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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之地》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博物与探险

喇嘛之地

The Land of the Lamas

14.7 万字

著者
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译者
波多
原著
The Land of the Lamas,1891 年
出处
美国外交官 · 青海与藏东
卷帙
14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柔克义自学藏文藏语,那个年代西方没有几个人认真学过。一八八八年底他请了长假,只带几个仆人和几头驮畜,从北京走到塔尔寺、青海、黄河源,再穿藏东出打箭炉。记述极克制,没有探险家的夸张,里程海拔都求精确。

导 读

柔克义是美国人,年轻时在法国念书,当过几年法国外籍兵团的军官,后来自己学藏文藏语——在那个年代,西方没有几个人认真学过。他进了美国外交界,驻过北京,一八八八年底请了长假,只带几个仆人和几头驮畜,从北京一路往西,经太原、西安到兰州,再折向青海,绕青海湖,穿柴达木,上黄河源,进藏东,最后从打箭炉下雅州、重庆、宜昌,出上海。这本书就是那一趟的记述。他此后又去了一次,再往后做到美国驻华公使,门户开放那几份通牒就是他起草的。

书是日记体,七章各管一段路。第一段是北京到兰州的大路,走的是官道,写驿站、车夫、煤矿、黄土里的窑洞,还写了囚车里那些从伊犁一路押回原籍去砍头的人。第二段最长,写兰州到塔尔寺、丹噶尔那一带——塔尔寺的法会,蒙藏番汉杂处的集市,回民的村落。第三段进青海与柴达木,是无人之境,写盐泽、野驴、野马。第四段上黄河源,写那木措部落。第五段渡金沙江,经玉树、德格、霍尔诸部到吉隆,是全书最险的一段。第六段写打箭炉的茶马贸易,并附一篇西藏政制、税制、人口与对外关系的札记。第七段是归程。

后七章是他的补注:甘肃的番族,唵嘛呢叭咪吽这句真言的由来,青海与藏东的早期民族志,羊骨卜,藏东的政治地理,《玛尼全集》里藏族起源的那一段,以及藏东语言的札记。原书另附行程与气压测量表、藏文音节表,全是数字与注音,这里没有收。

柔克义写东西极克制,没有探险家的那种夸张,地名、里程、海拔都力求精确。库里写西藏的另有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韦尔比的《穿越未知的西藏》、古伯察的《鞑靼西藏中国旅行记》几种。

全书七章另加补注七篇,共十四章,底本是互联网档案馆的原版扫描本。

第一章

北京、太原、西安、兰州府

西藏是我一生的癖好。我在大学时就开始读欧洲人写这个题目的那几部有限的书,后来为了多知道一些这地方和这里的人,便去学中文。一八八四年我被派到美国驻北京使馆;那时我觉得,只要能学会藏语的口语,我长久怀抱的入藏考察之计或许就办得成——从一开头我就认定,通晓口语是成功绝不可缺的条件。外国人帮不了我,因为没有一个会说这话;而我起初所遇的本地人,也没有一个肯教我,他们疑心我学了去会有什么用处。我终于同一位从拉萨来的聪明喇嘛交上了朋友;此后四年我跟着他学藏语,同时也拿出一些工夫学中文。

试图入藏的欧洲旅行者,向来是从印度、或者从中国西部进去的。这两国沿边一带人烟稠密;更确切地说,穿过这些边地唯一走得通的路都要经大的城镇村落,于是那些旅行者一跨门槛就撞上了入境的那一桩大障碍:一个多疑的民族。他们把每一个想到他们地方上去的外人都看作危险的闯入者,认定他唯一的用意是来盗他们所以为的那片遍地的宝藏,而且可能是侵略之师的先驱。

西藏北部是高原,被许多东西走向的山链切割着,是一片荒凉干旱的地方,或为荒漠,或由散处的游牧之民居住。这些牧民以南,而且只在较大的谷里,住着耕作土地的定居之民。由此看来,一个从北面来的旅人,比从任何别的方向来,都能更深地进入这地方而不必怕百姓的厉害抵拒。

这些考虑,加上另一件事实——从北面入藏唯一一次认真的尝试,即一八四五年古伯察与秦噶哔两位神父之行,是成功了的——使我选定这条路线作我要走的路。

一八八八年冬,我辞去使馆参赞之职,为旅行作预备。所选的路线是那条经西安府、兰州府通往青海附近西宁府的大道;从西宁府起,这条路便称作入拉萨的北路。我的行装简单而省钱:因为我穿中国衣服、过中国人的日子,既不为衣裳所累,也不带洋货、铺盖、浴盆、药品,以及那许多旅行者视为绝不可缺的无穷累赘。

在华北旅行,最快、总的说来也最便当的办法是坐车。每辆车可载约三百磅货物,还留得下容一个客人和一个车夫的地方;而人在这种原始的车里装得越挤,坐着反倒越舒服——因为这些车既无弹簧也无座位,空着时颠得可怕。我同一家车行订了契约:供我两辆车、每车两头骡子,三十四天把我送到甘肃省会兰州府。超过这个日限,每多一天他们赔我二两银子〔注一〕;比约定的日子每早到一天,我也照数给他们。这个安排办得极好,我比期限提早两天到了目的地。十二月十七日清早,我穿上那身舒服的中国衣服,辞别了我在北京作客期间的主人德国公使,带着一个仆人起程,开始了穿过华北的五个星期的颠簸。那仆人名叫刘忠山,一两年前曾随荣赫鹏中尉穿过中国突厥斯坦到印度去。

我们到窦店时已是深夜;那是一个散漫的大村子,尽是客店和饭铺。我们只停了几个钟头喂骡、歇息,便趁明亮的月色赶路。这种半夜起身、或者说月亮一升就动身的办法,我起初有些不习惯;可既是这地方的风俗,还是依它为好,不然到客店太晚,房和饭都得不到。

夜里遇见的每一个人,车夫们都当是土匪;而从路上岗房和巡丁之多来看,他们的害怕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就在北京近郊,虽然大员们极力整饬,每到冬天拦路行劫和土匪之风还是重新发作。多半是穷迫逼着农人拿这个法子来维持一家的用度。

到直隶省会保定府这一段路,走的是横贯全省东部北部那片平坦而异常肥沃的平原〔注二〕;可这个季节里,它一点可看的也没有。到保定前约二十英里,我们过了安肃城(意即「平安宁静」);这地方在当地的名气,全在那许多挨着客店唱曲的「唱曲姑娘」身上——她们唱着曲,自己用三弦伴着。不过这样款待倦客的办法,安肃县并不独占;我这一路穿这省走下来,到处都见这些被中国人婉称为「野花」的女子,又丑又脏,涂粉抹红,许多还不过十岁十二岁。

保定府虽不大,却是人烟极密的城,也是极要紧的商业中心,从天津运来大批洋货——两地的河运很好。街道又窄又脏,店铺不大,可各色货物都备得齐。这里住着若干外国传教士,天主教和新教都有,住处极舒适,看来也并不为事务所累。从保定往山西省会太原府去,路起初走的是一片平坦、人烟稠密、耕作精细的地方,此刻却光秃到极处。连枯草也被仔细搂走了作炕的燃料——因为取暖做饭,百姓所用不过是这个,加上高粱秆、草根和从树上打下的干枝;虽然近处山里的煤既便宜又多。

在景丰店这个小村子,我们在一家干净得出奇的客店里过了夜。华北的客店一概一个样子。它们绕着一个大的中院四面而建:临街的屋子是厨房、饭堂和店主的屋;院子其余三面是许多间小客房,其中对着那条穿过厨房或挨着厨房的车门洞的几间,通常收拾得最好。院子一侧是长长的敞棚,拴骡马。每一间屋——这不只客店,一切房屋都如此——都有一个炕,即「灶床」;就某些方面说,它甚至比我们国内那种床柜还强些,因为这炕不只是床,还是个温床。有了炕,一间屋就算有了家具;没有炕,便不能住人。每间屋的一头比地面高出约两尺,上面抹一层厚泥或铺瓦。里头是空的,一端在房子外墙上砌一个烟囱,另一端留一个洞,从那里把燃料塞进去。火点起来便把洞封上,燃料闷烧到烧尽,把整个炕烘得极热,就是冬天最冷的夜里也几乎不用什么被盖。可正是这一点,使烧热的炕叫不习惯的人极不舒服:挨炕的一面烤着,背炕的一面冻着,怎么躺都不能全身舒服。甘肃另有一种炕,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客店里的喧闹是震耳的,而且昼夜不歇。每个客人都在自己门口朝「伙计」吼他要的东西,伙计又吼回来;厨子把一样样做好的菜名嚷出来;车夫同「掌柜的」争嘴;骡子嘶叫;院里总有的那半打猪又哼又叫;闹到人实在没了办法,索性加进这片喧嚷里去,想把它压下去。

伏城驿是个有厘金局的小集镇,我离保定第二天到那里;直隶平原在这个方向上到此为止,黄土之地开始了。往西几英里,到正定州〔注三〕,黄土把整片地方都染成了黄色;我们越近那道分隔直隶与山西的山脉,它便越厚,到我们停下吃早饭的获鹿县,路已陷在约三十尺深的沟里。过获鹿,路进了石灰岩构成的崎岖破碎之地,翻过几道低山。十二月二十三日早上,我到了长城,从「北天门」过去,海拔两千尺。这一支长城在好几百英里上构成直隶与山西的界,同游客们常去看的、北京略北的南口那一段不同:它处处是石面的,而不是那里的砖面。既说到长城,我须记上一笔:长城其实有两道。一道叫「边城」,从直隶湾一直伸到甘肃西端的嘉峪关;另一道叫「长城」、或「万里城」,在前一道近东端处分出来,绕直隶省西北端画出一道弧,再沿分隔该省与山西的山脊走好几百英里。这两道墙筑于不同的年代,自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十四世纪,所御的敌人也各不相同——突厥、蒙古或满洲。论大小、形状和材料,两者相差颇多。前一道到山西东界为止是砖面的,从那里到西端则是土的;后一道通身砖面或石面,整个也气派得多。

我所走过的这一片地方矿藏极富,煤铁尤其丰饶〔注四〕;至于农事,则大半仰赖雨水,因为灌溉办不到——地面上几乎没有流水〔注五〕,只因黄土那种特别的多孔构造能把下层的湿气吸上来,耕作才有可能。山西这片黄土之区,旱灾之后必继以饥荒。许多地方农人为增大田亩,把山坡修成梯田,凡一小块平地都仔细耕种,种麦、豆和白菜。他们的房子多半是石灰岩的,石块切得齐整,比寻常的中国房屋显得结实得多。那几条小河的岸上有许多小磨坊,磨的下扇转动,上扇则用系在屋壁上的链子固定着。

我接着经过的、略有些分量的城镇是平定州。那是个小地方;可牌楼——所谓「纪念之门」——若真如我所信是只为表彰善行而立的,那它必是全帝国最有德的地方了:全条正街上每隔二三十尺就有一座牌楼。不过我没见着新的,所以百姓或许已经弃了德、改走罪的路了。

这城在一片台地的边上。下到台地脚下的路又陡又糙,叫作「南天门坡底」,坡的下端立着一座极好的石牌楼。

滹沱河与山西主河汾河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是在土须岭上过的,海拔四千八百尺。那一夜我们歇在黄门这个小村子里——「黄色的门」,名字极贴切,因为它正是进那黄土之国的门。我们半夜两点离开那里,月色明亮。我们面前铺展着一大片光秃的黄色丘陵,在月光里发亮;哪里也看不见一所房子、一棵树、一丛灌木,只有陡绝的裂罅和深沟,许多有四五百尺深,纵横割着这些丘,在地上投下大片的影子。夜里这样看,景象荒诞到极处。

再往前约二十五英里,到石烈(或作石铁),我们得停下来换车轴,因为这里以西一切车辆的轮距都比直隶的宽。

二十六日早上我到了太原府。它同华北一切大城一样,四围好几英里都是坟与庙,残破不堪,各种衰败的样子都有。城在汾河左岸,不大,不过八里长五里宽;城外的关厢也不起眼,全没有大的中国城池四周常有的那份生气与喧腾。太原其实并没有人所预料的那份商业分量,虽然它房屋的规模与齐整,可以见证这里的人那众所周知的勤俭〔注六〕。

论做银钱生意,山西人是无人能比的;论经商贩货,他们既有劲头又有胆识,还兼着极大的诚实。邻近各省、以及蒙古、西藏和四川,我都遇见他们;而他们的勤俭与信义,各处人人承认。

山西除铁与盐之外,几乎不出什么可供输出的东西;输入的则有棉布、茶、烟、鸦片、麦和米。省的北部,百姓吃白薯和燕麦;再往南,饮食同直隶的人就差不多了——麦面饼、挂面、白菜、豆腐,偶尔一点猪肉或羊肉。这里的人比直隶人矮小,最不留心的人也容易把他们同那省的人分开;他们是和善殷勤的一类,同他们打交道可以不必担心有什么麻烦,一点也没有他们东边邻人那份咋咋呼呼、好争好斗。

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一点钟就起身,很快预备好要早走,却大为懊丧地发现:我挂在门口的最后一支最高最低温度表被偷了。我同店主和他手下的人大闹、威吓了一个多钟头,到底没能要回来。在这样粗粝的路上如何稳妥地带温度表,这个难题从前很叫我操心;可这问题正在迅速自行解决:破损与偷儿正把我往后的忧虑一并免去。我此刻只剩三支温度表了。

从太原起,路几乎一直往南,沿汾河谷走了九天,到近河口处,再到潼关前黄河的那个大弯。我们的路穿过若干大的城镇村落;地方耕作得好,田里引汾河的水灌溉。平遥县〔注七〕南几英里——离太原二百十二里——我们从一座极美的石灰岩牌楼下过去,凿工与磨光都极精细,是我在中国所见最好的牌楼之一。除牌楼之外,这省里还不断过「道碑」,是为纪念父母八十寿、为纪念仕途升迁、为纪念受过的恩惠或别的什么而立的。那是八尺或十尺长、约三尺宽的石板,嵌在小小的砖构里,上头是带花纹的瓦顶。中国别的省份,我没见过这样多的「道碑」。有一处在闻喜县不远,我数到一排二十座。

在太原南约八十英里的梁土,我看见一座八孔的好石桥跨在汾河上。那是太原到河口之间汾河上唯一的桥,可已经不中用了,西端被一场春汛冲走。我们在这里得停一会,让一队囚犯过去。前头是四个骑马的兵,手里拿着手枪,后面跟着五辆敞车。每辆车上一只约三尺见方的沉重木笼,笼里蹲着一个穿红破衣的囚犯——红色表明他被判了死——一只脚上绑着一大块木头,从笼里伸出来,脖子和身上还缠着铁链。这些罪人的长发披在又脏又没刮的脸旁,看着是人类沦落到最深处的一幅画。其中两个是从突厥斯坦的伊犁一路关在这笼子里押来的,走了四个多月,别无他故,只为把头砍在他们的本省。

虽然从获鹿县附近起,黄土里挖的窑洞就时时看得见,可要到汾河谷里才多起来。穷些的人家,这些窑洞就只是在黄土崖的垂直面上挖的洞,前面留下够厚的一层土作墙,在上头开一门一窗。在山西北部代州一带,我见过两层高的,不过那不常见。较好的窑洞或崖居,是衬砖的拱形洞,约二十五尺长、十二尺宽,前脸也是砖的,地上通常铺瓦。山西中部许多不是窑洞的房子,也照这个式样建:由几间拱顶的屋子构成,上覆平顶,顶上有一尺多厚的土。

到灵石县、以及它南边几英里之内,黄土厚到极处,结成一道丘脉,同谷成直角地横截过来。河从一道峡里流过,峡旁有一条驮道;可大路是翻山过去的,走的是中国史上有名的韩侯岭,海拔四千一百六十尺〔注八〕。路极陡极窄;夜黑里我们沿一条深沟的边上摸索而行。每隔百尺光景,崖上凿出一个凹处,好让一辆车停在那里、让对面来的车过去;而为互相通报自己在路上的位置,车夫和赶骡的人——山两面都多得没有尽头〔注九〕——一路不停地喊着他们这行特有的怪叫。我们到顶上时天刚亮。这里有一道包铁的重门把路关着,门四围聚着几家客店,可以喝一杯茶、吃些热的羊肉白菜馅饺子——那是华北少有的几样真好的吃食之一。

到霍州我们又回到谷底,一路辘辘到赵城县歇夜。汾河的支流涧河从这地方流过,河上有一座桥,因它那特别的装饰引了我的注意。它同华北大多数石桥一样,两侧有栏,栏是约五尺长、三尺高的砂石板嵌在柱子之间;可这些石板同我在别处所见的都不一样:上头刻着滑稽的浮雕,主角是猴子。柱头通常是雕成狮子的,这里却凿成方块、金字塔、圆锥、鼓、果堆、猴子等等,每根柱子一个式样。此外,桥北端有一头铜或铁的牛,约五尺长,像北京颐和园附近那头有名的铜牛,不过手艺差些。

沿这一段路,猎物多得出奇;野兔、野鸡、野鸭都只值几文钱。我们看见路边田里啄玉米的野鸡又驯又多,我们朝它们掷石头,它们也只移开几尺,又接着吃。离北京以来,我们一直是直隶冬月里素常的好天气;可从太原起天就阴了,到黄河之前下了几场大雪。这种阴天夹着间或的落雪,此后我们在中国的一路都是如此;可叫我意外的是,刮风的天气极少——因为这个季节里,北京及其四周几乎天天刮猛烈的西北风。

我接着过了平阳府,是本省南部极要紧的一座府城,如今却破败不堪,这于它眼下的盛衰是极坏的征候〔注十〕。这城南约三十英里,我们离了汾河——河在这里折向西——又朝西南走了三天、一百四十七英里,过了许多城镇村落,一处也不值得一提,终于到了黄河岸上。这一段路上的地方是一片乏味的平原;树木只有柿子〔注十一〕和枣。平原东边的山叫丰条山,这一带比再往北的更高,峰头更光、更锯齿,到蒲州东北略偏处〔注十二〕最高,约高出平原三千尺。

一月五日早上我到了黄河。河在这里遇上华山山脉,被迫折离南流之向,猛地朝东一弯,进了山地。河宽五百到六百码,是一道迟缓浑浊的流水,当时漂着约一尺厚的浮冰。山西一侧只有几间陋屋,住着渡夫;近旁一处黄土崖顶上是一座旧堡的废墟。右岸则由一列覆着黄土的丘陵迅速升到华山山脉幽暗的岩石高处,岸上是潼关镇,帝国最要紧的关税口之一。

黄河在这里是浅的,只主槽里深过四五尺〔注十三〕;而从山西一侧房屋离岸之近,我断定它从不比我所见的水位高出多少〔注十四〕。潼关一带的百姓把这地方叫作「黄河之首」,因为离这里不远,它三条主要的支流——渭、洛、汾——都注入其中。

我费了不少耽搁、也赔了很大的脾气,才使那些渡夫肯把我们渡到潼关去。他们先声言河上冰太多、过不得,说了两个多钟头,终于接受了我提的条件,答应试一试;可又白费了四个钟头,才把七八个人的一班水手凑齐。先来了三四个,过一会说得去把别的叫来——那几个正在窝里抽鸦片;等后来的终于露面,先来的几个却走了,说要轮到他们过烟瘾。到后来,连那些同我们一样等着摆渡的庄稼人也没了耐性,抓起沉重的大橹;我们只凑了半班人就开船,船上载着客人和我的车与骡子,吃水深得冰都顶到了船帮。半打人手持长杆和挠钩拦住冰块、不让它们压下来,其余的人摇橹,照中国人这种场合惯有的那样又喊又嚷;到时候我们总算到了对岸。

潼关虽不是个大地方,可自古以来就是形势极要紧之处,因为中国东部同西部、西北部之间的干道在这里交会。因此它作关税口与厘金关也极要紧:山西、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四川之间几乎一切往来都经这里,而通往西藏、缅甸、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主道也从这里走。镇外有高墙,两座真正堪称雄伟的城门,另有城墙沿东边山脊伸出一段。

我在歇脚吃早饭的客店里遇见了正往尼泊尔去的尼泊尔贡使团。它比我早一个月光景离京,可走的是河南一路。这个使团并不急着回家,因为只要还在帝国境内,正使以至仆从都从中国政府领着日给,往来的运送、吃住一概不花钱;他们的货物无论去北京还是回国,也都不纳关税和厘金。使团共约四十人,其中若干是西藏边地或拉萨来的汉人,这些人给廓尔喀人当译员,用藏语同他们交谈。向北京朝廷进贡的各使团受的优待都同这一团一样;而既然这类使团可以把极大量的货物免一切费用运到北京去卖,再照同样优厚的条件把同样大量的货物带回本国边界,那么进贡于皇帝的权利被看作一项值钱的特权、被中国边境附近的部落与民族竞相争取,也就不足为奇了。

潼关到陕西省会西安府一百一十英里的路,是一条好大道——就中国而论;两侧有沟,这里那里有成行的柳树,横过道路的小溪上有结实的石桥和涵洞。本省这一部分所在的渭河流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粮仓之一。正是它那覆着黄土的土色——中国人称之为「黄土」——使人想到以黄色为皇家所专的颜色。麦与高粱是主要的作物,不过我们也见着许多水田,一群群火烈鸟在田里蹚水,果树则到处都有。

过潼关第二天我们经过的华县,从前是个兴旺的镇,如今只是一堆废墟,破败的城墙外却有一个热闹的村子。近来那场回民之变就是从这里起的,它也为自己的罪过受够了苦;如今华县唯一值得记的,就是它柿子的格外好。我买了许多柿饼,觉得果然同人所说的一样好;依我看,远胜我们最好的无花果干,味道同它也不无相似。此后好几个月里,一块面包加些柿饼就是我每天的午饭;而在蒙古人和藏人中间,我发现这是极受重的礼物。

到渭南县〔注十五〕之前,我们翻过华山脉脚下的几道黄土丘;从丘顶上我第一次望见渭河——一道颇宽却显然很浅的流水,水流极迟缓。这些丘的近顶处有一座小小的拱门,门的上部是一个小龛,供着「元天上帝」。我于中国神道的知识太粗,认不出这是哪一位神;可这个名号是不常见的,我此前此后都没听过。

渭南县是我在陕西所见最大最热闹的地方。城西有一道小河,上架一座好石桥,桥名极为堂皇。城里做生意的部分是关厢。华北的中国城镇大抵如此:商人把买卖做在城外,可免纳厘金;而旅客夜里无论什么时辰都到得了、也出得了客店,若住在城里,便得等天亮开城门。

我们接着过临潼县,那是中国史上有名的地方,秦始皇——那位创立帝业、筑长城、焚儒书并坑儒生的大皇帝——的安息之所就在这里。他的都城在西安府(那时叫长安),他的陵在临潼东南不到一英里的一座山里,叫骊山。中国的希罗多德司马迁说:「发天下徒七十余万人,穿治骊山,下穿三泉;于所成之穴中建宫室,百官之位各有定所,充以珍奇异器。令工匠作机弩矢,设之使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循环不绝。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之膏为灯,欲其长明不灭。二世(少帝)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遂令从死,死者甚众。藏毕,或言曰:『工匠为机,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门,下外羡门,工匠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注十六〕那一番繁华的痕迹早已永远消失;临潼今日所以著名,只是那几处温泉,从前有皇帝在泉上盖了好看的浴殿,任百姓使用。水含硫,最热的泉水温达华氏一百零六度。

从临潼骑五个钟头,我们到了陕西省会西安府,是中国这一带最要紧的城。它城墙之长、之高、之坚,只有北京的能胜过;城里的生气与动静,石板铺的街道,皇宫,气派的庙宇与官署,更把它同京师的相似补得齐全。西安在政治与商业上的分量,是它居中的位置所致:通往甘肃、四川、河南、湖北、山西的路都在这里交会。渭河流域四周地势特别多山,穿南边秦岭只有两条走得通的路,穿西边多山的甘肃省也只有两条,而这四条都汇到这片平原、因而汇到西安来;这就使这城自古以来在形势与商业上都极为要紧〔注十七〕。它商贾的胆识与财富——他们把自己这城一切天然的便宜都用足了——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甘肃、四川、蒙古、突厥斯坦和西藏,到处都遇得见西安的商贩。四川西部茶业的中心雅州府,茶厂大半是他们的;甘肃兰州府的水烟厂——那是该城的大宗工业——一半以上在他们手里〔注十八〕。

对我主要所关的甘肃,西安运去瓷器、棉布、绸、茶(湖南砖茶)和一些麦子,从那里运回兰州的水烟、豆油、上等鸦片、麝香、大黄、羔皮、生皮、毛皮和药材。

西安又是松石珠子买卖的集中之地,那是蒙古人和藏人极看重的东西。这些松石产在河南,或者照从矿里取出的样子粗粗磨圆了用,或者做成小圆片,都钻一个孔。它们按重量卖,均价约每斤五两;凡要去青海、蒙古或西藏而路经西安的旅人,都不该不置备一些〔注十九〕,因为拿这个比拿钱更好买到一切日用之物——酥油、奶、乳饼之类,都是在那一带人家那里才取得到的。

新教在西安没有传教士,不过时时有卖经书的人来住几天;可照中国人对我说的,他们的书既没有人踊跃地买,也没有人仔细地读。我很怀疑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而中国的许多传教士也持同样的看法〔注二十〕。天主教在这里有一座教堂,全省约有三万教徒;主教却不住这里,而住在坤元坊。

我置办了几样瓷器、松石珠子、茶叶等物,又把车换成中国西部所用的大车,于一月十日下午离开西安,一直赶到渭河左岸的咸阳——那里是这条河通航的尽头。四围好几英里都是平坦发黄的平原;左边远处是幽暗的一线秦岭,把渭谷从南边关住;北面黄土则以缓坡升向甘肃的高地。我们从一座极不牢靠的桥过渭河——那桥是每年冬天河一结冰就搭起来的——进了镇子。店铺之大之多、街上的生气、每家客店的人满,都见证着这地方商业的活跃〔注二十一〕。

从咸阳起,路穿过耕作得好的地方稳稳上升,翻过一道又一道黄土丘,大势是东北与西南走向;到离西安七十二英里的永寿县〔注二十二〕,我们已到了海拔四千九百五十尺,再过这小城几英里,我们翻过第一道山脉,海拔五千一百二十五尺。十二日傍晚我们到了邠州、又名新平州〔注二十三〕,在泾河谷里——泾河是渭河的一条大支流,在临潼略西处注入渭河。路上村落见得很少;百姓或散居在田舍里、或住在窑洞里,过去时不易觉察。泾河谷里果树极多,梨与枣尤多。那梨虽大,却粗,比不得北京一带产的「白梨」。

过邠州几英里,我们穿过一个小村子,村子在一道高砂岩崖脚下;崖面高处凿着许多小庙,要靠垂在岩上的梯子才上得去。这些庙的四周,崖上凿出许多小龛,百姓在龛里点小灯,灯多到把整片岩面都熏黑了。这座山叫花果山,是因它山胁上所长的花与梨又美又好。

再往前约五英里,我们到了大佛寺〔注二十四〕。谷在这里西南一侧是一层厚过百尺的砂岩。在岩的垂直面上凿出若干石窟庙,不过只有一座还完好。构成这座庙的洞是圆的,直径约五十尺、高六十尺,形状近乎球形,顶上收成一个锥。洞里的岩石只凿去了一部分,大半被雕成一尊巨大的佛像,佛盘腿坐在莲上,右手上举、左手张开,那是说法的佛的程式之相。这尊像两侧、略靠前处,有两尊造化之神的像。佛像约高四十五尺,另两尊二十尺;三尊通身都是中国的形制与纹饰,上头涂着厚厚的彩与金箔。进庙要穿一道拱门,门在一座倚岩而筑的高砖台之下;台的上面有一个大洞,穿过岩石通进窟里,给这圣所引进光来。这一座右边的别的几座庙都小得多,有的高不过六尺、宽十尺。克赖特纳说这尊主像是中国最大的佛像;这是错的,因为比它大的有好几尊,就是在石像里,这一尊也排不了第一〔注二十五〕。一八八七年我作蒙古东部与山西北部之行时,曾去看过大同府西北约十英里、往归化城路上那有名的云冈诸窟。那里的主石像高过六十尺,比大佛寺那一尊好得无从相比〔注二十六〕。

庙的左边,岩里凿出若干小室,只能由石头上凿的台阶上去。这些屋子起初大概是庙里的僧人住的,眼下却被村里几户人家占着。

过这地方约十英里到亭口〔注二十七〕,我们离了谷底;此后一百英里(直到平凉府)走的是开阔平坦之地,这里那里有小村子和孤立的田舍,每一处都围着一道高墙,配得上一座边关的岗房。这一片地方平均海拔在四千尺以上。

亭口西七十里,在窑店这个小村子〔注二十八〕——海拔四千六百尺——我们进了甘肃省;村子一半属甘肃,一半属陕西。村当中甘肃一侧起,路两旁开始有成行的柳树,彼此相隔十尺,从这里一直接到甘肃西北的凉州府。据说左宗棠——平定喀什噶尔一带的人,曾任甘肃总督——听说西洋各国惯于在大道旁植荫树,便叫人栽了这些。那沿路严密的巡查,也出自他手,至今他的后任仍旧照办。中国没有哪一省的巡房和兵丁多得过这里。那些人衣着齐整,带着击发枪,差事似乎也当得不错。驻甘肃的军队必定极多:每一个城镇村落我都见着成队的兵。这省里不安分的成分不少——回民、边地部族,还有大批囚犯;地方又极人稀,拦路行劫与土匪之风若不严加管束,很快就要成为公开的叛乱。

一月十六日我到了平凉府。克赖特纳何以把这样一个破败的地方称作「颇大的尘土之城」、说有六万居民,我实在想不通;它顶多也许有一万人,而且是我在中国——这个遍地残城的国度——所见最寒碜的城池之一。城墙里头的地大半被改成了菜园,而这也是这地方唯一看着齐整的一片。不过平凉是个要紧的集镇,东关有许多货备得足的店铺〔注二十九〕。

出平凉往西,我们进了一条窄谷,两旁是砂岩与页岩的低丘,地上满是灌莽,这里那里有一两所小田舍;舍旁打麦场上的野鸡正同家禽争抢散落的麦粒。我们不知不觉地上升,到了瓦亭关〔注三十〕——一个不大却要紧的地方,筑在岩台上,正当往固原州的路同大道交会之处。从这里起路急速上升,后一段极陡,不过它的修造显出极高明的工程手段;我们终于上到另一座六盘山的顶上,海拔九千三百五十八尺〔注三十一〕,所在的山脉作东北西南走向;随后沿一条好路迅速下降,到了隆德县——同我至此所见的任何城镇一样寒碜。

甘肃这一带百姓的穷苦是看得人心痛的。村落全由昏暗的泥屋构成,不过十二尺见方;一个炕——里头烧的是草或干粪末——就占去一半以上的地方。一个泥砌的长平灶上,用风箱吹着草火,灶上一只薄铸铁锅,便是屋里唯一的炊具;一个手磨、几只陶罐、几块脏毛毡和棉絮,就凑齐了这样一个窝里的全部家具;而这样一个窝里常常挤着八口十口人。炕口周围躺着几头精瘦的猪;半打又脏又瘦的孩子,身上只穿着过短而补了许多补丁的小褂,在泥里同气喘的鸡、生癞的狗一同打闹。百姓的吃食是挂面和麦面做的饼,叫「馍馈」或「馍馍」,大小厚薄不等,可一样地又黏又不好消化。只有过年他们才放开吃肉,猪肉——回民则是羊肉——吃得那么多,常因这顿饕餮而病、而死。除了这一年一度的大嚼,他们唯一的乐趣是抽鸦片;对过这样日子的人,我也实在不好责怪——这些人无论如何升不出眼前的境地,连生活上的安适都没有,更不必说乐趣。鸦片若把他们的食欲毁了,那倒更好:他们好歹把那不然就要时时刻刻啃着他们的饥饿按住了;而在药性之下,他们的想象被撩起来,他们说话,他们忘掉愁苦,总算短短地快活一时。男人、女人,还常有少年男女都抽鸦片,只有回民不然——他们从不碰它,一概用本地的烟膏(土烟),每两约二百文,对他们的害也不如洋货那么烈;幸而洋货贵得他们绝对买不起。甘肃人是温和善良的一班,乐于帮忙,而且诚实;他们固然像所有人一样有某些讨人嫌的脾性,其中最叫人气恼的是拖延,可我以为他们是中国最叫人愉快的人。

离隆德之后,我们沿一条石头的峡谷走了约二十英里,到了会宁城。那里囚犯极多。他们在街上、在客店里游荡着,腿上戴着沉重的铁链、脖子上戴着铁圈;有几个曾试着逃跑的,还在一条腿上绑着木头。似乎没有一个为这身「装饰」觉得羞耻,个个以中国人惯有的淡然受着自己的刑。

在下到这城的那条谷里,我一再问过路人:流过谷中的那道水叫什么名字,却从没得到过满意的回答。到会宁的客店里,我头一句话就问店主;这才得知它的名字竟是「七十二道脚不干河」。我得承认我当时以为是被人哄了;可查了一部极好的中国路程书,发现它把这条河、或这道小水称作「十字河」,即「一串字的河」。我所得的那个名字于长度一节无疑是十足合格的,于是我就正正经经把它记进了中国河流的名单。

我们接着经过的安定县,在一片宽阔肥沃的黄土谷的中心。附近村落的人口比人所预料的少,荒着的地也不少,可百姓的气象比再往东的地方兴旺得多。有几条要紧的路经这城而过〔注三十二〕;若不是兰州近在左右,安定本会是极要紧的商业中心。过境的货运颇大,这里还有一个厘金局,收入极丰。安定以西十三英里,我们翻过一道低山口,海拔七千八百六十五尺〔注三十三〕,进了浩沩河谷;这条河在兰州以东约十英里处注入黄河。我们近一道南北走向的花岗岩山脉时,土越来越多石;那道山脉再往前几英里,便把东流的黄河逼离本向,迫它大大地朝北一弯。谷的下段这里那里,我看见几小片水田和许多小磨坊,磨坊全然不顾可能的春汛,就筑在河岸上。不过村落多半、耕地的大半,都在山坡上。再走约两英里,穿过一道正朝北的石峡,我们便到了黄河边上:它从一道花岗岩的峡里出来——它在峡的深处为自己磨出了一条窄槽——猛地朝北一弯,急急流过一片开阔的地方,终于没于远处。河在峡里宽不过一百七十五码,水急而清得极好,却有一部分被挤在这窄槽里的大块浮冰盖着。它下游水色之黄,一部分是因宁夏府以下吹进河里的尘土,而主要是因那几条在潼关附近注入的大支流不断带下来的黄土泥沙。它上游的水只偶尔变色发黑,那是甘肃西部河州一带下了雨。再走几英里,穿过厚厚覆在我们刚翻过那道山脉西坡上的黄土,又过了东关堡,我们便望见前方约六英里处兰州府的城墙,以及如今已废的那座毛织厂的高烟囱;一两个钟头后,我到了南关比利时天主教会德梅斯特神父的住处。他极殷勤地接待我,在他齐整的院子里给了我一所小小的轩屋。

我一千三百五十英里的车行到此为止,我终于又能把四肢伸得直直的了。这趟长途赶完,我的车夫们该有何等的称心,我也只能拿自己的来想。这些人怎么保得住气力,于我是个说不尽的谜。路一粗他们就步行;他们几乎从不在我们歇的客店里睡,因为牲口差不多占去了他们全部的工夫,路上打几个盹似乎就够了。而他们的饮食又极不顶饱——挂面、饼,加上随意喝的茶。北京到兰州府之间我只换过两回车夫;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在这趟长途的终点上显出半点吃不消的样子。

〔注一〕(原注:一两银子约值一元二角五分。汉语称作「两」。「泰尔」这个西文叫法出自荷兰语或马来语,见玉尔《英印语汇》第六百七十五页。蒙古语里「两」变作「朗」,俄国人就用这个词代替「泰尔」。)

〔注二〕(原注:保定府在北京西南偏南一百一十英里,即三百三十五里。一里通常算作三分之一英里。本书一概照此估算。)

〔注三〕(原注:这城略西有滹沱河流过,它发源于山西五台一带。这条河在我们的地图上常作「葡萄河」,那是错的。)

〔注四〕(原注:保定与太原之间的路上,我不断遇见无数骡驴往东驮生铁器、车轮箍、毛铁、铁铲、煤、焦和石灰,还有几百个苦力挑着平定州出的极薄的黑陶器。李希霍芬男爵《河南山西两省报告》第二十四页估计,本省每年产铁约十六万吨。)

〔注五〕(原注:榆社与西桥铺之间一百四十里,我没见过一处流水。井里打的水极咸,也不多。)

〔注六〕(原注:有一条大道从太原往北通代州、大同和蒙古的归化城。另有一条往西通汾州、永宁,再过黄河入陕西,不宜车行,走的人也少。太原的海拔约三千二百四十尺。)

〔注七〕(原注:李希霍芬在同一书第二十页说平遥是太原平原上商业中心之首,说它控着往大同与蒙古的路,也控着一条往河南怀庆府的要紧驮道。我所见的是个热闹而肮脏的地方,街道窄得出奇,店铺的货备得很足。)

〔注八〕(原注:这道山口又叫高壁岭、韩信岭和灵石岭。)

〔注九〕(原注:太原与黄河之间,我们不断遇见长长的车队、骡队、驴队往北运货,主要是棉花、烟叶、砖茶——运往蒙古——棉布、面粉等物。李希霍芬估计每日经韩侯岭北运的面粉约二百吨;他说烟叶在这项运输里所占的地位几乎同样显著。)

〔注十〕(原注:「相传若干年前有一股自河南来的叛众十分意外地进了城,略加劫掠便又出去。他们走远之后,当地官员为使他们所拟上奏朝廷的『以武力保全此城』之报略有凭据,便命人从城上朝他们放了几枪。叛众以为这是忘恩负义之举,便折回来把城毁了,杀了许多人。」——李希霍芬同书第二十二页。)

〔注十一〕(原注:何天爵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新编第十卷第六十四页谈到山西这一带时说:「这里有大片嫁接过的柿树园,旅人还常遇见蒸柿子酒的器具……那产物的味道同劣等的苏格兰威士忌不无相像。」)

〔注十二〕(原注:就形势而论,蒲州颇为要紧,因为它控着通往黄河上两处主要渡口的路:一处在城西,叫蒲津关——照李希霍芬作「大津关」;另一处在城南八十里,即潼关。城西南偏南一百二十里是解州,那里有中国最大的盐场。李希霍芬估计,它四周的盐池每年产盐约十五万吨。)

〔注十三〕(原注:何天爵在同书第六十五页说:「水没有一处深过六尺;回来时有三个船夫在河心跳下水去,蹚水上岸,从渡船上牵一条绳子,免得我们被水流迅速带下去。水只到他们的胯。」他过河是在十月。)

〔注十四〕(原注:潼关离黄河口约四百五十英里,而河面在那里高出海平面不过一千三百尺。坡降几乎不足以使水在下游顺畅流走,这就是河南、安徽间隔不久便遭大水的缘故。)

〔注十五〕(原注:渭南县在华县以西十八英里。)

〔注十六〕(原注:梅辉立译文,见《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新编第十二卷第十四页。)

〔注十七〕(原注:中国的路程书所载如下:西安府至成都府二千三百里,合七百六十六英里;西安府至兰州一千四百七十里,合三百九十英里;西安府至哈密四千四百八十里,合一千四百九十三英里;西安府至伊犁固勒扎八千零二十里,合二千六百七十三英里;西安府至叶尔羌九千二百五十里,合三千零八十三英里;西安府至北京一千六百三十二里,合五百四十四英里。)

〔注十八〕(原注:就行政而论,西安分为长安、咸宁两县,前一个名字正是这城在它最盛的年代所用的。西安以北约五十英里有一处地方出一种极好看的短毛细犬,叫作「西狗」,多半原是从突厥斯坦传来的。)

〔注十九〕(原注:他该优先置备圆珠;扁的不那么受重,至少在藏人中如此。蒙古人则偏爱发绿或杂色的珠子。)

〔注二十〕(原注:譬如可参看吉尔摩牧师《在蒙古人中间》第一百九十三页:「可是这似乎很可疑:许多时候,把《圣经》交到一个异教之人手里,作为开其蒙昧的第一步,究竟有多少益处。」不过吉尔摩先生主张给他们小册子;我却以为这些也未必更有效,尤其因为我在中国人手里见过的许多小册子纯是论战之作,攻击罗马公教的教义,比攻击佛教和道教还多。)

〔注二十一〕(原注:克赖特纳《在远东》第四百八十三页把这地方叫作「延阳」,李希霍芬作「汉阳」。它海拔二千一百四十尺。西安是一千八百尺,照贝尔上校则是一千七百尺。)

〔注二十二〕(原注:克赖特纳把这地方叫作「永索县」。我没有经乾州,而是取道铁佛寺抄了近路——铁佛寺在它西边约十五里——因此到永寿少走了约十二英里。)

〔注二十三〕(原注:克赖特纳把这第二道山口叫作「图赛」;我所听到的名字只有「六盘山」,即「六道盘曲之山」,这在华北是极常用的名字。邠州海拔约三千一百四十尺。)

〔注二十四〕(原注:克赖特纳把这寺名写作「大佛子」。)

〔注二十五〕(原注:克赖特纳同书第五百零五页所载这座庙的图,连它的形状和那几尊像的粗略模样也不曾给出。)

〔注二十六〕(原注:云冈诸窟开于拓跋氏之世,即公元三百八十六年至五百三十二年。大佛寺诸窟大概也凿于同时,因为据说这一朝的君主开过不少这样的石窟庙。李希霍芬《河南山西两省报告》第五页提到河南府以南几英里有一座石窟庙,建于魏——即拓跋——之世,是奉佛母的。)

〔注二十七〕(原注:黑水在亭口注入泾河。泾河的主源在平凉府西南。它在长武县略东处接进马莲河;长武县在亭口西四十里。克赖特纳同书第五百零八页把亭口的泾河叫作马莲河,这无疑是错的,可参看《水道提纲》卷六第十四页。)

〔注二十八〕(原注:克赖特纳同书第五百零八页把这村子叫作「燕野」。)

〔注二十九〕(原注:从平凉有一条极坏的路经凤翔府通陕西西部的汉中,从凤翔府又有好路通西安府。)

〔注三十〕(原注:即克赖特纳所称的「郭亭野」。)

〔注三十一〕(原注:贝尔上校在《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十二卷第六十六页给的高度是八千七百尺;克赖特纳把它叫作「罗盘山」,给的是二千六百零六米。路上所见的来往货运几乎全是往东,都是水烟。我们每天约过一百驮骆驼——每驮二百六十六磅——和二十五辆车,每车载一千五百磅。这座六盘山所在的山脉并不像贝尔上校所想的那样构成黄河与渭河的分水岭;因为流过再往西三十英里的静宁的苦水河,是注入渭河的。分水岭是在太平店以西三英里处过的。)

〔注三十二〕(原注:有一条路通巩昌府,再经秦州往西安;或者经礼县、西和、略阳往汉中。)

〔注三十三〕(原注:克赖特纳把这道山口叫作「车达岭」,给的高度是二千二百米,约合六千八百二十尺。浩沩河又叫柯门河。)

第二章

兰州府、西宁、塔尔寺、丹噶尔

甘肃省会兰州府在黄河右岸一片宽阔的黄土谷里;谷的主要宽度在左岸,从东关堡到兰州的丘陵画出一道半径约三英里的弧,弧的西端正在城前,对着南山伸出的一道山嘴。城的范围并不很大,可人烟极密——七万到八万人〔注一〕——大半是回民。汉城之西是满城,住的人稀少,大部分拨作官用。除南面之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关厢;南关立着左宗棠所建、如今已关闭的毛织厂,另有若干烟厂和几所房子。城墙保养得极好,上头架着洋造的炮。城西有一座山俯临全城,山上有一座筑壕的营;不过三千名守军大半驻在满城里。

兰州四周种烟极多,制烟是这地方的大宗工业。这项生意有很大一部分在陕西人手里;他们除了天生的胆识之外还有本钱,而这两样正是甘肃做买卖所可叹地缺着的。兰州的烟株不大,叶子却又好又宽,筋极细。制那有名的水烟时,叶子要等彻底经了霜才采;据说这样烟才得那种特别明亮的红色。烟厂约有五十家;厂里第一道工序是把叶子切碎,再浇上许多亚麻子油。等这一堆浸透了,便做成约四尺见方的块,上压榨,把大部分的油榨出去。随后把这块刨成细丝,像土耳其烟一样,再在小模子里略略压一压。这些饼稍干,便可上市了〔注二〕。照这个法子做出两种只差价钱的烟;另有第三种更上的,常叫作「青烟」,是在叶子未经霜时就采下、烘得保住绿色的。为使这绿色更浓,浇亚麻子油时要掺一点硫酸铜。这一种此后的制法同别的几种一样。

这项工业每年的价值不会超过五十万元;如前所说,它是这城唯一要紧的工业。本省的茶业是官商专利,省内只买得到湖南砖茶,虽然也有少量别处的茶私下运进来——多半是官员自己运的——比砖茶还便宜。左宗棠任总督时,曾设法给本省添一项毛织之业,好把从蒙古人和藏人那里以极低价钱得来的大量羊毛用起来。他花了大本钱建起前面所说的那座厂,又配上欧洲最新式的机器;可疏忽与弊端把他这番事业弄到了早败的下场。

至今只有俄国人曾试着在甘肃做买卖。他们在蒙古和中国突厥斯坦开铺子已有多年;近来一家有胆识的商号在甘肃西部五座主要城池里开了店〔注三〕,可省里的官府和本地的商界使他们这番经营落了空;我在这省时,这些铺子除兰州的总店之外都关了。中国人很自然地坚持要俄国人同本地商人一样纳课,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并不是条约所许的口岸。这样一来,俄国人剩的余利便不够做买卖了,于是暂时关门,却指望不久能够重开——因为他们驻北京的公使正同总理衙门交涉,要为他们争得同在通商口岸营业一样的待遇〔注四〕。不过若无别的纠葛来帮俄国的忙,中国人要作这样要紧的让步,恐怕还要若干年。然而,照贝尔上校似乎所担心的那样,俄国人能把「英货逐出甘肃」,看来是极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收发货物最便宜最近的路是经汉口——凡运往西安或甘肃的洋货,无论英国、美国还是德国的,几乎都走这条路。

兰州四周的地方耕作得不精,出产也并不很丰,因为雨量不足,雪通常也少。老住户告我说:冬天的天气好,不很冷,略有雾气,刮轻微的西风和西北风。这样的气候伸及兰州以西整条黄河谷,以及西宁河谷,直到近丹噶尔处;可兰州以北以南、往凉州、尤其是甘州一带〔注五〕,雨量就大得多,夏天更热,冬天也相应地暖些。关于黄河谷气候所说的这些,自然不适用于紧邻它的山区高处——那里雨雪都极多。

兰州、以及甘肃西部一切城池里的人,吃的是挂面、白菜、马铃薯和羊肉。米因价高而少吃,那价钱足以把它从日常饭食里排除出去。甘州产一种好米,可那是本省唯一长得好的地方,收成也不大。甘肃各处羊肉便宜得出奇,一只好羊通常只要四百或五百文,合八角到一元。面饼做成各样形状,远胜中国任何别处的,几乎同我们的一样白、一样松。

直到约四年前,兰州府还是甘肃与中国突厥斯坦总督的驻地。近来突厥斯坦——即「新疆」,意为「新的疆土」——改设巡抚;总督则在兰州兼理甘肃与陕西两省,因为他留在不安分的甘肃,比留在纯是汉人的陕西要用得着得多〔注六〕。甘肃人口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回民;照我所能搜集到的消息,他们约占全数的四分之一〔注七〕。近来那场变乱中的可怕屠戮使他们的人数大减——譬如丹噶尔这个小镇,如今人口不过一万,当时却有一万回民被处死——而且有几处地方至今还被迫遵守那许多烦苛的规条,弄得许多人回不了旧居。

甘肃的回民大抵远不通晓自己教门的义理,只守着几条生活上的规矩,譬如不食猪肉、不食由不信者所杀的别的肉、不吸鸦片、不饮酒,而末一条他们也并不严守〔注八〕。他们由阿訇教着读写阿拉伯文;可我在他们当中从没遇见一个——连阿訇也算上——能被认作过得去的阿拉伯文学者。他们向我引《古兰经》的章句,都是用汉语;人家告我说,他们本来就是用这语言学它的。其中也有人作每日的礼拜、照规矩沐浴,可这样的人不多,而且很受同教之人的敬佩。

这里的回民分作两派,称作「白帽回回」和「黑帽回回」。使他们分立的问题之一,是斋月里开斋的时辰〔注九〕。黑帽回回更常被称作撒拉,虔信与狂热都远过于前者。他们住在河州一带〔注十〕、循化厅城内外,他们的首邑名叫撒拉八工。他们所奉的这一派,开山的第一位教师是一个叫马明心的人,生在上个世纪中叶;可撒拉人自己是突厥族裔,在甘肃西部定居至少已四百年。撒拉人、以及另一派的许多回民,面貌显然不像汉人:鹰钩鼻,长而椭圆的脸,大眼睛;这些特点很容易解释——那是突厥血统掺进了汉人之中;倘若还需要证据,中国的史书与民族志之作里尽有充分而确凿的记载〔注十一〕。

撒拉人保住了自己原来的语言,至今说得那么纯正,来西宁和河州的和阗与喀什噶尔商人完全听得懂〔注十二〕。偶尔也有突厥斯坦、甚至更远地方的阿訇到甘肃来;譬如约三年前有一个从「塔尔巴提亚」、即土耳其来,走遍了本省西部的城镇村落,到处受到极亲切的接待〔注十三〕。

我到兰州时中国的新年已近,不得不把往西宁的行期推到节庆过完。这番耽搁我并不懊悔,因为同我那位好客的主人在一处、又去拜访俄国铺子的经理瓦西尼耶夫先生,日子过得很快。那位先生大半生都在蒙古人中间度过,在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虽然我们谈话得用汉语,同他相处却极为快意。

新年连它的爆竹与拜客终于过去了。我雇了三头骡子驮行李、又给自己买了一匹马,于正月初三——二月三日——起身往鲁沙尔去。那是西宁以南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盼望在那里组起一支小小的驮队,取道青海草原往西藏去。

觉得自己行动自由、又在鞍上——不再蜷在一辆小车里——实在痛快极了;到兰州以西约三十英里、黄河边上的新城〔注十四〕这一程骑得极舒畅,尤其是德梅斯特神父陪我到了那里。谷底多石,多数地方不宜耕作,甚至不宜住人。可山坡上的地是耕着的,灌渠把河水引得满坡都是。水是用极大的水车提上来的,车径通常五十到六十尺;车归村子所有,也有几架归个人,他们收一点小钱把水卖给农人。价钱是按一支定长的香烧完时从车上流下的水量算的。黄河谷这一段的主要作物是麦、烟、一种劣等的棉花、豆、大得出奇的白菜、红辣椒和马铃薯。我们经过的村子既不多也不大,不过有几个从四周大片的废墟看得出,在那场变乱之前大概曾是兴旺的小镇。

在新城,长城的一支横过黄河,又沿右岸往南走了几英里;它同我在直隶以西所见的每一段长城一样——如前所说,是土筑的,没有一点砖工——前面有一道壕。再往南约九英里,穿过一道红砂岩的峡,我们到了西宁河口〔注十五〕,在那里坐一只小渡船过了黄河。

有一条南北的线若从这一点画过,便把甘肃纯是汉人的那一部分同有大量非汉成分的那一部分分开了。在西边这一段里,汉人占着大的城镇和主要的河谷,非汉的部族则被逐到较小、较高的谷里,靠近那两道自东而西贯穿这地方的大山脉。

过黄河后第一夜我们歇的河嘴子,是西河左岸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我在这里不得不多留一天,因为我打发了一个人越过我们南边的山,到三川——古伯察所谓「三谷」——给那里的一个喇嘛送信。我在兰州时,瓦西尼耶夫先生手下一个蒙古人给了我一封给这人的信,说他是旅途中值得招来作伴的好人,因为他随波塔宁走过两年,熟悉青海一带。我若自己去三川,要绕开正路太远,便把那封信连一个条子送去,请他到鲁沙尔同我会面。

我们关于三川最早的知识是从古伯察来的;他说那里的人叫「嘉胡尔」,可这是错的,因为这名字只用于藏族之人,而三川住的是蒙古人,他们早先的家大概在陕西以北的鄂尔多斯地方。他们的面貌分明是蒙古的,语言也是,不过掺用许多汉语和藏语的词句。他们都说汉话、穿汉装,只在节庆时妇女才着蒙古衣服。我同三川蒙古人相处的经验,并不支持古伯察关于他们好争嗜血的说法;我发现他们同本族别的部落一样胆小。古伯察显然误会了告诉他这话的人:那人说的必是「嘉霍尔」、即甘肃沿边的藏人,是一班凶悍嗜血、爱欺压人的;而他以为这名字是指三川的蒙古人,便把他们所渴望而可叹地缺着的一切武德都加到他们头上了〔注十六〕。

三川没有汉人住,人口不过三百户。这些人是虔诚的佛教徒,有几座小喇嘛寺。他们卖自家养的骡子,获利颇厚;那些骡子在甘肃西部极受看重。三川还有一点有意思:古伯察的仆人桑丹钦巴至今还住在那里。我同这老人的侄子谈起过他,德梅斯特神父同他也很熟。他至今康健,爱好吃喝与赌博,是个不冷不热的教徒。

西河谷下段的耕作之法表明:雨雪所供的湿气只在采了适当的防护之后才够用〔注十七〕。所有的田都盖着卵石,好护着土不受日头直晒、不受风的吹刮。靠这个法子,种得出少量的麦、豆、豌豆和别的蔬菜。不过这条谷大半还是荒着,虽然留着从前耕过的痕迹。

过向塘〔注十八〕约三英里,在大通河口——「大通」当地读作「太通」——我们进了一道窄峡;峡所穿的那道高山由石灰岩与石英构成,在这里横截过谷来。路是在岩上开的,有些地方高出河面二三百尺,这样走了约十二英里;这是兰州与西宁之间车行唯一真正的障碍。我在这里看见大队淘金的人,可据人告我,他们所得极微。百姓有句常话:一个人把一切想得出的生计都试过而活不下去,末了就去淘金。

从这道峡的西端〔注十九〕——那里是老鸦城(或老鸦堡),古伯察所谓「老鸭之村」——到西宁约四十八英里,这条谷几乎处处耕作得极精;四面都是村落和散处的田舍,成行的柳树夹着田,田由河水灌溉,一派勤俭的气象。

碾伯是兰州与西宁之间我们所过唯一的城;城小,无关厢,可同邻近山里的部族做着要紧的买卖,尤其是在一年几次的集市上,那时有大批骡子出卖〔注二十〕。从这里到鲁沙尔,我是同一大群从俄国边界附近库伦来的喀尔喀蒙古人〔注二十一〕同行的。他们这一部是帝国最富的;冬月里在华北、蒙古或西藏一切大的喇嘛教圣地,都看得见这族的人,他们几乎总带着价值不小的礼物——马、骆驼、银子、缎子等等。

长其寨村以西不远,我们从一道高砂岩崖前过去;崖面上倚建着一座小庙,涂着花哨的颜色,人称「白马寺」。关于它的兴建,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群马在这崖顶上吃草,其中一匹母马带着一头瞎了眼的白驹。驹儿因为某桩顽皮的事被母马责备;他认不出亲娘的声音,便踢了她。才踢了一脚,他的眼睛忽然复明;他看见了自己的恶行,羞愧难当,便从崖上跳下,在下面的岩石上撞得粉碎。为纪念这一桩为明孝道而自毁的事,人们就在驹儿丧命之处建了白马寺。

离西宁约十一英里,我们过了「小峡」;先从一座用粗木架成的结实桥上过河,那桥多少是照悬臂的办法造的。桥两端是木笼,笼外四围压着重石并压过笼顶;一层层木料逐层比它底下那层更往河心伸出去,到高出河面约二十五尺时,两边的木笼已逼近到相距五十尺以内。中间的空档用三根长木跨过,上面铺着剖开的小木作面。这结构虽简单,却经得住最猛的大水。这样的桥在甘肃边地、以至中国西部,大抵都常见〔注二十二〕。穿这道峡的路毫无难处,虽然略粗,可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它长不过四分之一英里。古伯察神父大概是凭记忆,这样写他过这峡的经过:「到西宁府的前一天,我们走的路极为难行、极为险恶,常常使我们不得不求神意的庇护。我们在巨大的岩石之间、沿一道深涧而行,那湍急的水在我们脚下奔腾。深渊始终在我们面前张着口,一步踏错就要滚下去;我们尤其为骆驼发抖——走险路时它们那样笨拙、那样沉重。幸赖天主的慈恩,我们终于平安无事地到了西宁。」〔注二十三〕

从这里我已望得见远处西宁的城墙;不多时我进了城,住在东关一家大客店里。

西宁府在商业与形势上都是甘肃西部最要紧的城;从这里有路分往南北东西,穿过宽阔而人烟稠密的河谷,通到这片边地上那些外族或土著部落所居之地的腹心。西边那条是通青海草原与西藏的路;南边那条通黄河边上的贵德,再从那里通四川西北的松潘厅;北边那条穿过人烟稠密、耕作极精的地方,经过莫巴申——这一带最要紧的商栈之一。东边那条就是我来城里所走的〔注二十四〕。

马可·波罗把这地方称作「辛朱」;中世纪的作者常称它为「色凌」,蒙古人和藏人至今还这样叫它。这个读法似乎表明:西宁最初是经四川人而为藏人所知的——四川人把「宁」字读作「凌」,而如今甘肃任何一处都不这样读〔注二十五〕。

这城东西不过四分之三英里,南北三分之一英里;城墙之内至少一半的地方被官署占着。唯一的关厢在东面,长半英里,可只有一条要紧的街,街上有极多的客店、饭铺、肉铺、饼铺和别的店面。西宁的人口大概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其中回民占很大一部分。有三千守军,另有相当多的流动人口。

这里所做的买卖无疑是大的,可每年的总数算不上很多,因为这地方的商贩极缺本钱。一位有身分的商人告我说:一年能赚到一千两的商号不过两三家,而寻常开铺子的人,一年合理可望的也就五十两或一百两〔注二十六〕。

西宁的人里,许多从面貌上显出外族的血统,而他们若干风俗更明白地指着同一件事。我在这里第一次看见妇女上街时在脸的下半蒙一块深蓝或黑色的面纱;其实一个正派的回民妇女没有面纱是不肯出门的。一再给客人送食物,同客人共一杯而饮,客人到时与去时替他牵马、给他扶镫、扶他上鞍——就我所见,这些风俗都不是汉人的。

在西宁、以及甘肃沿边若干别的地方,有一班人称作「歇家」,分蒙古歇家与番歇家两种。在他们所居之地,他们替蒙古人和藏人作商务的居间人,通晓这两种语言——因为他们个个都在同自家有生意往来的那些人中间住过若干年。他们的差事是世袭的,这就使他们在各部族中有很大的势力,获利也不小。我在鲁沙尔时雇过一个番歇家,发现他于风俗、语言和人情的知识极为广博而准确〔注二十七〕。

西宁除是一府之治、又是要紧的军事重镇之外,还是青海办事大臣的驻地——藏人和蒙古人称他为「色凌安班」。这位大臣向来是满洲高官,凡关乎帝国这一带非汉人口的治理或礼仪往来之事,都由他代表皇帝〔注二十八〕。青海、柴达木,以至整个藏东北直到扬子江上游,多少都在他的辖内。

大臣的属员有若干笔帖式和书办,另有三十二名通事;他衙门里的主要差事都落在后者身上。他们把上头的命令传给各部的头人,调处部落之间的争端,征收应纳的钱粮,实际上是较远部落所知的中国政府唯一的代表。这些被藏人和蒙古人叫作「通事」的人,照他们差事的性质,有无数机会从百姓身上刮钱——照藏人的说法,是「吃」他们。所以他们的薪给虽只有每年二十四两的养马费,每出一趟差却能挣到几百、有时几千两。他们获利的大宗是乌拉〔注二十九〕。凡官员出中国本部而行,都从管着他所要经过那片地方的官员处领到一张向各部征调的札子:在指定的台站上须供他若干人夫、鞍马驮畜、粮食等等;这就叫乌拉票。所列人畜与粮食的数目,通常远远超出领票那一行人的实需;于是领头的人往往叫每一处乌拉台站的百姓拿钱来抵他应得的供给,只取他绝对必需的。他若把驮畜全要了去,那是因为他带着货物要去卖、获利极厚,而又不必付运费。想到这些通事出一趟差常要一年,就不难明白他们的所获把那点薄薪补得何等有余〔注三十〕。

我还得提他们另一项生财之道,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甘肃境外中国的治理之法。凡汉人要到边外蒙古人、藏人中去做买卖,都须向大臣请一张「票」,所带的人每名纳银二两。这票只四十天有效,几乎总在他们回得了家之前就过期,于是他们便要受重罚、甚至被没收货物。通事们竭力去查那些他们疑心票已不合的商人;后者一被抓住,便不得不送前者礼物——常常价值不小——求他们把这不合规矩之处放过去。

这四十天票的制度还有另一个后果:它实际上把甘肃人同藏人、蒙古人之间正当的买卖弄死了,又助长了一桩从四川西北松潘厅出来的大宗走私。因此甘肃边外所用的茶几乎全出自邛州,是这些松潘商人运来的;那些人被称作「夏尔巴」〔注三十一〕。

大臣本人几乎从不出边。他偶尔去看看西宁近处那些大的圣地与喇嘛寺;一年一次在丹噶尔接见蒙古王公。那时他以皇帝的名义,照定例的数目分给他们缎子、绣袋、刀子等物,又勉励他们恭顺。头人们在一所专为这类典礼所设的堂里朝北京方向跪拜叩头,又受一席筵宴。每三年这些头人要上北京一趟,向皇帝进贡并重申效顺之誓。前一种典礼叫「小贡」,后一种叫「大贡」〔注三十二〕。

我在西宁时的大臣是色楞额,他从前在拉萨任过同样的职,在一切属下中以办事最为吝啬出名。

西宁的客店里几乎没有什么舒适;地方大半被马骡的厩、骆驼的圈、堆羊毛和油的栈房占去,剩下的归小商贩、或替陕西与东边商号采货外运的代理人用。屋里常常没有炕,只有铜火盆,盆里烧煤末与碎草做的煤砖。火盆宽平的沿上通常放着一壶奶茶。若有炕,也往往只是一只木箱,既无烟囱也无烧火的口;要点火时把顶上的板子揭开,里头摊上干粪末,放进几块活炭,再把板子盖回去。火闷烧到粪末烧尽,所生的热是很足的。

我到客店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来了两三个差役,告我说须把名字报给县官,让他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营何事等等——这些我一样也不想说,尤其是往哪里去〔注三十三〕。我因此拿定主意:在城里不过明日,立刻就往鲁沙尔去——我知道那里没有爱打听的官。我极想避开色楞额,因为我知道他极反对外国人;他若听到一点我在西藏旅行的打算的风声,多半要给我一盆冷水。

第二天天一亮,我穿上一件蒙古大袍、戴上皮帽,把头和脸都刮净,同我在碾伯附近遇见的那些喀尔喀人一道离城,骑往鲁沙尔。穿过城外的坟地、又翻过几座丘,我们不多时就到了南川谷里。才看不见西宁,我们便像是忽然把中国和中国人远远留在了身后——处处所遇的变化之大,竟至如此。过路的人再不是一身蓝袍、拖着长辫的汉人,而是说着不同语言、穿着各样衣裳的人。有骑骆驼或骑马的蒙古人,穿羊皮袍、戴大皮帽,或者穿黄的红的喇嘛衣——女人几乎同男人分辨不出,只有那些爱俏的穿上了绿缎袍、戴着银的头饰颈饰,好在进鲁沙尔或塔尔寺时惹人注目。有成队的香客,排成单行跋涉着,穿白色毛袍、下襟提到膝上,每人背上用轻木架子驮着一个小包袱。他们属于西宁以北诸谷里的几个藏族部落。那一早我们还过了许多别的样子古怪的人,后面我再说。

我们的路朝着一道又高又黑、光秃而锯齿的峰线而去——那线像一道墙横在谷的南端,我们的地图上叫它青海南山。路穿过耕作得好的地方,点缀着许多村落,住着汉人和土司——那是汉、藏、突厥血统相混的务农部族。沿南川上行约十五英里,我们折向西南,翻过这里夹着它的几座低丘,便俯看到脚下一片黄土的小谷,又看见一个散漫的村子建在一座山的坡上,山脚下两道小溪相会。这里有一片细瘦的杨树林,上头黑压压地落满聒噪的渡鸦和小小的黄嘴乌鸦;蓬毛哼哼的牦牛、发出咕噜哀声的骆驼、还有由样子粗野的主人牵着的小马,都在溪里饮水。村里房子的平顶上,男男女女在闲谈、纺线,或者摊粪晒干。这就是鲁沙尔。我往左边一看,那里是塔尔寺诸殿的金顶与金尖,墙是绿的红的;四周山坡上,一长列一长列不齐整的平顶矮房,一半藏在刷得干净的白墙后头,那是住在这座藏蒙信仰的大圣地的三千多名喇嘛的居处。村子同寺院之间的山坡上是集场,一群杂色的人来来去去,一群群牦牛和一串串骆驼不断走过;远处散布着行旅的帐篷,那是宁愿住自家惯常的居处、而不愿租寺里或鲁沙尔那些昏暗小屋的人。

我们穿过村里拥挤的街道,进了一家小客店,以每月四千文的薄价租下四间临院的小屋,连柴火和灯在内。

鲁沙尔如今是个约八百人的村子,一半左右是回民;它要紧起来还只是近四十年的事。在那以前,南川谷里、我们离开它那地方略上游的申中,做着如今这里所做的一切买卖。这就说明古伯察的记述里何以不提这个村子。除汉人之外,这里土司之人也相当多,其中一人有官衔,可对汉人没有管辖之权——汉人只受西宁他们自己官员的管。

我到的第二天是正月十二,那一天帝国每一个村镇的汉人都过龙灯节。鲁沙尔也有它的一份热闹,我便去看。小村的街上挤满了穿得鲜亮的杂色人群,都朝山脚下那座小小的汉人寺涌去——戏就要在那里开演。那戏并不比中国寻常的戏更有趣或更没趣,可看客以他们衣裳的别致与鲜亮,把这台戏趣味的不足补得过了头。看客里有青海附近一切藏族部落的人,有成群的土司、蒙古人,有藏东与藏中来的商贩,有成堆光头的喇嘛,有衣衫破烂而入画的乞丐;卖热饺子和糖食的小贩、孩子和狗也挤在其中。

藏人,男女都穿高领的羊皮袍或未染的布袍,长仅及膝,腰上褶得极满。男人剃着头,头上戴小小的尖顶红帽、镶着羔皮,或者戴又大又笨的狐皮帽,或者缠深红的头巾。「阔人」的袍子是石榴红的呢子,下摆和领上镶着豹皮、水獭皮或虎皮;时兴的女人则在下摆上镶红、黑、绿布的宽边。男人多半在左耳上戴一个大圆银环,嵌着松石和珊瑚珠;女人两耳都挂沉重的银坠,也嵌着珊瑚珠。不过女人衣饰上最要紧的分别,在她们梳头的样式。头发从头顶起编成无数细辫,像一件斗篷一样披在肩上背上。三条红缎或红布的宽带缀在头发上,带上缝着压花的银片、或货贝、法螺的碎片、松石、珊瑚或玻璃珠子〔注三十四〕;两条垂在披到肩上的那一片上,一条垂在披到腰际的那一片上。男女几乎人人在颈上挂着铜的或银的噶乌,念珠也挂在上头。

土司、即务农的土著,衣着同汉人很相像,只是袍子略短而褶满些;他们的女人多半在头上系红头巾,穿中国式样的紫绸袍。

可他们当中样子最野的是「红帽子」〔注三十五〕,即藏东的康巴人:长而纠结的头发在眼上剪成一道帘,脏羊皮袍提到膝上,靴底是生皮的,靴筒是红色或杂色的布,用一条宽带系在膝下。他们腰带里插着长长的直刀,颈上挂着噶乌和念珠。那一天天暖,他们把右臂从袍里褪出来,袍子松松地挂在左肩上,手挑衅似地按在刀柄上。

青海与柴达木的蒙古人几乎全盘采了他们藏族邻人的衣着,指望这样一来——像披了狮皮的驴——被人当作那些好武之徒。年轻女子照藏式梳头,已嫁的妇人却保住本族的样式,留两条沉重的发辫垂在脸的两侧,裹在绣花的黑缎里。

看戏的还有从拉萨和后藏来的藏人,个子高,面色黝黑,许多人脸上线条棱角分明。他们留汉人的辫子,穿深紫色的袍,镶豹皮;他们的话也比东边同胞的柔软。

身穿红呢、露着右臂、头上搭一块披肩遮日头的喇嘛到处都有:在铺子里、在街上,同亲友结伴走着——那些亲友许多是走了一个月的路来看他们、来赶集的。

小村里的铺子也不无可看。有一家卖的是铃、号、烧酥油的小铜碗,以及殿里用的那无数别的东西;挨着它一家卖的是为藏蒙买卖做的厚皮靴、鹿皮靴、喇嘛穿的红布鞋,还有合各样口味的许多别的式样。

我逛了三四个钟头,没有人特别留意我;有人当我是蒙古人,有人当我是突厥人,少数几个当我是外国人。我所问的一切,人家都客客气气地答;没有一句不逊的话冲着我说,就我所能听见的,背后也没有。我在任何我所见过的中国城镇里,必定落不到这一半的好待遇;可我在鲁沙尔住了一个半月,汉人也待我极亲切,把我早先对甘肃人所存的好印象印实了。他们多半通蒙古语和藏语,又在边地各部族中走过许多地方;我因此得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了解那些民族,也去找随我西行的好人手。

鲁沙尔的街道虽热闹而满是生气,可集市主要的吸引所在,却是约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寺院地界里。我随着往那边去做买卖、顺便到庙里拜一拜的人群,走过那片山坡;坡上尽是露天的饭摊、肉摊和饼摊,卖皮张毛皮的,还有拉洋片的——很遗憾我得说,那里最惹眼的是欧洲的淫秽画片——另有赌桌,以及中国这类集市上所见那无穷无尽的各色行当与人等。穿过一座充作寺门的大白却丹〔注三十六〕,我们便到了一条宽街上;街的尽头是一所红绿墙的建筑,近旁是一排八座小却丹。右手,白墙的喇嘛房舍铺满山坡,房后恰好望得见主殿金尖的顶。路两侧,商贩与小贩摊开他们的货:一切花哨的小玩意和零碎,凡能惹得人群动心的都有——念珠、镜子、神像、刀、钮子、绸、棉布、茶、藏布、香、盐、硫、木碗,以及多得说不尽的别的东西;而其中洋货所占的只有几盒糟糕的火柴、俄国皮子、几张日本照片、钮子和针。

一个卖药的人四周挤满了人,个个急着置备药品,尤其是膏药——藏人和蒙古人对膏药爱得出奇,不管得的什么病,都喜欢往身上贴。我在这里留意到几个丹噶尔附近的土司妇人,穿着镶红边的绿长袍;两条红缎或红布的宽带镶着黑边,上头缝着法螺的圆片,从肩上过去在背后交叉。她们戴着这些部族通用的灰色翻边毡帽、穿着厚皮靴,梳头则照已嫁的蒙古妇人的样式。

忽然人群朝左右散开,喇嘛们一面喊着「格贵喇嘛!格贵喇嘛!」一面找地方躲;我们看见六个或八个喇嘛大步朝我们走来,额上横涂一道黑,右臂上也缠一道黑——百姓叫他们「黑和尚」——手持重鞭,凡近得着的人就抽。他们身后走着一位气派庄重的喇嘛,穿着极细的呢袍,头剃得干净。他是格贵,即喇嘛中的监察或纠察,职司是看着寺规被严守;他同另外两位同僚——都由住持委任,任期三年——一同审断喇嘛所犯的一切违规与罪过。这一位听说了集场上有拉洋片、有木偶戏、有赌桌和别的违禁的游艺,便带着他的执鞭人来了结这桩丑事。我跟在他后头,看见那洋片匣子被打翻,木偶被砸烂了扔在旁边,摊主被抽了鞭子赶走,教法与风化的威严得了正当的申张。

回寺院地界的路上,我们从几所喇嘛执事的房子前过去;那些房子同寻常众人所住的大不一样。它们有高高的粉红色墙,近平顶处有小窗,顶略略探出墙外。这些窗的框上宽下窄,其实西藏诸殿的窗一概如此;窗上既无玻璃也无纸,是用厚木板从里头关的。从这些房子敞开的门里,我看得见它们是两层的,上层前面有一道窄廊,只上层住人,底层作厩与库房。过了金顶殿的大院,我从左边一道小门进去;那里有一排大转经筒、或者说经桶,涂着红色,我走过时一个个把它们转起来。我下面的院里,一群喇嘛站在一条宽木板道上,朝殿内的圣像伏身礼拜。像共三尊:当中是释迦牟尼佛,左是燃灯佛,右是宗喀巴、即人们通称的觉仁波切。这些像约六尺高,是镀金的铜像。殿不对众人开放,透进的光也极少,里头别的东西我便辨不出了。建筑的大势是中国式的:同华北一切佛寺一样的红柱与彩绘得花哨的雕木。顶——或者说两重顶,因为是上下两重,下面那重比上面那重探出很多——是瓦的,厚厚地镀着金。上面那重顶由一排低矮的红漆柱子撑着,顶下的窗把光引进圣所。涂红的主墙上没有窗;一切光都从上面来。

这座「金顶殿」〔注三十七〕之右是觉康,即觉仁波切之殿。它也是上下两重顶,却是绿瓦的;墙自地起约十尺高都贴着同色的瓦,其余涂红。殿四周有一道窄道,道的两侧排着转经筒。殿前有一圈低木栅围着一棵神圣的「白檀树」〔注三十八〕,不过不是最圣的那一棵——那一棵在一处专设的围院里。宗喀巴的像在一座约十尺高的宝座上,像本身高不过三尺,据人告我是纯金的。像前是一座坛,无数酥油灯在上头燃着,中间供着果子、糖食、净水碗等物。天花板上垂着五十尺长的哈达,另有较小的由一个侍殿的喇嘛不断挂到神像的臂上去——那些哈达是礼拜的人递给他的。

看过殿之后,我们从外头绕它走了一圈,始终把它放在右手;在一切喇嘛教之地,这都是对圣物致敬的方式。陪我同走的那个汉人仆人在这里差点出事:他不知道照规矩走这一圈有多要紧,一上来就往右走、把建筑放在了左边。可他还没走出两步,就被一群喇嘛和香客拦住、扳回了正路,还被就他在圣地举动失当之事说了几句硬话〔注三十九〕。

寺里的库房和那棵「白檀树」我是后来才看见的,不过我就在这里写下。一座四面高墙的小院里立着三棵树,约二十五到三十尺高,一道矮墙把根上的土围住。这就是塔尔寺那几棵有名的树——或者说那一棵,因为只有当中那一棵极受崇敬,因为它叶上现出宗喀巴的轮廓之像。这些树大概如克赖特纳所推,是丁香、即山梅花〔注四十〕;眼下这几棵是后长的,旧的树桩还看得见。可惜我看它时树上没有叶子;树皮许多处像桦皮或樱皮一样卷起,我也辨不出什么痕迹,虽然古伯察说上头看得见文字之像——是藏文字母,不是神的像。喇嘛们卖那些叶子,可我买的都碎得太厉害,什么也看不出。不过我从回民那里得知:在绿叶上,这些轮廓之像是清清楚楚辨得出的。有一点值得记:古伯察在这棵名树的叶上所见的是藏文字母,如今所见的却只有宗喀巴——或者是佛?——的像。这变化的缘由,很值得弄清〔注四十一〕。

这院子隔邻便是库房。通这座建筑院子的门扇上画着人皮,手、脚、头都挂在皮上,淋着血。院墙上有宽顶护着,画着几位护法神,带着他们那套狰狞的行头——蛇、人皮、骷髏和骨头,在血里翻滚,四围是火焰,随侍的小鬼比他们更可怖,长着牛头、猪头、狗头或鹰头。那建筑小而极暗,里头满塞的那些奇物我极难辨清。银碗,金壶,金、银、铜的神像,画,彩饰精美的写本,地毯,缎幔,景泰蓝的瓶与香炉——够开一座博物馆了!有人指给我看一只大银碗,上头有一个弹孔,是近来回变时留下的;那时寺院被攻,喇嘛们持枪挟刀护卫自己的殿堂与宝物,成百地死在圣所的台阶上、或自家燃着的房子旁。可塔尔寺的遭遇比这地方多数的喇嘛寺要好:回民没有动那些殿堂和檀树,连屋顶上的金瓦也没有取——这在他们是极异常的一点多情,或者毋宁说是神灵显异来保全自己的圣地。

正月十五——二月十四日——西宁的大臣和本省这一带的中国大员来看当晚要在殿院里展出的酥油浮雕。他们要走的那条路上,半英里多都排坐着盘腿在地的喇嘛;住持和寺里别的执事都步行,站在稍远处候他们到。终于听见中国军号哀婉的声音,大臣同他的随从进了视野:那位大人坐着绿轿,前头擎着一顶黄伞——那是他钦使身分的标记。他顺着那长长的喇嘛之列过去,他那队骑得极好的护从在矛端挑着鲜艳的小旗,有几个吹着号,号声被寺里深沉的法螺与形如阿尔卑斯长号的长号回应着。

天黑之后我又走到金顶殿去,为看这节庆最大的看点——酥油浮雕。殿南墙外,两座主要的浮雕立在一座高架之下,架上垂着无数绘着神佛圣者之像的幡,这里那里还挂着画了画的花哨中国灯笼。浮雕约二十尺长、十尺高,由木架撑着,由一排排小酥油灯照着。题材是宗教的:照喇嘛教惯常的样式,画诸神、各重天上的景、或者各层地狱。每一座当中的主像约三尺高,背景上是长长的行列、战阵等等,每一个人像——有好几百个——高不过八寸。这些大块的酥油上,每一处细节都做得极仔细,又照喇嘛教彩饰那种繁丽而一丝不苟的样式上了色。这些画幅四周还做出精巧的花鸟与佛教徽记的边框,一只松鼠从其中探头,一条龙把它长长的鳞身绕在上头。沿绕殿而行的那条道上,另有七座较小的浮雕,约八尺长、四尺高,所画的景同大的相仿;它们极可称赞,不只因所费的工夫,也因其真正的艺术价值〔注四十二〕。

做成一座这样的浮雕约需三个月的工夫;做的人所得的报酬只是同寺喇嘛的称赞,以及给最好作品的设计者的一小笔赏钱。每年都有新的样式、新的匠人把自己的经验与技艺添进这场陈列的美里去;因为这个节一切喇嘛寺都办,可没有一处——连拉萨的也算上——办得像塔尔寺这样美。那些擅长塑酥油的喇嘛从一寺游到一寺,他们手艺的名声常先他们而到;无论他们愿在哪里留下,都必受殷勤的款待,有吃有住。

第二天早上,那些浮雕不见了,寺院恢复了它惯常的清静,百姓也回山里、回草原上自己的家去了。

中国的作者把居于甘肃边地的土著或外族部落分作两大类:务农的与游牧的〔注四十三〕。我在中国的书里见着提到属于这两类之一的部落共三十四个;不过虽然大多数「土番」里极可能掺着一定的藏族血统——有些情形下掺得极重——他们已不能再像构成第二类的「番子」那样,列入藏族部落之内〔注四十四〕。

关于土番,我没有机会搜集多少材料;可从我所遇的少数几个、从我所听见的他们的语言,我已确信他们血统是混的。他们的语言根本上是藏语,可掺着极大比例的汉语、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词句。他们的衣着我前面已写过;他们的居处与耕作之法,后面再说。

番子根本上是游牧之民,是纯粹的藏族。他们自称「博巴」——写作「博德巴」,通常读得像「贝巴」——这是一切藏人的通称。蒙古人叫他们「唐古忒」、或「喀喇唐古忒」,即「黑唐古忒」;这说法或指他们的野悍,或指他们所住的黑帐篷〔注四十五〕。甘肃边内藏人所居的那一片,他们称作安多,因此他们自称「安多瓦」;而住在较肥沃的谷里的则自称「绒瓦」〔注四十六〕。安多瓦以西,住在青海四周草原或山里的是「巴纳喀」、或「巴纳喀松」,即「巴纳三部」;他们除了更为独立之外,同邻人毫无分别。安多瓦编成许多支,各有世袭的头人,须向西宁的大臣负责,保自己部众的安分、并缴纳贡银或丁税。大臣授他们中国的官衔、顶子和封号。就我所能打听到的,这些安多瓦并没有一位至高的头人。巴纳喀则不然:他们虽也同样分作许多支,却有两位大头人,一位住青海湖以南,一位住湖以北。后一位是我唯一得到确实消息的,号称公萨喇嘛,这职在现任者家中世袭,他名叫阿拉布坦。他名义上也在大臣属下,戴蓝顶子〔注四十七〕。湖南那一位的名号我没有打听到,他实际上不受中国管束;连那几个敢进他地方的通事,他也不供一点乌拉,除非付钱。

就体格而论,青海藏人身材瘦弱——我在他们当中从没见过一个胖人——高约五尺四寸,女人同男人一样高,而且常常更高。头圆,额高而窄,鼻比汉人隆起,眼睛常常很大而几乎是平的,耳朵贴头比蒙古人紧些,却仍旧大,颊骨突出,牙齿齐整有力。他们的筋肉除胸部之外都不发达;手脚都大。脸上身上毛发很少,而且用镊子把胡须仔细拔净。他们性情欢快,爱「酒、女人与歌」,聪明,而且一经许诺便可托付。不过他们性急、好压人、而且贪。男女只要有酒便喝得过量,一切藏人都如此;一上酒便极好争。他们是精明而有胆识的商贩,就是同汉人也对付得了;他们卖给汉人大量的羔皮、羊毛、牦牛皮、麝香、毛皮——主要是猞猁与狐皮——大黄和鹿茸。他们在各寺的集市上、在丹噶尔、贵德和莫巴申做买卖,很少到西宁去。汉人和蒙古人的邻居都以为他们富;可他们当中最富的公萨喇嘛阿拉布坦,所有的羊、马和牛——那是他们财富唯一的形式——也不过值两万元〔注四十八〕。他们的骆驼极少,因为他们根本上是山里人,驮运主要用牦牛或犎牛〔注四十九〕——那是家牛同牦牛所生的杂种;何况这些牲口腹上和腿上的毛将近一尺长,正是他们做帐篷的料子。藏人和蒙古人也常骑牦牛。鼻中的软骨上穿一个木环,环上系一根绳,用来牵它、夜里把它系在地上。

藏人的帐篷是长方的,顶是平的;有些长不过十尺十二尺,可我见过许多五十尺长、三十尺宽的。顶的正中沿纵向留一道约两尺宽的口,好进光、出烟。口下有一根脊杆,两端由直立的柱子撑着;这就是支帐篷所用的全部柱子。顶是用绳子张起来的,绳子在外头系在帐的两侧与四角,又越过离帐一段距离的短杆,钉在地上;帐的下沿用铁钉压住。古伯察把这些帐篷比作长着细长腿、身子贴地的巨大黑蜘蛛,比得极妙〔注五十〕。有时为挡风雪,他们在帐外、或者帐够大时在帐内,用泥石、或干粪砌一道矮墙;不过在青海这一带雪少,他们不常用这个法子。

帐篷正中是一座又长又窄的泥石灶,一端是火门,一道烟道贯着它整个长度,这样可以同时坐好几口锅。这些灶里只烧粪,抽力足得用不着风箱,总之是极巧的构造。帐篷四壁堆着皮袋,住的人把食物、鞍子、毛毡,以及无数零碎放在里头——那些零碎只有主人自己知道用处与价值。一只捣茶的小石臼,一只磨炒青稞的手磨,一两只铜锅和一把铜勺,就凑齐了贫富两样人家的全部家具。住的人睡在铺在地上的毛毡片上,拿衣服当被盖,因此是光身睡的。春天,一切新生的羔羊和小山羊都用长绳绊在帐篷一侧,而这对这些本就肮脏的住处之可观,添得极少。

从一根帐绳到另一根,通常看得见一串串小小的棉布片在风里飘,上头印着神像、或者驱病魔与一切临头之祸的经咒。它们叫「隆达」,即「风马」,由喇嘛卖出,全西藏与蒙古都用;出门时,人常把一面大的系在自己枪的支叉上。

藏人的枪是他最看重的东西。那是一支火绳枪,带一副长叉,叉绕一枚穿过枪身的螺钉转动。枪筒和一切铁件……他们用野驴皮。火药和火绳是他们自造的,弹子的铅则向汉人买〔注五十一〕。他们装弹不用填塞之物,弹子比枪口径小得多。在约一百码的通常射程上,他们打得颇准;可我从没见他们打中会动的东西,虽然有几个说他们打得中。这些青海藏人不像藏东康多的人那样看重刀,通常只带中国造的寻常刀,木鞘。

青海藏人、以及藏东之人的食物,主要是茶和炒青稞、即糌粑。在这斯巴达式的饮食之外,他们偶尔添上挂面、酸奶、曲拉——即粒状的干酪——「曲玛」〔注五十二〕,或者煮羊肉。茶先研成末,水热时下到锅里,煮约五分钟,加一点盐或碱。随后端到帐里围坐的人面前〔注五十三〕。各人从自己袍子怀里掏出一只小木碗——那碗在极难得的场合也当脸盆用——盛满。他用手指从一只盛满酥油的羊肚——那也摆在他们面前——里抓一块酥油,让它在碗里融开,喝几口茶,把融开的酥油吹到一边;再从那只装糌粑的小花袋里抓一把糌粑放进去。他用右手灵巧地把茶、酥油和糌粑揉成一个褐色的面团吃下去,再喝够茶把那团湿沉的东西送下。吃曲拉时,先让它在碗里泡软,随后再同糌粑、酥油一起揉。这就是这个民族、也是蒙古人的日常饮食。自然没有定时的饭顿;锅里总是满的,各人饿了就吃。吃过酸奶或别的脏碗的东西,照例要把碗舔干净,随后二话不说放回袍子里去。若有羊肉吃,便在茶锅里煮,各人从锅里挑一块,真正是「就手而食」;他用自己的鞘刀把骨头上每一丝肉都剔净,骨头若有髓,一定要敲开;若是肩胛骨,便收起来占卜。藏人和蒙古人剔骨都极为讲究;藏人还有一句话,大意是:看一个人剔骨头,就可以断定他办大事会办成什么样〔注五十四〕。油手便在脸上抹一抹,或者抹在靴子上——若是靴子比皮肤更需要油的话。

种种见证的大势都表明:青海藏人以一夫一妻为常,多妻是例外。我相信一切游牧的藏人都如此。妻是经中人从父母那里买来的;一个男人为一个样貌好的女子,常不得不出到三百只羊、十匹马、十头牦牛;所以有两三个漂亮又能干的女儿的父母,发财是稳的。只有成婚时、也只在那时,一个男人才离父母的帐篷另立一帐,虽然他从前也可能有自己的马和牛。人家都小;他们任何一座帐篷里,我所见最多的是两三个孩子。

这个民族对女子——无论已嫁未嫁——的贞节看得很轻,下面这风俗便可为证。安多的喇嘛寺里,不时举行一个节,汉人称之为「挑帽会」。节期的两三天里,男子可以在寺院地界上夺去任何他中意的女子或妇人的帽子,她便须在夜里来把这当头赎回去。汉人不许参与这场抵押的游戏,也不许享这「情爱之节」的任何特权。

老人很不受敬重,常有儿子在父亲成了自己的累时把他杀掉。据说现在这位公萨喇嘛正是为此把他父亲处置了的。还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将死时,亲属或朋友问他:「你要回来,还是不回来?」他若答说要回来,他们便把一只皮袋套在他头上把他闷死;他若说不回来,便让他安然死去。这风俗大概的解释是:怕死者的魂来缠自己旧日的居处。

死者的遗体被弃在喇嘛所择的山坡上;尸首若被野兽猛禽迅速吃掉,便认为死者的义行分明;若久久不被吃,便证明他的恶。

除了做帐篷用的牦牛毛布、以及做夏袍和口袋用的一种粗毛织物,青海藏人什么也不造。他们是熟练的鞣皮匠,自家的羊皮袍总是自己做,缝的是男人。他们用奶油软化皮子,拿任何形状合用的石头当刮刀。他们一切铁器都是到他们营地来的流动汉人铁匠做的。他们的鞍子、刀、剑、火绳枪、锅、勺和木碗,都由汉人照他们所选的样式替他们做。

青海的马在蒙古和华北都极有名,既因它快,也因它耐力奇好。我不信它比蒙古东部的马更快,可它的耐力确实惊人。它们大概平均十三掌高,多半是浅灰或黑色。藏人从不喂它们,就是赶路时也不喂;赶路时鞍子也从不从背上卸下来。马被骑得太狠、极度疲乏时,他们拿晒干研末的肉、或者拿茶叶掺糌粑与酥油来给它治。赶路时,他们白天给它绊腿、拴侧绳,夜里用一只脚系在一根用木钉钉在地上的绳子上,而且离营火只有几尺。这些马后蹄从不挂铁,前蹄也极少挂。

青海藏人中最有势力、最富的一部分是喇嘛这一等;由于这地方素有的圣名,安多的喇嘛增加得极多〔注五十五〕——因为喇嘛教中最流行的一派的创立者,就生在这里;那一派汉人称作「黄教」,藏人称作「格鲁」,即「善规之派」,创于十四世纪后期。一三六〇年,在一处叫宗、或宗喀的地方或区域〔注五十六〕——离塔尔寺不远——一个安多妇人名叫兴萨阿曲,给她丈夫鲁本格生了一个孩子,他们照他的生地叫他宗喀巴。他七岁时,母亲替他剃了头,把他献给佛门。她抛在地上的那些头发,便长出了那棵有名的「白檀树」。他做沙弥时得名洛桑扎巴,即「善慧之名」;可后世则以觉仁波切、即「至宝之主」知之。十六岁上他开始习教义,可一年之后依师之劝去了拉萨——那里当时同如今一样,是佛学的首要之地〔注五十七〕——在各派的寺院里学尽所授的各门,门门皆优,又为自己的学说争得许多朋友与信从者,尤其是他关于僧伽之组织与戒律的主张;那时僧伽已堕落,为百姓与官府所厌。湿婆派与萨满式的崇拜与迷信,同佛教的信仰、同大乘宗师所传的教义相违,也掺了进来;看来非改革不可了。

得西藏之王的鼓励与庇护,宗喀巴创立了格鲁一派,又在拉萨城外几英里处建起人所称的甘丹寺,即「安乐之寺」。他的信从者被称作格鲁巴或甘丹巴,如今通用的是前一个名字。

新派很快在西藏与蒙古各处得了信从者;极可能很早就有一座喇嘛寺建在宗喀巴的生地附近。所给的名字是「塔尔寺」,即「十万像」,大概是因那「白檀树」叶上的像。中国人向来称它为塔尔寺,即「塔之寺」;而我最早见它被提到,正是用这个名字,见十八世纪初德拉彭纳神父的书〔注五十八〕。它的声名与财富迅速增长;得中国现今这一朝皇帝的扶持——那几位皇帝一向竭力庇护喇嘛教——它成了帝国最要紧的喇嘛寺之一〔注五十九〕。

一七〇八年,新转世的达赖喇嘛洛桑噶桑嘉措住在塔尔寺,直到中国的军队平定了西藏的变乱,把他送回拉萨;中国人正是借此在那地方第一次取得了常驻的立足之地〔注六十〕。

我不打算考察全西藏喇嘛教僧伽的组织,也不重提这一教阶同罗马教会那一教阶相似之点出自何处这个纠缠的问题。不过关于安多各喇嘛寺的组织,有几句话是必要的。它们几乎都属格鲁巴派;如前所说,汉人称这一派为「黄帽派」,因其信从者在法事中戴黄帽,以别于戴红帽的旧派〔注六十一〕。如今除高位的喇嘛之外,几乎一概穿深红的衣服;这一变的缘由是红色不像黄色那样容易脏,何况藏布——汉人叫「氆氇」,喇嘛衣服就是用它做的——里根本没有黄色的。

几座主要的喇嘛寺每年受皇帝的津贴;在这些寺里,凡入了册的喇嘛——只包括学业足以参与法事的——都领到一份面与粮,不过不够吃一年。俗众、家人与友人的布施,替俗人、或替宁愿由人代行功课的富喇嘛念经所得的酬金,以及无数别的进项,使他们的收入大为增加。喇嘛所住的房子是他们自己的,房大的便把一部分租给来客或别的喇嘛以增收入。另一项要紧的收入是放债,安多的喇嘛——其实凡有喇嘛的地方都如此——放债极多;通常的利是每月二分。

安多的喇嘛寺不像西藏的那样拥有许多产业,可许多喇嘛颇为富有;他们是有胆识的商贩,常去北京、库伦、拉萨或西安府,在那里采买本地最易售出的各样货品。

每座喇嘛寺之首是一位堪布,或由大寺派来充任,或在少数情形下由众喇嘛推举。他下面有若干执事,有的充司法与纠察之职,有的管寺中的俗务,还有的掌仪轨〔注六十二〕。在几座较大的寺里,另有一名由大臣委派的官,协助僧官整饬戒律;可他主要的差事在于察看寺里的风气——是亲中国政府还是敌视——并随时禀报大臣。这个官,汉人称之为「二老爷」。

较大喇嘛寺的规条极严;罪过通常可以罚钱折抵,可下等喇嘛的小过则以鞭打、独囚或逐出处罚。教会的权柄就在中国境内也握着寺中喇嘛的生死之权;民政当局不能、或者毋宁说不愿去碰这些特权,大抵一声不响地服从教会法庭的裁断。

几乎一切大寺里都有若干尊贵之人,既不与行政、也多半不与仪轨,可凭他们的在座与更高的神圣,为这些道场增光,因而使俗众的布施增得出奇。安多、青海与柴达木共有四十八位这样的活佛——或者说前世圣者的转世。其中三十位以上出于塔尔寺,而生在藏中的只有极少数。他们依圣德之高下分作三等;最圣的那一位住在贵德的大寺里,而说来也奇,塔尔寺竟没有一位〔注六十三〕。

他们据说时时为自己所住之地的安乐祈祷;俗众也常就任何事业的成败请他们卜问——因为作为占卜者,他们据说是「少有能及、无人能过」的。

翁则巴如前所说是掌法事与唱诵之人。就这一层而论,寺里教喇嘛唱诵所用的那套记谱之法很值得一提。那些书叫「央益」,即「颂歌或唱腔之书」,里头有一种描摹式的谱:一条波状的线,表明声音该在什么时候、在多长的一段里升或降。什么地方该吹法螺、什么地方该击鼓,则用螺或鼓槌的图形标明。这套记谱法格外有意思,因为就我所知,它是东亚或中亚唯一的一套;中国人没有,朝鲜和日本也不曾听说有〔注六十四〕。

法事所用的别的器物,有小手鼓「达玛鲁」——常用小儿的头骨蒙蛇皮做成——有铃「直布」,有「多吉」,即印度的伐折罗、因陀罗之雷杵。另有些器物在特定的场合使用:号——常是一根人的腿骨,带一条皮的鞭穗;「普尔布」,即三角的钉,在驱邪中极为要紧;净瓶「本巴」;圆球形的镜「美隆」,圣水要从它上头浇下;头骨做的奠酒碗;以及多得说不尽的许多小物件〔注六十五〕。

无职的喇嘛分作两等。第一等只是剃了头、受了五条小戒、穿上红袍、在寺里安了家的人;这些人通常叫作「扎巴」。

他们做的是印经、照看马牛、拾牛粪、做饭、扫殿、拨灯一类的活。第二等是读过经、受过格隆之戒的,戒中有守贞、守贫、不吸烟、不饮酒、不赌等项。一切喇嘛的执事都从他们里头选。青海的藏人和蒙古人称喇嘛为「阿卡」,而「喇嘛」这个称号——梵语的「古鲁」——则留给高位而有圣名之人〔注六十六〕。

在帝国这一带,扎巴连独身也不受束缚;一年中某些季节他们可以请假回家,只是不得同妻子一道在寺里露面。柴达木和青海的蒙古喇嘛几乎都娶妻,格隆自然不算。

人常问我蒙古与西藏喇嘛的德行如何;我只能答说:我并不以为那些人所达的标准照我们看会算很高,可他们当中、连俗众当中,守着自己道德之律的人也不少;而格隆里确实有不少人严守他们入教时所受的守贞、守贫、不妄语以及一切别的誓愿。

我到鲁沙尔不久,那位三川的喇嘛便来会我——我往西宁途中给他送过条子。他叫才让喇嘛,约五十岁,面貌与藏族类型相近而不似蒙古。他随波塔宁走过两年,那期间陪他绕过青海、又到过甘州。他从一开头就极为在意要向中国政府领一纸出边的准照,坚持说我必得办下来,因为那能使我得一队护从,而没有护从西行是不可能的。我告他说我已决意既不向大臣请票也不请护从,总之我的办法是避开官员、除非万不得已才求他们帮忙;他便很不情愿入我这一行了。还有一层想必也使他终于决定不随我去:他不能从我身上榨出多少,至少不像他看来从波塔宁身上榨的那样多——照我手下一个人说,他自称同波塔宁那两年里所得,比他做正当生意十年所能得的还多。

正是这位才让喇嘛,开了那些我后来一再听到的故事之端:遇上藏人何等可怕,他们用长枪打得何等神准,袭掠驮队何等大胆。除了这些来自藏人的危险,还添上关于这地方本身种种可怖的说法:割人皮肤的风,坏人肠胃的水,毒人毒畜的瘴气,沙荒,没有草,而且一连好多天看不见一个活人。不过他还是同我待了四五天,我前面所记关于三川人的许多事,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塔尔寺的节庆一完,我就动手置备一趟沙漠之行所必需的一切;而此后的六个星期,我这一生的耐性从没受过这样的磨。最微不足道的采买也要好几天才办成;人们许诺极为大方,又和气又带笑,可什么也办不成。我要两顶小棉布帐篷;既买不到现成的,只好请人替我缝。毛绳、蓝白棉布、杆子、钉子等等,凑了三个星期才凑齐;而我的帐篷在我定下五个星期之后才做好。马和骆驼也是必需的;买堪用的马我并没费多少周折,可我把整片地方搜遍了才找到五头孱弱的骆驼。青海的蒙古人骆驼极少,好的要极高的价,常到四十五十两;藏人则很少用它,宁要牦牛和马——这一层他们见得明白,我不久就付了代价才学到。

我在鲁沙尔的日子单调到极处。天亮时,一个住在俯临村子的山顶哨楼里的老喇嘛,吹法螺报晓。照看过马,又在早饭上尽量磨掉些工夫,我便一家铺子一家铺子地闲逛,同人说话,问那些店主所到过的奇异民族与地方;或者走到塔尔寺去看某个喇嘛。日头升到围着村子的高丘之上时,我便爬上自己住处那宽平的屋顶——缝帐篷的人在那里做活——晒太阳。天气大抵极好,夜里从不很冷,白天日头下寒暑表常到华氏六十度。时时落一点雪,可头几道暖的日光一照就化了,化进滚上山坡去的浓雾里。真正冷的天只在天阴的时候;我也弄明白了,这是一向如此的。风很少刮;三月中以前,所有的田都已犁过、种上了粮〔注六十七〕。

我在鲁沙尔时,因我从北京带来那个仆人的无赖与暴性,烦恼无尽。这人似像是立定了主意:凡显出愿以任何名分入我这一行的人,他都要弄得那人难受到只好作罢。他怕有新人取他管支应的职——那职时时给他带来不小的油水。我平日所雇的人、或我向之买物的人,钱都是我自己付的;可供外国人役使的中国人,对主人为防他们向卖主或旁人抽佣所下的一切办法,都有一套出奇的本事去绕开。

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富有的外国人的头号仆人——那人约十年前率一支队伍穿过中国——恰可以说明这些仆人的无赖,以及主人惯有的软弱:他们几乎总放他们白白走掉,而不肯费事去办他们。这位旅行家一路所过各城的官府都给他一大队护从;每回换班,他除了付他们旅途一切花费之外,总还交给他的管事一笔钱赏他们。他在打箭炉同那里的官商议为拟行的西藏之旅取护从时,说他不但要像一向那样付一切花费,还要赏那队人。那官听说这位大名鼎鼎的旅行家在中国十八个月的行程中一向付护从的工钱与花费,显出讶异之色,并声明那些人的一切花费都是官府付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从他手里领过一文钱。略一查问就查明:那仆人把交给他赏护从的钱全数悄悄装进了自己口袋,共计好几千两。他认了;可那主人不知为什么只把他辞了了事,他便回上海去,如今在那城的商人里头还占着一个显要、甚至受人敬重的位置。

我这一个,不幸于他自己的是太贪杯,常把他那些得意的勾当讲给我听——那些事他本该自己藏住。有一桩在荣赫鹏中尉手下干的漂亮手段,他尤其自豪。他说从归化城往哈密去时,他主人所雇的车与骡子其实是他自己买的,而他出的价比荣赫鹏付的租钱少得多。这就是他做买卖的起手;等他到印度时——六个月之后——他已偷了三百多两银子。这番自供虽使我在旅途之初就有了戒心,可他单在北京到兰州府的雇车上就赚了五十多两。

我为找随我漂泊的人手几乎绝望了;几个星期过去,我这一行似乎同我刚到时一样远未备齐。于是我想去请我住过的那家西宁客店的掌柜——他那时待我极客气,此后又到鲁沙尔看过我几回——帮我找两三个可靠的人,我盼着其中有一个是喇嘛。几天后他给我送来两个回民,我极中意:一个约四十五岁,一生在甘肃与四川之间赶骡;另一个是年轻的歇家,在青海以北的巴纳喀中间住过三年光景。可第三个人、那个喇嘛,就不那么容易找了。我自己去了西宁,同马掌柜商议;他终于想起他的一个朋友,是北边一座大喇嘛寺的管事,他想那人大概知道有什么人愿随我走。我问他这寺叫什么名字。「郭芒寺,」他说,「藏语叫色果寺。」〔注六十八〕「哦,那你说的是布喇嘛了,」我叫道。「他是我的老朋友;约五年前他在北京时,我就是跟他开始学藏语的。我自己去看他;凭我对他的了解、凭你所说他那有势力的地位,我想我能请到一个好人手。」

第二天我带着我一个人起身往布喇嘛的住处去。路沿北川〔注六十九〕走了约二十五英里,到过新镇——或作新城——村;村近处有一道墙横过谷来。这北川谷宽半英里,处处耕着;村落极多,可许多已成废墟,是那场变乱可叹的遗迹。四周长着果树,许多地方路旁立着好杨树。总的说来,北川这一带地方比得上西宁河沿岸最好的所在。主谷里的人口全是汉人;可汇入主谷的那许多小谷的下段住着土司,谷头的高地上则住着游牧的安多瓦或绒瓦。

过新镇不远我们折向东〔注七十〕,进了一条支谷;谷里流下一道好溪,叫色曲,即「金水」。我们溯它上行约十英里,过了许多土司的田舍村落,终于望见色果寺诸殿的尖顶从一道墙后头升起——那墙更配得上一座堡垒,而不像和善僧人的住处,因为它四面都有侧楼与枪眼。土司的田舍也各围着一道坚固的、带枪眼的墙,每一所近旁有一座小磨坊。这些土司房子唯一特别属藏式的一点,是用杆子挂着印了经的棉布片,就是前面说过的「风马」。

人们正在田里忙着,把草皮切下来堆成堆,再点火烧。等一切草根与草烧尽,他们便把这层黄土末与灰的面肥撒到地上;这地通常不施别的肥。上一年耕过的田不犁,只有结了草皮的才动;可这里地多得很,就是用这样的耕法,也还剩下许多荒着。

进了喇嘛寺沉重的大门,我们打问布喇嘛——即他法名丹增曲培——的住处,便被领到寺里最好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不但受了那位喇嘛、也受了他全家极热诚的欢迎——他家里人都曾随他在北京。他的住处由四座轩屋构成,其中两座是两层的,都临着一个中院;院里有一座宽大的石坛,上头堆着柏枝。房子是中国式的,可地板光滑、极为洁净;铜火盆和铜锅亮得像金子,而那位喇嘛和他家里每一个人手里拿着抹布的时候那么多,我不久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其中一座的上层作私家的佛堂,壁上排着神像,布喇嘛特别的本尊供在小龛里。那喇嘛每天在这里行一长串的伏拜之礼;可他教中较繁的仪轨则由人代行——他自己不是格隆,只是个在家的师兄,虽然是寺里最富的人。一座轩屋拨给了我;那喇嘛的厨子——他有一个极好的汉人厨子——不多时就给我端上一顿自离北京以来没吃过的饭。屋壁上挂着许多他从各处游历带回的画,还有一张他自己、他朋友巴丹桑波和我若干年前在北京拍的照片;在他古玩中显眼之处,摆着我小女儿从前送他的一支洋铁小号。

我们谈到深夜,谈我的家、谈我的打算;得了那喇嘛相助的许诺,我便睡在铺着宁夏软毯的炕上,怀着一个叫人宽心的信念:我烦恼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第二天是二十五日,是忙碌的一日,因为喇嘛们要在清早来、念一整天的经〔注七十一〕。天一亮人人都起身,把本已一尘不染的屋子又擦又洗,又给要来的客人做饭。布喇嘛没有书本上的学问;他的工夫用在寺里的俗务上,不会唱赞、不会按板读经、也不会行格隆之职;可他既是富人,便请寺里最虔诚的喇嘛一个月两回到他家里替他念经,他则以这地方所有最好的东西款待他们。约七点钟,五个老喇嘛来了,披着法事所穿的那种红色无袖、高硬领的长氅;脱了靴,便在炕上坐下。他们把经书摊在面前,开始唱诵,其中一人领着仪轨,到某几处便摇铃、或击他右手所持的鼓,同时摇左手所持的多吉,或者拍手、打指响;随后别的喇嘛也照样做。约每半个钟头他们停一会喝酥油茶;正午给他们上了一顿荷马式的大餐——饺子、煮羊肉、汤、饼等等,布喇嘛和我也帮着吃〔注七十二〕。

五个喇嘛里有三个在拉萨住过几年;他们从布喇嘛那里知道我对他们的宗教极有兴味,便劝我到那里去。他们坚持说:一到柴达木,这一程路上就没有什么难处;因为他们同这一带所有人一样,以为青海四周他们自己的同胞是最野、最该怕的人。他们问了我许多关于印度、关于俄国——他们叫它「布里亚特之国」——的话。

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塞切尼到过他们的寺;可这两位旅行家不说藏语,同他们并没有往来。他们说这寺在回变中被毁,如今不像从前那样宏大美丽了;不过住在这里的那位活佛圣德极高,招来许多香客和丰厚的布施。色果有喇嘛约七百名,几乎都是藏人;它被看作西宁以北最好的喇嘛寺之一。布喇嘛告他们说,我曾把几种经书——《甘珠尔》的若干部分——译成我本国的文字,又给他们看了我在北京送他的那本忏悔仪轨译本。他们接过书,举到额前以示敬意,宣称我是一位大班智达。随后他们问了无穷无尽的话,问外国佛法的情形。他们听说佛法在印度已经不存,又听说锡兰的僧伽同古时的佛门那样相像,都十分惊讶。听说我们那些秘传的佛教徒、那些「摩诃特玛」,以及他们自称从西藏得来的奇妙教义,他们乐不可支。他们断言:古时无疑有圣者智者能行如今秘传派所自称的某些神通,可今日已无一人在世;他们把这个新派看作十足的邪说,看作近乎对我们轻信之心的一场欺弄。

过了一会喇嘛们接着诵经,我便同布喇嘛去看诸殿。它们内部的布置同我在塔尔寺所见的不同,我就略写一写。我们先看了念经的大殿。那殿约一百五十尺长、七十五尺宽;光同一切殿一样从上面来;天花板架在两排柱子上,柱上包着好看的宁夏毯。殿的那一头、正对着门,是一座约六尺见方的低台,铺着毯与垫:住持、或主持念经的喇嘛便坐在这里。整座殿里排满了坐垫,垫前是低而窄的架子,用来放经书。这殿里没有陈设也没有佛像〔注七十三〕,可壁上分成约十二尺见方的格子,每格里在棉布上画着一位神、或释迦牟尼佛一生中的一景,都极有意思而古朴。这殿隔邻是一所小屋,是茶康,里头有煮茶的大铜锅,坐在砌起的灶上;沿墙摆着大概一百只铜筒,茶就是用它分给喇嘛的。

这种由全寺喇嘛同诵经书的事,是由富有的俗人出钱办的;据以为:请人替自己把构成藏文大藏的一百零八卷读一遍,所得的功德同自己读一样。这些卷子的四万到四万五千张散叶被分给坐在殿中低桌前的喇嘛,他们便一齐动手,把分给自己的那一堆尽快唱或读完,中间不时停下喝茶——茶也由那位请他们念经的人供给。每个喇嘛一天约能读四十张,所以整部大藏不久就读遍了。还常有人请寺里的僧众吃茶、吃酥油茶、或加酥油和奶的茶,那便在讲经殿里供上;这类普请的茶叫「芒茶」〔注七十四〕。

这殿近旁是全寺的主殿、即觉康,里头有三尊大铜的释迦牟尼佛像,是照他在世时所造的三尊仿的。塔尔寺的金顶殿也是觉康,不过那里所奉的佛主之像据说是原作。殿前是一个大院,院前墙的外面画着大幅的画,画的是……

佛门几处主要的圣地〔注七十五〕,墙的两端摆着一排排转经桶。

佛主像〔注七十六〕前燃着无数酥油灯;布问我愿不愿意献几盏给佛。我说那是极乐意的,便转向那个添灯的喇嘛,给了他一小块银子,大概值五角,请他给我取些来。献灯之法是把灯点上,双手举在像前,再放到坛上。我竟全然忘了在安多样样都便宜——连拜佛也便宜;我留意到那喇嘛给我备下大概七十五盏灯要点时,吓了一跳,可只好一盏盏都点了;于是在殿门外礼拜的那些老婆婆都断定我是个极虔诚、极可敬的人。献哈达与点灯,是在佛教之地依从本地风俗的两个省便的办法;那些地方极厌恶出于闲好奇而进庙,许多地方还禁着。凡我以为必要时,我总守这些风俗。

又看了几所分量较小的建筑之后,我们便回去了〔注七十七〕。穿过其中一座殿的院子时,我们遇见一个我在北京认识的喇嘛;他如今是这殿的侍者之一,正端着一瓶圣水。布喇嘛倒了一点在手里喝下,大概是为治什么身上的病痛——至少我是这样解他的举动的,因为我常见没受教育的天主教徒这样用圣水。

到了家,我们见着布替我选定的旅途向导正等着我。他的相貌我极中意,他也应了过几天到鲁沙尔来同我会合。色果寺再没有什么留我的事,我便辞别了朋友们,带着几只灌满酥油的羊肚、以及我所遇各人送我的许多别的礼物上路;他们还要我许下:日后再来同他们住些时日,那时我们要把四周的地方都走一遍。

我兴致极高地回了鲁沙尔,动手作最后的料理;可几天后我何等失望——我打发一个人牵一匹马到色果寺去给那喇嘛骑回来,他却带回那喇嘛的话说他不能去了,可布喇嘛另给我派一个人,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两天后这人来了,可他头几句话之一便是:布喇嘛说我决不可试着去拉萨(我从没对他说过一个字要去那里);说我虽到那城并无难处,可我和我所有的人一旦被人察出在那里,必定要被处死,因为百姓会要求把我们正法,大臣也护不住我们。这一切极叫人难受;那是在我的人面前说的,而这喇嘛既在拉萨住过五年光景,他们自然信他说的是实话——这对我先前一直跟他们说没有危险那一套,是一记重击。除了当下重新把这问题辩一遍、无论如何先设法动身,别无办法;此后再想尽一切法子叫他们对自己、对我有信心。我相信这个、再加上他们若随我走到漂泊之终可得一笔不小的赏钱,终究能使他们无论我去哪里都跟着我。先是这一个、后是那一个来劝阻我西行的种种举动,我手下人那反复无常的行止——今天说不肯为我所提这桩蠢事去拼命,明天又赌咒说我叫他们上哪里就上哪里——要一一写出来既太占篇幅,又叫人生厌。我那一点有限的耐性几乎用尽了。那时是三月初,我还一头骆驼也没买到、连雇到都没有。于是我决意搬到鲁沙尔以西约三十五英里的丹噶尔去;人家向我保证说,在那里一切野营所需、连马和骆驼,都容易而便宜地买得到。

约在这时候,有一位喀尔喀蒙古人到了鲁沙尔,是从巴林来的一位活佛,称作彻温津喇嘛。他到过恰克图、北京、天津,以及别的有外国人住的地方,在北京见过我。他此刻正要往拉萨去,等着大通河谷一大群蒙古人——莫里王的蒙古人——到来,要同他们一道走。他请我入他这一行;我本极愿意,因为除去意外与中国的干预,我多半能够到得了拉萨。可他动身的日子没有定;他说也许在五月或六月,或许还要晚些,总之两三个月之内不会走。这对我是不行的:我的钱袋不够满,等不了这么久;我极为遗憾,只好放弃同他同行的念头。

去丹噶尔,我们走一条好驮道下一条谷,到了多巴的西宁河边;多巴是个小镇,在镇海堡以东约一英里。这两处在变乱之前都是要紧的商业中心,如今半成废墟,许多买卖离了它们,转到鲁沙尔和拉撒去了——拉撒是多巴以北一条谷里的小镇。镇海堡以西不远〔注七十八〕我们进了一道石峡,那峡一直伸到丹噶尔,约十五英里。

丹噶尔是一个厅,是甘肃这一带最西的边城〔注七十九〕。它控着通青海的两条路:一条往南经沙拉库托,叫「南口」;另一条沿西宁河谷上行,叫「中口」。它汉人与藏人的人口不过一万,另有名义上二百人的守军,由一名协台统着。回变中它受害极重;据说城落入官军之手时,有将近一万回民被杀。此后不许回民在城里居住、甚至不许进城,除非有城里一个有名有责的住户替他作保。变乱那段动荡的岁月、以及平定之后施行的严厉办法,使这地方的买卖大受影响;藏人在打箭炉另找到了市场。虽然生意如今渐有起色,它作为商埠的分量已远不如战前。

城东虽有相当大的一片关厢,可一切买卖都在城墙之内做;藏人住在若干客栈里,他们的商务代理人——宗本或噶本——也住在那里,替他们经手交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为他们各自那一带的人在丹噶尔的行止负责。从拉萨与后藏进来的主要货品是赤克毛呢——各色各样的毛呢——香、克什米尔来的番红花〔注八十〕、佛经、印度来的红糖与干枣、货贝、作饰物的法螺片与琥珀片、一些毛皮,以及另外几样不值什么的东西。商人们输出的东西价值要大得多,包括骡马、缎子、绸、金织锦、瓷器等等;不过除了马、骡和瓷器,在丹噶尔买的极少——那里不如说是个货栈,而不是采买之地。他们要去西安府和北京做较要紧的采买,也在那里卖掉许多较贵的货,譬如经书和毛皮。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经丹噶尔的西藏买卖,每年的价值不过十五万两。藏东的康巴人到这里来的很少,可卖的也不多——些麝香、皮张、羔皮和曲玛;他们所买的更不足道。柴达木的蒙古人情形也差不多;他们运大量的盐到丹噶尔来,可那盐成色差、极脏,虽是甘肃西部唯一所用的盐,却卖得极贱。皮张和一点羊毛就凑齐了他们进货的全单。青海的藏人运来许多上等的羊毛,若有更好的市场,他们还能供出多得多的量。我在丹噶尔时,见一家洋行的天津代理人〔注八十一〕带着约一万二千元,以每担一两八钱——约合一百磅一元——的价钱收羊毛。

每年有几个和阗与喀什噶尔的商人到丹噶尔来,通常在秋天,带来和阗地毯、哈密葡萄干、干瓜,以及另外几样不值什么的东西。人称他们为「黑番子」,更常叫「缠头人」〔注八十二〕。

丹噶尔本地的买卖必定比它的外来买卖值钱得多;可通盘看来,我觉得它小得叫人失望,缘由十之八九在缺本钱、以及这地方近来不安定的局面所生的普遍萧条。

前面的话里没有提到丹噶尔的茶业。人本会以为那是极要紧的,可因前面已说过的缘故,它其实极小〔注八十三〕。除了供给附近的藏人和蒙古人用茶,这地方是否还有茶输出,很可疑。松潘的夏尔巴以比甘肃商人更低的价钱供应青海与柴达木;而他们在中国境外的逗留既不受什么票照所限,便可以爱去哪里去哪里、爱住多久住多久。夏尔巴所贩的头一宗虽是茶——邛州来的——他们也卖皮靴、棉货、五金——主要是锁——烟叶和铜锅,换回羔皮、麝香、野牦牛与家牦牛的皮、野驴皮和毛皮。

有一天,一个日喀则来的老藏族商人——我从他那里买过两头骆驼——来看我,我们谈了一场又长又有意思的话。他在拉萨与丹噶尔之间往来过四回,此外还到过北京、天津、库伦和满洲。他极佩服外国人在钱财上的诚实。有一天他在库伦要在一家俄国商号兑一张票据,虽然同接票的伙计说不通话,那票的全数还是用好银子付给了他。这样的诚实,他断言在中国或西藏是绝找不到的。说到去拉萨的路,他说我要横穿西藏、绕过拉萨而不进那城,是比较容易的事。百姓极怕火器,他们若听说我带着,必定不让我进那地方;所以我该当心把它们藏好。不过他以为非有一纸票照不可:若没有大臣的,至少也得有青海以北巴纳喀的头人、即公萨喇嘛的;因为那在全西藏都被看重,而且比前者便宜得多,这也是它的好处。

他临走时告我说:他和丹噶尔别的商人第二天要办一场「古林」、即祓罪之仪,并请我到场。一座用糌粑、酥油和糖做的小塔——叫「朵玛」——约一尺高,安在一个小木架上,摆在他们客栈一间屋里的台架上,主持的喇嘛坐在近旁。他们念这仪轨所定的经文时,一切为之而办此仪的人都从台架下走过,这样便把任何临头的疾病与祸患从自己头上拨开了。随后一个喇嘛捧起那供物,其余的喇嘛、以及穿着最好衣服、全副带着枪与刀的商人都跟在后头,一行人出了城,到一处预先堆好干柴的地方。柴被点上,火焰腾起时,那供物便被抛进火里;于是这些有过的人将来一切的恶运都被烧尽,他们便放枪、吹号、喃喃念经,庆贺它的毁灭。烧尽之后,队伍重新排好,商人拔出刀来,在喇嘛两侧排成单行,一路挥着兵器、用据说能慑人的低沉嗓音唱着歌,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在丹噶尔过了一个星期,我西行的预备差不多齐了;忽然那个色果寺的喇嘛声言他须回家,连柴达木也不肯随我去。我同这一个、那一个辩这趟旅行办不办得到,已经辩得厌极了,便不再试着叫他改主意,只叫他立刻就走。我写了一封信给布喇嘛,诉说这人的行止,又责他给一个老朋友派了这样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打发我一个人送去。信使一走,我便备马,把一切行装都留在店主那里,骑往鲁沙尔去,要把我留在那里的东西取回来,立刻往青海起程,指望路上、或者就在「草地」〔注八十四〕里捡上一两个人手。

到了鲁沙尔,我见有个年轻人正在那里等着见我;他我从前见过几回,他那张开朗的脸和殷勤的举动叫我极有好感。他说他来是愿听我差遣,我愿去哪里他就去哪里、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会说蒙古语和藏语,又到过柴达木。这桩交易很快成了;从那一刻起、直到我在上海同他分手,易先生〔注八十五〕成了我的得力之人。第二天我派去色果寺的人回来了,牵着一条极好的藏獒——我记得在布喇嘛家里极赞赏过它——还带着一大团酥油、几块红糖、哈达等物,是作求和之礼送我的;另有一封信,为那喇嘛的行止道歉,又告我说他已被痛打一顿、关了起来。

我在鲁沙尔只待了约一个星期,作起程前最后的料理。那期间有一位老喇嘛从鲁沙尔以南约五天路程的热旺寺来,从拉萨回家途中住在我的客店里。他把他所搭那支驮队穿过藏北荒漠的行程、以及小股强盗——果洛——对它的袭击,讲得极为生动。他说他们一行好几次遇上长毛的野人:长而纠结的发像斗篷一样披在身上,光着身子,不会说话,几乎不像人;他们朝行人掷石头,可既没有兵器,害处不大。这个长毛野人的故事,我在北京时常从藏人那里听过,重新听见颇有兴味。从我后来旅途上所遇的许多事,我确信这故事的来源是行人看见了站起来的熊。藏北这种畜生又多又大;而时时怕遇强盗的人,便把大概是远远看见的熊当作强盗;再加上看见它们的足迹——尤其后掌的足迹,有几分像人光脚所留的——这个念头就更牢了。

那老喇嘛还提到:扎什伦布班禅仁波切新的转世近来在波域寻着了,而当今的达赖喇嘛十三岁。

三月二十二日,一切齐备,我向鲁沙尔道别,回丹噶尔去。夜里下了约五寸雪,所以我们到那城时很晚。我此刻所有的五头孱弱的骆驼添了无尽的麻烦,其中两头显出那样明白的疲敝之象,我怕得在丹噶尔停几天另买。实际上在那里过了一天,等一个请假回家辞别父母的人;二十四日我们便预备起程。小小的驮队正要出店院时,我手下一个人走到我跟前说他不能同我去了,他三个月后要成亲,因此须留在家里。他另带了一个人来替他,是贵德人,会说蒙古语和藏语;他盼我收下这个替身。我连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的工夫也没有,便收下了这新来的人,向店里那些好心人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发出了起程的号令。

〔注一〕(原注:克赖特纳同书第五十四页给的人口是五十万;贝尔上校同书第六十八页说据传这城有四万户,不过他没有说这些房子是否都住着人。)

〔注二〕(原注:每饼重二两。第一等叫「泼票烟」,在上海叫「青烟」;第二等是「黄烟」;第三等是「棉烟」,即粉烟。三种都装箱输出,每箱重一百二十斤,合一百五十六磅,在兰州按品质值九两到十三两。兰州每年输出泼票烟两万箱、黄烟与棉烟三万箱。兰州至北京、或至上海,每箱要抽七两到八两的厘金。李希霍芬同书第四十页说它在西安卖到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二十六两。)

〔注三〕(原注:即肃州、甘州、凉州、西宁和兰州。)

〔注四〕(原注:他们在兰州的铺子里有红、蓝、紫的呢子,印花布,铜器,地毯,五金,棉布,火柴,镜子,以及别的各样合蒙古人和藏人用的零碎。销路并不大,每月不过一千两。要对付的一桩大难处,是除大黄和麝香之外没有一样适于输出的货品;经理便把收到的钱几乎全数以票汇回汉口。)

〔注五〕(原注:甘州附近有几口井的水面上浮着矿油,是用来润车轮的。曾有样品送到上海去化验,据说这油发光的力量极强。煤油只有少量运进甘肃,在那里当药卖,每斤四十文。)

〔注六〕(原注:兰州府在形势上是要紧之地,因为它控着通突厥斯坦的路,也控着通西藏最好、而眼下走的人最少的那一条。从这里有一条好车路通伊犁固勒扎,九十天可到;到科布多四十天;到沙州二十二天,再从那里通和阗与喀什噶尔。它又靠近河州——本省回民的首要聚处,也是叛乱的温床。路程是:兰州至凉州六百三十里,合二百十英里;兰州至西宁四百三十五里,合一百四十五英里;兰州至河州三百二十里,合一百零七英里;兰州至宁夏九百四十里,合三百十四英里;兰州至拉萨四千二百七十里,合一千四百二十三英里。)

〔注七〕(原注:甘肃自一八五八年以来没有做过户口清查。波波夫先生在他论中国人口的文章里,给的一八七九年甘肃人口是五百四十一万一千一百八十八;我确信这不是过于夸大的估计,虽然他这个数目所据的来源并不很可靠。)

〔注八〕(原注:他们还把上须剪成刷子状,又常把鼻下剃去一小块。他们汉化得够深,也依着四十岁以后才留须的风俗。)

〔注九〕(原注:使他们分立的另一点是:白帽的像寻常中国人一样烧香,撒拉人则斥之为异教之举。要弄清一个回民属哪一派,惯常的办法就是问他烧不烧香。)

〔注十〕(原注:河州人口约三万,几乎全是回民。城里有二十四座礼拜寺,它的经学也极为教中人所称道。这城因百姓那股潜伏的反意,是省政府时时忧心之所在。几乎没有一年不在城内或城周闹一次事,因此不得不在那里驻重兵。)

〔注十一〕(原注:玉尔上校《马可·波罗游记》第二版第二卷第二十三页引一部俄国著作,说「撒拉」一词是指河州,可这并不全确。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一百四十九页有下面这段纠缠的话:「青海的喀喇唐古特人多于蒙古人,可他们主要的居处在黄河源附近,那里叫他们『萨里拉』;他们奉回教,曾叛中国。」我在此只说一句:撒拉人同所谓喀喇唐古特人毫无关系,后者是藏人。巴拉第乌斯大司祭在同书第二卷第七十页的一条注里,试图把撒拉人同上个世纪在甘肃西部落户的一支回民联系起来;可《明史》里早已提到撒拉——那是迁居河州、湟州、洮州、岷州各处的突厥诸部的遗裔,为帝国招来无尽的麻烦。可参看魏源《圣武记》卷七第三十五页,又《皇清职贡图》卷五第七页。俄国旅行家波塔宁发现撒拉人住在黄河南岸循化厅附近的二十四个村子里,见《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九卷第二百三十四页。《明史》卷三百三十说:甘州西南一千六百里的安定卫,古时称作「撒里畏兀儿」。这些撒里畏兀儿,柏朗嘉宾第六百五十一页作「撒里回鹘」。「撒拉」会不会就是「撒里」?)

〔注十二〕(原注:中国的回民称自己的教门为「回教」或「小教」,称自己为「回回」或「回教人」。「小教」是同「大教」相对而言,「大教」即中国人寻常的信仰。「回回」古时作「回鹘」,用来指回鹘人、或一切突厥部落。)

〔注十三〕(原注:丹噶尔有一个回民曾给我这样一段奇特的土耳其描述:他说那地方叫「鲁木」,归公正宽仁的「帕底沙」治理;国中极为安乐兴旺,境内没有偷盗与凶杀,官吏则以十足的诚实公正见称!)

〔注十四〕(原注:新城——意即「新的城」——是个相当大的集镇,位置极便,正当通河州、西宁、平番和凉州诸路的交会处;往后两处的路是沿小寺河谷上行的。这条河又名泥水河和平番河,在某些欧洲地图上还不知何故被给了一个蒙古名字「察林郭勒」。新城东四十四里有一处「古城」。)

〔注十五〕(原注:通常叫西河。中国的地理书里也称它为湟河。西河注入黄河之处,黄河宽不过一百码,而且相当浅。两岸的岩石上,我没见过高出水面十尺以上的水痕。)

〔注十六〕(原注:见古伯察《旅行纪事》第二卷第三十六页。「嘉胡尔」是个藏语词,由两字合成:「嘉」即「中国」,「霍尔」是一个藏族部落名;读作「嘉霍尔」。另有两处地方住着霍尔巴人:一在藏东,叫「霍尔色康阿」、或「霍尔曲」;另一在西藏西部纳木错以北,叫「努霍尔」,即「西霍尔巴」。三川的蒙古人被中国人列入甘肃的「土司」、即务农的土著部族之内,在中国的书里常作「祁土司」「冶土司」、或「祁冶寨沟土司」。十八世纪后期刊行的《皇清职贡图》提到若干蒙古部落住在碾伯县南部,那正是如今三川蒙古人所占之地。同书卷五第五十五页又提到同一县里有一个叫「东沟」的部族,其首领以李为姓,是唐代沙陀突厥名将李克用的后裔,可参看梅辉立《中文读者手册》第一百十七页。波塔宁在《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九卷第二百三十四页谈到安多的蒙古人——即普尔热瓦尔斯基所称的「塔尔迪」或「达尔迪」——说「他们由头人治理,其职世袭,自称出于一位半史半传的王公『李靖王』……安多人有的奉伊斯兰,有的仍守喇嘛教。」这些蒙古人是波塔宁和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大通河上游见到的,因而是在那位号称「莫里王」——普尔热瓦尔斯基作「穆尔王」——的蒙古王公治下。我所听说的回教蒙古人只有一支,叫「托尔木克」或「托尔木克衮」。据说他们住在丹噶尔以北,大概指大通河谷,约有三四百户。中国人所谓的东沟、波塔宁的安多蒙古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塔尔迪或达尔迪,以及我所说的托尔木克衮,大概是同一个部族。上面所说那位蒙古王公的名号「莫里」,会不会同东沟第一位首领李克用的姓有什么关联,也不是全无可能。无论如何,「达尔迪」或「塔尔迪」这名字似与那个姓有关,它所代表的大概是汉语的「大李子」。这名字无论如何不是蒙古的族称。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藏之行》第一百八十五页说:「塔尔迪或多尔迪住在西宁以北,唐古特人叫他们『喀尔伦』,中国人叫他们『东川』……蒙古人叫他们『察罕蒙古』,即白蒙古。」就这段话而论,唐史里有一段读来很有意思:「兴元六年——公元七百九十年——吐蕃取我北庭——即乌鲁木齐——都护府……北庭附近有沙陀部落六万帐,亦臣属回鹘,而回鹘掠之不已,遂至困苦。葛禄之人与白衣突厥与回鹘交好,亦苦其掠夺;故吐蕃以厚币啗之,遂降。」这些葛禄、又写作葛逻禄,是居于北庭——今乌鲁木齐附近——东北的一个突厥部落,一般称作葛逻禄人。白衣突厥则是西突厥十姓。可参看卜士礼《西藏早期史》,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新编第十二卷第五百零四页。《皇清职贡图》里的东沟,极可能就是《唐书》里的葛禄。)

〔注十七〕(原注:西河下游夹在高高的黄土壁之间,比谷底低五十到七十五尺,所以灌溉办不到。这河是一道小水,宽约二十五码,浅、清而急。两侧的丘陵是红色泥质石灰岩与砂岩,上面覆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南边那道较高,大概平均高出河面八百到一千尺。)

〔注十八〕(原注:波塔宁同书第二百三十四页说李克用的墓在向塘——又作上塘。我们有些地图上把这地方叫作「三甲」。)

〔注十九〕(原注:这道峡叫老鸦峡,即「老鸦堡之峡」。)

〔注二十〕(原注:我想不出古伯察怎么会从老鸦堡走到碾伯用了两天——那是十七英里的路,路又极好。他头一夜想必歇在老鸦堡以西七英里的高庙子,又作高庙堂。古伯察把碾伯叫作「宁北县」,可当地读作「碾北」。我们的地图上它却作「南坡」!)

〔注二十一〕(原注:他们的名字读作「哈勒哈」。)

〔注二十二〕(原注:喜马拉雅一带、以及挪威、瑞典,都见得到这样的桥。参看辛普森《喜马拉雅的建筑》,载《皇家英国建筑师学会会刊》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三年度,第七十二、七十三页及第九十二图。)

〔注二十三〕(原注:古伯察《鞑靼旅行纪事》等书第二卷第五十三页。)

〔注二十四〕(原注:中国人说西宁位于四谷之口,是把城东与城西的西河谷算作两条不同的谷。这几条谷叫北川、东川、南川和西川,即「北河」「东河」「南河」「西河」;「川」字也作「谷」解。)

〔注二十五〕(原注:波罗的时代,西宁是西宁州;「州」字蒙古人读作「朱」。今日藏人把这城叫作「色凌喀尔」或「色凌阔尔」,蒙古人叫「色凌库屯」;「喀尔」与「库屯」都是「有城的城」之意。肖在《鞑靼高原纪行》第三十八页称它为「兹尔姆」或「兹尔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年跨喜马拉雅勘察报告》第二十六页则作「吉凌」。德拉彭纳在《西藏王国简志》里把这地方的名字写作「希林」「塞凌」和「西林」。)

〔注二十六〕(原注:豆油是主要的出口货,每担值二两三钱,在兰州卖三两五钱。它通常夏天用筏子运下去;筏子是用吹胀的牛皮上绑木板做的,常顺黄河下到宁夏府。油装在木桶或羊皮里。筏子所用的皮,到了终点就卖掉。羊毛、麝香、大黄、羔皮、毛皮、金子和柴达木来的盐也出口,不过数量都不大,只羔皮的买卖很大。主要的进货是棉布——多半是土布——铁器铜器、毛织物、绸、鞍具、枪、靴、帽、毛毡、面粉、挂面、哈密葡萄干、瓷器、烟叶,以及若干价值较小的货品。土产的白棉布叫「老布」,每匹三十六到四十中国尺,值五钱三分到六钱;蓝棉布每匹七钱。洋棉布不受欢迎,因为不如土布结实,每匹卖二两到二两五钱。俄国的红皮——藏语叫「布尔噶里」——洋纸、钢笔和笔杆都有销路。后两样极为喜马拉雅喇嘛所重,他们宁要它而不要中国货;他们肯买的只有抄经用的那种笔。)

〔注二十七〕(原注:「歇家」或可解作「歇息之家」「歇息之户」。就这一层而论,古伯察书中第二卷第五十四页讲到「歇息之屋」的那一段很有意思。很可能当初、甚至到古伯察的时候,歇家还开着客店,让藏人和蒙古人免费歇宿;店主从客人一切采买中所得的佣金,比他们招待的花费有余。可如今这已不再是风气,至少我所见的歇家都不如此了。可比照后文所说藏族王公的「古作」;就职司与特权而论,这两类人极为相似。)

〔注二十八〕(原注:「安班」是满语,相当于汉语的「大臣」。拉萨也驻着一位安班,后藏日喀则驻着一位帮办安班。色凌安班的正式职衔是「青海办事大臣」,拉萨安班的是「驻藏大臣」。)

〔注二十九〕(原注:「乌拉」一词的来历我不知道,蒙古和西藏都通用它。不过有一点很可注意:中世纪的印度也用过这个词。我在伊本·白图泰的游记里便读到——据德弗雷梅里译本第三卷第九十五页——「至于(印度的)驿马,则称作『乌拉』。」)

〔注三十〕(原注:往返拉萨的大员也不免于这些手段;它们压在百姓身上极重,许多时候把他们逼得造反。可参看纳因·辛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年跨喜马拉雅勘察报告》第八十七页的议论,也可参看一位从前的驻藏大臣所著《西招图略》。他以许多例子说明:乌拉的过度征索怎样把这地方弄得人烟萧条。)

〔注三十一〕(原注:这个词大概是藏语,意为「东边的人」。四川西北的松潘厅只有一个欧洲人到过,即一八七七年的吉尔上尉。那里出卖的主要物产是皮张、麝香——卖到银子三倍的重量——鹿角、大黄和药材。吉尔被他的店主误导了,那人告他说从松潘到青海要走三个月;其实这一程通常只用二十五到二十八天。见《金沙江》第一卷第三百七十六页以下。拉库伯里《汉人之前的中国语言》第九十七页所载的「松潘西番」语,其实是极好的藏语被极坏地转写了。拉库伯里、霍奇森和巴伯所谓「木雅」语汇里十分之九的词,也可以这样说;加尼耶《印度支那探险纪行》第一卷第五百二十页所记的一句么些话也是如此——那句话只是藏语常说的「噶查尼舍」,意即「我不懂」。)

〔注三十二〕(原注:从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京报》所载这位大臣的一道奏疏看来,他要在蒙古头人面前于湖北一处叫「察罕托勒海」——意为「白头」,大概因附近一座雪峰而得名——的地方祭青海之神。这样的场合他也以皇帝的名义分发礼物。我在那地方时从没听说过这个典礼。)

〔注三十三〕(原注:中国城镇里所有店主都须备册,登记一切客人的姓名等项,每天送交管巡捕的官,再由他把一切来去之人报给县官或知府。)

〔注三十四〕(原注:在这样僻远的地方见到真正的货贝和法螺,是很奇的。它们大概是从印度经拉萨运来的;藏东北康多一带康巴妇人所戴的琥珀圆片也是如此。)

〔注三十五〕(原注:古伯察把这个说法译作「长发之人」,可它的意思是「戴红帽的人」。羊皮袍或氆氇袍通常是他们唯一的衣服;衬衣和裤子只有最富的、或者「讲究的人」才穿。)

〔注三十六〕(原注:这个词的意思是「供奉之所」。喇嘛寺附近建着极多,用来标明通往寺院的路。它们也有点像天主教「苦路」上的各站,因为香客往圣地去时,要在路上所遇每一座却丹前伏身礼拜。)

〔注三十七〕(原注:这座殿喇嘛们叫作觉康,即「佛主之居」。)

〔注三十八〕(原注:藏人把一切有香气的木头都叫「旃檀」,即檀香。约瑟夫·胡克尔爵士《喜马拉雅日记》第一卷第二百九十八页说勒布查人和博特亚人把丧用的柏树叫作「旃檀」。不过塔尔寺的「旃檀噶尔波」肯定不是柏树。)

〔注三十九〕(原注:至少在寻常百姓眼里,前佛教的苯波旧派同佛教徒最要紧的分别,就在于前者绕圣迹而行时把它放在左手,而喇嘛们以这个方向为不吉。罗马人行礼时绕庙而行是把庙放在右手,德鲁伊则相反。盖尔人把照吉利的方向绕行叫作「迪西尔」,把相反的、不吉的方向叫作「维德辛尼斯」,苏格兰低地人也这样叫。参看贾米森《苏格兰方言词典》「维德辛尼斯」条,又阿姆斯特朗《盖尔语词典》第一百八十四页。)

〔注四十〕(原注:克赖特纳《在远东》第七百零八页。有人告我说这些树春天开大簇的紫花;可它们若是丁香,我倒奇怪中国人何以不这样称它——因为那灌木在甘肃、以至整个华北都是人所熟知的。参看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七十九页。)

〔注四十一〕(原注:克赖特纳到这地方时——一八七九年——叶上的像同今日一样。见《在远东》第七百零七页。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十四世纪在马拉巴尔海岸的德赫法丹,曾于一座礼拜寺的院子里见过一棵树,叫作「作证之树」。每年树上生一片叶子,叶上以「神力之笔」写着那句经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当地人用它治病。见伊本·白图泰德弗雷梅里译本第四卷第八十五页。)

〔注四十二〕(原注:拉萨布达拉的一座殿里有宗喀巴手足的酥油印。《卫藏图识》说:「此印自其时以来未曾磨灭;人礼拜之,前燃盛满酥油之大铜碗。」)

〔注四十三〕(原注:第一类他们叫作「圃番」,即「务农者」,又叫「土番」,即「农番」,或「番民」,即「番人之民」;第二类叫「生番」,即「未化之番」,叫「西番」,即「西方之番」,更常叫「番子」。这后一类里最野的几支,他们还加一个名字叫「黑番子」。)

〔注四十四〕(原注:蒙古人既不算番子也不算土番。他们几乎一概被叫作「鞑子」;这个词我听过几种不同的讲法,有人说其来历在蒙古人所留的辫子,有人说在他们行礼的样式,还有人说它是较早的「鞑鞑儿」或「鞑鞑子」的简称,而我们的「塔塔尔」一词正由此而来。关于甘肃边地那三十四个部落,见附录。)

〔注四十五〕(原注:德拉彭纳在马卡姆《西藏》第三百零九页说「唐古特」意为「住房子的人」。霍沃思《夏或唐古特史》第四页以为这个词是汉语「党项」的突厥语转写;党项是夏朝创立者早期的祖先,同如今住在藏东北的人同出一源。我在《西藏赋》第二页读到如下一段:「唐古德者,唐古厥之裔也。『骨厥』之名所由来者如此:古时此族居西域阿尔泰山中,善锻冶,所造铁盔俗称『骨厥』,国名由此而出。今唐古特及其余青海番子所戴之帽,形如铁锅,高而窄沿,上垂红缨;状若头盔,足证上说之确。」由此看来,「唐古特人」一词原不是用在一个藏族之民身上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用「唐古特人」来指这些青海藏人,依我看极为不妥;这个词除了用作一切藏人的通称——中国的作者常在这个意义上用它——都该弃去。本书通篇我都用「青海藏人」来统称安多瓦与巴纳喀。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藏之行》第一百九十六页提到安多瓦的两个支系,叫「绒瓦」和「扎曲」,可后一个名字只是古伯察的「嘉胡尔」。见前。)

〔注四十六〕(原注:「绒」在藏语里意为「可耕之谷」。)

〔注四十七〕(原注:他的职是大臣所授。凡这类土著官员都叫「钦差官」。)

〔注四十八〕(原注:马值十两到五十两,牦牛六两,羊一两,羊毛每担——一百三十三磅——二两,羔皮七分,麝香每两二两,大黄每担四两到六两。)

〔注四十九〕(原注:犎牛汉人叫「犏牛」;它比牦牛小,可母的更出奶。)

〔注五十〕(原注: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一百五十九页。)

〔注五十一〕(原注:柴达木与西藏,铅常按同重的银子卖。)

〔注五十二〕(原注: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八十一页。又见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一百六十八页;以及霍沃思《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百二十四页,那里把它叫作「租那」。中国人叫它「药苗根」或「人寿瓜」,即「敬与寿之果」,因为从它所生之地回来的人常把它送给朋友,以祝安好。甘肃的汉人叫它「曲玛」或「爵玛」。中国突厥斯坦许多地方都有,主要出在藏东。)

〔注五十三〕(原注:女人同男人一同吃,可不同席而坐。)

〔注五十四〕(原注:十四世纪柏朗嘉宾在他的《蒙古史》——巴黎地理学会版第六百四十页——里谈到蒙古人说:「在他们那里,若让饮食有一点糟蹋掉,便是大罪;所以骨头若未先取出骨髓,是不许给狗的。」)

〔注五十五〕(原注:要给中国这一部分的人口作一个哪怕极粗的估计也极难,因为我们唯一的凭据是安多各喇嘛寺里喇嘛的数目;据消息可靠之人估计,那是两万五千到三万,约三分之二是青海藏人,另三分之一是青海与柴达木的蒙古人、蒙古东部之人和藏人。可以稳妥地算作每三个男子中有一个出家;因此青海藏人的人口约为男子三万,连女子算上约五万——女子大概比男子少些。须记住:边外没有喇嘛寺,它们全在易于取得供给的农作之区。最大的喇嘛寺是拉卜楞,在贵德以南四天路程,约有五千喇嘛。塔尔寺在回变之前有过七千多喇嘛,如今只剩三千。安多另有二十二座喇嘛寺,各有二百到一千喇嘛。以上关于甘肃边地藏人人口的估计,涵盖整个甘肃与青海南北,自然把果洛除外。《西域考古录》卷十六说:一七二五年对西宁大臣所辖非汉诸部所作的一次清查,得六万零二十人;那里头包括我所不计的住在康多的藏族部落。)

〔注五十六〕(原注:我据以撮录这段传记的那本小小的藏文书说:这地方又名多芒藏喀。)

〔注五十七〕(原注:据说他曾被引见于「法王」——藏语「曲吉嘉波」,梵语「达尔马拉迦」——那位法王住在直贡、或哲蚌寺。这位尊者大概是西藏佛门之首,属噶当巴一派。鄂多立克修士所说的「洛阿巴西」,或许指的就是这位喇嘛。这末一个名字,大概是某个藏语尊号——譬如高位喇嘛常用的「洛桑协饶」——的不准确的转写。)

〔注五十八〕(原注:「塔尔,安多国之一地,距希林、或塞凌约一好日之程。」见《西藏王国简志》克拉普罗特版第二十九页。同书第二十一页他把它叫作「贡崩」。)

〔注五十九〕(原注:中国最受崇敬的喇嘛寺是山西五台山的那一座,据说建于公元一世纪。)

〔注六十〕(原注:班禅仁波切巴丹益喜在一七七九至一七八〇年的冬天赴北京途中,曾在塔尔寺住过四个月。见特纳《遣使扎什喇嘛廷记》第四百五十九页,他把它叫作「库姆布贡巴」。)

〔注六十一〕(原注:藏语里第一派有时叫「霞色」,即「黄帽」;第二派叫「霞玛」,即「红帽」。西宁以北的色果寺是噶当巴一派的,不过这一派已经改革,几乎同格鲁巴无异。)

〔注六十二〕(原注:卓萨与格贵喇嘛充纠察;涅尔巴管财用与供给等事;卓涅管接待;翁则巴发号令、主持仪轨。卓萨、格贵与翁则巴都由堪布委任,任期一年。)

〔注六十三〕(原注:最高一等的圣者号称「库硕」。库硕扎什仁波切为第一,住贵德;库硕杜瓦为第二,库硕曲钦为第三。第二等的号称「阿拉克桑」,第三等的号称「色基琼瓦」。蒙古语里他们叫「呼图克图」「绰尔济」和「格根」;他们的通名是「呼毕勒罕」,即「转世者」;藏语里则称作「库尔库」。)

〔注六十四〕(原注:最先记下这套特别的记谱法的是德拉彭纳神父。见《西藏王国简志》克拉普罗特版第七十二页。)

〔注六十五〕(原注:一切神像都有黄袍裹着;净瓶也从不没有它的裙。经书同样有自己的衣——藏语「那泽」——不用时若不给它穿上,是被看作失礼的。)

〔注六十六〕(原注: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二百八十三页说到一个「由班禅仁波切所立的『斯兰』之会」。这个「会」其实只是僧众之身、即「格隆斯兰」。班禅仁波切为喇嘛授格隆之戒,由他授戒是一个格隆所能望到的最高荣耀。达赖喇嘛到了定年时,也由他授戒;我记得达赖的定年是十五岁。「阿卡」一词可同满语的「阿哥」、即「兄长」相比。)

〔注六十七〕(原注:青海南山里,鲁沙尔以南约八九英里处,是拉姆日的三座峰,从西宁望得见;构成这几根石针的岩石——斑岩——极黑,很容易认出。从鲁沙尔朝塔尔寺望去,寺后东偏东南的远处可见一座高而圆的峰。鲁沙尔的人叫它阿尼苏利亚,据说山里藏着大量松石,人无从取得。安多境内及四周有十四座山在名字前头冠着「阿尼」、即「祖先」二字,每一座里头都藏着某种宝物,都受敬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汉人、藏人和蒙古人所祭。《西域同文志》卷十五所载它们的名字如下:一、阿尼玛勤木孙;二、阿尼甘噶尔;三、阿尼巴颜喀喇;四、阿尼乌占通波;五、阿尼俄奇;六、阿尼当祖;七、阿尼色尔钦;八、阿尼纳日通波;九、阿尼木伦;十、阿尼巴颜宗珠;十一、阿尼巴尔瓦丹;十二、阿尼达尔杰;十三、阿尼尼楚贡;十四、阿尼库肯库尔班。其中第一、第五、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是蒙古名字,其余是藏名。第一座最圣;人曾从托逊淖尔边上一座丘上指给我看,约在东北偏东五十英里处——是一座圆顶的山,雪一直覆到山胁下好几千尺。阿尼苏利亚不在上列之内;这个单子同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七十六页的那一份也不合。他的「塔尔寺达玛尔」大概就是我的拉姆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旅行记述的德文译本《西藏及黄河上游之行》的地图上,把「阿尼玛勤」和「阿玛苏尔图」——原文如此——列作山脉之名;而在彼得曼《地理通报》一八八五年第一图上,我所见的竟是「阿尼玛钦彭拉山脉」这样可怕的写法!就这一层我还须提请注意我们现有的中国与中亚地图的情形:同一张图上并排着五六套转写之法的样本。只就我所行之地的英德地图上所见者而论:贵德作「库尔杜伊」,碾伯变成「南坡」,丹噶尔作「东基尔」,西宁作「西林」,沙州作「赛图」——而蒙古人总叫它「萨朱」。此外还有因同一个字有两三种转写法而生的无数错误,这些只要查普莱费尔《中国城镇志》一类的书就容易改正:我们见得到「大通河」与「多通府」并存,「西安府」与「齐安府」并存,「平番县」与「华县」混作一谈,「青海」与「库库库屯」并存。又有把本地话里「河」「口」「楚」等字连同英文的对译并列的,仿佛原文是名字的一部分,譬如「白河之河」「南口之口」「东布拉库图勒山口」「狄楚之河」等等——「河」即河,「楚」在藏语里也是河,其余类推。这样的错误在欧洲、美洲或非洲的地图上是不会被容忍的;何以要拿它们来污损亚洲这一片的地图呢?)

〔注六十八〕(原注:这座喇嘛寺大概就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克赖特纳所说的「阿勒坦寺」。)

〔注六十九〕(原注:流过这条谷的河叫北河或北川;普尔热瓦尔斯基却给了它一个蒙古名字「布古克郭勒」。他尽可以给它一个俄国名字,因为除近河源处外,沿河并没有蒙古人住。)

〔注七十〕(原注:沿主谷上行的路通莫巴申——普尔热瓦尔斯基作「木巴钦塔」——在新镇以上约十五英里。)

〔注七十一〕(原注: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五是喇嘛的吉日,叫「堆桑」,即「好时辰、吉日」。初一、十五以法事庆之;初八、二十五则由喇嘛在自家、或在富有的喇嘛家中念经。)

〔注七十二〕(原注:念经前一段里,侍者在院中坛上烧柏枝,又往上头撒面、奶、酒和茶。随后沿坛沿摆上果子、干果、糕饼、面卷、酥油等物,整日都放在那里。)

〔注七十三〕(原注:不过二层里满是各样大小的像,有银的、铜的、木的、泥的。它们沿壁排着。多数像前并没有坛,其余的像前也只有极小的坛。几乎一切殿都把像房设在二层。)

〔注七十四〕(原注:许多喇嘛以替人念经为生。有一位给我教了三年书的喇嘛,常以银五十两的价钱,约六个月把《甘珠尔》一百零八卷读一遍。就我所知,中国的佛门和尚并没有这样诵经之事。把一部经书分给若干人同读的风气,回教徒似乎也知道;因为我在伊本·白图泰的游记里读到:「开罗的道堂里,晨礼之后把分成若干卷的《古兰经》取来,每一个修士取一卷,这样便把全部《古兰经》读了一遍。」见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译本第一卷。)

〔注七十五〕(原注:所画的有拉萨的布达拉、扎什伦布、多吉丹——即金刚座,佛于印度伽耶得正觉之处——四川的峨眉山、藏语叫「加纳朗钦」,山西的五台山、藏语叫「日俄则阿」,浙江的普陀山、藏语叫「洛角布达拉」,九华山、藏语叫「夏角赛宁波」,以及北京、藏语叫「加纳北京」。大理府的湖、以及察绒的多克拉也是著名的朝圣之地,可这里没有它们的画。)

〔注七十六〕(原注:三尊原作的佛主像分藏三处:一在拉萨的觉康,一在北京的旃檀寺,一在塔尔寺。喇嘛们又给它们一个名字叫「古松」,即梵语的「三身」;而由于对大乘三身之义一种奇特的曲解,他们说拉萨的佛主像是法身,北京的是报身,塔尔寺的是应身。)

〔注七十七〕(原注:多数藏式殿堂外墙装饰上有一点很奇:近顶处嵌着一层层灌木枝,与墙面成直角插着,表面修剪得仔细,远看像是粗抹的灰泥——大概正是所要的效果。特纳《遣使扎什喇嘛廷记》第二百九十三页试着为这种奇特的装饰法找个解释。)

〔注七十八〕(原注:这个村子藏人和蒙古人叫作「郭甲」。峡口上另有一个村子叫「察玛伦」。)

〔注七十九〕(原注:古伯察把它叫作「唐口尔」,普尔热瓦尔斯基叫「通基尔」或「东基尔」。藏人和蒙古人叫它「东科尔」或「通科尔」。这名字不是汉语的;若它是藏语名字——这一层我并不确定——或许是「唐喀」,即「控制草原之堡」。沙拉库托在它以南七十里。)

〔注八十〕(原注:这一种番红花据说最好。另有一种叫「古尔古姆」。藏人、而更常是尼泊尔人带到中国来的最值钱的物品之一,是右旋的法螺,藏语叫「右旋白螺」。它们卖到四五百两,被列入珠宝,寺里拿它当号用。中国人也极看重。皇帝有一只白螺,至少不久以前还存在,寄放在福州的将军处,极受敬重,因为据说风暴之神就住在里头。大的场合便把它带到海上去,好保得好天气。见《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三卷第一百二十页。拉萨也珍藏着一只白螺。他们说吹它时,可以看见观音菩萨——藏语「协热子」——所放光华的一点隐约形影。见《西藏图考》卷五第十九页。)

〔注八十一〕(原注:那商号的字号叫「新泰兴」,它的英文名字我忘了。羊毛用骆驼运到宁夏府,再由黄河的船运到包头,再用骆驼经归化城和张家口运到通州。运一担到天津约需七两;自然是用「仁票」,这样便免了沿途纳厘金之需。)

〔注八十二〕(原注:这个词在中国西部用来指一切缠头的回民。《皇清职贡图》提到一支西域来的缠头之族,于明洪武年间——公元一三六六至一三九九年——来到甘肃,在丹噶尔附近落户。藏人和柴达木的蒙古人用「喀契」一词——那词原只用于克什米尔人——来指一切回教模样或缠头的人,正如汉人用「缠头」一样。)

〔注八十三〕(原注:德戈丹神父《西藏》第二版第三百四十九页以为每年约有八十万磅茶从西宁或丹噶尔运往拉萨;仔细打听之后,我相信几乎没有一磅从那地方出去。一切西藏的茶都是四川茶,经打箭炉或松潘而去。松潘厅藏人和蒙古人叫作「松心喀尔」。邛州的茶做成每包五十斤,在柴达木每包卖银十两左右。)

〔注八十四〕(原注:中国人用这个名字指青海与柴达木。在四川,它是整个藏东的通称。)

〔注八十五〕(原注:「先生」在甘肃西部用作敬称,凡受过教育的人——不论所受何等浅——都这样称。)

第三章

青海与柴达木

丹噶尔以西约十五英里,村落和汉人便被留在身后,我们发现自己已在游牧之民中间。我们的路朝着青海湖附近西宁河的源头去。出门第一天走得很少,因为不断得停下来重整骆驼的驮子,所以直到傍晚才到一座叫贡巴索巴的喇嘛寺,离丹噶尔约十八英里。喇嘛们极亲切,给我们送柴送水,照看我们的牲口,又帮着支帐篷。可尽管如此,我手下人仍旧极紧张;天一黑,一点声响就叫他们一惊,狗一吠就激动得厉害。末了我那个天津仆人再忍不住了:他冲出帐篷,开始放他的左轮,要赶走他想象中布满四周的潜伏的贼。这是我受不了的;我把他教训了一顿,又把他的枪收了,他大为不满——因为他虽不会有效地使左轮,却极以腰上别着一支为荣。

第二天我们继续赶路。越往前走,谷越宽,两旁的丘陵也越低越缓。地上草长得好,无数泉水顺山坡涔涔流下,或者积成一块块沼泽,我们费劲地择路而过。我们所见的几处营地,有蒙古人的,也有藏人的,不过前者似占多数〔注一〕。他们是极穷的人,一顶帐篷的羊群山羊群通常不过一百只,另有五六匹马、五六头骆驼,就凑齐了他们全部的身家。他们时时怕着他们的藏族邻人——那些人以最可耻的方式劫他们、欺他们。他们的畜群由女人放,散开时就用抛石索「拢」它们,把石头或干粪抛得极远而极准。藏人也有这个风俗,可他们的女人从不做这些活:他们住在更僻远、更无遮护之地,有劫掠之险,所以非得男人看畜群不可。

离丹噶尔第三天的下午,我们到了西河与青海之间的分水岭;从一道低山口顶上——海拔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八尺——我们第一次望见那大湖:一片亮晶晶的冰,向西一直铺到目力所及之处,南面被一道又高又荒、峰顶带雪的山脉围住。那一夜我们在一个小湖以北几英里处扎营;那小湖原是大湖的一个小湾,被流沙隔断而成,人称「小湖」,蒙古语「巴噶淖尔」,藏语「错琼」〔注二〕。

青海、即「蔚蓝之湖」,周约二百三十英里,海拔约一万零九百尺〔注三〕。它北面与西面是草原和低丘之脉;南面有一道陡峻高耸、崎岖嶙峋的山脉直抵湖滨。湖的北面与西面——我略有所知的只有这一部分——是极好的牧地,有若干大水流贯其间,其中两道当得起「河」的名字;牧人在洼地与凹处找到绝好的营地,那里可以避开这片荒凉之区几乎不断刮着的猛烈的西风与西北风——汉人叫那叫「黑风」。

我们在这湖的盆地里时,无论蒙古人还是藏人的营地都见得极少;不过季节还早,大部分人口大概还在冬营里,在山中有遮护的僻处。何况藏人不爱平原,他们根本上是山里人,所以湖边也可能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住。可许多废弃的营地似乎表明:前一种推测更合实情。

第二天我们过了巴勒玛郭勒;它粗砾石的河床将近半英里宽。我见着不少群野驴和羚羊——藏原羚——还有野兔、沙鸡和赤麻鸭;鸢和一种极大的鹰也多,地上许多处被一种鼠兔的洞穿得满是窟窿。

过巴勒玛郭勒之前,路迹还极分明;可从那条河起,它迅速地越来越模糊。我因此急着尽早找一个向导,尤其因为我们的骆驼不够壮,不能为找水而走长程〔注四〕。我在几处藏人营地试着雇人随我们走,可那些人所要的比我愿给的多,于是我们继续前行,过乌兰木伦,到湖的西北角一处叫哲曲的地方——那是因流过那里的小溪而得名。这里有一处小小的藏人营地;我们一支好帐篷,我就打发人去请住在那里的几个人来同我说话,顺便买些酥油和酸奶。过了一会来了两个老人,我问他们愿不愿领我到三天路程外的都兰郭去。谈了许久、又把我要用来付账的货物摆给他们看,我们终于讲成了:我给他们四双靴子和一两银子。我离丹噶尔前曾被劝带一批靴子——就是那里替蒙古人和藏人做的那一种——我买了三十双,共十两。它们果然极为便当,而且替我雇到了人手——那些人若我拿银子或任何别的货品付酬,大概不肯离家。在青海与柴达木,靴子是一种正规的价值单位:羊、皮张、青稞、毛皮等等都按几双靴子估价;靴子不行时,便以茶、哈达、氆氇或棉布代之〔注五〕。

我们在青海附近时,天气霾得极厉害,我只偶尔望得见那湖;可在哲曲扎营时天略放晴,人指给我看南边远处一个黑点,据说那是一座岩岛,住着几个喇嘛。冰厚时,这些隐居之人到大陆上来,收集够吃到下一个冬天的粮;因为湖上没有船,他们一年里有半年同外面的世界隔绝。据说这座岩岛堵着一个口子:当年湖水从拉萨经一条地下的通道来到青海这地方时,就是从那个口子涌出来的。那岛是一位化作大鸟的神搬来的,他以这及时的一招救了这地方,使它不至于全被淹没〔注六〕。汉人叫它「龙驹岛」。古时每年湖面结冰,住在湖边的人便把一些家养的母马放到岛上去。到春天再把它们捉回来,每匹母马都带着一匹驹,这些就叫「龙驹」。隋朝——公元五百八十九年至六百十八年——吐谷浑取了这地方,极想把这种马传下去;可他们虽在岛上的谷与沟里放了两千匹野母马,一匹驹也得不到,这个种便绝了〔注七〕。

离青海,我们的路一直往西,穿过一片砂岩与页岩的低丘之区,隔着很长的距离有小溪流下湖去,直到我们到了布哈郭勒——青海盆地里最要紧的河。它最早为我们所知是经古伯察,他把它叫作「布海郭勒」;可这名字的意思是「野牦牛河」,所以「布哈郭勒」才是那两个蒙古字唯一正确的转写。它所流过的谷宽五六英里,许多地方土又湿又松软;可紧挨河的地方是沙和砾石,上头丛生着一种灌木,蒙古人叫「哈尔库」,汉人叫「梭柳」。古伯察在他的《纪事》第二卷第二百零二页里,给我们留下一段极生动——虽然可能加过润色——的记述,写他和他的驮队过这条河时所历的险与难。我所到之处,河床约四分之三英里宽,可水流不过四十尺宽、两尺深。不过四十五年前河床极可能宽得多,左岸的沙与砾石就见得出;而且古伯察过河的那个季节——十月末——河里的水必定比我所见时多得多。鲁沙尔和丹噶尔的几个商人告我说:过这条河常伴着许多难处;其中一个甚至向我保证说,他有一回为把他那支牦牛队弄过腐冰,曾被耽搁三天。前面这几句话,是为古伯察神父的清名而说的;正是在这件事上,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指他不实,而他被攻得那样厉害,弄得不止一个人怀疑他同秦噶哔是否踏进过西藏,更不必说拉萨了。古伯察的书无疑是在事情过去几年之后凭记忆写的;就我所知,他从不凭空编造,可他常加润色,譬如前面所引他过小峡——西宁附近那道峡——的记述便是〔注八〕。不过他关于这里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笔记是无价的;而他对许多名词与习俗的解释虽不确切,却正是他所写的那地方的人们通常所持的说法。总之,他的书是再称赞也不为过的;它若编得得当、又附上解说之注,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那样的指责,是绝不会为公众所接受的。

青海南山构成布哈郭勒与都兰郭勒两谷之间的分水岭;都兰郭就在都兰郭勒上,是青海蒙古王——青海王——的「都城」(这是个极大的名字,配着一个极小的地方,可我找不出更好的词)。这道山脉这一段的山叫达噶尔特钦,约一千五百尺高,南胁许多地方长着矮小的柏树与杜松。路虽是缓上的、地上也没有石头,可路上有两头骆驼倒了,弄得我们耽搁,到约二十五英里外的都兰郭竟走了三天。翻过这道山脉的山口顶上有一大堆石头作标志,石堆当中探出许多灌木枝,枝上挂着各样大小各色各样的布条。这样的纪念物蒙古语和汉语都叫「鄂博」〔注九〕;它们是行路人多年积成的——他们在山口最高处抛下石头,谢神灵一路照护、引他们上到顶上。它们起初也许是立作远望的路标,后来才成了供奉之物;或者,各个过路人既都向这类有用的石堆添上自己的一块,它们便渐渐长成今日的大小——那常常是相当可观的。

在山的南侧,我们遇见一小群从拉萨回家的喇嘛和安多瓦。他们告我说在路上走了三个月;他们那一队虽只有约四十人,却既没有被袭、也没有遭什么意外。他们对穿过青海极为担心,又对我们没有被劫的好运大为惊讶。他们大谈拉萨人同他们所称「英吉利」——即英国人——之间的战事,说西藏人心惶惶。喇嘛们从藏东昌都募了许多人送上前线,告他们说用不着怕英国人的枪,因为他们自己就在近旁——在稳妥的地方——会念咒使他们不受刀枪。第一仗里,这些昌都的武士有好些被打死打伤,活下来的便当场动身回家,把仗留给喇嘛们自己尽力去打。

离山口顶上约十五英里,我们到了一个小小的咸水湖,即察罕淖尔、「白湖」;再过几英里,我们到了都兰郭勒,一道不大却清而急的水流。这一面的山更陡更峻;在北坡上那样显眼的斑岩,这里已换成了花岗岩和砾岩。

四月四日我们到了都兰郭、即「暖热之地」〔注十〕。那是个小村子,尽是小泥屋,用作库房,各围在土坯墙里。院子里蒙古人住自己的帐篷,既享着游牧生涯的一切乐趣,又多少有一座城镇的安稳。村里唯一当得起「房子」之名的建筑,是一所不起眼的木屋,是汉人木匠替那位王爷造的。近旁有一座小喇嘛寺,住着一位格根——即一位小转世——和约二十名喇嘛;可王爷的官属都住在他宽大院子里的帐篷中。那所房子是这位君主的一桩奢侈,因为他几乎从不在里头停留;那辆北京的车也是——它如今在一个棚子底下渐渐散了架。王爷住在几英里外一条支谷里的帐篷中;可我在他地方上时,他不在,被召到北京去赞礼皇帝的大婚。

青海王是帝国这一带蒙古人中最高的尊贵之人,他的祖先在一六九七年被中国皇帝封为亲王〔注十一〕。他的部族叫「王喀」、即「王之族」,不过二百户,每一个族人都极穷。王爷自然是最富的,可他的管事向我保证说,他主人只有约一千只羊、四十头骆驼、四五十匹马。他们当中凡有二三百只羊、八九头骆驼和几匹马的,便算小康;而他既需用不多、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满足,他也确实是小康。他们一概穿羊皮袍、或夏天的毡袍,穿到破烂不堪;他们的毡帐新的时候也只值十两银子左右;鞍具、挽具、枪、刀、炊具和别的必需之物,再花十到十五两就买得齐。他们耕一点地,够种出做糌粑所需的青稞;山羊、绵羊或犏牛供他们奶来打酥油;羔皮、他们所吃那几只羊的皮、以及剪下或拔下的羊毛,就把他们所需的茶钱付给了夏尔巴。他们唯一的奢侈是烟,拿来当鼻烟闻;男女都嗜此过度。他们把干叶子磨成末,再掺进一些粪灰,好去掉一点它的劲。这种混合之物——他们宁要它而不要最香的中国鼻烟——装在一只形如火药角的角筒里随身带着,不断地往左手拇指甲上倒着大量地吸。酸奶「塔拉克」和马奶蒸的酒「阿尔吉」〔注十二〕是他们有时享用的另两样奢侈;不过他们不像藏人那样好酒,极少见他们醉。

古伯察、以及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都把柴达木的蒙古人写成阴郁忧沉、少言寡语——其实说得几乎不比畜生好〔注十三〕。我很高兴地发现:我所遇的那些人,同这两位旅行家的记述使我所预料的全然不同。他们不但显出肯为我做任何事的意思,还竭力使我住得愉快:请我到他们帐里吃东西,给我合唱,或者弹他们自造的一种粗陋的三弦。他们多半会说藏语,所以我能同他们畅谈;我发现他们同我所遇这一族任何别的部落一样活泛。我从没见过活泼多言的游牧之民——我也不信有——而蒙古人兼有他们这一族、这一等文明所有的毛病与长处。他们确实诚实;无论在柴达木还是在蒙古东部,我都没有像普尔热瓦尔斯基所称他所见的那样,发现他们虚伪奸猾;相反,他们的诚实是有口皆碑的,他们的质朴与易受欺也是——凡同他们做过买卖的中国人都可以作证。

我在都兰郭时要缝几件东西,于是两个姐妹——这地方头人和他副手的妻子——到我帐里来做。要做的活是给一件氆氇袍子衬羊皮;为此她们得把它拆开。一切都做完、只剩缝领子时,两个妇人回家去换上她们最好的衣服,再回来给那袍子收了尾。她们告我说:这是她们给自己任何一位头人做袍子时的风俗,她们愿以待头人之礼待我。袍子一做好,我就被请着穿上,再随她们到她们帐里去——她们在那里替我备了一点款待。帐篷那一头、对着门处是一座低坛和家中的神;上座在坛的右边。喝过茶、吃过糌粑,取出一小瓶酒,瓶上放着一块酥油;那酥油被供到坛上,又倒出一杯酒递给我。我用食指在酒里蘸一蘸,朝四方各洒一点,喝了些,再把杯子递给主人;他把杯子举到额前却不喝,又递给他左边的人,就这样绕帐一周。杯子回到我手里时,我被告知须把里头的酒都喝了。他们说,这就是他们有尊客时的风俗。

那帐篷的主人是个医者;我同他在一处时,一个年轻女子进来求药,照我看她得的是风湿热。他同时按她两只手腕的脉,一面专注地看她的脸,问了一两句话,随后取出若干装着他从拉萨带来的药的小皮袋。他用一只小银匙量出几种药末的分剂给她,诊金与药钱一概不收。这些蒙古人极爱吃药,而且只用西藏的药,那多半是草木之物。他们常对我说起的一种、说是西藏药典中最贵重的,是象奶。他们说那是从印度运到拉萨的,在那里卖得极贵;听说我从没听见过它的治效,他们大为惊讶。我带着一瓶伊诺果盐;第二天这位喇嘛来看我时,我拿些兑了水。那一阵冒泡把他彻底弄糊涂了:他想,这味不知名的药,药力必定极大;于是有一阵子,象奶完全被盖了过去。

我到都兰郭的第二天,听说大臣衙门里一个通事刚带着一大队汉人和藏人到了,心里极为烦恼。我怕他是被派来截我的,或者要在我所想走那条路沿途引起百姓的疑心,使我难以前行、以至他们禁我前往。我当即叫我一个人去拜他,问他一路可顺,又请他歇过便来同我喝茶。那一天晚些时候他到我帐里来,极为和悦。他说他要往藏东去征收土人应纳朝廷的赋税,办完这事便去打箭炉。我告他说,我看过柴达木之后,打算去沙州,再去和阗与喀什噶尔。说到去拉萨,他告我说他衙门里好几个同事先后由北路——即过巴隆柴达木以南布尔汉布达的那条路——去过;而他们虽都不是大队,通常只二十到二十五人,却能抵住强盗一切袭击,到了目的地而没有多少麻烦、牲口也没有大损。从丹噶尔到拉萨通常要六十到七十天。既然从都兰郭到柴达木南部我们得走同一条路,我们便议定同行。我更愿如此,因为这能给我机会弄清他有没有关于我的指令;而同他交好,或许还能使他拿他在蒙古人和藏人中极大的势力来帮我。初次会面后不久我送了他和他手下人一些礼物,很快得了他的好意;此后的半个月里我同他交得这样熟,他终于给我出了两桩极要紧的力——其实他若不这样做,我是否能横穿藏东还很可疑。

我在都兰郭留的那四天,于我的骆驼并无多少好处。村子四周的牧草极差,又有成群的鹊子折磨那些可怜的牲口,弄得它们一刻不得安宁。我只好拿毡片把它们裹起来,又雇一个孩子护着它们免受这些害虫的扑袭;可任我们怎样照看,它们还是过得很坏。我不得不另弄三头骆驼,把大部分驮子驮到巴隆柴达木去——我盼着在那里把这几头麻烦的牲口脱手。我还雇了两个人随我到那里:一个是王爷的管事,另一个是蒙古化了的汉人〔注十四〕;两人都精明而见闻广,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帮助与消息。

四月八日我们离了这好客的小村子。驮队此刻颇为可观,约二十人、二三十头骆驼与驮马。都兰郭以下几英里,我们出了谷,随后横过一片约十英里宽的平原。平原里有两个小盐湖:东边是都兰淖尔,接着流过都兰郭的那道水;西边是达布逊淖尔,南边接喀楚乌苏、西边另接一道水流。这片平原的北部凡可耕处都耕着,灌渠把水引得满地;可沙正迅速盖过这片沃土……

,蒙古人不久就得去耕更远的支谷了。平原的南部是一片碱性的颤沼,脚一步一陷,流沙极多,只有沿几条极窄而几乎辨不出的小径才走得过去。南面夹着它的山叫铁木尔特〔注十五〕,构成柴达木盆地北面的分水岭;那盆地比青海与都兰淖尔两盆地低六百到八百尺。不过青海王领地与邻邦柴达木的王公、即库库贝勒领地之间的政治界线在这道山脉以北,穿过方才所说那两个湖。东边的丘陵地里住着藏人——巴纳喀——属青海南部那一部。

翻过这些山〔注十六〕,我们进了库库贝勒的荒漠。沙被吹在铁木尔特山上,堆成一列丘陵,有些地方同山本身一样高。平地上这里那里长着一种矮灌木,叫「哈拉玛古」〔注十七〕;骆驼极爱吃它,蒙古人有时把它红色的果子煮了吃。这一带只有成群的野驴与羚羊,地太贫瘠,连蒙古人也住不得。察察郭勒流过这里,终于没于柴达木中部的大沼。

「柴达木」这名字似是藏语:「柴」即「咸」,「达木」即「平地」;这名字极为贴切,因为盐是这片被弃之地主要的、若不是唯一的出产。我说错了,它不是唯一的出产,因为柴达木还产蚊子,多而嗜血,弄得蒙古人和牲口每年都要在它们面前逃走,到邻近的山里去避。另一说是:「柴达木」这名字出自蒙古语「察依达木」,意为「广阔宽展之地」〔注十八〕——这对这片平原也是合适的称呼:它东西约六百英里,南北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里。汉人叫它「五柴达木」,即「五个柴达木」,因为这地方分作五个领地,叫柯尔鲁克、库库、台吉乃尔、宗和巴隆〔注十九〕,每一个上头有一位头人、即扎萨克。库库有两位尊贵之人,一位的封号是贝勒,另一位是贝子,都是中国皇帝所授。

柴达木的人口估计有一千到四千顶帐篷,即四千到一万六千人。据说台吉乃尔是这地方人烟最密、也最广大的一部,巴隆最小,可也许并不最穷〔注二十〕,虽然那里的人过着照我们看算是极度贫苦的日子。柴达木的蒙古人凡同藏人相近的,都有像都兰郭那样的村子;可在台吉乃尔和这地方的西北部,他们还不至于非得这样大举采用这种防身之法。

巴隆以东、在柴达木盆地里,另有一个小小的邦;它虽政治上不属柴达木,地理上却属它。它叫商,是蒙古王公从柴达木划出来献给达赖喇嘛的,大概是在一六九七年他们把效顺由达赖之政转到北京之政的时候。它有蒙古人约三百顶帐篷。关于这个小邦,我后面还要详说。

我们在这片荒漠之地朝西南走了四天,一处是沙,一处是砾石,歇在某条小水边、或某个长着粗糙针茅的咸水洼近旁。白天热得发闷,夜里极冷〔注二十一〕;骆驼拖着脚扬起的碱尘粘在我们皮肤上,皮肤不久就裂开出血。在沙拉郭勒我们见着一处小营地,在措郭勒另见一处;那是我们在都兰郭与巴隆村之间所见的唯一两处。四月十四日我们到了巴隆村。在察察郭勒上一处叫额尔格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离了往巴隆的直路——那路只有冬天地冻硬了才走得——而取一条绕远的,弄得我们到巴颜郭勒时离那村子东边将近二十英里。这条河是柴达木最大的;我们过它之处宽二百多码,是一道又浅又浑的水流,流在软的红泥床上,我们把马和骆驼弄过去颇费了力。它发源于南面围着柴达木那道高山脉那一边的两个湖,流过商——在那里叫托呼勒、或托汉郭勒——再从巴隆村略北处经过,又像这地方一切别的河一样,终于没于中部的大沼。

照我在都兰郭所听来的、以及随我同行的蒙古人所说,我本预备着看见巴隆村是一个热闹的商栈,有藏人和汉人,一切寻常的供给都丰足。可我此刻所见,却是一个半成废墟的凄惨小地方,坐在沼泽当中,水离地面那样近,我们把帐篷钉往地里打时,水便渗了出来。看得见的只有几个老妇和半打男人、几条可怜的狗、约五十只羊和山羊;其余的人一听说西宁的通事要来,都跑了,好免得被派那可恨的乌拉差。可这也没救得了他们:通事派蒙古人去把他们搜出来,索要他们应供的差役与供给、或者等价的可售之货。

这个巴隆村〔注二十二〕离那道标着西藏高原边界的大山脉之麓不过八英里;可这地方罩着那样的雾,我只望见过一回:那是在村子正南,我看见了通往诺莫浑与哈托两山口那条谷的谷口,又在略西处看见了通往布尔汉布达、即往拉萨之路的那一条〔注二十三〕。

发现这村子这样贫乏荒凉,是极叫人失望的:我们自己既没有粮食,牲口也没有料、连草也没有。在这里找人同我同行,一丝指望也没有;其实这里没有一样东西当得起那几张标着它的地图上所给的「商栈」之名。通事须在这里多留些时日,让他的人四处去搜乌拉;可等下去于我无益,我便决意到东边约三十英里的商村去——人家向我把那里说成一片流着奶与酥油之地。虽然我此刻对柴达木的物力已经不抱幻想,我还是确信商不会比我所在之处更坏,而且大概更好。

去商的路沿山麓、沿科尔郭勒的干河床而上,后一段沿巴颜、即托呼勒的岸走。两村之间我没有过一顶帐篷;可我们若进了山,大概会见着不少。天变冷了,整日下着大雪;我们在这地方那段时日里,始终遇着这样突然而大幅的冷暖之变。商却是一场极可喜的失算:我发现它是个相当大的村子,大概有一百所房子,在一条宽谷里,四围是高山,平地上凡不耕的地方都长着草。我们进了一个大院子,院里开着半打小屋,便躲进其中一间避那刮着的雪;向导则带着几样小礼物和一条哈达,到总管的住处去报我们已到,并求一处住处。不多时来了若干人,抬着一顶大蒙古帐篷的架子与覆盖,很快在院里支了起来。总管传话给我说:没有舒适的空房子,我住帐篷会更自在。他又叫送话的人带给我一壶酥油茶、一些糌粑、曲拉、酥油等物。送话的人还说:堪布——总管是这个称号——盼我若有买卖要做,优先与他做。蒙古人和藏人各处的头人怎样把本地的买卖都包了去,看着很有意思。他们的人向他们买、向他们卖;他们的职既不给薪,便这样补足了。一个蒙古人若知道他头人有一匹马或一头骆驼要卖,便不敢把自己的卖给别人;他若真敢卖了,多半要把所得的一部分给他头人,好让他宽恕自己擅动了那几乎已被公认的权利。

商、或者汉人所称的「商家」,如前所说,是达赖喇嘛的一块食邑,是柴达木的蒙古头人献给他的。替他治理的是一位从扎什伦布大寺来的堪布,五六年一换。人口估计三百户,全是蒙古人;可堪布身边通常有若干藏人。现任这一位有一名管事和一名厨子,都是藏人,又兼充他的大臣与谋士。他的「外务大臣」是一个老蒙古人,在拉萨住过几年,后来又住过西宁和北京;他通汉语和藏语,正配这个崇高的位置。西宁的大臣对商没有管辖之权;它又不近入藏的大道,所以它的百姓通常免了供乌拉之役。

我在这里见着五六个从多巴附近拉撒来的汉人商贩。他们惊惶得厉害,因为听说我是西宁的通事,正要躲到山里去,等我走了才出来。他们的行商票照早已过期,怕被迫出一大笔钱才能把这不合规矩之处了结。前一年他们中有一个被抓住,不得不给那通事几匹马和二十来匹布与棉布〔注二十四〕。

他们发觉我不是他们所怕的那个人物,我们便成了好朋友;我在柴达木余下的日子里,有几个还给了我很大的用处。他们告我说:商人同蒙古人、藏人打交道,不得不耍许多手段——短秤、劣银、面里掺石灰、以次货充好货等等。他们说:土人对掺假的货已经习惯到这个地步——那些货既掺了假,分量便给得比真好货多——如今他们反倒不肯要好的了;所以不管愿不愿,一切商人都得不老实。

商、以至巴隆和宗的居民中,我见着若干蒙古东部之人;他们「西来」显然不是为发财的。他们许多从较白的面色、尤其从较柔的口音认得出。藏人叫他们「玛尔索」。我通常被人当作他们中的一个。蒙古人和藏人以大鼻子大耳朵为美;我记得有一回我问一个藏人,我若穿上他的衣服他看会是什么样子,他答我说我会是个相貌堂堂的藏人,因为我耳朵大、鼻子大。

蒙古人对父母老人既不孝也不敬。有几个老人来向我痛诉他们眼下的困苦,而他们的儿女正过着丰足的日子。他们把年老的父母赶出帐篷、逼他们真正住在粪堆上,只有一片破毡挡着风雨、只有些坏茶和发霉的糌粑维着命,这并不是稀罕的事。向他们的治者也求不到补救:这是一桩既成的、虽说未必光荣的风俗。

我在商时特别费心去打听这民族的婚姻之法;因为在都兰郭时,好几个明达之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当中有一妻多夫的事,一个女人常有两三个丈夫,有时还更多。在商,人家说:这种事在巴隆、宗和这地方别处无疑是有的,可商的堪布不许,他坚持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丈夫出门时,他的妻子被交给一对夫妇看管,由他们为她的守正、以及丈夫回来时稳当地交还负责。不过某一种临时的婚姻是被容许的。一切到这里住上一段时日的藏人和商贩都娶蒙古女子为妻;那「丈夫」走时,孩子留在母亲身边,她通常也被安置得不错——男人把他们所住的房子给她,自己若有牲口也给些。柴达木别的地方,那些所谓一妻多夫的婚姻不但是临时的,而且期限比商还短得多,譬如一个星期、半个月、或者一年;可那些善良有德的堪布们既没有很实在地去碰蒙古人一桩积久的风俗,却把邻境那种乱交所带的一点恶名除掉了。公道地说还须记一句:前面所说那个「挑帽会」,在商是办得极为隆重的。

我盼那位堪布或许肯帮我组驮队,便送了他几样好礼物;他就请我去同他吃饭。我见他是个五十岁上下、相貌肮脏的人,穿着污得厉害的红氆氇衣服,坐在他厨房一角一堆毯子与垫子上。他请我和我的随从坐在几张对着他的毯子上;我们一坐下,便不讲客套地把自己的木碗递给厨子,他给我们盛满酥油茶。谈了一阵我们的旅行、年岁等事,几只木盘堆着煮羊肉摆到我们面前。把这朴素而养人的一味吃够之后,我们的碗里被盛满煮米和曲玛,加足了酥油与糖。把这个也打发了、又把碗舔干净,碗里再盛上挂面和羊肉末——这是因我们有中国人的口味才给的;筵席以一大壶青稞酒作结,那酒颇为可口,有点像中国三烧酒兑了水。

饭后我提起去拉萨的事,可那位堪布当即说他帮不上什么忙;他的人除了大队同行,从不走那条路,而眼下若我这一行不比他所以为的大些,没有一个人敢同我去。随后那套路上凶险的故事又对我讲了一遍,略有些出入和润色;又告我说那位俄国的安班——即普尔热瓦尔斯基——几年前想横穿藏东,落了可怕的下场。他或是被凶悍的果洛袭了,或是被瘴气毒了,因为柴达木此后再没有人见过他。那堪布末了劝我——他说他盼我平安走到此行的尽头〔注二十五〕——去见巴隆柴达木的扎萨克:往来西藏的驮队都经他的地方,他的人常去拉萨,在那里比任何别处都更容易找到随我同去的人。他还说他听说我打算溯流过商的那条河上到它的源头。他向我保证说那是极险的一程,因为那些源头在山南一片荒漠之地,只偶尔有松潘的商人和成伙的藏族强盗经过。我起身要走时,堪布递给我一块上好的红氆氇、几块红糖——那是经西藏从印度运来的——还有另外几样东西,又为礼物之薄道歉,说这地方僻远而贫困是他的推托。他重申了先前经他管事向我提过的话:愿「以最好最低的价」替我做任何买卖;我便告退了。

蒙古人虽不是不懂礼貌,却没有表达谢意的词,连彼此致意的词也很少。有人送礼给谁,他会双手把它举到额前,可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说。彼此致意时,客气的办法是伸出双手、掌心朝上,身子略一前倾,说一句「阿木尔桑拜努」〔注二十六〕。对上位之人用「阿布雷」一词,大略相当于我们的「先生」;对极尊贵之人则用「诺颜」。在一切社交往来上,他们之间行着最彻底的平等。部中最穷的人踱进头人的帐篷,让人给自己的碗盛上茶、从头人的角筒里取鼻烟,就同对部中任何别的人一样。头人不会给他近身的上座——他让他在门边蹲在地上——可除了这一点,他待他同待自己最尊贵的客人一样好。头人也常可以在他最卑微的属下的帐篷里遇见,同他一起喝酒抽烟,想同他换马、或者劝他入一桩分利的买卖。

柴达木的蒙古人是极虔诚的佛教徒,其实比青海的藏人还虔诚;我愿信他们虔敬那些外在可见的表记,正是他们内心灵性之恩的凭证。青海的藏人中,俗众并不为念经操心,以为自己付给喇嘛的钱已足够办一切于己有益之事;而蒙古人却不断地喃喃念经、转经筒,或者两样同时做。我有一个向导,躺下睡觉前从不曾不念经、不行三次伏拜之礼。商的几乎每一所房子的屋顶上都插一根杆,杆端有两个小转经筒,靠风转动;风是用固定在横棍两端、形如我们的风速计的简单木杯接住的。他们的念珠起初是为记念经之数而设,如今成了便当的计数之器;也用来占卜,挂在颈上又总是好看的。柴达木住的喇嘛不多,大概不过三四百个;他们不断被请去在不识字的「黑人」——即俗众——的帐篷里念经。藏语通常把这叫「打鼓」,这名字也把这桩仪轨的情形说得差不多。我天天看见有喇嘛骑马往远处的帐篷去,一面大扁鼓绑在背上,袍子里塞满经书、铃、号,以及法事所需的一切别的器具。傍晚他回来,袍子的宽怀里添上一只灌满酥油的羊肚——那是他打鼓念经的酬报——或者一些糌粑、羊肉、牦牛肉。商一带的老头老太太念那句「唵嘛呢叭咪吽」,几乎把我逼疯——那是著名的六字真言,是向协热子、那位看护世间之主的大祈请〔注二十七〕。总有半打这样的人在我帐篷旁边转,盼着为自己许多病痛中的某一样讨点药;他们从不停下念那咒,还不时深吸一口气,给自己的声调添上新的劲。他们从我这里得点凡士林或伊诺果盐——我向他们保证这两样都是治百病的灵药——便欢欢喜喜地走了,第二天再来讨。

此刻我已在西藏大高原的脚下,我手下人的紧张看得出地加重了,因为他们四面听到的都是关于烟瘴怎样害行人的极可怖的故事。那通事告他们说:他有一回进这地方,有两个人被它弄死了;他们便想象自己要死在荒漠里、被鹰、熊和狼吃掉。高处空气稀薄所生的眩晕、气短、恶心和别的难受之症,中国人和中亚一切人都归之于从土里出来的瘴气、或毒气〔注二十八〕。人走过那片大高原,就很明白这个初看牵强的解释何以会被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民族接受;因为说来无疑奇怪:人和牲口感到稀薄空气之苦最难受的,并不是在最高之处;所以他们没有把瘴气同高度联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同商的堪布吃过饭之后,他那位外务秘书、他朝上别的尊贵之人、他的厨子和管事,把西藏旅行的可怖讲给我手下人听,讲得他们真正「魂飞魄散」,一张张脸拉得又长又灰,来对我说他们要回家。我请他们把走的事推到我离柴达木之后,这中间先陪我到山的南面去,勘查巴颜郭勒的源头。我不但想把这一带——普尔热瓦尔斯基未到之地——的测绘补全,而且知道自己必定要翻那些烟瘴极重的山口;我想这番经历能给我的人添一点胆气,也摇一摇他们对那可怕之毒必死之效的信念。他们应了,我们便预备起行;我决意把这一程弄得尽可能艰苦:只带刚够的食物,不带帐篷。而他们自己又无意中大大添了我们的不适——把茶袋忘了。

还有一层缘由促我作这一程。有一晚,一个蒙古人告我说他曾同一个汉人商贩去过那几个湖,那商贩想从每年到湖滨去的藏人那里买大黄。他们见过数不清的野牦牛、野驴、羚羊,以及「格列森巴木尔舍」〔注二十九〕。这个说法字面意思是「野人」;说话的人坚持说他们确是野人:浑身长毛,直立行走,足迹像人的;不过他不信他们会说话。随后他拿一团糌粑捏了一个「格列森巴木尔舍」,捏得极像一头熊。为把这认定弄得十足,他说那汉人一见就喊:「熊!熊!」他又说藏语叫它「哲蒙」。蒙古人不把熊列在寻常的畜生里;在他们看,它是「缺失的一环」:相貌上有几分是人,食性上却是兽。在

他们和藏人中间,熊占着「兽中之王」的位置,因为他们以为它被攻时是最可怕的畜生,而且是惯吃人的!这无疑就是藏东那个原始的野人,是我所听过那许多关于那地方旧石器时代之人的故事里不自知的主角〔注三十〕。

这些蒙古人怎样被他们藏族邻人毫不掩饰地欺压,下面两桩事或许有趣。我离商前一两天,一个蒙古人来求我帮他要回一匹马——那马被一个住在约三十英里外的藏人无理扣着。他把马借给那人驮粮回家,可他去要时,那无赖竟不动声色地说他全不知道这事、从没借过。这质朴的蒙古人以为:我若肯把挂在我马喉带上的那个红缨子借他、他拿去给那藏人看、作为我命他交出那牲口的凭据,那人无疑就会交出来。我答说:我虽怀疑我这「缨子」有本事把他的东西要回来,可我愿借给他。于是我在缨子上绕了一点羊毛、再在羊毛上滴些蜡、盖上我的印,交给了他;他兴冲冲地走了〔注三十一〕。第二天这可怜人带着缨子回来了,马却没有;他说他再没有办法把它弄回来,因为堪布说他无权帮他。

几年前有约一百个藏人袭了商,抢了许多牲口和货物,朝托逊淖尔附近的山里奔去。在那里的几个汉人商贩当即决意去追。他们约了十五个蒙古人同去,追上了藏人,杀了几个,又把被抢的东西全数夺回。这本该叫蒙古人明白:只要齐心而且动作快,他们是抵得住、甚至胜得过自己的宿敌的;可它并没有这个效果,此后他们再没有抗过藏人;而藏人并不因这一败而气短,照旧劫掠他们。

我在商时,把骆驼同堪布换了马;我生平第一次在一桩买卖里占了人的上风,而且只是无意的:我把骆驼交过去的第二天,看着最好的那一头死了。我在沙拉郭勒附近的荒漠里曾不得不撇下另一头骆驼,可我在祖胡遇见几个商贩,他们轻信到肯拿一匹马换那一头——他们以为北上途中找得到它。后来有人告我说他们找到了,可已经死了;不过这桩买卖他们也没亏,因为他们给我那匹马同我玩了个花招:我还没到黄河源,它就死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带着我那两个最年轻、最有出息的人往巴颜郭勒的源头去,打发另外两个带着所有驮马走直路去巴隆的扎萨克处,吩咐他们在那里等我。我们雇了一个汉人商贩作向导,他说他到托逊淖尔去过两回、熟悉这一带。我们沿河岸上行——商以东这条河流在高而陡的山之间一条窄谷里——过了若干小帐篷,帐篷近处成群的男女正犁地、灌水,预备种青稞。溯河约三十英里,在一道小水、即喀图郭勒,从东面注入之处〔注三十二〕,谷忽然转南。就在这里,我们遇见此行所见唯一的一队蒙古人。他们正从那几个湖下来,赶着牦牛,驮着他们打了十天猎所得的肉与皮。他们一见我们,便把牲口赶上一道小沟,又点起枪上的火绳,预备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接待」——因为从衣服上看,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藏人。我一个人跑上前去,用蒙古话朝他们喊我们是从商来的;不多时我们即便没有互相拥抱,至少互相抽了对方的烟——这该表明我们的交情同拥抱一样好。这些人说:在这荒野之地两队人相遇,总要先把枪备好,因为强的那一队若不试着抢另一队就过去,是极不可能的。这后来一再得了证明,果然是风俗;我好几次颇费了劲,才止住我的人朝我们所见走近的小队人放冷枪——理由不过是他们可能是敌人。

溯河南行到约穿过这道山脉一半时,向导坚持要拐上一道支沟;走了几英里,我们便开始爬一座陡山的山胁,那山顶上覆着深雪。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着牦牛;它们正在谷那一边的斜坡上吃草,再上去那地方满是它们的粪,看着像一座旧的牲口院。我们往前走时,地上满是碎岩、页岩和板岩。融雪流下的无数水流把土变成软泥,我们只好蹚过去,还得抓着马尾——因为马不久就喘得驮不动我们了。随后我们进了雪里;傍黑时我们上到山口顶上,却只听向导报来一个凄惨的消息:他错了,我们走偏了正道,须折回去翻我们右边不远望得见的另一道鞍。一刻也不能耽误。我们当即动身,在雪堆里跋涉,雪几乎没到腋下;一阵刺骨的风迎面吹来,倒给我们添了新的勇气去赶到一处可避之地。苦干了一个钟头,我们站在了另一道山口阿尼科尔的顶上,海拔一万六千二百二十尺〔注三十三〕。我们从它陡峭的那一面连滚带爬地下去,一到雪线之下,便往几块岩石上一倒,既无火也无晚饭地等着天亮。这真是吃尽了苦;我相信我的人若经得住一个星期这样的日子,他们不但敢闯西藏的荒野,还会觉得那里的生活是享福了。

天一亮得够,我们就往南赶;在一道窄峡里崎岖地下了几个钟头,又出到约呼勒郭勒上——那是一道清澈的水流,约五十尺宽、三尺深,朝西流过一条好谷。我后来才知道,那正是我在商所沿行的同一条河;因为它下游浑得厉害,我在此刻所见这清澈的山溪里竟认不出它来。

我们一面煮茶、一面烘衣服时,我看见一群牦牛下河来饮水,便想试着打一头,于是拿起一支温彻斯特短枪,朝它们爬过去。离那群约六百尺时,我在一块岩石后头找到好位置,仔细瞄准我所能挑出最大的一头公牛便放了一枪;可那又大又黑的巨物显然毫未受伤,只朝我这边跑了一小段,随后便往河里去。我想给枪装弹时,发现弹仓空了;又想起普尔热瓦尔斯基那句话——「打野牦牛既惊险也危险,因为受伤的畜生、尤其一头老公牛,常会扑向追它的人」〔注三十四〕——我便断定自己对这桩游猎并不像先前所想的那样在意,于是绕了个远路、避开那群牛的视线溜回营地。约一个钟头后,我同我的人往托逊淖尔去、路过那地方时,何等惊讶地发现我那头牦牛死在那里,身上被打了一个对穿的洞;我那一枪所得的结果使我当时那份快意,把先前的胆怯一扫而尽。我的人都是回民,一点肉也不肯要;我只好满足于拿那条尾巴作战利品,把尸首留给狼和秃鹫——第二天我们再过那里时,它们已经把每一根骨头都剔净了。

注入约呼勒的唯一一道水流是策勒敦,在我们进这条谷之处以上约八英里。再往东六英里是托逊淖尔、即「酥油湖」的西端。我没有工夫绕湖而行,可既听说那要走好几天,我判断它的周长是四十到五十英里。它海拔约一万四千二百尺。青海南部的巴纳喀夏天沿它的岸扎营,那时牧草极好,大黄和麝也多;松潘的夏尔巴往来柴达木也经过它;别的时候这一带没有人住。

约呼勒上游一带的山比下游的陡峭得多,而且直到顶上都覆着黄土与草。偶尔看得见几座岩石的峰与石针;最高的、显然也是沿河左岸这道山脉的最高点,在它接进阿朗郭勒之处略西〔注三十五〕。这座峰、或者毋宁说这片山体,终于三根石针,雪覆到针身下好几千尺;我估它的高度在一万七千到一万八千尺之间。我把它叫作卡罗琳峰。这地方到处真正是满是猎物:野牦牛和野驴尤其多〔注三十六〕,可藏羚和原羚、野山羊、熊、狼、野兔、鸭、雁、赤麻鸭——汉人叫「黄鸭」——沙鸡和鹑,也都遇得极多。

打野驴是难的游猎:这些好看的牲口视听灵得出奇,稍一受惊便以极快的速度跑得极远,而且多半朝山坡上跑。不过在阿朗郭勒口与阿朗湖之间它们多得那样厉害,我不很费力就打得痛快;可它们若伤得不很重,通常总能跑掉——有一头我打断了它的前腿,它竟引着我追了好几英里,我才又打得着一枪。每一群十头或十二头由一匹公驴领着;走动时它们排成单行,昂着头、伸着尾。这些驴极少嘶叫;我听见它们声音的那几回,倒更像犬吠,而不像它们那些家养的同类给我们听的;既不如那样响,也不如那样长。夜里它们紧挨着聚成一圈,头朝里,蹄子朝外,预备着对付任何敢扑它们的狼或别的敌人。它们高不过十掌半到十一掌半,身短,头相当大而粗,尾短而毛稀。颈、腹和腿是白的,身上其余是鹿皮色,沿背转成深褐。在托逊淖尔与阿朗淖尔之间七十到八十英里的路上,我们至少见着一千头;有些地方我们还得把马绊得极紧,免得它们跑去入了围着我们营地的那些大群。

苦骑两天半,我们从托逊淖尔到了它西边那个姊妹湖,叫阿朗淖尔。从这小湖流出的那道水流过一片几英里长的红黏土沼泽,带下来那么多泥,使汇流以下约呼勒清澈的水被染得极深。阿朗郭勒以南那些丘陵——多半也是同样的黏土——所下的水也给这水流带来大量泥沙。这湖最宽处不过八英里,大概没有大的来水,至少一年里大部分时间没有。它的名字说法不一:阿朗、阿里、或阿勒吉〔注三十七〕。在商通常叫阿勒吉淖尔,在巴隆柴达木叫阿朗淖尔。

看过这湖,我们便转脸北行,进了山,取道往诺莫浑山口;山口那一边是巴隆柴达木头人的营地。南侧的路毫无难处,只在近顶处有一片碎板岩与页岩盖着地面,同阿尼科尔一样。前两天下过雪,我们穿过它颇费了些力,尤其在顶上的北侧——那里雪盖住岩石,把路完全藏住了〔注三十八〕。我们又在山里被黑夜赶上,只好停在一道窄窄的岩台上;台下听得见一道急流轰响。我们在那里又极凄惨地过了一个无眠无食的夜。天亮时我们才发现,自己离那条谷只有约五百码——谷里草、柴和水都足。

同一天我们到了扎萨克的营地,在诺莫浑郭勒附近一条叫纳林的小谷里,又见我们的人和马都安顿得舒服,牲口正在铺满山坡的好长草上受用〔注三十九〕。

扎萨克住在两顶小帐篷里,同他属下的帐篷毫无分别。他是个结实的人,二十八岁;几年前他父亲瞎了眼、让位于他,他便承袭了。他说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我,又提起几桩小事,把那次相见唤回我记忆里;于是我们当即成了「老朋友」,虽然我这一生同他所说的话也许不到十句。他既不说汉语也不说藏语;可一个约四十岁、样子很有精神的人蹲在他近旁,把我的藏语译成蒙古语给他。这人是他的管事多威,我在巴隆村就听说过他——那里人人怕他,因为他性情刚决,执行主人之命的办法又极端。两三年前扎萨克向那村里的人索一定数目的马和氆氇。他们既不愿、也办不到,于是多威作为惩罚,把半个村子拆了,又禁他们重建;那地方之所以那样凄惨,缘故就在这里。

扎萨克声言很愿帮我;不过他听说我并没有大臣的票照、只有北京的一张「龙票」,似乎颇为难——蒙古人和藏人对龙票不大看重,因为他们读不了它、也无从验它的内容。我问他肯不肯让我雇他的人同我进西藏,又肯不肯卖我或租我驮畜。管事多威当即自请愿去任何我所选之处;他到拉萨去过三回,到巴塘去过一回,另有一回穿过果洛之地到四川松潘。他的经历、以及人所共知的胆气与才干,使他成了极可贵的一得;我向他许下那样金光灿灿的前程,他当即把我一切打算都接了过去,尽力促成。一两天之内,我发现去拉萨的路上有不可逾越的难处。扎萨克坚持说:少于二十人的队伍不能走这一程——那一程约需五十天。除多威之外,唯一愿去的人要四十两银子;那不算过分,因为他要离家五六个月。可照这个价,我这点有限的钱是撑不住的,连没出柴达木就要花光。驮畜也是必需的,因为柴达木与那曲喀——离拉萨十一天——之间买不到粮食。我的马既极可能有一部分死在路上,我还得另雇十匹或十五匹,而且得出高价。我想尽办法,也看不出有什么路子去走这一程。我那几个汉人虽不绝然拒绝——若队伍够大他们还肯随我——可对我提的、照我们当时这个编制去冒险的任何主张,都不肯听。扎萨克——我得公道地替他说一句——从没给我设过障碍;他让我随意而行,只求我尽力护着他的人、不去冒不必要的险。

我早就想过:若去拉萨受阻,我便另取一途,设法横穿藏东,取道昌都再往阿萨姆;若那条路不通,就往打箭炉。于是我向多威提议:同我走到哲曲——即扬子江上游——以南第一个藏人城镇;那样我这边的花费不必那么大,因为我们只须带半个月的粮。我在都兰郭与巴隆之间同行的那位通事近来正走这条路,我盼着能赶上他、请他帮我过去。实际上,我们的交情、以及若他发觉我已深入这地方、非把我护送到巴塘或打箭炉就出不去时他那宝贵的相助之可期,使我相信自己这一程必能大成——那正是普尔热瓦尔斯基几年前所失败的,而他的人、马和钱都比我充足得多。

我再见扎萨克时,把这个新的行程之计对他说了。他声言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说我永远过不了哲曲。他说约五年前,俄罗斯安班——即普尔热瓦尔斯基——曾经过巴隆柴达木,带着约十八名俄国兵,想横穿藏东、到巴塘去。一切都顺,直到他们到了河边要渡。那时住在对岸的喇嘛们以念经与咒语唤起风浪,把河弄得过不去。他回柴达木途中又被果洛袭了,丢了全部行李和几头骆驼。没有喇嘛的许可,谁也过不了这条可怖的河;走那条路的人极少,而在到结古多——所遇的第一个藏人城镇——之前所经的地方满是危险。可多威仍愿为我作向导,又说他能再找一个人入队,这样我们一共七人,大概到得了结古多。他肯走这一程,正是我所求的一切;我们不多时就忙着预备:买酥油、炒面和羊肉,给马挂铁,为驮畜做鞍垫。

扎萨克每天送我一大壶阿尔吉,那是比藏人的青稞酒好得多的饮料,也厉害得多。我告他说:我们国里以为蒙古人之所以不患肺痨,正是因为他们用这种酒、或者毋宁说用发酵的马奶。他说肺痨在他地方上远不是不知道的病,人常死于它,连那些惯于酗酒的人也死。

我在他帐里总能见着给我备下的、也是他唯一的奢侈:酸奶。每天有一个老妇煮一大锅——把已经凝了的牦牛奶或山羊奶坐到火上,一面煮一面好好搅。那是极可口的一味,略加些糖尤其好;藏人——他们叫它「酸奶」——用它同蒙古人一样多。

在那头人的帐里,我总见着一个喇嘛以低而单调的调子念着一大本藏文书;他一面念,一面还能分出一只耳朵来听我们谈话。富有的俗人惯于一年每一天都请喇嘛替自己念经。扎萨克近旁住着一位有圣名的喇嘛,是一位格根;同他在一处的有半打僧人,是那头人所供养的,每人每年得四双靴子和两只母羊。他们的差事是把《甘珠尔》不断地念下去,每月或每半月另有专门的法事,偶尔还有驱邪一类的把戏。

多威劝我去拜这位活佛,说他是这样一位开悟的圣者、又是这样大而灵验的占卜者,我该就自己这桩事业的成败请他一卜。我带了几样礼物和我所有最好的哈达,由两个汉人、多威和另一个要入队的蒙古人陪着,到他帐里去。那位圣者是个相貌端好、十九岁的少年,藏东人,穿着黄缎衣服,读他面前低桌上一本大书时,眼上垂着一排马尾作遮。蒙古人跪下,他便用手按他们的光头为他们祝福;随后我们在两侧垫上坐下,我把来意说了。他取过一只小小的金盒,盒上嵌着珊瑚与松石珠,里头装着骰子;他把盒子举到额前、低声念了一段短经,便摇一摇,看那骰子。接着他取过一本小册子,翻到某一页——大概是号数同骰子的点数相应的那一页——端详了一阵,随后发出了这样一段了不得的预言:「你想去康多;那是难到的地方,往那里的路上布满危险。你会到哲曲岸上,可你可能遇上果洛,或者你、或者你的牲口可能遭别的不幸。至于过河,那是极难而极无定的事:你也许办得到,也许办不到。至于穿过整个藏东,那完全在我所知之外,我说不出什么。总之要小心,要小心。」他说完,我转身去看这段异常含糊的神谶在那几个蒙古人身上的效果,很高兴地见他们满脸放光:他们认定这是预兆此行的好运。他们对这位西藏的「邦斯比」,怀着「卡特尔船长」一般的信心。

随后那喇嘛变回他本来的好奇少年,要我解释我送他的那些礼物——那里头有一把剃刀、一面凹镜一面凸镜,还有一块梨牌香皂。末一样东西把他弄得极糊涂,他不知道它的用处;于是我得给他讲一课,先讲香皂,再讲梨牌香皂,并解释说那是我们的君王与乐坛的女神们所用的,因此配得上他这等地位的圣者。这话赢了他的心;我走之前他说他会为我这桩事业的成功祈祷,不过他极力劝我:凡在西藏所遇之人,都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西宁大臣衙门里的一个通事——因为在那片荒野无法之地,只有这些人走得通、没有人敢阻拦。

那位活佛拉卜加色热〔注四十〕吉利的预言,并没有使多威在我们动身之前——动身之期定在五月五日——免掉在自己帐里办一场大的念经会。两个喇嘛整天打鼓,又拿他最好的菜肴把自己塞饱;他们烧羊的肩胛骨,察看火在骨上烧出的裂纹。天命显然是赞成这桩事业的;多威末了宣布说:我的运既经了羊肩胛骨占卜这一道关键的试验,他预备动身了。

我不能往拉萨去的失望,略被扎萨克的一句话缓解了些:他向我保证说,前一个冬天有一大队俄国人——七十五个——到了那里。他说那是近来从拉萨回来的一伙香客告他的。他说那头领是个老人,留着长长的白——或者说金黄?——须。我当时以为那是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队伍;因为我在北京虽听说那位将军已死,却也听说他的队伍由他的副手率领继续前进。此刻我弄不清他所指的是哪一支队伍;可他对我所讲的这个故事在柴达木南部与藏东北已经传得很广,那是毫无可疑的——因为哲曲附近纳木错部的头人后来又对我讲了一遍,几乎一字不差。

我们在纳林逗留期间下了不少雪,于是多威决意走哈托山口翻这道山脉〔注四十一〕——那里通常比诺莫浑少雪。路沿伊克郭勒而上;伊克郭勒在纳林以下同诺莫浑郭勒相会,合成察罕郭勒,流过巴隆村的东面。「哈托」意为「多石」;到顶之前最后一段路,正配得上给这山口的这个名字。可通盘说来,这条路比我先前翻过的这道山脉另两道山口的路容易得多。南侧下山极陡,可短;我们不多时又到了阿朗郭勒谷里,近我从前一处营地。

〔注一〕(原注:这些蒙古人称作「唐科尔瓦」、即丹噶尔蒙古人。他们同托尔木克衮、莫里王两族——都在莫里王治下——合起来构成青海东部的蒙古人,大概有八百到一千顶帐篷。)

〔注二〕(原注:汉人叫它「海儿子」,即「小湖」,字面意思是「湖之子」。)

〔注三〕(原注:这名字写作「库库」,即「蓝」,加「淖尔」,即「湖」。藏语名字是「错温波」,也是蓝湖的意思。汉人在不同的时代给过它不同的名字,譬如「仙海」或「仙水」、「屯谷盐池」、「灵海」、「卑禾羌海」、「西海」和「青海」。如今只用后两个:前者意为「西边的湖」,后者意为「蔚蓝之湖」。中国的作者给的周长是七百里到一千里。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藏之行》第一百七十七页说它周长二百六十六公里、最长处一百零六公里。它的水是咸的;就我们所知,并不很深。)

〔注四〕(原注:乌兰木伦郭勒——普尔热瓦尔斯基作「乌兰科顺」——是我所见流入这湖的最大的河。它的河床约两英里宽,满是红色与紫色砂岩的巨砾和粗砾石。)

〔注五〕(原注:在柴达木,一双靴子——在丹噶尔值约三角五分——买得两只母羊、一张牦牛皮、四张野驴皮,或者八斗青稞。一条在丹噶尔值二钱三分的「五色寿巴」——哈达的一种——在同一带可换五只母羊。)

〔注六〕(原注:这个传说见古伯察《旅行纪事》第二卷第一百九十二页以下,又见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一百四十一页。喇嘛们对我讲过好几回,用的词同他们所记的大体相同。)

〔注七〕(原注:见《方舆纪要闻见》陕西卷第十二页。可比照大香客玄奘关于屈支——即库车——龙驹之说,见《大唐西域记》卷一。季姆科夫斯基《游记》第二卷第二百七十页把这岛叫作「奎孙托罗海」。我记得湖里另有两个较小的岛。《西域同文志》把这岛叫作「奎苏托罗海」。关于龙驹的传说,最早见于《唐书》卷二百三十一吐谷浑传。)

〔注八〕(原注:见前。我很高兴在马克·贝尔上校《中亚大商道》——《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十二卷第六十九页——里读到下面这段话:「依我看,普尔热瓦尔斯基对这位有才干的耶稣会士——其实是遣使会士——的著作下断语太轻率了;凡我所能验证之处,他议论的中肯与观察的准确,我都愿意致敬。」)

〔注九〕(原注:「鄂博」是一个蒙古化的藏语词,即「多崩」,意为「石堆」;或者「多本」,意为「十万块石」。蒙古与西藏到处都有。许多地方牧人垒起小的,作把畜群赶去饮水、或赶回营地的路标。古时的秘鲁人「行路之人到了山口顶上,从不忘往路边一个石堆上抛一块石头、有时抛上自己心爱的一团古柯叶,作谢神之献,并高呼『阿帕奇塔·穆恰尼!』,即『我在这石堆前敬拜、或致谢。』」见马卡姆在《美洲叙述与评判史》第一卷第二百五十一页。在斐济,凡遇见神的人,此后再过同一地方时,须往上抛几片叶子或几根草,以示他把那件事记在心上。见托马斯·威廉斯《斐济与斐济人》第一百九十七页及第二百零二页。亦可比照《世纪杂志》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号第一百八十五页。鄂博在朝鲜和日本也有,中国却没有。正文所说的那道山口,大概就是中国关于帝国这一带的路程书里所提的「察罕鄂博库图勒」。)

〔注十〕(原注: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二百十一页说到都兰郭勒上有一座毁坏的喇嘛寺;可他那时候似乎并没有村子,他也没有提到柴达木有村子。这就证明我那几位告我者所说的是实话:他们说柴达木一切村子都是近四十年里建的,为的是抵住巴纳喀突然的袭击。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一百六十页把这地方叫作「都兰吉特」,又把「吉特」一词解作「教堂」。我从没听人这样叫它,相信他是被人误告了。)

〔注十一〕(原注:见霍沃思《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百二十五页。他说青海王出自达赖贡岱青,即平定西藏的固始汗的次子。一六九七年以前,这位青海王是达赖喇嘛的属藩。)

〔注十二〕(原注:鲁布鲁克同书第三百零五页说到「卡拉科斯莫斯」,「即马之清奶」。亦见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二百五十页;不过他没有提到「阿尔吉」——那是用马奶酒蒸出来的。我从没见这些蒙古人用后一种饮料。)

〔注十三〕(原注: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二百十二页:「这些愁惨之地那阴郁忧沉的色调,似乎影响了它居民的性情;他们个个都像是患着忧郁症。他们极少说话……」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一百四十九页:「他们的眼睛呆滞沉钝,性情阴郁忧沉。」而在他第三次旅行的记述《西藏之行》第八页里,他说他们「懒惰、虚伪、不诚实而愚蠢,可也不无几分狡诈」。)

〔注十四〕(原注:在青海一带,遇见归化于藏人或蒙古人之中的汉人并不稀奇。他们穿着与生活同自己新的同胞一模一样,只是不同他们通婚。这些民族中流行的那种极松散的婚姻关系,中国人是不以为然的。)

〔注十五〕(原注:它们大约的高度是海拔一万零六百尺,都兰郭约一万一千一百尺。)

〔注十六〕(原注:这些山的北侧是粗玄岩,中部与南部是砾岩。它们最高的峰不过高出平原一千二百尺。北坡上长着几株杜松与柏。)

〔注十七〕(原注:汉人叫「皮子」。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二卷第一百六十七页把它叫作「喀尔米克」,即白刺;凯里在《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九卷第七百四十五页给的名字是「哈尔莫」。)

〔注十八〕(原注:我据一部汉文的多语地理词典《西域同文志》把这个词作蒙古语,可它是否确切,我不敢保。)

〔注十九〕(原注:「巴隆」——照施密特《蒙古语词典》写作「巴拉贡」——意为「右侧、或南」;「宗」意为「左侧、或东」。)

〔注二十〕(原注: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藏之行》第八十七页给的人口是一千到两千顶帐篷。同我同行的那位通事、青海王的管事、以及后来巴隆柴达木扎萨克的管事,所说的数目相合如下:台吉乃尔一千户,柯尔鲁克一千户,库库一千户,巴隆三百户,宗一千户,共四千三百户。此外还须加上约五百名喇嘛。不过我以为这个估计偏高,大概多算了一千五百户。)

〔注二十一〕(原注:四月十一日,清晨五点半华氏二十二度,下午二点荫处八十一度,傍晚六点三十九度。四月十五日,清晨六点三十二度,下午一点荫处八十一度,晚八点三十九度。)

〔注二十二〕(原注:海拔九千八百八十尺。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给这地方的高度;可他给宗——在它以西约二十英里——的高度是八千八百三十九尺与九千二百尺,后一个数大概够准。)

〔注二十三〕(原注:我们的地图上这道山脉名目繁多,却没有一个是这地方所用的。通常给它的名字是「昆仑」,可早期中国的地理学者把这名字用在另一道山脉上,十之八九是青海北山、即南山。普尔热瓦尔斯基把它叫作「布尔汉佛陀山」,别的地图上又作「昂吉尔塔克西亚」,两个说法都不对。「布尔汉佛陀」正确地说是「布尔汉布达」——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二百十五页已指出——意为「佛之锅」。「昂吉尔塔克西亚」是一道山口的名字,「诺莫浑」「哈托」「布尔汉布达」也都是山口名。普尔热瓦尔斯基给那么多本有现成土名的峰、湖、地方取过名字,在这里倒错过了一个好机会:这道山脉本没有名字。何以不拿他的名字给它呢——他毕竟是第一个翻过它的科学的欧洲旅行家;或者,若非得有个名字,拿那位被诋毁得极厉害的古伯察的名字也好。)

〔注二十四〕(原注:这一支商队里雇着八个或十个人;领头的人告我说,他一年若净得五十串钱、即三十五两,就算很不错了。他雇骆驼到丹噶尔,每头七双靴子,约合二两;每头骆驼驮十六张牦牛皮,每张在丹噶尔值七钱。他收野牦牛皮、野驴皮、绵羊皮、山羊皮、羔皮和少量毛皮——多半是猞猁——所给的是靴子、挂面、麦面、衬衣布、针、线等物。)

〔注二十五〕(原注:我告过他说我的家在印度以西,而我只能穿过西藏回去——那地方我从前到过。他说他早就知道,我连提都不必提,我曾在西藏住过一段时日;不然我怎么会说那里的话、尤其拉萨的话呢。)

〔注二十六〕(原注:蒙古人和藏人里几乎没有骂人的话。青海与柴达木之人唯一的重话、而且不常听见,是「啊喇嘛,贡觉钦波」。拉胡尔的新教传教士把我们的「上帝」一词译作「贡觉」,可这个词在藏语里从没有那个意思。)

〔注二十七〕(原注:关于这句著名真言的来历,见后面的补注。)

〔注二十八〕(原注:古伯察同书第二卷第二百十四页把烟瘴的效验写得极生动,不过用的是一个中国人会用的话。亦见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第三卷第七十八页。甘肃叫它「烟瘴」,四川叫「瘴气」,两个说法都是「瘴毒之气」的意思。藏人叫它「喀都」,即「山口之毒」。这民族有些情形下把它归因于山上长的大量大黄,并说那些地方夏天最烈。吃蒜、甚至抽烟,都被看作解药。受它所害的牲口也给蒜吃。贝柳医生经喀喇昆仑山口往喀什噶尔去时,发现常服氯酸钾大为缓解。见《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第一百六十四页。)

〔注二十九〕(原注: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一八七一年有过同我极相似的经历。他把这牲口叫作「空古列苏」,即「人兽」。这是个混合的词:「空」大概是汉语的「熊」,「古列苏」是蒙古语,意为「野」。中亚关于野人的传说,中世纪就流传着。亚美尼亚王海屯在他一二五四至一二五五年赴拔都与蒙哥汗廷的行纪里,说到今乌鲁木齐东南的荒漠里住着赤身的野人。见贝勒施奈德《中亚中世纪地理志》第二百九十九页。柏朗嘉宾《蒙古史》第六百四十八页提到一种没有言语之能、被推倒便不能自起的野人,住在鄂米勒——或库木勒,即哈密——以南同一带地方。)

〔注三十〕(原注:不过毫无可疑的是:也有明达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熟知熊的样貌与习性等等,却相信藏东的山里有原始的野人。)

〔注三十一〕(原注:这样的缨子在中国只有武官用,而在蒙古与西藏则一切官员都用。正文所说那种授权之法,在这些地方是时时用着的。)

〔注三十二〕(原注:我们多数地图上把喀图郭勒画成从托逊淖尔流出,而又把托逊淖尔摆在同商和巴颜郭勒下游一样的纬度上。喀图郭勒长不过二十英里,并不从什么湖里流出。)

〔注三十三〕(原注:我的向导说这道山口叫杜林乌拉;可后来一个极熟悉这一带的人向我肯定说那是阿尼科尔,是这道山脉里最难走的山口之一。)

〔注三十四〕(原注:《蒙古》第一卷第一百九十三页。)

〔注三十五〕(原注:这条河在我们有些地图上作「白郭勒」,可我没听人这样叫它。「白」大概是「巴颜」的不准确的转写。)

〔注三十六〕(原注:青海及邻境所产兽类的名字,或许有些意思。奇的是汉人把野驴叫「野马」,虽然其中有一个承认那是驴、该叫「野骡子」。曾有一头极小的时候被带到西宁,想尽办法要驯它,却没有成。野马:蒙古语「库勒扎」,藏语也作「库勒扎」。盘羊:蒙古语「阿尔喀里」,藏语「阿尔噶勒」。藏羚:藏语「俄朗果」。野驴:蒙古语「霍鲁」或「呼兰」,藏语「羌」。牦牛:蒙古语公的叫「布哈」、母的叫「伊莫」;藏语公的叫「仲」、母的叫「智」。麝:蒙古语「库德里」,藏语「拉」。鹿:蒙古语公的叫「布拉」、母的叫「布拉木里勒」。原羚:蒙古语「泽林」,藏语「果」。)

〔注三十七〕(原注:人告我说「阿朗」意为「肛」。《西域同文志》把「阿里」解作「杂色」,同书又说「阿勒吉」意为「粗砾」,大概是指湖底。这湖海拔约一万三千八百尺。)

〔注三十八〕(原注:我测得这道山口的高度是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一尺;普尔热瓦尔斯基给的是一万六千一百尺。)

〔注三十九〕(原注:既然下这道要紧的山口时我们显然完全走错了道,我也就不便多说它的利弊。它是往藏东、古时往拉萨的旅人最常走的山口之一;而它的名字意为「安易、舒适」,这似可证明它比它东面那道叫哈托库图勒、即「多石山口」的要好些——不过我觉得后者倒是较好的一条。这两道山口上的路在博尔扎喀拉山口的北侧相会。这条诺莫浑郭勒不可同普尔热瓦尔斯基《西藏之行》第一百十五页所提的同名水流相混,那一条远在西边。)

〔注四十〕(原注:藏东通本多附近的拉卜寺给柴达木出过若干圣德极高的圣者。这一位虽只是格根,据说已够得上做呼图克图;可巴隆柴达木供不起这样的奢侈——那要向北京的理藩院缴一大笔钱。)

〔注四十一〕(原注:约高一万五千二百九十尺。)

第四章

黄河源、藏东北、纳木错部

我的驮队离巴隆扎萨克时最后编成的样子是:两个蒙古人、四个汉人,十七匹马,两条藏獒——论胆气,那两条值得上四个汉人。全部马匹里只有六匹是壮而状况好的。我在柴达木所得的那些是样子可怜的牲口——其实那地方的马一概如此:背陷下去,蹄子长得在石头地上不断磕绊;拿这样一班可叹的牲口去走长途,实在不堪,可那已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了。我们带着约五百磅青稞、一大皮袋糌粑、四十磅酥油和九十磅羊肉。

在湖东约十英里处过了阿朗郭勒,我们朝南面山脉中一道峡的口子走去;峡里流着一道小水,叫约克图郭勒。我们在它的南端近处、一个叫约克图乌兰布拉克、即「约克图的红泉」的地方扎营。这一点标着藏族康巴人夏天出来淘金时游荡的最远之界。有两三回汉人成队来这地方淘金,可巴隆柴达木的头人——这地方在他境内——一概禁他们再找下去,所举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西宁大臣的准照,只有一张行商的票。蒙古人自己从不淘金;他们说不会。藏人所用的法子极简单:拿一段木头挖成一个小槽,约三尺长、略不足一尺宽,用手把沙抛进去。所得的金子掺着许多泥土,可很容易卖给西藏的汉人商贩,价是同重银子的十二到十三倍——或者我该说,是卢比。

阿朗淖尔以南那道山脉与黄河源之间的地方,宽约六十英里,平均海拔约一万四千五百尺,有一列列沙、砾与黏土的低丘贯其间。沿途我没见着什么要紧的山,只有阿克塔山和近旁几座峰,都略覆着雪,在我们以西约二十英里。黄河的一支似乎是从这小小一脉山的南胁出来的。我们所行经之地贫瘠到极处,几乎没有草木,也没有流水;连野牦牛和野驴几乎都弃了它——后者我们只见着极少几头。我们往前走时,天气越来越坏;阵雪与冰雹、加上北到西北的风,彼此接得那样快,我们在难得的几刻日光里连衣服也烘不干。到了这样的高处,我们的马很快显出极疲乏之象;连疲惫地跟在后头的狗,也常得躺下歇一歇。我们自己并不比牲口精神:衣服像有千斤重,枪压得人往下坠,就是在平地上走也费力得满脸流汗。

五月九日,我们在扎祖霍硕扎营——那里一个坑里的水够我们煮茶,可不够那几匹可怜的马喝——随后沿一道干河床、顺几座低丘之麓而行,终于到了水从它地下的床里涌出来、流向黄河去的地方。柴达木与黄河的分水岭在这地方以北约十四英里,是一列松砾的低丘,海拔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尺。翻过它的山口叫博尔扎喀拉库图勒,标着西藏与柴达木的界。黄河的那一支,我们是在扎陵湖以西约十英里处第一次看见的;它流在一条沙与明亮石英砾石的宽谷里,谷宽一英里有余,水流本身却不过五十尺宽,极浅而相当缓。

我们近河时,我骑在队伍前头,忽然看见一个小水洼里有一头大褐熊正吃一头死牦牛。我向我的人打手势叫他们给我拿枪来;可送枪来的那个一见我要打熊,便转身就跑,队里其余的人也没有一个肯靠近。这一回幸而我那支温彻斯特的弹仓是满的,两三枪就结束了这「野人」。可就是它死了,我也没能叫蒙古人走近——他们对这「吃人的」的厌恶与恐惧有那样深。这头熊属普尔热瓦尔斯基所称的「食鼠熊」一种;它长过七尺,大概重六百到七百磅。黄河一带熊极多;它们不守在山坡上,常在平原上遇见。我们不断过它们挖的洞,约五尺深、五尺宽;蒙古人说那是它们的窝,可十之八九是它们找自己最爱的食物——鼠兔——时挖的。

黄河这一支以南是低丘,丘那边是一片约十英里宽、二十英里长的沼泽,有两道水流过其中,注入扎陵湖。这地方叫喀尔玛塘,即「星之平原」。每年七月,要在黄河主支的北岸以皇帝的名义祭河神。祭品是一匹白马和七八只白羊。每三年由西宁的大臣派一名官员为此事而来;别的年份则由巴隆柴达木的扎萨克任祭之责。人向我肯定说:那位中国的委员通常并不献祭,而是把祭品的价钱装进自己口袋;而扎萨克在这件事上是否老实,我也深为怀疑——因为大臣只给他十两银子去买马羊、又要他走这一趟。不过这些亏缺虽然大概为一切有关之人所熟知,这并不妨碍大臣向皇帝奏称:「鄂敦塔拉黄河源、及阿朗淖尔与阿尼玛勤两雪山之祭,已照定制如式举行,诵祝虔谨」等等〔注一〕。

喀尔玛塘以南诸丘之麓,有一条野悍的果洛康巴人往来拉萨、或者去袭往那城的驮队时所走的路。我的向导极想尽快赶过去,好免得同他们照面,怎么也不肯听我去看那湖——那湖我们在东边几英里处已望得见一部分。去看也得不到多少,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一八八四年到过它,所以我没有坚持离开那条路〔注二〕。横过喀尔玛塘时,稀薄空气那压人、甚至叫人痛苦的效验,比这一程任何别的阶段都更明显。若只是人受这影响,我多少会把它归到羊肉与糌粑不好消化上;可马、甚至狗,似乎同我们受得一样重〔注三〕。

黄河以南,地方与气候都变了不少。丘陵更有气派,几道颇高的山脉进了眼;地面极为崎岖,处处是长满硬草的小土包,包周围是小水洼、或者泛着碱华而发白的沼土。我们得在这些之间左绕右拐地牵马,马常在包上绊倒、或者一脚踩进深洞里。这样的情形下步行极为疲累;扎营时连一小块可以躺下的平地也找不到。这一带到雨季必定是一片广大的沼泽。

我们近哲曲的分水岭时,风雪更频更烈〔注四〕;我们极难找到干粪作柴,风与寒又那样刺骨,马不肯吃草,挤在某处避风的角落里,全靠我们每天能喂它们的一两夸脱青稞。天晴时看它们觅食很有意思:它们惯于用嘴唇把盖着新草的土或雪拨开;得着一天歇息时,它们能靠这个法子吃上一顿「饱饭」。可这样的日子太少,所以到哲曲之前已有八匹马不得不被撇下,听天由命、任狼与熊处置。至于我们自己,夜里也得不到多少歇息与受用,因为躺不下去——平躺相当难受——只好拿鞍子撑着睡,而且只能断断续续地打盹。不断的风、雪与冻雨把我们的皮肤割裂烤焦;我们的眼睛虽有这些地方所戴的马尾帘护着,也又痛又烧。

后来一个康巴人告我说:普尔热瓦尔斯基从哲曲回来时同果洛的那场冲突,就在喀尔玛塘附近。藏人对这桩事的说法是:约三百个果洛袭了俄国人,可被击退,他们死了两个人和几匹马,俄国人丢了几头骆驼。这位探险家在他一八八四年八月八日给皇太子的信里,对这场武功作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描述〔注五〕:「他们嘶喊着扑上来冲杀。他们坐骑的蹄子在湿地上响得沉闷,他们的长矛竖着、闪着光,他们长长的布袍和黑色飘动的发辫在风里拖在身后。这一群野悍嗜血之众像一片云扑向我们」等等。这描述确实极为生动,而且同事实也够近;可后文:「第一排枪并没有止住敌人;他们继续朝我们冲来,他们的首领喊着:『冲啊!冲啊!神与我们同在!他必帮助我们!』」一个异教的头人竟会用这样的话么?他是回教徒,还是乔装的虚无党人?后一种假设大概是对的,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当时既无译人也无向导,不然他是不会听懂的。可到了说那些果洛被俄国人的急排枪击退、便转身躲在最近的岩石后头、「用他们的燧发枪在三百码上向我们开火」时,这就登了顶;而那位受这位大旅行家苦头如此之多的古伯察,也被超过了。为藏人所造、或藏人所有的最好的火绳枪——不是燧发枪——也打不到一百五十码,寻常的还打不到那么多尺。将军和他那一队是安全的!

在这荒漠里,打破我们日常单调的唯一一桩事,是晚饭吃完之后,那蒙古人多威从鞍袋里掏出一块羊肩胛骨,对它念一段短经〔注六〕,便放进炭火里。它在那里烧到彻底焦黑,才被小心地取出来;我们都挤上去听明天有什么等着我们。他仔细察看火在骨上烧出的裂纹:纵的代表我们的行程,横的代表要落到我们身上的事;骨的一面留给我们的牲口,一面留给我们自己。随后他凭骨的颜色预言天气;其实没有一样是他看不出的。幸而运气像是在我们这边,兆头总是吉的,不过于马则预示着灾殃〔注七〕。肩胛骨用完之后,多威还能用他的念珠占出未来的一个朦胧的影子;可这个法子他并不很看重,只在要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回一匹走失的马、或者别的这类不打紧的事时才用。

喀尔玛塘以南我们到了另一片平原,同它一样满是水洼,另有几个小湖,又有一道小水流过、注入北边那两个大湖之一。这第二片平原藏人叫祖勒梅塘,蒙古人叫鄂伦乌图克德〔注八〕。这片平原、以及喀尔玛塘四周的丘陵,真正是被牦牛铺得发黑;看得见成千上万头,而且它们从来极少被人扰,我们骑到离它们两百码之内,也不惊它们。不过离黄河以后,我们再没见着野驴或羚羊——只有熊、牦牛、狼、鼠兔和赤麻鸭——可我一切打猎之兴都没有了:测绘路线、照看人马,已够我忙的。

翻过祖勒梅塘以南另一道低丘之脉,我们进了多穷的流域〔注九〕。这里我们看见人居的第一个迹象:牛粪垒的矮墙,藏人拿它围自己的帐篷、又圈羊和山羊。可季节还不够晚,百姓还没有离南边较避风的谷、上这片荒凉的高地来;我们把眼睛睁得发酸去找一顶黑帐篷,也找不到一顶。多威至此领得还好,可他此刻宣称说:他走这条路已隔得太久,有些忘了。大方向是毫无可疑的:我们须往南走;于是我们继续慢慢往前,众人几乎一直得步行,好叫自己的马松一松、或者好让马分驮驮畜的驮子——那驮子对这些力竭的牲口已经太重了。

五月十三日我们过了黄河与扬子江之间的分水岭〔注十〕,进了热穷谷;那是我们至此所见最大、也最不荒弃的一条谷。藏人近来住过的痕迹极多;多威向我保证说:除了这条谷里夏天牧草极好,土人还被这里溪流的沙与砾石中所产的大量金子吸引着。南面,这条谷被一道长而高的山脉关住,那是我们所遇第一道真正有气派的山。河从它西端一道红砂岩的峡里流过,峰头几乎垂直地在它上方升起两三千尺。云那样厚地压在山胁上,我们的向导再也找不着他的标志;他的为难、我的为难都极大——因为更添愁的是粮几乎吃尽了:我估着够吃半个月以上的,十天就被吞光了。凡同亚洲人或非洲人同行过的人都知道这些人能塞下何等惊人的分量,也知道他们极不知节省;所以这一回,将近一百磅羊肉、四十磅酥油和一大袋糌粑,几天之内就打发掉了,我们落到了拿羊油拌茶和糌粑吃的地步。幸而我在我那天津小厮的行李里发现一小袋米和一小袋曲玛——他把它们藏在那里留着日后自己享用——这才帮我们挡了一挡饥饿的啃噬。

我们横过那条谷,开始爬南面那道山脉,可只上得几英里:除两匹之外所有的马远在到顶之前就不行了;猛烈的阵雪与冰雹又赶上我们。于是在山胁上撇下一大部分行李之后,我们终于绝望地停了下来;又找到几眼泉、泉旁有一处废弃的营地,便决意歇一两天,打发多威先去探路,若办得到就到一处藏人营地去求助。

第二天他带着两个样子野悍的汉子和四头牦牛回来。这两人应了把我们送到他们头人纳木错普尔东的营地去,价是八只瓷碗——约值两角——可在得他头人之许以前,不肯讲再往前走的价。他们说热穷谷和四周一带雨雪几乎不断;我们的经历确实证实了他们的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过了那道山口的顶,海拔一万五千五百尺〔注十一〕;极陡地下了半个钟头,便到了玛甲沟谷里。那条谷朝南伸去,是纳木错部康巴人的冬季牧场;夏月里他们移到我们刚离开的热穷谷去。一道大而清的水流顺谷而下,到约四十英里外的南边注入哲曲。我们见草木已相当发了,地上长着那种像蕨一样的小委陵菜和各色粉白的花,河岸上的草也高得足供好牧——比起我们过去半个月所在的那片荒凉褐色的荒漠,这是极可喜的一变。

顺谷而下约九英里,我们到了那两个向导的营地,在那里过夜。我们极缺食物,可这些人说他们自己的都少得很,匀不出糌粑或酥油卖给我们;我们只好拿在一只鞍袋底上发现的几把豆子和米将就。

他们告我们说:近旁一顶帐篷里住着一位极有名的占卜者,又劝我向他卜一卜此行会有什么落在我身上。这消息叫多威大为欢喜,因为他的羊肩胛骨已经用尽,近几天来没能天天窥一窥未来。那人被叫来了,不多时就露了面。一件脏羊皮袍,一双红布筒的靴子、靴筒上露出光腿,就是他的装束;可最叫我注目的是他的面貌与头发——瘦削的鹰钩鼻,大眼睛,一团纠结的卷发披在肩上、半遮着脸。他看着像个乔装的欧洲人,不像亚洲人。后来我发现这个类型在藏东颇常见,尤其男子;可藏中与藏西之人里,我从没留意到。他被请来给我卜,便从袍里取出一本小书,每一叶上系一根线;他把那些线绞在一处,递给我叫我「抽」一根。随后他读我所抽那一页上的字,又查另一本较大的书,说:我若要到得了目的地,就须走得快,哪里也不可耽一刻,那是我唯一成功的机会。无论如何,这是合时而中肯的劝告;我愿自己能照着办。

西藏这一带的人作占卜者极有名,不只在他们本国,在甘肃也

如此;关于他们神奇的通灵,我常听到极惊人的故事〔注十二〕。

领我们到这处营地的两人中有一个,若他自己的话信得过,便是个十足的恶棍;他的相貌也确实配得上一个杀人的。他说汉人都是偷盗的无赖,又自夸说他亲手杀过几个;若他头人纳木错普尔东吩咐,他很乐意把我这一行里几个添进他的被害者名单里去。我的人听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同我们喝着茶、以最平常最安然的口气说的。这营地里其余的人并不这样嗜血;他们把我当作中国的官,唯一怕的是我会「吃」他们——向他们索粮索驮畜而不给钱;一听我保证说凡我所取一概付钱,他们便大为宽心。

第二天我们顺谷而下,到一处叫色穷的地方,离那头人的营地几英里。我极为悬心地等多威回来——我打发他带着礼物去见那头人,又请他卖粮食给我;因为我在这里受什么接待,关系到我整个行程的前途。马已不堪再走,又没有粮、没有向导,他若不肯帮我,我便一步也走不得了。过了一会我的人回来说那头人要来看我;不多时他便露面了,带着两个儿子和若干仆从。纳木错普尔东是个五十岁、相貌很好的人,眉目分明,神情颇为庄重。他同他多数同胞不一样——那些人把头发松松地披在肩上——他的头是剃过的。他的羊皮袍镶着一道宽宽的水獭皮边,头上是一顶带貂皮边的蓝布帽。仆从们戴着蒙布的帽子,宽檐而帽顶又高又窄,像夸张了的朝鲜帽——这一带夏天同青海与柴达木一样,常戴这种帽子。这位德巴给我带来一袋糌粑、一袋曲拉和一些酥油,又说第二天要送我两只羊。这样亲切的接待叫我们惊讶,可不久就解释清了。他告我们说:约半个月前他见过一个西宁的通事往南去,那人说可能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官要走这条路,又请他看作私人的情分,尽力帮那人的忙。这真是可喜的意外,也证明我那位先前的同行伙伴所表的交情是真诚的。他这一助极为合时,因为那头人还添一句说:若不是那通事所请,他是什么也不会为我做的。

他同他那一行同我待到第二天,拿我的枪取乐,那老头人还打得颇准。玩厌了,他便取出一本小小的经书——或者毋宁说是向诸神的祈请与密语——念了约半个钟头,每念完一遍就用一只嵌珊瑚的小银夹子在念珠上记一记。睡前、第二天早上又一次,他在帐篷对面烧了许多柏枝,又奠茶为供——这是藏东一切体面人家都认真守着的宗教之礼。第二天我随他到他帐里去,发现它同他属下的帐篷只有一点分别:它更大,约五十尺长、四十尺宽。里头的陈设各方面都同青海藏人的帐篷相仿。他妻子是个三十五岁、丰腴的妇人,戴着一顶由大琥珀圆片做成的冠,每一片上嵌一粒珊瑚珠;把她那无数发辫束在一处的黑缎带上也缝着同样的饰物。她管着一长列铜锅,从锅里分出奶和茶,由男女奴仆连同一袋糌粑、一盒酥油摆在每一位新来者面前。她是德巴的第二位妻子,同她生了一子一女;第一位妻子已死,留下五个儿子。这头人最看重的所有物,是一支从一个汉人那里买来的极平常的勒福舍左轮,还有几只从四川带来当稀奇看的鸡——那是我在这一带所见的唯一几只。

他应了租我若干牦牛,把我的行李驮到哲曲以南第一个城镇结古多去,又拿三四匹好马换我最坏的几匹。除了临走前我送他几样不值什么的礼物,我许下到结古多后送他一支左轮和一百发子弹。这件彩头叫他喜不自胜;他说他的安宁不断被果洛和德格人搅扰——那些人到他地方上来掠夺——可此后他就能安睡了,因为他们一听说——他会设法叫他们听说——他有了一支「六响」,再来扰他时便要当心些。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因为「纳木错普尔东」只是个诨名,意为「纳木错的铁锤」;可他说谁也不可知道,那是极深的秘密,而他的仇家因他身上这一层神秘,怕他更甚。

这位边地之人所处的地位何等暴露、何等艰难,他于中国政府之助何等靠不上,下面这桩发生在一八八四年的事便是例证;我在他那里逗留期间,他对我略略说过。

一八八三年冬,纳木错、腾多等处的头人向西宁的大臣陈情说:近年来他们受德格的横暴压迫与苛敛,又不断被果洛侵掠境土;此外德巴宗——即拉萨〔注十三〕——还逼他们每年以茶与银助其军费。他们请求从西宁派一名官员来处置这些不法之事。

于是派出了一名笔帖式、即衙门的书办,一名都司,二十名汉兵和五十名蒙古人;他们这番功业的经过,在大臣李慎奏报皇帝的文里是这样说的:

「该员等星驰前往,于光绪十年七月初二日抵玉树边界纳木错部落地方,该部百长〔注十四〕等前来谒见,禀称德格之王遣其管事率众三千占据腾多〔注十五〕一处,不日将由该处进攻纳木错部落;并求笔帖式、都司示以应行之事。

「笔帖式、都司遂发一传票,送交德格管事,饬其前来听候办理。该管事复以禀文,略云:『纳木错向我部众索取勒赎;如不于三日内将纳木错之德巴严加惩治,我众甚多,势必不能禁遏。』

「笔帖式、都司乃许传唤纳木错普尔东到案讯究,而该管事则拒不到案。延至九月十一日,已逾一月有余,纳木错普尔东遣人来报:德格人已运到铜炮两门,其兵拟即进逼,恳求救援。

「都司遂带护从五十骑前往腾多,责问此等擅自为乱、不奉号令之由;该管事无辞可对,乃撤回其兵,按兵观望。

「值此之际,驻甘孜之千总卢明扬〔注十六〕巡查所至,到了该处——即德格之治所——笔帖式乃具文请其既在该地,助成和局。该千总旋复称:业将笔帖式来文呈报四川大宪,约六十日可得复示〔注十七〕,届时即行办理。

「事遂如故,直至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该千总告知笔帖式、都司:业奉令传唤德格管事到案。笔帖式乃驰赴巴塘,于二月初六日抵彼〔注十八〕,以助讯究,并与该千总会晤。然德格管事终不到案;候之多日,笔帖式乃返其来处,卢千总亦即起行。」〔注十九〕

这段叙述有许多可注意之处,而主要在于它显出这地方的情形、以及藏东最强之邦对中国政府何等不加敬畏。关于拉萨人不断设法兼并这一带、或至少使它成为自己的属贡,我后面还有机会说。这里我只请注意一点:在上面这段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纳木错之事的记述里,我们看见三四十个汉人在藏人身上白吃了一年,这期间靠乌拉从他们身上刮了不少钱,什么也没办成,被德格人冷落,又把纳木错和腾多的头人撇在那里,任他们的仇家为他们曾求可恨的汉人相助而报复。

住在哲曲以北、从它源头到结古多、甚至更东的那些以牧为生的藏族部落,在一七三二年被中国政府编为三十九个「百户」,由世袭的头人、即德巴统着,受西宁大臣管辖;若部落靠近四川边界,则受该省总督管辖。这些部落须每年每百户以一匹马向皇帝进贡;还须向一切经过他们地方的中国官员与贡使供给马、牦牛、向导和食物——换句话说,就是从哲曲到柴达木多伦巴图尔的乌拉。马贡不久便折成每户百分之五两银子的丁税,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今日〔注二十〕。这些族或部被称作康巴〔注二十一〕,这名字其实用于康、或康多——藏东便是这样叫的——的一切居民;不过在平常的话里,除了说到北边那些部落之外,这名字被许多各地专有的名字所代替,譬如霍尔巴、德格瓦、理塘瓦等等。

藏北这些部落里最有意思、可惜也最不为人所知的是果洛,他们住在一大片地方,从四川西北的边界附近一直伸到黄河源〔注二十二〕。我所遇这些部落的少数几个人,同藏东其余的人只在语言上不同:他们的话无疑是藏语,可没有专门研究过的人几乎听不懂。据说这些果洛部落有一千多顶帐篷、即约五千人,其中为首的是阿曲果洛,他们的头人称作阿曲嘉波。许多人住在山里的洞中,而他们所用的青稞与铁器都得靠松潘的商人、或邻近的藏族部落。他们有时到丹噶尔去,可大部分买卖是在拉卜楞寺、在贵德、或在松潘做的,带去的是麝香、皮张、毛皮和一些金沙。不过买卖是他们各业中最不要紧的一桩;劫掠驮队、侵袭务农的藏人,不费多少力就供给了他们生存所必需的那几样东西。有些喇嘛住在他们中间的帐篷里,可他们的人入了佛门的,多半住在拉卜楞、或者霍尔巴地方的达杰寺。

一切以牧为生的部落,藏语叫「卓巴」或「卓克巴」〔注二十三〕,由称作「德巴」的头人统着,头人下面没有别的执事。就我所见,他们权柄极小;遇战事他们率领自己的人,平时则看着自己部落的牧地不被人侵占;他们为中国、为拉萨、或为德格——视情形而定——征各样的税,有时也调处族人之间的争端,可这类事百姓多半自己了结。

除了这些严格说来的游牧部落,西藏各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住在帐篷里,也叫「卓巴」;不过据人告我,他们的组织不是部落式的,而是随他们所住那一带通行的办法,因此留到后面说藏东较开化的部分时再讲。

卓巴纯以牧为生,有牦牛群、马群,有绵羊与山羊群。他们中间有狗、有几只猫,可没有家禽。藏獒在藏东极少见,可看得出有一点藏獒血的杂种狗时时遇得着,作看家狗极好。这些人的青稞要靠务农的邻人;他们所吃唯一的蔬食是曲玛,那在这地方到处都长得多。他们的风俗同青海藏人几乎一样:同他们一样只娶一妻,从她父母那里买来;也同他们一样把死者弃在山坡上。

康巴人是极好的骑手,比蒙古人还要潇洒得多。他们的鞍子也比蒙古人所用的好得多,最好的出自德格与理塘。他们像阿拉伯人一样把马镫踩得极短,大腿是平的,用一副带大环的衔铁。

同纳木错普尔东度了大半天之后,我回到自己营地;不多时他所许的向导到了,另有七头牦牛,来驮我那些马的驮子。第二天早上我们往结古多去。沿玛甲沟谷走了几英里,我们见着在这地方所见的第一批房子:小小的石屋倚山而建,有好几层,靠倚在外墙上的刻槽木梯上去。路在这里分成两条:长些而较好的一条沿溪而行〔注二十四〕;另一条较陡而较短,顺左边一条谷上去、翻过拉当拉——一道约两千尺高的山口。下了那一边不远,我们又到了河上;在这里、约一万三千八百尺的高处,开始有耕作,可土石头太多,收成必定极少。所种的粮只有青稞;我记得它是一种壳松的特别品种,至少较好的那一种是。预备做糌粑时,青稞在一只铜锅里炒过,壳一簸就容易脱下来。用寻常那一种青稞时,面就极差:壳留在里头,拌了茶,看着、吃着都像麸皮糊。

我们在一个叫塔沟的小村子过夜,在哲曲以北约四英里;纳木错一区在这个方向上就以那条河为止。我们所住的房子属德巴所有,专供沿这条路行走的官员使用。西藏一切主要的路上都有这样的官店,土人叫「加祖康」,汉人叫「公馆」。每一处有几个仆役,通常两个:一个是马夫,一个是内差——即「上房的仆人」——供客人茶、柴、水等等。这些人通常是妇女;若有一大队人住在她们所管的屋里,她们的差事便远不是坐领干薪。西藏的村子几乎总建在高出溪流的岩台上,而且建在不占可耕之土的地方——那种土全境极为稀少。女人须把一切用水从下面的溪里背上来,水装在背上的桶里。一条生皮带绕过胸前、再绕住桶,桶底搁在袍子垂在腰间的厚褶上。许多地方村子离水至少四分之一英里,女人便时时在做这件苦活——那是男人认为有失身分的。

塔沟的房子、以及我此后所见的一切房子,都是石造的,通常是石灰岩或某种页岩,表面有时抹一层泥或灰。一座带沉重双扇门的大门通进一个院子,院子四周是房屋与棚子。这些房子也是两层的,一根倚墙而立的刻槽木头当梯子上二层。一层的顶就作二层的廊,是泥做的,架在粗大的椽上。顶上留着洞,一层屋里的烟从那里出去;而内间的屋子,这些洞便是唯一进光的口。若有窗,也只是墙上约三尺见方的开口,没有什么挡风御寒之法;只有最好的房子里用在槽里推拉的厚板关它。家具是绝对没有的;有时炉边有一段粗粗削方的木头,用来放杯子,可通例连这样原始的桌子也没有。有些房子里有灶,锅坐在灶上、烧粪;另一些是敞开的大炉膛,每一个当中有三块石头搁锅。游牧之民的简朴,在务农藏人家里一切陈设上都见得着。许多房子里四壁俱全的屋子不过两三间,其余全是临院的有顶的廊。这些廊有一样大好处:比屋子亮、也更通气,可几乎并不更冷;它们也较少虫——在西藏到处都被虫折磨得可怕,跳蚤尤其成群。这些房子的底层都作马厩,这在山地与寒冷之国是常见的,譬如瑞士;每一所房子都有安排得好的厕所。大概是马的热气——那热气足以把它们厩上那间屋的温度升高——使人想到把它们安在起居之屋底下。有一桩奇事可见这民族在文明之艺上进步何等之少:他们似乎只会盖最粗陋的房子,而且只会盖木工极少的。藏东的建造几乎全由四川的木匠与砖匠做,连工程所需的木材也由他们伐。我在往甘孜的路上遇见极多这样的人,正往僻远之处去,为建庙、架桥,为做犁与驮鞍,为做他们各自行业里别的活。

我在藏人手里所见的工具,只有一种原始的锛子、偶尔还有中国的小斧。因此在他们当中见不着多少木制的家用器具,也就不足为奇。打茶的茶筒是把一段木头剖成两半、掏空、再用柳条箍起来的,那是自家所造;可他们的木杯木盘是汉人旋的,念珠所用、名叫「菩提辛」的木珠也是。这地方极少见编的东西;竹的茶筛——也是汉人造的——是我所遇唯一的柳编之物。不过藏东之人是巧手的陶工,做两种陶器:一种是轻而发亮的黑陶,另一种色偏红而较重。他们用中国的陶轮;这门手艺无疑是汉人传给他们的,而且是近世的事。他们所造茶壶与碗的形制,模仿这些器具用金属做时所取的样式;它们的纹饰则显出中国与印度合起来的影响。

〔注一〕(原注:见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五日《京报》。关于祭阿朗淖尔附近诸山、以及祭阿尼玛勤之事,我一无所闻。从中国的地理书里我推想:后一座山被认作古时相传禹所祭的那座圣山岐。见理雅各《书经》第七十一页,载《东方圣书》第三卷。)

〔注二〕(原注:黄河上游蒙古人叫「索洛玛」,藏人叫「玛曲」。蒙古人也叫它「阿勒坦郭勒」,即「金河」,不过近源处不用这个名字。真正的黄河可以说是从鄂陵湖——喀尔玛塘附近那两个湖里偏东的一个——流出之处开始。注入它和扎陵湖的,有若干要紧的水流,来自喀尔玛塘、祖勒梅塘和多穷几片大沼;它们给黄河这两座水库送来的水,比北面那条主支多得多。扎陵与鄂陵两湖又叫察喀淖尔与察噶淖尔,又叫扎朗与诺朗。据说「扎陵」这名字是藏语:「扎」即「盐」,「陵」即「长」;「鄂陵」则是「温」即「蓝」,加「陵」即「长」。「扎朗」「诺朗」大概是这两个词的讹读。「察喀」也是「咸」的意思;「察噶」我解不出。普尔热瓦尔斯基「以发现者之权」把错扎陵命名为「考察队湖」,又把错鄂陵叫作「俄国湖」。错鄂陵在元代称作阿拉淖尔,见《水道提纲》卷五。喀尔玛塘蒙古人叫「鄂敦塔拉」,汉人叫「星宿海」,意为「星的平原或星的湖」。十三世纪时它叫「鄂敦淖尔」,即「星湖」。从西宁到拉萨的旧大道——我至此大体所循的那条——过喀尔玛塘后折向西,一直往西到哲曲的渡口、或者毋宁说过河之处,叫哲曲拉布丹。这一点在中国的路程书里作「库吉赛」。《西宁府新志》说一年中某些季节这里可以涉过。书中又说,由喀尔玛塘那条路算,它离西宁一千七百十里。)

〔注三〕(原注:喀尔玛塘约高一万四千到一万四千二百尺。在它南边另一片平原祖勒梅塘——高一万四千九百尺——我们比在分隔两片平原那道山脉的顶上——高一万五千六百尺——难受得多;我们在那顶上停了约两个钟头。)

〔注四〕(原注:从四月十六日我到商,到五月二十五日我离结古多,共三十九天,其中落雪二十二天、落雨两天,刮风三十天,最厉害的自然是北风与西北风。下雪时极少伴着大风。五月十五日,在一万四千八百尺的高处,落雪夹冻雨,伴着猛烈的西南风。西到西南的风通常带来雪。)

〔注五〕(原注:见《皇家地理学会会报》一八八五年第一百七十一页。)

〔注六〕(原注:或者照鲁布鲁克所说,是「把要卜问之事在心里想一遍」。这大概才是正确的解释,因为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祈祷,并不是佛门的习惯。我们常把「门兰」一词译作「祈祷」,它的意思是一种申说、一种企望、一种立志,而更常是一个愿。打箭炉的藏人见吉尔上尉从不买本地的食物、却总有许多可吃,又从没听说过罐头食品,便说他饿时就把自己的碗举向天「许愿」,要什么样的食物就许什么,那碗立刻便被神力盛满。)

〔注七〕(原注:这种占卜之法,人类学者称作「肩骨占」或「胛骨占」;康巴人也用它,而他们在卜筮之学上被认为极精。它在亚洲自古就有,是一切蒙古部落通行的办法。日本从前、也许现在还用它,那里用的是山羊的肩胛骨。阿提拉在沙隆之战前,就是这样得知自己将败的。鲁布鲁克《行记》第三百十八页有一条关于这风俗的有趣的注。见后面的补注。亦可参看卢伯克《文明之起源》第二百三十八页;卡特勒梅尔《波斯蒙古史》第二百六十七页;以及泰勒《原始文化》第一卷第一百二十四页。)

〔注八〕(原注:在阿特金森据班智达阿克的测绘所编、载于彼得曼《地理通报》一八八五年第一图的那张地图上,它叫「辛玛塘」。分隔它与喀尔玛塘那道丘陵上的山口,藏语叫祖勒梅察朗,蒙古语叫鄂伦乌图喀默,海拔一万五千六百四十尺。)

〔注九〕(原注:这些丘陵在我们的地图上叫「喇嘛托勒海山脉」;可这名字在蒙古语里意为「喇嘛之头」,只用于多穷谷里一座红黏土与砾石的小丘。多穷蒙古语叫「多根郭勒」;这道水流无疑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第四次旅行记述所附的地图上,这一点同我的看法相合。从前的地图上它叫「都克布拉克」或「布克布拉克」,又被说成是扎曲的上源。「都克布拉克」意为「多克、或多根之源」;而班智达阿克既是在我所到之处、即近它源头处遇见这条河,人家自然就告他说那是「都克布拉克」、即「多穷之源」。)

〔注十〕(原注:我们过分水岭之处约高出海平面一万五千四百五十尺。热穷比它低八百到九百尺。)

〔注十一〕(原注:那山口叫热瓦拉。「热瓦」在康巴藏语里是「发辫」的意思。拉萨方言里则用「扎塔」指这个物件。)

〔注十二〕(原注:我在中国的史书里见过记载:回鹘的巫者称作「堪」。他们会不会就是康巴人呢?我们知道中国的蒙古皇帝宫中有西藏的术士。)

〔注十三〕(原注:全西藏都这样称拉萨之国。有些欧洲作者所用的「拉萨德」一词,我在那地方时从没听过。「德」意为「一区、一乡」。)

〔注十四〕(原注:纳木错普尔东的中国品级是「百长」,即「百人之首」。藏人叫他「德巴」;同他说话时则叫「本波」,即「官长」。)

〔注十五〕(原注:汉人叫「正多」。它是纳木错东南约四十英里一区的治所。班智达阿克到过那里,他把它叫作「腾杜」。那是一处要紧的贸易中心,除一座住着好几百人的喇嘛寺之外还有两百多所房子;不过汉人商贩不到那里去。)

〔注十六〕(原注:我经过甘孜时,他还在那里统兵。他那一支约有二十名不带兵器的步兵。)

〔注十七〕(原注:驻打箭炉的协台节制藏东各处驻员的行动。卢本可以在二十天之内得他的回示;可他于此事既无可为,便只想以推延来「留面子」。)

〔注十八〕(原注:那笔帖式大概是从结古多出发,经德格卓车尔到巴塘的。这一程通常要走十天或十一天。)

〔注十九〕(原注:见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五日《京报》。)

〔注二十〕(原注:见《西藏图考》卷五第二十页。)

〔注二十一〕(原注: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前面已引的那封给皇太子的信里,说到纳木错的康巴人时写道:「这里游牧着堪部的蒙古人,带着他们的山羊群与绵羊群。」我想不出他怎么会犯这样的错,因为这民族身上绝没有一点蒙古的东西——他们是古西藏文明极好的代表,大概是我们纪元六世纪党项人的后裔。胡克尔《喜马拉雅日记》第一卷第一百二十七页有下面这段有趣的话:「勒布查人之地的北部住着锡金的博特亚人、或称『昆巴』,是一个混合的种,自称『昆巴绒』或『昆巴勒布查』;可他们是从西藏迁来的,是随锡金第一位王公来的。他们的省分在拉萨东北。」「昆巴康巴」与「昆巴绒」——或「绒瓦」——的意思是「务农的康巴」,或「住在农作之区的康巴」。)

〔注二十二〕(原注:《皇清职贡图》卷六提到六个果洛部落,其中三个它称作「阿束」、即阿曲果洛。亦见古伯察《鞑靼旅行纪事》第二卷第二百三十一页。)

〔注二十三〕(原注:写作「卓巴」。)

〔注二十四〕(原注:这一点以下约一英里有温泉,近旁有几所房子。据班智达阿克的报告所制的那张草图——见《皇家地理学会会报》第七卷第一百三十六页——上,这一点有一座叫「尼亚莫何」的城;可我打听不到有这样名字的地方。纳木错是整个这一区的名字,大概意为「天湖」。拉萨以北一个大湖也叫这个名字,蒙古语作「腾格里淖尔」。)

第五章

渡哲曲(金沙之河)、结古多、德格、霍尔诸部、吉绒

我这一程到大沟,大致便是离开藏东北边地〔注一〕、进入一片人烟一般稠密之区的地方;那一片地方由农耕的部落与游牧的部落交错占着,一直不断地延到打箭炉——那是四川西边的边城,我由那里出境。

大沟以下约四英里,我们到了哲曲,就是扬子江的上游〔注二〕。那是一条极美的蓝色大河,约一百五十码宽、二十英尺深,在高峻光秃、带红色的山间急急流着。这便是我听说过那么多的可怕的急流,蒙古人与汉人一致认它为这条路上最可畏的阻碍。不过我们并不在这一处过河;沿岸走了约半英里之后,我们进了一条朝东南去的狭谷,开始上俄约山口——那是一个极陡极难的山口,南坡尤其如此。上山途中我们不得不丢下三匹马;自离柴达木以来的苦役与薄草料已把它们弄成了骨头架子。这座山几乎全由页岩构成,岩层近乎直立地露出地面,走在上面极其难受〔注三〕。南坡的坡度大概三十度,上面覆着一片崩解的碎石与泥,我们就在那上面往下滑,直滑到离顶约一千尺处一块有草的台地,便乐得在那里扎营。

第二天我们把下坡走完,又沿哲曲一条向西流的小支流上行了几英里,随后以极平缓的坡度上了崩果山口——海拔一万五千八百尺——山上直到海拔约一万三千尺处都长着低矮的灌丛;从顶上又望见哲曲在两千到三千尺高的群山之间曲折盘绕。自这个山口下去,比前一天还要陡峻,脚下是一片碎裂崩解的云母片岩与板岩。

河边有三四个村子;可向导在好几家试着请人把我们在屋顶上见到的那许多晾着的皮筏放下一只渡我们过河,却没有一个人肯。于是我们沿河上行,盼在下一个村子遇着好说话些的人。走了不到一英里,我们便撞上一大队骑马的人迎面而来。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枪、矛、弓箭和刀,有人还带两样。其中有几位头人,他们毫不迟疑地申明自己有权叫人听从,说我们不许过河——这条河便是界线,过了它,汉人若没有他们或丹多头人的准许便无权前行。他们命我们随他们到那个镇上去,那镇往东只有一天马程;要我们到那里去见汉人的通事、第巴,以及这地方所有别的头人——他们都聚在那里,为的是了结一桩久悬未决的界务之争。我虽极愿见一见我那位旧日的同路人和这地方所有的大人物,可我以为到那里去并不稳便,那是把头送进狮子口里;于是我告他们说我们随后就跟去,只是要走得慢,因为马极疲乏。我们让他们先骑着走了;他们一出视线,我们便顺河而下,走了几英里极难走的路,便站在哲曲边上,在哲沟村附近的渡口。

我们下那座陡山时,望得见一只极小的船来回渡着,看去不比一只洗衣盆大,形状也同它差不多。河约一百七十五码宽,又急又深;想到要叫我们那些累垮了的马凫过这道急流,又要把我们自己和全部行装托付给这样一只脆弱的船,大家都颇为紧张。可这事非办不可,而且要赶快办,趁还没有人送来不许渡我们过河的命令——夜色正迅速落下,我们上游的谷里聚起大团的黑云,像要有一场暴雨。一转眼我们便把牛背上的驮子卸了、把马鞍解了,又连喊带扔石头把它们一齐赶进河里。急流把它们往下冲了约四分之一英里;可它们大概干惯了这种事,一直省着力气,直到被冲出主流,然后便顶着水流迅速游到岸上。叫我意外的是,牛过得比马快得多。接着轮到我们。那皮筏是用牛皮绷在几根弯枝上做成的,约五英尺长、四英尺宽,形状像半个核桃壳。它这样脆,人须极小心,脚不可踏在皮上,只可踏在肋骨上;因为皮上稍一受直压,缝线便要开。一个人站在船头,用一支短桨划或掌舵,斜着过河,然后把船背在背上沿岸往上走,好在再被冲过去时仍回到原先的出发点。等四个人连我们一半的行装过了河,暴雨便顺着峡谷扑下来,船夫说刮这样的风他不肯再渡了,船准要翻。这时天已黑,雨倾盆而下;我们挤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底下,预备尽可能舒服地过这一夜。所幸我们的壶、茶和糌粑都还留在我们这一边,又有一个村人好心给我们送来一袋干粪和一只风箱,我们才得以照常做了那顿俭薄的晚饭。

这一带人见面的礼节颇为新奇。他们伸出两手,掌心向上,耸着肩鞠躬,伸出舌头,然后说一声「哦,哦」。要向人表敬、或表谢意时,他们便伸出舌头说一声「噶真」〔注四〕。

那一夜极为难受,雨雪不住地落。天亮后我们被渡到同伴那边,而我们尽可以自庆:这条可怕的大河竟渡得这样轻易〔注五〕。不过那些马凫得极乏,这一天我们走了不过六英里。我们经过宗宜佛塔——它红色的墙与镀金的尖顶使它成了一处地标——又经过近旁所建的喇嘛寺,便又离了哲曲——河此时大体朝东南流——进了一条多石得可怕的峡谷。经过几个小村之后,我们不久便发觉雪深得无法再前进,于是下到雪线以下扎营,等明天好设法在山间踏出一条路来。村里的人看去极穷,他们存的青稞这样少,我们一杯须付约十分钱,而买到的也只够给三四匹马吃一小顿。在这里,穷人用木屑泡水代茶是常有的事,而豌豆粉也是糌粑常用的替代。

第二天,我们在又深又软的雪里极吃力地走着,到底上了宗宜山口的顶——海拔一万六千三百尺——以及紧接其后那个更高更陡的达隆山口——海拔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尺。天空晴朗,日光在雪上的反射叫我们极为难受,虽然我们戴着本地所用的马尾眼罩〔注六〕;等我们在然宜谷里扎营时,我们中间已有三个人几乎瞎了。自达隆山口——那是全程所越最高的山口——下来倒还算容易,不过谷里最初几英里铺满带棱的小石,疲马在上面连跌带滑。在宗宜谷近头处我们见到一群约十二只盘羊;可雪这样深,稍一用力便累得不行,我连想打它一枪都没有试。这是我在藏境内所见这一种羊的唯一一次,虽然人告我说,在哲曲沿岸那些更荒僻的峡谷里它们是常见的。

自然宜谷转东南处出来,第二天我们爬上尼钦山口——海拔一万六千四百五十尺——山上雪极多;在它南坡几英里处,我们进了结古多所在的那条谷。在山口以南约两英里处,我们在几座帐篷近旁停下吃午饭。火刚点起,便有一男一女来,给我一小桶酸奶、一些新鲜的酥油和干酪。这使我的人大为高兴;他们说这预示我们在结古多会受到好的接待,因为照他们所信,到了或近了路程的终点而受人馈赠,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兆头。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藏地另一个流行的迷信。一个人出门时若遇见另一个人提着空桶或空碗,他便要折回去,因为那是坏兆头;可他所遇的第一个人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而碗或桶是满的,那便是好运的记号,他往往还要给那人一条哈达或一份小礼。同一类的念头,还可以归入这一族人的一个习俗:把瓶、碗或壶送人时,总要在里头放点东西,因为空着送是不吉的〔注七〕。

自这几座帐篷往下走六到八英里,绕过路上一个颇急的弯之后,我们望见了结古多喇嘛寺颜色鲜艳的墙,雄踞在一座高而陡的山上;山脚下是一片参差不齐的平顶泥墙房子,便是那个镇,看去像一座座旧砖窑〔注八〕。喇嘛寺后面耸着暗色板岩的峭壁,石缝里这里那里长着矮小的刺柏与柏树;再远处是一长列顶着雪的峰峦,是我近日所越那道山脉往东的延续。村子下面,河水在一片有草的河滩间急急流过,滩上成群的牛与小马在吃草;妇人们背着水桶在河与镇之间来回跋涉。总之那是个秀美的地方,我极欢喜地盼着在那里歇一两个星期,却注定要失望。

我们在一所房子的院里住下。那房子属一个年轻妇人,是一位倾慕她的通事给她的;我们在院子一边一个宽棚底下尽量把自己安顿得舒服些。火刚生起烧茶,院里便挤满了人,急着要看我们有什么货卖;因为他们得知我们不是为公事而行的,便断定我们必是商人。我的人告他们说我是一位通事,正往四川去;可我不用乌拉而行这件事叫他们大为不解——一位官员自己出钱走路、凡所需一概付钱,这是他们从没见惯的事!幸而他们没有一个见过外国人,所以我的相貌虽同随我的人不同,他们却从没想到我不是汉人,只当我是从本朝一个他们不熟的偏远地方来的。我的人竭力使他们存着这个看法,觉得我的安危系着他们自己的安危。也幸而镇上有十个或十一个打箭炉来的汉商,还有我在柴达木那位同路人傅通事一行里的一个人;他们尽力替我消除百姓与喇嘛的疑心、替我的打算张罗。他们一发觉我不是一个能榨他们、肯榨他们的官,便立刻来看我;商定了一套一致的说法去对人讲,便到镇上四处传开。那个西宁的汉人说他认识我多年了,又说若有人对我失礼,那准要给他们招祸。

就百姓而论,这便够了;他们不久便极为友善,凡我所要的都急着去办。我们幸而从本地人那里买到够吃一两天的糌粑和酥油,又买到马草。可第二天院子便空了,我一位新朋友来告我说:这一区的头人,即本波——他又是那座喇嘛寺的堪布——因为我没有带着凡从中国来的旅人都带的西宁办事大臣的护照,便疑我是探子,已下令禁止任何人同我交易。违令的人要被重打;若是喇嘛,便割鼻割耳;而告发的人赏砖茶十块。本波所举的理由是:他的占卜之书向他显示,我是个深通幻术的人,有本事把我付给别人的钱或货在三天之内召回我手里,于我大有利而于他们明显有损;所以为保护百姓,这些办法是必要的。这道禁令要行到他从丹多回来为止——他立刻往那个镇去,同别的头人商议此后如何行事。这便给了我八天的宽缓,好定出继续南行的法子;因为不到八天他是无论如何回不来的。

结古多——海拔一万二千九百三十尺——在两条小河的汇口上,两河合流后在镇东不几英里处注入哲曲。两河中较大的那一条自南来,叫作巴曲;另一条自西来,名字我没有打听到。镇上约有一百户人家,四百人〔注九〕,另有三百来个喇嘛,还有几百人的流动人口,其中有若干汉人和十五个蒙古人连他们的妻子。

镇南几英里处另有一座喇嘛寺,叫强吉寺,寺里约三百人;近旁几条小谷里大概有五十到七十五座帐篷与散居的房子,都可以算在这个镇里。这镇是一个半独立之区的首邑〔注十〕。

结古多在形势与商务上都相当要紧,因为有几条还算好的路——就藏地而论——自它向四方辐射开去〔注十一〕。就商务而论,它是汉人在康区东北部贸易的一个集散之地,又是那一带唯一许汉商居住的镇。这地方的贸易就本地而论虽大,价值却不高;输往中国的主要是牛皮、羔皮、麝香、金砂、少许鹿茸和一点羊毛。茶的贸易只有一小部分在汉人手里,几乎每一个有一群牛的本地人都多少做些。从结古多汉商的存货看来,这地方人的需要既少又不贵:他们所卖、或拿来换上述各样出产的,主要是毛葛、细布、面粉、茶、醋、红皮革、烟草和瓷器。

这地方所用的铜器与马具,是在德格的都城——德格更庆——或在理塘制的;所需的少许铁器则来自打箭炉。拉萨的商人每年往打箭炉去时都到结古多,把呢子供给它和整个藏东;较富的人家的袍子和一切喇嘛的衣裳,都是用那种呢子做的。

那些汉商多半是陕西人,来自西安府一带。他们在中国西部被称为「老陕」,是中国北部与西部这一类人里远为最有闯劲的。

他们是经四川官府许可在藏地贸易的,官府每年发给他们执照;可惜甘肃的官府没有这个办法,他们那四十天的执照把本省人同藏人、蒙古人之间的贸易一概闷死了。这些汉人多半是打箭炉各商号的代理人,长住结古多;我去的时候有好几个已在那里住了五年。他们向我保证说这行贸易利颇厚;可本地人脾气无常、一概靠不住,前一刻还是至好的朋友,后一刻便成了切齿的仇敌,这就使他们在那里的日子极不好过。

自此以后直到打箭炉,我这一程上中国的银两都不收,通行的只有印度卢比。偶尔需要更小的钱——至少在我这里不常有——便把卢比劈成一半或四分之一。我极费了些力气才劝得那几个「老陕」商人把四五十两银子换成钱币;他们向我保证说,除非遇上有人要用银子打首饰,这银子于他们是全无用处的。我在北京以每盎司二十两买的金子,在这里价钱低到这个样子——每盎司十三两、或十二两五——我只好留着不卖〔注十二〕。

淘金是这一带最常见的行当之一,因为每一条溪的沙里似乎都含着这种贵金属;虽然任何一个淘工个人所得无疑极少,一年所得的总数却不能不算极有价值。我在哲曲边上的宗宜佛塔经过时,见一个人背着淘金的摇床蹒跚而行;同他谈起来,才知他在河岸上做了四天工,正要回家。他告我说他颇有所获,我便请他把金子给我看。他把挂在身边的针筒打开,取出一小块棉布,露出约值十分钱的金砂,里头还掺着相当多的角闪石。

藏地不许开矿,因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迷信——喇嘛们还小心地助长它——说金块若被人从地里取走,河沙里便再不会有金子,因为金块是根或株,而金砂是它的粒或花〔注十三〕。

结古多、以及我在这地方所到别的一切镇与村的人所做的事,既少又简单,而且一般并不很苦。妇人织一种窄的毛料,叫作拉瓦;细的留着本色做夏天的袍子,粗的做口袋。她们又做靴,靴底用生皮,靴面用皮革或粗棉布,靴筒用有色的氆氇,妇人的通常是红绿相间,男人的是红的或杂色的。不过从河里「背」水上来、把牛粪摊开晒干当柴、炒糌粑磨糌粑、缝衣裳,才是她们每天的活计。男人所做的事只限于为自己做买卖、或单给人赶牛而作远行,以及猎麝、淘金——淘金妇人也有份。极少数男人是匠人,打银饰金饰〔注十四〕、修枪、修壶、修鞍等等;可最好的银匠在喇嘛寺里,他们在那里做法器、塑神像等等。那里还有了不得的装帧绘饰者与抄经人,又有能做各样活计的人——裁缝、刻印、雕塑、医病。

说这地方几乎每一个男人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家,并不算过。这就使一个妇人嫁几个兄弟这个习俗,比在一个较富、生计情形不同的地方要少些可议之处。一妻多夫大概是游牧的藏人与农耕的藏人之间最醒目的一点相反之处。中国的作者把它的起源归于妇女体力与心智上的优越;这个解说大概难得人类学家首肯,纵然他们起论所据的前提未必不对。

从本地人告我的话、以及我亲身的观察——那观察显出一妻多夫只在农耕之区存在——我能举出一个说得通、大概也正确的解说,说明这个奇特的习俗何以盛行。可耕之地范围极小,又全在耕种之中,所以任谁要添田都极难;而田地照常例只够养活一小家。倘若一家之长死后产业在诸子中间均分,那么他们各有妻室儿女,便不够养活所有的人。再则,父亲的居处也容不下他们。全人类历世的经验既显出几家人不能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那么在这里,这个难题唯一的解法便是一家的儿子们共娶一妻;这样他们祖传的产业便不致分开,又省下不少钱〔注十五〕。

在游牧之民中间,生计并不倚于土地的出产,牛群与羊群不断增多、足供其主人一切所需,那种保全家产不分的必要便从来不曾有过。所以我们见一妻多夫在他们中间并不为人所知;凡有他们之处,通行的是一夫一妻,或许还有极少几桩一夫多妻。

藏地的人家一般小,三四个孩子,不过多半是两个。每一家有一个或几个孩子出家;而尼姑极少——至少在藏东如此——所以男女的数目大概差不多相等。因此,一妻多夫的婚姻虽常遇见,我信却远不像人向来所以为的那样多。德格是康区最彻底农耕的一区,一妻多夫在那里最盛;可在那里,同别处一样,较富的人家也有一夫多妻。再若记得整个藏地都承认临时的婚姻——无论约定六个月、一个月、或许一个星期——而这样的结合并不被认为不道德,那么我们尽可断言:就婚姻关系而论,这一族人离杂交只差一步,而杂交不过是「无定的一妻多夫同无定的一夫多妻合在一处」〔注十六〕。

这种一妻多夫的婚姻所生的子女,把母亲教他们称作父亲的那一个当作父亲;别的几位丈夫便是孩子的「叔伯」〔注十七〕。藏地没有姓;人说起孩子,便说是某个妇人的孩子,几乎从不提父亲的名字。

无论一地通行的婚俗如何,妻总是买来的,同青海一带各部落一样;而妇人一进丈夫的家,便掌起他几乎一切事务来:凡买卖非经她、或非得她同意首肯,都不办。她是公认的一家之主。妇女在藏人社会里这种超然的地位,自古便是这一族的特色之一;这一族有若干部分屡屡由妇人治理,藏东那个被中国史家称作女国的邦便是明证——那里向来是女王当国,男丁只作战士与耕夫〔注十八〕。到今日,松潘厅附近波莫这一大片领地还是由一位女王治理〔注十九〕。藏人的一夫多妻,如前所说,只限于较富的阶层、而主要是头人,又是因同中国与印度往来而传进来的〔注二十〕。

把藏地妇女这个题目搁下之前,我须记下她们一个最奇特、最可议的习惯,就是把一种用油脂与儿茶调成的浓黑膏涂在脸上,那膏叫作粗佳〔注二十一〕。她们说她们拿它当药膏用,护住自己的皮,免得干风把皮吹裂吹粗。喇嘛们另有一说:他们说多莫仁波切——他活在十八世纪后半,是他们近世最大的圣者之一——曾命拉萨所有的妇人凡在人前露面时都这样把自己弄丑。

这一剧烈的办法是不得不行的,因为僧人中间的秩序日渐败坏:他们的定力不断被妇人俏丽的面容搅乱,忘了本门的戒律——戒律规定他们在外行走时须目不旁视、注视地面——见了那些面颊红润、眼睛明亮的少女,眼睛便看不够。妇人们遵了那道命令;不久这种膏便同别国的面纱一样成了时样〔注二十二〕。

有权威的中国作者说过,藏地每一家便有三个喇嘛〔注二十三〕;我不信这个估计是夸大的。从结古多到打箭炉,约六百英里,我经过四十座喇嘛寺,最小的也有一百僧人,其中五座有两千到四千。康区虽大部分不在他们直辖之下,他们却处处是这地方事实上的主人〔注二十四〕。这地方的财富几乎全在他们手里,是靠贸易、布施、放债与遗赠得来的。他们的田产往往极大,他们的农奴与佣奴成群。

更叫这地方的俗家统治者为难的是:藏东十四座大喇嘛寺的堪布是由拉萨当局委派的,而他们行使一项既成之权,对不但自己的僧人、连自己的农奴与佃户也握有大小刑名之权。近百年来拉萨政府一直用尽力气要兼并藏东,虽然那一带的人极力反抗;由此我们便容易想见:这些独立而有力的僧团,其成员一心只为增进母教会的利益,他们的存在对总的太平该是何等的搅扰〔注二十五〕。喇嘛们为推行自己的方略,也并不只用和平的手段;他们身上的兵气同圣殿骑士一样重,而他们同圣殿骑士本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些较大的喇嘛寺倒像是设防的营垒,而不像爱好和平的佛门僧人的住处;每一个喇嘛都兵器精良、马匹齐备,随时预备厮杀,无论是抗本地的头人、抗汉人,还是去攻一座敌对的喇嘛寺。他们宣战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太平时候喇嘛不穿裤,只穿一条叫作夏姆塔的长裙;所以将要出兵、要连日在马上的时候,一件下裳便成了不可缺的东西,于是令下来,叫人把披单改成裤子。人向我保证说:弱的一方一听见敌人这样明白地表了决心要打,往往不等人来攻便求和了。

喇嘛教有四派,汉人称作黄、红、黑、白喇嘛〔注二十六〕。前两派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红派,即红帽喇嘛,在德格尤其多,黄派则遍于这地方其余各处。这几派在教义与仪轨上所不同的都是无关紧要之点,可各派所奉的神并不相同。俗家人不管这些细微的分别,有事便请这四派里任何一派、或各派的喇嘛到家里来「打鼓」。

此外,藏东还有一门教,叫作苯,代表这地方前佛教时代的萨满之教。汉人惯把苯波同道士认作一类,不过那只是为了便于比较;因为苯波如今的教法、服色、寺院等等都极像喇嘛的——可喇嘛极为鄙视他们,而这丝毫不妨碍平民因他们「打鼓」的价钱格外低而请他们到家里来做法事。这些苯波在藏东南的察戎尤其多,法国传教士发觉他们比佛门的喇嘛远不那么固执〔注二十七〕。

藏东除北边界上那些游牧部落之外,分为十八个邦,其中最要紧的是德格、霍尔诸部——也叫娘绒——理塘、巴、察拉,以及雅曲下游之谷即蛮娘;末一个直到几个月前还是拉萨的属地〔注二十八〕。这些邦由世袭的头人治理,他们的衔号或是「嘉波」,即王,或是「第巴」,即州牧或领主。其中有几位,比如德格嘉波,既不属中国也不属拉萨;另有些服中国之上统,并受皇帝的敕封;还有些名义上奉中国为上国,为的是享有向成都与北京进贡那份可贵的权利,而那权利使他们得以在极为有利的情形下通商〔注二十九〕。

头人之位通常由不做喇嘛的长子承袭;若无子女,也可以给一个养子、或给最近的亲属,兄弟或侄儿。波莫——也叫梭磨——这片领地在这地方的东北部,同松潘接界,政事在一个妇人手里;究竟是偶然如此还是向来如此,我没有打听出来。

每位头人委派若干文武官员助他治理,而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取自他的「古察」,即护卫,他们的职任是世袭的。最高的文官是「协俄」,即「知县」,各管十到十五个村,任期三年〔注三十〕。每个协俄之下有一名武官,叫作「马本」。每个村由一名「贝色」管着;在不受拉萨治理的地方,这个职任是世袭的。贝色专管征税、并照他们的直属上司协俄的命令安排乌拉。他们本身免税,可也不领俸给。他们对税额的足数负责,短了要由他们补足;不过凡为逃赋而离境之人的田产,一概归他们。

每位嘉波或第巴都有一支护卫,各地不同,自五十八人到二十人,其成员有「古察」之号〔注三十一〕。这个职任是世袭的。这些人不领薪,可各有一份永久的赐田;他们又往往独占一项权利,就是接待过境的大员与商队的宿处,那是一笔可观的进项。从他们之中选出若干官:第一是「丁本」,把头人的命令传给协俄;第二是「托本」,看守头人的仓廪与庄稼——头人在各地的仓廪装满之后,托本便逼着境内有力的人家向他们买种粮,买的人须付五成的利息,还得送托本一份礼,谢他肯把粮卖给他们;第三是「达本」,照看头人的牛马——他们定本区收割的日子,过了那日子便把头人的畜群放到田里去,不论庄稼收了没有;第四是「噶本」,即税吏,向一切过境的货物抽税。这些职任多半是三年一任〔注三十二〕。

断案并无成文之法,所依的只有传统这一部法典。多数罪与过所加的刑是没产与罚款,连杀人也不例外。这些罚款包括:第一,一笔钱或若干块砖茶,杀人之案按被害者的身分而定,这笔罚款归公,叫作「东嘉」;第二,一笔定数,叫作「格东」,给被害者的家,名义上是替亡者办法事之用。

在霍尔,杀上等人者罚砖茶一百二十块——合一百二十卢比;杀中等人者罚八十块,杀妇人者罚四十块,依社会等级一级一级往下;而杀一个乞丐、或照我那位说话的人笑着添的一句,杀一个过路的外邦人,便只罚一个名义上的数目,三块或四块。倘若被害者是喇嘛,杀他的人往往要付多得多的数目,或许两三百块。

接着该说中国政府在藏东的地位了。哲曲以北,这地方归西宁办事大臣监管;那条河以南、或者不如说结古多那条纬线以南,归四川总督监管。结古多以北没有常驻的军台,可那一点以南有六处:三处在打箭炉至拉萨的大道上,在雅江、理塘和巴;三处在往结古多的路上,在泰宁(噶达)、道孚和甘孜。驻打箭炉的一员都司是

这几处军台带兵官员的直属上司,而他们手下有小队的步兵〔注三十三〕。这些官对本地的头人全无管辖之权,他们的职务只限于护持并管理汉人的贸易、向打箭炉报告这一带的情形、递送公家的信差、官员、兵丁、款项等等。本地头人偶尔也请他们仲裁事端,可他们的裁断并无约束之力。往结古多那条路上的三处军台是近几年才设的,而汉人在这一带的地位至今极不稳固,在德格尤其如此。西宁与成都的通事每年到这一带来,征收每家八分银——约合我们的十分钱——的「马税」,那是这一族人向中国政府所应纳的唯一一项〔注三十四〕。隶四川总督之下的各头人每五年派一次「小贡」之使到成都,每十年派一次「大贡」之使到北京。蒙古的头人进贡须亲身前往,藏东的头人却几乎从不到京,只打发自己的管事或某个小官替去。

这一段话虽长,却是必要的旁叙;说完我们再回结古多。自入藏以来我一直盼着能到昌都——那是康区同拉萨之国之间一个大的独立之邦的都城。一八八六年我在北京结识了这个邦一位高级的藏官,他那时正为公事在京,我们极为相熟;我对他说过我想到藏地去,他便要我许下必到昌都,说在那里他必热诚相迎,并助我往我自己所择的任何方向继续前行。

昌都离结古多只有十天路程,中间那片地方住着游牧之民,路也还算好,所要顾虑的危险只有贾卡,就是强盗,据说那里不少。可结古多的头人对我所取的办法逼我把行程提前,把我的打算完全打乱了。同我那几位汉人朋友商议了许久,便定下:我须立刻离镇,趁那头人还没从丹多回来,尽我的马所能载的速度赶往甘孜。他们相信这是我见这地方的唯一机会;因为我若等第巴回来,他必定要逼我回柴达木去,即便不做更坏的事。他们的主张看来是稳当的;可怎么办得到呢?我的马没有一匹经得起半个月的苦骑,而我又没有向导,因为多威要在这里离我回家去。汉人一致主张:带两个人和我所有的三匹最好的小马走,把另两个人留下——以后若有可能便跟上来,若不能循我的路走,便另走一路回中国。我决意依他们所言,只要他们能替我找到一个向导。费了极大的周折,他们劝得一个甘孜人以六十卢比带我到那个镇。我许他双倍的价,只要他肯去昌都;可他和随他的那个壮实妇人——他把她介绍作他结古多的妻,又低声带歉地添一句说他甘孜的婆娘要好看得多——却拒了我这重赏,说他不认得路,又说无论如何三个人是不敢走那条路的。这个藏族里的怪样本名叫堪多,是个干瘪、眼睛泛红、肮脏的老家伙,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醉的,可他有野人全副的狡黠和一肚子的诙谐。他灰白的头发垂在脸上肩上,又有一条中国式的丝线大辫子,辫上串着一个中国的玛瑙扳指,给他的发式添了光彩。他几年前在本国被判为逃犯,可还不时敢回去待几天,脱手些麝香或金砂。他全部的得意都在他的马和他的枪上,对这两样他照料得没完没了——只要不醉得太厉害。我们一讲定价钱,他便一心替我出力,忠实而诚恳地伺候我到底。

我的预备很快做好:鞍袋里塞了几样不可少的零碎;老堪多有一头极小的骡子,我们在它背上放一小袋糌粑、一只壶、一只风箱,还有一点马料。我把一座帐篷送给那位待我这样好的西宁通事,另一座给了多威,算是酬他忠心的服事。

五月二十九日,我同我那两个人、同那几位好心的汉人作别,启程骑往甘孜。我们的路起初朝东南,沿巴曲之谷上行;那谷至少在上段叫作莫梅谷。过了强吉寺约八英里,谷面大为展宽,南边远处的群山在我们眼前高高耸起。道孚帕托峰看去离我们的路不过四英里,格外醒目,厚雪一直铺到它山坡很低之处。这条谷约二十英里长,里头我们没见村子,只有几座帐篷和两座小喇嘛寺,较要紧的那座叫贝钦寺〔注三十五〕。这地方的面貌仍同我们在结古多以北所见一样,光秃而荒寒;几处石窝里有几株矮小的刺柏,可没有灌木没有花,没有啼鸟,也没有什么可以稍解这片景象那可怕的死寂与凄凉。

那一夜极为难受,冻雨不住地落;天一亮我们又上路。进了真沟谷——那谷通到哲曲——景致便像着了魔法一般变了。一道小溪顺谷流下,两岸覆着柔软的绿草,上面洒着细小的白花与粉花。山坡上长着刺柏与松树,路边有野李、醋栗、金银花和别的灌木,花香满空。石灰华的岩洞里垂下藤蔓与蕨,水从上面滴成水晶般的珠;我们又听见杜鹃的叫声在谷里回响。

我们满心惊讶与欢喜;连我那几个木讷的汉人也显出对这片秀美景致的赞赏,提议立刻在洛日这个小村停下来吃早饭,好从容赏玩——因为我们大概不久便要把这片梦境撂在身后,重新进入此前一直穿行的那片荒凉之地。可他们的忧虑证明是多余的:洛日以下约两英里,我们又到了哲曲边上,而景致更佳;我们沿陡峭的山坡盘绕而行,在那条蓝色大河上方五六百尺处,而河在它狭窄的床里翻卷沸腾地奔过。两边的山都高起好几千尺,左岸的直上到雪线以上,又沿着河曲折的流程一直伸到目力所及之处。河两边喇嘛寺与村子都多,寺村四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耕地;成群的牛在茶商队那些白帐篷四围吃草,而他们的货堆在白棉布篷底下,挡那频频的雨。

经过明沟和另外几个小村,傍晚时我们到了同古——海拔一万二千八百八十尺〔注三十六〕——住在一家客店里,房间极大,虽然是空的。老向导堪多讨价还价了许久,总算买到一只极小的羊羔,我们便吃得丰盛;可在这里、其实一路上都如此,人们极不愿卖给我们吃的,说他们自己也不够吃。马料也是如此——我们所能买到的,只是这里那里一点干草;进了德格以后还能买到些豌豆,德格以北这种东西是不长的。

第二天我们到了哲曲的渡口〔注三十七〕,在渡夫家里过夜。他家所在之处极为入画,建在一道两百多尺高的峭壁上,下临主西察——那条河在这里注入哲曲。河两边都堆着用生皮仔细包好的大堆茶,等着运走;而成群的牛不断到来,载着同样的货。这地方叫真达,或叫哲曲渡口,是结古多同德格之国的分界。

德格是藏东最富的农耕与制造之区,也是人口最密的一区,据估计有八千户、约三万二千人,喇嘛不在其内——喇嘛至少有一万。它的都城叫德格更庆,即「德格之城」,在哲曲上,自真达顺流走约四天路程,而从真达去那里的路很坏。宁玛派、即红帽派的喇嘛在这地方占优势,他们最大的喇嘛寺在德格更庆与佐钦。这地方的王设法保住了他对中国与拉萨的独立之位,虽然拉萨趁那场有名的占据德格之役——那役由拉萨的将领本若巴所为,始于一八六四年,延到一八七七年——把他国东南的蛮娘诸邦夺了去〔注三十八〕〔注三十九〕。当今的王是个三十五岁上下的人,有许多时间在拉萨或自己国内的喇嘛寺里闭关。他极厌恶汉人,没有一个汉人能在他的都城久住——各色非常的赋税与摊派逼得他们离开那地方;所以同这个国家做的汉人贸易,多半在甘孜办。

德格以金属之工的精良著于全藏。那里所制的刀、枪、茶壶、火镰盒、印、铃等等,无论拿到哪里卖都得高价;它的鞍子也是藏东最好的,而理塘所出的在众人心里居第二。我有若干件德格金属之工的样本,在任何匠人手里都算得上体面的活;我还见过别的,设计极为雅致、做工极为完美。德格之国在哲曲以北伸到果洛所居之地,东边接霍尔诸部〔注四十〕;南边同巴接界,西边抵察雅与昌都。

我们又乘皮筏渡过哲曲,筏子同在哲沟渡河时所用的一样;只是这里把两只皮筏绑在一处,一趟便把我们连行装都渡了过去。此后十五英里,谷面略宽了些;村子比先前多,耕地也更广。经过色巴、曲德、珠那拉沃和另外若干村子〔注四十一〕——那些村子的名字我没有打听到——我们到了噶瓦岭多,住在镇边上一所属一个磨坊主的屋里。他门前有一道小溪,枝叶舒展的榆树把枝子伸过屋顶。至于他的磨,同我从前在山西见人用的差不多,下扇磨石由正在它底下的一个小水轮带动。我们从河那边望得见曲德寺。寺后树木覆盖的山峭然耸起,顶上没在万年积雪里。那磨坊主同他的妻、他的妻妹,还有一个兄弟——是个回家探亲的喇嘛——待我们这样好、这样尽力款待我们,使我长久记得在他们家过的那一夜。说真的,凡我同百姓接触之处,所遇的都是格外的厚道;只在他们中间喇嘛众多的时候我才遇着麻烦,而即便那时,俗家人——人称他们作「黑人」——也极少参与那场扰闹。

到噶瓦岭多,哲曲便开始它那个大的南向之弯,那弯要到藏东南才止;而我们的路离了河岸,穿行于山麓的丘陵之间。那里地上覆着细小尖锐的石子,不久便把我们几匹马的蹄子弄伤,我们只得在一个叫噶尔塔的小村住下,离出发之处只有九英里〔注四十二〕。

我们在波拉附近停下烧茶时,见一个人在放马,便招呼他,问他肯不肯卖我们一匹。他答说就他自己而论是愿意的,可他的妻不在家,无论条件多么有利,他都断不能领受什么提议。这类事我们常遇见,而每一次都叫我和我那几个汉人惊讶。这些妇人是凭什么法子把男人压得这样服帖的?她们怎样把自己的掌管弄得这样彻底、又弄得这样一个无法无天、连头人的权柄也不情愿服从的族类这样甘心受之?这是个极值得思量的难题〔注四十三〕。但愿布拉瓦茨基夫人——她把那么多得自藏地的密宗之福赐给了我们——肯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她,或者她那些在启蒙世界这桩高贵事业里的同工大圣之一——

他们同藏地有不断的往来,大概轻易便能解开这个谜,而尚未出世的世世代代受压的妇人都要称颂他们的名。

第二天我们进了哲曲一条小支流的流域,路上经过六座大喇嘛寺〔注四十四〕,其中一座所在之处极为入画,在谷心一座峭立的山顶上,那条小河绕着山脚流过。这一带耕作得很好,人们忙着犁田除草,男女一同做活。他们的犁与锄是最原始的样子,锄的刃是木的。犁是在甘孜或甘孜附近制的,铁犁头自打箭炉运来。

我们在一个叫比杰的小村附近扎营,约在谷的半腰。这条谷的下段住着农人,上段——第二天我们所经之处——住着卓巴,即游牧之民。谷头林木极稀,而下段连一株树也不见。整个藏东的林木分布极不均匀,而且许多地方看来正在消亡;人们因砍伐麻烦而用得极少,宁愿用干粪作柴,大概因为那不用劈,所以林木之消失不能归咎于他们。据告山火极少有;我只在宜曲之谷见到一处的痕迹,而且范围不大。

以极平缓的坡度上到谷头,我们翻过一个叫拉孜噶直的低山口——海拔一万四千五百九十尺——进了协玛、或称协玛塘之谷,以及佐钦这一区。两三条小河在它东北一侧会合,经一条狭峡流出,注入匝曲。沿它西南一侧耸起一道花岗岩构成的高山脉,多数峰上有万年积雪;其中佐钦寺后面波玉夏特山那一大片白色山体,远为最有气象。这道山链构成哲曲同匝曲之间的分水,而我们几乎一路到甘孜都望得见它。

协玛塘同门曲之谷一样,只住着卓巴;门曲是匝曲另一条支流,第二天我们进了它的流域。大佐钦寺便在这里,在波玉夏特大山脚下一小片「园林」中一座山的陡坡上;无尽的雪水从那山峭立的坡上奔落,在寺近旁会合。由此所成的小溪边上有几所房子,一半是木的,一半是石的,里头住着几个汉商和几户本地人。溪上有许多不过十英尺见方的小木屋;每一座底下有一个水平的水轮。这些磨只磨出经文来,因为里头只有蒙着生皮的桶,桶里装满印好的纸页,纸上把那句最得人心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重复了千万遍。

佐钦寺是宁玛派、即汉人所称「红帽」喇嘛的主要寺院之一,住在这里的有两千多人。藏东再没有哪一处他们像在德格这样多;他们别的根据地是锡金、不丹和拉达克〔注四十五〕。

寺近旁的卓巴极多。只在相距几英里的两处营盘里,我便数出不下五十座帐篷。想一想这条路上不断过往的大群牛、以及它们所吃掉的极多的草,竟有这样多游牧之民住在近旁,便令人称奇。就我所能打听到的,我路线以东匝曲一带卓巴住得极密;可他们太易受果洛人的抄掠——果洛离那里往东只有两天马程,约六十英里——所以许多人宁愿住在村子或大喇嘛寺近旁,必要时好有避处,纵然那里的草场没有那么好。

在这里我幸而把两匹马换成了新的;此后到甘孜一路都没有再换。这一带的马比蒙古或青海的小马都大些重些;理塘所出的尤其被人看重,好的要卖一百卢比以上。本地人极以自己的马自豪;我们在路上所遇的旅人几乎都骑得极好:大红鞍褥、覆着绿呢又用红皮镶边的鞍、鞦带往往覆着豹皮,再加马具上别的鲜亮零件,把马衬得极好看。

离佐钦寺上路,我们的路沿木里曲而上,穿过一条覆着灌丛与林木的狭谷,到了一段虽陡却短的上坡脚下,上去便是木里山口的顶——海拔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尺——那是结古多与甘孜之间唯一要紧的山口。下坡极为峭陡多石,又显出无可错认的迹象:从前有一条冰川一直伸到六英里外那个小湖木里错〔注四十六〕。山口东侧是宜曲、或宜龙曲的源头,那是匝曲一条短而要紧的支流。

我们刚在那小湖西端附近一片有草的河滩上扎营,便见一大队喇嘛顺谷骑来,赶着一群满载的牛。他们是化缘大有所获、正要回家,牛背上载着面粉、陶器、皮子、布,以及凡他们弄得到手的一切东西。附近山上正聚着一场暴雨,他们赶着扎营;叫我们大为惊慌的是,他们过来把帐篷支在离我们不到二十码的地方。同我的仇敌挨得这样近,连老堪多也显出不安之色,而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若察出我或我这一行有什么异处,便必定要一路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那便要给我们招祸。幸而雨落起来,我可以用毡斗篷把头和身子遮住而不致引人生疑。我自己向来不像我的人替我那样担心被人看破:我的肤色经七个月的风吹日晒又不洗,已成了暗红褐色;既无胡须也无头发可以泄露我;而我那双眼睛——我那双向来讨人嫌的蓝眼睛——藏在马尾眼罩后面,除了夜里我从不取下。我信就连我的朋友也要费些力气才认得出我。路上只有一回我听见一个人骑过时说:「嗬,那边过去一个披凌!」「不是,」他的同伴答道,「你见了东蒙古人还认不出来么?」

可我们在木里错边上过的那一夜极为难受。被不停的大雨浇透,我们裹着毡斗篷坐着,偶尔一支烟是唯一的慰藉。时时有一个喇嘛过来谈几分钟,可我们并不鼓励他们亲近。直到半夜过后许久,我们才生起火,用一点茶暖身,又用些糌粑把肚里那阵发疼的空填上。可到了早上,喇嘛们来道别时,却见我们一个个似乎睡得正酣,头都用斗篷的帽子严严遮着;我们让他们先走了两个钟头,才顺谷跟下去。雨还从云里滴着,时时还落雪。我们慢慢骑了约六英里,随后见山坡上有几座帐篷,便上去求借宿一夜。那里的人给我们用一座小帐篷,他们原是在里头存驮鞍的;我们不久便「以茶浸没我们这伟大的心灵」——那好心的人们尽量供我们茶喝。这条谷是我到那时所见最宽的,谷头的宽度大概一英里有余。两边的山不过五百尺高,自河边缓缓升起;山上不见树,可那以外别的山上和许多侧谷里林木都多。

第二天我们顺谷而下。谷中唯一的建筑是两座小喇嘛寺:一座正对我们前一天的营地,另一座叫丹孜寺,在那座以下约三英里、觉都曲的河口处,河上横着一座结实的木桥。这一点以下几英里,我们经过这一区的那位官、即本波从前住处的废址;他如今住在这条谷的北面。整条宜龙谷里我们没有见到二十座帐篷。谷下段朝东的山坡上长满云杉、柏、刺柏和种种别的树,都比我先前所见的大得多,许多云杉直径到一英尺半。

我们越往前走,谷越窄;到我们歇夜之处,正对宜托山,那谷不过是一条峡而已。有几支大茶队同我们在近旁扎营;拉萨那地方的商人极多地走这条路——这条路虽比经理塘与巴那条远,却容易得多,而且沿途处处有好草场。我们平均一天遇到三百驮茶,是运往这地方各处去的;每头牛载两包或三包,每包重四十五斤,即五十八磅;所以从结古多骑到道孚这一程,我所见的大概不下五十万磅。人向我保证说,这条路几乎一年四季都挤满商队;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因为在打箭炉人告我说,没有一天不有几百驮茶出城往藏地去。我们不断遇见随这些商队行走的汉人,可他们几乎同本地人分不出来:他们缠着那种流行的红头巾,又学着藏人那副大摇大摆、粗野的样子。

宜托山以下宜曲之谷颇有哲曲的秀美,而好的松林更添其胜。忽然它到了尽头:河往东进了一条多岩不可通行的峡谷,而路朝东南续行,沿一条小支流而上;于是那道长长的雪峰山脉又在我们右边豁然入目。

翻过一个标着宜龙与绒巴察分界的低鞍,我们进了日波曲的流域;日波曲是匝曲的支流,在达杰寺以下不到一英里处注入匝曲。

到日波,便入了藏地这一带的花园——绒巴察这条丰饶的谷;而村子在这一带散布之密如在瑞士。每一个村四围长着几株好榆树或别的树,又有墙或篱围住田地,田里的豌豆、青稞与麦比我在德格所见的早了一个多月。到日波之前四五英里,我便望得见二十英里外谷下那片耀眼的噶洛山——「万年雪山」——被落日染得一片玫瑰之色。

日波〔注四十七〕虽是个极小的村子,却因谷中一座小丘上的圣石而有几分要紧;那石上覆着各色的经幡,四围又排着长长几列供物。这村子建在一道高崖之下,有若干隐修者在崖上凿了自己的石室,从此再不下来;信众的供物由他们用系在绳上的一只口袋拉上去,而他们一生便在出神地思量那不可思量、不可知的事。

从日波稍过去那座山的脊上,眼前是一片极秀美的景色。一条二十五英里长的宽谷里流着一条在日光下耀眼的河;两岸是村子,枝叶舒展的榆与柳荫覆着,又有白墙红墙、镀金尖顶的喇嘛寺立在一片最鲜嫩的绿田之中。离我们不到一英里是绒巴察这个大村;再过去一点是大达杰寺;我们右边另开一条谷,通往拉噶尔果;而统盖这一切之上的,是东边那道山脉的雪峰,以及以其庞大山体封住谷口的噶洛山。

大道紧挨达杰寺而过〔注四十八〕;可堪多怕白天从那里走,他说那寺里的喇嘛是全康区最坏的一伙,是两千个从藏地各处来的无赖。我们离了大道,循一条马道到了根宜村——那村在匝曲流出的那条峡谷口上〔注四十九〕——住在我们向导几个相识的家里。

堪多趁着在朋友中间,喝得比平常还醉;他变得絮絮叨叨,对着我哭,随后把他在大吉岭的生活讲给我听——他在那里住过两年。他把披凌从前给他喝的啤酒叫作「巴雷」,那是他念念不忘的一桩回忆;而同披凌连在他心里的,是他们那些非常的习惯,尤其是他们骑马的样子——在马镫上立起来,像要从马头上栽下去一般;他们的女人两腿都在一边骑。想起这副滑稽的景象,他乐得哭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下到河边,离村约两百尺——那村几乎是垂直地建在河上——照常例被渡过去,马凫着过。河约七十五码宽,水清,极急,又深。河上漂下相当多的建屋木料;每一排筏的首尾各有一支大橹,帮着把它从最急的旋涡里掌过去,而本地人驾驭这些笨重的东西颇有手法。

我们迅速骑过许多村子,路上遇见各色各样的人,汉人藏人都有。喇嘛的队伍尤其多。有时其中有一位格外有圣名的,穿着黄缎袍,戴一顶镀金涂漆的宽边帽,

帽顶上有一只叮当响的铃;一个喇嘛随从牵着他的马,而他所遇的人都脱帽,耸着肩走近他求他赐福;他便用伸出的两指触他们的头顶,走了过去。这些喇嘛有些大概是从邻近一座喇嘛寺的法会上回来、或是从一个俗家人家里念经回来,因为他们戴着黄帽;那黄帽同前面所说的不同,使他们看去像是把头塞进了巨大的缨络的顶端,而缨络短短的须垂在他们头的四围。

到白利寺,匝曲绕着右岸一座突出的陡山打弯。这道岬的顶上是秀美的尼阿拉寺,它的金顶几英里外便望得见。近旁同一座山上是白利第巴的住处,他是霍尔五大头人之一。

再往下四五英里,我们到了几道覆着厚厚黄土的崖。上了崖我们转向北,穿过几道深堑;过去一条小谷里,我们便望见甘孜那密集的镇屋与喇嘛寺;而在它所通的另一条宽谷的整片谷面上,到处是村子与喇嘛寺,还有一座位置显眼的汉人寺,可见这里必有汉人一处要紧的聚居。喇嘛寺在山坡上俯临村子,房屋密密挤在一处、一层高过一层,看去像一大片贴在山面上的崖居。那镇小得叫人失望,不过三百户,只有三四所极大,是住在这里的两位第巴——甘孜第巴与麻书第巴——的〔注五十〕。

我们在一个汉人家里一间又小又暗的屋子住下;住处虽简陋污秽,欢迎却是热诚的,而更好的是他们很快端上来的饭食既足,味道又好极了,虽然那只是面条加些青菜和极少一点肉末。

我们饭刚吞下,便发觉屋前的街上挤满了人,每一片屋顶上也是;人人都急着要看这三个刚到的怪样的生人。喇嘛们尤其无礼、尤其横。我立刻派一个人去见驻在这里的汉官,问他能不能把事情说明,叫众人都满意,并告百姓说我们不是危险之人。我那个人回客店真是费尽了力气;人们把他拉来扯去,处处同他过不去。那位千总卢明阳立刻采了办法防出乱子,传话给第巴说我是一位西宁的官员、正往四川去,应以应有的礼数相待。可在人群散开之前,百姓已闯进客店来要把我们拖出去,说我们在镇上多留一个钟头也不行。我们好脾气地把他们挡住,对他们激动的话一笑置之,又提出要买这样那样东西、设法把他们的心思从我们身上引开;到天黑时那阵喧闹便平了下来。可第二天又起来了,不过人群里的敌意似乎少些、好奇多些;到我们在镇上住到第三天,所受的待遇便几乎同别的汉人一样了。不过第一天我们若动了气,便可能惹出极严重的祸;因为百姓不但为三个样子可疑、既无行李又无公认的来由的旅人忽然到来而激动,而且这几天全镇的人都在喝酒作乐,人人头上发热,许多男人正摩拳擦掌预备打架。

我们到的第二天是藏历四月十五〔注五十一〕,那是大庆之日,这地方各处的人都聚到这里来赛马、喝酒、打架、调情。

我到的第二天去拜那位千总;叫我意外的是,他的妻与儿女都同他住在一处。中国政府不许妇人到藏地去,所以凡住在那里的汉人,无论官、兵或商人,都得娶本地的妻。在结古多、甘孜和别处,许多人告我说他们极愿要这些蛮子妇人而不要本国的妇人,又说他们是出于对她们的情义才留在这地方的,因为不能把她们带回中国——她们那双大脚要叫众人笑话〔注五十二〕。

卢极为惊讶我竟能穿过这片地方;可他说自这里到道孚,百姓比更北的坏得多,他不能让我没有护送便上路。他要给我派四个人护送到道孚——自甘孜去那里要六天路程——又要传令那里的把总从那地方给我派人到打箭炉。我设法叫他送我到理塘,可他说不能;那条路上没有坐骑与驮畜、也没有别的乌拉可供护送之用,而没有护送我是不能走的。到理塘的路程比到道孚多不了多少,可那条路上没有村子,只有卓巴,而卓巴不给钱是不肯出乌拉的。老堪多在到甘孜之前曾提出同我去理塘,我也颇有把握能到那个镇;可我们到甘孜以后,他因把我带去而被百姓狠狠地整了一顿,便不敢再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只得听天由命,预备往道孚去。

甘孜〔注五十三〕是霍尔诸部的首城,本地称那几部作「霍尔五部」;它们的名目是康萨、麻书、白利、朱倭和章谷〔注五十四〕。这一带在德格之后,是藏东人口最多、最富的地方。这地方由五位头人、即第巴治理,这个尊位在他们各自的家里是世袭的。这里的人是我在藏地所见相貌最好的;他们比更北和藏中的人小些,面目也不那样粗重;鹰钩鼻、淡褐色的眼睛、卷发或波浪形的头发都不少见。妇人尤其好看,而这些人天生的端好又因他们颜色鲜亮的衣着与金银首饰而大为增色。男人穿高领的袍、即楚巴,是紫色氆氇的,缠深红头巾,又常穿紫氆氇的宽裤,裤脚垂在靴上。他们的头发垂在肩上,可又戴一条中国式的大辫子,多半是丝线做的,上面饰一个大玛瑙或白玻璃的扳指;这辫子他们绕在头上,几乎从不让它垂在背后。左耳上有一个银环,环上嵌一粒松石或珊瑚珠;他们的刀以凸纹银工装饰得极好看,又嵌着珊瑚。妇人穿氆氇的袍,通常织成不同颜色的条纹。她们的头发或像男人那样披在肩上,或编成无数小辫,那是这地方通行的样式〔注五十五〕。已嫁的妇人在额前戴一大片凸纹的银牌或金牌,叫作色甲,牌上嵌一粒珊瑚珠;可她们若嫁了汉人,便戴在脑后。男女腰带上都挂着针筒、火镰盒,常有一只绣得很好看的眼罩盒,有些地方还有一只装木碗的口袋。手头宽裕的人穿印度所制粗生丝的衫,红高领,男人用半卢比的钱币作纽,妇人则用讲究的金扣与金银托的珊瑚纽。

不要以为他们一向都穿这身衣裳;这是他们的节日服色,是我在甘孜时他们身上所穿的。平日的衣着朴素得多:夏天是本色的拉瓦,冬天是羊皮,没有饰物,只有那把从不离男人腰带的刀、以及妇人所佩的银链——链上系着她的钥匙。

霍尔人同他们全族一样极嗜烟草,尤其嗜鼻烟。藏地取鼻烟的法子颇为奇特。康巴人用一只颇硬的皮袋,把碾碎的烟叶——通常是锡金或不丹的烟——放进去,两手搓那袋子。然后把袋子打开,用人人都挂在腰带上的那把小鞘刀刮袋子的内侧,把最细的烟末聚在一处。在这地方较文明的部分,人用一只圆木盒;把碾碎的烟放进盒的上层,上面盖一片毛料,再把盒子合上;要用鼻烟时便把盒子往膝上一敲,烟便经那片布筛到盒底。男女都取鼻烟,可不像蒙古人那样多。有些男人也适度地吸烟;所用的只有中国式的烟枪。喇嘛则从不吸烟,因为烟草除作鼻烟之外,在他们寺里是禁用的。我见过几个藏人吸鸦片,可我不信这个习惯在他们中间有什么根基;其实许多人告我说他们不知道这味药,虽然住在这地方的汉人无不不断地用它,又吃又吸。

藏东较文明部分的人并非全无一点初级的教育。不过他们所得的大致也就是读和写;而出了喇嘛寺,连写也只是少数人的本事,虽然多数人既能读楷体的乌坚、也能读草体的乌梅——后者读起来不无难处,因为其中用了许多缩写。在打箭炉和别的大地方,女孩同几个男孩一样上学,学读书写信、学客套的称呼,以及别的几样必需的初步,不过算术并不在内。

藏地除极大量现存的宗教文字之外,还有若干半属传记性质的著作,叫作南塔,又有史书、以及中国标准著作的译本;还有歌本和几种拙劣的小说,后者出于中国,大概是汉人经营刊印的。不过南塔是最得人心的作品,正如历史小说是中国各处最流行的读物;而有相当多的一班人以讲这些书为生。这些说书人是这地方的人所能有的最近于戏剧的东西了——若不算日巴、即流动的扮演者,那多半是些孩子,头上戴着狰狞的面具,随着自己的歌声作一种古怪的舞;那歌的大意,就我所能听出的,是求人慷慨施与,而人一给了什么,便成了连篇的谀词,「本波仁波切」——「最尊贵的大人」——还算是其中最轻的〔注五十六〕。

这地方有几种节会,可都带宗教性质、由喇嘛举行,比如「强巴曲科」,即弥勒之神绕寺游行以驱鬼;又如「鲁贡嘉波董直」,即「逐魔王」之礼等等;这些同中世纪的神迹剧颇多相似之处。可它们并不是为百姓取乐而演的,也不构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赛马是他们所爱的消遣之一;可他们理解这桩娱乐同我们不同,他们只是把自己的马和自己最好的装具显一显,或者两匹三匹地赛一赛,却并不为赏金或任何奖赏。

唱歌是他们极爱的一桩消遣,可在外国人耳里并不比汉人或日本人的更悦耳,虽然藏人的嗓子往往饱满甜润,而他们的歌里也常听得出一个调子。乐器方面,我所注意到的只有一种用芦或竹做的双管笛,以及一种同中国三弦相似的三弦琵琶。

跳舞也是他们所爱的娱乐,尤其在春天;那时女孩子成大群地去,在树下柔软的绿草上跳,年轻男子便做赏识的看客。我所见的舞很难说得上优雅:分成两组,一组站着不动,另一组随自己的歌声慢慢前后而舞,摇着身子、高高慢慢地抬步。随后另一组轮到,这舞便这样跳上几个钟头。

我在他们中间只见到极少的赌戏。他们有骰子,可那是用来占卜的,不是赌的。有几个在汉人中间待过许久的人会打牌,棋在他们中间也知道,可这两样都是从外面传进去的,而我打听不到有什么本族的游戏。

在霍尔人中间,我见喝酒比更北处多;所用的酒只有两种,一是青稞酒,一是用青稞酒蒸出的烈酒,叫作阿拉克。后一种或冷喝,或照中国的样子温着喝。

藏人虽根本上是一族信教的人,可宗教仪节在他们日常生活里所占的地位之小,却叫人称奇。我在他们中间所注意到最可喜的仪节是晚祷,较大的村镇里几乎人人都行。夜一降下,每一座佛寺的坛上点起灯,诵一段短的功课;喇嘛们坐在廊上,用长铜号与管子奏一支颇为凄楚的赞曲。这便是号令,家中的主妇便在自家屋顶上为此所砌的炉里点起一束香柏枝;而当那馨香的烟升向天空时,她们便唱一首赞歌或祷文,家里的男人往往也加进去;男人低沉的嗓音与女人清亮的高音同喇嘛寺里远远的乐声相和,极为悦耳。早上又烧柏枝;那时不唱,可要在家神前摆上供物——一碗水、一碗酒、一碗奶,或是酥油灯。

这一族人有一个普遍的习俗:吃喝任何东西之前,先用右手食指在里头蘸一蘸,向四方洒一点,一面念一段短短的祷辞。这一样、以及含含糊糊念那句玛尼之祷——唵嘛呢叭咪吽——或念某位喇嘛传给他们的某句特别的真言,比如「唵阿贝梭哈」一类,实际上便是这一族人全部的宗教之行。

不过他们另有一个法子显出自己的宗教之情,就是佛门所重的那份爱众生之心;这法子便是为有情世界的福祉,把玛尼之祷写成或刻成千万份。常有这样的事:你经过一家人,他们在页岩多的地方支起帐篷住着,全家每一个人都忙着在石板上刻那句真言;经过几个月、或许几年的工,便筑起一道「玛尼墙」,墙里每一块石上都刻着那句祷辞,又往往仔细涂了颜色。我见过这样的墙有一百码以上长、八尺或十尺高。还有人用白石块在远远望得见的山坡上拼出那句祷辞的字,拼得这样大,四五英里外便读得出来。

乞丐不断把刻着这句祷辞的小石头送给人,人便以一把糌粑或一点茶酬他们;而稍有身分的人,决不会想到把送来的石头拒而不收,总把它们摆在自家墙边、或摆在最近的玛尼墙上。

甘孜的汉人约有八十人;多半是陕西商人,其余是步兵,由一位千总统带。他手下有一名书办和一名通事。那位千总一年得俸一百七十两;可他领五十名兵的饷——每名一年二十四两——而实有只二十名,这就给他那点微薄的进项添了不少。这个做法在中国各处都平常,官府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那些汉商有若干用骡拉的小磨,把这地方所产的麦磨成粉,卖粉得利颇厚。他们引进了猪〔注五十七〕、家禽和种种蔬菜——白菜、青菜、葱——可本地人不怎么爱吃,宁愿吃糌粑喝茶。这地方最值钱的贸易是麝香,价钱同结古多差不多——每个香囊二十到三十卢比;这一样,连金砂、牛皮、羔皮、羊毛、鹿茸和少许皮货,便是这地方主要的出产,而汉人用绸、缎、毛葛、棉布、老布、红皮革、烟草、面粉、醋、针、纽扣等等来偿付,同这一带别处差不多。这里也卖俄国绒、维也纳火柴、美国细布,可用这些的只有汉人;本地人宁要本族的氆氇和印度所制之物,纵然贵得多。

藏人做买卖同汉人、蒙古人以及许多别的亚洲民族一样,用一种手势的言语,就是袖里议价。买主与卖主互握右手,手都用长袖好好遮住;议定了计数的单位——卢比、银两或砖茶——卖主便握住对方若干根手指,这样告他自己出货的价钱。对方也照样出他的价;于是两人眨眼、摇头、又同旁人搭话,这买卖便这样做下去,直到末了议成。所以若有人要三十五两银子卖一匹马,他便握住对方头三根手指——三——再握他交叉的食指与中指——十——然后握他所有的手指——五。藏人同中国与蒙古通行的法子唯一不同之处,在表六到十这几个数目:六是两次三指,第二次数时把手翻过来;七是四加三;八是两次四;九是四加五;十是两次五——数第二个数时手总是翻过来的〔注五十八〕。

我从没见过藏人做乘法;可他加减时,惯于借他的念珠:在一粒较大的珠右边取九粒代表个位,把十位记在它左边。这个计数之法大概是他们见汉人用算盘而来的。他们对数目极不在行;我常在很好的手稿里见到,比如把一百三十五写成「一百、三十、五」。数目之用多半限于星命的推算,至少在我所到过的那一带如此。

霍尔诸部,前面说过,分为五区或五部;可若以为那是界石划定的准确区域,便错了。一区的地面并不都相连:比如朱倭以西有一个村属章谷的第巴;而章谷以东的道孚,却归甘孜第巴管辖。我在这地方留得极短,无从查究这看去颇奇的分地之法。

汉人能在霍尔地方比较太平地居住,是一八八三年以后的事。那日子以前他们有许多人被杀,章谷喇嘛寺的喇嘛尤其为敌。一八八三年,四川总督派一位候补道台庆善到这地方来办差,为的是立起某种秩序。他把章谷寺里两个为首的处死,从那时起汉人便不再被扰〔注五十九〕。庆善平定霍尔地方这一段记载,会使人以为那里已在中国绝对的治下;可事实并非如此,而那道奏折凡说到汉人在此事上的举动之处,都须打上几分折扣。照我从卢明阳那里所知,这趟差使的本意是止住喇嘛的横暴——他们不断攻打汉人;这一层折里并没有提,不过那道奏折在史事与民族之学上终究是有意味的。

我往道孚启程前一两天,卢千总先派一个信差去,带着一道通函给沿途所有的头人与管事的人,报我

将到之事。那通函用汉文与藏文写成,卷在一支箭上,表示须由一处飞速递到另一处。藏文那一份我当时抄了一份,留作乌拉文书的样本,文曰:

「有苏尔——即西宁——的汉官一位,带仆二人,因私事下行——即往打箭炉。他不需乌拉。随行有甘孜汉兵四名。这几名无坐骑,沿途各站须备坐马四匹、驮马一匹。

「四月十五日印发。」

临行前,卢请我们同他、同他的书办和通事吃饭;在他屋顶上那片阴凉的廊上,我们吃了一顿极好的饭,喝了许多酒,又听了许多关于他在藏地长久而多样的经历的故事。他在拉萨驻过三年,在藏地别处约十五年;他是个会留心的人,有许多有意味的事可讲。说到霍尔地方以北那些野部落时,他向我保证说藏地有处在原始野蛮状态里的人。几年前甘孜以东噶洛山坡上起过一场林火,火焰把若干野人从林子里逼了出来。这些人他见过;他们浑身多毛,所说的话藏人听不懂,身上穿着最原始的皮衣。他把他们算作同果洛同一族,而果洛人中有许多住在山洞里,处在极深的野蛮之中。

六月十三日我离甘孜。护送的是四名汉兵,穿着半汉半藏的衣裳,骑着腾跃的小马,马颈上挂着叮当的铃串;两个藏人戴着高顶的白色夏帽,赶着几匹驮马;我那两个人和我押后,在这几位华丽的同伴旁边显得极为落魄污秽。

镇东约五六英里处,河急转向南;我们在普玉龙村——离河岸约一英里半——停下喝茶,那是朱倭第巴一所体面的房子,一面换马。随后越过一道低山脉——在那里我们见到许多黑帐篷——进了通俄曲之谷,又从觉日寺前经过;那寺在一个小湖觉日错附近一处洼地里。这一点以下约两英里我们到了通俄曲,见它是一条又急又清的河,约七十五尺宽、三尺多深。

朱倭这个小村是这一区的首邑,再往谷下走两英里半,在河左岸一块陡峭多石的地面上。一座大喇嘛寺俯临着它。第巴的宅子是唯一有气象的房子,高四层,屋角上饰着那种特别的黑色幡幢,叫作嘉参,看去像一把合着的胖伞,近下缘处有一道白带,另有两道竖的白带,同那一道合成醒目的白十字;那十字每一回都叫我吃一惊,因为它们使那些房子看去极像传教站。一座木桥,两端都有栅门封着,通到村里;我们在第巴家里得了极好的住处。

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忙着捏小泥锥,叫作擦擦,日后要作供物放进某座佛塔里去——这地方佛塔多得没有数。那场合看去颇为热闹:人们又笑又闹,彼此争着多捏擦擦,喇嘛们坐在一座帐篷底下念经、监着这桩活。山坡上已经铺满了这些小泥饼;可我们到后不久,一场猛雨顺谷扑下来,不久他们一天的活便化掉了。但愿这桩活既是为积功德而做的,他们的劳苦在那位死者的判官秤量他们善恶之时,不至于被算作乌有。

自甘孜到道孚这一程,我享尽了官员在这地方行路所得的一切便利。夜里我们住在头人家里、或住在前面说过的那种专备过往官员住的房子里;每天早上都备好新马供当天的行程。有时备马有耽延,因为百姓一口说他们所有的畜群都在远处放着。管事的人会进我们屋里来告罪,而我的护送一般要从他身上榨出一两个卢比;可从没有过高声或动气的话,整件事都办得极为和睦:那管事的人恭恭敬敬合着掌听着,对汉人所说的一切只答一声「拉索,拉索」,就是「是,是」。

朱倭有若干汉商;其实自甘孜往东,我们所到每一个镇每一个村都有这些人,多半是四川人。他们有许多已彻底藏化了,举止、衣着,而且连宗教也如此。连甘孜的卢明阳也依着本地的宗教之行——用念珠、烧柏枝、喝前先用手指在酒杯或茶杯里蘸一蘸向四围洒一点,以及别处说过的种种。

离朱倭,我们的路顺通俄曲之谷而下;那河许多地方流在一条在岩石里磨得极深的窄床里,两边的山各高起约一千八百尺,右岸的林木极好。村子很多;田里长着豌豆、麦与青稞,开花的灌木垂在路上。若不是有那些驮茶的牛群和样子奇异的人,我真可以想象自己是在瑞士的某条谷里。

极愉快地骑了二十英里,我们到了然卓;那里的房子除我们所住的一所之外,都在前面注里所说几年前那场变乱中烧掉了。这一天里雨落了好几次,近黄昏时倾盆而下;而此后到打箭炉这一程,没有一天不下大雨,往往一下便是大半天。

然卓以下十英里,在章谷镇稍上之处,通俄曲注入雅曲。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停下吃午饭;正吃着,有若干朝圣的喇嘛过来向我们求一点茶和糌粑。他们是塔尔寺的安多人,其中两个是我那几个汉人的旧相识。他们说正往拉萨去,是经贵德与拉卜楞寺来的。他们在路上已走了三个月,盼着再走四个月上下到得目的地。他们要往德格更庆去,再经察雅与昌都,循那条常走的大道。他们告我说这条绕路常有人走,因为走这条路两三个人也能平安而行;而走北路——即穿柴达木、越布尔汗布达山口到那曲——却非结大队不可,因为有果洛。

大章谷寺建在山顶上,俯临雅曲;镇在底下陡峭的山坡上。寺里住着两千来个格鲁派喇嘛,凡认得他们的人都认他们是一伙坏东西。村里约有七十五户,最大的两所——其实是唯一大的两所——属第巴。中国之近在这里开始叫人不快地觉出来:难闻的气味、猪在里头打滚的污秽街道,以及中国文明别的记号。菜很多,蛋也很多,可除了猪肉没有别的肉。本地人多半吃糌粑而连茶里也不加一点酥油,那是一团难以下咽的东西,显出一种极难解的口味;因为他们宁要这个而不要汉人的蔬食,而蔬食按人所想该更可取,因为花样较多、至少还有点味道。马铃薯传到这地方是本世纪里的事,大概是由法国传教士之手;可它并不是得人心的食物,只有最穷的人才吃〔注六十〕。

章谷的汉人据说有一百多,混血的人极多,可相貌上几乎同藏人分不出来,衣着举止上更全然分不出来。这里不驻汉兵,因为这地方直到近来对他们还太危险——我护送中的一人坦白地承认了这一点。

第巴的管事傍晚来说,驿马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备得出来,于是我们只好认命,在公馆里那成千上万的跳蚤和别的虫子中间消磨一整天。更叫我恼的是,有人看我的行装,把我的鞍袋掉在地上,把我的无液气压计和沸点温度计都摔坏了,于是此后一程我的工便省事了。

雅曲从章谷以北的山里流出来,是一条宽河,同甘孜以上的匝曲一样宽而更急,又是我在藏地所见唯一浑浊的河〔注六十一〕。离章谷,我们沿河岸走了十三英里,穿过一片耕作极好的地方,上面点缀着六户到十二户的小村。驮茶的队伍仍同甘孜以北一样多,各色旅人不断经过。在噶拉曲村——汉人叫它卡拉冲——渡到对岸,路有几英里离了河,因为河在这里往南打一个小弯;路越过几座山,随后

沿甲萨曲走,直到它在不远的下游注入雅曲。约自这一点起,这条河流在一条峡里,两边林木极好的山高出河床好几千尺,叫人想起不列颠哥伦比亚弗雷泽河一带的景致。汉人的伐木工正忙着砍树,把木头顺水漂到道孚或更南别的地方去。路是在陡峭的山面上凿出来的,在河上几百尺处,所穿的岩石多半是花岗岩与页岩。

在一个叫大寨的小村歇了一夜〔注六十二〕,我们又下到谷底;愉快地骑了十二英里,在谷中一处开敞处望见宁冲寺镀金的尖顶,以及在它那边耸起的道孚的屋顶。我们迅速骑过那座喇嘛寺,幸而没有引人注意,进了镇;护送中有一人先骑到了,已给我们备下一间又好又大又通风的屋子。一道小河从村心流过,汉人在河上立了若干水磨。这镇还有一个铁匠和别的各色匠人可夸,其中有人做极秀气的铜瓶,用来温酒。

我们在甘孜演过的那一幕几乎又重演了一遍:我们到后不久,一群喇嘛与本地人要闯进屋来,有一阵子情形看去极为严重,因为刀都拔了出来,有一个人被我一名兵砍伤了胳膊;可这一回流血倒使他们清醒下来、凉了下来,所有的麻烦不久便止了。到这时我对这类场面已颇为习惯;既然没有人对我动武,我便可以安安静静看着——即便说不上欣赏,至少也不怕这场「吵闹」会有什么收场。

道孚有时也叫觉色尼,而后一个名字大概是它原本的称呼。宁冲寺——或写作宁琼寺——有一千多个喇嘛,构成这镇的西部;其余部分约有八百居民,其中一百多是汉人。房子多半两层,用方得整齐、榫接得好的木料建成;总体的样式远比藏式更近汉式;再则多数房子里,那种刻槽的独木梯已换成了好走的楼梯。这里所说的话是藏语同汉语奇妙的混合,甘孜来的人听着费力——那倒不很在于本地的说法,而在于那极特别的口音与声调。这里的人很容易懂拉萨话、或者藏东所说的那种官话形式,所以我们同他们谈话并没有遇着多少难处〔注六十三〕。

我们不得不在道孚等了两天,因为统带这里一小队汉兵的把总正在稍远处闲住,第二天才回得来。我们觉得这村子脏得可怕、又热得过分;下午四点荫下温度是华氏七十四度。苍蝇与虫子多得、贪得难以形容;我们虽吃得还算好,却并不乐于这番不得已的歇息,一心盼着上路。

那位把总是个精明的年轻人,极肯帮忙。他说自道孚到打箭炉有两条路,问我愿走哪一条。走的人较多的那条越折多山口;另一条较难走,经泰宁与折曲之谷。这是极可喜的消息,因为那使我可以岔出阿克所循的路线——自离结古多以来我一直走在那条线上——去考察一片全新的地方。所以我答得极快,宣称决意走那条被称作「北路」的路。

我这位新相识求我不要急着走,等两三天,因为他想请我吃一顿饭;又说道孚是个极好的闲耍之处——用他那句有声色的四川话说,是「好耍」。四川人最大的快乐便是「耍」,就是闲荡;他们不断劝人不妨享一享这桩消遣,而为达此目的,什么借口都不算太空。可那位把总所能摆出的一切诱惑我都顶住了,坚决说我只能在打箭炉耍——那里如今只有一个星期的路程了。于是说定第二天给我备向导和一头驮畜,送我到泰宁。同那几位把我从甘孜带来的好汉子、以及那位把总作别——把总穿着全副号衣在村外相当远处伺候我——我们便又上了路。

雅曲在道孚折而向南,又纳入道孚曲;道孚曲从镇东与东南几英里外顶着雪的山上下来。我们的路沿着道孚曲而上;到俄洛苏——七英里——地面粗糙多石,可过了那个村,这一带便秀美异常,山上直到顶都披着好林木。不过不停的雨仍扫了这一程骑行的兴;我们乐得到了科甲——那是河岸附近一个四五户的小村。在这里我第一次在藏地见到有几个妇人患大脖子;而自此到打箭炉,这成了这里的人、尤其是妇人常有的一种残貌〔注六十四〕。

自科甲到道孚曲的源头,谷里无人居住;林木覆着谷底,土被连绵的雨浸透,蕨与藤几乎把岩石与倒木都遮住了。上坡觉不出来,而通往若曲之谷的那个鞍,既当不起「山口」之名,这地方也没有给它什么特别的名字。不过它标着霍尔诸部同噶达这一小片领地的分界。

在这里,我们又遇上一次从繁茂的草木到荒瘠之地、从农耕到游牧生活的骤变。若曲之谷上段宽一英里有余,大体朝东南;谷面上散布着许多卓巴人家,带着不多的牛羊。顺谷下走十英里,我们到了宗尼阿这个小村,在河左岸边那些山的半坡上〔注六十五〕。

我们本可以当天到噶达,因为那里只有十二英里;可我喉痈发得极厉害,什么也吃不下。这几天里它把我的力气耗得这样厉害,我几乎垮了;而要把测绘接着做下去,是极累人的事。此前四个月我一直被罚只吃茶与糌粑;那点东西只够留住我一点力气——若不缺一顿饭——使我做得完自己的工;可吃这样没有营养的东西,是储不起一点力气的。我极怕在路上病倒,因为我觉出自己的力气正迅速离我而去;实际上我上马非有我那两个人一同搀扶不可。

第二天,越过宗尼阿那边的山,我们进了噶达曲的流域;骑了两英里上下,便到了一片直径约三英里的小平原,有若干条谷开向这片平原,每条谷口附近都有一个小村。平原正中,一座喇嘛寺的金顶在一片树林中闪着光;近旁,在一座旧垒营的土墙之内,我见到泰宁这个汉人村子的瓦顶。那村子约有一百户,沿两条又窄又脏的街排在旧营南侧;那营同道孚附近那座一样,是一七一九年筑的〔注六十六〕。一座极小的衙门和一座小小的官庙,是这个不惹人爱的地方唯一的建筑;一位把总管着它的命运。本地人住在相邻的几个村里,泰宁是个纯粹的汉人地方,至少男丁如此;妇人自然是藏人,可是已汉化了的一伙,几乎没有她们更西边的同族女子那种快活自在的风致。

泰宁大致标着藏地在这个方向上的东界;因为那地方虽实际伸到打箭炉,可这一点以东已没有多少本地人居住。或是汉人把他们挤走了,或是吉绒——折曲流域这一带便叫吉绒——对藏人太热太湿;总之那里所见的藏人极少。

那位把总来拜我,求我「耍」几天,等他把两个人预备好带我到打箭炉;可我所住那个又脏又暗、约八尺见方的窟窿,实在不够舒服,留不住我;于是第二天早上一切安排好了,我便离了那镇。

上了一条短谷——谷里长着几株树——我们便又身在半热带的草木之中。脚下一条深谷自南而北伸去,一道沸腾的急流朝北奔流,大概在我们以东不几英里处注入铜河〔注六十七〕。这条谷东侧耸着峭立的群山,有几座顶上雪很深;而谷头是甲拉山那一片巨大嶙峋的山体,深厚的雪与冰自它陡峭的山坡上伸下好几千尺。谷里与坡上覆着浓密的叶,银白的苔藓成串地垂在树上,那些树看去像披挂着白哈达的受人敬奉的神像。我们的路沿这条谷而上,经过几处汉人伐木工的营地,随后横过那座大山的一道山肩。山的直立之面上有两三道由融雪所养的水流落到山脚的池里,这便给了这座壮美的山顶一个汉名——海子山〔注六十八〕。折曲便从其中一个池里流出;它在打箭炉同打曲相会,两河给那座坐落在它们汇口——藏语叫「多」——的镇一个名字,叫「打折多」,而汉人把它讹成了打箭炉。

甲拉山〔注六十九〕由三座峰聚成,绝对海拔必达一万六千五百尺上下;它往南的延续构成折多山口,往打箭炉的南路便经那里。沿它东坡是折曲和我们所要走的路;这一带名叫吉绒。据告它北坡有温泉,本地人常用。我们上它山坡时,见许多美丽的白鹇——汉人叫马鸡——在灌丛里跑。折曲之谷又窄又多石,而一路到打箭炉都是陡降。那条河以非常之速从一道细流长成一道吼叫的急流,石块在里头像软木塞一样被翻滚。每走几百码我们便得涉过一道落进折曲、给那洪流添水的小河;到我们走到新店——离谷头五英里——那条河已有五十尺宽。

新店,就是「新的客店」,是近来在这条谷里盖起的一簇汉人农舍的名字,是汉人在这个方向上推进的前哨。所谓客店只有一间屋,被一伙往上游去的木匠、砖匠和别的匠人、以及店主连他一家和他的猪占满了;我们只找到一个小角落安顿自己,过了一个难受的夜。

第二天我们早早上路,怀着天黑前到打箭炉这份可喜的指望。新店以下几英里,山竹开始出现,路边长着草莓。我们只见到一个极小的藏人村子,稍下有一个汉人村子,那里有温泉;我在那里享了自去年十二月在西安府附近的临潼以来的第一次沐浴。路上所遇的少数藏人,在同中国这样贴近之处,已失了他们天生自由独立的气派;一见我那两个破衣烂衫的汉兵便下马、脱帽而过,显出他们的顺服。

近三点钟时,带我的人指着一座略带雪的陡山,说山脚下便是打箭炉;过了一会儿,渡过一座结实的木桥,城墙与那座荫在枝叶舒展的树下的北门便入了眼。骑过城门外那所小小的天主教书院——圣若瑟书院——我们终于进了城,穿过它那些狭窄拥挤的街道,渡过打曲,到一条热闹街上的一家客店,便在那里住下过夜;而当我和我那两个汉人省悟到自己可以安安稳稳歇息、不必再怕凶横的喇嘛、有足够的食物、头上又有个好屋顶时,三个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一到,便派一个人去见那位主教毕天荣,告他我已到了,又说我想一有方便便去拜他。他的管事不久便来,说我可以租一所属那位藏王一名古察的房子,那是个又大又静、又干净又舒服的地方,在主教住处附近;吉尔、巴伯、塞切尼和别的欧洲旅行者都在那里住过,而我在那里可得一切弄得到的舒适。第二天我便搬进那里住下,这期间去拜了主教。再一次见到欧洲人那份快乐我无法形容;可凡是不得不长久只同亚洲人相处的人,都容易想见。那位好心的主教,以及德让、穆索、苏利耶几位神父,接待我何等热诚,留下一段回忆,我感受得出来却说不出来。我告他们说我只带两个人便穿过了德格与娘绒——那是他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想进而未能进的地方——他们几乎不能信我的话;而他们的称许我要永远珍藏,当作我最大的报偿,因为说这话的人,论对藏地旅行的艰险之知,世上再没有胜过他们的。

〔注一〕(原注: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七卷第一百三十六页所载阿克藏中之行的示意图上,提到莫贡岑、巴布鲁与噶巴,作为同纳木错接界的几个区的名字。我向本地人问过这几个名字,没有一个人认得。)

〔注二〕(原注:马可·波罗称这条河为「布留斯」,奥拉齐奥·德拉·彭纳称它为「比丘斯」,两个字都代表藏语的「哲曲」。后一个名字常被译作「母牦牛之河」,可那断然不是它的意思,因为母牦牛是「直摩」,从不读作「直」,而少了「摩」这个后缀便不成话。「直」可以指骡、指脏、也可以指米;可我既从没见这个字写出来,便无从在这几个说法里定一个,因为它们的读音完全相同。蒙古人叫它「木鲁斯乌苏」,书里有时改作「木鲁依乌苏」,即「曲折之河」。汉人叫它「通天河」,即「通于天的河」。「金沙江」这个名字在这一段流程上从不用于它,而是自巴塘到叙府一带才用。「扬子江」是我们给这条大河的名字,可这个称呼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知;在中国它叫「大江」,或叫「大官江」。)

〔注三〕(原注:这个山口的海拔约在海面以上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尺。)

〔注四〕(原注:在藏中,见面之礼是伸出舌头、拉右耳、搓左臀,同时略一鞠躬。不过中国式的鞠躬渐渐在取代这种本族的礼,而这种礼如今只限于平民。藏地各处要说一样东西极好,便竖起拇指、其余手指合着,说一声「昂杰吞波热」,就是「是拇指」,即是第一。第二等便竖食指,说一句「昂杰尼巴热」;如此往下数到小指,那意思便是最差的一等,「塔玛热」,就是「是末一个」。)

〔注五〕(原注:我测得这一点上河面的海拔是海面以上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尺。这同前人的观测相合得很好。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一点以西约二十英里处,测得海拔一万三千一百尺;阿克在图登寺——或即曲德寺?——约在下游三十英里处,测得一万一千九百七十五尺。)

〔注六〕(原注:参看书中所附之图。)

〔注七〕(原注:卖谷或卖粉时,卖主要往量器里回放一点,为的是「不断了生意的根」。)

〔注八〕(原注:我查得特纳上尉早在一七八三年便作过这个比较。见《使扎什喇嘛廷记》第二百一十五页:「农人的家造得粗陋,就形状与大小而论,像一座砖窑之极似,别的东西我都比不上。」)

〔注九〕(原注:藏人家里孩子的数目极少超过两个。纳木错普尔东那一家有六个,便被认作异常之多。)

〔注十〕(原注:前面所说的那些蒙古人,是奉西宁办事大臣之命派到结古多来学藏语、给汉官作护送、并照看柴达木来的乌拉的。他们在这里住三年,有官衔。其中两个来自宗柴达木,两个来自库库贝勒,三个来自台吉乃尔,一个来自阿睦札萨克,两个来自托尔木滚(回人),另有来自额尔克贝勒、王噶、墨里王、丹噶尔各一个。)

〔注十一〕(原注:自这一点起最要紧的一条路,便是通往四川打箭炉那一条,我所循的正是它。另一条往西穿过草原到那曲,在那里同西宁来的「北路」相会,自那里九天到拉萨。又一条约十天到昌都。还有一条经通布多与丹多,穿过果洛地方到四川西北的松潘厅。自结古多到德格的都城要六天,而自那个镇往南到巴塘只要再走八天。阿克把这个镇的名字记作「克格多」,可没有人认得这个名字。它有时也叫「嘉衮多」,不过那名字大概写作「嘉衮多」三字;「多」这个后缀意为「汇口、一对」,在藏东常读作「达」,也可能读作「果」,如「拉噶尔果」。「沟」是地名里另一个常见的后缀,看来意为「溪或谷」。)

〔注十二〕(原注:在藏东,卢比或用它的汉名「洋钱」,或叫「披凌果模」,意思完全一样;「果模」意为「一枚扁圆片」,并不是巴伯所听说的「女人的脸」——见《华西旅行考察记》第一百九十八页。汉人把一个卢比折作三钱二分或三钱一分。拉萨的章噶值一钱五分,因铸它的噶丹寺而被称作「噶丹章噶」,在藏东除大折价之外不通行。藏人数钱时每五枚一堆,可五个卢比代表什么单位,我没有打听出来。至于这一带货物的价钱:麝香每个约一盎司重的香囊二十卢比;茶——「柴茶」,就是木头比茶多的茶——每块约五磅重,一卢比;麦粉每中国斗二十七卢比;糌粑或青稞三升一卢比;金砂每盎司四十到四十五卢比;羊每头三到四卢比;马七十五到一百卢比;中国的蓝布或白布每庹一卢比。所卖的外国货只有细布和毛葛,后者藏人用它的汉名叫「毛领」。藏人量东西用「拓」,即一掌之距;用「肘」,自肘到中指尖;又用「庹」,即两臂伸足之距。一匹本地布通常有九庹。他们的秤是寻常的中国杆秤,他们用汉名叫它「秤」。量干物他们有一种大致相当于中国升的量器,叫作「博」;不过一博满满一器任何东西,都叫作「克」。)

〔注十三〕(原注:中国有一部记理塘的书,《里塘志略》第十八页上说:「里塘所属各溪各山皆产沙金——原文作麸金、沙金——而喇嘛不许民人采取,恐伤地气。」鲁布鲁克的威廉在前引书第二百八十九页里所说的,显然是指这个迷信:「吐蕃人地里有许多金子;需用金子的人便挖,挖到为止,需用多少便取多少,余下的仍藏回地里。因为他若把金子收进库里或箱里,他便信上帝要把他地里其余的金子取走。」又参看附录里依本地书籍所述藏地贵金属之由来。汉人关于开矿掘地也有极相似的念头。)

〔注十四〕(原注:前面图中那条链饰是在这地方做的。同一图中那枚铁印,是德格之工极精的一件。)

〔注十五〕(原注:这里对一妻多夫的解说,并不是要说明它的起源,而是说明它在这地方何以存续。它远古的起源,我信人把它正确地归为对野蛮部落那种原始无制状态的一步进步。见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二卷第六百四十五页。)

〔注十六〕(原注:斯宾塞前引书第二卷第六百四十二页。)

〔注十七〕(原注:有一点很有意味:藏语里表父、母、兄弟——按年纪、或相对于姐妹——以及叔伯、姑姨的字颇为丰富,可表「侄、甥」却只有一个字,而这个字又兼用于孙与孙女;表「表亲、堂亲」的字则一个也没有。「本」这个字,意为「兄弟、或兄弟姐妹」,有时用来表这层亲属关系。)

〔注十八〕(原注:见后面附录。)

〔注十九〕(原注:许多有学问、有德望的喇嘛,我问过他们一妻多夫的事,都向我保证说那是一种罪行,全出于百姓极松的道德,决不是一项公认的制度。早年在这地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持这个看法。乔治《藏文字母》第四百五十八页——大概引的是安德拉德神父——论此事说:「贵族与正直的市民不染这种丑行。」奥拉齐奥·德拉·彭纳《西藏王国简志》第七十一页说:「至于不甚宽裕之人的婚配,有一种极坏的陋习,并非律法所定,而是由积习所生:一家有几个兄弟,便共娶一妻;所生之子归于那个妇人自称由他而受孕的人。不过这在贵族与宽裕之人中间通常并不如此,他们只娶一妻,有大人物娶一妻以上的,却极少。」藏地并不行溺女婴之事,只有嫁给汉人的妇人除外。婚姻既是买来的,父母便有意把女儿都养大;大概有许多在婴时便死了,那是因为气候严酷、身体清洁上少照料、又缺医药。我几乎没见过十八岁而未嫁的女孩。巴伯《华西旅行考察记》第九十七页论藏人的一妻多夫说:「一夫多妻行于谷地,而一妻多夫盛于高原。据告谷地农庄上活计轻、宜于妇人;可在海平面以上一万三千尺或更高的草场上做牧人,生活粗、食物苦,对妇人便过于严酷了。这个解说是一位在这些地方阅历极深、居留极久的欧洲人给我的;他个人的信念虽于他自己的婚事不利,却是严格的一夫一妻之论;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这两种制度并行,彼此抵消各自之弊,而在当时的情形下两者都合理、大概也是必需的。这个题目生出许多稀奇而决非无聊的问题;可我不能不觉得奇怪:求偶与婚配之事竟要由气压来定。」安德鲁·威尔逊《雪域》第一百九十三页说:有一位住在藏地边上的摩拉维亚会传教士替这制度辩护,不是说它抽象地是好事、或说基督徒中间可以容它,而是说在这样贫瘠的地方,对异教之人而言它是好的;因为人口一增,便要招来无尽的争战或无尽的匮乏。塞缪尔·特纳《使扎什喇嘛廷记》第三百四十九页为藏地的一妻多夫举出几条稀奇的理由;他以为这个习俗于这一族人的风气并非不利。)

〔注二十〕(原注:松赞干布王于公元七世纪在拉萨为王,娶了两位妻,一位汉人、一位尼泊尔人;而他家里并不太平,是史有明文的。)

〔注二十一〕(原注:这是汉语「儿茶」的藏语读法。)

〔注二十二〕(原注:见古伯察前引书第二卷第二百五十八页。克拉普罗特《西藏志》第八十四页把「儿茶」译错了,弄得妇人用「红糖同煮过的茶叶」这样可怕的混合物涂脸!希罗多德第四卷第七十五节说到斯基泰人:「她们的妇人把柏木、杉木与乳香木捣在一块粗石上,加一点水,调成膏;用这种浓稠的东西把整张脸、其实把全身都涂满。这样便得一股甜香;第二天她们把那层涂料取下来时,皮肤便又洁净又光润。」贝柳《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第一百三十页说:「拉达克一部分地方的妇人用颠茄熟果的汁与子涂两颊与额。」又参看胡克《喜马拉雅日记》第二卷第一百七十五页。蒙古妇人也用一种油膏涂脸,而这是个古俗,鲁布鲁克前引书第二百三十三页便是明证。)

〔注二十三〕(原注:见松筠所著《西招图略》;松筠是从前驻拉萨的办事大臣。)

〔注二十四〕(原注:不过我须把察拉——打箭炉——这片领地除外,那里的君主宣称并行使对境内各喇嘛寺的治权。)

〔注二十五〕(原注:藏东的喇嘛若不曾到过拉萨、不能拿出发给那座城里一切朝圣者的凭照,便在百姓中间、在自己寺里都没有地位。他若由扎什伦布的班禅仁波切授了「格隆」之戒——即入了僧阶的高一等——便稳有迅速的升迁与极大的人望;可没有前一种凭照,他便永不会被请去念经、也不会被请去在自己寺外参与任何法事。)

〔注二十六〕(原注:这几派的藏名分别是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噶玛派。)

〔注二十七〕(原注:寻常的藏人会向你保证说,苯波同喇嘛唯一的分别是:绕圣迹或圣物而行时,前者把它留在自己左边,后者把它留在自己右边。苯波向他们的神献活的牲畜,尤其献鸡,而这在喇嘛眼里是可憎之事。苯波的经书我所读过的只有一部,题作《鲁本噶波》;说也奇怪,我所买的那一本是在一座格鲁派喇嘛寺的印经院里得的,那里管事的喇嘛告我说,各派的喇嘛同苯波一样都读它。除了把他们自己所特有的名词与名号换下佛教徒所用的之外,这部书并不含任何与佛教寻常教法相抵的理论或念头;它的宇宙生成之说纯是佛教的,它的伦理与形而上也可以这样说。辛饶代佛的位,「强秋」——即菩提——成了「雍仲」,「强秋森巴」——即菩萨——成了「雍仲森巴」,「曲」——即法——成了「本」,如此等等。有人把苯教同道教认作一类、把辛饶同老子认作一人,可理由不足。佛教对道教有极大的影响,喇嘛教对苯教也是如此;可相似之处我信到此为止,因为道教与苯教无疑含有非佛教的理论,而且在中国与藏地都先于那个信仰而有。玉尔上校《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三百一十五页及以下,把关于苯波所能得到的材料差不多都举了出来,又详论他们同道士是否一类。他说亚历山大·坎宁安将军「完全承认这是一类」,可他所信乃据雷慕沙对《佛国记》里一处的误译——「道师」在那里被译作道士,而在那一处它的意思是「真理或法的师」,即佛教的僧——所以不能采。就我的观察所及,这些苯波常行的法事同倮倮、栗粟与摩梭的巫师所行的相似;极可能这门教原本便同那些部落今日所奉的是同一门。苯波以极擅戏法与幻术著名。又参看霍吉森《论藏北诸部》第八十页注。)

〔注二十八〕(原注:这些邦完整的名单见后面附录。汉人把这地方分为三十三个区、七十九个族,并称他们作「玉通的西番诸部」。「德格」——汉文作「德尔格忒」——藏文写作「德格」。霍尔诸部藏语叫「霍尔五部」,或简称「霍尔区」。「娘绒」、即「雅曲之谷」,这名字是因那一带的主河而得的。「巴」便是汉人所说的巴塘;那名字正确的写法是「巴」。「巴塘」这个字是汉人造的,藏人并不知道。「察拉」是打箭炉为其都城的那个邦。「蛮娘」便是汉人所称的瞻对,那里的人被称作「蛮娘瓦」,即霍吉森与巴伯所说的「曼尼亚」与「门尼亚」。「雅砻」是汉人给雅曲的名字,其实只是「雅龙」,即「雅之谷」。)

〔注二十九〕(原注:关于廓尔喀遣使赴京之事,参看前文。)

〔注三十〕(原注:在察拉之国没有协俄,而由四十八个百户代其位。他们的职任是世袭的,其下有村长,即贝色。)

〔注三十一〕(原注:这些古察似乎同锡金第巴王的「津康布」一类,特纳上尉《使扎什喇嘛廷记》第八页提到过。它写作「古察」,字面意思是「副手、代表」。察拉嘉波有五十八名,巴的第巴有五十名。谢立山《华西三年》第一百三十页说,丽江府西北有一个藏人部落叫「古宗」,「不过大理的人也拿『古宗』这个词泛称藏人」。那大概是汉人把「古察」这个词泛用了。)

〔注三十二〕(原注:在察拉,古察被称作「阿加」。汉人叫他们「古仲」。)

〔注三十三〕(原注:我所见各队的兵,没有一个是带兵器的。他们告我说他们每年到打箭炉去习弓箭,那时才借给他们兵器。他们多半有自己的一件兵器,通常是一把刀。)

〔注三十四〕(原注:参看前文。)

〔注三十五〕(原注:或作班禅寺。在阿克的图上它叫辛吉寺,而强吉寺则作唐寺。)

〔注三十六〕(原注:这村子约高出河床四百尺。)

〔注三十七〕(原注:去渡口的路上我们经过东迪与真托两村,以及曲德寺,都在河左岸;右岸还有一个小村,名字我没有打听到。)

〔注三十八〕(原注:打箭炉主教毕天荣在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给我的信里写道:瞻对已反抗拉萨,把拉萨派去的官员尽行杀掉或赶走了。)

〔注三十九〕(原注:见巴伯前引书第九十八页及以下。)

〔注四十〕(原注:藏东各邦的界线极难划定。在这一处我不很确定佐钦与宜龙两区是否该算作属德格;不过事实上它们确是属的。德格东边在绒巴察一区同霍尔地方接界,那一区西半属德格,东半属朱倭——那是霍尔的一邦。)

〔注四十一〕(原注:在阿克的图上——载《彼得曼地理通报》一八八五年——色巴叫西拉,曲德寺叫丁果寺,噶瓦岭多叫噶旺。这个曲德寺不是前面注里所说的那一座。)

〔注四十二〕(原注:噶瓦岭多以东四英里我们经过噶波寺,再过三英里是波拉村。在阿克的图上,前一处作噶普寺,后一处作巴噶。噶尔塔他作「鲁拉」。)

〔注四十三〕(原注:我在容克博士新出的《非洲旅行记》第一百三十二页里见到:在贝加——即贝都因——某些部落里,妻子「当家作主,其势之盛,似乎同那些未驯的游牧之民那种桀骜高傲的性情难以相合」。)

〔注四十四〕(原注:噶尔塔附近诺杰勒村的那一座——阿克作「纳格里」——已被弃置。)

〔注四十五〕(原注:这一派主要的喇嘛寺在萨迦,在后藏日喀则西北一百英里处。莲花生——这一派公认的创始人——的化身便住在那里。他们虽也朝格鲁派的圣地、也敬拜达赖喇嘛——那是观世音的化身——可照他们所说,藏地最神圣的人物却是萨迦寺那一位。拉达克的法王是他们另一位圣者,另有几位住在锡金与不丹。)

〔注四十六〕(原注:湖所在的这条小谷叫塔门多。)

〔注四十七〕(原注:在阿克的图上这地方叫「日普」。那大概是正确的名字,因为「日普」意为「山洞、或石室」。)

〔注四十八〕(原注:即阿克的达格寺。他记它的海拔为一万零五百五十尺;我测得比这高一千尺。)

〔注四十九〕(原注:参看后面的注。)

〔注五十〕(原注:沃克将军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七卷里记阿克的藏中之行,说第七十三页:「有名的甘孜果寺住着两千喇嘛,四围是一座两千五百户的镇;寺极古极圣,四围各区的人都以它的名起誓以证自己所言。」两千五百户便当有一万人口;在这里是绝不可能的。他记它的海拔为一万零二百尺;我测得一万一千八百三十尺。)

〔注五十一〕(原注:同中国大多数属地不同,藏地保留着自己纪时的法子。闰月与闰日的安插同中国所行的并不相合。所以一八八九年藏人有一个闰三月,汉人却没有。日子分为吉日与凶日。凶日的处置是把它抹掉:比如十三是凶日,他们便跳过它,把十四数两遍。既然一年里至少有一半的日子是凶的,这想必是一套极乱人的法子。)

〔注五十二〕(原注:四川人称一切藏东人为「蛮子」或「蛮家」;后一个称呼是本地人唯一肯受的,他们不知何故认前一个有贬意。这地方本身常被称作「草地」。说也奇怪,藏人常称汉人为「蛮子」,而那是公元一二七六年宋朝被蒙古人灭亡之前给黄河以南的中国的名字。这些通婚所生的孩子,汉人叫他们「半个钱」,藏人叫他们「嘉玛博」,即「父汉母藏」,或叫「拉玛鹿」,即「父山羊母绵羊」。耶谢克字典里用来指这些混血人的「阿尔贡」一词,这地方的人懂,可并不用。)

〔注五十三〕(原注:藏文写作「甘孜」;所以更准确地转写该作「甘格孜」。不过在这地方末一个辅音是听不出来的。)

〔注五十四〕(原注:霍尔地方也叫「娘绒」,即「雅曲之谷」,又叫「霍尔区」。这地方的人口,中国作者——见《西域考古录》第十六卷——估为约八千户或三万五千人,喇嘛不在内,而喇嘛必在八千到一万之间。据说章谷一区人口最多,约一万四千。白利是最小的一邦,只有一千五百。成都府驻防将军与四川总督有一道奏折,载于一八八四年一月八日的《京报》,译文见后;折中把这地方说成建昌道的一部分,那是极离奇的错,因为建昌道在打箭炉东南一百五十到两百英里之外。汉人把霍尔分为七族——见后面附录。霍尔五位第巴的衔号,是打箭炉察拉嘉波的书记告我的,如下:康萨第巴、麻书第巴、扎蒙第巴、白利第巴、直图第巴;不过人通常不说扎蒙第巴与直图第巴,而说朱倭第巴与章谷第巴——那是取他们主要城镇的名字。同样,康萨第巴也被叫作甘孜第巴。)

〔注五十五〕(原注:十四世纪的鄂多立克修士说到藏地妇人的衣着:「妇人把头发编成一百多条辫子,又有两根像野猪牙那样长的牙。」见玉尔《东域纪程录丛》第一卷第一百四十八页。那「牙」也许是麝牙做的饰物,可我在这地方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谢立山前引书第一百二十四页说到四川西南的土著妇人,说她们的头巾许多都饰着一圈猪牙。)

〔注五十六〕(原注:特纳上尉前引书第二百二十七页提到他赴扎什伦布途中见过这些扮演的人。「仁波切」这个号用于称呼高位的人;打箭炉主教毕天荣在文书里有时便被这样称。)

〔注五十七〕(原注:喇嘛不吃猪肉,而在蒙古——柴达木——没有人肯碰它。)

〔注五十八〕(原注:参看弗雷德里克,载《哈克卢伊特文集》第九卷第二百八十二页与第二百八十九页,戈德斯米德校本。那里所说的「捏指节」,我信在中国与中亚是不行的。)

〔注五十九〕(原注:关于这趟差使的官方报告,见一八八四年一月八日《京报》所载一道奏折,文曰:「成都府驻防将军与四川总督奏报:该省建昌道境内土司互斗一案已经平定。此案发端早经奏闻,蒙皇上谕令即行剿抚。乱事之报传到臣等处时,即派候补道台庆善带土兵三百名前往该地;其后又令素有抚番阅历之成绵道署理道台丁士兰前往会同了结此案。今该二员报告已到,兹就其报告,述此案之起因、经过与结局如下:

「查该境内有土著五族,即麻书、康萨、朱倭、章谷与白利;此五族本为一族,数代以前分立,族人彼此通婚。章谷族之长、第巴即土司,名嘉措赞江初,无嗣;麻书族长乃以己子一人与之为嗣。嘉措死后,其养子名旺切者掌章谷之政,娶康萨族长之妹为妻,生一子名扎西旺杰。康萨族长名贡色囊卓本索,故为幼儿扎西旺杰之舅。三年前——即一八八〇年——他为其侄作中人,议定并完成其侄与朱倭第巴长女之婚事。此事其后为麻书第巴——即该童之祖——所知,便加反对,所据之由是:该童之生父旺切才是决定他娶谁之人;他遂令已成婚之女归家。随后他又为其孙扎西旺杰议第二桩婚,娶一名曲色杰之女。于是康萨与朱倭两族长之间生了恶感;后者所受之辱——女儿既与扎西旺杰成婚又被送回——把他气到这个地步,他遂成了康萨第巴的死敌。瞻对的土管事——那是拉萨所派之官——曾设法调处此争,提议两桩婚事一概作废,两女终身不许再嫁;可麻书第巴仍坚持娶曲色杰之女的那桩婚事,于是麻书与康萨两族开了战。

「汉官一闻此事,即前往劝谕交战各方,始知章谷与麻书两族原愿遵瞻对土官之断,可康萨族不肯,于是开战,各方都请亲族派兵相助:一方是麻书、章谷与蛮娘——即瞻对——诸族;另一方是康萨、朱倭与白利诸族。两军各占险要,筑栅、设障、垒石堡、起碉楼,彼此开战,大损商贸,往来几乎全绝。

「查康萨族长——此战实由其固执而起——其实只是他侄儿登色洛波手中一件器具;登色洛波是朱倭族人,为人阴险,素来同最凶恶之辈往来,见此战是纵其劫掠之性的机会,便是他劝他舅舅不遵瞻对土官之断。朱倭一区有一座喇嘛寺,汉人称作寿宁寺,住着两千来个喇嘛;登色洛波同他们相好,而他们同章谷第巴有仇。他遂劝这些喇嘛煽动百姓围章谷之栅、烧其村落、掠其人畜,并举他为章谷族长。这番乱事闹了三个星期,直到庆善带兵到来;而他一传令各族长撤兵、把争端交官断处,各族长便都撤了。……乱事既平,庆善传召涉案三位族长,取得他们遵断的承诺,便加裁断。因两女都已与扎西旺杰成婚,他以为瞻对土官那个提议——把她们各送归家、终身不许再嫁——极不合理;而依他之见,解此难局唯一之法是把两女都嫁给扎西旺杰,遂断令两女都归他,分为正室与次室,而以朱倭第巴之女为长,因她先成婚。此议各族长欣然受之,并具结永不再生乱。

「臣等拟罚各族长一年俸禄以结此案;登色洛波已在出击中被杀,拟枭其首;在押之果钦洛波已经斩决。」)

〔注六十〕(原注:黑斯廷斯曾嘱博格尔在赴扎什伦布途中每一处宿站都种些马铃薯,为的是把一样可贵的新出产引进不丹。见马卡姆《西藏》第十九页。特纳上尉《使扎什喇嘛廷记》第一百四十页说,不丹的马铃薯是以博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可它们在不丹的都城普那卡并不成功。在四川西部,马铃薯是最被看重的作物之一。它在藏地有种种名目:在康区叫「尼苏」或「卓玛」;在藏西叫「阿鲁」;在藏中叫「阿尼亚」、「卓玛」、「雍玛」、「吉扎」、「吉尼」,或叫「嘉卓」。「卓玛」本意是「谷、粮」。「嘉卓」意为「汉人的粮」。)

〔注六十一〕(原注:人会注意到我给这条河的名字同我们从前关于这地方的材料不合,因为此前人把这个名字给了流经甘孜的那条河。不过人向我保证说那是匝曲,而雅曲是经章谷与道孚的,更往南便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主河。所说虽然一致,我至今仍未被说服;因为那样一来,匝曲之谷便叫「娘绒」,即「雅之谷」,而它流程上有几处地名里也有「雅」这个字。不过「娘绒」这个名字,也可以正当地用于雅曲的流域,而匝曲便在这流域之内。在阿克的图上,雅曲叫「道曲」,那是个错,后面便可见;而他也没有给它应有的分量。中国最好的典籍——《水道提纲》第八卷第十六页——同告我的那些人也不合。甘孜之河在他们那里是雅砻江;章谷之河是「匝曲」。不过我仍按自己所听到的记名。阿克没有提章谷,而给了一座「丹果寺」,又拿同一个名字称整个一区;可毫无可疑的是,他的耳朵在转写这个名字、以及他沿途所听几乎每一个别的名字上,都害了他。在《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年喜马拉雅以外勘查报告》第二十六页里我见有这样的话:「自康区章谷城运往拉萨的麝香极多,那些麝香末了经尼泊尔流到欧洲。」沃克将军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西藏」条里,也把这个镇叫作「丹果」。)

〔注六十二〕(原注:汉人叫它大寨。它大概便是阿克的「达托」。「大寨」可能意为「大的峡或隘」,用在这地方是恰当的名字。)

〔注六十三〕(原注:说也奇怪,「道孚」这个名字在阿克的图上并不出现;他只提到「宁冲寺」。沃克将军在前引处说到「道」与「道」,看去是把这两个名字当作两个分开的地方。一七一九年中国大举用兵藏地时,在道孚立过一座设防的营,它的废址在镇外不远处至今看得见。这一点形势上极为要紧,它控着两条通往打箭炉中国边界的路,又控着一条通瞻对的路、一条通甘孜与北方的路。道孚的海拔不会低于一万零八百尺,因为它以南八十到九十英里的雅江,照吉尔上尉所测是九千二百二十二尺。章谷海拔一万一千六百七十尺,而雅曲在那一点上比镇低三百尺,即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尺。道孚在章谷以下四十四英里;就这条河水流之急而论,我以为每英里落差二十尺不算过多。据这几条理由,我把这镇的海拔估为海面以上一万零五百尺。)

〔注六十四〕(原注:桑德斯医生在特纳《使扎什喇嘛廷记》第四百零八页里说,大脖子在不丹常见,而在藏地则不为人知。他说这病在苏门答腊沿海极为常见;我还可以添一句:在华北的平原上也极常见。)

〔注六十五〕(原注:这条小河纳入噶达曲——是在噶达以南;随后它转向南,我想是在雅江附近注入雅曲的。)

〔注六十六〕(原注:噶达的喇嘛寺汉人叫作惠远寺,建于一七二三年。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于一八三七年生在这地方附近。)

〔注六十七〕(原注:即金川河。)

〔注六十八〕(原注:吉尔上尉赴巴塘途中,自噶吉山口顶上望见过这座山。他这样说它:「我们到了顶上时,那景色极为壮美。回望我们所来的方向,一道一道的山脉卧在我们脚下,末了耸成几座最壮丽的雪峰,其中一座把头抬起,高出邻峰四五千尺。那是一座壮丽的峰,在这个距离上看去几乎是垂直的。它藏语的名字是『甲拉』,即『山之王』;而我从没见过一座更当得起这个名字的山。我从前从没见过像眼前这样一道壮美的雪山山脉,要把眼睛从这景象上移开,真是难事。」见《金沙江》第二卷第一百三十三页。)

〔注六十九〕(原注:这个名字不可能是吉尔上尉所给的那个意思。依我看来它似乎意为「中国之角」,远远标出中国从哪里开始;或者它便是「察拉」,即「打箭炉之山」。)

第六章

打箭炉(打折多)及其商务;藏地的政制、商务、税法、人口与对外关系杂记

我在打箭炉唐喇嘛家里住得这样舒服,便定了心在那里等我不得不留在结古多的那两个人来。可即便那地方不这样舒服,我也要留在那里,为的是同那位好心的主教、同他教团的几位神父相处;他们待我何等厚道,又把他们在那地方住过、苦过许多年所知的一切这样不吝地告给我,我对他们将永怀深深的感激。毕天荣主教在藏地已二十六年;他虽还算不得老,却已被所受的种种艰苦压垮了。这个教团事业的历史,已由丁盛荣神父的兄弟德高丹写成书,有意于这个题目的人我只能请他去读那部书〔注一〕;这里只添几行,说一说这几位忠实的神父近来所受的迫害。

自察戎的崩噶被毁以来,这个教团主要的驻地便是澜沧江上、噶托以南的盐井。那里已建起一座讲究的教堂、一所修道院、一所主教的住宅和别的费钱的房屋,又垦出相当大的一片地。主教正为自己事业的完成而欣喜,一八八七年便起了一场由喇嘛煽动的普遍暴动。盐井不久成了一片还在冒烟的废墟;在藏地境内别的每一处驻地,神父都被赶走,只得到打箭炉避难。在巴塘,喇嘛把一八八一年被杀的布吕神父的骨头从坟里取出来,用污物填进坟里,又把他的头骨做成饮器。留下的本地信徒被喇嘛禁止耕种自己的田,已沦为乞食之人。自那以后,毕天荣主教只得以自己手头那点菲薄的款项养着他们;可几位神父都没能再进东俄洛以西的地方——东俄洛是打箭炉以西两天路程的一个小村。主教向四川的汉官、向法国驻京公使申诉,都无结果。他既得不到教团所受损失的赔偿,连在那些处在中国直辖之地的驻地——如盐井——复设的许诺也得不到。

实情是:自一八八四至八五年法国同中国之间那场办得极糟的「相互报复之局」以来,外国人在内地的声望已落到自一八六一年英法之役以来任何时期的最低点。无论在陕西、甘肃、四川,我处处听人说官员近来对外国人的态度全变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出这样明显的敌意与傲慢,他们的举动只能用一个假定来解说:他们是奉北京之命而行的。每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都被不断监视着;他每天的作为都详报给地方官,他每一桩举动都被窥探,他的仆人被买通或被虐待,而凡有机会便要公开地冷他一下、辱他一下。四川有些地方,这一两年里传教士被官员这样不断地、恶意地折磨,以致我经过嘉定府时,那里的主教正要把他们召回,用中国神父代他们的位。不止一位白发的老神父告我说:在这地方「开放」以前那些旧日子里,他们所有的实在的自由比近几年还多;而我极容易信这话。

打箭炉〔注二〕是四川省最西的一个厅,又是藏人的王——嘉波——的都城,那个王是察拉之王,汉人称作明正。打曲穿城而过,上有两座桥。城上下的谷口都被带雉堞的墙封住,墙上有三门,称作北门、东门、南门。房屋多半是中国式的建筑,可许多还留着藏人房屋若干特有之处,主要是两层与平顶。人口我粗估在六千到八千之间;可以想见那是极杂的,因为这地方的贸易把陕西、云南和别的更远省份的汉人都引来了,此外还有大批藏人、以及西部边界各处的土著。这些流动人口我没有算在我的估计里,而那是相当多的;运砖茶来的茶背子更大大增其数——他们从雅州和别处运茶来,每天来去的至少有四百人。此外还有八座喇嘛寺,前面第二百一十七页所说四派各有两座,里头大概住着一千人;另有若干苯波的僧人,不过他们并不住寺院,因此被称作「俄贡巴」,即「俗喇嘛」。所以一万这个数目,看来算得上这镇寻常人口的公允之数。

这个厅由一位军粮府管着,他还要把中国在藏地各驻军所需的一切款项、物资等等转运出去〔注三〕。这个位子因茶上所征的税极多,从前是极肥的,所以这位官员一年要弄到四万元。可近来省里的总督已派了一位委员到这里,监办厘金的征收,打箭炉的军粮府便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舒舒服服地肥自己的窝了。

本地的主将是一员协台,称「庆宁协」,统阜和营;驻藏东各处的小队都是从这一营里抽的。他在打箭炉名下该有两百来人,可我以为实际上他连一百人也没有。

一七〇〇年以前,打箭炉以及它以东将近一百英里的地方不为汉人所占,归察拉之王治下;可自那以后这一片便被并入中国,不过仍许土著保留他们部落的组织。那位土著的王仍住在打箭炉,是藏东最有势力的头人之一;因为在他们中间只有他一人能向住在自己领地内的喇嘛要求服从、而且得到服从。凡汉人或土著运往城西的货物,他都有权抽税;对自己所有的人他行使独一无二的管辖之权,而被汉人抓住的土著罪犯要交给他或他的官员惩治。西边,察拉之国同蛮娘——瞻对——以及理塘接界;近几年来这位王极费力地抵住拉萨人的侵逼,而拉萨人已把前一个地方并了去。不过他把女儿嫁给德格与理塘有势力的头人所结的姻盟,大大地加强了他的权势与声望〔注四〕。

在他国的西界上,雅河上一个叫雅江、或叫蛮娘雅江的地方,有一处要紧的站,驻着少数汉兵与藏兵。有人把这地方算作藏地的边关,因为凡旅人——只有土著例外——到这里都须出示执照。这个站看来起初是为截拿驻藏汉军的逃兵而设的,而这到今日仍是它主要的用处。

打箭炉主要的要紧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它是中国与藏地之间的总汇。茶是输往藏地最要紧的出产,每年运到这镇供藏地市场的有一千万到一千三百万磅。这茶由背子从雅州和邻近各处运来,每一包重十八到二十三磅,他们得二分银。他们到了东门,便要过厘金局;雅州、荥经县或天全州的茶每五包——即一驮——课八分银,邛州的则多一钱。茶随后被送到城里雅州各大茶号所有的包装房,每一包分成四个单包、即四块砖,藏语叫作巴噶,

再把九块砖打成一箱,用生皮严严缝住;这样便可以运往藏地了,两箱、即两「甘」便是牛的一个寻常驮子〔注五〕。自打箭炉往藏地起运时,察拉的土王还要抽一道税:汉人运出的每四块砖抽二分银,藏人运出的抽一分银。

关于藏地茶务这个题目,我在此莫如引丁盛荣神父所写的一本小册子〔注六〕。

「为藏地市场所制的茶砖并不都是一样的品质;而是按叶子的老嫩、按发酵的完全与否、按颜色、按叶与木在重量里所占的成数,分为五等。此外还有十来驮细茶,也打成砖,是备作皇帝赐达赖喇嘛的礼、或供汉官与少数土著士绅之用的。这种细茶从不作买卖之货〔注七〕。

「第一等本地人叫『十张金』,藏人叫『果芒曲巴』。这种茶砖里不含茶木,只有发酵得最好的叶子,呈深褐色——不是黑色。每块砖的两端一般还撒一层细茶。因为它味道较好、用量较省,买得起的人喝茶便首选它。每块砖一般重五磅半,在打箭炉卖一卢比四安那,在巴塘两卢比,离大道之外三卢比,在同上阿萨姆接界的察戎与察隅三卢比八安那,在拉萨则按市上货多货少,自三卢比到四卢比〔注八〕。

「第二等藏人叫『古孜孜木巴』。这种砖的大小与重量同第一等差不多,可品质低得多,因为叶子是黄色或带绿色的。发酵既不那么完全,茶味便较差,而煮同样一壶所需的量也要多些。不顾信义的商人有时想把它当『果芒曲巴』卖给不留心的客人,或是在第一等里掺进几块。第二等砖在打箭炉卖一卢比,在巴塘两卢比,离大道之外直到察戎与察隅三卢比,在拉萨三卢比四安那〔注九〕。

「第三等砖藏人叫『嘉巴』,汉人叫『八张金』。每块砖重两磅半,在打箭炉卖十安那,在巴塘一卢比,离大道之外在察戎与察隅一卢比半到两卢比,在拉萨两卢比到两卢比半。这种茶品质不如第一等,却胜过第二等;它是用叶子加少许小枝的梢做的,发酵得好,呈深黄色,是藏地远为最通用的茶,不但作饮料,而且尤其作贸易的大宗、作商人通行的钱。人议价便说若干块茶、或若干包茶——一包四块。他们说:「这把刀值三块;这匹马值二十包」,如此等等。工匠与仆役的工钱也用若干块茶支付,等等。凡提到以茶砖或茶包作钱,所指的总是第三等、即『嘉巴』;那时砖不过秤,只论块数。若约定茶要过秤而不论块,那么所指的交易之媒便是第五等〔注十〕〔注十一〕。

「第四与第五两等都叫『仲玛』;所以仲玛茶有两种。头一种、即第四等,是一半叶子一半枝木掺在一处做的,无论作饮料还是作交易之凭都没有多少用。只须说它每块重五磅,在打箭炉卖一卢比,便够了。

「第五等、即仲玛的次一种,几乎全是用修剪下来的木掺少许叶子做的。有时竟一片叶子也没有。因此藏人叫它『柴茶』。每块砖近五磅重,在打箭炉卖十二安那六派,在巴塘一卢比,离大道之外一卢比半到两卢比,在拉萨两卢比到两卢比半。这种茶在臼里捣过之后便喝;又如上所说作通行的钱用,因为它比第三等重,虽然品质较次。」

打箭炉厘金局的官员告我说,他们每年就运进城的茶所征之数在十一万两到十二万两之间。设若所有的茶每驮都纳八分银,便可算出每年运进的约有一千三百五十万磅〔注十二〕。

除经这条路入藏的茶之外,另有相当多的茶——大概一百万磅——是经松潘运进去的;而从丽江府与大理府经阿墩子入藏东南的,大概也有同样的数量。

顺带说起,运进藏地的茶量或许能给那个聚讼纷纷的藏地人口问题投一点光。一个藏人或蒙古人一个月五磅柴茶不算多;所以若取一千三百万磅作藏地每年平均的茶耗,便可算出按上述的量,它只够供两百多万人,而这个数目我后面用稍严些的法子也得出来了。不过茶虽运进这样多,人穷到用炒青稞或炒豌豆、木屑、柳叶等等——其实凡能给饮料添一点颜色与味道的东西——来代茶,却并不是稀罕的事〔注十三〕。

茶之外,自打箭炉输往藏地的主要出产有下列各样:棉布、绸、缎、金考〔注十四〕、成都来的哈达、烟草、红皮革、瓷器、糖、皮货、枪管、五金、药材,以及种种别的东西,我们不妨为便当起见统称作「杂货」。

藏中与后藏运到打箭炉来的有氆氇、提玛〔注十五〕、牛皮、羔皮、猞猁皮、狐皮、豹皮、麝香、金、珊瑚珠、珍珠与别的宝石、克什米尔来的藏红花、香、毯子、干果、硼砂、药材——主要是鹿茸——印度来的肥皂、一种粗的本色丝织品——大概来自阿萨姆——红糖饼「普兰」等等。这些货的总值远在藏人在这里所买的茶之下,而他们所买的绝大部分是用印度卢比付的〔注十六〕。在印度同藏地近来的交恶之前,运到打箭炉的卢比多到这个样子,有八座炉不停地把它们熔成银锭;而这种银以锭的形状、以「九八」之名,在四川西部各处通行〔注十七〕。

茶之后,这镇最值钱的贸易是麝香。只举一桩事便可略见其大:上海一家外国洋行的代理人每年所购在十五万元以上。麝香在运到打箭炉以前,几乎都被藏人用血、肝等等掺过,所以一个香囊被他们弄成四五个〔注十八〕。验它纯不纯常用的法子,是把一根用蒜擦过的线穿过香囊;若线上不留气味,这香便算得够纯。

大黄在打箭炉也是一宗要紧的贸易,不过供远过于求。在盐井与察戎,每年以极低的价钱可以买到几百吨。打箭炉四围的山上大黄长得极多,可本地人为了能把它快快脱手,便用火烘干,这就伤了它的品质。城里给它的价钱通常是每担一两五;晒干的能得到三两〔注十九〕。

各地的藏商都结成行或会,又派代办驻在

打箭炉,替他们办一切购买、又替他们脱货。这些人叫作「仓本」或「噶本」〔注二十〕,同在丹噶尔一样,是派他们来的那些商人的负责代表。他们商队的规模与分量极大;我在那里住的时候,便见一支往日喀则去的商队出发,队里有三千多驮畜,多半是骡;人又向我保证说,没有一天不有一两百驮货物出城往藏地去。

打箭炉的贸易有相当一部分在陕西人手里;可这一带、以及察戎、察隅等处最有闯劲的商人,是从云南丽江府来的,人称作「云南客」。察戎是澜沧江一带一个富而人多的地方,住的主要是栗粟人,那便是他们主要的经营之场,而他们从那些不谙世故的土人身上获利极厚〔注二十一〕。毕天荣主教告我说,他们曾死命反对传教士在那地方立足,所举的理由是:土人不知自己土产的真值,又不懂权衡尺度;可传教士若在他们中间立住了脚,便要教他们许多,有利的买卖便做不成了。

说到察戎,该当记下一笔:那里的奴役之制比藏地任何别处都更厉害。偶尔有个穷藏人朝圣,经察戎往多格山口、或往别的什么有名的圣地去,也许会为自己的食宿之类欠人的债,不得不以四五年的劳役把这点债做完;可他至少终究能得自由。察戎多数的奴却不是这样,他们是从栗粟人、以及住在那地方别的非藏族部落里取来的。这些人里有谁欠了藏人的债而还不上债主所索,他便成了债主的「终身之仆」,即策约。主人有权卖他、杀他、或别样处置他;主人给他一个妻、或给他同人共有一个妇人的份,而他所生的一切子女都是奴。他纵然凑够了钱要还债,主人也可以不收,只把他的劳役算作所欠之数的利息。传教士买过并放过若干策约,不过他们通常只买得到做奴的孩子;这一类人成了他们几个小小的信徒之群的核心。

在打箭炉时,我又打听到藏人处置死者之俗的若干细节。庄稼未收之前不办丧事,只有极穷的人例外——他们的尸首一死便抛进河里。凡要以火化、或要喂鸟喂狗的尸身,都放进柳条筐里,好好地撒上盐,存着等到办丧之时。富有的俗家人的尸身火化之后,骨灰有时收在一只盒里,上面造一座多崩;可一般是就留在火化之处。尸身要被狗与猛禽吃掉时,常用的法子是把裸尸放在地上,用一根绳系在一根桩上,使它不至于被拖来拖去。可另有一种更讲究、更可羡的法子,有时也用;几年前理塘那位「活佛」的尸身便是这样办的。那尸身被用一副担架抬出喇嘛寺,堪布同他三千五百僧人跟在后面。僧人里许多——大概是隐修者——左臂上系着人的下颌骨,身边挂着头骨碗。这一队缓缓走到镇外一座山顶上;尸身放在地上,堪布在近旁一块石头上坐下。随后几个喇嘛把尸上的肉剥下来,从两臂起头,把肉块递给堪布。他把肉伸直臂举在空中,那些正盘旋着等这顿筵席的鹫便猛扑下来,从他手里把肉夺去。这样一来,除骨头之外都处置完了;骨头随后被捣成浆,堪布在自己的食碗里把这浆同糌粑和在一处,把和成的丸子喂鸟,而把这团难闻之物最后一丸留给自己私自受用〔注二十二〕。到此这场礼便完了。这种丧礼叫作「天葬」,是最被看重的〔注二十三〕。

我问毕天荣主教的头几个问题之一,是关于那位神秘的印度旅行者;他一八八二年到了打箭炉,是从柴达木循我近来所走的同一条路来的,又把这地方测绘得极好。外界只知道他是「阿克先生」、或称克里什纳;他四年的奇行横贯藏地南北东西,而所得的结果绝大部分已被印度政府仔细收进了档柜——凡事涉大三角测量局所属任何一位本地勘查者的工作,它向来都这样办。倘若有哪位英国勘查者做到了南·辛格、乌金嘉措喇嘛、萨拉特·钱德拉·达斯、或克什·辛格——即阿克——所成就的三分之一,奖章、勋位、肥美的职位与本行的升迁、荣誉市民之衔,以及各色各样把人当名流追捧的事,都要归他;而那些本地的勘查者,所能指望的只是一点菲薄的赏钱和湮没无闻。

阿克于一八八二年二月九日到打箭炉,身无一钱,是以赶骡人的身分随一个藏商自沙州一路来的。有好几天他在主教住处门口转来转去,不敢露自己的身分,怕藏人知道他的真面目。末了他得以见到毕天荣主教,把自己的事讲了出来。他极想经中国回印度;可主教劝他不要那样,劝他设法经察隅到阿萨姆去,又给了他钱帮他上路。他是个极精明的年轻人,生在英属藏地的库马盎。他这一程大半是扮作小贩,把自己的六分仪、无液气压计等等卷在一卷氆氇里带着。他的测绘,就我所能核对的而论,准确得了不得。可惜他图上的地名转写得这样坏,这地方的人无论谁都全然认不出来。这更是可惜,因为错大概不在克什·辛格——他的本族之语便是藏语——而在那些转录他笔记的人。

前面一章里我已试着把康区、即藏东的政治与社会组织说了个大略。关于拉萨之国现行的政体,这里添几条:

一七五一年,中国的军队平定了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所煽动的一场叛乱,皇帝便废了王位,把政事交在一个大臣的会议——噶伦——手里,而由一位喇嘛主持,俗称「藏王」。这成了一个选任之职,受任的人要从哲蚌、噶丹、色拉三大寺里轮流选出。为保继位不断,要选两位喇嘛:一位作达赖喇嘛的代治而在位,另一位住在一所寺院里,四围摆着王者的一切排场,等前一位死了好继他的位;到那时之前,他绝对地同外界隔断。这种选「博吉嘉波」、即「藏王」的法子一直留到今日;人又向我保证说,这些选举往往在关切此事的那几座寺院的喇嘛中间引起大乱,而且好几次闹到死了不少人。通常是中国的办事大臣出来干预,把他的允准——还要候皇帝最后的批准——给那个党派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这才把争端止住〔注二十四〕。

在博吉嘉波之下、而同他一道办事的,是四位大臣,即噶伦——也叫夏佩——从最有势力或最富的俗家人里选出。他们的任命也须经中国皇帝批准〔注二十五〕。

再则,为防达赖喇嘛及别的化身之位落进某个有势力、又可能同中国为敌的人家手里,乾隆皇帝立了「金瓶」之法:凡这类尊位的候选人都来掣签,中签者的名字呈给皇帝;皇帝若认可,便发敕封之文〔注二十六〕。

中国驻藏的办事大臣在这地方的行政上担起实在的职分,是一七九三年以后的事。北京的理藩院总管藏务,可办事大臣的直属上司却是四川总督。办事大臣向总督报自己的举动、向他请训令,连致北京的文书也抄给他一份。理藩院的则例〔注二十七〕载有下列条款,为办事大臣同本地当局往来之准绳:

「凡呈到他们面前的一切地方事务,他须同达赖喇嘛或班禅仁波切以完全平等之礼商议。自噶伦以下一切官员、以及一切有职任的僧人,无论什么性质的事都须呈他裁决。他须照看边防的情形、巡视各处驻军、管财赋,并主持藏地同境外各族的往来。噶伦、或商卓特巴——即库上的助手——有缺出时,须报办事大臣;他同达赖喇嘛会同选合宜之人补任。这些位子不得由达赖喇嘛的亲属担任。

「藏库里给本地军队发饷的钱,只能依办事大臣的训令用于此事;连在同外国的往来上,达赖喇嘛也不得不经他许可而有所举动。尼泊尔的廓尔喀同藏地的往来归办事大臣监管。这一族人把本国的出产献给达赖喇嘛与班禅仁波切时,须有回礼,而回礼之物由办事大臣定。」别的外族——英国人也不例外——一概如此。

再往下我们读到:「噶伦虽是达赖喇嘛的大臣,却不得同境外各族直接往来。那些族若有事要致书噶伦,噶伦须把书信转给办事大臣;他同达赖喇嘛会同拟复,而噶伦不得径复。噶伦若同境外各族暗通书信,办事大臣便立即把他们革职。」

这同一部有权威的书还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拉萨政府收支的有意味的细节:「藏地的百姓每年须按人向本国政府纳一定数目的粮、布、香、棉布、盐、酥油、干酪、腌羊肉、茶等等。不过念其住处往往遥远、运送又难,便许他们折钱交纳。凡有牛羊的人家,每两头牛、或每十头羊,一年可纳一枚银币——即章噶——作税。百姓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数目把钱或物作乐捐献给国家。

「除作为赋税交进政府的本地出产之外,每年钱的收入大概合十二万七千两银——约十七万七千八百元。一切作赋税收进的出产与钱都存在拉萨大昭寺的库里,由三位商卓特巴——即库官——管着。至于作罚款收进的布、香与钱,以及各色捐献、并亡者遗产——不动产与动产——的一半,则放在总库里,由另两位商卓特巴管着。达赖喇嘛的政务及别的开销便从这两库里支。

「拉萨政府每年的开销大致可估如下:年初正月,布达拉的喇嘛、以及拉萨各寺院、并前藏后藏各处的喇嘛,共有好几万人〔注二十八〕,聚在大昭寺念经二十天。二月又在大昭寺有一次同样的集会,历八天〔注二十九〕。这两场法会要用七万零九百两银上下——约十万元——用来给聚集的喇嘛发钱、哈达、酥油、茶、糌粑等等。此外,拉萨一年中每日的法事,要耗三万九千二百两银上下——约五万五千元——给供职的喇嘛备酥油、茶与各色馈赠。末了,每年还须两万四千四百两银——三万四千一百六十元——给布达拉的喇嘛备食物与别的所需,并购置用来回赠向达赖喇嘛献礼之人的物件。

「这样看来,支出是大于收入的。再则,还有色拉、噶丹、哲蚌等大寺的喇嘛要供养。

「收成丰足之年,向政府的乐捐极多,便有余剩。总库里又有一个小库、即专库,上面有一位商卓特巴管着;每年总库若有余剩,便存进这个小库。商卓特巴总管一切支出与收入,同噶伦会同向办事大臣报各库的情形。

「至于政务所需、要从总库支出的款项,办事大臣须同吉仲呼图克图——即藏王——会同查明开销与财源的情形。凡有侵挪,吉仲呼图克图须立即报办事大臣;办事大臣的本分便是查究此事、照章处罚。

「至于后藏的百姓,他们向本省的总库纳粮与钱作赋税,可大部分是纳实物。把收进的出产与钱合起来算,每年的收入约六万六千九百两银——约九万四千元。从前乐捐使这个数目增多,以致每年都有余剩;可自廓尔喀之役——一七九四年——以来,常额的赋税连乐捐,同支出大致相抵。办事大臣须同吉仲呼图克图会同仔细查核后藏的预算,使它总能相抵。」

皇帝的代表之权连僧职的任命也管得到;因为我们从这同一部书里得知:「大喇嘛寺的堪布喇嘛、即住持,有缺出时,达赖喇嘛把此事告知办事大臣;二人同那位监管出缺之寺的呼图克图商议过后,便选一位新任之人,给他职印与敕封之文,此后他便住在那寺里。

「小喇嘛寺的堪布有缺出时,由达赖喇嘛随自己之见补任。」

关于藏中与后藏人口的材料,我在这里无法把各种来源一一详论。近来的作者把它估为四百万到六百万〔注三十〕,可这些数目确然只是猜测。据我所知,这地方最近一次全面的户口清查是汉人在一七三七年所做的;此后作过几次局部的清点,而凡我能把这样所得的数目同近来旅行者所给的数目相比之处,我都发觉前者大于后者。一七三七年那次清查定拉萨之国、即前藏与后藏的人口为俗家八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二人、喇嘛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人。极有可能游牧之民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被算进去;可那也差不到五万,所以看来上世纪中叶藏中的总人口并不超过一百五十万〔注三十一〕。这一百五十年里人口增长之率如何,便是接下来要查究的问题。喇嘛数目的稳步增多、一妻多夫的婚姻与男女关系上普遍的杂乱、天花可怕而频仍的肆虐、这地方最肥沃部分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奴役之中,以及多到不可胜举的别的缘故,都足以证明那增长无疑是极小的;而我们确知许多地方是显著地减少了。因此我以为:连丁盛荣神父四百万那个估计也大大超过实情;而全藏——连拉胡尔、锡金等地在内——连青海与康区的总人口(不算住在这地方南部、在察戎、察隅、波域等处的非藏族部落),不会多过三百五十万人,其中约两百万住在拉萨之国〔注三十二〕。

我在打箭炉留到七月十日,等我留在结古多那两个人来;可始终没有他们的消息,末了我便决意往雅州府去。他们在我启程后几天到了打箭炉,却没能追上我;我回国时竟再没见过他们。不过从我回美国以后所收的一封信里,我得知了他们的几桩遭遇;而那些事证明我在结古多那几位汉人朋友劝我即刻赶路,是何等有理。记得我到结古多不久,那地方的头人便往丹多去同别的头人商议如何待我。他回来发觉我已走了,便派人出去,令他们无论死活把我拦住,又把我那两个人抓住,重重上了链锁起来。过了十二天,我的朋友傅通事幸而到了,极费周折才把他们放出来,又给了他们一个向导,让他们循我所走的路下行。

结古多以下两三天的地方,一座寺院的喇嘛把他们抓住,逼他们撂下马与行李,把他们掠到寺里去,又囚了起来。这一回他们出了一笔不小的钱赎了自由;可回到营地却发觉有两匹马被狼咬死了。他们还是赶路前行,又经了若干别的遭遇,到了甘孜,受卢千总极厚的接待;歇了几天,卢便送他们往打箭炉去。想一想那几个汉人在喇嘛手里所受的苦,便可以想见:倘若那些喇嘛动手抓住了我,他们要把我弄成什么样子。玛嘉沟那位康巴老人说得真不错:「你要穿过康区,唯一的机会便是……(原稿此处中断。)

〔注一〕(原注:《据传教士书信所述之西藏》,德高丹著,一八八五年巴黎刊,一卷,八开。)

〔注二〕(原注:汉人解说这个名字,说当年汉之武侯——公元二二一至二六三年——南征时,曾派郭达在此设炉打箭头;可这名字其实如前所说是藏语。藏人常把它缩成「多」,比如说「我下打折多去」。同样,汉人也叫它「炉」。打箭炉同瓦斯沟之间那条河,藏语也叫「多曲」,汉语叫「泸河」;它全名是打箭炉河。)

〔注三〕(原注:驻藏各军的款项由雅州道台拨给。那个镇从前是边关。理塘、巴塘、昌都、拉果与拉萨各处的军粮官,都隶打箭炉的军粮府。)

〔注四〕(原注:土著政府的组织已在前文考察过。此外还有许多材料,见前面已经提到的巴伯那部极有味的《华西旅行考察记》。)

〔注五〕(原注:四块巴噶成一「果珠」,三果珠成一「甘」,两甘成一「杰」、即一驮。一甘的平均重量是四十五磅。)

〔注六〕(原注:《对藏茶务》,一八八三年孟加拉书记处刊。藏文与汉文名字的转写我略加改动了。各注是我所加。)

〔注七〕(原注:汉人叫它「金玉茶」或「细茶」,藏人叫它「扎东」。)

〔注八〕(原注:这种茶的汉名意为「十张金」,因为每块砖上有十小片金箔。藏名的意思是「御制第十号」。我在打箭炉买它付了一卢比。)

〔注九〕(原注:作者给它这个名字,我无从解说;那似乎是个混合的词。我也听人叫它「噶丹强巴」。)

〔注十〕(原注:汉名意为「八张金」;藏名意为「第八号」。我在打箭炉时的价钱是二钱四分——一卢比合三钱二分。)

〔注十一〕(原注:它在藏东几乎是人人都用的。我听人把第四等茶叫作「果噶」。经松潘输出的邛州茶是柴茶,打成每包五十到六十斤。邛州在雅州东北两天路程。)

〔注十二〕(原注:丁盛荣神父在上引那本小册子里,表示他的意见说每年经这镇往藏地去的茶是二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四十磅,值五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四卢比。巴伯前引书第一百八十六页把这个数目估为九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三十三磅;谢立山《议会文书·中国第二号》——一八八四年——第十五页,把中国同藏地茶务的价值定为八十万两,约一百万元。)

〔注十三〕(原注:四川西界一带山上长着一种野茶,叫「白茶」或「雪茶」。藏人把它当作清凉解渴之饮。说到茶,我须提一笔:我屡屡问过到过大吉岭的藏人,问他们喜欢不喜欢印度茶。他们都以为那远不如中国茶,上头太猛,不宜作常饮之物。他们对我从甘肃带来的湖南砖茶也是这样说;那茶虽远胜雅州茶,他们却断然不喜欢,说它叫他们头痛,又说太涩。)

〔注十四〕(原注:这个词也读作「金考」,出自汉语的「金」与「考」——即「织入、绞入」之意——因为金线是织进丝线里去的。中国的金考不如印度的受看重,可便宜得多,所以有人要。)

〔注十五〕(原注:一种极细的毛料,只织成短幅,供富有的喇嘛做围巾。说到这里有一事可记:离拉萨不远有一个村子,那里养着一群羊,用它们的毛织提玛,专供达赖喇嘛之用。那村子须无偿贡上这种提玛,而一切别的赋税都免。这叫我们想起意大利那所加尔默罗会修院,那里养着羊,用它们的毛织教皇的披带。)

〔注十六〕(原注:沃克将军指出:自藏地输入印度的货,价值远过于它自印度输入的货。所以一八八二至八三年这个差额达三万四千一百二十五镑,而藏地同尼泊尔的贸易还不得而知。这笔钱必是流到打箭炉去的。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西藏」条。)

〔注十七〕(原注:一个卢比兑四百六十文、或三钱二分银。金子卖每盎司十九两,若付的是卢比银便是十九两五。)

〔注十八〕(原注:关于麝香及其掺假,弗雷德里克说:「鞑靼有一种兽,是野的,同狼一般大;人把这兽活捉了,用小棒打死,使它的血流遍全身;然后把它切成块,把骨头都取出来,把带血的肉在臼里捣得极细,晾干,再用它的皮做成囊装起来,这便是麝香的香囊。」而编者哈克卢伊特添道:「这种麝香犹太人作假:把好麝香取出一半,捣驴肉填补其位。」见《哈克卢伊特文集》戈德斯米德校本第九卷第二百八十八页。弗朗索瓦·皮拉尔在他的游记里又重复了这个说法,见哈克卢伊特学会校本第二卷第二部第三百五十九页。麝香入城每囊纳厘金二十五文,又按每斤三钱纳税钱。)

〔注十九〕(原注:关于从前恰克图的俄国大黄贸易,见克拉普罗特《亚洲论丛》第七十二页。我信鲁布鲁克的威廉是最早以此根入药的欧洲人之一。那是在哈拉和林一位亚美尼亚修士给他的,而它几乎害死了他;因为他以为那是圣水,把那汤药喝了两碗。见《行纪》第三百二十三页。汉人与藏人都把旅人在藏地某些高山口——比如折多山口——在某些季节所觉的头晕与恶心,归于那里覆满山坡的大黄之株的浓烈气味。见《西藏图考》第二卷第十七页。)

〔注二十〕(原注:这个词藏人称呼汉人时也用,而汉人在那种场合要说「掌柜的」,法国人说「东家」。)

〔注二十一〕(原注:以云南西北、扬子江右岸附近的丽江府为中心的藏地贸易,其本身的价值极大;察戎与察隅——货经维西与阿墩子而来——那些丰饶之区的出产,金、麝香、蜜、紫胶、羊毛、木材等等,都在那镇脱手,又有大量拉萨的货直接运到那里。察戎最值钱的出产,大概是从地里掘出来、给富有的汉人做棺材的木头。毕天荣主教在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给作者的信里论到它们说:「察戎、崩噶一带,藏地与云南的老林之下埋在土里的那些贵重之木,是柏木,不朽之材,所在之深自二十米到四十米。每一根从这样深处取出的柏木值二百到三百两;人用它给富官做棺材,也运往北京给皇帝的宫里。汉人不精于草木之学,便按地方给它取不同的名字;在此地——泸定桥附近的沙坝——他们叫它『香杉木』或『香杉树』。露天生长的柏木——其实林中也少见——并不被看重。被人看重的是埋在土里、变得极硬极不朽的柏木;那种颜色极深,纹理极富。」「香杉」意为「香的杉」。卫三畏在他的《汉英韵府》「杉」字下说:杉木是「一种出自安徽的松」,而杉棠是「一种自藏地运来的可贵的材木,其软而如浆果的果子味如李」。见巴伯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五卷第六百七十四页。这同一位作者在《华西旅行考察记》第七十五页里,把「曲兴」作为自大地的西番人对「埋木」的称呼。这个词极可能是藏语的「曲兴」,字面意思是「水木」。它可能便是喜马拉雅南坡上极常见的雪松。它在建昌也有。见谢立山《华西三年》第一百一十四页。)

〔注二十二〕(原注:藏地与朝鲜的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有一点很有意味:朝鲜佛教僧人的尸身也是烧化的,而骨灰掺米粉喂鸟。)

〔注二十三〕(原注:这一种、以及藏地通行的别几种处置死者之法,在一个半游牧的民族、在一个寒冷多岩、土葬极难的地方,自然可能兴起。人之所以偏重「天葬」,我信其理由见于喇嘛教关于死与再生之间那个「中有」的说法——人极愿把它缩短。它的长短取决于身体完全消解所需的时间,而在这里,消解便是被鸟、狗或鱼消化。所以把尸身喂鸟,中有之期便缩到最短;狗次之,而啮食的鱼在这一行「职业的掘尸者」里居末。至于几位最高的喇嘛,如达赖喇嘛或班禅仁波切,尸身便在这地方干燥的空气里制成干尸,裹以绸缎,安在一座灵塔里。喇嘛要在亡者家里做丧事法事,为的是讨阴间那位判官——死主阎王——的欢心;他用天秤称量亡者的善恶。这些法事之长短,按亡者亲属钱袋之丰啬而定:最富的一百天;手头宽裕的四十九天或二十一天;穷的七天、三天、或一天。)

〔注二十四〕(原注:「藏王」在中国的文书里通常称作「吉仲呼图克图」——即「外务大臣」——而这个衔号后面常加上「掌库大臣」。他在藏语里又称「嘉擦」,即「代治」;这个词同蒙古语的「札萨克」不可混,虽然两者常被转写成一样。参看附录第三百八十二页所述汉人称作东女国的古藏地两位女王之事。)

〔注二十五〕(原注:噶伦这个组织只是一七九二年才有的。见《西域考古录》第六卷第十四页。更详的材料见柔克义《西藏:地理、民族与历史述略》,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一八九一年。)

〔注二十六〕(原注:见《西域考古录》第六卷第十四页。驻拉萨的办事大臣一八七九年给皇帝的下面这道奏折很有意味。它所说的是当今达赖喇嘛的坐床。办事大臣松溎奏称:「吉仲呼图克图、掌库大臣谨奏:恭依现行章程,达赖喇嘛之转世应于四岁时坐床。今第十三辈达赖喇嘛之转世已届四岁,且具非常之灵慧,为僧俗所切望。现已以特别之礼恭请神示——此神示即乃琼曲炯——并以真诚之占卜郑重祈神,以择行礼之吉日。所得之结果显示:唯七月十三日为至吉至盛之期;因此拟于是日前往迎接达赖喇嘛之转世,奉至布达拉山坐床,以副众望。……奏者谨以为:达赖喇嘛坐床一事,全藏视为吉盛之典,故须格外加意照料。」办事大臣在另一道奏折里说,六月十四日他派「文武官员带兵丁等前往照料御赐之物」——赐达赖喇嘛的礼物——「置于黄幔之下,送至觉夏的匝玛托寺」——在布达拉山脚下——「由转世之人在那里跪接叩拜,面向皇宫,以谢天恩」。)

〔注二十七〕(原注:《理藩院则例》第六十一、六十二卷。)

〔注二十八〕(原注:单拉萨一处便有三万两千多喇嘛。)

〔注二十九〕(原注:这个法会叫作「送曲」。)

〔注三十〕(原注:见德高丹《西藏》第二百四十一页,以及《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西藏」条。)

〔注三十一〕(原注:阿里三围、即藏西北,住的多半是游牧之民,所以人口确然很少。)

〔注三十二〕(原注:同上。)

第七章

打箭炉、雅州、重庆、宜昌、上海

七月十日我离打箭炉,舒舒服服坐在一顶宽敞的轿里,由四个苦力飞快地抬着。头一天的路程到瓦斯沟,打箭炉河——即多曲——在那里注入铜河〔注一〕。路顺着一条狭窄多岩的峡谷而下,两边的山峭立着高起好几千尺。这里那里,从崖上脱落的大块岩石被抛进底下的河里,河在它们上面碎成一片泡沫与飞溅,一路作一连串的瀑布急泻而下。每隔不远,河上便横着一道绳桥。一根粗的竹索两端用重石锚在河的两岸;一段约十八英寸长的竹筒,筒上垂一个当座位的吊兜,另有一根小小的手索供人自己拉着过去:这便是这种原始器具的全部,而沿藏地边地一带它是通用的。

这条「大道」只容步行的人与驮畜,可就连脚力稳的骡子在这样的路上也不能走得从容或迅速;所见的骡子很少,而我要把自己的马牵过去极费气力〔注二〕。

打箭炉到瓦斯沟约十八英里,一路急而稳地下降三千多尺。凡可耕之处都耕了,主要的作物是玉米。好的胡桃树、柳与杨在谷南侧长得极盛;而沿路无数的茶馆客店里,苦力们正歇着,沉重的担子支在靠墙那排又长又低的凳上。他们多半是从雅州、或从邻近各镇运茶到打箭炉去,路程约一百五十英里,他们要走十七八天。他们老少都有;叫我意外的是,其中竟有不少妇人。

一个人平均的担子是九包茶,即一百九十到两百磅;可我见过好几个人担十七包——三百多磅——而奇怪的是,这些人看去并不是筋肉最壮的。其实人告我说,担这样重的担子大有诀窍,要使重量沿背均匀地压下去〔注三〕。茶包一个压一个地摆得齐整,上面几包往前凸出,略盖过背夫的头;用小竹签与棕绳把它们紧紧扎在一处。又有一条棕绳做的背带把担子挂在他背上;担子顶上系一根绳,他借它使担子平衡。所有的背夫都用一根短而结实的木丁字拐,帮自己走那些陡峭的山路,又在想歇而不愿把担子从背上卸下来时拿它支在担子底下。我从没见过雅州这些茶背子用木架子来绑担子,虽然我查得库珀与巴伯都说他们用。他们背别的东西时——铁或棉布、面粉或酒——倒有像瑞士所用的那种木架子来支担子;我甚至见过他们这样背老人或老妇。

这些苦力被人说有些力气或身手上的本事,简直像是不可信的。其中一个人替毕天荣主教把一只四百多磅重的铁保险柜背到打箭炉;诚然,他此后不久便因这一趟的后果死了。妇人常背七八包茶,而我见过六七岁的孩子背着一包、或一包半,在父母后头蹒跚而行。

茶背子正常的工钱是自雅州到打箭炉每包二钱——约二十五分——不论重量。他们吃玉米饼与菜,偶尔加一点猪肉。他们大半吸鸦片,看去也丝毫不见因此更差。我只见到少数人有静脉瘤、或在任何显著之处显出这桩重活于他们总体的康健有害。这些人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做这行;他们几乎都是农人,只在自己小田里无事可做、或田地小到妻子一人料理得来的时候,才靠这个谋生。打箭炉同雅州之间路上这些背夫的数目,从这一桩事上便可略见一斑:在瓦斯沟与泸定桥之间——约十五英里——我数出四百八十一人背茶,另有大概四五十人载着别的各色货物、面粉、酒等等;而沿整条路上他们一样地多。人告我说,一年里差不多任何时候这条路同我走过时一样拥挤。

瓦斯沟坐落在稻田与玉米田之间,颇为秀美,四围是枝叶舒展的胡桃树;这地方以下几英里,我见到极多的桃树,上面结着又好又大的果子。

铜河自北来,排泄金川——那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一处地方,在中国史上以乾隆皇帝对住在那里的藏人山民所行最辉煌、最艰难的一场战役之地而著名。在瓦斯沟,铜河约七十码宽,不很深,可又急又浑。它沿岸没有什么痕迹显示水曾涨到极高。其实那个念头——以为中国西部所出的大而骤的洪水是藏东山上的雪融化、或是那地方大雨所致——是全然错的。那里的洪水,是由藏地以东的山区——四川北部与西部——在晚春与夏天所下猛烈而几乎不断的雨所致。

自瓦斯沟,路沿铜河右岸、在陡峭的山坡上走,有些地方在河上六百到八百尺,有些地方窄到两个担着担子的苦力不能相错而过。那小径粗粗地铺着石板,总的说来还算好。许多地方走在上面颇有危险,因为岩石与小石子不断从山坡上落下来,而每逢大雨便常有山崩。所以在泸定桥上游两英里的一个村子里,我见屋里有三四尺厚的泥,是前一天一场短而猛的雨带下来的。把山坡上的林木与灌丛错误地尽行除掉,正是这些灾祸的缘由。

泸定桥是中国最有名的吊桥之一。它建于一七〇一年,约三百七十尺长、十尺宽,是铜河——这里也叫泸水——上唯一的一座桥。这桥由九条一英寸粗的铁链构成,链环五英寸长。两侧另有两条铁链,用轻铁杆同底下的链相连,构成一道极不完备的护栏。底下的链上铺着窄板,连钉都没有钉住;人与畜便不断在这脆弱的路面上过。桥的两端各有一道拱门、一道门和一间小小的守卫房。桥的铁链系在这些拱门底下的大绞盘上,必要时可以绞紧,所以这桥差不多是平的。过桥时所觉的摆动相当强;若有大风穿峡而过,人若非过不可,尽可以觉得紧张。不过我信风使桥摆得太厉害时,两端的门便关起来。库珀说这桥因每天有一阵可怕的风扫过峡谷,便每天自正午关到下午四点〔注四〕;这话不可一概信从。他说桥两端的村子里大概有八千居民,这话也不可信——除非自他那时以来情形大变了。这两个村里连兵算上,确然不到一千人。

桥以下两英里,在河右岸,有一个小小的信徒之群,叫沙坝。我把轿子与仆人留在泸定桥,步行下去同穆索神父过夜。本堂住处四围有一片极好的菜园,我在园里见到柚树与柠檬树结着果子;可人告我说那果子从不熟透〔注五〕。

自泸定桥我们沿河左岸走了约十五英里,小径在山坡上、在河上几百尺处走,直到冷碛——那是个热闹而污秽的集镇。镇外一英里半,我们离了铜河之谷,上了另一条朝东的谷,一直到花林坪村。这条谷口上有个小村叫土司;我想冷边的土司便住在这里〔注六〕。泸定以下桑树很多,田里种着玉米与高粱,垄间种豆;花林坪附近我注意到有不少麻。到花林坪之前最后三四英里,路极陡,可还算好,而沿路茶馆这样多,人稍一累便可以歇。极好的桃与杏到处有卖,客店里又有极好的挂面,所以我吃得丰盛。泸定桥的桃是我在中国所吃最好的,同我们自己的桃比也不见逊色。

花林坪上游几英里,我们循一段极陡的上坡——更确切说是循一长列不齐的石阶——到了飞越岭的顶〔注七〕,路在那里穿过两道门,两门之间

有一间守卫房。这座山也常被叫作甲子山,而吉尔说它是乌崖岭。

我们慢慢上山时,我见一个和尚下来。他手里拿着一只小凳,凳上固定着两只小金属瓶,瓶里燃着香;每走两步,他便把这座小坛放在地上,在它前面行一次全身的叩拜,又小心地朝西而拜。他是往拉萨去的,打算这样一路走到那里,每两步叩一拜。他是从普陀山——在宁波附近的舟山群岛——来的,走到这里已有七年;可他极为欢欣,说他盼着再过两三年到拉萨。他随身带着若干封信,是他停下歇腿的各寺院的住持所写,证他所说为实,又把他荐给过路人的慈心。他是个好性情、活泼的人〔注八〕,而这桩苦事看去于他丝毫无害,因为他又胖又红润;不过我仍替他可惜。

这座山东坡下去比西坡更峭、更长,也累人得多,因为小径粗粗地铺着花岗岩的漂砾,从一块跳到另一块,又慢又累人。山坡上密密覆着灌丛和极多样的蕨与开花的草木,在明亮的日光里看去极为可爱。从山口顶上我望得见谷下十五英里外的泥头。飞越岭虽高而险,却并不像中国的行程书所说的那样坏。其中一部〔注九〕这样说它:「此山极峻,山上处处奇岩怪石,触目惊人。终年冰雪覆盖,云气常笼其上。山麓之路,望之若行于积云之上。」——拿来比一条走在花岗岩漂砾上的路,倒不算坏的比喻。

伏龙寺是山口以下三英里的一个小村,那里山坡上都耕了,所种的作物里我注意到有荞麦。七月十三日下午我们到了泥头,见那是个相当大而热闹的镇,客店极好,铺子又多又备得足。我到后不久,店主进来闲谈,说起的事里有一桩:这地方最俏的女孩刚被人以五十两买去作妾,价钱好得了不得。二十两是买一个女孩相当公道的价;在施家桥——雅州附近——我见一个打箭炉的商人带回家去一个极俊俏的,便是以那个价买的。

四川人极爱把多余的女孩卖掉,每年从重庆运往下游各处、运往汉口、上海和别的大城的不少。我从汉口往上海去的路上,在船上见一个人带着十一个女孩,是他在重庆买的,每人价钱自七两到十一两。这些婢女通常在极小的时候便被买去,八岁到十岁,由买主一家小心养大,待她们同自家儿女一样,一般还受相当好的教育。等她们学会了人所期于女子的一切本事,便被卖给任何肯买的人作次妻、即妾。这桩买卖丝毫没有残酷或不仁之处;这些孩子所得的安适远胜于留在自己家里,而她们此后的一生,也同她们所能公允期望的一样安乐、一样受敬重。

在泥头我们离了自飞越岭顶一路循着的那条谷,一直朝正东越过一连串的山,末一座也是最高的一座是僧耐关。我们到清溪县时,一场猛雨正落下来。那镇虽极小,客店却极好;第二天早上醒来见仍下着倾盆大雨、我不得不吩咐停一天,我倒丝毫不觉可惜。清溪之名,在于它是四川西部风最大的地方。「清风、荥干、雅水」——百姓这样说,指的是这一带三个主要地方气候上的特色。

泥头与清溪之间我见到许多水牛,更西处是遇不到的。寻常的家牛小,可形体极好;颜色是纯一的深红,眼周、蹄腕与鼻子渐转为黑,毛细软,耳小,尾细。我见到这样多牛颇觉意外,因为它们并不作驮畜或挽畜,而汉人也几乎从不吃它们的肉。四川人寻常的食物是玉米饼、豆腐、饭、菜,加一点煮猪肉。

自清溪县,循极多的折转急速上行,三个钟头后我们到了相岭山的顶〔注十〕。从顶上望去的景色,若不是云把四面的谷都填满、把景物都遮了,无疑是极好的。可我的苦力们一口说我们运气好;他们说那里十次有九次是倾盆大雨,不然便是雾浓得人几乎找不到过山的路。西坡颇为光秃,只有这里那里一点灌丛是唯一可见的草木。东坡下去又陡,小径又极坏,铺着粗石,而这几天不停的雨把石头弄得极滑。路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凿的,窄到轿子几乎抬不过去。许多地方路跨过小沟,只搭一块朽板;在这些地方我们费了无尽的力气才把易先生的马牵过去。再往下,我们在同样原始的桥上跨过那道在峡里越过巨大岩块奔流的急流;费了许多力气才把那匹马弄到黄泥铺〔注十一〕。我们越往下走,草木越繁越杂,末了竟成了真正半热带的繁茂;在黄泥铺我第一次见到茶树与香蕉。这条峡通常叫作木工耐,是大河、即荥经河的上游,而荥经河在雅州府附近注入雅河。路上挤满旅人,其中有若干苦力背着野蚕丝,是从越西一带来的;那地方以及后道、天湾、自大地等处,野蚕丝极多。

这一天里我们过了好几座小铁链吊桥;黄泥铺以下不远,我见河上横着一座极好的桥,是用四根直径约一英寸半的圆铁杆做的。它约一百五十尺长,是一件极好而独一无二的工程;那些铁杆是怎样架上去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黄泥铺以下约五英里,谷面大为展宽;一切低地都被稻田占了,而高处种着玉米与豆,中间这里那里散着茶树。

荥经县在清溪之后,是我在中国所见最小的县城;可它是个热闹的地方,又是一个要紧的包茶之地,这行贸易的价值几乎同雅州本城的一样大。沿路所有的屋舍里,茶叶与茶枝都堆成大堆、或在日头下晒着,看去再不像茶。在荥经我们乘渡船过河,沿左岸往下走了几英里,又渡回来,循谷而行到施家桥,在一家极好的客店里住下,那客店是施氏一族中一个人的。我的主人施先生告我说,照规矩他家所有的男子都要考秀才;他的儿子——我听得见他在阁楼上念书——正预备去应秀才之试。这竟是在四川西部山里一个无人知道的小村里的事!

在施家桥我们离了大河之谷,上了一条小小的侧谷,几英里后便到了飞龙关的顶。又下坡,谷面展宽,我便望见眼前雅州府的城墙了。将到城前不久,我们从一座极美的红砂石牌楼底下过;那牌楼几乎同我在山西所见的几座一样好,立在一座祀武侯的庙前。城的西部建在到雅河之前最后一道坡上,可大部分在平地上。

我们进雅州时,我见一列苦力挑着廓尔喀——尼泊尔——使团的行李往打箭炉去;那正是我去年十二月在潼关遇见的那一队。他们预计约一个月后到打箭炉,到那里再好好歇一阵,然后往拉萨去。用不着向他们灌输藏人那句话「噶列佩」,即「慢走」;他们看来已把那套「缓而稳」的走法的一切奥妙都掌握了。

承雅州本堂神父皮奥神父的厚意,我得以参观一家大的包茶作坊,不过那里所制的只有较好的几等砖茶。这个工序同中国一切工业的法子一样,简单之极。茶叶先经发酵、随后略加火焙,再分等、上蒸;蒸过便装进长竹篓里,洒上米汤,放进一个木模;接着用一根包铁的重杵把它们压进篓里,再在火上烘干、封好。这些包茶便可以运往打箭炉了。这种砖茶在雅州、其实在打箭炉以东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可本地晒干的毛尖茶各处都用。我所参观的那家作坊一年卖三万到四万包——每包名义上十八斤——而城里另有十来家茶坊,各家的生意自一万包到三万包。这些作坊多半是陕西人所有,所得之利极为可观。最好的砖茶在雅州卖每包二两,约合六卢比八安那〔注十二〕。

雅州城虽不很大,却是个颇为可爱的地方;它那些又宽又洁、铺得又好的街道,它那些好性情而勤动的人,给人心上一个愉快的印象;只是雨不停地滴着,略嫌叫人郁闷。我到之前雨落得这样多,官府已用了他们所知最剧烈的办法来止这场洪涝:他们把城的北门关了。人向我保证说这是万无一失的:这门一关,雨便落不下去了;人人都确信好天气不久便要来〔注十三〕。

到雅州的第二天,我以两千五百文雇了一张筏,送我顺流到嘉定府——那是府河与铜河的汇口。所用的筏约三十尺长、六尺宽,用两组竹竿做成,前面一组弯起成一个颇尖的头。两三个人在筏头用长桨推它走,又用一支长橹掌舵;中段上搭一片席篷。总的说来,那是一种安稳而迅速、却湿的行具。因为在筏上无法做饭、连睡也不能,用它上行是不可取的。

急流迅速把我们带过一片自然景色极美的地方。两边低山的红砂石这里那里从覆地的繁茂草木那鲜亮的绿色里露出来,而背后耸着我们刚越过的那片雅州与打箭炉之间的山,暗沉沉地顶着云。河边的低地都是稻田;每一所小白屋近旁有一丛高竹摆着它长而优雅的羽叶;而无数峡谷里有急流作一片银白的泡沫,自红崖上落进底下的河里。长叶的香蕉与「白蜡树」各给这景色添上自己特有的颜色,而那景色秀美之极。

顺流约十五英里,我们穿过一道约两英里长的砂石峡;那里的景致极为壮丽,美丽的垂草与藤蔓从红岩的缝里长出来,岩上落下两道急流,化作一片耀眼的水雾在日光里闪烁,连我那位不动感情的先生也兴奋起来了。

这几道峡以下,景致不那么动人,可仍极秀美。河上满是筏子,那是唯一能行这条多岩多涡的水路的行具;筏虽翻不了、出事也少,可人在筏上穿过那些处处阻河的旋涡与暗礁时,那番颠簸与打转,使这一程颇为惊心;所以我们到了木槿街,我乐得上岸,在客店里好好睡了一夜。

第二天近上午十点,我望见西南三十英里外,自平地里耸起那座有名的圣山峨眉嶙峋的轮廓;而我们前面一两英里、在左岸,便是嘉定的城墙。

这镇在府河同铜河、大河的汇口上;同叙府与重庆一样,它建在一道颇高的砂石台地上。红砂石的城墙上垂着长长的藤蔓,看去像英国某处爬满常春藤的古废墟;城外的草顶房舍在竹林与香蕉丛中:这些都使它成为一个极入画的地方。城本身不很大,可是一个要紧的工业之地,丝与药材是它贸易的主要行当;不过人向我保证说,近年丝业因城四围添设了许多厘金关卡而大受其害,如今开工的织机不及从前的一半。

我在这里雇了一只舢板——一种约三十尺长的小船——连三个水手,往重庆去。我付了一万一千文雇船,船老大供我们米、柴等等;他还许下三天之内把我送到。城东正面是一道高砂石崖,崖顶上立着一座讲究的佛寺。那岩面被雕成无数浅浮雕的佛像,而其中一处岩石呈圆柱之形,被粗粗地凿成一尊巨大的佛像或佛头。那寺叫大佛寺。

我们顺着涨水的岷江迅速而下,经过许多官府的盐船和别的载着各色货物的船。河两岸的地方人烟稠密,而最大最热闹的商埠看来并不是府城,倒是集镇与村子。庄稼同我们在更西处所见的略有不同:玉米已完全不见,代它的是甘蔗、高粱、稻与豆。天黑前我们到了右岸的卓溪村,离叙府约二十五英里。

第二天早上我们掠过叙府,进了扬子江、即这一带人通常所称的大官河。自此到重庆,这条河外国人走过许多次,而布莱基斯顿上尉又写得极细,所以人已说过的话我再添不出什么有意味的来。叙府以下我们经过若干大镇,可我们一处也没有停,无从估量它们各自的分量。纳溪县稍下,在明矮头,有几道砂石岩坎几乎横贯全河,那便是重庆与叙府之间行船唯一严重的阻碍。这一点以下,河在到泸州之前往南打一个弯;我们经过南田坝,那地方以铁工著名,往云南的电报线便在那里过河。这里出产盐场所用的铸铁熬盘,有些极大;人告我说这里铸过一口重一千二百斤,即一千六百磅。泸州是个直隶州,是木材极要紧的市场,木材主要自合江一带运来。我经过那里之前不久,城已被火部分烧毁,看去极为凄惨;我愿它从废墟里重起来,比我所见时更美、也不那么难闻。

第二天我们到了江津县;七月二十五日早上停在重庆的太平门前——约三百五十英里的路程,不到四十个钟头便走完了,而所凭的只是水流之力。

在重庆,英国领事代办高本先生极为厚道地接待我;我在他城外那所秀美的小屋里过了十天极愉快的日子,那是我永远要极欢喜地记着的。整天连大半夜都不够我们把那些没完的故事扯完;而河水若一直保持在高水位,我便要毫不心痛地在他那里多住一个月上下。幸而——于高本是幸——嘉陵河与扬子江的水在我住的前一段里异常地高,后来落得够低,我便得以在八月四日下午启程往宜昌去,所乘的仍是一只同把我从嘉定送来的那只一样的舢板。

顺这条涨水的大河而下,是极愉快的一程,其中恰有足够的危险给它添味。又急又涡的水流以极快之势把我们带下去,而船夫除了把这只小船从那些旋涡里撑出来之外无事可做——那些旋涡许多地方几乎连绵几英里铺满河面。两边的山迅速向上升去,可处处都种着稻、甘蔗、豆等等;而树——其中许多是野榕——荫覆着我们飞快掠过的无数屋舍与村子。时时我们经过满载的大船,被一百来个赤着身子的壮实船夫慢慢沿河拉上去;他们一面甩着臂一面唱着,踏步而行。不过河上的船相形之下并不多,因为那个时节行船对货船而言颇有危险。其实我在重庆几位好心的朋友曾极力劝我不要试;又说我若要试,到了急滩务必上岸,到滩下再上船,因为出事是天天有的。

出发第三天,我们到了夔州府,那是四川的边城,在重庆以外约二百九十英里;镇稍下我们便进了巫山峡。河在这里穿过群山的一道裂隙奔流,群山在它上面耸起一千尺,许多地方直压在水上。这极难极险之处正在凿一条路;那路纵然帮不了纤夫拉船上行,至少也于不得不沿岸行走的人大有用处,省他们一段长长的绕路。在这里,掌舵人的本事显了出来:他毫厘不差地把我们这只小小的核桃壳从这边掌到那边,避开那些旋涡与漩流——不然便要把我们抛到那些时时见它从浑水里探出来的尖岩上去。有一回一个旋涡抓住了我们,把我们转得这样快,我们昏头作呕地蜷在船底坐着,直到那几个人见旋涡退了,便大喊一声伏身去摇桨,把我们平安弄了出来。我略略笑了那几个船夫所显的惧色。「我同你一样,也笑过,」其中一人说,「我第一回下这条河时也笑;可在河上做了这些年,我学乖了;如今我上这条河总怀着怕,而上它只因为它是我唯一的生计。」

我们经过满载的船在看去无法克服的难处中逆流而上;纤夫一时拼尽每一条筋肉、一时松下来,全凭近船头坐着的一个人敲一面夹在膝间的鼓,或慢或快地指挥他们。每隔不久,便有一个专干这桩活的人从容地跳进河里、或攀上某块峭岩,把挂住了的纤绳解开。大船便这样自宜昌上行到重庆,要三十到四十天。

更往下,我们见别的大船正在放许多爆竹、烧许多纸钱,预备上行;近旁有两三只救生船,即「红船」——因其颜色而得名——船上的人随时预备应急。每一道急滩下面都有一处「红船站」,由私人捐款维持。它们所出之力、所救之命,都极为可观。

我们便这样迅速漂下去,夜里在某个镇或村停下,买食物、歇息。各峡之间——大峡共有五处——地方总是极为秀美。时时有一条小谷开向河面,我们便望得见松林覆盖的山远远伸去,而几乎藏在树叶里的村子占着每一小块平地;许多村子甚至就建在直压河面的陡峭山壁上。偶尔我见到某只不幸的船的残骸,或某只运气稍好、已被拖上滩的船,船上的人正忙着卸货、或修补被撞坏的船身。

我迅速顺流而下时,想起扬子江这一段上行驶轮船那个聚讼纷纷的问题——那问题人说得极多而做得极少——而我对那些极力断言它可行的人的见解的信心,大受动摇。巫山的急滩看去至少同圣劳伦斯河的拉欣急滩一样可畏;我想倘若在后者上行轮船已证明行不通,在前者也会一样。我自重庆到宜昌用了九十六个钟头,路程约四百一十五英里,其中只有五十七个钟头是顺流漂着的,平均每小时七英里——许多地方我们必定快得多,大概不下十或十一英里。我想要造出一条小轮船能顶住这样的水流,是一桩难事;因为那船非得小而吃水浅不可。

八月八日我到宜昌,船程便到此为止;而就我的读者而论,我在中华帝国里漫游的趣味也到此为止。同英国署理领事傅磊斯极愉快地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往汉口去;几天之后我便又在上海了。在那里,朋友们热诚的款待,使我在「喇嘛之地」所享的糌粑、酥油茶和别的珍馐,在我心里只剩下一段往日甜美的回忆。

〔注一〕(原注:这条河也叫大渡河、或沫水。)

〔注二〕(原注:打箭炉与雅州之间,我所见的驮畜不过三十头,坐骑一头也没有。)

〔注三〕(原注:柯克帕特里克《尼泊尔王国志》第三百七十三页说,那国的山地背夫在崎岖的山路上背二百三十到三百零五磅。)

〔注四〕(原注:库珀《商务先驱旅行记》第一百九十七页。)

〔注五〕(原注:柚与香蕉在四川虽不熟,荔枝却长得极好。重庆以西不远有一片荔枝园,所出的果子是送给北京皇帝的。我从没听说四川哪一处有荔枝卖,可重庆的主教为那片御用荔枝园作保。)

〔注六〕(原注:冷边与沈边的土著如今同汉人已分不出来。上世纪他们的地方是明正——即察拉——领地的一部分。沈边的人也许不是藏族,可中国作者说冷边的人是。)

〔注七〕(原注:巴伯记它的海拔为九千四百一十尺;吉尔记九千零二十二尺。)

〔注八〕(原注:见卷首之图。)

〔注九〕(原注:《卫藏图识》第一卷。库珀前引书第一百七十八页,对他翻这座山时所历的危险作了极为浓艳的描述。)

〔注十〕(原注:即库珀的羊奶山。)

〔注十一〕(原注:即库珀的观音铺。)

〔注十二〕(原注:这是那位掌事的人告我的;可我以为他说大了,从我前面所说打箭炉茶价一节便可见。)

〔注十三〕(原注:要止旱,只须把南门关上便可。)

第八章

补注一——甘肃的外族部落

河州所属(兰州府西南)〔注一〕

一、撒拉。据《明史》,由西羌许多族构成,居于河——即黄河——湟——即西宁河——洮州与岷州之间。

二、真珠土番,或称番民。

三、扎藏番民,或称土番。

四、和佛回番民,外貌同撒拉人一样。

狄道州所属(兰州府南偏西南)

五、参扎与高山的番民。

洮州所属(巩昌府)

六、卓尼多及别族,本是西域来的生番,共四百七十五人〔注二〕。

七、底几巴及别的独立诸族,共三十七族,作为境外的黑番子不纳贡。

八、作拉及别的番族,共五十九族,本是境外的土番,明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归化。

九、朱孙及别的番子诸族,共十一族。古、鲁、卜三族是番;杨、丁、葛三族是境内的土番。洪武年间——公元一三六八至一三九九年——编立。

十、刘绍冲古尔,是境外独立的——生——番诸部。

岷州所属(巩昌府)

十一、瓦舍平番,四十五族,都属马族。

十二、土人,即牟恰山堡的土番,居四十堡。

十三、土人,从前是徐儿庄的土番,居十一堡。

十四、马莲川的番民,土番之裔〔注三〕。

庄浪厅所属(凉州府)

十五、谢尔苏及别的番民诸族,共八族,居帐篷。

十六、毛塔拉,土民。

十七、华藏与上察尔地的番民,二十族;同青海的番子一样,每年纳钱为贡。他们也被称作西番,那是这些部落真正的名字。

武威县所属(凉州府)

十八、西脱巴,属青海的番民三族。每年纳马贡十七匹〔注四〕。

古浪县所属(凉州府)

十九、阿罗及别的番民诸族,共八族,本是青海的西番。每年纳马贡十一匹。

永昌县所属(凉州府)

二十、元丹及别的番民诸族,共五族,总名西番。共五十百户。古时在永昌县南的黄粮山放牧。每年贡马六匹。

西宁府所属

二十一、东沟及别的番民诸族,共八族,西羌之裔。居西宁县七十里外。

二十二、缠头。本自西域来。明洪武年间初到西宁贸易,此后便在那里立住。他们住在离城四十里的新增堡〔注五〕。

二十三、脱巴,番民。同大西藏的人有亲缘。

二十四、土民,西番之裔。

碾伯县所属(西宁府)

二十五、东沟〔注六〕,土民,唐时沙陀突厥李克用之裔。

二十六、达子——蒙古——完等番民二十族;本属吉本蒙古。元时他们的祖先朵尔只失结是甘肃的左丞。

二十七、瞿昙寺的南山番民。据《明史》,这座喇嘛寺是洪武年间由喇嘛撒拉召江汉同诺卜建在碾伯县的南川。

二十八、巴燕戎的番民;属青海。

大通卫所属(西宁以北)

二十九、兴马等番民六族;属青海。每位札萨克都称作黑番〔注七〕。他们是游牧之部;因此也叫生番,即「野番」。

贵德厅所属(西宁以南)

三十、番民二十五族。古时属西羌;从前在行政上隶青海。有黑帐篷,可也耕种土地。

甘州府所属(甘凉道)

三十一、黑番,俗称「黑人」〔注八〕;属藏地的喇嘛。他们世代住在甘州以南的山里,可把贡纳到拉萨去。

高台县所属(肃州府)

三十二、黄番,两族,叫作扎什敦与索南什店;从前是青海的部落。

三十三、黑番;属藏地的喇嘛。他们的头人住在萨尔巴谷。每年贡马两匹。

文县所属(阶州)

三十四、连春寺的番民,是藏东——苗蛮——之裔;同本省西界上的番不同。他们住在本县之南。他们的住处在高坡上、在山上。

〔注一〕(原注:取自《皇清职贡图》第五卷。)

〔注二〕(原注:以上各族都是明初在甘肃立住的。)

〔注三〕(原注:在马莲河上。参看前文。)

〔注四〕(原注:每一百户一匹。)

〔注五〕(原注:大概便是前文所说的新城。)

〔注六〕(原注:参看甘肃回乱之众被称作「东干」这个名字,那大概便出自「东沟」。见布雷特施奈德《中亚中世纪地理考》第一百二十五页。)

〔注七〕(原注:这一点我不懂;可能是刊刻之误。)

〔注八〕(原注:在蒙古各地,一切俗家人都用这个名字称。)

第九章

补注二——「唵嘛呢叭咪吽」之祷的由来

佛门那句有法力的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在藏地百姓每日的敬拜里占着这样要紧的地位,他们又在石上纸上重刻重印那六个字上耗这样多的工夫与钱财,所以它值得不止一笔带过。

这句六字之祷——梵语叫作「六字真言」——虽不见于早期的佛典,大概同观世音之崇奉的兴起同时;而我们知道,观世音之崇奉早在我们纪元的四世纪便已盛行。因此,正如本地史家所主张的,它可能是七世纪最早到那地方去的传教者带进藏地的;不过眼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凭据可以把这问题断定。

我所找到欧洲作者提它最早的一处,出自十三世纪后半。鲁布鲁克的威廉说到哈拉和林的佛门僧人,说:「他们无论往哪里去,手里总拿着一串一百或二百颗珠子,像我们带念珠一样;又总念这几个字:『唵嘛呢叭咪』〔注一〕,意思是『上帝,你知道』——这是他们中间有人给我解说的——而他们每念一遍便记一次,指望上帝照所念的遍数给他报偿。」〔注二〕

这位修士对这句祷辞所作的解说,自然是远离本旨的;而后来的作者时时所提出的解说,也几乎全是如此。「玛尼」——这句祷辞在藏地口头上便这样称——是向观世音、那位大悲者的祈呼;他自任的一桩大使命,便是把一切有生之物从有情之生所带的苦难里救出来。人念它,是盼它能引他们走上得救之路,又盼他把它听见、便永把这世界记在心上。人以不断重念这句祷辞为积功德之法,又以为那是守在通往解脱之路上的唯一办法;而以书写、印刷、镌刻把它传开、把它复制,被认作极有仁爱之德的举动。

这句祷辞传说的由来,载在一部藏文的书里,叫《玛尼全集》——也读作《玛尼甘本》——即「玛尼之十万训」〔注三〕。这部书被归于松赞干布——藏地第一位奉佛的君主,活在我们纪元的七世纪;可从书中的内证看来,它大概写于更近的年代,极可能是在十五世纪、拉萨教权立定之后。因为观世音的出世、以及他救世的种种徒劳之力,同这句祷辞的由来关系极密,所以要讲这句真言的来历——第四章——便须从那位所祈之神的来历讲起,而那也载在《玛尼全集》里——第二、第三两章。下面是译文:

(第二章)「尔时那位圆满的佛,名『无量光明』、『永恒之光』,鉴知那位大悲者是善巧方便、充满悲心的,便思量以他现神之身、以度母现女神之身,行救世之事。于是无量光入了那名为『以大悲者救度世界』的深定;从他左眼出一道白光,白光中出一位菩萨,名『以眼一瞥而观之主』〔注四〕;从他右眼出一道蓝光,蓝光中出度母。再则,这化身既这样为救度世上的君王与别的有权势者而奇迹般地生出,他又自一朵莲中显现;因为——以下便要说到——有一道光自一处莲花池中而出,而他便以化身之体自一朵莲中生出。

「其时西方之地,有一国名『莲花极乐之境』,有一位大君王、一位转轮王治之,名『最胜者』。他统四大洲,一切财富与权势都归他;可他的后不孕,没有给他生儿子,虽然除此之外凡赐给义人的福他都享了。那国里有一个湖,叫『莲花池』;湖上莲花既开、王该向三宝献供之时,便遣快脚的使者去采花,采来献王,王便以之供三宝。有一天,一个使者来采花,见池中一枝莲茎上——茎四围有矛状的卷须、盾状的叶——有一朵合着的花,大为惊讶。他去告王,王说:『那花里必有一个奇迹所生之物;我要亲自去看这极可敬之物。』于是他召来王后、大臣,以及内外的侍从,又备船渡湖、备车、备各样礼物、幡、旗等等;在大乐声中,带着阿噶鲁、顿噶与各样别的香,还有许多迦尸棉布的衣裳,来到莲花池。他乘船入池,到了花所在之处,那花便开了;花中他见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身上具一切佛的相与好。一片大光明从他白色的身上发出,他正当盛年。他持一把利剑,身上以各样珍宝为饰。他腰以上裹着丝,肩上挂一张鹿皮。从他口里出这样一句话:『爱一切所造之物。』

「于是王与一切侍从俯身敬拜;王献上一幅迦尸布〔注五〕,请他登车,一切供物都献了,便往王宫去,他在那里成了受拜之物。他既自一朵莲中生出,便名为『莲生』,又名『莲心』。

「那位护法的君王问他的师、无量光佛说:『此奇迹何意?此奇迹之人是谁?』佛答说:『大王,此奇迹出于诸佛普遍之祷,为全体所造之世界的福祉而现。它是三世一切善逝〔注六〕胸中的化身之显,其名为圣〔注七〕观自在。我主,他将为一切所造之物之福。』

「此后,王到月圆之时,大供三宝,又对这奇迹之物尽一切尊崇,向他献供无数。而这奇迹之子,念着自己是应诸佛之祷而来的,便在心里思量什么于众生有益。他以悲悯之眼观三界一切有情,以其悲心见众生皆因自己的恶而沉在欲之水里、被烦恼之火所烧、裹在无明的黑褶里、被我慢之力所执、被嫉妒之风所吹、束在自私的镣铐里、堕在轮回苦难的火坑里。于是泪从他眼中流下;从他左眼落下的泪中出度母,从他右眼落下的泪中出卓尼女神——即『怒面者』。度母说:『主,为有情之故,施行你一切智之力。』卓尼女神说:『为有情之福,愿你的心不要疲倦。』随后二位同说:『主,我们愿作你的助手。』说罢又隐入他的眼中。

「其时王问:这奇迹之子菩萨落泪时,何以有两位女神从他眼中出来。那孩子答说:『泪之所以落下,是因为我不能忍见一切所造之物的苦;而那两位女神,是我所选的世界之助。至于我,我须成就那于无量有情有益之事;大王,我求你许我去做。』王答说:『主,三世一切如来〔注八〕在菩萨位时,所行的正是你如今所愿为一切所造之物而行之事,此后便成了佛;那么就这样吧。』便许了他所请。

(第三章)「于是那化身之神、大悲者、圣观自在,便如下行事,为一切所造之物的福祉劳作。这化身的神子备下大供,敬拜住在十方的无量善逝;又投身于地,以他那如迦陵频伽之音甜美地向他们祷说:『我当为一切众生之福做什么?』其时从十方天际有声说:『主,愿你的心在慈与悲里坚强;不要让颓丧与疲倦执住你。』

「那孩子于是问:『我当如何得慈与悲之定?』就在那一刻,众生之主、无量光佛,全身现在那名为『大遍之光』的寂静之境里。随后,为使菩萨中最大者圣观自在入于利生之道,从他身上发出一片人所不能思议的光明;由那光明里化出极多『圆满受用身之界』,界中现出许多圆满受用身的佛,由此于有情大有所益。从这些圆满受用之身的心里,又化出无量数的『化身之界』,界中现出许多化身的佛。再则,从这些化身的心里化出不可言说的光华,光华中出圣观自在、卓尼母、度母,以及无数的有情,而所造之物的福祉便成就了。

「再则,从佛身上出一道光华,由之化出同构成宇宙的微尘一样无量的世界之界,又有无数的如来,而他们是一切众生之福。而从这些后出之佛的身上,出无边之光;每一道光中现出一个赡部洲,各有一座金刚座〔注九〕,座北各有一个顶雪的蛮荒之国,各有一匹马王巴拉哈,各有一位十一面观自在,各有一位度母、一位卓尼,各有一位松赞王,又各有一位白公主与一位蓝公主〔注十〕。而从他们身上出不可言说的光耀,由之化出大悲者与那六字〔注十一〕,以及无尽的有情,而他们是众生之福。

(第四章)「菩萨中最大者圣观自在,其心专注于救度一切众生之事,便在无量光佛以及十一乘千万佛前立誓说:『三世一切佛那超乎人所能解的功业与圆满,为救度之事而具于我身。我自誓要把每一个有情都引到最高最圆满的觉悟之境。可我若贪求安息与寂乐而在途中止步,愿我的头裂成十块,如一个棉桃!』

「其时无量光佛说:『如是,如是,主。这也是我、以及住在十方的三世诸佛之祷。再则,我既为佛,便要在救度一切众生之事上作你的助手。』

「其时从圣观自在身上出六道光,照到六处有情所居之界。有几道光透入天的住处〔注十二〕,为救度诸天,化为天主『百祀』〔注十三〕;其时便听见圣言说:『因乐与欲之力而受天堕之苦;我既已入天之住处,愿死与轮回之堕的一切苦难止息!』有几道光透入非天的住处〔注十四〕,为救度他们,化为非天之主塔桑日;其时便听见圣言说:『因我慢与瞋之力而受战争之苦;我既已入非天之住处,愿因兴战之罪而生的死与轮回之苦止息!』有几道光透入人的住处,为救度他们,化为人主『释迦能仁』;其时便听见圣言说:『因欲与贪之力而受束缚,又受生、老、病、死之苦;我既已入人之住处,愿为人之苦止息!』有几道光透入畜生的住处,为救度他们,化为畜生之主,名『大忍之狮』;其时便听见圣言说:『因无明之力而受奴役与横死之苦;我既已入畜生之住处,愿你们今被无明之网所执者,速得如我所享的觉悟!』有几道光透入饿鬼的住处〔注十五〕,为救度他们,化为饿鬼之主『虚空藏』;其时便听见圣言说:『因贪吝之力而受束缚,又受饥渴之苦;我既已入饿鬼之住处,愿饥渴立止,愿得安乐!』有几道光透入地狱,为救度它,化为地狱之主『法王』;其时便听见圣言说:『因贪欲之力而受束缚,又受冷热所杀之苦;我既已真入地狱,愿地狱之刑、冷热所杀之苦止息!』

「于是那六类此前不得解脱的有情,当这六位大者自光中兴起、圣言被听见之时,便如从打开的铁箱里出来一般,从自己的住处脱了出去;而六界里的众生竟空得干干净净。

「随后大悲者上到须弥山顶,以智慧之眼观看,却见世上的众生同从前一样多;于是他出于悲心,第二次、第三次把世界各界的一切所造之物都空了出去,可受苦者之数并不减少,他便满怀颓丧与绝望。『唉,』他叫道,『靠着那位善逝之力,无量的化度之界、无量的天界、无量有情之界都已被引入真理。可我虽释放了这样多的众生,这一轮却连一刻也空不了,而有情的救度永无成就之日!那么我既已得自己的安息与喜乐,便要与那些已全然涅槃的佛同在了。』随后他想起自己从前所立的祷,他的头便裂成一百块。他因那不能忍的痛而大声呼号:『唉,慈悲的诸佛与诸菩萨,还有你,无量光佛,我不是为自己而哭,是因未能成就世界的救度而痛苦啊!』便放声哭了。

「其时无量光佛把大悲者头上的碎块一一聚起来,做成十一个面;而因为轮回之轮既无始也无终,他便把那些面做成安详之面;虽安详,却又使它们对那些刚强不驯的人显作黑而怒的容颜。他又说:『轮回之轮既无始也无终,你不能把一切众生都从其中取出来。』

「其时圣观自在说:『我既不能把一切众生从轮回之轮里除出来,愿我有千手千眼;愿那千手如千位转轮王之手,那千眼如贤劫千佛之眼,使我得以藉之服事一切众生。』就在那同一刻,他成了十一面、具千手,而千手的掌中各有一眼。

「其时无量光佛说:『最大悲的圣观自在,以下面这六个字,可以把六类所造之物生的门关闭:唵嘛呢叭咪吽。以「唵」关闭生于天中之门;以「嘛」关闭生于非天中之门;以「呢」关闭生于人中之门;以「叭」关闭生于畜生中之门;以「咪」关闭生于饿鬼中之门;以「吽」关闭生于地狱之门。这几个字能把六类众生之国空出来。你要好好领会、好好记住、好好念它,好好印在你心上。』」

这句六字之祷,一切藏人都读作「唵嘛呢叭咪吽」;偶尔你会听见蒙古人把第三个字读作「叭德美」;可除了库珀,从没有人把它读作「欧玛尼佩米尼」〔注十六〕。重念这句真言,是蒙古人与藏人中间最常见的祷法,人称作「念玛尼」。转经轮、即「玛尼轮」,是机械地重念这句真言的另一个法子。转经轮大概起于把「转法轮」这个说法误解了;那说法字面意思是「转动法之轮」,而其本意是「立定真理之尊」〔注十七〕。转经轮由一个圆筒构成,筒里一层压一层地排着纸页,纸上以细字印着「唵嘛呢叭咪吽」。纸页须自左而右绕在轴上,而轮一经转动便须朝相反的方向旋转,使那些字照人所读的方向——即自左而右——从转轮之人面前过去。若使它自右而左转,便被认作渎圣。坎宁安将军说〔注十八〕,提到转经轮最早的一处见于法显的《佛国记》。可这是个错,是雷慕沙译这部书时误译所致。法显全然没有提转经轮,玄奘与中国各朝的正史也都没有提;可人本该料这样特别的风俗会在那些细致而编得仔细的书里被记下来。这个做法无疑是古的,因为我们在日本与朝鲜也见到转经轮——诚然形式有所改变——而这两国至少五六百年来没有再从外面受进任何佛门的做法。坎宁安在前引书第三百七十五页上举出一枚胡什卡——公元一世纪——的钱,照他说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转经轮。在我这未经训练的眼里,那件器具可以是人随意所认的任何东西;因此那是一个转经轮也并非不可能。

〔注一〕(原注:有的抄本作「嘛呢叭坛」、「嘛呢叭坛尼」。)

〔注二〕(原注:《鲁布鲁克的威廉行纪》,载《巴黎地理学会刊行之旅行与纪事汇编》第四卷第二百八十五页。)

〔注三〕(原注:这部书的书名常被译作「十万宝训」;可如我所说,「玛尼」这个词是用来指那句祷辞的,而这部书所阐的正是那句祷辞的法力与灵验。)

〔注四〕(原注:这是梵语「观自在」的直译。)

〔注五〕(原注:这里叫我们想起藏人献哈达之俗,我在叙述正文里屡屡提到过。)

〔注六〕(原注:梵语作「善逝」,是常给佛的一个称号。)

〔注七〕(原注:「帕巴」意为「可敬的」,译梵语的「阿离耶」。)

〔注八〕(原注:这是佛那个众所知名的梵语称号「如来」。)

〔注九〕(原注:即金刚座,佛在伽耶得一切智之座。)

〔注十〕(原注:即松赞干布王的两位妻,一位汉人公主、一位尼泊尔公主。)

〔注十一〕(原注:即「唵嘛呢叭咪吽」之祷。这一章是藏地神秘之说那套行话的一个好样本。)

〔注十二〕(原注:即提婆,天上之众。用以指二十梵天界与六欲天界的居者。)

〔注十三〕(原注:即「百祀」,因陀罗的称号。)

〔注十四〕(原注:即阿修罗,提坦之属;同提坦一样,与诸天交战。)

〔注十五〕(原注:即薜荔多,亡者之灵,腹大而咽细,被罚受永久的饥渴,又在坟地与人家近旁游荡。)

〔注十六〕(原注:《商务先驱旅行记》第二百零九页。)

〔注十七〕(原注:见柴尔德斯《巴利语字典》「法轮」条。)

〔注十八〕(原注:坎宁安《拉达克》第三百七十五页,以及雷慕沙《佛国记》第二十七、二十八页。)

第十章

补注三——青海与藏东早期的民族

隋——公元五八一至六一八年——与唐——六一八至九〇五年——两朝的史书〔注一〕里,有几条关于青海与柴达木早期人口、关于吐谷浑、以及关于藏东两个要紧的部族——党项与苏毗之国、即汉人因其政体特别而一向称作「女国」者——的有意味的记载。《唐书》里所载这几族的事,几乎是照抄更早的《隋书》;可因为有若干处说得较明白,我以为还是把它抄下来为好。前面各页的注里,我已指出今日各部落的风俗、衣着等等同这些古族之间最醒目的相似之处;这里不再一一指出。

吐谷浑

《隋书》卷八十三:「吐谷浑本是辽东鲜卑徒河涉归之子的名字〔注二〕。涉归有二子,长的叫吐谷浑,幼的叫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继位;可有几个族不肯把归心从吐谷浑转过来,便随他西徙西徒隆,在甘州与松州——即四川西北的松潘——以南、洮河以西南立住,占了白山与兰山数千里之地。后来吐谷浑便建了国〔注三〕。魏、周之时——公元五五〇至五八一年——其主称作可汗吐他斯〔注五〕。都城在青海以西五十——或十五——里。城有墙;可百姓并不住在城里,而是哪里有草有水便往哪里去〔注四〕。他们的官有王、公、博士、尚书、郎中、将军。王戴黑帽,后——或已嫁的妇人——戴金绣帽。他们的器具、兵器与衣服同中国的一样。王、公以及他们中间许多富人戴宽边帽,形状像中国的草帽。妇人穿褶裙与短袄;头发编成辫,辫上缝着珠与贝。这一族没有一定的赋税之法。偷马者处死;别的一切罪,犯者以物抵罚。他们的风俗略像突厥。他们穿丧服——或殡葬所用的特别衣服——直到丧礼完毕。他们别的特性是贪而残。他们的地方出大麦、粟与豆。……他们的牛极多。这里铜、铁、朱砂都多,又产一种叫作『鄯善且末』之物——未详〔注六〕。」

《唐书》卷二二一上:「吐谷浑住在甘州与松州诸山以南、洮河以西南〔注七〕。……他们住帐篷,吃肉与谷。……其君结发,裹黑头巾;其后穿绣锦袍、金绣织裙,又有头饰。男子的衣服是长袍,头上裹轻料、或戴宽边帽〔注八〕。妇人把头发编成小辫,辫上缝珠与贝。至于婚俗,富的买妻,穷的偷妻。父死,其妻由其子娶;兄死,其妻由其弟娶。他们服丧到葬毕,便又换上日常的衣服。那地方极冷,只宜大麦、豆、粟与蔓菁。」

党项

《隋书》卷八十三〔注九〕:「党项是三苗之裔。他们包括宕昌、白狼等族,总称作猕猴之部〔注十〕。东邻临州、洮州,西——或北——抵平州。往西他们构成挡住叶护的屏障。其地自北至南广数千里。他们住在山谷里,各以姓为一族,大族有五千余骑,小族有一千余骑。他们织牛毛、山羊毛与绵羊毛,做帐篷。他们的衣服是毛里的布袍与外面有饰的毡袄。他们人人都是战士,可不懂怎样有法度地用刀。他们如今有常备之兵,可以聚起来。他们没有乌拉,又厌恶赋税。他们迁徙无定,牧养牛、羊、猪群,这些都吃。他们不耕地。至于风俗,他们好淫好秽,连别的任何野族里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他们以芦记一年的节候。每三年有一次大会,杀牛羊祭天。人到八十以上而死,亲属不哭,因为他们说那是寿数已尽;可年轻的人死了,他们便哭泣哀号,说那是大大的不该。他们有琵琶、有笛,又用竹片打拍。」

《唐书》卷二二一:「党项是汉时西羌诸部的一支。自魏、周以来——公元五三五至五八一年——他们大为蔓衍,境内包有弥、宕、章、邓。他们的地方便是古时的析支。东邻松州〔注十一〕,西抵叶护,南接春桑、迷桑及别的羌——藏——部,北同吐谷浑接界。他们住在僻远险峻的谷里,许多人离别族三千里。一部分为若干小族。大族有一万骑,小族有数千骑。这些族的名字无法尽举,可其中可举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与拓跋氏。拓跋是其中最要紧的一族〔注十二〕。

「他们没有房屋,只用牛毛与羊毛织料做帐篷,随一年的节候迁其所在。他们人人都是战士,却不懂兵法;如今他们有常备的征兵。他们极长寿,许多人过一百岁。他们极好劫掠,并以此为最可称;凡所见之物无不贪。他们头发结着,脸上污秽,脚是裸的。他们吃草根与猎物。男女都穿长皮袍、或穿表面起绒的粗毛料。他们的家畜有牛、马、驴与羊,这些都吃。他们不耕地。那地方冷;五月草生,八月有霜。他们没有文字,只用小芦记年。每三年聚会一次,杀牛羊祭天。他们从邻国得大麦,用它酿酒。子可以娶亡父或亡叔伯的妻;弟可以娶亡兄的妻,可不得娶同姓之人。老人死了,子孙不哭;可年轻的人死了,他们便说那是大大的不该,并为他哀号。」

女国

《隋书》卷八十三:「女国在葱岭以南〔注十三〕。这国里以女为君;她的姓是苏毗。……女王的丈夫叫金聚〔注十四〕,可他不管国政。这国里的男子为它打仗。都城在一座山上,方五六里。国中有一万户。君住在九层的屋里,有女侍数百。每五日有一次朝会。又有一位『小女王』,二人共治此国。至于风俗,妇人轻视自己的丈夫,也不妒。男女都用各色泥涂脸;每天上下便换一次颜色。众人都把头发理好——或遮住。他们穿生皮靴。他们有赋税之法,可没有一定之准。气候极冷,他们以猎为生。那地方出鍮石〔注十五〕、朱砂、麝香、牛、骏马、蜀马与盐〔注十六〕,都极多;他们把这些运到印度去,由此大获其利。他们常同天竺与党项交战。女王死了,他们便敛一大笔金钱,然后在亡者之族里寻两个有才能的妇人,一个作女王,一个作小女王。

「富有的人死了,他们把尸身的皮剥下来,把肉与骨掺金砂放进一只瓶里埋掉。过一年再把皮连遗骨放进一只铁瓶里埋掉。

「他们平常向鬼——阿修罗,即阿夏罗——与神祷告。新年时他们杀人或杀猴来祭,然后进山祈祷,直到有一只像雌雉的鸟来,落在占者手上。他便把那鸟的嗉子剖开察看。嗉里若有谷,这一年便丰;若只有沙砾,便有灾。这叫作『鸟卜』。

「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此国遣使入贡;此后便不再入贡了。」

《唐书》卷一百二十二:「东女国,又叫苏伐剌拿瞿咀罗〔注十七〕,是羌的一支。西海之极西另有一国以女为君,所以这一国叫东女国。东邻吐蕃、党项与茂州。西抵三波河——即雅鲁藏布。北与于阗接界〔注十八〕,东南与雅州——在四川——以及罗女蛮子、白狼诸野族接界。自东至西九日程,自北至南二十日程。它有八十城,由一个妇人治之,她住在康延川——那是一条狭窄峻险的谷,弱水绕之南流。国中有四万余户、一万兵。其君号宾就,官称高霸黎,相当于我们的宰相。他们派人去办一切外面的事,因此那些人被称作『令女官』。男子从宫内接受并传达命令。

「其君身边有妇人数百,每五日有一次朝会。君死了,百姓敛金钱数万,从王族里选两个聪慧的妇人,一个为君,一个为副君,以备君死后承位。死的那一位若是未嫁之女,便由那位已嫁的承位;这样便不致有绝嗣或变乱之虞。

「他们住房屋:君的屋九层,百姓的六层。君穿粗质的黑——或青——褶裙,又穿黑——或青——袍,袖子拖在地上;冬天穿有绣饰的羔皮袍。她把头发编成小辫,又戴耳环,脚上穿一种皮靴,汉人称作『靸』。

「妇人不重男子,富有的妇人总有男仆给她们理发、又用黑泥涂脸。男子又打仗、又耕地。儿子取母姓。那地方冷,只宜大麦。他们的家畜有羊与马。这里出金。他们的风俗极像天竺。我们的十一月是他们的正月。占卜时他们在十月进山,把谷撒开,招一群鸟来。忽然有一只像雉的鸟来。占者把它剖开察看。嗉里若有谷,来年便丰;若没有,这一年便有灾。这叫作『鸟卜』。

「他们服丧三年,不换衣服、不洗身。有钱的人死了,他们把尸身的皮剥下来放在一边;把肉与骨放进一只陶瓶里,掺上金砂,再仔细埋掉。君下葬时,有数十人随死者入墓。」

〔注一〕(原注:《隋书》卷八十三,《唐书》卷二二一上。别的朝代的史书,所做的也不过是把这些记载照抄而已。)

〔注二〕(原注:《北史》卷九十六作「徒河」。吐谷浑这个东方的来源,我以为不可信。《北史》所载同《隋书》所载相去颇多,不过只在细节上。那次迁徙据说发生在公元二六五至三一三年之间。)

〔注三〕(原注:《北史》说他留下六十个儿子。长子叫吐延,身高七尺八寸。)

〔注四〕(原注:《北史》添道:「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

〔注五〕(原注:《北史》称他作夸吕,大概是他们本族语里的一个词。)

〔注六〕(原注:《北史》添上「骡与鹦鹉螺」。它又说他们「同突厥一样,弟娶亡兄之妻,子娶亡父之妻」。《前汉书》卷九十四把这个风俗也归于匈奴——突厥——而匈奴为此所举的理由,是他们厌恶门户相混、又愿保家系不杂。)

〔注七〕(原注:即甘肃西南,大致便是如今南青海的班噶与果洛所占之地。)

〔注八〕(原注:宽边帽正是今日康巴人与青海人特有的头衣。)

〔注九〕(原注:参看《北史》卷九十六;可它并无新的材料。)

〔注十〕(原注:补注六里所译的传说,或许可以解说这个「猕猴之部」之名的由来。)

〔注十一〕(原注:即四川西北的松潘。)

〔注十二〕(原注:公元十世纪西夏——唐古特——一朝的创立者便出自这一族。)

〔注十三〕(原注:从《唐书》的文字里我们得知,这里所指的是女国包有藏北全境。)

〔注十四〕(原注:意为「金之所聚」。参看《唐书》的记载,那里说其姓是苏伐剌拿瞿咀罗,是梵语,意为「金族」。)

〔注十五〕(原注:一种含金的铜矿石。)

〔注十六〕(原注:这里的「盐」大概须解作「硼砂」。硼砂至今仍自藏地输往印度。)

〔注十七〕(原注:即梵语的「金族」。)

〔注十八〕(原注:即和田,汉语也叫「和阐」。)

第十一章

补注四——以肩骨占卜:肩骨卜

下面这一段取自克莱姆《人类文化通史》第三卷第二百、二百零一页;他自己则引自帕拉斯《纪闻》第二卷第三百五十页。它同我在这个题目上所能得到的材料完全相合;只须说明一点:对骨上裂纹的解说,随所问之事或手上所办之事而不同,并不限于原文所举的那几句话。

图一所示是右肩骨的上面。它所示的是:

甲,「阿明察尔噶」,即「命之路」,就是事业之线,连它上面可能出的阻碍与事故,如下:

乙,「布督克」,一桩特别的阻碍或不幸;丙,王公之死;丁,赛桑之死;戊,平民之死;己,仆人之死。

庚,「芒那海尔」,速来的好运。

辛,迟来的好运。

壬,「芒那阿希达」,极迟而久长的好运。

癸,「楚都尔噶」,即「鞦带」,阻碍与延宕。

子,「代孙」,战与猎之线;裂纹若在脊上相会、或在脊的两侧止住,便表明双方会不会相遇、猎会好还是坏。

丑,「扎尔玛」,即「环」,病人之死,或失畜之复得。

寅,「柴桑」,即「锅」,便是那处关节的窝;按其中的纹路而定丰或贫。

图二所示是肩骨的下面,上面可记的裂纹较少;它们所示的是:

卯,「彻特库林察尔噶」,恶灵,为恶之事。

辰,「腾格里音察尔噶」,善灵之助。

巳,「桑吉」,消息;裂纹若是单一的,消息便来得晚;若成十字,便来得早。

另一块肩骨——图三——所示的裂纹与变化,是关于病人的。它们是:

一,「阿明察尔噶」,命之路。

二,「哲里音三察尔噶」、或「鄂伦察尔噶」,通往生之路。

三,「达赖音代孙」,病势来袭之兆。

四,「阿希达」,好运与寿命之久长。

五,「色特克里音鄂和」,恶灵之兆,立在生者近旁。

六,「布督克」,即抗这些恶灵之兆。

七,「察尔巴雅尔」,病人速愈。

八,久病之兆,而那病不至于致命。

九,「腾格里音阿里噶」,善灵之纹。

关于以羊肩骨占卜的法子,我在鲁布鲁克的威廉《行纪》第三百一十八页——巴黎地理学会校本——里见到下面这段有意味的记载:「我们正要进蒙哥的帐时,有一个仆人出来,拿着烧得炭一般黑的公羊肩骨;我大为诧异,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问起,才明白:他在天下无论做什么事,无不先向那些骨头问卜;因此他连让人进自己帐篷,也要先问那骨头。这种卜法是这样的:他要做什么事,便叫人取三块还没有烧过的这种骨头来;他拿着它们,心里想着自己要问的那桩事——该做还是不该做;随后把骨头交给仆人去烧。他所卧的帐篷旁边有两间小屋,那些骨头便在那里烧;而每天在整个营里都仔细寻这种骨头。骨头既烧得发黑,便拿回给他;他于是察看那些骨头是否被火的热力沿长的方向正正地裂开。若是,他所要做的事便路已开通。可那些骨头若横着裂开、或迸出圆块,他便不做。因为那骨头、或是绷在上面的某层膜,在火里总要裂的。三块里若有一块正正地裂开,他便去做。」

第十二章

补注五——藏东的政治地理

(此单由打箭炉察拉嘉波的书记给我。)

一、囊谦瓦,读作仲巴。

二、察拉。

三、绰斯甲。

四、巴,即巴塘。

五、理塘。

六、德格。

七、康萨。

八、麻书。

九、扎蒙。

十、白利。

十一、直图。

十二、沃日。

十三、波莫。

十四、卓克基。

十五、宁噶。

十六、木里。

十七、扎汀。

十八、洛古与巴本。

第一个常被称作木坪。

第二个是驻打箭炉那位土王所辖之区,汉人称作明正司。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与第十一,合称「霍尔五部」,而这整个一带也常被称作「霍尔区」〔注一〕。

第十二、第十四与第十五占着铜河上游,那一段叫金川。

第十三常被称作梭磨。它在松潘厅附近,如今由一个妇人治理。

第十六在打箭炉之地以西,由一位喇嘛治理。

第十七与第十八在金川以北,在金川与松潘之间〔注二〕。

另有一张单子是一位在打箭炉住过几年的喇嘛给我的。单里没有巴、理塘与德格。它同巴伯所给的单子大体相合,可比他的详;下面我把两张并列着写出来,后一个名字是巴伯的;括号里的数目指上面那张单子。

仲巴——「仲巴」。

嘉喀——「嘉喀」。

沃杰——即第十二——「沃杰」或「果杰」。

参拉与巴登——「参拉与巴登」。

丹巴——「丹巴」。

萨玛——即第十三——「梭蒙」。

卓则——即第十四——「久则」或「久孜」。

尊噶——即第十五——「祖尔噶」。

绰斯甲——即第三——「绰夏」。

巴底巴旺——「巴旺」。

扎底——即第十七——「扎汀」。

吉协察——「格协」。

洛尔果——即第十八。

木里——即第十六。

察拉——即第二。

杰丹。

孔色——即第七。

麻泽——即第八。

这张单子上所举各部,有一个总名叫「娘绒嘉喀久杰」,即「娘绒十八部」,有时缩成「嘉喀久杰」;而「娘绒」是雅曲上游流域及其各支流的名字。住在雅曲下游一带的部落叫「蛮娘喀」,即「雅曲下游的居民」,便是霍吉森所说的曼尼亚、巴伯所说的门尼亚。

本地人对这地方的划分便是如此。有意于这个题目的人,我在下面附上两张从中国书里取来的单子,两部书都是约五十年前刊的,前一部叫《西域考古录》,后一部叫《圣武记》。这两张单子还有一点有意味之处:它们给出每一区的疆界、人口、应纳朝廷的赋税之数、土著头人的中国品级,有几处还给出他们的首村。《圣武记》所载那张大概把非藏族部落所居之地也收在内;可因为我不能把这些一一断定,便决意照原样给出。沈边与冷边在四川,属雅州府,沈边同清溪县接界,冷边同天全接界;可两处都有土著的头人,即土司。这两部的人如今衣着上同汉人已分不出来,可他们说一种藏语的土话〔注三〕。

《西域考古录》分三十三部,称作「榆桐西番三十三部」〔注四〕。《圣武记》给出五十一部,其中约一半同前一张单子相同。

《西域考古录》那张单子原是一张表,按部列出疆界、户口、赋额与品级;表身的条目这里不逐条列出。

四川所辖番部(取自《圣武记》;括号里的数目指前一张单子)

宣慰司:一、琼布。二、理塘——即第八。三、巴塘——即第九。

安抚司:四、昌宁。五、五里。六、瓦述。七、梭磨。八、瓜别。九、木里。十、丹东革什咋——即第五。十一、巴里——即第六。十二、绰期甲——即第四。十三、拉衮——即第七。十四、瓦述余科——即第十六。十五、朱倭——即第十七。十六、霍尔章谷——即第十八。十七、霍尔孔萨——即第十九。十八、霍尔咱里——即第二十二。十九、霍尔林葱——即第三十。二十、霍尔甘孜——即第二十。二十一、麻书——即第二十。二十二、东科——即第二十三。二十三、春科——即第二十七。二十四、下瞻对——即第二十六。二十五、上纳夺——即第三十一。

长官司:二十六、静州。二十七、陇州。二十八、岳希。二十九、松冈。三十、卓克基。三十一、维龙州。三十二、阜济州。三十三、章州。三十四、沈边——即第一。三十五、冷边——即第二。三十六、瓦述崇喜——即第十一。三十七、瓦述毛丫——即第十二。三十八、瓦述曲登——即第十三。三十九、瓦述塔司——即第十四。四十、瓦述更平——即第十五。四十一、霍尔那林冲。四十二、霍尔白利——即第二十一。四十三、春科高日。四十四、上瞻对——即第二十四。四十五、中瞻对——即第二十五。四十六、蒙葛结——即第二十九。四十七、泥溪。四十八、平夷。四十九、属川。五十、九姓。

副长官司:麻拉。

可以注意的是:德格与明正——即察拉、或打箭炉——并不在这张单子里;而这张单子又把霍尔地方分为九区。

瓦述六部、即六区,隶理塘。

〔注一〕(原注:参看巴伯前引书第九十六页。)

〔注二〕(原注:蛮娘之地、即瞻对,此处未列;因为自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八九年,它是拉萨之国的一部分。)

〔注三〕(原注:见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二版第二卷第三十七页,以及他在吉尔《金沙江》第二卷第七十七页上的注。)

〔注四〕(原注:巴伯前引书第五十四页说,榆桐是铜河谷里的一个部落,在瓦斯沟稍上。它确然不在所附的这张单子里,不过它一般并没有这样广的含义。)

第十三章

补注六——《玛尼甘本》第三十四章所述藏族之由来

(以下为译文。)

唵嘛呢叭咪吽。

当时,一切菩萨中最大的那一位、帕巴辛热济旺秋,来到极乐之境德瓦坚,朗瓦他耶佛、即无量寿佛,对他说道:「大悲的菩萨啊,释迦图巴佛、即释迦牟尼,并没有化导雪域,他没有把足迹留在那里,没有以言语之光照亮它,没有把恩泽示与它。该由你去把雪域里那些卑下的众生聚起来,使他们成得起听受圣谛的器量。」

于是菩萨帕巴辛热济旺秋前往布达拉山顶上那座众宝所成的居处〔注一〕,看那些住在雪域里的众生,见他们不知佛法,沉在黑暗里,一如夜的沉黑;他们像落在湖面上的雪,再不能升起,只能一径往下去,因为他们在恶道上愈陷愈低。他又看见他们没有一分自在;他们的行动,像是在一只紧闭的铁柜里。

于是他使一道明光从自己右掌心里发出,光里现出猴王、菩萨希鲁曼珠。他心里想着要在雪域里造出人类,便问那猴王:「在北方那个雪的境域里,你能不能把自己交给深定?」猴王答道:「我能。」于是他以五种最上之戒约束了他,为他宣说那深远的教法;此后猴子以神通力把自己运到雪域,坐在一块岩上,不久便入于深深的寂定。

那时蕃域、即西藏,分为九域。最上的三域叫仁波切沃吉岭,即「众宝之光的域」,一直伸到页岩与冰的最高峰上,为象与鹿所据。布孜索比岭,即「四角之域」,包着岩石与高山草坡的中三带,为岩罗刹扎辛波与猴子所据。玛嘉沃岭,即「孔雀之光的域」,包着森林与河谷的最下三带,为罗刹辛波所居。所以在那片地上,连「人」这个名目也不曾有人知道。

希鲁曼珠来后过了一段时日,有一天,一个岩罗刹女欲火中烧,化作一只母猴的模样,走近那正沉在最深之定里的猴王,使尽种种媚态与淫荡的举动,想挑起他的欲念;可她这样缠了他七日,终究不能把他从寂定里唤起。

她于是心里想,大约是自己面貌形体丑陋,才落了空;便把自己变成一个美貌的女子,满身珠宝,袒着胸膛,又来挑动他的欲念。这时猴王从眼角里偷看了她一眼;她见有了机会,便挨近他,说道:「你做我的人吧。」他答道:「我是帕巴辛热济的弟子,不能做你的人。」

那岩罗刹女便说:「唉,猴王啊,我痴痴地爱你。你听我说:命把我做成了这样一个罗刹女,可我以爱的全副力量苦苦地想着你,我情愿把你抱在这两臂里。你若不肯做我的丈夫,我便要把这境里所有的罗刹都召来,白日里我们一天杀上万的生灵,夜里我们一夜吞下上千。罗刹女们还要生养,她们要生得很多;这雪域便要成罗刹之国,他们要把这世界吞了。我若存着这个心死去,我所受的罚便是堕到地狱的深处。可你呢,深定之力护着你,罪过沾不着你;不要怕它会渐渐离开你。你怜念我、饶了我吧,别让这爱的声音变成哀号的声音。」

猴菩萨看着那罗刹女,心里动了悲悯,便想:「我若不知后来会怎样,就娶了妻,我的定力也许要损。可我若不娶这个女人,她又死了,我的罪过便大了!」于是他决意去问那智慧的菩萨帕巴辛热济,便以神通力把自己运到布达拉山上的居处,向智慧的辛热济礼拜,这样禀白道:「唉,众生之主、大悲者啊,我是你的弟子格年,我的力在深定之力上;可有一个魔族的罗刹女,满心淫欲,来逼我,我入定之力将要去了。我要怎样做,才保得住我的定力?大悲者啊,我求你教我。那罗刹女说:『你一定要做我的丈夫;你若不肯,我便把这条命抛了,这要算在你的罪上。』你告我,我娶她为妻,是合宜不合宜?」

帕巴辛热济答道:「极合宜;只是你同你的妻不能成人;到了后来,你的子孙在雪域里繁衍开去,他们便要成人,圣谛要在他们中间传布,要在那片地上大行。」

于是觉姆卓玛那位尊者接着说:「人类在西藏繁衍起来之后,他们要成为佛法的柱石。」

他答道:「就这样吧。」猴菩萨怕那岩罗刹女自尽,便急急地往雪域去;一到,便娶了她为妻。满了九个月,她为他生下六个儿子,分得六道有生死的众生之性。他们的父亲是猴子,所以身上都盖着毛;母亲是岩罗刹,所以都有尾巴〔注二〕;他们脸色发红,极其难看。从有生死的天那里,一个得了柔和与忍耐;从有生死的阿修罗、即拉玛音那里,一个得了忿怒与好争。一个有几分的大贪欲与爱世间财货,这是从有生死的人那里得来的。一个从地狱里有生死的恶鬼那里得了憎、怒与极大的顽韧。一个分得了有生死的饿鬼夷达的性情:形体畸陋,馋于食、即腹里不足,又极吝啬。一个分得了有生死的畜生之性:不能辨是非,既无解悟,也无伶俐。他们生下来脸是红的,好血肉,头上身上都盖着毛;而且他们会说话。

那些小的同他们的母亲、那岩罗刹女饿起来、没有吃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那猴菩萨便把他们带到南边一片林子里,那林子叫「孔雀之林」,那里有猴子可以同他们一起过活。他们便同母猴们过起来。过了一年,父亲去看他们过得如何,见他们添了五百口,所生的既不是猴,也还不是人;夏天他们受雨淋日晒,冬天受雪打风吹,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猴菩萨、他们的父与祖,心里便充满了苦痛;那五百只小猴子来到他面前,无依无靠地伸着手求他,叫道:「父亲啊,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

那猴子见自己的子孙这样大的困苦、又没有吃没有穿,心里便难受,满是悲悯。能吃的果子之类,他们早已吃尽了;他又去寻了果子和别的东西来给他们;可他们才吃下去,便痛得周身难忍,身上的毛都掉了,荆棘刺着他们的手脚〔注三〕,他们的尾巴也缩了、没有了。于是那老猴子在苦痛与极大的愁困里想:「我为什么这样愁、这样苦?这些小猴子,为什么落到这样?我的妻那岩罗刹女,为什么落到这样——智慧的辛热济与觉姆卓玛明明有过预言?唉,这想必是我从前作恶的缘故。那位尊者的前知断不会有错。我这样忿恨、心里这样不宁,是不对的;我要去问那位尊者自己。」

于是他以神通之法往布达拉山上的宫里去,向那位尊者礼拜了,站在他面前这样说道:「我只是为悲悯所动,不顾那欲念的毒叶,若因此不觉把自己带进了魔的牢里,把那女人诱进了恶者的网里,把我的儿孙带进了魔罗的圈里,我们一齐沉在欲的泥里、压在苦的山下;我们若已裹在罪苦的烟里、为恶业之疫所击倒;我若自己已为苦难之病所执——那么把我们带进这轮回之世、落进那无明的暗网里的,只是我一个人;求你护住我那些无罪的儿孙。落到我身上的事,是照着尊者的话来的,我日后断然要堕地狱。可求你怜我。智慧者啊,我同那岩罗刹女、我们的儿孙,又没有一点养命之资,我在极深的愁苦里来求你,要知道该怎样做。」

于是帕巴辛热济旺秋说道:「蕃域、那雪的居处,原在一片大暗里,在非人之众生的手里,不在我所能化导的范围内;可这些、即你的后裔,已经成了人,而你促成了这一变,便是为他们开了天与解脱之门。不要疑我,要一心,不要绝望;因为你这些儿孙到底成了人,有一天要入我所度之众。你并没有作恶,只是使他们在往解脱的路上走了一步;这是好的。不要想着发愁,因为你这些后裔,世间的资财与出世的资财都会给他们备下。你这些后裔要分两种:有些要属他们祖父一族,有大的信心与慈心、大的解悟与精进,他们要喜欢佛法的精微,常常渴慕德行,他们要有宽广的解悟与菩萨的大心;有些要属母亲一族,要喜欢杀害,好血肉,爱做买卖、贪利,身与心都强健,好行不义,爱听人的短处,残忍,好窥探〔注四〕,屠牲吃肉。」

「而你后裔的食分便是这七种子」;说着便给了他大麦、小麦、豆、豌豆、索哈、即壳厚的大麦等等,对他说道:「把这些带到雪域去,这些种子要结实、要增多。还有,为满他们从你妻那岩罗刹女那里得来的那份慕财之心,这里有几把宝贵的尘土、金、银、铜、铁等等;把它们撒在雪域里,它们要在地里成为宝藏,要在矿里被人寻着;过些时候,你这些已成了人的后裔要靠这宝贵的金银等等过活,再过些时候,他们要开这些宝矿。」〔注五〕

他又朝雪域那边吐了一口,说道:「过些时候,那片地上要出一位菩萨的化身,他要做佛法的护者,是一个高过众人的人。」〔注六〕

于是猴菩萨把自己运到雪域,在那片地上一处极相宜、平坦而暖、样样具足的所在把种子下了。此后,猴菩萨在夏天把孔雀林里的猴儿们聚起来,下种之后便到了秋天,正是该看顾它们的时候,而它们都熟了、可以吃了。于是他叫猴儿们来,教他们说:「这些是帕巴辛热济给你们作食分的;你们要耕种它们;就把这个当作你们的事。这是这片地上头一桩营生;可到后来,西藏要有宝藏被人寻着,它们要在矿里;这些也是菩萨辛热济旺秋给你们的。」他们于是得了世间的资财,此后才头一次为佛法联结在一起〔注七〕。

下文接着说:辛热济使一道光从自己右掌心里发出,光里出来一个少年,具足佛的一切相好;他来到西藏的人中间——那时他们还被说成是在人与猴之间,「后身削短、身上有毛」——教他们守十种根本德行、即十波罅蜜等等所生的益处;他们信了他,佛法的头一批种子便下在蕃隆巴、即西藏了。

〔注一〕(原注:在拉萨,如今他的化身达赖喇嘛便住在那里。这座山又叫玛波日,即「红山」。这位神所喜住的地方是舟山群岛里的普陀山、锡兰的亚当峰、印度河口附近的布达拉,以及拉萨。)

〔注二〕(原注:原文作「没有尾巴」,可上下文不合这个读法;稍后又见到说他们「黄褐色的尾巴没有了」。)

〔注三〕(原注:照我对原文的理解,这是说荆棘刺得着他们的手脚,因为手脚上已没有毛来护着了。)

〔注四〕(原注:我用这两个字译的那一句,字面上似乎是「以手脚伤人,以眼看人而伤之」,不过我这样解只是推测。)

〔注五〕(原注:这合着藏人的一个想头:矿物是会长的,大的金块是种子,小的像是它结的果。)

〔注六〕(原注:这是指松赞干布,西藏之王,据说佛教便是在他一朝传入西藏的;这部书也被认作是他所作。他在位自公元六三六年至六九八年。)

〔注七〕(原注:中国的巡礼僧玄奘所记的东印度传说里,有同这里所举的略可比照之处:锡兰的人是一头狮子的后裔,那狮子娶了南印度一个王的女儿为妻。见儒莲所译《玄奘传及游记》第一卷第一百九十四页。)

第十四章

补注七——藏东语言杂记

在下面这一则里,我试着把青海藏人读音上的若干特别之处列出来;此外我又加了一张音节表,给出拉萨、巴塘与察隆三处的读音,其中以头一处为今日之正音。青海藏人的读音,比我所知这国里任何别一区都更硬,而且有若干特别之处,这些我只好留给语言学家去解说。它的词汇与语法同拉萨的并没有根本的分别,就是同康地所说别的任何土话也没有。每一种土话里自然都有许多本地的说法、方言的字,有不少出于汉语或突厥语,有些来源不明;可这些特别之处是这样轻微,一个拉萨人极短的时候便能掌握。拉古伯里教授讲到藏东各部时说:「在东边、靠中国边界一带,有许多部落叫嘉绒、或瞻对;他们的语言霍吉森研究过,他指出它在构造上同菲律宾他加禄人的语言有极可注意的相似。」〔注一〕不论这话如何,瞻对一带的蛮娘喀人,同巴塘、打箭炉、甘孜与结古多的人一样,说的是藏语;而他们中间读过书的,总尽力把音读得同拉萨人一样。

我没有能把果洛所说的话采成一份词汇,这是我引为憾事的;因为我虽确信它是藏语的一种土话,可我相信在读音上它比青海巴那喀人的还要更古。

原书此处附一张音节表,分列拉萨、巴塘与察隆三处的读音,并以罗马字标音;表身所列各音节在我所据的本子上已损坏难辨,这里不逐条列出。

〔注一〕(原注:见《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西藏」条第三百四十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