，但我们打听清楚了，还不至于高到过不了险滩。由于水位高，有一处不得不把那只小汽艇放下水去，还要不停地测水深，探明河床的深浅。河床总在变动，尤其是江水回落的时候，这是中国内河航行的主要难处之一，使航行既麻烦又危险。

第二天下起雨来，前前后后下了一个星期；轮船驶近宜昌时，岸边高悬的峭壁显得雄伟而森然。

十三长江之上：从宜昌到万县

我们是星期天下午到宜昌的，正好赶上长老会教堂的礼拜，心里很高兴；那是我们到缅甸以前参加的最后一次真正像在家乡的礼拜。在别的教堂里，总有些东西提醒我们身在中国，可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苏格兰。这是苏格兰国教会在中国本部唯一的一个传教站；不过他们在满洲的事业却很兴旺。

宜昌有相当一批欧洲侨民。他们很想在城外有一条好路，好去散步锻炼；我们去网球俱乐部时，就看到了他们修的那条路。方圆好多英里，地面上全是土丘——也就是坟——挨得密密麻麻，一离开小路，就免不了踩在上面。欧洲人知道要修他们想要的那条路，申请许可一定极为困难，便在自己人当中凑齐了所需的钱，不告而修。等中国人从惊愕中回过神来，还没决定怎么办，路已经修好了。这时中国人的做法真可谓宽宏大量。照告诉我这件事的人的说法，他们本来完全有权把路径直收走，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欧洲人花在路上的钱如数付还，说这条路必须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从我的写生里，可以约略看出宜昌城外坟墓之多：有的坟上插着棍子，挂着小小的纸幡。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景象——无穷无尽的坟墓，诉说着数不清的死者。

雇一条住家船送我们从宜昌到万县，费了些时日才谈妥，因为船家宁愿走到重庆，在那里通常能揽到回程的新货；不过事情终于圆满解决了。我们雇到一条干干净净的好船，有三个舱，船尾还有一块宽敞的地方做饭，上面的神龛里坐着一尊小神。我们决定住前面两间，顾先生和刘住后面一间；那几道隔板不过是几块松松的木板，板与板之间有一两英寸宽的缝，轻轻一碰就倒，所以我们挂起帘子来补一补。

我们的翻译和仆人（这仆人从前也伺候过「他」）同住一间，总是一起吃饭，这对我们大为方便。这在中国是很寻常的安排，因为中国人似乎从来不要求什么独处的清静，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也比我们那里亲近得多。

雇船的契约写成了文书，船工定为十九人：全程的船钱是九十五两银子（约合十四英镑）。谢立山在他的书里说，他雇船到重庆付了四十五英镑（路程约为我们的两倍，不过后一半远没有那么艰险），所以我们对这笔交易并不觉得吃亏，尽管有人说我们出的钱实在太多了。

船老大开船时领七十五两，走到半路领十两，到了地头再领余下的十两。交易虽然星期二就谈成了，我们却直到星期六早上才得以动身，这中间我们和船老大都忙着做准备。我们置办了中式棉衣，因为天开始冷了，而且我们以为在西部各省穿中国衣服，可以免去许多好奇的打量（这一点后来证明我们想错了，我们穿着欧洲衣服走过的地方，没有一处有人对我们表示好奇）。在北京我们买了皮里子的长绸袍（约三英镑十先令），高筒的黑丝绒毡里靴子（七先令六便士），丝绵袄（七先令六便士），还有一条黑呢（欧洲料子）裙子，张先生用他最拿手的英文在账单上写作「棕色细呢衬裙」，拼法却错得滑稽（一英镑二先令六便士）。取暖和做饭的家什得现做——两只临时的炭炉，是用装货的木箱里面衬上砖做成的，一只小烤炉搁在炉子上，三只带盖的锅（用到处都有的煤油桶改制），两只铁罐，一把锌壶，一共只花了区区六先令六便士。我们的仆人做饭的本事后来证明十分有限——他得意洋洋地宣布，他既会做鸡，又会做布丁——所以我们决定还是靠我自己的经验，并且备下一批食品，这些东西在宜昌很容易买到。

下一件事是弄一条红船（就是救生船），我们为此去找英国领事，领事又得去找中国的总兵，总兵向来乐意免费给外国旅客派一条。领事——和他在中国的许多同僚一样——一开口就提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似乎以为经他这么一说，我们就会乖乖掉头回家。他告诉我们，他刚刚拒绝给主教签发护照，那是为几位要进四川的女士办的；幸而我们的护照是在别处办的——虽然也费了不少周折、受了不少气——我们暗自庆幸。关于这趟旅行，我们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得到过指点，有他们撑腰，领事没法拒绝替我们申请红船护送，不过当天晚些时候，他不无快意地告诉我们，一条也没有空出来。好在我们动身之前来了一条，星期五晚上，第四十八号红船便派给了我们。那天整日下雨，但我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题材来画：一户人家的祖先牌位。右边是祭祀用的鼓，牌位前的供桌上放着一只铜香炉，里面插着点燃的香。每逢一定的日子，家里的人就在牌位前跪拜，献上糕点和果品。

祭祖始于上古，直到今天，在各个阶层的人心中仍然有着最牢固的地位。皇帝有七庙，供奉历代祖先；诸侯准许有五庙，平民只能有一处。供品绝不是奢侈铺张的，但也不能寒酸；据记载，有一位高官受到指责，就因为他祭父时供的乳猪太小，盛不满盘子！与祭祖紧密相连的，是中国人的最高美德——孝；孔子在教诲中着重讲的是尽孝时应有的心意，指出孝最好的体现，在于努力实现先人的志向。

吃过晚饭，我们冒雨顺着湿滑的河岸下去，走过一块摇摇晃晃的跳板，上了船。光秃秃的木板作为过夜的住处，看上去颇为凄凉，风又呜呜地叫得人心里发慌，好心的主人便提出借给我们几张帆布躺椅和一大叠报纸，好挡住穿堂风——我们感激地接受了。不久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开始习惯十九个人的鼾声作催眠曲，他们像鲱鱼似的挤在船头那几码见方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我们装模作样地开了船，打头阵的是头顶小小舱顶上一阵惊天动地的踩踏声，那舱顶也真结实，竟然没有塌。船工们夜里用来遮盖的篷席，白天就堆在我们的舱顶上。我们借着一面帆，沿着城边慢慢往上游走了大约半英里；接着船工们停下来吃早饭，又听说船老大上岸去买更多的竹纤绳了。这又耽搁了一两个钟头。再开船，又走了半英里，便在一座沙洲旁停下，一停就是好久。「欲速则不达」显然是他们的座右铭，经顾先生翻译，我们再三催促，才又让船工们动起来。最后，总算在黄昏时分到了税关（在上游十英里处），就在那里系缆过夜。

从那以后，我们总是天一亮就开船，一路上不乏有趣的东西。风景变得十分雄伟——两岸越靠越近，高峻的山崖从江边陡然耸起，往往高达二三百英尺。江水的颜色虽然浑浊难看，草木却极美，杜鹃的枝叶给景色平添了许多风致。风极小，帆几乎毫无用处，船工们对着天喊风，却是白喊。说来奇怪，尽管喊风屡屡落空，他们对喊叫的法力却深信不疑。他们只好摇橹，或者上岸去拉纤。船两侧各有一支长橹，每支由五六个人摇，一边摇一边从喉咙里发出一种嘶哑的声音——那几乎算不上号子——有时竟会变成不折不扣的嚎叫！常常有一个摇橹的人站在橹的外侧——也就是悬在江面之上——站在一块与船身成直角的木板上。水流湍急的时候，船工们摇得如痴如狂，脚下像大象似的跺着，嗓门越来越高，其余船工也跟着喊，震耳欲聋。尽管天冷，他们还是光着膀子，只有上岸拉纤时，才披上那件单薄的蓝布褂子。

有个穿长褂的船工，趁着难得的一阵清闲，拿饥肠辘辘的伙伴们刚刚吃空的饭桶，洗起他的裤子来！他冻得牙齿格格打战，在阴冷的空气里抖得可怜。拉船的十个纤夫灵巧得像猫，攀岩登石快得惊人，在最难走的乱石上一路小跑，后面跟着两个人，替他们把纤绳从障碍物上解开。纤绳是竹子做的，看上去实在经不起把满载的木船拉上险滩那样的重负。纤夫用短绳把自己套在纤绳上，想解就解。纤夫常常离船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因为江面有些地方很宽，又曲折，而且往往得多雇些人，遇到最险的滩，人数要添到一百甚至更多。纤夫一次又一次得跳进打着旋的江水里去解纤绳，身上那点单薄的衣服，眨眼之间就甩掉了。我们的红船很有用处，在水太浅、我们的船过不去的地方，负责把纤夫送上岸、接回船；红船上的人都很友善，日日夜夜在我们四周打转，随时听候差遣。我们送他们一点热茶之类的小东西，很快便处得极为融洽，常常用手势比画着交谈几句。这种船很轻，挂着狭长的蓝帆，张着蓝白条纹的篷；船身和兵丁的号衣都是猩红色的，所以在江上一眼就能和别的船区分开来。连他们的筷子都是红的：总之看上去十分精神，船上的人也都是技术娴熟、经验老到的。邮包船挂着蓝白条纹的帆，船中间有一只黄色的箱子一类的东西作为标志。信件并不走水路，而是由人从陆路递送。

这一季因为江水涨满，出了许多事故，所以我们决定每到一处险滩就上岸步行，把行李也带上。我们把这番话郑重地交代了船老大，也交代了红船上的人；可是第三天我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上了一处滩，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又进了第二处。实情是水流太急，整条江汹涌险恶，外行人看来，险滩和长江别处的样子并不总有分别，穿过峡谷的大半路程似乎处处都是险滩。绕过江上的急弯是件难事，他们常常从船上拉一根绳子系在一块大石头上，纤夫则拽住另一根拴在桅顶的绳子，那根绳子可以用活扣随意放下来。纤夫们拼尽全身力气，常常手脚着地地爬，却一寸也挪不动。有时他们不得不松手，于是木船便在漩涡里往后滑去，后面若有别的船，就十分危险了。

离开宜昌后的第四天，我们就险些遇上这样的事。我早就数落过船老大，说他笨，老是紧跟在一条又大又沉的木船后头，告诉他我们本该早上早些开船，走到那条船前面去。他气呼呼的，抱怨说那得起得「非常、非常」早才行；可是没过多久，一件比我的话难受得多的事就叫他后悔了。我们正在等着轮到自己绕过一个急弯，船系在岸边，所以那条大船突然朝我们直冲下来时，我们根本无处可逃。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可怕的碾压、撕裂、碰撞声，夹杂着船工们狂乱的叫喊；可我们看到舱壁居然完好无损，不禁松了一口大气，只是窗子震碎了，窗板也被扯掉了。损失很小，但那天耽搁了好几个钟头，结果第二天上那处大滩时，我们排到了一长串船的末尾。

泄滩（平淡无奇的外国人给它起了个绰号，叫「羊肉角」）是最危险的险滩之一，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以防万一，把东西都仔细地包在油纸里——油纸是中国一样极有用的东西，是一种很便宜的防水材料。我们的船工做的准备却截然不同，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一大叠特制的神纸点着了，在船头挥来挥去；又插上香点着；最后杀了一只公鸡，鸡血鸡毛洒得四处都是。这叫我大为分心，因为我正全神贯注地画着一幅写生，这一幕就在我眼皮底下上演。那幅写生的题材很有特色——一面美丽的玫瑰赭色山坡，一座庙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一长溜狭窄的村落高踞在江水的高水位线之上。满是卵石的河滩上搭着临时的棚子，是用作饭铺的。

我们发现船系在岸边，不知要等多久，便动手做午饭；可锅刚开，红船上的人就来了，说他们已经上了滩（他们不必像普通船只那样排队等候），是来护送我们上岸的。我们问自己的船是不是准许排在大木船前头，他们说是的；加上我们的纤夫已经上了岸，这番说法显得更像真的，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出发了。船工们替我们扛着手提箱，这两只箱子我们是不敢冒险留在船上的，因为里面不但有衣服和画稿，还有钱——那是一块块叫作「锭」的银子，要供我们用好几个星期，有好几磅重。钱只能以这种形式带着，实在麻烦，买任何东西之前，都得先把银子切成小块称好，去兑换当地的铜钱。在比较欧化的东部，用的是墨西哥鹰洋，也用钞票；可是从这以后，我们只能用粗糙的银块和铜钱了。算账有时按两，有时按元。一两是一两银子——约合英制一又三分之一盎司——但并没有代表「两」的钱币。一只银元宝约五十两，而各地的两价值不一——比如北京的两就和汉口的两不同：总之，这套币制复杂得无可救药。不过，这倒让我们觉得已经走出了文明的疆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打算自己买东西，好在可以把银钱的事全然放心地交给顾先生。结果，我们这一趟比别的类似的旅行者省钱得多，也免去了一切烦恼。

读者或许有兴趣看一看政府最近就币制问题颁布的一道上谕，知道朝廷已经决定采用统一的银两，其价值定为惊人的一千五百四十九文。据十八省督抚的奏报，主张用两的有十一省，主张用元的有八省。「两」从来没有铸成过钱币，而银元却用得很广，所以主张用元的一方颇有道理；可是中国人对自己独有的东西坚持不放，过去与外国的一切财务往来，用的都是「两」这个名目。

下面这道上谕载于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的《京报》：

「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庆亲王等、资政院总裁溥伦等，遵旨会议划一全国币制一折，奉上谕：

『本位币制，乃理财之根本；各国多以金币为本位，而以银铜为辅币。章程完善，行之称便，获利亦丰。然此事须经多年筹备，方能实行，断非一蹴可几。中国财政紊乱，整顿币制，实为急务。若以实金为本位，则巨款难筹；若仅以虚金为本位，则流弊甚大。是宜先将银币整齐划一，然后再行审慎筹画，逐步推进，以期将来确能实行金本位。

『据该王大臣等奏称，用两及两以下之数目，行之已久，骤难以他种名目相替。度支部前奏，亦请定两为银币之单位。

『着即铸造重库平一两之大银币，并铸重库平五钱之银币，多多铸造，以便通用。另铸一钱及五分之小银币，成色较低，以为辅币。上述两种银币，成色均为千分之九百八十；两种小银币，成色均为千分之八百八十。

『此项银币，除与各国所订条约合同内须照旧计算者外，京外大小衙门，凡库款出入，一律通用；所有平色补水、火耗等项名目，嗣后永远禁革。

『着各省督抚察看所属情形，会同度支部，将地方官及征收人员在任之公费、米折，并因公出差之川资，酌量增减，重行核定，明白出示晓谕，俾胥吏衙役之弊，永远革除。

『至各省银色纷歧，成色不一，奸商市侩得以借端折扣，从中渔利，各阶层人等受害甚深。着度支部严定章程，嗣后一律禁止，务期若干年后，全国银币完全划一。

『在新币未能多铸以前，各省通用之银元、小银币及纹银，暂准照旧在市面行使；库款收支，目前亦准暂用纹银，惟须逐年以新铸银币替代递减。以上各节，着度支部详慎筹画，妥定施行办法。

『将此通谕知之。』

——会议政务处奏划一全国币制折」

言归正传。我们沿着铺满卵石的河滩走，滩上尽是松动的大石头；经过肉市，那里站着一只只山羊，随时可以「现宰现卖」，变成羊肉；一直走到一座约二十英尺高的宽阔石砌平台上，纤夫们就是从这里把船拉上险滩的。他们离船准有四分之一英里远；要把一条沉重的木船拉上险滩——大约一百码的路——六十到一百来个人得花半个钟头左右。我们从早上七点半等到下午五点半才轮上，而排在我们前头的只有十三条船。

我们发现得走一小段路才到红船，可红船上的人那么和气，已经替我们搭好了篷，一心想让我们舒舒服服地歇着；所以尽管我们这样平白无故地早早离开自己的船、丢下饭菜，心里很是恼火，却没法对他们生气。红船干净极了，船上的人机灵、大胆、可靠：船老大个子很高，头上因为长了个肿块而包扎着，看上去格外有意思。

我们最后一只鸡刚刚下了锅，便打发刘去买吃的，他带回来三只活鸡（在中国，这似乎就相当于一对），价钱是两先令三便士。那几只鸡不告而取，把放在够得着的地方的柿子吃了一顿，还时不时偷偷瞟一眼坐在岸上出神的那个小伙子。一天慢慢过去了，鼓声、枪声、爆竹声、叫喊声震耳欲聋，把我们闹得筋疲力尽——没有这番伴奏，木船便不能平安地拉上险滩！船上的人又叫又挥胳膊，仿佛拼了命似的，要把恶鬼吓跑。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的船靠两根纤绳，十分钟就得意洋洋地上了滩。等十个钟头，干十分钟的活！在中国，实在需要耐心。船工们显然觉得这一天干得够了：他们把船系在岸边，不久便舒舒服服地打起鼾来，睡了一夜。他们像一排排香肠似的躺着，挤得那样紧，看样子谁在睡梦里也翻不了身——除非他们学我认识的七姐妹。她们小时候家里住满了人，七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谁睡累了想翻身，就喊一声「翻」，七个人便得一齐翻过来！

有个船工重重地呻吟了好一阵，接着哭了起来。这可叫别的人忍不下去了，他们有效地制止了他，于是他再也不呻吟了。早上我去找那个出声的人，却看不出谁特别像有病的样子，因为许多人抽鸦片，脸色总是一副可怕的死灰。

越往峡谷里走，景色越发雄伟，那凶险的江水也越来越咄咄逼人。一天又一天地从破船残骸旁边经过，绝不叫人安心；可是一看那承担着满载木船全部重量的细细纤绳，倒觉得居然还有船能免于沉没，才是怪事。对于喜欢带点冒险滋味、又爱壮丽风景的旅行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溯长江而上一个月或六个星期更吸引人的了，而且顺着它几乎可以轻轻松松走遍帝国的全程。回程用的时间很短，当然也不乏惊险；船仿佛从我们身边飞过去似的，船上所有的人手都得上阵，才能让木船始终船头朝前；掌舵的活更需要极度的镇定、力气和胆量，因为江里满是暗礁。水位的涨落，使航行的危险和困难大大增加。顺流而下时，桅杆要放倒，一条大木船上要有十五个甚至更多的人拼命似的划桨；即使这样，木船还常常险些被冲得横着往下漂。

刮大风的时候，看着船只逆流而上，真是奇妙；这时船工们喜笑颜开地坐下来歇几分钟，或者趁机洗点东西。有个快活的家伙——一船人里的活宝——比画着说他想看看我们洗手用的肥皂，我们给了他一小块，让他洗那块裹在头上的布，他高兴极了。他们洗东西用很烫的水，却不用肥皂，可是能把东西洗得那样干净，着实叫人吃惊。这个纤夫接下来干的一件事，简直是博爱到了极点！他仔细漱了口，又含了一口水，凑到另一个人脚底的一个脓包上，开始往外吸脓。不过我制止了他，用比较西方的办法料理了那只脚。从这时起，我就开始照料我们一行人身上的各种疮伤，此后很少缺病人。不久事情就变得有点滑稽了，谁手指头上划了一道口子，似乎都认为需要我来处理；我很后悔没有带一套外科换药的器具和几样简单的必需品。那人的脚刚包扎好，他就得上岸去拉纤，只有一只草鞋护着脚，挡那些石头和泥污。这些人的耐力非同寻常，幸而他们对疼痛不大敏感。几天以后，有个人来找我，一只脚糟透了，肿得几乎有正常的两倍大；我好不容易才说动船老大，准他留在船上不去拉纤（只准「一」天），因为只要有一次不能尽他的职，他整趟的工钱就要被扣光。

我们隔一阵就经过一个小村子，便有船靠过来，卖各种吃食或是木炭。船工们眼巴巴地盯着半扇猪，最后花了少得可笑的几文钱买下了猪头——到底付了几个铜板，我没看清。柚子一个铜板一个，买得到五个；厨子也很高兴能买到一批新炭。他整天待在他那口「井」里——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形容它——只有头和肩膀露出甲板。手边就是那面鼓，纤夫们上岸时，他的职责就是击鼓向他们发号令。他是写生的绝好题材，可是除了打盹，他一刻也不安静；打盹的时候，连他的头也缩进井里去了，他蜷成一团，只露出脚趾头。在我给他画的那张享用自己劳动成果的小速写里，他的长指甲看上去像鹰爪；指甲一留长，总是这副样子：它们格外叫人厌恶，所以士绅们用来遮掩长指甲的那种长长的银指甲套，倒是值得称许的。

江上的日子过得飞快，因为总有新鲜东西可看，即便不是每天都有险滩要上，至少也有难走的航段；每逢转弯，水流咆哮着打旋，叫人不免提心吊胆。那些如画的村庄叫人很想停下来写生，可是只好退而求其次，趁船从旁边经过时，匆匆记下几笔。附上的这张写生画的是一个典型的村子：那面红旗是为了庆贺一位皇族的生辰。类似的村子还有湖北的归州，离四川的夔州府那座大城很近。它沿着高高的河岸伸展，高大的城墙呈一个宽阔的半圆形，顺着河岸往上延伸，把城上方相当大一片耕地围在里面。城门夜里关闭，钥匙一送进知县的衙门，谁也不能再进出了。

离开宜昌后的第九天，我们来到一个村子，远远望去，只见浓烟滚滚，还以为是失了火。原来那是一处有名的盐泉，江水回落，它大约一个星期前才从河床里露出来。人们立刻动手在旁边搭起棚子，熬盐备用；他们就住在那里，直到来年春天江水上涨，才把他们重新赶上岸去。这些盐泉是本省最有价值的物产之一，不过主要的盐井离四川中部更近，而且全都归官府专卖。玛高温医生说——为的是说明中国人非凡的耐心和毅力——有些盐井要花四十年才能钻成。

紧挨着这个村子的，是如画的夔州府城，沿江岸伸展开好一段，有庙宇，有府第，还有一座教会的房子高出城墙，上面飘着一面英国国旗。房子下面那片陡坡，江水刚刚退下去，已经犁好了，准备种庄稼。中国人似乎时时都在留心，要把每一寸能耕种的土地利用起来：他们似乎从不错过任何机会，也从不吝惜任何辛劳。我们爬上河岸，登上一段石阶，穿过一座高大的城门进了城。街道狭窄肮脏，挤满了人；但我们转身朝那面诱人的英国国旗走去，还没说明我们带来了从下游耽搁已久的物资，就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我们几乎立刻就出发去参观一座有意思的府第，它属于一位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名的伯爵——正所谓「英雄不问出身」。府第的门面和墙壁用碎瓷片拼成的镶嵌图案装饰，十分别致。这里有专门收购和出售碎瓷片、碎陶片的铺子，就是为了派这个用场。

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几块华丽的方形金匾——那是皇帝赐给已故伯爵的——斜角悬挂在通往内院的门上方。第二进院子的尽头是一间客厅之类的屋子，前面整个敞开，里面摆着从广州来的椅子、桌子和别的精美家具，挂着一组家族画像，还有一块祖先牌位，前面燃着香。这间屋子两侧各有门，通往家人的起居室。我们穿过侧院，信步走进宽敞的花园，那是地道的中国式布置，有灰泥砌的小喷泉、池塘和溪流，还有许多亭子，里面都摆着卧榻，供来赴鸦片烟会的客人使用。园里有许多种灌木和树，有些是从远方运来的；还有柚子树和橘子树，挂满了果子。一个美丽的长方形水池里长满了荷花，池上还有一只小船；然而一切之上，都笼罩着衰败的凄凉和对昔日荣华的追忆。

我们正同这家穿着华丽的女儿们说话，进来了一位年轻的表兄弟，英文说得极好，他是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受的教育，原来还是顾先生的朋友。他提出带我们到附近他父亲的府第去看看。那座府第的格局一模一样，处处都和前一座相似；不过我们注意到客厅里有一样奇特的东西——祖先牌位下面，一道屏风后头放着一块粗糙的大石头。他告诉我们，这是战时用来占卜的石头；石头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极其奇特的图，画的是骑虎的人（也就是兵）。对面墙上还挂着一幅卷轴，是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去世后皇帝赐给这家的，上面记载着他建立的卓著功勋。他给我们看的古玩中，有几件木头摆设，是把小灌木修剪培育成各种奇特的形状长成的，比如狮子、老人之类；这些东西特别受中国人喜爱。有些装饰的色彩和图案十分可爱，比如那两扇门，墨绿的底子上饰着金色的蝙蝠；还有石刻的鱼形滴水嘴。总之，这是个迷人的地方，与那位风度翩翩的老先生正相配称，他殷勤地款待我们，还和儿子一起领我们四处参观。可惜他的英文几乎和我们的中文一样有限。我很想给他画一幅像，可是天快黑了，我们第二天一早又要动身。

接下来是两个颇为沉闷的日子，因为刮着西风，把景色里的颜色全刮掉了，就像我们家乡的东风一样，同时又给人的脾气添了颜色。古时法国有一条法律，规定在密斯特拉尔风刮起的时候犯下的杀人和自杀案，审判时要格外宽大，这实在很有道理。写生是谈不上了，可怜的纤夫们吃尽了苦头——整天不得歇息，因为风正迎面扑来。我们费力地上了几处小滩，但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走得很慢。

万县之前的最后一处滩是最险的，尽管有好消息让我们放心，说是水位已经落了不少，上滩会很容易，我们还是照例下了船。行李匆匆搬上了红船——我们以为会照常送上岸——然后我们上了岸，好让自己的船立刻开动，因为前面没有别的船在等。不料红船上的人叫了我们几个船工帮忙，自己先上了。我们站在一块岩石上，看着它勇敢地冲过洪流，正要给它照相，只见它似乎一个踉跄，船上的人大喊一声，丢开了纤绳，江水漫过船身，它便像一截全然无助的木头似的，被卷着顺流而下。我们眼睁睁看着它被冲下去，绕过一个弯，不见了，吓得魂飞魄散；我得承认，一想到我们的行李，更添了几分惊慌。过了好一阵，船上那两个人才把它弄到岸边，原来是船头那支大舵桨折断了，这就是出事的缘故。所以才大喊着叫人松开纤绳，不然船就会撞到礁石上去。大约一个钟头以后，那些人扛着我们的行李回来了，行李虽然湿了，却没有什么损坏；可他们说，没法再陪我们往前走了，因为修船要花些时日。我们依依不舍地同他们告别，因为这些人总是那样殷勤有礼，时刻留心替我们做些小事，已经很讨我们喜欢了。就在前一天夜里，我们的船工吵吵嚷嚷，争执起来，我不得不严厉地加以劝诫。红船船老大立刻过来帮我，一下子就平息了事端。我给宜昌的总兵写了一封谢函，连同我们的名片，交给船老大，让他回去报到时呈上。我也给了船老大几张名片，送给他本人——似乎没有什么比这点小小的礼数更能让中国人高兴的了——另外还给了一块银子，让他和船上的人分；他满脸笑容地接过去，行了一个军礼。

出事以后，我们沿着河岸溜达了好一段，等我们的木船上来，顺便看了看一个河滩上的村子，觉得很有趣。整个村子全是用最单薄的材料搭成的，搭得那样轻巧，只要江水涨落，一声令下，随时可以拆了搬到别处去。连神龛也是地道可以搬来搬去的，供的是土地神。许多窝棚搭得很高，但墙和顶全是挂在竹竿上的席子，竹竿不过是绑在一起插在地里。还有一条颇像样的村街，有理发铺、肉铺、布店（店里那些极好看的棉被摆得满满当当）、药铺、菜铺，等等。

有几家讨人喜欢的饭铺，碗盏好看，灶具精巧，叫我们很想买下来试一试，不再用我们那只简陋的炉子——在那炉子上，我的面包就是发不起来，虽然在家里我做面包从没失败过。到目前为止，这面包只能算是做膏药的好材料，不过我们每天还是吃一点，因为在帝国的这一带，没有哪种面包是我们吃得下的。饭铺的柜台上摆着许多诱人的美食，尤其是一只只小碟子，盛满了各色小菜；其中我们还看见好几只埃斯科菲耶牌的酱汁瓶，不过里面原来装的东西，想必早就没了！

这地方的女人看上去和善、友好、干净，穿着彩虹里最鲜艳的颜色；绿、猩红、蓝、黑四色穿在一个人身上，是极寻常的搭配。她们穿着紧身的棉裤，长及膝下，从膝下到脚踝，腿上缠得整整齐齐。那两条腿往往很细，像两根棍子，加上一双往外撇的小脚和僵直的膝盖，合起来看就像山羊的腿。我正在画那座小神龛时，有个女人走过来站在旁边，分明想让我把她也画进去。我立刻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她们通常一看见我在画她们，马上就跑掉——可旁观的人笑话她，她便一次次抬起胳膊挡住脸。她背上背着一只大背篓，许多女人就是这样背孩子的。

越往西走，气候越发变了——渐渐温和起来——草木也不同了。常常可以看见一丛丛美丽的竹子，一块块翠绿鲜亮的甘蔗地，叫人想到的是五月，而不是十二月。你到了橘子的故乡，这里的橘子似乎比哪里的都好吃。

有一天，顾先生拉长了脸来找我，说他听人讲四川人都是野蛮人，「您看，我和刘是不是最好穿上一身号衣？」我们毫不犹豫地给了答复——断然否决；我们早已讨论过带不带枪的问题，许多朋友曾极力劝我们带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带枪往往只会惹祸，而不能免祸；不带更安全，尤其是在你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会使用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要是打死一个中国人，就会有十个人来杀你，一个微笑至少和一支左轮手枪一样管用。

我们江上旅程的最后一段颇不安宁，因为两次撞上了礁石；幸而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坏，倒让我们有极好的机会看看这里的人是怎样修船的。水从我们舱底往里涌得相当快，木匠便掀起地板，把多余的水舀出去，再从他的冬衣里扯出棉絮，塞进破洞里。他用筷子把棉絮在洞里整整齐齐地塞好，最后在上面贴一块补丁，那是他特地从一只旧鞋上撕下来的鞋底，然后把它钉在破洞上。水舀了好一阵，舱里刚收拾停当，我们又撞了第二次，只好再掀起地板，看看有没有新的破损。幸好没有。

我们有两拨朋友，这一季溯江而上时，各自翻过三次船，有一次船竟整个断成两截。人人都急着抢救能抢救的东西，只有一个中国人，有人看见他正忙着用一箱食品里渗出来的肥皂洗衣服！在长江上，任何货物都不值得保险，因为保险费太高，而且要证明丢了什么东西非常困难——往往根本无法证明。在船完全毁掉的那一次，我们的朋友只好在江岸上露营了一个星期，住在用他们的食品和行李搭成的棚子里，顶上铺着船帆当屋顶——大雨倾盆时，这屋顶可不怎么管用。

江岸上遍布着庙宇、宝塔和神龛，这一带的人比哪里的人都更勤于敬神：我们常常看见他们给神上香、烧纸钱。这里的庙宇不如北方的有意思，颜色也难看，大多是冷冷的灰色，点缀着黑白两色，建筑上也不那么讲究艺术。

第十四天，我们到了万县，决定从这里起改走陆路；可惜错过了那些有名的盐井——要是走另一条人们更常走的路去成都，本来会经过那里。我们依依不舍地同船工们告别，给了十八个人七先令的赏钱让他们分，他们心满意足，十分高兴。我们注意到，中国人拿到照例的赏钱时，似乎总比拿到更多时更高兴、更满意。万县在我们眼里格外可爱，因为我们看见江对岸停着一艘英国炮舰；不过就城本身而言，它虽然肮脏，却极其如画。一座驼背桥横跨在一条小河上，小河就在这里流入长江，这也许是全城最美的一处。桥下晾着数不清多少码刚染好的棉布。这番景象我们不久就看惯了，经过许多村子，那里的正街都是这样挂满了布。

十四四川的大路

几位比我们先溯江而上的朋友，已经替我们定做好了轿子，等我们一到就能用，所以星期一早上七点三刻，我们便启程前往四川省城成都。我们的队伍颇为可观。一行人的排列是这样的：打头的是两名兵丁（我们的护卫）；接着是我的轿子，四人抬；我朋友的轿子，也是四人抬；顾先生的轿子两人抬，因为比我们的轻得多；然后是刘的轿子，和顾先生的一样（按规矩仆人是该步行的，可刘是北京人，一点也走不惯路，我们觉得还是让他坐轿为好）；再后面是四个挑行李的苦力（每人按一百零七磅计担）；殿后的是一个脚夫头，其余的人都归他负责。十七个脚夫十四天的工钱一共是九万零一百文（合九英镑），两名兵丁每人每天另得两个半便士的酒钱。兵丁们极其殷勤，几乎寸步不离我们左右，只有赶到前头去客店订房、叫人收拾好——就是打扫干净、在床上铺好干净席子——才离开一下。他们还照看着行李，其实有了脚夫头，这就不必了，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一切都由他负责。一般要有十五个脚夫才认为需要一个脚夫头，不过无论如何，有一个总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一带，兵丁护卫实际上是非有不可的，因为地方上不大安定，尽管外国人受到的待遇比几年前好得多了。我们的兵丁照料起我们来极其勤快，一到客店就飞奔去打热水，饭后又抢着替我们洗碗碟，虽然我们有个仆人，他的主要差事就是干这个。

有人告诉过我们，四川是平地，所以我们发现一路上几乎全是丘陵——甚至可以说是山地——而且山上林木秀美，真是意外之喜。第二天我们到了梁山，那是一座秀丽的小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里；出城以后，风景格外优美。我们穿过一大片茂密的竹林，那淡雅、柔美、羽毛般的竹叶，与高大苍黑的松树相映成趣。道路沿着一座陡峭的山直往上爬，是成千上万级砌得很好的石阶。仿佛永远也爬不到顶，而脚夫们想必深深体会到我们是英国旅客而不是中国旅客的好处；因为中国人遇到很陡的下坡，有时还下来走走，上坡却难得走一步。我们问顾先生走不走得惯路，他说：「哦，走得惯，我能走两英里半。」可见这已经算是很远的路了。其实他后来证明是个一流的步行好手，不久每天就能一连走上几个钟头而不觉疲倦。路边的土坡上长满了各种可爱的蕨类和苔藓，叫我们想起家乡那些最美的蕨类温室（有玻璃罩的）；不过这里自然是天工之美，而非人工。春天这里的花想必种类繁多；有大片的兰花，还有银莲花、紫罗兰和别的我们认得的植物，但我们不认得品种的要多得多。

终于爬到山顶时，眼前是一幅壮观的全景，山峦与平原一直伸展到目力所及的尽头；一英里又一英里闪闪发光的稻田，倒映着树木和农舍。一队队脚夫络绎不绝地从我们身边走过，长长的扁担横在肩上，两头挑着各种担子。这一带挑的主要是篮子、纸、煤、手炉和陶器。手炉做得很精巧，是竹篮里面放一只盛炭火的小陶钵。人们有时坐在上面，有时提在手里，甚至挂在衣服里面，或在胸前，或在背后——起初我们看了还很同情，以为他们长了什么可怕的肿瘤！

四川的客店一点也不合我们的口味，比山东的客店差得远，大多失修，窗框上的纸破成一条条挂着。地板上有大窟窿——主要是用来往楼下倒泔水，底下住着猪——对不留神的旅客实在危险。不过十二月是住这些客店最好的时候，因为这时唯一活跃的敌人只有老鼠；但它们胆子大得叫人难受。半夜里，我拿自己的手电筒突然朝一只老鼠照去，把它吓得不轻，可惜那一惊过去得太快了。谢立山翻译过一首他在四川客店里见到的中国打油诗，又自己续了一首。他说中国人自己的描写还失之宽厚，我想他说得很对：

「此间有老鼠，

少说二十只；

每只三斤重，

或许还不止。

入夜臭虫多，

又爬又咬人；

君若不肯信，

起来点灯看。

屋里屋外臭，

扑鼻不堪闻；

身后猪哼哼，

叫人难安寝。

更有嗡嗡者，

成群是蚊子；

若嫌还不足，

天哪有跳蚤。」

在极美的风景里走了五天之后，我们来到一片比较单调的地方。不过可看的有趣东西依然很多，时时都有我们从没见过的新鲜事物。女人们穿着绣得很好看的衣服（绣的是一种十字挑花），只是往往脏得吓人；小孩子的衣服上更是绣满了可爱的蝴蝶、动物和怪兽图案，还有绣花的口袋。我居然看见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带着一块手帕，可我敢断定他不知道这东西正经该怎么用。要是到处不这样缺手帕就好了！我送了几块给刘作新年礼物，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份礼物里没有附带教他怎么用。

从万县出发走了五天，我们才头一回遇到（人以外的）驮畜。全是牛，数目还不少，脚上都整整齐齐地穿着草鞋，和人穿的一样。这里的庄稼长得早得多，我们甚至看见一块蚕豆地开满了花。有不少麦子，一些豌豆和甘蔗，但大部分土地种的是稻子，一年里的这个时节正浸在水里。这些田都不大，围着田的每一道窄窄的田埂上，都种着一圈蚕豆。柑橘长得极好，颜色可爱极了。树上常常结得那样满，仿佛要被压断似的。路边每个小摊上都摆着大堆橘子，价钱便宜得几乎等于白送。人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土生土长的，它们显然几乎不需要什么栽培。这一带的房子是板条抹灰墙，挑着飞檐，看上去很好看，里面却空荡荡的，阴森森的，因为很少有窗户；仅有的一点光是从门和屋顶的窟窿里透进来的。大路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走法，就是径直从房子（大多是饭铺）当中穿过去，附上的这张写生就是这样；从画上还可以看到，烟是从墙缝里冒出来的。整个帝国都看不到烟囱。我想，中国城镇的照片在我们看来那样不真实，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有时你穿过一道门，以为进了一家客店，其实那是一条村街，从这边屋顶到那边屋顶架着竿子，上面铺满了席子，整条街完全遮住，大白天里也是黑黢黢的。

这里的人似乎友好，脾气也好；有一天我们经过一个地方，那里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天足；可是无论南北东西，我只遇到过这么一处。就连在田里干活的女人也是缠足的，她们居然能走得那样快，干那么多活，实在叫人吃惊。当然，她们在田里除草或插秧时，常常带着小凳子坐着干。有时她们背上还绑着个婴儿，但这差事往往交给孩子们去做，你可以看到一个不过四五岁、刚会走路的小孩，背着另一个差不多和他一般大的孩子，一边前后摇晃着，一边哄它别哭。

我们发现，在内地旅行，每天照常规的站程走是极其要紧的；可有时办不到，那就只好面对最糟糕的客店了。我们被雨耽搁了，雨把路弄得极滑、极难走。有一天我的轿夫足足摔了三跤，有一回把轿子重重地摔在一边，窗子都摔碎了；幸而我只擦破了点皮。玻璃窗本该由他们赔，可是出了这样的事以后，我觉得没有窗子倒更安全些，这对他们的腰包倒是幸事。

路滑的日子，我们通常先步行，沿着山腰慢慢往上爬，大部分路上，山谷里劳作的声音都清清楚楚地传上来。常常是厚厚的白霜覆盖着一切，太阳升起好几个钟头，才有力量把它化开。尽管如此，同路的旅客却觉得阳光已经强得要撑起欧洲伞了。中国人用某些外国东西越来越多，伞尤其受欢迎。我们这边呢——贪图新奇和如画——倒用上了中国伞，确实好看得多，只是重了些。搪瓷脸盆特别受中国人喜爱，恐怕是所有外国东西里用得最多的。常常可以看见一双英国靴子拴在行李上——我想它们太珍贵了，舍不得在大路上穿，要留到进城时才穿——我们还遇到过戴着欧洲手套的兵丁，与他们那身毫无官样的衣服配在一起，十分古怪。

昨天我们的脚夫觉得太热，把右臂和右肩整个露了出来，就像佛像一样。这里的人要脱衣服时，是三件、四件、五件一齐脱，像揭一块膏药似的，穿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一带灌溉用的是大水车，像踏车一样，一次由两三个人踩着转，这种水车能看到很多；不过这种风俗也和常见的情形一样，纯粹是地方性的，我们只在一两天里见到过。我觉得中国特有的一点是，各种风俗和器具往往局限在极小的地区之内，出了那个范围就再也见不到了。这让慢慢地旅行格外有趣，因为它叫你时时留心观察，而你的收获是总能看到新鲜东西。叫人为难的是，看见想要的东西若不立刻买下，多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眼下正在收花生，看着很有意思。这里土质黏重，不能像山东那样用筛子筛，于是全家人都在地里安顿下来，带着他们的家禽和猪，把它们拴在地面各处。地已经被收花生的人翻过、拣过一遍，但这家人还要把漏掉的再拾一遍，家禽和猪又把他们剩下的再拾一遍。中国的小孩子坐在筐子里，可是年纪很小就开始分担大人的劳苦了。看着这些小不点儿，像大人一样使着劲，扛着成担的盐、煤或柴火，真叫人吃惊。这一带想必颇有些田园生活，因为山顶上有许多像样的农庄（就像《山中的阳光与雾》那幅写生里画的），四周是草垛、菜园和一丛丛有用的竹子。竹子似乎什么用场都派得上，用它做的许多农具既巧妙又简单。拿耙子来说吧：把竹竿的一头劈开，把劈开的竹条弯过来，再用一小截编织把耙齿撑开成扇形。用竹子编的筐篮，种类之多也是我在别处从没见过的，用途也比我们家乡多得多。

一天早上，我们沿着稻田跋涉了约莫一个钟头，来到路边的一个小棚子，脚夫们在这里停下来吃头一顿点心；几只看上去格外新鲜的鸡蛋诱得我们也跟着一起吃。卖东西的人把鸡蛋打进水里煮成荷包蛋，要不是我们拦住，他还要加糖呢。我不要筷子，他就给了我一把好看的小陶匙，我的朋友则拿了一只铜板大小的小碟（平常是盛酱油的）来做同样的用场。一长串一长串的骡子从我们身边经过，驮着一小筐一小筐的金银，那是上缴的赋税，有兵丁护送。领头的骡子装饰着彩旗，表明它们是在办公差。路又坏又滑，我们的脚夫不久便决定把当天的路程缩短三分之一；我们不答应，因为我们已经步行了好几个钟头，替他们省了力气；不过我们同意把站程缩短一些。结果自然是我们找到一家糟糕透顶的客店，只有两间小屋归我们用，里面的一间已经住了好几个人。我们只答应在一个条件下留下——把那些人挪到别处去；结果发现，三间小隔间让我们和随从们挤得满满的还不够。屋里没有窗户，通风却好得很。这房子像个大谷仓，尽头用一道薄薄的隔板隔开，隔板正中开一扇圆门。隔出来的这部分又分成三个小隔间。谷仓的外间像个大饭铺，过了一阵，许多住客便用客店提供的棉被把自己裹得像香肠一样，在桌子上或长凳上尽可能舒服地躺下，于是有几个钟头算是比较安静了。幸而雨停了，因为我头顶的屋顶上和墙上有的是空隙，要是天晴，足够我们研究天文学的。我们发现夜里不必把炭盆搬出去，因为总有一阵可爱的微风把可能有的炭气吹走。

这一带的床是稻草铺的，上面盖一张竹席，睡起来并不难受；可是我们遇到一张像大矮桌一样的普通木床时，总觉得更称心些。

我们在一座叫顺庆府的有意思的大城里过了一夜，看到那里织造的可爱丝绸，还有银器，大为着迷。到处都有人在忙着缫丝织绸的各道工序。当然用的是手工织机，我们看到了处在各个制作阶段的极精美的金黄色丝绸。不过这种丝绸从不以天然的金黄色或白色出售（白色是中国的丧服颜色），除非哪个欧洲人设法弄到一块还没染过的。有些天然染料鲜艳得惊人，可惜似乎没有一种是不褪色的。红、黄两种植物染料和靛蓝都是四川本省种的，但可叹的是，苯胺染料已经传了进来，而且越来越普遍了。

款待我们的传教士好心地派人去叫一个绸缎商把料子送来让我们挑，因为在这座城里，女士们出门逛街买东西是不大寻常的。我们挑好了要的，绸子不是量尺寸而是过秤，来算价钱。那个商人还带了可爱的绣花丝线来卖，他有一杆装在匣子里的精巧小秤，用来称一绞绞的丝线。接着为价钱争论了好半天，因为一个月前我们的主人买过类似的丝线，现在价钱涨了，又说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讨价还价自然是通行的规矩，我们很庆幸有人告诉我们该是什么价，还替我们去讲价。接着又叫来了银匠，他端来一盘各式各样的银饰，准备镶嵌翠鸟的羽毛。这是中国独有的一门手艺；说真的，除了中国人，谁也没有干这种活所需的耐心。它的效果就像最鲜艳的、闪着虹彩的蓝绿色珐琅，通常用珠子、红色的玻璃或珊瑚代替宝石镶在上面。与玉搭配在一起时尤其好看。这种首饰也是按分量卖的，我们只好把买下的东西留下来「点翠」，做好后再给我们寄去，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定做的。新娘常戴一种银子和翠羽做的凤冠，看上去极为夺目。南肯辛顿博物馆的中国部里就有这种手艺的几件精品。

有人告诉我们，第二天得早早动身，因为那一站路程很长——三十到三十五英里——所以我们一早就起来，六点钟就准备好了。运气分明和我们作对。先是一个脚夫说他病了，走不了，只好另找一个，这就耽搁了将近一个钟头。早上天色阴沉沉的，不久又下起冰冷的毛毛雨来。还没出城，我的轿夫就摔倒了，路一刻比一刻黏。脚夫们讨厌冷水，每个水坑都得绕着走，这就费了许多工夫。这里的地是一种格外黏的黏土，也许正因如此，不但牛，连那些滑稽的小黑猪赶路时也穿着草鞋。

轿子翻了不止一次之后，我们决定还是步行不那么难受；路特别难走的时候，比如遇到长长一段湿滑的石阶，兵丁们便勇敢地过来援手。有时他们伸手拉我们一把，有时一把抓住胳膊肘，免得我们摔倒。《诗篇》里描写的那些滑地和路途的凶险，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什么比这更准确地描写雨天里的中国道路了。脚夫们在草鞋上绑了些小铁件，多少有点用处；可是到了中午，雨下成了不停的大雨，我们几乎觉得庆幸，因为虽然更沉闷，却没有那么滑了。路上有许多轿子，有些和我们的一样气派。这是我们整个旅程中唯一一段像官老爷那样出行的路，可我们没有官老爷那样穿着体面号衣的轿夫；我们的轿夫是一伙衣衫褴褛、最不像样的人，抬起轿子来也远不如我们在山东或云南用过的那些人称心。从万县出发走了九天，我们只遇到过一回四人抬的轿子；可是现在快到省城成都了，路上各种各样的行旅多得多了。最后一站走的是比较平坦的地带。从山上惊险万分地下来以后，我们进入了成都所在的平原。平原长约九十英里，宽约四十英里，说它是一座花园，真是恰如其分。马尼福尔德上校估计，这里每平方英里有一千七百人，平原上有十七座城。独轮车那熟悉的吱呀声又一次传进我们的耳朵，只是这里的式样和山东的略有不同；这里的独轮车小得多，只能坐一个人，或者（我们常常看到的）载一口肥猪，仰面朝天躺着，四脚朝天。座位就在轮子正后面，看见一个穿紧身粉红裤子的女人，两条腿俏皮地一边一条跨在轮子两侧，那样子实在滑稽。

在这一带，我们经过村子要频繁得多，人们也显得更忙碌。每隔几天就在这个或那个村子里赶一次集，所以我们不断遇到从集上回来、满载而归的人。他们在路上不停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帽子上罩着纸帽，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为了保住帽子的崭新。田里满是除草的人，他们坐在小凳上，两脚之间放着暖炉，看上去十分舒服；因为那是圣诞节前一个星期，天渐渐冷了。这里的农民照料庄稼细致入微，极有意思，一块地里的每一棵庄稼都有人精心照看、施肥。一家人似乎每一个都分担劳作，各有与自己身材相称的农具，有些是你所能想象的最「玲珑」的小家伙。这里的人看上去吃得饱，也受到照顾，但衣服常常破得像一张网，房子也格外阴暗、叫人望而生畏。遇上年成不好、缺了粮，他们马上就会受苦，而且苦得厉害，因为农业是本省最重要的产业。男人们的烟杆长得常常当手杖用。女人们常常围上来，笑眯眯地问我们话。于是我们便用手势进行一番极友好、极有趣的无声交谈。话题通常都是一个——「脚」——她们总要称赞我们的英国靴子，即使不称赞我们的脚。我们这边呢，则对她们鞋上精美的绣花大加赞赏，虽然并不欣赏「她们」的脚。无论到哪里，她们似乎都认为我们一定是医生，跑来说她们肚子一带疼得厉害。我们给她们一剂无害又舒服的姜，她们无比虔诚地吞下去，我们希望这份虔诚能让它加倍见效。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善意的表示，能在百姓中间建立友好的情谊，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害处。

第十四天早上我们到了成都，花了整整一个钟头四处寻找那位英国传教士的住所，我们是指望着他好心款待的；因为这座大城里有许多教会，我们的脚夫径直奔向最气派的那一家，不用说，那是美国人的。

家乡的人听说旅行者习惯于突然投奔教会，往往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而每次都受到礼貌周到、和善亲切的接待，也许会觉得奇怪。要不是传教士们毫无保留地相助和款待，在中国旅行会比现在难得多。人家指点我们去投奔的那几位，因为有人生病，没法接待我们，但已经安排好让我们住到教友会的传教所去，还在许多别的事上帮了我们。

十五成都

成都无疑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在纯粹由中国人自己治理的城市里，大概也是最进步、最开明的一座。街道宽阔，维护得很好，外国人走到哪里都丝毫不必担心有人滋扰。差不多每个街口都站着一名巡警，许多还设有岗亭。他们穿着一种欧式制服，整整齐齐，着实干净有礼。他们戴一种黑色的小水手帽，讲究些的还戴着本地产的黑线手套，拿着结实的手杖。总之，他们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类巡警。这里没有乞丐，听不到他们那叫人难受的哀告，也见不到他们那无与伦比的肮脏。这是首县的一大胜绩，因为几年前成都的乞丐还有两万之多；他决心革除这套陋习，结果大获成功。我们遇见一大群穿戴整齐的男孩子，听说他们就是乞丐的孩子，他把他们收拢起来办了一所大学堂，由地方公款出钱教他们学手艺。

我们到达那天，一位好心的朋友提出带我们在城里转转。离开上海以来，我们头一回发现可以真正地出去采买一番了，那个下午过得痛快极了。要找一个比成都更叫人着迷的购物之地，恐怕很难。古玩铺里有许多诱人的东西，只是没有什么太值钱的。有人告诉我们，要想买得公道，就得格外小心；幸而我们可以用一种店主听不懂的语言商量，这在和店主打交道时对我们大有好处。我们的办法是这样的：第一，饶有兴致地打量一切我们「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婴儿奶瓶或旧啤酒瓶；第二，把我们「确实」想要的东西挑出种种毛病，鼻子翘得几乎要脱了臼；第三，问许多东西的价钱，一听到想买的那几样的要价，就用不敢相信的口气叫一声「哎呀」。然后我们还一个比要价低五倍左右的价。最后我们走出店门，沿着街慢慢溜达开去，由我们好心的朋友和店主进一步商量——我们事先已经用英语和他说定了我们愿意出到多高。平均算来，我们买东西大约只花了原先要价的一半，有时还便宜得多。老瓷器不大看得到，但有几件青铜器和许多有意思的铜器，大多是新做的。成都是制作角器的重镇，尤其是角灯，做得极其巧妙。一片片角片是熔在一起接合起来的，谢立山在他的商务报告里对成都怎样制作这些东西和别的物件，有一段极有意思的描述。这里大量制作面具，还有同一类的整个头像，涂着鲜艳的颜色，尤其是粉红色。另一条街上，看人做纸钱也很有意思。每家铺子门外竖着一截约六英尺高的树干，顶端刻成模子，形如一只银元宝。一个人站在柜台上才够得着，用锤子把纸——竹子或稻草做的——捶进模子里成形。篮子铺也极诱人，这里编的篮子是我见过最大的，约四英尺高，直径约两码。丝瓜络就出在这里，它是一种奇特的瓜的瓤。成都也是从西藏运来的香料、麝香、毛皮等物的贸易重镇；不过这里最大的买卖是丝绸，和马可·波罗那时一样——另一天有人把丝绸送到住处来给我们看。提花双绉很美，颜色的深浅与家乡能见到的都不同。我买到一块可爱的提花织锦，每码约三先令九便士，双绉每码一先令六便士。在许多阴暗的屋子里都能看到人在织这些丝绸，花样是由一个坐在织机上方、几乎挨着屋顶的人提出来的。另一门可爱的手艺是织丝带和花边，用的是极其精巧的小机子。人们坐在自家门外织，就像在欧洲国家看到女人们摆弄她们织花边的线轴一样。

这里的人似乎贫穷、乐观、节俭，整座城都有一种兴旺忙碌的气象。城里许多地方极其如画，宽阔的大街上有各种美丽的树木遮荫。傍晚，一些高高的竿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竿子上的灯挂得那样高，看来对谁都不可能有什么用处。原来那是虔诚的人竖起来照亮「孤魂」的——也就是给那些死在异乡的人指引回家的路。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那座有名的佛教寺院，寺院四周围着墙，墙上方耸着高大的树木。穿过壮丽的山门，迎面是一座狭窄的龛里供着一尊镀金大佛；与它背对背、中间用一道薄板隔开的，是另一尊佛像，面朝院子。住持在这里极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又派人叫他的书记僧来领我们参观。附上的这张平面图，显示的是寺庙和僧院通常的布局。寺庙一般是一组殿宇，一进院子接一进院子，排在一条直线上，彼此用院子隔开，主要的殿宇在两端，次要的房舍沿着院子两侧排开。僧人的禅堂是一间气派的屋子，沿墙设着座位，僧人们盘腿坐在上面，看上去很像一尊尊佛。斋堂里样样都干干净净，满是长桌，每隔一段放着三只碗和一双筷子，是给每个僧人的。在厨房里，我们看见一口巨大的锅，每顿饭要煮一斛多米，才够一百五十个僧人吃。一条大木鱼当作锣，用来召集僧人吃饭，另有一面锣用来召集他们喝茶。

有个僧人看上去仿佛刚刚受了成圣的烙印，头顶上匀匀地点着九个疤，每个约有三便士银币大小。哈克曼在他的《佛教》一书里对这种做法有一段有趣的描述。求圣的人剃光了头，用松脂把一小块一小块的香粘在头顶上。点着以后，任它烧进皮肉里，同时别的僧人不停地念诵，还有人用拇指按住受苦者的太阳穴，替他减轻疼痛。

第三进院子的尽头，我们被领进一座高大的殿堂，住持的法座正对着门口。法座前面有一尊镀金佛像，桌上供着果品和鲜花，形成一座佛坛。殿两侧各有一道没有门扇的圆门，通往客房，我们在其中一间受到了茶点的款待。承住持允准，我第二天又回来，把这如画的室内景象画了一幅写生，画里画出了那道圆门，这是四川建筑的一大特色。本省许多客店都有圆形的门和窗。住持过来同我们很客气地交谈，我一打听，得知门上方挂的那幅极美的水墨荷花，出自一位名画家之手，是一位虔诚的香客捐赠给寺院的。住持坐下来，谈起我们各自的宗教，说它们完全是一样的。我虽然同意二者的根本原则相同，却无法和他讨论它们的分别，因为我一心想尽快把写生画完，恐怕有些心不在焉。接着住持断定我们一定饿了，虽然我们刚刚吃过上好的甜点和茶；我们推辞，他还是执意要把人家叫他去吃的那顿饭分一些给我们。不一会儿，一个僧人端来几碗面条和青菜。味道并不难吃，用筷子吃起来也比想象的容易得多，因为碗是凑在嘴边的，用筷子往嘴里扒，再借一点吸力就行。时不时有小沙弥进来礼拜，在佛坛前五体投地。大多数僧人穿着好看的银灰色僧袍，也有穿正统的橙黄色的，住持披着一件蓝色的袈裟。这确实是一个叫人喜欢的僧团，与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那些大不相同。

在教育上，成都位居中国城市的前列。到处都有按新法开办的学堂和书院，还有更多正在兴建。这里的人热情高涨，也许有人会认为未免有些过头了。为了方便女孩子上学，她们被打扮成男孩子，好在去为她们开办的各所学堂时，走在街上不被人注意。有个女孩子到我一位朋友那里，请求进她的学堂，不但那位欧洲人把她当成了男孩（告诉她男学堂在街对面），连那个中国门房也坚持说她走错了地方。在最近的运动会上，学生们贴出告示，说缠足的女士一律不准入场；听说如今全帝国每逢这种场合，到处都贴出这样的告示。天足运动在上流社会中确实进展良好，我们甚至看见一家鞋铺把女士穿的大脚鞋醒目地摆在柜台上。这在别处我们还从没见过。

这里有一所规模很大的陆军医学堂，有三位法国医生在那里任教。他们在那里，中国人并不怎么情愿；最近一位退职的时候，官员们便趁机提出不必再派人接替。他们说付不起他的薪水。当他们得知新教授已经到了，而且法国当局十分乐意替他出薪水时，该是何等失望啊！外国人在中国的竞争自有它滑稽的一面，可我惊叹中国人竟然能这样忍受下来。

大学堂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却一点也不如画，学生们正在拼命往肚子里填西学，填得怕要消化不良。和中国各处一样，英语是主课，他们有一位从剑桥来的教授，还有两位英国助教和一位丹麦人。法语、德语、日语也教，而中国经学只有一位教授。星期天放假，许多学生周末回家。教室的墙几乎全是窗户，不过中国学生无论有多少人旁观，或者能看见隔壁教室里的情形，都丝毫不受干扰。每间自修室住三四个学生，所谓自修室，不过是隔开的走廊，中间一条过道，两边是栏杆而不是墙。饭厅就像盖着屋顶的露天饭铺，学生四人一桌。一年的费用，一切在内，是三十元（约合三英镑十先令）。许多学生极想去英国留学，却无论如何筹不齐所需的钱；而在没有妥善安排好照料他们之前，他们即便去了，也算不上是个好办法。在这方面，美国远远走在我们前头，英国最好效仿她。眼下一切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抓住机会培养中国一些最优秀的学子，对于中国的发展和英国的商业利益，都可能极有价值。一位中国先生告诉我，从英国回来的学生很容易骄傲自大，因为他们在英国学校里名列前茅，却并没有把学到的东西真正消化。我们和几个学生一起过了一个晚上，回答他们关于我们到过的各个国家的问题。他们想知道其他国家的政府、宗教和一般情形。问题涉及的范围自然太大，不可能答得令人满意；可是只要我们愿意一直讲下去，这些人大概愿意听上一整夜。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听我们说为什么欣赏中国，以及中国有哪些优越之处。

除夕那天，总督和成都将军给所有的外国侨民送来礼物。先递进他们的名帖，还有一张礼单，列着等在外面的礼物——火腿、鸽子、鸭子、水果和蜜饯。我们出去看，只见礼物放在大箱子顶上的托盘里，或者挂在箱子四周。按惯例挑两样左右留下，其余的连同名帖一起退回，再给送礼来的仆人一点赏钱。他们从箱子里的存货中把挑走的补上，然后抬到下一家去。我们去看了满城里的将军衙门，那是个绿树掩映、十分秀丽的地方，是中国官署建筑的典型。门上的匾额写着「大将军衙门」，门上和墙上画着色彩浓艳的守护神，是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至九〇五年）的两员名将；一个白脸，一个红脸。这两幅像沿着墙一路重复画过去，内院的门上也画着，在写生里内院就在画面的后方。它们难看得出奇，但门神像家家户户都贴，连最穷的人家也不例外，所以这张写生或许不无意思。普通人家贴的有些只是小小的纸片，像广告一样；也有些人家的整扇门上画着大幅的描金神像。有一天我们出城去参观一座精美的庙宇，来到一处地方，那里有一条可以跑马车的路。这是全省唯一有马车的地方，可我们没有福气见到那辆车。城墙顶上又宽又平，是一条极好的车道——四五辆车并排跑都很容易——城墙周长十英里，真是一条绝好的散步道。春天的景色想必非常美，因为远处有一列雪山，中间的平原上有岷江的许多支流灌溉。我们在成都整整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有雾，一次也没有看到那些山；不过，花开时节，鲜艳的蝴蝶在花间翩翩飞舞，此地之美，不难想见。

我们在这里时，参与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为一所基督教大学购置地皮。付款之前，得先把一大包一大包沉甸甸的银锭过秤。四个不同的差会各自同意建一所学院，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合格教师。还有人提议由伊顿公学的校友捐建一所宿舍。西部的这个大学计划，看来很可能会成为帝国东部另一所大学的先声，不过东部那一所的规模会更宏大。

离开成都的时候到了，我们比任何一次重新上路时都更觉得难过。我们决定走水路到嘉定，尽管江水很浅；出城时，我们来到新兵营所在的那段城墙边，看见一些兵在练正步。另一些兵在往一条壕沟里跳，差不多每个人落地时都是手脚着地。他们犹豫了好半天，才敢往下跳。城的四周环绕着岷江的一条支流，我们出城没走多远，就到了船停泊的地方。

十六岷江

我们到了江边——看上去不过是一条小溪——找到了我们的船，行李已经搬上去了；尽管船工们费了些力气，那船看上去还是十分不像样。那是一条小小的江船，约八英尺宽。竹席搭成的篷不过五英尺高，就是我们的住处，前面用几块木板当门。几片破席子在中间挡出半截屏风。地板简陋之极，不过几块木板，中间留着大缝，从缝里可以看清底下的水有多深，我们的行李就架在矮矮的支架上，悬在水面之上，岌岌可危。为了不让零碎东西从地板缝里掉下去，我们在上面铺开那几张宝贵的油布（一种防水布，中国到处大量使用），又在小船两头各挂一道帘子，求得一点点隐私。舱里刚好放得下我们的两把轿椅和两张褥子。一把椅子当衣柜，另一把当食品柜。这两把竹椅是我们在成都的习艺所里弄到的，朋友们劝过我们不要，但我们觉得轿子坐着太憋闷，断定敞开的椅子更舒服，也更便于看风景。有长皮袍和暖脚筒，我们觉得冷也不怕，真冷得受不了，还可以下来走路。我们从来没有一刻后悔过这个决定，而且发现脚夫们抬敞椅比抬笨重的轿子要好得多。换了椅子，我们马上就得了好处，因为去峨眉山可以用它，我们被抬着上了好一段山路。座位底下有个箱子，零碎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脚夫们则把他们的褂子、帽子等物挂在椅背上。

我们的舱房太小，所以大多坐在地板上，这样不用起身就什么都够得着。做饭颇有些难处，因为做饭用的炭盆直径只有六英寸，要是烧得够热能做饭，就很容易在地板上烧出个洞来。天气很冷，我们倒很乐意有它取暖。筷子显然是正宗的火钳，大小正好配那些木炭。熟能生巧，我渐渐相当拿手，能做出可口的菜来，当然菜式十分有限。从这时起，所有的饭都是我做的，我不禁认为，我们在整个旅途中身体一直极好，主要应归功于此。

就在我们去过峨眉山大约一年以后，不幸的布鲁克中尉在从昌德前往峨眉山的途中，被倮倮人杀害了。有人郑重地告诫我们，同倮倮人打交道须得格外小心，还说连在人前提起这个名称都不明智，因为这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有人建议，要是想谈起他们，最好把这个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说。他们的地方在地图上标作「独立倮倮」，约有一万一千平方英里：没有倮倮人的护送，中国人谁也不敢深入其境。他们的语言、服饰、风俗、宗教和律法，都与中国人截然不同。至今还没有人同他们接触得足够密切，能大致弄清现今究竟有多少个说着不同方言的倮倮部落。巴伯当年考察四川西部时的情形，今天依然如此——人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他对自己遇到的倮倮人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在这里大段引用：「他们比中国人高得多；大概比任何欧洲民族都高。一路上我们遇到的倮倮人想必有好几百，可是从没见过一个人，即使按英国人的标准，可以称得上矮小或者发育不足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身板笔直，四肢瘦而结实。胸膛厚实，正是山里人应有的样子：他们攀登家乡群山的速度和耐力，在中国人看来是一桩奇迹，已成了一句俗话。他们那张端正的鹅蛋脸，经风吹日晒多的人呈红褐色，生着一双平直的大眼睛，颧骨突出却不过分，鼻梁隆起而稍宽，嘴不大不小，嘴唇略薄，下巴尖而有特色，胡须都拔掉了。上唇的胡子也同样拔光了，上唇的比例很匀称。他们的牙齿格外洁白整齐，据他们自己解释，之所以保养得这样好，是因为他们从不吃烤肉，食物一律煮着吃。他们面相上最显著的特点，大概是一种奇特的爱起皱纹的倾向，尤其在前额上；前额低，却宽而直。前额显得低，也许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它被一种奇特的发式遮住了。除了极少数例外，倮倮男子，不论贫富，不论是自由人还是受人管辖的，都可以凭他的『角』一眼认出来。他把头发全部拢成一个髻，结在额头上方，然后用一块布缠起来拧成一根，像独角兽的角一样。这根角连同外面的缠布，有时足有九英寸长。」巴伯还提到倮倮人出来掳掠奴隶，抢的是中国孩子，通常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养大。他们在奴隶的前额上刺一个蓝色的十字。中国人在云南边境上修筑了一些碉楼，就像我画的那一座，看来就是为了在遭到这种掳掠时有个藏身之处。倮倮人的许多风俗奇特而有趣，妇女的地位远比在中国高。生女孩比生男孩更受看重，一个陌生人若由一位倮倮妇女引见，便有了最可靠的保障。巴伯认为，一个欧洲人如果经过适当的引见，本人又诚实正直，在倮倮地方是十分安全的。最有经验、最成功的旅行家，似乎总是强调后一点的重要。

照例有两名兵丁护送我们。我们前进得一点也不快，因为这个季节江水极浅。头两天我们大抵都能看到江底，就算没有真的搁浅，船底也常常擦着石头。船工们泡在江里推船拉船的时间，似乎和待在船上的时间差不多。这趟旅程如画而有趣，因为我们不断遇到为灌溉修筑的堤堰。很遗憾我们没能去灌县（在成都以北三十六英里），在那里可以看到平原灌溉系统的源头。我们时间紧，又听说一年里这个时节去也看不到多少东西，觉得不值得专程前往。岷江发源于岷山，就在灌县附近开凿了一道口子，把江水分成两大支。这两支又分成许多小支，结成一张水网，灌溉着成都所在的整个平原。这是公元前两百多年一位能干的郡守的功绩，那套原始的系统至今仍在使用，把一片贫瘠的平原变成了一片极其富饶的土地。当然，几百年来又有了许多改进，修筑了堰坝和堤防来调节水流。离开成都以后，我们看到了不少这样的堰坝，对它们构造之简单、效用之成功赞叹不已。它们大多是用竹笼装满石头做成的，高出水面约三英尺。竹笼排成长长的一列，临时的堤则用沙筑成。水渠得定期清淘，维修要花大笔的钱。农民每英亩缴约半便士的水费，为了让这笔钱按时收上来，过了一定期限不缴就得加倍。每年大约有一个月，成都下游的江面要封闭，那时堰坝上下总是挤满了船，等着重新放行。开放一座大堰，比如「蛤蟆颏」，是一场隆重的仪式，事先要在庙里敬神一天，还要巡视堤防。所有的官员都要到场，闸门一开，官员的差役们便用鞭子抽打江水，妇女和孩子们往水里扔石头，好让水流得快些，去浇灌田地！

整个平原上有许多水车，把水提到高处去，有些似乎也用来磨面。江上头一天行程结束时，我们停下来过夜，却听见一阵高声的谈话，加上巡夜的更夫打更的鼓声，叫人心烦——更夫整夜在城镇和大村子里巡逻。原来是有个人来劝我们的船老大去揽一桩比我们这桩更大的买卖。有人提醒他，翻译会听见他说的话，他说不要紧，翻译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可是顾先生在学堂里学过这种方言，把他们正在策划的事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的打算是，趁护送的兵丁上岸到客店里睡觉，半夜里悄悄把船顺江放下去。然后编个借口，说这条船没法再送我们往前走了，我们就只好另找一条。顾先生很有见识，立刻上岸去衙门请了两名兵丁来船上过夜，这样一来，船老大即使有心去揽那桩新买卖，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也就再没有遇到麻烦。说实在的，船老大想多挣几个钱，也难怪他，因为一趟四天的行程，他只能拿到约六先令，还得从这笔钱里付另外两个人的工钱、管他们的饭，外加管我们那两个兵丁的饭。我们听说，一个人一天有一便士的饭钱就能活下去（不至于饿死），而兵丁的正饷每天只有两便士。

我们经过许多如画的村子，有些是板条抹灰的房子，从稍远处看，几乎可以当作柴郡的村子，只是四处走动的人影都是美丽的蓝色；因为这里衣服的颜色一律是蓝的。在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一大群捕鱼的鸬鹚，很感兴趣；可惜它们没有在干活。捕鱼用的是很轻的竹筏，一头翘起，就像写生里画的那样。我们还两次看到用水獭来捕鱼。中国人对我们断言，水獭是用爪子而不是用嘴把鱼捞上来的；可是不管知道不知道，他们对你的问题总能张口就编出一个答案来，所以没有进一步的证实，我是绝不会相信上面这个说法的。我们惊奇地看到，有一处地方，鸬鹚（潜水以后）是用篮子捞上水面来的，篮子的形状和鸟差不多，显然是专门为此编的。

成都下游约四十英里，江的两大支流汇合起来，才算得上一条名副其实的江。流经成都的那一支，在与主流分开的地方叫「走马河」——那是航行极其危险的地方，常常出事。据说竹筏上一般都带着棺材，就是这个缘故；确实，从我们身边往上游去的那许多载着棺材的筏子，使这个说法显得有几分可信。看着船由人在旁边的水里拉着走，像纤夫一样套着纤绳，很是新奇。再往下游，江水变深，有些险滩看上去很美，因为江水是蓝绿色的，岩石是红砂岩。有时从江边上去的路，沿着长长的石阶爬上陡峭的山坡。百姓身上那寻常的蓝布衣服倒映在江里，成了极美的绿松石色。越往下游，风景越美。护送的兵丁每天一换，有一个带了一杆鸟枪上船来消遣。他想打野鸭，这里的野鸭大小和颜色都和我们家养的鸭子一样，可他一只也没打着。我们很有兴致地看他装弹，最后往枪管里塞进一截冒烟的火绳，准备开火。枪得架在一捆柴上，瞄准一只离得很近、一动不动地停着的鸟，仔细地瞄。就是这样，照我们看，那只鸟也毫无危险，可是这徒劳无功的射击却让他忙了一整天。这个兵丁戴着一只银戒指，得意得不得了。每回开枪，都得把戒指交给另一个兵丁保管。有一段路，我们有水上巡警的船夫，他们摇了一阵橹，给了我们实在的帮助；可惜这样的事难得有。

嘉定是我们到达的第一座大城，我们在这里下船，准备上峨眉山去游览。

十七峨眉山

我们早上到了嘉定，立刻着手为第二天做准备。那里的人认为我们非同寻常，竟想在一年里这样不寻常的时节登山，告诉我们这不但白费力气，还会更糟，因为到了山顶一定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指出，登山会极其艰难，积雪会使攀登异常吃力。天阴了已有好些日子，我们又身在多雾之乡，可是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读过别的旅行者登山的记述，都叫人泄气，听起来这番攀登确实像是力所不及；但我们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我们打算尽量少带行李，但得带上六天的吃食，因为这座圣山上没有客店。寺院倒是很多，可以给你还算过得去的住处，可要在那里弄到吃的就不大可能了。第一天我们穿过平原，走了约二十英里，来到山脚。风景很秀丽，但在一年里这个时节，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东西可看。最引人注意的东西之一是白蜡树，那是一种梣树，中国人叫它「白蜡树」。白蜡虫是在有名的建昌河谷里培育的，那里在群山之中，离此约两百英里。等白蜡虫发育到合适的阶段，就装进纸盒，放在竹盘里，由脚力最快的人送到嘉定平原来。这些人只在夜里赶路，因为白蜡虫的发育决不能进行得太快。纸盒每天都得打开通风，这些人还要占客店里最好的房间，所以别的旅客要是同时在路上，就得吃许多苦头。最后，这些幼虫在嘉定周围的平原上完成它们的「教育」。

我们渡过一条大河，有人指给我们看几处峭壁，上面有洞穴，叫作蛮子洞，据说从前住着一种叫这个名字的土著。岷江两岸遍布着这种洞穴，像蜂窝一样；直到最近，中国的这一传说才受到怀疑。那一带有位居民，对蛮子留下的陶片堆很有兴趣——汉朝（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二百年）时，中国人把蛮子往西赶得更远了——有人告诉他那里有一具陶棺。他去看了，进一步的调查证实，这种棺材在洞里是常见的，还有家用器具的碎片。他还发现岩石上刻着建筑的柱子，以及长翅膀的神和长翅膀的兽，风格与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截然不同。洞穴大小相差很大，小的深十英尺，宽七英尺，高七英尺；大的深一百英尺，宽八到十英尺，高七英尺或更高。有些大洞还有侧室。有时可以看到一些简单的大洞，约三四十英尺见方，用岩石柱子撑着，柱头凿得很精细，上面还有装饰性的石作。这些洞穴的门口都是同一个式样，但设计和做工的精粗相差很大。有些门楣和门框雕刻得很好。洞口都已封砌起来，有时用土填得极其巧妙，外面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

可以想见，许多这样的洞穴已被中国人打开，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一九〇八年在彭山打开的一个洞里，发现洞口两侧各躺着一具骸骨，一具旁边放着一把长剑，另一具旁边放着一把短剑。洞的里端，壁龛里有些小像，还有一大罐铜钱，此外有许多家用的碗碟。这显然是一户穷人家的墓地，所以没有陶棺；可是在另一个类似的洞里，显然属于一户富人家，尸骨全都装在陶棺里，陶棺的质料和当地如今用来烧屋瓦的一样。这个洞里有许多陶烧的鸟和家畜，各种陶器，还有种种昔日富有的痕迹；不过这类较富的墓里常见的铜盆和铜钱之类，显然已经被盗走了。《北华捷报》（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我这段简述就是根据他的记载——接着说，棺材分两部分做成，棺身和棺盖。他考察过大量这样的洞穴，这些洞正被当地人肆意毁坏，他们完全不知道在里面找到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像剑这样的东西，几个铜板就卖掉，当废铁用。洞里石棺也不少见。这些洞穴显然是在公元纪元开始前后封闭的，那时蛮子还住在岷江两岸。但愿能有一位称职的考古学家赶在为时已晚之前着手研究这些洞穴，因为关于那一带中国人和蛮子的历史，显然还有许多东西可以了解。

马可·波罗提到蛮子地区时，说到那里普遍种植肉桂；我们在成都买到的肉桂，确实是我们尝过的最香美的。

快到峨眉县城时下起雨来，我们发现当晚不可能再往前走了。第二天得另雇脚夫，因为上山需要有经验的人。通常被抬着上山的办法，是坐在一块木架上，木架绑在脚夫的肩上。我们遇到的一个年轻美国人就是这样被抬到山顶的。有一处，脚夫在悬崖边上停下来歇一歇，忽然弯下腰去，那美国人便悬在了深渊之上。他出声抗议，脚夫却满不在乎地说：「别怕；我只是用脚趾头捡块小石子。」他是单腿站着的！

我们约定照常在六点半动身，可是白白等了好久。来了几个脚夫，围着行李忙活了一阵，可是趁着去叫别的人来的工夫，他们又不见了，我们开始担心这一站永远也走不成了。费了好一番斥责，发了好一通脾气（这一回可不是装的，虽然在中国为了让脚夫动身，常常需要装一装），才算动了身。终于在八点钟出发了，说好脚夫们当天要把我们送到万年寺，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在一座舒适的寺院里歇宿。山上有七十座寺院；有的很大，有的却又小又破。一离开平原，风景便越来越美。山脚下，壮丽的榕树和一丛丛神圣的柏树，与别的树木纤细的树干形成鲜明的对照。接着我们来到一条可爱的清澈小溪边，溪上拱着竹子，绿荫蔽日。小路太窄，每遇到有人迎面而来，他们就得跨到溪对岸去给我们让路；要是女人，就急忙躲到某个站得下人的地方去，因为轿夫从不停步，也不给别的行人让路；他们干脆当那些人不存在，径直朝他们撞过去。铁线蕨和各种可爱的蕨类倒映在碧绿的溪水里。我们沿着山谷往上走，小路险象环生地绕过高耸的岩石；有一次我的轿椅卡住了，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底下是可怕的悬崖张着大口。我的轿夫大叫起来（我想是气的，而不是怕的），幸好一个兵丁赶来解围，否则真不知会出什么事。还有一次，前面的一个脚夫下石阶时摔了个嘴啃泥，所以总的来说，那一段路无论上山还是下山，都叫我们提心吊胆。不久我们就舍了轿椅，开始步行，爬那没完没了的石阶。我们过了一座有意思的小桥，桥上饰着一条龙，龙头朝着上游，龙尾从桥的另一侧伸出来，就像写生里画的那样。这种龙是本省桥上最喜爱的装饰，不单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驱邪。所以龙头总是朝着上游。正在过桥的是一个典型的四川女人。

我们到万年寺比预料的早得多。寺里的铜象被认为很有意思，但它实在算不上好看。据说它是从印度来的，至于怎样从那里运来，谁也说不清楚。它被火烧坏过，肚子底下有个大洞，于是在那里做了一个佛龛，放进两尊小佛，前面供着香。象尾巴也残缺得厉害，于是在尾巴末端插了些像毛一样的香。在这类事情上，中国人实在没有什么滑稽感，虽然他们很有幽默感；在庙里，人常常忍不住要笑。好在他们一点也不介意，也不会认为我们有什么不敬。隔壁殿里僧人们正在诵经，有两三个人不停地敲着木鱼和别的锣，就像写生里画的那样。佛像前面立着一座大石碑，几乎把佛像遮住了，是一位印度王子立的。我们在这附近被领去看一块石头，据说是佛牙。它有好几磅重，香客们极为崇敬。

我们置备了结实的香客手杖，发现上山下山都极有用处。杖头上刻着古怪的龙或虎，嘴里含着一颗活动的木珠，一摇就格格作响。这种手杖的价钱从一便士到两个半便士不等，朝山完了以后，按规矩要把它漆成红、黑、金三色。虎是山神，早在有佛以前就受人供奉，一路上山，都还能看到供它的神龛，前面燃着香。

在峨眉山上发现中国两大权力象征——龙和虎——是很有意思的。正如劳伦斯·比尼恩所说：「在只知字面的头脑的迷信里，龙是水的精灵，兴云作雾；虎是山的精灵，它的咆哮就在撼动森林的风里。但在诗人和艺术家的想象中，这些象征都充满了精神的意义，这些意义我们应当看作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其含义随着各个时代的主导观念而变化。龙所显现的是精神的力量、无限的力量、变化的力量；虎所显现的是物质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徒选择那些原本就已神圣的山来安身立足，建立佛教的圣地。他们容忍原有的神灵，所以这些神灵至今仍和佛同时受人供奉。宗教的混杂在中国随处可见，但我们在别处从没见过像这里混杂得这样荒诞的。上山路上，我们数到的虎神龛不下十二座，许多龛里的虎活灵活现，半个身子探出龛外，仿佛厌倦了自己的角色，正盘算着扑向供奉它们的人。晚上，住持为我们备了一桌筵席，我们辞谢了，他便送来一盘干果和甜食。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就步行出发，不久脚夫们就把轿杠丢在身后，只得把我们的轿椅背在背上。很快，石阶几乎连绵不断，而且越来越滑。最长的一段有一千二百多级，石阶往下倾斜，又结着冰，攀登起来极其劳累辛苦。那天天色灰暗，阴云密布，但流动的雾气时而露出峭壁和深渊，我们一路上都是一片可爱的灌木——山茶、杜鹃、竹子和蕨类。霜把一切都裹了起来，叶子复制成了冰，看上去活像透明的玻璃；枯萎的花枝、高高的草、纤巧的蕨，样样都用冰复制了一份，清早稍稍一化，冰就从草木上脱落下来。峨眉山以花卉和蕨类闻名，这名声实在当之无愧，我们没能看到它们最美的时候，很觉遗憾；可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景色，已经美得无以复加了。

我们中午在一座寺院歇脚，歇得久得叫人恼火，因为得给脚夫们做饭，所以过了两个钟头才动身。在这里看到鸡，我们又惊又喜，因为佛教徒显然用不着它们，而我们的食品柜正需要补充。我们弄到了一些鸡蛋，又要一只鸡。可是到付钱的时候，和尚们却说他们什么也不卖。如果我们愿意在他们的募捐簿上（一个和尚立刻拿了出来）写上名字，为修复寺院捐款，那么欢迎我们收下一只鸡作为礼物，否则免谈。我们又出发了，发现路越来越陡，越来越滑。我们遇到一些西藏香客，一伙人野性十足、面目凶悍，也像我们一样艰难地往上爬，或者往下滑。这些人在寺院里都受到欢迎和款待。护送我们的兵丁显然很怕他们，讲了许多他们干的坏事，告诫我们要紧挨在一起，紧跟着他。在一座寺院里，我走近一群香客，想看一个人用羊皮风箱吹火，其中一个人朝我怒目而视，挥手叫我走开，好像怕我们也染上他那偷东西的毛病似的。这正是西藏香客朝山的季节，他们许多人远道而来，还带着驮畜。中国香客是春天来，据一个和尚告诉我们，十年前有过一次盛大的朝山。空气变得极冷极浓，暮色降临时，我们的脚夫劝我们在离山顶约两英里的地方歇下，那里有一座好寺院。我们欣然同意，何况我的呼吸已经变得极其困难，我开始觉得力气用尽了。我们那间屋子很高，干净，也造得好，四周十张床都空着。不久就送来一大盆烧得通红的炭火，我们不但暖和过来，还烘干了被雾气浸得沉甸甸的衣服，心中十分感激。

峨眉山高一万一千英尺，嘉定只有一千二百英尺，所以我们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气温里；早上醒来，发现一切都冻得硬邦邦的——海绵像木板，橘子硬得像子弹，我画画用的水瓶里的水结成了一块冰。但阳光灿烂，山顶从一片茫茫云海中浮现出来，美得令人目眩。我们走了约一个钟头才到山顶，和尚告诉我们，既然太阳出来了，可见我们是好人。这叫我们十分满意，因为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在这个时节登山是傻瓜，还对我们讲了所有那些辛辛苦苦爬到山顶却什么也没看见的人。我们急切地打听一天里什么时候能看到「佛光」，那是一种类似布罗肯幽灵的奇景，旅行者难得一见，有人告诉我们在这个时节根本看不到。站在山顶的边缘，往下望去，是一道一英里多深的悬崖，我们只能尽情饱览那变幻不定的景象，云彩仿佛从某个隐秘的大锅里翻滚沸腾上来，时而遮住、时而露出远山的峰顶。天晴的日子，可以望见遥远的西藏雪峰，还有那片壮丽富饶的平原，峨眉山的石灰岩山峰就从那平原上拔地而起。

我在寺庙屋檐下一个向阳的角落里安顿下来，叫人送来热水，画邻近的那座「万佛」峰。午饭后，我画了佛殿的内景，里面满是俗艳而肮脏的陈设，是一曲红色的和声。我惊讶地发现，礼拜的人祷告得极其简短；我想是因为怕我把他们画进画里。三尊佛像在一幅大红帘子后面，帘子上开着口，从口里可以依稀看见佛像。晚上我们回到先前住的地方，却几乎没有休息，因为脚夫们狂欢了一夜，我们确信和尚们也参与了，虽然第二天我们这样一提，他们极力否认。我们发现下山极其艰难，尽管我们脚上穿着草鞋，手里拄着香客手杖；路滑得可怕，我们一连六个半钟头，一级一级地往下挨，或者仰面朝天顺着石阶往下滑。我们估计这段路程不下十二英里。由此引起的浑身僵痛，倒不像我预料的那么厉害，可是每迈一步都得留神看着，确保脚听你的使唤，这让你觉得自己傻透了。然后你看着脚夫们抬起轿椅，在你累得半死之后，又抬着你走了三个钟头，好像什么事也没干过似的。我们在离峨眉县城约三英里的一家干净的新客店里过了一夜，第一次在中国人的房子里住上了楼上的卧房。从那以后，我们总想设法住上楼，可当时我们浑身僵痛，爬那陡峭的楼梯痛苦极了。那就像爬上阁楼一样，和我们以前遇到的任何客店都不同，令人愉快。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动身，好在嘉定留出一点时间收拾东西，上船去叙府。在峨眉县，脚夫们拖拖拉拉，又换了几个人，耽搁了约一个钟头，把我们的脾气磨得够呛。不过靠着许诺加钱，我们赶回了一些时间，路上还遇到一幕有意思的景象来解闷——鸬鹚和水獭在捕鱼。到了铜河——我们在山脚下看到的第三条河——便坐船顺流划到嘉定，约四英里路。我们很好奇脚夫们坐船要付多少钱，因为这件事是他们自己安排的。四把轿椅加上十八个人，一共只花了三十文——就是四分之三个便士。四点多钟我们回到嘉定，发现朋友们已经好心地替我们把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上峨眉山这一趟虽然颇为辛苦，却十分圆满，之后能在船上安安静静地过两天，倒也不坏；浑身的僵痛，过了好多天才好。因为有雾，我们没能看到峨眉山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的那番壮观景色。

十八从四川入云南

我们顺岷江而下继续旅程所坐的船，比先前那条大些，可还是站不直身子。要雇到称心的船并不总是容易，尤其是在一年里的这个时节；不过路程并不长，只是我们的船工花的时间差不多是应有的四倍，全靠许诺加钱，才算两天走完。路上我们碰上了一件幸运的事。成都的好心朋友在替我们补充食品时，曾惋惜说英国朋友寄来的一大箱饼干还没到，还提到了寄货的那家商号的名字。快到叙府时，我们看见一些潜水的人正在打捞箱子，显然是沉船上的，其中赫然有一只大箱子，上面印着的正是那家商号的名字。到了叙府，我们在借住的传教站里说起这件事，得知他们已经听说有船沉了，还派人去问过那只箱子有没有捞上来。不久他们派去的人回来了，说找不到。我们的消息确凿无疑，便把看见沉船的地点——城上游几英里处——说得清清楚楚；那人又被派了去，吩咐他「一定」要把箱子带回来，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它已经捞上来了。这一回他得意洋洋地把箱子带回来了。大概那些潜水的人以为把里面的东西卖掉能多得几个钱，要不是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朋友也就永远见不到它了。

叙府的位置十分迷人，坐落在长江与岷江的汇合处，夹在两江分叉的地方，上方是秀美的群山。它的名字写法、读法都五花八门，叫给它寄信的人大伤脑筋。有人写作叙府，有人写作叙州，还有人照着各地不同的读音，拼出种种别的写法来。难怪我在北京用北京的拼法给妹妹发了一封电报，伦敦的电报员对她说：「您要是回电，风险可得自己担。」这是个繁忙兴旺的地方，有一座天主教大教堂，还有一座修道院。

一位天主教神父对当地的一尊神像极感兴趣；这尊神像至少是一件有意思的艺术品；可那位神父坚信它就是圣多马，每个朋友来了都要领去看。神像供在一座俯瞰全城的山坡上的庙里。那地方风景极美，只是满山都是坟墓，未免有些煞风景。这里常常用山来做坟地，一座山上就有成千上万座坟。那尊涂得花花绿绿的神像高十八英尺，宽五英尺半，是用上好的红铜铸的。它站在一只大铜龟上，可惜铜龟已被偷走了一大半；只有龟头保存得很好。据说它是几百年前由倮倮人，也就是夷人——当时占据这一带的一个土著部族——建造的。他们相信这是一位骑着龟渡海而来的圣人，这与圣多马到印度去的传说倒确实相符。那是一位面目十分凶悍的圣人，手里的剑可不是轻易肯放下的。神像前面用粗大的栅栏挡得严严实实，不过有一根已经拆掉了，人们可以从那里挤进去，凑近了看。我正忙着写生，一个道士走过来看，长长的头发用一根雕花木簪绾在头顶上。道士不梳辫子，只把头发拧起来，盘成一个「髻」。一个女人拿着供品——鸡、糖果等物——走上来，这些东西供过神之后，她要带回家去吃，吃起来更有滋味。这确实是一举两得，因为她太穷了，平常日子是吃不上鸡的。我们下山时，遇见一个送葬行列里的孝子，穿着最粗的麻布孝服，那孝服几乎要从他身上滑下来，因为按规矩，这种场合是不能在腰间束带的。

一月十四日，我们离开叙府，前往云南府；沿着长江岸边蜿蜒前行时，觉得季节奇怪地错乱了。这一段长江叫作「金沙江」。这名字实在名不副实，因为江水和别处一样是泥浆色的。江水退下去露出的河床上种着豌豆，长到了各个不同的阶段。有的开着白色、粉红色或紫红色的花，十分好看；有的还很小，只有几英寸高；还有的已经成了我们的晚餐。人们都在忙着收甘蔗，这里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人不在嚼甘蔗。我们的兵丁偷偷从路上挑着的担子里抽甘蔗吃。江上方陡峭的山坡上，美丽的橘园里挂满了成熟的果子。男人们在忙着为种别的庄稼整地，地犁过以后，再用木槌把土块敲碎。整片土地是一块永不停歇的大劳作场，人人从小孩子一直干到老态龙钟。

第四天的行程，我们到了云南省的边界。我们的路离开了长江，许多天里一直和一条可爱的河平行（河水是深蓝绿色的，就像比利牛斯山里的河一样），我们沿着它，从它流入长江的地方一直走到它在山中的发源地。小路有时在高高的山腰上蜿蜒，有时几乎下到河边。鸬鹚在忙着捕鱼——不是替中国人捕，而是替它们自己。我们的轿夫是一伙最快活、最结实的人，把我们的分量当作儿戏，尽管路很难走，他们却抬着我们又笑又跑，有时倒把我们吓得够呛。他们比四川寻常的脚夫强壮得多。说真的，走这样的路，非这样不可；这些路虽说是中国西部两个最大省份之间的通商大道，却不比坎伯兰丘陵上的羊肠小道好。我们一天天沉醉在风景之美和它变化无穷的魅力之中。那魅力比百花盛开时还要微妙，因为正值大地从冬眠中苏醒的时刻；每一根小枝都开始变色；芽苞在鼓胀；无数蕨类的嫩叶正在舒卷开来；鸟儿怯生生地试着啼鸣；太阳还没有给天空染上后来那种耀眼的蓝色。它只是照亮、映照，却不刺眼。我们觉得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天气最宜步行，也远没有我们预料的那么冷。客店也不像人们描述的那么坏，我们遇到过一家，有一扇美丽的大窗——在猪圈上方——俯瞰着田野，这难得的亮光鼓励了旅客们在墙上题字，有法文、德文、英文的，也有中文的。

进入云南以后，我们来到一座结实的吊桥，是用八根平行的铁链搭成的，还有铁链做的扶手；可是桥上的木板东一块西一块地胡乱铺着，足以叫没有经验的旅客摔跤。桥两头各有一座坚固的石砌墩台，上面盖着一座庙，铁链从庙里穿过，深深地埋进地里。这种桥往往相当长，并不是自然地垂下来，而是用粗缆绳尽量拉紧；这自然使铁链承受着很大的拉力。这种桥全省都有，看上去总是完好无损。我们不禁希望，建桥的工匠也能在桥头那条又陡又崎岖的小路上稍稍花点心思。路似乎从来没有修过，有些地方已经塌了，或者被小小的山崩埋住了。

过了省界，草木的变化很是奇特，罂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豌豆。云南是帝国里种鸦片最多的省份，品质也最好；不过自从新的禁烟条例颁布以来，已经可以看出明显的减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豆子，有一种是种来榨油的，十分特别：豆子三颗长在一起，像一颗浆果。快要进入一片比较荒凉的地区时，脚夫们得由我们出钱大吃一顿；我们的兵丁想到往后就难得吃上他们极爱吃的猪肉了，便给自己备下一大块肉，我发现它装在一个脚夫的帽子里，挂在我的轿椅背上。他们毫不客气地把他们的美味，外加一大堆衣服、烟杆等物，挂在我们的轿椅上；天越来越暖，他们便一件件脱下褂子，少说也要脱掉三四件。

有一天，我们看见对岸有一支奇特的队伍在蜿蜒前进。打头的是一面白幡，看来有两个披麻戴孝的人；接着是几个人举着各色小旗；然后是一口猪，放在一块门板上高高抬着；后面又是些举着小旗的男孩和男人；一路上鼓声不断。这支队伍是去一座坟上祭奠一位已故的祖先，在这番仪式里，那口猪将是一场为亡灵长年举行的宴席上的主菜。后来我们遇到一支抬着尸体的队伍，尸体放在担架上，除了一个人在后面撒纸钱，看不出任何服丧的迹象。

我们沿着美丽的老鸦滩河一直走到同名的村子，到这里为止，一路上都伴随着纤夫拉大木船上滩时那不成调的号子；过了这里，河就不能通航了。老鸦滩的意思是「鸬鹚滩」，这个村子虽然不小，我们却发现客店里唯一的一间屋子非常小，摆着四张脏床，没有窗户，紧挨着一条臭不可闻的明沟。我们在立德写这段旅程的小册子里看到，他在这里住过一位本地传道人的家，于是也照此办理，派人去问能不能同样借住。回话说可以，原来那所房子就在附近。传道人本人虽然不在家，他的妻子却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她领我们到楼上一间宽敞舒适的屋子，有一扇极好的窗子俯瞰着街道，街上满是赶集的人，热闹有趣。有个人的营生似乎是拿着一杆烟袋四处转，让人吸上一两口。我们发现这个新住处比客店有趣得多，还同女主人用画图和手势进行了一番有意思的交谈，因为没有人替我们翻译。但愿我们没有无意中说了许多假话，只怕这并非不可能。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这些对我们如此友善的好人，心里颇为难过。这一带的家禽都很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那位阿伯丁的禽贩子会很恰当地称它们为「几只好家伙」。有最漂亮的纯白母鸡和煤黑母鸡，还有各种颜色的鸡。鸡蛋也大得出色，到处都买得到。这里的鸡有一个特点，许多是黑皮黑骨的，看上去叫人毫无食欲，却被认为是最好吃的一种。蔬菜、梨、橘子、花生都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出有什么缺粮的迹象，而我们听到的有关传闻却那样骇人。到处都有很多猪：有些是奇特的浅黄褐色。

离开老鸦滩后，我们过了一座很好的吊桥，然后沿着一条小路往上爬，翻山走了约两个钟头。在这样的路上，确实很需要为「孤魂」点一盏灯。轿夫们抬得很吃力，我们自己步行倒快得多；尽管我们准许他们路难走时随时可以叫我们下来走，脚夫们却并没有提出让我们步行。他们办起任何小事来——比如我们走过泥沼后替我们擦靴子——都那样乐意、那样周到，所以遇到难走的路，人更愿意替他们省点力气。有个脚夫摔了一跤，膝盖扭得相当厉害，可他一句怨言也没有，照样往前走，我给他洗了伤口、包扎好，他感激得不得了。事实上，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们忠心耿耿的仆人。在这一带，我们很有兴趣地遇到了一位全新的神。他有三张脸，常常戴着一顶大石帽。他是石头雕的，一路上隔一段就立在路边，像一块小小的里程碑；不过身边往往没有任何供奉的痕迹。人们用佛家的称号「阿弥陀佛」来称呼他，脚夫们供奉他，为的是脚不起泡，所以常常在他面前烧草鞋（崭新的），他像前还可以看到插着的香。我们一天天在最陡峭的地方上上下下，渐渐登上了云南高原。路越来越坏，被长长的驮队踩坏得厉害。矮马、骡子、驴子十头到三十头一群地赶着走；它们不但把路踩得满是小圆坑，还严重阻碍交通，常常把路完全堵死。此外，路面上嵌着大圆石，被脚夫的草鞋磨得像斑岩一样闪闪发亮。有一天，我们遇到几十头骡子正顺着岩石上一道险峻的之字形石阶往下走，我们只好等它们过去，被溅得从头到脚都是泥。它们怎样站得稳脚，实在难说；卸下货以后，看到它们背上的伤，叫人心酸。驮运的货物五花八门：铜、锡、煤、盐、皮货、香料、辣椒、穿山甲皮、纸、碗、鸦片，季节再晚些还有大批白蜡虫的「幼虫」。在最近的一份官方报告里，从叙府到昭通的这条路被说成是帝国最坏的路之一，可是和同省北部的一些路比起来，它还算是好的。中国人给其中一些坏路起了如画的名字，比如「阎王滑坡」「鬼门关」「望乡台」「落魂处」。柏格理描写倮倮人所住的巴布人地方边界上的这条路时写道，他在一个地方数到的避难碉楼不下六十座。

我们沿着老鸦滩河，也就是大关河，走了十天，终于追溯到它的源头：它从大山的腹中一个洞里涌出来，已是一条相当大的、哗哗作响的溪流，所在的地方是山里一个死胡同似的山坳。河岸上常有到处可见的鹡鸰、目光凶狠的鸬鹚，还有一种极活泼的小黑鸟，戴着白色的小帽，尾巴是栗色的，尾尖是黑的，它像水鹡鸰一样起劲地翘着尾巴。有一处，一座很好的石灰岩峭壁俯临河面，高高的岩架上至今还能看到残破的棺木碎片，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它们是怎样被放到那样的地方去的，实在难以想象。离开溪流后，我们沿着山坡吃力地爬了一个钟头，直到被雾吞没，最后才走出来，进入一片截然不同、却熟悉得多的景色，那是一片泥炭沼泽荒原，上面散落着茅草顶的小屋，屋里飘出一股好闻的烧泥炭的气味扑进鼻孔。我们仿佛忽然被送到了爱尔兰。我们在一间小屋旁坐下歇息，屋里有个女人在卖看上去很诱人的糖果，我们把糖果分给大家，她和我们的脚夫一样高兴。糖果是用附近出产的坚果和糖做的。不到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刚刚离开一丛丛的竹子和高大的蒲葵，这片新地方与之相比，对照确实非常惊人。住在小屋里的人看上去很穷，衣衫单薄，从这里往前，他们似乎越来越穷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渐渐往下走，朝昭通城走去；这一天似乎是个特别宜于杀猪的吉日（这里的人对这类事情非常讲究），为过新年做准备。那天早上我们经过的几乎每一户人家都在做这种准备，除了我们，每张脸上都流露出最热切的兴致和期待。我们的脚夫巴不得停下来看这场热闹，可以想见，我们没有答应。

穿过一片单调的平原，我们到了昭通府城，平原上刮着刺骨的寒风，这是这一带的特点。这是个有意思的小地方，常有许多苗人（土著部族）穿着他们如画的服装来往。花苗之所以叫花苗，是因为他们衣服的颜色，那是用一种巧妙的办法染成蓝红两色的：用蜂蜡在布上画出花样，再行染色。他们和中国人完全不同，唯一相似之处是男人也留辫子；但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语言，与中国人完全隔绝。女人出嫁后，把头发梳成一只角，从头的一侧伸出来；一旦有了孩子，这只角就改成从头顶笔直竖起来。他们非常羞怯，但我很想画一个女人，便请传教士说服她唱歌，我趁机画了几笔。她穿着一件好看的红蓝两色衣服，外面罩着一件大毡斗篷，下面是一条蓝白两色的短褶裙。男人女人都打绑腿，穿宽松的皮靴，男人的袖子卷起来，样子很好看，就像附上的写生里画的那样。女人们把婴儿背在背上。

十九去云南府的路上

歇了两天，我们便启程前往省城，脚夫大多是新雇的——都是健壮的好汉子——说定十二天的路程每人四两银子，另外还许诺元旦那天请他们吃一顿猪肉。第一天经过的地方没有什么意思，但接着便爬进了群山之中，到了一处风景格外壮丽的地方，从那里望去，五重山脉一重接一重，西边还有一列可爱的雪山。从那里我们顺着一道陡峭之极的山坡下到谷底，一条喧闹的溪流上横跨着一座叫人着迷的铁索吊桥。这座桥由八根平行的粗铁链组成，中间有链环相连，两头的石作十分精美。扶手两端雕着猴子和别的神话中的怪兽，刻得栩栩如生。那个小村子极其如画，柳树已经换上了娇嫩的春绿，与硬挺的蓝绿色仙人掌相映成趣。下坡时，粉红的果树花早已让我们大饱眼福；第二天在小溪的对岸，我们又看到了白得耀眼的梨树。有些灌木在地上还积着雪时就开花了，这是中国和日本艺术中都很喜爱的题材。

虽然才一月底，所有的树都开始发芽，鸟儿也开始歌唱、求偶了。快到东川时，我们看到了各种新的鸟类，尤其是大群的鹤，大多是灰色的，也有些白的，还有一只孤零零的黑鹤，照它们的习性，独自站在溪边。初见这座城时，景色如画，因为是从俯瞰着满是稻田的平原的高山上望下去的。城依偎在远处的山坡下，看上去一个钟头左右就能走到，其实至少要三倍的时间。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过新年的准备正做得热火朝天。家家户户都在擦洗大门，好贴上新的门神，还有对联和别的装饰。村子中央一个大水坑里正在大洗大涮：衣服、碗、炊具、准备过节吃的鸡、蔬菜，等等。附近有大群的野鸭、小水鸭和别的鸟，叫人看了直流口水，因为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方，当地居民除了猪肉和鸡，几乎吃不到别的肉。东川很秀丽，这既因为它的位置，也因为城里树多。家家门上都贴着红、橙、蓝、金各色装饰，看上去格外干净明亮；不过那也许只是因为那天是除夕（一月三十一日）。整夜的爆竹声比我们预料的少得多，听说过年的习俗已经远不如从前那样隆重了。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叫我们的脚夫在那一天赶路，所有的铺子都关了门，人们穿着新衣服，剃得干干净净，在街上走来走去。我们去参观城郊的一座孔庙，本地的读书人显然已经来过了，每块牌位前都放着一小堆供品，每堆五个橘子。庙里有好几进院子，院里有些好树，尤其是几株有意思的怕痒树——你挠一挠树干，每根小枝都会颤动。整个这一带有许多虫树，是培育白蜡虫的。在白蜡虫从树干里钻出来以前，先在树干上绑上一小束一小束约两指粗的稻草，后来幼虫就在稻草里找到了。很遗憾，因为时间不够，我们没能到邻近住着土著部族的地区去游览一番。循道会的传教士一直在教化其中的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一位巧妙地改造了皮特曼速记法，成功地为苗语创制了文字。部族里的人几个星期就能读会写，并且像鸭子下水一样，很快就兴致勃勃地互相写起信来。山里有许多不同的部族，有的非常羞怯，难以接近，各有自己奇特的风俗。教会里有一位向我们描述了巴布地方蛮子人举行的一种奇特的赛马，那地方以前从没有欧洲女子去过。赛道上撒满了鸡毛，男人们穿着极宽大的圆形深色短斗篷，头上戴着一种羽冠。然后他们催马飞奔，张开双臂，风驰电掣地绕着赛道疾驰，裹在一团羽毛和尘土之中，看上去就像展翅的雄鹰。有些部族非常野蛮；倮倮人，也就是他们更愿意被称作的夷人，常常绑架中国人，勒索重金赎身，所以这一带修了许多避难的小碉楼。这些土著部族究竟有多少个，大概谁也不知道；我们听到的说法总是互相矛盾，直到最近，还没有人有系统地尝试去接近他们。谢立山描述过，即使他们就在路边，要瞥见他们一眼也极其困难，因为他们藏在灌木丛里，想看别人，却不让别人看见自己。

第二天早上离开东川时，我们经过一座庙，庙门两侧厚栅栏围着的殿里，站着比真人还大的守护神和神马，样子极其凶恶。本地的士绅最近新建了一座财神庙，我们只远远地望了一眼。这座庙是靠抽彩集资建成的，至于为什么选中这位神，也许是由于这一带极其贫穷，百姓总是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一遇上坏年成，许多人就会彻底破产。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表现为一件令人憎恶的事：溺婴之风极盛。我们路过的一个小村子，最近一年里竟抛弃了不下三十三个女婴；那地方看上去那么小，我真想不到那段时间里那里总共会生下这么多婴儿。有人告诉我们，在田野里看到这样的婴儿躺着，是一点也不稀奇的；我们为此十分苦恼，不知道要是发现一个还活着的该怎么办。幸而我们的恻隐之心没有经受这样的考验。那一整天，我们顶着很毒的太阳穿过一条长长的山谷，巴不得穿得薄些才好。

第二天，我们大半路程都在又冷又湿的雾里爬陡峭的山，又巴不得有更暖和的冬衣。不久，我们的头发就像灌木一样挂满了白霜；我们实在庆幸躲过了这几处高地上通常会有的刺骨寒风。脚夫们对这种风极其迷信，即使刮起飓风，也不敢说一句抱怨的话，怕被鬼神听见。据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常常只好转过身去，等猛烈的风刮过去再走。我们头发上的冰结得那么厚，只好把头发解散，才能把冰弄掉，衣服也被冰霜浸得透湿。严寒持续了两三天；然后我们又走进了炎热的阳光里，即使有风吹着解热，也觉得赶路太热了。路边的树篱更叫人想起家乡，有一种开花的树和山楂很像；树篱里还满是栒子、蔷薇和铁线莲。

去省城的最后三天，穿过平原，比较没有意思；不过离开山区时，我们看到了一支古怪的送亲队伍。打头的是四个吹鼓手，吹出的声音极像蹩脚的风笛演奏。接着是骑着马的新郎，身上挂满了大红和粉红的花球和彩带；他的马也饰着大红，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人。然后是那顶大红花轿，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里面坐着新娘。她后面跟着一个穿得很体面的女人，骑着马，还有一两个别的人。最后是新娘的嫁妆——少得可怜，只有两只箱子和几个小盒子。我们比她先到达她要去的地方，发现全村的人都在等她。街上摆着一张桌子作为香案，上面放着两只插满野山茶的花瓶、一只香炉，还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三碗米饭、一碗猪肉，猪肉上竖插着一双筷子，还有两小碗酒。桌前铺着一张跪拜用的席子，街两边各放一条长凳，上面铺着红毡。送亲的队伍到来时，我们也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这似乎很不受欢迎。等了几分钟，互相道过贺，一行人都退进了屋里，新娘被人极其小心地从轿子里扶出来，尽可能不让人看见。我们什么仪式也没看到，大为失望，但顾先生告诉我们，显然有生人在旁边看着，他们是什么也不打算做的，我们只好悻悻地走开。我们听说婚礼要持续三天，客人每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左右都要坐着聊天吃喝，于是便自我安慰说，与其受那份罪，倒不如什么也不看；然后回到我们那家两层楼的客店（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家），和鸡一起住在阁楼上。这家客店贵得很，我们的脚夫只好到别处去住，因为我们每人付了两个半便士的高价，包括吃饭、床铺和被褥。不用说，头一样和最后一样对我们毫无用处。

在一个村子里，我们看到一座有意思的高高的纸塔，是准备在葬礼上烧的。它主要漆成红色。在全帝国，富人的葬礼上照例都有些奇特的纸马、纸仆人等物。它们在坟前烧掉，据说会随着死者的魂灵到另一个世界去，供他使用。只有有马、有仆人的富人才备这些东西。由于白色在中国是丧服的颜色，这些纸扎是用白纸糊在轻巧的竹架上做成的。我还常常看到往坟地抬的棺材上放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只白公鸡，因为白公鸡被称为「灵鸡」或「神鸡」，据说能给死者的魂灵引路。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间，这些习俗已经在被取代了，他们正在仿效我们欧洲人在葬礼上献花的做法。

张之洞总督在他那本有意思的《劝学篇》里，在这一点上得出了一个奇特的结论。他说：「他们（指欧洲人）虽然没有祠堂和亡故亲人的牌位，却把已故父母兄弟（请注意，没有提到姐妹！）的照片放在家中的桌上，向照片献上供品，以此代替。他们虽然不在祖先的坟前献祭，却修缮坟墓，在上面种花，作为一种祭拜的礼节。」

祭祖在中国宗教中是最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上面这段关于我们习俗的叙述，用意是要消除对我们的一种有害的偏见。

离开山区、穿过炎热多尘的平原，也有一点补偿：云雀唱得和在英国一样欢快，鹤在一心一意地忙着觅食，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越接近省城，村子越多，路上的行旅也多得多。有大片大片的蚕豆地，依我看，那是气味最香甜的一种收成。

我们到达云南府的那一天，从头到尾都在怄气，因为脚夫头拿定了主意，那天不让我们到，说一百里（约二十六英里）太远了。我们也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到，于是提早一个钟头出发，说得更准确些，是提早一个钟头起床。我们的脚夫头一回叫我们干等，等他们终于准备好动身，又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我们催他们快走，许诺晚上请他们吃猪肉，都是白搭。他们没完没了地停下来，头七个钟头里就歇了两个钟头。最后告诉他们，要是不立刻快走，猪肉就一口也吃不上了，他们这才几乎跑了起来，说城门要关了。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他们惯用的借口，可是在迅速降临的暮色里走近城墙时，一声炮响，叫我们心里一沉。我朋友的轿子一反往常，走在了前头，因为她的分量轻得多，她的轿夫常常抬着她一溜烟跑了！她到城门口时，正好看见大门缓缓合上，听见门闩插上的声音，门一关，钥匙便立刻送到知县衙门去了。等我们全都到齐，发现只要派护送的兵丁把名帖送进去给知县，城门还是可以重新打开的。在中国，名帖的力量是很大的；和脚夫们大战了十二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得胜，心满意足。英国人和中国人，究竟谁更一心要照自己的意思办，实在难说！

二十云南府

走近云南府时，景色实在可爱，城墙上耸立着宝塔和高大的庙宇，使它显得气象森严。它是全省最重要的城市，在进步方面正紧跟着成都。说到新建设，近几年来，新学堂、兵营、造币厂、火车站都已拔地而起，更不用说路灯和洋式打扮的巡警，还有一所法国医院和一个法国邮局。法国人一直在一步步往这里挤，却并不怎么成功。火车站是有了，铁路却没有。按照合同，铁路早该修成了，可是它经过的地区极其有害健康，许多工程师不是死了，就是病得不能工作，所以看来再过几年铁路也修不成。事实上，由于瘴疟，一年里只有某些时候才能施工。法国邮局也是有的，却已奉当局之命关闭，法国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显然相当紧张。法国人住在城里，使得样样东西都涨了价。事实上，许多寻常货物的价钱比几年前翻了一倍。

我们发现差不多所有的铺子都关着门，因为正值中国新年，大为失望；不过我们还是设法买到了几样有意思的小东西。尤其叫我们着迷的是一套画轴。那是整整一组各不相同的花鸟图，有些设色极美，一套八幅，我们只花了区区十先令就买下了。在中国各地，人们把画轴挂在墙上作装饰，就像我们挂画一样；有时在一些不起眼的客店里，你也能看到挂着或画在墙上的极可爱的画。我们在大街上站着闲谈，离正在替我们讲价的主人不远，一个女人走过来，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们。接着她开口同我们说话，她说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意思却再明白不过：她先指指自己的腰（或者说，是腰本该看得出来的那个地方），又指指我们的腰，然后用手指比了一个小圈，指着我们说：「真好看。」在中国，露出腰身被认为是极不成体统的事，谁想得到竟会有这样的事！

不过我们发现，街上最有趣的时候是晚上，每晚都有中国花灯展出，既精巧又好看。用彩纸做一只小小的女鞋，拿半个蛋壳当鞋跟，里面盛几滴油，浮着一根灯芯，就成了一盏可爱的小灯笼。大鱼灯的头和尾巴都能动，看上去漂亮极了；滑稽的狮子灯被人举着在行人头顶上游走，一起一伏，活灵活现。狮子的眼睛也是用蛋壳做的，许多别的灯笼也巧妙地用上了蛋壳。一些更精致的灯笼挂在铺子外面；另一些是卖的。花几文钱就能买到小小的玩具戏台，里面蜡烛的热气使一些人物转动起来，把影子投在戏台的前幕上。展出的灯笼千变万化，可惜它们太单薄，没法带回家去，我们很是遗憾；因为它们全是用最轻巧的竹架糊上薄薄的彩纸做成的。后来我们看到了所有灯笼里最有意思的一种，那是一条长好几码的大龙，一节一节由人举着；可是最近举着它在城里游行时出过好几次大乱子，当局暂时不准再舞了。人们在过节玩乐的时候，似乎最难管束，不过他们的恶习还不至于给旅行者添麻烦。抽鸦片和赌博无疑是其中最坏的，是这地方的祸根。

云南府四周多的是游览的好去处，于是一个晴朗的早上，我们坐着轿椅出发，去参观约五英里外的一座金属殿宇，叫作「金殿」。我们穿过香气扑鼻的蚕豆地，看见许多孩子在荡秋千，这番景象我们在国内别处从没见过。不久便到了山脚，穿过一片树林往上走，林中弥漫着一股美妙的芳香；可是那些树我们一点也不认得，那香气究竟是从树上还是从灌木丛里来的，我们也说不清。殿宇坐落在山坡上，位置极好，一进院子高过一进，院与院之间有长长的石阶相连。第一段石阶的顶上是一座牌坊，上面盖着一座小庙，供着一尊木雕的小「文昌帝君」。《中国面影》封面上的图案就是这位文星：一手执笔，一手持板，单脚踩在一条鱼上。卢公明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人自称发现有两颗星，主管人世间有关『文章笔墨』的事。其中一颗叫魁星，据说是二十八宿第十五宿中的一颗星，相当于仙女座和双鱼座的一部分。」

院子两侧敞开的回廊里，排列着各路神像，杂七杂八，却久无人管，一副破败的样子。石阶顶上是一片平台，上面有一株盛开的好山茶，还有别的灌木，一群群黑白相间的椋鸟叽叽喳喳，给这景色添了几分生气。又一段石阶通往一座院子，院里就是那座精美的铜殿，漆成黑金两色，立在一座用著名的大理石砌成的台基上。旁边的旗杆上挂着一面金属旗和几只铃铛，风一吹便叮当作响；殿后靠近一道门的地方，另一株山茶开成了一片粉红的花海，与铜殿相映，壮丽非凡。这道门通往另一座院子，那里有些房间，谁想在这里住上几天都可以租用。天热的时候，欧洲人常常借用这些山间庙宇，有时甚至和神像住在同一间屋里，神像被派上了新用场，当作挂衣服的钉子，代替衣柜——这种做法丝毫不会叫中国香客觉得有什么不妥。

来这些庙宇游玩的远不止我们几个。院子里停着一长溜轿子。有些人在赌钱，有些人在吃午饭，有些人躺在榻上抽鸦片，或者欣赏风景；可是烧香礼拜的，却一个也看不到。我写生的时候，几个女人过来看，还和我聊了几句（因为我不懂话，聊得极其有限）。她们拿着美丽的兰花，说是在山里采的。事实上，金殿之于云南府，正如里士满之于伦敦。

我们的另一次有意思的游览，是去云南湖上方的石窟庙。有一条约两英里长的运河从城里直通湖边，主人在我们出游的前一天就派人去雇好了一条船。说好了要有四个船工，好尽快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可是上了船，才发现所谓的四个船工，原来是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儿子，大约十六岁、十岁和三岁。我们提出抗议，可那情形实在太滑稽了，我们除了笑什么也做不了；最后她雇了一个男人来划船，每天付他约两便士，而我们付给她的是五先令。到了对岸，我们穿过松林，沿着陡坡爬到庙前，这些庙佛道兼收，不偏不倚。它们想必是花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从峭壁上凿出来的，因为通往上面几座庙的路，是在整块岩石里凿出的曲折的廊道。神像本身就供在岩石上凿出的龛里，最高处是一座小庙，供奉「文昌帝君」，也是用石头雕成的；门上方还雕着别的神像。从庙前的小平台上望去，湖泊和平原远远铺展在脚下，景色奇妙，打鱼的船看上去像一只只小虫，云影在上面缓缓飘过。

下山的路上，我们的仆人在一座佛寺里备好了茶，我们坐在（平台上的）凳子上，围着一张矮桌。邻桌是一大家子男人和男孩，也在吃饭，家里的女眷和女孩子在里间吃。他们装食物带来的那一套套篮子精巧可爱，叫我们不由得赞叹；我们发现他们十分友善，也很健谈。他们有许多问题要问我们，还告诉我们他们是城里开首饰铺的，最后提议大家一道回城！可是我们看见那些女眷拄着手杖，迈着小脚，吃力地一步一步往下挪，觉得这样走实在太慢了。于是我们找了个借口，匆匆赶了回去，因为太阳已经西斜了。

我们在云南府的最后一天用来买东西，因为铺子在过年歇业了好久之后，开始重新开张了。这地方从前是搜罗青铜器的好去处，可如今能买到的已经不多，也没有什么值钱的，而价钱却全都涨了，许多东西涨了一倍。铜器是云南的特产，虽然照规矩所有的铜都应直接解往北京。有两户人家世世代代垄断着一门手艺，专做嵌银的精美小铜盒。做工很细，有些图案格外好看。皮箱是这里的一项特产，我们觉得有必要买几只来装买的东西；我们还给队伍添了一个脚夫，因为这里规定每人挑的担子不得超过八十磅。我们要是能飞，那到八莫该多快啊！——直线距离只有三百六十英里，而不是陆路的九百六十七英里，一路上下累计要爬升两万六千英尺。这是谢立山在他的《华西三年》一书里算出来的，不过我认为这些距离显然估计得过高了。离开云南府时，我们一行已有二十四人，我们的轿椅也比来时体面多了。轿杠全都仔细地缠上了鲜蓝色的布，就像官老爷的轿子一样，这是为了防风，因为脚夫头告诉我们，不然轿杠很容易裂。有人告诉我们，在本省剩下的全部路程中都要有大风的准备，因为一年里的这个时节风很盛。这前景听起来叫人泄气，因为太阳很毒，我们只好戴上大风帽，因为日晒加上风吹，几乎把我们脸上的皮都揭掉了。不过，和我们以前听到的关于这段旅程的一切说法一样，困难远没有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除了离开常走的路线旅行时难免遇到的种种不快，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出城时，我们注意到城门口过去与现在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一边是一尊拆卸了的大炮，是由法国耶稣会神父们铸造或监造的，上面铸着基督教的标记；城门的另一边，却立着一块告示牌，提醒行人靠右走。

出了城，不久便进了山，一天天沿着山的上部绕行；有时一头扎进深深的山谷，尤其是晚上要找歇宿之处的时候。这里的人似乎是一个结实健壮的民族，但在我们走过的本省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省城周围，许多人都因甲状腺肿而大损容貌。每天我们都看到几十个人（甚至是很小的孩子）患着这种病。女人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粗重的活，尽管是小脚，也要背沉重的担子；担子用宽带子勒在额头上，就像纽黑文的渔妇一样。这些带子常常穿过一种大木领圈上的孔，这种木领圈男女都戴。有些领圈上还有好看的小雕刻。

路上我们遇到数不清的驮队，驮的大多是一块块的盐。赶驮子的人有专门的客店歇宿，那不过是些马厩，能容得下几十头牲口。尽管路那样坏，牲口被赶得那样粗暴，我们却没见过一头膝盖摔破的。中午它们可以卸下驮子和鞍子歇一歇，随意在尘土里打滚。货物绑在一个木架上，木架正好卡在鞍子上，这样就不必直接在牲口身上调整了。沿路到处都有驮队固定的宿营地，这些牲口的脾气似乎好得不能再好了。领头的牲口头上通常戴着鲜红的花球，花球里常常嵌着小镜子，驮着官货的还插着鲜艳的旗子，看上去十分如画。有些牲口两耳之间插着白腹锦鸡的长尾羽，那副自鸣得意的神气，就像伦敦一位时髦太太戴着如今流行的大羽毛一样。有些牲口挂着铃铛，在这些狭窄、曲折、陡峭的大路上，这是少不得的，好让人听见它们来了。

我们一天比一天更为这地方的美和春天的欢愉所倾倒。河岸上铺满了报春花，山坡上开满了玫瑰色的山茶、猩红的杜鹃、白色和深红的杜鹃花、黄色的素馨、铁线莲、秋海棠，还有数不清的开花灌木，其中许多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我们家乡的开花灌木，大多最初就是从世界上的这一带来的。这里会是植物学家的天堂，叫人渴望对许多学问知道得更多些，好把这趟旅行享受得更充分，得益也更多。

离开云南府后的第二天，发生了一次地震，我们房间的前墙居然没有完全塌下来，真是个谜。这里的客店其实是比较好的，可这一回，我们房间的外墙恰好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歪歪斜斜，角度各不相同，没有一处是它本该的样子，中间还有大缝。门根本关不上，连装个门闩的样子都没有，所以我们挂起一道帘子，求得一点点隐私。幸而这里的人似乎不像十五年前我在中国旅行时那样好奇了。事实上，我们难得看到有眼睛从纸窗的破洞里往里窥视。客店里至今还不知道有玻璃窗，只有山东偶尔有一两家。

在禄丰县，我们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吃过晚饭正在休息，忽然锣鼓喧天，有人告诉我们，龙灯到街上来了。原来是隔壁一家钱庄出钱请的一场热闹，不但有一条约二十英尺长、破破烂烂的龙，还有鱼灯和各种烟火。烟火的「金雨」迎头洒在举龙节的人身上，他们像恶魔一样跳来跳去，那条龙也以非同寻常的劲头扭动翻腾。鼓声一刻不停，所以等龙肚子里的灯火熄灭、表演结束时，倒叫人松了一口气。我们住在城墙外的一家客店里，第二天早上离开时，过了一座很好的吊桥，桥两头各有一座气派的牌坊。本县的知县恰好和我们同路，前一天晚上他曾邀请我们到城里他的衙门去住，这天又先派人传话，要把我们安顿在一家可爱的客店里。知县出门时，总是先派人去包下一家客店，然后在店外挂一面小官旗，表示客店已经住满了。顾先生建议我们也弄一面官旗来，可我们怕惹出麻烦。

我们房间门框上新贴的新年对联，吉利地写着「满室皆雅士」「车马盈庭院」；可是，正合中国人那种不协调的作风，我们的脚夫住满了一间屋，后院里则住着猪！

一天又一天，路上都有新的花和鸟出现——白山茶、瑞香、野蔷薇，一群鲜绿的鹦鹉，长尾山雀，还有海鸥；它们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们实在想不出来。有一个村子，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知县派人来说百姓有些骚动，他要派专人来守护我们。我们信步走到田野里，想画一画在稻田和豆田里觅食的大群鹤，可是它们似乎受了惊扰，不让我们靠近，大声叫着飞走了。我们回到村里时，一切看上去再太平不过，守卫也已按时到了。他们似乎认为和我们同住一屋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一个坐下来舒舒服服地抽烟，另一个帮着剥我们晚饭要吃的豆子。等我们觉得他们已经把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东西研究够了，便请他们到外面去，他们不久就在院子里生起了一堆熊熊的火，在那里待了一整夜。我们的脚夫和兵丁那些天真的举动，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比方说，有一回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歇脚时下起了大雨，我的一个轿夫立刻过来，挨着我的轿椅坐在地上，好沾沾我那把伞的光。他当然丝毫想不到，我也许并不愿意他挨得那么近，怕沾上的不止是伞下的荫蔽。

日复一日从这个大帝国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有一件事似乎很奇怪，那就是完全没有乡绅地主；从没见过一座乡间宅邸，或者比农舍大的房子，除了城里，也从没见过任何种花的园子；这里没有人家门前的小花园。院子里摆的盆花显出人们多少有些爱花，最穷的脚夫也会停下来摘一把山茶装点他的担子，或者摘一朵花插在耳后。有钱人都喜欢住在大城里，好和他们的同类往来。

有一天，脚夫头拿着我们的手提箱，慌慌张张地进来，拖着一个吓坏了的人，说是这人的马把行李挤进了溪里。叫我们吃惊的是，行李正往下滴水，那个肇事的人被拖来看看损失有多大。不过，我们一贯的好运又跟着我们了：一件新的绸晨衣虽然浸透了泥水，我的画稿（就放在它旁边）却只是背面沾了些泥印，别的什么也没坏。那人说他非常抱歉，显然以为我们会要他赔。他分辩说自己只是个穷庄稼人，没有钱赔。脚夫头要对一切损失负责，脚夫不小心弄坏了东西，他必须赔偿，所以要是我们不要赔偿，他无疑会向那人勒索；既然我们不要，他便叫那人磕头；我们的仆人也厉声重复这道命令，一群看热闹的人饶有兴致地观看，也跟着吆喝；于是那人趴在尘土里，额头磕在地上，我们真忍不住要笑出来。那种悲喜交加的样子，滑稽得叫人忍俊不禁。不过，必须让我们的人认识到这件过失的严重，免得我们的古玩遭到更大的危险。这时，几个脚夫进来，求我看看他们的扭伤、脓包之类，这才岔开了，于是我们打发走了那个可怜的庄稼人，开起我们的门诊部来。到了这个阶段，脚夫们很容易有些撑不住，因为劳累开始在他们身上显出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庄稼几乎就在我们眼前一寸一寸地长。平原上的芥菜田黄得耀眼，香气扑鼻，罂粟和野蔷薇也开始开花了。我们注意到各种野葡萄藤很美，还有威尔逊千里光那巨大的叶子。这些葡萄藤和蔷薇品种极多，在云南东部，我们还发现了格外芬芳的白色木香花。威尔逊先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植物，发现了不下两千个新的植物品种，切尔西的维奇公司藏有他带回去的植物，极有意思。他竟能带回五千多件标本，凡是知道运输之难的人，都会觉得这几乎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在这一带遇到的、长得最繁茂的花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要数云南黄素馨，那是一种鲜艳的大朵素馨，长成的花篱壮丽极了。我们要是能多待些日子，就能看到更多灌木开花，因为我们到处都看到它们含苞待放。

这一带的建筑比中国中部更加华丽，村子里许多房子装饰得十分讲究，门前有美丽的木雕屏风和栏杆。有些铺子的柜台两端雕着极其机灵的小兽，做成灯笼模样的招牌也极其如画。有个村子的入口处，立着一面大照壁，这种照壁常常对着村子的大门，这一面上的图案怪诞之极。画的是一只巨大的怪物（介于猫和蛤蟆之间），死死抓住一只正在逃命的老鼠，老鼠拼命想挣脱，一条后腿被拉得长得出奇。凡是稍大些的村子都有这样一面照壁（中国话叫作「照壁」），约十五英尺高，二十五英尺长。有些照壁上的图案很有艺术性，不过一般来说，它们最好的地方在于所画的各种走兽动作生动，我（凭记忆）画的这一幅就是一个好例子。照壁下面的轿椅，就是我们坐了约一千二百英里的那种；那是你所能想象的观赏乡野风光最舒服的方式。座位底下装着我们所有的零碎行李，脚夫们则把他们的东西挂在椅背上。

二十一大理府

初见大理湖（即洱海），西岸一列雪山绵延，景致极美。这是典型的中国风景，也就是所谓「山水画」；只是每年这个时候（三月初）风势太猛，北面远处那一带雪山总被遮得看不见，我们在附近待了五天，竟一次也没有望见它们。湖的南端有一个很大、很要紧的镇子，叫下关，在某些方面比大理府城本身还要紧，因为它正当从云南府到腾越的大道。所有的商队都径直穿过下关，并不岔道去大理。这里常常赶集，集上可以见到各种土著部族，如苗人、倮倮、民家和掸人。此地以风大著称，是随便哪里都难得找到的多风之地，我们往返大理，两趟都觉得它不好受。在大理，风到夜里闹得最凶，一阵一阵猛扑过来，把我们屋子的墙都拆散了，照片和经文纸片像小阵雨似的洒满我的床，几乎要把我们从床上掀下去。因为这风，湖上总是凶险；我们到湖边去的时候——离城约莫一小时的路——只看见几只小渔船贴着岸边泊着。湖畔的村子住的大多是民家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这些村民里能说汉话、甚至能听懂汉话的，相对说来寥寥无几，学汉话的人也只是为了进城做买卖。妇女和姑娘梳的发式与汉人颇有不同，脸型也是另一种。她们也不缠足，穿的鞋也没有那么精致。她们看来很友善，只是好奇心未免太重了些，害得我们那顿野餐没能吃得像应有的那样尽兴。

我画了一座小桥，桥头有一座塔楼样的牌坊，形状如画，引人上桥，后面可以望见群山高高耸起。这些山极少有人知道，有一个欧洲人上山去访一座几个钟头路程之外的庙，迷了路，过了三天才找回来；回来的时候他饿得精疲力竭，衣服也被他不得不硬挤过去的灌木丛撕得差不多成了碎片。山里居民很少，性子凶悍，难以捉摸。

大理府的妇女是我们在这一省遇见的最和气、最肯应答的，有些看上去颇为聪慧。她们做各式各样漂亮的刺绣，我们很高兴能趁机向她们订做草帽，好遮挡日头。然而看到帽子是由一个妇人和一个孩子顶在头上送来的，我们却一点也不高兴；虽然在中国这似乎被看作再正当不过的事。要么就戴这几顶帽子，要么就什么都不戴，而不戴又太冒险，别无他法可想。我们深信，帽子里衬一道「箍」的做法必定起源于中国，在这里，从最低微的人到最显贵的人，无人不用。最穷的苦力那顶硕大的、薄饼似的草帽里也有一道篮编的箍，这顶帽子替他遮日头也挡雨。这种帽子直径两英尺，帽箍又把它高高托离头顶，样子滑稽之极，得靠两侧和脑后一套繁复的带子系住，有时还缀着最鲜艳的流苏，再用鲜绿的带子在下巴底下打个结。帽箍最受欢迎的颜色是品红，料子用的是缎子。本书卷首我的那幅画像，便是我们全套的旅行装束，还有佛教香客的手杖和一副牛角眼镜，这种眼镜从前是「读书人」的标志。回到家里，我们发现这帽子比起伦敦时兴的尺寸，简直算不上夸张。老刘给自己弄了另一种样式的草帽（见书中插图），还配了一个鲜绿色的防雨罩。

到大理府来的外国女士很少，所以我们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轰动。一位官太太（城里地位数第二的）趁机来拜访做我们东道主的那位教会护士。这位护士曾协助医生给这位太太的女儿动过手术，那姑娘脸上有一处破相。太太来访时正赶上午饭刚刚摆上桌，自然只好无限期地推迟（中国人的拜访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她穿得华丽极了，一条淡紫色的裙子，绣着品红和绿色的花样，是从成都来的，外面一件毛皮里子的李子色袄。她头上插满了金簪，还有一颗大琥珀珠子；一个纽扣上挂着金牙签和金耳挖，她使用起来，从容得像个法国人。我们的衣服被她细细察看了一番；她甚至捏了捏我的脚趾，看它是不是真能伸到鞋尖，我索性把鞋脱了，让她看个明白。也许正是这一举动壮了她的胆，她接着便从背后动手给我的朋友解衣服，要看看她的衣服是怎么穿上去的；可是罩衫和贴身背心都解开了，那么细的腰怎么围得住一条裙子，仍旧是个谜——这个难题恐怕永远解不开了，因为中国的裙子一边是完全敞开的，只是往身上一裹。另一边也一直开到裙腰，只不过上衣垂下来盖住了，看不出来。我们喝了好一阵茶，这位太太同女主人说话，也同女主人的仆人说话，一视同仁，她自己的仆人始终留在屋里，也在喝茶。我们的年纪是非谈不可的，原来我的岁数几乎和她相同，于是我得知了一件有趣的事：我是属狗的。因为我头发是淡黄色的，中国人一向认为我早已八十开外，这回如此，上回来时也是如此。这个错觉极其有用，它使我值得人们大大尊敬，也使我四处旅行、坐在大路边写生显得体面得多。

拜访还在拖下去，我们接着又谈到衣服的价钱、到过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嫁人，以及许多同样有趣的话题。这样谈了约莫一个钟头，客人表示想看看卧室，要去卧室得穿过饭厅，她惊讶地发现桌上摆好了饭。白桌布对她来说是件新鲜东西，她看得兴味盎然。她央求让她看我们吃饭，于是自然请她一同来吃这顿迟了的饭。趁着饭菜端上来的工夫，她上了楼，把样样东西仔细看过，还试了试床（可怜的女主人！），又讨要一点「跳蚤药」，也就是一种驱蚤粉。

我们坐下吃午饭，这位太太打发仆人从她的轿子里取来一块颜色极美的丝餐巾，用一只金扣子扣在袄领的纽扣上。她用叉子代替筷子，用得相当顺手，可是刀叉并用，她觉得难，就像我们觉得用筷子难一样。按照中国的礼节，大家都用自己的餐具去取菜，而那盘菜恰好离这位太太很近！鸡骨头用不着了，她就从肩头递给身后的女仆，让她扔到院子里去；要是在她自己家里，更自然的做法是往桌子底下一丢。即便在富贵人家，平时也不铺地毯，只有新年一类特别的日子才铺，所以地板和户外的地面是同样对待的！凡是不合她口味的菜，她也递给女仆去吃，我们觉得这倒是仆人的一种新用处。上菜的小厮一闲下来，她就当着女主人的面，把家务安排、买菜等等事情一一细问，仿佛女主人不在场似的，问来的消息似乎叫她大感兴趣。她不住地劝我们吃，自己也吃得十分尽兴，时不时用自己的汤匙从盘里舀汁，尽管她正是要去赴宴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英国丝带，并说明它的用法，幸好这与她早先听说的英国人的衣着正相吻合；可是她没有照中国的习俗回赠我一样东西，我不免失望。我好奇地想看看她会送什么，这份好奇心受了应得的惩罚。最后她告辞了，看来对这次拜访十分满意；在「中央之国」，这样的拜访一点也不算长，虽然我们已觉得有些累人了。

二十二从大理府到腾越

我们离开大理府的那天早晨，天色阴沉，像要起风暴，照例又是一阵阵的狂风；走了约莫两英里，便到了那座有名的慈悲女神庙，供的是佛家的观音。我们的脚夫进去烧香，祷告女神，就像他们刚到大理府时那样；因为她是苦力阶层极爱戴的神。一个小水池似的地方，当中有一块巨石，石上高高架着一座精美的小神龛，据说这块石头是女神（化作一个老妇人）亲自搬来的。再往里的院子是一座佛寺，一个侧院里有一座供奉一位名将的庙，里头他的塑像比我们此前见过的任何一尊都要栩栩如生。脚夫头趁这个机会向女神问他母亲的安好——他已经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可是得到的回答既不如意，又含糊不清！我们的脚夫头是个古怪的人，却着实招人喜欢。有一回我们给他一两银子，让他请大家吃一顿猪肉，他扣下了一部分，众人大为恼火。为了平息众怒，他不但得把钱如数交出，还得自掏腰包再请大家吃一顿猪肉。他戴着一只极美的玉镯，无论我们其余的人身上沾了多少尘土，他看上去总是一尘不染。有些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可爱的本事，永远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我们准备再动身时，大雨倾盆而下，于是脚夫们戴上帽子，个个都不肯走。然而时间耽误不得，我们坚持出发，过了一会儿雨停了，风很快便把我们湿透的衣服吹干了。穿过下关，拐进山谷，我们从一道厚重的城门进了峡口，这城门是防御工事的一部分，风像飓风一样从门洞里呼啸而过，把我照中国样式缠在头发上的一条黑头巾一把扯了去，因为那顶硕大的帽子是根本戴不住的。我们穿过一道气势逼人的峡谷，沿河而行，直到晚上歇脚的地方。在大理时我们已经打听到，官家的驿馆在没有官员住的时候，是向行旅开放的，于是我们派人先去一处订房，结果房间的质量和大小都占了便宜，我们住进了一间立着柱子的大仓房似的屋子，看样子从前是当马厩用的。第二天夜里我们就没有这么走运了，头顶阁楼上闹着一群老鼠，是我平生遇到的最疯狂的一伙。它们狂欢作乐，把天花板震落了不少，砸在我们头上，最后老鼠们自己也像受了惊的马群一样冲下来，扑到我们身上，对不列颠人的面孔和身躯毫无敬意。天刚破晓，又有一群鹅、猪、鸡和骡子齐声合唱，那可怕的噪音把清晨搅得越发难熬，我们赶紧逃开，投入那露水淋漓的可爱原野。过了一座铁索桥，我们开始穿过松林，爬一段又长又陡的山路，一天之中处处新鲜的美景，很快便叫人忘了夜里受的罪。那一长列雪山横在我们身后，我们一连三个小时越爬越高，来到长着高大杜鹃树的地方，那杜鹃开得一片鲜红，各色蔷薇攀在其间，爬得老高。

我们在脚夫们近旁的树荫下坐着稍事休息，一个陌生的苦力走过来，戴着帽子就在我们身边坐下，惹得我们的一个脚夫大为愤慨，当即朝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等我们那人一转身，他也回敬了一脚，不过除此之外，他对被赶走这件事倒也毫无异议。接着我们自己的一个脏得多的脚夫过来占了那个座位，大概是为了防止别的闯入者再来占。从大理到八莫这一路，倘若还能比得上的话，比这趟美丽旅程中以往任何一天都更美。树篱上繁花似火，贴梗海棠美得惊人。那花朵之大、颜色之艳，叫我们吃惊，植株之大也叫我们吃惊，与其说是灌木，不如说更像一棵树。空气里飘着茉莉和橙花的甜香，还有些不知名的灌木的香气。上坡下坡越来越长，越来越陡。我们看到一种新式的桥，极有意思，完全是用藤条编成的。这桥像一张吊床，却足有一百英尺长，编得很稀松；唯一不是藤条做的部分，是当中一条供人行走的窄木板，还有两头竖着的木杆。桥上有一道藤条扶手，可是它只在两头系住，抓着它也没有多大用处。

离开大理府后的第七天，我们渡过了澜沧江，这条江深陷在一道窄峡之中，极其如画，江上横跨着一座精美的铁索桥。清早我坐着写生的时候，空气里满是野橙花和素馨的芬芳，路边挺立着一丛丛好看的橙色苘麻。我画的铁索桥，在工程师眼里自然会觉得不准确，因为弧度太小；可事实上，这些桥造好之后，还要费极大的力气用绞盘把铁索绞紧，直到它们（相对说来）成为水平的。桥头入口上方的匾额上写着「神造」二字。

这些山属于喜马拉雅大山系，支脉几乎是正南正北走向，所以我们由东往西的路总是上上下下。到了晚上歇脚的地方，我们发现客店全都住满了，只有一家有一间屋子，却没有床。几番争执之后，有一家客店答应撵走几个苦力，把他们的屋子让给我们；可是进去一看，那样子实在不敢恭维，我便去看那间没有床的屋子是什么模样，原来是马厩上面的一间大仓房，里面除了一座家堂神龛和一些草料之外，什么也没有。在我们看来这里要好上无数倍，尤其是它有两扇大窗，正对着群山。我们把油布铺在地板上，再把褥子铺在油布上，过了一个比许多夜晚都舒服得多的夜，既没有猫也没有老鼠来打扰。就在一两夜之前，一只猫袭击了我们的食橱，我们还以为那已经收拾得十分牢靠了，它却打翻了锅子，掀开盖子，叼走了我们那只嫩嫩的小鸡，锅里只剩下一条腿。每晚睡前我们总得把所有吃食仔细收好，不过这倒没什么要紧，因为早上动身前我们什么也不吃。说真的，我们发现这一路所需的食物比在别处少得多，一天两顿清淡的饭已经绰绰有余。中午我们总在野外吃午饭，脚夫们把我们放在村子外头，他们自己进村吃饭。

食物被偷后的第二天，我们连一只鸡也弄不到，再过一天，只好将就一只老得像史前动物的鸡。事实上，我们的手都因为同老鸡搏斗而磨出了茧子。有时也会意外地冒出些美味，到永昌府城的时候，我们确实得了一个新奇的惊喜。我们正坐着吃晚饭，知县派人送进来一张名帖，还有一个托盘，上面是两只肥鸭、两听沙丁鱼和一瓶下议院牌威士忌；另有两只活蹦乱跳的鸡放在地上。我们请人向知县道谢，感谢他的盛情，收下了那两只鸡，其余的礼物则按照习俗退了回去。我们的仆人一直想给我们弄一只鸡而弄不到，所以这份礼物来得正是时候，我们真想当面向这位彬彬有礼的知县道谢。

晚饭后我们叫来脚夫头，因为这里是我们支付工钱的地方之一，看他满不在乎地把三十六两银子往袖子里一藏，我们觉得很好笑。从云南府到八莫，走了三十三天路，雇十八个脚夫的全部费用，不到三十四英镑。

在我们整整六个月的旅程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欧洲人。他很客气，不但允许我们住他在腾越的房子，还把他储藏室的钥匙给了我们；他事先已经听说我们要来，早已吩咐看房子的人留意迎候。其实，即使没有遇上，在大路上我们也不大会错过他，除非是在一处为了抄近路而新修的路段上——老刘先去订房时，走的正是和我们相反的那条路。

渡过澜沧江三天之后，我们又爬了一段更陡的下坡路，来到怒江，江面海拔二千三百英尺。此地以瘴疟闻名，名声坏透了，不过在这个季节并没有什么可怕的。然而我还是给想服奎宁的人每人一剂，结果人人争着要。队里唯一不能服奎宁的那位，试了一种常被认为很好的代用品——肉桂。怒江上有一座两孔的桥，当中用一座精美的石墩连接。附近的村子似乎住的是掸人，脚夫们歇了好久，才开始那艰苦的上坡。我们往上爬了约两个钟头，很庆幸能歇一夜再爬剩下的三个钟头。我们早早派了一名护卫先去，抢下了唯一的一家客店，那客店造得很简陋，而且正如常有的那样，隔板薄得可以从这间屋子把那间屋子看得相当清楚。

第二天的景色格外壮丽，从这里起，植物带上了半热带的气息。猴子在林间吠叫、吱吱喳喳，却始终不露面，我们花了长长的一整天，从前一天傍晚那样辛苦爬上的八千英尺高处往下走。再过一天，我们冒着狂风到了腾越。说实在的，我们发现在旅途中最累人的就是风。

腾越（从前叫作莫棉）设有英国领事馆，领事本人虽然不在，我们却承他的安排，在那里受到了殷勤的款待。他那位可爱的中国管家用最好的英国式欢迎迎接我们，一开口就问：「小姐要热水洗澡？」「另一位小姐要热水洗澡？」叫我们高兴极了，他随即便去准备。他原来是个最周到的仆人，告诉我们要什么尽管开口。自然，头一件要紧的似乎是找个洗衣妇，他答应「去捉个女的来」，第二天早上便领来一位满身珠宝的漂亮本地女人。我们又请他弄一小块羊肉，好在路上吃，他说：「羊肉捉不着，山羊很好。」

腾越一带风景如画，四面环山，城里也比大多数城市开阔干净。人们举止和气，对外国人很友好。这里有新建的海关和邮局，还有供欧籍职员居住的房子，还没有全部完工。这些房子被围墙环绕着，十分显眼，我们从山上下来时，隔着好多英里就望见了。我们觉得这是买中国东西的最后机会，于是花了一下午逛铺子，却不怎么成功。这地方有名的玉，我们发现比预想的要贵，选择的余地似乎也不大。天色阴沉，像要下雨，我们便买了防雨的帽罩，一便士一个，结果它们驱散乌云的效果十分灵验。集市上有菠萝、香蕉、番茄和各种蔬菜；我们还买到了邮票，大理府的邮局里差不多连一张也没有。事实上，在云南省的大多数邮局，我们买邮票都颇费周折。

歇了一天之后，我们踏上了在中国的最后一段旅程，一想到它这么快就要结束，一天比一天更觉依依不舍。天越来越热，风越来越大，路远没有先前那么美，客店也分明更糟，然而我们仍旧恋恋不舍地回望我们走过的这片「花国」（这名字真是名副其实）。这一带似乎住的大多是掸人，这是一个体格健美的民族，看上去很干净，妇女的衣着也很如画。她们大多一身黑衣，戴着大件的银饰，高高的黑头巾上俏皮地插着一簇簇茉莉，十分动人。她们的村子看上去和汉人的村子截然不同。客店看起来很寒碜，其实倒不像外表那么不堪；昏暗的光线里，我隔着那透风的竹帘（它就算是墙了）看见一头肥猪从我身边站起来，吃惊之余，我不禁想到，自己曾经在多少环境更舒适的地方，度过了远不如此舒服的夜晚！我想那头猪一定是在我睡着之后才搬来同住的。

从腾越到八莫，一路都沿着大盈江而行，头一段最是累人，因为常常就走在河床的卵石滩上，太阳的热气从石头上反射上来。我们脚夫身上的衣服一天比一天少，连那个怕冷的家伙也脱掉了他那件一先令六便士买来的皮袄。事实上，脚夫们开始像那些老套画像里的施洗约翰了，露着一条光胳膊。我们有个周到的小伙计，每天早上一觉得天热、该戴帽子了，就把帽子递给我们。自从有个脚夫自作主张地把我朋友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之后，我们便一直把帽子牢牢拴在轿椅上。

我们客店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场很有趣的、极其简陋的戏。那是一种还愿，为一个病人康复而酬谢神明。戏台就在路中央，一张桌子，桌前一条小板凳，主角就站在板凳上，扮的是皇帝。他在那部遮住嘴巴的飘飘长髯底下念了许多台词，时不时装作捋一捋胡子。那胡子是用细绳挂在耳朵上的，轻轻一拽就会掉下来。他面前站着三个穿得花花绿绿的角色，隔一会儿跳几步舞，转个身；他们也时不时念几句。不过他们的主要事情似乎是扇扇子和吐痰。累了，他们就退到桌子后面喝茶，那皇帝一眨眼工夫就扯下胡子、脱掉龙袍，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衣服都扔进一只大筐里，那筐里似乎装着全部的行头。看戏的人其实才是这场戏里最有意思的部分，好几个妇女显然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衣服，高高的头巾上缀满了精美的银饰，还戴着沉甸甸的项圈和手镯。我们终于开始离开那到处流行的大脖子病了，重新看到干净健康的人，真叫人松一口气。

二十三由中国入缅甸

走近英国领土，景色渐渐变了，离边界还有一天路程的地方，草木忽然一下子变成了热带的模样。树木高大得多，笔直如箭，直插蓝天。往往有巨大的藤蔓一圈又一圈地缠住它们，把它们勒死，仿佛在吸吮被它们杀死的树的血液，自己的藤干几乎长得和树干一般粗，臃肿的大叶子把受害者遮得严严实实。长长的触须从树梢垂下，兰花和蕨类在高高的枝杈间长得密密麻麻。万物都有一种光彩、一种硕大、一种生命力，其中隐隐含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真的，那就好像有一股邪恶的力量笼罩着一切，把较弱的东西死死攥住，毫不留情地压碎。蜘蛛网像一块块薄纱手帕铺在坡上，网中央张着一个个门洞，你能看见那巨大的蜘蛛四肢摊开趴在那里，一副傲慢的神气，仿佛在说：「请进我的客厅来坐坐吧？」猴子在看不见的地方吱吱喳喳、叽里咕噜，其中有些——那种「长臂猿」——个头很大。鹦鹉尖叫着，羽色朴素、我们熟悉的鸟儿不见了，换成了羽毛艳丽、嗓音尖利而不讨人喜欢的鸟。我们还遇到了各种部族的人，如掸人和克钦人。

一想到要离开中国，要同这些可爱的同伴分手，要结束我们平生最愉快的一次旅行，我们的情绪也有些低落。最后一夜我们住在一位「头人」家里，不过这位大人不在家。我们住在楼上一间舒适的屋子里，俯瞰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满是驮畜，赶牲口的人照例同牲口一起露天睡着，尽管半夜里下了一场可怕的雷雨。我们的屋子没有门，我们挂起一道帘子，一个兵就睡在门外。顾先生和老刘在楼下家堂神龛的两边，一边睡一个。第二天早上我们照常时刻动身，走了几英里，护送的兵便在一条小溪边向我们告辞，这条小溪把世上两个最大的帝国分隔开来。一根粗糙的树干充作桥，我们看见老刘在桥头胆怯地踌躇，直到一个脚夫可怜他，过来把他扶了过去。我们的脚夫除了两个以外，都是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我们觉得应当做点什么来庆祝一下，我也很想让他们到英国哨所时显得最体面。然而我提出要给他们都剃头梳辫，却是白说，因为我发现这差不多得花上一整天才办得成；况且在邻近的村子里连个剃头匠都难找到。剃不剃头，他们的模样竟会有天壤之别，这真叫人吃惊，因为他们头的大半部分是要剃光的。我们只好放弃了风风光光露一回面的念头，不过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英国哨所，这也就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标志着领土不同的唯一东西，是我们如今走上了一条极好的大路，桥也都造得很好。我们答应脚夫们当晚「打牙祭」（也就是吃一顿猪肉），可是到了过夜的那家极不像样的客店，却弄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那是一座竹子搭的房子，四处透风，颇像那种网眼的衣料，照例我们的屋子在正中间。地方倒是显得又大、又通风、又干净，可是得用上我们全部的行李和帘子，才勉强围出一个屏障来。晚饭后，我们把所有的空罐头和空瓶子都摆出来，因为苦力们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他们一路上一直央求我们把饼干罐送给他们，饼干罐是最大的奖品，不过果酱罐和黄油罐做饭时也用得着。饼干罐早已许给了被认为最应得的人。他们替我们把饼干罐放进轿椅的时候，总要敲敲它，冲我们眨眨眼，仿佛在说：「这个总有一天是我的。」或者摇一摇，看它是不是快空了。到这时我们已经攒了一大批，分发起来热闹有趣。脚夫们还请求给些奎宁，好带着回头再过怒江；每人得了两剂，心满意足。

最后一个早晨来临了；我们最后一次听到那熟悉的起床吆喝：「起来，洗脸，吃饭。」我们恋恋不舍地沿着那条穿过森林的美丽大路走去，这样的路，脚夫们是从没见过的。我们事先订了一辆马车，在离城十英里的地方来接我们，因为天气已经热起来，一天走完全程太远了；于是我们安排随从和脚夫第二天带着轿椅和行李随后到八莫。我们在驿站客舍停下，一位从八莫来的朋友在那里迎接我们，喝过茶，我们把随身用品搬上马车，向八莫进发。那车又吵又颠，我们一路咔嗒咔嗒地往前走，心里好不怀念我们那舒服的轿椅；可是没走多远，挽具断了，车子猛地停了下来。用一块布把它扎起来，撑了不过半英里左右。我又拿出一根绳子，效果好些，可是只过了几分钟，哗啦一声，前轮之间的车轴断成了两截，这下彻底完了。我们只好狼狈地坐在路边，至少等了一个钟头，车夫骑着那匹马去另找一辆车。啊，真想回到中国去，那里的事情虽然慢，却稳稳当当！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随从带着行李到了，同他们算清了账，把两乘轿子和抬杠送给了他们，我们依依不舍地同他们道别。我想双方都极其盼望着能再相聚，再来一趟这样的旅行。许多旅行，要等时间隔开一段距离、把它酿得醇和了，才能忘掉其中不愉快的事；可是回想这一趟，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十二分的满意。

二十四中国当前的局面

前面各章写成以来，中华帝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朝代开始了。皇帝与皇太后突然同时去世，起初举国上下一片惊惶；可是不久便看得分明，政权的缰绳已经落到了坚强而干练的人手里。摄政王已经表明，无论对外对内，他都打算继续推行前朝的政策，改革成了当务之急。

在本书的最后几页，我不揣冒昧，把当前正在考虑的几个要点作一简要的概述，这些要点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可望出现的变化。眼下筹划中的立宪大变革究竟会有怎样的结果，任何人，无论对中国事务多么熟悉，都无法预言；然而让欧洲公众了解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情形下进行的，却是要紧的。至于我，除了请大家留意改革者道路上的种种问题与困难之外，再多说什么便是僭越了。

目前中国的政体是君主专制，由于新皇帝年仅四岁，最高权力便交给了摄政王，也就是他的父亲醇亲王：名义上是皇帝任命的，实际上是已故皇太后指定的。辅佐摄政王的是军机处，由五位朝廷重臣组成，其中有帝国最干练的几位政治家。此外还有若干部，分别掌管国家各个部门，如外务部（从前叫总理衙门）、农工商部、度支部，以及学部、法部、陆军部、海军部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部都在摄政王的绝对控制之下。他握有最高权力，对任何品级的官员，都可以随意罢免、流放或处死，无须任何审判手续，最近袁世凯大人一案便是明证，袁大人是中国最干练的政治家之一，也是教育改革的领袖人物之一。这些部的全部官员、各省总督巡抚、出使外国的大臣，都由摄政王任命。自一九〇〇年那场乱事以来，要求立宪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几年前，两江总督端方大人奉派出洋考察，到过欧洲几个大国，又到了美国和日本。关于这次考察的结果，我引用他自己的话再好不过了。这些话出自他为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所写的一篇序言，这部书最近已译成中文。「我在各文明国家，意在择取比较其宪法。到了伦敦，得见其君民之间宪政秩序之美。日本维新，得之于英国者甚多；我国日后取法英国，当更多于日本。……译者马林博士有言甚善：『欲立宪，必师英国；欲师英国，必读英国史。』」

朝廷已经决定设立代议机构；又另派使臣赴欧洲，更详尽地考察立宪的办法，并且正在采取措施，让中国人民为这场重大变革做好准备。发展地方自治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摄政王对两江各省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加褒奖，勉励各地效法端方大人的好榜样。选民的范围将极为有限：包括第一，一切有功名的读书人（只持有教会学堂所授学位的学生不得投票）；第二，一切拥有五千两银子（约合七百五十英镑）以上产业的人。有资格投票的人还要受进一步的限制，吸鸦片的人、和尚等等都不得投票。第一届议会召集的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拟议在本朝第四年召开。

现政府的显著特点，是行政与立法两种职能的脱节。上谕一道接一道地颁发，可是其中绝大多数，几乎没有做什么去付诸实行。官场的腐败几乎无处不在，要同它斗争困难重重，以致许多正直的人不愿踏入仕途，因为他们觉得在自己的衙门里也不可能杜绝贿赂。直到现在，贿赂一向是被认可的，除非是太过明目张胆的案子，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如今则要认真设法加以禁绝，并且承认这是一种危害公众的罪恶，前文所引的那道上谕便可以看出这一点。

中国的一般公众对代议政体的问题并不怎么关心，事实上也一点都不懂，但对社会改革问题却越来越关注了。其中最迫切的一项是监狱改革。治外法权的协定始终令中国人恼恨，虽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只要行政、监狱和法律还处在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协定便有存在的必要。朝廷已经委派专员，彻底调查整个问题，研究欧洲的监狱办法，而据报纸消息，还从大不列颠进口了一副绞架！许多地方正在兴建新监狱，然而这是人道所要求的变革中最不要紧的一项。

比监狱改革更要紧的是鸦片问题。自今年年初上海会议以来，禁烟的努力更加有力，据报告，凡是官员忠实热心地执行谕旨的地方，都取得了真正的进展。端方大人在一份报告中说，禁烟运动开始以来的三年中，吸烟的人有百分之六十已经戒掉了。种罂粟的田亩和烟馆的数目都减少了一半以上。

我们在云南省曾看到大片罂粟田，现在传来的消息说，旅行者在那里几乎一株也看不到了；四川和山西也传来同样的报告，说除了个别偏僻地区之外，罂粟已经完全被别的庄稼取代了。烟馆正在关闭，种植和贩卖这种毒品的人要受罚款和其他惩处。除了现行的严厉处罚之外，倘若在规定期限内仍不戒烟，还有更严厉的处罚在后头。根据最近的一道上谕，从今年起到宣统五年，官员吸食鸦片的最高刑罚是绞刑；到第六年，这项刑罚将推及士绅，到第七年，推及平民。毫无疑问，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决意铲除她认为是国民生活中最大祸害的东西，倘若我们因为自私的打算而不肯忠诚地与她合作，那将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减少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并且只要中国政府表现出禁绝这项贸易的诚意，就在一九一七年前完全停止；可是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所做的种种努力，却正被英王陛下政府的抗议所挫败——这种两面手法，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过去两年里，端方大人在江苏省所做的出色工作，实际上就是这样被叫停的。「由于英王陛下政府抗议其与条约规定相抵触，他的行动被中止了。整个计划现已搁置」，等等。〔注九〕

中国在处理鸦片问题上还要面对其他种种困难，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五日的一道上谕把它们一一列了出来：

「禁烟一事，为强国之要图，亦为兴民教民之根本，其中关乎卫生，关乎富民，关乎地利之开发，关乎国帑之漏卮。天下瞩目，各国亦多表同情，相与赞助。

「此事有三端，彼此相关，互为依存：曰禁吸，曰禁种，曰筹款以抵补土药税之亏短。三者之中，有一端办理不力，其余二端即受牵掣，欲期成效，终属徒然。

「近年以来，官员之染有烟癖者，虽经禁烟大臣及各省督抚屡次查验参劾，而玩视禁令、粉饰掩盖者，仍复不乏其人。

「至各省禁种罂粟，原定十年之内逐渐递减。嗣后云南、四川、山西、直隶、黑龙江等省当局，奏请一年之内一律禁绝。此固足见其志在必行；然各该省是否一律切实奉行，地方官能否劝导百姓于其田土改种他种有利之物，俾资生计，乐于遵禁，尚有待于察看。

「此项土药之税厘，为军饷之大宗。近据度支部奏请加增盐价，以抵补此项税厘，业经允准。然此法所得，统计不过四五百万两，所短尚巨。

「朕锐意图治，一则忧吾民积弱已久，振作为难；一则惧友邦之期望，未易副其所求，焦劳日切，无时或释。兹特重申吸食之禁。禁烟大臣及京外大员，务须实力认真，禁止所有文武官员吸食。统兵者、主持学堂者，责成其禁止兵士、学生吸食。至商民人等，其责当归之民政部、各省督抚、将军及顺天府尹。务须访求良方，设立戒烟局所，遇有必要，施送药品。并当激发其廉耻之心，参酌外国之成法，俾民间积习渐次减少，终至于根绝。

「至禁种一事，着各省督抚、顺天府尹及各将军，督饬所属，认真彻底办理。并当劝令改种他谷，以代毒卉，视其成效之大小，分别奖励。由民政部督察施行。

「至筹款抵补税厘之亏短，着度支部悉心筹议。此固为紧要之一端，然权衡利弊，统筹各项财源，亦非不可措置。各省督抚如有切实可行之良策，着即奏请采择施行，俾办理禁烟者不致为财用所掣肘。国家用度虽形支绌，断不肯饮鸩止渴，借此害人之毒物以疗饥解渴，务使吾民永除此一大害。

「如此分任其责、分行其事，不准推诿；凡有职守者，均着各竭其力，助朕以地利改善民生，共致治平。京外各衙门接奉此旨之后，务将办理此事之章程，详细具奏。」

〔以上上谕钤有摄政王之印，并由军机大臣庆亲王、世续、张之洞、鹿传霖署名。〕

这道上谕把我们引向另一个问题，要解决它，非动用中国最干练的政治家不可，那就是财政问题。与其靠借外债来渡过眼前的难关，她也许更明智的做法是求助于外国的专门人才来对付这个问题。

中国拥有无可计量的矿藏，铁路事业也应当成为一项可观的财源，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外国人对此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于是铁路和矿山的利权被让与出去，如今中国正设法把它们收回到自己手中。她对自己订下的协定并不总是信守，而列强则叫人想起一群龇牙咆哮、为争夺猎物而厮打的猎犬。可以肯定，中国目前还离不开外国的帮助，然而从长远看，花钱聘请最好的专门人才，大概要比讨价还价、急于求成更有利。眼下，这个国家的矿藏只有在受过训练的欧洲人指导下才能成功开发，可是中国人对外国的援助心存疑虑——这一点，必须承认，也并非不近人情。已经让与外国的矿山利权始终是摩擦的根源，引起无休无止的争执。误会是免不了的。

在中国今日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之中，最重要的或许要数教育制度的变化。有人说，中国在旧的教育制度中所看重的，只是学问和文章，这话有些不公平。倘若其中没有某种更有生命力的东西，它很难在好几百年里站得那样稳固。那个有生命力的要素，也许就是对道德的热爱，在中国，这种热爱与学问是密不可分的。如今旧制度已经彻底废除，中国的经典有被冷落一旁的危险。变革一开始，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一废，成千上万的学生便涌向日本，急于吸收那将要取代旧学的新学。从某方面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从前的教育主要是培养记忆力，他们学起所教的东西来十分敏捷，这自然使他们以为，只要把一门学科的术语背熟，就算是掌握了它。结果正如人们所能预料的那样，很不令人满意；因为他们带回国的，只是一堆二手的、未经消化的知识，没有任何像样的根基。日本在最近那场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之后，影响一度压倒一切，不久便衰退了，连日本人自己也对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的轻率深感懊悔。〔注十〕这些归国的留学生根本不配做「少年中国」的教师。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帝国，要找到足够称职的西学教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人人都看得明白，而任用不合格的教师，又给学堂带来了许多混乱。躁动不安、不服管束的风气日甚一日，政府试图以责令更严格地尊崇孔子来加以遏止。

在教会学堂里，这种风气的影响也感觉得到，只是程度较轻。所有教会都应竭尽全力抵制这种情绪，培养忠诚与服从，同时尽可能使自己的教育与官立学堂的教育相衔接，这是极其重要的。如今政府为了聘到能干的教师，开出高得多的薪水，这使教会大受掣肘，教会若要把他们开创得如此成功的教育事业继续下去，就必须准备作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至少办有一千五百所初等学堂，学生不下三万人。这些学堂的教学通常胜过官立学堂，设备却差得多。

目前正向英国公众提出的种种计划，要让受过教会学堂训练的人继续接受大学那一级的高深教育，在这里一一介绍并不相宜；然而欧洲人所办的教育——无论是教会学堂还是其他学堂——必须是第一流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必要时宁可缩小规模，也不可容许工作的质量有丝毫欠缺。大多数教会都有一种倾向，承担的工作超出了自己能够胜任的限度；我钦佩他们往往在沉重的压力下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不能不希望，今后对那些为中国教育复兴而辛劳的人，能给予更慷慨的支持，尤其是增添人手。

到大不列颠和美国去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不过人们也认识到，走这条路有困难，也有危险。中国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端方大人，为这些学生定下了一套明智的预备办法。凡由官费派往国外的学生，每年都要在南京举行一次考试。一九〇七年应考的有八十四人，其中男子七十二人，女子十二人。考试科目如下：英文作文，英译中和中译英，拉丁文，法文，德文，化学，物理和生理学，历史，地理，中文作文，几何，三角，代数。不及格的只在语言科目上。

康德黎先生最近在中国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脑子的平均大小超过其他任何民族；而来到欧洲的中国学生，确实表现出不仅能在学业上跟得上我们的学生，而且常常超过他们。

整个文明世界曾惊奇而钦佩地看着日本民族在近代的迅速进化，如今中华帝国也决意进行一场类似的变革。她要完成的任务艰难得多，而且由于帝国幅员之广，这项任务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很可能也要大得多。中国人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有伟大的心灵与头脑，又有推行必要改革的坚定决心。在往昔的黑暗时代，他们曾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先驱；因此，人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一个更加崇高的未来，相信正在开始的新时代，将是天朝日益昌盛的时代。

中国主要朝代年表

中国的传说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九世纪延续到公元前十世纪，从迷雾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朝代是：

周朝，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至公元前二四九年。

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二〇年。

唐朝，公元六一八年至公元九〇六年。

宋朝，公元九六〇年至公元一二七九年。

元朝（蒙古），公元一二八〇年至公元一三六七年。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至公元一六四三年。

清朝（满洲），公元一六四三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