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幕后

一五月二十六日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你去年到北京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出城到西山去过。西山离皇城大约十五英里，是洋人躲避京城酷热最近的去处。北京的热叫人受不了：春天一来就热得厉害，接着便是漫长、潮湿、滚烫的夏天。

许多外交官在北戴河海滨有别墅和平房，可那里离北京太远，作避暑之地实在大为不便，所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选了西山，作为更近、也更实际的避暑地。

英国公使在这里盖了一座宽敞舒适的大宅，海关的官员们也有一座，都在各自的院落里。不过这片避暑地的大多数人，只是向佛寺的和尚租下庙宇，改成了最动人、最宜居的消夏之所，其中以美国使馆和俄国使馆的两处为首。

这一带正中有灵光寺，寺里一座巨大的白塔，四周环绕着供奉佛像的殿宇和僧人的住处。白塔高踞在布鲁斯山脚下的一座小山顶上，方圆数里之内，是风景里最入画的一笔。塔的最高处悬着一口奇妙的铃，全凭风力摇动，是中国人挂上去吓退空中恶鬼的。风大的时候——这里是常有大风的——那铃仿佛要把自己抽打得发了狂；到了正午，风势轻了，又只能隐约听见一丝极细的叮当。

这些庙宇连同附属的房舍，高高地建在山里，倚着布鲁斯山的山坡，各自成为一个小天地。我们住的那座在灵光寺和它的白塔上方一些，筑在山坡上一道天生的石台上，妙不可言。一条平台沿着我们这座庙宅的全长铺开，边上是一道爬满常春藤的矮护墙。从平台上望出去，脚下便是整个人间，顺着山谷一直望向北京；抬头往上看，则是布鲁斯山笔直地耸入天空。铺在庙里内外院落里的石头，又古老又巨大；通往山谷或攀向山上的石阶，由沉重而参差的石板砌成，走起来有多难，看上去就有多入画。这些石阶最后分出无数条小径，通往这道连绵山脊上的神龛、隐士的居处和庙宇。现代的生活安放在这样一个蛮荒而古老的背景里，已经够稀奇了；更稀奇的是，伺候你的仆人一个个安静、伶俐、穿着缎子衣裳，悄无声息地走来走去，好像是从半属传说的忽必烈汗时代径直走进了现实。你会觉得他们向来如此，也将永远如此；你会纳闷，二十世纪的气息在中国分明是感觉得到的，可怎么就这样少见。

二五月二十七日

五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们出门走了很长一段路，先是登布鲁斯山。山路有时陡得我们几乎爬不上去，要不是有个年轻的家仆——我们管他叫「三号听差」——帮着，我怀疑我们到不了山顶。高峰四周的风呼呼作响，司快尔夫人和我只好互相抓紧，才没被吹倒。

从山顶望下去，皇太后的颐和园及其园林铺展在脚下，像一座玩具花园，那奇妙的山水布置和一道道人工水道都看得清清楚楚。又望见高高的一座山上有一座白色的庙，属于宫里的太监，夏天只供他们使用。往西，则是京保铁路的丰台车站，铁路在下面的山谷里蜿蜒，像一根灰色的线。随后我们穿过俄国使馆所住那座庙的院子，走进一处半是神龛、半是凉亭的地方，出乎意料地碰上一面墙，墙上画着一幅粗略却十分灵巧的少女头像，美极了。那是用彩色粉笔画的，出自某位能画的外交官之手；画的是俄国公使的侄女玛格丽特·喀西尼伯爵小姐，她几年前曾在北京住过。这是一件很美的作品，四周围着一张张龇牙咧嘴、面目狰狞的佛像，冷不防看见，格外叫人吃惊。

我们朝自家那座灵光寺走回去，一连走了好几里，一直沿着山脊顶上走，景色壮丽，空气清新极了。忽然间，迎面遇上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你想想看，一个中国牧羊人，放着一群中国羊！他的神情，比瑞士或西方别处山里过着同样单调日子的人，要温和快活得多。莫非在那边，牧羊人盼着回到村子里去过日子；而在这里，村社里最穷的人家活得那样挣扎无望，于是有人宁愿离开那份无望，独自到山上去放羊？这个迷人的中国！你来过，你是知道的。我可不能拿我的种种印象来烦你，要是真这么写下去，这些信就要写成一部百科全书了。

五月二十七日（续）

司快尔先生今天早上回美国使馆去了。他一星期只能到山里来两次，赶上吃晚饭，第二天早上再回北京。他告诉我们，义和团一天比一天胆大；可是外交官们和一般人都只当这是北京每年春天照例要闹的骚乱——穷人熬过一个漫长难挨的冬天，饥饿和疾病流行，便闹起事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觉得稳妥起见，应当知会总理衙门（也就是外务部门），说明我们住在山里的灵光寺，希望官方保护我们，不受这一带任何乱民和不逞之徒的侵扰。衙门很快派来了十二名中国兵，来保护「我们的人身与财产」。可那是什么样的兵啊！百老汇戏院里喜歌剧的木偶，比起派来保护我们的这帮可笑的冒牌兵，都要显得威武吓人些；他们唯一的武器，是生了锈的钝头长矛！

德国家庭教师克拉拉今天从北京回来了，她是进城买东西去的。她告诉我们，一路上碰见的本地人好像个个都带着兵器，每座庙的院子里都有一队队中国人在操练。

我们的仆人大多是教民，他们跟我们说，这些人全是义和团，大半都扎着红腰带——那是这个会的标记；他们正在准备，等时机一到就大举起事。那起事的口号是：「杀尽洋人，毁尽洋物，扶保大清。」

三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二十八日

在山里走了长路之后，人会觉得通体安宁；可是昨天散步回来不久，这份安宁就被粗暴地打破了。我们一下子落进一个万分惊险的局面，心里明白，能不能保住性命，大约只有一半对一半的机会。

从我们山上的阳台望出去，能看见丰台火车站连同那里的洋人居住区正在燃烧。那座巨大的钢桥也没了，可见是用炸药之类的烈性爆炸物炸毁的。那一带浓烟滚滚，火焰冲天。仆人们告诉我们，那支如画一般的十二人卫队，一确定义和团在烧丰台，就跑掉了。照他们的算计，暴民收拾完丰台，一定会来洗劫这座洋鬼子住的庙；既然已经动了手，不把北京这一边所有洋东西抢光烧光，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支卫队可不想装作洋人的保护者，觉得还是去投奔在丰台节节得胜的那帮乌合之众要安全得多。我们又听说，当天有一百多个在这几座庙里庙外种地、干别的安分营生的人——我们这座庙也在其中——都走了，投义和团去了。

我们的处境，说得轻一点，也是危急的。这地方没有一个洋男人能保护我们；一大群吓坏了的中国仆人需要安抚；三个孩子、她们的家庭教师，还有我们自己，都得打算。我们做了女人向来只能做的事——等着。等来的回报是：我们望见山谷里有个满身尘土的身影，骑着一匹同样满身尘土的中国小马，从丰台方向慢悠悠地过来，径直朝我们的庙走来。那是《泰晤士报》的通讯员莫理循博士，司快尔夫妇的挚友。

他当天一早听说丰台来了暴民、放火烧了那地方，立刻就朝那边去了，想尽量靠近出事的地方，亲眼看看北京城里流传的那些骇人谣言是不是真的，再往伦敦发电报。他在离暴民不远、又不被他们看见的地方，发现最坏的消息全都属实，于是动身回北京，要火速赶到电报局去。就在这时，他猛然想起我们还在庙里，多半孤零零地没人保护，不由得心头一紧。于是他没有回北京，而是立刻赶到我们这里来。他担心司快尔先生还没听说丰台被烧；即便听说了，城门也可能因为暴民逼近而关闭，他那天晚上说不定出不了城。我们的庙正好在乱民进京的必经之路上，所以在莫理循博士看来，他们先在「我们府上」歇一歇脚、再往京城去，是再可能不过的事。万一真到了那可怕的地步，他指望能守住我们一阵，在自己「翘辫子」之前，尽可能多送几个中国人上西天！

他正在琢磨怎样守住我们这座阳台上的家，司快尔先生火速赶到了，还带来一名哥萨克兵，是向俄国公使借来的。于是大家定下计划，要在夜里守住这地方，防备有人来攻或放火。中国仆人们干得很卖力——我们守得住，我们就平安，他们也就活得成。整整一夜，岗哨放得极其仔细，同时把我们的衣物和贵重东西都打了包。

早上六点，我们上路往北京去了——一支庞大的车队。我们大多坐中国大车，有的骑小马、骡子或驴子，那四十个仆人能挤到哪儿就挤到哪儿，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要不被撂下。三位保护人全副武装，骑马走在我们旁边，还有三四个中国人也带了兵器。大车在车队里摆的位置，一有人来袭，转眼间就能掉转过来当作屏障。

我们走过的这十五英里路，荒无人烟，只有一长串一长串孤零零驮煤的骆驼。看样子，乡下人仿佛全村全村地离开了家，到某个聚集的地方去壮声势了。这一路上每半个钟头都过得那么提心吊胆、那么慢啊！因为它一面让我们离使馆近一步，一面也让我们离另一种可能近一步：车队也许会撞上昨天那帮乱民，外加今天新添的不逞之徒。

十点半，我们到了美国使馆的院子，万分疼痛却又万分庆幸地把自己从大车里那种不得不采取的难受姿势中解开来，欢天喜地地握住朋友们的手。毕德格正在院子里——他给李鸿章当了二十年私人秘书，在中国人当中极有影响——他正要到兵部去，要求派一个营的兵跟他一起到山里去救我们。丰台被烧后的那一夜，他为我们担心得要命。

四五月三十日

五月三十日

局势已经危险到了不许女人走出使馆院子的地步。当然，外交官和军人——眼下这里只有那么一点点军人——还得四处走动，设法弄清局势究竟如何。最了解情况的人，对于水兵从天津开到之前会出什么事，也最悲观。

我们高兴地听说，丰台车站的比利时职员事先得知中国人要连人带车站一起烧掉，已经逃到北京，一个也没有丧命。

凡在大沽口有军舰的使馆，几天前都给各自的舰队发了电报。我们正盼着各国水兵总共三百人左右随时开进北京。

比利时、奥地利这几个离使馆中心较远的使馆，只得日夜不停地放哨，提防盗贼和纵火的人；公使、秘书和他们的洋仆轮流值守，白天黑夜都不断。他们四周尽是小街窄巷，只消几个乱民就能轻易冲进使馆，所以不得不时时刻刻高度警觉。比利时使馆那位高大的金发秘书梅洛特今天来喝茶，把他们那支小小守备队的种种难处给我们讲得活灵活现。

深受爱戴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也顺路来坐了坐。他对眼下的局势似乎还算乐观，可我得说，他给我们讲的那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实在骇人。尤其是一八七〇年宁波的中国人屠杀葡萄牙人的事——据说是报复葡萄牙人抢走了长江上那么多的生意——由他亲口讲来，格外惊心动魄。

那位通常被称作「中国戈登」的迷人的英国人，在本世纪前半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心人物时，赫德爵士还是个很年轻的人，就跟他在一起。我听这些真实的往事听得入了迷，神情显然藏不住，没想到他竟主动提出，回到他的院子后，要送我一张他和戈登的合影，上面有戈登的亲笔签名，真叫我又惊又喜。不过我不能说，他这次来访让我们在眼下的险境里安心了多少。

临走前，他看了司快尔先生那批了不起的中国古瓷收藏。那是毕德格先生替他搜集的，毕德格先生是这方面的行家，达纳的那批收藏也是他经手弄来的。赫德爵士确实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那低矮的领子上，系着一条钴蓝色的领带，打着一个极不寻常的结，给他的仪表添了几分洒脱不羁、又有点古怪的味道。

今天下午，莫理循博士和几个海关的学生骑马往马家堡车站那边去，想看看那些挤得水泄不通的集市和一堆堆愤怒的乱民。他们一被人看见，就遭到一阵猛烈的石块袭击；幸亏他们骑的中国小马跑得快，才只带着几处青肿逃了回来。

五五月三十一日

五月三十一日

今天一整天，人人都在猜：「水兵今晚能到吗？」坎普夫海军上将那边来了一封电报，说他们已经上了火车。昨晚我们在赫德爵士家吃饭，跳舞一直跳到十二点。他有两支乐队，一支铜管，一支弦乐，都是他亲自调教出来的中国乐手。德国使馆的秘书冯·贝洛挽着我入席吃饭，那是个一副十足军人派头的人。

六六月一日

六月一日

昨晚八点半，使馆秘书司快尔先生和翻译秘书切希尔先生到车站去接兵。舰队从天津派上来的这支队伍，由美、英、俄、法、日五国的水兵组成，一共三百六十五人。他们本来白天早些时候就能到，可是天津的英国人想派一百名水兵上来，而总理衙门只准了他们七十五名。中国人寸步不让，于是就耽搁了。

这支说着各国语言的队伍在北京车站一下车，大家便争得热火朝天：该由哪一国打头？随我们五十名水兵一同上来的麦卡拉上校，催着他的人跑步抢先，结果我们的兵头一个开上了使馆街。车站上聚着一大群人，却没有闹出什么事来，只是冲着兵士们的祖宗高声咒骂。

司快尔先生是世上最好客的人之一，他接待麦卡拉上校和水兵军官们，周到得叫人愉快，无论于公于私，凡能替他们做的都做到了。他进外交界之前在陆军里当过军官，所以在给水兵找营房、安排其他事务上，他的帮助和主意极其宝贵。

七六月三日

六月三日

昨天麦卡拉上校和公使长谈了一番局势之后，带着他的秘书，搭十一点的火车回天津，回到他的军舰「纽瓦克号」上去了。我们猜坎普夫海军上将一两天内就会上来，他这次来访已经推迟好几次了。

这件事情里最糟、最叫人起疑的是：义和团干下的暴行，朝廷一概不加惩办。这就说明朝廷要么是怕那些肇事的人，要么是同情他们。四面八方都有人说，中国兵心底里都是义和团，就算下令叫他们开枪打义和团，他们也不会开。这帮闹事的狂热之徒要是闹得比眼下再凶得多，头一个遭殃的，将是中国的教民。

天气热得叫人受不了了，外交团的孩子们被这样关在院子里，已经显出了不良的影响。英国公使的夫人窦纳乐夫人已经把她的小女儿们送回山里使馆的别墅去了，由她那位可爱的妹妹阿姆斯特朗小姐照看，还派了三十名水兵护送。我们使馆可没法这样解决，因为我们的卫队人数少得多。

八六月五日

六月五日

我们原以为坎普夫海军上将昨天会从天津上来，可是火车没有开到，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不在车上。为他设的那场晚宴，请帖已经撤回了。

我要跟布伦特夫人一道回日本去，她捎信给我，叫我准备好明天搭早班车去天津。到目前为止，从北京往下开的火车好像都还能通过，只是往上开的车不大准时。有传言说，昨天又有两座车站被烧，一座在汉口线上，一座在天津线上，不过铁轨本身还没有毁。

人人都觉得，现在是离开北京的时候了——至少那些不必留下来看守自己所管利益的人是这样想的——明天出走的人想必很多。统带美国水兵的迈尔斯上尉，和英国水兵的斯特劳兹上尉，今天就这些无法无天到不可思议的义和团长谈了一次，商量万一他们胆敢冒犯使馆该怎么办。要是我们被迫离开美国使馆的院子，就搬到俄国使馆去，那里的防守位置比我们这里坚固。

九六月七日

六月七日

昨天我已经准备好跟布伦特夫人动身了，这时赫德爵士给司快尔夫人来了一封信，说他认为火车最终还是能「开到」天津的，可是他的密探报告说，有好几个车站聚着乱民和义和团，准备向客车扔石头，所以他极力劝我不要冒险上路。他在信里写道：「事情很快就会好转，要不然就会坏得多。」

迈尔斯上尉和他的兵整夜没睡，守着院子。这美国使馆是个那么寒碜、那么不成形状的小地方，实在难守——一把火就能轻易烧起来。

院子里的气氛显然紧张得很。美国利益里最要紧的那些事，就在这露天底下、几棵疏疏落落的大树下议论着。人们走来走去，比比画画，或者站在铺了半个院子、被太阳晒得滚烫的石板上，互相争论政变还有多久就要发生。可是有一点大家意见一致：趁着电报还没有断，应当立刻给华盛顿的国务院发一封电报；除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什么也救不了北京的美国人，大屠杀眼看就要来了；中国的许多高官会设法保护我们到最后。可事实摆在那里：义和团和乱民若是照上个星期那样一天天多下去，我们要对付的将是暴民，而不是总理衙门。

说这些话的人，几乎个个都在中国住了多年，熟悉这个国家、这里的语言和这里的人。他们知道，中国人的力量在于精明的狡诈和暴民的蛮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靠不住。

这些人一致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落到过这种境地。毕德格先生对中国那弯弯绕绕的官场的每一个侧面都了如指掌，在中国住了四十年，是半数政界要人的密友，他们的弱点和恶行他都烂熟于心。他力劝公使把实情照实报告华盛顿，可是全无用处。

乐观这颗白亮耀眼的星，晃得他看不见事实。英国公使又和他站在一边，于是他说，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几个狂热分子，那些暴民和放火的，也不过是每年春天照例的骚乱，小小地闹一闹罢了！

北京有位能干的美国医生科尔特曼大夫，是《芝加哥纪事报》的通讯员，正给报馆发去一些措辞强烈的电报，报告这里的情形。可是美国早已被黄色新闻灌得满满的，他的电报多半不会有人相信。北京到天津的火车停开了，许多太太和孩子都想走，我们去衙门交涉，他们却笑着说「对眼下的情形深表遗憾，但过几天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毕德格先生认为，他们不让火车从天津开出，是因为不想再有洋兵开进北京。

十六月十日

六月十日

今天从天津来了一封电报，说这几天拼命发电报催请的第二批援兵，差不多是抢了一列火车，已于十点十分出发；铁路大部分想必还是好的，但估计偶尔会碰上断桥，要费些周折。我们的水兵又由麦卡拉上校统带，这支援军各国兵力合计一千六百人。我们估计火车今晚到；由于城门日落就关，他们只好在城外过夜。明天天一亮，会有二十辆大车去接他们，装运弹药和行李。

十一六月十一日

六月十一日

今天早上，司快尔先生、切希尔先生和迈尔斯上尉带着十名水兵，从天亮起就在车站等候援兵，一直等到十一点，却连个影子也没有。护卫队只好回到使馆。昨夜电报线断了。我们同外界再也没有联系；我们的世界，就是这座危机四伏的北京城。

十二六月十二日

六月十二日

真是惊心动魄！今天下午，日本使馆书记官坐着使馆的官车到火车站去，看看援兵有没有什么动静。回来经过正门时，他被官军抓住，剖腹开膛，砍成了碎块。

差不多同一时候，司快尔先生打发他的马夫牵了一匹小马到车站去，预备万一援兵到了，给麦卡拉上校骑。这人在那里等了几个钟头，也往回走，那些人——大清的官兵——看出他是给洋人当差的，就想抓他；他把两匹马——骑着的和牵着的——一齐猛抽，好不容易才逃脱。回到使馆时，他吓得魂不附体，对司快尔先生说，他非得马上辞工不可，要想保命，只有逃到天津去。

我们已派出二十名水兵，由一名军官带领，去守卫哈德门附近那座大美以美会的教堂，那里至今还守得住。

如今人们谈论的只有谣言。为了弄清它们是真是假，一个俄国人花钱买通了一个靠得住的中国人，让他沿铁路下去五十英里，查明援兵在哪里。他连一点踪迹也没找到。真是咄咄怪事！两天前从天津出发的那一千六百人，究竟到哪里去了？他还报告说，铁路有好几处被扒断了。

今天，英国公使在西山的那座宅子——离我们的庙很近——被义和团洗劫一空，一把火烧了。万幸的是，阿姆斯特朗小姐昨天已经把孩子们带回来了。

俄国使馆的一位秘书克鲁朋斯基先生，对俄国几天之内能从旅顺口往天津调来多少兵之类，数字张口就来；俄国人还说，要是局势再坏下去，他们的人十有八九会独自向北京进军来救我们。莫非他们是在让我们预先有个准备，好迎接俄国人来一次突然发难？

丁韪良博士是精通中国经典和其他古代语文的大学者，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因为自己的住宅太不安全，暂时到司快尔先生这里来避难做客。毕德格先生也住在这好客的人家。英国使馆早已挤满了传教士和难民；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怕性命难保，只好离开北京附近的教会，集中到某个守得住的地方来。

凡是要递给总理衙门的照会，若是各国使馆在同一天一齐递去，总会更有分量。今天照例请日本人一同照办，他们的回答却只有一句：“办不到。中国人杀了我们的使馆三等秘书，日本同中国之间，除了战争，再没有别的交涉可言。”

十三六月十三日

六月十三日

昨天一整夜，内城里处处起火，把天空映得通明——这都是义和团和官兵干的。天主教的东堂被烧成了平地，住在附近的中国教民整夜遭到屠杀。其他几处次要一些的教会也被毁了。昨天，奥国使馆的人在他们使馆的墙根底下，救下了一个正被活活烧死的中国女教民。

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认为，有个在使馆街上走过的义和团对他无礼，便追着那人一直追到华俄道胜银行门口，终于把他抓住了。那家伙还没站住，男爵已经用手杖朝他头上打个不停，围上来看的人多得不得了。美国卫队的迈尔斯上尉、英国卫队的斯特劳兹上尉和俄国卫队的拉登男爵趁此机会，沿着使馆街来回冲了一趟，把马克沁机关枪架好，必要时随时开火，就这样把从荷兰使馆到意大利使馆这一段的中国人清得一干二净。他们早就想走这一步了，认为如今已经到了非为防守采取切实措施不可的时候。有了这个借口，他们正求之不得。

十四六月十六日

六月十六日

昨天下午，内城许多不同的地方烧起了大火，数目之多叫我们大惊失色；等看见前门也在燃烧，四周的房屋全都一样陷在火里，我们就觉得自己危在旦夕了。这火要是烧开了，北京的使馆区转眼就会化为灰烬。北京城分两部分——北面是满城，里面有皇宫和驻防的旗兵，各国使馆也在这里；南面是汉城，住着做买卖的百姓，有戏园和市集。两部分连成一个“丁”字形，那一竖，也就是最大的一块，便是北边的满城，城墙高六十英尺，顶上宽四十英尺，两侧有三英尺高、开着枪眼的垛墙，外侧每隔一百码有一座方形的墩台。墙的内侧隔很远才有一对斜坡马道，宽八英尺，供人登城。满城四面这一圈长方形的城墙，总长约十二英里。南面连着这道大城墙的，是汉城那道低矮单薄得多的城墙。各国都派了人来帮着救火，连这些不可靠的北京人也来了。宫里的水会排场十足地赶到，那一身行头，给什么“奇观大戏”当戏装都够俏皮的。他们根本不懂怎样救火，好在带来了一些水龙带，用在要紧的地方，倒是非常管用。

我们的人和中国人肩并肩地扑这场可怕的大火，由此可见，大难当头，连正在交战的敌对也大都可以放到一边。哥萨克兵干得格外卖力。这场火是暴民和盗贼在城里富庶的市集一带放的，想趁乱捞一大笔值钱的东西。那天风大，火势越烧越猛，巍峨的前门很快也烧了起来。到八点钟，火势多少控制住了；可它还是烧了一整夜，从城墙上望过去，活像一支巨大的火炬。

十五六月十七日

六月十七日

整整一个星期前的今天，我们接到电报，说英、美、法、日等国如今驻在大沽的联军，一千六百多人，差不多是在天津抢下了一列火车，车上带着工人，好修补出轨的路段，已于上午十点出发，来给北京的使馆解围。自从那封电报到来，我们日日夜夜都在盼着他们。接到他们已经出发的消息的第二天，中国人就剪断了电报线，于是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完全断绝了。

城门都有中国官府严密把守，没有一个信差能够出得去——只有一个例外，说到这件事我颇为自豪——那是司快尔先生从前待他很好的一个老头儿（他过去是司快尔家的老花匠），他居然走到了麦卡拉上校那里。麦卡拉上校跟着西摩尔提督，统带着一百名美国兵。老花匠把司快尔先生的几张字条交给了他，里面有极重要的情报，告诉他们万一遇到阻拦，该从哪条路、用什么法子进北京；老花匠还带回了麦卡拉上校的回信，以及别国指挥官写给他们在北京各自使馆的信。从这些信里看，我们多少猜得出，这支“巴别塔”式的援军内部并不像理应那样和睦；不过话说回来，谁又指望过“巴别塔”能齐心协力、说一样的话呢？在那场神迹之前，当然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们也好，别的哪一国也好，能听到这支一千六百人的队伍的一点消息，全靠司快尔先生亲自调度。这一千六百人，毫无疑问只是开头，后面还会有大批军队开来，为的就是贝思福勋爵所说的“瓜分中国”。多亏司快尔先生一力奔走，我们使馆是唯一同这支正在逼近的队伍取得了联系的使馆；照他那些详尽的指示，他们到了这里，用不着攻打任何一座城门，便能经由水关一直开进我们这一带的腹地。人们常说，每逢危急关头，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别的什么，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挺身而出，可以说是抓住牛角，干出一个男子汉该干的事。在这里所有美国人的心目中，司快尔先生就是北京城里的那个人。

打仗，软弱而惊惶的朝廷，预料之中的围攻使馆，中国教民遭受的骇人屠杀，所有教会、教堂乃至整片整片的教民聚居之地被焚，最后但并非最不要紧的，是接连不断的企图——我们认为主要是义和团干的——要“把使馆烧光”：这一切，使得这些日子格外非同寻常。

昨天夜里，在我们这座共和国的院子里，上演了一幕戏，足可以给包厘街任何一出戏当高潮——就是戏里恶棍杰克终于被逮住的那种。一个十足标准的义和团——红腰带什么的一应俱全——正要放火烧这个使馆的外屋，被一个俄国哨兵当场抓住。发现他的那个哥萨克兵把他“扶”进院子，手脚可一点也不温柔；那个中国人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支好看的、烧得通红的火把，大火本来是要用它点起来的。不到三分钟，苦力、士兵、穿得华丽耀眼的使馆仆役、院子里的欧洲男人，还有我们这些正吃着晚饭的女人，全都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说起来，我们一天要这样跑出来五十回），只见这个可怜虫浑身扭动，他知道自己是人赃俱获，半个钟头之内除了死没有别的指望。问了他几句，什么也没问出来，于是把他交给了俄国人，因为是他们发现的他；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个国家不喜欢留俘虏，可谁也没料到，不到十分钟，一声枪响就在夜空里清脆得像铃声一样掠过，告诉我们北京城里少了一个义和团。

迈尔斯上尉原来是个极其能干的军官；英国的斯特劳兹上尉和俄国的拉登上尉，为了保住我们三国使馆不被攻打、不遭火焚，合作得非常出色。这三处使馆构成一个三角形，我们这一角因为形状不好，是最薄弱的。英国使馆的院子极利于防守，墙又高又结实，四角都有马厩或房屋，一边有御河与之平行，另一边是皇家的车马场。

等到美国使馆和俄国使馆再也守不住的时候，英国使馆便会成为可怕的最后一幕的舞台。当然，到目前为止，情形还没坏到那一步；比起心怀不满的中国兵或义和团，我们更怕的是火。尽管如此，前天局势已经紧张到把我们整个使馆一个星期的口粮送到了英国使馆，我们每人也都送过去一只礼服箱，装着替换的内衣、梳子刷子之类，这样万一我们不得不立刻离开自己的使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毫无准备，还能熬过几天的围困，直到西摩尔和麦卡拉来解救我们。

昨天情况坏到我们的号兵先后吹了四次“紧急集合号”。在这里，这是给所有妇女、儿童以及不打仗的男人的信号，要他们到使馆的大门口集合；从那一刻起，迈尔斯上尉在五分钟之内就要决定该怎么办——是由水兵护送我们到俄国使馆去，还是到英国使馆去。不过每次警报过后，都决定暂时还不送我们走。最后一次警报，他们让我们像一群绵羊似的挤在一起，足足等了一个钟头。那是怎样的一个钟头啊——毛瑟枪一刻不停地响，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可是有那么一会儿，我不得不把那份恐惧全忘了，去看它可笑的一面。司快尔夫人怀里抱着她最小的男孩，一个四岁的小娃娃，正忙着哄他安静。她另外两个儿子巴德和赫伯特也在，都相当安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那位法国家庭女教师和那位德国家庭女教师也来了，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才算凑齐，两人各自用母语争吵得不可开交。那位法国小姐是个大块头的女人，该丰满的地方很是丰满，她胸前塞满了推荐信，神经质地用手指摸来摸去——在贵重物品这一项上，她要保住的就只有这些了。那位德国女教师克拉拉已经忘了自己的贵重东西是什么，一副吓得六神无主的样子。她两只手里各拿着一座法国钟，用破碎的英语、德语和中国话，对我说她有多么害怕、多么惊恐。我对她说：“您跟着我走吧。”接下来的半个钟头，她一直死死抓着我的胳膊，抓得我疼极了。

我已经说过，五月三十一日有五十名士兵从“纽瓦克号”来到北京，其中二十名由一名军官带着，派去守卫哈德门附近那座大美以美会；那里地方大，又有一座大石头教堂，很守得住，凡是运气好、这时正在北京的美国新教传教士，都到那里去了。迈尔斯上尉极不情愿——把这点兵力再拆开实在是毫无指望——可公使坚持要把这支卫队派给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接进我们的防线里来。结果，没有一个军官能跟他分担责任，也没法让他的兵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轮到足够的休息。他自己每天只睡四个钟头左右，还得靠在一张折叠椅上打盹凑起来。就连这么短的一点时间，还随时可能被一个过分紧张的中士打断十几回，把他叫醒，去看看这个、听听那个。他自然觉得责任重大得不得了，一听见枪响就警觉起来。他手下的兵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这种紧张已经八天八夜没有松过一口气了。

李皮特医生告诉我，这里的三十名水兵中，有十名本该列入病号名单。想想看，他们要守着满院子的女人，对付也许成千上万随时可能闯进使馆、半疯半狂的狂热之徒，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干得很出色，时时刻刻都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可那种一刻不停的紧张，是无法想象的。

麦卡拉上校在司快尔先生那个老信差带回来的信里写道，他心急如焚，因为援军里别的人都不够卖力。我们日日夜夜的呼喊就是：“援兵什么时候到？”他们是在一场可怕的屠杀之前赶到，还是之后？

院子里的男人无论何时都带着枪，连吃饭的时候也不离身。几天前，司快尔先生把新式步枪连同子弹送给了每一位来使馆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总的看来是一群非常出色的人，在他们的教民、家眷和他们自己都身处可怕危险的这个时刻，得到这些武器，个个都对他感激不尽。有一天夜里，所有的人四次离开饭桌，跑到前哨去，因为那里传来了枪声和厮杀声。好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什么严重的警报——不过是几个胆大妄为的义和团或官兵，在北京城里横冲直撞地抢劫，一时兴起要来捉弄捉弄洋人罢了。大约三天前，我们还以为援兵随时会到；如今可没有那么乐观了。

英国使馆、我们使馆和俄国使馆各出了一些人，组成一支小分队，由一名英国军官率领出发，去营救成千上万的中国教民中的一些人——他们正被仇人像洞里的老鼠一样烧死、折磨。我们的仆人有许多是入了教的，他们的父母和妻子正遭受着这场没完没了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从他们那里传来的消息，使我们的男人觉得，哪怕救不成，也该设法为营救他们做点什么。幸而这支小分队没有遇上大批有纪律的中国兵，只碰到一小股一小股的。他们打死了很多人；不难想见，能在这些坏蛋正放火、抢劫、杀人、施刑的当口把他们打死，我们的人是多么痛快。沃克中士告诉我，他送了八个恶鬼上西天；他的许多枪他亲眼看见打中了，其余的，他希望也一样管用。

南堂是一座天主教堂，一六〇〇年前后由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创建，被这些义和团烧了。那里的教民和他们的家眷大都住在教堂四周，不难想见，在教堂最终被点着之前，那里发生了怎样的屠杀。发生过同样事情的教会和教堂还有许多，这只是其中一例。单是天主教一家，就号称在北京有一万名教民。

北堂是一座堡垒式的大教堂，极能坚守。它是天主教最古老、最富有的据点。它身兼教堂和军事据点两种角色——在古时候，这两者本是相辅而行的——这个教团叫人想起布列塔尼那个奇妙的、至今犹存的封建势力的范例：圣米歇尔山，大教堂和城堡雄踞在高处，村落簇拥在山脚。这座天主教的据点也是同样的格局，只是另外添了医院和育婴堂。在这个世界已经如此古老、又被认为如此太平的今天，竟还有这样一座教堂存在，真是奇妙。法国公使已经派了一支卫队，由两名军官带领，去协助北堂的主持樊国梁主教。

有些地方，成百的教民认为与其设法逃走，不如在自己的屋里被烤死、烧死。然后，官兵、义和团和盗贼当然就会把这些着火的村落周围洗劫一空；一旦动了手，他们就不会停下来问问这家人是信佛的还是信基督的。我们这支小队伍赶到现场时，他们正忙着干这桩美差；奉派来干这件事的那些中国兵，已经被贪财和残暴的欲望搅得乱成一团，实际上根本没法向我们进攻，一般都逃跑了，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重新聚拢起来打一阵。

毕德格先生和切希尔先生会扯开嗓子，用中国话对那些吓坏了的人喊，要他们跟着走，就能得救。有时候必须进到屋里去，让人们相信确有援救。一进屋，他们看见许多可怕的景象——妇女和孩子，已经来不及救了。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小院子被义和团点着了，里面是一整家的中国教民。四面墙都在烧，这些人却被捆住了手脚。我们的人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他们，只好赶到别处去，那些地方或许还不算太晚。有人看见婴儿被撕成两半。这一个上午的工作，救出了大约一千名中国教民，要不然，不出几个钟头，他们肯定会被烧死或杀死。

带队的军官把他们带到了使馆街上。这条街最近已经筑起了街垒，除了洋人，谁也不许在街上行走或通过。两头各筑了一座大街垒，一座在荷兰使馆外面，另一座在意大利使馆下方。那么一大群可怜、悲惨的人，我但愿再也不要看见。他们半饿着肚子，满身是火场的烟灰，女人们怀里抱着病得可怕、满身疮疾的婴儿，还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儿。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肩上背着他的老母亲，她少说也有九十岁了。她那么干瘪、满脸皱纹，叫人不由得想起特洛伊城的大火和埃涅阿斯。这些人中有许多受了可怕的伤——长矛捅出的大口子，伤口参差不齐；头皮上的刀伤；喉咙上的砍痕，那是行凶的人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才丢下不管的。

跟水兵一起来的李皮特医生，同英国和俄国的外科医生一起动手，想把这些可怜的人重新缝补起来，他们三个人不停手地干了许多个钟头。我从来想象不到，世上竟能有这些不幸的人表现出来的那样坚忍。外科医生给他们开刀的时候，他们一声也不喊，连动都不动。

接着问题就来了：拿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不能待在大路上；各国使馆也容不下他们。莫理循博士和秀耀春博士想出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主意——就是占用肃王的一座美丽的园子。那园子和英国使馆平行，在御河的另一边。园子很大，我们能救出多少这样可怜的人，都容得下；又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完全守得住。莫理循博士负责把这个主意付诸实行，秀耀春博士则亲自去见肃王，向他解释说，把他的府邸和园子献给自己那些正在北京各处遭官兵屠杀的落难同胞，让他们有个地方躲避那些已经杀了他们成千上万、还想把剩下的也杀光的畜生，这不仅是仁慈，也是明智的。秀耀春博士还暗示，他若不自愿让出他的“府”（指园子），我们就要去占。

肃王极其和颜悦色，说再没有比这更叫他高兴的事了。他说的大概也有几分是真话。尽管要让出他的府邸，他却巴不得离这些使馆的人越远越好。我们告诉他，他仍然可以住在府里，我们要的只是他的大园子，好安置教民；可他若继续住在这里，他的仇敌很容易咬定他同情洋人，哪怕只被怀疑一刻，他的性命也可能大有危险。他当天就搬走了，留下了他所有的财宝和一半的妻妾。这要感谢莫理循博士。

事情变得多么离奇啊！这些不幸的人，仅仅两个钟头以前还在被官兵折磨、追杀，如今却住进了一位显赫亲王的府邸，差不多就在慈禧太后宫殿的影子底下。这桩出色的营救工作接连干了三天，可最后迈尔斯上尉认定，加上彻夜的守望和又长又苦的站岗，我们的人再也吃不消了。于是停了下来；我相信别的使馆也是因为同样的缘故停止的。英国人、俄国人和我们的人通常一同出去营救，有时由这一国的军官率领，第二天又换另一国的，我从没听说有过什么摩擦。参加这些营救的十到二十名水兵，往最少里估计，他们一定打死了三百五十个盗贼、义和团和中国官兵。

十六六月二十一日

六月二十一日

局势正急转直下。十九日下午，总理衙门给各国公使发来一份照会，说既然欧洲列强全部或大部已经炮击了大沽炮台，那就等于宣战了；既然如此，他们希望各国使馆都领取护照，由大清官军护送，平安到达海口，从那里离开中国。这对各位公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然而这个提议在窦纳乐爵士和康格先生看来，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切实可行，只要中国人答应提供像样的车马，他们几乎就准备同意了。

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却拿不定主意——犹豫到了这般地步，他决定第二天上午独自一人到总理衙门去，同那里的大臣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好借此判断，我们若接受他们的护送，是否会遭暗算。他懂一点中国话，所以同人交谈时能比他的同僚们探得更深一些；他的同僚们自然只能完全通过翻译来说话。

大多数公使——格尔思、葛络干、克罗伯、毕盛、萨尔瓦葛等人——都摇摆不定，一会儿要接受这个提议，一会儿又不接受；可到下午五点钟，大家已经普遍相信，公使团会全体接受总理衙门的最后通牒，所有洋人第二天上午十点动身。于是各使馆主事的人都出去了，千方百计地买、雇大批中国大车，好给使馆人员用；我们女人则收拾着准许随身带走的那一丁点儿手提行李，犹豫着那只小包里该装一件厚外套，好在这趟不知要走多久的赴海口的旅途上御寒，还是该装六件干净衬衫。我们为了不知如何是好而揪心；就在我们为这些琐碎小事安排、发愁的时候，那桩重大的外交问题已经白热化了。

公使们从这个使馆跑到那个使馆，争论，谈话——没完没了地谈话。强硬的人觉得，在我们自己的外国兵到来护送我们之前，绝不能离开北京；可软弱的人却绝望得不知该投哪一边的票。他们也不愿意走，可是，天哪，领了护照又拒绝动身，那是多么违背外交常规的事！明白事理、态度强硬的人那么少，害怕违抗总理衙门的软弱的人又那么多，看样子我们第二天早上全都要出发去送死了。

那天下午，有两三个人到各使馆去走了一趟，希望能鼓动公使们，答应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投一张“不合外交常规”的票；有一次莫理循博士站出来发言。他是那一大群有见识的人——工程师、银行家、商人和传教士——的代言人，这些人全都主张等西摩尔和麦卡拉到来再说。他直视着公使们的眼睛，说道：

“你们这些人若是投票赞成明天离开北京，这支毫无保护的庞大车队里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死，都要算在你们头上；你们的名字将载入史册，永远被当作世上最邪恶、最软弱、最卑怯的懦夫。”

十九日晚上，克林德给总理衙门送去一封正式信函，说第二天上午十点他要到衙门去，因为他希望同总理衙门商谈去天津的行程等事。二十日上午将近十点，他动身去赴约。他坐着官轿，翻译坐另一顶轿子跟在后面，两人都没带武器。起初有四名使馆卫兵跟他一起出发，可走了不远，克林德见街上拥挤不堪，到处都是激动的兵丁，与其冒让他的人卷入冲突的风险，他宁可把他们打发回使馆，自己按照一位中国大官上街的排场，只让两个马夫骑马在前面开道，继续往衙门走去。这两个中国仆人因为骑着马，是最先把他遇害的消息带回德国使馆的人。克林德经过一处类似哨所的地方，那里一向驻着相当多的大清官兵。一群兵冲了出来，围住他的轿子，朝他后脑开了好几枪。他的翻译逃走时费了好大的劲，他一起身跑，一排子弹就朝他射了过来。不过他还是逃到了那座大美以美会，在那里包扎了伤口，得到了照料。

那可怕的消息传到德国使馆时，那里所有的士兵和军官都冲了出去，尽量沿着克林德走过的路线搜寻；可他们没法继续寻找他的遗体，因为他们很容易被中国军队切断同使馆区的联系，陷入绝境。

克林德遇害的事一经证实，当时在北京的每一个洋人都吓得打了个寒战；我们也许是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怕。克林德男爵夫人半疯半癫，在德国使馆最暴露、最危险的地方乱走。窦纳乐夫人只好告诉她，她丈夫的遗体大概在英国使馆，这才把她带了过去。当然，必须把她安置在枪弹打不到的地方，让女人们陪着她，尽量给她一点点安慰。

杀死克林德的是大清的官兵，他们代表的是慈禧太后；他们竟敢杀害一位公使，由此可见，如今的北京还有多少真正向善的力量。

下午早些时候，开会的公使们决定，所有的人——也就是说，所有的妇女、儿童、传教士等等——都必须到英国使馆去。领取护照的事再也不提了。克林德之死让我们看清了自己真正的处境，也看清了官军真正的态度，所以由他们护送去海口的问题，从此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哪怕一刻也没有；大家只觉得，克林德的死，是我们为了认清中国官员确凿无疑的背信弃义而付出的代价。不过也不应忘记，北京有许多精明的人，从一开始就竭力反对由中国人护送我们去天津，恳求公使们等我们自己由西摩尔率领的援军到来，再让我们自己的兵护送我们去天津。然而毫无疑问，公使们作为一个整体，本是赞成接受中国官员的提议的，只是二十日的那场惨剧，才让他们看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妇女、儿童和不打仗的男人都已经去了英国使馆，各使馆的男人和水兵则留下来，尽可能久地守卫各自的堡垒，然后再以英国使馆作最后的据守。使馆街从意大利使馆起，已经把中国人完全清了出去，一直延伸过桥，到我们的使馆，我们在那里筑起了大街垒，因为这一段街归我们守；接着，英国使馆那一段从桥边顺着皇城城墙往下，沿御河直到内城城墙。除了这个防守之处（那是最好的阵地，也将是所有人的最后避难所），各使馆也在尽可能久地守卫自己和自己的国旗；因为我们的防线拉得越大，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越能一步步慢慢后退，这样就能争取时间，而每多争得一天，援军就一定更近一些。

中国人那边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各国海军提督已经攻下了大沽炮台，那么援军一定已经很近了；否则，除非他们同时有把握在北京的中国人报复、企图屠杀我们时救出我们，他们绝不会用这种公然的战争行动，来拿我们在北京的性命冒险。

哈德门附近那几座大教会里，由我们二十名水兵守卫的几个教派的美国传教士，今天连人带行李——更不必说还有婴儿——都被带到了我们使馆。他们有成年人七十六位，还有一大群孩子。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司快尔夫人给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安排了一顿午饭；尽管她知道，她自己一大家人的食物可能都会不够，她还是打开了她的储藏室，里面有日常的杂货和好几箱炼乳和奶油，她催这些女人，或个人或一起，照她们最需要的东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好熬到援兵到来。这些女人都已经尝过被围的滋味，早知道眼看着孩子们因为缺少像样的食物而显出病容是怎么回事，所以她们充分领受了司快尔夫人这份慷慨无比的心意。那是一场快乐的“母亲大会”，把储藏室的架子扫得精光；随后，这支传教士的队伍被送到了英国使馆，窦纳乐夫人把礼拜堂给了他们住。

我们美国使馆里女人太多，英国人把医生的平房分给了我们。蒲尔医生是英国使馆的外科医生；比起别国使馆的人来，我们住得相对舒服。分给各使馆馆长的房子，分配起来似乎也掺进了政治；一位公使分到一处房子以后，就尽量把自己的人安顿得舒服些。我们的房子房间不多，但都宽敞；而俄国公使分到的是二等秘书的房子，年久失修，一点也不宽绰。赫德爵士身为海关总税务司，分到的是一处较差的房子，这很不巧，因为他手下的海关人员非常多；不过话说回来，自古以来，英国公使就从来不喜欢海关的人掌管中国巨额税收的那份大权。

援兵从天津出发，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星期了。他们在哪里？统领的想必是西摩尔，赫德爵士提议，等他到了这里，我们就叫他“细磨”提督；要是女王为了嘉奖他迅速解救北京，想给他加官晋爵，那她大可名正言顺地封他为“慢来勋爵”。俄国人自己也给沃嘎克上校起了个外号，叫“倒退上校”。

谢天谢地，这个院子很宽敞——有大树，房屋也比较多。新教传教士如今都住在使馆的礼拜堂里，他们把法衣室改成了一间模范厨房，把祭坛改成了一张公用餐桌。一群羊和一头母牛已经圈起来，关在马厩里，所以万一被围，几个星期之内我们还有肉吃。不过，就算被围不了那么久，最乐观的人也说，中国人是个懦夫民族，他们一旦发现这么轻易就让洋人离开了自己的使馆、集中到最坚固的一处，就会不再对洋人心存敬畏。等到他们完全不再敬畏的那一刻，单是董福祥一个人（他就掌握着北京周围约一万人马），要朝我们猛扑过来该是多么容易，尽管他这支军队的力量也许只在于人多！冲进来，放火，一网打尽地屠杀所有他们痛恨的洋人，这决不是不可能的事。

使馆街由我们美国人守着，所以允许我们把箱子搬到这里来，放在一座五间房的屋子里；这座屋子已经交给康格先生本人和他的使馆班子使用。这座平房原是蒲尔医生的，他在一处伙食团吃饭，房子厨房里那只炉子用不着，坏不坏对他都无所谓；可对我们来说，那就大不相同了！康格先生一大家人，又添了几位从芝加哥来的客人，他们的饭在规定的钟点用这只可爱的炉子做；我们这一家——使馆头等秘书一家——人口也很多，所以只好在别的钟点开饭；再说，二等秘书班布里奇先生，也要在一天里能做点东西的时候安排他的饭食；还有，满乐道医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孩子，在这座平房里占了一间屋，他们的伙食也有固定的钟点。

我们刚搬进来不久，吃的大多是冷饭，是抓到什么吃什么的样子。我发现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平民，一天里吃掉大量的咖啡和罐头牛肉，吃得津津有味。昨天我们把使馆里所有的罐头都搬到了这里，可是被围要多久，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所以明白胃口还是别太大为好。

这座分给美国使馆使用的房子里，分给了司快尔先生两间屋。两间都在后头，门正对着肮脏不堪的中国仆人的住处。司快尔夫人、我的女仆和我住那间大屋，这间实际上就是使馆头等秘书一家和伙食团的起居室。我们的箱子、两只银器箱，还有从使馆搬来的好几十打罐头食品，都靠墙四面堆着。我们睡的那张双人大床垫白天卷起来，和箱子一起当座位用。我们没有家具，因为蒲尔医生把他的床搬到医院去了，其余的东西也另外找了地方放，所以屋里空空如也。不过这样也许正好，因为我们的存货和箱子几乎堆满了屋子，一到晚上，要找一块大得足以铺开床垫的地方都很难。

三个孩子各有各的小床，这是我们有先见之明，从使馆搬过来的。小床放在另一间屋里，那间屋朝着穿过院子的那条小路。那里的空气比我们这间屋干净得多——我们这里呼吸的是仆人那边的气味，还有从一条破了的阴沟里冒上来的臭气。法国女教师和德国女教师被安置在小过道的尽头。

当初在使馆里收拾几样舒适的用品——床垫、孩子们的小床等等——往这个院子搬的时候，我们随手从一间卧室里还拿了一床淡蓝色缎面的鸭绒被，如今我们很庆幸有了它，因为它成了一张再好不过的便携床铺。法戈·司快尔在不用给斯特劳兹上尉当传令兵的时候，就在这上面好好地睡几个钟头。夜里他认为哪里可能用得着他，就把它带到哪里去；他有孩子那种随处都能睡着的本事，又有老兵那种一叫就醒的本事，他发现这一小块旧日生活里的奢侈品，当作行军用具倒是极其称职。不过那天蓝色已经很快变成了浓重的伦敦烟灰色。司快尔先生和其他协助应付夜袭、必须随时准备到任何地方干活的男人一样，和衣穿靴而睡，通常睡在美国使馆里，在不需要他的时候打个盹儿歇一歇。

东西还没有安排得有条有理——其实，我们希望援兵在我们不得不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之前就能到——所以我们很多饭菜都是在火锅上做的。我们把这间屋子变成孩子们的育儿室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总把他们关在他们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让他们多在院子里待，那里一半时间都是横飞的子弹），那光景真是值得一看。这里孩子很多。他们唯一的游戏似乎就是“打义和团”，把我们大人认真在玩的那一套，照样缩小了来模仿。年纪小的被逼着当进攻的中国人，大的把他们打退的时候，我怕他们头上有时会撞出实实在在的大包来。他们有小沙袋和小街垒，他们学中国人的喊杀声“杀！杀！”，学得真是像模像样。一切都很聪明，他们个个都生气勃勃，我也帮着他们玩，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这倒是好事；我们希望，在他们失去那股精神、在他们明白过来之前，援兵就会到来。

走一走就能看见，传教士的孩子——他们多得很——同全权公使们挤来挤去，而后者走来走去连领子都不戴。比如比利时公使，就是今日光景的一个好例子。他和他的使馆头等秘书默盖林克先生、德梅洛特骑士，还有他的英国贴身男仆，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英勇地守卫了他们的使馆很长时间。他们打死了许多来进攻的义和团，可他们人太少了，八天以后发现再也守不住，只好撤离。比利时使馆离这个中心很远，一队奥国兵前去接应，把他们护送进了使馆的防线。他们离开十五分钟以后，就有幸看见自己的院子起了火，也知道那里同时正遭洗劫。于是他们成了“避难的同僚”，先在奥国人那里住，后来又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衣物就是身上穿的那一套，只有姚士登先生多一件蓝布衬衫和一条凸纹布领带。

我们的新教传教士哪里最需要，就在哪里不停地、持续地工作；他们除了处处干男子汉的活，还一手担起了照料和供养如今在肃王府园子里那一大批获救的中国教民的事。相比之下，天主教的修士们大多不仅一根手指也不动，而且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

枪声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响，不过多半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昨天义和团企图抢劫并焚烧紧挨着我们的荷兰使馆，迈尔斯上尉把我们的机关枪对着人群扫了一会儿，打死了六个义和团，于是抢劫的企图没有得逞，可那个院子还在烧。

刚刚腾空的美以美会昨夜被抢劫焚毁。每二十四小时里发生的事情那么多，我几乎记不过来；而在每个钟头都会冒出来的种种惨事背后，作为底色的，是一刻不停的冷枪声，砰，砰，砰，大多是我们自己的人打的，他们伏在房顶上，射击那些不断逼近的放火的人。

凡是任何人用任何办法从任何地方弄到的食物，如今都必须交给管理伙食的委员会，一切东西都存放在他们那里——就在英国使馆从前的网球场上，那里是他们的总部。事实上，凡是有用的东西都存在那里，以后再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北京城里有两家洋货铺，伊姆贝克和祁罗弗，两家都在使馆街太远的一头，怎么也守不住，店主们只好连同货物一起丢下不管了。管伙食的委员会虽然很想要这两家店架子上的存货，却不敢去取，因为谁要是去取，一离开我们在使馆街上的最后一道街垒的掩护，就会成为义和团冷枪手现成的靶子。

所以，傍晚时分，当一辆中国大车轰隆隆地冲进英国使馆的院子，赶车的是十五岁的男孩法戈·司快尔，车厢上半截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大家该有多么吃惊。他径直驶向蒲尔医生房子里分给他家的那两间屋，车上装的是好几十罐前面说的那种货，是从伊姆贝克那家被死亡包围着的铺子里弄来的，他为此冒了极大的生命危险。委员会正要命令他把这批令人眼馋的货物卸给他们，以供大家公用，可一听说这孩子是闯进了鬼门关才弄来这些东西，敢做院子里没有一个男人敢做的事，他们就对他说，这些东西由他处置，因为凭着他那股莽撞的勇气，这一车货完全是他应得的。

原来他弄到了一辆中国大车，又逼着两个苦力跟他一起去。在去伊姆贝克的路上，一个苦力头上中了一颗子弹，死了；另一个虽然活了下来，帮他装了车，可到了那家铺子的院子以后，事情就难办了，因为第二个苦力想逃跑，这孩子有两次不得不把枪口对准他，示意他要是再敢逃，会有什么下场。真正装车的时候，他们倒没怎么挨枪子儿。回来的路上，每走一码都有子弹朝他们泼过来，第二个苦力也受了伤，不过没有死。这孩子看准了他认为该做的事，就去做了；可是为了这些存货，本来可能要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啊！说起存货，这一批来得可真是时候。我们的伙食团人多，来英国使馆之前，又送了那么多罐头给传教士和其他困难的人，要不是这一大笔意外之财，我们会极其缺少日常的食品杂货。

管伙食的委员会有两样东西存量极大——各种各样的烟草（又长又黑的雪茄和埃及香烟），还有好几十箱酒，大多是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这对这里的欧洲大陆人会大有帮助。这些东西是委员会从离使馆中心够近、取来不算太危险的那些被遗弃的店铺里弄来的。我想，这批东西运到时，一般人比掌管此事的传教士们要高兴得多；因为他们心里一定会忐忑地冒出一个问题：这些东西是从天堂送来的，还是从另外那个地方送来的？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今天的紧张可怕极了，比我们以往经历过的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得多。我们所有的“防线”上都起了火。离开各自的使馆、集中到英国使馆去，固然叫人又怕又不情愿，可更要紧的是，我们一离开使馆，义和团和中国兵就会马上放火、抢劫；这可能会激起他们抢掠的贪欲，大到足以压倒他们民族性里不敢进攻的畏惧，让我们极其难以坚持到援兵到来。直到援兵到来！那是多么悲哀的呼声啊！无时无刻不听得见，人人轮流向别人问：“他们什么时候来？”

今天下午，我们在满乐道太太屋里，她那可爱的婴儿正睡在一张样式古怪、老式的高背小床里。尽管屋外听得见子弹爆裂的声音，可当我们感到一颗子弹——你是看不见子弹的，它们来得太快了——飞进屋里，打中小床的床头板，把它从床身上打脱，然后钻进对面墙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大吃一惊。再低一英寸，它就会穿透婴儿的脑袋。他的母亲把他抱了起来，我们大家都飞快地逃到房子另一边的一间屋里，觉得在那里至少不会挨到从那个方向来的子弹。

同我们一起的还有公使夫人康格太太，她说话简短干脆，引人注目，而且是艾迪夫人公开的信徒。她诚恳地向我们保证，动荡失常的不是时势，而是我们自己；她坚持说，虽然表面上似乎在打仗，其实那都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她还更进一步，向我们保证说，根本没有子弹飞进屋来；那又只是我们易受暗示的头脑，错误地引导我们以为有这么回事。发出这番叫人宽心（！）的告诫之后，她就退了出去；我可以老实说，她那番奇谈怪论，比那颗把我们赶出屋子的实实在在的子弹，更叫我们吃惊。

所有的女人都在忙着缝沙袋，好加固我们的防御，而子弹像冰雹一样落进院子。一个男人冲到我们干活的地方，告诉负责装沙袋的人，必须送一百个，或者能送多少就送多少，到某某街垒去，不然那里就守不住了。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得知真实情况的一鳞半爪。

十七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三日

昨天，二十二日，奥国水兵撤出了他们的使馆，尽管奥国代办讷色恩先生和其他人都大加指责，说他们撤得太早。这些水兵随后去了法国使馆，讷色恩先生和夫人则成了窦纳乐夫人在英国使馆的客人。比利时人一直同奥国人待在一起，直到奥国人撤走，才到这个院子里来，比利时公使也成了使馆的客人。荷兰使馆和奥国使馆的院子至今还在燃烧。

昨天上午十点钟，一种几乎说不清缘由的恐慌，好像席卷了我们整条防线的每一处；法国兵吓得魂飞魄散，把他们的使馆扔给义和团、大火或随便什么可能出现的东西，一口气跑到英国使馆，说是一切都“完了”。德国人也受了惊吓，可他们沿着使馆街跑到半路，又掉头回去，不但重新守住了自己的使馆，还派人进了那座空无一人的法国使馆，把它守住，这样义和团要是来了，就会遭到抵抗，不至于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占了去。

俄国使馆的院子是美国水兵撤往英国使馆的唯一通道。原先说定，万一中国人来攻，攻势严重到所有人都必须离开各自的使馆，俄国人在美国兵进来之前不会关上他们那扇朝着使馆街的大门；美国兵进来以后，大家在那里（俄国使馆院子里）尽可能久地坚守，然后一起撤到英国使馆。可是我们的俄国朋友忘了这个小小的约定。我们的人也被这阵恐慌抓住，离开了城墙，经过我们的使馆，穿过使馆街，退到俄国使馆门口，却发现大门不但对他们锁得严严实实、闩得牢牢的，而且近处连一个能听见他们敲门的人也没有。他们事后辩解说，他们在街那头更远的地方留了一扇小门没关；可我们的人谁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入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借口相当蹩脚。

不过，一个钟头以后，这阵恐慌在整条防线上过去了，我们的水兵回到了美国使馆，又重新守住了城墙。法国人后来也回到了自己的使馆——这段时间德国人好心替他们守着——想到自己挑起的那场惊慌，原来只是出自他们自己过度紧张的头脑，不免相当沮丧。法国使馆和德国使馆占着两处要紧的位置，不断受到义和团和官兵的攻击；要不是德国人把两处使馆都守住，中国人本来很容易就能拿下法国使馆。两处使馆在使馆街上正好门对门。

我们的人已经博得了名声，说在北京各国卫队里，他们是枪法最准的。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人一瞄准，就能打中猎物——不管那猎物是一个中国兵的脑袋，还是一个义和团。

昨天上午，人人都经历了那番神经紧绷的激动和惊吓，天意却偏偏不肯饶过我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紧挨着城墙的那片园子里，又烧起了一场可怕的大火，这似乎太残酷了。一个钟头比一个钟头更可怕。一股巨大的烟柱直冲天空，烟柱中央迸出分叉的火舌。这场巨大的火——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近的火——似乎不出一两个钟头就会把我们烧个精光。放火成功的义和团或官兵，看到自己的杰作，一定欣喜若狂，他们知道，要扑灭它，几乎得有超人的力量；不过我相信，他们决想不到我们竟能把它扑灭。

我们院子里的人脸上都没有多少希望，这就足以让我们觉得，至少有那么一阵子，中国人也许会得逞：只要烧掉对我们的防守关系如此重大的一道墙，他们就能冲进来屠杀我们，用不着冒险爬墙进攻。要是那时刮起风来，把这巨大的火柱往我们这边吹，我们就根本没法扑救，把英国使馆和慈禧太后的车马场隔开的那一整道长墙就会倒塌。

我们的人爬上梯子，干得像纽约的消防队员一样，那样齐心协力，那样头脑清醒。我想，一个人知道这可能是他在这世上从中国野蛮人手里保住自己一条命的最后机会时，就能保持头脑清醒，他的胳膊也因此会生出一股大力气来。在墙头上往火里泼一桶桶水、尽量小心地摆弄我们当作水龙带用的那根细橡皮管的男人们，每隔十五分钟就下来一次，换别人上去，因为他们都烤得半焦了，有的被火星和落下的碎块烧伤得很厉害，在那可怕的高温里，人人都喘不过气来。

必须记住，这些人在墙头上的时候，是中国神枪手绝好的靶子，我们事后才知道，中国军队里神枪手有很多。院子里有三口井，从最大的两口井那里，男男女女排成一行，把盛满了水的水桶、水罐以及一切能用的容器，传给墙头上真正在扑火的人。一个人烤得半焦还继续救火，那需要怎样的英勇，是可以想见的；可是这些人不仅冒着被大火烧焦的寻常危险，而且明知自己是始终不停的步枪火力和冷枪的靶子，对他们又该怎么说呢？天色灰暗，墙头上的人成了又大又黑的剪影，叫人看着心痛，正好让中国人瞄准。

就算我活到一千岁，也再见不到比这更古怪的一群人，为了扑灭一场火、为了使自己免遭屠杀而一起干活——苦力、传教士、士兵和全权公使，为了同一个目的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北京的外国侨民想必从来没有这样万众一心过。我也在那一行传水桶的男男女女里，法国公使的夫人也在，还有许多知名的女士。

法戈·司快尔、丁韪良博士和英国使馆的外科医生蒲尔医生，是火完全扑灭以后来到我们屋里的三个满身烟灰的人——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歇手地拼命干了好几个钟头。说他们口渴，那不够真实——他们简直是干透了。蒲尔医生悄悄说，据他所知，唯一大得足以解他这份渴的杯子，是屋角小壁橱里的一只大号的联谊杯（这所房子在被围之前原是他的），要是我肯给杯里倒满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他就往里面加威士忌。我照吩咐倒满了，他往那只大联谊杯底倒了约莫四指深的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两手捧着杯子慢慢地喝；我想，在那一场漫长、畅快、理所应得的痛饮中，他的眼里流露出的那份感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今天女人们又做了几千个沙袋。枪声一直不断，今天前门那边还放了一炮，我们希望这意味着我们的军队正在开来，中国人在抵抗他们。据说庆亲王在中国统辖着五万兵马，他一定是对我们友好的，否则我们觉得，他早就会把一半的兵调到北京来结果我们了。据说他的一些兵曾经朝义和团开过枪，不过这很难叫人相信。庆亲王是一位头等亲王，总理衙门的首领。在我们临时凑起来的伙食团里，最讨人喜欢的是莫理循博士；哪里需要一个强壮的男人，他就在哪里干活，他是一位满身尘土、快活又健壮的英雄，这样的人走遍天下也难找。

十八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

援兵从天津出发，到今天整整两个星期了。昨天上午十一点半，英国使馆院子里、紧挨在窦纳乐爵士住宅后面的翰林院被中国人放火烧了。我们怎样扑救大火，我昨天已经写过了，只是这一回，男人们也许觉得自己更有力气了些。他们已经成功地扑灭过一场巨大的火，为什么今天就不能再扑灭一次呢？不过这一次风向对我们不利，所以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七点，我们都在拼命地同它搏斗。

对中国人这样的人讲什么“体谅”，是多么荒唐啊！前天那场危险的大火之后，防御工事委员会建议，由我们把那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学府（翰林院）烧掉，烧的办法要让中国人没法把它当作向我们开火的阵地。另外还有一层危险：他们可能会自己放火，认定火势——再加上他们用煤油助燃——一定会蔓延开来，把使馆的这一整头都烧掉。防御委员会担心的正是这个；公使们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却多少是一致地否决了。“这种野蛮行径！”他们说，“这场麻烦很快就会过去，到那时，要向全世界承认我们故意烧掉了东方最好的藏书楼之一——如果不是最好的那一座——那是多么丢脸！”我们只等了二十四个钟头，就看出我们对这座著名藏书楼的体谅完全白费了；因为，尽管麻烦“几天之内就会过去”，中国人却似乎急于在麻烦过去之前把我们消灭掉，竟亲手烧了这座华美的古老书楼——里面藏着他们最古老、最受尊崇的全部典籍——指望能把我们的墙烧掉足够大的一截，好便于他们冲进来。

到七点钟，最大的危险过去了，可细心的哨兵整夜守望着，以防刮起大风；零零散散的小房子烧了一整夜，所以从我们的房子朝院子那一头望下去，叫人想起夜里在宾夕法尼亚产油区看到的熊熊火焰。中国人很精明，放这些可怕的火的同时，还不停地排枪射击，所以我们的劳作对每一个干活的人都是可怕的危险。那种悬而未决的滋味很难忍受，因为过了五个多钟头，最乐观的人才敢说：“我们总算比较脱离危险了。”要是院子这一头保不住，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人人都把这座英国使馆看作北京最坚固的、也是最后的据守之地，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妇女、儿童和各种各样的储备早就送到这里来了。

从南堂救出来的二十五位中国修女，到我们房子后面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来——顺便说一句，我们的窗子就朝着这片迷人的风景——用一口大锅煮总委员会配给她们的那份米饭。这些人，再加上满乐道太太的“仆人”和司快尔夫人的“仆人”的全家老小，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后院里煮饭什么的，把后院挤得满满的；这些人近在咫尺，叫人几乎相信自己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中心吃住。

我们使馆里的水兵，在迫不得已之前自然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他们的伙食非常糟糕。自从五月二十九日他们到北京以来，一直由一个中国人包伙，按人头计价，他把他们喂得很好；可自从我们被围，他自然就没有市场可以采买了。司快尔先生从自己的储藏室里拿东西给他们吃了好几天，可每一顿饭都要在他的存货里挖出一个可怕的大窟窿。他们有五十名士兵和两名军官，一罐沙丁鱼加一条面包，他们自然是吃不饱的。我们煮了大量的米饭，里面放了许多罐腌牛肉，就用修女们用的那口大锅煮。在这边做饭，要送到他们那里去就很难了，因为冷枪一刻不停，从一个使馆走到另一个使馆极其危险。

十九六月二十五日

六月二十五日

到目前为止，使馆——或者我该说，这个院子——的士气无疑是好的。天气很热，可每年夏天这个时候通常会来的大雨还没有来。只有几个婴儿患了痢疾，另外有几例猩红热和恶性疟疾。医院是一座四间屋的房子，只容得下为数不多的病人。让我们祈祷它还来不及住满吧。韦尔德医生是德国陆军的外科军医，派驻北京的使馆已经三年，他的工作极其高明，又一贯如此，早已受过他的皇帝的嘉奖。他的专长是外科，看来在北京这里，医疗上的局面要靠他来挽救了。我想蒲尔医生会同他会诊、一起工作。我们的水兵已经有一人阵亡，两人受伤住在医院里。这些最先丧命、最先受伤的人，叫人感到这真的是战争了。

今天上午我和司快尔夫人在医院里。送进来好几个人，他们都得等着轮到自己动手术；两个护士忙着协助眼前这台手术，顾不上一个躺在地板上的受伤的哥萨克兵。他浑身是血，血顺着胸口往下淌，在他身子四周积成一摊，他的脸是橄榄绿色——就是画得拙劣的死亡画像里看到的那种颜色——青灰得吓人，我从来不相信，哪怕是垂死的人，脸色也会变成那个样子。他在那里躺了好一阵，管事的人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只顾得上叫我尽量照料他，替他赶走苍蝇，别让苍蝇烦他，直到他死去——大概要不了二十分钟。他的肺被打穿了。

人们仍然很高兴，可是想到我们早、中、晚都被死亡包围着，这就显得奇怪了。院子里差不多每隔几个钟头就有报道和谣言传来传去，要是可以称之为闲话的话，那么今天的闲话是：一个俄国人声称，他知道他们的军队正在开来，因为夜里一个哨兵看见一枚绿色的火箭升上了天空。据认为中国人没有绿色火箭；而俄国人经常使用绿色火箭，所以那一定是俄国军队发来的信号，告诉我们他们差不多已经到了门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今天莫理循博士到安置中国教民的肃王府去，协助柴五郎中佐做一些艰难而危险的构筑街垒的工作，顺便参加了一次出击。他指挥一小队日本兵和意大利兵，后者毫无用处，前者则了不起。他们把中国人从几条小胡同里清了出去，柴五郎中佐认定，为了保护中国教民，这几条胡同必须划进他们的防线。战斗的重担落在日本人身上，一人阵亡，三人受伤。莫理循博士和秀耀春博士把这些可怜的人安置到肃王府园子里，真是个聪明的主意；那园子紧挨着日本使馆，如今看来，守卫它的责任似乎落到了日本人身上。

秀耀春博士昨天遭遇了多么可怕的结局啊！他从英国使馆朝着御河的那扇门，朝皇城城墙那边望去，看见那里有几个中国军官扛着一面他所熟悉的军旗，他仿佛一时冲动，就出去要同他们谈判。大家屏住呼吸，看着他。尽管他从离开我们的墙起，一直到走到他们跟前，都举着双手表示自己没有带武器，他们还是极其凶暴地抓住了他，把他拖过桥去，拖出了我们的视线。他那十有八九会遭到的下场，像一块棺罩一样沉沉地笼罩着整个院子。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像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人，怎么会把他们的性格看得如此之错，竟那样信心十足地把自己交到他们手里。

在蒙古市场和翰林院那两场大火期间，我们打死了许多中国人，只要有可能，我们就直接把他们的尸体扔进火里。不幸的是，在几乎是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俘虏了一些义和团，关在这个院子里。今天拂晓，他们全被枪毙了。

迈尔斯上尉在内城城墙上已经指挥了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今天下午，美国使馆里水兵的住处起了火，有一阵子看样子整个美国使馆的院子都要烧掉，经过一番苦战，才把火扑灭了。

美国使馆的切希尔先生，凡是需要翻译的地方，最艰难、最危险的差事他都愿意去干；这几天夜里，他一直在内城城墙上，指挥、鼓励那一队挑选出来的中国苦力，这些苦力每夜帮我们的水兵加固街垒。每天夜里都有许多太冒失地朝我们防线逼近的中国人被打死，干上几个钟头，积起来的尸体数目之多，令人吃惊。为了大家的健康，切希尔先生不得不花很多时间，监督他的苦力们把尸体扔到城墙外面去；今天他打趣说，他同那么多尸体打交道，觉得自己该被封为“尸体少将”了。我们每天听到、谈起的，就是这样一些阴森可怖的故事！

二十六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六日

昨天下午四点钟，五个穿得华丽耀眼的御前旗手，打着一面休战白旗，出现在使馆街的桥上，说皇上稍后要送一道公文到桥上来给我们看，因此眼下暂时停战。后来果然送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皇上谕令保护各国公使。故须停止开火，稍后将有公文在桥上交付他们。”那道公文看来并没有送来；不过，我们看见几个骑马的中国军官，是荣禄部下的，正从御河桥上经过，便打着白旗向他们招呼，又让几个士兵在后面撑着这面旗的意思，同他们谈了一阵，得知他们正在这一带巡行，告诉他们的人今夜不要向我们开枪，因为已经停战了。我们要他们把皇上的信或者公文（至今还没有送到桥上）送到英国使馆来。他们答应一定送来，可到今天中午还没有送到。

昨天晚上我正同法国公使毕盛先生说话，法国使馆的翻译非常激动地跑来，说俄国军官毫无疑问地听见了俄国军队的炮号声。我们就是这样听到那么多的传说，一想起来，脑子就乱成一团。各国的上尉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一致认为，只要十分小心、拼命苦干，我们还能再坚守八到十天，过了这个期限，我们就完了。

满乐道太太是六个可爱孩子的母亲，她谈到要有干净的衣服、要洗点什么东西，都是不可能的事。“不过说到底，”她说，“那又有什么要紧呢？援兵要是十天之内到，我的孩子们身上穿的就够穿了；北京要是在这期间解不了围，我们就都死了。”她并不是在演戏，说得很平静。每天听到的上百句类似的话，都表明了人们对我们的处境究竟作何感想。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受的苦最可怕。她们害怕自己的孩子会死于疾病，或者死于酷刑——中国人要是冲进来，那是一定的，因为他们残忍是出了名的，连婴儿也不放过——她们又为自己的丈夫担惊受怕，因为随便哪一次进攻，丈夫都可能送命。

今天凌晨一点钟，一阵猛烈的枪声响了起来，好像同时从四面八方打来；后来负责防守的军官们对了对情况，证明确实如此。在这个使馆里，空气中嗡嗡地满是子弹，可声音大得吓人，谁也分不清是所有的使馆都在受攻击，还是只有英国使馆。他们想吓唬我们，对女人、孩子和一些男人，他们的确得逞了；可是谢天谢地，负责保卫我们的军官和哨兵——至少大多数——知道我们的高墙和坚固的街垒就是我们的安全所在，只要有我们的士兵和水兵守着，除非他们拉来又好、又瞄得准的大炮把墙轰倒，中国人是很难翻过墙来结果我们的性命的。

能对我们城墙的坚固和守军抱这样的信心，这一切都像是中世纪的故事。受过洋操训练的中国兵想必都在天津那边，而我们眼下之所以没有遭到瞄得准的炮火轰击，是因为这里的中国炮手完全不中用。

这场凶恶的进攻持续了好一阵，久得足以让每个人起床穿好衣服之后，康格太太回到我们屋里来，看见我躺在地上的床垫上，连衣服都还没开始穿——我想，院子里有一半的女人都认为，这是最后决战的开始——她的神情简直悲壮到了极点。她说：“末日来临的时候，你愿意让人发现你没穿衣服吗？”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被屠杀的时候，是穿着搭在椅背上的那件粉红色绸睡袍，还是穿着我在这场迷人的野餐的白天惯常穿的高尔夫球裙和衬衫，那实在没有多大差别。于是我告诉她，有好几个夜里，我都穿好了衣服，坐在床垫边上，巴不得能再躺下去，结果天一亮，人家告诉我进攻已经结束了，那时候总是晚得再也睡不成觉（这种过法实在叫人吃不消）；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白天又有那么多事要做，我得出结论：既然在这些进攻中我穿好衣服对谁都毫无益处，那我就待在床上，除非出了什么可怕的事，那时我就穿上睡袍，在喉头系一个粉红色的缎带蝴蝶结，静候我的屠杀。

这种看法，或者我该说这种说法，并不中公使夫人的意；可我必须说，在围城中那些可怕的时刻，轻浮一点是莫大的安慰。装出不害怕的样子，其实真能减轻自己的恐惧。“假如你没有那种美德，就装出有的样子吧，”我们敬爱的莎士比亚这样说。就在同一个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夜里，康格太太走后，司快尔夫人的德国保育女教师克拉拉又来了，得给她各种各样的保证，才能让她相信，此时此刻并没有在进行一场屠杀。

这些进攻非常吓人，同两英尺外的人说话都得尖着嗓子喊。人们看上去不是极其乐观，就是绝望地悲观，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看到身强力壮的大男人藏不住他们天生的怯懦，只要有一丁点儿个人危险的差事都要推脱，是一件叫人厌恶的事。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有一两天我没有打开日记，不过这些日子同我已经写过的那些日子很相像。天气很热，可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在拼命地挖战壕、修防弹掩体、筑街垒，或者扑灭在各处又烧起来的火。我们防线上相对的两头不断受到好几次攻击，也许下午来一次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夜里再来一次，这让每个人心里都极其紧张，有时还极其恐惧。接着又传来谣言，说法国使馆和美国使馆烧起了大火，于是又是一阵紧张；要不就是听说有人刚从其中某个使馆回来，说他听见军官说，又要扑火又要打中国人，他们大概坚持不了多久了；十分钟之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院子，说这几处使馆已经放弃，守卫的士兵死了一半。每天流传的谣言那么多，一个钟头以后就被否认，证明是假的！真是难以置信！

那些仍在坚守的使馆，丈夫还同士兵们一起留在那里、直到最后撤离的女人们，日子非常难熬。这些可怜的女人自然会想：“我丈夫在干什么？他死了吗？等他们撤离的时候，他会不会在那些活着退到英国使馆来的幸运儿当中？”

要紧的街垒上一直在苦干，男人们一干就是好多个钟头的体力活。女人们每天做几千个沙袋，在医院里帮忙，还要在这种情况下，让短缺的口粮尽量吃得久些、看着诱人些。院子里唯一没有特别差事可做的壮汉，是全权公使们。如今没有什么动脑筋的工作可做了，而他们当中有些人又不大情愿干体力活。

英国使馆的图书室藏书很全，偶尔会有个好奇的人到那里去，想查一查，同别的围城和屠杀相比，这一次在历史上会占个什么地位。最相近的、同样令人心碎的围城，似乎是勒克瑙之围：一群五方杂处的人被关在驻节官邸里，以寡敌众，苦苦坚守，盼着哈夫洛克的高地兵来解救，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投降，因为一投降，等待他们的就是坎普尔的命运。想到这些事，我们就记起，中国的鞑靼统治者同莫卧儿大帝本是同一族系，而莫卧儿大帝正是印度土兵起义的首领。不过德里王是想夺回他的王位，而慈禧太后向差不多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开战，却没有这样的理由。

鞑靼人和满洲人虽然统治中国好几百年了，却是一个外族，他们一向敌视一切足以增长洋人势力的东西；而汉人则比较精明，因为他们在沿海一带、或者在任何能同欧洲人做买卖、得到好处的地方，经常同欧洲人接触，至少同北京当权的满洲人比起来，已经变得进步而新派了。一八九八年，皇上和他的维新党，被慈禧太后和她那班守旧的满洲老臣彻底压倒了；这些人丝毫不愿接受任何新派的东西——连最简单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接受——在一种孩子般的、不讲道理的狂怒中，决定一切洋的东西都必须扫进大海里去；看样子，她这项政策的头几步如今真的可能要实现了。

窦纳乐夫人一天三顿要供四十个欧洲人吃饭，连仆人算在内，上桌吃饭的有三十三人。她很明智，每顿只有一道菜。除了萨尔瓦葛侯爵，谁也不想着换礼服吃晚饭；我觉得，连英国人吃晚饭都不换礼服了，可见事情真是糟到了极点。

我们的小伙食团很吸引人；我们的存货比这里几乎任何一个伙食团都多得多，品种也丰富得多，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总算把伙食办得十分令人满意。我们的主菜是罐头牛肉，米饭是我们的主食——这是不得不然，因为米是我们存得最多的东西。在这样的热天里，番茄酱吃起来很可口。燕麦片是我们的另一样主粮；奢侈品方面，我们存着不少果酱、水果罐头、蔬菜罐头、沙丁鱼、鲭鱼罐头、李比希牛肉汁、一大盒斯提尔顿干酪、咖啡、罐头黄油和白面粉。司快尔先生存着大量香槟，每天晚上，我们的围城晚餐都要喝上一两夸脱。男人们干得那么辛苦，女人们的神经又绷得那么紧，一点点提神的东西无疑是莫大的福分。

我们的伙食团人比较少，这些美味又用得很谨慎，所以都还剩得不少；因为我们记得，在被围以前的日子里，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能买一罐罐头；可如今一罐罐头已经没有市价了——根本买不到。罐头吃完了，就只能吃马肉和米饭。我们从使馆带来了一只衬铅的小冰箱，当时看来似乎有点傻，如今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把酒和饮用水放在里面，还有井水，井水很凉，所以我们喝的东西多少凉一些，不至于同空气一样热。别的伙食团谁也没法让东西保持凉爽，这是我们这间屋的一大特色——在这样非同寻常的境况下，我们尽可能过得舒服。在这种热得冒烟的天气里，凉水是莫大的安慰。天热得一罐肉要是开着放一夜，到早上就坏了。

这里有一位英国报人，他在围城的活计中能抽出一点工夫的时候，就拿起照相机，照几张眼前实况的照片。他很爱开玩笑。今天防御工事委员会认为，法国公使毕盛先生住的那所房子，正被中国人从外面挖地道，不过迄今为止唯一的证据只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声响之类。公使对这个新的、针对他个人的危险，比平常更加不安，对人家同他说的话一点也不高兴，更不觉得有趣。那位报人说：“我正在为巴黎的《费加罗报》拍这次围城的照片。你的住处很快就要被炸药炸飞了。我的相机已经准备好了；既然你将是照片里的主角，你看我怎么照你好——照阁下整个儿飞上去的样子呢，还是照你零零碎碎落下来的样子？”

在我看来，这个时候，人们的心态都不大平衡。有些人把每天的惨事视为理所当然，比应有的程度更加冷漠；另一些人则悲观、哀伤得可怜，叫人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染上这种病。这里有个年轻人，人们知道他有时会一时失常，通常是在夜里，在烈日下苦干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有一回他在站岗，他的上司来换他的岗；他在那条危险的岗哨路线上已经走了几个钟头（在漆黑的夜里，那路线显得加倍危险），一见上司，他就受不了了——无疑是在想着自己多半就要临头的死——把枪口径直对准了来换岗的人：“都怪你，你这个混蛋，我才到北京来；也还是怪你，我青春年少的大好岁月，就要在这里不明不白地完蛋了！”那个受到威胁的人一动也不动，无疑因此保住了性命；他又极其聪明地顺着那个要袭击他的人说：“大概是这样吧；咱们来好好谈谈。”几分钟后，危机过去了；可第二天，那个曾经身处险境的人请求总委员会，把他的夜间岗哨调到院子的另一处去，免得他那位年轻的秘书又忍不住要他负责。

七月一日，星期日

我一直身体不大舒服——用一个文雅的说法——而且我向你保证，事情已经到了（不是正在走向）这样一种地步：再像在家里那样生活、行事、说话，就完全不合时宜了。人对一个念头习惯得多么快啊！如今我们既然已经在心里准备好迎接一场可能的屠杀，似乎反倒多少恢复了一些往日的兴致。如今我病好了，那些前来解救我们的士兵，似乎也离得近多了！

这个院子要是闹起瘟疫来，那可怎么得了！医院里的床垫刚够给伤员和垂死的人用，所以万一闹起瘟疫，就算腾出一所房子给得病的人住，我敢肯定他们也得不到任何寻常的照料；只能把他们隔离开罢了。让我们祈祷，别在这已经很长的一串惨事上再添上这一桩吧。

医院已经满了，人们躺在过道里的草袋上——凡是想得到的角落都挤满了。每天都有垂死的和受伤的人被抬进来。这里差不多人人都染上了痢疾。治法差不多就是停止进食，大量地喝米汤。我们的厨子一分为四——美国平房里另外三个伙食团也都有权使唤他——每天都有几个钟头不在，去干所有私人仆役都必须给总委员会出的公差。厨房比较空闲的时候，司快尔夫人、我的女仆和我就熬上几加仑米汤，稠稠的，有营养，可是没有味道，我们把它装进一夸脱的瓶子里，放进我们那只衬锌、盛满凉水的箱子里冷着。箱子放在我们那两间住处的一个角落里，男人们川流不息地到那只箱子跟前来来去去，不明底细的旁观者看了，准会以为那里至少藏着一家霍夫曼旅馆的酒吧，而且生意兴隆。

雨季，也就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时节，已经开始了，气温就像一个土耳其浴室，只是没有那股干净的气味。说到气味，北京的气味足可以写一整本故事书。干热同这种潮湿的气温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这潮气仿佛从大地母亲身上泡出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恶臭。防线四周成堆地躺着那么多死狗、死马和死去的中国人，可离得太远，我们没法掩埋或焚烧。空气的污浊简直叫人受不了。所有吸烟的男人从早到晚嘴里都叼着一支雪茄，用来抵御这种看不见的恐怖；连女人们，主要是意大利和俄国女人，也靠不停地吸香烟来解脱。

二十九日，跟我们的水兵一起从大沽来的李皮特医生，正坐在公使的房子前面吸烟，一颗子弹打中附近一棵树的树枝，斜着弹下来，打中了他的大腿，把骨头打断了。他伤势极其危险，要过好几天我们才能知道他的腿要不要截掉。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是个地道的弗吉尼亚人。在世道还没有变得这样可怕地颠三倒四之前，我们常常同他和迈尔斯上尉一起打网球。

今天德国人在紧靠他们使馆的地方被赶下了内城城墙，这引起了极大的骚动。把他们赶下来的是中国兵，其中有些是董福祥的人，另一些是庆亲王的亲兵，这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庆亲王是友好的。

德国人从城墙上能看见，哈德门正在加固；知情的人说，那些如此杀气腾腾地关闭城门的军队，与其说是为了防备联军，不如说同样是为了防备董福祥那些横暴而不受约束的兵，那些兵抢劫杀人是出了名的。他们说，北京城里凡是有点家当可丢的中国人家，都已经离开了京城，因为他们明白，外国军队要是来了，会有大抢劫；中国军队要是得胜了，也会有抢劫，还有比抢劫更糟的事。毕德格先生告诉我，中日战争期间，人们认为日本人极有可能向京城进军，成千上万的官员和有钱人都带着家眷，携带着尽可能多的财宝离开了北京。可以想见，如今也存在着同样的恐慌。

今天早上，我们的人——德国人跟在后面——在一阵恐慌中从城墙上的街垒撤到美国使馆，随时准备看着成群的中国人占领德国人和他们的阵地。等了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又夺回了城墙。不过德国人没有照这个样子做。在这一个钟头里，英国使馆院子里紧张极了。城墙已被放弃的报告引起了一阵恐慌，因为放弃城墙，就会让中国人能把大炮架在城墙的这一段上，正好居高临下地控制英国使馆，朝我们往下开炮；而面对这样的攻击，我们能坚持多久，谁也说不上。万一到了那一步，我们就把妇女和儿童安置到专为此挖好的深深的防弹掩体里去，掩体上面盖着圆木、沙袋和泥土，炮弹打不穿。这些壕沟我们尽可能照着莱迪史密斯之围时用的那种样子挖。

德国人没能夺回他们在城墙上的阵地，山姆大叔的兵的困难就增加了一半，因为他们现在不论白天黑夜，随时都得准备应付中国人从两个方向来的攻击。“放弃城墙”这句话，译成围城的语言，就是“末日的开始”，这个消息叫我们极其恐惧。我想，从心底里放弃援兵很快就会到来的希望的人，是很少的。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我们要是守不住这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歼灭；援兵要是在我们完蛋后一天才到，差一点也就是差到底了，那时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也就不在乎了。要不是我们有着世上最好的运气，我们绝不可能坚持到今天；列强明知——他们一定知道——我们绝对抵挡不住大炮，却不派一支队伍来立即解救我们，他们究竟在想什么，这个使馆里的人实在想不通。联合起来的列强是在自相争斗，还是在一路打到这里来？

昨天柴五郎中佐从肃王府出击，想夺一门炮，没有成功，死了六个人。这些进攻性的行动似乎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却总要损失人手。

说到柴五郎中佐，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个子。他在这里的地位，完全是凭他的才智和一条好臂膀挣来的，因为在第一次早晨会议上，公使们和各国卫队的上尉们并不特别愿意听他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想过开口，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在肃王府那样积极、持续地作战，干得如此出色，证明自己是如此了不起的一员将才，所有的指挥官都来征求他的意见、请他援手。他的兵在街垒后面守着那漫长又漫长的钟头，个个那么耐心、那么不知疲倦，又那么勇敢，同跟他一起守卫肃王府的意大利兵恰成鲜明对比。为了意大利着想，我们只能希望她在北京的士兵是她最差的兵了。

如今，我们已经落到了各国人都在为活命而战这种原始的境地，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和敌意就十分明显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里几乎成了一家人；尽管“该死的美国佬！”和“该死的酸橙汁佬！”这两句话你来我往，说的时候却都带着亲热。俄国人对英国人的厌恶是那样由衷，只有英国人对他们的感情才能与之相比。这种公开承认的敌意坦率得叫人欣喜。我们的院子同俄国人的相连，他们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其强烈的程度，恰如他们恨另一边的英国邻居。拉登男爵命令他的兵尽量同我们的水兵肩并肩地干活、作战，因为他希望借此提高他那支没有受过训练的卫队的战斗力。这些人彼此不懂对方的语言，却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的卫兵管俄国人都叫“老俄”。

德国人多少有点独来独往，同谁也不亲近。他们的使馆在防线的一头，同法国使馆相对。他们为公使之死仇未得报而满怀阴沉的怒火；每当他们同别国人一起作战或守卫街垒，也许是在一名美国或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的时候，他们完全不顾寻常的军事防备、毫无必要地拼命蛮干，已经出了名。法国人也远离防区的中心，受到攻击。协助他们的有奥国卫队、一些比利时人、一些海关学生，以及能使枪的、无所隶属的欧洲大陆人。海关学生是一支出色的年轻人队伍，可他们来自各个国家，在占据作战阵地时，往往会被吸引到本国的卫队那里去，不过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干脆就去最薄弱的地方。日本人以极大的英勇守卫着肃王府，不用说，他们是极其亲英、反俄的。

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战术必须完全采取守势了。虽然今天是星期日，院子里的大多数女人，包括传教士的太太们，都在拼命地缝沙袋，不打仗的男人往里装土。各种各样漂亮的料子都拿来做这些袋子。伦敦来的利伯蒂缎子窗帘、巴黎来的绣着姓名缩写的亚麻床单，都被毫不怜惜地剪开来用。能数得清的，已经做了十万个袋子。所用的料子最华丽的，主要是在英勇的柴五郎中佐守卫的肃王府。那里的袋子，是用成匹成卷的锦缎和绸缎做的，这些锦缎绸缎是肃王那样慷慨地把府邸让给他那些受迫害的同胞时，留在府里的财宝的一部分。这是院子里唯一一处明亮、奇妙的色彩：那是用成千上万个大沙袋筑成的街垒，沙袋全是用这些色彩华丽的缎子锦缎做的——天蓝的、血红的、明黄的——成千上万个一层层地叠起来。它从地面一直垒到使馆办公楼的二层——在北京，这算是一座相当高的房子了。之所以筑在这座楼旁，是因为这里的火力一直非常猛烈——这是一道极其奇特的、蝴蝶般五彩缤纷的街垒；要是在世上任何别的地方，而不是在北京的这场围城中，准会看到一排排的画家，拿着速写本、支着画架，想把这不同寻常的景致画到画布上去。

七月三日，星期二

这几天来，内城城墙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大胆了，昨天他们把最后一道街垒筑得离我们的那么近，近得可以——而且真的——把大石头扔进我们的防线里来，幸而没有伤着人。这种危险的逼近，对我们的人在士气上的影响是可怕的。他们觉得，在他们同董福祥那成群的兵——那个以残暴出名的回民首领和他的一伙亡命之徒——之间，只隔着一道几乎不起作用的街垒。司快尔先生第一个看出了这个巨大的危险，也无疑是第一个想出了对策；更要紧的是，他把它付诸实行了。他同窦纳乐爵士开会商讨了利弊，决定必须沿着城墙发起一次冲锋，而且要快，否则我们就必须完全放弃城墙，而那是美国人谁也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尽管德国人放弃了他们在城墙上的阵地，我们却不甘心也这样做。

迈尔斯上尉非常愿意率领这次冲锋，拨给他的有二十名英国水兵、十五名俄国兵和三十名我们自己的人。今天拂晓，大约三点钟，他向城墙发起了冲锋。院子里没有一个人上床睡觉；大家都紧张极了。我们派了六十名能打仗的人去参加这次出击，他们要是失败了，我们就会失去我们实在失不起的东西。我们觉得胜负大约各占一半，在拂晓时分等待，真是可怕。冲锋成功了，缴获了两面中国军旗。后来在两道街垒之间发现了六十五具中国兵的尸体，但实际死伤的人数不得而知。五点钟，我们的人抬着他们的阵亡者和伤员回来了。这是围城期间唯一一次奏效的进攻行动。迈尔斯上尉英勇无比地率领了这次冲锋——他是他的兵的鼓舞——腿上被长矛刺伤了。

七月五日，星期四

光荣的七月四日就在这过去的二十四个钟头里到来了，中国人很客气地在凌晨三点前后，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宣告了这件事。这吓坏了每一个人，可同最近许多类似的尝试一样，结果只是让大家受了一场大惊吓，并使我们防线上的一两处地方明显削弱了。德国使馆的冯·贝洛先生，尽管有着军人的体格，却似乎正变成一个感情用事的人，而不是一个行动的人。从他住处那边传来一个故事，说在最近这次可怕的进攻中，他忽然预感到末日已到。他宁愿让他的钢琴来抒发他最后的感情，以此迎接自己的厄运。他从那件乐器上奏出的《女武神》的音乐真是妙极了。他不顾时间地点，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弹奏着，可几个钟头以后，他被粗鲁地唤醒，人家告诉他进攻已经完全结束了，至少这一回，他不会在一场音乐的风暴中遭到屠杀了。

今天的精神气氛似乎更坏了。我想，这是因为外界没有任何东西传到我们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各自的政府关心我们的死活。同我那些一起被围的朋友们比起来，我个人的态度是异乎寻常地乐观，这只不过是因为，也许由于我年轻、身体好，我对未来感觉不到可怕的恐惧，相反，倒是颇有希望。

每天夜里看见那些像探照灯一样的绿光，由此引起的所有希望，正在一落千丈，因为那些绿光根本没有靠近，要是那是我们正在开来的军队所用的信号，就不会是这样。援兵到底在哪里呢？难道各国政府都这么容易上当，竟相信中国驻各国的公使——他们大概正在向各国政府保证我们平安无事——还是说，他们竟会自私到犯罪的地步，正在彼此进行外交角逐，争论把我们救出来以后，将来瓜分中国时各国该分得什么？

这里公使们的一致看法是，各国会同意让日本人或俄国人——他们在距北京一个星期路程之内拥有大批作战部队——派一支援军到北京来，唯一的目的是解救他们的十一位全权公使，并要求他们保证，这次出兵不搞突然政变，不采取惩罚措施，只是单纯地解救他们处境危急的代表。几个星期以前，人家叫我们到英国使馆来住一两天，可至今还不见一点援救的迹象。我们最好的战士和军官每天都有人死去，问题是，人手这样令人痛心地、有规律地一个个减少下去，我们还能坚持多久？很快，院子里剩下的兵力就只有女人和孩子了。幸而每天死的人数不多，可受伤的人很多，有些伤得很重，就打仗而言，他们同死了也差不多。指挥的俄国军官说，我们最多只能再坚持一个星期；比较乐观的人则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熬过三个星期。

迈尔斯上尉被长矛刺的伤，并不像原来预料的那样轻，他发着高烧。今天又看到一个婴儿出殡，叫人非常难过。今天的第二次葬礼，是海关学生中最受欢迎、最讨人喜欢的一位。他在翰林院附近砍一棵树的时候，肝脏被子弹打穿，两个钟头后就死了。

医院里住着五十个人，已经死了十二个，有几个正在康复的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当时我们没有说，可现在我们可以说了——谢天谢地！中国人从四面八方都试过放火烧我们，这样一来，离得很近向我们打冷枪的中国人，能找到掩蔽的地方或房屋就很少了。靠着人人都参加的奋力扑救，才避免了严重的损害；不过我们那道朝着蒙古市场的大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男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用石头和沙袋把它重新砌好——或者我该说，补好——补得安全可靠。

这些石头搬起来非常困难；它们作为这个院子的铺路石，已经在原处放了很久了。从防守的角度看，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准许带一些仆人，连苦力也在内，这是多么幸运啊！这些人大多是教民，因为信佛的人一般看到形势不妙就跑掉了；现在这些仆人被编成一队一队的，全都得为大家的需要干活，筑街垒，装成千上万的沙袋来加固防御，做必要的清洁卫生工作，有时街垒被敌人的猛烈火力打塌了，还要同我们的士兵肩并肩地干。比如有一道街垒被中国人摧毁了，苦力们同士兵一起把它重新筑起来，尽管一直暴露在董福祥部下猛烈的火力之下。有一天下午，死了六个苦力。

这些人，我们为了方便起见，一概统称为“苦力”，其实他们往往是读书人，是教传教士中文的先生或是翻译，可他们虽然在各方面都不习惯干体力活，却在队里毫无怨言地干着。

四点钟，我们又举行了一次葬礼，是给中弹身亡的奥立芬的。我在场，英国牧师诺里斯先生给我们主持了一个简短的仪式。看着他的遗体只裹着一块麻袋片，被放进地里，真叫人难过。灰暗的天空，偶尔从我们头顶飞过的子弹，几声雷鸣，伴着一道道闪电，给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的葬礼作了恰如其分的背景。他的哥哥是个又高又瘦的大个子，作为主祭，那样子真是可怜极了。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海关学生们为了替他们这位英年早逝的同伴报仇，会毫不留情地杀死许多中国人。所有的全权公使都来了，可怜的赫德爵士失去了他最宠爱的部下，悲痛至深，显得虚弱而憔悴。奥立芬死后只过了三个钟头就下葬了。我们没有办法把死者停放更长的时间。

马肉是主要的食物。我们到这里几天以后，牛肉就吃完了，只剩下一小群羊，幸而是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赶到这里来的。这个院子里每天要养活一千二百九十三个欧洲人，米饭是人人都吃的头号饭食。不过羊肉要分给病人、妇女和儿童，每三天每人四分之一磅。院子里有许多马、矮种马和骡子，我们用草料把它们养活着，每天宰两头，分给各伙食团。苦力们另有一个厨房，他们干活一有空就可以去，在那里能领到米饭和马肉。奇怪的是，已经吃了两个星期，有那么多人承认他们喜欢吃这东西。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什么牲口，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骡肉和矮种马肉比马肉好吃。有些人甚至存着大量罐头牛肉，却更喜欢新鲜马肉。不过我们的伙食团对马肉有偏见，只要我们还有罐头牛肉，就不打算去领我们那一份牲口肉。

五月的赛马会是在围城以前举行的，大多数外交官还没有把他们的赛马和马球用的矮种马处理掉；如今最要紧的问题，不再是“科雄”将来还会不会赢得更多的奖杯，而是它的肉排嫩不嫩。现在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那头仍能挤出少量奶的母牛，不用说，是没有杀了吃肉的，而是为了它那能救婴儿性命的奶水被精心照料着。北京最大、最有势力的一家银行的总裁，同我们一起被围在这里，受了伤，完全不能干活了。他只能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他自告奋勇照料“母牛小姐”，帮她去找那仅存的几片草叶。

我同一名军官到翰林院去了一趟，那里冷枪仍然不断，不过由于我们用坚固的街垒加强了阵地，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猛烈了。中国人那样无情地放火烧了这座北京的奇妙书楼，那里什么也没有剩下，只有成千上万本烧焦了的书，还有一些迷人的庭院和草坪的遗迹，从前那些中国老学者常到那里去研读梵文和其他死去的语文写成的古老手稿。在这里，我看见了那位银行总裁——平时他在中国是一位大有势力的人物——正安安静静地照料着那头母牛，坐在一张古老的石凳上看着她。某位古代哲人的幽灵，想必会吃惊地问自己：“这里是怎么回事？”

赫德爵士府上的海关伙食团，菜单一成不变。早饭，米饭、茶和果酱；午饭，米饭和马肉；晚饭，米饭、马肉和果酱。我们的存货极好——比院子里谁的都好——所以我们吃得比这里任何一个伙食团都好。我们有相当数量的毕晓普牌加州蜜饯水果，那真是妙极了，不太甜，在这样的热天里吃起来非常可口，因为吃了不会口渴；我们还有通心粉和番茄罐头。我们有时把腌牛肉做成炸肉饼，不过一般是做成咖喱，就着米饭吃。昨天晚饭我们大饱了口福。我们的厨子是个有进取心、胆子大的人，他冒着被冷枪打死或被敌人截住的极大生命危险，走出我们的防线，到蒙古市场去，弄来了一打小小的鸡。赫德爵士也来赴了我们的宴会。

菜单　　　　　　　　　　附注

芹菜清汤　　　　　　　　李比希牛肉汁加芹菜。

鳀鱼吐司　　　　　　　　鳀鱼酱。

烤鸡　　　　　　　　　　厨子冒着生命危险弄来。

青豆、炸土豆　　　　　　罐头青豆和两个土豆。

豆子沙拉　　　　　　　　罐头豆子。

清咖啡　　　　　　　　　咖啡管够。

厨子那次突袭弄来的鸡还剩下几只，养在一只篮子里，像婴儿一样喂着，全留给孩子们吃。我们的伙食团算起来有八个正式成员，可客人经常不断，而且很多。成员有：韦尔德医生（他的外科手术做得多么出色）、莫理循博士、切希尔先生、毕德格先生、司快尔先生、法戈·司快尔（斯特劳兹上尉的传令兵）、司快尔夫人（她慷慨无比，从她有限的存货里随意接济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院子里有许多人都叫她“施恩夫人”），三个孩子和两位家庭女教师，还有我。我们通常请传教士来吃午饭，请我们比较亲密的朋友来吃早饭和晚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急需食物。

俄国使馆所处的位置，使它有一处的防守非常薄弱，几乎每天夜里都同中国人近距离交锋，有时打的是肉搏战。俄国卫队的士兵是没有受过操练的水兵，是从俄国内地的村子里强征入伍的；他们的指挥官拉登和他的副官，为了不让他们在这种近距离战斗开始时逃跑，就站到他们身后，用刺刀尖戳他们，好让他们发狂似的向中国人冲去。他说，要教没有纪律的部队在近距离冲锋，只有这个办法，因为他们总是会被恐惧抓住——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人进攻的时候吹着尖厉的号角，尖叫，嚎叫，像苦行僧一样狂舞，又像印第安人一样残忍而狡猾地向前推进。

拉登常常整夜不睡；每逢这样的时候，他通常就到我们这里来吃早饭，我们的早饭在六点半到八点之间随时开。咖啡壶特别归我掌管；我们伙食团的成员整夜值勤之后，那样子仿佛能把一壶咖啡全喝光，而不是我只好限给他们的那一杯。早上一按铃，你的女仆就把早餐托盘端进来——比起这种日子，现在是多么不同啊：六点钟，你从早上沉沉的一觉中被敲门声惊醒，看见伙食团的两三个成员，满身火药灰，低声下气地问：“早饭还要多久才好？”他们大概整夜都在火线上，累得要死，饿得发昏。

我们叫他们半个钟头以后再来，于是我们的小规模战斗就开始了。睡眼惺忪的厨子从我们窗下挤满了中国人的院子里被叫起来，告诉他该煮小麦粥、煮咖啡、烤苏打饼干了，为此他就到那间盒子似的小厨房里的破炉子跟前去。我们匆匆用海绵擦个澡，穿上洗了没熨的衬衫和高尔夫球裙，就可以开始一天的生活了。接着我们把草垫子卷起来，放在一个角落里，把那张八角形的中国小桌子放到屋子中间。我们夸口有四把椅子，可我们的伙食团有八到十二个人，来晚了的只好坐在银器箱上或者地板上。

我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干净的餐巾，桌上放些绿叶作装饰，然后宣布开饭。除了拉登，另一位几乎每天都来吃早饭的客人是贾腓力牧师，他是一位传教士，看上去是世上最温和的人，却正在成为北京最有力量的人之一。他是防御工事委员会的智囊。他在担任神职以前，是康奈尔大学工程系的高材生；如今这整个院子和外围防线都掌握在他手里，他对修筑街垒的建议，对挖反地道以防备中国人挖地道——我们时时都察觉到中国人在挖——的建议，都尽可能照他的吩咐执行。天亮以前他就在干活了，利用这几个钟头相对平静的时间，看清哪里是薄弱之处，怎样在白天把它们加固得最好。他弯着腰，非常安静，很少同我们说话，说话的时候也从不谈他在做的事。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时间是那样连续不断，四面八方的人都在找他，要不是每天在司快尔夫人屋里能歇上一个钟头、吃上一顿热腾腾的好早饭，他相信自己是撑不下去的。

伙食团的另一位成员是德国外科医生韦尔德，他日日夜夜在医院里做着那样出色、那样不间断的工作。他一台接一台地做着闻所未闻的手术，用的就是我们给他找来的那张旧厨房桌子。中国人常用的那种老式步枪造成的伤口最惨不忍睹，要治好这样的伤，无疑需要外科天才，而谢天谢地！韦尔德正有这份天才。他个子矮，身材粗壮，一头金发，一双粗短的小手，一对锐利的蓝眼睛，极其讲求实际，就事论事。医院附近的好几个伙食团都请他去入伙，可他毫不做作——他知道自己是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必须保重身体——回答说：“不，我只去能吃到最好、最多的东西的地方。”司快尔先生请他到我们这里来，他欣然接受了，同时又重申了他拒绝别人时说过的那条入伙理由。他的工作是那样连续不断，通常只能赶来吃早饭和晚饭。

这次围城的另一个特色，显示出有些人具有多么非凡的办事才干。北京饭店的老板沙莫是个瑞士人，他在我们这场被囚禁的戏剧中扮演了一个了不起的角色。自然有许多人什么存粮也没有，还有些人即使有存粮，也没有地方做饭；于是沙莫挺身而出，承担起每天供养我也不知道多少人的伙食。我们刚集中到英国使馆的时候，混乱得可怕，他给所有一无所有的人饭吃；后来他又作了一项长期的营业安排，为那些没有办法自己开伙的人供应伙食。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天主教神父，还有二十五位天主教修女，是他和他的妻子在南堂被焚之前亲手救出来的；此外还有无数没有存粮的家庭和单身的人，要是没有他的帮助，他们的日子就会极其艰难。

在沙莫主动担起照料这些修女的事以前，司快尔夫人已经供养了她们许多天。当然，他供应的花样并不多，可他给她们马肉、米饭，偶尔有些罐头蔬菜，还有一种粗糙的黑面包，是用劣等面粉做的，由他亲自烤。对那么多的人，他能那样按时地供养他们，真是了不起。他的饭店在法国使馆附近，他有几个苦力在那里帮忙；他亲自监督两顿饭的烹调，一顿十二点，一顿六点，然后用一辆中国大车运到英国使馆来，每次都冒着被冷枪打死的危险。人们不禁要想，他这番善举还能坚持多久。在围城里的行话中，北京的沙莫饭店被称为“瑞士公使馆”。

七月九日，星期一

一两天前，在使馆街附近一家做中国火炉的铺子——一种铸造作坊——里，发现了一门老式大炮。它无疑是一八六〇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带到北京来的炮之一。司快尔先生立刻对这件古老的军械大感兴趣，希望我们能派上点用场。他同“纽瓦克号”上的炮手助理米切尔一起，孜孜不倦地干着，要把四十年的锈除掉，让它能够使用。在清理的过程中，他们用装钉子的袋子做成炮弹。他们把这门被命名为“国际炮”的炮拉到肃王府，朝一道中国人的街垒发射了几袋钉子，这样一举两得，既清理了炮膛，又给敌人造成了一些损害和极大的惊吓。这一炮的响声，比中国人从我们防线里听到过的任何声音都响得多，有五个哨兵不小心把头伸出皇城城墙，想看看出了什么事，立刻就被我们的卫兵打倒了。这里有一些俄国弹药，原是配给一门本应和弹药同时从天津运来的炮的，可是极为不幸，沃嘎克上校没能把那门炮装上最后一班火车；我们发现，这些弹药可以用“国际炮”发射。

今天一个欧洲男孩死于痢疾。昨天夜里，“国际炮”被拉到翰林院，用来摧毁中国人筑的一道街垒，效果极佳；那道街垒是中国人为了自己方便和掩护，一边干着向我们的人打冷枪这桩美差，一边一天天加固起来的。前天，奥国代办讷色恩先生在法国使馆——据我了解，那里的步枪火力和炮击都十分猛烈——被打中了眼睛附近的地方，人们担心他那只眼睛可能保不住。他的妻子在那里照料他。比利时使馆头等秘书默盖林克先生昨天打死了两个中国人，打死其中一个时，无疑救了法国指挥官的命。他干得很好，是个神枪手，可是古怪到了极点，而且我不相信他对他的英国同僚有应有的那份友爱。他昨天离开这里，到法国使馆去住了；他救了他们军官的命，在那里一定会受到极大的礼遇，尽管在那里他每天要站八个钟头的岗，而在这里只要站六个钟头。

前些天，他给我带来五条中国人的长辫子，是从他打死的义和团头上割下来的，作为一天战果的纪念品。对有些中国人来说，割掉辫子意味着一种严重的、亵渎神圣的残毁；这些战利品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挂了几天，尽管是从我们的中国仆人所畏惧的仇敌头上割下来的，显然还是叫他们害怕，我们很快就把它们处理掉了。昨天奥国指挥官阵亡，子弹穿心。起初，死者或重伤者被抬进医院时，我们还记个数，可现在他们来得太频繁了，我们也就不再记确切的数目了。

人们——那些乐观的人——说，援兵一两个星期内不来，是很有可能、也很合情理的事；这样，要是援兵不来，他们就可以带着孩子般的得意说：“噢，我从来没指望他们在那之前来。”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公使和所有的人都说：“最迟七月一日一定会到。”如今他们居然在说：“八月一日一定会到”！

昨天——星期日——干了很多有用的活。尽管如此，诺里斯牧师——他是防御工事委员会里最勤恳的成员之一——还是在窦纳乐夫人的餐厅里给我们举行了半个钟头的礼拜——院子里正式的礼拜堂被美国新教传教士占用了——我必须说，那是令人宽慰的。这间屋子已经相当破败了，所有的帷幔都拿去做了沙袋，墙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屋子一头整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维多利亚女王画像，挂得歪歪斜斜，上面满是弹痕。天花板上的一根大梁朝屋里凸下来四五英尺，那是一颗强弩之末的炮弹撞进房子侧面，把它顶下来的；而笼罩着这一片狼藉的，是一种错不了的气味——许多人一天在这里吃三顿饭、仆役又不够用的屋子里，总有这种气味。仅仅六个星期以前，我还是就在这间屋子里举行的一次极其迷人的晚宴上的客人，四周是当时看来无可言喻、永无尽头的宁静——那是在远东拥有一切能使生活愉快的最好东西所带来的宁静。其他教派也在当天的某个时候做了各自的礼拜。

上星期热天开始了，阴凉处的温度计是一百零九度。我穿衬衫和短裙；男人们穿着干活时穿、多数人睡觉也穿的肮脏衣服。他们从来不戴领子——三个星期没洗过内衣，看他们的样子，大多数人要隔四五天才刮一次脸。生活现在正安顿成一种常规，人们会以为，这个院子里的人一辈子除了每天夜里全面进攻一开始就起床以外，从来没干过别的事。每个男人都到指定给他的岗位上去；或者换换花样，要是没有全面进攻，男人们就在任何钟点静静地起床，去站他们的岗。

萨尔瓦葛侯爵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一张躺椅上，同他那位非常美丽的妻子聊天。法国公使毕盛先生神经紧张、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对每一个同他闲谈的人说：“局势极其严重；今晚我们都要死了。”俄国公使格尔思先生永远在他的使馆和英国使馆之间来回走，从头到脚都是一副公使的派头。可怜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先生，公使团的领袖，病得很重。荷兰公使克罗伯先生向防御委员会自告奋勇去站岗，可同时又说他不会开枪，而且眼睛非常近视。不用说，他的自荐没有被接受。美国公使康格先生走来走去。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现在是总司令，是他的同僚们一致推选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他真诚地尽力履行这一职责。我相信他完全胜任，因为他在进入外交界之前，曾是英国陆军的一名上尉。不过他走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大多数使馆都那样嫉妒这个院子成了中心和头号的最后据点，以致对发出的一切命令都蛮横地不予理会，而且，尽管局势极其严重，他们还是处处给窦纳乐爵士设置障碍，不让他的计划顺利实现。不妨举一件小事，来说明这种可恶而普遍的风气。

法国人向防御工事委员会申请，要把十字镐和铁锹送到他们的使馆去，以便夜里修筑重要的街垒。英国使馆里负责管这些工具的传教士没有把它们送去；要么是工具全都用在了同样重要的工程上，要么是他一时疏忽。没有收到工具，已经同法国人一起住进他们院子的奥国代办讷色恩先生，昨夜十二点回到英国使馆——他和他的妻子一直在那里受着窦纳乐夫人的款待——竟擅自把窦纳乐爵士叫醒，无礼地大喊大叫，说窦纳乐爵士要负责，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要负责；说法国使馆没有得到适当的防守，等等（尤其是这个“等等”）。窦纳乐爵士说，凡是关系到各使馆安全的事，他随时都愿意以适当的方式商讨，可讷色恩先生那种说话的样子，使他根本没法同他谈。于是讷色恩夫妇就搬到法国使馆去住了，这多少也是自然的，因为奥国士兵正在帮助法国人。

院子里流传着一个问题：等到法国使馆和德国使馆不得不放弃的时候，讷色恩夫妇到哪里去呢？一个人是公使或代办，并不能帮他找到新的住处，因为每一间屋子、每一条过道、每一个壁橱，早就被人占去了。公使团那位可爱的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先生，睡在分给法国公使本人和他的使馆班子的那所房子的小过厅里的一张床垫上。他只好晚睡早起，因为人们要从他身上跨过去。他有一个小小的架子，放他那几件梳洗用品，可他是和衣而睡的，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荷兰公使睡在二等秘书那所很小的房子里的一间小储藏室里——这所房子我们现在叫它俄国使馆，格尔思先生手下的五十一名使馆人员都住在里面。那间屋既然是储藏室，他的夜晚就是同蟑螂没完没了的一场战斗。一旦到了为活命而战的时候，官阶就是受到这样的待遇。

二十一七月十六日

七月十六日

下起了连绵的雨，看样子要下好几天，稳稳地落着，却并不算大；随雨而来的是比平常多得多的蚊子和跳蚤。那种黏人的黑苍蝇，仿佛同别处见惯的不是一个族类。看它们在这些又脏又臭的中国人身上大快朵颐，实在叫人难受——这些人半个身子上通常爬着上百只这样的害虫；可中国人同它们相处得太惯了，做饭的时候若有几只、或者该说许许多多只落进食物里去，他们也并不介意。「屠宰场」自然是这些讨厌的苍蝇的一大聚集之地，而我们同它只隔着几家门户，于是屋里一切东西上都爬满了这些畜生，连自己身上也不例外，这滋味着实不好受。若换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又不幸读过《微生物的一生》，这些专吃腐物的苍蝇准能叫他发疯。

我们住的那间屋子在蒲尔医生房子的后面，很潮，整夜里冒出来的跳蚤和蟑螂，无论谁见了都要发怵。我们把蚊帐和鬃毛褥子都送去了医院，所以每夜只能睡在地板上，铺一只塞了稻草的口袋当褥子；除非整个人躺在一摊除虫粉里，否则根本谈不上睡得安稳。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连除虫粉都没有，那些夜晚简直无从想象。我们身上被咬得一塌糊涂。好在近来医院里一位事务员，用手头现有的材料配出了一种粉，药性极强，闻着就要打喷嚏；可在眼下这种境况里，打喷嚏倒是一件乐事。你知道我们的头号敌人正在死掉——虽说这对那够不着的蚊子毫无用处，它照旧每夜唱个不停。

昨天夜里，海关的年轻人华伦被抬着穿过院子往医院去，一张脸几乎被打掉了。我同他很熟，常在一处跳舞，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今天天刚亮，他就死了。我们一位枪法极好的水兵，名叫费舍，本来守在城墙上，今天早上被打中，当即身亡。今天真像是围城以来最叫人心灰的一个早晨，这么多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照法裔加拿大人的说法，是「踏上最后那条长路」，或者「翻过了大分水岭」。

今天早上八点半光景，伙食团刚收拾完，我正拎着一壶咖啡往医院去，送给那里的医生和护士，几个士兵从我身边过去，抬着一副简陋的担架，上面躺着斯特劳兹上尉，伤已致命。这样看见他，于我格外震动，因为七点钟他还同我们一道吃过早饭，只是因为没完没了的差事显得疲倦，人却满怀希望，精神很好。他一条胳膊软软地垂着，手和手指痛得僵住了。仿佛就在上一刻，我还在早饭桌上递给他一杯不加奶的咖啡，他伸出那只有力而瘦长的手来接，小指上戴着图章戒指；如今全变了样。不到两个钟头，那只手又伸了出来，却是在临死的挣扎里。

他是同柴五郎中佐、莫理循博士一道过肃王府去的时候被打中的；那一带争夺得最凶，枪声不断，他们要去商定几条新的防守办法。莫理循博士同时也中了弹，伤得不重；那位矮小的中佐则被两颗子弹把军帽从头上打飞了。

两个伤员都被抬到医院，斯特劳兹上尉先得了救治；莫理循博士因为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守着伤口那份剧痛，等了好几个钟头才轮到他。可怜的斯特劳兹上尉，大腿上的动脉被打断，只活了四个钟头，在睡梦里去了。他实在是太累、太累了。自从他从天津赶来，几乎日夜不停地忙，尤其吃力的是，那么多军官阵亡，落到他肩上的差事和责任他都得分担。他的死，人人都觉得是一大损失。莫理循博士和斯特劳兹上尉常在我们伙食团里吃饭，一天之内两个人这样走了——一个受伤，一个阵亡！司快尔夫人和我彼此问：「下一个是谁？」

今天整个院子显得凄凉沮丧，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短短一天里死了这么多人！要是写下来还有点用处，我真能写上许多——写这院子里的炮弹、开花弹和枪子儿，害得我们在使馆那一小块空地上走动都有危险；写我们在酷热和雨水里苦等援军；写我们对防线上几处薄弱地方的莫大恐惧；写挤得满满的医院和一天天扩大的坟地；而最要紧的，是写这一切忧虑和恐惧压出来的那份神经紧张——万一有一天守不住了，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一个好军士或者好下士，受伤阵亡以后，人们惦记他，同惦记一个军官是一样的；我们自己的水兵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好多时候干的就是军官的活儿，担的也是一样的责任。如今死人死得这样频繁，最后的一搏看来并非不可能；到那时候若还照这个比例死下去，我们也就只好祷告了。男人们私下里说起，到那时候他们一定会亲手打死自己的妻子。但愿上帝不让这一天到来！说到这个，我口袋里有一支小手枪，装了几发子弹，以备万一到了最坏的时候用。是比利时使馆的一位秘书替我从军械库里偷出来的——他说：「小姐，万一你用得着。」

每次进攻一开始，常有子弹穿过树梢，削断枝条，落在我们脚边。我们也常看见大炮的火光一闪，炮弹便越过院子飞去，一般都打得太高，伤不了什么，可等你反应过来，它早过去了。日子就是这样过的，炮弹和枪子儿在我们四周啸叫。昨天傍晚，枪声像是暂时停了，我正同克林德男爵夫人坐在一条长椅上——这些长椅可以作证，这个军需处在围城以前原是使馆的网球场——忽然一颗子弹贴着我耳朵半英寸处呼啸而过，声音清楚得吓人，从男爵夫人和我中间穿了过去。我知道那个盯上我们的狙击手正要重新瞄准或者装弹，便立刻从长椅上滑到地上，躲开他的射程，同时想把克林德男爵夫人一起拉下来。这却没有拉动；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在我们近旁干活的海关学生明白过来，我们成了这个新狙击手的目标，硬把她领回使馆去了。她心里那样痛苦，我相信有一颗子弹来结束她的苦难，她真会求之不得。

我们不再谈援军了。他们赶得上就赶得上，我们眼下唯一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撑一天。如今话题只剩下：哪道街垒该加固，哪个角上该挖壕沟，好防着中国人从地底下掏过来——他们一定会这么干的，挖地道是他们打仗最爱用的法子之一。

我们在设法应付一切不测。围城以前看着还算明白、若是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也像是临到头能撑得住的人，如今全垮了，连装出一点勇气的心思仿佛都没有了。男人们常拿一点小病小痛做借口，把公共防守的活儿一概推掉，整天只顾对着局势唉声叹气，一天比一天叫那些真正担着围城责任的男男女女讨厌；至于垮掉的女人，白天黑夜就守在最近的一扇关着的门后头，等着新的一场进攻，好再闹一回歇斯底里。

我可以老实说一句，垮掉的男人比女人多。一个人真被这种恐惧抓住，就全然失了分寸——一点小事就能引出满腔的自怜，而他们要求的又尽是办不到的事。今天我给那位法国家庭女教师送晚饭，说实话，厨子的咖喱粉下得太重了些。就凭这一点小小的不凑巧，她抓住我的手，哭得撕心裂肺，求我救她，说她从饭菜这股异样的味道就知道，有人要毒死她。「小姐，我要求的不多，只求立刻把我送回法国去。」我告诉她，这咖喱我们大家都吃了，而且要送她回法国，同送她上月亮一样办不到——话全是白说，她被恐惧搅得神志尽失，无可挽回了。

已经有好几个人神志失常了，其中有一位可亲的意大利老神父，多西奥神父，南堂的主持；南堂被抢被烧，随之而来的种种惨事就不必说了。我天天同他说话，起初他为一生的事业——他的主堂和医院——毁于一旦而满心悲痛，后来渐渐满脑子都是幻觉。同一位名叫诺勒加德的瑞典传教士那种狂暴比起来，他的失常算是温和的了；那人彻底疯了，有时候不得不把他关起来，派带枪的人看着。他有一次跑掉，走出英国使馆大门直奔御河，看样子是一直去了总理衙门；据他回来以后自己讲的，我们只能知道这些：他把他们想要的情报全给了他们，还特别劝他们不要打那么高，说他们的枪子儿很少伤到我们。他回来以后一直有人一刻不离地看着；可惜我们发现，他那番建议真被采纳了，中国人的枪打得低下来了。中国人对疯子极为敬重，以为附在他们身上的神灵是神圣的。他们请他吃了一顿好饭，他便平安无事地回到英国使馆。

中国人攻肃王府比攻别处都卖力。那里面收着将近三千名教民，中国人最想先杀的就是这些可怜人。再说，他们要是拿下了肃王府，在墙上架起炮来朝我们打下来，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肃王府和美国使馆正后面的那段内城城墙，我们非守住不可；可要守住后面这一段，我们所有的水兵都得拿命去换。

十四日，有两个送信的人到英国使馆来，带来一封署名「庆亲王等」的信。有人把这封公文看作荣禄想陷害庆亲王，因为信是从荣禄营里送出来的，而众所周知，他既恨洋人，也恨庆亲王。我们若是回了信，又把回信送到寄信来的荣禄营里，荣禄要把这封公文拿去呈给慈禧太后，再容易没有，就此向她证明庆亲王私通各国公使的不忠。

毕德格先生完全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力劝各国公使回信，因为他确信这是真心要开始交涉的头一步；即便交涉不出什么结果，至少也大概能换来一次停战，让我们从那些可怕的进攻里喘一口气。这封信语气颇带威胁，说我们必须即刻离开北京，不然他们就要用尽手段；说他们从前也曾设法同我们通信，可他们的示好从来没有得到「礼遇」；说是我们先开枪的，又说他们很高兴，到目前为止只死了一位全权公使。至于走法，我们须得十人一队离开北京，或者愿意暂时留下的，可以在总理衙门得到保护和住处，云云。信是写给窦纳乐爵士和各国公使的，末尾又添了一笔威胁：若是第二天十二点钟以前收不到回信，我们要遭到可怕的事。

对这封信，各人看法不一，可大家都同意：不论是不是圈套，总值得回它一封。于是回信在昨天中午送了出去。给我们送信来的那个人，就是先前替窦纳乐爵士送信——或者说设法送信——给西摩尔提督的那个教民；他被中国人抓住，打得极惨，信也被抢走了，那封信里写着我们的人数、兵力一类的情形，中国人拿到手想必大为称心。随后他被带到荣禄营里，那封信就交给他送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熟悉能快些进我们防线的路。这个人又被派去把我们的回信送到荣禄营里。有人说援军已在路上，中国人想趁援军没到之前开始交涉，或是要哄我们走出防线，好轻易把我们杀掉，或是为了等各国军队终于到来时，好对他们说，他们一直同我们保持着联络，我们自己把使馆围起来守着，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也有人一口断定，这全是胡扯，全是谣言。

斯特劳兹上尉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各国公使和各卫队长官一致推举司快尔先生做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这个位子自斯特劳兹上尉死后一直空着。被围在北京的这些人中间，气氛并不平和，而是怨气极重，尤其是对英国人，原因无他，只因别国眼红英国这块地方在战略上占了上风。人人都希望司快尔先生担了这个职务，事情能顺当些；窦纳乐爵士的命令由一位美国参谋长转给各国「卫队」，再用各国自己的母语同他们商量（司快尔先生通晓几国语言），也许能给这一池浊水浇上些油，让它平静下来。但愿如此吧；因为万一各国之间的意气闹到了顶，这片被围的地方就要分裂——欧洲大陆各国在一边，英美在另一边——一旦真出了这种军事上分家的可怕局面，大家的末日来得多快，只有天知道。

也许因为防线相邻，交情格外深，俄国人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伙伴，以至于在我们面前毫不掩饰地用极难听的话数说他们对英国人的厌恶：「这些英国狗！他们那股傲气，那副猪一样的做派，你们怎么受得了？」过一会儿，又会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伙食团里坐一坐，训我们一句：「你们美国人真是魔鬼。这地方每一个该死的南欧佬你们都合得来；至于俄国人，你们爱他们，就跟爱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我们对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怀着这份和气与善意，是独一无二的；我深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司快尔先生那副有力的性格——正因为如此，我们使馆才在北京保住了这种难得的平衡局面，把美国人摆在了这盘外交棋局的领先位置。

二十二七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十六日下午，就是斯特劳兹上尉死的那天，我们都在送他的葬，有人来叫康格先生、司快尔先生和格尔思先生去见一个打着白旗来的送信人；他带来一封署名「庆亲王等」的信，是回复我们十四日那一封的。这个送信人显然是总理衙门派来的，还带着一份给美国公使的密码电报，是华盛顿国务院发来的，电文只有一句：「告知来人消息」，接着说我们可以经他们的手给国务卿回电；可是我们知道这必定得是明码电报，他们要改动是极容易的，所以并没有回。第二天，总理衙门又给康格先生来了一封信，说驻华盛顿的伍廷芳公使曾这样写道：「美国向中国致意并予援助，欲知康格先生健康如何」；这封信里还说，准许美国公使发一份密码电报。我们意识到，向外面的世界发一份说得清楚、说得有力的电报，是一桩责任重大的事，我们使馆便同窦纳乐爵士和别国公使商量了措辞。他们发出去的电报，大意是：「我等在英国使馆于炮火之下坚守最后阵地，援军若不到，不久即将被屠。」

第二天，总理衙门的送信人来取电报，别国公使也把密码电报交了上去，希望能一并发出。可那些电报都被退了回来，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自那以后，总理衙门隔一天总有一封什么信来，署名都是「庆亲王」。如今的进攻全无规律，叫人无从预料，只知道它们往往挑白天最不方便的时候、最想不到的时候来。有一回，总理衙门还有两三个书办或者章京来「拜访」。他们显然害怕，也紧张，自以为这一趟真是进了狮子洞；可谈的只是些寒暄的话。我们自然认为他们品级太低，不配同他们办交涉。在回复庆亲王的许多封信里，有一封是窦纳乐爵士写的，说我们有粮食、有兵、有弹药，可以无限期地守下去，只是女眷和孩子们需要冰、鸡蛋和新鲜水果；于是昨天，二十日，来了三车瓜、六袋面粉、一些茄子，还有一种没法吃的中国菜——鸡蛋没有，冰没有，水果也没有，除了那些没熟的瓜。

我们一直想同在中国哨线上当差的中国兵做点买卖，可他们虽然极愿意把这桩交易里能落到自己手里的大笔好处装进口袋，他们的官长却不许；不过他们每天早上还是给我们偷运些鸡蛋进来，价钱很高——那自然——数目也只够医院用一点点。

有个被抓住的中国人带来一个有意思的传闻，大家大都信是真的：董福祥的军队已经从北京往南开去，迎战各国的军队。可另一个传闻又说，董福祥是往西去了；他在被慈禧太后提拔为统兵大员以前，本来只是个回教的强盗头子，所以中国人认为他不是去迎击我们的军队，而是到蒙古去接着干他那桩美差，过他那快活的土匪日子。今天总理衙门给赫德爵士来了一封信，措辞客气得不得了，热络得不得了。他们极诚恳地为他的房子和院子被烧表示惋惜，同时又说，过去六个星期没有总税务司的指令，海关的事务几乎乱成了一团。事情一安静些，他们大概就要来求赫德爵士帮忙了。

前几天他们送水果和菜来的时候说，很抱歉不能给我们送冰，因为他们要是想送，义和团也爱吃冰，一定会把冰抢走。说到冰，今天院子里若是有一点冰，又有一个婴儿的命无疑是能救下来的。这些「本来可以」的事，真叫人痛得受不住。

今天法国公使毕盛先生从法国来了一份极好的电报，说：「全体一致通过授你荣誉军团勋位。你母亲向你致爱与问候，另有一万五千法国人正在路上前来支援你。」

十八日，有个送信人从日本驻天津领事那里冲了过来，给楢原带信，说他希望各国那支大队人马能在二十日以前动身来救北京；他希望有日本兵两万四千、俄国兵六千、英国兵三千、美国兵一千五百；又说天津的中国城已经烧了，租界没烧。

日本兵来这么多，俄国人似乎忧心得不得了；不过也有传闻说，俄国人一直躲着天津不去，好不同各国联手，免得被迫许下将来也许要后悔的诺言，而眼下他们正借着保护自家铁路的名义，自顾自地占些地方。这里有个英国人，自然是反俄的，他一口断定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公使、对困在这里的其他俄国人，是死是活全不在意。若是有一着棋能替国家扩张地盘，他们绝不会犹豫，牺牲了在北京的自己人也无所谓。俄国使馆里有一位先生名叫蓬波夫，太太很漂亮，嗓子极好；人人都知道俄国想要满洲，所以他说到圣彼得堡大概会下什么命令时，说得十分贴切：「他们会说：我的天，蓬波夫夫人同满洲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一两天前，日本人得到消息，说各国军队正在天津集结；这时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先生收到比利时领事凯特尔斯的一封信，兴奋地告诉了他一点我们大家都渴望听到的消息——西摩尔那支援军六月底光景曾逼近北京，可因为对面的中国兵人数太多，又缺粮缺水，被逼得退回天津方向去了。随后他们被聂士成统带的中国军队截断了同天津的联系；若不是天津出来三千兵去救，那一整支纵队就要在那里被杀光。聂士成打了败仗，因此自尽。

当时在天津的洋人和军队，随后攻占并烧了中国人的城，死伤七百多人。这封有趣的信写到快结尾的地方，凯特尔斯先生天真地说，他怀疑这位比利时公使是不是收得到这封信；但要是收到了，也许他会乐于知道，本国政府已经电令卡蒂埃先生留在上海候命，因为他无疑将被派往北京充任代办，缘由是「公使姚士登先生已遭屠杀」。这世上不论出些多古怪的事，只要你肯找，总还找得出可笑之处。

医院里若有一套照爱克斯光的器械，本可以救下许多人的命。可怜的楢原，一位日本军官，今天早上死了，是大腿被子弹打穿以后得了牙关紧闭症。他苦熬了三个星期。李皮特医生等了四个星期，等着腿上的伤到了外科医生可以再找一次子弹的地步，忍着剧痛检查了一遍，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好消息：子弹找不着。我们盼着援军早些到来，他们的医疗队带着照爱克斯光的机器，李皮特的腿或许还能保住。他身上受的苦已经很多，如今还在受；可我想他心里受的更多，因为他的床紧挨着那张死过许多人的床，一切细节他都看在眼里，而昨天夜里楢原一死，更是到了顶点——楢原的伤同他的几乎一样，只是近来楢原的伤上添了牙关紧闭症，而医生这一边并没有别的并发的毛病。倘使我们能活着出北京，韦尔德医生在围城期间的功劳，值得这里每一个国家向他致以感激。

俄国公使的夫人格尔思夫人是个好看的女人，举止极有风度，在医院里简直是一位慈悲的天使。俄国病人多半由她亲手照看；因为俄国人只要受过教育的，都会说法语或者德语，医院的护士明白他们要什么，可那些可怜的水兵只会说自己的话，她的照料对他们便是天赐之福；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她守在受苦的同胞身边的钟点多得叫人难以相信。一个受过训练、又想立下好名声的护士，也做不到比她更多；看着她那份体力、耐心和温柔，真是一桩快事。

北京的公使夫人里，论替围城分担辛劳，没有一个比得上格尔思夫人。那句老话说：「刮开一个斯拉夫人，里面是个鞑靼人」；在北京看着他们一次次顶住了的人，倒可以把它改成：「刮开一个斯拉夫人，里面是个英雄。」过去这一个星期，交涉、书信、送信的人来来往往，这份平静格外显眼；只是我得承认，人几乎宁愿说一句：「若是打，那就打吧」——因为在那种境况里，人不会、或者该说不能有工夫，去把这该死的天气、这打仗和围城的日子、这没完没了没个尽头的关于援军的议论，一样一样地细细领受。进攻一直不停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每个人都一声不响地干着分给自己的活儿；可现在有了这半停一半打的局面，这可怕的天气里熬了五个星期的劲儿开始显出来了：人人都病歪歪的，干活多半是一条腿拖着另一条腿在干，而痢疾又把这里大多数人害得极苦。在这院子里，我看着最可怜的一幕，是那一堆挤在最阴凉处的婴儿车，车里躺着软绵绵、没精神的孩子，有几个病得那样重，他们的父母想必觉得，围城每多一天，他们的小孩子就离死近一步。

昨天，七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又来了一封公文，说他们再一次请我们离开北京，自然是在他们殷勤的照料之下；说他们觉得再也保护不了我们了，不过无论如何，他们仍将尽力而为；又说他们希望各国公使都发明码电报回本国政府，说大家都平安无事。

我们猜，全世界正在向能够找得着的中国大员施压，要打听我们的情形；这些大员反过来便用这种不明说的威胁，逼我们去安本国政府的心。今天上午十点钟，各国公使开了一次会，发出一份一致的声明，说各国使馆的电报从来只用密码，所以不能照总理衙门所请去办；至于要我们全体立刻前往天津，若是总理衙门肯把护送我们的队伍究竟是什么样子、给妇女和孩子预备什么便利，一一说得完整确切，我们可以考虑这个提议。当然，我们绝没有由他们护送着到什么地方去的意思；不过保持着往来是好事，因为这能替我们争得时间。

等外面的世界发现我们并没有死，听说我们是怎样守住了自己的，一定会大吃一惊。昨天夜里医院报来的数目是这样：死伤一百六十五人——死者占一成二，伤者占两成。

各家的食物柜快要空得可怕了，我三个星期前抄下的那份菜单，如今已是渺远的往事。我们吃得很省，多半时候都饿着。我们伙食团现在最大的安慰，是司快尔夫人从我们使馆带出来的几只苏打水瓶，我们每天用它们制出够喝一整天的苏打水。

昨天夜里我同全权公使克罗伯先生在院子里散步。围城以来，他除了一个人人都有的常态——饿得厉害——好像还没有显出什么别的特长；他实在饿得厉害，以至于我们走过分给俄国人的那座平房时——那里有几棵树——克罗伯饿极了的眼睛在暗处看见六只、也许更多的肥母鸡，栖在高高的枝上，那是使馆里某位女士家的。当时没有人放冷枪，我们趁着这份安静，又绕着院子走了一圈，看见时候虽然还早，大家似乎都已经躺下，趁着照例的夜袭把人叫醒之前，能歇多少歇多少。

夜色也越来越黑了；等我们再绕回俄国人那座平房，克罗伯那个狠心的念头已经把他抓得死死的。他冲我耳语道：「你替我看着，我去弄一只鸡来。不会有响动的，明天我们就能吃上一顿真正的饭，把那只鸡吃掉。」我心里一闪念：在我家乡，手脚那么麻利的黑人偷鸡都免不了闹出响动，克罗伯这一辈子同鸡打的交道，大概不过是付账房送来的账单，他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得手呢？可是也来不及争辩了。克罗伯把我留在路上站着，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里。一阵窸窣，一声轻轻的惊叫，我这位公使朋友已经回到我身边，外衣底下鼓着一个乱扭乱动的包。我们撒腿就跑，像是义和团在后面追，一直跑到中国人住的院子，在那儿找到了我们那位胖厨子。幸好他当天在「苦力队」里的差事已经做完，一见我们偷来的赃物，显然高兴得很——「好咧，明朝我给你们弄顶好的饭」——他一眼看出克罗伯把鸡小姐的脖子捏得那么紧，叫她连一声都出不来，便心领神会地眨了眨眼。克罗伯松了一口气，把她交给厨子；又一想到明天那顿饭，叹了一口更深的气，这才绕着道儿，偷偷往自己的住处去了。

日本的指挥官柴五郎中佐——人人都由衷地佩服他——今天说，他有把握援军会在七月二十八日以前到。

二十三七月二十八日

七月二十八日

这一天本该是大吉大利的，却给我们带来了围城以来最坏的消息：直到七月二十二日，还没有一支军队离开天津来救我们。

七月五日夜里，我们派了一个长老会的中国小男孩出去往天津，他十五岁，个子小，人却聪明；他带着一封给英国领事卡莱斯先生的信，告诉他我们的处境万分可怕，非得早些来救不可，又用极重的话写明我们的危险。这孩子先由绳子从内城城墙上放下去，一路到天津倒没有多少波折，只在一个地方被人抓住，罚做了八天苦力。后来他逃了出来；可一到天津，要穿过外国军队的哨卡却极难——那一带天津在他们防线之内，他们看守得显然很严。这里的人都断定，那位英国领事必是缺个心眼儿：他既没有问一问这孩子——孩子本可以把我们的情形告诉他许多——也没有把别国领事的信交给孩子带回，只送了他自己那一封。

这孩子走回北京花了很长时间，到了之后又觉得白天进水门太险，便一直等到天黑；今天早上把什么都笼上一层阴郁的，就是这封信。卡莱斯先生这封公文，无论从哪一头看都极不像样，唯一可以替这封信解释的，是他怕它落到中国人手里。他写道：「英国其余各部由盖斯利将军统带，自新加坡开来，预计二十四日抵达。日本军队大部已在天津，并已集结。俄国人还只在大沽登陆。天津与海口之间有许多中国军队。若你们粮食充足，能久守，军队必能救你们。天津的外国妇女儿童已全部撤离，大批士兵正在赶去救援你们的路上。」这些话都很叫人心灰；可我们比从前更清楚地明白，我们还可能被围多久，因此储粮该怎样省着用，眼下还有人在议论，要把所有私人存粮一概征用。

他那封信的最后一句叫人糊涂到没了办法。我们不知道军队是已经动身了，还是他说的是新加坡那一支。如今多数人都觉得，一个像样的外交部，要预备一支救援的军队，总不该花上两个月。

今天热得像蒸笼，阴处有华氏一百零八度。如今我们谈来谈去，就是彼此问一句：「柴五郎中佐那个送信的人靠得住吗？」这个人几乎每天都往日本营里送来最令人振奋、也看着最确实的消息，说军队离通州不远了。他要是靠得住，我们不久就能等着他们；可有了卡莱斯先生那封信，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他的话。这不过是我们围城旧曲的又一个变调。

前天总理衙门给赫德爵士来了一封信，请他费心给伦敦发一个电报，告诉那里的人我们平安，因为各国政府都在吵着要本国公使的消息；又说他（赫德爵士）若是发了这个电报，全世界都会当作实话来听，可他们不能让各国公使用自己的密码。

赫德爵士立刻回信说，各国公使拒绝发明码电报，是完全对的；而他本人明白地拒绝发任何足以安世界之心的电报，因为他要是把实情电告出去，世界会骇然到不肯相信他的电报。答得好，总税务司先生。

今天我运气好，得准许去看了我们在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去的路上还把我们所有掩护用的街垒都看了。是拉登男爵和司快尔先生带我去的，不用说，那是极有意思、也极叫人心惊的。将近两个月里我只听人议论的那些情形，如今亲眼看见，全明白了。我也终于明白了那股无处不在的、停尸房一样的气味——围城期间有几回，那味道几乎叫我们晕倒。

每一道有人守的街垒上都开了枪眼，好让我们至少能多少看见敌人。许多枪眼里还装了小镜子，因为中国的狙击手一看见哨兵的眼睛，往往连这样的小孔都能打中，所以大家认为非得多加这一层防护不可。

我在翰林院的一道街垒上从枪眼里望出去，看见的情景，同在纽约伊登蜡像馆的恐怖室小窗口里望见的可以说是一样。一群衣着华丽、带着自家标识的义和团，在向这道街垒疯狂猛冲的时候被死神无情地一把抓住，就那样留在那里，直挺挺、硬邦邦，几乎个个还是猛攻的架势！连那个掌旗的，也还一丝不苟地、僵硬地攥着他那面花里胡哨的小旗。有两个是刚要跑就被从背后打中的，平平地躺在地上；可另有十来个，构成这支进攻队伍的主体，竟以难以置信的僵硬，保持着这些可怕而像活人一样的姿势。哨兵告我们说，这一群丑恶的、几乎摆得像戏台上一样的死人，已经这样立了两天。中国人不肯来收尸，我们也不能去，他们就只好留在那里，等着吃死尸的狗把他们吃掉，或者终于烂掉。

这里、那里、到处都有的这些街垒，配在一起真是壮观，尤其城墙上的；这也不奇怪，因为它们是用几百年前铺这一片了不起的砌石工程所用的大石块垒起来的。站在城墙上朝英国使馆的院子里望下去，人比什么时候都更明白：中国人若有一天占住了城墙的这一段，把炮口朝下一指，把我们打个一干二净，是多么轻而易举。

且把这幅可能的画面放下，让我朝下望一望，告诉你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八月早晨我看见些什么。我面前铺展着的，自然可以叫做「围城之地」，包括日本、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和英国的院子，个个都有国旗在什么地方飘着，虽说多数使馆原来的旗杆都被打倒了。接着，与那些被抢、被烧、烧得焦黑的中国房子相映，还有一片好看的颜色，那是北京饭店剩下的部分，楼上窗口挂出各国的国旗，一副满不在乎的挑战样子。

顺着使馆街再往上望，有一条又脏又疲、绿得黏腻的御河，同英国使馆平行地流着，跨河的桥上筑着一道又高又结实的街垒，好让我们同河那边的几国使馆——就是日本、德国和法国——还保持着往来。再看这几处院子当中和四周，偶尔有一棵幸免于火的大树，反把这荒凉的景象衬得更孤单、更荒凉。几百所半烧半塌、完全不能住人的房子，把围城之初那几场可怕的进攻里发生的事都讲了出来：中国人拿它们做掩护，然后又抢，又烧。一只走失的野狗，就是北京极常见的那种又大又像狼的杂种，可以看见它从一处挪到一处，眼神和步态都怪怪的，那似乎是吃死尸的畜生特有的样子。

还站在同一处，只把脸朝西望去，眼前那幅美景，人在最精致的梦里也想象不出来——一支绿与金的歌，那位老妖婆慈禧太后的仙境宫苑，那些完美的金顶亭子、宫殿和塔，从一片真正的绿海里升起来，在暖暖的夏日阳光里颤动、闪耀。从前人家老实地告诫我们，太靠近被咒过的宫殿去闲逛是危险的；这句告诫要是有人记住，各国的君王就不会把他们外交上的骑士派到这座神秘的「紫禁城」墙外头来住了。这种事，连在神话里也一向是冒险的；这些受了误导的骑士的故事，看样子要按那老一套的好结局收场：「他们被吃掉了，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们。」

二十四八月二日

八月二日

今天钟楼上贴出了一张东西。钟楼是英国使馆院子正中的一座凉亭似的房子，一切告示都贴在那里，人们随时聚在四周听消息。贴出来的是昨天送到赫德爵士手里的那封密码信的译文，信由伦敦的海关发出，经总理衙门转来：「务须坚忍。中国军队七月十五日在天津终告溃败。军队苦于运输船只不足，但预计七月二十八日以后启程赴京。中国政府是否在保护你们，你们是否从他们那里得到食物？」随后他们提到了康格先生十八日的电报。

今天还有一条上好的消息：总理衙门有两位大臣刚被斩了，因为被疑心亲洋——一位是许景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兼东省铁路督办，一度做过驻德、驻俄公使；另一位是个前任道台，总理衙门的大臣，也做过驻俄公使。在欧洲当过外交官、由此吸收了开明见识的人，在中国就得付这样的代价。

我此刻是在美国使馆司快尔夫人的房子里写这些字的；自从有了这半停一半打的局面，我们获准偶尔过来洗个澡或者读点书。我看见他们正把司快尔先生最喜欢的一匹小马牵走，明天就要宰掉。马快要不够了；等到口粮从马肉加米减成只有米，打仗的人一定难熬——可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小马被牵去补充食物，也实在不是件叫人痛快的事。

二十五八月三日

八月三日

昨天傍晚有好消息来了，是一个够机灵、能穿过中国防线的送信人带来的。他带进来五封信，多半出自天津的各国领事之手——拉格斯代尔领事给康格先生的；德国领事给德国代办贝洛先生的；劳里先生给他太太的；马洛里上尉给迈尔斯上尉的；还有一封是给赫德爵士的。这些信极令人振奋，因为它们都证明我们的军队不久必到；可它们又蠢得很，我们渴望知道的事实一件也没有给我们，连大致什么时候能等到救援都没有说。这些信一律是这么个调子：写信的人很高兴我们没有死，接着讲一些他们自己在天津的琐碎小事，再长篇大论、东拉西扯地说他们经历了多少了不得的事。被围了九天！木匠正在修领事馆的门廊，因为挨了一颗炮弹；英国领事卡莱斯先生甚至用繁复的领事密码告诉我们，他前一夜做了关于我们的噩梦。唯一说到点子上的一封，出自美国人马洛里中校之手，他给了我们一些确切的细节和日期：七月十五日攻下天津，等等；我们水兵立下的大功；最后一点也最要紧，他明确保证，各国联军里至少美国人会竭尽全力，让一万人的先头部队在七月二十八日以前动身。查飞将军给美国公使的便条，正因为军人式的简短，似乎许下了好事：「本人今晨抵达。查飞。」

各国领事似乎都被自己那份处境的严重压倒了，因为天津所有的女眷都已走了或正在走。这些信来的那天晚上，贝洛先生同我们一道吃了我们那样一顿饭。吃完了，我们一齐坐在地板上，讨论剩下的存粮各有什么好处；他说得很实在：在围城的日子里，饭后不再是看古玩、谈古玩，而是乐于把罐头拿来查一查、换一换、数一数。

前天，《京报》——京城里朝廷的报纸——登出一道告示（这些零碎消息，是我们花大价钱贿赂某个管得不太严的中国哨兵弄来的），说太后派了荣禄去筹划办法，执行把各国使馆护送到天津的谕令；又说荣禄须得照看他们，务须体恤周到，他们赴海口途中若受到任何骚扰，即行严惩。

接着我们收到一封信，说他们（总理衙门）收到了各国驻外公使的来信，各国政府都希望自己的代表退往海口，并说已派荣禄护送我们。我们照常回答，说我们希望先就此事同本国政府通信，又附上了几份密码电报。昨天来了回信，说电报已经发出；不过北京的电报自然不便，我们本国政府大概要一个星期才收得到。今天克林德男爵夫人同司快尔夫人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她的情形一直如此：丈夫被害以来这七个星期里，她没有一夜是自然睡着的。

我相信人人都替窦纳乐夫人难过，那么大一个伙食团要她张罗着开下去。人们竟无礼到在她桌上抱怨，声音还大得让她听得见；闹到后来太不像话了，有一天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把我有的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再好我也办不到；还有一句，我要提醒各位：够得上英国公使吃的东西，给这里任何人吃都是绰绰有余了。」

到今天，我们为了等援军来、说是住几天就走，来到这里刚满七个星期，粮食已经很短了。此外，院子里几乎没有炼乳了。昨天又有一个欧洲婴儿死了，纯粹是因为没有吃的。它躺在小小的棺材里，脸那样白，那样倦。医院的事务员可怜这些母亲，替她们的孩子钉些粗糙的小棺材盒子。凡是有孩子和婴儿生病或体弱的母亲，似乎都被这些可怜的葬礼牵住了心，个个都去。

有一只勤勤恳恳的老母鸡，每天下一个蛋。美国使馆有一处空院子，一部分已经不用了，整个让给了她；自从围城之初我把她安置在那儿，就一直由我亲手喂，或者看着别人喂。这里有三个婴儿，从十二个月到十八个月大，因为没有好消化的东西吃，正一天天地慢慢死去。我每隔两天给每位母亲一个蛋。蛋是极新鲜的；而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些痛苦的母亲知道、我也知道：我要是能每天给一个，而不是每隔两天给一个，她们的孩子大概就能活下来；可我做不到，只好这样分着给，一想到这份可怜，我就哭。

援军若不早到，肃王府里那些教民的命运，想起来真是可怕。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天还能给他们一点食物，可这点接济我们只能再撑几天。这些可怜人到时候只能在两条路里挑一条：离开肃王府，那几乎一定要遭屠杀，多半还要受刑；或者留在原处饿死。

无论怎么描写，都不能叫人明白这地方今天是个什么样子。想一想多雷为但丁《地狱篇》所作的那些版画，也许能帮上点忙。肃王府里的树很多，每一棵的叶子都被这些饿着的人剥光了；小些的枝条被拉下来，树皮被嚼掉。不管有病没病，这些可怜人都只能全挤在这里，因为再没有别的地方安置他们。哨兵一有机会，就打死吃死尸的乌鸦和狗，拖到肃王府去；这些饿极了的人便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连做都不做就吃了。每天早上屠宰场杀两匹马分给各伙食团，那些不能吃的部分有一半被这些饿着的人津津有味地吃掉。

天热得厉害，肃王府的地面又褐又硬，孩子们光着身子，大人也穿得极少，可老老少少个个都被那份毫不留情、丑恶不堪的饥饿裹着。

我们院子里一直吃的白米已经吃完，如今吃的是糙米，没有舂过的，沙子多，牙碜得很，平常年月连苦力也绝不会想到要吃。这米做成咖喱，或者就那么白吃；可你得一勺一勺地咽下去，不能让牙齿嚼上它，不然就太像嚼沙子了。

今天总理衙门来信说，李鸿章已经到了上海，不久就要用电报同北京的各国公使开始议和。至于我们前往天津的事，一个字也没提；夜里不断的冷枪和时时的进攻，也没有一句道歉——正是这些枪炮让我们明白，说我们「受着太后体恤周到的照看」是怎样一句谎话。说到这位精明的老政治家李鸿章，有一件关于他的故事：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之后，他辛苦了几个月，外交上大为得手，终于议定了《马关条约》的条款；中国虽然打了败仗，李鸿章却替他的太后弄到了一份极为有利的条约。文件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就求得慈禧太后召见，一路从觐见大殿的这一头卑躬屈膝地磕头到那一头，终于到了她尊贵的面前，把她交托给他的差事如何办成，禀告了一遍。凡是中国的大员，照例都能从自己的政治闲职里拿到不少正当的「陋规」，并不指望朝廷或者国库给什么银钱酬劳。这次召见到末了，太后向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他将得到一件酬劳他功劳的私人赏赐，在外间交给他。李鸿章向来是个大大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的收藏后来很快就在伦敦的佳士得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得了好几千英镑。其实他这个毛病是出了名的：只要出的价钱够大，他自己衣柜里那件俄国貂皮大衣也卖，新近弄到的那件色作淡粉的精美古瓶也卖，人人皆知。走出觐见的殿堂时，一个太监把一只金线织的大口袋交给他，里面装着一件沉沉的东西，他的眼睛便亮了。他飞奔回自己的府里，简直等不及他的秘书毕德格先生到来——毕德格先生是中国古代艺术最了不得的鉴赏家之一——好叫他看看这件刚从慈禧太后内库里出来的新收获。两人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要断定这件宝贝是哪一朝烧的；可这一种胎料的年代，连同别的技术上的分类，都已失传。过了很久，毕德格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捧起来，放在桌上，自己站到它跟前，把一件披肩拉上肩头，然后慢慢地、很慢地把两只手举到它前面，翻来翻去，做出在火边取暖的样子。中国人不需要多少话。李鸿章明白了，心都碎了。这是巴黎仿造的一件高明货色；秘书在它跟前烤手的意思是：它刚出窑，热气还觉得出来。淘气的老太后，把她最忠心的奴才骗了一回！

昨天夜里有一场极猛的进攻，四面一齐打来，枪炮响了好几个钟头。这实在无理：我们每天收着总理衙门的信，信上向我们声明，他们天天都给自己的军队下令，不得再开枪。

看样子这套「中国式外交」可能真会奏效，他们也许真能先把我们饿垮。同我们本国政府、同在上海的李鸿章无限期地交涉下去，再向各国保证我们十分平安、粮食充足，他们就可以把我们一直留在这里饿着。那可真是中国式残酷外交的一手精致功夫！

在我们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里，我们说我们坚持要他们给我们开一个市集，可回信把这件事完全置之不理，只说随信附上我们驻烟台、上海等处领事的几份电报。

我还得补一句：这几份电报又是极其撩人的。它们一点消息也没有给我们，只是祝贺我们还活着。据说从内城城墙上看见大批大批的军队正离开北京；从送信的人和苦力那里我们得知，这些军队是开去同各国军队交战的，这里只留下荣禄的几个营，继续叫我们不得安生。

八月十日，星期五。

虽说是这个日子，我们刚收到了至今最好的消息。有个送信人从军队那边来，带来两张短短的字条：一张出自英军统帅盖斯利将军，一张出自日本的指挥官福岛将军，都说他们已到了北京与天津之间的一半路上；说他们在两个地方遇上了极多的中国军队，经过苦战，把他们打得大溃；又说若再无阻拦，他们希望本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之间抵达，只是军队太大，走不了他们所愿的那么快。

送信来的人说，中国人害怕的是我们的远射程炮；他们的炮虽然极新式，除了中等距离，比起来却没多大用处。我们都在想，援军到来之前我们的处境会是怎样。总理衙门是要继续维持外交往来，好「保住脸面」呢，还是觉得各国军队差不多已到他们门口，从这些开过来的大军手里绝得不到宽恕，索性趁着还来得及先把我们杀掉？也许他们觉得，在最后一刻猛攻我们，或许能够成事。有几团打败了的中国军队若是抢在我们的军队之前赶回北京，那么第二天我们听见的究竟是我们军队的军号，还是末日审判的号角，真会是间不容发的事。

这两夜打得没有停歇，进攻是全面的，也凶猛。中国人还在把他们的街垒筑得更高更结实；我们也一样。可我们实在不明白，夜夜这样进攻、这样厮杀，响得军官们都说北京城外好几英里都该听得见，总理衙门竟还有脸把眼下这段日子称作休战与和平的时候。

总理衙门说这些枪是政府管不了的人放的，说那只是打冷枪，这话简直荒唐；因为慈禧太后只要——比方说——砍掉马将军的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这一切都止住。经过一场猛攻，伴着那些可怕的声音入睡，那些声音还在耳朵里响着，人做的梦有多可怕！那一阵阵尖声的「杀！杀！杀！」，还有不断吹起的号角，足以解释我们为什么接连做噩梦。醒着的时候，脑子多少还管得住；可我们处境里真正的可怕，连睡着了也跟着我们。一醒过来，人又只愿自己还睡着，因为天热得厉害。一年里最难受的天气到了：雨几乎不停，样样东西都又黏又闷。这不住的大雨自然把当兵的苦得很，弄得到处一片稀泥，而长长的夜袭又叫他们在湿地里待上好几个钟头。苍蝇、蚊子和跳蚤这些害虫，也照旧不绝。

二十六八月十三日

八月十三日

总理衙门来了一句保证，说我们要多少食物都可以有，还请我们把想要的东西开个单子送去，我们照办了；东西本该昨天九点钟以前送到。不用说，根本没有见到。

下午，总理衙门送来一件公文，用极客气、极卑屈的中国话说，他们想同各国公使当面会晤一次，地点在德国使馆，因为那里离他们的防线近。这封信是昨天傍晚送到的，公使团要留一夜再定，今天早上才决定怎么回。院子里的情绪极激愤，人人都反对。大家觉得，接待这些撒谎耍诈的人——他们一只手递过来和平与恭维的话，另一只手却在给自家军队写命令，要把我们斩尽杀绝——实在太失身份。

今天一清早，各国公使决定叫他们今天，即十三日，十一点钟来。于是照此写了信去，回信来了，说很抱歉，因为别的要事和要紧的约会，今天忙不过来，不能前来，希望日后再享此乐。他们还说，我们不停地开枪，妨碍他们把我们要的市面上的东西送过来。昨天夜里那一场可怕的进攻，从八点钟一直打到今天早上六点半，有这件事摆在眼前，总理衙门也许自己也觉出了和气叙谈的荒唐；或者他们是怕我们把他们扣下——有几位军官确实认真议过这个办法。把他们全扣下，然后放一个回去报个喜信：进攻若再继续，总理衙门剩下的人就要被枪决。可这些精明的老外交家，是不会被这样的中国老把戏套住的。

二十七八月十四日

八月十四日

我们刚挨过的这样一场进攻：昨天整夜不停，一夜到头，全凭它那份不歇和凶猛，到处都打坏了不少东西；可我们也回敬了他们的排枪，这是围城以来第一次在弹药上大手大脚。

二十八八月十五日

八月十五日

半夜光景，中国人似乎是要作最后一搏，四面八方打来极猛的枪炮，想把我们吓垮、把我们的军心弄乱；到一点钟左右，机关枪那种砰、砰、砰的声音听得分明了。这是谁的枪？毕德格先生曾告诉司快尔先生，说李鸿章在围城前不久买了五十门速射炮。这些炮如今落在谁手里？还在中国人手里，还是落到了我们援军手里？〔注一〕

（原注：我们后来查明，这些炮已被俄国人夺获，正用来打城墙东南角上的中国人。）

这些炮敲打起来的时候，进攻有四五分钟明显地停了一停，随后中国人的火力又加倍地打起来——如果还能再加倍的话——在我们防线四面围成了一圈真正的火。

整夜围着我们的这一片喧嚣里，我们隐约听见了绝不会错的声音：我们军队的洋炮。远处炮声的沉闷轰响——是来救我们的炮！我们不再彼此问「援军什么时候到」了。我们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听这美妙的音乐，浑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今天一清早，战斗的声响渐渐大起来，从内城城墙上，我们看得见推进的队伍和他们的炮〔注二〕，城墙上的中国人正用炮回击。各国军队似乎从四面八方逼近北京，因为中国人正从每一座城门上用大炮回打。

（原注：后来查明，那是日本人为了进城，正设法把中国人从东面的城门赶走。）

我们全都变得像聋子一样，要让人听见，非得抓住他的肩膀朝他耳朵里大吼。我们还不太清楚，中国人是会把全副精神都放在推进的军队上，还是在各国军队轰然赶到救我们之前，先向我们作最后一次猛攻，把我们的防线一扫而光。看法不一；每一道街垒都加了双倍的人——其实前两夜都是这样了。

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终于把城墙东南角攻下了，几乎同时进了外城，沿着皇城的南墙朝水门、前门和哈德门开去。各国统帅收到窦纳乐爵士的一份密码急函，劝他们从水门进皇城，因为城墙那一段在我们手里，我们能在那里帮他们进来。

三点半光景，我正同我的女仆商量，要不要过美国使馆去，痛快地洗一个澡——近来我每天都享受这件事。因为有这半停一半打的局面，午后早些的时候在防线里走动还算安全；我正要带着洗澡的一应家伙和那个小女仆动身，心里忽然一动，觉出院子外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我浑身一阵发麻，因为直觉告我：援军到了。

我朝那片旧网球场——唯一的空地——跑过去，看见人人都朝同一个方向飞奔。那里有两百来个锡克兵。他们是从水门进北京的；那所谓水门，其实该叫一道排水的沟，是让御河里如今已经干掉的水从内城城墙底下流出去的。我们的送信人一向从这里出去、进来，司快尔先生在给麦卡拉上校和查飞将军的信里力荐的也正是这条路，说这是军队能一直插进我们防线心腹之地、又不必去攻内城任何一座大城门的唯一走法。这些锡克兵就是这样进来的，头一个让我们心里一暖、知道这可怕的围城结束了的，也是他们。

看着这些身材高大、模样漂亮的印度人，穿着土黄色的军服，缠着极好看的大红头巾，在院子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真是稀奇；他们一直走进我们中间，齐声吼了一声地道的英国式欢呼。有个瘦小的金发英国女人，一想到援军真的到了，激动得不能自持，抓住她能抓到的第一个人，伸出两条胳膊把他抱住了。那个锡克兵愣住了：一位白人太太竟这样把体统身份忘得一干二净。「救援」这两个字，居然化身在这些东方的、看着像异教徒的锡克兵身上，真是奇怪；可头一个赶到场来救我们的偏是他们，这倒更合北京这场奇特围城的路数。

在这了不得的一刻，梅洛特骑士、司快尔夫人和我，一句话也没说，心意相通地朝使馆街下头我们防线上的那个地点飞奔过去——我们知道，在那儿能看见进城的队伍。四面八方炮声轰鸣，那是各国军队正设法从不同的城门进来，到处是炮弹炸开和冷枪。我们在跨御河的桥上站定，从那里看见大批大批的兵，有时候连骑兵，从水门里进来。这个地点相当暴露，我们刚把这一切鸟瞰了个大概，一小队锡克兵就从我们跟前过去，中间还骑着一位高级军官，原来是盖斯利将军。他一见我们便跳下马来，浑身上下每一寸都显出盛夏里八十英里驰援行军的劳损；他握住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说：「感谢上帝，弟兄们，这里有两个女人还活着。」说完极虔敬地在司快尔夫人的额上吻了一下。

能这样见到他、这样同他相识，真是好。当初急函一到，说盖斯利将军将统带英国军队，就有人从一本杂志上剪下他一张很漂亮的照片，钉在了钟楼上；那照片实在漂亮，他的相貌又实在端正，人看了反而对他这个人失了兴味；如今这样见到他——那个军人的严厉规矩全不见了，只剩下这个心胸宽大、和气的人，几乎因为我们还活着而哭出来！他遇见我们之前不久，在行军路上看见了可怜的多西奥神父的头，被中国人插在一根杆子上；盖斯利将军担心这颗头只是开头，后面还有一串欧洲人也这样被处置。我们从前觉得这位意大利神父那样安静温顺，就一点也没有拘着他；昨天他悄悄地走了出去，走进中国人的防线，无疑是在他们发觉他神志不清之前就被杀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想中国人个个凶狠到了极点，即便知道他疯了，也未必会放过他。

这样跑到「前线」来，总得付点小小的代价：一颗弹跳起来的子弹擦过我的脚踝，另一颗削过我耳朵的顶端。给我们做护卫的梅洛特骑士，帽子被打掉了；可打仗的兴头已经进了我们的血，这满天的枪弹和落下来的炮弹，好像只是一种新鲜刺激的冰雹，仿佛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不停地从一处挪到另一处。

缠红头巾的锡克兵和盖斯利将军来了又走了，接着来的是长长的一列列穿土黄军服的美国人，是第九步兵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有查飞将军，还有沃勒中校统带的那些体格挺拔的水兵——他们一列接一列，在八月炎热的阳光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走过来，没有个完；他们告诉我们，这只是美国军队的一小支，我们听了不知说什么好。震得我们耳聋的那场猛攻前门的战斗，是美国人打的，他们打得并不轻松，因为中国人从有掩护的高处直朝他们打下来。

如今这水门已不再是从前那道排水沟，而是飞快地喷出一幅真正的军事万花筒。土黄色的队列变成了一股又一股矮小的日本兵，负着重担吃力地走；接着，从西贡来的法国朱阿夫兵那好看的军服进了我们的眼帘，他们那红裤子又松又肥，累累赘赘的。我们看得呆住了，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赶来救我们了。此刻过去的队列又换了，这一回是哥萨克，蹬着黑色的高皮靴，穿着脏了的白军衣，踏着步子从我们跟前过去；可我们等不下去了。我们回到英国使馆的院子，才知道前门那边把我们进攻的军队害得很苦的那片难耐的火力，已经被我们的水兵止住了：他们从内城城墙上出击，直扑那座城门，把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炮都压了下去，又帮着我们新来的兵把炮架在中国人原先的阵地上；从那个极好的位置，他们直接朝皇城里开炮，用这炮火又打开了紫禁城两座大门。

我们的水兵沿内城城墙这一冲，把城墙上的中国兵和中国炮清了出去，是一桩极出色的举动。卫队上上下下都急着要替我们的援军出点力，援军在前门那边实在吃紧；窦纳乐爵士的命令让他们得以在这最后一场大仗里插上一手，他们欢呼着接了下来。同去的还有二十个俄国人——这些是我们的人在围城里的朋友，几乎算是同铺的弟兄——一位俄国军官，还有我们外交界的司快尔先生（围城期间窦纳乐爵士的参谋长），这一冲是他带的头。

别国的军队进北京以后，做的也大抵是同一类的事：各自攻下一座城门，如今分驻在城里各处；经将军们和各国公使匆匆商定，每一国分到一片地面，由它负责，由它巡治。所谓巡治——意思就是在这些地面上，他们会放自己的兵出去抢掠。

美国人攻下前门和它里面那道一直通到紫禁城的门以后，留了人守着，随后退到外城东南那一片，同这一带相连。整个北京，尤其是我们防线之内，乱得不可收拾。我想这座现代的「巴别塔」，终究会自己安顿下来，或者自己散开去，看情形需要怎样罢。后到的纵队找不着自己的司令部，绕来绕去，有一桩难处：他们的司令部也在挪动，非得偶然撞上了，才知道该怎么办。至少在今天，谁也没法给谁指路。

在这了不得的军事万花筒里，看见老朋友和熟人一个个冒出来，我多么高兴！头一个来找我的是丘吉尔中校，英国驻日本的武官，他在东京取得许可，随日本军队上北京来。他发现我平安无事，便赶回日本军的司令部，及时随福岛将军给东京陆军省的第一封正式电报——那电报是报告日本军队已到北京——捎去一句话给我的姐夫基伊中尉，他是美国驻日本的海军武官，告诉他我平安无事。想一想多么了不得：军队朝北京开来的时候，工兵一路稳稳地架着电报线，所以我们得救以后六个钟头，一份消息就带着这个喜讯飞向海口了！知道我在日本的亲姐姐和国内的家人已不必再为我的情形悬着心，我的心弦已经松了一些，那份紧绷不再那么疼了。一年前我在哈瓦那同查飞将军夫妇一道吃过午饭，如今在这邪气的老北京又见到他，真是愉快。

他告我说，他一生里没有哪几个钟头像今天黎明前在通州那几个钟头那样，满是可怕的焦虑——那时各路纵队正要开拔上北京。他们听得见中国人不停的枪炮声，也听得见我们那支小小的柯尔特自动枪微弱而不断的哒哒声，他知道那是水兵卫队带着的；他说他听见的一切声音，拼出来只是一句话：「我们会不会太晚了？我们会不会太晚了？」

看来各国军队大部分是在通州过夜的，统帅们原已完全定妥，接下来的一夜和早上几个钟头也在那里度过，好让侦骑出去做一番像样的探察；到近午时分，联军主力再开向北京，各自同时去攻一座不同的城门。这个计划很好、很妥当、也很合兵法，可日本人和俄国人一直互相提防地盯着对方，再也忍不住了，把那天会上许下的承诺抛到风里，两家的纵队都在黎明前就急行军朝京城开去。可以说，在最后一刻这样撕了对联军的诺言，把事情搅得相当乱；不过说到底，这对别国也许倒是一种解脱，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不必再受那种长长的协同行动的拘束，大家都可以一直朝北京开去了——他们也就这样做了。

十四日夜里，是我们围城时的伙食团最后一次在那张小小的八角中国桌上一道吃饭；桌上摆得很丰盛，把我们藏了那么久的剩下的罐头都拿出来了。有人说过：「凡事到了最后一次，总带着一点悲凉。」在我们身上真是如此。我那份心情，同孩子们一整天疯疯地玩着假装的游戏、大人忽然插进来说「好了，孩子们，闹够了」时的心情一模一样。我们也正是这样：这些可怕的日子过去了，我们除了安静下来、设法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找回一点平衡，再没有别的事可做；昨天夜里一道吃饭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虽然谁也没说出来——除了我们自己这些熬过这难以置信的八个星期的人，再没有谁会真正知道北京的围城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是说到世界末日，世人也永远不会明白。也许世人太忙，无暇去试着明白。所以，就像小孩子玩完了游戏以后说的那样：「好吧，谁是谁、谁做了什么，我们自己心里有数；要叫那些什么都懂的大人明白这件事，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二十九八月十六日

八月十六日

赖利上尉今天早上在勇敢地指挥他那个炮兵连射击时阵亡，下午葬在美国使馆里一小块空地上。不过这一次葬礼在我看来，不像整个夏天我们办的那些围城中的葬礼那样可怜，也许是因为下葬时给了他军人的隆重仪节与荣誉，人从这里头总算得到一点安慰和支撑。各国卫队的长官都到了。赖利上尉的同僚军官和各位官员都来帮着办。那具粗糙的棺材上，大大方方地覆着一面极大的国旗；行过简短的军中礼仪，就放进为他挖的那个又宽又深的墓穴里。

康格先生身为美国在北京一切事务的首席代表，跨进墓穴，动手把国旗从棺上往下拉，一面说：「北京的美国国旗太少了，这一面省不出来。」一转眼，查飞将军——他这个人，对死者是公道的化身，对活人是雷霆的化身——喝道：「别动那面旗。就算它是中国境内最后一面美国国旗，也要同赖利一起下葬。」这个人，不论对着一位全权公使还是一个陆军师说话，立刻就有人照办；于是他这位死去的部下，到末了得到了他温厚的照看，遗体裹着他为之献出生命的那面旗下了葬。

如今我们再没有权利继续住在英国使馆，人人都觉得应该尽早搬走。外交界的人有房子可去，没有房子可去的通常由同僚收留，可绝大多数人是无房无家的。

要在使馆附近找一所能住的房子，真如海底捞针，因为一片一片、一街一街地，几乎全烧掉了。要找几所像样的中国房子，就得走到离我们防线太远、说不上真安全的地方去，因为北京城里到现在还有许多放冷枪的人。有些又破又脏又腌臜的庙宇部分地免于火焚，那是因为差不多直到我们的军队开到之前，中国人还拿它们当自己和义和团的据点。没有更好的去处，人们只好搬进这些窟窿里去。

昨天我们整整一天都在搬家，从英国使馆里我们那个小小的住处，搬回美国使馆院子里我们自己的房子；要雇到苦力来搬我们那许多箱笼，真是难上加难！

中国仆人几乎无一例外，都跑出去抢东西，或者去替家里人找安身之处了。他们不肯干活，一直到下午六点半，我们才把那两间屋子交还给蒲尔医生。司快尔夫人正忙着照看小巴德；他这几天得了伤寒，我们都为他担心得不得了。他此刻在我们使馆里一所单独隔开的房子里。没有新鲜牛奶和冰，照看伤寒病人是很难的，可我们希望不久能弄到。司快尔夫人还在照看迈尔斯上尉（他也得了伤寒）和李皮特医生，这样我们这个小院子里就有两个伤寒病人了。

今天我同窦纳乐爵士和俄国公使格尔思先生聊了一会儿，两人都主动说起两句对美国人在围城期间的表现极高的称许。一句是说，赫伯特·司快尔在这个夏天最难熬的那一段里，出的力简直无从估量；两人都说——这两个立场如此不同的人，若不是实情，绝不会都这样觉得——在大家连彼此耳语说出自己的恐惧都不敢的时候，是他把人和事都撑住了；他们说，由于过火的种族意气，围城期间本来可能出现兵力分裂的局面。另一句称许是说，我们的水兵在当兵的机变上是首屈一指的。他们枪法之准异乎寻常，而一个军官或者军士阵亡、退下之后，他们一个接一个上前接替其位的本事更是了不得。他们显出极强的指挥才干，责任骤然加重也丝毫不慌乱。这一点有许多可以举出来的实例作证。

英国人素来不肯无端称赞别国人，能听见这位军事上的裁判者把我从围城之初就感觉到、也亲眼看见的事情原原本本说出来，我十分高兴。

三十八月十八日

八月十八日

昨天查飞将军告我说，他打算在二十日、星期一，派第一支美国船队沿河南下天津。这支船队由一船伤愈的病人和几船传教士组成。法戈·司快尔、我的女仆和我，会有自己的一只小船，随这一队人一同走，路上受他们保护，到天津；到了那里，领事将奉命照看我们，直到我们搭上去日本同家人团聚的船。

北京的局面乱得可怕。将军们和公使们同别人一样一无所知——就是说，他们什么事都定不下来。当然，他们是在等本国的指令。

昨天我从英国使馆往美国使馆去，路上有个高大的锡克兵极恭敬地同我说话，一面拍着自己的胸口——那胸口鼓起一道道极大的弧线：「太太给我两块钱，我给太太好东西。」当时刚有一道命令下到英国全军，说每天弄到的抢来的东西必须交给指定的官员，所以我猜这个人想是要脱手什么东西，那东西万一在他身上被发现，他恐怕不好解释。我身上自然没有钱——这是两个月里我们唯一用不着的东西——可我的好奇心被逗起来了，便回使馆取了两块钱，又匆匆赶回我把这人留住的地方；于是他一副显然十分惶急的样子，把他认为刚好抵得上他向我要的那两块钱的东西卸了下来——一只嵌金的景泰蓝小钟，还有两只又大又乱扑腾的母鸡！

他急着要走，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只手里已经托着那只钟，另一只手里抓着那两只扭个不停的老鸡。它们啄我的手，我差点没抓住；可一个人吃了两个月的减口粮，弄食物时受几分难为，也就不会抱怨了。那只钟看着叫人欢喜；那两只鸡又大又老，给可爱的小孩子们炖出了极好的汤——谢天谢地，孩子们都还活着，只是被围城折腾得十分虚弱。

今天早上拉登男爵来吃早饭，我们照常用法语交谈。他告我说，他替我弄到了一件好貂皮大衣——俄国人说貂皮好，那就一定好，因为这个民族是鉴别皮货的行家。我很想按他送来的那份心意把大衣收下，当作在非常境遇里结成的一段可爱友情的纪念；可这件衣服本身太值钱，我只好谢绝。我想他并不很明白我为什么不收；不到一个钟头，我就有幸看见他把它送给了另一个女人，那女人毫不迟疑地收了，而且我看，也并没有向他道多少谢。我这一天心里被相反的情绪撕扯着；到了下午，有个比利时人——围城期间我同他见得不少——给我带来一只玳瑁手镯，上面嵌着漂亮的珍珠，是他从一个被他打死的中国军官的手臂上取下来的。我自己也吃了一惊：我竟当即收下了。我的神经再受不住了，我宁可收下，也不要那件貂皮大衣的后续再来一遍。北京那些有钱的居民匆匆逃走的时候，许多人是尽快带着自家的财宝、自己宠爱的妻妾和自己出城去的；而被这样留下的家中少女和妇人，多得数不清，往往立刻自尽，多半是自己吊死，或者投到自家院子的井里。如今满北京抢东西的人，不断撞见这些无声的凭证，见出这些人宁愿自己寻死，也不愿等着西方那些文明的、信基督教的士兵放开手来时她们知道自己会遭到的事。

昨天开了一次极其热烈的将军会议，大问题是：要不要一致设法止住一切抢掠与劫夺，还是让它继续下去。日本人、法国人和俄国人是绝对赞成继续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反对，美国人接到麦金莱总统最严厉的命令，不准抢掠。英国人虽然投票主张不抢，却又添了一句：在分给他们巡治的地面上找到的「一切贵重物品」，他们还要继续「代为妥存」。这自然就等于给了他们抢掠的权利；不过收来的东西都得放在一处，日后由他们拍卖，再照官定的成例按份额分给官兵，所以他们其实同别国做的是一回事，只是手法上略为合法一些。据说印度的这些兵，锡克兵和拉杰普特兵，一旦动起手来是极可怕的；那些出去为「贵重物品代为妥存」的队伍，照规矩总有一名英国军官跟着，他有时候不得不打死一个人，才压得住队伍的纪律。

传来的消息说，如今整个北京都在被抢，还有更糟的事；每一处使馆关在自己那个小院子里，都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小的体面的问号，四周围着满满一页邪恶而狞笑的可怖情景。

我们的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不时听见雷鸣一般的声响从使馆街上滚过去，那是成群饿得半死的马、小马和驴子——这些牲口是主人留在马厩里的，后来不知怎么脱了缰，也许是抢东西的人给解开了，也许是火烧断了绳子——它们一齐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带着重得自由的那股狂劲。这样一群野性的牲口在街上狂奔的时候，谁要是在路上，那是危险的，一定会被踩死。过了一阵，这些疯了的畜群饿得、累得也就驯了、静了，你几乎把它们牵进哪一个院子，它们都肯。在这了不得的北京，样样事都不寻常。今天早上我同丘吉尔中校、马洛里上尉一道在内城城墙上走，一直走到哈德门，从那里下了马道，把德国和法国那两段暴露得厉害的防线连同他们的街垒和防御工事都走了一遍。德国使馆的院子里，那份破坏之惨，人想象不出来。房子整面整面地被轰倒，有几处只剩下一两道墙还立着；至于法国使馆的院子，每一所房子、每一座建筑、每一道墙，都被削平回了老母亲大地，只剩下大门口门房那间小屋还立着，上面挂着法国国旗。

看了这个，人就明白那次会议上法国人为什么不但要把北京抢掉、劫掉，还要把它烧掉。如今整个地方都能查看了，贾腓力牧师告我说，已经查出四个快要挖成的大地雷；各国军队若不是正在那个时候赶到，第二天夜里英国使馆、翰林院的藏书楼、乃至内城城墙上就要有几场惊天动地的爆炸。这么说来，我们的军队再迟上一天，围城的死亡人数就要翻一倍。

克林德男爵的遗体是十六日被俄国军队偶然发现的，他们正从总理衙门附近经过，那里离他被害的地方很近。遗体被扔进一只旧木箱里，就那样丢着。围城期间那半停战的日子里，他们曾客气地给克林德男爵夫人送来一封公文，说她丈夫的遗体正停在总理衙门里受着礼遇，如今可见那完全是他们编造的谎话。今天在德国使馆为他举行了正式的丧礼，公使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读了一篇短短的悼词，措辞得体，也同样地叫克林德男爵夫人难以入耳。不过我没有去这个仪式，因为我觉得自己参加过的葬礼已经够多，足够我余下的一生受用了。

各国军队虽然是十四日下午到的，日本军队却直到十六日下午才去解北堂之围；樊国梁主教在那里独力守了这么久。他们被进攻和在人丛中炸开的地雷害得死伤极重——中国教民死了三百名，孤儿七十五个，洋人六十个，其中有两名法国军官，是围城之初同二十名法国水兵一道派去帮他们的。

这座极大的、筑成堡垒的主堂，是北京城内外唯一另一处强固到能守住的教会。他们是四点钟得救的，七点钟法国公使赶到，打听他本国同胞的情形。凡是查看过北堂的各国统帅都说，那里的防守是了不得的。

如今每一顿饭，司快尔夫人的客人都极多，极可爱，也极有意思。仆人们好像都回来了；白天里听到的尽是各国人在北京「干」些什么的难以置信的故事，可我们的夜晚总是愉快的，因为坐在一起的是北京最可爱的一班人，他们来吃饭的时候，把这战争年月里种种不快的东西都抛开，高高兴兴地专心享受这个机会——这大概是他们好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回——享受人生寻常的欢愉与礼数；这些愉快的聚会带着几分营盘的气味，因为人人都穿着军服，可这只叫事情更有意思，因为他们把围城里熬累了的人都逗得高兴起来。各国使馆处处如此：每一国都被自己的军人围着，中间夹着几位多少有些无所归属的秘书和全权公使，他们暂时既没有使馆可去，也没有军队可管。

赫德爵士正忙着料理堆得山高的海关积务，可他还是常常抽空来吃午饭或晚饭。

查飞将军的参谋长米尔斯中校是我们主人的旧友，常来这所好客的房子；常来的还有沃勒中校，一个可爱的人，带着他年轻的部下大卫·波特中尉和哈丁中尉。还有马洛里中校，还有英国驻东京的武官丘吉尔中校——他是我的旧友——以及许多别的可爱的人；我若要把这张名单列全，那就长得没有完了。

丘吉尔中校同我一样，要尽早回东京去。他打算同阿姆斯特朗小姐和窦纳乐爵士的两个小女儿一道，随英国人派下去的第一支船队沿河南下，那要比查飞将军派他那一支晚一天。

那时法戈·司快尔、我的女仆和我，将在天津同他、阿姆斯特朗小姐和孩子们会面，然后有什么路子就走什么路子，到日本去。他想，统带大沽英国舰队的布鲁斯提督会把一只通信快船交我们使用，我们立刻就能被送往横滨。

丘吉尔中校上北京来的时候，给我带来布鲁斯提督夫妇一封极亲切的邀请——我认识他们已有些时候了——说我要是病了，或者在动身去东京之前需要休养，就到威海卫布鲁斯夫人那里去，威海卫是烟台附近的英国租借地。这样，加上给天津美军统领莫尔中校的信，请他尽力照应我们，司快尔先生、司快尔夫人和我都觉得，法戈和我这趟去日本的行程会既有趣，也算舒适；我知道我姐姐正一天一天数着，等我回到她身边。

查飞将军把第一支船队推迟到二十一日才派下去，我动身前又多出一点时间。这倒让我觉得，整个夏天被皇城的城墙上打了那么多枪，离开北京之前，我真想进去看一眼。

北京城已经分给了各国将军，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到的那一片地面上没有什么可抢的。今天一位法国的高级军官想从我们防线里的一座王府弄出财宝来，便找到康格先生，问他可否准许把界线稍稍挪一挪。这位公使天真地答应了这位法国人纯属无私的请求，结果是一大群愤愤不平的美国军人四处转着，想弄明白这张地图为什么不同他们商量一声就改了。

三十一八月十九日

八月十九日

我同司快尔夫人说起自己一桩极大的心愿：走之前总想看一看那座奇妙的紫禁城。她忙着照看小巴德，脱不开身陪我去；可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要护卫充足、又有一位军官相陪，我便不能骑马穿过这座神秘而美丽的园林。

我本以为：查飞将军一听说我想去，便会给我一张手令，容我自前门以及接着的三道门进去，实际上等于穿过我们自己的防线。我向他求什么，他素来是那样和气；可这一回大出我意外，他竟大为光火，一拳捶在桌上，向我断言：他连骑马穿过皇城也决不准我去；他所给的唯一理由是：「那里有战争的景象，是任何美国姑娘都不该看的。」说罢又捶了一拳，以加重这句话。这一切都是可笑的，因为他所指的那些战争景象，不过是堆在皇城各门四围的尸首——联军便是自那几道门进去的；中国人既已败了，那些死者便还留在那里。他说得不错：这些确不是好看的东西；可我已在战事之中过了两个月，这些东西见过许多回，我并不觉得他此时不让我得着这个鸟瞰这座奇妙园林的机会，是公道的——他本可以特发一张通行之照，容我走前骑马绕它一圈。不过人总不能同那些为你好、才不许你做什么的人较劲，尤其当那人恰好是查飞将军。

受了这番扫兴的回绝之后，我遇见的头一个人是冯·拉登男爵；他听了我诉苦，很高兴地发觉这是一桩极容易补救的苦。既然查飞将军有权写一张进紫禁城的照，俄军总司令也一样有权。他一阵风似地去了，几分钟便回来，带着俄军司令部的一纸命令，授他护我穿过皇城之权，并派一连哥萨克作军事卫队，使我们决不至于被冷枪或抢掠之伙所伤。

我兴奋得只想立刻动身。我觉得自己像个淘气的孩子，一刻也不敢停，怕还有什么会把我拦下。可我们走不成——使馆里没有马也没有矮马，而哥萨克只有他们自己必需的那几匹。冯·拉登是个多机变的人，告我说：我去换骑装的工夫，他把马给我备好。他打发他的人出去，吩咐说：十五分钟之内，总得弄一头什么牲口来给我骑。等我准备停当，便见哥萨克已列好队，而冯·拉登牵着两匹我平生所见最可怜、最瘦骨嶙峋的马。他的人在东交民巷上截住了一群受惊四散的牲口，这两匹已是其中最好的了。他给我挑的那一匹吓得半疯，我到底还是设法上了它；我们便动身，飞也似地去了，冯·拉登同我在前，那半连哥萨克在后头雷鸣般跟着。这样在空无一人的街上纵马疾驰、冲上一道道小坡，倒真使我觉出：无论如何，人不再是囚徒了。

我们在全然空无一人的街上走了很久，时时戒备着——怕闭着的门里放出枪来，怕路每转一个弯便有埋伏。我们的马见路上的尸首便惊；我们听着那些看来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听不见的声响，其中许多房子的某扇窗上飘着极小的外国旗，或门上头粗粗画着一面外国旗，主人指望这些西洋的标记或可保他们的产业不被抢。

进紫禁城之前，我们穿过三重墙；每一重的入口处都堆着数不清的中国死者，无声地证明：为着护住皇城而白白送掉的性命有多少。可我们一进到里头，这些可怖便都在那宏大的园林之中忘掉了——那园林以它壮丽的简朴几乎把我们压倒。我们过了那些跨在人工水道上的奇妙汉白玉桥，而那些华美的荷花正开满岸边、有一部分开在水里。那真是华丽的大花；它们就像中国的建筑——以宏大扫掠的线条见其奇妙。我们骑着穿过这片半经人工的景致，那里每一处细节都照料得如此用心，以致合起来看真是感官上一场十足的欢愉；而在我们被围在使馆区壁垒之内八个星期之后，这座园林简直如同天堂。

我们登上煤山，得着了我平生唯一一次俯瞰紫禁城之景。我们所在之处这样高，可以一直望下去，把那些宫殿的布局看个大概，另外还得着整座皇城一片华美的全景。下山之时，我不能不说自己有几分失望：这至圣之所里的宫殿并不更为堂皇。它们是低而长的房屋，以那华美的明黄琉璃瓦筑成。这些建筑色泽异常之富，使人一时忘了那分明低平的建筑之线。可惜我们并没有进这几处守得极严、极神秘的禁地的许可。我们极不舍得离开这一片美树、长径与远景之地，尤其不舍得离开那清洁的空气，回到我们那半焚的、通体恶臭的使馆区去。

九点钟，所有英美各国的人在网球场上唱了一遍《谢主颂》。诺里斯先生主礼，而《中国人的气质》的作者明恩溥博士作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演说。我们唱它时，心里所满的那份感恩之情，确是我们此前极少有过的。

三十二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日

今天我同使馆二等秘书冯·贝尔根先生走遍了德国防线，其实是走遍了我们旧日全部的围城防线，并欣然向这一切道了别。今晚司快尔夫人设饯行的晚宴；明天早上六点半，我们连人带行李，乘美国陆军的帆船启程往通州；到了那里再换简陋的住家船，沿白河顺流下天津。美国第九步兵团的一支分队要随我们同行，这第一批护送之行样样都要摆得极有军容。把我来北京同我离北京比一比，何等荒唐！我来时坐的是赫德爵士的专用车厢，几个钟头便到；下到海边却要坐一条陈旧的中国船，火车走几个钟头，它便要走几天。就这样，顺流漂下去，我可以有许多工夫静静地想一想这场奇异的围城，把那些不快的、坏的忘掉，而把那些伟大的、好的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