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一书信集·玉尔导言（上）

本卷卷端题曰：《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中世纪西方人中国见闻汇编，由亨利·玉尔上校译出并编订，卷首另有长篇论文一篇，论好望角航路发现以前中国与西方诸国之往来。此为新版，由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校教授科迪埃博士依近年新出的发现通篇校订。第二卷所收为：传教修士书信、剌失德丁、佩戈洛蒂、马黎诺里。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印，一九七二年。

以下先述本卷目次，页码从略。

第一部分，传教修士自契丹与印度寄回的书信与报告，年代自一二九二年至一三三八年。先是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的书信：考其生年与生地，早年的差遣，受教皇之遣往见忽必烈汗；辨明一封自马八儿即科罗曼德尔寄出的信当为他所作；信中提到有使团自埃塞俄比亚来，或者竟是自索科特拉来，并附论该岛基督教之沿革；约翰在汗八里的成就传到罗马，遂擢为大主教，另遣七位主教前往相助；所谓大汗归信一事；此后又遣主教若干；约翰大主教之死；继任者受命而终未抵华，其后虽仍有人受任该教座，是否实际到任则可疑。又及温特图尔编年史中关于蒙特科尔维诺的记载。信中提到长老约翰家族的阔里吉思王，因而略述长老约翰传闻之由来：最初关于一位征服四方的基督教君王的记载，种种夸诞的传说与伪托的书信，成吉思汗一度或被与他混为一谈，克烈部之汗，鲁布鲁克的记述，这位旅行家把两桩故事搅在了一起，西辽的菊儿汗，基督教在鞑靼诸部中的传播，并附聂斯脱利派各都主教座的说明，克烈部之汗的归信及该部的信仰，其居地所在，克烈部的王汗即马可·波罗所谓的长老约翰及其事迹，关于这一称号的种种推测，以及这称号之转加于一位非洲君主，时间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早。

次为刺桐主教安德鲁的书信，并及该教座此后仅有一位继任者见于记载。次为约尔丹的书信，此人后为俱蓝主教，附论其身世、莫勒帕坦一地，以及他受任主教、东行之后再无消息。次为维多利亚的帕斯加尔的书信，记他与同伴在察合台之地殉教，并及德经等书所载察合台诸汗年代上的纠葛，作者试为厘正，所得恰与教会方面的记载相合，末附订正后的诸汗世系表。次为《大汗国记》，考定其作者为苏丹尼亚大主教约翰·德·科拉，并断定另有一书亦当出其手，而向来被误系于布尔卡特修士名下。最后是《约尔丹奇事书》一书译本的补注与勘误。

书信与报告凡八件。其一为蒙特科尔维诺的第一封信，作于一三〇五年：自桃里寺赴印度，同伴病故，抵达契丹，为聂斯脱利派所困，终于胜之，科隆的阿诺德修士来会，汗八里建堂及受洗人数，买异教童子加以教养及其所能，长老约翰家族的阔里吉思王归附于修士，其死与其部众的反复，传教亟需人手，所需者何等样人，通往契丹的两条路，并附克里米亚哥特人的说明，多年不得罗马消息，有人谤讟教皇，恳求将此信上达教皇，请赐若干礼书，自述其劳苦与译事，阔里吉思之子，大汗之强盛等等。其二为蒙特科尔维诺的第二封信，作于一三〇六年：有传言说作者已死，重述前信所言，圣经图画，并附塔尔西字母之说明，受洗者及归信者之死，汗八里近宫处的第二所传教堂及其进展，所生的影响，童子分属两堂，约翰修士在朝廷所受的礼遇，异教僧人，印度纪事，埃塞俄比亚使团，受洗事。其三为多明我会士梅嫩提卢斯转寄的蒙特科尔维诺早年书信，约作于一二九二、一二九三年间：叙他如何得到此信，并录其全文；印度的气候，日影的方向，昼夜的长短，北极星之低，南极诸星；人口，房屋，山川形势，水源，禽兽，果树与收成，出糖、出蜜、出酒之树，胡椒藤，生姜，苏木，印度坚果即椰子，肉桂树及锡兰的输出，关于乐园及其他奇闻无可奉告，印度以牛为神圣。又论其民之性情，国中的萨拉森人、基督徒与犹太人，葬法，印度语言之多且杂，民间习俗。又论印度之海，珍珠之类，诸岛，自忽鲁模思至马拉巴、马八儿与西乌西蒙戈塔的海道，季风，覆舟极多，舟制脆弱等等；末题作于西提亚省之马八儿。附考西提亚与马八儿，并引马可·波罗、剌失德、瓦萨夫诸家之说，指其相合之处，考当时该地属于何人统治，并考定马可·波罗所谓木得非力国及他所说的那位王后。

其四为华南刺桐主教安德鲁的信，作于一三二六年：他与佩雷格林主教如何到达契丹，留居汗八里，得皇帝所给的津贴，帝国之广大，刺桐建堂并升为主教座堂，热拉尔修士为主教，热拉尔死后佩雷格林继之，其后即作者本人，作者此前已移居刺桐，记其赴刺桐之行程，在彼另建一堂一院。又记契丹人宽容之风与归信者，四位同会修士在印度殉教，问候语，以及途中亡故诸主教的事略。其五为多明我会士约尔丹修士的信，作于一三二一年：其友殉教，在巴罗奇等古吉拉特地方施洗，举出印度宜设传教之地，埃塞俄比亚亦可往。其六为约尔丹的第二封信，作于一三二四年：自述处境窘苦，施洗，遣人赴埃塞俄比亚，拉丁人在印度声名甚高，并有预言说他们将至，教皇宜在印度海上驻一支船队。其七为在鞑靼地方传教的方济各会士维多利亚的帕斯加尔的信，作于一三三八年：自述离开维多利亚修院以来的行止，阿西西，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加扎里亚即克里米亚，塔纳即亚速，萨莱，习钦察语与畏兀儿文字，不久前司提反修士殉教，自底格里斯即伏尔加河登舟赴撒剌乞克，再由陆路往乌尔根奇，又行至米底人之国即中鞑靼，为回教徒所留，与之辩论而获胜，彼等以利诱之不得，遂加詈骂折磨，至阿力麻里，屡为萨拉森人所苦，而其热忱不减。其八为苏丹尼亚大主教所撰《大汗国记》，约作于一三三〇年，分十节：一论契丹大汗，其三位称帝的藩属及其权势，以及大汗高居其上的威权；契丹的疆域，大城，汗八里与行在，对大汗诏令的恪守，大汗每年一次出见其民，其公正与仁慈，有一等人却从不知仁慈，其赏赐之厚，赈济贫民，府库之富，驿使与驿站，款待外国使臣。二论该国之教宗，称大特鲁修，极为皇帝所重，戴红帽着红衣，统辖一切异教的高僧、僧侣与教士，偶像教徒的男女寺院，其四神与至高之神。三论契丹国之情状：户口之繁，草原与大水，浮家泛宅之民，肉价贵而他物贱，无橄榄油与葡萄酒，波斯所产的名贵树木。四论汗八里与行在两城之规制：城周之大，人口与戍卒，行在商贸之盛。五论国中通行之钱币：纸币，其形制，可购的贵货，官库如何以新钞易旧钞。六论其民的日用起居：衣饰之华与式样，编竹为器，饮食。七论其葬法：生子必登记，焚尸，何以焚，以及追荐之礼。八论旅居该国的方济各会士：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大主教及他在汗八里、刺桐所建的修院，其德行与众人的爱戴，为聂斯脱利派所掣肘，新近去世及葬礼上的哀恸。九论居于该国的分裂派即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其嫉恨天主教徒，其人数与财富，若肯与修士同心，举国可化。十论大汗对天主教徒的优遇：凡其所需及教堂所需悉予供给，并劝他们到异教庙宇中宣讲信仰。

第二部分，蒙古治下的契丹，自剌失德丁史书中辑出，约作于一三〇〇年至一三〇七年。先是导言：译文所据的本子，剌失德丁的生年，出身，为波斯帝国的宰相，遭人构陷，被处死，合赞之后完者都之侄不赛因汗悔悟，用剌失德之子为相。又记剌失德家赀之富与才艺之博，营建之广，为自著诸书所费之巨，以及其人之正直。又论其史学巨著的性质，其地理观念，卡特梅尔未竟的译本，莫利先生译此书的计划。次为辑录：契丹，高丽湾，汗八里，忽必烈新建之城名大都，流经两城的河流，忽必烈所凿的大运河，大都的城垣，忽必烈在开平府的避暑宫及赴彼之道路，宫基的构造，中国城邑与治事官员的等第，朝廷的大臣，丞相与平章，自上而下的全部品秩，现任者的姓名，大朝会与六部，办事的章程，契约上特有的合券之法，中书省的职掌，行省及其名目，并及行省的其他情形，日本国，西南的林莽之地，交趾国，吐蕃边境与金齿，西北边境及其防务。

第三部分，佩戈洛蒂论通往契丹的陆路，约作于一三三〇年至一三四〇年。先述这些辑文所自出的帕尼尼《什一税书》一书，佩戈洛蒂其书，其抄本，其人，佛罗伦萨巴尔迪商号及其倒闭，佩戈洛蒂此书的年代，其性质为一部商人手册，其内容，斯普伦格尔与福斯特的评论，名家论佩戈洛蒂之失，《什一税书》中另收有乌扎诺的乔万尼所著性质相类的一书。次为辑文：佩戈洛蒂书的序言，行话的解释，以及卷首的韵语。第一章，论由塔纳往契丹、贩货而归者所当知的路程：自塔纳即亚速至金帐城即阿斯特拉罕，萨莱，乌尔根奇，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行在，鞑靼的银锭与契丹的纸钞，并附中国纸币的说明，汗八里。第二章，论欲作上述契丹之行的商人所必备：须蓄须，通事，仆役，应备的食粮，道路的安危，两种令人受累的意外，汗八里为通商大埠，赴契丹经商一行的费用估算，塔纳至萨莱一段最不安全，去时应置何货，行路之法，纸币，契丹生丝与丝织品的价格。第三章，契丹与塔纳度量衡之比较：若干衡制折合热那亚镑之数，塔纳诸货的售法。第四章，货物入塔纳城所纳的捐税，出城则不纳。第六章，货物自小亚美尼亚的阿亚思陆运至桃里寺通常所需的费用。第七章，详列君士坦丁堡百货买卖之法及商人所费，并略及该书其余部分的内容，其中有供应羊毛的苏格兰各修道院名录一篇，英格兰同类名录的一部分。末附录佩戈洛蒂书前两章的抄本过录一篇，原件藏佛罗伦萨黎卡尔迪图书馆。

第四部分，马黎诺里东游回忆，年代自一三三八年至一三五三年。先是传略与导言：作者又称佛罗伦萨的约翰，其家世，约略的生年，为方济各会士，除这部回忆所在之书外尚有他著。大汗遣使至亚维农，其使似非伪托，汗致教皇书，阿兰人基督徒首领致教皇书，因而旁及蒙古军中的阿兰人，教皇遣使回聘，马黎诺里为使臣之一，后来似成为正使或独任之使。使团于一三三八年启行，马黎诺里至君士坦丁堡，至钦察，阿力麻里，哈密力，汗八里，在彼留居三四年，至刺桐，浮海赴印度，居马拉巴，谒圣多默墓，访萨巴，因而旁及此地，以为当即爪哇，并录阿巴诺的彼得论苏门答剌一节，附以本自马可·波罗的略图。马黎诺里又访锡兰，其人论地上乐园之说，并及中世纪关于此题的其他见解。归途取道忽鲁模思、报达、阿勒颇、圣地与塞浦路斯，一三五三年抵亚维农。皇帝查理四世用为宫廷司铎，又授以比西尼亚诺主教。在布拉格侍皇帝时，奉命编次波希米亚编年史，他嫌此事可厌，遂时时插入自己在亚洲游历的枝节以自遣，这部回忆即由此而来。其书久湮没，一七六八年始由多布纳刊行，迈纳特与孔斯特曼曾为之疏解。又考其成书年代，论马黎诺里作为著者的品性，其行文的散漫与紊乱，大约成书时年事已高，并引阿马以一位主教的一封奇信为证，录其信，断定写信者必是大主教菲茨拉尔夫。马黎诺里卒年不详。又及多布纳所用的抄本，与圣马可图书馆所藏的另一抄本。

次为马黎诺里辑文：先述其书即《波希米亚编年史》的分卷。因说到伊甸园，遂发端而及其回忆：奉教皇本笃之命往见鞑靼合罕，自亚维农启行，旁及阿兰人及其向慕教皇之心，提到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修士，至君士坦丁堡与牧首辩难，至卡法，鞑靼第一皇帝月即别及其款待，行至阿力麻里，使团在彼的作为，并记不久前六位修士与一位在俗信徒殉教之事。自阿力麻里启行，所谓「吉隆卡贡」即沙丘，炎热地带即戈壁沙漠，抵汗八里，蒙合罕厚待，献以骏马，供给使团将近四年，盛大的辩论与归信。又记方济各会在汗八里的产业，皇帝欲得一主教，离京南行穿过蛮子即华南，并考其行程年月，浮海赴印度，抵俱蓝。胡椒的收成，圣多默基督徒的特权，作者以使臣身份所得的例贡，拉丁礼的圣乔治堂，使臣仿亚历山大王立一石柱，并附亚历山大诸柱之说明，离马拉巴，访萨巴女王，再访锡兰。

又有论乐园一章：何谓乐园，四条河及其说明，基训即尼罗河，并记苏丹如何出钱雇圣马太的基督徒为之疏浚，比逊即哈剌木涟亦即黄河，其两岸的大城与水上人家，底格里斯河，尼尼微的废墟，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埃德萨，幼发拉底河，阿勒颇，塞浦路斯的法兰西人。又有论乐园诸树一章。又有论人祖犯诫一章：论蛇，所谓「皮衣」乃传写之误，椰树纤维所织之布，亚当如何被放在锡兰并留下足印，与夏娃重聚。又有锡兰山记：作者如何到那里，自汗八里西行的陆路已断，遂取道蛮子，其地人烟之稠，名城行在，刺桐即泉州，彼处的方济各会教堂与商馆，堂中的钟。离刺桐，至俱蓝，扬帆往圣多默祠，遇大风，被吹入锡兰的别里利斯港，在彼为一萨拉森酋长劫掠。锡兰的高山即亚当峰并非乐园，山上壮丽的景象，亚当的遗迹，土著僧人及其关于洪水与其他与圣经相左的说法，僧人的习尚，乐园之泉。

又有论亚当园及其果实一章：记芭蕉，果实横断面上可见十字架形，椰子及其用途，庵摩罗即芒果，波罗蜜，印度除圣多默处外不产葡萄，其种子得自乐园。又论何者为禁果，详加辨析。又有论人祖衣饰一章：「皮衣」一语的正解，驼毛布与卡默里布，骆驼，阿剌伯人，象，作者如何骑象及其所得的结论。又有论人祖饮食一章：亚当在锡兰的行事，土著的佛教僧人，其德行与习尚，他们所礼拜的树，「主自木上为王」一语，又续论僧人习尚。又记该隐的行事，他在锡兰的城，他的死。又记亚当的哀恸，以及他死处希伯伦。以诺为修道诸会之祖，该隐子孙在锡兰即维达人，亚拉腊山。又论挪亚诸子分地：大亚细亚，白海及其说明，月即别、契丹、印度诸国、埃塞俄比亚，含与雅弗所得之分。又论以拦为阿兰人之祖，盛称该族的长处。又论印度三国：其一蛮子，其城邑及大港刺桐，其二马拉巴及其港口克兰加努尔，犬形哲人，俱蓝，其三马八儿，圣多默堂所在。又记大木传说与圣多默殉教，其地的灵异，并附圣多默诸传说的说明，以及赐给圣多默的产业。又论各种怪物：圣奥古斯丁的意见，六指之人，多毛女子，其余怪物，凡此皆属例外，不能自成一种，作者游历所至从未听人说过有此等物，又论独脚人传说的由来，以及所谓「遮头」即伞。

又有一则关于某印度人受洗的轶事：在俱蓝有一位仪容端重的婆罗门来求受洗，自述其奇异的经历，受教三月而后领洗。又记萨巴女王之国。又论怪物，巨人，印度的野人及其哑市。又论巨蛇，人面之兽，行在的寺园，并参看鄂多立克书，异教僧人及其苦行，作者如何驳倒关于寺园中那些兽的说法。又论对跖之地不可思议，世界四分之二不可通航，以及一个阴阳人。又论示拿平原与巴别塔之制。又论语言之分歧，此后再建别塔皆不成，苏丹何以逃入埃及，巴别与报达两名的语源。又论犹太人、鞑靼人、萨拉森人与东方基督徒都把天主教徒看作最坏的偶像崇拜者。又论塞密拉米斯与其女萨巴的故事，及以萨巴为名的海岛。又论什一税是否非纳不可，并举轶事为证。又论契丹的外科医生用金刀。又论萨巴女王及其海岛，岛上有大山名吉贝特山，意即福山，以利亚曾藏身于此，以及以利亚之泉，作者因患痢疾未能登山，得萨巴女王的女医诊治而愈，女王如何礼遇他，所赠何物，以及这位使臣自己如何慷慨。又载穆罕默德称颂马利亚之语，行在城中正月里所供的圣母像，以及灯节。

卷中有插图一幅，为聂斯脱利派各教座图。

传教修士自契丹与印度寄回的书信与报告

导言

本集这一部分开头的两封信，出自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之手。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是他开创的——终蒙古一朝，这项事业表面上一直颇为兴盛——他又是汗八里即北京的第一任大主教。这两封信由瓦丁自一部旧编年史中录出；瓦丁把那部编年史归在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名下，如前文所已辨明，那是弄错了〔注一〕。

〔注一〕（原注：见前文。）

第三件文献，我也相信其中含有这位教士的一封信，而且年代比前两封更早，理由下文再说。

这位约翰的生年，据这几封信第一封里一处随笔带出的话，可定在一二四七年前后。生地则难以确指，因为有两个同名的市镇都来争这份光荣：一个在卢切拉附近的卡皮塔纳塔，一个在萨莱诺以东约十五英里的南普林奇帕托境内〔注二〕。

〔注二〕（原注：瓦丁提到这两处并争的事。前一个村子在默里的地图上标作彼得拉·蒙特科尔维诺，在福贾以西约二十二英里。瓦丁的原话大意是：我们说过，这位约翰是以他出生的市镇蒙特科尔维诺得名的，那地方在阿普利亚的道尼亚；但另有人主张，他生的并不是这一处，而是同名的另一处更大、更有声望的蒙特科尔维诺，即萨莱诺附近、西拉鲁斯河畔、皮肯蒂尼人之地、南普林奇帕托境内的那一处。对他们这一番虔敬的热心，我很愿意退让，只要他们能拿出他生在那里的凭据；我既不想把这样一位伟人从阿普利亚人手里夺走，也不愿把他判给另一方，除非有什么有力的理由。校订者按：萨莱诺省内有两个这个名字的市镇，即蒙特科尔维诺·普利亚诺与蒙特科尔维诺·罗韦拉。阿马特·迪·圣菲利波在他一八八二年第二版的传记书目之作中说：萨莱诺省内有两个蒙特科尔维诺，此外福贾省还有彼得拉·蒙特科尔维诺；一二四七年出生的这位约翰，当出于上述二镇之一，玉尔与达·奇韦扎都倾向于后者；我有时见他被称作乔瓦尼·瓦伦特，但我所作的查考还不足以断定这是不是他的家族姓氏。）

我所能找到的关于他的最早记载，是一二七二年他作为方济各会士，受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之遣，往谒教皇格列高利十世，带去关于希腊教会与罗马合一的文书。这位皇帝出于他自以为的利害，声称要促成此事，然而他的经营到头来只换得格列高利某位继任者的绝罚，本国教会且不肯以基督徒之礼葬他。

约翰不久大概便与几位同伴一同被遣回东方，此后似乎一直留在国外，直到一二八九年才回到教廷，带回信仰在西亚广受接纳的消息，说当地君长与百姓都盼望有人去宣讲圣道，尤其盛称旭烈兀一系在位之汗阿鲁浑的善意〔注三〕。教皇尼古拉四世以为，像约翰这样已有阅历的传教士，正该添派人手再遣回去，于是给了他致阿鲁浑、致小亚美尼亚国王与王后、致雅各派宗主教与桃里寺主教的荐书，另有致忽必烈本人以及忽必烈的对手、突厥斯坦的海都的书信。

〔注三〕（原注：在位年代为一二八四年至一二九一年。）

约翰在桃里寺即大不里士留到一二九一年，然后动身前往远东，去完成他出使忽必烈的使命；据他在下面第一封信里所说，他是取道印度去的。

他未必能在老汗生前赶到汗八里，因为老汗死在一二九四年年初，而当时航行迟缓，他又在马八儿即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圣多默等处耽搁甚久〔注四〕。

〔注四〕（原注：早在一二七八年四月，教皇尼古拉三世就已遣过一批修士前往契丹，带着教皇致忽必烈汗的一封很长的信；当时传说忽必烈已经受洗。信中称他为「阔里贝，大汗，全体鞑靼人光荣的皇帝与统治者」。使团成员为普拉托的热拉尔、帕尔马的安东尼、圣阿加塔的约翰、佛罗伦萨的安德鲁、阿雷佐的马太，都是小兄弟会士。此后似乎再无他们的消息。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在第一封信里的话，几乎可以断定他们没有到达汗八里。校订者按：要给蒙特科尔维诺抵华定一个确切的年月颇不容易。他有一封信题作「作于契丹国汗八里城，主历一三〇五年正月八日」，见下文；信中约翰说他独自在契丹已有十一年，而在写这封信的两年前，有一位科隆的阿诺德修士来与他会合；如此则他到达之年当在一三〇五年前十三年，即一二九二年；他也许见过死于一二九四年、一二九三年远征爪哇之后的忽必烈。不过这些数字与同一封信里另一处不大合得上：约翰说他一二九一年离开桃里寺，前往印度，在那里留了十三个月，同伴皮斯托亚的尼古拉死在那里；倘若他离开桃里寺是在一二九一年年初，十三个月便到一二九二年正月或二月，那么他在这一年即一二九二年或次年一二九三年到达契丹是有可能的，总之都在忽必烈去世之前。）

这里不妨先说一说集中的第三封信，那封信自称写于那一带海岸。它出自洛伦佐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抄本，线索是我在凯蒂夫所编多明我会著作家传中见到的〔注五〕。抄录者斯波莱托的修士梅嫩提卢斯，把这封信抄了一份或摘了一节寄给一位好奇求知的朋友，并告诉他：写信的是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正前往全印度君主的朝廷去；当他们共同的朋友、多明我会士皮斯托亚的尼古拉死在印度时，此人正与他同行。而我们从蒙特科尔维诺一封确凿无疑的信里知道，皮斯托亚的尼古拉死在圣多默即今马德拉斯时，与他同行的那位方济各会士正是他自己。况且这件在我们手里作无名氏之作的文献，还被同时代的作者、那位有名的医生兼传说中的术士阿巴诺的彼得引作「绳带修士约翰修士的一封信」〔注六〕。梅嫩提卢斯所录的这件文书本身文理并不清通，读起来不像是原件的过录，倒像是一个不很高明的人所作的迻译。

〔注五〕（原注：原件用一种古雅的意大利文写成，由慕尼黑的孔斯特曼教授刊于一八五五年慕尼黑学报第二十一、二十二号；承他好意见赠一份，我才得以见到，此前遍求不得。同一作者在前文已经引过的一篇文章里，另有一则简短的记述。在得到孔斯特曼教授的刊本之前，我已从佛罗伦萨得到该抄本的一个过录本，译文即据此而成；如今又据孔斯特曼教授的本子校正了其中若干处。校订者按：马尔切利诺·达·奇韦扎在其一八七九年所刊方济各会书目举要中说，此信有一抄本藏佛罗伦萨洛伦佐图书馆，他以为尚未刊布。）

〔注六〕（原注：阿巴诺的彼得在其名为《会通》的书中引用了这封信中好几段，书为威尼斯一五二一年刊本；参看下文马黎诺里导言中的注，以及马可·波罗书中的有关处。）

除上述几封信外，瓦丁还留下了另一封信的残篇，写于一三〇六年五十日节主日，即二月十三日。约翰在信中提到，有一个隆重的使团自埃塞俄比亚某地来见他，恳求他前往或派人前往那里传教，说自从圣史马太的时代以来，他们那里再没有过传道的人，云云；此残篇全文见下面约翰第二封信之末〔注七〕。

〔注七〕（原注：见瓦丁书一三〇七年条下。那封信题作「作于契丹国汗八里城，五十日节之月……」云云。）

这是一桩奇事，不易索解，即便假定那使团不过是些因偶然或因经商而来到汗八里这样一处四方辐辏之地的人，也还讲不通。就连这一层也太不近情理，因此我想我们不妨采纳孔斯特曼教授的说法：这一残篇其实只是约翰自汗八里所发第二封信的结尾，不知怎样被割裂了出去。第二封信原缺日期，而这个日期补上去正好严丝合缝；而且下文可见，那封信的末尾作者正回头讲他在南印度的见闻，如此则他所说的埃塞俄比亚一行人，是在印度而不是在中国见他的〔注八〕。有一则古老的传说讲圣马太曾在埃塞俄比亚传教，卢多尔夫把这个埃塞俄比亚指为努比亚，因为阿比西尼亚人自己并没有他到过那里的传说〔注九〕。不过总起来看，凡可以称作埃塞俄比亚的地方，恐怕没有比索科特拉更像这些人的故乡的了——那是一座海岛，直到十七世纪，岛上还隐约留着一种已经衰败的基督教的痕迹〔注十〕。

〔注八〕（原注：见孔斯特曼刊于菲利普斯与格雷斯所编丛刊第三十七卷的文章。）

〔注九〕（原注：十三世纪中叶的修士布尔卡特也说，圣马太传道之地是「埃塞俄比亚，即今日所谓努比亚」。）

〔注十〕（原注：此说出自阿塞马尼。索科特拉人信奉基督教一事，见于勒诺多所编、雷诺又重编的阿剌伯航海家纪闻。那书说，索科特拉是亚历山大大帝迁希腊人来垦殖的，为的是推广索科特拉芦荟的栽种；主降生之后，别处的希腊人既已归信基督，这些垦民也随之信奉，直到该书写成之日即九世纪仍守此教。伊德里西所记相同。马可·波罗告诉我们，索科特拉人虽极好符咒之术，却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有一位大主教，隶属于报达的宗主教。此后我所知道的有关记载，见于凯蒂夫书中所引科尔贝尔图书馆藏抄本的几段奇文，该抄本下文另有交代。作者约于一三三〇年写道：「再往南行，印度洋中有一岛颇大，岛上之民既行割礼，又行洗礼。关于此岛，我如何到得那里，以及那里人民的情形、风俗、生计、习惯、法度与奇特的治理之法，倘若与我们的本题相干，说起来必定很能引人入胜。」编者在后面加了一句：「此为何岛，我留给地理学家去考究。」索科特拉的基督徒行割礼，马费伊在其印度史中记阿尔布克尔克在索科特拉的经过时也这样说；他又据这一点和他们的其他习俗，把他们直接同阿比西尼亚教会联在一起，而阿比西尼亚教会保存着某种割礼，是人所共知的。这些人已经沦落到近乎野蛮的地步，却仍守着每年守斋、每日祈祷的规矩——他说祈祷用的是希伯来语——并且敬重十字架，人人都把十字架挂在颈上。马可·波罗大概把他们看作聂斯脱利派；尼科洛·孔蒂也这样说，他在十五世纪前半叶曾在岛上住过两个月。十六世纪初，巴尔博萨说他们名义上仍自称基督徒，只是十分蒙昧，且不行洗礼。至于他们昔日信仰的一点残迹，直到十七世纪中叶还依稀可辨，这是我们从文琴佐·马利亚神父的游记里知道的；他那时奉罗马之命前去调停马拉巴基督徒与罗马教阶之间的争端，所著书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若不是篇幅太长，本是值得哈克卢特学会留意的。他说，那里的人仍自称基督徒，虽然对信仰并无真知。在他那时候，他们所守的只是一团教义与仪节的杂拌：祭拜月亮，行割礼，忌酒与猪肉。他们有教堂，自称为「莫瓜梅」，即阿剌伯语「处所」之意，屋子低矮、昏暗而污秽，墙壁每天用酥油涂抹。祭台上有一座十字架，一座烛台上点一支蜡烛。他们对十字架存着一种奇特而无知的敬意，出巡时抬着走。一昼夜之间，他们六次被召进堂——三次在白天，三次在夜里——召集不用钟，而是敲一块木头；礼拜时焚许多香与香木。他们的司祭叫作「奥丹多」，由民众推选、祝圣，每年一换。司祭衣着与众人无异，只在胸前佩一具满布眼形的十字架以为别。这些司祭同时又是民众的审判官。每年有一次六十日的大斋，自四月新月起，斋中戒肉、戒乳、戒鱼，只吃生菜与干枣。至于洗礼和其他圣事，他们已全然不知，婚配之事亦甚苟简。岛上似有两个不同的种族：一种是黑人，鬈发；另一种肤色稍浅，容貌较好，直发；前者以枣、酥油和肉为食，后者以鱼为食。两种人都喝酸奶。他们身上任何地方都不剃剪，因此许多人望去竟像十足的山野之人——可以对看福提乌书目中所引诺诺索斯出使记里一段，说印度洋中有一处僻远的海岛，住着多毛的黑色侏儒，以鱼和贝类为生。他们没有房屋，住在洞穴与地窟里。他们唯一的手艺是用山羊毛织一种粗糙的驼毛布。他们种几株棕榈，牧着畜群；没有钱，没有文字，用一袋袋石子来记牲口的数目。每一家有一个洞穴，把死者放进去，也不掩埋。年老、患病或斗败时，他们往往自尽。除芦荟之外，他们没有别的药。天旱不雨时，他们抓阄择一个人，把他围在一个圈子里，向月亮祈祷；若不灵验，就把这可怜人的两手砍去。他们中间会行巫术的很多，又极不愿与外人往来，因而把自己关在了更好的见识之外。妇女一律名叫马利亚，作者以为这也是他们昔日信仰的遗迹之一。山中多野猪、野驴与鹧鸪。通篇所记都很奇特。以上引据的诸书出处，此处从略。）

这封信是托伦蒂诺的修士多默自鞑靼带回本国的；他此前已在亚洲异教之地传道有年。他在教廷奏报约翰的虔诚与成绩，大概正因如此，才有汗八里都主教座的设立，而以约翰居之。

此事似乎发生在一三〇七年春〔注十一〕，同时或随即又任命了七位方济各会士，作新都主教属下的助理主教。授予大主教的权柄异乎寻常地宽大，许他像宗主教一样统辖那一带所有主教与高级教士，只须承认罗马教座的尊位，并由他本人及其继任者从罗马领受披带。

〔注十一〕（原注：任命的诏书只剩一段残文，没有日期。但任命维伦纽夫的威廉为助理主教之一的信，题作一三〇七年五月一日发自普瓦捷。）

如此任命为契丹助理主教的，是热拉尔、卡斯泰洛的佩雷格林、佩鲁贾的安德鲁（神学讲席）、班特拉又作阿普利亚的尼古拉（会中圣方济各教省的省会长）、阿西西的安德鲁齐乌斯、乌尔里希·赛富斯托特、维伦纽夫的威廉〔注十二〕。这几人中，据本集第四封信所记，只有热拉尔、佩雷格林、安德鲁三位到了任所。他们为大主教行了祝圣礼，此后三人又先后在刺桐做主教。名单上接下来的三位，一到印度就为那里的水土所害而死；威廉则或者根本不曾动身，或者中途没有走下去，因为他确实不曾到过契丹，十六年后人们发现他在欧洲任主教之职〔注十三〕。

〔注十二〕（原注：各家编年史所载这份主教名单略有出入。细目不值得深究，我这里用的是孔斯特曼博士所取的一份。校订者按：班特拉的尼古拉、卡斯泰洛的彼得与阿西西的安德鲁齐乌斯都死在印度，参看我所编鄂多立克书的序言。）

〔注十三〕（原注：他于一三二三年二月十日受任科西嘉岛萨戈内教区，一三二七年调任的里雅斯特，死于一三三一年；直到十七世纪，他的坟墓还在。此据乌盖利《意大利圣教志》，转引自莫斯海姆。又传说托斯卡纳有一位圣女，从其中一位主教的面相上预言他不会把使命坚持到底。）

据瓦丁所记的一个故事，当时在汗八里在位的皇帝和他的母亲，最后都由约翰施洗归信。不久之后汗死了，以帝王之礼葬在修会的教堂里。三十年——或者五十年——之后变乱起，修士们不得不离开契丹，便把这具遗体一同迁往萨莱；启葬时，发现遗体新鲜如初葬之日。倘若归信一事属实，这位皇帝大概就是忽必烈之孙、死于一三一一年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惜的是，这一朝的汗几乎没有一个不曾有归信的传闻传到欧洲，而这些传闻多半同样没有根据〔注十四〕。

〔注十四〕（原注：正是被有关蒙古王室波斯一支的这类传闻所误，爱德华二世才写信给完者都，提议两下联手剿灭可恶的回教一派——而这位汗本人正属于那一派。此据莱默，转引自多桑书。）

一三一一年，同是这位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又任命三位主教到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属下供职，名为多默、耶柔米、佛罗伦萨的彼得〔注十五〕。最后这一位，我们在《大汗国记》里见到，说他主持刺桐两所修院中的一所，另一所则由佩鲁贾的安德鲁掌管。

〔注十五〕（原注：见瓦丁书。其文大意谓：故此，教皇于本年又从同一修会中另立三位助理主教，即多默修士、耶柔米修士与佛罗伦萨的彼得修士；诏书分别发于二月十九日与十二月二十日，起首语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关于这位可敬之人一生的记载，似乎到此为止，此外只有鄂多立克所记的一则轶事〔注十六〕，以及从下面所载安德鲁主教信中可以钩稽的一些。

〔注十六〕（原注：见前文。）

约翰死时年逾八十，约在一三二八年〔注十七〕，这是我们从契丹一些基督徒上教皇书里推知的，那封信将在本书另一节引用〔注十八〕；异教徒与基督徒一同送他入土，哀敬之情极深〔注十九〕。在与本书题目相关的这些教士旅行家中，除了后来的鄂本笃，再没有第二个人品格如此可敬。

〔注十七〕（原注：甘姆斯作一三三〇年，另有人作一三三三年。）

〔注十八〕（原注：见马黎诺里导言。）

〔注十九〕（原注：见下文《大汗国记》。）

他似乎不但是第一位，而且是最后一位实际到任的汗八里大主教〔注二十〕。一三三三年，约翰的死讯传到亚维农之后，一位法国修士尼古拉〔注二十一〕——巴黎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于同年九月十八日被任为该教座主教，带着二十名修士、六名在俗信徒启程。但这一行人后来如何，无从得知〔注二十二〕。只听说他们到了阿力麻里，在那里受到礼遇，此外再无消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到过契丹朝廷。

〔注二十〕（原注：校订者按：德古贝尔纳蒂斯在其一八七五年利沃诺刊行的意大利人东印度旅行史中，有一章专讲到过印度的意大利人在中国的行迹，那不过是本书的撮要。马尔切利诺·达·奇韦扎在其方济各会书目举要中，论蒙特科尔维诺只录了阿马特·迪·圣菲利波与德古贝尔纳蒂斯二人书中的几段；不过他在其方济各会传教通史第一卷第六章中，倒是详述了这位著名方济各会士传教事业的开端，只是并没有添出什么新材料。）

〔注二十一〕（原注：校订者按：元朝末年，有一个拂菻国人名叫捏古伦的，来中国经商。元亡之后他回不去，明太祖闻知其事，于洪武四年八月即一三七一年九月召见他，命以国书一通交他带回，致其国王。书中说：自宋失其驭，天绝其祀，元代之，起自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而中国之乱者十有八年。当群雄鼎沸之时，朕本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遂承天命，率我文武东渡大江。战阵之间，凡十四年；西平汉王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方夏，复我中国之旧疆。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今四年矣。朕已遣使赍诏遍谕四方，惟尔拂菻，隔于西海，未及报知。今特遣尔国之人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之德化四被，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也。故兹诏示。此后又命使臣普剌等赍符节、织金文绮往赐其国，其国遂遣使来贡。然自此以后，其使不复再至，直到万历年间，有大西洋人至京师，自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谓其国史载自开辟以来已六千年，实为史事之圣地、万事之本原，又谓天主于彼处造人类。其说未免夸诞，不足深信。至于其国物产之富及其他珍异，前史已有记载。以上出明史，据夏德所译中国与罗马东方一书。又，贝勒论尼古拉修士说：尼古拉到一三三八年还没有到北京，因为那里的基督徒在这一年的信中抱怨说，他们已经八年没有司铎了。所以中国史书上的捏古伦，有可能就是尼古拉修士。中国人说捏古伦经商，与此说并不相妨；也许他确曾行商，也许他觉得必须托名商人才好通行。这位汗八里大主教尼古拉，不可与死在途中的班特拉的尼古拉相混——夏德便弄错了。）

〔注二十二〕（原注：甘姆斯以一三三八年为尼古拉的卒年。）

马黎诺里与同伴的使命则办成了，那是一三三八年的事；但他们在契丹时，汗八里并无驻地主教。一三六九年以前某时，曾有一位科斯马斯受任；因为我们看到那一年他从汗八里教座调任萨莱教座，而以普拉托的修士威廉，或作杜普雷，继其位〔注二十三〕。教皇大概并不知道新近有一场革命已把蒙古一族逐出，更不会知道这场革命对欧洲与东方往来的全部影响。普拉托的威廉和随他而去的修士们，此后再无消息。

〔注二十三〕（原注：见教皇本笃十二世致察合台汗书，谢他善待尼古拉。又见莫斯海姆书所录：「以在巴黎教授神学的方济各会士普拉托的威廉主之。」）

勒坎《东方基督教会志》中确实载有另外几位汗八里大主教或主教的名录。其中有些大概确曾以该教座为名衔而受任，只是终其身离那地方还有几千英里；另一些则确是别一教区的主教，被人与汗八里混为一谈了〔注二十四〕。

〔注二十四〕（原注：孔斯特曼教授指出，被混淆的那个教座是克里米亚的琴巴洛，我想就是斯特拉波所说的辛波隆港，如今以巴拉克拉瓦之名闻于世。校订者按：甘姆斯所编历代主教表中所列汗八里历任主教，自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以下十余人，逐一系以受任与卒葬年月，此为纯粹的名录，兹不备录；其中注明自科斯马斯以后，诸人皆不曾驻在该地，而该教座的名衔最后亦告废止。）

关于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的行事与成绩，温特图尔的约翰所作编年史里有一则很有意思的记载；此人是施瓦本的小兄弟会士，他的编年史约在那一世纪的中叶完成〔注二十五〕。他先提到印度塔纳诸修士之死，接着说：在那件事之前若干年，有一位下日耳曼的方济各会士出外传道，曾写信给北方代牧区的长上，编年史作者见过那封信，信中详述了这位行旅者的经历。接着他述说那封信的大意，而我们发现，那其实正是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自汗八里所发第一封信的内容，只是自始至终不曾提他的名字，一切都被当作那位下日耳曼修士的行事与苦难了。孔斯特曼教授〔注二十六〕把这个人认作科隆的修士阿诺德，即蒙特科尔维诺所说约在一三〇三、一三〇四年间来与他会合的那一位。这个阿诺德或许与这场误会有些牵连，不过相当可以断定，编年史作者所见的不过是蒙特科尔维诺那封信的一个抄本。编年史里有一两处小节是那封信中所无的，然而看上去很像是这种情形下自然会有的敷衍增饰。

〔注二十五〕（原注：见埃卡德所编史料丛编中的温特图尔的约翰编年史，莱比锡一七二三年刊。温特图尔在今瑞士苏黎世州。）

〔注二十六〕（原注：见菲利普斯与格雷斯所编丛刊第四十三卷。）

约翰在这几封信的第一封里，饶有兴味地提到长老约翰家族的一位阔里吉思王……

二书信集·玉尔导言（中）

上节末尾说到的那位阔里吉思，其人其事已在鄂多立克卷中的一条注里解说过了〔注一〕。马可·波罗也提到同一个阔里吉思，说他是忽必烈军中的一员大将，曾在与大汗积年的死敌海都的一场大战里效力。说到这里，正好把那个在当时的记述里反复出现的名字——长老约翰——的来历交代一番。

〔注一〕（原注：巴拉第《马可·波罗游记释证》中说：马可·波罗与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把长老约翰这个称号从当时早已亡故的王罕身上，移到了汪古部那个显赫的家族头上。他们所说的阔里吉思，无疑就是阿剌忽失的曾孙阔里吉思。这个名字是基督教名，别的史料亦可佐证：大汗卫军的阿速军中有阔里吉思，一名阔儿吉，卒于一三一一年，其子名迭米迭儿；两人之中必有一个是乔治，另一个是德米特里。又元时镇江的志书里提到阔里吉思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徒阔里吉思，及其子鲁合，即路加。汪古部的阔里吉思在史书里以勇武和喜好儒学见称；因大汗特恩，他同时娶了两位蒙古公主为妻——这一点与他是基督徒颇难相合。他去世的年份，在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一三〇五年那封信里说得不错：六年前已归于主。他留下一个幼子名术安，大概就是约翰信中所说的那个约翰，传教士说这名字是「因我之名」而起的。汪古部另一支里有个昔吉里思，也让人想起基督教名塞尔吉乌斯。又：伯希和先生新近找到了阔里吉思即乔治的新证据，并得到阎复所撰这位王的墓碑铭文，他打算把它译出，收进与穆阿德先生合著的一部讲中世纪在华基督徒的书里。）

最早提到有这样一位君主的消息，似乎是叙利亚加巴拉的主教带到欧洲去的。加巴拉在北叙利亚老底嘉之南。他于一一四五年作为亚美尼亚国王的使节，来见教皇欧金尼乌斯三世，说不多年前有一个约翰，住在极东之地，既是国王又是聂斯脱利派的司祭，自称是东方三王的后裔，曾与米底亚和波斯的国王——人称撒米阿德者——交战，攻下了他们的都城埃克巴塔纳；随后他领兵前往耶路撒冷，却被底格里斯河所阻，无法渡过，如此云云〔注二〕。这一类关于十二世纪前半叶中亚有一位征服四方的基督教君王的传闻，底下究竟有几分实事，后文自会说到。聂斯脱利派大概是乐于抓住这样一个故事的，因为它抬高了本派的声望；天主教方面也欢天喜地，以为在一个全然意想不到的地方，竟兴起了一股可与回教势力相抗的力量。于是长老约翰的权势、富厚与圣德，传说得漫无边际，还有一批据说是他写给东罗马皇帝及别的基督教君王的信，在欧洲各处传抄，至今许多欧陆图书馆里还存着。信中把他的权势荣耀夸张到极不近情的地步，又总把印度和圣托马斯的墓算作他领土中最要紧的一部分。这类信件的大段摘录，可以在阿塞玛尼书中见到，莱亚德先生也译出过一通〔注三〕。这些信明明是伪造的、凭空编造的，然而经它们一传，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征服者的影子便种进了欧洲各国人的心里，此后凡有亚洲深处改朝换代的风声传到欧洲，无不与他缠在一起。连成吉思汗真实的征战之声开始在西方听得见时，人们也还给他安上一个基督教国王的身分，多少把他与那位神秘的长老约翰混作一人〔注四〕。等到这层迷障破除，蒙古势力的四布又把东方打开，旅行者自然要去寻访那个欧洲一百年来听得耳熟的大王国的踪迹，结果无一次不落空。最后，鞑靼克烈部的首领被认定为长老约翰其人；不过这个传说是由许多事实和许多虚构揉合而成的，其中一部分事实另有出处〔注五〕。

〔注二〕（原注：奥托·弗赖辛格编年史卷七第三十三章记此事，据一五八五年法兰克福刊乌尔斯提修斯所编日耳曼史料丛书。其大意云：我们那时在那里也见到了上述叙利亚加巴拉的主教……他还说，不多年前有一个约翰，住在波斯与亚美尼亚以东的极东之地，既是国王又是司祭，与其国人同为基督徒，然而是聂斯脱利派；他曾与波斯和米底亚的两位兄弟国王、人称撒米阿德者交战，攻破了他们的王都埃克巴塔纳。上述二王率波斯、米底亚与亚述之众来迎，两下鏖战三日，双方宁死不退，终于波斯人溃奔，那位长老约翰——他们习惯这样称他——大杀一阵而得胜。他说，此战之后，约翰便整军前去救援耶路撒冷的教会；但走到底格里斯河边，苦无渡具，无法把大军运过去，便转向北方，因他听说那条河到冬天会结冰。他在那里等了几年，只望天寒结冰，偏偏天气和暖，终无所得，军中又因不惯的气候死了许多人，只好回国。相传此人出自福音书中所说三王的古老血脉，统治与三王相同的那些民族，荣华丰盛之极，据说所用的王杖非绿玉不可。他因他祖先曾在马槽前朝拜基督，遂动了前往耶路撒冷之念，而终为上述缘故所阻。此事略述至此。）

〔注三〕（原注：见阿塞玛尼书四百八十八至四百九十三页；莱亚德《尼尼微》卷一二百五十页。）

〔注四〕（原注：见埃卡德所编史料丛编卷二《鞑靼基督教国王大卫事略》。我以为其中并未出现长老约翰这个名字，然而那个意思是有的。）

〔注五〕（原注：巴罗尼乌斯《教会年鉴》中载有一信，转引自霍夫登的罗杰的编年史，是一一七七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自威尼斯发出的，上款称「致基督内至亲爱之子、显赫而伟大的印度人之王、司祭中之至圣者」。教皇自述他从爱子医师腓力处听说，这位国王虔心要领受公教的教义，又愿在罗马有一座教堂、在耶路撒冷有一座祭坛云云。因路途遥远险阻，他难以派一位特使前往，只好遣这位腓力去把道理讲给他听。文中并未说腓力真到过那位国王的宫廷，只说他在那一带地方遇见过该国的一些体面人物，从谈话中听到国王的这番虔愿。巴罗尼乌斯把这封信指为致「印度人之王，俗称长老约翰者，其统治广被埃塞俄比亚」，并推测圣彼得大堂后殿背后那座他那时代由阿比西尼亚人使用的教堂，或许就是这次赐给的。注家帕吉不取此说，认为这位国王应是亚洲的长老约翰。然而我倒疑心巴罗尼乌斯是对的，此处所说正是阿比西尼亚之王。信中「在那一带地方」一语含混，可指埃及，也可指巴勒斯坦——腓力医师在那两处都很可能遇到阿比西尼亚的朝圣者。文件本身并无长老约翰的字样；而这个称号加到阿比西尼亚国王头上，大概比这封信要晚得多，虽然仍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早，后文自见。又：马修·帕里斯书中载有一信，是一二三七年当地道明会会长腓力自圣地写来的，历举东方各派基督徒的首领，其中一位统辖东方全体聂斯脱利派，其辖境包括大印度、司祭约翰之国，以及更近日出之处的别的国土。这里所说的无疑是亚洲的那位君主。关于长老约翰，可参看我们《马可·波罗》卷一中那条长注。）

我们所有的最早一部记述蒙古的旅行书，是柏朗嘉宾所作，其中一字未提长老约翰。几年之后的鲁布鲁克，讲这件事就相当详细了。

他说：「当法兰克人攻取安提阿的时候——那是一〇九八年——北亚这一带地方的君权掌在一个阔儿汗手里。阔儿是他的本名，汗是他的尊号，这个词的意思是占卜者；他们把这个称号加在君长身上，因为他们是用卜筮来治民的〔注六〕。安提阿的史书里也有一条，说土耳其人为了抵御法兰克人，曾向阔儿汗求援；因为土耳其人本来都是从那一带出来的。这位阔儿是哈剌契丹人：哈剌的意思是黑，契丹是一个民族的名字，所以哈剌契丹便是黑契丹的意思。这样称呼，是要把他们与真正的契丹人分开——后者住在极东临海之地，我后面还要讲到他们。这些黑契丹人住在我经过的一片山间牧场上；在那些山间的一处平川里，住着一个聂斯脱利派人，是个势大的牧主，统辖一个叫乃蛮的部族，那部族是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阔儿汗死后，这个聂斯脱利派人便自立为王，聂斯脱利派人称他为约翰王，讲他的事情总要比实情夸大十倍。从那一带地方出来的聂斯脱利派人就是这个样子：一点影子也没有，他们能编出最离奇的故事来。譬如他们到处传说撒儿塔是基督徒，讲蒙哥汗、贵由汗也是如此；其实不过是这些人待基督徒比待别的人客气些，可一点也不是基督徒。然而这样一来，关于这位约翰王的大话便传开了；可是等我走过那片曾是他牧地的地方，除了几个聂斯脱利派人，谁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那些牧场如今归贵由汗占着，安德鲁修士到过他的宫帐，我回程时也从那里走过。这位约翰有个兄弟，也是个大牧主，名叫汪罕，住在哈剌契丹那些山的另一边，离他兄弟约有三个星期的路程，是一座叫哈剌和林的小城之主，统辖一个叫克烈和蔑儿乞的民族〔注七〕。这些人也是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但他们的主上已弃了基督教，转事偶像，身边养着一班偶像的祭司，那些人无不专务巫术、招请鬼魅。再过他的牧地之外十天或十五天，是蒙古人的牧地〔注八〕，那是个极穷的部族，没有首领，除了卜筮巫术之外没有宗教——那一带的人都是这样。蒙古人再过去又是一个穷部族，叫鞑靼。约翰王死后没有留下嗣子，于是把他兄弟汪罕请来，自称为汗，他的牛羊一直散布到蒙古人的边界上。那时蒙古部里有一个叫成吉思的铁匠，一有机会便去偷汪罕的牲口，汪罕的牧人屡屡向主上诉苦。于是汪罕聚了一支兵，声讨成吉思，掠入蒙古之地；成吉思逃到鞑靼人那里躲了起来」云云。

〔注六〕（原注：鞑靼人在佛教传入以前的老「巫医」，实在是叫做卡姆的，波斯作家笔下作卡曼，见多桑书。我想卡姆与汗这个词并无干系；这两个词一是「巫医」，一是汗，断无混同之理。又鲁布鲁克本作「属于某个阔儿汗」。）

〔注七〕（原注：即克烈与蔑儿乞，蒙古两大部。克烈住在鄂尔浑河与土拉河一带。蔑儿乞是突厥血统的游牧之民，或许也掺了蒙古血，回教作家称他们为兀都亦惕，分为四部，住在色楞格河下游及其支流一带。）

〔注八〕（原注：鲁布鲁克把蒙古一词写成那个样子，似是取了这个词的突厥形式。正宗的鞑靼部住在东边贝尔湖附近。又：鲁布鲁克说乃蛮人是「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柏朗嘉宾却说他们是异教徒。罗克希尔以为：假定他们奉的是畏兀儿人的教——鲁布鲁克说那是摩尼教与佛教的混杂，或许还带一点聂斯脱利派的色彩——那么把他们算在他所谓的事偶像者之列也可，算在基督徒之列也可。又有人从志费尼书中译出一段，称乃蛮为「基督徒」。）

在这一段里，前面说过的长老约翰故事的两个来源，搅在一处了。把所涉的两段历史略述一下，便可看清。

哈剌契丹之国，是契丹辽朝的一位宗王所建。十二世纪初，辽为金所灭，他带着一批部属从中国北方逃出。此人汉籍称耶律大石，剌失德丁书中作富石太傅。畏兀儿人和沙漠以西原先臣属契丹的一些部族都很欢迎他。他聚起一支军队，开始征伐，所得终于遍及东西两部突厥斯坦，连花剌子模也在其中。一一二五年他取了菊儿汗的尊号，意思是普天之汗，定居八剌沙衮，即楚河上的托克马克，并把他自己所奉的佛教立为这个新国家的国教；这个国家便称为哈剌契丹，哈剌是黑的意思。他之后先后在位的，是塔不烟以公主而摄国，一一三六年；耶律夷列，一一四二年；又一位耶律氏公主摄国，一一五四年；耶律夷列次子耶律直鲁古，一一六八年。到一二一一年或一二一二年，直鲁古还在位，那时基督教的突厥部族乃蛮末代之汗的儿子屈出律前来投奔哈剌契丹的宫廷，得到庇护，还娶了菊儿汗的女儿。可是他谋算要取恩主而代之，终于把他擒住，夺了他大部分的国土；他又听妻子的劝，弃基督教而奉佛，最后于一二一八年被成吉思手下的蒙古人所攻，死在巴达哈伤的山里〔注九〕。

〔注九〕（原注：见多桑书；关于长老约翰，并参看《马可·波罗》卷一。）

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鲁布鲁克故事一半的来源——阔儿汗即菊儿汗之统辖哈剌契丹，以及聂斯脱利派乃蛮部首领的篡夺——也很可能看到了加巴拉主教带到欧洲去的那个征服之主的故事的本源；因为头一位菊儿汗横扫突厥斯坦、直逼波斯边界，不过数年，主教便带了那消息去。这位菊儿汗其实是佛教徒，不是基督徒；然而下文还要说到，在东亚，传闻把这两种宗教混作一谈是常有的事。鲁布鲁克故事另一半的来源——到十三世纪后半，它已经在长老约翰的传说里把菊儿汗的记忆挤掉了——则须把另一段历史重述一遍。

聂斯脱利派的教义在罗马帝国境内被定为异端，此后数百年间，他们一直设法向东方深入。其成效如何，从他们在印度和中国的旧有根基，以及十三世纪中叶他们都主教座那一长串名单，便可以看出：那些教座西起亚美尼亚与波斯湾，东至唐古特与汗八里〔注十〕。

〔注十〕（原注：这些都主教座是：其一伊拉米提斯，或称军迪沙普尔，在胡泽斯坦；其二尼西比斯；其三美塞尼的佩拉特，即巴士拉；其四亚述与阿狄亚贝尼，即摩苏尔与阿尔贝拉；其五贝斯加尔马，或称贝斯塞琉西亚与亚述的卡尔卡；其六哈拉万或哈拉拉，在亚述与米底亚交界；其七波斯，或称乌鲁米耶、萨尔马斯与凡；其八木鹿，或称呼罗珊；其九哈拉，即赫拉特；其十拉齐启提斯，或称阿拉伯与科特罗巴，据说是阿曼海中的一岛；其十一支那，即中国；其十二印度；其十三亚美尼亚；其十四叙利亚，或称大马士革；其十五阿塞尔拜疆；其十六剌夷与塔巴里斯坦——剌夷是古城，遗迹甚广，在德黑兰附近；其十七德莱木，在里海之南；其十八撒马尔罕；其十九喀什噶尔；其二十巴尔黑；其二十一锡斯坦；其二十二哈马丹；其二十三汗八里，即北京；其二十四唐古特，即中国西北；其二十五卡西姆噶尔与讷阿喀特——这两个似是印度地名，不知其处。见阿塞玛尼书，及莱亚德《尼尼微》卷一所列。

又：阿塞玛尼书第二卷中依原作者所录的聂斯脱利派都主教座名单，与上面所列略有异同，这里趁便一并列出，并把地理略加考定。

大马士革都主教以利亚所列的较早一份，时在八九三年，为：一，宗主教本人的教省，驻巴格达；二，军迪沙普尔；三，尼西比斯；四，摩苏尔；五，贝斯加尔马；六，大马士革；七，剌夷；八，赫拉特；九，亚美尼亚；十，坎德，或即撒马尔罕；十一，法尔斯；十二，巴尔达；十三，哈拉万。

约一三四九年阿姆鲁所列的较晚一份，为：一，军迪沙普尔，胡泽斯坦之城，为沙普尔一世所建；罗林森以为即底兹富勒与舒斯特尔之间沙哈巴德那座大城的遗迹。二，尼西比斯。三，巴士拉。四，摩苏尔与阿图尔，即尼尼微。五，阿尔贝拉与哈扎。六，巴加尔马，即贝斯加尔马，在托勒密所记加拉美人地方之内，巴格达以北；此座又称卡尔卡与贝斯塞琉西亚。阿塞玛尼把它认作「邻近赫狄丰河的古埃利迈斯塞琉西亚」，这一下差了竟有四百英里之远；罗林森指出真正的地点是今所谓旧巴格达，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稍东、代尔以南，大概就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利努斯记朱利安死后约维安退兵时所说的卡尔卡。七，哈拉万，阿塞玛尼说亦称哈拉哈，据信即《创世记》中的迦拉，也是被掳之民所迁的哈腊，在今克尔曼沙汗省佐哈卜之南八英里，曾是历代哈里发避暑之所。八，法尔斯。九，木鹿。十，哈拉，即赫拉特。十一，科特罗巴；据伊德里西，这是基督徒所居的一岛，按他的描述必在索科特拉附近；既然除索科特拉本身之外并无别岛与其描述相合，而马可·波罗又特意说索科特拉有一位大主教，那么科特罗巴多半就是索科特拉的另一个名字。十二，秦，即中国，此座大概设在西安府。十三，印度。十四，巴尔达，此城是库尔河上阿兰一省的首府，在帖木儿史中屡见，地在今叶利萨维特波尔东南甚远处。十五，大马士革。十六，剌夷与塔巴里斯坦，在德黑兰以东。十七，德莱木，在里海西南、吉兰以上的山地。十八，撒马尔罕。十九，突厥，大概指撒马尔罕以外的突厥各部。二十，哈拉哈；前面既已有哈拉万，而哈拉哈被认作同地，阿塞玛尼因此主张此处当读作巴尔黑。二十一，锡斯坦。其余几名写在抄本边上，即：二十二，耶路撒冷，此座于一二〇〇年升为都主教座；二十三，汗八里与阿力麻里；二十四，唐古特；二十五，卡西姆噶尔与讷阿喀特——前一名大概是指喀什噶尔，阿塞玛尼有一处即如此解，虽然在另一份名单里他把它与喀什噶尔并列；讷阿喀特在伊德里西书中是突厥斯坦一个地名，这里或许指喀什噶尔附近的英吉沙，或塔剌思附近的养吉干，两处名字的意思相同。第二十四、二十五两省，大概是先前突厥一省分出来的。）

基督教史家格列高利·阿布尔法拉吉记载说：一〇〇一年至一〇一二年之间，巴格达的宗主教收到呼罗珊木鹿的都主教一封信，说克烈国王奇异地归信了；那位君主住在极东北突厥人地方的腹里，派人到木鹿去求一位基督教司祭，他属下有二十万人预备跟着他受洗〔注十一〕。宗主教便照所需下令派遣司祭与教师前往。克烈一部信奉基督教，蒙古史家、回教徒剌失德丁也有记载〔注十二〕。

〔注十一〕（原注：阿塞玛尼如此说；然而我在波科克所刊阿布尔法拉吉书中找不到这个故事。）

〔注十二〕（原注：见圣马丁《亚美尼亚纪事》卷二所引。）

这些克烈人原先住在黑龙江源一带；九世纪被契丹侵逼，一大部分人避入黄河以北一座叫阴山的山里，在那里强盛起来，又渡河扩展到我们地图上所谓鄂尔多斯之地；他们所占的河两岸地方，前面已经说过，就是马可·波罗所谓的天德。他们在那里与毗邻大国的人相处得不坏。天德的这一支与留在沙漠以北的同部之人，关系似乎一直保持着或后来又续上了，不过这一点还不很清楚。可以确知的是：成吉思及其父之世，克烈人的首领占着哈剌和林一带；而从马可·波罗书中可见，天德也是这位首领领土的一部分。今日在波罗所称天德的地方，还能找到克烈血脉的部族。

刚才说的这位克烈首领，就是鲁布鲁克故事后半里出现的汪罕；马可·波罗也用同一个名字称他，并把他认作长老约翰。他的本名，汉籍作脱里，波斯史家作脱斡邻勒；汪这个名字是汉语王号之讹——那是中国北方的金朝君主赐给他的，此后他便自称王罕。鲁布鲁克所说他弃了基督教一节，东方作家似乎没有提到；不过人倒宁愿希望这是真的，因为他一生的行事于基督教并无光彩。他当初取得克烈的君位，是靠杀了两个兄弟和几个侄子。他父亲的兄弟名叫菊儿汗——鲁布鲁克那些混乱大约有一部分正是从这里来的——逃到乃蛮人那里，说动了那部的首领为他起兵，竟把脱里王罕赶下了台。脱里逃去向成吉思的父亲也速该求援，也速该出力甚大，脱里终于复国。然而在位多年之后，他又被逐出，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后来听说老友的儿子铁木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势头正起，他便去投奔，受到极亲厚的接待，待遇极为优隆。这是一一九六年的事。有几年两位首领结盟同去掠夺，后来彼此生了嫌隙；王罕的儿子谋划要杀铁木真，到一二〇二、一二〇三年间两下公然开战。就在后一年，铁木真在土拉河与克鲁伦河之间的一战中把这位克烈老汗打得大败；败走的首领逃过乃蛮之地时，被那部的两个人杀了。马可·波罗所称的这位「大君」，就是他认作长老约翰的那一位，蒙特科尔维诺与鄂多立克也都跟着他这样说。这个念头必是从东方的基督徒那里得来的，因为阿布尔法拉吉明明把「马立克·约翰难」，即约翰王这个称号，加在同一个脱里王罕身上。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名字传到欧洲，比这位首领的时代要早一百多年〔注十三〕。

〔注十三〕（原注：见波科克所刊阿布尔法拉吉书；以上数段并见多桑书；克拉普罗特在亚洲学报上的文章；鲍狄埃《天德之地与长老约翰的后裔》，一八六二年巴黎刊；李特尔书卷二；尤其是达韦扎克为柏朗嘉宾书所作的导言。）

那位大大得罪过成吉思的克烈王，其后裔又恢复了一部分权位尊荣，这件事在东方史料里似乎找不到印证。不过即便没有蒙特科尔维诺那样充分的佐证，单凭马可的记述也足以采信了。

学者们为长老约翰这个名字推求来历，费的巧思不少，所得却极有限。单说那个约翰，有人说是从汉语王号来的，有人把它与福音书作者约翰不死的古老传说牵在一起。至于长老约翰，被解作这个那个词的讹变，一直到葡萄牙人加在阿比西尼亚国王头上的「彼得·约翰」和「黑约翰」，以及某位教皇真的用来称呼那位君主的「宝贵的约翰」，无奇不有。

这个名字如何随着中亚那位幻影般的征服者化为轻烟，而转到阿比西尼亚国王头上，若细说起来，这段闲文就扯得太长了。只须指出一点：一般把这一转移归到十五世纪，如路多尔夫所说，即葡萄牙人开始认识阿比西尼亚那个半基督教王国的时候；可是本书这一集里就有证据，说明早在十四世纪前半，这个名字已经用在那位非洲君主身上了〔注十四〕。

〔注十四〕（原注：见本集所收马黎诺里。照我的理解，修士约尔丹已经把长老约翰放在非洲了。下一个世纪中叶，弗拉·毛罗更明明把他与阿比西尼亚国王认作一人。就这件事，我要提一句：某刊物一八六四年四月二日一篇评论责我在约尔丹那一处的注里引达韦扎克论长老约翰的话，「好像那些话是支持我的看法的」，而他一翻那些话，发现恰恰相反。

这层责备并无根据。我引达韦扎克那篇文章，并不是说它支持什么看法，而是说它是一篇周详的「论长老约翰、以及把中亚一位基督教君王挪到中非去的种种混乱」的专论——这一点它确实做到了。达韦扎克顺带表示，他以为约尔丹所说的第三印度是在亚洲或远东某处，而不是像我所设想的在非洲。但这一点丝毫不影响我引他的话。约尔丹所说的第三印度与埃塞俄比亚，就事实而论都在非洲，这是明白的，不论那位修士自己以为它们在哪里。第三印度是产犀牛、麝香猫、角蝮、真正的黑人、龙涎香与斑马之地，那就是说它在非洲。第三印度与大印度即印度本部之间，还有男岛与女岛，我们从马可·波罗知道那两岛被认为在波斯与非洲之间，从康提知道它们邻近索科特拉。约尔丹的埃塞俄比亚也不是亚洲的哪一块地方，只是阿比西尼亚而已：它与第三印度相邻；照那则关于阿比西尼亚国王的老传说，它的皇帝统辖五十多个国王；它的人民都是基督徒，然而是异端；照另一则老传说，它的国王从埃及的苏丹那里收到一大笔贡赋，作为不截断尼罗河的代价——见后文马黎诺里注。我还可以补一句：比约尔丹早近一百年的道明会修士布尔卡特，也把努比亚算在埃塞俄比亚之内。

把印度这个名字用在非洲一部分土地上，很可能与评论者提到的那些地理观念有关：这类观念在托勒密和赫拉克利亚的马尔奇阿努斯书中已有端绪，在伊德里西书中更为明白，据那些说法，非洲一直向东伸展，以至与东南亚的海岸相接或几乎相接。连弗拉·毛罗的地图上，非洲海岸自红海以东也偏得很厉害。）

本节所收的第四封信作于一三二六年，出自佩鲁贾的安德鲁之手，他时任……

至于那位曾深负成吉思的克烈王，其后裔后来又恢复了若干权位与尊荣，东方史料中似乎还找不到印证。不过单凭马可·波罗的话也就够了，何况还有蒙特科尔维诺那样充分的证实。

学者们为「长老约翰」这个名字推求来历，煞费苦心，却少有成效。单就约翰二字说，有人从汉语王这个称号推出来，有人把它与福音史家约翰不死的古老传说牵合在一处。至于长老约翰这个全称，则有说是「菲里什塔金」之讹的，有说是「帕剌思脱汗」的，有说是「长老可亨」即长老祭司的，如此等等，直说到葡萄牙人称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彼得罗·胡安」与「普雷托·若昂」即黑约翰，以及某位教皇当真用来称呼那位君主的「至宝约翰」。

这个名号随着中亚那位虚幻的征服者化为乌有而转到阿比西尼亚国王身上，其原委若要细说，这段枝节就拖得太长了。只须指出一点：这一转移通常像卢多尔夫那样被系于十五世纪，即葡萄牙人开始与阿比西尼亚那个半基督教王国往来的时候；但本集中有证据表明，早在十四世纪上半叶，这个名号就已经加在那位非洲君主身上了〔注二十三〕。

〔注二十三〕（原注：见本集中的马黎诺里。依我的理解，约尔丹修士早已把长老约翰放在非洲了。下一个世纪的中叶，弗拉·毛罗更明说他就是阿比西尼亚国王。就这个题目，我可以顺带提一提：一八六四年四月二日《旁观者》周刊的一位批评者责备我，说我在约尔丹这一处的注里引达韦扎克论长老约翰的话，「像是这些话支持我的看法似的」，而据他说，他翻检那些话，发现恰恰相反。

这一番责难是没有根据的。我引达韦扎克的论文，并不是拿它来支持什么看法，而是因为其中有一篇「关于长老约翰以及那些把中亚的一位基督教君王移到中非去的种种混淆的通论」，这一点它确实是有的。达韦扎克顺带表示过一个看法，以为约尔丹的第三印度是在亚洲或远东某处，而不像我所设想的在非洲。但这一点无碍于我的引证。无论那位修士自己以为这两地在哪里，约尔丹的第三印度与埃塞俄比亚实际上都在非洲，这是明摆着的。第三印度是出犀牛、麝猫、角蝰、真正的黑人、龙涎香与斑马的地方，这就是说它在非洲。第三印度与大印度即印度本部之间，又有男岛与女岛；由马可·波罗可知，这两岛当时被认为在波斯与非洲之间，由康提可知，它们与索科特拉相邻。约尔丹的埃塞俄比亚也不是亚洲的地方，就是阿比西尼亚。它与第三印度相接；依关于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古老传说，其皇帝统辖五十多个国王；其民都是基督徒，但属异端；而依另一个古老传说，其国王每年从埃及苏丹那里得到一大笔进贡，算是不去截断尼罗河的代价，参看下文马黎诺里的注。我还可以补上一句：比约尔丹早将近一百年的多明我会士布尔卡特修士，也是把努比亚算在埃塞俄比亚之内的。

把印度这个名字用到非洲一部分土地上，很可能与那位批评者所说的地理观念有关；这种观念在托勒密与赫拉克利亚的马尔基安书中已有端倪，在伊德里西书中更为分明：照那种观念，非洲远远伸向东方，几乎与东南亚的海岸相接。就连弗拉·毛罗的地图上，非洲海岸自红海以东也还是明显向东倾斜的，参看插图。）

本集这一部分中的第四封信，作于……

三书信集·玉尔导言（下）

他这主教之职，是若干年前教皇克雷芒所授。与前两封信一样，这一封也是瓦丁自那部他归在鄂多立克名下的编年史中录出的，该编年史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这封信给人留下的关于安德鲁主教的印象算不得好，显然他与约翰大主教相处得并不融洽。我在别处曾设想，这位主教或许就是那位「法兰克人安德鲁」，即一三三八年率大汗使团来见教皇本笃的那一位〔注一〕。人纵然老迈，临终之前也未尝不想再看拉丁世界一眼；况且安德鲁在一三三八年未必就已十分老迈〔注二〕。

〔注一〕（原注：见马黎诺里篇导言。）

〔注二〕（原注：见瓦丁书卷七。凯蒂夫提到有一个佩鲁贾的安德鲁，在一三三〇年撰文攻击皇帝路易。但即便那人并非多明我会士——凯蒂夫自己也没有把握——说他就是我们这位自东方归来的安德鲁，也极不近情理。）

继安德鲁之后，刺桐主教我们只知道有过一位，而且只知道他的死。瓦丁在一三六二年条下记道：「佛罗伦萨的修士雅各，刺桐大主教，与坎帕尼亚的修士威廉，两位小兄弟会士，在米底人的帝国里为信仰作证而被杀。」〔注三〕〔注四〕

〔注三〕（原注：校订者按：甘姆斯所编历代主教表中，刺桐教座一栏为：方济各会士热拉尔，约一三一三年选任；佩鲁贾的安德鲁，辞不就；佩雷格林，一三二二年卒；佩鲁贾的安德鲁再度选任，一三二六年卒；佛罗伦萨的雅各，殉教，一三六二年卒；此后教座废止。）

〔注四〕（原注：「米底人的帝国」一语，见下文第七封信的注中所释。）

以下几封信出自多明我会士约尔丹修士之手，他便是《奇事书》的作者；那书的译本已由哈克卢特学会于一八六三年刊行〔注五〕。

〔注五〕（原注：约尔丹所谓小印度、大印度与第三印度，我以为大致与阿剌伯人所说的信德、印度与僧祇相当，三印度之名即由此而来。）

那部译本的序言里已说过约尔丹的一些事，这里还有几点可以补说。

约尔丹受任印度主教时年纪多大，我们无从知道。不过他那一行人东行，或许早在一三〇二年便可寻见踪迹：那一年托伦蒂诺的多默带了十二位修士往亚洲去，据一处顺笔提到的记载，他们先到内格罗蓬特，再到底比斯。而从《奇事书》第二、三页看来，约尔丹所走的正是这一条路；这条路线本来颇为特别，因而这一巧合值得留意。那一行人固然多半是方济各会士，然而后来与约尔丹同赴印度的一行人，也同样是方济各会士〔注六〕。

〔注六〕（原注：见瓦丁书卷七。）

这里译出的信中有一封，似乎透露出约尔丹在随方济各会士们于塔纳登岸之前，就已到过俱蓝〔注七〕。而且我以为可以断定，他是在再度东行就任主教之前写成《奇事书》的。他受任主教一事似在一三二八年〔注八〕，而他直到一三三〇年才离开欧洲；书的题名中既已标出他的主教衔，则《奇事书》大概正是在这两个年份之间随手记下的。

〔注七〕（原注：信中说：「据我所知，有三处地方修士们大可有为，又能过团体的生活：一处是苏佩拉，一处在帕罗科一带，一处是俱蓝。」我所知的文献中，俱蓝一名只有这一处用的是主格；照此看来，这个地名的拉丁写法本当依主格为准，我从《奇事书》法文本编者之例所用的那个写法，其实不尽妥当。）

〔注八〕（原注：见布佐维乌斯《教会编年史》，科隆一六一八年刊本。）

他在受任主教之前已到过俱蓝，还有一事可为佐证。教会档案中，除教皇致该地基督徒的书信之外，另有一封措辞相同的信，把这位新主教荐给「莫勒帕坦全体基督徒」〔注九〕。这个国名，除约尔丹本人在《奇事书》中提到之外，我们所知别无一人说起；而他所拼写的字样与教皇信中分毫不差——凡涉及亚洲地名，这样的吻合是极少见的。因此在我看来可以断定，教皇之所以会写信给莫勒帕坦，所据的消息正是约尔丹亲身所知而告诉他的。

〔注九〕（原注：见雷纳尔迪《教会编年史》一三三〇年条。信首作：「愿现世的恩宠归于居住在莫勒帕坦的全体基督徒，并引之以至来世的荣耀。」莫勒帕坦即卡利帕坦，史家剌失德丁提到过它，以为马八儿诸城之一，其文见本集第三封信之末所引。）

书中还可以寻出一些关于年代的线索，虽说都很微弱。书中第五十四页说，亦里吉歹是第二鞑靼帝国即察合台汗国在位的君主。亦里吉歹于一三二一年（或一三二二年？）即汗位，卒年则未见记载。有些史书把他继位者的死系于一三二七年，这显然不确，理由下文另说。不过既然那位继位者答儿麻失里汗在位颇久〔注十〕，即自一三二二年至一三三四年，而且至迟在一三三四年前后已被废黜，那么大致可以断定，亦里吉歹必定早在约尔丹能够自印度主教任上回来之前就已去世。由此可见，他这部书是在东行赴任之前写成的。

〔注十〕（原注：校订者按：此二人之间还有一位笃哇帖木儿汗，在位自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二年，为时极短。此事反足以加强上说。）

《奇事书》刊行之前，人们因塔纳殉教诸修士之事而知道约尔丹其名，却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于是葡萄牙人把他认作同乡，葡萄牙的圣传作者卡尔多佐还说约尔丹后来也为信仰殉难，然而既无详情，也无凭据〔注十一〕。他究竟有没有以主教的身份到达俱蓝，也无从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二十年后马黎诺里到那里时，既未提到他，也未提到别的什么主教。

〔注十一〕（原注：见孔斯特曼刊于菲利普斯与格雷斯所编丛刊第三十七卷的文章。）

我趁便在这几段话之后附入若干条《奇事书》的补注，或订正我自己的错误，或对作者的正文再加申说。

末一封信出自帕斯加尔之手。他是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奉派往鞑靼传教，信写于一三三八年八月，发自突厥斯坦即察合台诸汗的都城阿力麻里。信中叙他自离开西班牙维多利亚的修院直到抵达阿力麻里的一路行止，字里行间热忱如火；而这热忱终于得了他自己仿佛早已预料到的结局——他与好几位同会弟兄一同殉教，大概就在这封信写成后不到一年〔注十二〕。

〔注十二〕（原注：参看马黎诺里篇的注，以及该篇导言中论这位旅行家年代的话。据现有的资料，诸修士之死当在一三三九年，而教会著作家所定的时节，即仲夏，大概是不错的。）

此信出自瓦丁书，殉教的经过也是他记下来的。马黎诺里也约略讲过此事，他在事发的次年到过阿力麻里。此外温特图尔的约翰所作编年史中另有一处提到这件事，其年代或许比马黎诺里成书还早〔注十三〕。记载最详的，是方济各会圣传作者之一、比萨的巴尔托洛梅奥，他写作的时间在同一世纪稍后；瓦丁所记与他几乎全同。其文如下〔注十四〕：

〔注十三〕（原注：见埃卡德所编史料丛编。）

〔注十四〕（原注：见比萨的巴尔托洛梅奥《相似录》。）

「在契丹或鞑靼代牧区内，中鞑靼帝国的阿力麻里城，一三四〇年，有下列小兄弟会士为信仰受难：阿力麻里主教理查修士、亚历山德里亚的弗兰西斯修士、西班牙的帕斯加尔修士、普罗旺斯的雷蒙修士，这四位都是司铎；又有亚历山德里亚的劳伦斯修士与普罗旺斯的彼得修士，都是在俗修士；还有印度的约翰师傅，一个黑人，属方济各第三会，是我们的修士们劝化归信的。这些人在那个帝国里，一向很得当时在位皇帝的礼遇。皇帝曾患一种恶疮，为亚历山德里亚的弗兰西斯修士所治愈——与其说靠医药，不如说靠祈祷——因此皇帝常称弗兰西斯修士为自己的父亲和医生。于是他赐给修士们田地与特权，许他们自由宣讲，甚至把自己年方七岁的儿子交给他们施洗，那孩子也果然受了洗，取名约翰。然而天主容许如此：皇帝本人在出猎途中被毒死，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处死。于是帝位为一个凶恶的鹰奴所篡〔注十五〕，此人是皇族血胤的萨拉森人，名叫阿里索尔达。修士们既因宣讲而劝化了许多人归信，这位新皇帝便下令：凡基督徒一律改奉萨拉森教，三次传令而仍不从者处死。上述诸修士不肯从命，便被捆缚起来，一齐系在一条绳上，由暴怒的群众拖着走，一路殴打唾骂，又刺又砍，割去他们的鼻子和耳朵，百般残害，直到他们死于刀下，有福地归于主。

「而上述那位皇帝不久也被杀，他的宫室付之一炬。诸修士受难在上文所记的那一年，约在施洗者圣约翰瞻礼前后，其时热拉尔·奥多为本会总会长。」〔注十六〕

〔注十五〕（原注：原文作「养鹰的人」。）

〔注十六〕（原注：诸修士的名单略有出入。瓦丁没有雷蒙，却添上摩德纳的威廉，说他是热那亚商人，为诸修士的榜样所感，也从容就义。马黎诺里也没有雷蒙，把劳伦斯称作安科纳人，那位商人则作吉洛特。又，阿力麻里设主教一事，似乎不曾为编年史家所注意，勒坎《东方基督教会志》中除这位理查之外也没有提到别人；勒坎说，瓦丁系于一三四二年条下的勃艮第的理查，方济各会士，大概就是阿力麻里的那位主教，他在这一年施洗者圣约翰瞻礼前后，与其他多位小兄弟会士一同在鞑靼代牧区阿力麻里城光荣殉教。他或许是一三二八年派去的，据说那一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曾遣两会的主教并司铎前往亚洲各国，包括呼罗珊与突厥斯坦。不过相当明白的是，教皇本笃本人并不知道有这位主教，因为他在给察合台汗手下两位信奉基督教的大臣的信中，称许他们善待「一位派往阿力麻里城的小兄弟会主教」。校订者按：据甘姆斯，勃艮第的理查，方济各会士，一三三八年受任阿力麻里主教，一三四二年殉教；教皇本笃十二世一三三四年当选，可见阿力麻里这唯一一任主教的任命出于他，而不出于约翰二十二世。）

这段教会故事里所说的王朝更迭，与德经所排的察合台汗国年代，是无论如何调和不了的〔注十七〕。不过德经自己也承认，诸汗即位的年代很不确定；而且有理由相信，方济各会方面的说法大体不误。

〔注十七〕（原注：见德经书卷一、卷四。）

据德经的表，察合台第一位奉伊斯兰教的汗答儿麻失里，于一三二七年为其弟不赞汗所废；不赞又为晋吉沙所废；晋吉沙为其弟也孙帖木儿所废；也孙帖木儿又为窝阔台后裔阿里算端所废；阿里算端于一三三二年为合赞所代，合赞在位至一三四六年〔注十八〕。

〔注十八〕（原注：校订者按：据莱恩·普尔《伊斯兰诸王朝》，察合台汗西支即河中一系诸汗为：第十七，答儿麻失里，回历七二二年即一三二二年即位；桑扎儿，回历七三〇至七三四年即一三三〇至一三三四年，存疑；第十八，晋吉沙，回历七三四年即一三三四年；第十九，不赞，约回历七三五年即约一三三五年；第二十，也孙帖木儿，约回历七三九年即约一三三九年；阿里，窝阔台一系，约回历七四一年即约一三四〇年；第二十一，穆罕默德，约回历七四三年即约一三四二年；第二十二，合赞，回历七四四年即一三四三年；答失蛮察，窝阔台一系，回历七四七年即一三四六年；第二十三，不颜忽里，回历七四九年即一三四八年；此后群雄纷争，至回历七六〇年至七七一年即一三五八年至一三七〇年，帖木儿遂独霸一方。）

又，阿斯特利丛书中采自阿布勒哈齐诸家的叙述，诸汗相承的次第相同，只是答儿麻失里汗死于一三三六年，此外除合赞死于一三四八年之外，别无年份。

倘若德经的年代不误，那么史书上的阿里算端断乎不会是方济各会士所说的阿里索尔达。而另一种说法，与这个一望而知的比定并无抵牾。前一种年代确乎有误：伊本·拔图塔进入印度之前没有几个月曾见过答儿麻失里汗，那是一三三三年年底的事。他说，约莫两年之后，他听说答儿麻失里已被其从兄弟不赞斡忽勒，即不赞汗，废黜〔注十九〕。如此则此事当在一三三四至一三三五年前后。伊本·拔图塔还告诉我们，这位不赞是个不义之君，迫害伊斯兰教，却容许犹太人与基督徒重修他们的会堂庙宇等等。从伊斯兰教一方看去，这话正与传教士笔下那位庇护他们的君主的好名声互为表里。

〔注十九〕（原注：伊本·拔图塔行程的年代颇有些纠葛，不易理清；但即便理清了，所得的年份只会更晚，断不会更早。）

然而另有一事：一三三八年教皇本笃十二世曾致书察合台汗，谢他善待境内的基督徒，尤其是善待赴汗八里途中的尼古拉大主教〔注二十〕。前文已引的另一封致该汗诸大臣的信，又说他们拨了一块地给传教团建堂等等。教皇信中称这位汗为「昌西」，看来正是史书诸表中的晋吉沙；而信中所述情形，又似与殉教录中所称道的那位厚待传教团的汗相合，如此则那位汗当是晋吉沙，而不是不赞。尼古拉受任大主教在一三三三年年底，他到阿力麻里大概在一三三五或一三三六年。照此说来，阿里算端举事得手若在一三三八年或一三三九年，而不久即如教会故事所说的那样被杀，也就没有什么讲不通的了，虽然细节上仍不免有些出入。

〔注二十〕（原注：见莫斯海姆书附录。）

还可以补上一点：在这里译出的信中，帕斯加尔修士明白说过，他到察合台边境时，那里的皇帝新近被他的庶兄弟所杀。信写于一三三八年八月十日，所说的这件事或在半年到一年之前；依我看，必定就是晋吉沙为也孙帖木儿所废一事。这样一来，伊本·拔图塔所提供的资料、教皇的书信、殉教的教会故事，以及帕斯加尔自己的信，便彼此全然吻合，虽然与通行的史家之说处处不合。于是诸汗相承的次第当如下：亦里吉歹卒，约在一三二一年；笃哇帖木儿，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二年；答儿麻失里汗为不赞所废，一三三四年至一三三五年；不赞为晋吉沙所废，一三三五年；晋吉沙为也孙帖木儿所废，一三三七年；也孙帖木儿为阿里算端所废，一三三八年至一三三九年；阿里算端为合赞所废，一三三九年至一三四〇年。马黎诺里在阿力麻里大受礼遇时，在位的无疑就是这位合赞〔注二十一〕。

〔注二十一〕（原注：见下文马黎诺里篇。）

本集这一部分还收入一篇短文，题为《大汗国记》，即记蒙古治下契丹帝国的情状。其文原用拉丁文写成，作者是一位苏丹尼亚大主教，奉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命而作。拉丁文原本我未能访得；但此书很早就由伊普尔的约翰·勒隆译成法文，此人于译事用力甚勤，可说是后来拉穆西奥、哈克卢特、珀切斯诸家的真正先驱。这个法译本有两个抄本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从前科顿藏书中也有一本〔注二十二〕。法译本于一五二九年在巴黎刊行，此后又有重刊，已见前文鄂多立克书目部分所载〔注二十三〕。其后雅克先生又据抄本刊于《亚洲学报》第二辑第六卷，我的译文即据此本；另外德巴克所著《中世纪的远东》一书中亦载有此文，那是一部很糟的书，巴黎一八七七年刊〔注二十四〕。

〔注二十二〕（原注：见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两种抄本，并参看前文鄂多立克诸抄本目录。）

〔注二十三〕（原注：即一五二九年巴黎小对开本，题作《鞑靼大皇帝即所谓大汗奇异可喜之史》，分为六卷。）

〔注二十四〕（原注：德巴克书据圣贝尔坦的一位佛兰德修士与一位亚美尼亚王子的抄本编成，巴黎一八七七年刊。又可参看科迪埃《西人论中国书目》。）

苏丹尼亚历任大主教的名字，有好几位保存了下来。这部书本身把自己的年代定得大略可知：它提到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之死，说是新近的事，而教皇约翰其时尚在，那么它必定作于一三三〇年前后，因此几乎可以断定出自科拉的约翰之手——他正是在这一年年初（或稍早）由这位教皇任为苏丹尼亚大主教的。至于作者本人到底到过契丹没有，抑或只是采辑他人的报告与书信而成此书，从文字上似乎无从判定〔注二十五〕。

〔注二十五〕（原注：科拉是这位约翰的籍贯，为罗马近郊的一个市镇，距韦莱特里六英里。校订者按：苏丹尼亚教座设于一三一八年五月一日，首任为佩鲁贾的弗朗库斯，一三二三年六月一日由威廉·亚当继之，亚当后调安蒂瓦里，继任者即多明我会士科拉的约翰，由约翰二十二世于一三二九年八月九日任命。按科拉今属罗马省韦莱特里县。阿弗札克先生说，书中提到蒙特科尔维诺的葬礼，可见作者亲临其事；但各本文字似有出入。雅克刊于《亚洲学报》的本子作：「这位大主教，依天主的美意，新近已弃世而去。他的殡殓与安葬，来了极多的人，基督徒与异教徒都有，那些异教徒还撕裂衣裳志哀」云云。阿弗札克先生所引的一句，似取自一五二九年刊本，那里用的不是「来了」，而是「目睹」。）

这位约翰大主教是多明我会士〔注二十六〕；照勒坎的推测，另有一部奇书也许也出自他的手笔。那书见于凯蒂夫所编多明我会著作家传，说是藏于科尔贝尔图书馆〔注二十七〕，一三三〇年进呈法王瓦卢瓦的腓力；书中讨论用兵至圣地可走哪几条路，拉丁人如何收复拜占庭帝国并使其教会归属罗马，如何制服突厥人等等。凯蒂夫所引该书的若干段落表明：作者在一三〇八年就已在波斯，在异教徒中间居住的阅历有二十四年以上；他在劝导亚美尼亚人归附罗马一事上出力甚多；他见过东方几乎所有民族的军队出征；他到过印度洋中的一个海岛，看来就是索科特拉〔注二十八〕；他还曾随希俄斯岛的热那亚人统领马丁·扎卡里亚，亲历他对突厥人的几场胜仗〔注二十九〕。至于作者在东方身居大主教之位，凯蒂夫是从法国会议的记录里考出来的——一三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这部书所提的建议曾在那次会议上讨论过。

〔注二十六〕（原注：校订者按：后来苏丹尼亚另有一位约翰大主教，一三九八年自纳希切万主教升任，也是多明我会士，一四〇三年由帖木儿遣为使臣，往见法王查理六世的宫廷。）

〔注二十七〕（原注：见凯蒂夫与埃卡尔书卷一。该书题作《渡海远征指南》，说是某多明我会士所撰，所记多为亲历亲见而非得之传闻，进呈至尊的君主法兰西国王腓力陛下，成于一三三〇年。同一部书另有一抄本藏牛津莫德林学院图书馆。）

〔注二十八〕（原注：见前文。）

〔注二十九〕（原注：见《奇事书》第五十六页，并下文《奇事书》补注。）

阿弗札克却说，这部书出自布尔卡特修士之手，即那位著有名著《圣地志》的人；他说这一点见于一四五七年为勃艮第公爵所作的法文译本，也见于巴吕兹在十七世纪末所编的科尔贝尔抄本目录。这里一定有什么弄错了，因为写《圣地志》的多明我会士布尔卡特，或作布罗卡尔，是一二八三年往圣地去的〔注三十〕，比凯蒂夫所记那部《指南》确凿无疑的年代早了一个世纪。像阿弗札克先生这样精审博洽的作者竟没有看出这一层，实在奇怪。

〔注三十〕（原注：《契丹》初版里把布尔卡特的巴勒斯坦之行系于一二三二年，那是依据《世界人名辞典》；但《朝圣者四家》的编者证明，那次行程实在一二八三年。玉尔。）

约尔丹修士《奇事书》译本补注与勘误

（哈克卢特学会，一八六三年）

序言第四页。据《旁观者》杂志一位评者说，约尔丹书的抄本如今藏于不列颠博物馆。

序言第七页，「谢米思喀特主教」。孔斯特曼教授以此地为马什哈德，其实我们两人都错了。法文本编者科克贝尔·德·蒙布雷把它比定为撒马尔罕，是对的，只是他不曾举出理由，所以看上去不大可信。但一读瓦丁或莫斯海姆书中关于这次任命的记载，便知所指的确是撒马尔罕。这位主教曼卡索拉的多默〔注三十一〕，由教皇荐与突厥斯坦皇帝亦里吉歹；他此前一直在亦里吉歹境内传教，此时升为主教，任所有一处写作「谢米思坎城」，那无疑是正确的写法。因为我们从克拉维约书中得知，撒马尔罕又名「西梅斯金特」；中国旧史中也作「薛迷思干」，或许正是同一字样的反映（见德经书卷四第四十九页）。

〔注三十一〕（原注：校订者按：甘姆斯历代主教表载，谢米思喀特教区，一三二九年，多默·曼卡索拉，多明我会士。）

序言第九页，「梵蒂冈所藏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是否出自我们这位约尔丹之手，向来可疑；查穆拉托里《中世纪意大利古事录》卷四第九百四十九页以下，更可坐实这一疑问：他录出了不少段落，并说作者的关切所在，显然是威尼斯与方济各会一路。

序言第十四页，「关于孔蒂的那条注」。当时匆促结束序言，这里出了错，理应向梅杰先生致歉。梅杰先生所刊《十五世纪的印度》中，孔蒂游记里的第一个地名作「佩乌德菲塔尼亚」，梅杰释为「德利杰里附近的杜尔马帕特南」；第二个作「布费塔尼亚」，释为「布德万」。我则以为这两个名字其实指同一处地方，而且不承认其中哪一个能指布德万。

同一条注中，「巴兰西」当作「巴拉纳西」。

序言第十七页。《旁观者》的评者说，我对约尔丹开卷头几个字的读法所作的推测「大错特错」；我相信他这「大」字用得不错。

正文第四、五页，「那位天主教大主教，名叫匝加利亚」。此人即圣达陡的大主教匝加利亚，一三二一年十一月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曾有信嘉勉他归附罗马、热心天主教信仰。圣达陡是亚拉腊山正南的一所著名修院。

正文第六页，「旭烈兀之墓」。旭烈兀不但在湖中岛上筑过一座名叫塔拉的城堡，把他的宝藏存放在那里，他本人也葬在那里，随葬的金子等物极多。他的继位者阿八哈也葬在那里（见多桑书卷四）。

正文第七页，「一万殉道者被钉十字架的湖」。这湖不是亚拉腊山以北的塞凡湖，而是山南的凡湖大泽。所谓「塞穆尔」大城，必是古时的凡城，亚美尼亚人称之为「沙米拉玛克尔特」，意即塞密拉米斯之城，遗址极为宏大。距凡城六英里有一座山，山上有修院名瓦拉格，相传一万殉道者即在此被钉十字架，与约尔丹所说相合。不过另有一说，谓他们是在亚拉腊山上被钉的，事在哈德良与安敦尼·庇护两朝，说他们本是勇敢的军士，因不肯献祭而死。据说叙利亚人厄弗冷有一篇讲道辞便是称颂他们的。

正文第十页，「沥青，或曰培古阿」。我从前在注中对后面这个字所作的推想未免离奇。如今我想，它当是古意大利语中「沥青」一字的一种写法。但丁《地狱篇》第二十一章有句道：「那下面有浓稠的沥青沸腾着，却不是靠火，而是凭神妙的工夫。」凯撒·弗雷德里克在拉穆西奥书中，也正是用这个字来称波斯所产的石沥青。

正文第十二页。有一句我译错了，那句当作：「至于米与黍，则只是用水煮了吃。」意大利语所谓「萨吉纳」，是亚洲的高秆黍，即高粱，我们在印度叫作「焦瓦尔」。寻常的字典照例糊涂，有的释为玉蜀黍，有的释为荞麦，竟还有两说并存的！

正文第十三页，「普林尼所说的帕拉与阿里埃纳，即波罗蜜」。里特尔竟认定这两样是香蕉。他说：「洪堡写道，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多有只用一点点木薯加三只大香蕉就算一餐的。印度的婆罗门更易餍足，那样的果子一只就够四个人吃。」他所据的便是上文所引普林尼那一段。这位大地理学家在这里全然离谱了。拿印度最大的一种芭蕉果给四个婆罗门当饭，他们的不满意，正如拿一只马铃薯给四个德意志人一样。普林尼的描述中唯一能使人想到芭蕉的，只是叶子之大；然而叶的形状，长三肘、阔二肘，全然不同，而且那样大的叶子多半是由那样大的果子推想出来的；再者普林尼说这果子能令人患痢疾，这一点与芭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正文第十八页，「印度西部的犀」。下列诸书可以证明，至少直到约尔丹的时代，信德与旁遮普还有犀，而两百年后白沙瓦一带仍有：伊本·拔图塔书卷三、巴布尔书、《亚洲学报》第一辑第九卷、佩蒂·德·拉克鲁瓦《帖木儿传》。

正文第二十四页，「所谓印度人的一神之说」。关于这一层，加斯帕罗·巴尔比说，不可以为在那些异教徒心目中偶像就等于天主，「因为这些人也相信有一位天主统摄并治理着这世界的机括；他们礼拜偶像，正如我们在圣像前所礼拜的乃是圣像所表的那一位一样」。

正文第三十页，「裸人之岛」。加泰罗尼亚地图把此岛画在爪哇（图中作「亚那」）以东，题曰「裸人之岛，岛上男女各以一叶蔽前，一叶蔽后」。

正文第三十四页，「一颗极大的星……名曰老人星」。巴布尔叙他初次进兵喀布尔、翻越印度高加索即兴都库什山时说：「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见过苏海勒星，即老人星；及至登上一座山顶，苏海勒就出现在下方，在南天明亮地照着。我说：『这不会是苏海勒吧！』他们答道：『这正是苏海勒！』巴基·切格尼亚尼于是吟道：『苏海勒呵，你的光照到多远，你又从哪里升起？你的目光落在谁身上，便是谁的福兆！』」

正文第三十七页，「就连魔鬼也向人说话」云云。罗伯特·诺克斯《锡兰岛纪实》中说：「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切断言：魔鬼常在夜里出声叫喊，声音极尖厉，几乎像狗吠。这我自己听见过许多回，却从没有听说它害过什么人。」

正文第四十页的注。关于法恩达赖纳与辛吉利，参看鄂多立克篇的注。

正文第四十五页，「埃塞俄比亚之主统辖五十二王」。关于归属「埃塞俄比亚皇帝」即阿比西尼亚国王的属国之多，有时说一百二十，如弗拉·毛罗，有时说六十，有时说五十，有时说四十，可参看卢多尔夫书卷二。

正文第五十三页，「摩尔海」。当作「黑海」，并参看鄂多立克篇开头附近的注。

正文第五十四页，「笃哇、海都、怯别与亦里吉歹」。海都与笃哇都在十三世纪后半、十四世纪初年据有蒙古帝国的突厥斯坦即察合台一部分。海都与忽必烈久争大汗之位，笃哇则承袭察合台本部的汗位。怯别，多桑作古别克，别家或作卡帕克，是笃哇以下第四位汗，死于一三二一年，继之者即本书作者所说的亦里吉歹。

正文第五十六页，「一位极显贵的热那亚人，名叫马丁·扎卡里亚」。此人的事迹，以及皇帝，即老安德罗尼卡，如何从他手里取得希俄斯岛、又把他拘禁，可看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与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两家的书。一三三八年，教皇本笃十二世与法王腓力曾致书东帝，请释放马丁；大概是办成了，因为两年之后，有一个热那亚人马丁·雅凯里亚统领着教皇的桨帆战船。

正文第五十七页，「安德烈奥洛·卡塔尼」。原文「营寨」当作「城堡」。这城堡就是拉丁人所谓新福西亚，距爱奥尼亚海岸上的古福西亚三小时路程。米海尔·巴列奥略在位时，有几个热那亚人在此取得邻山明矾矿的开采权，获利甚厚。突厥势力兴盛之后，他们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邻邦议和，热那亚人守住这个地方，至少到十五世纪后期还是如此。安德烈·卡塔内亚，或作卡塔尼，是安德罗尼卡父子在位时这个侨居地的首领，拜占庭好几位史家都提到过他。福西亚炼取明矾的办法，米海尔·杜卡斯的《拜占庭史》所记与约尔丹所述大致相同。

正文第五十八页，「相传圣约翰在以弗所长眠」。我发现持这一说的不止曼德维尔爵士，圣奥古斯丁本人也说过，说是以弗所有身份的基督徒告诉他的。

传教修士书信与报告

四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第一、二封信

第一件　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的第一封信〔注一〕

小兄弟会修士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于主历一二九一年离波斯之桃里寺城，前往印度。我在印度使徒圣多默堂所在之地留了十三个月，于各处施洗约百人。与我同行的是多明我会修士皮斯托亚的尼古拉，他死在那里，葬于前面所说的那座教堂。

〔注一〕（原注：此信据瓦丁《小兄弟会年鉴》第六卷录出，莫斯海姆书附录亦载其拉丁原文；并可参看瓦丁书一三二一年条、雷诺书与马尔切利诺·达·奇韦扎的《方济各会史》。）

我继续前行，到了契丹，即那位称为大汗的鞑靼皇帝的国土。我把我主教皇的书信呈上，劝他归依我主耶稣基督的公教信仰，然而他沉溺于偶像崇拜已久〔注二〕。不过他待基督徒甚厚，这两年来我一直住在他那里。

〔注二〕（原注：原文「沉溺偶像崇拜已久」一语，看去似指老忽必烈；但下文的措辞又像是说同一位皇帝一直在位到写信之日。那便是忽必烈之孙铁穆耳，在位自一二九四年至一三〇七年，他对喇嘛及其教法颇为倾心，见卡特梅尔所译剌失德丁书。）

聂斯脱利派是一班人，口称基督徒之名，而其所行与基督教相去甚远；他们在那一带势力极大，绝不容别的礼仪的基督徒有一所哪怕极小的礼拜堂，也不容人宣讲与他们不同的道理。

这些地方从来没有一位使徒到过，连门徒也不曾有过。因此上面所说的那些聂斯脱利派，或自己出面，或买通旁人，对我施以最严酷的迫害。他们造作谣言，说我并非我主教皇所遣，而是一个大奸细、大骗子；过了一阵，又弄出假证人来，说确曾有一位使臣带着极贵重的礼物来见皇帝，却被我在印度杀害，所携之物也为我所窃。这样的构陷与诽谤前后约五年之久。因此我屡次被人押到公堂之上，受尽羞辱，且以死相胁。最后赖天主照拂，皇帝因某人的招供，得知我的清白与仇人的毒心，便把他们连同妻子儿女一并放逐了。

在这传教之地，我孤身一人，无人为伴，一共十一年；直到将近两年前，才有德意志科隆教省的阿诺德修士来与我会合。

我在汗八里城建了一所教堂，那是国王驻跸的正城。此堂六年前落成；我又给它盖了一座钟楼，置钟三口。至今在那里受我施洗的，据我约略估计已有六千人；倘若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诬告，受洗的当在三万以上。如今我仍常常施洗。

我又陆续买下异教人家的男童一百五十名，年在七岁至十一岁之间，从未受过任何宗教的教导。这些童子我都给他们施了洗，又按我们的法子教他们希腊文与拉丁文。我还为他们抄写了圣咏集，另有赞美诗集三十部、日课经两部。靠这些书，已有十一名童子通晓我们的礼仪，能结成歌班，像修院里一样按周轮值〔注三〕，不论我在与不在都照常行事。许多童子还被派去抄写圣咏集和别的合用的书。皇帝陛下也极喜欢听他们咏唱。我按日课的时辰鸣钟，率领这一班孩提举行圣事；咏唱全凭耳授，因为我没有带乐谱的礼书。

〔注三〕（原注：原文作「结成歌班，按周轮值」；杜康日的辞书在「周班」一条下引了这句话，所释与正文所译相同。）

这一方有一位国王名叫阔里吉思，属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出于那位号称印度长老约翰的大王的显赫家族。我到此地的头一年，他便归附于我，受我化导而信从公教的真理，领了小品；我举行弥撒时，他常穿着王服在旁侍立。别的聂斯脱利派因此指他为叛教，他却把治下的百姓带过来一大半，归入真正的公教，又为尊崇我们的天主、至圣三一与我主教皇，建了一所规制堂皇如王宫的教堂，名之曰罗马堂〔注四〕。

〔注四〕（原注：这座教堂大约在近黄河的大同一带；参看鄂多立克书中的注。）

这位阔里吉思王六年前以真基督徒的身份归于主怀，所遗的嗣子当时还在襁褓，如今九岁了。阔里吉思王死后，他的几位兄弟仍旧执迷于聂斯脱利的谬说，把他带入教会的人又尽数引了回去，复归原先分裂之教。我孤身一人，又不能离开大汗陛下，所以无从前往探视上面所说的那座教堂，因为那里相距有二十日的路程〔注五〕。

〔注五〕（原注：鲍狄耶在《天德之国》一文中说：中国官修的地理总志所载，自兀剌部——那是旧克烈部的一支，至今仍住在毗邻大同的地方——的都城起算，路程恰好是这个数目，即一千五百二十里，合一百五十二里格，而每日行程为七里格半。）

然而我若能得几位得力的同工相助，我信赖天主，这一切都还挽回得来，因为先王阔里吉思从前给我们的恩准文书，我至今还留着。所以我再说一遍：若不是那些谤讟，到今日所收的庄稼早已大了！

说真的，我若当初有两三个同伴相帮，大汗皇帝说不定这时候已经受洗了！所以我请求：若有弟兄肯来，就请来罢；我所说的，是那种一心以立身为范为务、而不以宽大自己的经匣炫耀于人为念的人。

至于来此的道路，我可以告诉你们：取道哥特人之地——那地方属北方鞑靼皇帝管辖——是最近也最安全的；由这条路走，修士们可以随送信的人同行，五六个月即到〔注六〕。另一条路则既远且险，中间要经两次航海：头一程约与自阿克赴普罗旺斯的海程相当，第二程则与自阿克赴英吉利的海程相当。走这一条，路上用上两年多也是有的〔注七〕。不过话说回来，前面所说的那条路，因为连年兵乱，已经许久不通了〔注八〕。

〔注六〕（原注：这第一条路就是佩戈洛蒂所记经塔纳与萨莱的那一条；不过据他所说，自塔纳至汗八里实际行走要八个多月。关于加扎里亚的哥特人，可参看鲁布鲁克书与拉穆西奥所收巴尔巴罗的记述。这两位旅行家都证实那里通行一种日耳曼方言；巴尔巴罗有一个日耳曼仆人能同他们交谈，据说彼此听得大致明白，就像弗利人听佛罗伦萨人说话一样。布斯贝克在一五五四年至一五六〇年间任皇帝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臣，见过两个这样的克里米亚哥特人，并记下他们的词语约四十条，都是纯粹的条顿语，其中有几个竟是纯粹的英吉利语，至少有一个是纯粹的苏格兰语，读如「克里滕」，意为哭泣；他所记的另一些词则显然全不是条顿语。他们的数目字到「百」为止都是日耳曼语，而「百」与「千」这两个字却是波斯语，读如「萨达」与「哈扎尔」。克里米亚的哥特人，柏朗嘉宾的同伴波兰人本笃也提到过，称之为撒克逊人；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与劳尼库斯·哈尔科孔狄拉斯也提到过，别人提到的大概还很多。）

〔注七〕（原注：这另一条路，正是约翰自己前往契丹时所走的。所说第一程海路，即自忽鲁模思至马拉巴；第二程即自马拉巴、或自圣多默即马德拉斯至中国。他拿自阿克起算的航程来比方，里数也大体相当。）

〔注八〕（原注：指海都三十年来与大汗交战之事；或者更可能是指海都于一三〇一年以极高之龄去世后，突厥斯坦的争位之战。参看多桑书与马可·波罗书。）

我已经十二年没有得到教廷的消息，也没有本会的消息，更不知西方大势如何。两年前倒有一个伦巴第的医生兼外科来到此地，在这一带散布关于罗马教廷、本会以及西方情形的种种荒诞不经的谤语，因此我极想得到确实的消息。凡得见此信的弟兄，我恳求你们尽力把信中所言上达我主教皇、诸位枢机，以及本会驻罗马教廷的代表。

我恳请本会总会长给我送来一部对经集〔注九〕、一部圣人传、一部升阶经集〔注十〕，以及一部带乐谱的圣咏集，好作底本；因为我手头只有一部袖珍日课经，内中所载不过是短诵〔注十一〕，另有一部小弥撒经本。我若有底本在手，前面说的那些童子就能照着另抄多部。眼下我正在建第二所教堂，为的是把童子分置数处。

〔注九〕（原注：如今所谓对经，是取自圣咏及经中相类章句的短颂，在所定的圣咏之前或全诵或诵其一部，圣咏之后则全诵。圣咏之前的对经或其一部，定下圣咏起唱的调门。看来这个名目原来的词义已经不用了。不过对经集也曾是、或如今仍是一部书的名目，内中载有晚祷时歌班所唱的一切。）

〔注十〕（原注：升阶经是弥撒中书信与福音之间所唱的一篇圣咏或圣咏的一节，有人说因为是在祭台的台阶上诵读而得名。不过升阶经集也是一部书的名目，内中载有弥撒中歌班所唱的一切。）

〔注十一〕（原注：短诵是一小段经文，在晨祷之末与夜祷之初诵读。）

我自己已经又老又白，与其说是年岁所致，不如说是劳苦所致；我其实不过五十八岁。鞑靼人最通行的语言与文字，我已经学得粗通〔注十二〕。我并且已经把新约与圣咏集译成那种语言文字，又请人用他们最工整的笔法抄了出来；于是我以书写、诵读与讲道，公然为基督的律法作见证。我本已与先王阔里吉思商定，他若不死，便把拉丁全套仪典译出，好在他境内通国歌咏；他在世时，我常在他的教堂里依拉丁礼行弥撒，序诵与正典的经文都用前面所说的那种语言文字诵读〔注十三〕。

〔注十二〕（原注：此处原文似有讹误，不能照字面细译。原句说他已粗通「鞑靼的语言文字，那是鞑靼人通用的语言」，其中「鞑靼」一字恐怕不是本来的读法，或当作「波斯」；参看下一封信中的一段。）

〔注十三〕（原注：序诵是弥撒中以「举心向上」一语起首的那一段，紧接在正典之前；所谓正典，即祝圣圣体时所行的一系列祷文与礼仪。解释这些罗马礼的名目时，我参考了杜康日的辞书、一部近人所编的意大利通俗百科，并请教了一位相熟的意大利司铎。）

前面所说那位国王的儿子，用我的名字取名叫约翰；我望天主使他能踵武其父。

就我生平所见所闻而论，我不信世上有哪一位国王或君主，在疆土之广、人民之众、财富之厚上比得过大汗陛下。就此搁笔。

主历一三〇五年正月八日，作于契丹国汗八里城〔注十四〕。

〔注十四〕（原注：我以为此处的一三〇五年正月，只能是我们所说的一三〇五年正月，而不是一三〇六年。下一封信可以看出是在此信之后一年左右所写。而教皇擢约翰为大主教时，已经读过那封信，因为那道诏书所存的残文里提到了信中的内容。诏书的日期虽已不存，却可由别的情形定在一三〇七年春。所以第二封信不得迟于一三〇六年，此第一封信也不得迟于一三〇五年。）

第二件　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的第二封信〔注十五〕

谨致基督内可敬的神父、小兄弟会总代理长上，并本会代理长，并多明我会总会长，以及住在波斯教省的两会弟兄：

小兄弟会修士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基督的无用仆人，神圣基督信仰的宣讲者，罗马宗座的使节与钦使，

愿众人在那位真爱、那位普世救主之内，得平安与仁爱。

〔注十五〕（原注：此信亦据瓦丁《小兄弟会年鉴》第六卷录出，莫斯海姆书附录载有其拉丁原文，末题「以下阙」。）

至圣的兄弟之爱，其理本当如此：凡相隔辽远的人，尤其是在远方为基督律法传道的人，既不能面面相见，至少也该以书信相慰。

我想你们大概不免诧异：我在这样遥远的地方住了这许多年，你们竟一直不曾收到过我的信〔注十六〕。我也诧异：直到今年，我不曾收到过一位朋友或一位本会弟兄的信，连一句问候的话也没有，仿佛我已被众人忘得干干净净。而最使我伤心的，是听说我的死讯竟已传到你们那里。

〔注十六〕（原注：他这里的意思显然如正文所译，不过他的原话字面上是说：「你们在如此遥远的省份住了这许多年，竟从未收到过我的信。」）

如今我要告诉你们：去年正月初，有一位与合赞汗朝廷有关的朋友前来朝见大汗〔注十七〕，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加扎里亚教省的代理神父与众弟兄，把我这里的情形约略说了一遍。

〔注十七〕（原注：原文作「此人出于合赞汗之朝」，似指波斯的君主合赞汗；但据德经与多桑，合赞死于一三〇四年。因此一三〇六年写信的人还把「前面所说的合赞」的使臣说成是刚到，就令人费解了；下文不远处他正是这样说的。）

在那封信里，我请那位代理神父抄一份给你们；如今我从几位随前面所说的合赞的使臣来朝见大汗的人那里得知，我的信确已到了你们手中，因为从这里带信去的人后来又从萨莱城转往桃里寺。所以我想，前信的内容不必再细说一遍，也不必重写一过。我只提一句：信里第一件事说的是聂斯脱利派对我的迫害，第二件说的是我已经落成的教堂与房舍。

如今我又叫人画了六幅图画，把新旧约的事迹画出来，用以教导无知之人〔注十八〕；图上的说明用拉丁文、塔尔西文与波斯文三种文字刻出〔注十九〕，使人人都能就其中一种读懂。

〔注十八〕（原注：教皇任命约翰为大主教的诏书里所提到的，正是这一段。）

〔注十九〕（原注：雷慕沙引这一段时说，「塔尔西文字」即畏兀儿人的文字；那个时代的记载把畏兀儿人的地方叫作塔尔西亚，此名出于一个鞑靼语词，意为「不信者」，在鞑靼地方似乎先后被加于拜火教徒与聂斯脱利派基督徒。校订者按：据帕拉第乌斯，汉文所谓「迭屑」乃「忒儿撒」一字的汉语对音，萨珊朝以来波斯人用此字指基督徒，有时也指拜火教徒与祆教的祭司；参看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内伊·埃利亚斯所译《剌失德史》中有一句说：「乃蛮部众多为基督徒，即忒儿撒。」埃利亚斯在一条长注中论及雷慕沙的话，说此名也被加于畏兀儿一族，但大概只因为他们信基督教或佛教，这两种宗教在他们中间都很流行。德维理亚以为蒙特科尔维诺所谓塔尔西文，是指「不信者」的文字，也就是蒙古文字；博南在《亚洲学报》一九〇〇年五六月号中则说此字指叙利亚文字。又：亚美尼亚人海屯明白把塔尔西之名加于玉古儿即畏兀儿之国；老马里诺·萨努多在《十字架信徒秘策》中也说到塔尔西之国，说鞑靼人最初在那里学得文字，也学得偶像崇拜，他大概是取材于海屯。柏朗嘉宾所列蒙古所征服的诸族中也有塔尔西一名，只是读法可疑。弗拉·毛罗图上作「塔尔泽」，更早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上作「塔尔西亚」，其地约在突厥斯坦一带；那位作者显然也依据海屯，因为他说东方三王即出于其国。金尼阁告诉我们，在他那时候，即十七世纪初，中国的回教徒称该国早年信奉基督教的人为「迭儿撒」，他不知此名何自而来；但他听一个亚美尼亚人说，波斯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也用同一名称。此字显然就是梅宁斯基辞书中所载的那一个，释为「基督徒、不信者、拜火教徒」。它被用于畏兀儿人及其文字，也许表明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在他们中间流传甚广。卡特梅尔引《纳昔儿史话》的作者说，吐蕃某城的居民奉「忒儿撒之教」，他把这译作基督教，不过他也以为那位作者是把佛教误当作了基督教。畏兀儿文字，或者不如说粟特文字，是蒙古文与满文的本源，而它本身几乎可以断定是经聂斯脱利派之手，自古叙利亚文出来的。今日的鞑靼文字是自上而下竖写（我想也是竖读）的，行次自左而右。畏兀儿文本身是否也这样写，却似乎可疑；至少雷慕沙说，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件此种文字的文书是横写的，虽然鲁布鲁克论畏兀儿文的话，把后世鞑靼字母竖写的方向说得极其分明。雷慕沙以为竖写的方向，或许是因为常要在汉文文书行间加注而养成的；这个说法巧则巧矣，却未必能令人信服。的确也有学者主张古叙利亚文本身就是竖写的，并引一句古诗为证，说「迦勒底的字迹自颈项写到胸腹」，但雷慕沙不以为然。校订者按：西安府碑上叙利亚文的部分是竖行的。我不妨说一句：紧要的分别在于文字读的方向，而不在写的方向。谁都有这样的熟人，他写的字就算不是竖的，也总介乎竖横之间；印度的文书吏照通常的办法把纸拿在手里写波斯字，实在也出于某种自然的势必，是「自颈项写到胸腹」的；这种写法若被一个初学文字的民族沿袭成法，便可能生出一种既竖写又竖读的变体文字来。畏兀儿人的语言看来是突厥语。鲁布鲁克就明白这样说，他在一切语言的事上，见识之明远过于同时的人。剌失德丁说蒙哥汗有书记，分别用汉文、吐蕃文、唐古特文与畏兀儿文书写诏令；若畏兀儿不是指突厥语，那么在他帝国大部分地方所通行的这种语言，便竟至完全没有了。《蒙古源流》的译者施密特不顾通行之说，主张畏兀儿即唐古特或吐蕃；他的理据并不能服人，其语气也不能令人生信。无论畏兀儿一名在蒙古著作家笔下作何解，西亚人所称的这一族与这种语言总是突厥的。克里米亚热那亚人所谓「畏兀儿文」，以及帕斯加尔修士在萨莱所学的畏兀儿文字，都不可能与吐蕃文有关。瓦利哈诺夫大尉说喀什噶尔今日通行的语言是畏兀儿语，只是不清楚他是否指当地人自己也用这个名称。关于畏兀儿人最初的居地与迁徙，可参看多桑书与本书卷首的论文；此外所引雷慕沙、鲁布鲁克、柏朗嘉宾、克拉普罗特、圣马丁、施密特诸书的出处，此处从略。校订者又按：据冯·勒科克《吐鲁番考古之行》一文，畏兀儿人上溯可至匈奴，是杂有西徐亚、伊朗与突厥成分的混合种族；其语言是一种突厥方言，与突厥语略相近。他们那一族是最早达到高度文明的突厥部族；多数人信佛教，但也有许多人信摩尼教与聂斯脱利派基督教。这些畏兀儿人，汉人称为回纥，在后魏即拓跋氏时称为铁勒诸部，当时臣属于突厥；自七世纪初击败处罗可汗以后，回纥渐强，哈密、喀什噶尔、吐鲁番皆入其手，后来汉人称之为畏吾儿。全盛时，其地自北庭即古城直抵阿克苏。他们的都城不止一处，有高昌、合剌和卓即亦都护城，今之吐鲁番，又有鄂尔浑河畔的哈剌八剌哈孙。畏兀儿文字出于叙利亚文，为早期聂斯脱利派传教士传入东突厥斯坦，乃是今日蒙古文与满文的本源。据帕拉第乌斯，畏兀儿文字是长春真人游蒙古之后数年，由成吉思汗传给他的部众的。所引马可·波罗书、布莱特施奈德书与沙畹《西突厥史料》，出处从略。）

至于第三件事，我可以补说：我所买下并施洗的童子中，已有几个归于主怀。第四件事则是：自我初到鞑靼之地以来，受我施洗的已有五千余人。

就在主历一三〇五年这一年，我在大汗的宫门前另辟一所新居，与他的宫殿只隔一条街，离陛下的宫门不过投石之遥。卢科隆戈的彼得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大商人，从桃里寺起便与我同行；这块地就是他买下，为爱天主的缘故送给我的。我想，蒙天主眷顾，在大汗全境之内，再找不出比这更宜于建一所公教教堂的地方了。我在八月初得地〔注二十〕，赖种种施主与善心人相助，到圣方济各瞻礼时，围墙、房屋、廨舍、庭院与小堂都已完工，小堂可容二百人。因为冬天将至，教堂还未能落成，但木料已经运到屋里，若天主许可，我望夏天里能够告成。我告诉你们：凡从城里和别处来的人，从前对此一无所闻，见了都以为是天大的奇事。他们看见我们新建的屋宇，看见高处竖着的红十字架，看见我们在小堂里庄严地咏唱圣事，就更觉惊异。我们歌唱的时候，大汗陛下在寝殿里也听得见我们的声音；这桩奇事在异教人中间传得极远，若天主慈悲成全我们的指望，其影响必定极大。

〔注二十〕（原注：这里所说的八月，或许是指一三〇四年八月；若单看这一段开头，则会以为是一三〇五年八月。但他在一三〇五年正月所写的前一封信里说，他那时已经正在建堂。而自八月到同一年的圣方济各瞻礼即十月四日，要完成他所报的这许多工程，似乎时日太促。）

自第一所教堂与住院，到我后来所建的第二所教堂，城中相距二英里半，可见此城之大。我把童子分作两班，一班安置在第一所堂，一班安置在第二所堂，各自举行圣事。只是两处的弥撒都由我一人轮周主持，因为那些童子还没有一个是司铎。

说到东方诸地，尤其是大汗的帝国，我告诉你们：天下没有比它更大的了。我在大汗朝中有一个位次，作为我主教皇的使节，出入有定礼，坐席有定处，大汗待我比待其余一切高级教士都尊，无论他们有什么名号。大汗陛下虽然久闻罗马教廷与拉丁世界的事，却极盼望能见到从那边来的使臣。

此地偶像崇拜的教派甚多，所信各异；又有许多人入了各派的修行团体，衣着不同，其苦行克己之严，过于我们拉丁的修士。

印度我见过大半，其余的也都打听过；我敢说，若弟兄们肯来，向那里的人宣讲基督的信仰，收效必大。只是所遣的人非品行极笃实者不可，因为那些地方太能惑人，香料与宝石都极富足。不过我们这里的果子他们很少有；又因气候极和暖，那里的人都赤身，只遮住腰间。因此我们裁缝、鞋匠的手艺在那里用不着，他们长年是夏天，没有冬天。我在那里施洗约百人……

瓦丁所据的那部编年史，此信至此中断。不过同一处又载有另一封呈上的信的一段大意，实则那似乎正是此信的结尾，或许是无意中被割裂开来的〔注二十一〕：

〔注二十一〕（原注：参看前面的导言。）

「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修士除前一年即一三〇五年所写之外，今年在另一封信中说：有一个隆重的使团自埃塞俄比亚某地来见他，恳求他或亲往宣道，或另遣善于宣道的人去；因为自使徒圣马太及其亲炙的门徒以来，他们那里再没有人向他们讲说基督的信仰，而他们极想得到真正的基督信仰。

约翰修士又说，诸圣瞻礼之后，他施洗四百人。他又听说有若干小兄弟会与另一会的修士已到波斯与加扎里亚，便勉励他们热切宣讲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好收获人灵。此信作于契丹国汗八里城，时主历一三〇六年二月五十日节主日。」

第三件　多明我会士梅嫩提卢斯来信，转录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的一封信

斯波莱托的梅嫩提卢斯，谨向凡事为你兄弟的圣康科尔迪奥的巴托洛梅奥修士〔注二十二〕，祝你在基督内平安得智慧〔注二十三〕。

〔注二十二〕（原注：这位圣康科尔迪奥的巴托洛梅奥是多明我会士，比萨人，精于教会法与民法，兼擅拉丁与托斯卡纳文学，盛年在十四世纪初，卒于一三四七年。他后来最为人所知的，是一部按字母次第编排的《良心案例大全》，一三三八年成书。此书刊行甚早，又屡经重印，显然为听告解的司铎所常用，俗称《小师》，又称《比萨书》。同一作者另有《比萨城缘起》一篇，收在穆拉托里所编意大利史家丛书中。）

〔注二十三〕（原注：原书于此录有原信开头一段意大利文，以见其文体，文意与上面的译文相同。）

我知道你于一切学问都极留心，知道的虽多，却仍愿无所不知，尤其愿知你所未知的；说实在的，你正是那种凡事都想通晓明白的人。因此我把一位小兄弟会修士自印度写来的一些事，照原样抄给你。此人是皮斯托亚的尼古拉修士的旅伴，尼古拉死在上印度；他当时正前往全印度之主的朝廷去。送信的人我见过，也同他谈过，前面所说的尼古拉修士就是死在他怀里的。信的大意如下〔注二十四〕：

〔注二十四〕（原注：孔斯特曼教授说梅嫩提卢斯在大汗朝中遇见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下面这些事就是从他那里得来的。这话一定出于误会。梅嫩提卢斯不过是意大利的一个修士，偶然得到约翰的一封信，抄给一位博学的朋友以满足他的好奇心罢了。）

印度的气候如下。

印度常年温暖，从无冬季；然而暑气也不过甚。其故在于终年有风，把空气的热调和了。至于何以不能有冬，则在这地方相对于黄道十二宫的位置，请听我道来。太阳入处女宫时，即八月二十四日，我亲眼见过、也特别留意过：日光垂直而下，两边都不投影。入白羊宫时，即三月底，亦复如是。太阳过了白羊宫，便往北去，把影子投向南方，直到夏至；此后转向处女宫，过了处女宫之后，便把影子投向北方。因此太阳的距角〔注二十五〕从不大到足以生寒，一年也没有两季；或者如我前面所说，那里没有冬季，没有寒季。

〔注二十五〕（原注：此字两本异文，我所得的过录本与孔斯特曼教授的本子各作一读，正文从后者。）

至于昼夜的长短，我曾用我所能有的器具与法子测过。我看到，在前面说的那两个时节，日光垂直而下、不投片影的时候，昼长十五小时，夜长九小时。太阳在巨蟹宫的至点时，昼略短于十四小时，夜略长于十小时，大约多一刻钟。太阳在摩羯宫的至点时，即十二月里，昼长十一小时，夜长十三小时。因为太阳在摩羯宫时的距角，比在巨蟹宫时稍大些〔注二十六〕。

〔注二十六〕（原注：这几句离奇的话，恐怕只能归咎于约翰修士本人。他以为在回归线以内的某一北纬度上，当太阳北行经过该纬度时昼最长，此后直到夏至反而渐短，太阳再度南行经过该纬度时又渐长，然后一直短到冬至。）

再者，我们所称的北极星，在那里低得几乎看不见。我心想，我若站在高处，大约能看见相对那一方的另一颗极星〔注二十七〕。我屡次想看见它，也看见了几组绕着它转的星宿，由此推知它们离那一点极近。只是那一方的地平线上，因暑气与风的缘故常年有雾霭，星又低，我始终不能自信看准了〔注二十八〕。不过印度幅员极广，也许有些地方看去高些，有些地方低些。我已经尽我所能考究过了。上印度即圣多默境内的马八儿，其气候大略如此。

〔注二十七〕（原注：原文作「相对那一方的另一颗北极星」。）

〔注二十八〕（原注：此处原文漫漶，我所得的过录本与孔斯特曼教授的本子读法互异，其中一字被他认作星宿的名称，那显然是误解；正文择善而从。）

次说上印度地方本身的情形。前面所说印度之地，情形是这样。土地人烟颇稠，国中有大城，而房屋甚陋，以沙泥筑成，多以树叶葺顶。山很少；河则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泉水极少或竟没有；井却很多，缘故是地下两三步深、甚或更浅，一般就有水。井水其实不甚宜饮，因为水质偏软，能滑肠；所以他们多凿水池或塘坎，蓄积雨水来喝。他们所养的牲畜不多。马是没有的，除非国王与大贵人家有。苍蝇少，跳蚤竟一个也没有〔注二十九〕。他们有一种树，终年结果，所以同一时候，树上自幼果到熟透的果子各色俱全〔注三十〕。播种收获也几乎四时皆可，这都因为常暖不寒。香料价廉，随品类不同而有贵贱。他们有出糖的树，有出蜜的树，还有出一种略带酒味的汁液的树，当地人拿来当酒喝。这三样东西都极便宜。胡椒也产在这里，藤细而多节，很像葡萄藤，只是更细些，且宜于移栽。

〔注二十九〕（原注：那么跳蚤想必是后来随葡萄牙人一同来的了。）

〔注三十〕（原注：此句原文似有讹误，但意思大约如此。）

生姜是一种像芦苇的植物，同蔗根一样，可以掘出来移栽。不过他们那里的蔗，倒更像树，有时围粗一肘有余，四周有细而带刺的枝，叶子很小。

苏木〔注三十一〕是一种细高多刺的树，通体发红，叶如蕨。印度坚果大如甜瓜，色青如葫芦〔注三十二〕，叶与枝都像枣椰。

〔注三十一〕（原注：原文此处用的是当地对苏木的称呼。）

〔注三十二〕（原注：原文作「乔科塞」，我所能找到最相近的，是南意大利方言中指葫芦的一个字，这样比拟似乎说得通。）

肉桂树粗细适中，不甚高，干、皮、叶都像月桂；总之，它的样子极像月桂。这东西多自马八儿近旁的那座岛上运出〔注三十三〕。

〔注三十三〕（原注：即锡兰。我想这是关于锡兰肉桂贸易最早的记载之一；埃默森·坦南特爵士似乎以伊本·白图泰为最早。）

至于奇异之人，即形貌与我辈不同的人，以及这一类的异兽，还有地上乐园，我多方询问寻访，一无所得。

牛在这些人看来是神圣的牲口，他们敬牛，所以不吃牛肉。但他们用牛乳，也像别处人一样驱牛服役。

雨有定时。

说到印度的居民，情形如下。此地之民崇拜偶像，无道德之法，无文字，无书籍。他们其实有一套字母，用来记账，用来为偶像书写祷文符咒；只是没有纸，写在像棕榈叶一样的树叶上。他们全然不知何为罪。他们有偶像之屋，几乎一天到晚都在里头礼拜；因为他们从不在定时聚众同拜，各人高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所以他们或昼或夜，在庙中任何角落礼拜偶像。他们常常设斋设节，却没有每周每月按期必守的日子。婚娶一年只在一个时节；丈夫死了，妻子不能再嫁。肉体之罪他们不以为罪，说出来也不觉羞耻。

沿海一带萨拉森人很多，势力很大〔注三十四〕；内地则很少。基督徒与犹太人极少，也无足轻重。当地人很逼迫基督徒，凡担基督徒之名的都受逼迫。

〔注三十四〕（原注：萨拉森人在马八儿海岸势力之大，可看下面所引剌失德的一段：正在此时，有一个「萨拉森人」做着国王的首相，兼管巴丹、马利巴丹与卡异尔诸海港。）

他们不葬死者而焚之，抬往火堆时奏乐歌唱；除此之外，死者的亲属也像别处人一样，极表哀痛〔注三十五〕。

〔注三十五〕（原注：此字两本异文，义皆为哀痛。）

印度幅员甚广，国多语言也多。那里的人颇为和易亲切，只是寡言，叫我有几分想起我们的乡人〔注三十六〕。严格说来他们并不黑，而是橄榄色，男女身材都生得极好。他们赤脚裸身，只在腰间围一块布；八岁以下的男女孩子则一丝不挂，与出母胎时一样。他们不剃须；一天洗浴多次；没有面包，也没有酒。我们所吃的果子他们很少有或竟没有；日常所食是米饭与少许乳。他们吃相粗野如猪，就是说整只手或一把抓，不用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真是像猪多过像人。

〔注三十六〕（原注：原文说这里的人很驯良和易，寡言，几乎就像乡下人。）

那地方很太平。盗贼少见；只是名目繁多的课税要纳〔注三十七〕。工匠很少，因为手艺与工匠都得不到什么酬劳，也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他们和我们一样惯用刀剑；真打起仗来，无论兵力多大，也是转眼就完，因为他们赤身上阵，除刀剑之外别无所有。他们中间有几名萨拉森雇佣兵，带弓箭。

〔注三十七〕（原注：此句从孔斯特曼本，作「所纳的通行税甚多」；我所得的过录本则作别一读法。）

说到印度之海，情形如下。海中多鱼；有些地方采珠，也采宝石。港口既少且劣。你要知道，这里的海就是中海，亦即大洋。往南航行，不见大陆，唯有岛屿；而那海中的岛屿极多，在一万二千以上。其中有人居的很多，无人居的也很多。

在这些岛屿之间可以行船。自忽鲁模思至所谓马拉巴一带，取南与东南之间的方向，计二千英里；自马拉巴至马八儿，取东与东南之间的方向，计九百英里，而入马八儿时则须转舵向北；自马八儿再取东北与北之间的方向行三百英里，至西乌西蒙戈塔。此外我不曾见过，所以不敢说〔注三十八〕。

〔注三十八〕（原注：此段抄本颇多舛误，我试为整理疏通。其中起首一字，孔斯特曼读作指前面所说的诸岛，若如此则译文不免勉强；我所得的过录本则作一个地名，读如「伊萨」，果尔则当译作「自伊萨可以航至忽鲁模思，再往那些地方」云云。这样一来，伊萨必是波斯湾的一个港口，或许就是哈萨，那是卡提夫以南西岸的一个港口，与作者同时的剌失德论印度贸易时曾提到它，其文见于下面。据此，全程的第一段我理解为自波斯湾至马拉巴的某一港，第二段自该港至马纳尔湾上的某城，第三段自马纳尔湾至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某处，至少要北到圣多默堂即马德拉斯。我所以说「马纳尔湾上的某城」，是因为下文可见，马八儿在本文作者笔下是一座城，大概就是马可·波罗所说马八儿大王所居的那一座。马可·波罗似乎说那里在锡兰以西六十英里，据此我断定它当在拉姆纳德附近。那不是卡异尔，因为马可明说卡异尔属于另一位酋长，而卡异尔离锡兰任何一处都远过六十英里。至于本文作者所到的最远之处，究竟是西乌西蒙戈塔还是孔斯特曼所读的别一读法，我不能断定。那地方至少要北到马德拉斯，因为他在第一封信里说，他的同伴皮斯托亚的尼古拉葬在圣多默堂。今日的地名中我所能寻到最近似的是萨穆尔戈达，似乎又嫌太北。南印度称佛教徒为「沙门」「沙门那」，「沙门之堡」倒也是个说得过去的地名。不过单就这个名字本身看，它最接近的当是「湿婆萨蒙陀罗堡」。湿婆一名在俗语中常读作「西沃」或「塞沃」，如「塞沃达什沃加尔」「塞沃布尔」「塞沃冈加」诸地名皆是；而与此相类的「德瓦拉萨蒙陀罗」一名，波斯与阿剌伯史家便写作「杜尔萨蒙德」与「杜尔萨曼」。今日尚存而名为「湿婆萨蒙陀罗」即「湿婆之海」的只有一处，在斯里兰格帕特南东南高韦里河中的一座岛上，是极神圣的古迹；而我们所说的那一处，则据说已被海水侵蚀而毁，成了废墟。至于贝拉尔诸王的都城德瓦拉萨蒙陀罗，乃是一座内陆之城，已考定即迈索尔的哈拉比杜。又，瓦萨夫说那位王公在沙赫尔曼迪的库藏中积金一千二百俱胝，此外还有珠宝；剌失德则记述了一三一〇年马利克·卡福尔自半岛掠去的巨额财物。）

上述这海的岸边，有些地方浅滩外伸一百英里以上〔注三十九〕，船有搁浅之虞。而且一年只能航行一次，因为自四月初至十月底刮西风，无人能往西行；十月至三月则恰恰相反。自五月中至十月底，风刮得极猛，凡到那时还没有驶进目的港的船，都极危险，能脱险就算大幸。所以去年有六十多艘船沉没；今年单是我们近旁一带就沉了七艘，别处如何，我们还没有消息。这一带的船极脆薄粗陋，通身没有铁，也不捻缝，是像缝衣服一样用绳线缝起来的。所以线一处断了，便真成了一道裂口。因此每年必得或多或少地补缀一回，才好出海。他们的舵也脆薄，像一块桌面，宽约一肘，装在船尾正中；要调头换抢时费事极大，风稍大些便全然不能换抢。他们只有一帆一桅，帆不是席片便是极粗劣的布。缆绳是椰壳纤维做的〔注四十〕。

〔注三十九〕（原注：他这里显然是指锡兰与大陆之间的礁石与浅滩。）

〔注四十〕（原注：原文所用的字读如「雷斯提」，其义我不敢自信。）

再者，他们的水手很少，而且远说不上高明。因此他们所冒的风险极多，以至于常说：一条船平安顺当地走完一趟，那是天主引领，人的本事没有多大用处。

此信作于上印度西提亚省〔注四十一〕的马八儿城〔注四十二〕，时主历一二九二年（或一二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注四十三〕。

〔注四十一〕（原注：「西提亚省」一名，我所知道的旅行家中没有第二个人提到。不过拉米瑟兰这座岛或半岛旧称「塞图」，意为「桥」或「堤道」，与之毗邻的拉姆纳德即马拉瓦一带的酋长，因此得「塞图帕提」即「桥之主」的称号；也许这个名字就变形为「西提亚」。冯·哈默·普格施塔尔引波斯史家瓦萨夫的一段，说到马八儿诸酋长时，竟莫名其妙地说他们「分掌信德之地的领主之权」，而编者不加一语解释；那里所指的或许也是同一个名字，即「塞图」被误读作「信度」；若不然，便是「潘迪」被误读作「信德」，这也同样可能。）

〔注四十二〕（原注：十四世纪末半岛这一带的政局，从威尔逊教授与泰勒先生所举泰米尔编年史那些紊乱而玄虚的世系里，似乎无从得出清楚的概念。不过从马可·波罗和与他同时的波斯史家那里，还能知道一些，而他们所记的大端彼此相合，颇可注意。

马可·波罗说，自锡兰西行六十英里，便到马八儿这一大邦，在他那时候由兄弟五人分治，拉穆西奥本的马可·波罗则作四王。其中最强的一位治马八儿本部，名叫孙德尔·班迪·达瓦尔；另一位治卡异尔，名叫阿夏尔，或即「伊什瓦尔」；其余几位的名字他没有说。看来这几位酋长的领地，北边至少到圣多默堂。兄弟之间争斗不休，马可以为一旦他们的母亲，也就是那位极力从中调停的人去世，他们必定反目相残。他又告诉我们，这个国的君主所积的财宝极多；又因国中不产马，或者只有腿弯的驽马，每年要耗去大笔进项去买马。马可·波罗说，怯失、忽鲁模思、佐法尔、速哈尔与亚丁的商人收买大批战马与别的马匹，运到这位国王和他那四位同样称王的兄弟境内；一匹马在那里能卖黄金五百「萨吉」，值银一百马克有余，每年售出极多。这位国王每年要买两千匹以上，他那四位称王的兄弟也是如此。

再看剌失德丁论同一件事：「马八儿自俱蓝至尼拉瓦尔，即今尼洛尔，沿海三百法尔桑……其王称为德瓦尔，在马八儿语中意为『财富之主』。称为舶的大船，自秦与马秦运货而来……马八儿可说是印度的锁钥。近年来孙德尔·班迪与他的三个兄弟各据一方，而谢赫·扎马鲁丁之弟马利克·塔基乌拉·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穆罕默德·提比做他的大臣与谋主，他把巴丹、马利巴丹与巴瓦尔——大概是卡异尔的误读——一带的治权交给了他。又因马八儿不产马，所产的也弱，遂议定扎马鲁丁·易卜拉欣每年自怯失诸岛为德瓦尔送来阿剌伯马一千四百匹，又自法尔斯诸岛如卡提夫、哈萨、巴林、忽鲁模思、马斯喀特等处送来一万匹，或作一千匹。每匹马作价通行赤金二百二十第纳尔。回历六百九十二年即主历一二九二年，德瓦尔死，继之的谢赫·扎马鲁丁据说另得珠宝与黄金七千牛驮；塔基乌丁则依先前的约定做了他的副手。他虽富可敌国，却立下一条规矩：凡入口的货物，他有优先购买之权。」此文见于埃利奥特爵士所编印度回教史家丛书。

瓦萨夫所记较为散漫，又经传抄者或冯·哈默引述时弄得淆乱。后者承袭了把信德与半岛相混的错误，又自作主张把马八儿与马拉巴混为一谈。就我所能理解冯·哈默的节文而论，瓦萨夫所说大略如下：马八儿是自波斯海起、沿海三百法尔桑直到尼拉瓦尔的一段海岸。其君称「迪瓦尔」，即「主」之意。当时有三位君长分治其地，其中最强的是塔基乌丁·阿卜杜勒拉赫曼·本·穆罕默德·塔伊比，他与居于怯失的「回教之王」兼波斯湾关税包收总办扎马鲁丁订有贩马之约。马价定为每匹二百二十达克特，途中溺毙的马则由波斯这一方的包商赔偿。在忽鲁模思的萨尔古尔朝阿塔毕阿卜别克在位、该国极盛之时，每年运往印度的马有一万匹，卖马的人因此得金三百五十万。

「争夺王位的马八儿两位土著酋长，一为孙德尔班迪，一为皮雷班迪；前者是马八儿王吉利什迪乌尔的嫡子，后者是庶子」——这个王名大概是「库勒萨·德瓦尔」，冯·哈默似乎没有看出其中的「迪乌尔」就是前面已经说明的「德瓦尔」这一称号——「这位君主在位四十年，太平无事，从未卧病，也未受过敌人侵犯。他指定皮雷班迪为嗣，孙德尔班迪因此大怒，竟弑其父，强占了沙赫尔曼迪，他那巨额的财宝就藏在那里。皮雷班迪聚兵为父报仇，两军战于一湖之旁，印度人称那湖为塔拉吉」——大概就是「塔拉」即水塘之意，也许与鄂多立克书中的那个地名是一处——「最后皮雷班迪得他的从兄弟贝尔马尔之助而获胜；孙德尔班迪于是逃往德里朝廷，求阿拉乌丁出兵讨他的兄弟。」卡福尔的入侵即由此而起。

这位史家又说到扎马鲁丁·阿卜杜勒拉赫曼·塔伊比是马八儿的关税包收总办兼边境守将，显然就是剌失德所说一二九二年继德瓦尔而起的那一位。据说他的儿子苏拉朱丁被卡福尔的军队劫尽家财，于是苏拉朱丁之子尼扎姆丁前往德里控诉，得以追回一部分产业，并得掌马八儿的财赋，那本是他父祖两代所掌的。此据冯·哈默《伊儿汗史》。

剌失德与瓦萨夫两家的记载显然有出入，没有更多的材料，想调和也是徒劳。他们的记述，以及我从威尔逊与泰勒两家书中所能得到的一切，都不足以说明马可·波罗与波斯史家所说的这些马八儿君长属于哪一朝。诸酋之名，孙德尔班迪即孙陀罗·潘迪，皮雷班迪即毗罗·潘迪，吉利什即迦勒萨，诚然都是马杜赖潘迪亚王朝那些半属神话的名录中屡见的名字；但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这几位酋长或许倒是马拉瓦的君长，或是某一族的枭雄。「德瓦尔」这个称号虽非塞图帕提所专有，却一直为马拉瓦人所特别看重，直到今日；而威尔逊教授有理由相信，他们曾长期凌驾于马杜赖之上，且一连三代把整个那个王国握在手中。只是其年代无从考定，只知在十四世纪毗奢耶那伽罗兴起之前。

泰米尔编年史中与我们所论这段时期最相近的一条，似乎是下面这一段。在讲了许多动辄数千年的在位年数之后，它说：「此后潘迪亚一族绝嗣；前代姬妾所生之子与诸弟之后彼此相攻，把国土分成朋党，各在潘迪亚王国的一方自立为王，各治其城与四周之地。无人得治马杜赖，各党彼此交兵；他们的子孙又在那几处地方传了几代。」据说回教徒就是在这样纷乱之际进来的，时在娑利婆诃那纪元一千二百四十六年，即主历一三二四年。但很明显，他们在半岛上早在那年之前三十年就已势力甚大，而阿拉乌丁军队的入侵也在此前若干年。

鲍狄耶先生在他新出的马可·波罗书中，自中国正史里举出关于马八儿与那五位兄弟君长的有趣记载，又先我而引用了上面所录剌失德的那一段来说明这位旅行家。有趣的是，这一段与马可所记如此吻合，而我们两人所据的埃利奥特爵士竟未曾察觉。说到马可这一部分记述，还值得指出一点：鲍狄耶先生与马斯登等人一样，把这位旅行家所记的木得非力国指为马苏利巴丹，这正是他严责旁人的那种对作者不公之举。他说马苏利巴丹即「马赤利巴丹」与「马赤利班德尔」，「木得非力之名无疑由此而来」。但马可的原名是「木得非力」，本不用这样曲折求解。这个地名与那个地方至今还在。木塔帕利，阿剌伯水手会念作「木塔非利」，正如他们把「巴丹」念作「法丹」一样，是贡土尔县克里希纳河以南的一个港口，至今，或者说直到本世纪初，还有相当的沿海贸易。马斯登看出木得非力国无疑就是瓦朗加尔即特林伽纳之国。马可说：「其国有一位极贤明的王后治理，她丈夫四十年前去世，她爱夫极笃，从此不曾再嫁。这许多年来她治国极其公平，为百姓爱戴无比。」马可在这里所说的这位公正贤良的王后，也可以考定就是鲁德拉玛·德维，她是德瓦吉里之主的女儿，瓦朗加尔王室利·库马拉·卡卡提耶·普拉塔帕·伽那帕提·鲁德拉·德瓦的遗孀，其夫曾在沿海大事征伐。这位夫人在丈夫死后治国二十八年或三十八年，然后于一二九二年或一二九五年把王位让给她外孙普拉塔帕·毗罗·鲁德拉·德瓦，即菲里什塔书中的鲁杜尔·德奥。所引泰勒、布朗诸书出处从略。

又，本书付印之后，我把上面所引剌失德的一段，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抄本略作对勘，见其读法与埃利奥特爵士本子微有不同，几处地名当作尼拉瓦尔、孙德尔·班迪与卡异尔，只是原抄本并无辨音的点。

校订者按：详见马可·波罗书第三卷第十六、十七两章的长注。）

〔注四十三〕（原注：佛罗伦萨抄本上的年份漫漶不清，至少可辨出是一千二百余年。凯蒂夫在其多明我会著作家传中提到此信时，把年份作一三二〇年，但那是抄错了。约翰一二九一年离桃里寺，途中在南印度住了十三个月，所以此信的年份无疑当是一二九二年或一二九三年。还值得一提的是：若下面所引剌失德的话不错，马可·波罗西归途中经过马八儿不得晚于一二九二年，那么这两位意大利旅行家说不定曾在那一带相遇。）

第四件　蛮子即华南刺桐主教安德鲁的书信，一三二六年

五佩鲁贾的安德鲁·书信

小兄弟会修士佩鲁贾的安德鲁，蒙天主恩许，得称为主教，谨致书于佩鲁贾修院可敬的神父院长：愿主赐你平安，永永无穷〔注一〕！

〔注一〕（原注：此为第四十六件，见瓦丁《小兄弟会年鉴》第七卷，所录为拉丁文原文，末题作于刺桐，主历一三二六年正月；又见莫斯海姆书。）

……你我之间横亘着无量的山海，我实难指望自己的书信能到你手里。……那么，你已经听说了：我与那位有福可念的佩雷格林修士——他是我的同座主教，也是我此行唯一的同伴——备尝劳顿、疾病与饥乏，在陆上海上历尽种种苦难与危险，甚至连会衣与内衣都被劫掠一空，终于仰赖天主的恩佑，于我主降生之一三〇八年——据我所能推算——抵达大汗驻跸之城汗八里。

我们在那里遵奉宗座所颁的训令，先为大主教行了祝圣之礼，此后又留居将近五年；其间我们从皇帝那里领到一份分例〔注二〕，以供衣食之需。所谓分例，是皇帝赐给诸侯使臣、辩士、武人、各色伎艺之人、伶人〔注三〕、贫民，以及各等各样人的一项用度。而此项赏赐的总数，竟超过拉丁诸国中好几位国王的岁入岁出。

〔注二〕（原注：阿剌伯语有一词意为草料，又有一词意为兵饷、津贴或给养，见弗赖塔格书。但卡特梅尔指出，此处所用的正是后一个词，剌失德丁用它指两件事：一是君主拨给象一类牲畜的草料，二是款待使臣及其他类似人物的用度。他所引据的就是本文这一处。见卡特梅尔译剌失德丁书。）

〔注三〕（原注：原文所用之词意为掷矛之人，想是伶人一词的排印之误。）

至于这位大皇帝的富有、壮丽与荣耀，他疆土之广，臣民之众，城邑之多且大，以及国中的法度——境内无人敢向邻人拔刃相向——我都略而不言，因为写起来话长，听的人也未必肯信。便是我身在其国，所听到的种种言之凿凿的事，也几乎不能相信……

濒临大洋的岸上有一座大城，波斯语称之为刺桐〔注四〕。城中有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人，建了一所颇为宏敞精美的教堂，大主教出于己意把它升为主教座堂。这位妇人又备下一笔够用的产业，生时施予，死时立遗嘱为之保全，把教堂连同产业一并交给主教热拉尔修士和随他的众修士；热拉尔因此成为这座主教座堂的第一任主人。

〔注四〕（原注：瓦丁书中此城之名，起首所用的字母与刺桐通常的写法不同；无疑仍是刺桐，因为在这类文书里那两个字母常相通用。只是照瓦丁那样拼写，遂使李特尔误以为安德鲁主教驻在广州。见李特尔一八六一年柏林讲稿。）

等到热拉尔死后葬在堂中，大主教想要我继他之任，主领这座教堂。我既不肯就，大主教便把它授予前面提到的佩雷格林修士兼主教。佩雷格林一得其便，就动身前往；治理该堂数年之后，于主历一三二二年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八日之次日〔注五〕辞世。

〔注五〕（原注：即七月七日。）

在他去世将近四年之前，我因某些缘故住在汗八里觉得不安，便求得恩准，把前面说的那份分例，也就是皇帝的赏赐，改在刺桐城给我；刺桐离汗八里约有三周的路程〔注六〕。如前所说，这是我恳切求来的。于是我带着皇帝拨给我的八名骑从启程就道，一路所至，都受到隆重的礼遇。我到的时候，前面说的佩雷格林修士还在世。我在城外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处林中，造了一所便利而壮丽的教堂，附设的房舍足容二十二位修士居住，另有四间居室，无论哪一间，拿来款待何等品级的教中尊长都不算简慢。我如今就住在这里，靠前面说的皇帝的赏赐度日；据热那亚商人估算，这份赏赐一年约值金佛罗林一百枚上下〔注七〕。这笔进项，大半已用在建堂上了；就我所知，本省诸修院之中，论精雅与种种便利，没有能同它相比的。

〔注六〕（原注：这个日程未免太短，其中的数目恐怕有误。）

〔注七〕（原注：按实值略不足五十镑；但就当时当地而论，其购买之力，无疑远过于今日的五十镑。）

因此，佩雷格林修士死后不久，我就接到大主教的谕令，派我主领前面说的那座主教座堂；这一回我为着种种正当的理由，答应了下来。于是我如今有时住在城内的堂舍，有时住在城外我的修院，随意往来。我身体尚健，以我这样的年纪而论，若可预料，或许还能在这片田地上再劳作几年；只是头发已白，这既由于年岁，也由于素来的病弱。

确乎如此：在这样广大的帝国里，天下各国各族的人都有，各种教门的人也都有，无论何人，一概许其依自己的信仰自在度日。因为他们抱着这样一种见解——毋宁说是这样一种谬见——以为人人都能在自己的教里得救〔注八〕。不过我们尽可以自由传道，没有人从中阻拦。犹太人与萨拉森人中，实在不曾得着一个归信者；偶像教徒受洗的却很多，只是说实话，受洗的人里，许多并不依基督徒的正路而行。

〔注八〕（原注：中国人以为诸教可以并行不悖，各守其仪节而不相妨，且有成语曰「三教一道」，意谓教虽有三，其理则一。见塞梅多《中国志》。）

我们会中有四位弟兄在印度为萨拉森人所杀，致命殉教；其中一位曾两次被投入烈火，却毫发无伤地出来。然而这样惊人的奇迹当前，萨拉森人竟无一个肯舍其谬信而归正〔注九〕。

〔注九〕（原注：想必是鄂多立克在一两年前把这段事迹连同诸位殉道者的遗骨一并带到了刺桐。）

以上种种，我草草记下，奉告可敬的神父，也好由你转告他人。我不另致书于同会的弟兄与私交故旧，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谁还在世、谁已亡故，只好请他们原谅我。我向众人问安，切望众人尽可能亲切地念着我；也恳请院长神父代我致意佩鲁贾的会省长与守护者，以及其余一切弟兄。凡我们的主教皇克雷芒所任命、派往汗八里及别处的助理主教，都已安然归主，如今只剩我一人。班泰拉的尼古拉修士、阿西西的安德鲁乔修士，还有另一位主教，都在初到下印度时死了；那是一处极凶险的地方，此外还有许多人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

神父，愿你在主内平安，从今直到永远。作于刺桐，主历一三二六年正月。

六修士约尔丹·第一封信

多明我会士约尔丹修士书

致在基督内可敬的诸位神父，即住在桃里寺、迪亚戈尔甘与马剌合〔注一〕的布道会与小兄弟会诸位修士：多明我会士约尔丹修士，众人中至微至陋者，谨致问候，谦卑地亲吻诸位的双足，并挥泪自荐于诸位〔注二〕〔注三〕。

〔注一〕（原注：诸地之名，一半取自凯蒂夫本，一半取自瓦丁本。瓦丁本作「桃里寺、迪亚戈尔甘与梅尔加」，凯蒂夫本作「桃里寺、通干与马剌合」。我刊行《约尔丹奇事书》时，以为通干即波斯北部的达姆甘，当时尚不知那位法国编者提出「贾戈尔甘」一说的根据。然而迪亚戈尔甘确是正读，无可怀疑。此即德赫尔甘（其名读法各异），是一座颇有年代的城，至今仍为一区的首府，在大不里士与马剌合之间。瓦丁《方济各会年鉴》中，在教皇与亚美尼亚教士往还的文书里，迪亚科雷甘之名屡见。一三二九年，有一位公教主教加尔迪奥拉的伯纳德受任为迪亚戈尔甘主教。马剌合也曾有过拉丁礼主教，至少一三二〇年有一位见于记载，名巴尔托洛梅乌斯·帕尔武斯，多明我会士。校订者按：勒吉安书中提到一三七五年另有一位，未著其名。所据诸书，此处从略。）

〔注二〕（原注：关于此信与下一封信，有一事不可不加说明：前者录自凯蒂夫，后者录自瓦丁，而据信二者同出一部抄本。两封信的开头一模一样，这相同之处一直延续到「我们所有的书籍」一句为止。然而我以为，这几段原本该属于这第一封信，是因某种讹误而被移到另一封里去的。第二封信通篇有一种深重的沮丧，而这几段里全无此意。再者，按他在第二封信中的自述，他已被剥得只剩一件衬衣，那么又如何谈得上留下自己的衣物、几位亡故修士的遗物以及所有的书籍呢？）

〔注三〕（原注：持信人大概是乌尔里希·赛富斯托特，见前文。所说之地大概在忽鲁模思。此处并录有前一封信结尾的拉丁文原文，其辞大意谓：蒙教皇克莱门特所立的汗八里教座诸属下主教，都已安然归于主，只剩我一人；班特拉的尼古拉修士、阿西西的安德鲁齐乌斯修士，另有一位主教，都死在进入下印度之际，那是一片极其酷烈的地方，另有多人也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愿尊驾在主内康健，今日如此，永远如此。作于刺桐，主历一三二六年正月。）

诸位可敬的神父会众都已知道，我如今孤身一人，作一个贫穷的朝圣者留在印度；为着我的罪，我竟得以在那几位有福的殉道者——圣洁的多默、荣耀的雅各、彼得与德米特里乌斯——受难之后苟活下来。然而愿超乎万有的天主受颂赞，他按自己的圣意安排一切！

他们有福的殉道，发生在圣枝主日前的那个星期四，地点在印度的塔纳〔注四〕。此后我在一座名叫巴罗奇的城中〔注五〕为约九十人施洗，那城距塔纳有十日的路程；此后又施洗二十余人，此外还有三十五人是在塔纳与苏帕拉之间受洗的〔注六〕。愿颂赞归于创造万有的基督！我若有一个同伴，便还要多留些时日。然而如今我要去为将要到来的修士们预备一所教堂，并将把我的衣物、几位殉道者的遗物以及我们所有的书籍都留在那里。

〔注四〕（原注：关于此事的年月，参看后文鄂多立克书中的注。）

〔注五〕（原注：即巴罗奇，又作布罗奇，古名婆卢羯车，在古吉拉特。）

〔注六〕（原注：关于苏帕拉，参看《约尔丹奇事书》序中的注，此处再补数条。它也许就是科斯马斯所说的西博尔，那是他举为印度西部主要海港之一的地方。有人推想它就是所罗门的俄斐，又与科普特语对印度的称呼相通，此说颇可成立。伊本·豪卡勒与伊德里西都称之为苏巴拉，前者说它距坎贝四日程，后者说五日程，并且都把它列为印度的大商埠之一。它就是阿布尔菲达所说的苏法拉。吉尔德迈斯特论及此地，说「其地所在，记载荡然无存」。不过下面这几条，连同前面已经引过的那一注，或可有助于考定其地。据雷诺引朗格卢瓦之说，苏帕拉或苏法拉即梵文著作中所称的苏巴利卡；倘若此说不误，则可见此名的真形当作苏法拉，而不是苏帕拉。又，十七世纪中叶，文琴佐·马利亚神父前往苏拉特时告诉我们，他是在苏瓦利登岸的。塔韦尼耶也说，往苏拉特的船只都停泊在苏瓦利，那地方距苏拉特只有四法里，在塔普蒂河以北二法里；伦内尔图上所标苏瓦利的方位与此相合，也与托勒密所定苏帕拉在塔普蒂河以北的方位相合。苏瓦利的位置既然考得如此确凿，那么说它或许正标出了苏法拉即苏帕拉的真正故址，未必就是孟浪之论吧？然而拉森却以苏尔帕剌迦为苏帕拉的梵文原名，既不提所谓苏巴利卡，也不提至今尚存的苏瓦利，并且把这座古城的地址定在今日的苏拉特。校订者按：参看鄂多立克书法文本。又，塔纳县至今仍有一村名索法莱，参看《印度地名志》。所据诸书，此处从略。）

我自己却不得不动身回去：一则为着上面所说几位圣洁弟兄列品之事，二则为着教务以及别的颇为纷纭难办的事。此信的持信人能够向诸位面陈我因时促而无法写出的一切。我只想就可望的收成说一句：那收成必定丰盛，足以令人振奋。请诸位预备修士前来，因为据我所知，有三处地方可以大有收获，且可在那里过团体的生活。其一是苏帕拉，可驻两位修士；其二在巴罗奇一带，可驻两三位；其三是俱蓝；此外还有许多我尚不熟悉的地方。此外，我们的一位拉丁商人告诉我，凡愿前往宣讲圣道的人，通往埃塞俄比亚的路是敞开的，从前圣史马太就曾在那里讲道。我祈求天主，让我在为信仰而朝行至那一带之前不要死去，因为这是我满心的愿望。就此别过；请诸位为我祈祷，并代我问候一切信友。作于卡加，主历一三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七修士约尔丹·第二封信

……〔注一〕〔注二〕

自那几位殉教者得了他们荣耀的冠冕以后，我便如前所述来到塔纳，收葬了那几位圣者的遗体。此后我独自留在该城及其附近一带，已有两年半之久，出入往还，却不配与我那几位有福的同伴同领冠冕。呜呼，我的神父们！呜呼，我竟这样被撇下，在这无路可循、令人困顿的荒野里作一个孤儿、一个行路的人！可恨那不祥的一日，为着别人灵魂的得救，竟如此不幸地把我与我那几位圣洁的同伴分开，而我当时全不知道他们的冠冕已在眼前！但愿至高的主那时便叫地把我活活吞下，不叫我这不幸的人独自落在他们后头，留在这许多苦难之中！

自那以后我所受的种种艰难，谁能说得尽呢？我曾被海盗掳去，被萨拉森人下在狱里，被控告，被咒诅，被辱骂，这许久以来像个一无用处的流浪汉，只穿一件衬衣四处奔走，连我圣会的会衣也没有。啊，何等的饥渴，何等的寒冷与炎热——说炎热还不够，简直是焚灼——何等的咒骂，何等的疾病，何等的穷乏与逼迫，假基督徒何等的毁谤，何等酷烈的水土，以及数不清的其他艰难，自从那几位圣洁的殉教者得了冠冕以来，我何曾不曾一一受过！我到哪里去寻得足够的眼泪，来哀哭我这孤苦无依的处境呢！然而这一切，以及比这更多的，直到死，我都甘心乐意地为着我所爱的耶稣忍受；但愿他到末了使我在福乐之中与我那几位有福的同伴重聚。

除上述种种以及极度的穷困之外，我还时常为身上的病痛所苦。疼痛的煎熬，或在头上，或在胸间，或在腹中，或轮流遍及四肢；我就这样孤身一人被撇在此地，得不到一点人力的救助。只因当地人为着我的缘故意见纷纭，势同水火：今日待我甚好，明日又全然相反，都是受了那些蛊惑之人的挑拨。虽然如此，我仍有幸为一百三十余名男女施行了洗礼；倘若圣洁的修士们肯来，收成必定十分可观；只是他们须存着忍耐去担当一切，并且甘心乐意地去殉教。因此，亲爱的弟兄们，我转而求你们，含着眼泪恳求你们，给这个失去了圣洁同伴的不幸的行路人一点安慰。让圣洁的修士们来罢，让他们带着在忍耐中立定的心来罢，好使这一片已受洗的灵魂的庄稼不致落入那恶者手中，待打过场之后，可以在主自定的时候收进他的仓里！

关于前往埃塞俄比亚的航程，我还须说几句。若有哪位修士愿意到那里去传道，此行实在很值得一试。自我如今所在之处前去，所费无多；据我所闻，为着信仰的广传，那将是一趟荣耀的行程。

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拉丁人的声名，在印度人中间比在我们拉丁人自己中间还要受人推重。不但如此，他们还终日盼望着拉丁人到此地来，说这在他们的典籍里有明明白白的预言〔注三〕。而且他们还照着他们的规矩，不住地祈求上主早日成就拉丁人的这番降临。我们的主教皇若肯在这片海上驻上两艘桨帆战船，那将是何等的收获！对亚历山大城的苏丹又将是何等的损伤与破败〔注四〕！唉，谁能把这话禀告教皇陛下呢？在我这样一个行路之人，是断无可能的了。但我把这一切都托付给你们，圣洁的神父们。那么，愿你们平安，圣洁的神父们，并请在祈祷中记念这个行路的人。你们众人都要为基督的这个行路人祈祷，愿那些印度的归信者，虽然肤色黝黑，却因着良善的耶稣的悲悯之恩，在他面前灵魂尽都洁白。我说到这里，不住地叹息作结，并诚心诚意地把自己托付给众人的祈祷。

主历一三二三年正月，圣殉教者法比盎与塞巴斯蒂盎瞻礼日，作于印度塔纳城，即我那几位圣洁的同伴殉教之处〔注五〕。

〔注一〕（原注：我译《约尔丹奇事书》时未曾见过这几封信，因而为法文本编者论及此事的话所误导，以为卡加一地当求之于波斯湾。如今有这几封信在手，可知那地方显然应当到印度西部去找；照孔斯特曼教授的解说，它几乎可以断定就是我们称为戈加的那个古吉拉特海港，正与约尔丹所说的巴罗奇和苏帕拉隔海相对。戈加见于一三七五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伊本·白图泰也提到过它，作库卡。校订者按：戈加在孟买管区艾哈迈达巴德专区，处卡提阿瓦半岛之上，临坎贝湾。）

〔注二〕（原注：瓦丁所录此信的称呼与开头一段，是从前一封信里移用过来的；不过称呼大概本来就是一样的。）

〔注三〕（原注：约尔丹在《约尔丹奇事书》中也提到过这类预言。尼霍夫说，中国人也有一则古老的预言，说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白人的民族自远方来征服他们的国土。墨西哥人也有类似的传说，读者当能记起；据说缅甸的克伦人中间也流传着这样的话。）

〔注四〕（原注：马利诺·萨努多也曾期望教皇在印度洋上拥有一支舰队，只是他主张先把埃及置于掌握之中。）

〔注五〕（原注：即正月二十日。我以为这个日期，即一三二三年正月，当是我们的一三二四年正月。因为自殉教之后他已独自留居两年半，若果真指一三二三年，则这段时日实在还远不到两年。校订者按：参看鄂多立克书的法文本。）

其七　在鞑靼传教的方济各会士维多利亚的帕斯加尔致维多利亚修院诸兄弟书，一三三八年〔注六〕

最亲爱的神父们，你们圣明当已知道，我辞别你们之后，便与亲爱的神父冈萨尔沃·特兰斯托尔纳修士同往亚维农。由那里，我们蒙可敬的总会长祝福，前去阿西西领大赦；此后在威尼斯登上一艘大海船，循亚得里亚海南下。继而航过蓬托斯海〔注七〕，左舷是斯拉沃尼亚，右舷是土耳其，遂在希腊的加拉塔登岸，其地邻近君士坦丁堡；我们在那里见到了东方教区中契丹的代牧神父。随后换乘另一艘船，渡过深不可测的黑海〔注八〕，到了北方教区、鞑靼帝国境内的加扎里亚〔注九〕。又渡过另一片同样深不见底的海〔注十〕，在塔纳登岸。

〔注六〕（原注：校订者按：此信编为第八十二号，录自瓦丁书第七卷，原文为拉丁文，兹不备录。信首致维多利亚修院院长及诸修士，并全区诸神父与诸位亲爱的弟兄，又问候家人故旧；末题「作于阿力麻里，圣老楞佐瞻礼日，主历一三三八年，于米底人之帝国」。莫斯海姆书亦载此信。）

〔注七〕（原注：他所说的蓬托斯海，乃是普罗蓬提斯，即马尔马拉海。有趣的是，他竟把离帝国京城这样近的一带地方称作斯拉沃尼亚。）

〔注八〕（原注：原文作「黑色之海」。）

〔注九〕（原注：鲁布鲁克所谓的加扎里亚，正是克里米亚；不过我想这个名称有时也向东扩及顿河一带。）

〔注十〕（原注：这是对迈奥提斯沼泽一个离奇的误解。塔纳即亚速。）

我比同伴先到那里，便随几个希腊人乘车，一直走到萨莱〔注十一〕；我的同伴则与另几位修士继续前往乌尔根奇〔注十二〕。我本很愿意同他去，但再三斟酌之后，决意先学会当地的语言。

〔注十一〕（原注：萨莱是钦察诸汗的都城，拔都所建，在阿赫图巴河即伏尔加河北支的左岸。帕拉斯记载这条河上有两处城址遗迹：一处在它自伏尔加干流分出之处不远的下游，地当一片名为察列夫的盐碱荒原，距里海约二百四十英里；另一处在谢利特连诺耶镇，位置要低得多。后一处似乎更合于佩戈洛蒂所说自吉塔尔汗到萨莱只需一日的话（纵然假定吉塔尔汗即旧阿斯特拉罕的位置比今城略高一些），也更合于阿剌伯地理学家所说萨莱距里海仅两日程的记载。关于萨莱的城址与废墟，另有近世俄国学者的著述，哈默尔与雷诺曾加征引，惜我无从得见。这城的名字不过是「宫」的意思。伊本·白图泰说，他清早动身穿城而过，直到过午才走到对面。萨莱两度为帖木儿所取，终为他彻底毁灭，事在一三九五、一三九六年间。所引诸书出处，此处从略。校订者按：参看马可·波罗书。）

〔注十二〕（原注：乌尔根奇又名朱尔詹尼耶，旧为花剌子模的首邑，其地即今之希瓦。城跨阿姆河故道两岸，有桥相连。一二二一年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人在此大肆屠戮劫掠，据说只有工匠一类得免，其中十万人被迁往蒙古。就佩戈洛蒂与伊本·白图泰的记载看来，此后百年间它必已恢复得相当可观；然而河水改道，弃之而去，它便彻底衰败了。安东尼·詹金森所说的乌尔根奇即此城，他在一五五八年记其为一座土筑的陋城，气象萧条。今日希瓦的商业首邑新乌尔根奇，在旧城址以东约六十英里，近阿姆河今道。瓦丁所开列的钦察境内小兄弟会修院名录中，有一名看去像是指乌尔根奇；但就当地人笃信回教之严苛而论，恐怕未必是此地。校订者按：据伊本·豪卡勒，朱尔詹尼耶是乌尔根奇的阿剌伯名；据多桑，则为其蒙古名。马黎诺里曾到过此城。一三八八年乌尔根奇为帖木儿所毁，后又重建，见《帖木儿武功记》。蒙古人攻取乌尔根奇一事，《元史》有载，其名作「玉龙杰赤」；《元朝秘史》则作「兀笼格赤」。参看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阿博特上校自希瓦归途中曾往观乌尔根奇的废墟，但所记无甚可采。所引诸书出处，此处从略。）

蒙天主之助，我果然学会了钦察语与畏兀儿文字〔注十三〕；这种语言与这种文字，通行于鞑靼、波斯、迦勒底、米底诸王国或帝国以至契丹全境。我的同伴自乌尔根奇折回，又回到你们那里去了。我却不忍像狗转过来吃它所吐的那样往回走，况且我一心想领受教皇陛下所许的恩典，因此不肯回头。你们要知道，凡来到这一带的修士，都与那些领了许可前往耶路撒冷的人享有同样的特恩：就是罪与罚全然的赦免；至于坚忍到底的人，则得生命的冠冕。

因此，我的神父们，自从我学会了那语言之后，靠着天主的恩典，我时常不用通事，向萨拉森人以及分裂派与异端的基督徒讲道。其后我接到本区代牧的谕令，说我接信之后，当以有益于灵魂的顺命，照本分把我已经起头的行程走完。

我在前面所说的萨莱已住了一年有余。那是鞑靼帝国中北方教区内一座萨拉森人的城；三年前，我们的一位修士，名叫司提反的，在那里被萨拉森人杀害，光荣殉教〔注十四〕。

〔注十三〕（原注：据克拉普罗特，钦察人属突厥种；鲁布鲁克有言：「畏兀儿人那里，正是突厥语与钦察语的源头本根。」这个族名，一般以为与库班河有关。至于那种文字，参看前文的注。）

〔注十四〕（原注：帕斯加尔无疑是住在本会的一所修院里；萨莱城中有一所，城外三英里另有一所，名圣约翰院。彼得瓦拉丁的司提反修士属后一院，其事迹见于瓦丁书，读来极有意味。这位年轻的修士在一三三四年因不堪严厉的规训而出走，公然自称归了回教；此后却悔恨交加，痛自追悔，又同样公然地宣布弃绝他的背教。回教徒大怒，就在那本要烧他的火堆前把他砍成了几段。

这里不妨顺带一提：瓦丁据旧档开列了月即别帝国境内本会修院的名录，虽系于一四〇〇年条下，所指却显然是十四世纪早得多的时候。据他最完备的一份名录，萨莱管区有修院十所，此外加扎里亚即克里米亚管区尚有四所。萨莱管区诸院如下：塔纳，即亚速；阿吉塔尔坎，即阿斯特拉罕；萨莱，即都城；科穆奇，即捷列克河以南库穆克部之地，也就是马苏第所说的古米克；塔尔奇，即捷列克河口的捷尔基，此前称萨曼达尔，今则以上游的基兹利亚尔当之，与今日的塔尔库有别；马鲁维或曼维提，或即萨莱附近的迈马克；马格尔，即库马河上的马扎尔；乌古特或乌古奇，即乌克克，为伏尔加河上萨莱与保加尔之间的一座城，马可·波罗称之为乌卡卡，伊本·白图泰称之为乌塔克，或即安东尼·詹金森所说的、他定在北纬五十一度四十分的那个地方；阿克萨莱，意为「白色的建筑」，或即伊德里西与萨曼达尔并提的阿尔拜达，也可能就是加泰罗尼亚地图上标在捷尔基以南海岸的那个地名；奥尔甘或奥尔古内，见前注。

又据瓦丁系于一三一四年条下的另一份名录，可补入贝莱尔——大约即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以及圣约翰院，即上文所说司提反所属的那所修院；后者或与已经列出的某一所是同一处。校订者按：此注在《契丹》初版中的文字，有些本子已依此处所录改订，另有些本子所载则是一段节略。）

我与几个亚美尼亚人同乘一船，自那里启程，沿着那条名叫底格里斯的河而下〔注十五〕，又沿着名为瓦图克的那片海的岸边行去〔注十六〕，十二日后到了撒剌乞克〔注十七〕。我从那里换乘骆驼拉的车——骑那种牲口实在可怕——走了五十天，到达乌尔根奇，那是鞑靼与波斯两帝国边陲上的一座城。此城又名乌斯，有福的约伯的遗体就在那里〔注十八〕。

〔注十五〕（原注：即伏尔加河；只是他为什么把它叫作底格里斯呢？波蒂埃指出，马可·波罗也用这个名字称伏尔加河；而若萨法·巴尔巴罗又把同一名字给了阿剌斯河。这些讹误看去像是由某种一名两解而来，究竟如何，我却说不上。据说底格里斯一名出于一个意为「箭」的字，我想是与波斯语中那个表示箭的词相通的。）

〔注十六〕（原注：瓦图克乃巴库之误，指里海，参看下文的注。）

〔注十七〕（原注：撒剌乞克意为「小宫」，在雅伊克河即乌拉尔河上，距里海一日程，地势低洼而恶劣，曾是诺盖部的驻牧之所。詹金森在一五五八年提到它，说其地尚存。帕拉斯见到城垣犹在，周约四五俄里，即二又三分之二至三又三分之一英里；废墟历历可辨，有极大的砖瓦和许多坟墓。校订者按：即伊本·白图泰所说的撒剌出克。据莱尔赫《希瓦》一书，为布莱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所引，此地废墟至今仍可见于乌拉尔河口的古里耶夫附近。）

〔注十八〕（原注：伊本·白图泰也说，自萨莱到乌尔根奇是三四十日的路程，途中因缺乏草料不能用马，而要坐骆驼拉的车；每隔两三日才有一处水源。佩戈洛蒂说这段路乘驼车需二十日。詹金森的同伴理查德·约翰逊只给了十五日，但他所记的时日看来都嫌太短。

至于把乌尔根奇同约伯或乌斯联在一起的说法，我在别处遍寻不得，看来是出于某种误会。约伯的墓乃是在奥德！）

我又坐上驼车，与一伙该受咒诅的夏甲子孙、穆罕默德的信徒同行，一行之中唯我一个基督徒，另有一名叫津古的仆人相随；如此行去，蒙天主之恩，到了米底人的帝国〔注十九〕。我在那里所受的苦难，何等之多，何等之重，唯有天主自己知道，书信之中是说不尽的。其时鞑靼的皇帝已被他的同母兄弟所弑，我所随行的萨拉森商队因惧怕兵乱劫掠，便滞留在途中萨拉森人的诸城里。

我因此久居萨拉森人中间，一连数日，公然当众向他们宣讲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福音。我把他们那位假先知的欺诳、虚妄与谬误，高声地、当众地揭露无遗；我驳倒了他们狺狺的吠声；我既仰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很怕他们，反从圣神得了安慰与光照。他们待我倒还客气，在他们的复活节期间让我站在他们礼拜寺的前面〔注二十〕；那时因为正值他们的复活节，四方的卡迪〔注二十一〕，即他们的主教，以及他们的塔里斯曼〔注二十二〕，即他们的……

〔注十九〕（原注：作者把察合台汗国即河中之地称作米底人的帝国，是一个奇特的误称，其由来无疑是一桩容易解释的错误。这个汗国位置正介于契丹与波斯之间，故称「中间的帝国」；教皇本笃十二世致该国君主的书信中实实在在就是这样称呼的，约翰·马黎诺里书中亦然。圣马可图书馆所藏安德烈亚·比安科的世界地图，称之为「中间的帝国，亦即阿力麻里」。但加泰罗尼亚地图与帕斯加尔犯了同样的错，把它称作「米底之国」；洛伦佐图书馆所藏的美第奇航海图也一样，把阿力麻里作「米底人帝国」的都城。米底一名似乎一向叫中世纪的旅行家与地理学家为难，他们总觉得既有波斯人在，就非得找出米底人来不可。海屯所说的米底包括库尔德斯坦与法尔斯；克拉维约则把它放在波斯本部与呼罗珊之间。）

〔注二十〕（原注：回教的大节之一，名为「尔德」的拜兰节，据埃尔贝洛说，「通称为土耳其人的复活节」，参看下文的注。基督徒给它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接在赖买丹月的斋戒之后，而那斋月被称作回教的四旬斋，倒还名副其实。回教徒反过来也把基督徒的复活节叫作拜兰。）

〔注二十一〕（原注：卡迪或喀孜本是法官；但因回教的法律与教义几乎是一回事，他便兼管两者。与其说他是主教，不如说他是一位精通教法的审判官。）

〔注二十二〕（原注：这个字我弄不明白。巴尔巴罗在拉穆西奥书中以同样的意思用过它；据巴杰尔先生告诉我，里科所著《奥斯曼帝国现状史》中也用过。洛因克拉维乌斯所译的土耳其编年史里屡次提到这个词，他在书后所附的类编中解释说，此辈在通晓回教法律的人中间占有一定的品级。他又引了一段话，把大穆夫提比作教皇，大卡迪比作大主教，卡迪比作主教，和卓比作司铎，塔里斯曼比作执事，苦行僧比作修士。

我的朋友巴杰尔先生以为，这个称号大概出自「泰莱桑」一词，那是一种山羊毛或骆驼毛做的兜帽，「哲人与修道之士，尤其是波斯人中间，惯以此为标识」；正如「嘉布遣」之名出于风帽一样。倘若不是这个来源，那么会不会是法兰克人把「学子」一词讹传所致呢？校订者按：参看迪康热书「塔里斯曼」条：「土耳其人如此称呼他们的司祭。」他所引者为瓦丁书一三四二年条第十则。）

八书信集·附录与考证

……又有僧侣。我蒙圣灵指引，就在那座清真寺前与他们辩难，论教义，论他们那部伪妄的经典及其道理，前后二十五日；其间我一日之内能勉强吃上一顿面包清水，已属难得。

然而赖天主之恩，三位一体的道理向他们昭示宣讲了出来，到末了，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勉强承认其为真理。感谢全能的天主，我在每一款上都得了胜，愿荣耀归于耶稣基督与圣而公的教会。于是这些魔鬼的儿女又想用财货来诱我变节，许我妻妾、金银、田土、马匹牛羊，以及此世种种享用。我既把他们的许诺一概鄙弃不受，他们便连着两天用石头掷我，又拿火烧我的脸和脚，拔我的胡须，长时间地对我百般凌辱谩骂。惟有蒙福的天主知道——我这样一个微贱的人，正因为他才得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欢欣踊跃——我能被算为配得为他的名忍受这些，全出于他奇妙的怜悯。

如今我蒙恩来到了阿力麻里〔注一〕，这是米底人之地中央的一座城，属契丹代牧区。这样算来，自乌尔根奇——那是波斯人与鞑靼人的最后一座城——一路到阿力麻里，我始终孤身一人置身于萨拉森人中间，却以言语、行事与衣着，公然担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些萨拉森人屡次要拿毒药给我；我曾被投入水中；我所受的殴打与别的伤害，不是一封信里说得尽的。但我为这一切感谢天主，并指望为他的名再受更大的苦，以求我罪得赦，并赖他的慈悲平安进入天国。阿门。

〔注一〕（原注：阿力麻里，回教作家写作阿勒马力克，此又是一个突厥语名字的讹变，中国人称之为阿里马。它是察合台一系诸汗的都城，不过早在蒙古兴起之前，此地已是一个突厥小邦的治所。布莱特施奈德说，波斯史家提到阿力麻里似以一二一一年为最早，是年阿力麻里的君长斡匝儿奉成吉思汗为宗主，其后此人为西辽的菊儿汗屈出律所杀。城在伊犁河上或近河处；克拉普罗特说，在今日库尔果斯附近，即伊犁河北岸支流阿里马图河畔。不过也可能就是旧固勒札，在今伊犁河上同名的中国边城上游约二十六七英里处，近年俄国人的测绘曾提到此地。若果是阿力麻里，则其地约在东经八十度五十八分半、北纬四十三度五十五分。下文佩戈洛蒂与马黎诺里书中还要说到它。布莱特施奈德又说，《胜利记》卷三第九节记帖木儿一三九〇年征蒙兀儿斯坦札惕部一役时，亦见「阿力麻里」之名。据巴布尔一书译者所说，此名在突厥语中意为「苹果林」。俄国人瓦里哈诺夫上尉说，阿力麻里今日只是「突厥斯坦地方的一个村子」，他曾得到当地掘出的金币与饰物，可惜他没有指明那要紧的一点。）

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并请为我祈祷，也为那些正在或有意从事传教远行的人祈祷；因为赖天主之助，这样的远行极有益处，能收获许多灵魂。你们不必盼着再见我的面，除非是在这些地方相见，或是在那安息、慰藉、畅怀与永业之所，即主耶稣基督里相见。

主既说过，福音传遍天下之时，末期便到了，那么我的本分便是在列邦中间宣讲，使罪人知罪，把得救的道指给他们，至于把归化之恩灌注到他们心里，那是全能天主的事。

作于阿力麻里，主历一三三八年圣老楞佐瞻礼日，在米底人之帝国〔注二〕。

〔注二〕（原注：倘若灵魂真会转世，那么亨利·马廷的灵魂想必就是帕斯加尔修士的。）

其八　《大汗国记》，苏丹尼亚大主教撰，约一三三〇年

（据考当为多明我会士约翰·德·科拉所作。）

契丹大汗，鞑靼人之宗主皇帝，其国其政，以及他本人与其下诸王公治国之道，由一位名为苏丹尼亚大主教者奉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命纂述成书，复由伊普尔人长约翰修士——圣奥梅尔地方圣贝尔坦修院的修士——自拉丁文译为法文。今录其书如下〔注三〕。

〔注三〕（原注：本书自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法文抄本第二八一〇号第一百三十六叶背面起，开卷处标题大意即上文所译。）

一　契丹大汗是普天下最有权势的君王之一，那一方的大贵人都是他的臣属，都向他称臣纳贡；其中为首的有三位大皇帝，即阿力麻里的皇帝〔注四〕、不赛因皇帝〔注五〕与月即别皇帝〔注六〕。这三位皇帝年年都要把活的豹子、骆驼、海东青，连同大批珍宝，贡献给他们的君上大汗，因为他们承认他是自己的君主与宗主。这三位皇帝的权势与声名之盛，由下面一事可见：月即别皇帝与不赛因皇帝交兵，出师讨伐时，一举带到阵上的骑兵就有七十万七千之众，而其国中尚不至于吃紧〔注七〕。那么有这样强盛的诸侯为臣属的大汗，其权势又该是何等样子呢。

〔注四〕（原注：抄本此处作「汗八里」，显是传抄之误，因为下文说到契丹本国的首邑时，仍正确地称作汗八里。）

〔注五〕（原注：即波斯的伊利汗不赛因·把阿秃儿，一三一七年至一三三五年在位。他卒于回历七百三十六年后赖比尔月十三日。）

〔注六〕（原注：钦察之汗，一三一三年至一三四一年在位。）

〔注七〕（原注：原文如此。）

他的帝国名叫契丹。它起自东方的尽头，一直下抵大印度；自东而西成一直线伸展，要走上六个月才到头。

此国中有两座大城，即汗八里与行在。凡属大汗国中之人，无论贵贱，都是他的臣仆奴隶。国中百姓对他们的君上契丹大汗怀着极大的顺服与畏惧，任凭何事都不敢违抗，不敢逾越他的号令。曾有这样一件事：他手下一位大王公临阵失职，罪当死，大汗知道了，便差人传话给他，说要他把自己的头送来。那人一读罢来书，就在众人之中低下头去，听凭旁人把他的头砍了下来，丝毫没有抗拒。

大汗持法甚严，无论贵贱一体。

每年一次，在三月新月的头一日，即他们一年之始，这位皇帝身披紫袍，饰以金银珠宝，出临于其民之前。于是万民都向他屈膝下拜，称颂道：「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神，他使我们由匮乏转为丰足富饶，他赐我们太平，他为我们持法！」

〔注八〕（原注：此事大概在一三一八年，是年不赛因与月即别交兵，月即别以骑兵大军进逼波斯北境。史家瓦萨夫记其事道：他带着浩大的军队推进，马披铁铠，无数骑士的刀剑在日光下闪烁，每个骑手身后还牵着三匹备马；这支大军有如怒涛奔泻、猛狮咆哮，把打耳班一带蹂躏一空。）

于是皇帝对任何人都不拒绝伸张公道，而且感谢全能天主，他释放囚徒，对一切有所需求、向他乞恩的人施以怜悯慈惠。只有三等人他从不宽赦：一是对父母下过毒手、忤逆不道的；二是伪造王家钱币即纸钞的；三是用毒药把人害死的。对这三等人，他从不宽赦。

这一天他还广行赏赐，散给大量金银珠宝。他所赐之中最薄的一份，也至少值黄金一锭〔注九〕，而往往可值若干锭。一锭合金弗罗林一千枚。

〔注九〕（原注：参看鄂多立克书中的注。原文此处数目缺。）

这位皇帝极富恻隐之心。他常为自己与臣民储积小麦、稻米及各色谷物，为此设有无数仓廪；国中一旦歉收，他就开仓放粮，按别人售价的一半把麦米粜出，于是最荒歉的年头也变得丰足起来〔注十〕。他又为天主的缘故大施舍于贫民；凡身体残废不能自食其力的，或贫困到无以为生、又无亲友可依的，皇帝便下令供给他一应所需〔注十一〕。他在全国都是这样办的，而且举国之内并不以苛捐杂税横征百姓。要知道，他从岁入以及关市各税中所得〔注十二〕，多到他的财富权势难以言说。他有府库与大屋，里面装满金银宝石以及别样的财货珍玩，各大城中尤其如此。

〔注十〕（原注：关于这类赈济的官仓，参看马可·波罗书。）

〔注十一〕（原注：参看约尔丹书，并参看上引马可·波罗书。）

〔注十二〕（原注：原文用的是当时的关税与杂税两个法文字眼。）

又，他国中各城之间另设有馆舍，馆中住着专供奔走的驿使，有步递也有马递。这些驿使身上或鞭上系着铃铛。每当一名驿使带着皇帝的文书驰近某一馆舍，便把铃铛摇响；一听见这响声，馆中另一名驿使就束带出来，接过文书，送往下一处馆舍，如此递传下去。他们昼夜不停地奔驰，直到文书送抵目的地为止。这样一来，远在三个月路程之外的地方，皇帝十五日内便能得到那里的消息〔注十三〕。他对来自任何外国或外邦的使节也接待得极为周至，无论来去，都在他国境之内供给他们一切所需〔注十四〕。

〔注十三〕（原注：参看鄂多立克书。）

〔注十四〕（原注：参看马黎诺里的记述，以及沙哈鲁所遣使臣的记述。招待使臣的供给条例，可参看鲍狄埃论近代中国一书。）

二　论契丹国中的大主教，即其国之教宗

这契丹国中有一位大主教，其地位犹如我们这边的教皇。该国之人、奉该教之人称他为大特鲁修〔注十五〕。他是上述大汗皇帝的臣属，奉大汗为君上；然而皇帝敬重他在众人之上。皇帝出行时若他同行，必令他紧傍自己而行。凡他所求的恩典，皇帝无不允准。这位大特鲁修常剃去须发，头戴红帽，身上也一向穿红〔注十六〕。全国凡奉其教的教士与僧侣，都归他统辖；纠正他们的教义与戒律，是他的职分，皇帝一概不干预他和他属下的各宗派。他们的僧侣教士中也有大宗伯、主教、住持一类，而尽归大特鲁修节制。

〔注十五〕（原注：后文又写作「大特鲁辛」。我查不出这个字的来历，也说不准哪一种写法为是，疑是「特维因」之误。「特维因」是鞑靼人中间——据卡特梅尔说，本是畏兀儿人中间——称呼佛教僧人的字眼。玉尔又在笔记中补说：「特鲁辛」也许竟是正确的读法，因为门多萨说，中国僧众各宗的住持在他们本国话里叫作「特里空」；此字如何解释我查不出，除非它是「大和尚」的讹变，而「大和尚」正是僧人长老的一个称呼。校订者按：中国的教门品秩中，我找不出与「特鲁修」或「特鲁辛」相近的名号。孔子的后裔称衍圣公；博士是一种学官；北京僧众之长称僧录司，道众之长称道录司。柔克义注鲁布鲁克书时则解释说：「特维因」似是畏兀儿语。卡特梅尔说，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一部畏兀儿语汉语对照词书中，此字释作汉语的「士」，即读书人；另一部波斯语汉语词书中，则释作「僧」，即佛教僧人。海屯王也用过「特维」一语，说他们剃去须发，穿黄袍，二十岁上娶妻，与妻同居到五十岁为止。行纪的作者用这个字，一般是指佛教徒，不过在此处看来也把畏兀儿僧人包括在内了。参看前文鄂多立克书中的注。）

〔注十六〕（原注：参看约尔丹书及其注。）

该国各城都有男子的修院，也有女子的修院，院中之人依本国的教规而居，服从大特鲁修的管束训诲；以致该国之内几乎没有一城一镇找不出一所修院，有些地方甚至有八所十所以至更多。每所修院至少有二百人。他们极为富有，并以其巨资在天主面前广行布施。他们起居极有规矩，一日七次守时课诵，清早即起作晨祷。他们有金属所铸、形如坡顶的器物，撞击以报时辰。他们守贞不娶，其教士僧侣无一婚配。他们是偶像教徒，礼拜种种偶像。他们说这些偶像之上另有四位神；这四位神用金银雕成，前后都是整个的形体。而在这四位神之上，他们说还有一位更大的神，统辖一切大小诸神〔注十七〕。

〔注十七〕（原注：这四位神或许就是过去四佛，缅甸有些寺庙的四面即供此四佛；而统摄众神的那位更大的神，则或许是有神论一派佛教徒所奉的本初佛。据古伯察与秦噶哔说，本初佛在蒙古与中国似受崇奉，而锡兰与中南半岛诸国的佛教徒则不知有此。）

三　论契丹国之情状

契丹国中人烟极其稠密，比巴黎或佛罗伦萨还大的城不在少数；此外居民满布的地方极多，

小城更是数不胜数。国中又多有肥美的草场牧地，遍生香草。全国大河极多，又多广阔的水面，以致国土与疆域的一多半都是水〔注十八〕。因为国中人口实在太多，这些水上便住着极多的人家。他们在船上架起木屋，于是屋子就随着水上下漂流；人们就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携带妻儿老小、全部家什用具，由这一省贩运到那一省。他们一辈子就这样在水上过活。妇人也在水上分娩，一切起居与陆上人家无异。你若问这些人生在何处，他们除了说生在水上，别无可答。水陆两处既然都住着这许多人，人口就多到本地的牲畜不敷食用，非从别国贩运不可，因此那里肉价颇贵。不过此国中麦、稻、大麦及别样谷物极多。所以大汗年年把这些丰足的收成征集起来，藏入仓廪，一如上文所说。他们的稻子一年两熟。

〔注十八〕（原注：参看下文马黎诺里书。）

那国中不产橄榄油，也不产葡萄酒，除自外国贩来的以外便没有，因此价钱很高。但他们用米造油造酒〔注十九〕；各种果子都出得极多，只是没有榛子〔注二十〕。至于糖则出产极丰，所以那里糖价很贱。

〔注十九〕（原注：他本该说，用米及别样谷物造酒榨油。）

〔注二十〕（原注：原文用的是一个指榛子的法文字眼。）

国中极为安静，除了奉皇帝之命护卫御驾或守卫城池的人以外，无人敢携带兵器，无人敢挑起争斗〔注二十一〕。

〔注二十一〕（原注：参看前文佩鲁贾的安德鲁的信，并参看下文伊本·白图泰书。）

前面说到的不赛因帝国中生有一种树，其汁液大有益于当地之民。有一种树，自树皮中流出一种白色汁液，像乳一般，甘美可口而且出得很多，当地人拿它当羊乳一样造成饮食，吃得很是受用。这种树无论在枝上还是别处割开，割口处都会大量渗出一种浆汁，颜色与味道都像葡萄酒。另有一种树结一种果子，大如榛子，或如所谓「圣格拉提安果」；果熟时当地人采下剖开，里面有像麦子一样的颗粒，可用来做饼、做面食以及别样吃食，他们吃得很是欢喜〔注二十二〕。

〔注二十二〕（原注：这几句我无从解释，也说不出所谓「圣格拉提安果」是什么。校订者按：法国旧日的字书里，「圣格拉提安果」有两解：一指一种上品榛子，因其树种出自那不勒斯王国的阿韦利诺城而得名；一指木瓜之类的果子，上诺曼底伊埃尔河谷则以此称一种大个的家榛。另有索姆省亚眠一带的一个村子也叫这个名字，以所产榛子著称。）

四　论汗八里、行在两城之规制

这两座城极大，极有名。两城的城墙周围都足有三十英里。人口之多，仅驻守汗八里城的兵卒，确数就有四万人。行在城〔注二十三〕的兵更多，因为那里人口更繁，乃是一座商贸极盛的城。国中的商贾都到这城里来做买卖，各色货物无不丰足。上面说的那些兵卒日夜极严谨地守护着这两座城〔注二十四〕。

〔注二十三〕（原注：即鄂多立克等书中的行在；佩戈洛蒂也写作「卡赛」。）

〔注二十四〕（原注：此前文中并未提到萨拉森人。此处译作「兵卒」的那个法文字，或许原是「萨拉森人」；也可能反过来，后一处的「萨拉森人」本该是「兵卒」。）

五　论国中通行之钱币

那里的大汗以纸为钱。钱的正中有一方红印，四周是黑色的字。这钱面值有大有小，全看上面的印记；有的值一枚格罗特，有的值一枚德尼耶，或多或少不等。他们的金银钱币，也都以纸钞为准折算价值〔注二十五〕。

〔注二十五〕（原注：原文说他们「以纸钞来估定金银钱币之值」，雅凯是照上文这样解的。这解法似乎不大妥帖，而这说法本身也确非事实。）

在这国中所见的货物种类，比罗马或巴黎两处地面上所有的还多。他们金银珠宝极富。因为外邦商人到那里做买卖，总是把金银珠宝留下，换走本地的出产——香料、生丝、丝绸与金锦，这些货在那里都有大量出售。

上面说的那位皇帝有极大的库藏，看了真叫人惊叹，这些库藏就是为这纸钞而设的。纸钞用得太旧太破，以致不便使用时，便送到王家的库房里，那里有专司此事的钱官。只要上面的印记或王的名号还依稀可辨，钱官就以新钞换旧钞，每百抽三作为换新的费用。他们王家的诏命文书，也一概写在纸上。

六　论该国之民的日用起居

皇帝的百姓衣着极为体面，起居也颇丰裕大方。那里丝绸金银虽极多，麻布却很少，所以人人穿丝衬衣；外衣则用鞑靼锦〔注二十六〕、花缎〔注二十七〕及别样贵重衣料，往往还以金银珠宝为饰。他们的袖子很长，一直盖过指甲。他们有各样用竹子做的器皿，那里的竹子又粗又大〔注二十八〕。他们什么兽肉都吃，遇上大宴，便宰骆驼，照自己的做法烹成佳肴。他们鱼类及别样食物极多；他们就照自己的方式靠这些过活，正如别处的人各有各的过法一样。

〔注二十六〕（原注：鞑靼锦一物，曼德维尔等中世纪作家都提到过。那无疑是中国出的某种贵重织物。）

〔注二十七〕（原注：即花缎一类的丝织品。）

〔注二十八〕（原注：指竹器。）

七　论其葬法

生子之时，他们必定把出生的日子仔细登记下来。人死了，亲友便把尸身放在一副以金银为饰的纸扎丧舆上，又把没药与香料同尸身一并放在舆中，然后把舆抬到车上，由死者的一应亲属把车拉到指定的去处，在那里把尸身连同丧舆与车一齐焚化。他们为此说出一番道理，说金子是用火炼净的，人的身体也须用火炼净，将来才能纯洁无瑕地复活。焚化既毕，

他们便回到家中，为纪念死者，命人照他的模样塑一尊像，供在一定的地方，每年到他生日那天，便在像前焚沉香及别样香料，如此纪念死者的生辰〔注二十九〕。

〔注二十九〕（原注：如今火葬在中国似已通不行，但从马可·波罗书中多处可见，在他那个时代火葬是常有的习俗。并参看下文伊本·白图泰书。又按上文鞑靼锦一条，但丁诗中曾咏及此物，说鞑靼人与土耳其人织在缎上的底色与花纹，乃至阿剌克涅所织的布，都比不上它；他的措辞似乎是说此物花色斑斓，或许是一种织花或刺绣。多齐则说，所谓鞑靼衣料是缎制的袍子，镶以金线织成的边。）

八　论旅居该国的方济各会士

上述汗八里城中有一位大主教，名叫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修士，属小兄弟会，是教皇克雷芒所遣的使节。这位大主教在该城建了三所小兄弟会的修院，彼此相距足有两里格。他在刺桐城〔注三十〕又建了两所；刺桐距汗八里有三个月的路程，濒海而立。那两所院中有两位小兄弟会士为主教，一位名叫佩鲁贾的安德鲁修士，一位名叫佛罗伦萨的彼得修士〔注三十一〕。这位约翰大主教劝化了无数人归奉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为人极方正，见悦于天主也见爱于世人，在皇帝跟前极蒙眷遇。皇帝一向下令供给他与他手下众人一切所需；无论异教徒还是基督徒，都很敬爱他。若不是聂斯脱利派——那些假基督徒、真背教者——从中作梗加害于他，他准能把全国都劝化归于天主教的信仰。

〔注三十〕（原注：汗八里两所教堂的由来，已见大主教自己的书信；第三所当是后来所建。）

〔注三十一〕（原注：参看鄂多立克书，以及下文伊本·白图泰与马黎诺里书。马黎诺里约在一三四六年到刺桐，见彼处有教堂三所。按佛罗伦萨的彼得是一三一二年遣往东方的第二批主教之一。）

这位大主教曾极力劝那些聂斯脱利派归顺我们的母亲罗马圣教会，对他们说，不如此便不能得救。为了这个缘故，那些分裂教门的聂斯脱利派对他恨之入骨。

这位大主教，照天主的旨意，不久前已弃世了。前来送葬会葬的人极多，基督徒与异教徒都有。那些异教徒照他们的规矩撕裂了孝服；基督徒与异教徒又都虔敬地扯住大主教的衣服，郑重其事地拿回去当作圣物。

他就这样依虔诚基督徒之礼被隆重安葬。人们至今仍极虔敬地到他的墓地去瞻礼。

九　论居于该国的分裂派即聂斯脱利派基督徒

上述汗八里城中有一派分裂的基督徒，称为聂斯脱利派。他们的礼仪习尚仿照希腊人，不服从罗马圣教会，别奉一宗，对当地一切忠心顺服上述圣教会的天主教徒抱有极深的仇恨。前面所说那位大主教建造小兄弟会诸修院时，这些聂斯脱利派曾乘夜去拆毁，凡能加害的无所不用其极。不过他们不敢公然当众加害于那位大主教，也不敢加害他手下的修士以及别的虔信的基督徒，因为皇帝眷爱这些人，并屡屡示以恩宠。

这些聂斯脱利派居于契丹国中的有三万多人，极为富有，却很畏惧那些天主教徒。他们有很齐整、陈设也很虔敬的教堂，堂中有十字架，又有荣耀天主与诸圣的圣像。他们在皇帝手下任着种种官职，从皇帝那里得了许多特权；因此人们相信，他们若肯与小兄弟会士以及该国别的好基督徒同心合意，便能把举国上下连同皇帝一齐劝化到真信仰里来。

十　论大汗对上述基督徒的优遇

大汗对国中顺服罗马圣教会的基督徒多有扶持，下令供给他们一切所需；因为他对他们极为敬重，也极示亲厚。他们若为装点教堂、十字架或圣所以荣耀耶稣基督，向他有所求索，他无不欣然给予。他只要求他们为他和他的康泰向天主祈祷，讲道时尤要如此。他也极乐意让修士们到异教徒的庙宇——那里称作「维旦」〔注三十二〕——中去宣讲天主的信仰，同样乐意让异教徒去听修士讲道；异教徒也很乐意去听，往往举止极虔敬，并对修士大施布施。基督徒有什么需用而向皇帝求助时，这位皇帝也总是很爽快地派人去周济帮助他们。

〔注三十二〕（原注：此字我查不出来历，不过其中大约含有梵语「毗诃罗」一字，意为佛寺；也许是「毗诃罗斯他那」一类的合成语。）

论鞑靼人的宗主皇帝大汗治国之道者，至此而止〔注三十三〕。

〔注三十三〕（原注：法文抄本第二八一〇号至第一百四十叶背面结束，末题大意即上文所译。）

三　蒙古治下的契丹　自剌失德丁史书辑出

导言

把这些辑文收在此处，我以为是合宜的：一则可以变换体例，二则多少也可借此见一见当日在成吉思汗子孙治下的波斯所盛行的那一派学问的样子。

译文转译自法文，主要依据克拉普罗特刊于一八三三年《亚洲学报》上的译本。那个译本是为订正哈默-普尔格施塔尔此前的一个译本而作的，克拉普罗特对前译颇多指摘，尤其嫌它于专名、于外来语词、有时甚至于寻常的波斯字眼都辨识不确；不过在这几方面，他自己有时似乎也没有说中。此外还有多桑的一个译本，附在他所著蒙古史第二卷之末，删节颇多而另有增补；凡多桑的译法比克拉普罗特更得其义的地方，我都从多桑。像这样辗转译出、原不敢自许的一篇东西，再加一篇洋洋洒洒的导言便很不相称，所以下面关于作者其人其书，只说几段就够了。

法兹尔·安拉·剌失德，又称剌失德丁，是亦马都道拉·阿卜勒·海尔之子，约于一二四七年生于哈马丹。到他晚年，仇家说他无论血统还是信奉都是犹太人〔注一〕。后一层就他本人与他的父祖而言，已被证明不实；不过卡特梅尔倒愿意相信他也许是犹太人的后裔，因为他对犹太的仪节习俗熟悉到一个回教政治家少有的地步。

〔注一〕（原注：伊本·白图泰在报达见过剌失德的儿子以宰相身份侍奉不赛因汗，他说「其父剌失德火者本是一个流寓的犹太人」。按完者都之父阿鲁浑的首相兼宠臣撒都道拉，确是犹太人。）

他本业是医生，看来也正是以医者的身份，在阿八哈汗及其后数代君主的朝廷中度过了大半生。历代君主都待他不薄，但直到一二九五年合赞汗即位以前，他并未十分显达。宰相撒都剌丁本是剌失德的旧交，后来因小人搬弄，这位宰相对他生了嫌隙，终于在一二九八年，汗极力袒护剌失德，把撒都剌丁处死了。于是剌失德被任为波斯帝国的宰相，与撒阿都丁同秉朝政。合赞之弟完者都继位后，两人都留任，然而彼此不睦，几番龃龉之后，剌失德出面弹劾同僚，把他置于死地。剌失德的政敌与同僚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下场，未免令人对世所称道的他的品格大起疑心，对他自己后来的惨祸也就不那么同情了。继撒阿都丁为相的是阿里沙·扎巴拉尼，虽是他自己挑的人，两人却也处不好。剌失德的地位一直维持到完者都去世；及不赛因于一三一七年即位，他的政敌终于挑拨得君王疑忌他，把他黜落了。此后朝局大乱，不久只得把这位老臣召回，可是他很快又栽了。这一回加给他的罪名，是他指使自己的儿子亦不剌金——此人本是汗的掌酒官——下药害死了完者都。医家相轻之恨也助成了这桩阴谋：一位御医出面声称，完者都之死应归咎于剌失德不顾正经医理硬要他服下的一剂泻药。于是他与他那位年方十六、品貌不凡的儿子一同定了罪。亦不剌金在父亲眼前被杀，然后这位老人被腰斩。他的头颅被拿到大不里士街头游示，宣称这是一个亵渎神明的犹太人的头；他的家产被抄没，他所营建的「剌失德区」被纵兵抢掠。此事在一三一八年。那位置他于死地的同僚，却又当权六年，寿终于牖下。其后不赛因不得不承认，自从剌失德去位，国事就没有顺遂过，自己听信谗言实在大错。为了略慰他的英灵，君王擢用剌失德的长子吉亚速丁，居其父旧职。此人器量宏阔，宽厚温和，却死于不赛因身后的丧乱之中。

世所传剌失德的富厚、豪奢、学养与著述之勤，读来简直像法国人的传奇。除了本行医术所涉的各门学问，他还研习农事、建筑与玄学；于回教的教义辩难无不精熟；又通波斯语、阿剌伯语、蒙古语、突厥语与希伯来语。据他自述，在治理一个大国的同时，十一个月之内他撰成了三部要紧的著作，此外还有许多篇幅较短、论题却极繁难的论著。

「剌失德区」是一处壮丽的市郊，屋宇布置得极整齐雅致，全由他自己出资建造，又凿石开渠，引水入城。完者都创建苏丹尼亚时，他这位宰相在那里也建起一区，计屋千所，另有清真寺、书院、医院与修道院各一，并都置了不薄的产业。单是誊抄装订自己的著作，据说他就花去第纳尔六万枚，照卡特梅尔折算，约合三万六千英镑。

剌失德极力自陈其秉政的廉正公平，而为他作证的，不但有同时之人，还有下一辈的著作家。

他最大的一部书，作者自题为《史集》，意即各史汇编，或者说一部史学的类书，其实也正是如此。书中包括鞑靼与突厥诸部之史，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之史，尤详于波斯诸汗，直叙到他的君上完者都；又有西亚诸朝之史，穆罕默德及其门徒之史，以色列诸先知之史，罗马诸帝及别的基督教君主之史；又有中国史与印度史。全书原以一部世界地理终篇，或者说原打算如此，但这一部分是否写成大可怀疑，虽说现存的部分中地理方面的记载着实不少。

这些浩繁的著述究竟价值如何，不通其文字的人无从总括论断，因为译出的只是一鳞半爪。多桑于剌失德的蒙古史取资甚多，他说此书有些地方虽沿袭前人，但通盘而论，它是最完备的一部，条理之明、文笔之雅淡质朴，都居诸书之首。书中许多史实为他书所无；讲鞑靼地方的上古部族与成吉思汗的世系，也惟有此书有所交代。当时有一位蒙古大贵人孛罗丞相，以大汗使臣的身份驻在大不里士，据说于这类掌故之熟悉举世无双，曾以见闻相助；此处所译各章中的材料，恐怕多半得自此人。

即便只看这样的断片，以及埃利奥特在其印度史家传录中所收的若干段落，也可以看出剌失德的地理观念，比本书所涉的同时代人都正确得多。这在一个学养如此深厚的人是意中事，何况他的位置不只是波斯的首相，更是一个大帝国一支重要分支中的政治家，而那个帝国的往来交涉几乎遍及全亚洲，其密切频繁为后世所未有。

一八三六年，卡特梅尔由法国政府出资，开始刊行剌失德蒙古史的原文与译文，体例极奢侈也极笨重，然而只出了第一卷便中辍，卷中有剌失德的传记及其著作的叙录、作者自序，以及旭烈兀一朝之史。

已故的莫利先生曾着手把《史集》全书译成英文，这在他刊于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中的几封信里可以看到。但此书终未刊行，进展到什么地步我也不得而知〔注二〕。

〔注二〕（原注：以上这篇小传，取材于卡特梅尔、多桑的序、上文提到的莫利书信，以及埃利奥特的传录；不过最后这一种，其材料似亦出于卡特梅尔与莫利。校订者按：巴黎国民图书馆的布洛歇先生正在为纪念吉布的丛书校订《史集》原文，全书包括总论一卷、突厥与蒙古诸部及成吉思汗之史一卷、成吉思汗后嗣自窝阔台至铁穆耳合罕以及蒙古治波斯诸王自旭烈兀至合赞之史一卷、合赞完者都不赛因三朝之史一卷；总论与第一卷已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一年先后印行。）

蒙古治下契丹同时代记载

自剌失德丁史学类书辑出

契丹幅员极广，垦辟之精为天下第一。实在说，最可信的作者都说，论耕作之盛与人口之繁，天下没有一国比得上它。大海的一道海湾，宽不甚广，冲刷着它的东南岸，沿着蛮子与高丽之间的海岸伸展，深入契丹，一直到离汗八里二十四法尔萨赫的地方，船只可以到达此处〔注三〕〔注四〕。近海之故，那里多雨。国中有一部分气候炎热，别的地方则寒冷。成吉思汗在世时已征服契丹大半州郡，到窝阔台合罕在位，才把全境收取。不过正如叙他们史事时所说的，成吉思汗与他的诸子始终不曾在契丹定居；直到蒙哥汗把帝位传给忽必烈合罕〔注五〕，忽必烈才觉得离这样一个人烟稠密、举世推为第一的国度如此之远，究属不宜，于是定居契丹，以汗八里城为冬季驻跸之所，此城在契丹话里叫作中都〔注六〕。

〔注三〕（原注：蛮子一名见前文注。「高丽」即中国的高丽国；这道海湾自然就是黄海。）

〔注四〕（原注：克拉普罗特与多桑所据的本子都作「四」。但实际距离是二十四，所以前者推想原文本作二十四。）

〔注五〕（原注：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七月，时方围攻四川重庆以北的合州；继之者为其弟忽必烈，一二六〇年三月在开平即皇帝位。）

〔注六〕（原注：见前文。）

此城本是前代帝王的都城，古时依最精的星命家所指点、择最吉的星象建成，其气运一向亨通。但因已被成吉思汗毁坏，忽必烈合罕有意重建以张自己的声名。他所筑的城紧挨着旧都，名曰大都〔注七〕。

〔注七〕（原注：见前文。）

此城的城墙上筑有十七座谯楼，每两座之间相距一法尔萨赫。大都人口极多，连城防之外也有大街与稠密的屋宇，又有广阔的园圃，遍植自四方搜罗而来的各色果树。忽必烈合罕在城中央设他的斡耳朵，宫室极广，他们称之为合儿失〔注八〕。

〔注八〕（原注：克拉普罗特说，合儿失是蒙古语，指皇帝临朝时所坐的殿堂。）

此宫的地面与殿柱，或用大理石，或用最上等的琢石。四重墙垣环护着它，墙与墙之间相距一箭之地。

最外一重院落是宿卫所居；第二重是每天早晨聚集于此的贵人们的所在；第三重驻着军中的大员；第四重则是君主最亲近的近臣。下面这幅宫室图，是照为合赞合罕陛下所绘的一幅缩摹的。

（此处原抄本似有插图一幅。）

有两条大河流经汗八里与大都。它们自北面合罕避暑之地那个方向流来，在札木札勒附近汇合成另一条河。城旁凿有一个极大的水池，简直像个湖，又设有下水的滑道，供游船起放〔注九〕。这条河旧时另有一道河槽，注入那道深入到离汗八里不远处的海湾。但年深日久，这河槽淤得太浅，船只进不来，只好把货卸下，用驮畜运到汗八里。中国的水工与通晓其事的人上奏说，契丹各省、蛮子国都以及行在、刺桐诸城来的船只，已不能抵达京师；于是汗下令开一条大渠，把上述那条河及另外几条河的水引入渠中。这条渠自汗八里至行在、刺桐，水程四十日；行在、刺桐两处，正是自印度与蛮子国都来的船只所辐辏的海港〔注十〕。渠上设有许多闸，用以分水灌田；船只到闸前，不论大小，都用器械绞起，从另一边放下水去。渠宽三十余厄尔。忽必烈又命人以石砌护渠岸，以防土崩〔注十一〕。

〔注九〕（原注：那两条河即沙河与白河，在北京之下汇合，此后便称白河。所谓湖即太液池，亦称西海子，在大内之西。克拉普罗特说。）

〔注十〕（原注：此处所谓「蛮子国都」与行在判然有别，大约指的是钦查兰即广州。本条说的是忽必烈把大运河展修到北京一事，其时在一二八九年至一二九二年间。）

〔注十一〕（原注：斯当东记道，运河这一段的土堤是用大块粗粒灰色大理石砌成的护墙撑持的，石与石之间用一种灰浆黏合；这些墙约厚十二英尺，顶上的大石则以铁锔扣连。）

沿渠有通往蛮子的大路，绵延四十日程，通体铺石，好教行人与牲口在雨季不致陷在泥里。路的两旁种着柳树与别样荫木，无论兵民，一概不许折枝，也不许放牲口啃叶子。路两边店铺、酒肆与村落相连，四十日程之内，屋宇一处接着一处，始终不断。

大都城的城垣是夯土筑的。那里筑这种城垣的办法，是先立起木板，中间填入湿土，用大木杵夯实，然后把木板撤去，土便凝成一堵坚实的墙。合罕晚年曾下令运石来包砌城墙，不料身死中辍，这番规划若天主允许，便留待铁穆耳合罕去完成了。

合罕本有意在开平府也造一座像大都那样的宫殿，住在那里；开平府距大都五十法尔萨赫。自冬季驻跸之所到那里有三条路。第一条专供围猎，只准使臣通行〔注十二〕。第二条经涿州城〔注十三〕，沿桑干河岸而行〔注十四〕，沿途多见葡萄及别样果子。离涿州不远另有一城名薛马里，居民多是撒马尔罕人，照撒马尔罕的样式辟了许多园子。第三条路取西京关口的方向〔注十五〕，过了关口，一路只见草原平野，猎物极多，直到开平府城，避暑之宫即在那里。从前朝廷惯在涿州城一带消夏，后来却觉得开平府近旁更好，便在该城东面建了一座合儿失即宫殿，名曰凉亭，其规制出于合罕梦中所见，醒后还记得〔注十六〕。

〔注十二〕（原注：马戛尔尼勋爵自热河回程时，见有一条路专供皇帝行走，另有一条与之平行的，供随驾之人通行，使臣获准走这一条。此外一切行人都不得入内，只能自寻路径。据斯当东记。）

〔注十三〕（原注：涿州是北京西南不远、河那边的一座城，即马可·波罗所说的涿州。马可·波罗书中说：过了那座石桥往西行，一路都有极好的旅舍，又有好葡萄园、田畴、园圃与泉水，走三十英里便到一座名叫涿州的大城，城中偶像教徒的寺院很多，百姓以工商为业。）

〔注十四〕（原注：桑干河又名卢沟河、永定河，在北京以西数英里，河上即马可·波罗所记的那座桥。这位威尼斯人称此河为普里桑干，马斯登早就指出，这正是波斯语「石桥」之意。校订者按：马可·波罗以「桑干」对译汉语的桑干，此名用以称浑河，早在公元六世纪已见。浑河也是古名，此河在古书中又常称卢沟河。这些名字至今并行；惟今日的中国地图上，只把上游一段叫作桑干河，而内长城以南、平原之中的一段则称浑河。浑河意即「浊河」，这名字很贴切。上一个世纪，乾隆皇帝下令把浑河改称永定河，今日地图上即用此名，百姓却仍旧叫它浑河。布莱特施奈德论北京一书。）

〔注十五〕（原注：西京，或作僧岭、僧京。桑干河所出的那一带山，克拉普罗特的地图上标作石景山，或许就是正文里的这个名字。）

〔注十六〕（原注：多桑把这一段读作另一个意思：忽必烈在开平府之东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名曰凉亭，后来却因一个梦而弃置不用。）

受命议事的哲人与匠师，就这另一座宫的营造出了主意。他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地基是开平府城近旁一处四围皆草地的湖，可是要用它，先得造出干燥的地基来。那地方出一种石头，当地人拿它代柴烧；于是他们聚集了大量这种石头，又聚了许多木柴〔注十七〕，用砖与石灰拌和捣匀，把湖和泉眼一齐填实，又在上面浇了大量熔化的锡与铅。这样筑成的台基高与人齐。被禁闭在地腹里的水，年深日久从好几处冲了出来，于是成了泉。就在如此筑成的地基上，起了一座中国式样的宫殿，外面绕着大理石的墙。自这道墙往外，又有一道木栅围着苑囿，不许人擅入，也好畜养猎物。城内另建了第二座宫，离前一座约一箭之地；不过合罕通常还是住在城外那一座宫里。

〔注十七〕（原注：即用以烧砖烧灰。）

这契丹帝国中大城很多，每一座各有相应的名号，标明它在品级中的地位。地方长官的尊卑，即以其所治城邑的等第为准，因此任命的文书里不必另标品秩，也不必去计较那些琐屑的班次；只消看他们所属城邑的等第，立刻就知道谁该让路、谁该屈膝。这些等第或名号如下：一曰京，二曰都，三曰府，四曰州，五曰路，六曰军，七曰县，八曰镇，九曰村〔注十八〕。

〔注十八〕（原注：一曰京，即帝都，如北京、南京；二曰都，即朝廷或帝居之所，如大都、上都；三曰府，指府一级的城，或者说以它为首的那一个府；四曰州，指第二等的城，或者说以它为首的那一片地面；五，克拉普罗特所据的本子此处空缺，哈默读作「古儿」，也许本是「路」——路是蒙古治下中国特有的一级区划，鲍狄埃译作「道」；此级与其余各级的关系我不明白，惟杜赫德说，路略小于府；六曰军，指屯驻重兵之地；七曰县，指第三等的城，或者说以它为首的那一片地面；八曰镇，指小市镇；九曰村，指村落。以所辖区划的名号来称呼其长官，这个习惯中国至今还在沿用；鲍狄埃说，这就好比我们把知府叫作「府」、把知县叫作「县」一样。）

这些名号中第一等所指的是一大片地方，譬如鲁木、波斯或报达那样。第二等用于设有帝居的行省。其余依次递减：第七等指小城，第八等指市镇，第九等指村落。港口与埠头则称作八都〔注十九〕。

〔注十九〕（原注：这是蒙古人对一个指码头的字眼的读法，由码头引申而为港口。见前文。）

按城邑的等第来定长官的尊卑，这样的办法别处都没有；契丹帝国的组织之有条理，实在可称奇特。

记契丹的王公、大臣与曹掾，其品秩高下、有关的规制习尚，以及他们在本国语中的名号

那里的大贵人而居宰相之位的，号为丞相〔注二十〕；统领全军的大员号为太傅；领兵一万的称万户〔注二十一〕。

〔注二十〕（原注：丞相一号即汉语的丞相，乃国之大臣。孛罗丞相是大汗遣驻波斯汗廷的使臣，其名屡见于多桑书；多桑又说，波斯汗阿鲁浑的大臣不花，也曾由忽必烈加以丞相之号。马可·波罗称忽必烈的名将伯颜为「伯颜丞相」，用的也是这个名号，只是他把这个称呼离奇地解作「百眼的伯颜」。关于蒙古时代朝廷中枢的详情，可参看鲍狄埃所注马可·波罗书。丞相之数自二人至四人不等，有一次只设一人。）

〔注二十一〕（原注：万户之「万」即汉语的万；据克拉普罗特说，其词尾是蒙古语的。「太傅」看来是一个道地的汉语官号，不过我在讲中国的书里没有找到。商人苏莱曼提到过这个称呼，说那是第一等大城长官的名号。近年平定太平军的战事中，我见过用「抚台」称呼朝廷统兵大员的，那是指做江苏巡抚的李鸿章。）

凡是答失蛮〔注二十二〕、契丹本地人或畏兀儿人而位至王公宰相与中枢大员的，号为平章〔注二十三〕。严格说来，中书省由四位丞相即大员与四位平章组成，平章取自答失蛮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与也里可温四族〔注二十四〕，后者是代省中行监察之职的。

〔注二十二〕（原注：指波斯种人。）

〔注二十三〕（原注：此字克拉普罗特读作「合卜章」，哈默读作「腾章」。鲍狄埃说当读作「民章」，以为那是汉语「平章」的蒙古读法。但这样读未免武断；多桑书中所见剌失德原用的形式是「反章」，与克拉普罗特的读法只差几个点。瓦萨夫则写作「班章」；蒙古史家萨囊彻辰所作不是「民章」而是「僧景」。校订者按：据鲍狄埃所说，中书省的常制是丞相二人为首相，平章四人为次相，参议二人称右丞、左丞，又有奏事的参政二人，合起来正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十二大臣。又有撒马尔罕人赛义德·塔术丁一段话，见于一部阿剌伯地理书所引，大意说：汗的左右有两位异密为其大臣，号称丞相；其次是两位平章，再次是两位左丞，再次是两位右丞，最后是郎中，为书吏之长，即君主的书记。汗每日在一所称作「省」的大屋中升座理事，那地方很像我们的法院。）

〔注二十四〕（原注：这是蒙古人用来称呼与他们有往来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的字眼，其来历很晦暗。）

全部大臣与朝官的品秩次第如下：

一、丞相，即宰相。

二、军中大员，无论官位多高，都要向丞相禀报。

三、平章，即中书省中取自上述各族的参议之臣。

四、也儿丞，即第一等的丞。

五、兀儿丞，即第二等的丞。

六、撒木丞，即第三等的丞〔注二十五〕。

七、参议，其名不能确指。

八、四散八剌章，此辈掌簿书之事，地位较低。

九、以下从略。

〔注二十五〕（原注：即右丞、左丞、参政一类的名目。）

忽必烈合罕时，自诸王中选任的丞相有海屯那颜、兀察儿、完者答剌罕与答失蛮。海屯那颜今已不在，

其余几位还在任，为铁穆耳合罕的丞相。

从前平章一职只授契丹人，如今蒙古人、答失蛮人与畏兀儿人也都做得。

平章之首称「速平章」，即拣选出来的平章。当今铁穆耳合罕在位，居诸平章之首的是伯颜平章〔注二十六〕，他是赛典赤纳速剌丁之子，纳速剌丁又是赛典赤赡思丁之子，伯颜也袭用这个称号。第二位乌马儿平章，也是蒙古人。第三位亦客平章，是畏兀儿人；在他以前任此职的是剌章平章，即速平章大人的兄弟，其子名哈儿马纳。第四位拜哈迷失平章，原任此职的是帖木儿平章，也是畏兀儿人。

〔注二十六〕（原注：也里可温一名，据鲍狄埃一条学识赡富而有趣的注所说，本义似指混血之人。威尔比上尉在其所著西藏纪行中说：我们又雇了六名赶骡的，其中四人是阿儿浑，其实就是混血种，因突厥斯坦的商人与拉达克妇人短期成婚而生。蒙古人称基督徒为也里可温。校订者按：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汉文作赛典赤赡思丁，原籍不花剌，其父名马哈木；他做过忽必烈的大臣，极蒙宠信，封咸阳王，出为云南行省平章，卒于一二七九年，年六十九。其长子纳速剌丁封延安王，继父为云南行省长官，即马可·波罗所谓哈剌章之地，卒于一二九二年。此处所说的孙子，即赡思丁之孙、纳速剌丁十二子之一的阿不别克儿，号伯颜平章，也袭用蒙古人极为敬重的赛典赤之号，继其叔父忽辛——纳速剌丁之弟兼继任者——为云南行省长官。伯颜亦封咸阳王与威安王。按忽必烈一朝史事中另有至少两位伯颜颇为知名。又，查士丁皇帝时有一位阿瓦尔人首领也叫这个名字。）

合罕因常驻京师，便盖了一处供中书省议事的所在，称作省。照定例派一位副职专管门禁，凡所呈奏章的草稿都由他检核〔注二十七〕。

〔注二十七〕（原注：原文此处的字眼令克拉普罗特大费思量。鲍狄埃据施密特的蒙古语字书解释说，那是指有涂改删削的、尚未定稿的文书。他又说，直到今日，中国凡上呈皇帝或政府的章奏，都要先送交专职官员润色文字。）

第一个衙门名叫「如」。一应案牍都抄录下来，连同奏章送到名叫「鲁撒」的衙门，此衙门品秩较前者为高。由此又送到名叫「哈勒亭」的衙门，再送到第四个名叫「忽只」的衙门，这个衙门专管一切驿传文书之事。前面说的三个衙门都听命于这最后一个；再由此把公事转到第五个名叫「鲁思那夷」的衙门，凡与军旅有关的事都归它掌管。最后公事到第六个衙门，名叫「昔失塔」〔注二十八〕。一切使臣与外国商人来去，都要到这个衙门投到，因为发布省议决令与通行文牒的正是它。如今这个衙门全归异密答失蛮掌管。

〔注二十八〕（原注：这就是中国至今仍有的六部，即工部、刑部等。剌失德所举的名目似乎并不打算比附汉名，大概是回教徒中间通行的叫法。自上数下第三个衙门，汉人称为兵部，至今仍管军政。）

公事经过这六部之后，便送交中书省，在那里商议；议定之后，由省中一切有发言之权的人押上「指印」，核验无误，然后颁行。这「指印」表示此一文书业已经过按指为记的诸人商议并最后核准。

契丹的惯例，凡订立契约，都在文书上描下立约人手指的轮廓。因为经验表明，没有哪两个人的手指是一模一样的。立约人把手按在写着契文的纸背上，沿着手指一直描到指节，日后若有人赖账，便可拿这描迹与他的手指对勘，据以定谳〔注二十九〕。

〔注二十九〕（原注：校订者按：关于远东的指印之法，可略说几句。一八八〇年，福尔兹先生自东京投书英国一种科学刊物，提请人们注意日本人使用指印一事，并断定中国的罪犯自古以来便被取过指印。同一刊物一八九四年所载文中，赫舍尔爵士自称一八七七年首创此法，说他一八五八年已得其术，并曾告知高尔顿，高尔顿一八九二年所著指印一书即用其说，故英国官方文书中把此法的发明归之于赫舍尔。赫舍尔又说，据他所知，说此法本出中国之创，全无实据。赫舍尔全然弄错了；福尔兹撰文驳斥他的说法，最后由日本人南方熊楠撰文，为日本与中国此法之古老作了定谳。上述诸人都不曾引到剌失德丁这一段，而这一段正是中国人用指印由来甚古的确证。施古德在一篇札记中提到他所编荷汉字书中「休书」一条，说休书是以丈夫的手印为凭的，又有「用手掌涂墨按印以为凭信」一语。本书付印之际，又闻芝加哥的劳费尔先生刚刚刊出一部指印制度史。沙畹也举出中国指印之法极为古老的旁证：敦煌所出唐代七百八十二年与七百八十六年的文书上都有指印，并附有一句套语，说明「画指为记」。）

公事这样经过各部，并由最高当局议决之后，便发还最初受理的那个衙门。

上面说的那些大员照例每日都要到省中坐衙，把那里所办的事一一了然于心。公事既极繁多，丞相也同上文详列过的省中别的成员一样，要分担文书之役。各人依品秩就座，面前摆着一副案几与笔墨纸砚。每位大员各有印信与标识。另有若干书吏专司其事，逐日登记到衙者的姓名，以便照缺席与否扣其俸给。若有人惯常无故不到省议事，便予罢黜。

合罕有令：一应奏报都由四位丞相上达。

汗八里的省最为尊崇，屋宇也极宏大。数千年间的一切文书、簿籍与案卷都收藏在那里。在里面当差的官吏约有二千人。

省并非各城都有，只设于大行省的首府，这些首府其实都自成一国，其分量足与报达、设剌子、可尼牙与鲁木相埒。

合罕全境之内共有这样的省十二处；惟独汗八里的省中有丞相，其余各省只设失章吉衔的大员主持，佐以平章四人，另有别的省员，名号各随其品秩。

十二省的所在，依其尊卑次第如下：

第一省，汗八里即大都之省。第二省，女真与莎郎哈之地〔注三十〕，省治设于满州城，那是莎郎哈境内最大的城；主其事的是阿力麻里人忽撒木丁之子阿剌丁，以及哈散术札。第三省，高丽与阿高丽〔注三十一〕，自成一国，其长号为王。忽必烈曾以女妻此国之主。第四省，南京。这是契丹省中的一座大城，在哈剌木涟即黄河岸上，从前做过契丹旧时诸王的都城〔注三十二〕。第五省，肃州，是契丹朝着突厥一面边境上的一座城〔注三十三〕。第六省，行在城，从前是蛮子国的都城〔注三十四〕；阿剌丁平章、其子赛甫丁与塔察儿那颜三人为长官，乌马儿火者与别乞火者·图昔为平章。第七省，福州〔注三十五〕，是蛮子的一座城。省治旧设刺桐，后来移到这里，至今未改。那里的长官是答失蛮之弟剌安，与伯颜平章之弟哈剌。刺桐是一个大海港，镇守那里的是卜哈丁·干答里。第八省，鲁金府，是蛮子的一座城，在唐兀边境上〔注三十六〕。第九省，鲁木哈里，商人称之为钦查兰。这是刺桐以南海滨的一座极大的城，有一个大港；主事的是秃海那颜与鲁克那丁·阿必沙里平章〔注三十七〕。第十省，哈剌章，从前是一个独立之国，省治设在押赤大城，居民尽是回教徒；长官是那颜塔金，与阿里伯之子牙忽伯〔注三十八〕。第十一省，京兆府，是唐兀诸城之一。那木罕之子阿难答就住在这一带一处名叫平章淖尔的地方，在那里盖了一座宫殿〔注三十九〕。第十二省，马察，又作甘州，也是唐兀的一座城，所属的地面极为辽阔。阿只吉住在那里，主事的是号称牙撒木的异密火者〔注四十〕。

〔注三十〕（原注：女真即中国人所说的女直，今日满洲人的祖先。莎郎哈是蒙古人对高丽北部以及吉林松花江上游一带地方的称呼。克拉普罗特说。鲁布鲁克曾提到莎郎哈人，他在哈剌和林的朝廷上见过他们的使臣。所谓「满州城」大概与满洲诸部之名有关。）

〔注三十一〕（原注：高丽是中国人对朝鲜的称呼。「高丽与阿高丽」一语未见解释；这大约是东方人喜欢造的那种叠韵套语之一，好比「秦与马秦」。）

〔注三十二〕（原注：这里的南京不是今日的南京——今日的南京并不在黄河上——而是河南的开封府，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南京，契丹亦即华北金朝的「南京」。克拉普罗特说。）

〔注三十三〕（原注：肃州即甘肃的肃州，逼近大沙漠。沙哈鲁所遣使臣称之为肃州，詹金森则写作另一种拼法。校订者按：「肃」字在唐代读音与今稍异，吐鲁番所出文书与古代碑铭中都可见其痕迹；自中亚来的行人，如沙哈鲁的使臣，仍沿用这个读法。）

〔注三十四〕（原注：行在一名前文已见，下文还要说到。请注意这些行省长官中回教徒何其之多。）

〔注三十五〕（原注：福州与刺桐，鄂多立克书中也说到过。）

〔注三十六〕（原注：此处按理当是与唐兀接界的四川省，而四川的首府是成都府，见下文。）

〔注三十七〕（原注：钦查兰即广州，亦见鄂多立克书。另一个名字「鲁木哈里」读法可疑，哈默读作别的样子。）

〔注三十八〕（原注：哈剌章即云南。马可·波罗把今日的云南分为两省，一省的首府即此处所说的押赤，另一省的首府与省同名。默里的本子里，前一省作「哈剌央」，后一省作「哈剌章」；鲍狄埃据古法文抄本所刊的本子里，两省都作「哈剌央」，并无「哈剌章」之名。但我们既知回教徒中间此省的实名是哈剌章，则「哈剌央」当是「哈剌章」之误，而非相反。克拉普罗特说中亚之人至今仍称云南为哈剌章，却没有举出根据。至于把这个名字与缅甸的克伦人牵连起来，我疑心其无稽正如鲍狄埃把白古的直通人说成出于大理府一样。据鲍狄埃说，押赤是云南西北的丽江府，另一个首府则是大理府；但这样一来，马可所说的「西」就得解作「南」，因为两城相对的方位差不多正是南北。剌失德在其巨著的另一处，把哈剌章说成一个幅员极广的国度，介于吐蕃、唐兀、印度诸山、蒙古、契丹与金齿之国之间——金齿马可·波罗也说到过。他又说，中国人称之为「大石」，印度人与波斯人另有别的叫法。校订者按：今日的云南府建于一三八二年明太祖洪武年间；其东南有善阐，为南诏之都，一二七六年蒙古人以云南省治设此，当时名为中庆。）

〔注三十九〕（原注：这就是京兆，即今陕西的西安府，马可·波罗与鄂多立克书中都提到过。校订者按：「京兆」的回教读法传入中国后，汉人又转写作别的字样。据克拉普罗特说，镇守京兆府的并非忽必烈第四子那木罕，而是第三子忙哥剌，阿难答乃忙哥剌之子。他于一二八〇年继其父忙哥剌，一三〇八年因铁穆耳汗死后争夺帝位而被处死。马可本人也说忙哥剌以王的身份镇守京兆府，这说得极准确，因为他确有汉人所授的「王」号。又按忙哥剌于一二七二年受封安西王，其封地即包括京兆府，也就是今日的西安府。）

〔注四十〕（原注：我疑心此处正确的读法当是甘州，即甘肃的甘州城，马可·波罗记之，称为「甘不州」，说它是「唐兀全省的首邑」。按元朝把全国划为十二省的正确分法，鲍狄埃与克拉普罗特都依元史列举如下：其一为腹里，包括今日的山东、山西、直隶、黄河以北的河南以及蒙古一部分，治大都即北京；其二为岭北，治和林即哈剌和林；其三为辽阳，包括今日的辽东及其以北一大片地方，治所同名；其四为河南，包括今河南其余之地、江南在江北的部分以及湖广在江北的大半，治汴梁即今开封府；其五为陕西，包括今陕西全省、黄河以右甘肃的大半以及鄂尔多斯的一部分，治京兆即今西安府；其六为四川，兼有湖广与贵州的一部分，治成都；其七为甘肃，治甘州；其八为云南，即今云南省，兼有贵州一部分以及吐蕃、缅甸的一部分，治中庆即今云南府；其九为江浙，包括浙江、江南在江南的部分以及江西东部，治杭州府，亦称京师；其十为江西，治龙兴即今南昌府；其十一为湖广，治武昌，克拉普罗特则说治长沙府；其十二为征东，即高丽之国。剌失德所说与中国官书所载颇有出入：中国的腹里当剌失德的汗八里即大都；辽阳并岭北当他的女真与莎郎哈之地，也就是满洲；河南当他的南京；陕西当他的京兆府；四川当他所说的鲁金府；甘肃当他的甘州；云南当他的哈剌章；江浙当他的行在；江西与湖广当他的钦查兰即广州，亦作鲁木哈里；征东即高丽当他的高丽。此外他还多出福州与肃州两处。校订者按：当时中国的十二行省是征东、辽阳、中书、陕西、岭北即哈剌和林、甘肃、四川、河南江北、江浙、江西、湖广与云南。福建即福州一路，在一二八五年以前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都是单独一省，剌失德把它算作一省，正由于此。）

这些城邑彼此相距既远，故每城都有一位宗室亲王或别的显贵亲王坐镇，统领军旅，治理百姓，处置政务，维持法度。每一国或每一省的省治都设在首府，而每一处省署本身就像一座小城，因为各衙门所用的屋宇极多，又有一大群供役使的仆从奴隶，在下属各司的头目手下当差。那里的规矩，凡有过犯与罪人，都把他从家宅、家人与一应财产中撤出来，照各人所判的罪，罚他去担负重物、拉车，或是搬运营造用的石料。

侍奉亲王的士人以及别的体面人物，各按其品级受相应的礼遇，而品级又分好几等。

至于从前历代帝王亘古以来的事迹，我们打算在本书的附编里专门叙述，此处只得从略。

东南一带，除了海中一座名叫「支潘古」的岛之外，无不臣服于合罕〔注四十一〕〔注四十二〕。那个岛离女真与高丽的海岸不远。该国之人身材短小，大腹，头缩在两肩之间。正东一带，自海岸直到乞儿吉思的边界，也尽为他所有〔注四十三〕。

〔注四十一〕（原注：以下所述仅见于多桑本。）

〔注四十二〕（原注：即马可·波罗书中的日本国，其名出于汉语的日本国，意即日出之国。）

〔注四十三〕（原注：这里似乎透露出一种观念，把中国与东亚的海岸看作东西走向而非南北走向；我想马可·波罗与鄂多立克书中也有同样的痕迹：鄂多立克一路总是说「向东行」，直到抵达汗八里为止。）

蛮子的西南，在阔委剌吉之地与刺桐之间的海岸上，有一片密林，蛮子皇帝的儿子逃到那里避难，如今一无凭借，穷困度日〔注四十四〕。

〔注四十四〕（原注：我疑心此处的「阔委剌吉」就是前面读作「鲁木哈里」的那个名字，即广州一省的别称。宋室最后两位君主确曾逃到那一省的海滨，最后一人也死在那里，时在一二七九年。可见剌失德有时是据旧闻下笔的。）

再往西是交趾国〔注四十五〕。此地不易进入，与哈剌章、印度的一部分以及大海接界。它自有君长，境内有鲁札与也撒木两城。统兵驻桂林府、占领着蛮子一方的脱欢，也奉命防备这些敌国之人的举动。他曾出兵入其国，把沿海诸城取了下来，然而占住了不过一星期，那里的兵马忽然像从海里、从林中、从山里一齐冒出来一般，扑向正在掳掠的脱欢军中。脱欢逃了出来，至今仍住在桂林府。

〔注四十五〕（原注：多桑以为此名当读作「甘扯古」，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高州。但既提到海岸，此说便难成立，因为马可明说高州离海甚远。其实交趾国无疑就是下东京，即中国人所说的交趾国。多桑自己的史书中便记载了忽必烈幼子脱欢三次出征东京之事，分别在一二八五年、一二八七年与一二八八年。最后一次大败，东京之王尾随他退入广西，在那里把他打垮。脱欢因此获罪，被禁止入朝。如此则桂林府当是今日广西的省城，也许前面所说的「鲁金府」本该作此，只是那里把它的位置弄错了。又按正文中那两座城的名字，卡特梅尔读作「鲁察」与「哈撒木」，以为是海南，以及与该岛隔海相望的半岛上的雷州。）

西北是吐蕃与金齿的边界〔注四十六〕。这一带并无敌人，只有忽都鲁火者与他的军队占着一处地方。不过敌人被高山隔在帝国之外，无从越过；虽然如此，仍旧派了些兵马守望这一段边界。

〔注四十六〕（原注：马可·波罗对这一族人用的正是波斯语「金齿」一词，那是汉人所称「金齿」的迻译。马可把他们的所在定在哈剌央城——有的抄本作哈剌章——以东或以西五日程处，鲍狄埃以此城为大理府。他又说他们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妻子生产之后，丈夫要代为卧床若干时日，这风俗古今许多蛮野之族都有；他还说他们的大城是永昌。卡特梅尔从巴纳克提的史书以及《史集》的另一部分中引出两段大同小异的话，都说到这一族人，大意是：契丹的西南是哈剌章，那是一片广袤的地方，介于吐蕃、唐兀、印度诸山、蒙古、契丹与金齿之国之间。印度人称之为甘答儿，我们波斯人称之为坎大哈，中国人称之为「大石」。其王号称摩诃罗，意即大君；国都名押赤，即马可·波罗所说的押赤。国中之民一部分色黑，故称哈剌章即黑章，一部分色白，称察罕章即白章。哈剌章与察罕章多半就是黑掸与白掸，而黑白所指的恐怕不是肤色而是衣色：我们在阿摩罗补罗一向是凭黑布衣裳认出掸人的。又说：中国的西北是吐蕃与金齿的边界，金齿之人介于吐蕃与哈剌章之间；这些人用金套包住牙齿，吃饭时才取下来。埃利奥特所辑剌失德的文字中还有一段提到这一族，那一段若不是名字讹舛得太厉害，本来极有意思。史家说到马八儿时称，自该处往中国有两条路分道而行。第一条经锡兰、蓝无里、苏门答剌之地，以及爪哇属下的某岛、占城与海南——这些都臣属于合罕——然后到大秦即广州、刺桐与行在。至于自马八儿取道契丹的另一条路，则起于加异勒城，再到加异勒所属的两座城，再到宾里发丹，再经两处地方而至德里，再到孟加拉；孟加拉自古臣属德里，此时德里算端的一位从兄弟已把它攻取，据地自雄，叛离算端，其军皆突厥人。再过去是哈忒班之地，再是乌曼，再是金齿之国，其人所以得名，正因牙上有金。他们在手上刺花，用靛青着色；又把胡须拔净，脸上不留一丝毛发。他们都臣属于合罕。由此便到吐蕃地界，那里的人吃生肉，拜偶像，于妻室之事不知羞耻。那里空气极浊，若是过午才用饭，人便都要死。他们煮茶而饮，又吃簸净的大麦。这一段的后半显然是指自科罗曼德尔经孟加拉与中南半岛诸国往中国的一条路，只是名字讹得不成样子。「宾里发丹」很像是「宾里巴丹」之误，那是北部诸州海岸上的宾利巴丹港；「孟加剌」则确是孟加拉，其时由巴勒班皇帝之子纳昔剌丁与其家族半独立地据有。「哈忒班」或许是「哈邦」之误读，即悉尔赫特，见下文伊本·白图泰书；「乌曼」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乌蛮或野乌蛮，那是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某个野部的名字。至于加异勒所属那两座城的名字，看来倒像汉名，放在此处全不相合，我疑心是有人不明路径而擅自窜入的；其余的名字，我想尽办法也无法一一疏通。又，鲍狄埃引中国史书数条，说明忽必烈在位时曾在大理或其附近设立管辖金齿一带的边防镇抚一类官署。但我以为他的地图上把这一族的位置定得太靠南了；从上引各条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位置至少应在北纬二十四五度一带，大致与今日的掸部相当。）

西北偏北，有一片四十日程的沙漠，把忽必烈的疆土与海都、都哇的疆土隔开〔注四十七〕。这一段边界自东至西长三十日程。沿途处处驻有军队，由宗室亲王或别的将领统领，常与海都的兵马交锋。其中五支驻在沙漠边缘；第六支驻在唐兀境内察罕淖尔即白湖附近；第七支驻在畏兀儿人的城哈剌火州一带〔注四十八〕。

哈剌火州介乎两国之间，守其中立。这一段边界止于吐蕃诸山。大沙漠夏天无法穿越，因为无水；冬天则只有雪水可饮。

〔注四十七〕（原注：见前文。至少有一段时期，在大汗疆界与里海之间的中亚，并立着两个蒙古王朝。海都是成吉思汗次子兼继位者窝阔台的曾孙，终其一生与忽必烈争宗主之位，他代表其中一个；察合台一系则是另一个。参看下文附于伊本·白图泰书后的「察合台诸汗年代考」一篇。）

〔注四十八〕（原注：蒙古地方至少有两个湖都叫察罕淖尔：一个是马可·波罗所记的察罕淖尔，忽必烈在那里有一座宫殿，离上都不远；另一个在哈密力东北，约当北纬四十五度四十五分、东经九十六度，看来正文所指的是后者，因为前者离唐兀甚远。哈剌火州至今仍是东突厥斯坦即中国突厥斯坦的一座城，据季姆科夫斯基所记，其地在吐鲁番之南，是该地的一处属区。此地似乎到一个世纪以后的明朝，仍是中国治权的边界：沙哈鲁的使臣一到哈剌火州，或在其东不远处，便遇见头一批中国官员，把一行人的名册登记了下来。卡特梅尔所引剌失德书中另有一段说：自察罕淖尔而下，便近畏兀儿地方的哈剌火州城，那里出好酒。校订者按：蒙古时代哈剌火州的汉名是火州，意即火城；有时头一个字写作同音的别字，有时又作和州。西域记与西域录都说和州在别失八里以南五百里，在天山之外；后一书并以之比定为唐代的高昌。元史中此地屡见，名称不一。元史本纪一二八六年条下记忽必烈命以牛与谷赈哈剌火州与哈密力之民，因其岁歉。哈剌火州又见于速不台之孙阿术的传：阿术于一二八六年奉命讨一叛王，卒于哈剌火州。哈剌火州城至今犹存，据一八七九年到过该地的雷格尔说，在吐鲁番东南四十俄里。哈剌火州在吐鲁番之东，是十世纪高昌的前庭。斯坦因说，他曾到吐峪沟以西约七英里处，游历哈剌火州畏兀儿时代吐鲁番都城的遗迹；那里几处人烟稠密的村落环绕着厚重的土墙，并有一部分就盖在墙内，墙内近一平方英里之地满是颓垣断壁，散落在田畴之间；这座废城实在是一处极丰的宝藏。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冬，格伦威德尔勘察了哈剌火州附近亦都护城的遗址。哈剌火州在吐鲁番之东，是唐朝于六四〇年所平的高昌畏兀儿之国的都城，九八一年中国使臣王延德曾到此地。辽朝称这些畏兀儿人为和州畏兀儿。哈剌火州畏兀儿之君号称亦都护，故旧哈剌火州又名亦都护城，意即亦都护之城；今日的哈剌火州是十四世纪取旧城而代之的。伯希和高昌考。）

九佩戈洛蒂·玉尔导言

通往契丹的陆路暨十四世纪前半亚洲贸易纪闻

弗朗切斯科·巴尔杜齐·佩戈洛蒂 撰

导言

以下数页所辑录的这部奇书，其原本最初是作为附录，附刊在一部不著撰人姓名的书后。那部书题作《论什一税及佛罗伦萨公社所课的其他种种负担，兼论佛罗伦萨人的货币与商业，迄于十六世纪》，四开本四卷，题为一七六五年至一七六六年在里斯本与卢卡刊行〔注一〕。所题的刊行地是假的，其实是在佛罗伦萨印的；作者则是沃尔泰拉的帕尼尼〔注二〕。

〔注一〕（原注：此书卷帙的著录甚繁，大要是题里斯本与卢卡一七六五年至一七六六年刊，四开本四卷，各卷页数不等，并附表格若干。）

〔注二〕（原注：见莫雷尼《托斯卡纳史事书目考》第二卷。帕尼尼一七一五年生于沃尔泰拉，在罗马习法律，此后在托斯卡纳政府中历任财政与农事方面的要职，其中有什一税署长一职，一七八九年卒。他的友人在佛罗伦萨一处修院的回廊里为他立了碑，塑了像。除上面说的那部书外，他还与人合译过洛克论利息与货币价值之书，附以自撰的一篇论文，论物之真价、论货币、论罗马人的商业；又刊有论农事的书信若干，并编过一部为托斯卡纳大公登位而作的贺诗集。）

佩戈洛蒂之书占去全书的第三卷。帕尼尼所据的，是佛罗伦萨黎卡尔迪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抄本，看来是海内孤本。作者自题其书曰《诸国志略》〔注三〕〔注四〕，帕尼尼却另给它题了一个更切合内容的名字，叫作《商业实务》〔注五〕。巴尔代利·博尼四十来年前写道，那部抄本在黎卡尔迪图书馆里已经找不到了。然而如今它仍在那里，我且亲眼查看过。那是一部纸写的大开本，颇为精好，卷末自称是一四七一年由弗雷斯科巴尔迪其人在佛罗伦萨手抄的，馆中编号二四四一。

〔注三〕（原注：书的序言里说：此书名为《诸国及商货度量志略》云云。）

〔注四〕（原注：此处的「志略」一语，我以为这样译才是它的本义，因为马可·波罗的书在有些抄本里也题作《诸方异事志略》。）

〔注五〕（原注：该卷题曰《什一税及其他种种负担论·第三卷，内收弗朗切斯科·巴尔杜齐·佩戈洛蒂所撰商业实务，据佛罗伦萨黎卡尔迪图书馆所藏抄本迻录》，题里斯本与卢卡一七六六年刊，由佛罗伦萨一家法国书商发售；末页下端有抄手题记，说是一四七一年三月十七日由弗雷斯科巴尔迪在佛罗伦萨手写。校订者按：马斯·拉特里伯爵有专文一篇，举出帕尼尼校刊这部抄本时的许多讹误，载于一八八四年为法兰西史学会成立五十周年而刊行的文献集中。）

关于作者弗朗切斯科·巴尔杜齐·佩戈洛蒂其人，除了从他自己书中所能采得的以外，别无所知。据书中所言，我们知道他是佛罗伦萨巴尔迪商号的一名管事。他又在种种随笔带出的话里让我们知道：他自一三一五年（大概还要早些）至一三一七年在安特卫普为该号办事，这一年调往伦敦〔注六〕；又自一三二四年五月至一三二七年八月在塞浦路斯供职，因为在这几个年份以及其间的日子里，他曾屡次向塞浦路斯国王上书，请求减轻他本国人所应缴的税。在这以前，佛罗伦萨人所纳的税比比萨人重，因而不得不借比萨人的名义行事。巴尔杜齐愤于比萨人的行径——他说他们待佛罗伦萨人「就像待犹太人或他们自己的奴隶一样」——便作了这一番经营，终于把这层牵累摆脱了。

〔注六〕（原注：见佩戈洛蒂书第二百五十七页。）

一三三五年，作者仍在塞浦路斯，或是又回到了那里；这一年他从小亚美尼亚国王手中为他所供职的商号取得了特权，准其在阿亚思通商。阿亚思是该国在斯坎德龙湾上的海港〔注七〕。

〔注七〕（原注：见该书第四十五页。阿亚思又作阿亚佐，即古之埃盖，正对着伊苏斯；马可·波罗书中屡次提到它，称为剌牙思。波斯在蒙古人手里的时候，印度贸易的大宗都经报达运至桃里寺，再循佩戈洛蒂书第六章所详载的路线运到阿亚思装船。此港是奇里乞亚亚美尼亚国在斯坎德龙湾上的首要海港，操于那些被称为小亚美尼亚王的基督教君主之手。这一王朝是一〇八〇年由鲁本在奇里乞亚山中所建；鲁本是巴格拉提德一系、亚美尼亚本部末代国王的亲属。鲁本的第九代继承者列翁二世在十二世纪末，从教皇塞莱斯廷三世与皇帝亨利六世那里得到了王的称号，此系一直传到一三四二年。其后又有吕西尼昂家的诸王统治了三十三年。海屯在位之时，即一二二四年，国势或许最盛，疆土包举整个奇里乞亚，并有叙利亚、卡帕多细亚、伊苏里亚的许多城邑。此国的制度是个奇特的混合物：亚美尼亚的教会与民族，配上希腊的法制以及法兰克人的封建体制与等级名分。都城在西斯，那里至今仍有亚美尼亚人聚居，并有亚美尼亚人的修院与宗主教。参看杜洛里耶载于亚洲学报的几篇文章，以及多桑、圣马丁诸家之书。校订者按：西斯建在罗马城市弗拉维阿波利斯的旧址上，居民中有亚美尼亚人二千五百、伊斯兰教徒七百，另有属于各种教派者三百；那座修院建在诸王宫殿的废墟之上，今为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大宗主教即卡托利科斯的驻所。）

巴尔迪商号〔注八〕在一三三九年倒闭，起因是与英格兰国王即爱德华三世往来而大受其累。这一家与佩鲁齐商号都是所谓「国王的商人」，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他的银行家兼代理人：国王一切以羊毛之类实物抵纳的租赋与收入，都由他们收取，而国王要用的现钱与物资，也都由他们供应。只是后一项远远超过了他们为国王所收的进项，以致国王欠巴尔迪号的余额达十八万马克斯特令，欠佩鲁齐号十三万五千马克，每马克合金弗罗林四个半，通计这笔倒账便有一百三十六万五千弗罗林——照那位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的话说，「这可值得一个王国了」。垫出去的钱，很多本是本国与外国（英格兰人也在内）存户的存款，因此一旦停付，对佛罗伦萨的商业乃至整个信用都是一大打击。不过巴尔迪号后来似乎又站起来了，站得足以在一三四五年第二次倒闭，这一回是五十五万弗罗林〔注九〕。第二次倒闭以后是否复振，我不得而知；但《什一税书》的作者所举的另外一些情由，把佩戈洛蒂此书的年代定在一三四〇年前后。此书自然不会写在上文所引他居留塞浦路斯的最后一年之前；又必定写成于安茹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去世之前，因为书中有一处说到他还在位〔注十〕。罗贝托死于一三四三年。

〔注八〕（原注：这一家曾给但丁的贝雅特丽齐出过一位丈夫，又给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罗慕拉》出过一位女主角。）

〔注九〕（原注：见《什一税书》，又见维拉尼《佛罗伦萨史》第十一卷第八十七章。英格兰的金弗罗林铸于一三四三年，重二佛罗伦萨弗罗林，值六先令。如此则四个半佛罗伦萨弗罗林合十三先令六便士，略多于一马克。但当日的十三先令六便士，所含的银子是今天的三倍。）

〔注十〕（原注：书中第一百八十六页有「这位罗贝托王」之语。）

佩戈洛蒂这部书是一部商人手册——它正是这么一部书——通篇着眼于商事；即便在那些并非单纯的清单与数目表的地方，文字也写得枯燥之至，全无剪裁，如果那还能叫作文字的话。他按当时各个海港与贸易中心分章叙述，自地中海的亚洲沿岸一路向西，详述各地进出口货物的品类、应纳的税与额外的勒索、各地通行的交易惯例，以及各国钱币与度量衡折合于其主要往来之地的钱币度量衡是多少。其间又杂以若干篇关于实务的粗率文字，或附缀于后。

这部书本来大可以在帕尼尼那几册四开本不甚动人的书名底下继续沉睡，一如它几百年来在佛罗伦萨各图书馆的架上以抄本之身沉睡一样；幸而德意志人福斯特与斯普伦格尔嗅到了它，在他们的地理学著作里加以称述〔注十一〕。

〔注十一〕（原注：见福斯特《北方发现与旅行史》法文译本，一七八八年巴黎刊，第二百四十二页以下；又见斯普伦格尔《重要地理发现史》，一七九二年哈雷刊第二版。我想斯普伦格尔的初版当在福斯特之前，因为斯普伦格尔在第二百五十三页说，还没有人把佩戈洛蒂用到中国贸易史上去。这两章的原文见附录。）

他们所称述的，是佩戈洛蒂书的头两章，也是全书最有趣的两章，我将全文照录，一字不省。此外几章与本题多少有些干系的，我也一并录出；再有若干段落事关重要的，则酌加采摭。

后来凡论及佩戈洛蒂的人，消息几乎都是从斯普伦格尔那里得来的；证据就在于他们都跟着抄了斯普伦格尔书中的一处排印之误，把他的姓氏拼讹了一个字。就连洪堡、雷慕沙与李特尔也不免如此；而李特尔更进一步，以为佩戈洛蒂所述的契丹之行是他本人走过的。这个断定毫无根据〔注十二〕。从那篇记载的措辞看，分明在他那个时代，欧洲商人走契丹之路的颇不算少，佩戈洛蒂所传的札记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得来的，他自己也曾在一处把话说得很明白〔注十三〕。

〔注十二〕（原注：见李特尔《地学》第二卷第四百零四页，又其身后所刊的地理学史讲稿，一八六一年柏林刊，第二百二十页。这些讹误大概是从马尔特·布兰那里沿袭下来的。就连那部《世界人名大辞典》也一口咬定佩戈洛蒂到过他所举的契丹路上各地，并且加上一句说：除了他赴中国所取的路线之外，佩戈洛蒂还记述了商队的路线，那想必是他自印度返回地中海时所走的。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佩戈洛蒂从未到过中国，也从未记述过这里所说的什么归途；与此稍近的，只有他第六章里自阿亚思至桃里寺的税关一览而已。）

〔注十三〕（原注：他论到这条路时说：「这是照走过这条路的商人们所讲的。」）

帕尼尼书的第四卷，收的是一部年代较晚而性质与佩戈洛蒂之书相类的书，一四四〇年由乌扎诺的乔万尼所撰，题作《诸地关税、权衡、度量书》〔注十四〕。到那个年代，与东亚的直接往来早已断绝，书中已无可采入本集的东西。不过书中别有几种有趣的资料，其一是意大利各商埠对形形色色货物所课的税则，其一是一篇地中海航行指南。

〔注十四〕（原注：该卷题曰《什一税及其他种种负担论·第四卷，内收乌扎诺的乔万尼所撰商业实务》，题里斯本与卢卡一七六六年刊，由佛罗伦萨一家法国书商发售。卷首题：《诸地关税、权衡、度量书起首；并载权衡度量自一地折合于另一地之法》。末页下端有题记，说此书由乌扎诺的乔万尼于一四四〇年十一月八日写迄，并祝愿上主赐恩，使这番工夫能结出些果子来，只是时世不佳，加以别的种种缘故，他对此颇有疑虑。）

佩戈洛蒂之书，开头是这样的：

奉主之名，阿门！

此书名曰《诸国志略》，兼载商贾所用的度量衡，以及天下各方的商人、凡与货殖交易有干系的人所应知晓的其他事项；书中并说明某国某城的商货与别处的商货彼此如何折算，何等货色胜于何等货色，各样货物出在何地，以及怎样收贮才能存放得久。

此书系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巴尔杜齐·佩戈洛蒂所编。他供职于佛罗伦萨的巴尔迪商号，在供职期内编成此书，为的是本号的好处、体面与兴旺，也为了他自己，并为了此后凡读此书或过录此书的人。此本是据安泰拉的阿尼奥洛·迪·洛蒂所藏的本子抄的，而那个本子又是从上述弗朗切斯科·巴尔杜齐的原本过录下来的。

以下是好几页的目次，以及书中所要用到的各国缩语与行话的解释。例如：

塔木伽——用于桃里寺〔注十五〕以及波斯全境，用于特拉比宗、塔纳、卡法与鞑靼人的一切城市；帕西多内——用于亚美尼亚〔注十六〕；多阿纳〔注十七〕——用于萨拉森人的一切城市，用于西西里、那不勒斯与阿普利亚王国全境；皮亚扎、丰达科〔注十八〕、宾丹波——也用于西西里全境与阿普利亚王国；科梅尔基奥——用于希腊人的一切城市与塞浦路斯〔注十九〕；达齐奥——用于威尼斯；加贝拉——用于托斯卡纳全境；斯佩迪卡门托与佩达焦——用于热那亚；基亚韦里亚〔注二十〕——用于普罗旺斯全境；莱尔达〔注二十一〕——用于普罗旺斯的一部分与法兰西；马拉托尔托〔注二十二〕、佩达焦与巴拉〔注二十三〕——用于法兰西全境；托洛内奥〔注二十四〕——用于佛兰德全境；福韦奥（原字未详）——用于布拉班特全境；科斯图马——用于英吉利岛全境；费多〔注二十五〕——用于巴巴里的突尼斯；蒙达——用于弗留利；曼戈纳与塔拉奥克〔注二十六〕——用于西班牙。

凡此种种名目，都是指货物商货以及别的东西，运进、运出或者经过本节所列的各国各地时所应缴纳的税。

〔注十五〕（原注：《什一税书》印作「突尼斯」，但无疑当作「桃里寺」。塔木伽一名，无疑就是塔木哈，波斯的蒙古诸汗治下，一切关税与过境税都叫这个名字。此字本义为印，再往上推，则是蒙古人给牲口打的那种识别烙印。算端巴布尔与拉杰普特人的拉纳·桑迦交兵、称为圣战的时候，曾又一次立誓戒酒，并发愿说：倘若得胜，便革除塔木哈。后来他果然颁下敕令，郑重宣告自己悔悟，并宣布此后无论哪一座城、哪一个镇，无论哪一条路、哪一条街、哪一处关口，都不得收受或征取塔木哈。译此书者把它解作印花税，但多桑书中的那些记载，以及巴布尔自己的话，似乎都表明它是一种过境税。）

〔注十六〕（原注：前面所引杜洛里耶的几篇文章里录有小亚美尼亚王国的文书，中有帕西敦、帕西多努姆等字样，义为关税、关署；又有「阿亚思关署之长」一语。帕西多努姆是亚美尼亚语帕伊丁一词的拉丁化写法，其词根意为通行税或关税，此字至今仍存于该语中。）

〔注十七〕（原注：多阿纳，今日意大利语作多加纳，一般以为出自阿剌伯语的「底万」，义为会议、议事厅、法庭。乌扎诺的乔万尼把它拼作多瓦纳，似乎略可印证这个来历。杜康热也说，有人以为此字出于阿剌伯语中表官厅之意的底万，而阿剌伯语此字又出于希伯来语中表「审断」之意的一个字，因为关署里向来要对货物作裁断。关于此字的阿剌伯语源，另可参看德维克的辞书。）

〔注十八〕（原注：这几个名目里有些似乎是指某一种特定的规费，并非泛指关税：皮亚扎大概是市场税，丰达科是存栈之费，他在别处称作「栈租」。不过葡萄牙语里的阿尔丰德加一字，倒正是关署之意。）

〔注十九〕（原注：希腊语中有科梅尔基翁一字，杜康热的希腊语辞书释为贡赋，即货物照例应缴之税。此字由希腊人传入突厥人与阿剌伯人之口，可查弗赖塔格的辞书。又一三八〇年与加扎里亚鞑靼人所订条约的热那亚文本中，也有科梅尔霍、科梅尔哈二字，指关税与关署。）

〔注二十〕（原注：这几个名目大概都是行话。基亚韦里亚，莫非是「钥匙钱」的意思？）

〔注二十一〕（原注：或许当作莱乌达。乌扎诺的乔万尼书中提到此名，说是巴塞罗那的一种税，凡买主卖主不是本城市民的都要缴。据杜康热说，莱乌达一字读音各异，泛指任何一种税，尤指货物上所课之税。）

〔注二十二〕（原注：据同一位权威说，马拉托尔塔是指借着税或关税的名目而强行横征的勒索。杜康热释为：任何贡赋，任何勒索。他所举的例子中，有腓力四世颁给波尔多人民的一道特许状，其中说到「一种协饷或曰惯例税，在该地及四邻各地俗称马拉托尔塔」；又有卡斯蒂利亚的彼得的一道特许状，里面把本文上下所列的几个名目都用上了：「免除一切通行税、莱乌达、惯例税、马拉托尔塔，以及其他无论什么名目的课征。」本书前文所记赋税关税一段的原文，用的也正是这一类字眼。这个字所透出的心气，与印度西北诸省的百姓管大干道上所征的通行税叫「抢掠」、叫「暴虐」，正是一样的。）

〔注二十三〕（原注：杜康热说，通行税叫作巴拉，尤指在城门与关卡上所征的那一种。）

〔注二十四〕（原注：杜康热释此字曰：沿海岸就海运货物所征的贡赋；此字读音写法不一。英吉利语中表通行税的那个字，即由此而来。）

〔注二十五〕（原注：阿剌伯语有费达一字，弗赖塔格释为「用以赎取某物、使之获释者」。一二九〇年热那亚人与巴比伦即埃及的算端所订的条约中有一条说：热那亚人不得被强令缴纳……费达或其他任何名目之费云云。此字在关署中或许另有一种专门的用法，为编字书的人所未及。）

〔注二十六〕（原注：关于塔拉奥克，我的朋友巴杰先生说：「这大概出自阿剌伯语的伊特拉格一字，意为开释、放行。它也许是指货物完税之后据以宣告放行的那种印记或凭单。据我所知，此字今日已不作此解。」上一条注中费达一字的用法与此相类，而佩戈洛蒂在后文又把它叫作伊塔拉卡，指摩洛哥各港所征的出口税，这两点都使这一推想更可凭信。他所谓西班牙，是指海峡两岸的国土，看他所列的细目便知。）

梅尔卡托——托斯卡纳语；皮亚扎〔注二十七〕——数种语言中都这么说；巴扎拉与拉巴〔注二十八〕——热那亚语；丰达科——数种语言中都这么说；霍达——塞浦路斯语；阿拉〔注二十九〕——佛兰德语；苏戈——萨拉森语；菲耶拉——托斯卡纳语及别的几种语言；帕尼基耶罗——希腊语。

这些字都是指城中售货之所，以及镇上村里那种地方：凡人生日用的各色食物与必需之物都运到那里发卖，谷米牲口也按每周、每月或每年一定的日子源源运来。

〔注二十七〕（原注：在巴勒莫，皮亚扎通常就当梅尔卡托即市集讲；这条注正是在巴勒莫写的。）

〔注二十八〕（原注：拉巴必是阿剌伯语的拉赫巴一字，弗赖塔格释为「宽阔的场地，广大的空地」。伊本·朱拜尔记巴勒莫，用此字指一处广场。）

〔注二十九〕（原注：即法兰西语中的市场大厅。）

举这些例子也就够了。

其下有几行打油韵语，大意如下，用以引起全书的正文。

诚实二字，终是上策，

凡事须先看清了再迈步；

许下的话，务要做到；

持身贞洁，虽难也莫放松。

让道理来告诉你：

贱买贵卖，

只是嘴上仍要和气。

教堂的礼拜要常去，

赐你利息的那一位，要分他一份。

如此你便兴旺——货只一价，

放债取重利与掷骰子，避之如避瘟疫。

你那枝笔，时时要管束得住，

白纸黑字，切莫写错了！阿门！

十佩戈洛蒂《通往契丹陆路志》（上）

第一章

论由塔纳往契丹、贩货而归者所当知的路程

首先，自塔纳至金帐城〔注一〕，牛车约二十五日，马车则十日至十二日。一路之上，到处遇得见蒙古兵丁〔注二〕。自金帐城至萨莱，水路约一日；自萨莱至撒剌乞克〔注三〕，亦走水路，八日。这一程水陆皆可通行，然而走水路，货物的脚费要省些。

〔注一〕（原注：伊本·白图泰沿着封冻的河面行走，自阿斯特拉罕三日便到萨莱。参看马可·波罗书。金帐城，下文写作「吉塔尔罕」，字面稍近本音，即阿斯特拉罕；不过据斯普伦格尔说，一三九五年为帖木儿所毁的旧城，比今城离里海更远些。十三世纪鲁布鲁克提到此地，作「苏梅尔肯特」，多半是传写之误；十四世纪此地设有方济各会的一所修院。其本名为哈只塔儿罕。伊本·白图泰说，此名得自一位在此落脚的虔诚的哈只，君长因他的缘故免去此地一切课税；他说「塔儿罕」的意思就是免税之地。这却是弄错了：在蒙古人中间，「塔儿罕」指的是人，是一等享有厚遇的人——免除一切征敛，不待宣召即可入见君主，犯罪至第九次方才受刑。多桑引一位希腊作者的话，说早在查士丁皇帝时就已有这个称号。加泰罗尼亚地图与美第奇航海图上，此地作「阿吉塔尔罕」；毛罗修士的图上作「阿泽特雷坎」；巴尔巴罗以下诸家，直到十六世纪中叶，都称之为「西特拉坎」。）

〔注二〕（原注：佩戈洛蒂在别处把这字解作鞑靼的强人或兵丁。我想它不过就是「蒙古」，或者照西亚一带的叫法作「莫卧儿」，用托斯卡纳的口音念出来，差不多正是这个样子。亚美尼亚人则称之为「木合勒」。）

〔注三〕（原注：萨莱见前文。撒剌乞克无疑就是萨拉伊奇克；此地与乌尔根奇并见前文。）

自撒剌乞克至乌尔根奇，驼车约二十日。凡带货的人，以取道乌尔根奇为便，因为那座城里货物好脱手。自乌尔根奇至讹答剌〔注四〕，驼车三十五日至四十日。倘若离了撒剌乞克径往讹答剌，只须五十日；若不带货物，走这条路比绕乌尔根奇要好。

〔注四〕（原注：讹答剌即旧称「法剌卜」的突厥斯坦名城，一度被看作该地的都会。城在药杀水即锡尔河一条支流上，距大河约二里格，约当北纬四十四度三十分，在地图上标作「突厥斯坦」的那座城以西不远。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攻取此城，是他西征的开端；一四〇五年二月十七日，帖木儿也死在讹答剌。海屯称此城为「奥克托拉尔」，说是突厥斯坦第一大城。城在边境上，介于钦察与察合台两汗国之间。据莱尔希《突厥斯坦考古行纪》，布雷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曾引其说，讹答剌故城的废址至今尚存，在锡尔河东岸支流阿雷斯河口稍北。一九〇三年，两位俄国人切尔卡索夫与克拉雷测绘了讹答剌城堡及其四围的图，把考察报告登在《突厥斯坦报》上；参看一九〇五年三月《中亚探险国际协会通报》第四号，圣彼得堡刊。）

自讹答剌至阿力麻里〔注五〕，驮驴四十五日，每日都遇得见蒙古兵丁。自阿力麻里至甘州〔注六〕，驴行七十日。自甘州至一条河〔注七〕——河名原本阙而未书——马行四十五日；到了河边，便可顺流而下至行在〔注八〕，在那里把随身带的银锭〔注九〕脱手，因为那是一处生意极兴旺的地方。到了行在以后，便用卖银锭所得的钱使用；这钱是纸做的，叫做巴里失〔注十〕。在契丹地方，这样的纸钞四张，值银锭一个〔注十一〕。自行在至汗八里，即契丹国的都城，三十日程。

〔注五〕（原注：见前文。）

〔注六〕（原注：福斯特以为此名是哈密即哈密力，后面缀上一个汉语的「州」字；其实毫无可疑，这就是甘肃的边城甘州。剌失德丁与《眼历诸国行纪》的作者都称此城为「甘州」，可见西亚人的叫法与佩戈洛蒂正同。而且《眼历诸国行纪》的作者说自阿力麻里至甘州只四十日，可见佩戈洛蒂所记的日数是从宽算的；同一作者又说自甘州至汗八里四十日。甘州即马可·波罗所谓「甘毕州」：「此为唐古忒全省的都会与治所。」一二〇八年此地入于唐古忒之手。参看马可·波罗书。）

〔注七〕（原注：自甘州四十五日而至的这条河，多半是大运河。据巴尔代利·博尼说，福斯特曾据斯普伦格尔旧藏的一部抄本，把原文的阙字补作「哈剌木涟」；然而这不足凭信，因为黎卡尔迪图书馆所藏的原抄本此处本来就空着。）

〔注八〕（原注：福斯特偏要把「行在」说成黄河上一处叫「吉森」的地方。世上是否真有这样一个地方，也不必去查了，因为「行在」显然就是京师，即当时中国的通商大埠，今之杭州府。美第奇航海图上作「卡萨伊」，《大汗国记》中作「卡塞」。参看前文鄂多立克书与马可·波罗书。）

〔注九〕（原注：「银锭」一词，抄本与帕尼尼刊本所作的字形微异，不过是当时的写法罢了；佩戈洛蒂另有几个字也这样写，帕尼尼却并不照排。乌扎诺的乔万尼也是这样写的。银锭之制见下一章，是一种银铤，重热那亚衡八两半。伊本·白图泰提到鞑靼人中间通行这种银铤，称之为「绍姆」。他说每铤重五两，我想就是一「里特尔」的十二分之五。哈默说这种银铤作八面体，并引波斯史家瓦萨夫的一段话，可见这名目也用于金铤。）

〔注十〕（原注：此字刊本与抄本所作互异，当以「巴里失」为正。）

〔注十一〕（原注：此处佩戈洛蒂所说的，就是中国有名的纸钞。这件事从前被人当作马可·波罗的谎话，其实在他以前，明达的鲁布鲁克就已明明白白地提到过。参看柔克义《鲁布鲁克东游记》。

用钞之法由来甚古：早在公元前一一八年，就已有皮币的痕迹可寻。柔克义说：「早在公元前一一八年，中国人就用『皮币』，是白鹿皮方一尺，缘以彩绘，每张值四万钱。见马端临书卷八。」唐宪宗时，即公元八〇六年至八二一年，因铜钱短缺，曾凭官库的存储发给凭券，通行了若干年。宋朝，即公元九六〇年，又行此法，约六十年后，其票面总额已达银二百八十三万两。此后又发行不以存储为凭的真纸币（克拉普罗特如此说，未知确否），三年一换。当时此事由十六家大商号经理，后来这些商号相继倒闭，皇帝遂禁民间私券，别立官营的钱库，一〇三二年所发的，计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两。这样的钱库在国中数处设立，甲省之钞不能通行于乙省。

一一六〇年宋高宗时，又发新钞，六年之内增至四千三百六十万两。此外各地另有钞券，于是举国滥钞充斥，其值日损。

后来入主中国北方的金朝，虽以「金」为号，却也很快用起纸钞来。其钞以七年为限，期满由官家换给新钞，扣去一成五。

蒙古人一仍前朝之旧。其钞初行于一二三六年，与忽必烈及其后嗣所发的相比，数目还很小。忽必烈初次发钞在一二六〇年，分为三等：一等以十计，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等以百计，有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等以贯计，即以千文计，有一千文、二千文。然而这钞只值票面之半，所以两张一千文的钞才抵得纯银一两。另有印在绢上的，自一两至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与银平价，却行不开。一二七七年忽必烈又发一种极小额的钞；一二八八年更全行更张：新钞一如从前，只值票面之半，却要拿票面相等的旧钞五张来兑换。

一三〇九年再发新钞，折算之法也是如此：新钞一两要兑忽必烈末一次所发的钞五张，也就是兑他早先的钞二十五张。同时又定新钞与金银平价兑换，这自然不是官家的力量所能强行的，于是这钞也就废了。

此后直到元朝之末，钞仍时时发行，据中国史家说，其信用则日趋衰减。这种贬值，鄂多立克看不出来还不奇怪；奇的是佩戈洛蒂竟全然不提，而给他说这些的人都是做买卖的。他还一口咬定说钞并不贬值。见下文。

中国中世的史家马端临论此事的话，竟很像近世的一场争论：「纸不当作钱，只当作金属或货物之值的凭信；有了它，交易便利，又省去搬运之费。起初商人中间行钞，本是这个样子。官家从民间借得此法，却要把纸当作真钱，于是当初的巧思就弄坏了。」

明朝一度沿用前代之法，结果也一样，到一四四八年，一千文的钞只值三文了。大约同时，巴尔巴罗在亚速还从他所遇的旅人口中听说契丹有纸钞；不过据说一四五五年以后，中国史书上就不再提到它了。

中国官家自那时起虽不再发纸钞，民间用这一类钱券的却还很多，直到我们这时候也是如此。数年前在福州，纸钞几乎把银两都挤掉了，那城里的钱庄以百计。此事虽无有效的管束，跌到票面以下的钞却很少，大的倒闭也难得一见。钞多用铜版印造——中国早在一一六八年就有这样镂版的钞——面值自一百一十文至一千圆不等。

波斯的乞合都汗听人怂恿，于一二九四年仿行纸币，连名目也用汉语的「钞」字。各省起造钞局，所费极巨，而其事终归大败：桃里寺的店铺集市都关了门，钞只得作罢。一三三〇年至一三三一年，德里的穆罕默德·图格鲁克行一类似之法，也没有好结果。日本约在一三一九年至一三二七年间行钞，不过那里的钞向来都是大数目的。上一世纪还有，或者至今犹存。

宋、金、蒙古三朝的钞，都用楮皮所造。前两朝的只印文字、钤上印记，后者还加以文饰。

马可·波罗说：「大汗以一种树皮造钞，其树即桑，其叶以饲蚕。」布雷特施奈德《植物学发现史》论此事说：「他似乎说错了。中国的纸不是用桑树造的，而是用构树，这树与桑同属一科。」

杜赫德书中载有明钞一张的图，值一千文，上有文字说：「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某年某月。」明钞的影本，又见维塞林《中国币制》，并见马可·波罗书。参看克拉普罗特、毕瓯、巴夏礼、多桑、埃尔芬斯通诸家之书。蒙古一朝纸钞的沿革，鲍梯埃新刊马可·波罗书中另有一说，大约更为确当。参看马可·波罗书中的长注。

「巴里失」一名，参看鄂多立克书的注。）

第二章

论欲作上述契丹之行的商人所必备

首先，须蓄起长须，不可剃去。到了塔纳，要雇一名通事；雇通事切不可图省钱，舍好的而取坏的，因为多给好通事的工钱，抵不上他替你省下的〔注十二〕。通事之外，还宜带至少两名好仆役，须通钦察语〔注十三〕。商人若愿意从塔纳带一个妇人同行，尽可带去；不愿带，也没有什么规矩拘着他，只是带了，日子要比不带舒服得多。既然要带，这妇人最好也像仆役一样通晓钦察语。

〔注十二〕（原注：这一句的意大利原文极晦涩，恐有脱误，大意似当如此；或者也可解作：「所省下的，抵不上那贪心的庸手叫你折的本」。）

〔注十三〕（原注：钦察语似乎是突厥语的一种方言。另有一部钦察语文献，匈牙利学者曾据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藏本刊行，版本原委从略。参看前文。）

自塔纳往金帐城，须备二十五日的口粮，就是面粉与咸鱼；肉则一路上处处都有，不愁不够。前面所记一国至一国的各处大站，也都照上文所列的日数，备下面粉与咸鱼；别的东西尽够用，肉尤其不缺。

自塔纳至契丹这条路，据走过的商人说，无论昼夜都极太平。只有一层：商人若在途中病故，无论去来，他的一切财物都归他死在哪一国的君长所有，君长的官吏便来尽行没入〔注十四〕；死在契丹也是一样。不过倘若他兄弟同行，或者有个至交伙伴自称是他兄弟，官家便把死者的财物交给这个人，东西也就保住了。

〔注十四〕（原注：这种规矩似乎行得很普遍，参看十五世纪印度的记载。小亚美尼亚的法令也是如此，除非死者所留的继承人是本国的臣民。）

还有一层可虑的：一国之君死了，而当立的新君尚未宣告即位，当这中间，对法兰克人和别的外国人有时便有不法的举动。（凡罗马尼亚以西一带的基督徒，他们都叫作法兰克人〔注十五〕。）而且非等到继故君而立的新君宣告即位，道路也不会太平。

〔注十五〕（原注：罗马尼亚指希腊，或者与希腊相去不远。乌扎诺的乔万尼说摩里亚与希俄斯岛都属罗马尼亚。正文里「罗马尼亚以西一带的基督徒」这句话，似乎把罗马尼亚本身也算在内了。不过我想希腊人从前和现在都不曾被看作法兰克人。）

契丹是一个大省，城邑市镇不可胜数。其中有一座尤其要紧，就是京城，商贾辐辏，贸易极盛，名叫汗八里。此城周一百英里，里面人烟稠密，庐舍相连，住的人极多。

可以这样估算：一个商人带一名通事、两名仆役，另有值二万五千弗罗林金币的货物，自塔纳到契丹，路上要花银锭六十至八十个；若会打算，不至于更多。自契丹回到塔纳，一路的用度、仆役的工钱以及别的种种开销，约计每头驮畜要银锭五个，或者略少。银锭一个，可作弗罗林金币五个计〔注十六〕。又可以这样算：牛车一辆用牛一头，载热那亚衡十担；驼车一辆用骆驼三头，载三十担；马车一辆用马一匹，通常载生丝六担半，每担以二百五十热那亚镑计。丝一包〔注十七〕，约合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五热那亚镑。

〔注十六〕（原注：以弗罗林金币即杜卡特一枚合九先令六便士计，这货值将近一万二千英镑，商人去时一路的花费为一百四十至一百九十英镑，回来每头牲口将近十二英镑。）

〔注十七〕（原注：「包」这个字，我遍查字书都找不着，看样子像是阿拉伯语。所能找到最相近的一个字，意思是牛皮；丝或许就是用这样的皮包裹的。如今自印度与中国运丝，一般用蒲席包裹。佩戈洛蒂在别处用此字的复数，与另一个「捆」字同义。据佩戈洛蒂书别处所记，热那亚的镑是十二两一镑，约合伦敦镑的四分之三。）

又可以这样算：自塔纳至萨莱一段，比这一路上别的地方都不太平；然而纵在最坏的时候，同行的若有六十人左右，走起来也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稳当。

凡热那亚人、威尼斯人要到上文所说的这些地方去、要作契丹之行的，宜携麻布〔注十八〕同往；若经过乌尔根奇，这货是很好脱手的。在乌尔根奇，该把钱换成银锭，此后便不必再置别的货，至多带几包极细的织物——这类货体积小，脚费与粗货一样。

〔注十八〕（原注：原文此字，意即麻布。）

走这条路的商人，或骑马，或骑驴，随各人的便，爱怎么骑都可以。

商人带到契丹的银子，不拘多少，契丹之主一概收去，纳入他的府库，另拿他们的纸钞给运银来的商人。这钞是黄纸做的，上面盖着那位君长的印，叫做巴里失〔注十九〕。有了这钞，要买生丝与别的一切货物都便当。举国的人都得收受它，而且并不因为你的钱是纸的就多要价钱。这种纸钞共有三等，因那位君长所定的价值不同，彼此有高下之分〔注二十〕。

〔注十九〕（原注：黎卡尔迪抄本此处所作的字，与上一章刊本所作的互异，两处原来无疑都当作「巴里失」。）

〔注二十〕（原注：这似乎是指钞分三等，如上文所说忽必烈一二六〇年所发的那样。）

又可以这样算：银锭一个可买契丹生丝十九镑或二十镑，折成热那亚衡计；银锭一个应重热那亚衡八两半，成色为每镑之中含纯银十一两十七钱〔注二十一〕。

〔注二十一〕（原注：就是说，十一两十七钱的纯银之外，配上七钱的杂质。下一世纪的乌扎诺的乔万尼说，卡法的银锭有金有银两种，银的成色为十一两十三钱至十五钱。）

又可以这样算：在契丹，银锭一个可得花缎三匹或三匹半〔注二十二〕；金丝织的纳石失〔注二十三〕，同是一个银锭，可得三匹半至五匹。

〔注二十二〕（原注：原文此字读音近似「卡莫卡」。字书一概只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种布」。赖特注曼德维尔书，说是「中世纪作者屡屡提到的一种贵重丝织物」，仍旧说得含糊。我自己断定它必是花缎，如今看迪康热的《希腊文字汇》，果然得了证据：希腊语的相应一字，注云「丝织之物，制如大马士革之法」。而且这字几乎可以断定就是阿拉伯语中那个意为「大马士革所出的织花衣料」的字。我想印度斯坦如今用以称金锦的那个名目，也就是这个字或由它转出。校订者按：此物本出中国，其名即汉语「锦」字之音转，后于赫拉特、你沙不儿、桃里寺织造，名目略异，希腊人也有相类的叫法。参看海德书与《英印俗语词典》「金锦」条。）

〔注二十三〕（原注：在后面讲君士坦丁堡贸易的一章里，本书作者列举「丝绒、花缎、马拉马蒂、各色金线织物、各色纳石失与纳克，以及一切金丝与丝织之物，惟纱縠除外」。纱縠是一种薄丝绸。「纳克」与「纳石失」似乎都是金丝与丝交织的料子。前一种，伊本·白图泰屡屡提到，他说是呼罗珊你沙不儿所织；他记君士坦丁堡那位公主的衣饰，说她披着「纳克的斗篷，又有纳石失」。可见这两样并非一物，大约恰好对应佩戈洛蒂所说的「纳克」与「纳石失」。马可·波罗书拉穆西奥本作「上等纳石失金线织物、纳克以及丝织品」，巴尔代利·博尼第一卷所刊的旧本则作「纳石失，织金之物」；鲁布鲁克也提到蒙哥汗赐给他纳石失。马可·波罗说报达「织各色丝物与金锦，如纳石失、纳克、深红织物，以及许多绣着禽兽的精丽织物」。十四世纪所成的《元朝秘史》里，记自报达送给窝阔台汗的东西，据布雷特施奈德《中世纪研究》所引，有「纳克忽惕」，是一种金锦；有「纳赤惕」，是金丝交织的丝料；有「答儿答思」，是金线刺绣之物。布雷特施奈德又说：「至于这两个名目，我要指出它们正是『纳克』与『纳石失』的蒙古语复数。末了还要提一句，《元史》卷七十八舆服志里屡次提到一种『纳石失』，那里注明就是『金锦』。」参看马可·波罗书。我不知道「马拉马蒂」是什么，除非该作别字，即天鹅绒。校订者按：「马拉马蒂」出于阿拉伯语，是一种金锦。参看海德书。又参看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鲁布鲁克诸书。）

第三章

契丹与塔纳度量衡之比较

萨莱的一曼〔注二十四〕，折热那亚衡六镑二两。

乌尔根奇的一曼，折三镑九两。

讹答剌的一曼，折三镑九两。

阿力麻里的一曼，折二镑八两。

甘州的一曼，折二镑十两。

〔注二十四〕（原注：「曼」即阿拉伯语的「曼」，我想是从希腊、拉丁的「弥那」来的，传遍东方，轻重极不一律，自不足二镑以至一百镑不等。我们在印度把它叫作「曼德」。此处所指，或许是合赞汗的曼，重二百六十打兰。）

黑海之滨的塔纳

塔纳所用的度量衡有好几种，今列于下：

担，即热那亚的担。

大镑〔注二十五〕，合热那亚衡二十镑。

鲁托洛〔注二十六〕，二十鲁托洛为一大镑。

小镑，即热那亚镑。

托凯托，十二托凯托为一大镑。

萨焦，四十五萨焦为一银锭。

皮克〔注二十七〕。

〔注二十五〕（原注：照佩戈洛蒂书前面几处看，这该是热那亚三十镑，不是二十镑。俄国的「普特」，莫非就是从这大镑来的？）

〔注二十六〕（原注：「担」与「鲁托洛」这两个名目，至今仍通行于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前者出于阿拉伯语的「堪塔尔」，后者出于阿拉伯语的「里特尔」，不过头一个字，也许两个字都是，想必又是阿拉伯语从拉丁语得来的。）

〔注二十七〕（原注：「皮克」至今仍是黎凡特一带通用的布尺，大抵合二十八英寸上下。）

蜡、劳丹脂〔注二十八〕、铁、锡、铜、胡椒、生姜、一切粗料香药、棉花、茜草、牛脂、干酪、亚麻、油、蜜之类，都按大镑卖。

生丝、番红花、琥珀念珠之类，以及一切细料香药，按小镑卖。

青鼠皮按千张卖，每千张实给一千零二十张。

银鼠皮按千张卖，每千张实给一千张。

狐皮、黑貂皮、艾虎皮、松貂皮、狼皮、鹿皮按张卖，一切丝织、金织的料子按匹卖。

寻常的布与各色帆布，按皮克卖。

兽尾按捆卖，每捆二十条。

牛皮按百张计数卖，足一百张，不再多给。

马皮与小马皮按张卖。

金与珍珠按萨焦卖〔注二十九〕。

麦与别的谷豆，在塔纳按一种叫「卡谢托」的量器卖。希腊酒与一切拉丁酒，都连桶发卖。马尔瓦西亚甜酒与特里利亚、干地亚所产的酒，按量器卖。

鱼子酱按「富斯科」卖；所谓「富斯科」，就是鱼尾那半边鱼皮，里面装满了鱼子。

〔注二十八〕（原注：劳丹脂，阿拉伯人叫作「剌丹」，是黎凡特诸岛所产岩蔷薇的树脂，制成圆柱形等块状输出。图尔纳福尔《黎凡特游记》详记其采法。参看海德书。据希罗多德说，劳丹脂出自一种极不香的地方，就是公山羊的须——山羊吃树叶的时候，把它蹭在须上。）

〔注二十九〕（原注：意大利的萨焦，为一镑的七十二分之一，即六分之一两。）

十一佩戈洛蒂《通往契丹陆路志》（下）

塔纳入城货税，货物出城则不纳分文

金、银、珍珠在塔纳既不纳商税，也不纳卡蒙加税，别的税项也一概不纳。

酒、牛皮、牛尾与马皮，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纳百分之四，别国人纳百分之五。

塔纳过境货税

生丝每磅十五阿斯白。

其余一切货物，每三坎塔尔纳若干阿斯白。

塔纳通行的钱，是索莫与银阿斯白。一索莫重塔纳萨吉奥四十五个，其成色为每磅含纯银十一盎司十七钱。若把银子送进塔纳的铸币厂，一索莫可铸阿斯白二百零二枚，而只付给你一百九十枚，余下的算作工费与厂中的利息。所以在塔纳，一索莫作一百九十阿斯白计。索莫是上述成色的银锭，付账时按重量交割。然而银锭轻重不一，故付账时须过秤；若不足分量，差额用阿斯白补上，务使每一索莫足抵塔纳秤四十五萨吉奥之值。

塔纳又通行一种铜钱，名佛勒罗，十六枚作一阿斯白。不过佛勒罗不用于商贾的交易，只用来买菜蔬一类城中日用的小东西〔注一〕。

〔注一〕（原注：前文某处所记的量器之名，当是抄手误写。阿拉伯有一种量器叫卡菲兹，几种条约里作卡菲奇乌姆。哈默—普尔格施塔尔提到桃里寺有一种标准量器叫科费兹，无疑是同一样东西。佩戈洛蒂自己也把卡菲索列为摩尔人的量器。其实我不必到这么远去找：西西里至今用卡菲苏作油的量名，是一坎塔罗的五分之一；西班牙语中也有卡希兹；杜康日书里此词还有种种别体。

又：鱼子酱如今是装在小桶里出口的；那个词大概就是「鱼」的意思——据布斯贝克，克里米亚哥特人的方言里就用这个词。卡法从前是鱼子酱贸易的一大集镇。第聂伯河的鳇鱼，希罗多德就已提到，说是一种没有硬刺的大鱼，名安塔凯，宜于腌藏；据罗林森教授，鱼子酱在希腊人那里也是知道的。

又：佛勒罗即拜占庭的铜钱佛利斯，或许也就是波斯语的皮勒。由此推算，一阿斯白所含的银，约合英币二便士八分之八。）

第五章详列塔纳的权衡度量与威尼斯等处的折算，又及卡法的权衡度量，又及桃里寺的权衡度量。桃里寺的税项名卡蒙托卡。

第六章：

自亚美尼亚的阿雅佐陆运货物至桃里寺，通例所需的花费〔注二〕

首先，自阿雅佐直到科里达拉，即亚美尼亚国王辖境所至之处，每一驮——无论骆驼所载还是别的畜类所载——共纳塔科利诺四十一个又德尼埃三个半，以十德尼埃作一塔科利诺计〔注三〕。塔科利诺约当一阿斯白，故每驮约合桃里寺阿斯白四十一枚。桃里寺阿斯白六枚，值桃里寺比赞一枚。

〔注二〕（原注：一八八一年十月二十日普鲁士科学院哲学历史组的会上，基佩尔特先生读了一篇《论佩戈洛蒂的西亚行程》，文中同时指摘了我的《契丹》与海德的《中世纪黎凡特贸易史》；海德在他书的法文本《黎凡特商业史》里作了答辩。两方的论据，下文分别考察。）

〔注三〕（原注：关于阿雅佐见前注。科里达拉或许当作戈比达尔，是托罗斯山中一座亚美尼亚城堡与男爵领的名字，见亚洲学报第五辑；杜洛里耶在他所拟佩戈洛蒂的简略行程里，也把此名释作「奇里奇亚托罗斯山中的戈比达尔」。

据基佩尔特，意大利商队自阿雅佐出发，沿杰伊汗河即古皮拉穆斯河而行，至米西斯一带，再北上抵亚美尼亚都城西斯；此后穿过萨鲁斯河的峡谷，进入科赞山地，即佩戈洛蒂所记的卡塞纳。海德驳之，谓并无证据说有一处地方叫科赞，且西斯以北托罗斯山的诸隘，旅行者因山民以劫掠为生而避之不走。海德以为西方商人自阿雅佐出发，是沿杰伊汗河至阿纳巴德，再离此河而循其支流阿纳巴德水，行至格本即加班城下；有一道一二九一年三月莱翁二世皇帝的敕书，说热那亚人为过杰伊汗河而向这座要塞之主纳税，正是在那里由河右岸渡到左岸；此后他们沿阿纳巴德水而行，那一带流域都在加班之主统辖之下，因此一路无阻便到了格乌昆。科赞是一个州，以西斯为其属县与首邑。）

在甘东，即进入不赛因——也就是鞑靼之主——境内之处，每驮纳二十阿斯白〔注四〕。

同地，为守卫之费，每驮另纳若干阿斯白。

在卡塞纳，每驮若干阿斯白。

在提督的驿馆，每驮若干阿斯白〔注五〕。

在加杜埃，每驮若干阿斯白。

在雅科米宅的驿馆，每驮三阿斯白。

自阿雅佐来而入萨尔瓦斯特罗之时，每驮若干阿斯白〔注六〕。

在该城之内，每驮若干阿斯白。

出城取道桃里寺之时，每驮若干阿斯白。

在杜德里阿加，每驮若干阿斯白〔注七〕。

在格雷博科，每驮若干阿斯白〔注八〕。

在穆吉萨尔，每驮若干阿斯白〔注九〕。

同地，为守卫的巡道之费，每驮半阿斯白〔注十〕。

在阿津加，入城时每驮若干阿斯白〔注十一〕。

同地，城中每驮若干阿斯白。

同地，出城时给巡守之人，每驮若干阿斯白。

在山上的驿馆，每驮三阿斯白。

在利古尔提，每驮二阿斯白〔注十二〕。

同地，在桥上纳巡道之费，每驮半阿斯白〔注十三〕。

在阿泽罗内城外的驿馆，每驮二阿斯白〔注十四〕。

在阿泽罗内的浴场，每驮一阿斯白〔注十五〕。

同地，城中每驮若干阿斯白。

同地，献与领主之礼，每驮若干阿斯白。

同地，往桃里寺一路的浴场，每驮若干阿斯白。

在波洛尔贝克，每驮三阿斯白〔注十六〕。

同地，又纳半阿斯白。

在塞尔梅萨卡洛，纳巡道之费半阿斯白〔注十七〕。

在阿贾，全程共纳半阿斯白。

在阿贾原的中途，纳税三阿斯白。

同地，纳巡道之费半阿斯白。

在卡拉克雷斯提，同上，半阿斯白〔注十八〕。

在三教堂，纳巡道之费半阿斯白〔注十九〕。

在诺亚方舟之下，纳税三阿斯白〔注二十〕。

同地，纳巡道之费半阿斯白。

在斯卡拉坎提，同上，半阿斯白。

在洛凯，同上，半阿斯白。

在鹰师之原，同上，前后共纳一阿斯白。

在同一原上，领取领主的凭照，纳半阿斯白。

在卡穆佐尼，纳巡道之费半阿斯白。

在红河之原，纳巡道之费半阿斯白〔注二十一〕。

在孔德罗，纳巡道之费三阿斯白。

在桑多迪，同上，半阿斯白。

在桃里寺，同上，半阿斯白。

此外还须算上：沿途蒙古兵即鞑靼骑卒的索取，每驮约合五十阿斯白。所以照上列各项看来，一驮货物自亚美尼亚的阿雅佐陆运至鞑靼之地的桃里寺，所费为每驮二百零九阿斯白，回程亦同〔注二十二〕。

〔注四〕（原注：不赛因即不赛因八都儿汗，波斯蒙古朝最后一位有实权的君主，卒于一三三五年。有些阿拉伯作家和若干蒙古钱币上作不赛因；教皇致书于他时称他为不赛因汗。）

〔注五〕（原注：原文作「提督的驿馆」，我想就是「艾米尔的商队客栈」。凡译作驿馆之处，原文用的都是同一个词。）

〔注六〕（原注：即古之塞巴斯特，今之西瓦斯。）

〔注七〕（原注：正确的读法大概是杜夫里阿加，即迪夫里克，此地至今尚存，在西瓦斯与埃尔津詹之间。海德说，此地当是今日的托杜尔加村，在西瓦斯东北偏东十里格，在哈吕斯河上游谷中；又说取道迪夫里吉与幼发拉底河谷往埃尔津詹，路更远也更难走。基佩尔特也主张托杜尔加。迪夫里吉在奥尔杜往哈尔普特的路上，近恰塔河，那是西幼发拉底即卡拉水的支流。自西瓦斯往埃尔津詹，路便不必东南折向幼发拉底，而循克泽尔河谷而行。克泽尔河即红河，古称哈吕斯，源出西瓦斯州科奇基里县境内的红山之麓，注入黑海，在锡诺普湾东端。）

〔注八〕（原注：基佩尔特极巧妙地在一三六七年威尼斯皮齐加尼兄弟所作地图上找到了格雷博科，大概就是罗马人的阿劳拉凯。）

〔注九〕（原注：据海德，或许即今之穆沙尔，或作梅哈尔。）

〔注十〕（原注：此词原书大概写作「坦加乌拉焦」。坦加乌勒是波斯道路上的守卒或巡卒。多桑所引合赞汗的一道敕令正好说明这一项：他斥责坦加乌勒向旅人多取，只准他们每两匹骆驼或四匹骡子的载重收半阿克切，不得再多。我想阿克切与阿斯白是一样东西，因为前者得名于突厥语的「白」，后者得名于希腊语的「白」。每一处坦加乌勒的站上，都要立一石柱，标明人数、其长官的职责以及应纳之费。佩戈洛蒂在书前的语汇里说，鞑靼话里「坦加乌洛」指的是「替贵人与别人看守地方和道路的人」。）

〔注十一〕（原注：即今地图上的埃尔津詹。据维塔尔·居内，自埃尔祖鲁姆至埃尔津詹各段里程为：埃尔祖鲁姆至塞尼克伊四十九公里半；塞尼克伊至玛玛哈图姆三十八公里半；玛玛哈图姆至帕兰卡二十七公里半；帕兰卡至埃尔津詹六十公里半；合计一百七十六公里。）

〔注十二〕（原注：基佩尔特与海德都未能考出这个利古尔提在何处。）

〔注十三〕（原注：海德说，今日商队通常所走的路，在埃尔津詹与埃尔祖鲁姆之间约当中途的玛玛哈图姆，从那座著名的科尔盖温古桥上过幼发拉底河。既然佩戈洛蒂所说的桥当在更近埃尔祖鲁姆处，基佩尔特以为那时另有一条偏北的路，过幼发拉底河不出阿克卡拉之外，这话不错。那桥与埃尔祖鲁姆城之间只有两站，一是驿馆，一是浴场。）

〔注十四〕（原注：即埃尔祖鲁姆。）

〔注十五〕（原注：说到城口与城外的这些浴场，可以想起合赞汗营建新桃里寺时，在城的每一门都造了一座大驿馆、一处市场和一所浴场，使商人无论从哪一方来，都能在验货的税关旁找到客栈与浴室。又据维塔尔·居内《亚洲的土耳其》，自特拉比宗至波斯边界各段里程为：特拉比宗至埃尔祖鲁姆三百十四公里；埃尔祖鲁姆至哈桑卡莱三十三公里；哈桑卡莱至代利巴巴若干；代利巴巴至毛拉苏莱曼四十九公里半；毛拉苏莱曼至卡拉基利塞二十七公里半；卡拉基利塞至迪亚丁六十六公里；迪亚丁至巴亚泽特三十三公里，共二百六十四公里；巴亚泽特至波斯边界十六公里。自特拉比宗至波斯边界，共五百九十四公里。）

〔注十六〕（原注：波洛尔贝克即亚美尼亚语的波洛拉巴哈克，意为「圆堡」，在阿拉斯河上，离埃尔祖鲁姆九小时路程；今日那里有一座七孔桥，名乔班桥。）

〔注十七〕（原注：我确信这就是鄂多立克所记的萨尔比萨卡洛，见该篇之注。）

〔注十八〕（原注：大概就是名叫卡拉基利塞即「黑教堂」的地方。卡拉基利塞在埃尔祖鲁姆往波斯边界的路上，在埃尔祖鲁姆以东一百六十五公里，迪亚丁西北六十六公里，离巴亚泽特九十九公里，在穆拉德水的一条支流上。）

〔注十九〕（原注：我想这条自埃尔祖鲁姆往桃里寺的路，走的是特拉比宗与桃里寺之间那条热那亚旧线，其路在亚拉腊之南。所以这「三教堂」不是埃奇米阿津的那几座，而是地图上标在上述位置的乌奇基利塞。杜洛里耶说：「三教堂这个名字，只是土耳其语乌奇基利塞的意译，如今仍用来称埃奇米阿津的修院与教堂，连左右另两座教堂——一奉圣里普西梅，一奉圣凯亚内——而言。」乌奇基利塞有一座修院，相传藏有先祖诺亚之墓，又有一座三世纪的宏丽教堂；上次战事中它被库尔德人劫掠，好一座藏书楼也被毁了。离三教堂不远是迪亚丁，在穆拉德水即东幼发拉底河上，在特拉比宗往边界的路上，距巴亚泽特三十三公里。）

〔注二十〕（原注：原文作「方舟之下」，大概是在巴亚泽特。海德以为：过乌奇基利塞之后的一站，在今迪亚丁城附近的一处高地上，自那里西南望可见马西斯峰——世人误称之为亚拉腊；离那里不远便是今日的卡拉坎德城，即佩戈洛蒂的斯卡拉坎提。至于基佩尔特以为佩戈洛蒂这条路不经巴亚泽特而沿乌尔米耶湖行、亦不过马兰德，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理由这样想。巴亚泽特在特拉比宗往波斯边界的路上，距埃尔祖鲁姆二百六十四公里。）

〔注二十一〕（原注：鄂多立克的巴拉丁本也把红河记在这个位置上。这里并没有一条名叫红河的水，然而所指无疑是阿拉斯河，伊德里西称之为阿尔剌斯，这名字到意大利人口里一定会变成「罗索」即红。此说我错了：这条红河无疑是阿拉斯河的支流、灌溉霍伊一带的克泽尔河。）

〔注二十二〕（原注：实际是二百零三阿斯白，约合英币二镑八先令。他似是把第一段末尾所说的六阿斯白也加了进去。）

第八章：

详述君士坦丁堡与佩拉一切货物买卖之法，以及商人所需的花费；而尤以佩拉为详，因为生意多半在那里做，商人也常在那里。君士坦丁堡其余之地属希腊人，佩拉则属法兰克人，即热那亚人。自君士坦丁堡至佩拉，陆行五里，水行半里。

这是全书最长的几章之一，所载贸易惯例的细目极多，如皮重、损耗、拣选、样货之类。这里录出若干段。

君士坦丁堡货物的售法不一。

名叫巴格达蓝靛的那种靛，按包售，每包有定重，而所谓定重当是一坎塔尔。买主若情愿不过秤便从卖主手里接过，则多于或少于一坎塔尔，其盈亏都归买主。不过他们差不多总要过秤，然后照实重付价，多少皆然。皮袋与外裹随货交付，不折皮重；也不许拣选；除了从一个小孔里取出一点样货之外，也不许验看。那一带的规矩就是如此。

以下各货按坎塔尔售，一坎塔尔为热那亚磅一百五十磅。

苦艾；茜草，装茜草的口袋即作茜草计，不折皮重。各种明矾，即便是块明矾，袋与绳亦作明矾计。

以下各货在君士坦丁堡与佩拉也按坎塔尔售。

牛皮、水牛皮、马皮：买时要送到山上、即佩拉的验货人处看验；若皮子有潮湿之气，便酌减若干；佩拉与君士坦丁堡都是这个办法，除非湿得实在厉害，不然不拿去晒。

罐装板油〔注二十三〕；各种铁；各种锡；各种铅。各种葡萄干，盛它的席子即作葡萄干计，不折皮重，唯叙利亚的葡萄干不同：那便把筐篓折作皮重，而筐篓仍白送给买主〔注二十四〕。

威尼斯皂、安科纳皂、阿普利亚皂，装在木箱里。木箱折作皮重，此后白归买主。塞浦路斯皂与罗得皂装在口袋里，袋即作皂计，不折皮重。

碎杏仁装袋，袋即作杏仁计；唯袋与绳多于一副时，多的须去掉或折除，务使买主作杏仁计的袋与绳不过一副，多出的折作皮重，绳则白归买主。

桶装或皮囊装的蜜：桶或皮囊折作皮重，而仍白归买主。

棉花；袋即作棉花计，不折皮重。棉纱；袋折作皮重，仍白归买主。

米；袋即作米计，若袋口系绳，绳折作皮重而仍归卖主。各种土耳其五倍子；若装在袋里，便连袋一同过秤，不折袋重。马略卡与西班牙的干无花果，装在篓里。雄黄，袋即作雄黄计。红花，袋与绳折作皮重，此后白归买主〔注二十五〕。

指甲花；袋即作指甲花计，唯照商场的惯例折皮重百分之四〔注二十六〕。小茴香；袋即作小茴香计，若以绳系，绳折作皮重而仍白归买主。

阿月浑子；袋随货交付，不折皮重，除非袋多于一个；若多，则将多出的过秤，折作皮重，那一个袋白归买主〔注二十七〕。

硫；盛它的袋或桶折作皮重，白归买主。番泻叶；袋作皮重，归买主。沥青；席子折作皮重，归买主。密陀僧；袋随货交付，不折皮重〔注二十八〕。

以下各货售法同上，其买卖惯例的细目省去。

腌肉；乳酪；亚历山大与罗马尼亚的亚麻；驼绒；罗马尼亚洗过的羊毛，未洗的同；土耳其洗过与未洗的羊毛；栗子。

以下各货按热那亚磅一百磅的百斤售，细目省去。

圆胡椒；姜；去皮的苏木；紫胶；莪术〔注二十九〕；乳香；各种糖与糖粉；各种芦荟；水银；腊肠果；硇砂；朱砂；肉桂；格蓬脂〔注三十〕；塞浦路斯的岩蔷薇脂；乳香脂；铜；未加工的琥珀，分大、中、小；剥过的珊瑚；洁净上好的珊瑚，中与小。

以下各货按磅售。

生丝；番红花；丁香枝与丁香〔注三十一〕；毕澄茄；沉香；大黄；肉豆蔻皮；长胡椒；高良姜〔注三十二〕；碎樟脑；肉豆蔻；穗薰衣草〔注三十三〕；小豆蔻；旋花脂；捣药用的珍珠〔注三十四〕；甘露蜜；硼砂；阿拉伯胶；血竭；香茅〔注三十五〕；牵牛根〔注三十六〕；丝纱；蜜饯；金线；熟丝；琥珀所制的珠子之类。

以下按十匹一计售。

埃尔津詹与塞浦路斯的布卡兰细布。

以下按匹售。

丝绒；花缎；帕拉马提；各种金锦；各种纳赫与纳赫蒂〔注三十七〕；以及一切丝金织物，唯纱不在内。

以下按加扎里亚的皮克一百计售〔注三十八〕。

各种寻常布匹与帆布，唯香槟所产不在内；又法兰西与北方各国的宽幅呢。

此后详列各种呢布之别与每匹之长，又详列某些货物特别的售法，如：

未加工的灰鼠皮、灰鼠腹皮与背皮；斯拉窝尼亚松鼠皮；貂皮与艾虎皮；山羊皮与公羊皮；枣；榛子；胡桃；腌鳇鱼尾；盐；威尼斯油；马尔凯油；阿普利亚、加埃塔等处的油；麦与大麦；希腊酒、卡拉布里亚特罗佩阿酒〔注三十九〕、西西里帕蒂酒、阿普利亚帕蒂酒〔注四十〕、卡拉布里亚科特罗内酒〔注四十一〕、马尔凯酒、克里特酒、罗马尼亚酒；土酒。

此后又详列通行的钱币、所征的税项等等。

（还有一节切莫忘记：你若待税关的官吏以礼，又用货物或钱财送他们一点东西，连他们的书记和通事一并打点，他们便会十分和气，而且总肯把你的货估得低于实值。）

——又及某几类货物的优价；过秤、拣选、居间、打包、入栈一类的手续费；以及权衡度量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折算。

以上大略可以当作全书一般内容的样子看。

第二十九章讲各类货物如何包装等事。

第三十章讲装船及有关诸事。

第三十五章讲金银的成色试验。

第六十二章单讲英格兰的伦敦，然而其中并无值得摘录的东西。在佩戈洛蒂心里，与英格兰相连的头一件事，看来就是羊毛〔注四十二〕。

第二章详列「苏格兰与英格兰有羊毛的教院」〔注四十三〕。

这份名单极有意思，所列为：

尼奥博托利，即纽巴特尔；梅罗索索，即梅尔罗斯，或许是「玛利亚之院」；巴尔穆纳凯，即法夫郡巴尔梅里诺修院的旧名；库佩罗，即库帕；基洛索拉，即莫瑞的基洛斯；顿费尔梅利诺，即邓弗姆林；顿达尔纳内，即顿德伦南；格雷内卢索，即格伦卢斯；巴勒迪鲁科；古尔丁加莫，即科尔丁厄姆；盖尔佐，即凯尔索；诺尔博努凯，或即北贝里克；桑萨萨诺，此名像是「圣苏珊院」，然而苏格兰并无这样一所修院可查；格里德格尔达。

不过他很快就从苏格兰说到英格兰去了，因为下列几所熙笃会的教院确在南方：

奥尔科尔塔姆，即坎伯兰的霍尔姆卡尔特兰修院；奥尔托贝兰达的尼奥莫斯特列雷，即「诺森伯兰莫佩斯附近的纽明斯特」；奥尔托贝兰达的福尔纳切，原文作「诺森伯兰的弗内斯」，其实并不在诺森伯兰；科波兰达的卡尔德雷亚，即「坎伯兰的考尔德修院」——由此可见那时英格兰人已把「尔」音含糊过去了；克拉文纳的萨莱奥，即「克雷文的索利修院」；杰尔瓦莱塞，即约沃兹；丰塔纳，即方廷斯；比奥兰达，即拜兰；比瓦尔塞，大概当作里瓦尔塞，即里沃；奥尔达拉埃塞的米埃萨，即「霍尔德内斯的莫修院」；基尔基斯塔洛，即柯克斯托尔；拉罗恰，即罗切修院；利维亚之园，大概是劳思园；基里基斯泰德，即柯克斯泰德；雷韦斯比，即林肯郡的雷韦斯比修院；斯温西韦德，即斯温斯黑德；拉瓦尔迪奥，即林肯郡的沃迪修院；埃斯提埃伦达的鲁福尔特，即诺丁汉郡的鲁福德修院；吉埃龙多纳，即莱斯特郡的杰龙顿修院〔注四十四〕。

这一章里还有许多同样的谜。不过我们所录的已经离契丹和通往契丹的路太远，就此打住。

〔注二十三〕（原注：原文那个盛器之名，任何字典里都查不到。然而亚美尼亚国王莱翁三世赐热那亚人贸易特权的文书里有「酒可以桶售或以罐售」一语，圣马丁就此说：「这就是亚美尼亚常语中的『帕尔奇』，意为罐。」我颇有把握认为原文所指就是这个词。）

〔注二十四〕（原注：葡萄干一词出于阿拉伯语，意大利至今还用。）

〔注二十五〕（原注：此处原文那个词，要说它就是红花，恐怕有人要疑；但书中另一处他写作另一形式时，所述那件东西的情状与辨别好坏的法子，看来正指红花。别的几处他还写作几种别体。）

〔注二十六〕（原注：即希腊人所谓的塞浦路斯草，杰勒德所称的假黄杨，今名指甲花，东方妇女用以染指甲，男子用以染须。）

〔注二十七〕（原注：阿月浑子一名的这个形式，我在意大利字典里都找不到；麦卡洛克《商业字典》提到它是「毕斯塔奇」的一种意大利形式，我确信原文就是这个词。阿拉伯人称阿月浑子为福斯图克，土耳其人作费斯特克；波斯语作皮斯塔克，无末音，可见这词大概先是照阿拉伯语的形式传入的。我看杰勒德也把阿月浑子叫做「费斯提克坚果」。）

〔注二十八〕（原注：这个令人费解的词，必是波斯语的「穆尔达桑格」，即密陀僧。然而伯恩斯把它译作「硫酸铜」。）

〔注二十九〕（原注：这味药如今差不多不用了；它是一种植物的根，从前由马拉巴尔、锡兰、交趾支那等处输出。）

〔注三十〕（原注：一种树脂胶，出于叙利亚、波斯、好望角等处所生的一种多年生草，输入英国的多经黎凡特。）

〔注三十一〕（原注：原文作「丁香之枝」。佩戈洛蒂在别处说，这东西好的可值上等丁香三分之一的价。这说法在乌扎诺书中屡见，还有「丁香之花」与「丁香之叶」。马蒂奥利注迪奥斯科里德时引加尔西亚说，丁香的枝就叫「富斯提」。而老杰勒德却说：「那种被认作雄丁香的粗丁香，不过是同一树的果子，留在树上直到自己落地，因久卧在地、其间又遇雨水，遂失了别的丁香那股辛烈之味。有人称它们为『富斯提』。」佩戈洛蒂另有一处作「丁香之阿月浑子」，那似是丁香的细枝，从前与丁香一同输入；布代乌斯注泰奥弗拉斯托斯时以为那就是古人所谓的桂。参看后文伊本·拔图塔的一段；杰勒德《草木志》；马蒂奥利书；布代乌斯注泰奥弗拉斯托斯。）

〔注三十二〕（原注：高良姜，一种由印度与中国输入的根，气香而味辛辣不适口。中世纪用作香料甚多；有两种，大者即爪哇高良姜，小者即中国高良姜。）

〔注三十三〕（原注：原文作「斯皮戈」；用以制此物的穗薰衣草，旧称意大利甘松。马斯登以为马可·波罗所说的「斯皮戈」是甘松。）

〔注三十四〕（原注：即「捣用之珠」，乌扎诺书中也提到，我想是入药用的。马蒂奥利引阿维森纳等人的话，说珍珠治心悸与流泪有效；不过听那口气，他自己那时代已不这样用了。）

〔注三十五〕（原注：即希腊本草家所称的「香灯心草」。正文中这个名字是杰勒德所用，或许还是他造的。）

〔注三十六〕（原注：东印度各处所产一种旋花属植物根的皮层。与这里所列别的药一样，如今医家用得极少。）

〔注三十七〕（原注：这一段里几个词，见前文之注。）

〔注三十八〕（原注：加扎里亚即环亚速海与克里米亚一带之地，法兰克人的商站塔纳、卡法、索尔达亚等都在其中；此名得于古代的可萨部族。）

〔注三十九〕（原注：即卡拉布里亚西岸的特罗佩阿。）

〔注四十〕（原注：西西里的帕蒂是米拉佐以西一座有主教座的小城。另一个帕蒂我指不出在哪里。）

〔注四十一〕（原注：即卡拉布里亚东岸的科特罗内，古之克罗托纳。）

〔注四十二〕（原注：呢绒是佛罗伦萨商业的大宗之一。一三三八年那里有作坊二百家，所出呢布值一百二十万金弗罗林，养活三万人。）

〔注四十三〕（原注：原文作「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教院」。）

〔注四十四〕（原注：这些修院都属熙笃会，见坦纳《修院志》。）

十二佩戈洛蒂·附录

以下据佩戈洛蒂原抄本录出前两章，今并译之。

第一章

自塔纳一路往契丹、携货往返的行程指要。

首先，自塔纳至吉塔尔汗，牛车要走二十五日，马车约走十日至十二日。路上多有蒙古兵，即带兵器的人。自吉塔尔汗至萨莱，循水路一日。自萨莱至萨莱楚克，循水路若干日；陆行水行皆可，然而货物走水路花费较省。自萨莱楚克至乌尔根奇，骆驼车要走二十日；带货的人以取道乌尔根奇为宜，因为那里是货物易售之地。自乌尔根奇至讹答剌，驼车要走三十五至四十日；若从萨莱楚克径往讹答剌，则走五十日，若身上无货，这条路比取道乌尔根奇更好。自讹答剌至阿力麻里，驴驮要走四十五日，每日都会遇见蒙古兵。自阿力麻里至甘州，驴行七十日。自甘州行至一条河边——那河名某——骑马要走四十五日；从那条河可以往行在，把身边的银锭在那里卖掉，因为那是货物易售之地。自行在起，便用卖银锭所得的钱行路，那是一种纸钞，其名曰巴里失；在契丹各处，这种钱四张值银锭一个。自行在至汗八里，即契丹一国的都城，行三十日。

第二章

凡商人欲作上述契丹之行，所需备办之事。

第一，须任胡须长起，不可剃去。

须在塔纳雇好通事，不可为省钱而舍良就劣：好通事纵然要价甚高，所省者不足偿其不如人处。通事之外，至少还须带两个好仆从，要通晓钦察语。商人若愿从塔纳带一个妇人同行，也可以；不带亦无妨，不过带了总比不带处境要好些。既要带，她也须像仆从一样通晓钦察语。

自塔纳至吉塔尔汗，须备二十五日的口粮，即面与腌鱼；肉类一路各处都不难得。同样，在上述行程中凡从一国入另一国之处，都要照前面所说的日数备下面与腌鱼；别的东西都不难得，尤其是肉。

据走过这条路的商人说，自塔纳往契丹的路，昼夜都极平安；唯有一层：往返的商人若死在途中，则一切财物尽归他死在其境的那一国之主，领主的官吏要全数取去。同样，若死在契丹，那么倘有他的兄弟或亲密的伴当在，出来说自己是他的兄弟，死者的财物便会交给他，财物就这样保得住。此外还有一重危险：旧主既死，新主未立之前，这中间有时会对法兰克人和别的外邦人生出事来。凡罗马尼亚一带以西的基督徒，他们一概称为法兰克人。继死者而当立的新主未定之前，这条路便不算平安。

契丹是一省，其中城邑村落极多，而其中有一座，便是商人聚居、货物荟萃之处，那城名唤汗八里。此城周百里，城中人烟屋舍与居民极为稠密。

据估算：一个商人带一名通事、两名仆从，携值金弗罗林二万五千的本钱，若肯俭省，自此往契丹一路要花银锭六十至七十个；自契丹返塔纳的全程，连口食之费、仆从工钱以及为此而有的一切花费算进去，每一驮约五个银锭，或者更少。银锭一个约值金弗罗林五枚。

又据估算：牛车只用一头牛，一车载热那亚坎塔尔十个；骆驼车用骆驼三匹，一车载热那亚坎塔尔三十个；马车用马一匹，一车载热那亚坎塔尔六个半的生丝，通常合热那亚磅二百五十磅；一包生丝约合热那亚磅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五磅。

据说自塔纳至萨莱这一段，比其余全程都不那么平安；不过纵在路况最坏的时候，若有六十人同行，也走得像在自家屋里一般安稳。

若有人要自热那亚或威尼斯出发，作上述契丹之行，最好带上布匹前往乌尔根奇；在乌尔根奇把布换成银锭，带着银锭往前走，不必再置别的货物；除非他带得几包极细的布——那种布占地小，所费也不比粗布多。

商人一路上可以骑马、骑驴，或随意骑别的乘具。

商人所带的、运到契丹去的银子，契丹之主一概取去，收进自己的库里，而发给运银人纸做的钱，即盖有该主印记的黄纸钱，那钱名曰巴里失。用这种钱可以买得生丝以及一切货物、一切想买的东西，境内的人都得收它；然而正因它是纸钱，货物也并不因此就买得贵些。这种纸钱分三等，照领主所定的价，一等比一等值钱。

又据估算：在契丹，银锭一个可换契丹生丝十九至二十磅，照热那亚的秤算；银锭约重热那亚八两半，成色为每磅含纯银十一两十七钱。

又据估算：在契丹，银锭一个可换丝的花缎三匹至三匹半；银锭一个可换丝金织的纳赫蒂三匹半至五匹。

十三马黎诺里·玉尔导言

马黎诺里的约翰及其东游追记

传略与导言

这些东游的记述，像泥岸里忽然露出的化石一样，嵌在一部波希米亚编年史里；那编年史在上一世纪后半，才依一部旧抄本首次印出。关于作者，除了从他自己这些追忆里拾得的之外，可考的不多。教会的传记家知道有一位小兄弟会士佛罗伦萨的约翰，著过若干神学的书，做过比西尼亚诺的主教。又有一位小兄弟会士佛罗伦萨的约翰，从雷诺迪与瓦丁两家年鉴的短短几行里，知道他曾奉使契丹。然而在那部波希米亚编年史刊行以前，似乎没有人疑心这两个约翰是一个人；即便在那书刊行之后，还有一位极博学的方济各会士把他们仔细分作两人〔注一〕。

〔注一〕（原注：见斯巴拉莱亚《瓦丁方济各三会作家志补正》，一八〇六年罗马刊。凯蒂夫还提到另一位佛罗伦萨的约翰，也与十四世纪东方的传教事业有关；不过那人是道明会士，做过格鲁吉亚第弗里斯的主教。）

然而这两个约翰实是一人。他生在佛罗伦萨或其近郊，出于圣洛伦佐的马黎诺里家，那是共和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得名于阿尔诺河谷中一个叫马黎诺勒的村子，在城西南约二里。马黎诺里一家在中世纪是佛罗伦萨最有势力的人家之一，族人多为归尔弗党的领袖。一二六〇年该党在蒙塔佩尔提战败，他们便被逐出共和国〔注二〕——

「那一场屠戮，那一场大杀，

把阿尔比亚河染成了赤色」——

不过几年之后又设法回来了，此后长久为本城出了许多旗手官与别的执政。然而到十七世纪，这一家已经绝了。佛罗伦萨大教堂附近有一条街，如今叫切雷塔尼街，街上还标着它旧日曾用他们家的名字〔注三〕。

〔注二〕（原注：见维拉尼《佛罗伦萨史》卷五。）

〔注三〕（原注：末一事是我亲眼所见。本段别的事，一部分出于乌盖利《意大利圣教志》，一七一七年威尼斯刊；一部分出于一种可信的托斯卡纳史料，其出处我失记了。）

约翰生于何年不得而知。不过从他追记中那种游谈无根的絮絮之态，可以猜他一三五五年前后落笔时已是个老人；下文还要举出一件事来印证这一点。所以他多半生在一二九〇年以前。

他是佛罗伦萨圣十字方济各会院的会士；他讲自己东归时把一件印度衣裳留在该城小兄弟会的祭器室里，说的显然就是这一所。

可以确知出于他手的，有两部托斯卡纳文的书：一是《圣奥努弗里奥传》，一是题作《使徒行传》的一部书——究竟是译经还是圣徒传说的汇集，我不知道。据说秕糠学会的词典引这两部书为意大利文的凭据。不过还有人以为他就是那位写过本会会史和《圣方济各列圣考》的佛罗伦萨的约翰，那两部书从前存在圣十字会院的藏书楼里〔注四〕。

斯巴拉莱亚又以为下列两种大概也是马黎诺里所作：一是意大利文的小书《圣方济各之花》，一四八〇年由吉拉尔登戈在威尼斯印行，后来屡屡重印；一是《施洗约翰传》，在波洛尼亚的抄本里附于前一种之后。

马黎诺里在追记中提到他一度在波洛尼亚讲学〔注五〕。关于他奉使东方以前的事，我所能搜集的就是这些。

〔注四〕（原注：见斯巴拉莱亚书。）

〔注五〕（原注：他说：「我在波洛尼亚讲学时也见过此物。」）

汗八里那位可敬的大主教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前面已经说过，约在一三二八年去世；而教皇约翰于一三三三年所派的继任者，看来始终没有到任。

然而一三三八年，有一个契丹大汗的使团到了阿维尼翁，一行是法兰克人安德鲁与另外十五人。他们带给教皇两封信：一封说是大汗自己写的，一封出于大汗麾下阿兰基督徒诸王之手〔注六〕。

〔注六〕（原注：瓦丁书记云：「本年年初，鞑靼至大皇帝的使节到了阿维尼翁。那位皇帝自称皇帝中的皇帝——因为鞑靼有好几位皇帝，而他居其上——所以来，是要与教皇结盟，或借他所愿建立的频繁往还的使节而结更深的友好；尤其打的是这样一个名目：他对基督徒一概加恩，因而以他们特别的护持者自居，向教皇求取好意。他们也如此作证，尤其是阿兰诸王，借这几位使节带去书信，盛称皇帝待他们的厚恩，并求教皇加以酬答。今录其信，由此可见基督教在鞑靼人中的情形，以及小兄弟会士——尤其是故汗八里大主教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在蛮野之民中传布信仰的辛勤。」

使节是「纳西奥的」安德鲁与威廉，以及契丹的阿兰人脱盖。教廷档册中有一条：「为鞑靼皇帝所遣、以公教信仰若干事奉派至宗座的使节安德鲁、纳西奥的威廉与契丹的阿兰人脱盖，发给通行护书，并附本座回书遣还。一三三八年六月二十日，发于阿维尼翁，教皇第四年。」）

文中并未说安德鲁是个教士；不过他也可能就是我们那位相识的刺桐主教〔注七〕。

多桑以为这整件事是那种假使团的一例——有好几回都有人冒蒙古诸王之名，把这类使团塞给欧洲各宫廷〔注八〕。然而他显然不知道马黎诺里关于回使及其接待的记述。而且那封汗的信，以其傲然简短、绝无堆砌的尊号看来，极像是真的——成吉思本来就禁止他的后人用那些尊号。开头那句程式，似与法兰西档案所存鞑靼文书前所冠的一样，而雷慕沙说那正是真本的标记〔注九〕。无论如何，这封信短而中肯，颇为可取，这里全录如下〔注十〕：

「赖全能天主之力！

「皇帝中的皇帝谕：

「朕遣使臣法兰克人安德鲁，并从者十五人，往七海之外、日落之处法兰克地方的教皇——基督徒之主——那里去，以开通朕与教皇之间使节频往的道路；并请教皇赐朕以祝福，在他的圣祷中常念着朕；并把阿兰人——朕的仆从、他的基督徒之子——托付于他。朕又愿使臣自日落之处带回马匹与别的珍奇之物。

「书于汗八里，鼠儿年六月初三日。」

〔注七〕（原注：见前文。）

〔注八〕（原注：见多桑《蒙古史》卷二。）

〔注九〕（原注：见法兰西铭文学院纪要；他把那句译作「赖至上之天之力」。）

〔注十〕（原注：这封信与这个使团有关的别的几封，都见瓦丁书卷七，又见莫斯海姆书附录。所谓七海，迈内特以为是咸海、里海、亚速海、黑海、马尔马拉海、群岛之海与地中海。可以注意的是，伊德里西在大洋之外也数七海，即中国海、红海、绿海即波斯湾、大马士革海即地中海、威尼斯海、本都海与朱尔詹海即里海；九世纪的阿拉伯航海者也说巴士拉与中国之间有七海。不过这里断不会有这样的精确。所指更像是佛家宇宙说里那七重环海，译成粗话不过是说教皇住在「天外之外」罢了。鼠儿年六月约当一三三六年七月。）

阿兰诸长那封信，略去数处，其文如下：

「赖全能天主之力，并为我主皇帝之荣！

「我等福廷·约恩斯、查提岑·通吉、詹博加·埃文齐、约翰·尤科伊（及鲁贝乌斯·平扎努斯）〔注十一〕，头顶尘土，敬问我等圣父教皇安……我等长久以来蒙尊使约翰修士教以公教的信仰，得他善加教导，多受安慰；此人德望重、才具足、为人圣洁。然而他去世已八年，这八年里我等无人管教，也无灵性的安慰。我等固曾听说你另派了一位使节，可是他至今没有来。所以恳求圣座另遣一位有智慧、有才具、有德行的使节来，照顾我等的灵魂；并求他快来，因为我等在此如一群无首之羊，无人教导，无人安慰……又，前后已有三四次，你那边派使节来见上述我主皇帝，都受他极厚的接待，赐以荣宠与礼物；那几位也都一一许下要把你的回音带回给上述我主，然而我主始终不曾得你或宗座一字回音。所以求圣座留意：这一次以及此后，务必确有回音，并有使节，一如圣座体面所宜。因为在这一带地方，自己人被人看出说谎，于基督徒是极大的羞耻。」（日期同上）〔注十二〕

〔注十一〕（原注：这几个名字乍看像是《格利佛游记》里的名字。它们在传下来的教皇几封信的抄本里屡见，形式颇有出入。我不敢断言这些名字所指为何，下面几条推测至少可以见得可行的解法是哪一类。我疑心头六个字其实只是两个名字，不是三个。若然，则第一个是「福廷·约恩斯·查提岑」。要把「约恩斯」还原成个合情理的形式，须记得这些名字大概是从波斯文一类字体转写过来的；转回波斯文再读，便是「约纳斯」，无疑就是那人的名字；「福廷」或许代表汉语的官称，「查提岑」则是「丞相」，即蒙古史中屡见的大臣之称，前引剌失德丁书中已见。

第二个名字便是「通吉·詹博加·文齐」。「通吉」像是沙哈鲁使团记里所说的那个词，那书用它称中国边省的守臣，或许是汉语「将军」之讹。「詹博加」是本名，十足鞑靼气派：蒙古史与帖木儿史里的「不花」成百论——突厥语「不花」意为领军之人。成吉思的对手中有一个札木合，或许就是同一个名字。「文齐」几乎可以断定是「万户」。

阿兰人中下一位约翰的「尤科伊」，大概是「游击」，据卫匡国一系的说法，那是相当于上校的官阶，鲍狄埃称之为「营长」；不过这个称号在蒙古时代并不存在。末了，鲁贝乌斯·平扎努斯的「平扎努斯」，即蒙古朝波斯史家笔下的「平章」，代表汉语中副宰之称；「鲁贝乌斯」大概是原名的意译，原名当作「忽兰」一类，意为红。

这一条注或许该删去；因为福廷等几个名字纵然古怪，却都是真的：头三个——福定、香山、卓延普华——伯希和已在《元史》里找到，其余的无疑也会在同一部书里找出来。）

〔注十二〕（原注：拉丁原信见瓦丁书卷七。）

这些阿兰人在中国的地位，引出一个有趣而费解的问题。下文可见，马黎诺里称他们是「世上最大最贵的民族，人最俊美、最勇武」；说成吉思一切大捷都靠他们之助；说在他自己的时代，为大汗效力的阿兰人有三万之众，充任国家最要的职位，而且至少名义上都是基督徒。

阿兰人在基督纪元前后那几百年，中国人就以这个名字知道他们，说他们住在咸海附近；在那个原居地上，一般相信他们与著名的马萨革泰人极为亲近，甚或就是一族。托勒密书中所谓「阿兰斯基泰人」与阿兰山，似也在这一带。约自纪元前四十年起，阿兰人的迁徙似向西移到顿河下游；一世纪时约瑟夫斯与亚美尼亚诸作家都把他们放在那里；三世纪时又见他们从那里出来，蹂躏小亚细亚的膏沃诸省。三百七十六年，匈人西徙的洪流冲到阿兰人身上，把他们淹没了。此后有极多阿兰人随征服者继续西进；后来又有大批阿兰人壮大了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族的浪头，横扫西罗马帝国。然而匈人入侵之后，有一部分阿兰人退入高加索邻近的平原与那一带的低谷，在那里保住了名号与族属，而别处的阿兰人很快就把这两样丢了。这些高加索的阿兰人此后数百年间少有消息，偶尔见于拜占庭皇帝或波斯国王的雇佣兵中而已。十三世纪他们曾力抗蒙古的征服者，虽被逼入山中，却长久不断出来袭扰伏尔加河畔那个鞑靼王朝所辖的地方，以至蒙古人不得不设重兵的戍所来防他们。他们做战士与做甲匠都久为人所畏；然而到十四世纪末，看来已完全归于鞑靼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曾站在萨莱的脱脱迷失汗一边，与大帖木儿作战。

蒙古朝的汉文史家如今称这一族为阿速；伊本·拔图塔与法兰克旅行者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约萨法特·巴尔巴罗也都以这个名字（或其变体）知道他们。就因这一点及别的理由，克拉普罗特把他们认作至今尚存于高加索的奥塞梯人。然而维维安·德·圣马丁举出有力的理由驳这一比定，虽然他也以为两族原都出于「阿斯」这一大宗，只是经由相隔甚远的路径与年代，各自从中亚辗转到了高加索一带。据同一位学者，格鲁吉亚人向来把「阿兰人之地」与「奥塞梯人之地」分得清楚，如今还在旅人未曾深入的阿巴兹内地承认有前一支的一个民族。

现在便到了那个难题：元朝的军中与政府里何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阿兰人？这个难处，或许正是使克拉普罗特提出那个说法的缘故——他以为那些人其实是蒙古的一个同名部族，与我们上面所说的高加索之民毫无干涉〔注十三〕。

〔注十三〕（原注：见克拉普罗特《亚洲丛志》卷一。）

这个说法未获采信。而且有些记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阿兰人在中国的地位，虽然这方面的记录似不完备。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据记载曾迫使他所蹂躏诸国的许多居民从军。史家剌失德丁讲到克烈人信奉基督教、尤其讲到贵由汗的母亲与大臣是那一部的基督徒时，说他们曾把叙利亚、小亚细亚、阿兰之地与罗斯的许多司祭召到哈剌和林的宫廷去。宋君荣所据的汉文史书正文里说到阿速，他显然不知道那就是阿兰，却在一条注里说：阿速之地既平，为蒙古供了许多可用的将校，而其地距里海不会甚远。同一记述又说，忽必烈汗遣军攻中国南方的宋朝时，命他的大将尽选良将，于是军中便附了许多畏兀儿、波斯、钦察、阿速等部的首领〔注十四〕。马可·波罗所记正是这一役中一队阿兰基督徒被屠之事，也可以一并想起〔注十五〕。

〔注十四〕（原注：罗克希尔说，阿兰即阿速，似与《后汉书》的奄蔡或阿兰聊是一族；书中说他们「游牧于康居西北，居大泽之滨，行迹远至北海之岸」。《北史》以「阿兰」之名提到他们，说住在北边而与阿尔巴尼人接壤——有些作者把这两族混作一谈，而后来的亚美尼亚史家却仔细分开。托勒密称这一族为「斯基泰的阿兰人」；据班伯里，古典作家中最早明白提到他们的是狄奥尼修斯。又据《元史》与德维理亚：一二二九年与一二四一年窝阔台之军到阿速之地时，其长立即归附，留阿兰人一千为大汗亲卫；蒙哥又把阿兰王阿思兰麾下之兵的一半收入亲卫，阿思兰的次子尼古拉随蒙古军征哈剌章即云南。这支阿兰亲卫军到一二七二年、一二八六年、一三〇九年还在，分为两卫，驻岭北省即哈剌和林。参看贝勒《中世纪研究》。）

〔注十五〕（原注：见《马可·波罗》卷二。这次屠杀，汉文史料亦可印证。）

不过马黎诺里所说阿兰人在蒙古治下中国的人数与地位之显赫，纵然把他夸大同教之人的分量这一层折算进去，还是相当骇人的。元朝这几位后主的史事，似无详细可考；然而不难想见：蒙古人的气魄一衰，他们的君主便如许多相似的情形一样，越来越倚赖外族的助力，而这些人便往往占了帝国最高的位置。当时在位的皇帝妥懽帖睦尔即顺帝，所受的指摘之一，正是他把太多权柄交给了「不修行检的外邦人」〔注十六〕。

〔注十六〕（原注：见维维安·德·圣马丁一八四八年《游记年刊》中一篇博洽的文章；又鲁布鲁克书；柏朗嘉宾书；拉穆西奥书卷二；圣马丁与克拉普罗特、雅凯在亚洲学报上的文章；圣马丁《亚美尼亚纪事》卷二；伊本·拔图塔书卷二；宋君荣《成吉思汗史》；德经书卷四等。）

回到一三三八年那个使团：教皇本笃十二世优礼接待了他们，恩宠的一个表记是把其中一位鞑靼使节任为自己的执杖侍卫〔注十七〕；到时候教皇也把契丹来书的回信交付了；不久之后又任命使节，代他自己前往汗八里的宫廷，所负的使命既要酬答汗的殷勤，又要推进传教之事。

〔注十七〕（原注：见巴吕兹《阿维尼翁教皇传》卷一。）

教皇答汗与阿兰诸王的两封信没有什么意思〔注十八〕。同时还有致钦察汗与察合台汗的信，以及致后者两位基督徒大臣的信，表示教皇不日将遣使前往那几处宫廷。东方的使节带着这些信，于一三三八年七月离阿维尼翁，并带有教皇荐与威尼斯总督与元老院、荐与匈牙利与西西里国王的书〔注十九〕。

〔注十八〕（原注：这位以本笃十二世为名而为罗马之主的雅各·富尔尼耶，致汗的信开头便毫不含糊：「朕等虽不称其职，然在地上代天主之位。」）

〔注十九〕（原注：见瓦丁书同处。）

数月之后，教皇任命了使节，并于其任内第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致书于他们〔注二十〕。他们的名字是：神学教授尼古拉·博内、莫拉诺的尼古拉、佛罗伦萨的约翰、匈牙利的格雷戈里。

〔注二十〕（原注：瓦丁书卷七作「致爱子小兄弟会士、神学教授尼古拉·博内，莫拉诺的尼古拉，佛罗伦萨的约翰，匈牙利的格雷戈里」。）

若不是马黎诺里的追记从波希米亚编年史里被挖了出来，我们关于这个使团所能知道的就只有：瓦丁《本会年鉴》一三四二年下几行短短的话，说一行人抵达汗八里的宫廷；又十一年后几行，说残存的几位回到教会在阿维尼翁的本部。

使团实际出发时人数几何、由何人组成，不得而知；不过除使节之外，大概还有不少修士。有一位同时代的日耳曼编年史家说，这一次派出了小兄弟会士五十名；然而显然他对此事并无确实的见闻，而且他那条记载还连着一条那时代常见的荒诞之说，说大汗归信了基督教，此外还有别的明显错处〔注二十一〕。马黎诺里顺笔提到，一行人在汗八里驻留期间共三十二人，别无详情。他在使团中的同伴后来怎样了，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教皇信中马黎诺里之名只列第三，他通篇叙述的口气，却像他是教皇唯一的、至少是首要的代表。而瓦丁记这个使团行事与归来那几行短话里，只提他一个人的名字。

四人之中，尼古拉·博内即便当真东行过，也必是很快就回来了；因为一三四二年五月有记载说，克雷芒六世任他为马耳他主教〔注二十二〕。

〔注二十一〕（原注：温特图尔的约翰编年史一三三九年下云：「据说鞑靼之王已归信，是因一位妇人之力——那妇人由在该国传扬基督福音的小兄弟会士劝化入了公教。他遂遣使带书信给本笃教皇，求他俯允派遣正教的师傅、传道者与导师，来劝化其民、为归信者施洗、并坚固受洗者的新信。教皇欣然应许，安排派出小兄弟会士五十名——因为那位王的归信本是这一会的人所成——都是明理而知世事之人。至于他们有何进展、为主耶稣基督得了多少人，直到一三四三年本年四旬期为止，施瓦本并无一点消息。」）

〔注二十二〕（原注：见瓦丁一三四二年下。这位年鉴家说到尼古拉时，像是尽知其归来之事，谓「然彼因重大缘故，中途而返」。据甘姆斯书，尼古拉于一三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选为马耳他主教，卒于一三六〇年。）

马黎诺里记他行旅的那些文字，实在不配称作一篇叙述；要从里面整出一篇叙述来，其难处有如凭零碎的地层观察与散落的遗骸去立一套地质学说。因此不得不把他行程的次第略叙一遍——按编者所理解的次第——否则读者便须自己费同样的工夫去拼那些碎片。不过叙的时候，我要尽量少去抢说作者自己所详的那些细节。

一行人于一三三八年十二月离阿维尼翁，却须在那不勒斯等候鞑靼使节一阵——那几位大概正在意大利各城各宫里被当作稀客款待。一三三九年五月一日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停到仲夏。随后渡黑海到卡法，由此前往钦察月即别汗的宫廷〔注二十三〕，无疑是在萨莱。一三三九年的冬天是在那里过的；若假定一行人五月前后启程，取道乌尔根奇走通常的商路，那么约在九月可到察合台朝即「中部之国」的都城阿力麻里。使团在阿力麻里停留颇久，直到一三四一年才离开，也许竟到那一年将尽之时。他们在哈密大概也耗了不少时日，所以到北京大概已是一三四二年五六月间〔注二十四〕。不过几乎可以断定就在那一年之内，因为瓦丁的记载与汉文史书里一条有趣的记事，都指着这一年。

〔注二十三〕（原注：见后文马黎诺里东游追记末尾处。）

〔注二十四〕（原注：见瓦丁书卷七，及后文关于马黎诺里所献之马的注。瓦丁一三四二年下云：「其时鞑靼境内基督徒极多，本会遣使亦频，会中房舍甚多，声望甚隆。他们在大汗宫旁有一所房子，并与大汗同席；大汗就寝时也要他们祝福。在大鞑靼米勒斯科尔泰一带有房舍数处，在塞廷城一处，在阿力麻里又一处——那一处如前所述被阿里索尔达毁了；在伊别利亚有不动的两处、帐幕式可移的五处；在桃里寺两处；在马塞里卡又两处，别处还有多处。佛罗伦萨的约翰修士与其同伴使这些房舍增多，也使本会声望更隆。他们是本笃教皇派往大汗皇帝的使节，沿途受东方诸王礼遇，本年抵达汗八里城。他们行事谨慎谦和，故大得君前之宠，君且新下诏令，许在其国内传扬基督的信仰。约翰修士为众人的榜样，手举大十字架，往来如飞火，劝化许多人归于基督的信仰，毫不畏惧地把基督的名向众人反复讲说。那时立起了许多基督徒的教堂，罗马的信仰也传布到许多地方。若干年后，皇帝又遣这位约翰修士回来，光荣地出使英诺森六世教皇那里，见一三五三年下所记。」）

马黎诺里在汗八里所住的时日有三四年之久，此后穿行帝国到了刺桐港，那里有本会的房舍。他自刺桐航海赴印度，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或在一三四六年，或在一三四七年，大概是后一年。这一程可惜他一字未言，只记下他在次年的复活节周抵达马拉巴尔的俱蓝。他在俱蓝的基督徒中住了一年多，随后趁一三四八年或一三四九年的西南季风，扬帆往科罗曼德尔海岸，去拜圣使徒托马斯的圣墓。在那里只住了四天，便往萨巴国去；他显然是把这个国认作圣经所说的示巴，而他所见那里仍由一位女王治理。

这个萨巴及其女王，在马黎诺里散乱的行程记里是最难解的一个谜，而他关于此地的记述散在各处，所以我把它们的大要在这里汇成一处，希望有哪位学者学问够好、运气够好，能解开这个我已近乎绝望而放手的结。

这个萨巴，乃是世上最好的岛；北极就在那里——这是热那亚的莱蒙师傅指点马黎诺里的，我想是在他回欧洲之后——低于地平六度，而南极高出同样的度数；此外还可以见到许多别的奇异的天象。那里治国之权总是、或者大抵总是在妇人手里；宫墙上饰有精美的史画；车与象都在用，尤其供妇人用；有一座极高的山名吉贝特，意为「福山」，与以利亚和三王的传说相连；女王待这位旅人极隆重，赐他一条金带——那是她惯常赐给她所封为王的人的；那里有少数基督徒；最后，马黎诺里离萨巴之后，接连遇上几场大风，把他的船（看来是违他本意地）刮进了锡兰的一个港口。

最早为马黎诺里作注的迈内特，断言他所指的是爪哇；孔斯特曼则断言他说的是马尔代夫。后一个念头我在有幸读到孔斯特曼教授的文章以前也曾想到，然而以几条在我看来无法克服的理由弃去了。

九世纪末的马苏第与十一世纪的伊德里西，都说那几处群岛——原文之名显系抄写之误，所指当是马尔代夫——多少归妇人治理，这固是实情，也确实可注意；而伊本·拔图塔在马黎诺里自中国归来前不久到过那些岛上，其时当地果然有一位女君在位，名卡蒂雅，是已故苏丹之女，众人废了她的兄弟而立她。实权其实在她丈夫手里，然而一切号令都用她的名义发出。伊德里西又提到女王遇大典时与众妇人乘象而行，前有号角旗帜，她的丈夫们与大臣隔一段距离随后〔注二十五〕。这一节很动人；然而关于象的说法，没有强有力的旁证是无法接受的：在马尔代夫那几座小岛上，象无论何时都是极不便的客；而且从伊本·拔图塔书里可知，他那时——也是马黎诺里那时——全岛之中只有一匹马与一匹母马。我们的作者也决不能把这些出产贝子与椰子的小小岛群叫做「世上最好的岛」。纬度那一节或许还可以放过，因为比马黎诺里明白的人在这类事上也大错过。可是马尔代夫哪里去找一座「极高而几乎无路可上的山」？那与在特塞尔岛上找这样一座山一样。

〔注二十五〕（原注：见茹贝尔法译本卷三。）

我们可以记得，鄂多立克用他那古怪的说法称爪哇为「现存一切岛中第二好的岛」；而萨巴王宫墙上的史画，也颇能叫人想起同一位修士所说爪哇诸王宫中的画。若能在爪哇找到女主屡屡当国的凭据，我很愿意随迈内特而认作爪哇。我所能查到的这方面的痕迹只有两条，附录如下〔注二十六〕。虽然我以为可能性较小，但也未尝不可以是指苏门答腊的某一省。我们知道回教航海者称那岛为爪哇，马可·波罗、伊本·拔图塔与加泰罗尼亚地图都可见；那图上名叫「加那」即爪哇的大岛，所指显然是苏门答腊。而且说也奇怪，那图上岛的北端标着「妇人之国」，还画着一位女王的像。又伊达·普法伊费尔在苏门答腊游历时，也听说艾尔陶大湖一带有一个强盛的民族由妇人治理。其言姑存之。

〔注二十六〕（原注：爪哇史在回教立足以前年代极不确定，下列两桩女主当国之事，与马黎诺里航行的年月合到什么程度，也难说：

一，井里汶省古宁安人拉图·德瓦受命治理加卢，图谋自立于麻喏巴歇之外而不成，身死于争斗；其寡妻托尔比塔坚持不屈，一时颇得势，终亦被克，归附麻喏巴歇。

二，麻喏巴歇第五位君主默尔达·韦查耶留下二子女：女名甘察那·翁古，子名昂卡·韦查耶，据某些史料二人共治。然而那位公主以独立女君之名更为人知，号称「甘察那·翁古女王」。见莱佛士《爪哇史》卷二。

第二例似最切题；据瓦尔克纳所订的年代，麻喏巴歇第五位君主一三二二年即位，时间看来相当合。

以利亚（或作赫迪尔）的传说，当是从当地的回教侨民那里听来的，正如后文可见，亚当与该隐的传说是我们这位旅人在锡兰听来的。

南海某国有女主当国之事，一三四九年的《岛夷志略》可以印证。

又比兹利说：「总而言之，这地方似最合爪哇或苏门答腊的某一带；他絮絮而言的那座福山吉贝特，无论名称还是描述，都极合爪哇中部北岸附近的大斯拉默特山，即『和平之山』。」）

此外还值得记一记：下一个世纪的俄国人尼基丁讲到他在印度听说的一个地方，名沙巴特。那是印度海上一个极大的地方，距达布尔两月航程，距锡兰一月航程，距勃固二十日。其地多产生丝、糖、宝石、檀香与象。犹太人称沙巴特之民为犹太人，然而他们其实既非犹太人，亦非回教徒，亦非基督徒，而是另一种教。他们不与犹太人或回教徒同食，也不吃肉。一切物价皆廉等等。若能考出这地方，或许就找到了马黎诺里的萨巴。

萨巴所载的纬度虽合爪哇而不合苏门答腊，然而我们须记得，马可·波罗说到苏门答腊时，正惊异于那地方偏南之甚，以至看不见北极星。而一位同时代人极有趣地引到波罗，说到麦哲伦云时云〔注二十七〕：「在僧祇之地，可见一星大如一袋。我认得一个见过它的人，他告诉我说，那星有一点淡光如一片云，永在南方。这件事和别的事，也是威尼斯人马可告诉我的——他是我所识的人中游历最广、访问最勤的一个。他在南极之下见过这同一颗星；他说它有一条大尾，还画了个图，如此。他又告诉我，他见南极高出地面，看去约等于一枝军士之矛的长短，而北极则低下同样的度数。他说樟脑、沉香与苏木就是从那地方运来给我们的。他说那里热得厉害，人家极少。这些都是他在海上到的一个岛上亲见的；而要到那地方，除了海路别无他途。」这一段所传马可的口述，无疑指的是苏门答腊；而其中关于两极的措辞，以及所说「别的奇异的星象」，使我很疑心热那亚的莱蒙师傅正是照阿巴诺的彼得这一段，向马黎诺里指点那些事的。

〔注二十七〕（原注：见一五二一年威尼斯刊阿巴诺的彼得《调和论》。这位彼得是医师兼星占家，一二五〇年生于帕多瓦附近的阿巴诺，在该城大学任医学教授。他两次被宗教裁判所以行巫术之罪提讯，第二次只因一三一六年身死才逃脱他们的手。他身后仍被定罪，然而地方官不愿再行追究，只把他的像焚了了事。这一段有趣的文字最早是祖尔拉指出的；不过我想他没有留意那幅木刻——有些版本把它删了。这里以为值得摹下来，因为它至少近乎马可·波罗亲笔的一幅画。）

我们的作者离萨巴时又乘船，大概是要回马拉巴尔、由那里转往欧洲，却如上所说被风刮进了锡兰。在那里他落入一个回教海寇之手——那人此时已据了岛上很大一块地方——被扣留了约四个月，随身带回的一切东方的珍宝奇物尽被剥去。

尽管有这些不快的经历，马黎诺里说到锡兰的追忆却似乎一再回去、恋恋不舍，这些追忆在他的记述里总共占了不小的篇幅。在马黎诺里心里，地上的乐园即便没有径与岛上某处认作一地——他的措辞含混两可——至少也紧邻着它，并把一种甘美的气息分给全岛的空气与出产。这个念头如此突出，所以就此略作一段解说的闲文，也不算不合宜。

古人所梦想的圣洁而有福的岛屿在西方，那里的黄金时代逃过了世风败坏的洪水。然而中世纪的传说指的是相反的方向，因为它们所凭的是那座「栽于东方伊甸」的园子；哥伦布固是西航之际，以为在奥里诺科河口一带找到了乐园的边缘，但须记得，他所寻的只是取捷径而得的「远东」。

关于地上乐园所写的文字，大概足以装满一座可观的藏书楼。马黎诺里的想法，显然与他那时代一般所抱的相同，即：有一座大山，在无可言喻的静穆与秀美之中高出人间一切之上，山上倾下一道壮丽的瀑布，到山脚分为四条大河，这些河或在地下或在地上，各自寻到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以及另两条可认作基训与比逊的水道。这座山常被认为高到月天，据说连奥古斯丁与比德一流人也持此论〔注二十八〕。

〔注二十八〕（原注：然而有一位曾专论乐园的约翰·霍普金森，明智地把这说法斥为明显的虚构。他说：照托勒密与阿尔弗拉干努斯，月的高度不是地球直径的十七倍么？那么这样一座山岂不至少要以地球半面的全部为底座，还要夺去我们大半的日光？所以约翰·托斯塔图斯说得较为近理：他说乐园并不真达于月天，只升入空气的第三层，比地上一切别的山高二十肘！这位约翰又以为乐园长约十二里，周三十六里或四十里。阿里奥斯托说到那「山顶，／据说离月的轮环那道峭壁已不甚远」时，与他同意。）

所指乐园的地点也千差万别。东方的古传说满足于把它放在锡兰；西方的信念则多以为在更极东之处，黑塞的约翰便自称在那里见过它。科斯马斯又以为它与洪水前的世界同在大洋之外——那大洋环着我们所居的这块长方大台。加尔默罗会的菲利波神父以为它大概在亚拉腊的怀中；而阿里奥斯托似把它认作肯尼亚或乞力马扎罗——

「那座山，埃及的大河自此出，

高过云上，几与天接；

那便是人所谓地上的

乐园，从前亚当与夏娃住在那里。」

威尼斯安德烈亚·比安基的地图与马黎诺里相合，因为图上把「地上乐园」画在科摩林角旁，而那四条河则画成自印度中部上行：一条入里海之北，近阿斯特拉罕，即伏尔加；一条入里海之南，近吉兰，或即阿拉斯河；一条入亚历山德雷塔湾，或即奥龙特斯；第四条便是幼发拉底〔注二十九〕。

〔注二十九〕（原注：谢林《西藏西部》云：「弥卢之巅是梵天之城……圣河恒河出于毗湿奴之足，洗过月轮，自天而落，绕梵天之城而后分为四大河，各流向相反之方。北为印度河……东为桑波即布拉马普特拉……西为萨特莱杰……南为加尔纳利。」）

另有些旧地图与假托的游记，如黑塞的约翰，也给炼狱定了一个地上的位置。但丁则如所记得的，把炼狱与地上乐园的所在合在一处，使后者成为那座山的可喜之巅，而山的陡坡上一层层围着洁净的圈子。

这件事就用阿夫朗什主教于埃的话作结吧：「有人把地上乐园放在……北极之下；有人放在鞑靼，即今为里海所占之处；有人放在极南的火地；许多人放在东方，如恒河之畔、锡兰岛上、中国、日出之外、今已不可居之地。又有人放在美洲、非洲、昼夜平分的东方、赤道之下、月山之上。多数人把它放在亚洲；而这些人之中，有的放在大亚美尼亚，有的放在美索不达米亚、亚述、波斯、巴比伦、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甚至有人要为我们自己的欧洲力争；还有人全不顾荒唐的界限，把它放在阿图瓦的埃丹，理由是那名字像伊甸。」〔注三十〕

〔注三十〕（原注：见乌戈利尼《圣古文丛》卷七所收于埃《地上乐园位置论》；又蒙福孔《教父新集》卷二所收科斯马斯；又费斯提《约翰游记》等。）

马黎诺里如何离开锡兰、与什么人同行，他没有说。我们只从极零碎的顺笔提到之处推知，他必是航往忽鲁模思，此后经巴比伦的废墟而至巴格达、摩苏尔、埃德萨、阿勒颇，由此往大马士革、加利利与耶路撒冷。他往意大利途中此外唯一的踪迹，是他似曾在塞浦路斯停靠。

据瓦丁，一三五三年他抵达阿维尼翁，带来汗致教皇——此时是英诺森六世——的一封信；信中让那位君主表示他对基督教信仰极为敬重，承认他境内的基督臣民隶属教皇，并请多派传教士。

大概是一三五四年皇帝查理四世到意大利、要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的那一回，他与马黎诺里相识，并任他为自己的侍从司铎之一〔注三十一〕。他这样做，或许是出于好奇，想从容听一个到过天涯的人讲说；因为查理虽然品性卑下，却是个有才识的人，也奖励学问与实用之艺〔注三十二〕。

〔注三十一〕（原注：查理是波希米亚国王卢森堡的约翰之子——那位盲目的武人战死于克雷西——生于一三一六年五月十六日，一三四六年七月十九日被选为皇帝，以代被绝罚的巴伐利亚的路易。）

〔注三十二〕（原注：多布纳在布拉格查理宫廷的档案里没能找到任命马黎诺里的文书，虽然他找到了别的几件同一职衔的任命，即「参议、司铎、亲随兼侍膳」。）

一三五四年教皇又以卡拉布里亚比西尼亚诺的主教位酬我们这位旅人〔注三十三〕。然而这位主教似乎并不急于到任居住；他大概想，一个人一生既花了那么多年跑到契丹又跑回来，余下的年月不必全耗在卡拉布里亚的荒野里也说得过去。他似曾随皇帝自意大利返其世袭的领地〔注三十四〕；而一三五六年我们又见他在阿维尼翁，作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一三五七年又因他授某教堂大赦特权的文书而在波洛尼亚留下踪迹〔注三十五〕。

〔注三十三〕（原注：一三五四年五月十四日，见前引乌盖利《意大利圣教志》：「第十二位，约翰修士，出于马黎诺拉贵族之家，佛罗伦萨人，方济各会士，一三五四年五月十二日继克里斯托弗为主教，据梵蒂冈档册可考。此人为佛罗伦萨圣十字会院有名的门人，以学问之望与家世之显而跃升此位；其后享年几何，则我所不知……」比西尼亚诺是一座小小的主教城，据说即古之贝西迪亚，在卡斯特罗维拉里与科森扎之间驿道以东的一座山上，桑塞韦里诺家以此城为亲王之号。瓦丁提到有一位约翰修士受任此职，却似不知他就是那位他记过自契丹归来的使节。）

〔注三十四〕（原注：马黎诺里最明白提到自己到过布拉格的一处，是在他引出一章题作《圣尼古拉指骨割取之奇迹》时。他说这根指骨是教皇与别的圣物一同送给皇帝的，接着说「在此叙一件我亲眼所见、亲手所抚的新奇迹，也不算不相干」云云，随后讲皇帝刺那指骨而有血流出等等。据多布纳，波希米亚编年史家哈格西乌斯把这个故事系于一三五三年。这大概是错的，否则皇帝必是在自己赴意大利之前就把马黎诺里召到布拉格去了。）

〔注三十五〕（原注：见斯巴拉莱亚书。那道大赦文书里，他自称是代拿撒勒大主教理查——本会的一位弟兄——行事。拿撒勒教区是为着这名号的荣耀而设的，所辖散处，多在那不勒斯王国境内。）

无疑正是马黎诺里到布拉格的那一次，皇帝要他担起重修《波希米亚编年史》的差事。查理若吩咐他的司铎把自己东方的经历详细写一部书，那就比这明白得多了。然而有多少且领多少罢。这差事的本分，这位托斯卡纳的教士极其厌恶。他自己说，他在「波希米亚编年史那多刺的丛薄与纠结的荒莽」面前退缩；在「怪名如迷宫般的密林」面前退缩——那些名字，他佛罗伦萨的舌头连念都念不出来。于是他在这件不合口味的差事底下自寻宽解，动辄借题把他亚洲之行的追忆、或那些行旅给他的亚洲地理的见识，插进他的编年史里去。要把这些东西硬拖进一部单讲波希米亚的编年史，本也不易；不过那时候凡是正经的编年史，至迟也要从亚当讲起，若是这一点还不能给亚当的子孙留出插进来的余地，那倒奇怪了。

编年史与这些追记，一同在布拉格的会院尘土里睡了约四百年。这许多年间，马黎诺里作为波希米亚编年史家的名字只被提到过两次，而提他的作者又都是波希米亚境外几乎无人知道的，其中一位看来还没有读过他〔注三十六〕。直到一七六八年，他才随着《波希米亚史未刊史料》第二卷为世人所见；那书由一位教育修会的会士、可敬的格拉西乌斯·多布纳编成〔注三十七〕。多布纳处理波希米亚史的本领，大概高于他注解亚洲行旅与地理时所显的本领。他在后两项上的注实在常令人吃惊，足以证明他教父教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时颇有先见之明。

〔注三十六〕（原注：据多布纳，这两位是哈格西乌斯与十七世纪的史家马蒂亚斯·博莱斯卢兹基。）

〔注三十七〕（原注：即《波希米亚史未刊史料》，多布纳辑，第一卷一七六四年、第二卷一七六八年布拉格刊；卷二有《马黎诺拉编年史前论》及《马黎诺拉编年史》全文。）

然而马黎诺里行程的记述虽这样为世人所得，却只是把睡处从抄本换到了铅字；因为似乎无人发觉一部波希米亚编年史里插着这些奇文，直到一八二〇年迈内特先生在波希米亚科学会的纪要上刊出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注三十八〕。他的办法是把多布纳书中一切与马黎诺里行旅有关的文字摘出，再按它们所容许的程度重排成有条理而连贯的样子，并通篇附以明达的评注。

关于马黎诺里的行旅，孔斯特曼教授在前面提到的那一系列文章里也发表过一篇论文。这两篇文章都给了我偶尔的启发，尤其指点了我此后追寻的几种引证之源。不过我的工作在读到孔斯特曼之前已进行很远了〔注三十九〕。

〔注三十八〕（原注：见波希米亚王国科学会纪要卷七所收迈内特《小兄弟会士、教皇使节马黎诺拉的约翰一三三九至一三五三年东游记——自拉丁文译出、编次并加解说》，一八二〇年布拉格刊。）

〔注三十九〕（原注：关于马黎诺里另有比兹利《近代地理学的曙光》卷三一文。）

马黎诺里消化那部编年史、又以自己的追忆调味的时候，究竟在何年，不能确定。可以确言的只是：在他受任主教之后（因为编年史的题名与正文里都标出这个名衔），又在英诺森六世去世之前——他在书末一段里说这位教皇仍在位——即在一三五四年五月与一三六二年九月之间。不过几乎可以断定，他是在一三五四年或一三五五年到布拉格的那一次写成此书的。

前面已经说过，马黎诺里写这些追记时必已是个老人；我想读者也会同意这一点，虽然译文里无法不把他那些特色略加柔化。他对亲见之事常有鲜明的记忆与生动的描写；然而这些又搀着一种近乎再度童稚的、按不住的自夸，以及从一题跳到另一题的不连贯——这种不连贯在文章里再找不到可比的，只有尼克尔贝太太的谈话差可比拟。他的拉丁文糟得不是一路。约尔丹的拉丁文糟在一层意思上：他说「那鸟儿名叫犀牛」，错处几乎和字数一样多；然而他差不多总是明明白白、活生生可解的。马黎诺里的拉丁文之糟，是因为它是一团混乱思绪的模糊表达〔注四十〕。马黎诺里此时年事已高、而且在同辈中不被看作多么明白的人，还有一封颇为有趣的信可以印证：那信据称是一位阿马主教写给他的，多布纳在布拉格总主教座堂藏书楼查理皇帝时代的档案里翻了出来。从信中可以看出：教会上层曾表示有意派马黎诺里去爱尔兰，办理当时与写信人争执的一些问题。写信人得了这个消息，似乎气得不得了，于是卷起法袍的袖子，舞起棍来，用下面这种劲头十足的比方说话。我们读这封信，很难不觉得它该是从图阿姆而不是从阿马发出的。不过写信的人，原来倒是很有资格受人敬重的〔注四十一〕：

「可敬的神父、极亲爱的朋友！

「某某两位先生所讲的你的举动，与你这满头白发、这般自许的身分，实在半点也不相称。而你托他们带给我的那句话，更是你那份谨慎的糟样本。

「靠主的帮助，凭我这一边的道理，你会里的那朵花不是被我除干净了么？我不是已在明明白白的交手里揍过他了么？难道我还会怕你们其余的哪一个？眼下什么都不缺，只缺给那得胜的英雄颁奖，只缺靠天主的祝福，把胜利的冠冕降下来，好装点他凯旋的额头！

「那支笔该得重赏——它从圣教会的园子里拔掉了荆棘与蒺藜，把谬误那丑陋的一伙打得转身就走，为公教的真理扫清了通行的街道！

「我不怕你尊驾前来。要说以你为对手的前景会吓着我，那也未必——我，我可是把英格兰人奥卡姆、伯利之流的诡辩撕成了碎片，那时他们正想给自己编的一张谎网蒙上一层薄纱；我可是用虔敬与真理的话堵住了他们无用的狂吠！那么就叫他来罢，那个比西尼亚诺的老叫化子主教！叫他来罢！我们要量一量他的分量，尽管他在皇帝的宫里孔雀似的摆着、自称——恕我说句实话——「东方的使徒」！我们要叫他晓得，他那些老糊涂的梦在实事上有什么用。我既已给一整群吠叫的狗套上了嘴笼，若还难于给一条又老又喘、几乎叫不出声、脑子也向来不曾有过一点名声的可怜老狗套上颈圈，那才叫可惜！」

〔注四十〕（原注：要看马黎诺里如何不连贯，且看多布纳书中一段的原文，即下文《论我们始祖的衣服》一章：他说，因此似可不作断言地说，那里不该读作「皮做的衣」，而该读作「叶做的衣」。因为前面说过的椰子叶中间生出些线来，像布一样，经线颇粗，稀疏而干；直到今日，那里的人与犹太人还用这些线做乡下人挡雨的衣裳，那些人叫做「驼夫」，是抬东西或担重的，也用肩舆抬人——男男女女都抬；《雅歌》里说「所罗门为自己制了黎巴嫩木的乘舆」，就是说可抬的小床，我在刺桐和印度时就是这样被抬的。这样一件用「驼夫」的线——不是骆驼毛——所织的衣裳，我一直带到佛罗伦萨，留在小兄弟会的祭器室里，与施洗约翰的衣裳相似。骆驼毛却是世上丝以下最细的毛。我有一回同无数骆驼与驼驹在极荒的沙漠里，从混乱的巴比伦往埃及去，取道大马士革，同行的阿拉伯人无数。锡兰没有骆驼，却有无数的象；象虽极凶猛，却极少害远来的客人。我曾骑过萨巴女王的一头象，那象看去像有理性，若不是这话与信仰相违的话。）

〔注四十一〕（原注：译这封信似须借一点地方色彩才尽其致，故把后半的原文大意附此为样：「那么就让那个老朽的比西尼亚诺主教来吧，让他来；那个在皇帝的宫廷里夸夸然自称『东方使徒』的人，来试试他那些梦对他有什么用。若说狂吠的狗年壮时该上锁链，那么凭我们筹划的手段，把一条老得发抖的獒犬绑住，自然不难——那狗如今既无清亮的声气，也无学问的本事可倚。」）

多布纳没有考出这封信的作者，然而无疑是阿马大主教理查·菲茨拉尔夫——此人是方济各会及别的托钵会强硬的对头，而那些会终于比他强，把他拖进了他至死未能脱身的麻烦里〔注四十二〕。

马黎诺里的踪迹，到此为止。他卒于何时不得而知；连他在比西尼亚诺的继任者受任的年月也未查出，以便大致推定〔注四十三〕。

〔注四十二〕（原注：他是敦多克人，极得爱德华三世敬重，历任牛津神学教授、该大学校长（一三三三年）、利奇菲尔德座堂长（一三三七年）、阿马大主教（一三四七年七月八日）。关于他与托钵修士不断的争斗，有记载说他「在牛津讲神学时常辛辣地嘲笑他们那种虚妄而骄傲的清贫；既做了主教，笔锋更利地刺他们」——照他那封信的笔调看，这话完全可信。这些记载看来也驳倒了瓦丁的说法：瓦丁谓菲茨拉尔夫与修士结怨，起于阿马的方济各会士抗拒这位大主教一件不公之举。

一三五六年他在伦敦讲道攻击托钵修士与自愿清贫之说，大触人怒。他们控他为异端，把他传到阿维尼翁（一三五七年），在那里久被拘留。这类问题于轻率挑起的人或许干系极重：因为仅仅四年之前，有两个方济各会士为着在清贫的原则上持了错误的见解——不过所持的方向大概与菲茨拉尔夫相反——在教皇自己的城阿维尼翁被烧死。于是这位大主教见当局的意向不利于他，便（据瓦丁）退往比利时，大概是取道回英格兰，并死在那里，时在一三五九年或一三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不过凯夫说他死在阿维尼翁，一三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方济各会年鉴家路加·瓦丁论到这位人物时，那个爱尔兰人竟胜过了那个修士，读来令人痛快。他说：「有人算菲茨拉尔夫为异端，实属不当；他之获罪，多出于才智之过盛，而非出于意志之乖僻。」在爱尔兰他被当作圣人。他最足取于后世之敬的，是据说他把圣经译成了爱尔兰文——照福克斯说是全部，照贝尔说是新约。他还留下许多别的著作，多为辩论之文，其中有些已印行。他在阿维尼翁为自己攻击修士的那几篇讲道所作的一篇辩辞，见戈尔达斯图斯《神圣罗马帝国政体》。）

〔注四十三〕（原注：见乌盖利书同处。）

最后只须再说一句马黎诺里编年史的抄本。多布纳据以校印的那一部，据称是纸的对折本，一部分写于十四世纪末，一部分写于十五世纪初。那时它存在布拉格旧城十字会即苦难会弟兄的藏书楼里；到迈内特写他那篇文章时，已移入王家大学藏书楼。这部抄本本以为是天下唯一的，然而我在威尼斯圣马可藏书楼见过一部残抄，似为十五世纪之物，凡亚洲记述中最要紧的部分都在其内〔注四十四〕。它与多布纳本的异同极微，连使团离阿维尼翁年月上的那个错也一样。不过它清楚地给出了几个名字的读法，那几个名字大概是多布纳误读了的，如「蛮子」多布纳读作别形，「马拉巴尔」他读作别形，「塔纳」他读作别形，此外还有极少几处更难断定的异文。

〔注四十四〕（原注：见圣马可藏书楼拉丁文抄本第一百八十八号；至第二卷讲罗马史那一章为止。该卷另收与教皇及波希米亚史有关的各种抄件。）

（书目：多布纳所辑《波希米亚史未刊史料》两卷，一七六四、一七六八年布拉格刊；迈内特一八二〇年布拉格刊译注本及其提要；费吕萨克男爵一八二四年在地理学会会刊上的介绍；孔斯特曼在菲利普斯与格雷斯所编丛刊上论十四世纪印度与中国传教事业的系列文章；德·古贝尔纳蒂斯《意大利人东印度旅行史》，一八七五年，及马尔切利诺·达·奇韦扎《方济各会书目试编》一八七九年的转载；阿马特·迪·圣菲利波《传记与书目研究》第二版，一八八二年罗马刊；比兹利《近代地理学的曙光》卷三，一九〇六年。以上诸种，此处不一一详列版次页码。）

马黎诺里东游追记

——马黎诺里的约翰撰，其人为教皇驻大汗宫廷之使节，后为比西尼亚诺主教

作者开篇宣告，要把他的书分为三卷，即：一、《神治篇》，自创世至建巴别塔的世界史；二、《王治篇》，自宁录以下至法兰克人与日耳曼人、以及波希米亚王国的列王史；三、《教治篇》，自麦基洗德至摩西与亚伦、至基督教之创立、以及罗马历代教皇与波希米亚历任主教的教会史。

讲过创世之后，作者说到乐园，「在东方名叫伊甸之处，在印度之外」，这一句便立刻把他引上了他的追忆：

如今且插叙几段我自己所见之事。我，小兄弟会士佛罗伦萨的约翰，如今忝为比西尼亚诺主教，于我主降生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奉圣教皇本笃十一世之命，与若干人同遣，携书信与礼物……〔注四十五〕〔注四十六〕

〔注四十五〕（原注：两种抄本此处皆作「三十四年」，然而无疑是抄手之误，真年是没有疑问的。大概原抄本里把「八」看成了「四」。）

〔注四十六〕（原注：威尼斯抄本作「十一世」，多布纳作「十二世」。这位教皇有时称十一世，有时称十二世；后一种算法里，本笃十世算作伪教皇。）

十四马黎诺里《东游录》（上）

……携宗座的书信与礼物，往大汗即鞑靼诸部的大皇帝那里去。这位君主辖有东方世界几乎一半之地，其权势与财富，其所属城邑、省份与语言之多，以及他所治诸族——我可以说是数不清的——之众，都非言语所能尽。

我们十二月自阿维尼翁启程，四旬期之初到那不勒斯，在那里等到复活节（那年复活节在三月末），为的是等一艘热那亚船——那船载着鞑靼的使节，是大汗自他的大城汗八里遣往教皇处，求教皇派一个使团到他的宫廷去，以通消息，并与基督徒结盟；因为他极爱重我们的信仰。而且他全国的大臣，人数在三万以上，号称阿兰人，全东方的政事都由他们掌管，这些人或实是基督徒、或名为基督徒，自称是教皇的奴仆，愿为法兰克人而死。他们就是这样称我们的，不是取自法兰西，而是取自法兰克地方〔注一〕。他们最初的使徒是约翰修士，人称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此人在七十二年前，先曾在腓特烈皇帝麾下做过军人、法官与博士，后来成了小兄弟会士，而且是极有智慧、极有学问的一位〔注二〕。

〔注一〕（原注：原文正作「不是取自法兰西，而是取自法兰克地方」。）

〔注二〕（原注：这一处费解，当是作者有误。腓特烈二世卒于一二五〇年，那时蒙特科尔维诺只能三岁。多布纳与迈内特以为马黎诺里所指是柏朗嘉宾的约翰——他于一二四六年奉英诺森四世之命出使鞑靼；然而那一位并不是契丹的使徒，也没有理由信他做过军人或法官。把原文那句译作「七十二年前」，无疑是有些放任；可若不作此解，又该作何解呢？一三三八年往前数七十二年是一二六六年，那一年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约二十岁，入会是可能的。威尼斯抄本作别一形式，我也看不出光亮来。）

然而五月一日我们由海路到了君士坦丁堡，在佩拉住到施洗约翰节〔注三〕。可我们并没有闲着：在圣索菲亚的殿里，我们与希腊人的牧首及其全体公会有过一场极重大的争辩。天主在我们身上又行了一件新奇迹，赐我们口才与智慧，是他们所抵挡不住的；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必是分裂教会之人，除了罗马高级教士那不可容忍的骄横之外，再举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申辩〔注四〕。

〔注三〕（原注：即一三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注四〕（原注：在此五年之前，曾有两位主教自罗马前来与牧首辩论此事。那位牧首其时极为窘困，因为众人的心思都被这件事搅动，而他自己「不惯于当众讲话」，又知道他手下的主教多半极为无知无能，见尼基弗鲁斯·格里戈拉斯《拜占庭史》卷十。对手既被自家朋友描成这个样子，马黎诺里所向披靡也就不足为奇了。

曼德维尔记道：约翰二十二世教皇招希腊人归他管辖，希腊人「回了好几样答复，其中一样说：『我们固知你在你的属下权势甚大。你那大骄傲我们受不起。你那大贪心我们也无意成全。愿主与你同在；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别了！』此外他从他们那里再得不到什么答复。」自米海尔·帕列奥洛格以来，两教会屡有合并之图——他的使节在一二七四年里昂公会议上承认了教皇的至上权；直到约翰·帕列奥洛格，一四三八年又作了同样的承认。然而这些举动从未为希腊教会与希腊人民所接受。）

由此我们渡黑海，八日后抵卡法，那里有许多派别的基督徒。自那地方我们前往鞑靼头一位皇帝月即别那里，把所带的书信呈上〔注五〕，并献上若干匹布、一匹高大的战马、一些烈酒〔注六〕，以及教皇的礼物。过冬之后，我们饱食暖衣，又得了许多好礼物，并由国王供给马匹与路费，遂前往中部之国的都城阿力麻里。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教堂，买了一块地，挖了井〔注七〕，唱了弥撒，还给几个人施了洗；讲道全无拘忌——虽然就在前一年，主教与另外六位小兄弟会士才在那里为基督之名光荣殉道，其事还伴有煌煌的奇迹。这几位殉道者的名字是：主教理查修士，勃艮第人；亚历山德里亚的方济各修士；西班牙的帕斯加尔修士——这一位是先知，见天开了，并预言自己与弟兄们将要受的殉难、萨莱的鞑靼人将因水灾而倾覆、阿力麻里将为报他们殉难之仇而被毁、皇帝将在他们殉难后第三日被杀，还有许多别的光荣的事；安科纳的劳伦斯修士；印度人彼得修士，替他们作通事；还有商人吉洛托〔注八〕。

〔注五〕（原注：使节所携教皇书信，有致月即别本人的，有致其长子塔尼别的，又有致一位匈牙利的方济各会士以利亚的——那人得塔尼别之宠。）

〔注六〕（原注：多布纳本这个词我无处可考。他注云「当作某词，即辛辣之酒，俗名甜烈酒」。然而那个希腊词指的是啤酒一类的饮料。威尼斯抄本作另一形式，大概是「解毒甜剂」。不过我想多布纳大致不错，所指当是又烈又甜的东西。早此近一百年的鲁布鲁克，去见月即别的先人时带的是麝香葡萄酒。）

〔注七〕（原注：原文作「我们在那里建教堂、买地、作井、唱弥撒」云云。那「井」字不甚可解。孔斯特曼教授以为「井」当作「货栈」，这是可能的，因为这个词在本抄本另一处也写错了。）

〔注八〕（原注：关于这几位阿力麻里的殉道者，见前文。马黎诺里说他们之死在他到达的前一年，看来把这事定在一三三九年，而不是教会编年家所说的一三四〇年或更晚。多布纳在这里错得出奇：他把十四世纪在突厥斯坦殉难的这几位方济各会士，与十七世纪在日本殉难的那几位方济各会士混作一谈——后者的正式列圣近来闹得很响。于是他以为阿力麻里大概是日本的一个岛，萨莱又是另一个岛！）

我们离教廷后第三年将尽之时，离阿力麻里而至「乔洛斯·卡贡」，即风所堆起的沙山〔注九〕。鞑靼人未起之前，无人信这些沙山之外的地方可以住人，甚至不信那外面还有什么地方。可是蒙天主容许，鞑靼人下了极大的气力，竟越了过去，到了哲学家所谓炎热而不可通行的地带。鞑靼人既能过去，我也过去了，而且过了两次。大卫在《诗篇》里说的就是这件事：「他使沙漠变为水泽」〔注十〕。过了这一带，我们便到了汗八里，东方帝国的首邑。此城之大得难信、人之多、军容之盛，这里都不去说了〔注十一〕。可是大汗一见那几匹高大的马与教皇的礼物、教皇的信、罗伯特王的信，两件都盖着金印，又见了我们，便大为欢喜，对一切都极其满意，待我们礼敬无加〔注十二〕。我进见大汗时，身着大礼的祭服，前面有人擎着一具极精美的十字架，又有烛与香，一路唱着《我信唯一的天主》，直入他所居的那座辉煌的宫殿。唱毕，我为他行了全礼的祝福，他极其谦恭地领受了〔注十三〕。

〔注九〕（原注：他是否有意说「乔洛斯·卡贡」就是沙山的意思，不甚明白。其地显然当在戈壁北缘去找——戈壁便是他所谓的炎热地带——大概在哈密东北一带。正是这一带，有一部讲突厥斯坦的汉文书里屡屡提到「沙山」，哈密以北巴尔库勒淖尔的一个水源就从那里流出。又有一份记述中亚的报告讲到那片沙漠说：「自叶尔羌一带起，它一路往东渐渐展开，成为草木全无的大戈壁……那里的沙堆得如此之高，居人竟称之为『山』。」若这不是印错，那么马黎诺里所用那名字的一半或许就在这里；而突厥语与波斯语中「沙漠」一词，或许就是另一半。）

〔注十〕（原注：见《诗篇》。他两次过炎热地带，迈内特的解释大概不错：马黎诺里把他东归时所过的叙利亚沙漠，也看作同一条荒芜地带的另一段。炎热地带不可住人之说，众所共知，是亚里士多德和许多别的哲学家所主张的。）

〔注十一〕（原注：作者原文如此，我很怀疑自己译得对不对。）

〔注十二〕（原注：我们这位使节虽不见于汉文史书，他所带去的那几匹「高大的马」却见于史册，这也令人高兴。一三四二年下记道：有人献给皇帝拂郎国即欧洲之马，其种为中国前此所未有。其中一匹长十一英尺六英寸，高六英尺八英寸，通体纯黑，唯后蹄是白的。这份礼物极受珍重。宋君荣又在别一部书里说：「宫中谨藏一图，上画元朝末帝顺帝骑一骏马，马的尺寸一一详载。图上注明此马是法兰西国一个外邦人献给顺帝的。」——宋君荣神父啊，不是取自法兰西，而是取自法兰克地方！又伯希和先生从汉文史料中搜得关于这匹大马的许多文书，并能把宫中那幅画的下落追到十九世纪初。）

〔注十三〕（原注：据汉文史料，伯希和断定马黎诺里的觐见在一三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于是我们被引到宫中一处居所，那里已为我们布置得极其雅致；又派了两位大臣照料我们一切所需。他们办得极为宽厚，不但饮食，连灯笼用的纸一类东西都备到，一切必需的仆役也都从宫中拨来伺候我们。他们这样照料了我们将近四年〔注十四〕，始终待我们敬重无限。还该补一句：他们供我们和我们全部随从穿的都是贵重的衣裳。算起来我们共三十二人，大汗为我们所费的一切，照我所能估计，当不下四千马克。我们与犹太人及别派的人有过多次光荣的论辩〔注十五〕；在那国里我们于灵魂上也大有收成。

〔注十四〕（原注：原文作「约四年」，而稍后他又说在汗八里住了「约三年」。前一说或许把直到他登舟赴印度的全部时日都算了进去，然而不能断定。）

〔注十五〕（原注：犹太人在中国的古老聚居——据说在纪元前三世纪，也有人说更晚——各家都有记载。）

小兄弟会士在汗八里有一座紧邻宫室的主教座堂〔注十六〕，另有大主教适宜的住所，城中还有别的教堂；他们也有钟，而全体教士的用度都极体面地出自皇帝的食桌。

〔注十六〕（原注：这座堂的兴建，见前文约翰大主教信中所说。）

皇帝见无论如何留不住我，便准我回教皇那里去，带他的礼物，并给三年的路费，同时请求速派我或别人回来，授以枢机之衔与全权，在那里做主教〔注十七〕；因为主教之职在一切东方人中极受尊崇，无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那人还该是小兄弟会士，因为他们所认得的只有这一会的司铎；而且他们以为教皇总是出自这一会，因为派那位使节去的热罗尼莫教皇正是此会之人——那位使节便是小兄弟会士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修士，鞑靼人与阿兰人敬他如圣人，前面已经说过〔注十八〕。

〔注十七〕（原注：直到十八世纪初，才有一位枢机到中国来，而他的使命并不顺利；其实他去中国时还不是枢机。）

〔注十八〕（原注：他所说的热罗尼莫教皇，是指帕莱斯特里纳主教热罗尼莫·马西修士，即当选为教皇的尼古拉四世，是他派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去那远方的。多布纳既已认定所指是柏朗嘉宾，便说「当读作英诺森」；这就全错了。鞑靼人看教皇，正如印度人看所谓「约翰公司」一般，以为他多少是不死的。鲁布鲁克说：「他们问起大教皇，是否真如所闻那样年老。」）

我们在汗八里住了约三年，然后取道蛮子而行，皇帝为我们备了极丰的路费，此外还有马二百匹左右；一路所见此世的荣华，城邑市镇村落之多，以及别的种种显赫之处，都非舌头所能说得相称。

我们于圣斯德望节登舟，航行印度海，至圣枝主日，到了印度一座极高贵的城，名俱蓝〔注十九〕，普天下的胡椒都出在那里。这胡椒生在一种藤上，栽法正如我们的葡萄园。这些藤结的串子，起初像野葡萄的串，颜色是绿的，后来几乎像我们的葡萄串，里头有一种红色的汁；我曾把它挤在盘子里当调味用。熟了之后，便任它在树上晒干，被酷热一晒而皱缩，就用棍子把干串打落，用麻布接住，收成便是这样得来的。

〔注十九〕（原注：李特尔过于匆促，把马黎诺里的俱蓝认作锡兰的科伦坡，因而推断那时胡椒是该岛的大宗——然而作者既说「普天下的胡椒」都出在那里，照这个解法，便等于说自古为胡椒之都的马拉巴尔一点不出胡椒了。此处连多布纳都较有分寸，断定所指不是科伦坡，因为马黎诺里明明把这地方放在大陆上。可是他接着又把这一线明白丢了，说那地方在明那尔，因此不能在马拉巴尔，「所以是在印度斯坦国内。会不会就是拉合尔城呢？请读者自己判断。」对此只能学修士约尔丹说一句：「奇哉！」关于俱蓝，另见鄂多立克一篇之注。此名照我所能找到的唯一主格形式，大概该作别形；不过我从《奇事书》法文版编者作俱蓝，也不值得再改。）

这些都是我在那里住的十四个月里亲眼所见、亲手所摸的〔注二十〕。胡椒并不像有些作者所妄说的要烘烤，也不是长在林子里，而是长在整整的园圃中；园主也不是回教徒，而是圣托马斯的基督徒。公秤也由这些人掌管，我以教皇使节的身分，按例每月从那里得金法南一百，临行时得一千〔注二十一〕。

〔注二十〕（原注：作者后文又把这段时日称作一年四个月。）

〔注二十一〕（原注：关于胡椒，参看约尔丹书与伊本·拔图塔书。马黎诺里否认它长在林中，大概是刺那位有福的鄂多立克；然而直到上一世纪，马拉巴尔海岸还有一片地方叫做「胡椒林」。文森佐·玛丽亚神父（一六七二年罗马刊）仍说胡椒主要在圣托马斯的基督徒手里。多布纳、迈内特与孔斯特曼都奇怪地误解了原文那句「掌天下之秤者」，好像是说基督徒有权抽胡椒的出口税。其实这同一部编年史里就有一处，那个词除了「秤」以外别无他解，实即意大利语的「秤」。至于这位使节所得究竟合多少钱，不易估算：马斯登定一法南为二便士又四分之三；上世纪初维斯赫尔说柯枝的法南约值一便士半，卡利卡特的值六便士，俱蓝的值一便士半有余；同一世纪晚些，保利诺神父定巴利亚加特的法南为九苏即四便士半。伊本·拔图塔说法南一百等于金第纳尔六枚，则一法南近八便士。这最后一说大概可当作我们作者所说的「法南」之值。那么他每月的常例约合三镑六先令，临行所得的礼约合三十三镑。若照伊本·拔图塔所记他那时代德里的物价推算，这些钱所代表的财富至少是今日的十倍。）

那里有一座圣乔治堂，属拉丁礼，我就住在那里。我以精美的画装饰了它，又在那里讲授圣教的道理。住了一阵之后，我做了一件超过亚历山大大帝立柱之举的事。我立了一块石头作我的界标与纪念，立在正对乐园的这世界一角上，并用油傅了它〔注二十二〕。那其实是一根大理石柱，上安石十字架，意在存到世界的末日。柱上刻有教皇的徽与我自己的徽，并有印度文与拉丁文的铭。我在无数人众之前把它祝圣，人们把我抬在肩上，坐在如所罗门那样的肩舆里〔注二十三〕。

〔注二十二〕（原注：亚历山大的柱，是由许多传说附会到希法西斯河上那些祭坛的记忆上来的。伪卡利斯忒涅斯书中说亚历山大到了赛里斯人产丝之地，在那里立一石柱，题曰：「马其顿人之王亚历山大到此。」人的想象不甘心让亚历山大刚踏进印度就折回——每次读到这故事，谁不觉得扫兴？——于是不顾史实，把他的远征延长到地之极。前文已见西印度的石窟寺被归到他名下；坦南特引一首波斯诗，写他到锡兰与亚当峰之行；弗拉·毛罗的地图更把至今助朝山人攀那座山的铁链归之于亚历山大。黑塞的约翰在他想象的游记里，也在乐园之山一里之内找到另一座山，说亚历山大曾站在那山上，向乐园也索取贡赋。比这些更早的，是那些以诗为地志的人似把科利斯与阿俄尔诺斯认作一地——科利斯的本意是科摩林角，那名字或许原属更东的一处海角——由此可见在他们心里亚历山大已到了印度的极端。狄奥尼修斯诗云：

「过科利斯之地的尽处，

那地伸进深蓝的大洋，

高峻陡绝，连鸟也难飞上，

故人称之为阿俄尔诺斯。」

多布纳还引同一作者另一处，说亚历山大曾在大洋边立柱；那一处虽也合用，可是地志家所说的却是巴克斯。费斯图斯·阿维埃努斯的改写本云：

「巴克斯终于沿东方大洋之岸而行，

以胜者之身到地之极边，

印度诸役既毕，戴桂而归，

于大地的尽头立起双柱。」

不过最切合的例子在曼德维尔书中一段——迈内特从一个日耳曼版本引出，而我在英文本里未能找到：「于是他就在他所到的尽处立了他的标记，正如赫拉克勒斯在西班牙海上向日落之处所立的一样。亚历山大向日出之处、紧邻乐园所立的标记，名叫亚历山大之门；那一个名叫赫拉克勒斯之门；这些都是石头的大柱，立在高山之上，永为标记，使人不可越过那些柱子。」

马黎诺里这根柱子，会不会就是荷兰传教士巴尔德乌斯所说的那一根：「在俱蓝海岸的岩石上立着一根石柱，据居民说是圣托马斯所立；我在一六六二年见过那根柱子」？三百年的口传，尽可以把使节约翰的模糊记忆淹没在使徒托马斯的名下。戴先生说这根柱子至今还在；而布罗德利·霍华德先生近着的一部书里，就巴尔德乌斯那一段说：「俱蓝的港务长达尔贝德希尔先生告我，他见过那根柱子，几年前被水冲走了。」我倒愿有人再去找一找！）

〔注二十三〕（原注：这座「拉丁礼」的教堂大概是约尔丹所建，也许就是葡萄牙人初到俱蓝时被人带去看的那座「照我们的式样所造的中等旧堂」，不过那时它名为圣马利亚堂。戴先生固然提到有一座奉圣乔治的教堂，堂里可见一幅画着天父的像；然而那是在离柯枝十英里的库林加彻里，很难是我们作者的那一座。若约尔丹或他主教位上的哪一位继任者尚存于俱蓝，马黎诺里必会提到这件事罢？他下文离开那地方时说「与弟兄们辞别」，或许可见那里是有修士的。）

这样住了一年四个月，我与弟兄们辞别，此后又成就了许多光荣的事，便去拜访有名的萨巴女王。她待我极有礼，在灵魂上也有些收成——因为那里有少数基督徒——随后我由海路到了锡兰，那是一座正对乐园的辉煌的山。据当地人依其父祖所传说，自锡兰到乐园距意大利里四十里，所以据说在那里能听见乐园之泉落水之声〔注二十四〕。

〔注二十四〕（原注：热那亚档案里一部十五世纪的抄本，据格拉贝格·德·亨索所录，说四条河自乐园流下，声响之大，使住在那一带四周的人生下来就是聋的！与此相类的，是说极东之民听见日出时所发的巨响。）

论乐园一章

乐园是地上实有的一处地方，四面环以大洋海，在东方诸地，在俱蓝的印度之外，正对锡兰之山。它是地面上最高之处，如约翰·司各特所证，高达月天；那地方远离一切争斗，空气温润明净，可喜可乐；其中有一道泉自地而出，按时节涌水浇灌乐园与园中一切树木。那里长着一切结最好果子的树；看去美不可言，气味芬芳，可作人的甘美之食。那泉自山而下，落入一个湖，哲学家称之为幼发拉底。它在这里从另一道浑水底下穿过，从对面出来，分为四条河，都流经锡兰；其名如下〔注二十五〕：

〔注二十五〕（原注：世上实际上几条河同出一源的事极少，少到在斯皮克大旅行所引起的争论中，竟有人否认自然界有这种事；然而这一现象在许多民族的传说里却屡见不鲜，其中必有什么合于人的想象之处。

把伊甸四河解作字面上自一源分流，天主教与新教早已弃而不取；可是在中世纪，这个说法大概正合上述那种吸引，被人照字面接受，在基督教世界与回教世界的地理里都占了大分量：托罗斯山地图上把萨鲁斯与皮拉穆斯两河叫做「锡浑」与「哲浑」，或许就是遗痕。这一类传说最显著的一例，是婆罗门教与佛教宇宙说都把印度四大河——印度河、萨特莱杰、恒河与萨尔达——都溯到冈底斯山下的一个圣湖。印度人又笃信索恩河与讷尔默达河出于阿马尔坎塔克附近同一个池子。当地人极信朱木拿河与流向萨特莱杰的萨拉斯瓦蒂河相通，以致一位地税测量的官员把它当作事实上报政府，而我当时的长官奉命去查证。我们查出所谓相通，据说是「暗暗地」发生的！玄奘记道：帕米尔高地上的龙池，一支流入阿姆河，一支流入希多河——李特尔以为那是喀什噶尔的河，而或许是黄河那神秘的源头。同一传说后来的一种形式，据伯恩斯所记，则说阿姆河、锡尔河与印度河都发源于帕米尔的西里库尔。老挝人以柬埔寨之河、广州之河、阿瓦之河与第四条河——或许是萨尔温——都看作一条河的支流；这个念头大概只是印度佛教传说的本地化。克拉普罗特提到一部汉文书，说暹罗之河是黄河的一支。连新西兰南部，我们也见毛利人有一个念头，以为他们所知的三条大河出于同一个湖。这些传说的念头如此缠住旅人与地理家，以致他们似乎以为河流的规律是分散而不是汇合，以为河系最好的自然模型不在叶脉，而在蜘蛛的身子。于是一三七五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就某些方面说是中世纪最可注意的地理作品——把契丹一切大河都画成自一源辐射入海。葡萄牙人早年所得非洲大湖的模糊消息，凝成了一片大海，说它不但供尼罗河之源，还供尼日尔、刚果、赞比西以及别的几条河之源。印度的神话又叫制图者在西藏画出一个大奇迈湖，东亚一切大河都从那里散出；门德斯·平托宣称——或许自己也相信——他到过那里，而直到十八世纪初、甚或更晚，每部地图集都照抄这个虚构。十七世纪有一位旅行家——是他会中的会长，大概不是个寻常的修士——说他在果阿附近见过恒河，说那是恒河的一支入海之处。更近而更著名的地理家也还抱着类似的念头。李特尔对帕米尔龙池的汉文故事，信了一多半。布坎南·汉密尔顿于印度与印度支那的地理贡献极大，却不但接受了缅甸人关于河流辐射的说法，还自己提出类似的推想，如说布拉马普特拉与伊洛瓦底之间有一条相通的支流；而非洲制图者的旧幻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复活过。）

基训是环绕埃塞俄比亚之地的那一条，那里如今是黑人，其地称为长老约翰之国。人们确信它就是尼罗河，它在一处名叫阿巴西的地方决口而下入埃及。圣使徒马太的基督徒在那里，苏丹因这条河的缘故向他们纳贡，因为他们有权把水断了，那么埃及就要灭亡〔注二十六〕。

〔注二十六〕（原注：此段中「阿巴西」一名，作者大概写的是波罗书中的「阿巴西」，出于阿拉伯语阿比西尼亚之名。这里在十四世纪又见长老约翰在非洲；加泰罗尼亚地图与西戈利也都这样画、这样说。

据说埃及的苏丹向埃塞俄比亚或阿比西尼亚国王纳贡一事，约尔丹《奇事书》也提到，并说所传之数是五十万达克特，只是他没有说纳贡的缘由。阿里奥斯托也说到此事：

「据说埃及之王那位苏丹，

向那位王纳贡而称臣，

因为他能把尼罗河从正道

引开，另给它一条去处，

这一来开罗与那一带地方

立刻就要受饥荒之苦。

他的臣民称他为塞纳波，

我们则叫他长老约翰。」

关于这件事，路多尔夫书中有专论一篇，题曰《阿比西尼亚人之王果能引尼罗河使不入埃及乎？》。他引麦金的《撒拉森史》，其中记道：亚历山大里亚雅各派牧首米海尔之世——他于一〇八九年当选，在位九年——「尼罗水低落异常，于是苏丹穆斯坦西尔遣他携厚礼上埃塞俄比亚去。那国之王出迎，敬礼有加，问他何故而来。他便陈说埃及尼罗水大缺，正危及那地与其民。王遂命把为引水而开的口子塞住，使水重流向埃及，因为牧首为此事远道而来。尼罗河一夜之间涨了三肘，埃及田地尽得足水，可以下种。牧首光光彩彩地回了埃及，又受了穆斯坦西尔亲王许多赏赐与荣宠。」这故事埃尔伯洛书中在「尼罗」条下也略记之，又据瓦萨甫《埃及史》所记，与麦金所述大略相同；瓦萨甫说，尼罗被引开的消息传到埃及时，饥荒已经七年。他说这件事在阿比西尼亚人中传说甚广，并使那一族得了过埃及而不纳税的特权。西班牙道明会作家乌雷塔——路多尔夫极轻视此人——说教皇曾写信给埃塞俄比亚王米纳斯，叫他把尼罗河引开，不必顾惜土耳其人为使河道畅通而给他的三十万金币的贡赋。有一位万兹莱布，奉萨克森公爵恩斯特之命查考此事，回报说在埃及的欧洲人都把这整个故事看作阿比西尼亚人的夸口；然而他后来在一六七七年又自称找到一封阿比西尼亚国王的信，以引开尼罗河威胁苏丹。路多尔夫又指出，阿尔布克尔克之子说他父亲曾认真打算这样引河，并屡屡求曼努埃尔王给他派矿工来做这件事。

这个传说，一三八四年与弗雷斯科巴尔迪等佛罗伦萨人同游埃及、西奈与巴勒斯坦的西蒙·西戈利，也当作事实来讲：「这位苏丹确须每年向长老约翰纳赎金或称臣之礼。这位长老约翰住在印度，是基督徒，辖有许多城，有基督徒的也有异教徒的。苏丹向他称臣的缘故是这样：这位长老约翰若要开某几道河闸，就能把开罗、亚历山大里亚与那一带全淹了；据说那条河就是流经开罗的尼罗河。那几道闸只开了一点点，河水已经极大。所以正因这个缘故——或者不如说因为这份怕——苏丹每年送他一个金球，上有十字架，值金比赞三千。苏丹的土地与这位长老约翰的土地是接界的。」）

第二条河名比逊，它流经印度，环绕哈腓拉全地，据说流下契丹，在那里换了名字，叫做卡拉木涟，意即黑水；那里出珍珠胶与玛瑙石。我信它是世上最大的一条淡水河，我自己渡过它。河岸上有极大极贵的城，富有金子胜于一切。河上还住着极好的工匠，住在木头的房子里，尤其是织丝与织金锦的人，人数之多——我亲见可以作证——照我看，全意大利也没有这么多。他们在河岸上有极多的丝，比世上其余各处合起来还多。他们带着全家住在浮家泛宅上来往，就如在陆上一般。这是我亲见的。到卡法那一边，这条河没入沙中，然而又冒出来，形成那名叫巴库的海，在塔纳之外〔注二十七〕。

〔注二十七〕（原注：多布纳把塔纳之名写错了，威尼斯抄本作「塔纳」，即亚速。这一段的混乱，马黎诺里超过了他自己：他把比逊、恒河（或印度河）、伏尔加（或阿姆河）、黄河与长江搅成一条河，又把它们通通颠倒了过来。鞑靼人的「哈剌木涟」即黑河，他解得不错，人所共知就是汉人的黄河。可是那不是一条两岸与水上挤满他所描写那种庞大人口的河，他这里所述看来是凭他对长江的记忆。没入沙中的那条河或许是阿姆河——他自萨莱往阿力麻里途中大概要经过；不过他也可能指他在萨莱所见的伏尔加，说它形成巴库海即里海，那是最有理的。至于他如何把里海与哈剌木涟连起来，则令人费解。汉人固有一说，谓黄河之源本在喀什噶尔附近山中，其水流入罗布淖尔，由此潜行地下，复出而为黄河。又有一旧说，谓喀拉沙尔一带之水来自西海即里海。这些传说马黎诺里或许听过一点，而未全消化。

就这一段，多布纳颇有一种自觉高明的可笑，说道：「此处马黎诺拉显出他于地理极为无知；然而我们该恕他，因为在他那时代，地理之学远未达到如今这样完备。」）

第三条河名底格里斯。它流经亚述人之地对面，下至尼尼微附近——那是要走三日路程的大城，约拿受命去向它传道，他的墓就在那里。我也到过那里，在近旁几座就着那城废墟造起来的镇上住了半个月。那里有极好的果子，尤其是石榴，大而甜得出奇；我们意大利所有的果子那里也都有。河的对面又有一座就着尼尼微废墟造起来的城，名摩苏尔〔注二十八〕。

〔注二十八〕（原注：摩苏尔对面的废墟，就是那两处以莱亚德先生的发掘与有趣的书而闻名的遗址。正文所说约拿之墓的图，可见于《尼尼微及其遗迹》卷一。蒙特克罗切的里科尔德也提到尼尼微的遗迹与城垣，以及一道名叫约拿泉的泉水。）

这条河与第四条河之间，有一大片地方，名目如下：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水之间的地；亚述，即亚伯拉罕与约伯之地，那里还有阿巴加鲁斯王的城——基督曾亲手写信给他——那城从前极美、极是基督教的，如今却在回教徒手里。我也在那里住了四天，颇为惶恐。

最后说到第四条河，名幼发拉底，它把叙利亚、亚述与美索不达米亚同圣地分开。我们渡过它，便是在圣地了。这一带有几座极大的城，尤其是阿勒颇；那里有许多基督徒，穿拉丁式的衣服，说一种极近法兰西语的话——至少像塞浦路斯的法兰西语〔注二十九〕。由那里前行便到大马士革、黎巴嫩山、加利利、撒马利亚、拿撒勒、耶路撒冷，以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墓。

〔注二十九〕（原注：原文作「他们说的话像法兰西语，即像塞浦路斯的法兰西语」。可比乔叟句云：

「法国话她说得又好又漂亮，

照的是斯特拉特福修院的腔调，

巴黎的法国话她可不晓。」

吕西尼昂王朝治下的塞浦路斯，法语无疑通行甚广。）

此后有一章《论乐园之树》，兹录数行：

那些树至今还在，如《万有编年史》所说〔注三十〕；这从那几条河有时带出的果子与叶子可以看出，人凭它们的药效与芬芳的气味认得它们。这也不是难信的；因为在毗邻的印度诸省，同样有树每月结一次奇异的果〔注三十一〕。

〔注三十〕（原注：所谓《万有编年史》，是维泰尔博的戈弗雷所作的世界编年史；此人是教会的作者，卒于一一八六年。那书极为冗长，自《论创造之前的神性》起，中间大量掺着半打油的六音步与五音步诗。）

〔注三十一〕（原注：据马苏第，亚当被逐出时，身上盖着乐园的几片叶子。那些叶子被风吹散在印度各处，印度的香料便由此而来。他又说：天主可怜亚当赤身露体，赐他麦子，又赐他乐园之树的三十枝，我们一切好果子都从这里来。亚他那修也把印度的香药解作邻近乐园吹来的香风所致。）

《论我们始祖受蛇诱惑而犯戒》一章：

他们取了无花果树即大蕉的叶子〔注三十二〕，为自己作了带子遮羞……随后天主在他们认罪之后宣判：先判那蛇，说它要用肚子行走，在地上爬（不过我须说，我见过许多蛇，而且是很大的蛇，行走时半个身子笔直竖着，像妇人在街上行走一样，看去极有姿态，只是这样子确然维持不了多久）……

天主又为他们做了皮的衣服：我们通常都这样读作「毛皮的」，然而读作「纤维的」更好；因为那衣服无疑是一种纤维之物做的，那东西在椰子树的枝间生出来，像网一般〔注三十三〕。这样一件衣服我自己一直穿到佛罗伦萨，留在那里了。天主又禁亚当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对众天使说：要提防他们取生命树的果子吃了而永远活着。天使当即挽住亚当的臂，把他放在湖那边锡兰的山上——我在那里住了四个月。亚当偶然把右脚踏在一块石头上，那石头至今还在；天主立刻显了奇迹，把他脚掌的形状印在那大理石上，至今犹存。那印的大小——我是说长——有我们的手掌二掌半，约合布拉格的半厄尔。量它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另一位朝山人，是西班牙的一个回教徒；因为往亚当那里朝山的人极多。天使又把夏娃放在另一座山上，相距约四个短短的日程。据那些民族的史书所记（其所记也确无与圣经相违之处），他们分处两地哀哭了四十天，此后天使把夏娃带到亚当那里——那时亚当已几乎绝望——于是安慰了他们两人〔注三十四〕。

〔注三十二〕（原注：原文作「无花果或大蕉」。亚当与夏娃用作带子的叶子是大蕉叶，这是回教的传说；大蕉在欧洲诸语中被称为「无花果」，大概也由此而来——这名字在果实的形状上似乎没有什么根据，然而它或许误导了弥尔顿，使他把那作带子的树写成榕树。）

〔注三十三〕（原注：即椰子，其名出于波斯语。）

〔注三十四〕（原注：回教通行的传说是：我们的始祖与那诱惑者被猛然逐出乐园之后，亚当落在细兰迪布之山，夏娃落在麦加附近的吉达，易卜劣斯落在巴士拉附近，那蛇落在伊斯法罕。亚当久处孤独、痛悔之后，由加百列引往麦加，又引至阿拉法特即「相认」之山，在那里与夏娃重逢，其间相别已二百年。）

记锡兰之山

如今既是题目所需，而且我以为这既有趣、于有些人又有益，便打算在此插入一段锡兰的记述，只要皇帝陛下不以为忤；他若以为忤，划掉就是了。

那么先要讲我是怎样、以何等方式到那里去的，此后再说那里有些什么。

先说：我们从那位大皇帝大汗那里得了辞行之许，带着他丰厚的礼物与路费；因为我们打算取道印度——另一条陆路为兵事所阻，从那边无从通行——大汗便下令要我们经蛮子而行，蛮子旧称大印度。

蛮子这地方所包的城邑与民族数不胜数，未见过的人绝不能信；此外百物丰足，还有我们拉丁诸国全然不识的果子。其地竟有大城三万座，镇市村落更不可胜数。其中还有那座最有名的行在城，是当今地面上——也许是自古以来——最美、最大、最富、人最多、总之最可惊异的城，财富与豪奢之极，建筑之壮丽之极（尤其是偶像的寺，有些寺里同住一千、二千个僧）！至于作者们所说那一万座壮丽的石桥、桥上饰有雕刻与披甲王侯的石像，未到过的人是不能信的，然而那些作者也许并没有说谎〔注三十五〕。

还有刺桐，是极好的一座海港，其城之大令人难信；我们小兄弟会在那里有三座极好的教堂，极为富丽精雅；又有一所浴场，一所货栈，作一切商人存货之所〔注三十六〕。他们还有几口极好的钟，其中两口是照我的意思铸的，又照规矩安放在回教人聚居之处的正中间〔注三十七〕。一口我们命名为「约翰娜」，另一口名「安托尼娜」。

我们于圣斯德望节离刺桐，圣周三抵俱蓝。此后因要去拜圣使徒托马斯的圣墓，再由那里航往萨巴之地〔注三十八〕，遂乘下印度——那地方名明那八儿——来的几艘戎克船〔注三十九〕。自圣乔治节前夕起，我们遇上无数风暴，被颠簸得六十次以上几乎沉入海底，全凭天主的奇迹才得脱。我们所见的奇事真多！海如着了火，喷火的龙飞过〔注四十〕；它们过去时，在别的戎克船上杀了人，而我们这一只毫发无伤——蒙天主之恩，又赖我随身所带基督的圣体，并赖荣福童贞与圣克拉拉之功〔注四十一〕。我使全船的基督徒都痛悔哀哭，随后趁风未止便张帆而行，把自己交托于天主的引导，只顾灵魂的得救。这样蒙天慈引领，到圣十字架发现节的次日，我们平安入港，泊在锡兰一处名佩尔维利斯的港口，正对乐园〔注四十二〕。那里有一个僭主，名科亚·贾安，是个阉人，与合法的国王相抗而据其地〔注四十三〕。此人是个可恶的回教徒，凭他的大笔财宝占了那国大半。

〔注三十五〕（原注：大概是指波罗与鄂多立克关于京师即杭州的记述。且听多布纳对「行在」有什么说法：「即今日之坎贝，古吉拉特的首邑，以其大、其富、其丽，常被称为印度的开罗。印度河流经其国，所以马黎诺拉前文把亚历山大的柱归到那一带是很对的，他自己也仿之在同一带立了一根柱！」）

〔注三十六〕（原注：原文作「他们有极美、极好、极富的三座教堂，有奠立的浴场，一切商人的存货之所」。迈内特与孔斯特曼把那句译作「一所捐设的浴场」，然而这似乎无甚意义；我假定原文那个词当作「货栈」，即意大利语「丰达科」之义。那是指在外国的商馆与客寓，近于我们所谓的「商站」；威尼斯至今还用这个词称旧日的外国商馆，虽然通行的意大利字典不载这个义。在西西里，这个词至今指客店，尤指商旅停放牲口货物的客店。它借自阿拉伯语「凡杜克」，即「商旅连货同住的公寓」，而那又出于希腊语。

帕尼尼载有一四二二年佛罗伦萨与埃及苏丹议商约的往来文书，其中要为佛罗伦萨商人争取的特权，主要就列在「货栈、教堂、浴场、公秤」几项之下。十三世纪，小亚美尼亚国王许威尼斯人在马米斯特拉有「一所货栈以存其货物财产」。一二七八年格拉纳达国王阿布阿布杜拉·穆罕默德与热那亚人的条约里，规定后者可在国王一切城中设货栈以营业，并许有教堂、浴场、面包炉与货仓。米海尔·帕列奥洛格与热那亚人的条约里，也规定后者在某几处港口与岛上可有栈房、馆舍、教堂、浴场、面包炉与园子。这些引证可见「教堂、浴场、货栈、存货处」自然是连在一起的。回教徒也惯于在苦行者的会院旁附设商队客栈。）

〔注三十七〕（原注：他提到把钟安在刺桐回教人聚居区的正中，显然带着得意；回教徒厌恶钟，在他们治下是不许有钟的。伊本·拔图塔记他初到卡法、四面听见钟声乱响时那份惊怖丧气，读来颇为好笑。）

〔注三十八〕（原注：迈内特以为这里的「圣地」是抄手误写，本当作「萨巴之地」。这大概不错，因为前一说几乎不可解。）

〔注三十九〕（原注：原文作「登上戎克」。这大概是法兰克人印度语汇中最古的一项，鄂多立克书中也有。加泰罗尼亚地图画出并说明了这种船，连它们的竹帆。多布纳却说：「此词我在中世纪任何字汇中都查不到。极可能是指用灯芯草编成的船，许多人说印度人用这种船。」更奇的是，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在他致美第奇一人、述达·伽马航行的那封有趣的信里，也犯了同一个错——他在佛得角遇见过达·伽马自印度归来的一行人。）

〔注四十〕（原注：这很像法显记同一海上风暴的话，只是那位汉僧记得更为持重。）

〔注四十一〕（原注：圣克拉拉是圣方济各的同乡、弟子，也是他女性的映影。）

〔注四十二〕（原注：即五月三日。迈内特与孔斯特曼把「佩尔维利斯」当作拉丁文的形容词来译。然而这名字十足是锡兰的格调，如坦南特地图上就有几个相近的地名，只是位置与此不合。从「正对乐园」一语以及后文提到科提，可见它离科伦坡不远。普里德姆书中一段使我能把这港认定为巴尔贝林，又名贝鲁瓦拉，在本托特与卡卢河口附近。那里如今是个大渔村，有一个小湾可泊船，沿岸贸易颇盛。）

〔注四十三〕（原注：科亚·贾安，我想就是「火者贾汗」。这本是德里宰相的称号；而伊本·拔图塔说到我们作者到锡兰前一两年之事时，举马八儿新苏丹纳昔剌丁骄横的一例，说他命自己的宰相兼水师提督也用「火者贾汗」这个称号。别人也许跟着学样，因为我们作者那个可恶的回教徒，大概就是伊本·拔图塔在科伦坡见到当权的那位「宰相兼提督贾拉斯提」。）

起初他假意待我们有礼，不久便极客气地、以借贷为名，从我们手里取去了六万马克的金、银、丝、金锦、宝石、珍珠、樟脑、麝香、没药与各种香料——那都是大汗与别的君主赐我们的，或托我们转呈教皇的礼物。我们就这样被此人——如我所说，极客气地——扣了四个月。

在那座极高的山上——大概除乐园之外，那是地面上最高的山——有些人竟以为乐园本身就在那里。这是错的，因为那名字正表示不然。当地人称那山为「津丹·巴巴」；「巴巴」在世上一切语言里都是「父亲」的意思（「妈妈」是母亲），而「津丹」就是「地狱」之义，所以「津丹·巴巴」等于说「我们父亲的地狱」，意思是我们的始祖被逐出乐园而放在那里时，如同在地狱一般〔注四十四〕。

〔注四十四〕（原注：讲锡兰的书里我找不到这个名字的痕迹。波斯语「津丹」意为「地牢」，似常用于来历不明的古建筑。如波斯波利斯以北那些被认为标志着帕萨尔加德故址的遗迹中，有一座用大块大理石砌成的塔状建筑，就叫做「所罗门的地牢」；罗林森爵士论阿特罗帕特尼的埃克巴塔纳一文中所述另一处遗物，也用同一名字。马黎诺里下文所描写那座像坟墓的建筑，极可能是被波斯来客称为「津丹·巴巴」的。「巴巴」用于亚当是不错的：伊本·拔图塔就提到上那座峰有两条路，一条叫「亚当之路」，一条叫「夏娃之路」。）

那座极高的山有一个高出一切的尖顶，因为云的缘故极少能见。然而天主怜我们的眼泪，一天清早日未出时把它照亮了，我们便见它烧着最明的火光。从这同一座山下来的路上，有一片好平地，还在极高处；那里依次可见：第一是亚当的足印；第二是一尊坐像，左手放在膝上，右手举起伸向西方；最后是亚当亲手所造的屋。那屋是长方形的，像一座坟，中间有门，用大块的平板大理石砌成，不用泥灰，只是一块叠一块地放着〔注四十五〕。

〔注四十五〕（原注：从这一切可以看出，马黎诺里从未登过那座峰。他似乎连登那「高出一切的尖顶」——他自己的话——都没有想过，只为得见它一眼而谢天主。所以他所见的足印，并不是历代朝山与好奇的目标那个足印。他所说半厄尔之长，与那峰上的足迹也不合：后者之长，伊本·拔图塔说是十一掌，马歇尔说是五英尺六英寸，坦南特说约五英尺，彼此大致相合。马黎诺里把足印——看来还有一个湖——放在那片「极高的好平地」上，似与鄂多立克所说的「一片极美的平地」和湖相当。我疑心两位方济各会士所到之处，是海岸与亚当峰之间某一站上的佛教道场，那里有一具圣足的模型，这在佛教国家是常有的，坦南特就说锡兰的科提、库鲁内格勒等处都有。法显时代——五世纪初——固然还有第二个「真」足迹，然而那在「王城之北」，似即阿努拉达普拉，不在马黎诺里所行之路上，纵使他那时还在。我从普里德姆与坦南特书中看到，自拉特纳普拉上山的途中有一站帕拉巴杜拉，似有一具足的模型；照他登岸那港的位置看，马黎诺里大概正是取这条路。作者所说的确切地点，或许还能凭他所称亚当「地牢」那座古建筑的遗迹认出来。诺克斯也说那足印「约长二英尺」，可见他或许与马黎诺里受了同样的误。那「一尊坐像」自然是一尊佛像。）

当地人说——尤其是住在山脚下的那些修士，他们生活极圣洁，只是没有信仰〔注四十六〕——洪水从未涨到那个高处，所以那屋从未被扰动〔注四十七〕。他们以自己的梦想与圣经和圣人的传授相抗；不过他们那一边倒也有几条像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他们说，他们既不是该隐的后裔，也不是塞特的后裔，而是亚当别的儿子的后裔——他们说亚当还生了别的儿女。可是这与圣经相违，我就不多说了。

不过我须记一笔：这些修士从不吃肉，因为亚当及其后人直到洪水为止都不吃肉。他们腰以上赤裸，行止确实极好。他们的屋是棕叶做的，用手指就能戳破〔注四十八〕，散落在林子里，屋里满是财物，却全然不怕贼——除非偶有外方的无赖来。

〔注四十六〕（原注：原文一句我不能确定其意。）

〔注四十七〕（原注：坦南特提到《摩西五经》的撒马利亚本，以及博德利所藏一部阿拉伯文《五经》，都说方舟停在细兰迪布即锡兰的山上。蒙特克罗切的里科尔德说，印度人否认挪亚的洪水到过他们那里；然而他们说了谎，因为他注意到一件事实：凡自亚拉腊流下的河都流向印度洋。）

〔注四十八〕（原注：「叶屋」一词直到今日还用来称佛教僧人的住处。）

那座山上朝乐园的一面有一道大泉〔注四十九〕，其水在足有意大利十里之外还看得清楚。它虽在那里涌出，他们却说水是从乐园之泉引来的。他们举这一点为证：那水底下有时浮上大量不知名的叶子，还有沉香、宝石如红玉与青玉，又有某些有疗效的果子。他们还说那些宝石是亚当的眼泪所成，这看来只是虚构〔注五十〕。别的许多事，我以为此刻还是不说为好。

〔注四十九〕（原注：我想是一道瀑布，或许就是下文提到的那道急流。）

〔注五十〕（原注：见鄂多立克书。汉人也有这个说法。）

论亚当之园及园中的果子

锡兰亚当之园里，首先有大蕉树，当地人叫它无花果。不过大蕉与其说像树，不如说更像园圃里的菜。论粗它确是树，茎粗如橡，可是软得一个壮汉能用手指在上头戳出个洞，洞里就会流出水来。那些大蕉的叶子极美，极长极阔，是鲜亮的翠绿色；其实他们拿它当桌布用，只是一顿饭就用坏了。又有新生的婴儿，洗过、抹过盐之后，便连沉香与玫瑰一同裹在这种叶子里，不用襁褓，就那样放在沙上。那叶子长约十厄尔上下，我不知拿什么来比它的形状，除非比作土木香。这树只在顶上结果，然而一茎上足可结三百个。起初不好吃，在屋里放一阵便自己熟了，那时气味极好，味道更好；其长约如人最长的一个指头。还有一事是我亲眼所见：随你从哪里横切一刀，切口两面都可见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形，好像有人用针尖刻上去的〔注五十一〕。亚当与夏娃就是用这种叶子做带子遮体的。

〔注五十一〕（原注：曼德维尔对大蕉——他称之为「乐园之果」——中的十字架也有类似的记述，一三八四年弗雷斯科巴尔迪与西蒙·西戈利记他们朝圣之行时亦然，而且也像马黎诺里一样把叶子比作土木香。帕卢达努斯注林斯霍滕《游记》时也提到这件事。文森佐·玛丽亚神父说，在印度那形状只是个十字，而在腓尼基竟是十字架上受难者明白的像，因此那地方的基督徒从不切这果子，只把它掰开。老杰勒德就此说：「那十字我大概看得出，正如蕨根里看得出展翅的鹰形；至于那个人，我且留给眼力比我好、见识比我高的人去找罢。」里德《马拉巴尔植物志》则说：「横切之，果肉中有较深或带红的纹，如十字之形，其间又散布着点点发黑之处。」）

那里还有许多别的树与奇异的果子，我们这一带从来见不到的，如「那尔吉尔」。「那尔吉尔」就是印度的坚果。这树的皮极细致，叶子极好看，像枣椰的叶。他们用叶子做篮与量谷的斗；用它的木做房上的梁椽；用它的壳外的纤维做绳索；用果壳做杯碗。他们又用壳做匙，说是能解毒。壳里有约两指厚的瓤，极好吃，味道几乎像杏仁。它也能燃，还能从它做出油与糖来。瓤的里面有一种汁，像新挤的奶一样起泡，能变成极好的酒〔注五十二〕。

〔注五十二〕（原注：他显然把椰子汁与椰花酒混作一谈了——后者是刺取树液发酵而成的；后来的旅行家也犯过这个错。）

他们又有一种树名「安布兰」〔注五十三〕，果子的香与味极好，有几分像桃。

〔注五十三〕（原注：即芒果。那名字的后一半我不知从何而来。）

又有一种奇异的树，名「查克巴鲁赫」，大如橡树。它的果子从干上生出，不从枝上生，看去真是奇观：大如一只大羊，或如三岁的小儿。它有一层硬皮，像我们的松球一样，非用斧子劈不开；里面有一种瓤，味道绝妙，甜如蜜、如意大利最好的瓜；里面还有约五百个味道相似的「栗子」，烤了极好吃。

十五马黎诺里《东游录》（下）

……如梨、苹果、无花果或葡萄一类，那里都没有，除了有些只长叶子不结葡萄的藤。不过有一处例外，就是圣使徒托马斯那座好教堂——他做主教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一小片葡萄园，我见过，能出一点酒。相传他初到那里时，随身带着一点作弥撒用的酒（我自己也这样带过将近两年）；酒用尽了，他便往乐园去，靠天使之助寻到了路，带回了些葡萄，把种子种下。由此长出我在那地方所见的藤，他就用它做他所需的酒。别处固有藤，却不结葡萄，这是我亲历所知。瓜与黄瓜也是如此；说实在的，我在那里没见过可吃的园蔬，只见过成丛的罗勒，算是例外〔注一〕。

〔注一〕（原注：关于「查克巴鲁赫」即波罗蜜，前注所论甚是。此名即伊本·拔图塔所记之名；文森佐·玛丽亚神父也把最好的一种波罗蜜叫做类似之名。不过「巴鲁赫」更近于诺克斯所说锡兰语波罗蜜的一个名字。佛罗伦萨的巴拉丁抄本所载鄂多立克游记中有一段云：「又有树，所结之果极大，两个便是一个壮汉的担子。吃时须先在手上口上涂油；其气芬芳，味极美；此果名查达西。」巴布尔《本纪》里对这果子有极好的描写：「又有一种名卡德希勒。此物形色与气味都极坏。看去像塞满了东西做成的羊肚。味甜得发腻。里头有像榛子那样的核……此果极粘，因为这粘性，许多人吃前先在口上涂油。它不但从枝上、干上生，连根上也生。你会说这树浑身挂满了羊肚布丁。」波罗蜜之名大概出于马拉雅拉姆语与葡萄牙语。）

这些就是亚当园中的树。可是他所吃的是哪一种树的果子，我说不出；然而我要猜的话，就猜是香橼〔注二〕；因为有诗云：

「他那时指定了木，

为解那木所招的祸。」

须知做十字架所用的，有枣椰木、橄榄木、柏木与香橼木；而四者之中，只有末一种可以说结的果子既好吃又悦目。这几种木看来确是我主皇帝查理所藏那具十字架的木料；不管人们怎样说大蕉树（也叫无花果树）与它显出十字架上受难者的像；不过我也不想就此先下断语。至于前面说的那果子，以西结那句箴言——「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就酸倒了」——希伯来人有一条注解值得一提。我们的译本作「父亲」，希伯来原文却作「亚当」。这个词有时这样写，有时那样写。因为「亚当」指父母、指男女二人时是一种写法，如《创世记》里说「称他们的名为亚当」，是用复数；指一个男人时又用另几个字母写。正如我们一面说「此人」兼指男女，一面说「此男子」（我并不是说我们像希伯来人那样用点号与隐含的母音）；「闪」有时用「察地」写，有时用「撒麦」写；「亚伯兰」有时用「阿列夫」，有时用「黑」，意思也随之而异。于是「亚当吃了酸葡萄」一句，便有人解作指我们的始祖。可是这个解法我们的神学家不取，因为十字架里并没有葡萄木。就锡兰那些「亚当之子」所力争的无花果树而论，以及就大蕉而论，也可以这样说（虽然我们的始祖用大蕉叶做遮体之物是极可能的，因为那叶子那么大）。至于橄榄与枣椰，虽「悦人的口」，却从没有人说它们是禁果。然而十字架里确有枣椰木，这在皇帝所藏的圣物中看得明白；至少我是这样想。可是若维泰尔博的戈弗雷在《万有编年史》里所讲的故事是真的，那就未必如此了〔注三〕。因为他说，亚当年老体衰时，遣他的儿子塞特往乐园去求那应许的慈悲之油。守乐园的天使说：「时候还没有到；你且拿这橄榄、香橼与柏树的枝去种下；等到从它们得出油来，你父亲就会平安无恙地起来。」塞特回去，发现父亲已死在希伯伦。于是他把那三枝绞在一起，种在亚当的尸身之上，那三枝立刻成了一棵树。那树长大之后被移栽，先移到黎巴嫩山，后移到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至今还有希腊人的一所修院，就在那树被砍倒之处。砍剩的树坑在祭坛之下，因此那修院用希伯来语叫做「十字架之母」。那树后来由萨巴女王使所罗门知道，他便命人把它埋在一座塔极深的基下。然而基督降生时地震，那塔的基裂开，那树便被发现。那名叫「羊池」的池子，其效验就是从它得来的。

论我们始祖的衣服

主为亚当与他的妻做了皮的衣服，给他们穿上。可是若问：皮从哪里来？通常的答复是：或说是特为此而造的（这说法不合智慧！）；或说是为此杀了一只走兽（这也不令人满意，因为一般相信走兽起初只造了一对一对，还没有时间繁衍）。那么我说——然而并无意立为定论——「毛皮的衣」当读作「纤维的衣」。因为前面说过的「那尔吉尔」的叶间，生出一种纤维之网，是粗而干的丝所结成的疏网。直到今日，那里的人与印度人〔注四〕还惯用这些纤维给那些叫做「卡马尔」的乡人做挡雨的斗篷；「卡马尔」是担负重物的，也用肩舆抬男女，正是《雅歌》里所说的：「所罗门为自己制了黎巴嫩木的乘舆」，那就是可抬的小床，我在刺桐与印度时常被这样抬着〔注五〕。这样一件「卡马尔」布——不是骆驼毛布——做的衣服，我一直穿到佛罗伦萨，留在那里小兄弟会的祭器室里。施洗约翰的衣服无疑就是这一类。因为骆驼毛是丝以下世上最软的东西，绝不会是所指的。说到骆驼，我有一回置身于无数骆驼与驼驹之中，在那片极大的沙漠里，从混乱的巴比伦经大马士革往埃及去；阿拉伯人也多得没有个完！我并不是说锡兰有骆驼；那里却有无数的象。这些虽是极凶猛的巨物，却少有伤害外方人的。我甚至骑过一头，是萨巴女王的；那畜生真像会用理性——若这样想不违背信仰的话。

〔注二〕（原注：原文那个词两可，然而从下文看，显然是香橼而非香柏。所引诗句出于罗马教会在苦难主日晨祷所唱的一首赞歌，其词云：「哀我始祖为诈所欺，／一啖有毒之果而陷于死；／他那时便指定了木，／为解那木所招的祸。／我们得救之功，／原是天意所要求：／使那多般诡诈者，／以术败于术；／从仇敌所伤之处，／取来医治之药。」）

〔注三〕（原注：这里所记塞特的故事，戈弗雷有几行诗里是说「挪亚的一个幼子」的。）

〔注四〕（原注：多布纳本作「犹太人」，我以为是「印度人」之误。）

〔注五〕（原注：「卡马尔」出于阿拉伯语，意为脚夫、抬夫。此词在西印度至今通用于抬肩舆的人。）

论我们始祖的食物

我们的始祖在锡兰就以我所说的那些果子为食，喝的是牲畜的奶。他们直到洪水之后才吃肉；至今那些自称亚当之子的人也不吃肉。你要知道，亚当是被放在锡兰之山上的，他在那里开始用大理石板等物给自己造屋，前面已经说过。那地方住着一些立了修行誓愿的人，他们的起居洁净得出奇；洁净到这种地步：谁曾在一所屋里吐过痰，他们便不肯住那屋；他们自己要吐（其实极少做这种事），也要走得很远，别的便溺也是如此。

他们一日只吃一餐，从不多吃；除了奶与水什么也不喝；祈祷时举止极为端正；教小儿写字，先用手指在沙上写，后用铁笔在纸叶上写——其实该说在一种树的叶子上写。

他们院里有几棵树，叶子与别的树都不同。这些树上环着金与宝石的冠，树前还点着灯，他们就敬拜这些树〔注六〕。他们自称这礼是从亚当传下来的，说他们敬这些树，是因为亚当仰望将来的救恩要从木而来。这与大卫那句诗相合：「你们在列邦中说：主在木上作王」——不过要译得确切，不如说「主自木而施救治」〔注七〕。

〔注六〕（原注：这些无疑是菩提树，代表著名的佛陀伽耶那棵树，那树的一枝在阿努拉达普拉被珍护了二十个世纪。锡兰几乎每一座毗诃罗即寺院的院中都养着这样的树，当作敬礼的对象。马黎诺里塞在佛教徒口里那些奇怪的话，不易解释。大概他是通过回教人与他们交谈的，那些人便把话按自己的样子改了。锡兰僧人的「佛足」，在回教徒口里就是「亚当之足」，于是照顺理的代数，佛等于亚当，亚当便可代入佛。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人、腓尼基人或埃及人把伊俄与欧罗巴以及别的希腊传说讲出他们自己的说法，正是同一类的例子，而起因大概相同，即导游之人的歪曲。我们可以断定，波斯人知道伊俄，不比锡兰的沙门知道亚当多些。）

〔注七〕（原注：所引出于《诗篇》一处著名的读法。「自木」一语不见于通行拉丁本，即哲罗姆的《高卢诗篇》，而出于非洲在一二世纪所成的旧拉丁本，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都用它；这个读法传到马黎诺里手里，无疑是经由奥古斯丁。游斯丁说——特里弗也没有否认——希腊七十子本里有「自木」二字。据我所知，今存的抄本里并无此语；由此推论，游斯丁是被某些抄本误导了，那些抄本里后来的抄手把某种虔敬的旁注搀进了正文。贝拉明引福尔图纳图斯的诗云：

「大卫以信实之歌所唱的，

如今都已应验；

他说：在列邦之中，

天主自木而作王。」）

这些修士家里从不留食物过夜。他们睡在光地上；赤足而行，手持一杖；一件衣服就够了，像我们小兄弟会士的衫（只是没有风帽），外加一件搭在肩上叠成褶的斗篷，如使徒的样子〔注八〕。他们每早列队而出，乞当日午饭的米。王公与别人怀着极大的敬意出来迎接，按他们的人数施米给他们；他们便把米浸在水里，和着椰奶与大蕉吃〔注九〕。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他们还给我设了盛会，把我当作他们同会的人一般。

〔注八〕（原注：这样用这个词，正好说明瓦尔泰马屡屡用的「使徒式」一语是什么意思。）

〔注九〕（原注：原文作「他们把米浸在水里，和椰奶与大蕉吃」。此为对佛教僧人极确切的记述，今日在缅甸——我想在锡兰也一样——还可见到。马黎诺里所见的，他记得极准；至于他所听来的那些话，大概该由他的通事负责。）

此后有《论人类的繁衍》《该隐与亚伯的祭》等数章，直到他书中他称作《神治篇》的第一部分之末。这些章里没有与我们题目有关的东西，只有零星几处，兹一并录出。如讲到该隐，他说：

若假定他杀亚伯之后才建那城，这与圣经并无违处，只是圣经似含有他从未安居、终身流荡为亡命之人的意思。他这座城，一般以为就在如今锡兰名叫科提的地方〔注十〕，我到过那里。他在那里生了许多儿子之后，逃往大马士革，被他第七代的后裔拉麦一箭射死；至今大马士革近旁还指得出他的墓〔注十一〕。

〔注十〕（原注：作者奇怪地漏看了《创世记》第四章。科提，按佛教的雅名作阇耶跋达那城，在科伦坡附近，约一三一四年才初见于记载，作王者的居处；然而一四一〇年它又成了全岛的都城，此后作都约一个半世纪。弗拉·毛罗的大地图上似以「科提城」之名标出它作都城的样子。）

〔注十一〕（原注：拉麦在丛林里误把年老的该隐当作野兽射死，随后又杀了那个替他指出「猎物」的少年，这个传说似是希伯来人为解释《创世记》第四章拉麦那句话而编的。比萨圣墓园里有一幅有趣的壁画就以此为题。）

下面一段讲希伯伦，他似也是凭亲见而说：

相传亚当为他儿子亚伯之死哀哭了一百年，不愿再生儿子，独居一洞，与夏娃分处，直到奉天使之命才与她复合，生了塞特。此后他与作恶的一支分离，往大马士革而去，最后在希伯伦终其天年，也葬在那里，离耶路撒冷约二十里。那城名叫亚尔巴，即「四之城」，因为那里葬着四位：为首的亚当，其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希伯伦那个双洞里。后来列祖与别的圣父也葬在那里，约瑟自埃及运上来之后也葬在那里。

讲到塞特，他说：

继之者是他的儿子以挪士，他开始求告主的名。一般以为这是说他首创出声祈祷天主的做法，又创立了修行的规矩与特别的生活之法，据说婆罗门与锡兰的修士至今遵行——虽然这些人已偏入偶像之教与敬树之事，如我们所记……

……锡兰的亚当之子举出许多理由，说洪水没有到他们那里。其中最要的一条是：那地方东部有一群流荡的人，我自己见过，他们自称是该隐之子〔注十二〕。他们的脸极大、极丑、极可怕，足以骇人。他们在一处从不能住过两天，若住下去便会臭得无人能耐。他们极少露面，却也做买卖。他们的妻与子，和他们自己一样是可怕的怪物，都用驴子驮着走〔注十三〕。然而奥古斯丁与神学家的大多数都以为，若非在方舟之内而竟能逃过洪水，是荒谬之说……

……方舟在第七个月停在亚美尼亚的一座山上，那山近月即别国境内的铁门关，在小亚美尼亚，名叫亚拉腊。

〔注十二〕（原注：马苏第说，在出沉香的那个地方，有一族印度人是该隐的后裔。）

〔注十三〕（原注：这里他说的是维达人，即锡兰的土著。可比坦南特的描写：「可怜的东西，矫捷而畏缩，身强而形陋，头大而肢体不称。他们又长又黑的头发与须垂到腰间，结成不曾梳理的团块；他们脸朝地站着，眼睛不安地往上瞟，带着一种惶恐的神气……小儿更不堪看，全然赤身，关节歪扭、头极大、肚子鼓起；妇人不肯出来见人，却是我在任何国里所见人类中最可厌的样子。」）

接着便是第二个世代，以及他称为《王治篇》的第二卷之始。

第一章《论挪亚诸子分地》，兹录数段：

挪亚奉天主之命，把如何以祭祀敬拜独一天主而维持神事、如何繁衍子孙、如何分地以充满其中、并在他死后和睦相处的话，嘱咐了他的几个儿子。他自己愿余年清静，便给自己留下基提岛，即今之塞浦路斯〔注十四〕。长子闪继父为王兼司祭，得了世界的一半，即全部大亚洲，自匈牙利之外的白海——如今瓦拉几亚人所在之处——一直线横过月即别全国、契丹、印度与埃塞俄比亚，直到世界的尽头〔注十五〕。

另一半分给其余两个兄弟。含得了非洲，圣地也在其中〔注十六〕，自迦太基与突尼斯直到世界的尽头。幼子雅弗得了我们如今所在的欧洲，就是说自匈牙利这边、自罗马尼亚这边的一切，包括日耳曼、法兰西、波希米亚、波兰与英格兰，直到世界的尽头〔注十七〕。

〔注十四〕（原注：马黎诺里另一处说，挪亚「在那里种了一个葡萄园，如今归尼科西亚大主教所有」。）

〔注十五〕（原注：原文作「瓦拉几人」。可是匈牙利之外、瓦拉几亚人所在之处，所说的白海是哪一个呢？里海、马尔马拉海、地中海、波罗的海都可以叫白海，可是没有一个合；而我们所称的白海，离匈牙利与瓦拉几亚又似太远。的确，从前在乌拉尔一带曾有所谓大匈牙利与大瓦拉几亚。弗拉·毛罗在这一带画了一个「白海」，画成一个大湖；那究竟是拉多加湖、白海，还是贝加尔湖（祖尔拉以为是贝加尔），很难说，因为他北方的地理压缩得厉害；不过它多半就是马黎诺里用同一名字所指的东西。其实一看弗拉·毛罗的地图，马黎诺里的分地便好懂得多。看来无疑：弗拉·毛罗的白海——因而大概也是马黎诺里的白海——是俄罗斯那个名叫「别洛湖」即白湖的夸大，湖里流出谢克斯纳河，是伏尔加一条要紧的支流。所需改动的只有一点：马黎诺里把埃塞俄比亚设想成向东伸展、在印度洋之南，正如伊德里西与别的阿拉伯作家、以及托勒密与拉韦纳的地理家所说的远非洲一样。作这一改动，便可见半球的一半分为欧洲与非洲，另一半是亚洲，其中可以自白海起画一条「直线」，依次经过月即别之国、契丹、印度、埃塞俄比亚，直到世界的尽头！）

〔注十六〕（原注：原文作「非洲，圣地在焉」。）

〔注十七〕（原注：多布纳把原文那几个词都当作专名印出。我疑心当读作「即自此边的匈牙利与罗马尼亚」，意思是自近匈牙利——即今日的匈牙利，以别于上注所说的大匈牙利——这边起。）

下一章是《论洪水以后的敬拜》，其中大半值得译出：

闪切意要维持对真天主的敬拜，我们如今就顺着他的谱系说。洪水后第二年他生亚法撒，亚法撒又生以拦；据说东方那高贵的阿兰族就出于以拦。他们今日是世上最大最贵的民族，人最俊美、最勇武〔注十八〕。鞑靼人得东方之国正赖他们之助，没有他们，鞑靼人从未得过一次要紧的胜仗。因为鞑靼第一位王成吉思汗，蒙天意出去鞭挞世界时，麾下有他们的王侯七十二人〔注十九〕……闪的儿子亚法撒三十五岁时生沙拉，印度便由沙拉繁衍，分为三国。第一国名蛮子，是世上最大最贵的一省，其美、其可乐、其广阔举世无匹。其中有那座高贵的行在城，此外还有刺桐、秦卡兰、扬州〔注二十〕以及许多别的城。蛮子从前名秦，至今还有那座高贵的港城名秦卡兰，即「大秦」之义，因为「卡兰」是大的意思。而在第二印度、即名明那八儿者，有秦卡里，意即「小秦」，因为「卡里」是小〔注二十一〕。

印度第二国名明那八儿〔注二十二〕。奥古斯丁论那些「犬儒哲学家」时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他们所以有「犬」之名，是因为他们教人学狗的样子，譬如说，凡出于本性之事，人都不必羞耻〔注二十三〕。然而他们连这一层也没能说动那里的人：儿子可以在父亲面前洗浴、或让父亲看见自己赤身而不羞〔注二十四〕。

俱蓝城就在这一国，出胡椒之处，前面已经说过。

印度第三省名马八儿，圣托马斯亲手所建的教堂在那里，此外还有一座他雇工匠建的。他付给工匠的，是我在那里见过的几块极大的石头，还有一根在锡兰亚当山上砍下的大木——他叫人把它锯开，从锯末里又种出别的树来。那根大木虽极大，是他两个奴仆砍倒的，又用这位圣人自己的腰带拖到海边。木到海边时他对它说：「去吧，在米拉波利斯城的港里等我们。」那木果然到了那里，于是那地方的王率全军想把它拖上岸，一万人也动它不得。随后圣使徒托马斯亲身到场，骑着一头驴，穿着衬衣、圣带与孔雀羽的斗篷，随着那两个奴仆与两头大狮子，正如人们画他的样子，喊道：「不要碰那木头，那是我的！」王说：「你凭什么说是你的？」于是使徒解下束腰的绳，命他的奴仆系在木上，拖上岸来。这事极容易地办成了，王便归信，把他骑驴所能绕行的地都赐给这位圣人〔注二十五〕。于是他白日在城里造他的教堂，夜里退到三意大利里之外，那里有无数的孔雀〔注二十六〕……就这样，他被一支名叫「弗雷奇亚」的箭射中肋旁〔注二十七〕（于是他的伤如基督肋旁那伤一般——他曾把手探入那伤里），他从晚祷时分起就坐在自己的祈祷所前，整夜不住讲道，一身有福的血从肋旁涌出；到早晨他把灵魂交给了天主。司祭们把与他的血混在一处的土收起来，与他同葬。因这土，我自己身上两次亲历一件分明的奇迹，容我在别处再说〔注二十八〕。

那里还有长在的奇迹可见，就海的开裂与孔雀两事而言〔注二十九〕。而且那墓上的土，一日之内取去多少，第二日便自己补上多少。这土冲了水服下能治病，这样一来，在基督徒中、在鞑靼人与异教徒中，都有分明的奇迹〔注三十〕。

〔注十八〕（原注：原文作「世上更大更贵的民族，人更俊美更强壮」。可与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利努斯所记他那时代的阿兰人相比：「阿兰人几乎都身长而貌美，头发略带金黄，目光有节制的凶悍而令人畏惧，甲仗轻便而行动迅速。」）

〔注十九〕（原注：这是弄错了；阿兰人是在窝阔台征服其国之后才入蒙古之役的。贝勒《中世纪研究》云：「蒙古人于一二二三年过高加索时，见阿兰人住在高加索北麓。十五年后，阿兰人力抗蒙古之后，臣于拔都汗。记征阿兰之役的回教史家，称他们为阿兰或阿速，不加分别。」又云：「从《元史》可知，蒙古时代阿兰人不但在中国为人所知，其族还给蒙古—汉地之国供了许多能干的将校。其中几位官居高位，或以勇将见称。《元史》列传中有二十多位有功的阿兰人，有些是王族，其名得以不朽，此外还载有许多别人的名字。那书里一般称他们为阿速，有时又作阿思。『阿兰』之名只出现一次，即在《西北地附录》的表里，与阿速并列。《元史》最早提到阿速，在一二二三年。」）

〔注二十〕（原注：多布纳作别形。「扬州」无疑即扬州，见鄂多立克一篇之注。）

〔注二十一〕（原注：关于秦卡兰即广州、秦卡里即克朗格努尔，见鄂多立克一篇之注。就克朗格努尔还可以补一句：它似是马拉巴尔最古的都城之一，某几张古铜券里似称之为穆伊里科杜，有人指出这或许可与古典作家所说的穆吉里斯认作一地。它如今几乎成了荒地，然而它旧日诸王的一支尚存。关于马黎诺里解「秦卡里」之义，有一件颇奇的事：阿卜杜勒·剌扎克告我们，邻城卡利卡特的人被称为「秦之子」，即「中国人的儿子」。波斯语里并没有「卡里」作「小」的词。我所能找到最近的解释，是阿拉伯语中一个意为「少、小、适中」的词。）

〔注二十二〕（原注：此处与前一处多布纳都写错了，威尼斯抄本作「明那八儿」，不错。）

〔注二十三〕（原注：见奥古斯丁《天主之城》卷十四。）

〔注二十四〕（原注：这里作者所指是印度人于此类事上极可注意的知耻，那些把他们叫做「黑鬼」的人正该受这一驳。希罗多德说：「在吕底亚人中，其实在蛮族中一般说来，连男子被人看见赤身也算奇耻。」）

〔注二十五〕（原注：米拉波利斯是迈拉普尔、迈利亚普尔的希腊化写法，加泰罗尼亚地图上作别形，其地后名圣托梅，在今马德拉斯附近。「迈拉普尔」之义可作「孔雀城」。至今还有一处近郊名迈拉普尔，近海岸，在圣乔治堡以南约三英里半，在塞德拉佩塔河口。）

〔注二十六〕（原注：这里显有脱文，虽然抄本上并未标出。马黎诺里大概本要像波罗那样讲：这位圣人正在孔雀群中祈祷，有一个当地人射孔雀而射中了他。）

〔注二十七〕（原注：迈内特此处作「一支箭，印度语名弗雷奇亚」。然而那不是印度语，只是意大利语的「箭」。我不知道为何要插进这个词。）

〔注二十八〕（原注：他在这部书里并未再说。）

〔注二十九〕（原注：原文作「就海的开裂与孔雀而言」。前面并没有讲过这海的开裂，其意难明。黑塞的约翰有一个荒唐的说法，谓圣托马斯的墓在海中一岛上，每年有十五天海中现出一条干路，好让朝圣的人穿海而过。可是到过那地方的马黎诺里，不会指这一类胡话。马费依却说，圣托马斯在迈利亚普尔立十字架时——那地方当时离海十里格！——曾预言海水到那近处时，必有白人自世界的尽头来，重立他所传的法。这里所指或许是这一类传说。泰米尔文中也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与此有关：迈拉普尔古为耆那教徒所居，有一人梦见数日之后此城将被海淹；他们把圣像移往内陆，三日之后旧城果然陷没。其后寺庙又在一座名叫迈拉马那加拉的城里重立，而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又相传自圣托梅至七宝塔的整段海岸，海底下有大片废墟，有时还看得见。）

〔注三十〕（原注：这里提到鞑靼人颇可注意，大概表明中国的船有时也到迈拉普尔。这时代汉人常被看作鞑靼人。

天主教的教会旅行家与圣徒传作者，似在比赛谁能把圣使徒托马斯的传教行程铺得最远。据文森佐神父所作的提要，他的传道始于美索不达米亚，经巴克特里亚等地至中国、「大莫卧儿之国」（！）与暹罗；随后重访他初时的信徒，再入日耳曼，由此到巴西——「据伊曼努埃尔·德·诺布雷加所记」——再从那里到埃塞俄比亚。这样把光带给了亚洲、欧洲、美洲与非洲之后，这位不倦的使徒又取道回印度，沿途劝化了索科特拉，然后在马拉巴尔与科罗曼德尔海岸传道，死在那里，如本文所记。

就所传托马斯赴印度一事，有一件颇可注意的情形：托名巴比伦主教阿布迪亚斯的《使徒行传外篇》说，他在到他被杀的那一带印度之前，曾在印度另一区劝化了一位名叫贡多法鲁斯的王；而近来从印度西北出土的印度—斯基泰钱币，得知有一位王名几乎与此相同。那离奇的传说是：这位王遣一个名叫阿班的商人往西方去，寻一个巧匠为他造宫；于是主把托马斯当作自己善此事的奴仆卖给了他。托马斯离开那位王之后，到了一位名叫梅奥德乌斯的王之国，终于在那里被枪矛所杀。马黎诺里所讲那根大木的故事传了许多代，十六世纪末马费依与林斯霍滕所记大略相同，十七世纪晚期加尔默罗会的文森佐神父又讲了一遍。据说这件事也隐含在圣托马斯山上那具奇异十字架四周的神秘铭文里。说也奇怪，加斯帕罗·巴尔比记了一件几乎与这奇迹相重的事，说是他亲见的，那是耶稣会士在圣托梅急需新堂的长梁时得的神助。

托马斯被杀之处，据希伯所说，是在「小山」，一座有天主教堂的小石丘——如今名「复活堂」——我信那里至今还展示岩石上使徒的一个足印，紧靠塞德拉佩塔河上的马尔马隆桥，接着至今还叫迈拉普尔的那片近郊。「大山」是河南岸再上去约二英里的一座孤立的花冈石山，顶上有一座旧堂，是葡萄牙人于一六五一年所建，如今归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我信那具奇异的十字架就在或曾在后一处堂中的祭坛之下，相传是托马斯自己在岩上刻的，并且每年现种种异象，有时出血，预兆大祸。文森佐神父以他那圣洁的天真说道：「这些奇事是葡萄牙人到印度若干年之后才开始的。」不过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相传殉道之处是「大山」。

文森佐神父说，若印度宗主教约翰对卡利斯图斯教皇所言是真的，他「也不以为奇」——那话是说圣托马斯每年显形，亲自给他印度的基督徒送圣体。黑塞的约翰也有这一类的故事。

菲利普斯先生有一篇论圣使徒托马斯与印度关系的重要文章，所得结论为：「一，有可靠的早期证据说圣托马斯是帕提亚之国的使徒；也有证据说他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是『印度』的使徒——那『印度』大概包括印度河流域，而不及其东其南之地。二，据《行传》，圣托马斯殉道之处在一位王的境内，其名照叙利亚本作马兹代，他是在访过另一位王——同一本作贡达法尔——之城以后到那里去的。三，全无证据说圣托马斯殉道之处在南印度，而一切迹象都指向别的方向。四，在卒于一三二四年的马可·波罗以前，我们全无迹象可见曾有圣托马斯葬在南印度的传说。」

又达尔曼神父近着一部博学的书，力证圣托马斯游印度之说有史实的根据。若说使徒往印度西北一行尚有几分可能——而那一带佛教之盛并不利于基督教的传布——那么托马斯在南印度殉道之说是无法接受的。

十六世纪初，巴尔博萨见圣托马斯堂已半成废墟，四周长满荒莽，有一个回教苦行者看守，点着一盏灯。然而在巴尔博萨航行之前数年的一五〇四年，宗主教所遣管理印度基督徒的叙利亚主教雅巴拉哈却报告说，圣托马斯之宅已开始有些基督徒居住，正在修复。

葡萄牙人还有一段寻找圣托马斯骨骸的奇史：总督杜阿尔特·梅内塞斯奉约翰三世之命，于一五二二年派了一个专使团去。那记述一一详言：使徒的骨骸找到了，此外还有他所劝化那位王的骨骸，以及一篇纪念圣托马斯建堂等事的铭文。骨骸后来移到了果阿。然而西方更古的传说却明说托马斯葬在埃德萨。

如今马德拉斯有许多贫苦的土著基督徒。驾小艇冲浪的人多半是这一类人。他们是自圣托马斯时代传下来的么，还是别的什么人？有谁知道？）

那位王还把胡椒与一切香料的公秤永赐给圣托马斯，如今谁也不敢把这特权从基督徒手里夺去，除非甘冒死罪〔注三十一〕。我在那里住了四天；那地方有极好的珠场。

〔注三十一〕（原注：马拉巴尔的基督徒认作他们古代特权凭据的一张旧铜券里，有一段被译作：「我们已把本城之主一切可以斗量、可以秤称、可以尺量、可以点数或搬运之物的居间与应得之税，永赐予某人……即盐、糖、麝香与灯油，或不论何物，凡在克朗格努尔河口之内者」云云。）

如今要说一说那些史书或传奇所画所诳、说是存在于印度的怪物。奥古斯丁《天主之城》第十六卷所说的就是这一类；譬如说有些人额上只有一只眼；有些人的脚是反向的；有些据说兼具两性，右乳如男、左乳如女；又有些既无头也无口，只在胸上有一个孔。又有些据说单靠鼻孔的气而活；又有高一肘的人与鹤交战。有的据说活不过八岁，却怀胎生产五次。有些人没有关节；有些永躺在背上，举起他们仅有的那只脚的掌来遮荫；又有些是狗头。此外诗人还编出河马怪与许多别的怪物。

关于这一切，奥古斯丁断言：或者它们全不存在；或者若存在，它们也有理性之用、或有得理性之能。人都出于亚当，即便是自然的畸变，也还是出于亚当。这样的畸变在我们自己中间也时时生出，那一带也有几个；不过若把全人类所生的都算起来，数目也就不少了〔注三十二〕。照他所举的例子，驼背有种种不同，又有人生六指，以及许多相类的〔注三十三〕。如最尊贵的皇帝查理四世从托斯卡纳带来一个女孩，脸上连全身都长着毛，看去像狐狸的女儿〔注三十四〕！然而托斯卡纳并没有这样一族多毛的人；连她自己的母亲、她母亲别的儿女都不是这样，而与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注三十五〕。又如我们在托斯卡纳、佛罗伦萨地方、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见的那个怪物，是一个颇标致的妇人生的。它有两个长得完全的头、四条臂、两个上身，直到肚脐都完全，从那里合成一个。侧面伸出一条不完全的腿，下面只有两条腿；然而受洗时是按两个人施的。它活了一个星期。我在波洛尼亚讲学时也见过一只母羊，生了一只相类的怪羊羔，有两个头、七只蹄。然而我们并不以为这样的东西自成一种，只把它们看作自然的畸变。天主就是这样在人间显他的大能，好叫我们感谢他没有把我们造成这样的残缺，并叫我们敬畏他！

〔注三十二〕（原注：奥古斯丁那一章题为《亚当之裔或挪亚诸子中是否出过某些怪人之种？》他举了一批所传的怪物——正与这里所列相类，并说其中有些在迦太基海滨广场上用嵌石画着——最后得出马黎诺里所引的结论。）

〔注三十三〕（原注：据金尼阁书中利玛窦所记，中国南方诸省有许多人「两只脚的小趾上有两个指甲，这在他们的邻邦交趾支那人中人人如此，或许可见他们从前都有六趾」。这种六趾的人在印度也偶有。我有一个仆人就有这份「多趾之富」，他的名字正是就这一点开的一个双关的玩笑。）

〔注三十四〕（原注：这件事马泰奥·维拉尼也提到：他说皇帝自罗马加冕归来、在彼得拉桑塔时，有人献给他一个七岁的女孩，浑身长毛如羊，像染坏了的红羊毛，一直长到唇边与眼睑。皇后见此奇事，把这孩子交给她的侍女，带到日耳曼去了。）

〔注三十五〕（原注：可见一八五五年使缅报告中「多毛妇人」的画像。那一例里，多毛之相至少已历三代。）

然而我这在印度各地都游历过、又一向极好探问的人——我的心思实在往往过于沉溺于稀奇的探问，而少用于修德之事，因为我总想尽可能什么都知道——我自以为在考究世上的奇事上比另一位读者甚众、或至少名声甚著的人费了更多的力气〔注三十六〕；我到过地上一切要紧的国家，尤其到过世界各处商人聚集之地，如忽鲁模思之岛；可是我始终不能确知真有那样的人种，倒是我所遇的人反过来问我，那样的人在哪里可以找到。实情是：并没有这样成族的人，虽然到处或许有一两个畸形之人。也并没有人们所编造的那种人，只有一只脚而用来遮荫。不过印度人一般都赤身，惯常带着一样东西，像小小的帐篷顶装在竹柄上，随意张开以挡日或挡雨。这东西他们叫做「查特尔」〔注三十七〕；我带了一把到佛罗伦萨。诗人所说的那「脚」，就是这东西变来的。

〔注三十六〕（原注：原文一句意云：「我所费的力，我想比另一位见读或见称者更多。」这是不是指鄂多立克呢？）

〔注三十七〕（原注：「查特尔」在波斯语里是伞。奇怪的是他还需要这样绕着圈子描写，因为伊本·拔图塔说，那时君士坦丁堡上下人等都用伞。我又注意到，在意大利，金伞是高级教士仪仗的一部分，正如在缅甸与别的佛教国家一样。这是何时起的呢？）

记一个受洗的印度人

这里我须讲一件事：我住在俱蓝、与那些称作「莫迪利亚」、拥有胡椒的基督徒头人在一处时，有一天早上，教堂前来了一个人，身材魁伟，白须如雪，腰以上赤裸，只披着一件斗篷，有一条打结的绳斜挂肩上，如执事的圣带。他在沙上伏身全长地礼拜，把头在地上碰了三次。随后起身，抓住我赤着的脚要吻；我不许，他才站起。过了一会儿他坐在地上，借一个通事把他一生的事都讲给我们听。说也奇怪，那通事正是他自己的儿子——这儿子从前被海寇掠去，卖给一个热那亚商人，受了洗，恰好那时在我们这里，从父亲所讲的话认出了他。

这老人从不吃肉，一生只有一次近过生育之事，每年惯常斋四个月，只吃一点水煮的米，配果子与菜，而且要到傍晚才吃；夜间惯常祈祷；进他祈祷的处所之前，先把全身洗净，穿上专为此而备的一件洁白的麻衣。然后进去，极其专一虔诚地敬拜那偶像里的魔鬼。他是他全岛的司祭，那岛在印度最远之处。

如今天主见他洁净，先从内里以智慧启发他；后来那魔鬼被迫借偶像的口对他说话，说道：「你不在得救之路上！所以天主命你前往俱蓝——海上两年的路程——在那里你会遇见天主的使者，他要把得救之道教给你！」于是他对我说：「所以我如今来到你脚前，凡事都愿听你；而且不只如此，我梦中所见的正是你这张脸，如今我认出来了。」

于是我们流泪祈祷，坚固了他的心志，又派他那受洗的儿子作他的师傅与通事。教导了三个月之后，我给他施洗，取名弥额尔，为他祝福，打发他走；他许下要把所得的信仰向别人传讲〔注三十八〕。

〔注三十八〕（原注：这老人显然是个婆罅门，记述极准；若以为他真是来求教的，那份宽厚也未免太过了。因为至少那通事是拿两年海程、神异告谕一类的话戏弄马黎诺里的天真与虚荣，好叫他以为自己是在给这位新的哥尼流做彼得。其实看来整件事是有意做的一场戏，其用心与公爵夫妇戏弄堂吉诃德时相类。）

这个故事正可说明：天主（如彼得论百夫长哥尼流所说）是不偏待人的；凡遵守那写在心上之法的人（主啊，你的面光已照在我们身上！），都为他所悦纳，并得蒙教以得救之道。

不过我也没有忘记问一问：这人既在印度未曾探明的海与岛之间航行了两年，可曾见过、甚或听过我们所说的那些怪物；然而他一无所知。我在萨巴女王那里时也问不出更多——虽然那里日出的方向与这里正相反，中午时人的影子从左向右移，而不像这里从右向左〔注三十九〕。那里北极低于地平六度，南极高出同样的度数，这是热那亚的莱蒙师傅给我指出的——他是一位极高贵的星学家——此外还指出许多别的关于星辰的奇事。

〔注三十九〕（原注：原文一句大意如此。我想那人是背着太阳看自己的影子；这样说便可解。）

巨人确实有；我见过一个，高得我的头顶不到他的腰带；他的相貌可怕可厌。也有野人，赤身多毛，有妻有子，却住在林中。他们不在人前出现，我也极少能看见一个；因为他们一觉得有人来，便躲进林子。然而他们做的事不少，种谷收谷，还种别的东西；商人到他们那里去时——这是我亲见的——他们把要卖的东西摆在路中间，自己跑开躲起。于是买的人上前放下价钱，取走所摆的东西〔注四十〕。

〔注四十〕（原注：他这里所指或是锡兰的维达人，或是大陆上的波利亚等族——他在俱蓝久住，可能见过；这两者都行这种不出声的交易。普林尼把类似的交易之法归于赛里斯人（大概是弄错了）；伊本·拔图塔归于北方黑暗之地的居民；科斯马斯归于僧祇即桑给巴尔海附近的卖金人。）

又，东方确有大得可怕的蛇，很像我主皇帝查理在布拉格园中所养的那一条。还有些走兽，面貌几乎像人；尤其在萨巴女王那里，以及行在那座最有名的寺院的院里——他们在那里养着许多怪兽，以为那是死者的灵魂〔注四十一〕。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以无可反驳的凭据查明它们是无理性的畜类，当然除非魔鬼借它们做事，如从前借蛇的舌头一般。那些不信的人因其不信，也许正该自招这样的迷惑。不过话又说回来，我须说：他们对祈祷、斋戒与别的修行那样严守，若持的是真信仰，那就远过于我们所行的一切严厉与克己〔注四十二〕。然而——回到我要说的话——行在那些走兽平时听到一定的号令就来就食，可我注意到：有十字架在场时，它们绝不肯来；十字架一撤去，它们就来。由此我断定这些怪物不是人，虽然看去像有人的某些性情，其实只是猿猴之类〔注四十三〕（若我们从前没见过猿猴，大概也会把猿猴看作人！）；除非它们真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畸变，确出于亚当之族，只是异乎寻常的生育。

〔注四十一〕（原注：这是对鄂多立克所记京师那座寺院园子的奇事极可贵而无可挑剔的印证。）

〔注四十二〕（原注：蒙特克罗切的里科尔德常出入回教的修道之所，为研究其法以图驳之——他后来刊了《古兰经》的译本与一篇驳论——他见「如此不实之法中竟有如此完全之行」，也大为惊异。他接着说，谁能不惊异：「见撒拉森人研习之勤、祈祷之诚、济贫之厚、敬天主之名与先知圣地之谨、举止之庄、待外人之亲、彼此相处之和睦友爱？」）

〔注四十三〕（原注：那十字架的论据，似正可反过来用！）

我们也不能设想（奥古斯丁也这样说）有什么「对足之人」，即脚掌与我们相对的人。断然没有。因为地是立在水上的。而我凭确凿的经验得知：若设想大洋被两条线分作十字，所成的四象限中有两个可航，另两个全不可航。因为天主不愿人能环航全世界〔注四十四〕。

不过我确曾见过一个两性人，只是它不能生出同类。骡也不能生。如今回到我们的本题。

〔注四十四〕（原注：见《天主之城》卷十六。科斯马斯也极轻蔑地否认对足之人。他说圣经说天主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面上」，而不是住在「每一个地面上」。不过他最有力的一句是：「在对足之处，雨怎能说是『落』下？那雨该是往上来，而不是落下。」我记得听说过：皇家天文学家责一个刻工把他一部书的版刻反了，那刻工却驳道：「先生，我想空间里没有上下之分呀。」）

下一章是《论人类的繁衍、分地与巴别塔》，兹录如下：

他们来到大亚洲示拿的平原，近大河幼发拉底。那里我们确见一片极大的平地，广阔似无边际；照我所见，那里百果丰足，尤多枣椰，橄榄与葡萄也极多；一切田园之产亦然，南瓜、甜瓜与西瓜。

随后讲巴别与宁录：

于是他起头教他们烧砖代石；那里沥青的井很多，所以他们以砖代石、以沥青代灰泥。这沥青是一种柏油，极黑而稀，掺着油；用它与砖砌墙，便凝固坚硬，几乎无论用什么法子也分不开砌缝——这是我在那塔上亲见亲摸的；我还带走了一些凝硬的沥青。当地人不断拆那塔，为的是取砖。那城的基址规模极大，据说四边每边有八意大利里；从所见的情形看，这话极可信。他们把塔立在城墙近河的一端，像是作堡垒用；一面砌墙，一面在里面填土，于是全体成了一个圆而实的大堆。早上日出时，它在那片广平之地上投下极长的影子〔注四十五〕。

〔注四十五〕（原注：马黎诺里在此认作巴别塔的废墟，似即里奇所称穆杰利贝、莱亚德所称「巴别」的那一处，离今日河道约半英里。莱亚德说到「一道城墙的线，自巴别之足起，往内陆伸展，离今日幼发拉底河床约二英里半」。不过一般承认这不会是古巴比伦真正的城垣，虽然里奇以为可能是宫殿的内垣，而伦内尔以为是某座更晚之城的城墙。莱亚德提到，从遗迹里挖砖至今还是一门生意，砖卖到巴格达那么远。印度的阿格拉多年也兴这门生意，那里从不造砖，只挖砖。

穆杰利贝即「巴别」的发掘表明，那建筑大略如马黎诺里所述，即外面是用沥青砌的烧砖，里面包着作主体的生砖。尼布甲尼撒自己在比尔斯宁录的铭文里也如此说，据奥佩尔所译：「地震与雷霆散了它日晒的泥；包面的砖已裂，内部的土散成堆……我于吉月吉日，着手在生砖之堆与烧砖的包面四周重建。」从他提到河与城垣等等看来，马黎诺里这里不可能说的是比尔斯宁录。后世切萨雷·费德里奇，以及塔韦尼耶，又把另一处更近巴格达、名叫阿克尔库夫的废墟说成巴别塔。）

论语言的分歧

他讲过那段史事、并讲那塔大半被雷霆所毁之后，接着说：

看来他们还想在别处造同样的塔，却造不起来。以至有一位苏丹在这样一座塔的基上造一座大屋，被雷霆打倒；他屡次再造，屡次被打倒。于是他离去往埃及，在那里造了巴比伦城，至今还称「巴比伦的苏丹」〔注四十六〕。

宁录的次子是贝卢斯，继他之后居于巴别……如今他们语言中所谓「巴格达」，与「巴比伦」不同。后者是混乱之义，而「巴格」一词却是园子或乐园之义。所以「巴格贝尔」就是「贝尔之园」，也叫「巴格达格」〔注四十七〕。

〔注四十六〕（原注：这一段关于哈里发迁都埃及缘由的奇谈，所指或许是比尔斯宁录。凡见过它的人都为它那被雷霆劈裂的样子所动，连前注所引的铭文里也提到。埃及的巴比伦紧靠旧开罗，至今名巴布尔。这名字自古典时代传下，自克泰西亚斯至托勒密都有人提到，奥古斯都时代埃及的巴比伦是罗马驻军的本部。中世纪开罗与巴比伦并存为两座不同的城；商贾与工匠多住巴比伦，苏丹、其众艾米尔与武士住在开罗与城堡——我想那城堡就是今日的卫城。不过那时代埃及苏丹的城通常就径称「巴比伦」。伊德里西说，米斯尔城（今指开罗）希腊语称作巴比伦。佩戈洛蒂则用「巴比伦的开罗」一名。曼德维尔仔细分别了两个巴比伦之后，却把三童入火窑的事放在埃及的巴比伦；然而他曾在埃及为苏丹当差。）

〔注四十七〕（原注：马黎诺里想把巴别与巴格达牵在一起，凭波斯语「巴格」即园子立说，结果弄成一团糊。）

他随后讲贝卢斯如何首创偶像之教，末了有这样一段奇文：

然而犹太人、鞑靼人与回教徒都以为我们是最坏的拜偶像者；抱这见解的不只异教徒，连有些基督徒也如此。因为那些基督徒虽对画像表示敬奉，却厌恶偶像、刻出的面孔，以及像我们教堂里那样逼真骇人的雕像〔注四十八〕；譬如布拉格圣阿达尔贝特墓上的那些。

〔注四十八〕（原注：原文作「他们厌恶偶像、面孔与教堂里那样骇人的雕像」。不但东方的基督徒，连犹太的经师也把绘画与浮雕之像分别看待，以为前者是合法的。）

此后有《论尼努斯》与《论尼努斯之妻》两章。

尼努斯之妻塞米拉米斯，是女流中的光荣；她听说丈夫被杀，又怕把国政交给还是孩子的儿子，便把他严密藏起。同时她做了一身鞑靼式的衣服，前面打大褶以掩其胸，长袖以藏其贵妇的手，长裙以遮其足，又穿裤子以便上马时不露形迹，头也裹得严严实实，于是自称是尼努斯之子，以他的名义治国，并令那种服式普行于国中。随后她治军备，侵入印度而征服之……在印度她暗中生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她立她为世上最好那个岛的女王，其名曰萨巴〔注四十九〕。在那个岛上，向来或大抵向来由妇人执政而不由男子。我在那里的宫中见过史画，画着妇人坐在宝座上，男子屈膝在前敬拜。我在那国里也确见妇人坐在车中或象轿上，而男子赶牛或赶象。

〔注四十九〕（原注：关于萨巴见前面的导言。塞米拉米斯与她那位萨巴女王女儿这个奇怪的故事里，或许可以看出阿拉伯人关于所罗门时代示巴或萨巴女王——他们称之为「碧尔吉斯」——出身的传说。传说她母亲是精灵的女儿，名乌迈拉，爱上萨巴暴君的宰相，把他带到自己所居的岛上，与他成婚。一年之内她生了碧尔吉斯；宰相后来带她回了萨巴，那暴君之父因其恶行被杀，碧尔吉斯便成了那位贤明荣耀、后来去见所罗门的女王。马黎诺里这个故事把塞米拉米斯与阿拉伯人所谓碧尔吉斯的示巴女王连在一处，而据近人的研究，亚述人的女神之首「贝尔提斯」——有时以尼努之妻的身分出现——又与塞米拉米斯的种种故事相合：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下一章《论亚伯拉罕》里值得一记的，只有他屡次说「撒拉森」一名出于撒拉；以及关于死海的一句，说从锡安山上小兄弟会的寝室里可以看见它〔注五十〕。

〔注五十〕（原注：马苏第也提到这一点。）

再下一章题为《论亚各斯之国》，末尾讨论基督徒是否有纳什一之义，由此引出一段故事：

只要教会与其职事另有供给之法，什一之法该不该强加，是可以疑问的；使徒们以及此后许多年的教父们，确然没有强加。我自己在哈密就遇到一件事〔注五十一〕：许多鞑靼人与别族的人初归信时，不肯受洗，除非我们起誓说，他们受洗之后我们不向他们索取任何财物；不但如此，还要我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他们的穷人。我们照办了，那城里男女许多人便极欢喜地受了洗。这是个可疑的问题，但我谨服教会更高的判断，若依我便不用强迫。

〔注五十一〕（原注：哈密，汉人所称之哈密，是天山南北两路东行之路会合之处，旅人通常自那里启程穿沙漠而入中国，见波罗书及后文鄂本笃一篇。马可·波罗时代哈密的人都是佛教徒。一四一九年沙哈鲁的使节在那里见清真寺与佛寺并立。）

此后是《论罗马之创建》等若干章，最后才到那篇《序》或《前言》（！），即真正波希米亚史的序。那是一篇上呈皇帝的妙文，通篇支离，可见作者对这差事的本分之畏缩，正如一月里进淋浴的人一般。那部史事里并无我们所要摘录的追忆；不过他第三卷——他称作《教治篇》——里还可拾得几条有意思的记载。

如讲割礼，他说：

我与几位较明白的犹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至少在犹太人能与基督徒为友的限度内是朋友——谈这件事时，他们对我说，那条通行之法非用极锋利的刀不能行，刀须是钢的、或是更贵的金属如铜或金的。他们又同意亚里士多德《问题集》里明说的一条：铜刀或金刀所割之口，比钢器所割的愈合得更快。这也与契丹外科医生的做法相合，我是亲见的。

《论司祭耶何耶大》一章：

这时天主怜恤他的百姓，使以利亚出现——那以利亚是被天主留着，不知留在何处。希伯来人所说的或许是真的（哲罗姆注《历代志》时提到），即他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注五十二〕。然而希伯来人与萨巴人——即萨巴女王之国的人——都说他住在那地方一座极高的山上，名吉贝特山，意为「有福之山」。他们又说，基督诞生之夜三王见那星时，正在这座山上祈祷。那山几乎无路可上，因为据说自山的半腰以上空气极薄极净，无人、或极少人能上去，上去也得把浸水的海绵按在口上。然而他们说以利亚奉天主之旨在那里隐居，直到上述的时候。

萨巴人还说他至今有时还在那里显现。那山脚下有一道泉，他们说他从前就在那里喝水，我自己也从那泉喝过。可是我未能登上那有福之山，因为我身上带着病，那是在俱蓝中了一种极厉害的毒的缘故——下毒的人是想抢我的财物。虽然我从肠里下过几块肉，出了极多的血，又患了十一个月之久的重痢，据说那种病无人能活着脱身，然而天主怜恤我，留我下来讲说我所见的。我确是好了，靠那位女王一个女医——她单用几种草汁与忌口的饮食把我治好。

〔注五十二〕（原注：希伯来人关于非尼哈与以利亚是一人的说法，被回教徒采用而扩大了，他们还把神秘的先知赫迪尔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认作一人。奉赫迪尔与以利亚的隐修所与小堂，在回教国中似极多，尤其在山顶上。东方的基督徒与半基督徒也总把以利亚与山顶相连。希腊群岛中几乎没有一座显眼的峰不与以利亚之名相连。

「吉贝特」为何物，我不知道，而他解作「有福」。库拜斯是麦加几座圣山中一座之名，关于它有种种奇说，可是我查不到这名字有什么意义。爪哇（若爪哇就是我们作者的萨巴）有许多山，论其极高与气象之雄，都可合马黎诺里描写所示；其中最合的或许是切列迈山，孤峰崔巍，高过埃特纳，紧邻海岸，又近井里汶——那是该岛回教最早的立足之处。略次而更高、只是不那么孤立的，是稍东的大斯拉默特山；而说也巧，它的名字（出于阿拉伯语「萨拉默特」，即和平或救恩）正可译作「有福之山」。）

我屡屡见到那位女王，并郑重为她祝福。我也骑过她的象，还与过她一次盛大的宴会。我在全城人面前坐在一张尊位的椅上时，她以厚礼见赐：她赐我一条金带，那是她惯常赐给她所立为王侯首领之人的。这条带子后来在锡兰被那些强盗抢去了。她又赐我衣料，即极细极贵的整匹料子一百五十匹〔注五十三〕。其中我取九匹献我主教皇，自留五匹，给同伴中为首的每人三匹，属下的每人两匹，其余的都在女王面前分给站在周围的她的仆从；为的是使他们看出我不贪。这件事大受称赞，人说极为大方。我想这一小段故事，不会使陛下不快罢。

〔注五十三〕（原注：原文作「整匹」。）

此后几章里，零星提到他取道圣地归来之事。如说到圣殿全毁、原址上有回教徒的一座清真寺；又略述伯利恒，连大卫之泉与诞生之洞；又提到曾去过受试探的旷野。

有一处他引敌人有利的见证，说：

那可恶的穆罕默德在他的《古兰经》第三章里说：马利亚啊，天主已洁净你，使你圣于万女之上，云云。

我所要录的最后一段，出于同一章：

又，巴比伦、埃及与迦勒底一切哲学家与星占家都算定：在水星与土星相会之际，必有一女降生，她将以童贞之身、未识男子而在以色列地生一子。这位童贞的像，在行在一座寺里极受尊奉；每逢正月初见新月时（即二月，契丹人以此为正月），便极盛大地举行那新年之节，通夜张灯不绝〔注五十四〕。

〔注五十四〕（原注：原文作「正月的初次灯火」；或许他指的是到正月望日为止？汉人的年自最近宝瓶宫中点的新月算起。照马黎诺里时代的历法，太阳约在正月二十八日入宝瓶宫，所以汉人的正月大致相当于二月。他所指的节，就是有名的元宵灯节，自正月初一到十五都过，而尤重望日。他所说的像，无疑是汉人称作观音的那位佛家人物；他们与欧洲人交谈时称之为「童贞」，反过来又把罗马教会圣母马利亚的像也叫做观音。不过灯节似与观音的敬礼无关。观音之诞在二月十九，另有一节在十一月十六。观音即观自在，是汉人的慈悲之神，其主要圣地在舟山群岛的普陀；西藏的达赖喇嘛被信为观自在菩萨降世人间。元宵即上元节，在一年正月十五日，与观音无关。）

（以下为本书第四卷：《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中世纪西方人中国见闻汇编，亨利·玉尔上校译订，卷首另有长篇论文一篇，论好望角航路发现以前中国与西方诸国之往来；此为新版，由法兰西学院院士、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校教授科迪埃博士通篇校订。第四卷所收为：伊本·拔图塔、鄂本笃，以及索引。）

十六伊本·拔图塔·玉尔导言（上）

（约一三四七年）

（本卷目次从略。大略言之：前有伊本·拔图塔的导言与传略，历述其生年、行旅之广、所历诸国，直到他在印度受任法官、奉使中国；次为《伊本·拔图塔中国游记》正文，自马尔代夫航孟加拉起，经苏门答腊、爪哇里西，而至刺桐、广州、行在、汗八里，末记大汗之丧与他的归程；再次为论印度钱币、论坎贝至马拉巴尔间所历诸地、论拉森《印度古事》第四卷若干处、论马拉巴尔中世纪诸港，以及论伊本·拔图塔所记之甘卢、木尔爪哇、爪哇里西与察合台诸汗史事的附注数篇。此后为《鄂本笃自阿格拉赴契丹记》，前有导言，述耶稣会士如何识得契丹即中国、鄂本笃如何被选、其身世、其死于肃州、其行记如何辑成，以及兴都库什、巴达哈伤、帕米尔与中国突厥斯坦一带路径的考订；正文则录自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卷五第十一至十三章。末为兴都库什诸隘一篇、本书引用书目简称一篇、勘误与补证一篇，以及全书索引。书中有插图二：狗口岛人一幅，为编者写生所作；又兴都库什诸隘及邻近地方图一幅，以明鄂本笃之行程。）

伊本·拔图塔的孟加拉与中国游记

导言

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人称伊本·拔图塔〔注一〕，是阿拉伯民族中当之无愧的「大旅行家」——他在印度拜访过的一位本教圣者就这样称他——于一三〇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在丹吉尔。

〔注一〕（原注：他东游期间用的是「舍姆斯丁」这个名字。）

朝麦加之义，必曾在许多回教徒身上养出游历的性癖；而在那时代，他所属的那个庞大互助之谊的势力与广被，又给这种性癖以从来任何别的人群在别种情形下所不曾有过的方便〔注二〕。伊本·拔图塔自己告我们：他在中国腹地遇见一个休达的同乡，名布什里，那人在那遥远的国里已致大富；而后来（他短短回国一趟之后，这位不安分的人又出发去探中非）路过撒哈拉边上的塞杰勒迈萨时，做了同一个布什里兄弟的客〔注三〕。「那两个人相隔何等之远啊！」这位旅行家自己叹道。又有一回他提到在布尔萨遇见一位米斯尔的谢赫阿卜杜拉，此人也有「旅行家」的绰号。这位好人固然已如有人所说周游了世界，可是他没到过中国，没到过细兰迪布之岛，也没到过西班牙与黑人之地。伊本·拔图塔说：「我胜过他了，因为这些我都到过。」〔注四〕

〔注二〕（原注：蒙特克罗切的里科尔德极诧异于他那时代回教徒之间的兄弟之情，纵然彼此血统全不相干：「因为他们彼此说话时，尤其对外方人，一个总对另一个说：『我母亲的儿啊！』他们彼此既不相杀，也不相夺，一个撒拉森人在任何陌生而粗野的撒拉森人中间都极平安地通行。」）

〔注三〕（原注：此下凡称卷次者，皆指德弗雷梅里与桑吉内蒂的法文校本与译本，我即据以译出。）

〔注四〕（原注：参看《马可·波罗》附录，及《曼德维尔爵士》一书。）

他二十一岁上路（一三二五年六月十四日），直到快满五十一岁才罢（一三五五年正月）：他这一生的行程，在时间上与约翰·曼德维尔爵士（一三二二至一三五六年）恰好相合——那一位行程之广，若我们能信其为真，可说与这位摩尔人相等甚或更过。

伊本·拔图塔起初横穿了非洲的全部经度（路上还抽出工夫娶了两回亲），到亚历山大里亚，那港口他推为他一生游历所见之最，只有印度的俱蓝与卡利卡特、克里米亚由基督徒所守的苏达克即索尔达亚、以及中国刺桐那座大港可比。在开罗住了一阵——那时开罗大概是中国以外世上最大的城〔注五〕——他溯尼罗河谷而上至塞伊尼，再穿沙漠到红海边的艾达布，本想渡海往麦加。可是那海上兵事正兴，不能过去，他便折回，去游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其余之地，包括阿勒颇与大马士革。此后他往本教两座圣城朝拜〔注六〕，又拜了麦什德阿里的圣墓。由此他到巴士拉，再经胡泽斯坦与卢里斯坦到伊斯法罕，又到设拉子，再回库法与巴格达。往摩苏尔与迪亚巴克尔一游之后，他第二次朝麦加，这一回在麦加住了三年。三年过后，他沿红海南下至也门，经也门游到亚丁——那城地势之特别他记得不错，还提到它的水全靠蓄池存那一点雨水〔注七〕。亚丁那时是贸易极盛之地，富商所居；坎贝、塔纳与马拉巴尔各港的大船都泊在它的港里〔注八〕。

〔注五〕（原注：这位旅行家说，一三四八年的黑死病在开罗与米斯尔即福斯塔特两城合计，一日之内夺去二万四千人的命（！）；而一三八一年那次疫病据说一日夺去三万人。乔治·古乔一三八四年在开罗听说此事，又记一三四八年那一次云：「据当时的苏丹写给塞浦路斯国王于格的信，开罗有几日死者在十万人以上！」）

〔注六〕（原注：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他记了前文所说那种现象的又一例。他说，近巴德尔处「你面前是鼓山；它像一座极大的沙丘，当地人说那地方每逢星期四夜里都能听见像鼓声一样的响」。）

〔注七〕（原注：这些蓄池工程宏巨，亚丁衰落之后埋在瓦砾里。近几年有些已被清出修好，如今成了亚丁最可观的胜景之一。据说从前共有五十座，可容三千万加仑。）

〔注八〕（原注：亚丁是那种天然注定要屡屡复兴的地方之一。马可·波罗与他同时的马里诺·萨努多都提到它是印度贸易经埃及西行那一部分的大集散地，然而两人似都不确知那条路线。前者说：「亚丁是印度船只运货所至之港。货在那里转上别的小船，溯一条河而上约七日，到头卸下，装上骆驼，再运三十日。然后到亚历山大里亚之河，顺流运到那城。」马里诺说过波斯湾一路与忽鲁模思、基什、巴士拉三港之后，接着说：「第四个港名亚丁，在一个小岛上，几与大陆相连，在撒拉森人之地；印度的香料与别货在那里卸下，装上骆驼，走九日的路到尼罗河上一处名库斯的地方，在那里装船，十五日运到巴比伦即开罗。不过在十月前后，河水涨得极高，香料等便可自开罗继续顺流而下，进一条长渠，于是走完开罗与亚历山大里亚之间那二百里。」

这里可见马可显然把红海当作了一条河，或许是被波斯语「达里亚」一词两可之义所误。鲍狄埃所据的抄本里，马可并没有犯这里所说的错。而马里诺则如他的地图所示，以为亚丁在红海西岸，大概是把它与苏瓦金混了——苏瓦金也是经埃及赴印度的一个登船之港，这我是从佛罗伦萨一部十四世纪讲朝圣托马斯墓的抄本里得知的。马里诺所说的库斯即基什，古之科斯或小阿波利诺波利斯，在基纳与卢克索之间，伊本·拔图塔说它在他那时代是一座繁盛的大城，有好市场、清真寺与学校，是底比斯一带总督的驻地。这位旅行家初游上埃及之后，就是在库斯登船顺尼罗河而下的。它差不多与库塞尔同纬。加泰罗尼亚地图把库塞尔称作「科斯」，注明那是印度香料卸货之处。又赵汝适时代，亚丁大概是阿拉伯为非洲与阿拉伯对印度及更远诸国贸易最要紧的港；汉籍所谓「麻离拔」极可能当理解为包括亚丁——汉籍对亚丁全无记载，然而它是「阿拉伯人的大商埠」之一。马欢记亚丁一篇里，这位汉人旅行家并未提到那些蓄池。）

自亚丁，伊本·拔图塔继续沿非洲海岸南下，历泽拉、摩加迪沙——葡萄牙人所称的马加多克索——蒙巴萨与基尔瓦，几达南纬九度。由此他航往阿曼海岸，在那里也如马可·波罗一样，记下以小鱼喂一切牲畜这个可惊的风俗。历游阿曼诸大城之后，他往忽鲁模思，即他所称那著名岛上的「新忽鲁模思」城。他说那里所产的岩盐被用来做花瓶与灯座，而他在忽鲁模思所见最可记的，看来是一个大得能让人从一只眼进、另一只眼出的鱼头〔注九〕。

〔注九〕（原注：鲸——我信是抹香鲸一类——至今在阿拉伯海并不罕见。阿布·宰德提到他那时代尸罗夫一带以鲸的脊骨当椅子，同一海岸上还可见到以鲸的肋骨作椽的房子。我记得在苏格兰有些地方，农家场院的门柱也常是用这个做的。）

游过基什之后，他渡湾到巴林、卡提夫与哈只尔即哈萨，那里枣子多得有一句谚语说「把枣子运到哈只尔」，正如我们说「把煤运到纽卡斯尔」。此后他横穿中阿拉伯，即今日瓦哈比之地，然而关于那里一字未记；随后又朝了一次麦加。于是他在吉达登船，在对岸登陆，极艰苦地走到塞伊尼，再沿尼罗河岸到开罗。

此后他重游叙利亚，又在当时分为许多小突厥苏丹国的小亚细亚作了一次长游〔注十〕。这一程中他告我们：他与同伴雇了一个会说阿拉伯语的哈只作仆从兼通事。他们发现此人偷得极凶，有一天被惹得受不住了，便对他喊：「喂，哈只，你今天偷了多少？」哈只只答：「这么多」，把他所偷的数目说了出来。我们这位旅行家说：「我们只好一笑，安心罢了。」

〔注十〕（原注：一三〇八年科尼亚之国亡后，小亚细亚至少有十一个这样的公国。）

随后他渡黑海到卡法。他说那城主要是热那亚人所居，看来是他所到的第一座基督教城，因为他被钟声吓得极窘。他又经克里木即索尔哈特与亚速，到大河——即库马河——上一座好城马扎尔；在那里他极诧异于鞑靼人对妇人的敬重，竟像妇人实在是比男子高一等的。由此他前往钦察汗马赫穆德·月即别的营帐，那时驻在别什塔格，一处温泉，似在高加索山麓〔注十一〕。他受汗的优礼，并求得一名导者，带他去不里阿耳城——他极想亲眼看看北方夏夜之短〔注十二〕。他还想从不里阿耳北上「黑暗之地」，他听说那里有更奇的事；不过因为难处太多而作罢，便回到苏丹的营中，随营到了阿斯特拉罕。

〔注十一〕（原注：据德弗雷梅里，此地至今犹存，名别什塔格，克拉普罗特到过。）

〔注十二〕（原注：不里阿耳有时作波剌，在北纬五十四度五十四分，与卡莱尔差不多同纬。它在阿的里即伏尔加河左岸，在今辛比尔斯克以上约五十英里、喀山西南九英里。有时是钦察诸汗的驻地。帕拉斯著书时，遗址上还有一个名叫波尔加里的村子；那里建筑的遗迹颇多。）

马赫穆德·月即别的妻子之一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希腊公主，这位旅行家称她为别伊林哈敦；她此时正要回娘家省亲〔注十三〕。伊本·拔图塔得许随行。他们的路线似异常迂曲，先带他们经萨莱以上十日的乌卡克，近「罗斯人之山」——他把罗斯人描写成金发碧眼、然而丑而狡的基督徒——由此到索尔达亚港（或许本想由海路走），然后一路陆行到君士坦丁堡。他们在那里受极隆重的接待，皇帝（小安德罗尼卡）与皇后出城迎接他们的女儿，全城的人都拥来看这场热闹，钟声响得天都震动〔注十四〕。他告我们：他随在那位夫人的行列里过城门时，听见守门的人彼此低声说「撒拉基努！撒拉基努！」——他说那是他们称回教徒之名。

〔注十三〕（原注：希腊皇帝日渐衰败之际，这类婚姻似颇为常有，不过此处这一桩似别处未见记载。如旭烈兀曾求娶米海尔·帕列奥洛格之女，皇帝便把一个庶出的女儿、名马利亚者送去；她到波斯时旭烈兀已死，便嫁了他的继位者阿八哈。蒙古人称她为「德斯皮娜哈敦」。同一皇帝一个庶出的妹妹、名欧弗罗西涅者，嫁给了那海汗——他是希腊边界上一个小鞑靼朝的创立者；一二六五年又有一个同名的女儿嫁给脱剌不花，此人二十年后成为钦察之汗。老安德罗尼卡据说把一个被当作他庶出女儿的少女嫁给波斯的合赞汗，数年后又把他的妹妹马利亚嫁给合赞的继位者完者都，另一个庶出的女儿马利亚嫁给钦察的脱脱迷失汗。特拉比宗科穆宁家的谱系里，也有巴西尔皇帝的两个女儿嫁给突厥或鞑靼首领，阿列克修斯三世、四世与约翰四世的女儿也有这样的婚姻。）

〔注十四〕（原注：乌卡克与马扎尔前文已提到。马扎尔的遗迹尚存，克拉普罗特曾加描述。）

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一百多年就见「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通行，是很有意思的〔注十五〕。他告我们：那城中在河——即金角湾——东岸、皇帝与其臣僚所居的那一部分名君士坦丁尼亚，称作伊斯坦布尔；另一岸名加拉塔，专拨给法兰克基督徒居住，如热那亚人、威尼斯人、罗马人与法兰西人。

〔注十五〕（原注：其实早在九世纪，马苏第就说希腊人从不称他们的城为君士坦丁尼亚，而称「波林」即「城」；要说它是帝国之都时，则称「斯坦波林」即「在城里」；他还说这是极古的称法。汉人在希拉克略时代称罗马帝国之名，也可证前一称那时已通行。伊本·拔图塔之后一个世纪，鲁伊·贡萨雷斯·德·克拉维约说希腊人称他们的城不作君士坦丁堡而作「埃斯托姆波利」；与他同时的席尔特贝格尔又说希腊人称之为「伊斯提姆博利」，而突厥人称「斯坦布尔」。

东方人还给这名字找出别的语源。如萨迪克·伊斯法哈尼断言「伊斯坦布尔」在突厥语中意为「你在那里要什么有什么！」而那城被取之后，有几位苏丹试图把名字改作「伊斯兰布尔」。

今日通用的地名中还有几个是同样构成的，如「伊兹尼克米德」出于「到尼科米底亚去」，「塞蒂内斯」出于「到雅典去」。）

在这座希腊城里短住之后——其间他见过老安德罗尼卡皇帝，他称之为「吉尔吉斯王」即乔治——又受了那位公主一份厚礼〔注十六〕，他便回到萨莱月即别那里，随后穿沙漠到花剌子模与布哈拉，由此去见察合台朝的汗阿老瓦丁·答儿麻失里。他的行旅随后延及呼罗珊与喀布尔，其中包括一次过兴都库什。这一程似是取道安德拉布——他作「安达尔」——再由潘杰希尔到帕尔万与恰里卡尔。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德拉布与帕尔万之间，伊本·拔图塔说过一座「帕沙伊之山」，那大概就是马可·波罗的「帕夏」；这样一来，鲍狄埃把它认作兴都库什卡菲尔之地的一部分，便有了凭据〔注十七〕。他随后前往信德，据他自己所说，大概在拉尔卡纳以下某处到了印度河，时在一三三三年九月十二日。他的记述第一部分到此为止。

〔注十六〕（原注：其中一部分是三百枚名叫「阿尔巴尔巴拉」的金钱，他说那钱的金子不好。那金子确然极坏：若我没有理解错，佩戈洛蒂说这种钱里只有十一开金、六开银、七开铜。）

〔注十七〕（原注：这名字在马可·波罗另一处出现得更为吻合，即他记那位他称作那古台的蒙古王侵印度：「他离开当时在大亚美尼亚的叔父，带着一大队骑兵——都是凶狠无所顾忌之辈——逃走，先过巴达哈伤，又过另一省名帕夏伊—迪尔，又过另一省名阿里奥拉—克什米尔。他在那里损失了许多人马，因为路极狭极险。」关于兴都库什诸隘的话，见后文鄂本笃一篇的导言。）

到塞万之后，他在那里遇见一位同道的神学家阿剌—穆勒克，此人受任印度河口一区的长官；他随他到拉哈里——海边一处好地方——之后，便北上巴卡尔、乌奇与木尔坦〔注十八〕。他在木尔坦见到一大群外邦人聚在那里，都想在印度谋出身，正在这座边城等候印度斯坦那位大方君主的召请。

〔注十八〕（原注：拉哈里至今名拉哈里或「拉里班达」，虽然在我们近年的地图上已不见。它在印度河三角洲西边的皮蒂支流上。巴卡尔即巴克尔，是印度河中的堡子，在苏库尔与罗里之间，一八三八年基恩勋爵的军队就在那里架桥过印度河。乌奇即乌奇「高处」，在切纳布河上、萨特莱杰河汇口对岸，在巴哈瓦尔普尔以下。）

这位君主就是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本名朱纳汗；伊本·拔图塔所画他那些自相矛盾的性情，与菲里什塔所记全然相合。菲里什塔说他〔注十九〕是当时最善辞令、最有才艺的君主；临阵勇敢，久历战事；以其诗文见称；于史学、名理、算学、医学与玄学都极精；创设病院与孤寡之家；施予极厚，尤厚于学者。然而于这一切之外，他全无慈心，全不体恤其民；他杀父〔注二十〕杀兄，喜怒无常如疯，残忍嗜血而不公，如尼禄、如卡利古拉。因有人作匿名的谤诗刺他的暴政，他一怒之下曾令迁都，并把德里全城的居民都迁到德干的陶拉塔巴德〔注二十一〕，相距四十日的路程；后来旧城渐渐有人回住，他自己也在那里重立朝廷数年，他竟又把这疯狂的任性重演了一次〔注二十二〕。「他流天主造物之血是那样地毫不迟疑，以致每逢有事激他到那可怕的极端时，人会以为他的意思是要把人类灭尽。没有一个星期不曾把他左右的学者圣人、或随侍的书记杀掉一两个。」或者如伊本·拔图塔精要地总括他性情中一部分的矛盾：没有一天他的宫门前不见有卑贱之人被擢至富贵、有活人受刑被杀〔注二十三〕。穆罕默德立过大征伐之谋，也实行了一些。他侵呼罗珊与侵中国那些疯狂的计划一无所成、或者只成了惨败；然而在印度境内他较为得手，一时几乎征服了整个半岛。不过到末了，他的征地几乎全被夺去，或被土王夺去，或因自己臣属的叛变而失。关于这位王与他一朝的史事，伊本·拔图塔的记述里有许多有趣而大概可信的细节——这类题目比地理与物产的确切观察更合他的性情，虽然连前者也因他轻视年代次序而够乱的了。

〔注十九〕（原注：见布里格斯译菲里什塔书卷一；并见埃尔芬斯通书卷二。）

〔注二十〕（原注：据伊本·拔图塔依一位目击者所述：穆罕默德为迎他父亲自征战归来，在德里附近一条溪边备了一座亭子。这亭子是借建筑监督阿雅斯之子阿赫默德之助巧巧造成的，只要从某一面有象那样的重物走过，全亭便会倒下。王下马之后正与他所爱的儿子马赫穆德在亭中休息，穆罕默德请把众象都在亭前列队过一遍。它们走到那要命之处时，屋架便塌在图格拉克沙与他幼子的头上。有意拖延之后才清瓦砾，发现王的尸身俯在他孩子的身上，像是要护住他。尸身运到图格拉卡巴德，葬在他为自己所建的陵里。那陵至今尚存，是回教古迹中最朴素而最宏伟的一座，从如今是沼泽、那时是湖的中间升起。据说那杀父的穆罕默德也葬在其中。图格拉克沙被杀这个奇怪的故事，据说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一八四一或一八四二年）又演了一遍：兰季特的继位者那奥·尼哈尔·辛格入拉合尔时，被塌下的门楼压死。

先前那件凶事的工程师阿赫默德·宾·阿雅斯，后来成了穆罕默德的宰相，号「马立克—扎达」与「火者贾汗」。）

〔注二十一〕（原注：那座将称作「伊斯兰之都」的新城，规模何等惊人地筹画与开工，有一位目击者在《眼目之路》中记述。）

〔注二十二〕（原注：见布里格斯书；伊本·拔图塔书卷三。埃尔芬斯通说这一迁共有三次。若然，我在布里格斯书里失察了。）

〔注二十三〕（原注：见布里格斯书；伊本·拔图塔书卷三。）

在木尔坦被留了两个月之后，伊本·拔图塔得许前行，与那几位显要的外邦人同去——他们赴朝的召请已到。路线经沙漠中的阿波哈尔——印度诸省与信德诸省即以此分界——再经阿布·伯克尔堡、阿朱达罕、萨尔萨提、汉西、马苏德阿巴德与帕拉姆，到德里〔注二十四〕。那时称德里的那座城、或那一群城，并不在十七世纪沙贾汗所建今都的位置上，而在其南约十英里，其地至今犹存的最要标志可举著名的库特卜塔。

〔注二十四〕（原注：阿布·伯克尔我无从查考。阿朱丁即帕克帕坦「洁净的渡口」，是萨特莱杰河右岸谷中一镇，约在巴哈瓦尔普尔与菲鲁兹普尔之间，有一座极神圣的回教圣墓；帖木儿一路屠戮时，为这圣墓之故，饶了城中所余的少数人（一三九八年）。阿波哈尔是巴蒂亚纳沙漠中一镇，在阿朱丁以东约六十英里。原书先把伊本·拔图塔带到阿波哈尔，然后才到阿布·伯克尔与阿朱丁，我不敢改这个次序；可是这样似含着径直的倒行。萨尔萨提即今名西尔萨之镇，在沙漠边上。汉西还留着它的名字，是英属一县的首镇。六十年前（一七九八年）它是那位奇特的冒险家乔治·托马斯的都城——此人自一名水手升为一小印度公国之主。马苏德阿巴德我不知在哪里；当在今巴哈杜尔加尔一带。帕拉姆至今尚存，在那时德里以西数英里，德里有一门即以它为名。）

那时王正不在都中，在卡瑙季；然而听说伊本·拔图塔与其余诸人到了，便下令给他划拨三村，共收租银第纳尔五千；他回都后又厚待这位旅行家，另赠第纳尔一万二千，并授德里法官之职，俸亦同数〔注二十五〕。

〔注二十五〕（原注：关于这些第纳尔之值，见本导言之末的附注甲。他说划给他的三村离德里十六柯斯，名巴德利、巴萨希与巴拉拉，属「印度神」之百户。后来又添了两村，名焦扎与马立克普尔。）

伊本·拔图塔在穆罕默德沙麾下供职约八年，虽然他究竟有多少时候在办他审案的本分，似颇可疑。他说德里虽是回教世界最壮丽的城之一，他住那里期间却几乎成了空城。这位旅行家的好运看来只养大了他天生的奢侈：他在都中住得不久便欠债达银第纳尔五万五千，缠磨许久之后才叫苏丹替他还了。照他自己所述，他真像一条水蛭牢牢吸在王的厚赐上。

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将往马八儿平乱时〔注二十六〕，伊本·拔图塔本以为要随行，照他一向的阔手笔备了行装〔注二十七〕。然而临行时他奉命留下——他并不情愿不下——看守苏丹库特卜丁的陵；苏丹从前是那位君主的臣仆，对他的遗念极表敬奉〔注二十八〕。他重又挥霍起来，把朋友寄存在他手里的大笔钱花了，还骂那些下气到指望至少还他一部分的人！自己的钱与朋友的钱都散得这样爽快的人，一旦手伸进公帑，是不会拘束的。他所记为他所管那座陵设的一套人手，正见他那份阔绰的气派：「我为它设了诵《古兰经》者一百五十人、学生八十人、复诵者八人、教授一人、苏非即修士八十人、伊玛目一人、宣礼者若干、以声调之美见选的唱诵者若干、颂赞者若干、记缺席之人的书记若干、以及司仪若干。所有这些人在那国里都算作『老爷』。我又为下等的随从作了安排，即所谓『仆役』〔注二十九〕，如步从、厨子、跑差、挑水的、调饮的、递槟榔的、佩剑的、执矛的、撑伞的、奉水洗手的、执杖的与管事的。我为这些差使所派的人共四百六十名。苏丹本令我每日在陵上用面十二量、肉亦同重。这在我看来太少；而王所给谷物的总收入却颇多。所以我每日用面三十五量、屠肉亦同重，糖、冰糖、酥油与槟榔按比例。这样我不但供养了这一处的人，还供养一切来者。那时正大饥荒，这一施食大大减轻了人民之苦，因此名声传得很远。」

〔注二十六〕（原注：这必是马八儿的谢里甫贾拉尔丁·阿赫桑叛变那一次。法文本编者在第三卷序里所列穆罕默德一朝事迹的详表，把这次出征放在一三四一至一三四二年。苏丹在瓦朗加尔病了，很快就回陶拉塔巴德与德里。）

〔注二十七〕（原注：他所记一位体面人在印度旅行所需的行装，可见这类事在印度五百年间——即自一三四〇至一八四〇年——变得何等之少。（如今可在变了！）他提到要买的帐篷与围布；肩挑帐篷的人（如今绝不这样做了）；割草的，为马与牛供草；抬夫，肩挑厨具，也抬旅人的肩舆；铺设的人，为他搭帐篷、装骆驼；跑差的，在黑夜里替他持火把。而且他告我们，他把这些人九个月的工钱都预先付了，可见「预支之法」比如今更盛。

法文译者不认得他所用那个抬夫之名，括注疑之。其实那至今还是抬肩舆或以一肩挑担那一族人的通名，而这个名字是伊本·拔图塔所显出他略知的少数几个真正印度词之一。我想别的只有小马、「印度人的谢赫」、陶拉塔巴德某一等商人的称号、印度一贵族阶层之名、瑜伽师、凳子、豆米饭，以及若干果子与豆类之名。）

〔注二十八〕（原注：这位是阿老瓦丁之子库特卜丁·穆巴拉克沙，一三二〇年被他的大臣霍斯鲁所杀。）

〔注二十九〕（原注：「老爷」一词意为主人、所有者；「仆役」一词本意为衣边，引申为家人、随从。）

在印度居留将了之时，他一度大失君宠，其故他这样记述：

德里有一位有学有德的谢赫，名希哈卜丁，是呼罗珊人阿尔贾姆之子；苏丹穆罕默德想用他，他断然不肯就。于是王命旁立的另一位神学博士去拔那谢赫的须；那一位不肯干，这暴徒便叫人把两人的须都拔了！谢赫希哈卜丁退出城去，在离德里若干里的乡间安身，自遣其兴，掘了一个大洞，里面设了浴室——水从朱木拿河引来——以及别的方便。苏丹屡遣人召他，他总不肯来，最后竟直说他决不事暴君。于是他被捕，带到暴君面前，遭残酷的虐待，终于被杀。

伊本·拔图塔因好奇，在这事之前曾去洞中拜访那谢赫，于是招了苏丹的不悦与疑心。四名奴仆被派来不断监视他——这一步之后，被疑之人不久照例就要死。伊本·拔图塔害怕，便一心修行，加倍持守种种功课，其中包括一日念某一节《古兰经》三万三千遍！那监视看来松了，他便全然退出众人眼前，把所有的都散给苦行者与穷人（他对债主一字未提），投在德里附近一位名卡马尔丁·阿卜杜拉「洞中人」的圣者门下，专修苦行之生活，与他同住了五个月。那时王在信德〔注三十〕，听说伊本·拔图塔悔改，便召他到营中。他穿着隐士的衣服见了那位「世界之主」——穆罕默德被这样称呼——颇受优待。然而他显然还不以为自己的头稳当，因为他把苦行的功课加了一倍。可是四十天后王又召他，宣布要派他出使中国。照伊本·拔图塔的日子，这似在一三四二年春。

〔注三十〕（原注：这必是阿富汗人沙希在木尔坦叛变那一次；那人杀了该省的总督，想自立为王。德弗雷梅里的年表虽未提苏丹穆罕默德亲赴其地，伊本·拔图塔也只说「苏丹备师征之」，然而那次叛乱既正在一三四二年，他大概是往木尔坦方面进了兵——按伊本·拔图塔的看法，木尔坦是信德的一座城。）

所议这次出使，是为答中国皇帝遣来朝中的一个使团。那使团曾带礼物给苏丹穆罕默德，计男女奴一百、花缎五百匹——其中一百匹是刺桐所织，一百匹是京师所织——麝香五曼、缀珠之袍五件、金锦箭袋五个、宝剑五把〔注三十一〕。而那使命所声称的来意，是求准许在卡拉奇尔山边一处名桑巴尔的地方重建一座偶像之寺（无疑是佛寺）——汉人向来往那里朝拜，那寺已被苏丹的军队毁了〔注三十二〕。穆罕默德的答复是：照他教的道理，这样的请求不能允准，除非是为那些以他政府的臣民身分纳人头税的人而请。皇帝若肯照式纳这税，便准他重建那寺〔注三十三〕。

〔注三十一〕（原注：李译本作「马木鲁克百人，婢女五十，凯马恩贾的衣五百件，麝香五百曼，缀宝之衣五件，织金的箭袋五个，饰宝的剑五把」。）

〔注三十二〕（原注：这里的迹象颇有意思，或许可见汉地佛徒往印度古圣地朝拜之风那时还在，不过也可能只是大汗治下的西藏人还守此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在哈德瓦尔见过这样的人，他们越过喜马拉雅，据自己说是从「大秦」来，要去朝旁遮普贾瓦拉穆基的圣火。「卡拉奇尔」无疑是梵语「俱毗罗山」之讹——那是冈底斯山的一名，印度财神俱毗罗之城在那里——此处用以指喜马拉雅。作者另一处把它描写成一列大山，广袤三月之程，离德里十日，图格拉克之军曾入侵其地，损失极惨（似即菲里什塔所记侵中国之谋，虽然伊本·拔图塔未提这个目的）。他又说它是流经阿姆罗哈那条河的源头。同一名字在剌失德——或者不如说他所抄的比鲁尼——笔下也以另一形式出现，用以指喜马拉雅的一部分。这位作者把它与恒河所出的「雪峰」分别，说卡拉尔恰勒的万年雪从塔克西拉与拉合尔都看得见。桑巴尔大概就是罗希尔坎德的古印度城桑巴尔（或即托勒密的萨波卢斯？）。从别处我推知那一省当时就名桑巴尔，直到巴布尔时代仍然如此，那时它是他儿子胡马雍的辖地。桑巴尔本身我不见有人指为佛教遗迹之地，然而康宁汉少将循玄奘的踪迹，在桑巴尔正北几处考察过极重要的佛教遗迹，那寺或许就在其中一处。）

〔注三十三〕（原注：所谓人头税，「是在早期征服中加于一切归顺回教治下的异教徒身上的，用以别于仍在敌对之列者」。废除此税是阿克巴仁政之一，然而奥朗则布又复行之。）

这个由伊本·拔图塔为首的使团，就是要带去这个答复，并带一份比所受远为厚重的回礼。回礼计：良马一百，具鞍具；男奴一百；能歌善舞的印度女一百；名「拜拉米」之布一百匹（那是棉布，然而品质无匹）〔注三十四〕；名「朱兹」之丝一百匹；名「萨拉希亚」之料一百匹；「希林巴夫」一百匹；「山巴夫」一百匹；毛料五百匹（大概是披肩），其中黑百、白百、红百、绿百、蓝百；希腊麻布一百匹；布衣一百件；大御帐一座、小帐六座；金烛台四、银烛台六，饰以蓝珐琅；银盆六；织锦的荣衣十件〔注三十五〕；帽十顶，其中一顶缀珠；织锦箭袋十个，一个缀珠；剑十把，一把的鞘上缀珠；缀珠的手套；阉人十五。

他这次出使的同僚是阿米尔扎希尔丁·津贾尼——一位学问卓著的人——以及掌礼物的阉人执杯者卡富尔（意为樟脑）。阿米尔赫拉特的穆罕默德率骑千人护送他们到登船之处；中国使节十五人——为首者名图尔西〔注三十六〕——带着仆从约百人，也一同成行。

〔注三十四〕（原注：大概是达卡的细布。「拜拉米」是瓦尔泰马、巴尔博萨等人用来指某几种印度白布的名目，米尔本《东方商务》里同一物名作别形。「山巴夫」无疑就是瓦尔泰马的「西纳巴夫」，再多我说不出。一六〇九年有记云：「一种布名拜拉米，似荷兰布。」「希林巴夫」波斯语意为「甜毛」，是「摩尔人做袍服的一种细薄之料」。「山巴夫」有人认作「中国所织」之布。）

〔注三十五〕（原注：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养着一个极大的御用织坊（类于哥白林厂），织丝与织金锦，为他备送礼之料与宫中妇人之衣。）

〔注三十六〕（原注：李译本作「与他同来有一位大埃米尔」。此后数年，即一三四七至一三四八年，中国有一位名「脱脱」的大政治家为首相，权势极大。不过这大概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印度支那一带诸国通常不派高位的政治家出使外国。）

王在遣队启程前似已回德里，因为这一行于一三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自该城出发。他们的路线起初沿两河间的杜阿卜南下，直到卡瑙季；可是灾祸在他们走出库特卜塔的暮影之外不远就开始了。因为他们在科尔——即科尔或阿里格尔，离德里八十英里——时，应邀去救邻镇贾拉利脱一群印度人之围〔注三十七〕，那一战损失骑兵二十五、步兵五十五，连阉人卡富尔也死了。随后驻扎期间，伊本·拔图塔与同伴分开，被人掳去；他虽从掳者手里逃出，却八天之后才回到朋友那里，其间经了些奇遇。这一行人被这不祥的开头弄得极为丧气，想弃了这趟行程；然而这时苏丹已派他的掌衣阉人桑布尔（意为甘松）来代已死的卡富尔，并带来令他们前行的命令。

〔注三十七〕（原注：这样的事竟在离都城这样近的地方发生，或许可见菲里什塔说穆罕默德征服德瓦拉—萨穆德拉、马八儿、孟加拉等远省，把它们「并入帝国之完全，如同德里近郊的村落一般」，到底也未必有多少分量。）

他们自卡瑙季南折，到瓜利尔堡——伊本·拔图塔从前到过，那时曾就其地作过相当确切的描写。离瓜利尔后经过的一处地方名帕尔万，那里颇受狮子（大概该是虎）之害；这位旅行家在那里听说某些恶毒的瑜伽师惯在夜里化为那种野兽之形。这就使他有机会说到瑜伽一流别的人，说他们惯于让人把自己埋上几个月、甚至埋足一年，此后又活转来。他后来在曼加罗尔结识了一个回教徒，是从瑜伽师那里学得这套本事的〔注三十八〕。这条路此后经本德尔坎德与马尔瓦到陶拉塔巴德城，那里有著名的德奥吉里堡，再由此沿塔普提河谷而下到坎贝〔注三十九〕。

〔注三十八〕（原注：这套本事——或者这套本事的招牌——在印度还没有绝。我所悼念的友人布瓦洛少校《拉杰瓦拉诸邦游记》中有一篇极有趣的记述，讲一位这样的行家；奥斯本上尉《兰季特·辛格的朝与营》一书里也有，我只能凭记忆提到。）

〔注三十九〕（原注：这里且把伊本·拔图塔自德里至坎贝一路所过之地列出，并尽可能加以比定：

德里。提尔巴特，离城二柯斯半：或即达德里一带的提尔普塔村，然而那地离旧德里有十七英里上下。奥：或即布兰德沙赫尔以西八英里的一处县镇。希拉：不可考。拜亚纳，「一大处」，市场甚好，朝中一位要臣新近曾作其长官：我信今日已查不到这名字；阿格拉以西的比亚纳在中世纪是极要的城与要塞，然而放在这里全然不合；有人以为当作科伊勒以西二十四英里的拜亚德纳。科伊勒，平原中一座好城，四周是芒果园：即科伊勒，今通称阿里格尔，得名于近旁那座大堡。贾拉利（被救的那镇）至今尚存，在科伊勒以东十英里。布尔季比拉：从科伊勒往卡瑙季的线上，迈因普里东北有一村名比尔季普尔。黑水：波斯语所译「黑河」之名，那河在卡瑙季附近入恒河；沙里夫丁书中也用突厥语作同一名字。卡瑙季：人所熟知。哈纳乌尔、瓦济尔普尔：不可考；后一名极常见。巴贾利萨：当是一处颇有名的地方，因为德里有一门以它为名；我想必在朱木拿河边，或即埃塔瓦，或在巴特斯瓦渡口。马乌里城、马尔赫：若前一处是埃塔瓦，则马乌里或即比因德附近的乌姆里特。阿拉普尔，治者是一个阿比西尼亚或黑人巨汉，能一顿吃一整只羊；离此一日之程，住着詹比勒的异教之王卡塔姆：瓜利尔西北偏西有一处名焦拉萨·阿拉普尔，一八五八年罗伯特·纳皮尔爵士在那里大败瓜利尔叛军，然而似太偏出路线之外。那位异教之王或即昌巴尔河上多尔普尔的土王。瓜利尔。帕尔万、阿姆瓦里：前一处或即哈米尔普尔县的潘瓦里，若下一处的比定不错，则正在路线上。卡贾拉，那里有一个长约一英里的湖，四周是偶像之寺，水中还有屋子，住着长发的瑜伽师：剌失德书中似以另一形式提到，埃利奥特把两名都认作本德尔坎德肯河岸上的卡杰拉——在恰塔尔普尔与潘纳之间，那里有极古而极可观的遗迹。若然，则所走之路必极迂曲，大概是因为有叛乱之区阻隔。昌德里，一大处，市场壮丽：本德尔坎德与马尔瓦交界上一座著名的古城与要塞，一八五八年休·罗斯爵士所取。据《阿克巴治则》，城中有石屋一万四千所。迪哈尔，马尔瓦之都；自德里至此一路都有刻字的里程碑。乌贾因：至今存其名。（阿姆贾里，他告我们在那里见过寡妇殉夫自焚。）陶拉塔巴德。纳德哈尔巴尔：他说这里与陶拉塔巴德境内的人都是马拉塔人。萨加尔，一条颇大之河上的大镇。坎贝，一座极美的城，满是外邦商人，在海的一处湾上，潮涨潮落极为可观。）

自坎贝他们到卡韦，那是潮水湾上一处地方，属异教的土王贾延西；由此到坎达哈尔，另一处海湾上一座颇大的城，也属同一位王——他自称忠于德里，待他们甚厚。他们在那里登船，为他们备了三只船。两日之后，他们停在离大陆四英里的巴拉岛取水。这岛从前有人住，自被回教徒攻取之后，土人便弃了它；不过王的一位官长曾试图重新安置人口，派了一小队戍兵，还架了抛石机以守。次日他们到库卡，一座市场广大的大城，因潮退极远而泊在离岸四英里处。这城属另一位异教之王敦库尔，对苏丹不甚忠。自此航行三日，一行人到了辛达布尔岛外，却过而不停，泊在靠大陆的一个较小的岛下；那岛上有一座寺、一片树林与一处水池。上岸后，这位旅行家与一个瑜伽师有过一场奇遇——他发现那人正在……

十七伊本·拔图塔·玉尔导言（下）

（上节所列自德里至坎贝的行程，末几处补记如下：迪哈尔以东北那座著名古城即乌贾因；阿姆杰拉在迪哈尔西南偏西数英里；陶拉塔巴德在弗拉·毛罗图上作「德乌莱塔贝特」，加泰罗尼亚图上作「迪奥吉尔」即德奥吉里；纳德哈尔巴尔即伦内尔所记的纳德尔巴尔，在塔普提河南岸；萨加尔即塔普提河上的桑加尔；坎贝即今之坎贝——这名字里那个音，旧日几位作者都写了出来，马里诺·萨努多、弗拉·毛罗各有写法，晚得多的阿克巴时代耶稣会士又有一种写法。）

……他发现那人正在寺墙里。次日他们到胡纳沃尔即奥诺尔，那城的治者是一位回教君主，海上势力极大；看来是个海盗，正如他后世的继任者一样，然而是个开明的治者，因为伊本·拔图塔在他城中见有男学二十三所、女学十三所——后一样是他一生游历中别处从未见过的〔注一〕〔注二〕。

〔注一〕（原注：自坎贝至胡纳沃尔诸地的比定，须参看本导言之末的附注乙。若如那里所论，辛达布尔就是果阿，那么那座小岛大概就是安谢迪瓦，早期葡萄牙人爱泊的地方。「岛中有一个大淡水湖，可是岛上无人；离大陆或有二英里；从前有印度人住，然而麦加的摩尔人往卡利卡特常走这条路，惯在此地取薪水，因此从那时起它就一直荒着。」）

〔注二〕（原注：他说胡纳沃尔的苏丹臣于一位异教君主，名哈里亚卜，他许下要再说此人而未说；除非——这也很可能——那就是他别处提到的比拉勒·德奥即卡尔纳塔的土王。）

游过当时极多而极盛的马拉巴尔北部数港之后，他们到了卡利卡特。这位旅行家说那是世上最好的港之一，中国人、群岛之人、锡兰人、马尔代夫人、也门人与波斯湾人都来通商〔注三〕。他们在那里受国王的优礼——那王的称号是「萨马里」，即葡萄牙人所谓的扎莫林〔注四〕——登岸时排场极盛。可是这一切之后，紧接着便是急来的悲苦，这是旅行家自己说的。

〔注三〕（原注：马欢记卡利卡特即古里云：「其地为大商埠，四方商贾咸集。自柯枝北行三日可至，南与柯枝接境，北邻坎奴儿，西临大海；东越山五百里有城名坎巴米。」）

〔注四〕（原注：这个词出于马拉雅拉姆语，是梵语「海王」一词的俗变。）

他们在卡利卡特住了三个月，等赴中国的季候，即春天。据伊本·拔图塔说（这件事本身或许可疑），与中国的往来全用中国船，中国船分三等：最大的叫「戎克」，中等的叫「艚」，第三等的叫「卡卡姆」〔注五〕。大船有帆三张至十二张，用竹片织成如席。每船水手千人，即船工六百、兵士四百；又各带三只小船随行，分别叫「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看来是按大小的比例取名。做这种贸易的船只在刺桐与秦卡兰造——秦卡兰又名「秦中之秦」〔注六〕——都造成三重的舷，用长三肘的大钉钉合。每船有四层甲板，为商客备有许多私舱与公舱，带小间与种种方便〔注七〕。水手常在船上的木桶里种菜蔬、姜之类。船上的主事是极大的人物〔注八〕；他上岸时，属他船上的兵士持剑执矛、奏军乐在前而行。

这些大戎克所用的桨或大棹，更像桅而不像桨，每一支要十人至三十人来划。他们分两排相对站着划，靠系在桨上的一条粗索用力（那桨本身，我想是太粗，握不住的），一边应着划子喊「啦！啦！啦！啦！」

马拉巴尔诸港中，中国船通商所至只有俱蓝、卡利卡特与希利〔注九〕；至于要在印度过季风的船，惯到潘陀哩纳港里去过〔注十〕。伊本·拔图塔一行在卡利卡特时，这样大小的船共有十三只泊在那里。

〔注五〕（原注：法文本编者把这三个词都溯自汉语。我至少不妨对这个源流提一点疑。「戎克」无疑是马来语与爪哇语的「宗」或「阿宗」，意为「大船」；而「艚」也一样可能是「达奥」或「道」——那是至今印度洋各岸（我信自马拉巴尔以西）通称那一带古式高尾怪船之名，即尼基丁自忽鲁模思往坎贝航行时所说的「塔瓦」。伯顿说：「桑给巴尔海岸上凡船只一概叫『道』。」又「卡卡姆」一词也很可能只是古意大利语一种船名的讹变。航海的词语向来互相假借极多。）

〔注六〕（原注：前面已见秦卡兰即广州；伊本·拔图塔这里又教我们把它认作伊德里西的「秦中之秦」。那位地理家说它在中国之一端，其大、其建筑、其商业无与为比，自印度各处往中国的商人云集于此。他说那里是一位中国宗室所居，以藩臣之礼替「法格甫尔」——即波罗的「法克甫尔」，中国南方的宋帝——治之。）

〔注七〕（原注：关于这些大戎克的记述，可与马可·波罗与修士约尔丹所记相比。）

〔注八〕（原注：因为伊本·拔图塔说船主「如一位大埃米尔」，拉森便断定他是个阿拉伯人。这似无根据。下文伊本·拔图塔又称京师的总督忽尔台为「大埃米尔」，而那人明说是异教徒。他说船主的那句话，用俗语译作「一位极了得的大人物」还更准些。

说到拉森《印度古事》第四卷末论伊本·拔图塔之处，我不得不说：那部大著这一部分所现的疏忽，出于一位那样博学而有声望的人，真叫人吃惊。这样的话须有凭据，我把凭据放在本导言末的附注丙。）

〔注九〕（原注：自我们这几位旅行家的时代以来，印度的变化中再没有比这一项更可注意的了：那时沿海一带林立、内外贸易皆盛的许多港口，如今都衰落了；南亚别的国家，印度以东以西，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如此。这一衰落的开端，似差不多可上溯到葡萄牙人到来之时，因为那时多数港口还见活跃繁盛。与此略相类的情形，在我们自己国内也有过。五港的衰落可以归于自然的变坏，然而福斯湾岸上的例子更为鲜明：那里从前也林立着海港，各有本地船东的一小队商船往大陆贸易；如今那些港口大概只剩几只渔船，而「商人」也只剩法文与旧苏格兰语中那个意思了。

马拉巴尔诸港的衰落，或许始于强横的垄断与兵燹——而此前那地方长久享过相较的安宁——然而使它延续下去的，无疑是资本向大商号集中，这一点越来越成为近代商业的特色，在我们这时代更是一日千里；而这个缘由又被干线铁路的修筑所引起的物产之流的集中所加强。无论缘由何在，读这些古旅行家而不至于至少得一个印象——即那时印度海岸上的财富、繁盛，大概还有幸福，比今日普及得多——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可有理由希望今日的情形只是一个过渡，而将来铁路的增多会减轻这种过甚的集中，重新在印度海岸上播下康健的商业与繁盛之地么？若能如此，也决不是靠如今在印度所修那种宽轨而费重的铁路。

马拉巴尔诸港自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所知的情形，我在本导言末的附注丁里拟作一番回顾。）

〔注十〕（原注：《元史》卷九十四提到「马八儿、俱蓝、梵答剌亦纳三番国」。那末一国无疑即伊本·拔图塔的潘陀哩纳；伯希和教授告我，他信在十四世纪中叶那也就是《岛夷志略》的「班达里」。）

扎莫林为那一行自德里来的人在一只戎克上备好了舱位；可是伊本·拔图塔带着女眷，便去找那船的代办——一个名苏莱曼·萨法迪—沙米的回教徒——想为她们要一个私舱；看来他照他那向来随遇而安的脾气，把这件事拖到了最后一刻。代办告他，舱位都被中国商人占满了，他们（看来）是「往返都订好的」。倒有一个是代办自己女婿的，伊本·拔图塔可以要；只是没有布置好；不过他若此刻要下，航程中大概还能另作更好的安排。（由此看来，那时代的船务代办与如今有时的样子颇为相像。）于是某个星期四下午，我们这位旅行家的行李与男女奴仆都上了船，他自己留在岸上，要做完主麻的礼拜再登船。他的同僚与送中国的礼物已经在船上了。可是第二天清早，伊本·拔图塔的仆人阉人希拉尔来诉苦，说派给他们的舱只是一个可怜的小洞，绝不能住。他们向船长申说，船长说没有办法；不过他们若愿意上那里的一只卡卡姆，尽可挑选。我们这位旅行家应了，便在公祷时分之前把货物与女眷都转到卡卡姆上。到下午海水涨了（他说下午总要涨的），无法登船。这时候中国船都走了，只剩载礼物那一只、另一只要在潘陀哩纳过季风的戎克，以及载着这位摩尔人全部家当的卡卡姆。星期六早上他起来时，载他同僚的那只戎克与那只卡卡姆已起锚出了港。要去潘陀哩纳的那只戎克在港内沉了。船上有一个少女，极得她主人——一个商人——的怜爱。他许下谁救她便给金钱十枚。忽鲁模思的一个水手冒着极大的性命之险把她救了，随后却不肯要那赏。这好人说：「我是为爱天主而做的。」

载礼物那只戎克也在港外的礁上沉了，船上的人全没了。许多尸身被浪打上岸来，其中有使节扎希尔丁的，头骨已裂；又有阉人马立克桑布尔的，太阳穴上钉着一根钉。众人拥到岸上看是怎么回事，其中连扎莫林自己也下来了，身上只有一小片头巾与一条白棉腰布，一个童子替他撑伞相随。而最后一层：那卡卡姆上的人见同船的下场，便扯满帆向海里去，把我们这位旅行家的奴仆、他的女眷与家当都带走了，只把他留在卡利卡特的沙滩上望着他们的影子；他所剩的只有一张礼拜毡、十枚金钱和一个已放的奴仆，而这最后一样当下就跑了！

有人告他那卡卡姆必在俱蓝停靠，于是他决意往那里去。无论陆行水行都是十日的路，他便雇了一个回教徒服侍，从泻湖一路而去；可是那人老是喝醉，只添了旅行家的愁闷。第十日他到了俱蓝——即我们那几位修士所称的科隆布姆——他说那是马拉巴尔最好的城之一，市场壮丽，富商极多，当地称之为「朱利」〔注十一〕，其中有些是回教徒。那里也有回教的法官、港务长等。俱蓝是中国船到印度所停的第一个港，中国商人多半常到那里。国王是异教徒，名提拉瓦里〔注十二〕，是个执法可畏的人，伊本·拔图塔举了一个骇人的例子。有一天王与他的女婿同骑而行，女婿拾起一个自园墙上落下的芒果。王的眼正看见他，立刻命把他剖开分作两半，分挂在路的两边，每一半旁还放那要命芒果的一半！

〔注十一〕（原注：「朱利」是马拉巴尔用以称回教徒之名。其源威尔逊似不知道。这名字在锡兰也用于「摩尔人」即回教徒中特定的一类。作者所指大概就是这个词。有人说这词出于梵语「顶发」——印度人人须留的那个发结，归信回教时便剪去。据索纳拉，朱利亚人是阿拉伯血统而奉什叶派的。《马德拉斯词汇》以为这词出于朱罗之国，意为南印度之人。）

〔注十二〕（原注：这个称号或许就是「提鲁巴迪」，保利诺神父在马拉巴尔诸侯所用那些堂皇的称号中提到它，说那些称号「常被误认作家族或个人的本名」。他译作「陛下」，而按字面大概是泰米尔语的「圣」与梵语的「主」。）

这位不幸的使节打听不到他的卡卡姆，却遇上了在另一只戎克上遭难的中国使节。他们由自己的同乡在俱蓝重新装备，往中国去了；伊本·拔图塔后来在中国又遇见他们。

他很怕回德里去讲这番话，深疑苏丹穆罕默德正巴不得有这样一桩事跟他算账。于是他决意去投他的朋友胡纳沃尔的苏丹贾马尔丁，在那里住着，等有那失踪的卡卡姆的消息。那位君主固然收留了他，然而显然并不诚心欢迎。因为这位旅行家告我们，他没有得一个仆人，几乎所有的时候都消磨在清真寺里——这向来是伊本·拔图塔境况不妙的征候——在寺里他每日通读一遍《古兰经》，后来一日两遍。他这样过了三个月。

胡纳沃尔之王正谋征辛达布尔岛。伊本·拔图塔想随行，便以《古兰经》占之，翻出「凡助天主者，天主必助之」一节；王大喜，遂决意自己也随军而往。取辛达布尔约三个月之后，这位不安分的人又出发游历，沿岸南下到卡利卡特。在这里他遇见自己失踪的两个奴仆，他们告他：他最爱的那个女子死了；爪哇（大概是苏门答腊）之王把别的女人占了去；其余的人都散了，有的在爪哇，有的在中国，有的在孟加拉。那卡卡姆的事于此完结。

他又回胡纳沃尔与辛达布尔，那里的回教兵很快被他们所逐的印度君主围住。情形开始不妙，伊本·拔图塔住了约两个月便脱身逃回卡利卡特。在这里他忽然想去游「马哈尔群岛」即马尔代夫，他听过那里许多奇事。

那些岛的奇事之一，是由一位女君治国〔注十三〕，即卡蒂雅——已故苏丹贾拉尔丁·欧麦尔之女——她兄弟因行为不端被废，她便被立为女王。实际执政的是她的丈夫、那位讲经师贾马尔丁，然而一切号令都以那位公主的名义发出，主麻的礼拜中也指名为她祈祷。

〔注十三〕（原注：关于马尔代夫时有女主当国，见前文马黎诺里的导言。）

伊本·拔图塔在那些岛上受欢迎，被任为法官，娶了一位宰相的女儿，另外又娶了三个妻。那里的人虔敬松懈、妇人衣装简陋，都触动他虔诚的心；他极力想改后一样而终归无效，又想把他在乌尔根奇所见的办法搬来——主麻日由差役持杖赶人上寺。

不久他便深陷于不满、争吵与勾心斗角之中；一三四四年八月他离马尔代夫赴锡兰。

船近那岛时，他说见「细兰迪布之山」高插空中，「像一柱烟」（可与马黎诺里的「锡兰之山」相比）。他在巴特哈拉即帕特兰登陆，见那里在位的是一位异教首领，一个好行海盗的君主，名雅利亚·查克拉瓦尔提；那人待他有礼，并助他成行往亚当峰，而他的船主也很好说话，许下等他〔注十四〕。

〔注十四〕（原注：锡兰史上有一位大武人名雅利亚·查克拉瓦尔提，一三一四年率库拉塞凯拉——史称般底耶人即马杜拉一带之王——所遣之军侵锡兰。同一名字又像是同一人，重见于一三七一年前后，说他在科伦坡、内贡博与奇拉瓦筑堡，平了锡兰北部之后，把治所定在贾夫纳帕坦。当然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确有一种记载说第一位雅利亚在般罗迦罗摩巴忽三世（一三一四至一三一九年）之世被擒处死。第二位的事业必远早于锡兰史所记的年份，因为伊本·拔图塔一三四四年所见的他，已以王者之权立于帕特兰。坦南特以为般底耶的入侵者是自他们已立足的贾夫纳帕坦来，而不是自大陆来。其实从伊本·拔图塔可见，般底耶本土此时已在回教徒手中。）

他在路上过马纳尔曼达利〔注十五〕与萨塔瓦特港〔注十六〕，随后穿过多象的大平原。那些象却不害朝山人与外方人〔注十七〕，据说是因为谢赫阿布·阿卜杜拉的德泽感化了它们——那位谢赫是最初开通往圣足之路的人。他随后到了他所称的库纳卡尔〔注十八〕，是锡兰合法之王所居，那王的称号是「库纳尔」，有一头白象。紧靠这城有一个名叫「宝石池」的池子，最贵的几种宝石就是从那里取出的。他所记登顶的路极生动细致，其中所说的地点，若今日还有替回教朝山人作导的人，大概多半都能指认出来。他从对面（向拉特纳普拉那边）下山，随后去游丁瓦尔——海边一大处，商人所居，即德维尼乌埃拉或顿德拉——又游加勒（他称作「卡利」）与科伦坡（他作「卡兰布」），于是沿岸回帕特兰。科伦坡他说那时已是岛上最好的城之一。那里住着「宰相兼水师提督贾拉斯提」，身边养着阿比西尼亚人五百。此人未必不就是那位极客气地抢了约翰·马黎诺里的火者贾汗（见前文）。文中并未说他是谁的宰相与提督。

〔注十五〕（原注：即坦南特地图上的明内里曼德尔，在帕特兰正对的岸上。）

〔注十六〕（原注：即我们地图上的奇拉瓦。）

〔注十七〕（原注：见鄂多立克书。）

〔注十八〕（原注：坦南特爵士以为这是甘波拉，其雅名作「恒河吉祥城」，他以为伊本·拔图塔的「库纳卡尔」所指即此。我虽极敬重这样一位权威，却以为它更可能指库鲁内格勒即科尔内格勒——那是自一三一九年前后至一三四七年以后若干年间锡兰合法诸王的都城。这一时期那一朝极为衰微，除诸王之名外少有可记。伊本·拔图塔到那都城，必在其中最后两位之一在位之时。旅行家称他为「库纳尔」，或许是梵语「王子」一词。）

在帕特兰他又登船往马八儿，可是快到目的地时他又遭难：船在离岸六七八英里处搁住了。水手弃船而去；我们这位主人公却守在船上，被几个异教土人救了。

上陸之后，他向那地方事实上的治者报到。那便是达姆甘的苏丹吉亚斯丁，新近受马八儿之政——那是他岳父谢里甫贾拉尔丁所创的一个公国。岳父本是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所任该省的军帅，约在一三三八至一三三九年间自立，以自己的名义铸钱，号称「阿赫桑沙苏丹」。伊本·拔图塔在德里居留期间曾娶那位谢里甫的一个女儿，名胡尔纳萨卜。她丈夫说：「她是个虔敬的妇人，惯于彻夜守祷。她能读，却没学会写。她给我生了一个女儿；至于她们母女后来怎样了，我可就说不上来！」这样一来，伊本·拔图塔便是在位苏丹的姻兄弟；那位苏丹得了旅行家的信，便召他到相距两日之程的营中。这位姻兄弟是个凶徒，他残杀妇孺，使旅行家厌恶而默然谏之。然而他还是忙着劝那苏丹起一个侵马尔代夫之谋；可是还没成事，那首领便死于疫病。他的侄子与继位者纳昔剌丁苏丹也肯接这个计划，可是伊本·拔图塔在都城马杜拉得了热病，急忙赶往法坦〔注十九〕——那是海边一座宏大而美的城，有极好的港——在那里他见有船开往也门，便搭了一只到俱蓝。

〔注十九〕（原注：马八儿这个法坦，剌失德也与马利法坦、加异勒并举提到。我不能比定它。或许是纳加帕坦；然而从我们这位旅行家说它的口气看，它似是马杜拉城之港，因此我倒愿在拉姆纳德一带去找，如德维帕坦或基利卡赖，那两处都曾是颇有分量的港。又有一处名佩里亚帕坦，近拉马南科尔，耶稣会传教史家提到它商贾甚盛，是渔海岸帕拉瓦人的首镇，然而我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帕坦或法坦大概就是约翰·蒙特科尔维诺与马可·波罗所说马八儿之城，也可能就是阿布尔菲达（大概是抄写大误）所称「马八儿君主所居、自外国输入马匹之处」的那个名字。拉姆纳德附近确有一处地方以一座大寺闻名，其名与上述那个颇特别的名字之别，几乎全在几个点上，值得一提。加异勒与马利法坦即莫勒帕坦都当在杜蒂科林一带去找。据考尔德威尔博士：「马可·波罗的加异勒，当地通称旧卡亚勒……在坦拉帕尔尼河上，离河口约一英里半……卡亚勒原在海滨或近海滨，如今却离岸约一英里半，因河所带的沙淤塞了古港，在海与城之间成了一片荒沙。」马利法坦无疑就是阿布尔菲达的「马尼法坦，马八儿海滨之城」。）

他在俱蓝住了三个月，此后第四次去看他的朋友胡纳沃尔的苏丹。然而在路上，在法卡努尔与胡纳沃尔之间一个小岛外（大概是今日地图上的鸽子岛），船被不怀好意的海盗所袭，这位倒运的冒险家被丢在岸上，除一条内裤之外什么都被剥去！这一回，如他别处顺笔提到的，他还丢了在布哈拉所抄的许多名人墓铭，以及别的东西，很可能连他早年行旅的札记也在其中〔注二十〕。回到卡利卡特后，他靠信众的施舍才有衣穿。在这里他也听到马尔代夫的消息：讲经师贾马尔丁死了，女王另嫁了一位宰相；而且他所弃的妻子之一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注二十一〕。他对回那些岛去颇有迟疑——想想他曾对它们谋过什么，这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新占了一卦得了鼓励，便去了，也受了以礼相待。不过他的期望或他的任性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他似只住了五天便往孟加拉去了。

〔注二十〕（原注：见其书卷三。）

〔注二十一〕（原注：他说这孩子那时两岁。这孩子在伊本·拔图塔一三四四年八月离马尔代夫时还没生，则照这一项，他第二次去至少已是一三四六年八月，也许还要晚几个月。他（最早）在次年春天赴中国，而他的书却说他一三四七年五月已自中国之役归来，在阿拉伯了。这里无论从哪一头算，都含着至少一年之误；若依伊本·拔图塔自己所记赴中国所费的时日，则误达两年。见后文他叙述之末的一条注。）

伊本·拔图塔在孟加拉所见，以及他此后经群岛的航程，将随他中国游记的全文，以摘录或较详的提要给出。所以这里且把他自中国归来以后的行事，接着略述。

自中国归来之后，他由马拉巴尔径往阿拉伯海岸，重游佐法尔、马斯喀特、忽鲁模思、设拉子、伊斯法罕、图斯特尔、巴士拉、麦什德阿里与巴格达，由此往台德木尔与大马士革；二十年前他在大马士革留下一妻一子，如今看来两人都已不在。在这里他也第一次得了家里的消息，听说父亲已死了十五年。此后他往哈马与阿勒颇，回大马士革时见黑死病大作，一日死至二千四百人。经耶路撒冷到埃及，最后一次朝了麦加，于是把脸背向东方了。他陆行至突尼斯，搭一只加泰罗尼亚船。他们在撒丁靠岸，在那里受了要被掳的威胁，此后往阿尔及尔海岸的泰内斯，由此于一三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到他本国的都城非斯，去国已二十四年。

在这里他自称庆幸得见自己的苏丹，并断言那位苏丹胜过东方一切大君：论威仪胜伊拉克之主，论容貌胜印度之主，论风度胜也门之主，论勇武胜突厥之王，论宽忍胜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论虔敬胜突厥斯坦之主，论学问胜爪哇之主〔注二十二〕——这一串比法拣选得这样古怪，以致叫人疑心其中有讽意。他见了那么多之后，竟也如修士约尔丹一样，断定没有一处地方比得上自己的西方〔注二十三〕：「那是一切国中最好的。果子丰足；好肉好水随手可得；总之它的福分多得叫诗人说得不错：

『四方天下之中最好的一方

（我可以确凿证明）自然是西方！

日轮每日奔驰的终点在西方！

月亮的银面先让你看见的也是西方！』

「西方的第尔汗固然是小的，可是一个能买的东西多！」——这正如另一个可爱的西方之国的旧好日子，那里的镑虽只二十便士，品脱却足有两夸脱！

〔注二十二〕（原注：他另一处举世上最大最强的七位君主为：一，他自己的主上即信士之长，非斯之王；二，埃及与叙利亚的苏丹；三，两伊拉克的苏丹；四，钦察的苏丹马赫穆德·月即别；五，突厥斯坦与河中的苏丹（察合台）；六，印度的苏丹；七，中国的苏丹。冯·哈默也引伊本·拔图塔（虽然我找不到那一段）举地上七大王的专称，与前一串不同：一，君士坦丁堡的「塔克甫尔」；二，埃及的苏丹；三，伊拉克之王；四，突厥斯坦的合罕；五，印度的摩诃罗阇；六，中国的「法格甫尔」；七，钦察的汗。

这里所说非斯之王、伊本·拔图塔的主上，是非斯贝尼·梅林家的法里斯·阿布·伊南；他于一三四八年在父亲生前篡位，一三五八年十一月被几个近臣在床上闷死，死得极惨。他一三五八年四月九日给比萨人某些商业特权的敕书里，自称非斯、梅克内斯、萨累、摩洛哥、苏斯、塞杰勒迈萨、泰扎、特莱姆森、阿尔及尔、布日伊、康斯坦丁、博纳、比斯克拉、扎卜、梅迪亚、加夫萨、枣之地、的黎波里、丹吉尔、休达、直布罗陀与龙达之王，也就是自的黎波里至面对加那利群岛的大西洋岸整个巴巴里之王。不过他对这片土地东部的要求必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父亲刚刚失掉那一带，阿布·伊南便夺了政权。）

〔注二十三〕（原注：见其书卷四。）

过了一阵，他去游他的故城丹吉尔，由此到休达，再渡海入西班牙即安达卢斯，去看新近被围过的直布罗陀——围它的是「拉丁的暴君阿德富努斯」即阿方索十一世〔注二十四〕。自那座岩山他前往龙达与马拉加、贝莱斯、阿尔哈马与格拉纳达，由此经直布罗陀、休达与摩洛哥回非斯。

〔注二十四〕（原注：原文作「罗姆的暴君」。阿马里指出：「早期回教徒惯把欧洲一切基督徒都称作『罗姆』即罗马人；然而后来他们要把两帝国的臣民、希腊与日耳曼两族分开，便以『法兰克』称西方的基督徒，以『罗姆』称拜占庭人；至于拉丁一族，因其无首，他们不知怎样安置，便把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基督徒有时称『罗姆』，有时称『法兰克』。」同一作者又说，「暴君」一词用于基督教君主，几乎是希腊语「僭主」之义，即指其权之不合法，而不是指其滥用。）

然而他的游历还没有完。一三五二年初他出发往中非，第一站是塞杰勒迈萨，那里的枣子又多又好，令人想起巴士拉而过之〔注二十五〕。就是在这里，他住在那位曾在中国腹地厚待他的布什里的兄弟家。

〔注二十五〕（原注：塞杰勒迈萨在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时代已经残破无人：「塞杰勒迈萨之城已毁，至今仍然荒废。」又伊本·豪卡勒书云：「塞杰勒迈萨是一座中等之城，属塔胡特之境。入塞杰勒迈萨只有取道沙漠一途，而沙使那路难行。此城近金矿，在矿与黑人之地、以及祖伊拉之地之间。据说那些矿出极纯极好的金；可是开采不易，去路危险艰苦。他们说塔胡特一区算属非洲。」据雷诺，它与今日的塔菲莱特在同一谷中，甚或就是同一地；我想伦敦果店窗里陈的枣子就是那地方来的。）

南下途中他过塔加扎——那地方房屋与清真寺都用岩盐造，上覆骆驼皮〔注二十六〕——最后到了苏丹之都马里〔注二十七〕。他在那里住了八个月，此后往通布图，顺尼日尔河而下到高高，由此又往塔卡达〔注二十八〕。尼日尔他称作尼罗河，以为它流向栋古拉而入埃及；这个见解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兰德发现之前不久，若我记得不错，某评论杂志还主张过。这位旅行家提到河中有河马。

〔注二十六〕（原注：塔加扎是撒哈拉腹地的一片绿洲，在自塔菲莱特往通布图的商路上，近回归线。撒哈拉绿洲上用盐造的房子，见希罗多德书及其注。）

〔注二十七〕（原注：过塔加扎以外的大沙漠时，他又给我们一个前文所说那类传说的例子：「这片大平原上有无数鬼魅出没；使者若独行，它们便与他戏弄、迷他的心，使他离了正路而死。」）

〔注二十八〕（原注：通布图以南的梅勒，尼日尔河上、同地东南的高高或加戈，以及塔卡达、霍加尔与图瓦特，我想都可在巴尔特博士的地图上找到。高高是桑海之国的都城。伊本·拔图塔是自通布图之港卡巴拉航往高高的。马里之国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也提到：「此地沿一条注入尼日尔的河，伸展几近三百英里。」伊本·拔图塔往游时苏丹是曼萨·苏莱曼，他于一三三六年占了通布图；一四三三年梅里之国开始衰落。桑海最初为马里之王所征，是苏丹坎坎·穆萨。可注意的是，一三七五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载有这些中非地名之大半：塔加扎、梅里、腾布赫、盖乌盖乌；前三个卡达莫斯托也提到。）

此时他奉本国君主之命归非斯，于一三五三年九月十二日自塔卡达经哈卡尔之地往图瓦特〔注二十九〕，一三五四年初到非斯，至少他所记的那些游历于此告终，前后共二十八年，路程至少长达英里七万五千〔注三十〕。

〔注二十九〕（原注：见前注。）

〔注三十〕（原注：这是照罗盘直距粗量所得，未计迂折，也未计他在印度八年居留期间大概走过的许多路程。）

此后不久，他的游记奉苏丹之命写成，然而不是出于旅行家自己之手。看来他确曾时时把所见记下札记，因为有一处他说那些札记被抢了。不过受命把这故事照伊本·拔图塔口述写下来的，是苏丹的一位书记穆罕默德·伊本·朱扎伊（他也不免时时用自己的引诗与无味的轶事加以点染），这部书于一三五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写毕，正约当约翰·马黎诺里把他亚洲的追忆塞进一部波希米亚编年史的时候。编者伊本·朱扎伊末尾说：

「我依谢赫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拔图塔——愿天主尊荣之——的札记所整理者，至此而止。凡有识之人，无不见这位谢赫是我们这时代的旅行家；而谁若称他为全体伊斯兰的旅行家，也不算过分。」

伊本·拔图塔比他的笔录者活得久得多，于一三七七至一三七八年卒，年七十三。

欧洲最早得到他游记的详细消息，是约一八〇八年泽岑在一种德文期刊上发表的；他在东方得到该书的一个节本，连同别的抄本为哥达图书馆所收。一八一八年科泽加尔滕在耶拿刊出同一节本三段的原文与译文。一八一九年有一位阿佩茨先生编出第四段，即马拉巴尔的记述。同年布克哈特的《努比亚游记》在伦敦刊行，其附录中有一条论伊本·拔图塔的注；这位瑞士旅行家所得的节本比哥达那一本详备得多。布克哈特死后，剑桥大学得了这个节本的三种抄本，李博士即据以为东方译书基金作了他那有名的译本（一八二九年伦敦刊）。

然而直到法国人征服阿尔及尔、取康斯坦丁之后，未节略的全本抄本才为人所得。如今巴黎皇家图书馆藏有五部，只有两部完全；而这两部之一已证明是原编者伊本·朱扎伊的手稿。

一八四〇年，若泽·德·圣安东尼奥·莫拉神父在里斯本刊出全书葡文译本的第一卷，所据是他上世纪末在非斯所得的一部抄本；我信第二卷近几年也已出版。

书中关于苏丹即黑人之地的部分，一八四三年三月由麦古金·德·斯莱恩男爵译出加注，载《亚洲学报》；关于印度群岛的部分，一八四七年由杜洛里耶先生译；关于克里米亚与钦察的部分，一八五〇年由德弗雷梅里先生译；论伊拉克与呼罗珊蒙古诸苏丹一章，一八五一年亦由德弗雷梅里译，都载同一学报。德弗雷梅里先生又把游波斯与中亚的部分刊在一八四八年的《游记新刊》，游小亚细亚的部分刊在同刊一八五〇至一八五一年。康斯坦丁的阿拉伯语教授舍尔博诺先生又于一八五二年在同刊发表全书开篇至旅行家赴叙利亚一段的略节译本，序文未译。

最后，全书由德弗雷梅里先生与桑吉内蒂博士极精心地校订原文并译成法文，由巴黎亚洲学会出资，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出四卷，附一部极好的人名与特殊词语索引。本书所载伊本·拔图塔赴中国一程，即据他们的法文译出。亚洲学会的计划看来不容作注；不过编者在各卷末的异文之间插了几条解释的注，前三卷又各有极可贵的导言。第四卷载旅行家自离德里赴那倒运的中国之使起的全部经历，这项可贵的助力便不再有了；何故我不知道。

这部可注意的书的价值，我想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旅行家其人的品格、以及可以信他到什么地步，众说不一。在他自己的时代与国中，他似被看作有几分敏豪生之流〔注三十一〕，然而别的不该受此待遇的人也受过。

〔注三十一〕（原注：见其书第三卷附录中所引伊本·赫勒敦《绪论》一段。那里说到我们这位旅行家久游归来，得入本国君主之朝。他所讲穆罕默德·图格拉克之富与无边慷慨的奇事，引人不信。「凡在朝中听他讲这些故事与同类之事的人，都彼此私议说那都是一堆谎话，而讲的人是个骗子。」伊本·赫勒敦把这意思告了宰相，却受了一番戒他不要过于不信的话，还附一句箴言，似使他细想之后觉得自己不信这位旅行家是错了。又：伊本·拔图塔确似把前人书中的一些记述借了来，如他讲麦加的一部分就取自伊本·朱拜尔。）

他的法文校订者德弗雷梅里与桑吉内蒂都愿维护他的诚实，并赞许地引莱顿的多齐——那位称他为「这位诚实的旅行家」。杜洛里耶看他也极好。雷诺与麦古金·德·斯莱恩男爵则责他或天性轻信、或好作奇闻，尤其在讲远东的几章里；而克拉普罗特竟痛骂他愚蠢，说他把回教圣者与通灵者的絮语塞给读者，而他所到之处的详情本来是极有趣极有价值的。

克拉普罗特大概只见过李所译的节本，因而无从公平待这部记述；然而我得说，他的责难并非全无根据：尤其讲到伊斯兰久已立定的撒拉森诸国时，他关于宗教机构与神学家的细节占了那么大篇幅，使这一部分对外行人极为枯燥。在我看来，这位回教徒——处世之人、军人、法家兼神学家——至少就一大类题目而论，未必总像与他同时那些心地狭窄的基督教修士那样可靠、那样有眼力；而与那位威尼斯商人相比更不足论——那一位在中世纪一切旅行家中，如月亮在众小星之间。回教徒的心思里似有某种东西，使它不宜于领会并确切记述自然与地理上所见之事。

至于他地理观念之混乱，再没有比他在中国那一段更强的例子：他把中国全部的水系搅成一条大河，说它源出北京附近，经京师与刺桐而在广州入海——那多少是靠大运河及其支流连起来的〔注三十二〕。那些水道固然自北而南，然而他在其上行舟时，至少一次、大概两次，必曾被极高的山岭所隔而须陆运过坳。又在他早年游历中，他断言阿勒颇的河（科伊克，幼发拉底的一条支流）与那条名「阿西」即奥龙特斯、流经哈马的河是一条〔注三十三〕。另一处他把著名的商埠尸罗夫与基什混作一处〔注三十四〕；而他描写金字塔时，明说它们是圆锥形，即底是圆的〔注三十五〕。此外他观察或叙述之疏，在我们即将全文录出的那一部分里还会遇见别的例子。有时他又像是忘了一处地方的真名，便随手、或许是照声音有些相似而换上另一个。如他记苏丹之军在喜马拉雅那场惨败时，说他们起初攻取瓦朗加尔，说那是山中高处一城。其实瓦朗加尔在德干，是特林伽纳之都，喜马拉雅里极不可能另有同名之城。他把卡查（库塔克？）认作马拉塔之地时，人也疑心是同一类的事，不过这一点我很容易弄错；然而即便我不错，这一类情形也是很少的。

〔注三十二〕（原注：见其书卷一及后文他游中国之处。）

〔注三十三〕（原注：见其书卷一及法文本编者之注。据伊本·拔图塔，尼罗河一个可注意的特点是自南而北流，与一切别的河相反。这件事似也曾触动古人的想象，以为是尼罗之谜的一端；科斯马斯说它流得慢，因为像是往上坡流——照他的想法，地是向北渐高的。）

〔注三十四〕（原注：见其书卷二及法文本编者之注。）

〔注三十五〕（原注：见其书卷一。他讲哈里发麦蒙开大金字塔的事颇有趣，说他如何用汉尼拔的化学之法凿穿它坚实的基座：先在近处生一大火，再泼以醋，再用抛石机以石击之。另一相类之例见锡兰传说：说帕迪维尔的大坝是用火与酸奶毁的。伊本·拔图塔虽三次过底比斯故地，并且举卢克索为他驻足之处之一，说「那里可见虔诚的隐士阿布勒·哈贾吉之墓」，却对那里以及尼罗河上别处的巨大遗迹全然不提。）

他夸大的一个可量的样本，是他讲德里那座大库特卜塔——那塔如今还在我们眼前，可与他的描写相比：「这座清真寺〔即旧德里的主麻大寺〕的所在，从前是一座偶像之庙，城被攻取后改作寺。寺的北院里立着那座塔，是伊斯兰诸国所无可比的。它用红石造，这一点与寺其余部分的材料不同——那些是白的；而且塔的石上有雕。它高得出奇；顶尖是乳白的大理石，上头装饰的圆球是纯金的。梯道的口宽得象都能上去；一个我可以信托的人告我，塔在建时他见一头象驮着石头一直上到最顶。」他又讲那座未完的塔——那是某位苏丹（我忘了哪一位）为与库特卜塔争胜而起的——说它的梯道大得三头象可以并上，而虽只造成三分之一的高，那一段已与邻塔（库特卜塔）齐高了！这些都是大大的夸张，虽然两处梯道的实际尺寸我无从取来相比〔注三十六〕。不过关于同一寺院庭中第三样可注意的东西——那著名的铁柱——我倒能提出这个尺度来：「寺的正中可见一根极大的柱，用一种不知名的金属做成。一位有学问的印度人告我，它名叫『七金』，因为是七种金属合炼而成。柱身有一小段磨过，约一指之长，其光耀眼。铁器在这柱上刻不出印。它长三十肘；我用头巾布绕那柱身时，绕了八肘长才围住。」那柱在地上的实高是二十二英尺，最粗处的径略过十六英寸〔注三十七〕。

〔注三十六〕（原注：库特卜塔基部的总径是四十七英尺三英寸，顶上约九英尺。门是小的，我想至多不过如伦敦一般街门那样大，不过我说不出它的尺寸。那座未完的塔肯定不及库特卜塔之半高；它径八十二英尺，是阿老瓦丁所始建，他是穆巴拉克沙前二任的先君。这一条注，以及别的许多帮助，我要谢我的朋友麦克拉根中校。伊本·拔图塔无疑是想凭记忆传出这些建筑给他心里的那份宏大之感；他若不那么指定数目，倒也没有多少可挑的。

为公平起见，我们可以引同时代一部有趣的书《眼目之路》里关于库特卜塔更为夸大的一条：作者据谢赫布尔汉丁·布尔西之说，谓德里那座塔高六百肘！

另一方面，阿布尔菲达所记看来相当确切：「（德里）寺旁有一塔，举世无匹。用红石造，约三百六十级。它不是方的，而有极多的角，基极厚重，极为高峻，其高与亚历山大里亚的法罗斯灯塔相等。」我可以补一句：伊本·拔图塔关于库特卜塔的年代与建者肯定是听错了。他把它归于巴勒班之孙穆伊兹丁（又名凯科巴德，一二八六至一二九〇年在位）。然而真正的年代要早近一个世纪：它是库特卜丁·艾伯克在替哥疾宁的希哈卜丁（又名穆罕默德·宾·萨姆，一一九三至一二〇六年）治政时所始建，由阿尔坦木什（一二一一至一二三六年）完成。伊本·拔图塔把那座与它争胜的塔归于库特卜丁·希勒吉（穆巴拉克沙，一三一六至一三二〇年），我想这也是错的，虽然我改不出来。）

〔注三十七〕（原注：那柱看去像铁，然而它的真成分是否已测定，我不知道。詹姆斯·普林塞普以为它出于三四世纪。我该说明：近来查明柱身入地至少二十六英尺，大概还要更多，因为挖到那个深度柱子还不松动。不过没有理由相信它在伊本·拔图塔时代露在地上的部分比如今高；而从记述看，它入地部分的径并不加粗。末这几项事实，以及上文所举的尺寸，我要谢我的朋友康宁汉少将未刊的考古报告。）

至于确凿的虚构，我们须把他断言自己在中国居留期间该国所发生的史事算在其内，这在随他叙述所附的注里当更确切指出。我在那里将举出理由，疑他究竟到过北京没有〔注三十八〕。而他所记赴中国途中所游「爪哇里西」之国，纵然把我们不知其确处这一层折算进去，似也难免被指为颇多失实——这已是说得最轻的了。

他似始终没有学到哪怕相当不全的波斯语——那时波斯语比如今更是亚洲行旅的通语——更不用说什么更本地的方言；他也似不知道他所引的波斯语句并不属于他所描写那些国家的方言，这个错处我们在马黎诺里记锡兰时已见过相类的例子。如他在印度斯坦住了八年、自德里赴海边途中记他所见一次寡妇殉夫时，竟让那受难的妇人用波斯语向送她的人说话，还把那话照波斯语原样引出，其实那无疑是旁人给他的转述〔注三十九〕。书中这类例子极多，如他告我们中国称一锭金为「巴尔卡拉」、称守夜人为「巴斯瓦南」等等，所用之词全是波斯语。他解释外国词语大概总不确切；他抓到了与那词相连的某个意思，而不是真意。如解「哈只—塔尔汗」即阿斯特拉罕之名，他告我们「塔尔汗」一词在突厥语中指免一切税的地方，其实那是某些有特权之人的称号，他们除别的特权外还免税〔注四十〕。又他告我们萨莱诸汗的宫名「阿勒坦—塔什」，意为「金头」；然而突厥语中「头」是另一个词，他所举那名字之义其实是「金石」〔注四十一〕。

〔注三十八〕（原注：旅行家说契丹即中国北方的人以象为寻常驮兽，用法与暹罗湾岸上木尔爪哇人完全一样；这就颇加强了他从未到过中国北方的疑点——我信在中国北方，象从来只是为战阵或朝仪而自外输入之物。又费朗先生断定伊本·拔图塔从未到过印度支那与中国，他关于这些国家的记述纯属编造。）

〔注三十九〕（原注：这故事是在他初入印度斯坦时讲的，因为那时正遇另一次殉夫。不过他说那件事发生在较晚，是他在阿梅里镇的时候；我想那就是迪哈尔附近的阿姆杰拉镇，他大概是一三四二年或一三四三年自迪哈尔往陶拉塔巴德途中经过那里的。）

〔注四十〕（原注：「答剌罕」据信就是瓦伦丁使团所记那个称号。）

〔注四十一〕（原注：见译者的说明。伊本·拔图塔告我们，印度有个风俗：朝臣若欠债不还，债主便守在宫门口等他，向他大喊「苏丹的敌人啊！你不还清就别进去」。然而他实际所喊的大概是印度至今人人熟知、凡自以为受了委屈的人所喊的那句「冤枉啊！」）

他的叙述里有几处年代上可注意的难处，其中大半我须让读者去看那两位法文校订者——我受他们的益极多。别的、尤其与中国之行有关的几处，后文将详加注明。

然而说了这一切之后，伊本·拔图塔游记的真实与大体可信，是无可疑的；本书所收别的文献以及马可·波罗游记中许多段落因他的记述而得明——单这一点就足以见之。其实除了随处的不确与偶然的浮泛之说，我愿断然指为不实的只有前面说过那两段。前面所引关于德里那些大建筑的几段，只是在他冒昧作确凿的尺寸之说时才夸大；在别的方面，它们是一个目击者简洁而妙的写生。他记马尔代夫群岛、记苏丹的黑人诸国（后一项是传到我们手里最早的记述之一），都满是有趣的细节，而且看来确切不涉夸饰。连他所举马尔代夫那十来个大群岛的名字，多半至今还能一一比对〔注四十二〕；而他中非的叙述，我信有许多是近来才重新得知之事的先声。他记自己在印度科尔附近与同伴意外相失多日的那一段遭遇，是新鲜生动的叙述的绝好样本。他关于苏丹穆罕默德·图格拉克那些堂皇的德与极实在的恶所作的详说与轶事，与印度史家所记全然相合，还添了许多新细节。法文校订者用一份博学详审的表，说明我们这位旅行家关于那位君主一朝大事的记述（虽然全不顾年代次序）与洪敦米尔及菲里什塔所记何等吻合。他叙述的整个后半，在我看来确比前半更有生气、更有趣味；我想这一半可归于记忆较新，一半或许也因后期的札记保存下来了。

〔注四十二〕（原注：伊本·拔图塔所举马尔代夫十二群岛之名为：巴利普尔、坎纳卢斯、马哈尔即王都、塔拉迪布、卡尔达伊杜、塔伊姆、塔拉杜马提、哈拉杜马提、巴拉伊杜、坎达凯尔、穆希克、苏韦伊德——末一个他说是最远的，这是不错的。地理学会一篇文章所附地图上与之相当的名字是：帕迪波洛、科洛曼杜斯、马累即苏丹所居、提拉达、卡尔迪瓦、（缺）、提拉杜马提斯、米拉杜马杜埃、帕利斯杜斯、（缺）、莫卢克、苏阿迪瓦。德弗雷梅里先生已把它们与一六一九年皮拉尔游记所载的相比过。）

伊本·拔图塔在他长长的游历史里，用无数细微的笔触画出了自己的性情；然而要用几行字把那结果说得公平，须有乔叟的手，或许还须有他那份说话的自由。他不缺敏悟，也不缺人情；生机洋溢，享受人生；好奇无穷；敢为、不安分、任冲动而行、耽于声色、不顾后果而奢侈；对本教的圣者近于迷信地敬奉，又勤于虔诚的功课，尤其在困境之时；无疑是个可喜的伴侣，因为我们总见他起初受人欢迎；然而一遇上血气丰足的东家，便像他自己所描写的锡兰水蛭那样吸住不放，因此也太容易使主人生厌，而转为对他们的谋算。至少有一位读者，从德弗雷梅里与桑吉内蒂两位先生所译他这部叙述的表面，得到的就是这些印象〔注四十三〕。

〔注四十三〕（原注：作此文时，我未能重看李的节译本，虽然从前读时的几条札记还在手边。若我记得不错，李本中有些情节在全书的法文译本里全然不见。这是奇怪的。我还可以补一句：杜洛里耶先生所译的那一部分，我有一两处斗胆从他的译法，因为那样似更得其义，不过我并不自居能判两者孰为更确。玉尔后来又加一注云：「我如今有了一部李译伊本·拔图塔，发现我这里凭记忆所说李本中的那些情节，只出于译法与所据文字之异。可比李本中那个从瑜伽师学得法术的人的故事与德弗雷梅里本卷四同一故事。」）

（书目：伊本·拔图塔各本与各种译本的著录，可参看科迪埃《中国书目》。要者为：一八一八年耶拿刊科泽加尔滕论文，载节本原文与译文；一八一九年耶拿刊阿佩茨所编《马拉巴尔记》，为同一节本的另一段；一八二九年伦敦刊李牧师依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三种阿拉伯文节本所作的英译本，附注甚多；一八四〇年里斯本刊莫拉的葡文译本第一卷；一八四七年《亚洲学报》所载杜洛里耶所译《亚洲群岛记》；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七年巴黎刊德弗雷梅里与桑吉内蒂的阿拉伯原文及法译本四卷，并一八五九年刊字母索引一册；又一九一一年汉堡刊姆齐克博士德译《阿拉伯人伊本·拔图塔的印度与中国之行》，附地图二幅。此处不一一详列版次页码。）

十八伊本·拔图塔·考释诸篇

附注甲　论伊本·拔图塔所记印度钱币之值

这个纠缠的问题我未能求得全明，然而不妨说几句，或可使更有学问、更有凭借的人便于解决；我更受鼓励去说，是因为可敬而明达的埃尔芬斯通论此事时，确被李所译我们这位旅行家节本中的一段引入了迷途。他说：「伊本·拔图塔时代，西方的第纳尔与东方的第纳尔之比是四对一，而东方的第纳尔似为坦加的十分之一；纵然假定那时的坦加等于阿克巴的一卢比，也只值二便士四分之一。」

然而从伊本·拔图塔实际所说可以推出的事实是：他所称印度的银第纳尔，就是别家作者所说的坦加，多少相当于自舍尔沙（一五四〇至一五四五年）以来称为卢比的那种钱；这种银钱等于西方——即马格里布，西巴巴里——金第纳尔的四分之一；而它又是印度金钱的十分之一，他只把「坦加」之名给那种金钱。所以他说：「一拉克是印度银第纳尔十万，其数等于印度金第纳尔一万。」这可与同时代《眼目之路》中所说相比：红拉克等于金坦加十万，白拉克等于银坦加十万。我们也可举他那条轶事：苏丹穆罕默德送撒马尔罕萨加尔吉的谢赫布尔汗丁第纳尔四万——《眼目之路》也记此事，作坦加四万之赠。不过伊本·拔图塔的印度银第纳尔与银坦加是一物，读完这条注便可见其无可疑。

已故厄斯金先生在其《巴布尔与胡马雍时代印度史》中说：希勒吉诸王之世（他们是图格拉克诸王在德里王位上的前任），坦加重一托拉，即今日一卢比之重，其值大概等于阿克巴的卢比，约合二先令。我们自然会以为这就是穆罕默德·图格拉克的坦加即银第纳尔之值，然而另有些说法与此奇怪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分歧。

一面是菲里什塔有这样一段：「尼扎姆丁·阿赫默德·巴赫希见史家所记这位君主（图格拉克）挥霍的巨数而惊，费力从可靠的档册查明：那些坦加是当时的银币，其中掺了许多杂色，故每一坦加只能换铜钱十六枚。」布里格斯说，这样一来坦加只值约四便士，而不是二先令。

然而我疑这一说、或至少那位巴赫希查考的确切，是否可信；因为伊本·拔图塔与《眼目之路》分明而一致的证词，不但不为这种贬值作证，反似把坦加之值抬得远过我们所谓二先令的常值。

伊本·拔图塔屡屡告我们：金坦加（值银第纳尔或坦加十枚）等于马格里布金第纳尔二枚半。《眼目之路》说它等于三密斯卡尔（即普通第纳尔？）。前者又说印度的银第纳尔等于八第尔汗，而「这第尔汗与银第尔汗完全相当」。《眼目之路》又据一位曾在图格拉克朝中的谢赫穆巴拉克之言，说银坦加等于八个名叫「哈什特加尼」的第尔汗，而那些第尔汗与埃及、叙利亚的第尔汗同重；虽然同一部书另一处又说只值六第尔汗。（又马欢记孟加拉云：「其国以银钱行使，名曰『倘伽』，重二钱，径一寸二分，两面有文。一切大宗交易皆用此钱；零星买卖则用海贝，番人名曰『考里』。」比姆斯先生说：「『倘伽』就是如今通称卢比的那种寻常银钱。孟加拉人至今还以『坦加』称卢比。」）

至于巴巴里第纳尔之值，我所能找到的唯一估计，是阿马里依实秤实验所报十二世纪末通行的非洲阿尔摩哈德朝那种名「穆米尼」的第纳尔之值，约合英币十二先令十一便士有余。我们已见印度银第纳尔十枚等于巴巴里金第纳尔二枚半，换言之，前者四枚等于后者一枚。照刚才所举之值，印度银第纳尔即坦加当值三先令二便士有余，此为甲说。

再论第尔汗。阿拉伯人的第纳尔是君士坦丁金「索里都斯」的延续——那种钱在东方诸省似曾名「第纳里乌斯」——它把罗马钱的重量与实值保存了数百年，虽然到十四世纪，埃及与叙利亚的第纳尔确已降到此下。第尔汗则较泛地代表「德拉克玛」，或者不如说代表罗马的银「第纳里乌斯」——在希腊语诸省，前一名即用于后者。

第纳尔本分为二十第尔汗，虽然在某些时地竟只分为十二、十三或十枚。据伊本·拔图塔自述，他那时代埃及分为二十五第尔汗。与他同时的佩戈洛蒂也说一「比赞」即第纳尔合第尔汗二十三至二十五枚。下一世纪的叙利亚，乌扎诺则说第纳尔值三十第尔汗；或许埃及更早也曾如此。因为弗雷斯科巴尔迪（一三八四年）告我们，一第尔汗值威尼斯一格罗索（二十四格罗索合一泽奇诺），又说一比赞值一达克特又四分之一；那么一比赞该合三十格罗索或第尔汗。

第纳尔之值诸家所估亦不一。卡特勒梅尔假定十四世纪初伊拉克的第纳尔为十五法郎，约合十一先令十便士有余；德弗雷梅里以埃及第尔汗十万合七万五千法郎，照伊本·拔图塔二十五枚合一第纳尔之率，则第纳尔值十四先令十便士，若照二十枚（大概是他所设之数）则值十一先令十便士有余。佩戈洛蒂说埃及的比赞即第纳尔值一弗罗林又六分之一，然而他别处所说又须推出是一又四分之一；两说分别使第纳尔约合十先令十一便士与十一先令三便士有余。弗雷斯科巴尔迪与西戈利都说它值一泽奇诺（或弗罗林）又四分之一，即十一先令八便士上下。乌扎诺说其值（似指兑换）自一弗罗林至一又四分之一、甚至一又三分之一不等，分别约合九先令五便士、十先令七便士与十二先令六便士；然而他又说它比弗罗林所多之重只一开又四分之一，则其实值只九先令十一便士。麦古金·德·斯莱恩在一条注里说，他那时代的第纳尔可估为十二或十三法郎，即九先令六便士至十先令三便士有余；阿马里说十四世纪初埃及的第纳尔等于后一数。总而言之，我不大看得出我们作者那时代埃及与叙利亚的第纳尔怎能假定得比十先令六便士更低。

取埃及与叙利亚的第纳尔为十先令六便士，并照我们作者自己的算法以二十五第尔汗合一第纳尔，则第尔汗值五便士有余，而印度第纳尔或坦加既值八第尔汗，当合三先令四便士有余，此为乙说。

或者，把第纳尔之值与其中第尔汗之数这一整个问题都搁下，单取弗雷斯科巴尔迪所说第尔汗值威尼斯一格罗索为其确值，则第尔汗合泽奇诺的二十四分之一、即约四便士有余，而坦加值三先令一便士有余，此为丙说。

然而即便这最后、最低的一个结果，也高得令人费解——除非我们想一想：十四世纪前半印度金银之比，与今日欧洲的情形大概极不相同；并留意我们所定的一切值，都是由金钱照今日英国铸币厂价折算而来，而那价对银之比是十五点几对一。

在美洲的发现于此事生效之前的若干世纪里，欧洲金银通行之比似约为十二对一；而几乎可以断定，那时印度之比必低得多。直到近来，我信印度银的相对价值一向高于欧洲；除此之外，自本世纪初以来因屡次侵德干、掠其寺城所积的宝藏而输入德里帝国的大量黄金，必更使金价趋贱；一三二〇至一三五〇年德里的比价为十对一、甚或更低，是极可设想的〔注一〕。

〔注一〕（原注：关于一三一〇至一三一一年马立克·卡富尔自南方运来金银等物的巨额掠获，见布里格斯译菲里什塔书卷一；又见前文所举半岛上一个较小回教海寇首领所得金子的一例。十三世纪末马八儿土王卡莱萨·德瓦尔所积的宝藏，波斯《瓦萨甫史》说是金子一万二千俱利，一俱利即千万！又须注意：据菲里什塔，那时卡纳提克除金币外别无他币，而那里以金为主币的情形实一直延续到本世纪。还可注意：皇帝赐伊本·拔图塔一大笔礼、其数以银第纳尔计时，付的却是金坦加。我还可以引波罗关于缅甸与中国之间边省所说：有一省金之值只八倍于银，另一省只六倍，第三省——即「金齿」之地——只五倍；他说「商人靠这种兑换获利极厚」。那几省纵然难到，这样的兑换总不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邻近之国。）

若以十对一为设，则须把甲、乙、丙三说所估之第纳尔各减三分之一，才得折成今值的真结果。那便分别约合二先令二便士、二先令三便士与二先令一便士，于是坦加即银第纳尔实与近世的卢比相合。

金坦加之铸定为值银坦加十枚，这一事实或许略可支持上述金银之比属实，因为往往有把主要金币与主要银币铸成同重的倾向。我想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厂所铸的近世金莫赫尔与卢比是同重的；又可参看瓦萨甫所说金「巴里失」正是银「巴里失」的十倍。

穆罕默德·图格拉克的钱币在我们各博物馆中是否存有、可以证实或推翻上述算法，我不知道。

作这些算时，二十法郎的金币取英币十五先令十便士半，故金法郎取约九便士半；佛罗伦萨的金弗罗林取约九先令四便士半，威尼斯的泽奇诺取约九先令四便士有余。

※

这条注印出后不久，我从某刊物（一八六六年二月三日）见到，印度钱币学名家爱德华·托马斯先生曾在皇家亚洲学会讲论这一时期孟加拉的铸币；我向他求教某些消息，他很客气地送我一册载有他那篇文章的小书《孟加拉最初的铸币》，以及他从前论印度帕坦诸王铸币的几篇。

在我看来，这几篇文章从钱币史上颇能证实附注甲依伊本·拔图塔与《眼目之路》两处所得的结论。

就那条注所关而言，从托马斯先生的考究可得的要点是：

一，自阿尔坦木什之世（一二一一至一二三六年）至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即位（一三二五年），德里的主币是同重的金银各一种，近于金衡一百七十五格兰之准（正合一百拉提）〔注二〕。

二，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在位第一年改铸货币，发行官名「第纳尔」的金币，重二百格兰；又发行名「阿达利」的银币，重一百四十格兰。

三，至少银币的成色渐降而愈甚，直到一三三〇年穆罕默德推出他那著名的强制通货之计，全用铜的代币。这把一切弄得大乱，直到六年之后才重新有持续的常币发行〔注三〕。

四，自此以后，金币重取穆罕默德前任的旧准即一百七十五格兰，并保持到舍尔沙之世。银币似未恢复旧准。因为托马斯先生虽提到回历七百三十四年（一三三四年，故在恢复正规铸币之前）有一枚含纯银一百六十三格兰之例，然而他所举之例表明：在穆罕默德的继位者菲鲁兹沙一朝，一百七十五格兰之准的金币与继续发行的一百四十格兰的银（或号称银）币是并行的。

五，这期间孟加拉本地的银币至少还近于一百七十五格兰的旧准，虽然自一三三六年前后似降至一百六十六格兰之准。文中只举了这一时期孟加拉金币一枚，作工较劣，重一百五十八格兰。

六，旧准一百七十五格兰的银坦加，代表六十四个名「加尼」的钱或值。

把这些事实用来解伊本·拔图塔，我以为他所称「坦加」的钱就是那一百七十五格兰的金币，而不是新的二百格兰第纳尔；他所称「第纳尔」的，则是旧的一百七十五格兰银币，而不是新的一百四十格兰「阿达利」；也就是说，那正是近世卢比的正当代表、几乎确切的等值〔注四〕。

〔注二〕（原注：这两种钱官称似分别作「锡卡」与「菲扎特」；然而两者后来似都得了「坦加」这个俗名。

刚说到的「锡卡」一词含着一段有趣的历史：它本义似为钱模；随后用于所铸之钱，如此处；在这个用法上（作「锡卡卢比」）它至今还在印度事务部像幽灵一般存着。它又早早地走上另一条路，把名字给了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泽卡」即铸币厂；由此又生出从那里出来的「泽奇诺」。而这个词又以这个样子回到东方，成了直到我们这时代英印人通用以指「四卢比」之数的「奇克」。

意大利的商业与航海必大受撒拉森榜样之益，从这一点便可见：这两方面许多要紧的制度之名都出于阿拉伯语，如铸币厂、船坞、关署、商馆、货仓、提督、中人、填缝匠，还不算那些重量之名。有人疑「达尔塞纳」即船坞是否出于阿拉伯语；然而我见马苏第说到罗得岛希腊人的船坞时用的正是「工匠之所」一语。前文有一条注对「关署」出于「底万」一词说得犹疑；然而阿马里《阿拉伯文书》里「底万」一词屡屡作「关署」之义。）

〔注三〕（原注：据说（一八六六年七月）意大利政府正要发行铜的代币，以代国中通行的各种银币。但愿无此凶兆！）

〔注四〕（原注：我以为附注甲所引各段已足见伊本·拔图塔用「坦加」与「第纳尔」二词之义，也足见坦加等于十第纳尔。不过既然这一点似有人疑，我这里把凡用这两词而有用处的段落都引出来。

其一，「坦加」在伊本·拔图塔笔下总指金币，有时他称之为金第纳尔。一，德里：「坦加以马格里布第纳尔计其重为二第纳尔半。」二，信德：「一拉克是第纳尔十万，此数等于印度金第纳尔一万，而印度第纳尔等于马格里布金第纳尔二枚半。」三，德里：「坦加一千等于马格里布第纳尔二千五百。」四，德里：「金坦加二千。」五，德里：伊本·拔图塔得坦加六千二百三十三枚，作第纳尔六万七千（应作六千七百）之等值。六，德里：坦加等于马格里布第纳尔二枚半。七，孟加拉：金第纳尔等于马格里布第纳尔二枚半。

其二，「第纳尔」虽如上所见有时被他用于印度金币，却是他称印度标准银币所用的唯一之名。有时他用「第纳尔第尔汗」一语，德弗雷梅里有处译作「银第纳尔」，有处译作「以第尔汗计的第纳尔」；有时又作「银之第纳尔」。八，设拉子：银第纳尔一万换成马格里布金，为金第纳尔二千五百。九，德里：银第纳尔一百等于金第纳尔二十五，大概指马格里布的。十，上印度：第纳尔一百等于马格里布金第纳尔二十五。十一，上印度：「第纳尔一千，换成马格里布金等于第纳尔二百五十。」十二，信德：即上引第二条论拉克那一段。十三，自德里：穆罕默德·图格拉克送萨加尔吉的布尔汗丁第纳尔四万；《眼目之路》作坦加四万。十四，德里：穆罕默德·图格拉克于哈里发之子抵达时送第纳尔四十万；又定伊本·拔图塔的俸为第纳尔一万二千。这些显然是银币。十五，孟加拉：即正文所引第纳尔值八第尔汗那一段。

第二条就信德而言，明说金第纳尔等于银第纳尔十枚。第九、十、十一条表明德里的银第纳尔值马格里布金第纳尔的四分之一。第一、二、三、六、七条表明印度的坦加是金币，等于马格里布金第纳尔二枚半，而伊本·拔图塔就信德、德里与孟加拉都同样如此说。把末两项合起来，又得金坦加等于银第纳尔十枚。）

就银币而言，把伊本·拔图塔所说（依德弗雷梅里所译）「（孟加拉）一银第纳尔值八第尔汗，而他们的第尔汗与银第尔汗正相当」，与《眼目之路》所说「印度的银坦加等于八个名『哈什特加尼』即『八加尼』的第尔汗，而这些哈什特加尼第尔汗与埃及、叙利亚的第尔汗同重」相比，这一点似相当明白〔注五〕。因为代表六十四加尼（因而等于八个哈什特加尼）的正是那一百七十五格兰的钱，而不是一百四十格兰的那一种〔注六〕。

〔注五〕（原注：托马斯先生提醒我，伊本·拔图塔那段讲银第尔汗的话极为隐晦；他在自己论孟加拉铸币的小书里，确把它解作全然不同的意思。不过《眼目之路》那一段似无隐晦，而其义与德弗雷梅里的译法实质相同；这总算是有几分分量的一个论据，可为后者作证。）

〔注六〕（原注：然而后一种钱的存在，或许正可解释前面提到的另一说，即印度的银第纳尔只等于六第尔汗；那一百四十格兰的钱实等于六又五分之二。）

托马斯先生也考虑了我必然要遇到的那个问题，即当日印度金银的相对价值。他的结论与我在前面所说「德里的比价为十对一、甚或更低是极可设想的」同一方向，然而走得远得多，因为他估为八对一。

十三世纪亚洲各文明之国的常态比价大概是十对一上下，然而合理的推想是：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本人及其前数任在德干所掠的巨量黄金，必至少一时使金的相对价值大减〔注七〕。

〔注七〕（原注：民间对这次黄金涌入的看法，前文已有例示；另一条有关的轶事前面也引过。《眼目之路》又说，穆罕默德·宾·卡西姆·萨卡菲在信德省得金四十巴哈尔，每巴哈尔等于三百三十三曼，即共约三十三万三千磅之金。

托马斯先生似以为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及其前一代，亚洲金银的常态之比约为八对一，并引马可·波罗所说哈剌章（云南一部）金银之比为证。然而那是一个偏远之省，紧邻着更僻的产金之地，那里的兑换低到六对一、五对一。我理解波罗提到八对一的兑换，正是当作一件可注意之事。

两种金属之比从无一定的进程。美洲的银在十六世纪及以后抬高了金价，而近来的金矿发现如今又在压低它。同类较小的影响从前无疑也起过作用。我所能查到的权威说：罗马帝国早期之比为十二点五对一；下帝国、约查士丁尼之时略过十四对一；回教初期自十三点五至十五对一不等。欧洲「黑暗时代」，有些国家竟低到十对一；法兰西秃头查理之世（八四三至八七七年）为十二对一。一三五六年佛罗伦萨为十二对一；同时英格兰亦十二对一；这似是直到美洲的发现生效为止通行之比。然而八对一在印度与亚洲别国若能维持多年，而欧洲之比相去如此之远，似不可能。我信日本直到我们这时代还保着前一种比价，可是那时它四周有一道铁墙。

我既以为伊本·拔图塔的坦加与第纳尔就是各重一百七十五格兰的旧准金银币，那么坦加值十第纳尔这件事，在我看来正是那两种金属相对价值的一个迹象。而《瓦萨甫史》所说金巴里失值银巴里失十倍，也来为此作证。

我还想到一层可能：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改铸货币，或许与那时代「德干大笔赏金」所致金价之贱有关。即：在他以前，金银币同重，而（照已说明的看法）名义之比为十对一。穆罕默德即位时发现因黄金大量涌入，金的相对价值大跌，譬如跌到七对一上下——在忽然涌入大批金宝之地，作为一种局部的结果，我想这是可以设想的。他便发行一种合乎这新比价、而又保持两种钱十对一之关系的货币，这就说明了他那二百格兰的金币与一百四十格兰的银币。若干年后，铜代币之计惨败，金价又涨，他便回到旧的一百七十五格兰金准，而（据我所能推知）把银币留在减轻之重上。照十银换一金之兑，这时所代表的相对价值便是八对一。孟加拉这时未曾分得南方的掠获，那里的旧关系至少在名义上未受影响。这只是一番推测，大概还是空中楼阁。其实我发现托马斯先生倒愿意这样想：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改制的用意，是要确保两套兑换之率并行——既恢复八十拉提（一百四十格兰）的古地方衡，又顾到印度人以四分为理想的成法，而与之相配的又是回教徒偏好十进之制。于是一百七十五格兰的六十四加尼银币减为一百四十格兰的五十加尼币，十枚合通行的一百七十五格兰金坦加；而新的二百格兰金第纳尔则打算兑十六枚五十加尼之币。）

附注乙　论伊本·拔图塔在坎贝与马拉巴尔之间所游诸地

我们这位旅行家所记坎贝与胡纳沃尔之间诸地的比定，我与李博士及别人全然不同。

卡韦，李认作戈戈。然而我确信那就是至今仍用同名的地方，即阿罗史密斯大地图上的考韦、李特尔书中的贡韦，在马希河口的左岸，与坎贝相对。那里现在、或在福布斯的时代，是一大群裸体苦行者的住处。

坎达哈尔显然是某个印度地名讹成了回教人耳熟的形式。这名字在信德回教徒早期的战事中、以及《阿克巴治则》里，也作坎贝湾附近一座海城之名。自刚才所定的那一点出发，我们该在坎贝湾东岸去找它；而在阿罗史密斯图上，在马希与讷尔默达之间丹达尔即巴罗达之河所成的一处次生河口上，我们果然找到「甘达尔」。在旧林斯霍滕的地图上也可找到这名字；巴尔博萨描写这地方，说它是一座相当好的城与海港，与马拉巴尔等处贸易颇盛。德·巴罗斯也提到它，说是坎贝与布罗奇之间的一个港。伊本·拔图塔给甘达尔之王的称号「贾延西」，大概代表拉杰普特贾拉族的姓——那一族在本世纪初印度大国安希尔瓦拉崩溃时取得它大片土地，其名至今还留在古吉拉特名叫贾拉瓦尔的那一区上。伊本·拔图塔所听到的形式，大概是「贾拉万西」一类。在此处向使节致敬的「火者波赫拉」一族，必是自称伊斯马仪派、而以「波赫拉」之名在孟买管区各处作商贩而闻名的那一族人。这一派的本部在坎德什东部的布尔汗普尔，然而他们多半见于苏拉特与古吉拉特各城。

「巴伊拉姆」我认作坎贝湾口附近的小岛佩里姆，或许就是《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里的巴约内斯。这岛上曾有一座城堡，属戈戈与佩里姆的土王穆赫拉吉·戈希尔，似正在图格拉克这一朝被回教徒所毁，此后未再重建。这与伊本·拔图塔所说全然相合〔注八〕。

〔注八〕（原注：我发现这里记忆误我，说错了李的解法。他（把卡韦写作「果阿」）似是把那名字认作今之果阿，而不是戈戈；至于库卡他未作比定。）

那么库卡就是湾西岸至今还算兴旺的港「乔乔」，前文已指出它就是修士约尔丹的「卡加」。李把库卡认作果阿；而吉尔德迈斯特——更奇，虽然不无犹疑——甚至德弗雷梅里，都把我们作者的卡韦认作那座城。旅行家屡屡提到潮水，分明指着坎贝湾为上述各地之所在；那里潮水涨落之奇，自《航行记》的时代起就有名。

库卡的异教之王「敦库尔」或「敦戈尔」，无疑是「戈希尔一族，戈戈与佩里姆之主，以及那片因他们而得名『戈希尔瓦尔』的临海之省之主」中的一位；那名字末一音或许正代表「戈希尔」这个名字，不过前缀我解释不出。

辛达布尔或桑达比尔是更大的难处，虽然欧洲与阿拉伯许多地理家都提到它。阿布尔菲达把它与「辛丹」多少混作一处，造出了些不必要的困难。因为后者确在孟买以北，在坎贝湾附近某处。罗林森说它已讹成今日地图上古吉拉特海岸的「圣约翰」。我想那必是伦内尔所标达曼与马希姆之间的圣约翰角，那与辛丹的条件颇合。

阿布尔菲达自己所引旅行家的材料表明：桑达布尔在塔纳以南三日，而（如伊本·拔图塔所说）在胡纳沃尔之前紧邻。马苏第提到它云：「印度海所成的诸湾里鳄鱼极多，如印度巴格拉之国的桑达布拉湾。」巴格拉何指，我查不出。剌失德也举它为马拉巴尔海岸所到的第一座城。加泰罗尼亚地图与美第奇航海图上的两个名字与此大致相合。

葡萄牙人发现以后的欧洲书里，我不知有哪一部提到桑达布尔；不过这名字以另一形式见于十六世纪末林斯霍滕的地图上，在达布尔以南康坎海岸。或许那是从更旧的地图抄来而无亲历之知。它与几乎一切别的材料都不合。

伊本·拔图塔自己说它是「桑达布尔岛」，含村落三十六，是有船通亚丁的港之一，离胡纳沃尔约一日航程。末一项表明它不能离果阿甚远，吉尔德迈斯特已看出这一点；而我确信它实质上就是果阿之港。这个看法有几项支持：一，伊本·拔图塔不但称它为岛，还称它为一座四面环着河口的岛，那水涨潮时咸、退潮时淡——这样的描写只合果阿一类三角洲之岛；二，他提到它的三十六村，而德·巴罗斯说果阿岛有一个土名，意为「三十村」；三，土耳其航海书《大洋志》里提到桑达布尔的方式——冯·哈默曾把它译在《孟加拉学报》上。那里有一节题作「第二十四程：自库瓦伊·辛达布尔至亚丁」。然而注中所给原文作「果阿·辛达布尔」，这似表明辛达布尔当在果阿岛、或其河口别的三角洲之岛上去找。那篇航海指南开头说：「你若在季末自果阿·辛达布尔启程，须小心不要撞上法尔角」云云。我们若能认出这「法尔角」，便可确定桑达布尔了。

这名字究竟本作「松达普尔」还是「昌达普尔」（加泰罗尼亚与美第奇两图似示后者），我无从追考。唐维尔把桑达布尔认作松达——那是果阿境正南一区之名。然而松达城在内陆，他所指的港大概是塞达西沃加尔，如今我们正试在那里重建一港。

对这些比定，似唯一可提的异议是我们作者说他自库卡至桑达布尔只航行三日；要那时代的船在三日之内走完戈戈与果阿之间六度纬度，似嫌太紧。不过算下来也只是平均每时五节而已。

附注丙　论拉森《印度古事》第四卷若干处

这里所举的错处，都是我因查考而翻到的那几页里显而易见的，那书极详的勘误表中一条也未提到。兹以其说与辨正并列如下：

其一，拉森说「马八儿，这名字（与马可·波罗同）指马拉巴尔海岸最南的一部分」。——辨：略读马可·波罗便可见，无论马八儿本义为何，在那位作者笔下决不能指此，因为他所说的马八儿包括马德拉斯附近的圣托马斯之墓。若马八儿曾被理解为包括西南岸的一小部分——剌失德与约尔丹的措辞或许含此意——那似只因这名字所表的是一个国即一片面，而不是一段海岸即一条线。把「葡萄牙」定义为「指西班牙半岛的南岸」是大错的，虽然葡萄牙确包括那海岸的一部分。又：我发现阿拉伯人给自突尼斯以西的巴巴里海岸起过一个与「马八儿」（意即「渡处」）相类的名字，即「渡地」，因为他们惯从那里渡往西班牙。而以下一事也略可佐证「马八儿」之名是给拉姆纳德附近海岸、作渡往锡兰之处：锡兰岸上正对着的一镇名曼托泰，因为那是「大渡」，即往来该岛的马拉巴尔人登岸启程之点。

其二，拉森说：「他（伊本·拔图塔）自扎莫林之都卡利库杜即卡利卡特往游马尔代夫……此行中他遇见自刺桐来航的船……船上有木屋供船员居住，船员二十五人。」——辨：伊本·拔图塔并未说在往马尔代夫途中遇见这些船。他是在卡利卡特描写它们的，那时它们泊在港中。他说船员是一千人。

其三，拉森说：「船长是埃米尔，即阿拉伯人。」——辨：见前文所辨。

其四，拉森说：「这种船只在刺桐造。」——辨：这些船明说是在刺桐与秦卡兰造的。

其五，拉森说：「伊本·拔图塔自马拉巴尔海岸航赴锡兰。」——辨：恰恰相反，他是自马尔代夫启航的。

其六，拉森说：「他所提到的下一处地方是孟加拉。我们这位旅行家游此国（约一三四六年）时发现，此国与德干最南部之间、以及与中国之间，都已兴起极活跃的贸易。」——辨：叙述中我找不到这话的根据，只有伊本·拔图塔不知怎样从马尔代夫得了船到孟加拉，此后又乘一只自孟加拉往爪哇（苏门答腊）的戎克；在后一处苏丹给他备了船送他去中国。

其七，拉森说：「自此（孟加拉）他往爪哇，此处所记那岛之名是照较近的读法；苏门答腊岛他称作『雅奥纳』，我们本该料到作『雅沃纳』，因为马可·波罗称它为小爪哇。」又注云：「伊本·拔图塔登陆之港，正确的读法作『苏门答腊』……李的译本中此名误作『木尔爪哇』。」——辨：由此我们该推知：一，伊本·拔图塔以那名字称爪哇；二，称苏门答腊为「雅奥纳」；三，而李引出一个正确的叙述中所无的名字「木尔爪哇」作苏门答腊之港。其实德弗雷梅里（拉森所引者）与李在这里全然一致：苏门答腊岛称作爪哇；另一处地方——两位译者都认作爪哇本岛——称作「中爪哇」；而「雅奥纳」除拉森那一页之外，绝无他处可见。

其八，拉森说：「自此（苏门答腊）前行，我们这位旅行家游了摩鹿加群岛中的几处；这一点由该游记作者对香料植物相当确切的描写而成为确凿。」——辨：叙述中关于这样一次游历一字未有，也没有什么可以这样解的。至于他对香料植物描写之确切，且看一看罢！

其九，拉森说：「此后行程中，伊本·拔图塔七日后到了『图阿利格』之国……」——辨：叙述中的时日，自最后启程之地木尔爪哇至爪哇里西，共七十一日。关于「七日」一字未有，正如关于游香料群岛一字未有。

其十，拉森说：「……这名字只能指东京。此国之人因地邻近，与汉人有许多或战或和的往来。」——辨：用一句「只能」来断难题是容易的，然而并无什么可使人明白所指是东京，反有强有力的理由反对那个看法。而且叙述中关于与汉人邻近一事绝无一语。只说那位王屡与汉人有海战，这件事倒更像证明其地在岛上。

其十一，拉森说：「在中国，次于刺桐最要的贸易之地是『秦中之秦』或『秦卡兰』之港；这名字必指广州，因为那城在『清广』河上，这名字的第二种读法颇能应其音。」——辨：秦卡兰确是广州，然而证明它是广州靠的是更稳的理由。外邦人何以要用广州之河的名字称广州，也看不出来——若「清广」是那河名的话（其名实为珠江）；两词也没有多大相似。而我们已见，「秦卡兰」只是「大秦」一语的波斯语译，与汉语的字眼毫无干系。而且「秦卡兰」并不是「秦中之秦」的异读，而是另一个名字。

也许有人说这些错无关紧要，只属本书题目的附庸。然而位尊则责重；像《印度古事》这样有声望的著作，人们引它几乎与引原始史料一样放心，而疏忽的例子这样密集，便近于一种失信。上面所引的，除一处之外都在两页之内。再往下看，还可见同样可注意的别处：

其十二，拉森引科斯马斯·印迪科普莱乌斯特斯所记马拉巴尔海岸一个胡椒之港的名字作「潘达帕塔纳」，并以这个形式为据作语源之说（谓出于般底耶诸王）。——辨：科斯马斯书中（依蒙福孔本）的真名并非「潘达帕塔纳」而是「普多帕塔纳」，那更可能是「新城」之义，出于泰米尔语的「新」，如「普杜切里」即通称的本地治里。科斯马斯之后一千年，这港还以同名存在，见后文马拉巴尔诸港表。

其十三，拉森引特奥菲拉克图斯·西莫卡塔（见第一卷那篇论文）用于汉人之名作「特恩加斯特」，并注明波恩本某页。——辨：波恩本另一页上的名字不是「特恩加斯特」而是「陶加斯特」。那书我已无从取阅，不能说另一页是否写得如此不同。这一改（若真有此改）又有助于一个比定。那比定大概不错，然而若立在稳当的根基上便更好。在《拜占庭史丛》中此词又写作另一形式，虽然同书的拉丁译文作「陶加斯特」。

其十四，在所附论汉人与阿拉伯人所知印度一文中，有一句说伊本·拔图塔极得当时在位的印度皇帝「穆罕默德·脱古鲁勒」之宠，谓其出于阿富汗的洛迪朝。——辨：一，苏丹穆罕默德的名字不是「脱古鲁勒」而是「图格拉克」；二，他无论从哪个意义说都不是阿富汗血统；三，他也不属洛迪朝——那一朝在他之后一个世纪才起，中间还隔着帖木儿入侵那场洪水。

其十五，拉森又说：「我不能不指出：威廉·鲁布鲁克、让·杜·普兰·卡尔平与波兰人贝内狄克图斯确证：在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广辖之时，其若干省份与印度之间也有商业往来。这几位罗马教廷虔诚的使节中，第一位访蒙哥汗——那位汗于一二四八年被承认为全国的大汗；第二位访忽必烈汗——他自一二五九年至一二九六年以有力之手执其先人之权；第三位属方济各会所谓小兄弟会，是第二位的同伴，一二四五年在波兰加入他赴罗马之行。他随他到了蒙古帝国创建者在哈剌和林的宫廷。」——辨：这寥寥数行里有六处错。一，鲁布鲁克之行是在柏朗嘉宾之后，而不是像这里明含的在其前；前者在一二五三年。二，鲁布鲁克不是罗马教廷所遣，而是圣路易所遣。三，柏朗嘉宾与波兰人本尼特所访不是忽必烈汗而是贵由汗，其行在一二四五至一二四七年，而不是这里所含的一二五九年之后。四，三位修士（以及一切别的方济各会士）都是小兄弟会士，并不是像这里所含只有本尼特一人。五，本尼特不是在赴罗马之行中加入柏朗嘉宾，而是后者自里昂教皇处赴哈剌和林大汗途中在布雷斯劳把他作通事带上的。六，无论那三位旅行家如何「确证」上述之事，反正不是靠他们叙述中就此说了什么。据我所能查考，三人之中没有一部含有一字直接或间接讲到蒙古诸省与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

其十六，往前翻，拉森讲到用铁笔在棕叶上写字的做法时注云：「尤以『矮棕』或『多果棕』之叶用于此事。」——辨：我想「多果棕」就是「枣椰」。若在德意志它被叫做矮棕（我颇疑），那名字起得极坏；无论如何，就算小人国的矮子也难在它叶上写字。这用处最常用的叶是扇椰之叶，而在锡兰与邻近半岛则是贝叶棕——那是一种极大的棕。

其十七，他描写爪哇布兰巴南的「千寺」时，不加疑问地采了克劳福先生的看法（那看法形成于五十年前，其时人们对佛教所知极少），谓这些本质上属佛教的建筑，每一座顶上都曾冠有林伽。就算那些寺不是佛教的，谁曾见过寺顶上有林伽？其实所说的那些东西之不是林伽，正如圣保罗堂门面上那些小穹顶之不是窣堵波；其实后一例的相似还要显著得多。

其十八，他在处理马来史事——一部分取自马斯登所引土著编年史，一部分取自早期葡萄牙作者——时遇到后者所记一位首领的名字，便设想那是马来传说中某位「伊斯坎达尔沙」之子，并为这个古怪的名字造出一个梵语原形，释作「有强大产业者」，于是把这位「有强大产业者」当作确有其人的君主列入王朝表。然而那个葡萄牙人写坏了的名字，其实只是「伊斯坎达尔沙」本人之名的讹转。所以那位「有强大产业王」纯属虚构，正如那座被归于科斯马斯的般底耶之城、或那座被误算在伊本·拔图塔账上的「雅奥纳岛」一样。

附注丁　马拉巴尔中世纪诸港

这里似值得把马拉巴尔诸港自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所记的情形作一回顾。其中许多如今不但从商业表上、也从我们的地图上全然消失，以至它们的确址有时都难认定。而那些本可解明许多点的书（如布坎南《游记》等），在我写这篇的地方又取不到。然而这一试图说明那几百年印度地理上一个显著题目的努力，我信总有些趣味。

我们以果阿河为起点，虽然严格说马拉巴尔是自德利角起算。若把自古吉拉特以下整个西岸都算进来，这表还要长一半。

最常引到的几家作者，以「巴」指巴尔博萨（十六世纪初）载拉穆西奥书者，以「里」指里斯本本巴尔博萨，以「德」指德·巴罗斯，以「拔」指伊本·拔图塔，以「略」指拉穆西奥书中无名氏《诸国略记》。

桑达布尔、辛塔波尔等，见前附注乙。

巴特卡拉：瓦尔泰马说是一条河上的繁盛之城，离海一英里；即塞达西沃加尔湾——如今又重为人所知——里的贝伊特库尔。别的早期旅行家我未见提到；然而十七世纪它曾是英国商站，名卡尔瓦尔，其名至今仍用于湾南那一角（卡尔瓦尔头）。

安杰迪瓦（瓦尔泰马）：即安谢迪瓦，卡尔瓦尔头西南五英里的一岛，为早期葡萄牙人爱泊之处，因岛上可避风又有好水。今属葡属西印度之一部。

辛塔科拉（巴）、辛塔科拉（里）、琴塔科拉（瓦尔泰马）、安科拉（德）：或即安科拉，阿利加河上一岩石上的堡，属果阿的萨拜俄（巴），许多摩尔商人所居（瓦尔泰马）。布坎南云：「安科拉是一座破败之堡，近旁有小市。」

梅尔杰奥河（巴、里、德、略作数形）：出米甚多；即库姆塔以北之河，其口上至今有一处名梅尔詹，即伦内尔的米尔吉或米尔扎。近年我信库姆塔的贸易已复兴，主要是出达尔瓦尔的棉花。今《印度地名志》云：「此项贸易因经葡属境的铁路而大受影响。」

霍诺尔（巴）、奥诺尔（德与切萨雷·费德里奇）、希纳瓦尔（拔）、汉纳乌尔（阿布尔菲达）、阿卜杜勒·剌扎克的马诺尔与胡纳沃尔，大概即加泰罗尼亚图的南多尔：即胡纳沃尔或奥诺尔。阿布尔菲达与伊本·拔图塔说那是一处好地方，有可喜的园子，回教人口众多；巴尔博萨说出米甚多，船只常到；然而长久是海盗之窠。布坎南云：「霍纳韦拉即我们所称的奥诺尔，在蒂普依《曼加罗尔条约》收回之后被他全毁了。它从前是商业极盛之地。」

巴特卡拉（巴）、巴蒂卡拉（里、德）、修士约尔丹的巴蒂加拉：即巴特库尔。是一大处，商人极多，忽鲁模思与亚丁的船来这里装糖与米，然而因果阿之兴而衰。十七世纪曾有英国商站。布坎南云：「『巴图库拉』意为圆城；在一条小河北岸。」今属北卡纳拉县之巴特卡尔。

马扬杜尔，在一条小河上（巴）、本多尔（德）：或即贝德努尔之港，而贝德努尔本在内陆。

布拉卡洛尔（里）、布拉扎洛尔（巴与科尔萨利）、布拉塞洛尔（德）、巴塞洛尔（略）、阿卜萨罗尔（拔）、巴萨鲁尔（阿布尔菲达）：即巴尔塞洛尔。伊本·拔图塔说是一湾上的小城，椰树极多。十七世纪曾有荷兰商站。

巴卡诺尔（里、德、略）、布拉卡诺尔（巴）、法卡努尔（拔）：伊本·拔图塔说是一河口上的大处，甘蔗极多，属一位名巴萨德瓦的异教君主；剌失德作法格努尔，菲里什塔作贾伊—法克努尔，大概即阿卜杜勒·剌扎克的马干努尔、尼科洛·康提的帕卡穆里亚；即巴卡诺尔。巴尔博萨说巴尔塞洛尔与巴卡诺尔都有大量米由忽鲁模思、亚丁、苏哈尔与马拉巴尔的船运出。今南卡纳拉县之巴尔奇尔。

卡尔卡拉与卡尔纳特（德）、卡尔纳提（文森佐神父）。

曼加洛尔（巴、德、略、阿卜杜勒·剌扎克）、曼贾鲁尔（拔与阿布尔菲达）、加泰罗尼亚图的曼加诺尔：即曼加罗尔。大概就是科斯马斯所举胡椒诸港之一的曼加鲁特；然而托勒密与《航行记》的曼达加拉必远在其北。（奇怪的是托勒密也有一个曼加诺尔，却是内陆之城。）伊本·拔图塔说它在一处名「阿尔敦卜」的大河口上，是那海岸上最大的河口；也门与法尔斯的商人多来此地；胡椒与姜极多；属一位名拉马德瓦之王。巴尔博萨说是一条大河上的大处，胡椒自此始产；河岸绕以椰林；摩尔人与异教徒人口甚众；有许多壮观的清真寺与庙。瓦尔泰马说从前有五六十只船在此装米。六十年后已衰落，费德里奇称之为贸易甚小的小地方，然而还出一点米。今属南卡纳拉县，如今主要出口是咖啡。

迈塞兰（略）、曼盖伊龙（德）、曼盖萨伊兰（林斯霍滕）：即曼杰什瓦拉姆，或即伦内尔的南卡塞兰。

坎巴拉（巴、德）、库姆博拉（里）、坎布拉（略），或即伦内尔的科洛阿尔：即库姆普勒。出米，尤以运往马尔代夫为多。布坎南所记之地云：「立在一处高的半岛上，在一个咸水湖中，湖与海之间只隔一条沙嘴。」

坎盖雷科拉，在一条同名之河上（德）：或即昌德拉吉里。布坎南云：「昌德拉吉里是一座大方堡，在河南岸高处。是伊凯里家最初在卡纳拉这一带立威的那位君主锡武帕·纳亚卡所建。」

科特科兰（略、德、里作数形）。

尼莱绍拉姆（略、德，文森佐神父作别形），大概就是巴尔博萨所说「米拉波兰河上之港」——他说那是科特科兰之后的下一处，「摩尔人与异教徒的海港，航运极盛之地」。这名字虽被我们近世地图的缺陷与任性所排除，它就是伦内尔等人的尼莱什沃兰、内利苏兰或内利西尔，伦内尔把它认作古人的内尔辛达。（今日是否即南卡纳拉县卡萨拉戈德以南的尼莱什沃尔村？）几乎无可疑：它所在的那条河就是马可·波罗「埃利之国」、剌失德与伊本·拔图塔的「希利」、加泰罗尼亚图的「埃利」（图上标作基督教之城）、以及康提的「赫利」或「赫林」所在之河；康提据我所知是最后提到这名之城或之国的作者。「埃利」或「希利」的又一痕迹，或许在拉韦纳地理家的「埃利马」——他把它与「努尔琴纳」并列。这名字后来一直附在海岸上一座特别的孤立或半孤立之山与海角上，先作弗拉·毛罗的「埃利角」、保利诺神父的「伊利山」、德·巴罗斯与文森佐神父各作一形，随后讹成「德利山」，伦内尔又作「迪拉」。这名字或许也留在伦内尔所记的「兰迪利」上——那是与尼莱什沃兰同一河上的一堡，只是在下游；那河在山北一带入海之前，先与海岸平行十至十二英里。文森佐神父与伦内尔又提到尼莱什沃兰正北有一堡名「德埃拉」。然而这些地貌与名字都已从我们近来的地图上消失，大概该谢《印度图集》——我若不错，连德利山在那里也无位置。那出版物中画这一段海岸的几幅，其三角测量的骨架无论如何确切，我想凡为这类地形之学而用它们的人，对其细部的填充总不免有些疑虑。这山阿布尔菲达提到过，说是「一座伸入海中的大丘，航海者远远可见，他们称之为哈伊利角」，然而他没有说那城或那国。巴尔博萨说：「埃利山立在近岸的低地上，是一座极高而圆的山，为一切航印度海的摩尔人与异教徒船只作望山与启程之点。山上有许多泉流下，可供船只取水。山上林木也多，其中有许多野桂。」马可·波罗称埃利为一独立之国，在科马里即科摩林角以西三千英里；除河口之外无港；王富而人不多；土人对因风浪而漂入的船行劫；蛮子（南中国）的船到那里贸易，然而因港口不足而急急装货。伊本·拔图塔说希利是一大河口上的大城，大船常到，是马拉巴尔中国戎克所至的三（四）港之一。鲍狄埃在他的《马可·波罗》里说「埃利即托勒密所称之名」。然而托勒密那个地方是内陆之城，这就使那比定极可疑。若尼莱什沃兰是内尔辛达，则「埃利」的痕迹大概在《航行记》的某名里。不过那一段似有残缺。

德利山有几位作者提到，说在他们那时代是真正小豆蔻唯一的产地。「希利」「埃利」之名，与印度称小豆蔻的几个名字（据林斯霍滕，在古吉拉特与德干作某形），会不会有关系呢？今《印度地名志》云：「正确之名是德埃利山（葡人的埃利山），出于马拉巴尔古国埃利或赫利，属科拉提里诸土王，其一处驻地即在山北坡附近。」山高八百八十五英尺。

马拉内尔：极古之处，居民有摩尔人、印度人与犹太人，说本地话，居此已极久（里）；德·巴罗斯与文森佐神父作马拉比亚。《诸国略记》的「赫里巴尔卡」似即此地，然而那名字看去讹了。很可能其中「巴尔卡」（当作巴莱亚）属下一条，那么「赫里」或许正是失落的「希利」的痕迹。

巴莱尔帕塔姆：卡纳诺尔之王所居，并有一堡（里）；德·巴罗斯作博莱帕塔姆；《诸国略记》作帕塔南——若上一条的推测不错，则当作巴莱亚帕塔南；即伦内尔的巴莱亚帕特那。保利诺神父要把它认作托勒密的巴利帕特那与《航行记》的帕莱帕特马。然而看来那古港当在更北处去找。十七世纪曾有英国商站。或即布坎南的瓦利亚帕塔南。

卡纳诺尔（巴、德、略）：出口贸易通坎贝、忽鲁模思、俱蓝、达布尔、锡兰、马尔代夫等处。商人极多，船只无数（略）。是一大而美之城，贸易极盛；每年有各国船二百只在此装货（瓦尔泰马）。大概就是伊本·拔图塔的朱尔法坦，离曼贾鲁尔三帕拉桑（因而即伊德里西的贾拉巴坦，虽然他把位置弄错了，或许也是菲里什塔的哈里帕坦），是那位名「科维尔」之王所居——他是马拉巴尔最强的君主之一，有许多船通亚丁、忽鲁模思等处。这一比定还有一事为证：卡纳诺尔诸土王实名「科拉提里」，其国名「科拉纳达」。到费德里奇的时代它已成「一小城」，然而全部小豆蔻的供应自此出，还有不少胡椒、姜、槟榔、蒌叶、椰子、糖蜜等。

塔尔马帕蒂扎（巴、略）、特拉马帕坦（德）、特雷莫帕坦（里）、特罗马帕坦（瓦尔泰马）：即达尔马帕塔姆；罗兰森所译《圣战之赠》作「达尔马法坦」。是摩尔人的一座大城，他们极富，是商人，有许多大船；有许多壮观的清真寺（里）。大概即菲里什塔的达拉帕坦与伊本·拔图塔的德赫法坦——他说那是一河口上的大镇，有园子等，与朱尔法坦同属一王。

特里瓦甘特（巴）、菲拉蒙加特（里）、蒂里加特（文森佐神父）：或即特利切里？十七世纪有英国商站。它与下述马埃、琼贝同在前一处对岸（巴）。布坎南云：「特利切里、马埃与达尔马帕坦合为一圈，由斯特雷奇先生管辖。」

曼贾因与查莫拜（里）、迈塞雷与切莫拜（巴）、马因与琼巴（德）、穆拉里亚姆与坎博亚（略）、迈诺与索姆巴（文森佐神父）：两处都是摩尔人的地方，航运与贸易极盛（巴），即马埃与琼贝。

普德里帕塔姆（巴）、佩迪尔帕坦（里）、普迪帕塔南（略）、普里帕塔南（德）、康提的培乌德菲塔尼亚与布费塔尼亚、伊本·拔图塔的布德法坦，大概也就是科斯马斯的普多帕塔纳（见前注）。伊本·拔图塔时代它与朱尔法坦（我们已认作卡纳诺尔）同属一君，是一大河口上颇大的城，也是那海岸上最好的港之一。那时居民主要是婆罗门，没有回教徒。到巴尔博萨时代它仍是海上贸易极盛之地，却已成了「摩尔人之地」。这名字今日地图上不见，然而当在基思·约翰斯顿图上的瓦达卡雷附近。

蒂尔科里（巴）、特里科里（略）：即蒂科迪；或即伦内尔的科里？

潘德拉尼（巴）、科兰·潘达拉尼（略）、潘达拉内（德与瓦尔泰马）、潘达纳雷（里）、潘陀哩纳（伊德里西与拔）、芬德雷纳（弗拉·毛罗）、罗兰森的芬德里亚、葡萄牙王曼努埃尔信中的芬达雷内、蒙古时代汉人所记的「梵答剌亦纳」、阿卜杜勒·剌扎克的班迪拉纳、巴尔塔扎尔·施平格尔的班德拉纳、鄂多立克的弗兰德里纳：伊本·拔图塔说是一大而美之处，有园子等，回教徒甚多，凡在马拉巴尔过季风的中国戎克惯泊于此。巴尔博萨说全是摩尔人之地，船只甚多。然而其时已衰，因为瓦尔泰马称它「一个够穷的地方，且无港」。对面约三里格处有一无人之岛，那必是地图上的「祭石」。据我所知，巴尔博萨之后便无人再提这地方。

科莱特（德）、科兰迪（文森佐神父）、科伊兰迪（伦内尔）：即科伊兰迪。

卡普卡尔（巴）、卡波卡尔（略）、卡波卡特（德）、卡普卡特（里与文森佐神父）：瓦尔泰马作卡波加托，说那里有一座旧式的好宫。它已从我们地图上消失。

卡利卡特（巴、略、德）、弗拉·毛罗的乔约丘特、伊本·拔图塔的卡利库特：是中国戎克所至诸大港之一，也是「萨马里」王所居。从前引施平格尔可知，直到一五〇七年威尼斯商人还常到卡利卡特买香料经红海运回，虽然葡萄牙人与日耳曼人取道好望角的竞争已开始重重打击他们。布坎南云：「此地本名『科利科杜』，即鸡鸣之意。」

奇利亚特（里）、查利亚或卡利亚（略）、乌纳莱（德与林斯霍滕）、恰利（文森佐神父）、沙利亚特（阿布尔菲达与拔）：伊本·拔图塔在此住过一阵，说那里所织的布即以地为名。那种布大概就是「沙利」——印度至今以此名称一种软的斜纹棉布，多作深红色。葡萄牙人在沙利亚有一堡。

贝普尔：如今曾一度是马德拉斯铁路西岸的终点；据我所知，直到约一七〇〇年的汉密尔顿，旧日旅行家无人提到它。蒂普苏丹曾想把它造成大港。

帕雷姆波兰（略）、普尔普兰加里（巴）、普罗普里安瓜里（里）、帕兰加莱（德）、贝伦加里（文森佐神父）：即有些地图上的佩雷彭安加里、伦内尔的佩尔佩纳加尔德。

帕拉瓦诺尔（巴）、帕拉纳诺尔（里）：或即伦内尔的帕龙？

伊塔诺尔（巴）、巴诺尔（里）、塔诺尔（略与德）：即塔诺尔或坦努尔。这两处贸易极盛，大商人所居（巴）。这是一座古城，基督徒居民甚多，是一位独立土王所居；然而到上世纪末已成一穷村。

帕纳梅（巴）、帕纳内（略与德）：即波纳尼。富商甚多，有许多船；此地关税给卡利卡特之王一大笔收入（巴）。十七世纪有法国与英国商站。

贝利安科尔（略）、巴莱安科尔（德）：即伦内尔的巴利安戈特，大概就是康提的梅利安科塔或马利安科拉——他说「此名在他们那里指一座大城，广八英里」。

查图阿（里与德）、卡图阿（巴）、切图阿（略）、奇特瓦（伦内尔）、切图瓦（保利诺神父）：即查伊特瓦。

帕卢尔：文森佐神父与保利诺神父提到。我不知这是否即克劳迪乌斯·布坎南所说马拉巴尔最古教堂所在的帕鲁尔；不过它大概是康提的帕柳里亚。

艾科塔：在克朗格努尔之河口，土著基督徒的传说指它为圣托马斯初次踏上印度之地的地方。

克朗格努尔（里、略、德）、克兰加洛尔（巴）：据说本名「科丹古卢尔」；阿尔瓦雷斯神父作卡兰戈略尔，说那里住着基督徒、摩尔人、犹太人与卡菲尔人；即阿布尔菲达的「希卡利」、鄂多立克的「秦吉林」等。据有些记述，它是马拉巴尔最古的王城之一，贸易最大的中心之一，也是犹太人、基督徒与回教徒在这海岸上先后最初立足之处。到巴尔博萨时代它作为港口似已衰落，他只说柯枝之王从那里抽些税。六十年后费德里奇称它是葡萄牙人的一座小堡，无甚要紧之地。一八〇六年克劳迪乌斯·布坎南说：「克朗格努尔从前有城有堡……如今两者都成废墟。」然而它一直是一位天主教大主教的驻地。

柯枝（巴、略、德）、科钦（里）、施平格尔的古奇欣、巴尔比的科基；本名「卡奇」。（今《印度地名志》云：「相传柯枝本是一条小河边的小镇，『科奇』即『小』。」）十四世纪以前不是有贸易之地。一三四一年一次异常的大水在柯枝的海岸造成极大变动，开出一个宏敞的河口；然而直到葡萄牙人到来，此地似仍无甚分量，而如今它是马拉巴尔的第一大港。它是康提的「科奇姆」——据我所知他是最早提到它的作者。刚才所述的情形使人极难相信柯枝会是古人的「科提亚拉」，虽然常有人如此说。

波尔卡（巴、德）、波尔瓜（里）：即帕拉卡德。从前是一小公国之所在。巴尔博萨说那里的人是渔人与海盗。保利诺神父在上世纪说它是人烟极稠的城，满是回教、基督教与印度教的商人。十七世纪有荷兰商站。

卡莱科兰（巴与德）、卡伊科兰（略）：即卡扬库兰。胡椒出口颇多；许多圣托马斯的基督徒所居（巴）。是人烟极稠的镇，把产物送到帕拉卡德装船（保利诺神父）。十七世纪有荷兰商站。

科伊兰（里）、科兰（巴）、科拉姆（略）、科洛姆（德·恩波利）、科隆（瓦尔泰马与施平格尔）、俱蓝（阿布尔菲达与拔）、科伊隆或科隆（马可·波罗）、科洛恩（康提）；即商人苏莱曼（八五一年）的「俱蓝马累」；也就是约尔丹与马黎诺里、佩戈洛蒂、加泰罗尼亚图、弗拉·毛罗等所称的科隆布斯、科隆布姆、科隆博、科隆比；即今之奎隆。

波罗说到那里的基督徒、苏木与姜——两者都以地名相称（可比佩戈洛蒂与乌扎诺所记的「俱蓝姜」与「俱蓝苏木」）——以及胡椒，和自中国与阿拉伯来的船只贸易。阿布尔菲达定其位置在胡椒之国东端（鄂多立克说「在胡椒林之南端」），自那里有船直航亚丁；说它在海的一湾上，在一片沙平原上，有许多园子为饰；苏木生于其地，回教徒有一座好清真寺与一片广场。伊本·拔图塔也提到那座好清真寺，说那城是马拉巴尔最好的城之一，市场壮丽，富商极多等。它一直是要地，到十六世纪初，瓦尔泰马还说它是好港，巴尔博萨说它是「极大之城」，有极好的海港，摩尔与印度的大商人甚多，他们的船通东方各港，远至孟加拉、勃固与群岛。然而此后它必衰得极快，到下一世纪已沉落到全然无足轻重。整个中世纪它似是圣托马斯基督徒的一大中心。

奎隆与科摩林角之间还有几个港，然而我所知太缺，这表便不再往下列了。

十九伊本·拔图塔《孟加拉与中国游记》（上）

——前附论孟加拉及其航经群岛诸段摘录

我们（自马尔代夫）终于启航之后，在海上四十三日，随后到了孟加拉。这是一个极广的国，米极丰足。我在地上实未见过粮食这样丰足的地方，然而气候闷湿，呼罗珊人称它「充满财货的地狱」〔注一〕。

〔注一〕（原注：波斯语当作「这是充满财货的地狱」。苏丹巴布尔说到印度也差不多是这个口气，末了总括说「印度斯坦的长处是地方大，金银多」；我恐怕自更西而来的许多人也都是这个意思。）

此后他列举各物之贱，兹择录数则：

摩尔人穆罕默德·马斯穆迪——一位在我德里家中去世的正人——从前住过孟加拉。他告我说，他带着家小住在那里时，一家三口——他自己、他妻子与一个仆人——一年的口粮只花八第尔汗。因为他买带壳的米，八第尔汗买德里秤八十罗特尔；舂过之后还剩米五十罗特尔，即十坎塔尔〔注二〕。

〔注二〕（原注：在省去的一段里他说明，印度的第纳尔等于银第尔汗八枚（见前附注甲），而德里的一罗特尔等于巴巴里的二十罗特尔。校订者在前一处的注里说巴巴里的一罗特尔半等于一公斤，照此严格算来，那时德里的罗特尔约合二十八磅七八。另一处他用更相宜的「曼」称德里的衡，说它等于埃及的二十五罗特尔。前一算法又由《眼目之路》一处的推算以一种必有几分偶然的准确得到印证：据那书，德里通行的衡是「西尔」与四十西尔的「曼」，正是如今印度斯坦通行的名目与比率，只是值不同。因为据说一西尔等于七十密斯卡尔。据阿马里，一密斯卡尔为四点六六五克，由此得一西尔约合零点七二磅，一曼约合二十八磅八。今日的「印度曼」略过八十二磅，而如今孟加拉管区一切地方之曼都近于此数。我们已见（附注甲）第纳尔大概相当于卢比。那么伊本·拔图塔时代一卢比所买带壳之米约合二千三百磅，即今曼二十八，就同一笔钱而言约为我所记得我们这时代所闻的九倍。

托马斯先生在前引他的一篇小书里说，那时的曼是四十西尔，每西尔二十四托拉。纵取这些托拉照今率为一百八十格兰（而它们大概更轻），则那时的曼合二十四点六八磅，而不是这里所引材料推出的二十八点八磅。

说到孟加拉之贱，我还可以补一句：十七世纪末著书的汉密尔顿说，他一位相识在孙迪瓦（吉大港附近一岛）以一卢比买米五百八十磅，同样的钱买鹅八只，又同样的钱买好家禽六十只。）

我在孟加拉见一头乳牛卖三银第纳尔（那国的牛是水牛）。至于肥鸡，我见八只卖一第尔汗，小鸽子则十五只一第尔汗……我亲见一匹上好的细棉布，长三十肘，卖二（银）第纳尔。我也见过一个及婚年华的美貌少女卖一金第纳尔，即值巴巴里金第纳尔二枚半。我自己也用约同样的钱买了一个名叫阿舒拉的年轻女奴，她生得极美。我一位同伴又以二金第纳尔买了一个标致的小女奴，名鲁琪即「珍珠」〔注三〕。

〔注三〕（原注：马可·波罗写道：「其地之牛高如象而不及其大。人食肉、乳与米。种棉，贸易极盛；又产香料，如甘松、高良姜、姜、糖及别的许多种。印度人也来寻我所说的阉人，又寻男女奴——那里奴隶极多，都是从与本国交战的别省掠来的；这些阉人与奴隶卖给印度的商人，由他们运往各处出售。」）

我们所入孟加拉的第一座城名萨德卡万，是大海边上的一大处〔注四〕。印度人往朝的恒河，与朱恩河〔注五〕，在那一带合流，然后入海。孟加拉人在河上养着许多船，用以与拉赫纳沃提之人作战〔注六〕。孟加拉之王是苏丹法赫鲁丁，绰号法赫拉，是一位出色的君主，喜爱外方人，尤爱苦行者与苏非。

〔注四〕（原注：葡萄牙人到印度时，恰特冈（即吉大港）与萨特冈（在胡格利河上，加尔各答以上二十五至二十八英里）都是要港，出于阿拉伯人之笔，这名字可指两者之一。然而两者之中只有吉大港靠海；而且我们知道正是在孟加拉这一带法赫鲁丁立其权。所以伊本·拔图塔必是在吉大港登陆。又《阿克巴治则》云：「萨特冈：有两处商埠相距一英里，一名萨特冈，一名胡格利及其属地，都在欧洲人手中。萨特冈以石榴著名。」萨特冈今为废镇，「自印度治世以来一直是孟加拉的商业之都，直到葡萄牙人建胡格利。一六三二年胡格利定为御港，一切公署都自萨特冈撤去，那城遂迅速荒废」。又求法僧义净入东印度所至之「耽摩栗底」，沙畹与弗格森都认作萨特冈。姆齐克则主张吉大港。）

〔注五〕（原注：「朱恩」是我们这位旅行家用以称朱木拿之名。然而很难设想：即以伊本·拔图塔那样松散的地理观念，他也不会以为自己八年间常来常往的朱木拿在近海处汇入恒河。布拉马普特拉在贾法尔甘吉附近汇入恒河的那条主要支流名「贾奈」，我听土人称它朱木拿，不过我以为那是偶然的口误。无论我们这位旅行家心里有何等混乱，我想他所听到的是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的合流。）

〔注六〕（原注：拉赫纳沃提即高尔，长久是孟加拉回教总督与苏丹之都，其遗迹散布在马尔达附近一大片地上。菲里什塔把那时孟加拉所分的三省称作拉赫纳沃提、孙纳尔冈与恰特冈。看来伊本·拔图塔所谓孟加拉只指后两省。据托马斯先生所引，末一名当作萨特冈，那是可能得多的划分。拉赫纳沃提是「拉克什曼那瓦提」之讹，那似是此城的古名。高尔确凿可考的历史始于一二〇四年回教徒的攻取，此后三百多年他们以它为在孟加拉权力的主座……阿富汗诸王在孟加拉自立时，把政府迁到高尔的一处印度前哨潘杜阿……潘杜阿不久被弃，王居又迁回高尔，此后高尔以「贾纳塔巴德」之名一直是孟加拉之都，直到回教诸王失其独立。一五三七年高尔被舍尔沙与其阿富汗人所掠。

一一九九年穆罕默德·巴赫蒂亚尔·希勒吉受命率回教徒首次侵孟加拉。回教徒取比哈尔在一二〇〇年，此后新势力迅速南展入三角洲。自此至一三三六年，孟加拉由北方回教皇帝所派总督治之。自一三三六至一五三九年，其回教总督自立而不稳，各自妄据君位。）

此后旅行家把孟加拉的权柄自苏丹纳昔剌丁（一三二三至一三二六年）——即埃尔芬斯通《史》中的巴克拉汗，德里王巴勒班之子——以来所历之手一一追述。那权柄先后传于纳昔剌丁的两个儿子，后一位被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攻杀〔注七〕。

穆罕默德随后任他自己的一个姻兄弟为孟加拉总督，那人被军士所杀。于是当时在拉赫纳沃提的阿里沙夺了孟加拉之国。法赫鲁丁见王权这样离了他所出的苏丹纳昔剌丁一家，便在萨德卡万与孟加拉起兵自立。他与阿里沙的仇极深。冬天雨泥之时，法赫鲁丁便循河攻拉赫纳沃提之境，因为他在水上势大。到旱季回来，阿里沙又由陆路下攻孟加拉，因为他在陆上势盛〔注八〕。

〔注七〕（原注：这两位君主中的第二位吉亚苏丁·巴哈杜尔·布拉，菲里什塔全然漏去，然而其在位之实已由一枚钱币及别的证据确定，与伊本·拔图塔相印证。我从斯图尔特《孟加拉史》所作的几条札记，似表明那书里述及巴哈杜尔沙之世。）

〔注八〕（原注：斯图尔特据菲里什塔及别的波斯史料，把这些事记述如下：

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即位后不久任卡迪尔汗为拉赫纳沃提总督，又确认拜拉姆汗为孙纳尔冈总督。这两位首领各治其地约十四年，颇为公平。一三三八年拜拉姆汗卒于孙纳尔冈，其时苏丹穆罕默德正忙于迁都陶拉塔巴德。拜拉姆汗的执甲者法赫鲁丁乘机不但自摄其政，还以「苏丹西坎达尔」之号自立。皇帝令卡迪尔汗逐之，卡迪尔汗自拉赫纳沃提进兵讨叛，破之，据孙纳尔冈。那里库中有一大笔钱，卡迪尔汗正要解往德里。法赫鲁丁便使卡迪尔汗的军士知道：他们若杀其主而归他，他便把那笔钱分给他们。他们答应了；卡迪尔汗被杀，法赫鲁丁重据孙纳尔冈，定都于此，自称孟加拉之君，以己名铸钱、发令。这是一三四〇年。他随后遣军取拉赫纳沃提，却被故总督属下一位官长阿里·穆巴拉克所拒而败；阿里·穆巴拉克因此胜而向皇帝求为总督，却不等答复便自摄之，号「阿老瓦丁」，进兵讨法赫鲁丁，擒而杀之，法赫鲁丁在位只二年五月，事在一三四二至一三四三年。一年五月之后，阿里·穆巴拉克被他的乳兄弟伊利亚斯所刺，伊利亚斯以「舍姆斯丁」之号据国，定都潘杜阿。

从伊本·拔图塔可见，史家所定法赫鲁丁之死太早。因为这位旅行家游孟加拉似在一三四六至一三四七年的凉季，那么法赫鲁丁在位至少比斯图尔特所据的材料所载晚了四年。伊本·拔图塔的阿里沙无疑就是斯图尔特的阿里·穆巴拉克。托马斯先生凭其钱币与别的考究给孟加拉诸王史所加之光，在若干点上订正了斯图尔特所据（于此事甚疏）的材料。依前者，伊本·拔图塔所提到的第一位苏丹以下当为：

一，纳昔剌丁·马赫穆德，又名巴格拉汗，皇帝巴勒班之子，自回历六百八十一年即一二八二年起；其世如何、何时而终，不得而知。二，鲁克努丁·凯卡乌斯，疑为前者之子，只由回历六百九十至六百九十五年即一二九二至一二九六年的钱币而知。三，舍姆斯丁·菲鲁兹，纳昔剌丁之子，大概自回历七百零二年即一三〇二年至七百二十二三年即一三二二至一三二三年在拉赫纳沃提在位。四，希哈卜丁·布格拉沙，前者之子，短短在位后于回历七百二十四年即一三二四年被逐。五，吉亚苏丁·巴哈杜尔沙，据伊本·拔图塔绰号「布拉」，谓「印度语中黑之义」（？），亦舍姆斯丁之子。关于这位君主有一难处：其钱有回历七百十至七百十二年者（托马斯先生以为或系原模刻坏，实为七百二十至七百二十二年），而后几个年份的确有。因希哈卜丁之请，图格拉克沙出而干涉，把巴哈杜尔·布拉掳至德里。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即位后复其权，然而数年之后不悦于他，遣军讨之。那位孟加拉君主被打败、被杀、被剥皮，约在回历七百三十三年即一三三二年。

似正是这一次，穆罕默德留卡迪尔汗管拉赫纳沃提，留塔塔尔汗——绰号拜拉姆汗，是他父亲图格拉克沙的养子——管孙纳尔冈。拜拉姆汗死后（回历七百三十七或七百三十九年），六，法赫鲁丁·穆巴拉克，其执甲者，据其政而自立。据其钱币，他保住孙纳尔冈及其属地直到回历七百五十一年即一三五〇年。其间，七，阿里沙——斯图尔特所据诸作者误称为阿里·穆巴拉克——于卡迪尔汗死后（约回历七百四十二年）以「阿老瓦丁」之号在西孟加拉自立为君。回历七百四十六年（其铸钱最后之年）以后，被哈只·伊利亚斯所刺。八，伊赫蒂亚尔丁·加齐沙，其钱见他于回历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三年即一三五〇至一三五一年在孙纳尔冈在位，似是法赫鲁丁之子。在后一年他被哈只·伊利亚斯所废，后者号，九，舍姆斯丁·伊利亚斯沙。此人早在回历七百四十年就在菲鲁扎巴德（在潘杜阿或其附近）铸钱；约回历七百四十六至七百四十七年即一三四五至一三四六年，他杀阿老瓦丁而代之于拉赫纳沃提；此时又取孙纳尔冈，于是似已治全孟加拉。其世延至回历七百五十九年末即一三五八年。此后诸君与我们无关，不必再述。）

我入萨德卡万时并未去见苏丹，也未与他有任何私下通问，因为他是反抗印度皇帝的，我怕若不如此行事会有后患。

离萨德卡万之后我往甘卢诸山，相距一月之程〔注九〕。那是一大列山脉，与中国接界，也与出麝香獐的西藏接界。那一带的居民像突厥人〔即鞑靼人〕，极能作活，所以一个这样的奴仆值别族的两三个。

〔注九〕（原注：关于这次往甘卢一行的方向，有一番讨论见本篇末的附注戊。）

我往甘卢山地的目的，是要见住在那里的一位圣者，即大不里士的谢赫贾拉尔丁〔注十〕。此人是最卓著的圣者之一，也是最异的人之一，行过最可敬的事，显过极有名的奇迹。我见他时他已极老，他告我说他在巴格达见过阿拔斯朝的哈里发穆斯塔阿西姆，并在那城被杀之时身在城中〔注十一〕。后来我从谢赫的门徒听说他死时一百五十岁。又听说他斋戒约四十年，每十日才开一次斋，而所开之斋只用他所养一头牛的奶。他又惯于整夜站着。这位谢赫身长而瘦，脸上须发不多。那些山里的居民是由他手中归信伊斯兰的，这也是他住在他们中间的缘故。

〔注十〕（原注：后文他又被称作设拉子人，而不是大不里士人。）

〔注十一〕（原注：哈里发穆斯塔阿西姆于一二五八年巴格达被取之后为旭烈兀所杀，故在此次来访之前八十八年。）

他的几位门徒告我：他死的前一日召他们来，劝他们敬畏天主之后，接着说：「我确知，天主若许，我明日便要离你们而去；至于你们，天主自己——那独一无二者——将是我的继者。」次日他正做完午祷，天主在他最后一次俯伏时取了他的灵魂。在他所居那洞的一侧，他们发现已经掘好的一个墓，旁边还有一块裹尸布与香料。他们洗了他的身，用那布裹起，为他祈祷，就葬在那里。

我往访这位谢赫途中，他的四个门徒在离他住处两日之程处迎我。他们告我说，谢赫曾对身边的苦行者说：「从西方来的那位旅行家要来了；去迎他。」他们就是奉这个吩咐来迎我的。他对我原是一无所知的，可是这件事已启示给他。

我随这些人去见谢赫，到了他洞外的隐修处。那隐修处附近没有耕地，然而那国的人——回教徒与异教徒都有——常来拜他，带着礼物；苦行者与来见谢赫的行旅就靠这些供养。至于谢赫自己，他只有那头牛，如我所说每十日以其奶开斋。我进去时他起身抱我，问我的国与我的游历。我说了，他便道：「你真是阿拉伯人的旅行家！」在场的门徒又添一句：「也是波斯人的，师父！」他答道：「也是波斯人的；那么好好待他。」于是他们把我引到隐修处，招待了三天。

我进见谢赫那天，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山羊毛斗篷，我极中意，以致忍不住心里说：「求天主叫他把这件给我！」我去向他告辞时，他起身走到洞的一角，脱下这斗篷给我穿上，又把他头上一顶高帽给我，随后自己穿上一件满是补丁的衣。苦行者们告我：谢赫平日并不穿那件衣，他只在我到的时候穿上，还对他们说：「西方来的那人要求这件衣；一位异教之王将从他手里取去，把它给我们的弟兄萨加尔吉的布尔汗丁——那本是他的，是为他做的！」苦行者们告我这话时，我答道：「他既把斗篷加在我身上，我已得了谢赫的祝福；我定要留意，不穿着它去见任何君王，无论拜偶像的还是奉伊斯兰的。」于是我别了谢赫。好一阵之后，事情竟成了：我在中国旅行，到了行在城。我们周围的人极多，以致我的同伴与我失散。恰好我那时身上正穿着所说的这件衣，而在城中某条街上，宰相带着大队随从经过，他的眼落在我身上。他把我叫到跟前，握我的手，问我行旅之事，一直不放我走，直到我们到了苏丹的居所〔注十二〕。我于是想辞他，然而他不许，把我带进去引见那位王，王便问我回教各君主的事。我答他的话时，他的眼盯在我的斗篷上，满是赞叹。宰相说：「脱下来。」——那是无从不从的。于是苏丹取了那件衣，命人给我十件荣衣、一匹配鞍具的马与一笔钱。我心里不快；然而谢赫那句「一位异教之王将从你手里取去这件衣」的话浮上心来，我便大为惊异于它这样应了。第二年我到了中国之王所居的汗八里，便往萨加尔吉的谢赫布尔汗丁的隐修处去。我见他正在读书，而他身上穿的正是那件衣！于是我用手去摸那料子。他说：「你摸它做什么？从前见过么？」我说：「见过；这正是行在的苏丹从我身上取去的那件衣。」谢赫答道：「这件衣是我弟兄贾拉尔丁为我做的，他写信告我说它会由某人之手到我这里。」于是他把贾拉尔丁的信给我看，我读了，惊异于谢赫先知之能。我把这故事的前半告了布尔汗丁，他说：「我弟兄贾拉尔丁如今已超乎这一切异能之上了；他的确有过非常的凭借，然而如今他已归于天主的慈怀。」他又说：「人告我说，他每日在麦加做晨祷，每年都行朝礼。因为他每逢阿拉法特与宰牲节这两日总不见踪影，谁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注十三〕。」

〔注十二〕（原注：即总督，下文更为明白。不过蒙古治下有些总督似带「王」的称号，所以伊本·拔图塔称他为苏丹未必全错。）

〔注十三〕（原注：达夫·戈登夫人在埃及也结识过一位极圣的谢赫，他虽住在尼罗河上，人们却信他每日在麦加行他的功课。）

我辞了谢赫贾拉尔丁，便往哈班克城去，那是任何处所能见到的最大最美的城之一。城中有一条河穿过，自甘卢诸山而下，名「青河」。循它可下到孟加拉与拉赫纳沃提之境。这河两岸左右都是村落、园圃与水车，正如在埃及尼罗河岸上所见。这些村的人是拜偶像的，然而在回教徒治下。回教徒取他们收成的一半，此外还有别的索取。我们在这条河上行了十五日，一路都在村落园地之间；仿佛我们是在一个市场里走过。你会遇见无数的船，每船都备一鼓。两船相遇时，两边的鼓都敲起来，船夫彼此问候。前面说的那位苏丹法赫鲁丁曾下令：在这条河上不得向苦行者取渡钱，而其中无路费者要供给之。所以苦行者到一镇便得半第纳尔。如我所说，行了十五日之末，我们到了孙纳尔卡万〔注十四〕……

〔注十四〕（原注：孙纳尔冈前面已提到，是孟加拉中世纪的都城之一。一三五三与一三五七年在那里所铸的钱，雷诺在《亚洲学报》中有述。它在达卡东南数英里，然而我信在那片大河屡屡改道之区，其确址已不可复得。它见于弗拉·毛罗图上，而必至少存到十六世纪末，因为《阿克巴治则》举它为一区镇，在布劳的大地图集里也仍有其位。

我从前以为这个名字必是康提的「切尔诺韦」。然而据爱德华·托马斯先生论孟加拉钱币一文之报道，拉赫纳沃提（高尔）在十四世纪某时曾以「新城」之名重建。这里便是「切尔诺韦」，而弗拉·毛罗的「谢尔诺」更为分明。我发现「新城」一名阿卜杜勒·剌扎克也提到。

孙纳尔冈必与吉大港争那座「孟加拉之城」的名分——那座城使关心亚洲中世纪地理的人极为苦恼。至于是否真有一座正名如此的城，我不信有，正如我不信半岛上真有一座正名「马八儿」的城、或广州正名「大秦」一样；不过这些例子足以说明那种把一国之名用于其首港的惯例。只有当这名字与其本名并列而属两处不同地方时，才成为错误。又马欢于十五世纪初游「榜葛剌」，泊于「察地港」（吉大港），登陸于「锁纳儿港」（孙纳尔冈）。比姆斯先生说「察地港」正合吉大港。在那地方，往内陸的旅人要从海船换乘本地小船溯梅克纳河而上，正如汉人求法僧所记。至孙纳尔冈一百六十六英里之距也极相合。孙纳尔冈之义不是「金城」，而是「金匠之村」。其址并非无人知：在梅克纳河上，达卡以东约十二英里。又汉籍《渊鉴类函》云：「锁纳儿江，有城垣，贸易甚盛；其外又有班杜瓦城，其国之王居焉。」「孟加拉」作为一城，见于劳伦齐阿纳图书馆那幅奇特而半已模糊的美第奇航海图（一三五一年），也见于一三七五年的加泰罗尼亚图。弗拉·毛罗除「孙纳尔冈」与「萨伊冈」（大概是吉大港）之外另标「本加伊拉」。至于它在此后许多地图（包括布劳的）里的位置，巴杰先生已详列。不过我可以提一处奇文：勒布朗游记说他到了「孟加拉之国，其首城葡萄牙人与别国人也称孟加拉；然而本地人称之为巴塔库塔」。他又说船只溯恒河上到那里，水程二十英里等等。赫伯特爵士也说「孟加拉，古称巴拉库拉」云云。然而就这些作者我须说明：勒布朗几乎一无价值，他书的大部分只是拼凑，还有许多纯属虚构；而赫伯特在此处该疑他抄自勒布朗；我很遗憾，颇有理由相信赫伯特爵士波斯以东那些游历的大部分都是伪造、从别的书里凑成的。载有「孟加拉」之城的最晚地图集之一是科罗内利的（一六九一年威尼斯刊），而他加了一句明达的按语：「疑为子虚。」又菲利普斯在为马欢记榜葛剌所作的导言中写道：「作这篇导言不能不向已故博学的地理家亨利·玉尔爵士致敬——他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所附一幅略图，把伊本·拔图塔在孟加拉的行程说明得何等确切。要表明这位汉人旅行家赴榜葛剌之国的路线，再没有比它更清楚的了：图上标出汉使登陸的吉大港，以及他溯行至阿拉伯旅行家所称『孙纳尔卡万』即『锁纳儿港』的那条河；孟加拉城在吉大港以西、而不是如某些早期地理家所置在其东，也在这里清楚定出，与我们这位汉人旅行家所给的位置全然相合。」）

我们到那里时，恰有一只戎克正要开往爪哇之国，相距四十日的航程。

他就乘了这只戎克；十五日后他们靠了巴拉纳加尔，那里的男人嘴像狗，而女人极美。他说那些人极不开化，衣裳几乎谈不上，却种香蕉、槟榔与蒌叶。有些自孟加拉与爪哇去的回教徒住在他们中间。这些人的王下来看外方人，随从约二十人，都骑象。那首领穿一件带毛的山羊皮衣，头上缠着彩色的丝帕，手持一矛〔注十五〕。

〔注十五〕（原注：李把「巴拉纳加尔」认作尼科巴群岛，杜洛里耶认作安达曼。与后者之人似任何时代都无往来；而尼科巴倒尽可认作我们这位旅行家所述之地，若不是画面上那样显眼的象的话。那些岛上从来养过象，是极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若是真的，这情景就必须归到大陸，而且大概在阿拉干或勃固海岸某处——那里如阿拉干约马山中克炎人一类较野的族群，其聚落可能一直延到海边。这样的位置最好在尼格莱斯岛（缅人所称「纳加里」）一带去找，那里约马山脉的末端确实抵海。而且值得注意：尼格莱斯外的海，切萨雷·费德里奇与十六世纪别的几位旅行家称为「巴拉之海」。「巴拉—纳加里」这个组合至少值得思量。所说头上的彩帕，正是那一带人的一个特征；至于山羊皮我就不敢这样说了。

不过杜洛里耶指出，「巴拉纳加尔」也可能代表马来语的「西」与「城或国」。这更值得注意，因为那戎克的船员大概是马来人；然而这个解法与我所提的位置也全然相容。那狗嘴我以为只是形容印度支那一种常见面型的厚唇粗貌的一种强说法。至于这些狗头人的美貌妇人，这故事与约尔丹所闻的一模一样。这大概是指：那些族群中——缅人尤可举为例——妇人面貌颇见清秀雅致者并不少见；有一种几乎像意大利人的面型，我在缅甸妇人脸上屡见，男子中则从未见过。汉人与鞑靼人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只是其中男子径是狗，而不只是狗脸；那故事大概也出于相似的来源。马可·波罗说「安加曼岛的人头像狗，牙与眼亦然；其面貌全然像獒犬」。）

再过二十五日，他们到了他所称爪哇之岛，其实就是我们所称的苏门答腊〔注十六〕。

那岛青翠而美；其树多半是椰子、槟榔、丁香、沉香、波罗蜜〔注十七〕、芒果、贾蒙〔注十八〕、甜橙与樟脑之竿。

〔注十六〕（原注：「爪哇」「爪威」这些词，阿拉伯人似泛用于群岛及其产物，然而有时也确指苏门答腊，如阿布尔菲达与马可·波罗（「小爪哇」）。不过有证据表明：即在群岛受印度影响的古时，苏门答腊也名「爪哇」或「亚瓦」。锡兰编年史中「亚瓦库」一词泛指马来人。）

〔注十七〕（原注：即「沙基」与「巴尔基」二名，详见约尔丹书及前文。李本云：「这些果子中有名沙基与巴尔基者，其树高，叶似印度坚果之叶；果自树干下部生出，近地而生者名巴尔基，极甜而味佳；生于上者名沙基。其果似大葫芦，皮如牛皮。秋日转黄时，他们摘下剖开；每一个里面有核一二百枚。核似瓜子，中有一仁略如大豆。那仁烤过，味如干豆。这沙基与巴尔基是印度斯坦所产最好的果子。」）

〔注十八〕（原注：法文本编者把此名译作「蒲桃」，然而这里所指的「贾蒙」全然是另一样东西。前两处我们这位旅行家都说这果子像橄榄；那与蒲桃之相像，正如鹰之像锯。「贾蒙」在上印度与东方许多别处都常见，大小、颜色与形状实极像橄榄；而蒲桃至少如鸭卵之大，在不同品种上现出鲜丽的深浅粉红与殷红，渐渐化入白色。厄斯金在注巴布尔书时也指出前一位注者同样的混淆，其由来似是：植物学家称贾蒙为「爪哇蒲桃」，称蒲桃为「蒲桃」，由此不免以为两者同类，虽然果与树在外表上毫无相似。李本云：「他们也有『贾蒙』，是一种高树；其果似橄榄之果而黑，其核亦然。」）

他们所入之港名萨尔哈，离苏门答腊城四英里；那城是名叫「马立克·查希尔」之王的都城，他是热心的伊斯兰信徒，对这位旅行家极为殷勤款待〔注十九〕。

伊本·拔图塔在苏门答腊朝中住了十五日——他在那里似见到来自回教世界各处的官员与教法的同道——随后请准继续他赴中国的航程，因为正当其时。王命备一只戎克，供他一切所需，又派自己的一个人随行照料他的舒适。

〔注十九〕（原注：关于苏门答腊第一位回教之王马立克·萨拉赫之子马立克·查希尔，见杜洛里耶书。萨尔哈港经这位学者认作巴塔海岸上帕塞与金刚石角之间的一村。若然，则那座给了大岛以名的苏门答腊或苏木都剌城，便不能西至萨马尔兰加。）

他说，此后沿马立克·查希尔之国的海岸航行二十一日，到了木尔爪哇〔注二十〕——那是异教徒所居之地，广约两月之程，产极好的香药，尤其是卡库拉与卡马拉的沉香，那两处都在此国境内〔注二十一〕。

他们所入之港就是卡库拉，一座好城，有石砌之墙，宽得可容三象并行。港中有备作海盗巡弋的兵船，也用以强取外船的税。旅行家见有象驮着沉香入城，因为那东西太常见，民间竟拿来当柴烧。象也用于各样用途，或供自用，或运货物；人人养象，人人骑象。

旅行家被引见那位异教之王，在王前见了一桩异常的自戕之举〔注二十二〕，又受王家供养三日，此后继续他的航程。

〔注二十〕（原注：编者何以设木尔爪哇为暹罗湾上大陸之国，见本篇叙述之末的附注己。）

〔注二十一〕（原注：卡库拉伊德里西也提到，说它是近中国的一座城，在一条流入印度洋的河上。据那位地理家，其人多养蚕，因此有一种丝料名「卡卡利」。凡·德·利特把「卡库拉」置于苏门答腊巴塔克地方之北；他说樟脑是卡库拉与苏门答腊的产物之一，而不是柬埔寨或爪哇的产物，所以须承认伊本·拔图塔在卡库拉所见的沉香是自高棉输入的。伯希和以为贾丹所记的「哥谷罗」大概与伊本·拔图塔的卡库拉是一地，其处在马来半岛西岸而不在东岸。

至于「卡马拉」或「科马尔」——即「科马里」沉香所出之处——其位置被阿拉伯地理家弄得纠缠不清；因为这名字有些用法分明指科摩林角一带，而别的材料以及伊本·拔图塔却把它置于群岛附近，又有些似把它与甘卢即阿萨姆混作一处。莱恩先生以为辛巴德的「科马里」当在暹罗湾这一岸或那一岸，这与编者所取木尔爪哇之位置正合。阿布尔菲达也把科马尔置于「散夫」即占城以西，两国之间不过一短日的航程。他的「散夫」若如所料包括柬埔寨，则这也指着马来半岛的北部。）

〔注二十二〕（原注：见约尔丹书之注。）

不过就木尔爪哇——那里有群岛产物的市场——他趁便说出「他就此所亲见、并核证过所闻的」，这些话值得全录，因为可见我们这位作者作为旅行家的某些本领。

论安息香

安息香之树小，至多不过一人之高。其枝似蓟或洋蓟；叶小而狭；有时叶落而树光。所谓香，是树枝中所出的一种树脂。回教诸国所出的比异教诸国为多〔注二十三〕。

〔注二十三〕（原注：他这里以「香」之名所说的其实是安息香。那树脂取自安息香树，法是伤其皮。产十年或十二年之后便把树砍倒，另以刮皮得极次的一种。输入时作大块白色，断面如白大理石。此物如他所说属中等大小，主要种在苏门答腊巴塔克地方，离他的朋友马立克·查希尔的辖境不远；所以他说回教之国所出为多，大概正由此。德弗雷梅里译作「蓟或洋蓟」的那个词，杜洛里耶说是指「名叫洋蓟的那种植物」。）

论樟脑

至于出樟脑的树，是像我们国中那样的竿；所不同者，前者节与节之间的管更长更粗。樟脑生在每一节的里面，所以把竿折断时，可见节中有一节同样的樟脑。可惊的是：非在根旁杀了某种牲物作祭，这些竿里便不生樟脑。不这样做，就没有樟脑。最好的一种，当地名「哈剌达拉」，即凝结到最高程度者〔注二十四〕，一钱之量便能使人窒息而死，那是取自旁边杀过人祭的竿。不过以小象代人祭，效验也好〔注二十五〕〔注二十六〕。

〔注二十四〕（原注：李本作「极为清凉」。）

〔注二十五〕（原注：李本作「他们称之为『哈剌达那』，即根旁曾以人为祭者」。又杜洛里耶引东京一带类似的做法。）

〔注二十六〕（原注：这里所述樟脑的产法与实情全不相似，我疑他把关于竹节中所生硅质结块「竹黄」的所闻与樟脑混作一谈了；林斯霍滕称它「竹糖」。马来的樟脑树是一种大森林之树，据所知只限于苏门答腊与婆罗洲若干处，然而在那里极多；油以液态与固态存于树身中当是树液之处。正文所述之于由樟树蒸馏所得的中国樟脑更不相合。

远为近实的是阿拉伯地理家卡兹维尼的记述。他说樟脑以液态与胶粒两样自一种树的枝与干取出，那树大得可蔭百人。他听说多雷多震之年利于其产。他与马可·波罗一样说法恩苏尔的樟脑最好——那地方被认为就是今日苏门答腊西岸的巴鲁斯。

伊本·拔图塔用于一种樟脑的「哈剌达拉」一词，似无人识。我疑他还有一层混乱，所抓到的是马来语与印度斯坦语中「雄黄」即天然砒硫化物之名。）

论印度沉香

印度沉香是一种像橡的树，只是皮薄。其叶正如橡叶，不结果。其干长不甚大；其根长而远伸；香气或芳香之质就在根里。

回教之国里一切沉香之树都算作产业；然而在异教之国多半任其无人照管。不过他们那里卡库拉所生的是有人照管的，那里出最上等的沉香。卡马拉所生者亦然，其沉香品质极高。这些卖给爪哇（苏门答腊）人，换取布匹。又有一种特别的「科马里」沉香，可以像蜡一样受印。至于所谓「阿塔斯」，他们把根切开，埋在土里几个月；它保全一切品质，是最好的几种沉香之一〔注二十七〕。

〔注二十七〕（原注：据克劳福，产「阿吉拉」即鹰木或沉香的树未经确定，然而大概属豆科。他又说，那香木无疑是树病之果，由树液稠化为胶或脂而成。「沉香」一名（科斯马斯书中作某形）大概是阿拉伯语带冠词的「那木」（卓越之木）之讹，与任何真正的芦荟全无关系。「阿吉拉」一名被改或误译成「鹰木」之类，据信是梵语此物一名之讹。「卡库利」与「科马里」两种沉香，阿维森纳都举在好的几种之中，然而不列为最上。他举最好的是「曼达利」，与印度山地沉香；又有「萨曼杜里」、「科马里」、「散夫」（出于占城）、「卡库利」，以及汉人所称「卡什米里」的那一种。杰勒德在其《草木志》里说他那时代英格兰知有三种沉香，品质与价格相去甚远。郭士立在我们这时代也说交趾支那市上有三种。

又汉籍称沉香为「沉香」，谓其入水而沉；赵汝适云：「沉香所出非一。真腊者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阇婆者为下。」《本草纲目》云：「沉香，一名蜜香，出于树心与结节，入水则沉，故名沉香……《安南志》称蜜香，以其气如蜜也。」同书与《南方草木状》又云：此香得之于中国以南诸国，法是伐其老树任其腐，久之惟心、节及别的坚处存焉。其品又以品质或形状异名，如「鸡骨」「马蹄」「青桂」等，不过后几名少用。

又「阿塔斯」一词，据杜洛里耶别处无此用法；那词在阿拉伯语中是喷嚏之义；或许是指一种效验？）

论丁香

结丁香的树能长得极老极大。异教之国比回教之国为多；而且多得不算作产业。输入我们国中的是那木（或枝）〔注二十八〕；我们国中人所谓「丁香之花」，是花落下来的那些部分，像橙花。丁香之果就是肉豆蔻，我们名之为香核。核上所成之花就是肉豆蔻皮。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注二十九〕。

〔注二十八〕（原注：李本作「运往各国的是其『木』」。）

〔注二十九〕（原注：然而此中满是错说。谓肉桂是皮、丁香是花、肉豆蔻是果，而三者同出一树，这个传说直到我们这时代还留在上印度，因为我在德里曾被一位体面的回教徒问过是否如此；而伊本·拔图塔在德里市上拾得这一点「经济植物学」的可能，远大于如拉森所说在摩鹿加。说也奇怪，杜洛里耶似接受这位旅行家所说肉豆蔻是丁香树之果。以丁香为肉豆蔻之花的想法，看来在欧洲也曾流行，因为十六世纪一部书里加以驳正。曼德维尔在这件事上说得简单而正确：「你须知肉豆蔻生出肉豆蔻皮，正如榛子有壳包着果仁直到熟时，肉豆蔻与其皮也是如此。」

不过我们作者所说输入西方的丁香是其木或枝，倒颇可注意。李所译抄本上有一条旁注说：「这或许就是医家所谓的丁香之皮。」无论如何，那无疑与佩戈洛蒂与乌扎诺所说的「丁香之枝」是一样东西。正文所举「丁香之花」一语，那两位作者也用。

我这里可以记一笔：某法文辞典在「丁香核」或「马达加斯加核」条下，说那岛有一种核名「丁香核」；「此树的第二层皮晒干后形状像肉桂，而味如丁香，人称之为丁香桂」。这东西近来的记述我未见过，看来就是刚才所说的「丁香之皮」。

又赵汝适云：「丁香出大食、阇婆诸国。其状似丁字，故名丁香。能辟口气，故大臣入朝奏事者，必先含之。其大者谓之丁香母……」——此处「丁香母」即丁香之核。夏德与柔克义按云：赵汝适在本书前部已说丁香是东爪哇及其属地之产，也就是产檀香的那一带，换言之即摩鹿加。他也说到锡兰与马拉巴尔的丁香贸易，那是外邦商人运去的。所以我们这位作者在这一点上比马可·波罗所知为确——波罗一处（说它是爪哇之产）之外，另一处又说它也长在尼科巴群岛。伊本·拔图塔则把肉桂与肉豆蔻树与丁香混作一谈。德堪多以为丁香是丁子香树之产，原生于摩鹿加群岛。）

离卡库拉之后他们航行三十四日，随后到了「静海」，其色微红，虽极广阔，却既无风也无浪。小船被放下来拖那大船，戎克的大棹也一齐划〔注三十〕。他们过这海用了三十七日，而这还算极好的航程，因为通常至少要四十日或五十日。他们此时到了「爪哇里西」之国，据伊本·拔图塔说，这名字出于其王之名。

〔注三十〕（原注：波罗提到中国大船由其小艇拖曳之事。又李本云：「正因这海平静，每只中国戎克都系三只别的船，靠划桨把这些戎克连其货物一同带前。大棹有二十支，可比船桅。每棹派三十人，分两行而立。他们就这样靠像缆一般的粗索拖着戎克走。」）

那国极广，其君与中国之王相等。他有许多戎克，用以与汉人作战，直到他们求和，答应给他某些让处。那里的人拜偶像；他们的面貌好，极像突厥人。他们多是铜色，极为勇武好战。妇人骑马、射箭、投矛都好，打仗实与男子一般。我们泊在他们一个港里，名凯卢卡里。那也是他们最大最美的城之一，从前是王子所居。我们入港之后，兵士下到岸上，船主登陸与他们说话。他带了一份礼物给王子；可是人告他说，王已把另一省的政事交给王子，而以他的女儿——名乌尔杜佳——治这城〔注三十一〕。

〔注三十一〕（原注：李本作「此地之长官是瓦希·阿尔杜佳王之女」。）

我们到凯卢卡里港的第二天，这位公主请船主〔注三十二〕、账房〔注三十三〕、商人与有名的人物、水手长〔注三十四〕、兵帅——即弓手之长——去赴她所设的宴，那是她待客的常例。船主要我同去，我推辞了，因为这些人是异教徒，吃他们的食物不合教法。于是客人们到了公主那里，她问道：「你们一行里有缺的人么？」船长答道：「只少一个人，就是那位巴克什〔注三十五〕即教法之士，他不吃你们的菜。」乌尔杜佳便说：「去请他来。」于是她的一队卫士来找我，同来的还有船长的几个人，他们对我说：「照公主的意思办罢。」

〔注三十二〕（原注：波斯语「纳浑达」，即船主之义。）

〔注三十三〕（原注：「卡拉尼」一词，杜洛里耶说大概是波斯语而出于蒙古语；伊本·拔图塔译作「书记」。此词至今在英印通用，至少在孟加拉管区，指公署里的书手，尤指混血的一类人，对他们几乎成了通名。）

〔注三十四〕（原注：原文作「丁达伊尔」，即某类人之长；德弗雷梅里译作「步卒」，我斗胆从杜洛里耶作「水手」之长，既因上下文似要如此，也因「丁达伊尔」一词至今在印度还用，通常（虽非一概）指土著水手的小头目。又「兵帅」一词波斯语意为「统军之人」。）

〔注三十五〕（原注：德弗雷梅里把「巴克什」译作「法官」，取伊本·拔图塔所给「卡迪」为释。然而另一读法作「教法之士」似更可能。「巴克什」一词是梵语佛教僧人之称在突厥语与波斯语中的讹变；这一类人有许多随旭烈兀及其早期继者入波斯，于是这词渐被泛用，指文士、书记、秘书，据巴布尔甚至指医者。据伯恩斯，在近世布哈拉它指歌者。在印度回教诸王治下，它成了掌登记军事、分派营舍等事的官名；由此大概渐渐转成它今日在印度土著军中之义，即支饷官。卡特勒梅尔指出拜占庭史家帕齐梅雷斯书中也有此词的一种形式。伊本·拔图塔或许又穿上了他受任使节以前所穿的教门服色——他看来确实穿着隐士贾拉尔丁所赠的斗篷——而他不肯与公主同席那番假道学的推辞，也使这个称呼用得自然。）

于是我去了，见她坐在她的大椅或宝座上，几个女子在她前面拿着文书呈她。周围有些年长的妇人，即她的女师，充她的顾问，坐在宝座下的檀香木椅上。男子也在公主前面。宝座覆着丝，上有丝帷为幄，座本身是檀香木所制而包金。殿上有雕木的橱柜，上面摆着许多大小的金器：瓶、壶与长颈瓶。船主告我，这些器里装的是一种以糖与香料配成的饮料，他们那里饭后用的；他说它气香味美，能生欢悦、清口、助消化等等。

我一向公主行礼，她便用突厥语对我说了一句问安的话，意思是「你好么？安好么？」并叫我坐在她旁边。这位公主能写好阿拉伯字。她对一个侍者说了一句突厥话，意思是「取墨与纸来」。那人取来了，公主便写下「奉至仁至慈的天主之名」，对我说：「这是什么？」我答道：「天主之名。」她便说：「好。」她随后问我从哪一国来，我说我从印度来。公主又问：「从出胡椒的那个国么？」我说：「是的。」她便就印度及其变故问了我许多话，我都答了。她接着说：「我一定要去征那国、取而有之，因为它的大富与大兵吸引我。」我说：「你最好如此。」于是公主赐我礼物，计衣服若干、米两象之载、母水牛两头、羊十只、糖浆四罗特尔，又马答班大罐四个〔注三十六〕，装着姜、胡椒、香橼与芒果，都照海行之法用盐腌过。

〔注三十六〕（原注：「马答班」一词杜洛里耶不熟，他引一位马龙派神父之说，谓其义为「藏药与蜜饯的匣或瓶」。然而这词显然是指那种上釉的大陶器，因所购之地而名「勃固罐」或「马答班罐」，其盛名一直延到本世纪。巴尔博萨说：「他们在那地方（马答班）做许多极大的瓷罐，又结实又好看；有些一个能装两桶水。它们上着黑釉，在摩尔人中极受重视，价钱很高；他们把这些罐连许多安息香一同自那地方运出。」林斯霍滕所说相同，并说葡萄牙的印度船用它们装油与水。）

船主告我：乌尔杜佳军中有自由妇人、女奴与女俘，打仗与男子一般；她惯于侵入敌境，亲临战阵，与有名的武士交手。他又告我：有一回这位公主与她一个敌人有一场极苦的战，她的兵士被杀极多，全军几乎要逃，乌尔杜佳冲到前面，从交战的行列中杀出一条路，直到她所敌那位王的面前，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那王便死了，他的军队溃散。公主回来时，那王的头挑在矛上，王家出了极大一笔钱来赎它。公主回到她父亲那里，父亲便把凯卢卡里这城给了她——那是她兄弟先前所治的。我又从这位船主听说：有好几位王子求娶乌尔杜佳，她总答道「我只嫁那能与我交手而胜我的人」；于是他们都避而不试，怕败给她的羞耻〔注三十七〕。

〔注三十七〕（原注：关于「爪哇里西」，见本篇叙述之末的附注庚。）

我们离了爪哇里西之国，航行十七日〔注三十八〕，一路顺风，随后到了中国。

〔注三十八〕（原注：李本作「七日」。）

这是一个极广的国；百物丰足，果、谷、金、银，世上别国无可与中国相比。有一条河穿贯其境，名「生命之水」；又名「萨鲁」河，正与印度那条河同名〔注三十九〕。其源在汗八里城附近诸山中，那些山名「猴山」。这河流经中国腹地，长达六月之程，最后到「秦中之秦」〔注四十〕。两岸一路是村落、耕原、果园与市场，正如埃及的尼罗河；然而这国更为丰盛，岸上水车极多。中国的糖极多，好如埃及的糖，其实更好；还有葡萄与李子。我从前以为大马士革的那种「奥斯马尼」李无可比，后来识得中国的李，才知自己大错。这国里又有极好的西瓜，像花剌子模与伊斯法罕的。总之我们一切的果子在中国都有其匹，或者不如说都被超过。麦也极多，我在别处从未见过更细更好的。豆类也可以这样说。

〔注三十九〕（原注：李本作「西巴尔河」。）

〔注四十〕（原注：关于伊本·拔图塔对中国大河的观念，见导言中所论。「萨鲁」无疑如德弗雷梅里所释，是蒙古语「黄」字，即汉语「黄河」之译；而那条印度之河，是他书中前面所说的萨鲁或萨里，即高格拉河。）

中国的瓷，只在刺桐与秦卡兰两城造。所用是那两省山中所取的一种土，那土能像炭一样着火，后文当述。陶人又加一种那国所产的石；他们烧它三日，然后浇水，使它全成粉末，再令其发酵。发酵满一个月、不多不少者出最好的瓷；发酵不过十日者出较次的一种〔注四十一〕。瓷在中国之值约与我们的陶器相等，甚或更低。它运往印度等处，自一国转一国，直到我们摩洛哥。那确是一切陶器中最好的〔注四十二〕。

〔注四十一〕（原注：李本作「最好的三十五日，次者十五日、十日或更少」。）

〔注四十二〕（原注：马可·波罗讲刺桐时也提到造瓷，说那是在附近一座城里。鲍狄埃以为那是刺桐即泉州以北约六十英里的德化——据《大清一统志》，那里古时造白瓷之器，极有声名。福建与广东的瓷器如今极为寻常，真瓷之造只限于江西的景德镇。造法的记述我没有，无从追出伊本·拔图塔这里所述之根据；然而这看去像是粗糙的市井传闻，好像他听说了中国的瓷土、又听说了中国的煤，便像狄更斯书中某位名人一样「把消息合了起来」。）

中国的鸡极大，其实比我们的鹅还大〔注四十三〕。母鸡的蛋也比我们的鹅蛋大；而他们的鹅倒极小。我有一天买了一只鸡要煮，一口锅装不下，只好用两口！至于中国的公鸡，竟大如鸵鸟！有时一只脱了毛，那一大团红东西真是可观！我一生初次见中国公鸡是在俱蓝城。我起初把它当作鸵鸟，正大为惊异地看着，主人对我说：「呸！中国的鸡比这还大得多！」我到了中国，才知他一句也没有说过头。

〔注四十三〕（原注：见鄂多立克书。）

汉人是异教徒、拜偶像者，他们如印度人一样焚化死者〔注四十四〕。他们的王是成吉思汗家的一位鞑靼〔注四十五〕。他们每一城中都拨出一区专给回教徒，回教徒自成聚落，有他们的清真寺以行祈祷与主麻等礼拜。他们受人看重敬礼。猪与狗之肉汉人异教徒是吃的，而且公然在市上卖。他们一般是有资财的富裕之人，然而于衣食都不甚讲究。你会看见他们一个大商人——数不尽的财富之主——穿着一件脏棉衣走来走去〔注四十六〕。汉人的嗜好全在积聚金银器皿。他们都拿一根装铁箸的杖，行走时靠着它，他们称那是他们的第三条腿。

〔注四十四〕（原注：此事前文已提到。虽然如今不复行此，然而从马可·波罗与别的作者可见，从前在中国有些地方极为通行。）

〔注四十五〕（原注：伊本·拔图塔总是这样称成吉思；我不知何故。）

〔注四十六〕（原注：「汉人服色的大弊，是白布太少，因而洗涤太少。」）

中国的丝极多，因为出丝的虫附在某些果子上，以之为食，不需多少照管。这就是他们丝多得连穷苦的僧人与乞丐都用来做衣的缘故。其实若非商人有此需求，丝在那里便一点价值也没有。汉人中一件棉衣值丝衣两三件。

他们有一个风俗：凡商人都把自己所有的金银铸成锭，每锭重约一担，把它们放在自家门上。积得五锭的人在指上戴一个环；有十锭的戴两环；有十五锭的称「萨提」，与埃及所谓「卡拉米」同义。锭在中国名「巴尔卡拉」〔注四十七〕。

〔注四十七〕（原注：李本作「有十五锭者名『沙希』；那锭本身他们称之为『拉卡拉』」。又波斯语「帕尔加拉」意为块、段。「萨提」大概是印度语「塞特」，旧日有些旅行家作「切提」。埃及的「卡拉米」商人是一种行会或团体，看来主要营香料之业。卡特勒梅尔引了许多提到他们的文字，然而于此事所明不多。印度常有这样的故事，说富有的印度钱庄之类把金砖砌在自家墙里。

《眼目之路》记道：印度有些岛上的人，一旦把一罐装满了金，便在屋顶上立一旗，此后每满一罐再立一旗。据说有时一个屋顶上能见到十面这样的旗。又据伊本·福兹兰，在罗斯，一个人有第尔汗一万时，他妻子便戴一条金链；两万则两条，如此类推。）

汉人在他们的商业往来中不用金银之钱。凡入其国的这两种金属，一概如我刚才所说铸成锭。他们的买卖是用一种纸片，约如手掌大小，上有皇帝的印记。这种票二十五张名「巴里失」〔注四十八〕，在我们这里等于说「一第纳尔」〔注四十九〕。谁若发现自己手中这种票破了旧了，便拿到一处公署去——那公署好比我们国中的铸币厂——在那里以旧换新。他为此毫不花费，因为造这些票的人是皇帝给钱的〔注五十〕。那公署的主管交给中国头等的埃米尔之一。人若到市上拿一块银、甚至拿一块金去买东西，他们不收；除非他把钱换成「巴里失」，否则全不理他；换了之后，他便什么都买得。

〔注四十八〕（原注：史书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中，「巴里失」这样记述：「一巴里失是银五百密斯卡尔，铸成长砖而中间有凹。」这些锭就是汉人所称的元宝或细丝。）

〔注四十九〕（原注：我理解原文并不是说一「巴里失」正值一第纳尔，而是说它是汉人计数的单位，正如「第纳尔」在回教徒那里一样。纸钞前文已说过，而「巴里失」一词的来源前文也曾有所推测。此后我渐信它必是拉丁语「佛利斯」之讹。

那词常义是风箱；然而晚期古典作者也用它指皮的钱袋，后来（在某种意义上）又指钱本身，「正如今日意大利人以『钱袋』一词指土耳其一定之数的钱」。此外，「佛利斯」一词还用于一种「坐垫，不填棉絮或羽毛，而以气充之」，简言之即气枕。

我们已见「巴里失」也用于一种枕，也用于一笔钱数，正如后世土耳其人所谓的「钱袋」。这双重的相类即便找不出两词之间更明白的关系，作为巧合也够奇了；然而似有根据可寻其关系。

「佛利斯」在拜占庭诸帝之世以两种方式用于钱。较常的用法是一种铜钱，二百八十八枚合一金索里都斯；在这个意义上它大概与拉丁原词无关。然而「佛利斯」也用作一定分量黄金之称，据一家之说是二百五十第纳里乌斯之重，而尤指君士坦丁向贵人所课的一种税，按品位与收入自二至八磅黄金不等。

若这里所说的第纳里乌斯是金第纳里乌斯即索里都斯，那么我们便有拜占庭的「佛利斯」等于二百五十密斯卡尔，正如后世突厥与鞑靼人的「巴里失」等于五百密斯卡尔。后一词之为前一词的代表，正如「第纳尔」「第尔汗」之为（金）第纳里乌斯与德拉克玛的代表，这个可能似极强；而两词都曾与枕头相连这一点，大概也不会给它添什么支持。

再者，「佛利斯」作铜钱之义时，似与前文所说阿拉伯语的「法勒斯」是同一个词，从前在西班牙也作一种小钱之名。而「佛利斯」在这个意义上，经「佛拉里斯」「佛勒拉里斯」几种形式，又是佩戈洛蒂所记「佛勒罗」之源。）

〔注五十〕（原注：另一说见前文，与《马可·波罗》。）

中国与契丹的居民都用一种土代炭，那土的质与色都像我们国中的黏土〔注五十一〕。它用象运来，切成我们这里炭块那样大小，就那样烧。这土烧起来正如炭，所生的热还更强。烧成灰之后，他们把灰和水揉成团，干了又可作第二次的燃料。就这样一直用到那东西全尽为止。汉人的瓷就是用这种土做的……

〔注五十一〕（原注：李本作「至于他们所积的土，只是调过的黏土，像我们这里的干黏土」。）

二十伊本·拔图塔《孟加拉与中国游记》（下）

……汉人的瓷器就是用这种土做的，如我前面所说，还要配上一种石〔注一〕。

〔注一〕（原注：中国的煤马可·波罗提到过，剌失德也提到。据鲍狄埃，其用早在基督纪元以前已知。）

汉人于百工之技之巧与之雅，为天下人之最。这是众所公认的事；许多作者书中都提过，也说得很多〔注二〕。至于绘画，实在无论基督教之国或别国都赶不上汉人；他们于这一艺的天分实在异乎寻常。我可以举我亲见的一件事，作他们这份天分的惊人之例：凡我到过他们一座城、过了一阵再回去的时候，总见我自己与同伴的像画在墙上、或陈在市上。有一回我到皇帝自己的城，与同伴往皇宫去时经过画工的市；我们都穿着伊拉克式的衣服。晚上出宫时又经过同一市，便见我自己与同伴的像画在纸上，张在墙上。我们都停下来看那些像，各人都觉得邻人的那一张画得极好！

〔注二〕（原注：早在十世纪就有一位阿拉伯作者说：「汉人可算在天主所造之人中蒙他赐以绘画与百工之巧最高之能者之列。」）

人告我说，是皇帝命画工画我们的像，他们趁我们在宫里时来宫中作此。他们打量我们、画我们，而我们全然不知其事。原来汉人有一个定例：凡外方人入其国，便取其像。此事行得竟到这个地步：若外方人偶有所犯而须逃出中国，他们便把他的像送往各边省以助搜寻，凡见到与像相合之人便加拘捕〔注三〕。

〔注三〕（原注：伍德在阿姆河之行中所遇一位旅行的犹太人告他：外方人得准入叶尔羌之前，「每一人都受严查；其貌被笔录下来，若有可疑的，便有画师在旁给他画像」。这是汉人先得近世欧洲文明诸法的许多例之一。就在写这句时，我在报上读到纽约凭英国寄去的照片而由警察捕获凶手米勒之事。

此处我省去摩尔人编者伊本·朱扎伊一段不甚相关的插话。）

凡中国的戎克要出航，照例由港的提督与其书记上船，登记所载兵士、仆役与水手之数。此礼未行，船便不许开。而戎克回到中国时，同一班官员又上船，把船上的人与册上所记之数相核。若有缺者，船长须负责，必须证明那缺者已死或逃亡，否则须交代其下落。若不能，便被拿住受罚。

船长随后须把戎克所载一切货物逐项详报，不论值大值小。此后众人上岸，关吏便开始查验各人所有。若查出有隐瞒不报之物，戎克连全部货物都要没收〔注四〕。这是我在任何国——无论异教或回教——都未见过的一种苛政，只有中国如此。印度倒确有几分相类的事：因为那里若有人被查出带走私之物，便判他罚十一倍之税。苏丹穆罕默德废货税时，也把这条暴法废了。

〔注四〕（原注：这无疑就是鄂多立克所说的做法。）

回教商人到中国一城时，可以任他选择：或与本教已居其国的商人同住，或投客栈〔注五〕。若他愿住在商人家，便把他的钱都数过，交给他所选的那位商人；那商人此后一切为客人所需的花费都由他经手，而办得极为诚实。客人要走时，他的钱再数一遍，主人须补足任何短少。

〔注五〕（原注：原文作「凡杜克」，见前文「商馆」之注。）

不过外国商人若愿投客栈，他的钱便存在栈主手里，栈主替他买他所需的一切；他若愿意，还替他找一个女奴。然后给他在栈院里一间朝院的屋住下，并供他与那妇人所需之物。我这里顺便可以说一句：年轻的女奴在中国极贱；其实汉人连自己的儿子也如女儿一样卖为奴，也不以为耻。只是这样被买的人不能违其意而被强带出外；不过他们若愿意去，也不拦阻。外国商人若愿在中国娶妻，也极容易。至于要拿钱去放荡，那是不许的！因为汉人说：「我们不要回教诸国说他们的人在中国被剥了财，说我们的国是荒淫娼妓之国。」

中国对旅人是地上一切地方中最平安、也最可乐的。你可以走遍帝国所及九个月的路程，而丝毫不必害怕，即便身上带着财宝也一样。因为每一站都有客馆，由一位官长管着，他带着一支马步的分队驻在那里。每天日落之后、或者不如说天黑时，这位官长带着他的书记到馆里来；他把当夜要住宿的每个外方人的名字记下，把名单封了，然后把馆门关上。早上他又带书记来，按名点呼，一一勾去。随后派一个人随旅客同行，其职是护送他们到下一站，并从那里的官长取回一纸凭据，证明众人皆已到；不然那人便要担责。自「秦中之秦」至汗八里，中国一切站上都是这个办法。客馆里旅人所需一概不缺，尤多鸡鹅；羊肉却少。

且回到我这趟行程的细节。我须告你：我渡海之后所到的第一座中国之城是刺桐〔注六〕。「刺桐」在阿拉伯语中虽是橄榄之义，那里却并无橄榄，印度与中国别处也没有；只是那地方的名字如此。那是一座大城，实在宏丽；城中织造丝绒的花缎与花缎中之「阿特拉斯」，因城得名叫「刺桐布」〔注七〕；它们胜过行在与汗八里所出之料。刺桐之港是世上最大的港之一——我说错了：它是最大的！我在那里见过头等的戎克约一百只同泊；至于小船则不可胜计。那港由一处大河口自海伸入内陸而成，直与大河相接。

〔注六〕（原注：即便刺桐的比定有疑，阿布尔菲达的记载也可定之。因为他明说刺桐又名「秦州」，即早期葡萄牙商人所知泉州之名，至今许多地图上还这样写。又近来有人提出新论据，主刺桐为泉州而非漳州，即阿尔奈斯神父与范·贝尔赫姆论泉州阿拉伯碑铭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漳州起于较晚，没有清真寺。阿尔奈斯与范·贝尔赫姆详述了泉州的清真寺，据其一碑，寺建于回历四百年（一〇〇九至一〇一〇年），回历七百十年（一三一〇至一三一一年）重修；那是中国最古的碑，因为广州清真寺之碑系于回历七百五十一年（一三五〇年九月）。又我一位精阿拉伯语的朋友费朗先生说，这名字当拼作另一形，而非「刺桐」；阿拉伯人以某音转写汉语的某音。「刺桐」与汉语「梓桐」同为橄榄之义，于阿拉伯人之耳自然更顺。）

〔注七〕（原注：依德弗雷梅里译作丝绒与「阿特拉斯」的两个词，原文是「金花」与「阿特拉斯」。前一词是否该译作丝绒尚可疑，因为它是欧洲「卡姆莫卡」与印度「金花布」之原，前者似是提花的丝，后者是以金提花的丝。「阿特拉斯」一词似与意大利语「剃光」一词相应，因为它既指剃光的头，又指缎的织法。它在德意志已归化为「缎」字，旧日英文游记里也用。我颇疑正文中「刺桐布」一名就是我们「缎」字之源。由「丝」字而来的推测是显然的；然而乌扎诺书中所举十五世纪的织料里，屡屡提到「泽塔尼」「起绒的泽塔尼」「织金的泽塔尼」等，看去极像自「刺桐尼」到「缎」的过渡；而同一作者称丝的常用词却总写作另一形。别的许多织料之名都自输入之地而来，这一类推可以为证，如「细纱」出于摩苏尔、「花缎」出于大马士革、「细麻布」出于康布雷、「花麻布」出于伊普尔、「印花布」出于卡利卡特；而我们知道热那亚商人曾在刺桐贸易。又约翰逊的字典在波斯语中分「一色的花缎」与「杂色的花缎」。）

在这座城，如在中国别的每一座城，每一个居民都有一园、一田，而他的屋在其中，正如我们在塞杰勒迈萨城那样。正因如此，汉人的城才那么广。回教徒自有一城。

我到刺桐的次日〔注八〕，见到那位曾带礼物赴印度为使、与我一同自德里启程、而其戎克沉没了的贵人。他向我致意，又向议事之长通报我的事，那位长官因此给我安顿在一所好屋里。随后回教徒的法官阿尔达比勒的塔祖丁——一位有德而慷慨的人——来看我；伊斯兰之长、伊斯法罕的卡马鲁丁·阿卜杜拉——一位极虔敬之人——也来；当地的大商人也来。其中我只举大不里士的谢里甫丁一位：他是我初到印度时便欠债的商人之一，也是我债主中行事最像个君子的一位；他能把全部《古兰经》背下来，而且极好读书〔注九〕。这些商人既住在不信之地，自然极喜见有回教徒来访，极喜能说一句：「啊，从伊斯兰之地来了一位！」于是他们照教法把自己所有的都施他一份，以致行旅之人竟富得像他们一样。刺桐的名谢赫中有卡泽伦的布尔汗丁，他在城外有一隐修处。商人为卡泽伦的谢赫阿布·伊斯哈克所许的献纳，都交在他手里〔注十〕。

〔注八〕（原注：李本作「到的那天」。）

〔注九〕（原注：极可注意的是，伊本·拔图塔所举的回教徒都是波斯人；他漏记了一三一〇年建寺中新廊的那位「自耶路撒冷来的」阿赫默德·伊本·穆罕默德、绰号设拉子的朝圣者鲁库。这更可注意，是因为伊本·拔图塔在中国别的城中所举的回教徒来自粟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与摩洛哥，而不来自波斯本土。）

〔注十〕（原注：卡泽伦从前是颇大之处，如今衰落，在布什尔往设拉子的路上一谷中。卡泽伦的谢赫阿布·伊斯哈克可算是印度与中国航路上水手的一位守护圣者；他们在海上遇难时便许愿向其陵献纳，而各港都有代理人于船入港时上船索取所许之数，往往是极大的款子。向该陵求施的人也惯常领得一种可向许愿者支取的流通票据。持票者遇到一位欠该陵献纳的人，便在票上批明收讫而领取其数。）

议事之长把我的一切详情得知之后，便上书「汗」即皇帝，报说我自印度之王那里来了。我请那位长官在候旨期间派人送我往「秦中之秦」——这些人称之为「秦卡兰」，那里也在汗治下——因为我想游那一带。他答应了，派了他一个人陪我。我在河上乘一只船而行，那船颇像我们国中的战船，只是水手站着划，都在船中，而搭客在船首船尾。为遮阳，他们张起一种当地植物所织的篷，那植物像麻而不是麻，然而比大麻更细〔注十一〕。

〔注十一〕（原注：或许是葛布。又：到七世纪初，广州的外国侨民必已极多，因为伊斯兰似在六一八至六二六年间传入其地。甚至有证据可信回教徒那时在泉州与扬州也有聚落；不过泉州在他们对中国的贸易上要到九世纪才重要。到八世纪中叶，广州——他们称之为「汉府」——的回教徒已多到这个地步：七五八年阿拉伯与波斯的海寇因某种我们不得而知的缘故劫掠焚烧了该城，把掠物载海而去，而被他们所杀的侨居外商约五千人。）

我们在河上行了二十七日〔注十二〕。每日午前不久便停泊在一村，在那里买所需之物，行午祷。

晚上又停在另一村，如此直到我们到了秦卡兰〔注十三〕，即「秦中之秦」之城。那里造瓷，正如刺桐；也正是在那里，那条名「生命之水」的河入海，其处名「两海之会」。「秦中之秦」是极大的城之一，也是市场最好的城之一。其中最大的市场之一是瓷器市，瓷器自那里运往中国别的城、运往印度与也门。

〔注十二〕（原注：自刺桐至广州或许真有沿岸而行的内河水路，然而我所能确知的只有自福州、想必也自泉州即刺桐至漳州有这样的水路。若不再远，他所谓「在河上」之行必是溯闽江而上，随后过山入江西，再登船循赣江而上至梅岭之隘，越岭而至北江，由此往广州；这后一段正是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归途所走的路，也是别的许多已刊行记所记之路。）

〔注十三〕（原注：关于秦卡兰即「秦中之秦」及其为广州，见前文。）

城的正中可见一座宏丽的庙，有九门；每一门内有一廊，廊上有台〔注十四〕，那建筑里的人就坐在台上。第二门与第三门之间有一处，有屋子供盲人、残者与瘸者居住。这些人从附于庙的功德田得衣食。别的门之间也有相类的设置：譬如可见一所病院给病人，一所厨房给他们做饭，医者的住处，以及仆役的住处。人向我确言：无力谋生的老人在那里得供养与衣服；穷寡与孤儿也有同样的供给。这庙是中国一位王所建，他把这城以及所属的村与园都舍作功德田，以养这一处。他的像可在庙中见到，汉人去拜它〔注十五〕。

〔注十四〕（原注：原文所用之词，字书释作「屋前如宽凳般筑起的可坐之处」，法文译作「台」。我想这里指一种敞开的高棚或亭，中国与印度支那宫院里似很爱用这样的东西。）

〔注十五〕（原注：广州屡经变迁，如今似没有一座庙与所述者确合。不过或许是那座名光孝寺者，在今城西北角附近。它约建于二百五十年，屡经重修，有田约三千五百亩以养其中之人。又有一处收养贫老残盲之所名「养济院」，在城外之东；然而这一处与别的慈善机构似都不古，如今也似没有这样的机构附于庙宇。又光孝寺与回教徒无干，寺中有三尊巨大的佛像。

又：广州及其近郊有五座要紧的清真寺……「怀圣寺」是广州五寺中最大最古的一座……该寺于一三四三年毁于火，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一年由一位埃米尔马哈茂德重建……这座怀圣寺中最要紧的记载在两块碑上，分别系于一三五一年与一六九八年。一三五一年那块碑有阿拉伯文与汉文双语铭文，记重建其寺之事。这座寺又称光塔，大概就是伊本·拔图塔所指的那一座。）

这座大城的一区中有回教徒之城，他们在那里有主麻清真寺、道堂与市场；也有一位法官与一位谢赫，因为中国每一城里总有一位伊斯兰之长，凡关回教徒之事由他终审，又有一位法官治狱。我住在辛贾尔的奥哈德丁家，他是最可敬、也是最富的人之一。我在他那里住了十四天，其间法官与别的回教徒的礼物不断送来。他们每日都设新宴，去时乘长约十肘的漂亮小船，船上有人歌唱。

「秦中之秦」这城之外，便再无别的城，无论异教的还是回教的。据人告我，它与雅朱者、马朱者的长垒即万里长城之间，相距六十日之程。那一带为游荡的异教部族所居，他们把所能捉到的人吃掉；因此无人入其国，也无人试行其地。我在这城中没有见过一个到过长城的人，也没见过一个认得曾到那里的人的人〔注十六〕。

〔注十六〕（原注：这是伊本·拔图塔地理观念之疏的一例。他在帝国错的那一端向同教之人打听长城，好比（以较小的尺度言）一个外国人在科克向法国领事打听安敦尼长城的细节。他若在汗八里打听（如果他真到过那里），或可得更多的消息。

雅朱者与马朱者的长垒，据信是亚历山大大帝所筑，用以把北方凶猛之族关住、阻其侵入南方文明之地。一般把它归于里海边的打耳班，然而自然渐渐与中国的长城混作一谈。伊德里西记哈里发瓦提克·比拉所遣探雅朱者、马朱者长垒的使团之事。又见加泰罗尼亚图缩本的东北角。）

我在秦卡兰居留时，听说那城有一位极老的谢赫，竟已过二百岁〔注十七〕；说他不食不饮，也不与妇人有涉，虽然他的精力未减；说他住在城外一洞中，专务修行。于是我往他的岩洞去，在洞口见了他。他极瘦；肤色深红或如铜色，苦修的痕迹很重，没有须。我向他致礼之后，他握我的手，向它吹了一口气，对通事说：「这人属世界的一端，如我们属另一端。」随后他对我说：「你已见了一桩奇迹。你可记得你到那有庙的岛上那一日、那个坐在偶像中间给你十枚金钱的人么？」我答道：「实在记得。」他便说：「我就是那个人〔注十八〕。」我吻他的手；那谢赫似有一阵沉思，随后进了他的洞，再没有回到我们这里来。人会说他后悔自己说了那些话。我们竟冒昧进洞去想撞见他，然而没有找到。可是我们见到他一个同伴，手里拿着几张纸钞，对我们说：「拿这个去款待自己，走罷。」我们答道：「可是我们要等谢赫。」他答道：「你们纵等十年也见不到他。因为他的习惯是：凡知道了他一件秘密的人，他绝不再让其见到自己。」他又添一句：「不要以为他不在；他此刻正与你们同在！」我大为惊异而去。我把这故事告了那位法官、伊斯兰之长与我的主人辛贾尔的奥哈德丁，他们说：「他待来访的外方人正是这样：谁也不知他奉的是什么教。可是你们当作他同伴的那个人，就是谢赫自己。」他们随后告我：此人曾离国约五十年，只在一年前才回来。王〔注十九〕、诸将与别的首领都去见他，各按品位送礼；而每日都有苦行者与贫僧去见他，各按其分从他得所赐，虽然他的洞里绝无一物。他们又告我：此人有时讲往古之事；譬如他会说到先知——愿平安归他——就他说：「我若当时与他同在，我必助他。」他也会敬重地说到欧麦尔与阿里两位哈里发，极称赞他们。然而另一面，他会咒骂穆阿维叶之子叶齐德，又责穆阿维叶本人〔注二十〕。关于这位谢赫，上述那几位还告我许多别的事。

〔注十七〕（原注：超乎常理的长寿是回教圣者常有的属性。伊本·拔图塔自己还引见我们几位年过一百五十岁的；此外兴都库什有一位自称三百五十岁的，不过旅行家对他有疑。印度最著名的圣者之一沙·马达尔，据说一〇五〇至一〇五一年生于阿勒颇，一四三三年卒于阿格拉附近费罗扎巴德一带的马坎普尔而葬在那里，还生过一千四百四十二个儿子——大概该是属灵的儿子！又约翰·席尔特贝格尔告我们，帖木儿之世他在呼罗珊的赫拉特见过一位圣者，年三百五十岁。）

〔注十八〕（原注：这里所指是伊本·拔图塔在印度西岸一小岛上、在到胡纳沃尔之前所遇的一桩神秘之事。）

〔注十九〕（原注：即总督。）

〔注二十〕（原注：欧麦尔与阿里是穆罕默德的第二与第四位继者。穆阿维叶之子叶齐德是伍麦叶朝的第二位哈里发，在卡尔巴拉平原上致阿里之子于死；什叶派提到他时总带咒骂。）

辛贾尔的奥哈德丁告我关于他这样一个故事：「我有一回去洞中见那位谢赫。他握住我的手，我忽然觉得自己在一座大宫里，那谢赫坐在宝座上。我觉得他头上有冠；他左右是美貌的侍女；周围有水渠，果子不断落进去。我觉得自己拿起一个苹果要吃，正一拿起，便又发现自己在洞中，谢赫在我面前，笑着讥我。我大病了几个月；此后我再不肯去看那奇人了〔注二十一〕。」

〔注二十一〕（原注：中世纪催眠术影响的一个极好例子。）

当地的人信这位谢赫是回教徒，然而谁也没见他做过礼拜。至于绝食一节，可说他是长斋不断。那位法官告我：「有一天我对他说起礼拜，他答道：『你以为你知道我所行的么？你！说实在的，我信我的礼拜与你的是另一回事！』」这人身上的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注二十二〕。

〔注二十二〕（原注：达夫·戈登夫人所记埃及那位圣人（见前文）：「他从不做礼拜，从不洗澡，也不守赖买丹月的斋，然而他是个圣者。」）

见过那位谢赫的次日，我便启程回刺桐城；到后数日，得汗的旨，令我赴都城，并有安排以礼相待并支给用费。他任我陸行水行自择；我便择由河而行。

他们为我备了一只极好的船，是运将帅所用的那一种；那位埃米尔派了几个随从陪我，又供给丰足的粮食；法官与回教商人也送来许多。我们一路作苏丹的客，在一村午饭，在另一村晚饭；行了十日，到了坎章甫〔注二十三〕。那是一座大而美的城，四周是园圃，在一片极大的平原上。人会说那是大马士革之原！

〔注二十三〕（原注：我几乎不疑这是江西的建昌府；自福州、大概也自刺桐有水路直通那里，只有在福建从崇安县到江西铅山县之间过山的一段约一百九十里（五六十英里）无水路。建昌府卫匡国称为一座壮美有名之城，城内有一湖，城外又有一湖。他那时代它以米酒之佳著名。）

我到时，法官、伊斯兰之长与商人都出来迎我，带着旗与一队乐人，有鼓、有号、有角。他们牵马来给我们骑；我们上了马，他们都步行在前，只有法官与谢赫与我们同骑。城的长官也带着随从出来迎我们，因为皇帝的客人在那些人中极受尊敬。于是我们入了坎章甫。这城有四重城墙。第一重与第二重之间住着苏丹的奴仆，即日间守城与夜间守城的人；后者名「守夜者」。第二重与第三重之间是骑兵与城中统兵的埃米尔。第三重之内是回教徒，所以我们就在他们的谢赫扎希尔丁·库尔拉尼家下马。汉人住在第四重之内，那里围着四城中最大的一城。在坎章甫这座大城里，一门到另一门之距是三英里又四分之一。每个居民如我们前面所述，都在自家屋外有园有田〔注二十四〕。

〔注二十四〕（原注：这无论何时都必是极大的夸张。）

有一天我在扎希尔丁·库尔拉尼家，来了一只大船，说是那一带回教徒中一位极受敬重的教法学者的。他们求准引他来见我，于是报称「我们的长者、休达人基瓦姆丁」。我对这名字很诧异；他进来之后，照例问安、开始谈话时，我忽觉认得此人。于是我细细看他，他说：「你看去像认得我。」我问：「你是哪一国人？」「休达人。」「我是丹吉尔人！」于是他重又问候，为这场相遇感动得流泪，连我也被感染。我便问他：「你到过印度么？」他说：「到过；我到过都城德里。」他这样一说，我便想起他来，说道：「你莫非是布什里？」「是，我就是。」他当年随他的舅父穆尔西亚的阿布勒·卡西姆来德里，那时还很年少无须，却已是有成的学生，能背《穆瓦塔》〔注二十五〕。我曾向印度的苏丹说起他，苏丹赐他三千第纳尔，愿留他在德里。他却不肯留，因为一心要往中国；在那国里他得了很大的声望与极多的财富。他告我他有男奴约五十、女奴亦五十；他还赐我男女各二，以及许多别的礼物。若干年后我在黑人之地遇到此人的兄弟。那两个人相隔何等之远啊！

〔注二十五〕（原注：《穆瓦塔》一书，据德弗雷梅里其名意为「所专」，而埃尔伯洛译作「足凳」，是一部讲圣训之书，回教徒极为敬重，称之为「有福之书」。作者是四位正统教派之长之一的伊玛目马立克·本·阿纳斯。

这两位来自相邻两城丹吉尔与休达的摩尔人在中国腹地相遇，可与一个有名——我恐怕是子虚——的故事相比：基思元帅在俄国供职时在黑海上擒获土耳其大宰相。那位可敬的土耳其人一副相识的神气，使元帅问出与布什里对伊本·拔图塔所问相同的话，而答语竟是一口地道的法夫郡土话：「嗳呀老兄！我认得你，我父亲是柯科迪的打钟人哩！」）

我在坎章甫住了十五日，随后继续我的行程。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然而它不给我一点乐处。相反地，我在那里时心中极为不安，因为见异教之势占了上风。我一出住处便不免见许多有罪之事；这使我极为难过，以致我多半闭门不出，非万不得已不出去。而我在中国期间，每遇回教徒，总觉得像遇了自己的亲族一般。那位法学之士布什里对我的厚意竟到这个地步：他送我在路上走了四日，直到我到拜万·忽都鲁〔注二十六〕。那是一座小城，住着汉人商贾与兵士。那里回教徒只有四家，其主人都是上述那位法学之士的门徒。我们住在其中一家，停了三日。我便向那位学者辞行，继续我的行程。

〔注二十六〕（原注：这名字看去像突厥语而不像汉语，或许与忽必烈的大将与大臣伯颜之名有关。不过「拜万」也可能代表鄱阳——那是鄱阳湖上饶州的旧名，我想那湖之名即出于此城。其位置极为合适。）

如常，我在河上行，在一村午饭，在另一村晚饭；行了十七日，到了行在城〔注二十七〕。（这城之名与女诗人罕萨之名几乎相同，不过我不知那名字究竟是阿拉伯语，还是只偶然相似〔注二十八〕。）这城是我在地面上所见最大的城。它长三日之程，以致过城的旅人须一程一程地走、一站一站地歇！照我们前面所说中国诸城的布置，行在的人人都有屋有园〔注二十九〕。这城分为六城，下文当为说明。

〔注二十七〕（原注：即鄂多立克等所称之「行在」，京师或杭州府。）

〔注二十八〕（原注：关于这位女诗人，我所能说的只有以下一段：「阿尔罕萨是阿拉伯最著名的女诗人，只以悼亡之诗见长。她哀两位被杀的兄弟穆阿维叶与萨赫尔之作最为哀婉温柔而热烈，然而任何译文都不能传其美之全。要领略它，须在原文那庄重、柔婉而铿锵的字句里读。」）

〔注二十九〕（原注：这与鄂多立克所说「无一掌之地不是住得满满的」颇不相合。伊本·拔图塔记这座大城的话里有好几处极可疑。）

我们到时，行在的法官阿夫哈鲁丁、伊斯兰之长，以及埃及人奥斯曼·本·阿凡的后裔——他们是行在最显要的回教徒——都出来迎我们。他们举着一面白旗，有鼓、号与角。城的统领也带着他的卫队出来迎我。于是我们入了城。

它分为六城，每城各有围垣，而一道大墙围着全体。第一城里驻着城中的戍军与其统领。据那位法官与别人告我，册上的兵有一万二千。我们在统领家过了一夜。次日我们由一名叫「犹太门」的门入第二城。这一城住的是犹太人、基督徒，以及那些拜日的突厥人；他们极多。这城的埃米尔是一位汉人，第二夜我们在他家过。第三日我们入第三城，这一城是回教徒所居。那是一座好城，市场的布置如回教诸国，有清真寺与宣礼者。我们入城时正听见宣礼者召信众礼拜。我们在这里住在埃及人奥斯曼·本·阿凡的子孙家。这位奥斯曼是一位极有声望的商人，他喜爱这城，便在其中定居；这一城因他而名「奥斯曼尼耶」。他把自己所享的尊荣与体面留给他在此城的后人；他的儿子们效其父之所为，厚待修道的托钵者，赈济贫人。他们有一所道堂，也名「奥斯曼尼耶」，是一座壮观的建筑，有许多功德田，由一班苏非居住。这城的主麻清真寺也是这位奥斯曼所建，他又为它（以及那道堂）留下可观的款子，立为功德之基。

这城里的回教徒极多。我们与他们同住了十五天，每日每夜我都在某处新宴上。他们宴会的丰盛始终不减，每天还带我骑马游城取乐。有一天他们与我同骑，我们入了第四城——那里是政府所在，也有大埃米尔忽尔台的府第。我们过了城门，我的同伴便离我而去，由宰相接着，引我到大埃米尔忽尔台的府里。前面我已讲过这一位如何从我身上取走了天主的朋友、设拉子的贾拉尔丁所赠的那件皮衣。这第四城专为皇帝的官员与奴仆居住；它是六城中最好的一城，有三道水流贯其中。其一是自大河来的渠，粮食与所烧之石都由小船经它运入；渠上还有游船可雇。城的正中是卫城，广极；卫城正中是政府之府。卫城四面围着它，设有敞棚，可见工匠在里面造壮丽的衣服、兵器与战具。埃米尔忽尔台告我：那里有匠师一千六百人，每人手下有徒三四人。他们都是汗的奴，戴着镣，住在卫城之外。他们可以在城中市上走动，但不得出城门。埃米尔每日点数，若有缺的，其头目须负责。照例服役十年后去其镣，此后他们可以选择：或不戴镣继续服役，或随所愿而去，只不得越出汗的疆界。到五十岁便免一切工作，由国家供养。其实在中国，凡到这年岁的人，几乎人人都可得公家供养〔注三十〕。年至六十者，汉人视之如童子，不再受律法之罚。老人在那国里极受敬重，人称之为「父」〔注三十一〕。

〔注三十〕（原注：见前文与《马可·波罗》。）

〔注三十一〕（原注：见前文。）

埃米尔忽尔台是中国最大的贵人〔注三十二〕。他在府中款待我们，设了一席那些人所谓「图瓦」的宴〔注三十三〕，城中显要都在。他找了回教徒的厨子来宰牲、为我们做菜；而这位大人物竟亲手为我们割肉、亲手侍食！我们作他的客三日，有一天他派他的儿子陪我们在渠上一游。我们上了一只像火船式的画舫〔注三十四〕，那位少君另上一只，带着歌者与乐人。歌者以汉语、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歌唱。那位少君极爱波斯的歌，其中有一首他们所唱的，他叫他们重唱了好几遍，以致我听他们唱而记住了。这歌的节拍颇好听，其词云：

「心既交与相思，

便沉入思念的波里；

一旦起身礼拜，

烦恼便离我而去。」〔注三十五〕

〔注三十二〕（原注：李本作「埃米尔卡尔提」。这位大人物我在已译的汉文史书里无从认定。不过「忽尔台」是真正的鞑靼名字，前一世纪蒙古一位将军即以此为名。又有人作「乞儿台」，或谓当作「哈剌台」，是几个突厥家族之名。）

〔注三十三〕（原注：「图瓦」一词据信出于突厥语，剌失德与别的中世纪波斯作者常用以指宴或会。）

〔注三十四〕（原注：原文那词字书释作「纵火之船，或备有火器之船」。我不懂这个比拟何意。它不能指灯火之明，因为这是在白日。不过或许伊本·拔图塔用这词只取某种御用画舫之义，因为他在巴格达见伊利汗不赛因与其宰相在底格里斯河上乘凉时所乘之船，也用同一名目。）

〔注三十五〕（原注：所谓「颇好听的节拍」，正是那种一句重三遍的调子。此译已稍从宽。）

渠上聚着一船一船的人。帆是各样鲜色的，人们撑着丝伞，船也画得极华丽。他们彼此嬉战，以橙与柠檬互掷。傍晚我们回埃米尔府过夜，乐人又来，唱了极好的歌。

那同一夜，有一个幻术之人——他是汗的奴之一——出来了，埃米尔对他说：「来给我们看几样你的奇术。」他便取一个木球，球上有几个孔，穿着长长的皮条；他抓住其中一条，把球抛向空中。球去得极高，我们全然看不见了。（那正是一年最热之时，我们在府中院子中间的露天处。）此时幻术者手里只剩一条皮条的一点末端，他叫他一个帮忙的童子抓住它上去。那童子便照办，顺着皮条爬上去，我们也看不见他了！幻术者随后叫他三声；得不到答应，便像大怒一般抓起一把刀，握住皮条，自己也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抛下那童子的一只手，随后一只脚，随后另一只手与另一只脚，随后是身子，最后是头！然后他自己下来了，气喘吁吁，衣上尽是血，在埃米尔面前吻地，用汉语对他说了句什么。埃米尔答了一句吩咐，我们这位朋友便取那童子的肢体，一一摆回原处，一脚踢去——瞧！那童子起来，站在我们面前了〔注三十六〕！这一切使我惊异之极，我心跳发作起来，正如从前在印度苏丹面前他给我看类似之事时那一回。不过他们给了我一种药汁，把这发作治好了〔注三十七〕。法官阿夫哈鲁丁就在我旁边，他说：「天可怜见！依我看，既没有上去也没有下来，既没有拆散也没有拼合；全是障眼法！」

〔注三十六〕（原注：这一术在印度近世的一种演法，我不久前听一位目击者述及：那童子被一个筐盖住，叫他入地。他不肯，幻术者便冲向那筐，用矛四面猛刺，筐下有血流出，还听见那童子将死的呻吟。移开筐自然一无所见，随后那童子却从演术的院门口跑了出来。往上不见这一节，实在使伊本·拔图塔的故事奇得多。皇帝贾汉吉尔的回忆录里所述几件异常的印度幻术，也有相似的一节。）

〔注三十七〕（原注：所指那一回，伊本·拔图塔往见穆罕默德·图格拉克时，见王的居室里有两个瑜伽师，其一盘腿而坐竟升到空中。他的同伴随后取出一只鞋，在地上敲。那鞋立刻升到空中、升到那位升空瑜伽师的颈后，开始敲他的后颈；随着敲，他渐渐落到地上。这位旅行家不惯这类「升空」与「敲击」之术，竟在王前昏了过去。

蒙特克罗切的里科尔德把这类事归于「巴克什」即喇嘛。据说其中一位会飞。里科尔德说，实情是他并不飞，只是贴地滑行而不着地，而当他似坐下时，其实是坐在虚空上！

约四五十年前马德拉斯有一位婆罗门曾表演自己坐在空中。他那一例里我想已查出有机械之助，不过详情我无从引述。）

次日我们入第五城之门，那是六城中最大的一城，汉人所居。它有壮丽的市场与极好的工匠，那里造一种名「行在布」的织料。这里所造的好东西中还有名「达斯特」的盘碟。它们是竹所制，把竹的纤维极巧妙地编在一起，再涂上一层光亮的红漆。十只为一套，一只套在一只里；做得极精，看去会把整套当作一只。此外还有一个盖套住全体。又有用同样竹工做的大盘大托。这类器皿有几样好处：落下不破，盛热物不损其色、也丝毫不变其色。这些盘碟自中国运往印度、呼罗珊与别的国〔注三十八〕。

〔注三十八〕（原注：漆器至今在缅甸还完全照这位旅行家所述之法制造，中国无疑也是如此。其实竹制的盘碟苏丹尼亚大主教也提到过。）

我们在第五城作统领的客过了一夜，次日由一名叫「船夫门」的门入第六城。这一城只住着水手、渔人、填缝匠、木匠（这一种他们名「木工」）、弓手与步卒〔注三十九〕。他们都是皇帝的奴，没有别的等级与他们同住，人数极多。我们所说这一城在大河之岸上，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受统领的款待。埃米尔忽尔台已命人为我们备好一只船，一切所需的粮食等等都齐备。他又派了几个随从陪我们，以便我们一路都以皇帝的客人受待；于是我们离了这城——它所属之省是中国诸省的最后一省——而入契丹〔注四十〕。

〔注三十九〕（原注：这里如伊本·拔图塔常有的情形，人会以为这些词是汉语土话，其实都是波斯语。我们若能在这类事上全信他，那么这些词的使用便表明波斯语是中国回教团体的语言。所谓「木工」原文即波斯语的木匠。「弓手」与「步卒」两解是伊本·拔图塔自己所加。有人以为这些人是蒙古人自伊拉克、呼罗珊与河中调来而尚未释放的波斯匠人。）

〔注四十〕（原注：这里伊本·拔图塔使「秦」与蛮子即宋之国相当——那是忽必烈最先并入蒙古的。别处他又似以「秦」指全帝国，如他说阿力麻里在河中之尽头、近中国之始处。）

契丹是世上耕垦最好的地方；全境你找不到一块闲田。其故是：若有一块地闲着不种，他们仍强其地上的人——若无人则强最近的人——纳田税。自行在城至汗八里城，六十四日之程，河的两岸园圃、村落与耕田连绵不断。

那一带你遇不到回教徒，除非是过路的，因为那些地方不宜于他们定居；也没有正式的城，只有村落，以及满是禾、果树与甘蔗的平原。全世界我不知有哪一带可与这里相比，只有安巴尔与阿纳之间四日之程的那一片可比〔注四十一〕。每晚我们在一个不同的村上岸，都受殷勤接待。

〔注四十一〕（原注：安巴尔在幼发拉底河上，与巴格达相对；阿纳在其上游约一百二十英里。所说运河岸上无城，与实情如此相违，以致人不免怀疑伊本·拔图塔究竟有没有走过杭州以北。）

于是我们终于到了汗八里，又名「汗尼库」〔注四十二〕。那是「汗」即大皇帝的都城，他统治中国与契丹。照那些人的规矩，我们在离汗八里十英里处停泊，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给诸提督；他们准我们入港，我们便入了。最后我们在城上岸；这城是世上最大的城之一，而与中国别的一切城不同：城内没有园圃，全在城外，与别国一样。皇帝所居之城或之区在正中如卫城一般，下文当述。我住在萨加尔吉的谢赫布尔汗丁那里——就是印度的苏丹送他四万第纳尔、请他到自己国中去的那一位。他确实收了那笔钱，用以还债，却不肯去德里王那里，而把方向转向中国。汗立他为帝国中一切回教徒之首，号「世界之首」〔注四十三〕。

〔注四十二〕（原注：这「汗尼库」之名我想不出所指。「汗古」倒在阿布尔菲达书中几次作行在的别名，然而那显然是笔误（多了一点），当作阿布·赛义德书中的「汉府」、马可的「甘浦」、汉人的「澉浦」——那是行在即杭州之海港，在浙江之河口上，离那大城约十二里格。又有人说「汗尼库」是以形容词作名词用，即「汗之城」，与汗八里同义。）

〔注四十三〕（原注：如伊本·拔图塔别处所述，这位著名的讲经师所举不肯赴印度之由是：「我不往一个叫哲人在他面前站着的王的朝里去。」说也奇怪，这故事《眼目之路》也载，卡特勒梅尔曾译其片段。据那书，萨加尔吉的布尔汗丁是撒马尔罕的谢赫，德里的苏丹穆罕默德闻其名甚盛，送他坦加四万，请他到朝中来。使者到撒马尔罕时，发现谢赫已赴中国，便把钱交给他一个年轻的女奴，叫她告她主人说德里王极盼他来。（这里又可见伊本·拔图塔的印度「第纳尔」就是别家作者的「坦加」。）又「世界之首」一号，有人译作「世界的大法官」。）

「汗」这个词在汉人中是治天下者的通称，其实就是他们国中诸王之称，正如卢尔之地的君长称「阿塔贝克」。这位苏丹的本名是「帕沙伊」，而异教之人中全地面上没有比他更大的帝国〔注四十四〕。

〔注四十四〕（原注：「阿塔贝克」是塞尔柱朝廷上几位有势的埃米尔所用之号，他们在伊拉克、阿塞尔拜疆等省自立之后仍保此号。据说其义为「君之父」。德里朝中也用其意译之形。伊本·拔图塔自巴格达往伊斯法罕途中曾在卢里斯坦访过其中一位阿塔贝克阿弗拉西阿卜。至于「帕沙伊」，我疑他只是指波斯语的「帕迪沙」。此时皇帝的真名是妥懽帖睦尔，绰号乌哈噶图，汉人称顺帝。）

这位君主的宫在他所居之城的正中。它几乎全用雕木造成，布置得极妙。它有七门。第一门上坐着「城守」，他是众门者之长；门的左右有高台，由名「掌帷者」的侍从占着，他们是守宫门的。这些人有五百，据人告我从前是一千。第二门上驻着「弓手」，也五百人；第三门上是「持矛者」，也五百人。第四门上是「佩刀者」，即持刀带盾之人。第五门上是各部衙署，各设台多处〔注四十五〕。其中主要的一处坐着宰相，坐在一张极大的坐榻上，那榻名「御榻」。宰相前面有一张极大的金书案。对面是机要书记之台，其右是掌文书的书记之台；而宰相之右是掌财赋的书吏之台。

〔注四十五〕（原注：原文那词字书释作「屋前如宽凳般筑起可坐之处」，法文译作「台」。我想这里指一种敞开的高棚或亭，中国与印度支那宫院里似很爱用。）

这四台对面又有四台。一名稽核之署；二是「追欠署」之署，其长是一位大贵人。他们称「追欠」者，是征收之吏与别的官员所欠、以及诸埃米尔就其封邑应缴而未缴之数。三是申冤之署，由一位大臣坐镇，有书记与通法律的参议相助。凡受了冤屈的人都向他们求助求庇。四是驿传之署，那里由掌消息之长就坐〔注四十六〕。

〔注四十六〕（原注：这整段描写连其波斯语的术语，颇可见伊本·拔图塔是在凭想象、或者（更可能）凭他对德里朝廷的记忆下笔；由此我们最有理由疑他从未进过北京的宫，甚至疑他究竟见过那城没有。他前文告我们德里朝中确有一个衙署名「追欠」，其职是以杖刑及别的酷法追缴未清之欠。）

宫的第六门上驻着王的亲卫及其统领。阉人在第七门。他们有三台，第一台给阿比西尼亚人，第二台给印度人，第三台给汉人。这三班各有一长，都是汉人。

我们到都城汗八里时，发现汗不在，因为他出征他的堂弟菲鲁兹——那人在契丹哈剌和林与别失八里之地反他〔注四十七〕。自都城到那些地方，要走三个月的路程，一路都是耕垦之地。「世界之首」萨加尔吉的布尔汗丁告我：汗集兵、点其军容时，麾下有骑兵百队，每队一万人，其长名「万户」〔注四十八〕。此外苏丹的亲随与其宫廷又出骑兵五万。步兵五十万。皇帝既已出师，多数埃米尔叛了，同谋废他，因为他违了「札撒」之法，即他们祖先成吉思汗——那位蹂躏伊斯兰诸地者——所立之典〔注四十九〕。他们投到反叛的皇帝堂弟营中，又上书汗，叫他让位，只留行在城为其食邑。汗不肯，与他们交战，战败而死〔注五十〕。

〔注四十七〕（原注：哈剌和林先后是克烈诸汗、以及蒙古诸汗直到忽必烈定居中国为止的首邑。别失八里意即「五城」，在哈剌和林与阿力麻里之间，古时曾是畏兀儿之族的主座。克拉普罗特以为今为乌鲁木齐；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它不是乌鲁木齐，而在更东处，约在今古城子一带，即唐之庭州、金满。）

〔注四十八〕（原注：即「万」之长，见前文。）

〔注四十九〕（原注：成吉思为其后人所立的「札撒」即律令，可在佩蒂·德·拉·克鲁瓦、多桑、德经、冯·哈默《金帐汗国》等书中见其大略。那词据说意为任何一种律令或规程。巴布尔在《本纪》里告我们：「我的先人与家族向来谨守成吉思之法。他们于宴会、于朝会、于节庆、于款待、于坐、于起，从不违成吉思的典制。」）

〔注五十〕（原注：伊本·拔图塔来访时（一三四七年）在位的皇帝妥懽帖睦尔即顺帝，一三三三年即位，一直在位到一三六八年被汉人所逐、其朝覆亡。我在德经与冯秉正书中也找不到这时候有任何情形可以作这样一个故事之根的丝毫迹象。）

这消息是我们到都城后数日得到的。城里于是张灯结彩，人们到处击鼓、吹号角，尽情游戏欢娱了整整一个月。汗的尸身随后运来，同来的还有约一百具他的堂兄弟、亲族与宠臣的尸身——他们都阵亡了。他们为汗掘了一个大墓穴〔注五十一〕，铺上壮丽的地毯，把汗连他的兵器放进去。又把宫中所有的金银器皿都放进去，还有汗的四个年轻女奴与他六个近侍，手里拿着满盛饮料的器皿。随后他们把穴门砌起，上面堆土，堆得像一座高丘。此后他们牵来四匹马，让它们绕皇帝的墓奔驰，直到跑不动一步；随后在墓旁立一根大杆，把那些马用木桩自尾至口贯穿其身，悬在杆上。上述汗的那些亲族也各安放在地下的室中，各带他的兵器与其家的器皿。在其中十位最显要之人的墓旁，各立三匹贯桩之马；其余的墓旁各立一匹〔注五十二〕。

〔注五十一〕（原注：德弗雷梅里说此词出于希腊语；字书释作「墓地，或祆教徒之祠」。）

〔注五十二〕（原注：这看来是极确切的鞑靼丧礼记述，虽然伊本·拔图塔决没有亲见一位已故皇帝的丧礼。远在希罗多德之世就有记载说：斯基泰人惯以王的一个嬖妾、他的执杯者、一个厨子、马夫、仆从、使者与几匹马等与王同葬；一年之后又行仪式，把从他侍从中所选的五十人绞死，又杀他五十匹最好的马。马的内脏取出，填以糠。然后立起一批柱，每四根一组，每两根上架半个车轮成拱形；「再用结实的木桩自尾至颈纵贯马身，把马架在那些轮辋上，使前面的轮辋托住马肩，后面的托住马腹与后胯，四腿悬在空中；每匹马都配着衔与缰」云云。那五十个被绞的奴便跨在马上，如此等等。

约五八〇年瓦伦丁奉皇帝提比略二世之命出使突厥诸长时，据记载他亲见在一位已故首领墓前所行的仪式，以匈人俘虏与马为祭。

古伯察与秦噶哔断言类似的做法至今还在鞑靼诸部行着，大量金银与许多男女奴与王的遗体同葬，奴是被灌水银窒死的，据信这样能保住他们的颜色！

然而与伊本·拔图塔所述最确切相合的，是（几乎）同时蒙特克罗切的里科尔德的记述。他说过以食物衣服随葬的通例之后接着说：大贵人于这一切之外还加一匹好马。因为他的执兵者在众人预备埋葬死者时骑上那马，来回驰骤直到马疲；此后用纯而烈的酒洗马头，马便倒下，他随即剖之，尽去马腹中之物而填以青草；随后自其后穿入一根大桩，使桩自口而出，就这样把贯桩之马悬起，吩咐它随时预备着，待主人要起来时用；此时众人便把死者掩埋。至于皇帝之死，则于上述诸物之外再加一切宝石与极多的宝藏。他们还惯于以活奴至二十人与已死之主同葬，好叫他们预备着，主人要起来时服侍他。旭烈兀之葬就有这样的事。）

那是极大的一日！人人都在，男女、回教徒与异教徒都在。所有的人都穿丧服，即异教徒穿白短衣，回教徒穿白长衣。汗的诸妃与宠嬖在墓旁的帐中留了四十日；有些留得更久，有些留了整整一年。近旁立了一个市，一切必需的食物等都有卖。我不知我们这时代还有别的哪一族保有这样的习俗。印度与中国的异教徒焚化死者；别的族埋葬死者；然而没有一族这样把活人与死人同葬。不过苏丹的正人告我：那国的异教徒，其王死时掘一大坑，把他几个宠嬖与仆役、连从国中大臣之家所选的男女三十人一同放进去。他们先把这些牺牲者的手脚打断，又把盛满饮料的器皿放进坑里。

一位马奥法族的显要人物住在库贝尔之地的黑人中间，极受他们的王敬重〔注五十三〕；他告我：那位王死时，他们要把他自己的一个儿子与国中别的几个孩子放进墓中同葬。这位显要人说：「可是我对他们说：『你们怎能这样做？这孩子既不是你们的教，也不是你们的国。』于是我得准以一大笔钱把他赎了出来。」

〔注五十三〕（原注：我想就是巴尔特博士地图上索科托附近的戈贝尔。）

如我所述，汗既死，他的堂弟菲鲁兹篡了大位，那一位便择哈剌和林城为都，因为它更近他堂兄弟——突厥斯坦与河中诸王——的境。随后有几位未曾参与杀故汗的埃米尔又反这位新君；他们开始断绝道路，大乱起来〔注五十四〕。

〔注五十四〕（原注：这里似指中亚在位的两个蒙古朝，见前文与本篇末之注。）

叛乱既起、内战既燃，谢赫布尔汗丁与别人劝我趁乱未更大之时回（南）中国去。他们与我同去见皇帝菲鲁兹的代官，代官派了三个随从护送我，并下文书令我一路都以客待。于是我们顺河而下，经行在、坎章甫而至刺桐。到那里时，我见有戎克正要开往印度，其中有一只属爪哇（苏门答腊）的苏丹马立克·查希尔，船员是回教徒。那船的代办认得我，很喜欢又见到我。我们顺风行了十日，可是快到爪哇里西之地时风变了，天变黑，大雨倾下。有十日我们不见太阳，随后进了一片不识的海。水手们大为惊惶，想回中国去，然而不可能。这样我们过了四十二日，不知身在何水。

第四十三日天亮之后，我们望见海中一座山，约二十英里之外，而风正把我们直送向它。水手们诧异，说：「我们离大陸极远，这海上不知有什么山。若风把我们送上这一座，我们就完了。」于是人人自卑悔罪，重立善愿。我们向天主祈祷，并求先知——愿平安归他——为我们代求。

商人们许下要大施赈济，我亲手把他们所许的一一录成一单。风稍歇；日出时我们见那山高悬在空中，它与海之间是明净的天〔注五十五〕。我们正惊异于此，我又见水手们哭着彼此诀别，便喊道：「怎么了？」他们答道：「我们当作山的那东西是『鲁赫』！它若看见我们，就要把我们毁了。」那时它离戎克约十英里。然而全能的天主对我们施恩，送来顺风，把我们从「鲁赫」所在的方向转了开去；于是我们没有看清它真正的形状。

〔注五十五〕（原注：这样的现象是蜃景或异常折射众所熟知的效应。至于「鲁赫」，见梅杰先生为《十五世纪之印度》所作的导言，以及路多尔夫为自著《埃塞俄比亚史》所作注释中一段博洽的论说；又莱恩《天方夜谭》中依波斯画所刻之图。不过这里最切合的引证或许是皮加费塔：他被告（也许正是伊本·拔图塔那些马来水手的后裔所告）：中国海上、大爪哇之下有一棵极大的树，其中住着名「迦楼罗」的鸟，大得能衔走一头水牛、甚至一头象。因有旋涡等故，船只在数里格之内都不能近其处。「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载毗湿奴的大鸟之名；这个词在马来人中的使用是其古宗教的遗迹，或许正可指出「鲁赫」故事的来源。卡兹维尼也把一只大得若死后半个喙可当船用的鸟归于印度海中一岛。）

自那日起两个月后，我们到了爪哇（苏门答腊岛），在苏门答腊城登陸。我们见苏丹马立克·查希尔刚自一次征战归来，带回许多俘虏，从其中他送我两个女孩与两个男孩。他照常安顿我；我又躬逢他儿子娶其兄弟之女的婚礼。

我亲见那礼。我注意到他们在宫院正中设了一座大礼座，覆着丝料。新妇到了，自宫内室步行而来，露着脸，使全场无论贵贱都看得见她。然而她们平日并不这样不戴面幕地公然出现；只在婚礼时如此〔注五十六〕。新妇往那礼座去，男女乐人在前，弹着唱着。随后新郎乘一头盛饰的象来，象背上载着一种宝座，上有伞样的幄。新郎头戴一冠；他左右有约一百个王族与贵族的少年，都穿白衣，骑着盛饰的马，头戴以金与宝石为饰的帽。他们与新郎同年，都无须。

〔注五十六〕（原注：我疑这一句辩解之词并无实据。回教在马来与印度支那诸族中的劝化者，从来未能把常戴面幕与妇女深居的习惯引进去。一八五五年在阿马拉普拉，我们印度卫队中的回教兵士就极不满缅甸同教之人中这些礼数之缺；而一八六〇年在爪哇苏丹的朝上，我有幸与半打以上端好而不戴面幕的女士握手，她们是陛下的妻女。人告我说，她们有时甚至以其亲临荷兰驻使署的舞会为荣。）

自新郎进来时起，便有金银之钱散给众人。苏丹坐在高处，一切经过都看得见。他的儿子自象上下来，去吻他父亲的脚，随后与新妇同登礼座。他们随后端上蒌叶与槟榔；新郎拿在手里放进新妇口中，她也如此还他。随后他先把一片蒌叶放进自己口中，再放进她口中，她也如此照做〔注五十七〕。随后他们给新妇覆上面幕，把礼座移入宫内，而那对新人还在座上；众人用了茶点便散。次日苏丹召集众人，立他的儿子为王位的继者。他们向他起了服从之誓，而这位未来的君主分赐了许多钱与衣服。

〔注五十七〕（原注：这是十足的马来风俗，是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一种表示。杜洛里耶从马来诗中引了几个例子为证。）

我在爪哇这岛上住了两个月，随后又登戎克。苏丹赐我沉香、樟脑、丁香与檀香若干；随后准我启程。于是我扬帆，四十日后到俱蓝。在这里我投在回教徒的法官卡兹维尼庇下。其时正是赖买丹月，我在城中大清真寺躬逢开斋之节。那里人的风俗，是在节日前夕聚在寺中，通夜称颂天主，直到早晨，其实直到该行节日之祷的那一刻。于是行那一祷，讲经者作一篇讲道，众人便散。

自俱蓝我往卡利卡特，在那里住了些日子。我起初想回德里，转念又怕这一步会有后果。于是我又登船，航行二十八日后到佐法尔〔注五十八〕。这是在（回历七百四）八年的穆哈兰月，即一三四七年四月或五月〔注五十九〕。我住在城中讲经者伊萨·本·塔塔处。

〔注五十八〕（原注：佐法尔是阿拉伯如今衰落的港之一，在哈德拉毛海岸。马可·波罗说它是一座美丽而广大高贵的城，然而大概只是据传闻。伊本·拔图塔所最触目的，似是市上的蝇与臭气。）

〔注五十九〕（原注：前文我已泛论这个年份与前面的叙述不合。这里且把他赴中国之行各段所记的时日总起来看：

前面那些叙述会使他第二次游马尔代夫至少晚到一三四六年八月。他自那里到吉大港航行四十三日，自孙纳尔冈到苏门答腊四十日。其间在孟加拉所费多久未言，不过他在苏门答腊等了半个月，「直到赴中国的正当季候到了」，那必是东北季风之末，约一三四七年三月；或西南季风之初，稍晚一点。赴中国的航程所费如下：至木尔爪哇二十一日，在那里停三日；至静海三十四日，在那海上至爪哇里西三十七日，在那里停约三日；至刺桐十七日，共一百十五日，到达之时约在七八月间。他在中国境内所历的时日可如此估算：在刺桐停留大概不下十日，赴广州二十七日，在那里十四日，回程二十七日，在刺桐再停若干日……这样算来，他在中国境内共三百六十七日，于是他再度启航赴印度之季又到七八月间。此后他至苏门答腊的航程一百十二日，在那里约六十日，赴俱蓝四十日，在俱蓝与卡利卡特停留约十五日，赴佐法尔航行二十八日；共二百五十五日，于是到了三四月间，与正文所定他到佐法尔之时相合——不过是一三四九年的四月，而不是一三四七年的四月。然而前一个年份又与他到本国之时（一三四九年十一月）全然不合；而即便是一三四八年四月，恐怕也不容那时代的旅行家在其间做完伊本·拔图塔所做的一切，尤其因为他在到佐法尔与抵非斯之间还给出几个彼此相合的中间年份。

不必细究其烦，我以为大概是这样：他游孟加拉，纵有相反的材料，也必须往前推一年，即在一三四五至一三四六年的凉季；而他中国之游、连往返的航程所费之时，也必须整整减去一年。这一点可与前面所述疑他究竟有没有真到过北京一并考虑。）

二十一伊本·拔图塔·考释续

附注戊　论伊本·拔图塔的甘卢（即谢赫贾拉尔丁所居之地）、青河与哈班克城

我信一般都假定：伊本·拔图塔所游的甘卢之国就是阿萨姆，而他由以回恒河三角洲的青河就是布拉马普特拉。德弗雷梅里先生看来也取这个看法。

然而我着手这个题目时，觉得有几分理由可信他所游之区是锡尔赫特，而所说那条河是锡尔赫特大河的这一支或那一支，即巴拉克或苏尔马。最先使我这样想的是正文中那句话——谢赫贾拉尔丁曾使当地许多居民归信回教；因为有一件事实：锡尔赫特虽离回教势力的中心那样远，农民中奉那教的比例却异常之高。不过看来也有可能：若锡尔赫特真是贾拉尔丁传教用力之地，那里当会留下他的某些遗迹。我很快便在两部英文书里找到这样的迹象，同时又托一位可贵的朋友——他在锡尔赫特有一位通信者——把几个简短的问题送去当地求答。

那两部书里，一部说：新到任的官员照例要去拜那位守护圣者「沙·朱洛尔」的陵。伊斯兰的朝山人自印度各处云集其陵；「后来我发现守那墓的狂热之徒颇为危险」云云。费希尔上尉一八四〇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上论锡尔赫特一文，也说到沙·贾拉尔之陵，说相传他是为回教徒征服此地之人。又云：「锡尔赫特镇在阿克巴之世已存；而这一点既可由其守护圣者沙·贾拉尔——他自一位土王手中取得此地——墓上所建清真寺推知，那么把清真寺之建归于十三世纪中叶的现行传说，我们便可认为不错。」

「甘卢」「甘卢因」或「甘鲁」，是梵语「迦摩缕波」之讹，阿拉伯地理家泛知其为印度与中国之间一处山国之名，以产贵重的沉香著名。迦摩缕波古时印度政权的所在大概在阿萨姆，其中一个中部之区至今还留着这名字；然而费希尔上尉告我们（他并非为着眼下这样的问题而言）：「已知迦摩缕波南至梅克纳与布拉马普特拉合流之处」，即至达卡一带。他又说，锡尔赫特至今还有几家回教人家，是从前属迦摩缕波朝的土王的后裔，在易主之时被迫从了回教。其中主要的一家是巴尼亚琼的土王——那地方在巴拉克与苏尔马之间，在锡尔赫特西南约四十英里。回教徒初侵迦摩缕波在一二〇五至一二〇六年，由孟加拉总督穆罕默德·巴赫蒂亚尔·希勒吉所率；第二次在一二五三至一二五七年，由另一位总督图格拉勒别·马立克·余兹别所率。这两次入侵都以惨败收场；然而据所能了解的，两次似都取道锡尔赫特之境，随后越卡西亚或贾因提亚诸山之隘而入阿萨姆。两次入侵的记述里都提到一条大河名「邦加马提」，河上有一座主城被巴赫蒂亚尔·希勒吉所取。这名字如今那一带并不用于任何河；然而极可能它与伊本·拔图塔的哈班克有关，而哈班克就在锡尔赫特或其附近，或许就在今名「班加」之处，在苏尔马与巴拉克分流之点，在锡尔赫特以上二三十英里。「邦加马提」在希勒吉那次战事的记述里被说成「三倍于恒河」。不过这也易于解释：若（这极有可能）锡尔赫特诸河那时恰好聚在一条较集中的河道里，或者若（如费希尔上尉所推）当时每年的泛水还未全退。这泛水最盛时，我从卡西亚山上见过，看去像一个极大的河口，把卡西亚与蒂普拉两山之间八十英里宽的整片平原都盖住了。

我写到这里，我朋友那位通信者——锡尔赫特传教会的普赖斯牧师——的回答到了。我所问的是关于贾拉尔丁与哈班克，以及班加是否有城的遗迹。普赖斯先生说：大不里士的贾拉尔丁之名，锡尔赫特有学问的回教徒只知其为印度斯坦的一位「皮尔」即圣者，而在锡尔赫特或卡恰尔本地并不知有此人。他接着说：

「据传说，『沙·贾拉尔』约在十四世纪中叶来锡尔赫特，随行有自也门来的阿拉伯『皮尔』即圣人一百八十位。这里沙·贾拉尔的清真寺中至今还存着一部波斯文抄本的一部分，名《也门之星》，我见过；可惜其年份与抄本的大部分都因气候之故不可辨认。沙·贾拉尔之墓从前是朝山之地，如今不是了。

「『哈邦』是本县迪纳尔普尔区中一座小丘之名，在哈比甘吉之南，沿巴拉克（又名科西阿拉）河的东岸即左岸。传说里它以其『皮尔』著名，名『哈邦吉亚小丘』，当地读作『哈帕尼亚小丘』……

「『乔尔·古拉小丘』在拉图东南、班加集市东南约十里或十二英里（班加集市至今还在，正在苏尔马与科西阿拉两河分流处，在卡恰尔西界），从前也以其『皮尔』著名。至今还有一位老人住在那里的丛林中，在一片美丽的湖岸上。周围不识字的回教徒有个传说：那里的『皮尔』把老虎当作自己的玩伴与护卫；他们一想用船，便有备好人手的船自湖中涌出。

「班加集市是个近世的村子。东边的小丘与丛林是『皮尔』所往之处……

「我以为锡尔赫特县东部一带，在一二五三年马立克·余兹别初入此谷时，大概无人居住。所以我们见西半人口中印度人居多，东半则回教徒居多。」

同一位先生后来又来一条附注说：「我在本县找到四处有名之地，据说沙·贾拉尔曾把随他而来的几位『皮尔』安置在那里，即锡尔赫特、拉图、托罗夫的哈帕尼亚小丘，以及琴格拉哈尔河东南岸的哈邦小丘——在锡尔赫特西北约六英里、阿哈利亚村北约四英里。如今除锡尔赫特之外，这几处都一无可寻；锡尔赫特那里有一座由政府维修的清真寺。我信琴格拉哈尔河上的哈邦小丘必是玉尔上校所说的那一处。」

这些有趣的记载，在我看来使锡尔赫特为我们这位旅行家此行之地成为确凿。谢赫贾拉尔丁之名因习用而被省短，于这个看法并无妨碍——「沙」是常加于回教名圣者的一种称号；而我们得知传说至今还把他看作一位圣者、一位圣者之首；所定他的年代与由伊本·拔图塔可推的年代也大致相合，因为贾拉尔丁之死必紧接十四世纪中叶、在伊本·拔图塔来访后不久，即一三四七或一三四八年；而「哈班克」之名至今尚存，还有传说之名。若伊本·拔图塔那座大城并无遗迹，那也不足为奇。孟加拉的气候与建材都不利于这类遗迹的保存；就我所知，孟加拉本部除高尔与潘杜阿之外，并无中世纪的遗迹。

我们作者用于他自哈班克而下那条河的「阿兹拉克」之名，与我们译作阿比西尼亚「青尼罗」的那个名字相同。伊本·拔图塔也把同一名字用于胡泽斯坦的卡伦河。回教作者又以一个意思相类的波斯名（意即「青水」）称印度河，看来也用于杰赫勒姆河；所以这里的名字或许是随意而加的。不过据威尔金森，「阿兹拉克」之义是黑而不是青；而苏尔马河之名令人想到所谓黑色的眼药，或许正是伊本·拔图塔所用那名目的由来。

我疑如今孟加拉本部任何地方都不像这位旅行家所述那样用水车灌田，虽然在上游诸省颇为常见。

普赖斯先生以为十三世纪锡尔赫特东部无人居住，我极不以为然。不过我以为那里的居民极可能不是印度人，而是印度支那种族，与占着邻近诸山及卡恰尔一部分的人相同。伊本·拔图塔记那里之人的话里已含此意，虽然严格说他只讲山民。然而邻山中的这些人并未归信回教。他们保着原来的风貌，其相貌有最充分发展的蒙古型。至于旅行家极口称许他们做活的力气，我可以说：我在那一带时，卡西亚族的脚夫常从乔拉本吉的煤矿背煤下到平原，路十一英里，一担二曼即一百六十五磅。他们腿的力气与粗壮，我在别处从未见过。

在本书末的地图上，我依所能得到的不全材料插了一幅略图，以使伊本·拔图塔在孟加拉的行程更为明白。锡尔赫特至今还没有一幅像样的地图，然而我的朋友蒂利耶上校告我测量已毕，所以那奇异之地的确切图形，不久当可期待。

附注己　论伊本·拔图塔的木尔爪哇

这个「木尔爪哇」，凡专论或顺笔提到的注家——李、杜洛里耶、德弗雷梅里、吉尔德迈斯特、瓦尔克纳、雷诺、拉森——都作爪哇岛，而借梵语之助，把这名目或多或少强解为「原初的爪哇」〔注一〕。姑且不论用梵语语源去解那些大概是阿拉伯水手所加之名是否可疑；难道不易看出：若旅行家所说那个连小铺主都养象、沉香被用来烧灶火的「木尔爪哇」真指爪哇，那么他就撒了如此弥天的谎，以致他所指为何已不值得推究？爪哇没有象，除了为壮土王的排场而输入的少数——如今大概还比我们在英格兰所能凑出的少；而且没有沉香。

〔注一〕（原注：李说此名「无疑就是我们地图上的爪哇」；杜洛里耶作「起初的爪哇」「主爪哇」；克恩作「原初的爪哇」。凡·德·利特说「木尔」似出于梵语一词，意为始、源、根，并说没有理由到苏门答腊之外去找这个爪哇。）

单看这些情形，便会使我们到暹罗湾所濒大陸的某一带去找所说之国，大概在柬埔寨或其附近。那里象至今几乎与伊本·拔图塔所述一样常见，而那地方也是、并且历来就是沉香即鹰木供应的大源。我从前提出这个看法时（在约尔丹书的一条注里），曾请教一位精通阿拉伯语的学者，问那语中有没有像「木尔」一样的词可含「大陸」之义。所得答复是否定的。然而此后我遇到了一个解法：伯顿上尉在地理学会学报中提到，阿拉伯人后来把「桑给巴尔」之名限于如今所称的那岛与那城，于是一般把大陸称作「木利之地」即「大陸」，与「岛」相对。他下面又说：「『木利』一词是桑给巴尔讹变的阿拉伯语中常用的，字典里是白找的。」那么「木尔爪哇」就是「大陸的爪哇」。

不错，我所能找到唯一另一处用这名字之处，是多桑从波斯文蒙古史《瓦萨甫史》所引的一段；那里说一二九二年忽必烈汗征服了「木尔爪哇岛」，说它在印度的方向，长二百帕拉桑、宽一百。又说此国之君名室利罗摩，在赴见忽必烈途中死了，而他的儿子到了，颇受优待，得准仍治其地，条件是纳金与珠为贡〔注二〕。至于这里用「岛」字，须记得阿拉伯人也以那词指半岛，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机会说到。如阿布尔菲达称西班牙半岛为「安达卢斯之岛」，伊本·朱拜尔又以其复数指我们以一种类推称作「两西西里」之地。还须记得：「爪哇」「爪威」这些词在阿拉伯人那里不只用于爪哇与苏门答腊两个具体的岛，而是用于「整个群岛、其语言与居民」。那么，「大陸爪哇之半岛」这个全称，用于哪一带地方能比我们所称的马来半岛更贴切呢？——我可以指出，克劳福在他一切论群岛的著作里，都把马来半岛当作那一区的要部。而翻看马来人所存那些朦胧的史料残篇，我们发现半岛上马来或爪哇移民早期的王中，有一位「室利罗摩毗迦罗摩」。这位王在位之年，照拉森对其年代的解法，固然定在一三〇一至一三一四年，比《瓦萨甫史》所载晚了几年；然而马来的年代极不确定。那么我几乎不疑：半岛就是这两位作者的木尔爪哇，不过这名字向暹罗与柬埔寨方面的延伸或许并没有很确切的界限，因为我们从巴罗斯知道暹罗之王曾自称对半岛的主权直到新加坡，而伊本·拔图塔所登陸之处仍可能在前一方。即便这一说不能成立，我也可以指出：我们如今对半岛东岸所知极少，对它从前所达的文明程度也所知极少。然而象在其北部的林中极多，至今还常被驯养。沉香那里也有，只是声价低于柬埔寨所产。

〔注二〕（原注：关于一二九三年蒙古征爪哇之役，另见格伦费尔特一文。又凡·德·利特把卡库拉置于苏门答腊巴塔克地方之北，说樟脑是卡库拉与苏门答腊之产，而不是柬埔寨或爪哇之产，因此须承认伊本·拔图塔在卡库拉所见的沉香是自高棉之国输入的。又杰里尼说：「从他不提法恩苏尔一节，可推他的卡库拉不是凡·德·利特所妄推的西苏门答腊安科拉。伊本·拔图塔若曾到与内陸安科拉相连的海岸，便几乎不能不提近在旁边的巴鲁斯。也不像话的是把卡库拉港所在之国木尔爪哇当作爪哇。一切迹象都同指马来半岛东岸诸地，其名如托勒密的『科利』（若不正是塔卡拉或科科纳加拉）与『佩里穆拉』的远远回声。又有三事相合：一，城有石墙；二，象极多，且用于战；三，国中马少——这三事在伊本·拔图塔记卡库拉与马端临记『哥罗』两处几乎用同样的话说出，似指两地无疑是一地，因而证实卡库拉在马来半岛东岸，或在吉兰丹，或在洛坤。」）

前面我引过阿布尔菲达关于「卡马拉」位置的一点迹象——伊本·拔图塔说它是属木尔爪哇的一座城——即在马来半岛北端。不过它也可能在暹罗湾的另一边；若然，则这名字可能与「高棉」有关，那是柬埔寨之国的古土名。

附注庚　论伊本·拔图塔的爪哇里西

这个「爪哇里西」是极大的难处。法文译者说：「苏拉威西岛，或者不如说或许是东京」；杜洛里耶说：「柬埔寨、交趾支那或东京的海岸」；拉森说：「以此名所能指的只有东京」；而瓦尔克纳把它认作摩鹿加群岛中巴占附近的一个小岛塔瓦尔。末一说似只凭名字，而这些说法都是连着「我们作者的木尔爪哇即爪哇」这个假定而作的——而我们已见那是不可能的。

在我看来，爪哇里西不可能是柬埔寨、交趾支那或东京，理由有二，都是决定性的：一，自木尔爪哇至爪哇里西的航程费七十一日，而我们这位旅行家的同船者还认为那是异常好的航程；二，这段时日的最后三十七日是在「静海」上度过的，既无风也无浪——若照那一说，我们便须把这个性状加在中国海上，而那正是台风之都。

不过我发现要越出否定之说并不容易。其实，考虑到「基利卡赖」是南印度一个港的真名，而「乌尔杜佳」是我们作者在游记前面一部分里加于伏尔加河上马赫穆德·月即别汗一位后妃之名、并解作突厥语「生于营中」之义；而爪哇里西那位夫人自己又不但对旅行家、连对自己的仆从都说着突厥语与波斯语的混合——于此便隐隐生出一点疑心：爪哇里西其实该在地图集里已故格利佛船长的海测那一部分中去找。

把这份疑心搁下，则总的说来，似没有别的说法比「爪哇里西即婆罗洲东北的苏禄之国」更为可能。克劳福说：「不知因何缘故，苏禄兴起了一种文明与势力，远过于四周岛民。土地较沃、能养较多而集中的人口，大概是这一优势的主因；然而无论其因为何，它使这族人不但能对整个（所谓苏禄）群岛保有至上之权，还把它伸及巴拉望与婆罗洲北岸及其邻岛。」采这个看法，那么「静海」便在爪哇、婆罗洲与苏拉威西之间的海上——那里不知有飓风，风暴之天也少有。而伊本·拔图塔所说的时日，若设为自暹罗湾上部经爪哇海与望加锡海峡至苏禄，约二千二百海里之程，而其大部分船还须被拖曳，那么比起航向交趾支那或东京来，便似不那么不合情理。爪哇里西的海上之力是叙述中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苏禄之人自我们最初认识那一带海域起，就以其海寇舰队的大胆行事在群岛诸海著名。从伊本·拔图塔「米两象之载」一语看来，爪哇里西似也用象。达尔林普尔说苏禄有象；克劳福虽疑其事，然而似没有足够的理由可疑。而且已知婆罗洲邻近那一带有象——那一带那时或许如今日一样属苏禄——虽然如今不用，一五二一年麦哲伦一行在文莱见过驯养的象。苏门答腊以东的群岛中，只有这几处已知有象。

不过我决不以很大的自信提出这个假说。说其君与中国之王相等，那自然是荒谬的；然而爪哇里西无论认作何处，几乎都同样荒谬，除非我们把它当作日本——而那更有严重的难处。

我疑这苏禄之国，即马来人所称的「苏禄」，也可能就是马可·波罗那令注家大为困惑的「罗哈克」。那是一片广大的地方，在昆仑东南五百英里，异教徒所居，有自己的语言，其王不臣于任何人，因地极难到；产苏木甚多、金极丰，林中有象，并以瓷贝供东方各处作钱用。其位置与苏禄颇为相合；据说印度群岛中只有那里有大量贝子；象如我们所见据说那里有，而邻近属苏禄的婆罗洲之地确实有；其「金多」一节巴尔博萨也说到。鲍狄埃在他依古法文抄本所出的《波罗》新版里，把「罗哈克」读作另一名，并认作婆罗洲西南的苏卡达纳。然而婆罗洲那一带似既无象也无贝子；而苏禄的土名既是「苏禄」，若那个读法不错，所指或许正是这名字。不过我还可以补一句：据说苏禄一度曾属苏卡达纳，这一情形或许可以帮着把鲍狄埃的推测与事实调和起来。

若只就伊本·拔图塔所给的名字来看，除瓦尔克纳的「塔瓦尔」之外，还有（如前所述）婆罗洲东岸标着的一处名「塔利西安」，以及苏禄主要岛之一名「塔威塔威」。至于「凯卢卡里」，墨卡托与洪迪乌斯的地图集在苏拉威西西岸标有一处名「库里库里」，那或许就是我们如今所见的「卡伊利」——那一区与新加坡、爪哇等处贸易颇盛。婆罗洲东北岸又有一处名「卡拉卡」。爪哇里西之港在李的译本中作另一形，然而这一点不能看重。

我们不该不提请注意：我们作者的「爪哇里西」与鄂多立克的「塔拉马辛」之间有某种相似。又多齐以为伊本·拔图塔的爪哇里西须在菲律宾群岛中去找。

附注辛　关于察合台诸汗的史事

在前面那一段里，伊本·拔图塔似把突厥斯坦与河中说作两个不同之国。无论他是否有此意，事实是：蒙古的察合台之国即中部之国，这时已经分裂；而我既不知有哪一部书载有那国事变经过的连贯叙述，便把我从所能取得的零散材料中搜集来的，在这里凑成一篇〔注一〕。

〔注一〕（原注：后来有一部书正补此缺，即米尔咋·穆罕默德·海答儿·朵豁剌的《拉失德史》——中亚蒙古人史，英译本由额里阿思编订加注、罗斯译出，一八九五年伦敦刊。）

成吉思分封诸省时给他儿子察合台的那一片地，包括河中即河外之地与花剌子模之一部、畏兀儿之地、喀什噶尔、巴达哈伤、巴尔黑，以及哥疾宁一省直到印度河之岸〔注二〕；照今日的地理说，就是独立鞑靼各国（希瓦或其大部分不在内）、昆都士乌兹别克人所辖之地、阿富汗斯坦，以及中国突厥斯坦的西部与北部，连准噶尔在内。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起初是诸汗的本部，后来迁到阿力麻里〔注三〕。

〔注二〕（原注：见德弗雷梅里自洪敦米尔书所译的片段。又据《拉失德史》导言：察合台的中部之国即河中，主要在锡尔与阿姆两河之间，然而在其东北方向也包括锡尔河右岸以外的山岭与草原，在钦察平原之东、伊塞克湖与阿拉湖之西。东面，察合台的领地包括如今所称中国即东突厥斯坦的大部分、费尔干纳即霍罕与巴达哈伤；南面则包括昆都士、巴尔黑，起初还有呼罗珊——那国其时东伸至赫拉特与哥疾宁之外，南至莫克兰。）

〔注三〕（原注：然而早在察合台本人之时，他的夏营已在阿力麻里一带。旭烈兀自哈剌和林进军剿阿萨辛派（一二五四年）时，摄国的公主兀鲁忽乃——察合台之孙与继者哈剌旭烈兀之妻——自阿力麻里出来以应有之礼相迎。可见阿力麻里极早便至少是都城之一。下一世纪，约一三三〇至一三三四年，伊本·拔图塔说它是这一朝诸王正式的都城，而汗答儿麻失里被废的罪名之一，正是他总留在河中，连着四年不曾到阿力麻里与他家族的东方领地去。答儿麻失里紧接的几位继者之世，尼古拉大主教（约一三三五至一三三六年）与马黎诺里（一三四一年）到阿力麻里时，它似仍是察合台诸君所居。又《拉失德史》云：「另一座名城是阿力麻里，至今犹知其名。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墓在那里，还有该城繁盛的别的遗迹。汗墓的穹顶颇可注意，高而有饰；灰泥上还写着铭文……我所能记得那穹顶上所刻的年份是七百六十几年。」秃黑鲁帖木儿约卒于回历七百六十四年即一三六三年。

又正是在上述兀鲁忽乃摄国期间鲁布鲁克过其国；他说那一带名「鄂尔干」，大概正出于对此事的某种误解。）

约一百二十年之间，察合台的后裔与亲族坐他这王位的竟不下三十人；而政变、废立、谋杀与篡夺相继之频，即在亚洲诸政府中也不寻常〔注四〕。

〔注四〕（原注：见前文已论及那几位王年代中若干难明之处。又据斯坦利·莱恩·普尔《回教朝代志》并《拉失德史》导言所转录，河中诸君之表为：一，察合台，回历六百二十四年即一二二七年始立；二，哈剌旭烈兀，回历六百四十年即一二四二年；三，也速蒙哥，回历六百四十五年即一二四七年；哈剌旭烈兀复位，回历六百五十年即一二五二年；四，兀鲁忽乃哈敦，回历六百五十年即一二五二年；五，阿鲁忽，回历六百五十九年即一二六一年；六，木八剌沙，回历六百六十四年即一二六六年；七，八剌汗，回历六百六十四年即一二六六年；八，尼克拜，回历六百六十八年即一二七〇年；九，脱哈帖木儿，回历六百七十年即一二七二年；十，都阿汗，约回历六百七十二年即一二七四年；十一，宽彻汗，回历七百零六年即一三〇六年；十二，塔里忽，回历七百零八年即一三〇八年；十三，怯别汗，回历七百零九年即一三〇九年；十四，也先不花，回历七百零九年即一三〇九年；怯别汗复位，约回历七百十八年即一三一八年；十五，亦勒吉台，回历七百二十一年即一三二〇年；十六，都阿帖木儿，回历七百二十一年即一三二一年；十七，答儿麻失里，回历七百二十二年即一三二二年；桑札尔，约回历七百三十至七百三十四年即约一三三〇至一三三四年；十八，金失哈伊，回历七百三十四年即一三三四年；十九，不赞，约回历七百三十五年即约一三三五年；二十，也孙帖木儿，约回历七百三十九年即约一三三九年；阿里（出窝阔台一系），约回历七百四十一年即约一三四〇年；二十一，穆罕默德，约回历七百四十三年即约一三四二年；二十二，合赞，回历七百四十四年即一三四三年；答尼失曼札（出窝阔台一系），回历七百四十七年即一三四六年；二十三，不颜忽里，回历七百四十九年即一三四八年，至回历七百六十年即一三五八年；此后群雄割据，直到回历七百七十年即一三七〇年帖木儿独尊。）

然而这一朝史事的早期，海都要争大汗之位——那位置忽必烈实有之——似已导致察合台领地的一次分割。因为海都出于窝阔台一系〔注五〕，而不出察合台；他一面以大合罕的更高身分自居，要对察合台的封地行上级之权、并指派其汗，一面又在自己直接治下握着一大片地，其大部分显然本属察合台原封之地。海都的领土与察合台诸汗的领土界限何在，不甚明白；其实两者必有些交错，因为海都与察合台的八剌汗一时曾在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两城行一种共治之权。不过可以推知：海都的疆土包括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以及天山南麓一切城邑，东至哈剌火州；又包括塔剌思河谷，以及天山以北自巴尔喀什湖东至察罕淖尔的全部地方，更北则在叶尼塞上游与额尔齐斯之间〔注六〕。和田似属大汗，然而八剌汗在其治初取得之；我不知它是否被忽必烈收回，还是落入海都之手。

〔注五〕（原注：他是窝阔台之子阔失之子。）

〔注六〕（原注：见多桑书；《波罗》鲍狄埃本及其注，以及该书末图上所附蒙古时代亚洲汉文略图之译。洪敦米尔似写过海都之史，我想那会更确切地说明他疆土的界限；不过那似未被译出。）

海都的斗争中有大半时间，他得了一个坚定的盟友，即八剌之子都阿——那是他一二七二年扶上察合台之位的〔注七〕。海都一三〇一年死后，其子与继者察八儿与都阿一同向忽必烈的继者铁穆耳归顺；然而不久两位前述之君争吵起来，都阿夺了察八儿之地，于是把察合台原封之地大体上重新合而为一，如海都分裂之前一样。

〔注七〕（原注：多桑如此说。洪敦米尔把都阿的即位放在一二九一年，不过他也注明别的记载另有说法。）

然而这个局面似未长久；因为数年之内又生一次分裂，其史事极为晦暗。

东突厥斯坦与那一方向别的地方之人——他们本属海都——大概宁愿与河中分治；因为阿布尔哈齐告我们：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之人、阿剌台山的居民与畏兀儿人，「因在他们之中找不到察合台（或当作窝阔台？）的后裔以填空位」，便召都阿汗之子亦密勒火者为其汗〔注八〕。这位君主一三四七年由其子秃黑鲁帖木儿继之。察合台朝的一个新的东支于是立定。

〔注八〕（原注：照阿布尔哈齐所叙的史事，这位亦密勒火者与一三〇九年以「也先不花汗」之名继察合台之位的都阿之子是一人；而照所述的情形，似含着他放弃在河中为君而去东突厥斯坦为君之意。若属实，则这次分裂之立必在一三二一年以前若干时，因为继也先不花而在察合台位上的怯别死于那一年，而其即位之年不载。不过据洪敦米尔，也先不花治察合台直到其死，而亦密勒火者似是其兄弟。）

这样形成的国，就是帖木儿及其后人的波斯史家所称的「蒙古斯坦」（不可与东方真正的蒙古相混），或「札特之国」。他们的冬都或许起初在喀什噶尔或叶尔羌，后来在阿克苏，夏营则在天山以北。帖木儿一三八九年取其王居的史事里，那地方称作「亦密勒火者」〔注九〕。这或许就是流入阿拉湖那条同名之河岸上的「亦密勒」——那是创哈剌契丹之国的契丹遗民最初的都城；柏朗嘉宾赴贵由汗廷途中把它称作「鄂米勒」。如达韦扎克所推，它今日或许即中国边镇楚古查克即塔尔巴哈台〔注十〕。然而很难设想察合台帝国两支之间的疆界会是这样一种安排：治喀什噶尔与畏兀儿之地那一支的都城在刚才所指之处，而治河中那一支的都城却在阿力麻里。若所定「亦密勒」之址不错，那么它大概是在察合台西支迅速衰败、失其对伊犁河谷的掌握之后，才成为东支的本部的。

〔注九〕（原注：见佩蒂·德·拉·克鲁瓦《帖木儿传》卷二，又《环宇史》同处。）

〔注十〕（原注：见达韦扎克《论鞑靼诸古游记》。哈剌契丹极盛时的都城是八剌沙衮。此地确址我无从断定；然而我信它与亦密勒不同，而在别失八里与哈剌和林之间。关于八剌沙衮，贝勒论哈剌契丹一章中有长注，说据《世界征服者史》，八剌沙衮是畏兀儿之君卜古汗所建，在突厥斯坦一片水草丰美的平原上。阿拉伯地理家于九、十世纪最早提到八剌沙衮，说它是锡尔河外之城，属伊斯菲扎布，在塔剌思之东。他们说突厥斯坦之人以八剌沙衮为「地之脐」，因为它正在东西之中、也在南北之中。贝勒又说：古八剌沙衮或许正在唐书所记七世纪西突厥一支之汗驻帐之处；《唐书》说伊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于七世纪前半把牙帐置于碎叶河之北。这条河与同名之城在七、八世纪唐史中屡见，与汉人在中亚用兵有关。碎叶在自伊犁往塔剌思之路上。六七九年汉人在碎叶河上筑城，七四八年又不得不毁之。又《世界征服者史》举蒙古斯坦诸城时说到「八剌沙衮，《诸域志》把它算在契丹诸城之内，称之为『汗八里』；而在蒙古斯坦与哈剌契丹则书作『八剌沙衮』」。额里阿思有长注云：「极有理由相信，这一段所说的八剌沙衮在蒙古斯坦楚河喀拉喀图支流的源头上或其附近；直到十二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它是伊剌克诸汗即所谓阿弗剌昔阿卜突厥人的都城，后来一时又成哈剌契丹的主城。」沙畹以八剌沙衮为托克马克。又据格里戈里耶夫所译星占家穆内吉姆—巴希的编年史：「突厥斯坦诸汗自称出于阿弗剌昔阿卜。共有二十位在位。其国之都起初在八剌沙衮城，后来在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他们自回历三百八十三年即九九三年起治河中，其朝终于回历六百零九年即一二一二年。其主要领地为：一，八剌沙衮，其都城，在第七带之始、经一百零二度、纬四十八度，离喀什噶尔不远，自古被视为突厥斯坦的边城；二，喀什噶尔，图兰之都；三，和田；四，哈剌和林；五，塔瓦兹；六，法拉卜。」又哈只·哈勒法《世界之镜》所记经纬略异。又柔克义注柏朗嘉宾云：「亦密勒故城在至今仍以此为名之河上，那河流入阿拉湖，经楚古查克镇之南；此城为哈剌契丹约一一二五年所建。亦密勒是贵由的封地。」）

一三四六年或一三四八年被杀的合赞汗，是察合台本支最后一位有实权的汗。他之后，名义上的诸汗只是大埃米尔手中的傀儡，今年立之，明年大概就杀之。如此下去，直到那些埃米尔中的一位、著名的帖木儿独占其权。即便他在征伐极盛之时，还继续立察合台王位名义上的继者，并把他们的名字放在国书之首。这些人中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汗，一四〇三年死于帖木儿在安纳托利亚的一次战事中〔注十一〕。

〔注十一〕（原注：见前引诸书。德经说直到帖木儿死后才不再立汗。）

一三六〇年、又一三六一至一三六二年，当河中正处于我们所说那种无政府之状时，秃黑鲁帖木儿两次入侵而平定其地，第二次留他儿子亦里牙思火者为其代表驻撒马尔罕。于是整个帝国似又合一；然而只有极短的时候。因为一三六三至一三六四年，约当秃黑鲁帖木儿之死时，埃米尔忽辛与帖木儿反了，把亦里牙思逐出。他逃回其父之国，然而过了一阵，他的命被卡马鲁丁·朵豁剌所取——那是一个有势的家族，约在此时成了喀什噶尔的世袭之主。卡马鲁丁夺了汗位，又把他所能捉到的秃黑鲁帖木儿别的儿女都杀了。

在一个不确定、然而大概约一三八三年之时，秃黑鲁帖木儿的一个儿子黑的儿火者——他幼时的命是靠卡马鲁丁之兄不剌只之子、喀什噶尔的埃米尔忽歹达出力救下的——又靠同一人的好意被立于蒙古斯坦即东察合台之位；一三八九年帖木儿对那国之人大加征伐、取其都而把汗逐出其境时，在位的正是他。然而后来终归讲和，帖木儿还娶了黑的儿火者的一个女儿〔注十二〕。

〔注十二〕（原注：见德弗雷梅里书；《环宇史》同处；又《节录丛书》卷十四。）

黑的儿火者死后由其子穆罕默德汗继之，穆罕默德又由其孙歪思汗继之〔注十三〕。这位君主终其在位与其东邻卡尔梅克人不断交战而不利；死时留下两子，也先不花与羽奴思，各有一党拥之以争继位。拥羽奴思的人把他带到帖木儿之孙、当时治撒马尔罕的米尔咋兀鲁伯——那位著名的天文之君——那里求他支持；他却不肯，把羽奴思打发到西波斯去，在那里流寓了十八年。到帖木儿家的米尔咋阿布·赛义德（一四五一至一四六八年）在撒马尔罕立定之后，也先不花汗侵费尔干纳。阿布·赛义德为报复，便召回流寓的羽奴思，授他蒙古斯坦的汗位，带兵送他入其国，他终于立定〔注十四〕。他在位时，卡尔梅克大军入其境。羽奴思图抗，大败，多数埃米尔阵亡，他带着残军逃到锡尔河。他似在塔什干立住了所余的权，而他的儿子与继者马赫穆德——蒙古人称之为「札尼客」——也在同一处即位〔注十五〕。看来羽奴思另留了一个儿子阿黑麻在蒙古斯坦，他在那里维持了一时。后来这两兄弟都落到河中乌兹别克之权的创立者穆罕默德汗昔班尼——又名昔班——之手，而马赫穆德终为那位首领所杀〔注十六〕。此后察合台诸汗的消息我查不出来；其实我推想卡尔梅克人约在此时占了天山以北之地，而诸汗之系不再以汗而存。然而阿黑麻的一个儿子赛德竟在喀什噶尔立了一朝，在那里的王位上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以上〔注十七〕。

〔注十三〕（原注：刚引《节录丛书》中自《七域志》所出的片段，在穆罕默德与歪思之间还提到一位失儿穆罕默德。沙哈鲁使华记中，歪思汗似被作在位之首领，正与一位失儿穆罕默德·斡罕交战。）

〔注十四〕（原注：见德弗雷梅里书。据卡特勒梅尔自海答儿·穆罕默德所引，羽奴思汗直到回历八百七十三年即一四六八年——阿布·赛义德的末年——才登位。）

〔注十五〕（原注：《拉失德史》云：「苏丹羽奴思汗患瘫痹，卧床近二年，痛苦而死，年七十四。察合台诸合罕从没有别人到过这样的高寿；其实他们多半未到四十岁便死了。汗生于回历八百十八年，卒于八百九十二年。他葬在塔什干『净化之主』谢赫之墓附近；墓上建了一座大陵，至今尚存，极为有名。」）

〔注十六〕（原注：马赫穆德汗被沙希别汗处死于忽毡之河岸上，时回历九百十四年即一五〇八至一五〇九年。其兄弟、羽奴思之子苏丹阿黑麻汗于回历九百零九年即一五〇三至一五〇四年之冬因瘫痹卒于蒙古斯坦。这一朝之终见《拉失德史》。）

〔注十七〕（原注：见后文鄂本笃一篇的导言。德经说他未能得到卡尔梅克势力兴起的确切消息；我在手边任何较晚的书里也找不到。又喀什噶尔察合台诸君的末一位伊斯玛仪，一六七八年被卡尔梅克人废，他们立海答雅特—阿拉——更以「阿帕克和卓」之名为人所知——为该国之长。）

以下为《鄂本笃自阿格拉赴契丹记》。

二十二鄂本笃·玉尔导言

我们此刻要随之而行的这位旅行家，其行程是整部发现史上最勇敢的一趟；而他所属的时代，与本集中在他之前的那几位大不相同。自伊本·拔图塔的游历落幕以来，已过了二百五十年。与东亚往来久绝之后，继达·伽马航行成功而来的一连串发现与再发现，已使印度、群岛、中国与日本经海路与欧洲直接相通；耶稣会士已踏进方济各会那些被遗忘的传教之场，迅速把他们的组织铺遍东方，直至东方每一大帝国的腹心，直至阿格拉、北京与京都的宫廷。契丹在欧洲并未全被忘却，十六世纪英国人许多大胆的海上与几次陸上的经营都可为证；然而对在印度实地从事商业与宗教之劳的人来说，它大概只剩一个名字，与意大利诗人的荒诞之说、或与被认为几乎同样荒诞的古代好奇旅行家的故事相连。在中国北方作那孤军先锋的耶稣会士都是有见识的人，不久便认出他们所劳作的那个大帝国就是他们的同乡马可所说那许多奇事的契丹；然而这层确信并未传到他们在印度的同会弟兄那里。当阿克巴朝中传教团的首领从回教旅行家口中听说有一个大而富的帝国名「刻塔拉」，须经内亚腹地长而迂曲之路才能到，他们的想象便被这个念头抓住：这里有一片广大而未经开垦之田，正待本会去劳作，只要能找到通路；而这条路他们决意去探。

奉选去作这趟冒险之探的人就是鄂本笃〔注一〕。他起程之前，已有人提出疑问：这个契丹会不会正是利玛窦与其同伴已在其中劳作、并略有可望之成的那个中国？然而这些疑问被压下了，或者至少阿格拉传教团的首领未被说服，而他说动他的上司仍准所议之探〔注二〕〔注三〕。

〔注一〕（原注：关于鄂本笃，除从他行程的叙述中所得之外，别的消息出于杜雅里克神父，他的书我只见过拉丁译本，一六一五年科隆刊。我所见这书的两部（因而或许是一切本子）里，装订时把书页弄得极乱。全书四卷，而其中三卷里各混入许多属别两卷的书页。关于鄂本笃的消息在第二卷与第三卷第一分册。又杜雅里克神父一五六六年生于图卢兹，卒于一六一七或一六一八年。

又伯希和教授请我注意果韦亚神父《东方史》中一段：说鄂本笃启程之后，一位俗人迪奥戈·德·阿尔梅达告果阿的大主教说，西藏不可与契丹混为一谈；他自己在西藏住过两年，那地方与大莫卧儿之间只隔着极高的山，因雪之故只在一年某些时候可通；往西藏之难不在路远，而在路只在好季节可行，即热气把雪融了之时。

又葡萄牙作者若泽·德·托雷斯一八五四年一篇颇涉传奇的文章里，称我们这位旅行家本名路易斯·贡萨尔维斯，入耶稣会时才改名鄂本笃。这名字似不但为提到这位旅行家的主要史料所不知，在耶稣会档案中也无所闻：那里一五八八年果阿省传教士名录中，十二月三十一日下有这样一条：「鄂本笃，葡萄牙人，圣米格尔岛坎普新城人，安格拉教区，年二十六，入会九个月。」所以托雷斯之说显然并无根据。这几项我取自韦塞尔斯神父一篇极有意思的文章。）

〔注二〕（原注：鄂本笃约一五六一年生于亚速尔群岛圣米格尔岛的坎普新城。索默沃格尔说一五六二年，那也可能；巴拉塔神父说一五五二年。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一日曾纪念鄂本笃逝世三百周年，并在坎普新城立了一座碑。）

〔注三〕（原注：科莱奇是特拉凡哥尔的一个小港，保利诺神父要把它认作《航行记》的科尔奇。它已从我们近世的地图上掉了出去。）

这位本会英勇的战士——他不辱这个会中别人的行事与手段所招来的种种恶名所系的那个名号——把他艰难的差事做到底了；查明了他历尽罕有的艰苦与危险所寻的那个神秘帝国正是中国；而死在其境之内。「求契丹而得天堂」，这是他一位同会弟兄为他所作的墓志。正因如此，我们才以为他这趟行程适为本集之结；因为随着它的终结，「契丹」可算终于从人眼前消失，只把「中国」留在人的口中与心中。倒不是说契丹此后不会在某些自负的地图与地理著作里再作一个独立之区留一阵；不过自此以后它的出现只能证明作者之无知。

关于他的门第与早年，我找不到详情；他起初赴印度的情形也无从查考。然而在他二十六岁那年，我们初次见他是特拉凡哥尔海岸上葡萄牙舰队中的一名兵士，一个心气高而好乐的青年。他后来所显的品格之端庄与有教养，似含着他所受的教育本为更高的位置而设；而他大概也像此后许多轻狂的少年一样，因少年时某件轻率之举而应募到印度去。据说有一天他偶入科莱奇附近一所教堂，跪在圣母抱子的像前，便开始认真省察自己已往的生活，悔痛之深，几乎绝望于得救。这场灵性的危机，终于使他向一位耶稣会司铎和盘认罪，并终于使他以在俗助士的身分入会。此后终其一生他都守着这个身分，虽然会中上司屡屡相劝，他总谦逊地不肯领受神品。

一五九四年末，一队传教士奉派往阿克巴朝中——那是那位大王自己所请，他信念的摇摆看来常大有利于基督教的一面〔注四〕。传教团之首是纳瓦拉的热罗尼莫·沙勿略〔注五〕，是那位大方济各的亲族；他的同伴是鄂本笃与司铎埃马努埃尔·皮涅罗，也是葡萄牙人〔注六〕。他们先到坎贝，受阿克巴次子苏丹穆拉德的优待，并得了赴拉合尔——帕迪沙其时在那里驻朝——的车马与钱。他们随商队取道阿默达巴德与帕坦，再穿印度大沙漠，于一五九五年五月五日抵拉合尔，极受阿克巴的欢迎；同时阿克巴又以他对救主与圣母像——那是他朝中一位从前的传教士所赠——所表的敬意，使他们心里欢喜。

〔注四〕（原注：阿克巴对基督教的探问，始于一五七八年他接见自果阿来的使节安东尼·卡布拉尔。那时他听说孟加拉有一位德行卓著的基督教司铎，便召他到法泰赫普尔·西克里来，叫他与回教学者辩论。那位无名的神父所言使王动心，王遂写信给果阿，请派耶稣会两位会士带基督教的书来。这自然引起极大的欢喜与振奋，省会长便派了出身名门的鲁道夫·阿夸维瓦（后来在果阿附近的萨尔塞特被土人所杀，时一五八三年七月十七日；生于一五五七年）与蒙塞拉特的安东尼（一六〇〇年卒于萨尔塞特）。他们受阿克巴极隆重的接待，人们对他归信大有所望。著名的阿布勒·法兹勒与朝中别的名人也对此事极表关心；然而并无实际的结果。若干年后，一五九〇年，阿克巴的心思又转向基督教；而据传教士所说（其可靠到何等地步我不知道），这时他曾下令普毁清真寺与礼塔，又禁十五岁以前行割礼。他又请派师傅，一五九一年有三位弟兄被派到拉合尔，然而过了一阵，见无善果可望，便回果阿。所以这第三次派遣传教团时，并无多少踊跃或乐观的期望。阿克巴大概于宗教上并无定见，只是弃了回教。他似有意创一种折衷的新神教，以太阳为造物者之象而致敬拜。同时他似始终未失对基督教的某种向慕，也未停止对他从耶稣会师傅所得基督教圣物表示亲切的敬重。）

〔注五〕（原注：热罗尼莫·埃斯佩莱塔取了他亲族、那位大沙勿略之名；一五六八年五月七日入阿尔卡拉的耶稣会初学院。他往印度，任巴塞因与柯枝的院长、果阿会院的会长；在拉合尔讲道，几乎被人以石击死；一六一七年终归果阿，被任为安加马莱大主教，同年六月十七日卒。）

〔注六〕（原注：埃马努埃尔·皮涅罗，一五五六年生于圣米格尔岛的蓬塔德尔加达；一五九二年登船赴印度，约一六一八年卒于果阿。）

鄂本笃看来特别得王的看重，并与沙勿略随王作过赴克什米尔的夏行。又据记载，有一年圣诞，鄂本笃照南欧至今所行之式造了一座伯利恒马槽与马房的模型，而传教团的几个学生用波斯语演了一出以圣诞为题的牧歌剧；这些事使回教徒与印度人都极喜欢，而印度人尤甚。

朝廷还在拉合尔时（阿克巴一五九八年离拉合尔赴阿格拉），发生了一件事，使热罗尼莫·沙勿略的注意转到那久失的契丹（如他所想），并以前面所说的方式激动了他的想象。这件事杜雅里克如此叙述：

「有一天沙勿略在宫中与王议事，来了一个约六十岁的回教商人。他向王致礼之后，王问他自何处来，他说他新自『刻塔拉』之国来。沙勿略以为那就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与亚美尼亚人海屯史书中所说的契丹，而后来的作者断定它在鞑靼、或去鞑靼不远。王又问那帝国的详情、并问这商人在那里住了多久，他答说他在那国的都城住了十三年，那城他称作『克拉巴鲁』……他说那是历代王所居，都是极有权势的君主。因为他们的帝国实包括一千五百座城，有些人口极多。他常见那位王；王的惯例是：无论准或不准一项请求，除非有人以书面上陈，他从不亲自答复，总由侍立的阉人传达。阿克巴王问他如何得入那帝国，他答说是以喀什噶尔王使节的身分。他到边境时被当地的长官留住，那长官验过他所带书信的印之后，以快马驿骑发文书上报于王。准他们前行的答复一个月内便回来了。他们前往都城时每站换马，如欧洲的做法，所以路极远而走得极快；因为他们每日行意大利里一百。全程中他们没有受一点侮辱或不公的待遇，因为当地的法官对一切人都执法公平，而盗贼罚得极重。问到土人的相貌，他说他们是他所见过最白的人，比『罗姆人』即欧洲人还白。男子多半留长须……大多数是『伊撒之徒』即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照耶稣之名这样称的，好比你说『耶稣之徒』）。问他是否都是『伊撒之徒』，他说决不是，因为还有许多『木撒之徒』即犹太人（因为摩西在那些人的话里叫『木撒』），也有些回教徒。阿克巴问：那么王是回教徒么？商人说：还不是；不过有望他不久便是。谈话于此中断，那位君主和气地另定一日再接见这商人，以便更问那帝国之事。可是沙勿略急于多知，便去见那商人，想问得更确切的那里居民信教之事。商人重述他的话：说他们大半是基督徒，说他与其中几位极熟。他们有庙，有些极大，庙中有画的与雕的像，其中还有受钉十字架的救主之像，为他们极其敬重。每庙有一位司祭主之，极受人敬，又从人得供献……他还说到那些司祭的守贞，以及他们养育少年以备领受神品的学校……那些神父又穿黑袍，戴像沙勿略那样、只略大些的帽。路上向人致礼时不脱帽，只在胸前交手、十指相扣……那位王常到庙里去，所以必是基督徒」云云。

沙勿略立刻把这消息通报本会的省会长；随王到阿格拉之后，又把在那里向到过契丹的人再行查问所得的结果报去。有人说由孟加拉与莫卧儿领土尽处的果拉噶特之国有路可往契丹〔注七〕。然而必知最近之路的商人，惯常是自拉合尔往克什米尔，再经西藏之国——其王与莫卧儿有盟——直往喀什噶尔；据说自喀什噶尔有一条直而易行之路可至契丹第一座商城，商人们又断言那城是基督徒所居〔注八〕。沙勿略此时十分确信所说之国正是波罗的契丹，而那位基督教之王就是著名的长老约翰之代表。他向王探询遣使往探之事，见王愿意热心相助。这一切都照例通报省会长，并似经他而通报欧洲的上层。

〔注七〕（原注：果拉噶特意即「马渡」，是孟加拉博格拉县的一镇与一采邑，《阿克巴治则》中即如此记载。不过所说的那个「国」必是库赤比哈尔——它在阿克巴之世还保着独立，自布拉马普特拉西至提尔胡特、自喜马拉雅南至果拉噶特。一六六一年被米尔·朱木拉所平。库赤比哈尔至今尚存，独立有所变更，疆界大为缩小。可注意的是，阿克巴之世竟有人谈到经这一路往中国。那路大概经拉萨。我们已见（前文）剌失德丁认得一条经孟加拉与西藏边境的陸路；而阿克巴之后若干年，耶稣会士格吕贝尔与多尔维尔自中国经拉萨与加德满都到了巴特那。）

〔注八〕（原注：杜雅里克书中「雷巴特」一名我不知所指为何（他书中的专名往往被弄得不像话）；或许就是西藏。所指之国必是拉达克或巴尔提，那在当日被称为大小西藏。奥拉努斯神父作「特巴特」。所指无疑是西藏。一五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热罗尼莫·沙勿略一信中写道：「我在克什米尔时也有人告我说，雷巴特之国有许多基督徒与教堂，还有司祭与主教。」）

一六〇一年，欧洲上层的鼓励已到印度，省会长便着意挑选一位适于此行之人。恰好沙勿略与鄂本笃先前曾随阿克巴王赴德干出征。取坎德什之后，阿克巴借某个名目遣使赴果阿，人们以为一半是为窥其地，以图在那一方扩张其征服。他随这个使团派了鄂本笃，令他照管在布尔汗普尔与别的被取要塞中所得的几个葡萄牙父母之子。

省会长在鄂本笃身上看出了他所要的正是此人：他的识断、勇气与精于波斯语，使他显得特别宜于这样的经营。鄂本笃欣然接了这差事，次年（一六〇二年）到阿格拉筹备行程。阿克巴称许他的热心，助他行费金四百枚之值，此外还给了叙述中所说的护书。

如前面已说的，鄂本笃成功走完了他的行程，却在边城肃州被留了约十七个月，而在利玛窦与其同伴自北京派去助他、慰他的那位中国教友到后数日便死了〔注九〕。他行程的叙述，看来是利玛窦自己就鄂本笃札记的某些残篇、连同他忠实的伴当亚美尼亚人伊萨克的口述凑成的，在利玛窦死后，随他所编关于中国与传教史的别的材料，刊在金尼阁题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书里。我们的译文即由此而出；不过杜雅里克据印度方面的报告、以及鄂本笃在途中不时能寄回给阿格拉或果阿上司的书信所给的若干补充细节，已在注中提出。总而言之，这样一趟有趣而重要的行程，所留的记录实在可怜之薄；若鄂本笃据说记得极详的日记得以保全，它大概至今还会是欧洲任何语言中关于他所行诸国——至今所知仍极不全——远为最可贵的地理记录。

〔注九〕（原注：利玛窦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生于安科纳边的马切拉塔。一五七一年入耶稣会。奉派赴印度，一五七八年到果阿，然而不久便离印度赴澳门，因为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创始者范礼安神父选他为助手之一。然而直到一五八三年他们才得在广东境内立足。利玛窦长久以到北京为大志，一五九五年确曾到过，然而因汉人间偶生的骚动，不得不退往南京。一六〇九年他又得以前往，带着自欧洲送给皇帝的礼物，得被接纳；既得皇帝之宠，便专心于都城的传教之事。有几件引人注目的归信之事；而利玛窦的科学与汉文著作，也使他在北京最有名望的人物中大得敬重。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卒，以龙华民继其任。城中主要的文人都送他的葬。他的名字在汉籍中作「利玛窦」。利玛窦为传教士的原则，看来是把调和推到尽可能之远，并以显示优越的科学造诣以求有教养汉人的敬重。就前一点，有人责他开了那些可疑让步之端，而那些让步点起了终致传教事业倾覆的争论。他是最早以汉文著书的欧洲人。这一类著作共十五种，其中一种据说被收入乾隆帝命辑的一部佳作总集。）

金尼阁书中所载此行的年代有些纠缠，无疑出于这叙述凑成的方式。它有几处既与自身不合，也与杜雅里克所述不合：

如据杜雅里克，鄂本笃一六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离阿格拉，而金尼阁作一六〇三年一月六日。不过这不重要，因为他们关于自拉合尔最后启程之时大体相合。

然而又有一层。金尼阁书中的叙述自称给出行程各段与其冗长停留所费的时日，有时确数，有时整数。可是把这些加在一起，纵不计两三处遗漏，也会发现其总和把我们带到由杜雅里克所推之时以后整整一年，实际上会把鄂本笃之死放在金尼阁自己（或者不如说利玛窦）所定的日子之后一年〔注十〕。这一点下面细列；这里我可以说明：主要的不合在所谓自拉合尔至叶尔羌之间所费的时日。照利玛窦的细目，这段自一六〇三年二月延至一六〇四年十一月；而杜雅里克的材料与利玛窦自己确凿的一句话都使这位旅行家于一六〇三年十一月到叶尔羌，而那无疑是正确的年月。既然利玛窦的细目断言在喀布尔确停了八个月，那么显然对鄂本笃的札记、或对伊萨克的话、或对两者，必有某种奇特的误解。可以看出：伊萨克所能说的不过是波斯语，而到肃州去寻这一行的中国教友若望·费尔南德斯，在自己学得一点波斯语之前，与他全然不能通话。这种语言北京的传教士大概一无所知，所以若生误解也就不足为奇。

这误解的性质如何，至少在一例中——那一例时日之误显而易见——我想可以推出。自阿托克至白沙瓦的行程据说费了两个月。既然相距约三十英里，这便荒谬。所以极可能鄂本笃札记中所写的是「十一站」，而被意大利人理解为「十一个月」。

〔注十〕（原注：金尼阁所给的确切年月为：鄂本笃一六〇三年一月六日离阿格拉；四旬期中（一六〇三年四旬期始于二月十八日）离拉合尔；一六〇三年十一月抵叶尔羌；一六〇四年十一月离叶尔羌；一六〇五年后半抵肃州；他的信直到一六〇六年十一月才到北京；若望·费尔南德斯十二月十一日启程，一六〇七年三月末抵肃州；十一日之后鄂本笃卒。

杜雅里克所给的确切年月为：鄂本笃一六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离阿格拉；十二月八日抵拉合尔；一六〇三年二月中离拉合尔；一六〇四年二月与八月自叶尔羌来信；一六〇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自叶尔羌启程；一六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离察力失；一六〇七年四月十一日卒。

金尼阁所给行程所费时日的细目如下（错误极多）：一六〇三年四旬期离拉合尔（姑以四旬期首日即二月十八日计）；至阿托克三十日，在那里停十五日，渡印度河五日；至白沙瓦两个月，在那里停二十日；再前行未记其时，停二十日；至吉德利二十五日；至喀布尔二十日（这样最早也要到一六〇三年九月二日才到喀布尔）；在喀布尔停八个月（因此约一六〇四年五月一日离喀布尔）；至恰里卡尔未记；至帕尔万十日，在那里停五日；至艾恩加兰二十日；至卡尔奇亚十五日；至贾拉拉巴德十日；至塔里寒十五日，在那里停一个月（这便至少到了一六〇四年八月十五日）；至切曼及在那里停留未记；巴达哈伤诸隘八日，停十日；察尔楚纳尔一日，停五日；至塞尔帕尼勒十日；至萨尔奇勒二十日，停二日；至切查利特二日；至唐格塔尔至少六日；至雅科尼克十五日；至叶尔羌五日（如此则最早于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七日抵叶尔羌，恰比真年晚了一年）。此后不值得再往下算；其实根本之误就在我们这里所列那一段行程之内。

又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意大利文手稿至今存于马切拉塔的利玛窦家，已由塔基·文图里神父为这位著名传教士一九一〇年在其故城举行的百年纪念而校订刊行。我把这个本子与金尼阁的译本仔细对过，作了若干订正。尽管拉丁译本有其缺陷，专名之误却比我所料为少。——科迪埃按。）

鄂本笃行程主要的疑难，在自喀布尔至叶尔羌那一段。这一段的前部——过兴都库什——那一带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知，然而鄂本笃显著提到的几处地方无从确定。这一段后部——自巴达哈伤上登帕米尔高原、再下至叶尔羌——也是如此；而那里更是一个至今所知极不全的地方；因为自马可·波罗以来，鄂本笃是唯一有行程记录见世的欧洲旅行家〔注十一〕。

〔注十一〕（原注：近来一部题作《俄人在中亚》的书中一条注表明：说明这些地方的可贵材料确实存在，我信在圣彼得堡的军事档案里。那里引维尼乌科夫先生论帕米尔与阿姆河上游一文云：「我们关于帕米尔高原与博洛尔的地理知识之混乱，竟到这个地步：著名地理家齐默尔曼在李特尔指导下工作，所出的只是一幅大而杂乱、全然不可解的这一带地图。其中缺的是连接的一环；须有人去实行本世纪初俄国政府所设之计，即亲往其地而记述之。幸而这样一种补充的材料已经找到——而且有两种，彼此印证而互相补充，虽然两者之间别无共同之处。我这里所指的是《上亚细亚游记：自喀什噶尔、塔什八里、博洛尔、巴达哈伤、瓦罕、霍罕、突厥斯坦至吉尔吉斯草原，再经撒马尔罕与叶尔羌回克什米尔》，以及克拉普罗特一八二一年所译的一部汉文行程，自喀什噶尔至叶尔羌、北印度、达伊里姆、雅布图阿尔、巴达哈伤、博洛尔、瓦罕与霍罕，直至喀拉套山。单是列举这些地名，我想就足以引起一切研究亚洲地理者不可抑的好奇。这些新材料实在极为重要。就那部《游记》而论，从序与叙述中若干处可推：作者是个德意志人，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代办，于本世纪初或上世纪末被派去为英军买马。原稿是一部宏丽的德文手稿，附所经地方的写生四十幅。正文又另有法文译稿，而所附各图并成一幅行程图，画得极好。序上有这位旅行家的教名『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而姓已被涂去。克拉普罗特那部行程之可贵，在于其自然地理的细节极为详备；几乎每一座山都画出，还留意注明其有林无林、有雪无雪；也同样留意注明居民是游牧还是定居。废墟、桥梁与村落也都标得明白；所以虽然全图并未保持同一比例，其价值、明晰与细致并不因此稍减。」

就以上所记我还可以补一句：威尔逊教授论伊泽特·乌拉游记时提到一位俄国军官叶弗列莫夫，上世纪被吉尔吉斯人所掳而脱走，经霍罕与喀什噶尔、越西藏至加尔各答，再回圣彼得堡，一七八二年抵，并刊其游记。迈延多夫《自奥伦堡至布哈拉记》也说到格鲁吉亚贵人拉斐尔·丹尼别的游记，自其本国语译成俄文，一八一五年印行。那位先生自克什米尔往叶尔羌、阿克苏、固勒扎与塞米巴拉金斯克。同书又载有一位布哈拉塔吉克人自塞米巴拉金斯克至克什米尔的一条路程。）

鄂本笃过兴都库什时究竟走哪一隘，不甚明白。关于这些隘，行程之末另有一条补注〔注十二〕。这里我只说：既然记载提到这位旅行家到过帕尔万与恰里卡尔，那么他大概是走帕尔万之隘——那是伍德一八三七年试而未成的。其实若帕尔万在我所见唯一标出它的那幅地图（沃克所作）上位置不错，那么一行人若走别的任何隘，就会绕出路外〔注十三〕。自帕尔万直到他抵巴达哈伤边界的塔里寒，所举的名字没有一个能确定；其中最显著的卡尔奇亚与贾拉拉巴德，就我所知别的旅行家与地理家都未举过。不过关于它们的几句话可见叙述中的注。

〔注十二〕（原注：见末尾附注一。）

〔注十三〕（原注：杜雅里克提到鄂本笃离拉合尔之后，第一条消息是：「行一百零二柯斯——每柯斯等于意大利一里——之后，他自加扎维亚省写信给皮涅罗，说他正在覆雪的山上与严寒相抗。」那一百零二柯斯必是自喀布尔起算，而不是如字面所示自拉合尔起算；而「加扎里亚」的雪山必是哈扎拉部族所占的兴都库什。如今据伍德，哈扎拉人东不过戈尔班德谷；然而利奇的诸隘报告表明，他们在帕尔万正上方的诸隘还有，而且从前曾延至最东的哈瓦克隘一带之山。我希望另加一幅略图，使鄂本笃的路线与其中的疑处更为明白。）

自塔里寒至帕米尔高地，除那个描述性的「巴达哈伤之隘」——那已足见那一带地方的性状——之外，认定名字也有同样的难处。不过我想几乎无可疑：鄂本笃的路线与印度海军的约翰·伍德上尉那趟著名的阿姆河源之行所走的大体相同。巴达哈伤与邻近吐火罗斯坦诸区，居民是塔吉克血统、说波斯语；在中世纪，它们似不仅享有以矿产（尤其红宝石与青金石）著名之誉——如今还留着一点影子——而且至少在其低谷中，人口与物产远比如今为盛。奥斯利所译十世纪的《东方地志》与十二世纪的伊德里西，都说这些地方物产丰饶、人口稠密、贸易与财富兴盛。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说塔里寒与邻近诸区也是这样的话。在他之前不久，塔里寒的主要堡垒曾使成吉思与其鞑靼大军相持六个月（一二二一年）〔注十四〕。那位凶残的征服者所过之处，守军中没有留下一个活人，也没有留下一块叠在另一块上的石头。而今日的塔里寒镇——那守军又强又勇所守之地的代表——只是一个约四百间土屋的小村。巴达哈伤的主城法伊扎巴德，一度名满东方，伍德经其地时只能凭园中曾有的枯树认出；而那国今日的都城杰尔姆，也只是一丛村落，合计约一千五百人。经久之衰大概自成吉思之役始，因为东方史上许多例子都表明这类破坏的长久之效。而在这里，兵祸一浪又一浪掠过一个小国——那国三面被荒山与野蛮部族所隔——毁了代表几代人积劳的耕作之具，也毁了文明的凭借与复兴的源泉。世纪一个又一个过去，只见衰败之进。直到我们这时代，人口减少与地力变坏的过程还在继续。一七五九年喀什噶尔的两位和卓——布尔汗丁（波罗尼都）与霍集占，阿帕克和卓之后——自当权的汉人手里逃出，避入巴达哈伤，被当时治那国的苏丹沙诈杀〔注十五〕。据说那两位圣人临死时咒巴达哈伤，祈愿它三次人烟断绝。而事实上，自那以后它至少被荒了三次：第一次是那件暴行之后数年，喀布尔的阿赫默德沙·杜兰尼把那奸诈的苏丹沙处死之时；第二次在本世纪初，昆都士的科坎别；第三次在一八二九年，其继者穆拉德别把剩下的居民大半掠走，安置在昆都士的沼地上任其病死。

〔注十四〕（原注：呼罗珊另有一个塔里寒；而《环宇史》似把那一个当作成吉思所围之城。然而叙述表明那是吐火罗斯坦、巴达哈伤边上的塔里寒。伊德里西描写了两城，可是奇怪，其法文译者茹贝尔把两者当作一处。其实同名之城共有三处：巴达哈伤的一处、呼罗珊的一处，又有德莱木——加兹温邻近的山地——的一处。）

〔注十五〕（原注：见《俄人在中亚》；伍德书；李特尔书卷七；伯恩斯书卷三。）

鄂本笃之时，那国大概处于中间之状：还没有落到如今这样低，然而远不如鞑靼入侵前之日。阿克巴此时已放弃在印度高加索以北保有土地的一切企图；而十五世纪末逐了帖木儿之家而定居布哈拉的乌兹别克人，似已部分占其地。

关于巴达哈伤与喀什噶尔之间越博洛尔山与帕米尔高原的路线，所能得到的记载只有早几个世纪汉人求法僧的几条、马可·波罗那简短而极有分量的几笔——那几笔连细微之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竟奇特地由伍德上尉所印证——以及鄂本笃这些零碎的札记〔注十六〕。要绝对断定马可所走之路似不可能；不过从他提到在那高原上行十二日看来，他大概如古代汉僧确然所走的一样，自阿姆河谷之首向北越高原至塔什八里之纬，然后才下入东突厥斯坦。另一方面，鄂本笃与其商队所走的，大概是后世通常之路：似是横穿帕米尔，向叶尔羌河诸源的方向，越过博洛尔东侧支撑它的两道或更多的山脊，而下至英吉沙——那是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之间的一城。马戛尔尼在附于埃尔芬斯通《喀布尔》一书的地图上所画的一条近世商路，显然正代表我们这位旅行家一行所取之线；两者所示似都指着刚才所说的大致走向。

〔注十六〕（原注：这些的片段见李特尔书卷七。玄奘之书我此刻无从取阅。）

鄂本笃过这些山之后所到的地方，自蒙古大帝国之世以来同样对欧洲人闭着，然而因长期而极早受汉人影响，从汉文史料已知得较多。这一带最好称作东突厥斯坦，而上世纪的地图上称作「小布哈拉」（我不知何故）；它形成一个大而低的谷地，自北至南宽约四百英里；洪堡据植物的推断，以为其低处的绝对高度不过一千二百英尺。它三面被极高的山脉围着，即北为汉人所称的天山，把它与伊犁的平原隔开；南为昆仑，支着西藏大高原；西为博洛尔的横岭，把它与西突厥斯坦分开。这片洼地的地面大半是沙漠：近山麓处土黏而面多石，内地则是沙，往东聚成一列列流动的沙丘。空气虽极干、雨亦少见，然而自这谷地三面雪山流下的水量必颇可观。诸河把这些水带入塔里木的中央河道，而塔里木被那一带东缘的罗布淖尔所吸，此外并无出口——除了汉人的传说以地下之道把它与黄河相连。诸支河可供灌溉，三山之麓一带有片片较肥之土，其上自古便有城邑兴起、有定居之国存在。相类的绿洲或许从前也存在于平原中部较近之处——马可·波罗把罗布之城放在那里——从前还有一条直路由中国边界穿过那里直达和田〔注十七〕。如今自和田、也如自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两西城，与中国往来所走的唯一之路，似是沿天山之麓散布的那些城镇〔注十八〕。

〔注十七〕（原注：据说这条路因出没其间的卡尔梅克盗匪而被弃。沙哈鲁的使节自中国归途似曾作为例外走过它。）

〔注十八〕（原注：主要取自《俄人在中亚》。）

汉学家把帝国对这些国中较西者的影响定自纪元前二世纪。纪元后一世纪，它们被彻底归服，而汉人之权竟伸到博洛尔之外〔注十九〕。汉人的权威颇有起落；然而七世纪唐之世，我们又见山东之地在汉人总督之下（其驻地举为别失八里、和田、喀拉沙尔与喀什噶尔），直到九世纪后半那一朝之衰、以及随之而来的分裂之局——那局面延续到成吉思与其后人征服其一切分部为止。后者对东突厥斯坦保有实际或名义上的至上之权，作为其家早期征服之一部分。他们在中国倾覆，而继他们的明朝在中国本部之界外权力甚小，最多不过及于哈密之地〔注二十〕。西方诸国仍多少名义上臣于察合台东支诸汗，其史事已在本书前面略述。喀什噶尔之政自成吉思之世以来，向来授与汗廷的一位重臣。秃黑鲁帖木儿即位时把它授与埃米尔图里克，继之者为不剌只，两人都是卡马鲁丁的兄弟——卡马鲁丁杀了秃黑鲁帖木儿之子亦里牙思而篡其汗位。不剌只由其子忽歹达继之——前面已说到此人。这位君主治国多年，颇为顺利而仁惠，对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拜城与库车行近于王者之权，把大部分岁入用于虔敬之事，尤其赎回蒙古人侵河中时掠去的回教俘虏〔注二十一〕。他的治世历东察合台四位汗之世。老年他行了朝觐，卒于麦地那〔注二十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沙承其荣位，然而喀什噶尔与和田之地已被帖木儿所并，此后一时臣于那位征服者的后人——他们惯把这两省交给自己一位重臣。在这些人治理期间，穆罕默德之子赛德·阿里屡图收复其祖父之地，终于成功。这一朝的史事不必再细述。他们在位时，那地方似有时分为几国，以喀什噶尔与和田为主，有时又在喀什噶尔之君之下合一。这一朝末一位君主阿布伯克尔汗也是最强的一位。他在位四十八年，在山外颇有征服。也正是他把治所移到叶尔羌。然而约一五一五年，东察合台羽奴思汗之子阿黑麻之子阿布·赛义德流寓费尔干纳，组一军征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竟取之，此后又把巴达哈伤、西藏与克什米尔的若干部分加入其征服〔注二十三〕。鄂本笃经其国时，他所见在喀什噶尔王位（此时都城已是叶尔羌）上的王穆罕默德汗，似是这位阿布·赛义德的后裔〔注二十四〕。据鄂本笃可知，他的权至少及于阿克苏之地，大概在某种程度上也及于天山之麓直到中国边界的整个地方，连哈密在内；因为鄂本笃所称察力失之国——包括喀拉沙尔与哈密，以及中间的吐鲁番与辟展——是由叶尔羌在位之君的一个儿子所治。和田另有一位君主，是叶尔羌之王的外甥，或许是他的属藩。

〔注十九〕（原注：汉人之权从未伸到里海之岸。汉将班超于我们纪元一世纪向西用兵，也没有走那么远。）

〔注二十〕（原注：前文一条注所引的情形表明，一四一九年汉人之权不及吐鲁番与哈剌火州。而一六〇五年，下文可见，它连哈密也不包括。）

〔注二十一〕（原注：原文作「拜与库车」。拜城在天山之麓、阿克苏与库车之间，在阿克苏东北一百三十七英里，如今以牧羊与制毡著名。休·默里把它认作波罗的「培因」，鲍狄埃从之。不过如今有人指出：拜城与培因无干，培因在自和田往尼雅的路上；拜城在自库车往阿乌利耶阿塔的路上，即汉之姑墨。）

〔注二十二〕（原注：据《节录丛书》，忽歹达治国九十年。沙哈鲁使华的使节提到他在蒙古边界附近出来迎他们。）

〔注二十三〕（原注：见后文所引《节录丛书》。）

〔注二十四〕（原注：他大概就是卡特勒梅尔所录片段中提到的穆罕默德苏丹，是阿卜杜勒·拉失德汗的第六子，十六世纪末在其兄阿卜杜勒·克里木在位时治喀什噶尔城。）

东突厥斯坦的统治者自秃黑鲁帖木儿以来向来都是回教徒——据说他是成吉思血脉中喀什噶尔第一位回教君主。佛教固然到一四一九年沙哈鲁遣使之时在吐鲁番与哈密诸城还颇盛行，其绝迹大概不比那世纪之末早多少。然而在西边诸国，伊斯兰似自更早便普遍，而且以狂热之心守之〔注二十五〕。自称出于穆罕默德之裔、被称为「和卓」的圣师与行奇迹者取得极大的影响，而依附其首领的教派把民众分成敌对的两党，其彼此相仇终致全国被征服。因为十七世纪晚期，那两党中称「白山」一党之首阿帕克和卓，被喀什噶尔之长伊斯玛仪汗——他是对党即「黑山」的热心护持者——逐出，便求助于准噶尔厄鲁特即卡尔梅克之君噶尔丹汗。那位首领乘此机会，于一六七八年侵天山以南诸国，把喀什噶尔之汗及其家属掠去，立「白山」的和卓管其国而臣于自己。此后多年大乱，有时这一党、有时那一党居上，而准噶尔诸汗始终行某种上级之权。一七五七年准噶尔为汉人所平，次年汉人以当时在野的白党为其手段，也成功把突厥斯坦之国纳入自己治下。至今仍然如此：施政之细务主要由土著当局掌管，而有汉官监之，要城与边境有汉兵驻守，全体则在伊犁将军之下——那衙署设在同名之河上的固勒扎，离古之阿力麻里不远。然而近六十年来叛乱极为频繁而严重，如今又有一场大乱正在进行，而我们至今所知甚少〔注二十六〕。

〔注二十五〕（原注：据《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所载一位赴麦加朝觐者之言（我转引自李特尔书卷七），如今和田的都城有许多佛僧与佛寺。不过可以推想，这些是上世纪汉人重新统治以后重建的。在蒙古人治世以前若干世纪，伊斯兰似已在那一带颇为盛行，虽然蒙古人之兴大概给别的宗教添了一把力。）

〔注二十六〕（原注：主要取自《俄人在中亚》。自元朝在中国倾覆，至十八世纪汉人之权复兴诸事之间，这一带的史事似只晦暗可知。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的史事，现存的主要记录据说是名为《拉失德史》的那部书，作者是米尔咋·穆罕默德·海答儿·库尔干，喀什噶尔阿卜杜勒·拉失德汗的宰相；据卡特勒梅尔，那位汗于回历九百五十年即一五四三年即位（瓦利哈诺夫说一五五四年），在位三十三年。据瓦利哈诺夫上尉，此书第二部分记作者亲历之事，关于喀什噶尔邻近的山脉与诸国载有许多消息，当含极有意思的材料。此书在欧洲似很少有人动过。不过卡特勒梅尔在《节录丛书》卷十四中有一长篇摘录，出于波斯地志《七域志》，而那书又出于《拉失德史》，看来一部分又出于稍晚的来源，因为书中说到阿卜杜勒·拉失德之子阿卜杜勒·克里木正在位。上文各段的详情多取于这篇摘录。瓦利哈诺夫又说到一部写到一七五八年汉人取叶尔羌为止的《和卓传》抄本，是他在喀什噶尔所得。他关于那些人物与其党派所给的详情，显然即由此而来。又《拉失德史》已由额里阿思编订、罗斯译成英文，一八九五年伦敦刊，本新版中屡屡引之。汉人并有之后，其地称新疆，分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汉人行政之首自一七六二年起设一将军，驻汉人的固勒扎即惠远城，那城一七六四年所建；其下有若干佐理之官与土著首领「伯克」。）

关于鄂本笃行程的书目，我无从多说。我信珀切斯书中有其译述或转述，然而我无从取阅其《游记丛编》。健谈的老耶稣会士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中国图说》中有其节本，阿斯特利丛书中又有一个略节而加注的译本，我从前读过，此刻手边没有。近时最早费心依今日关于这些地方所知（如其所知）而系统追考鄂本笃路线的是李特尔。从注中可见，我在若干处斗胆与他不同。

（书目：鄂本笃一行的原始记述见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卷五第十一至十三章，一六一五年奥格斯堡刊；杜雅里克《东西印度要事史》第三部分卷五，一六一四年波尔多刊；珀切斯《游记丛编》卷三；基歇尔《中国图说》法文本节本；阿维里尔《游记》英文本；阿斯特利与平克顿两丛书中的英译；此外自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尚有意、荷、法、德、葡各国的传记、纪念文字与研究多种，其中较要者为布吕克神父《鄂本笃：中亚传教旅行家》一八七九年里昂刊；里贝罗与瓦斯孔塞洛斯为一九〇七年鄂本笃三百年纪念所作二文，载里斯本地理学会会刊；韦塞尔斯神父荷文《鄂本笃：中亚的一位发现旅行家》；以及塔基·文图里神父所校《利玛窦史著》第一卷《中国札记》，一九一一年马切拉塔刊——其中论鄂本笃者三章，本书注中引之作「利本」。又李特尔《亚洲》各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等书中亦有考论。此处不一一详列版次页码。）

《鄂本笃赴契丹行程》

——译自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据利玛窦神父札记编成——一六一五年奥格斯堡刊——卷五第十一、十二、十三章

二十三鄂本笃《自阿格拉赴契丹记》（上）

第十一章　本会葡萄牙人鄂本笃如何奉派去探明契丹

住在莫卧儿朝中的本会会士来信，把关于回教徒所称「契丹」那个著名帝国的一些消息带到了西印度〔注一〕。那名字从前曾因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记述而为欧洲所熟，然而年代久远，已被忘到这个地步：人们几乎不信有那样一个国。神父们时时寄回的话，大意是：契丹之国在东方，比莫卧儿之国略偏北；而他们有理由相信，那里可以找到许多奉基督教之人，连教堂、司祭与圣事都有〔注二〕。因此葡萄牙人尼古拉·皮门塔神父——他是本会在东印度的巡视员——大为热望在那一族人中为本会开一片劳作之田；尤其因为大可设想：与其首领相隔如此之远的基督徒，必已陷入种种谬误〔注三〕。所以他以为这件事宜与教皇、并与那位至公教的陛下商议〔注四〕。于是奉王之命，有文书寄给当时的总督阿里亚斯·萨尔达尼亚，令他以钱财与声援支持巡视员所议之行；这道命令他办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以他对传布信仰、尤其对本会所抱的好意，本该如此。巡视员遂选定本会一位弟兄名鄂本笃者去作这番探行；他是葡萄牙人，极虔敬而有识见，因久居莫卧儿之境，精通波斯语，又极熟悉回教的风俗——这两项本领，对任何要作这趟行程的人看来都不可缺〔注五〕。

〔注一〕（原注：原文直作「从住在莫卧儿朝中会士的信里，在印度听说」。那时代的传教士与葡萄牙人所谓「印度」是指果阿与西海岸（正如如今荷兰人所谓「印度」是指爪哇与苏门答腊）；印度斯坦本部与莫卧儿的领土则称「莫卧儿」。）

〔注二〕（原注：利本作：「由住在大莫卧儿地方的本会神父之便，印度得了消息说：那个名为大契丹的著名之国——其名多年前经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与别人之口传到欧洲，此后其消息又失了——在莫卧儿之国的东方而更偏北；又说许多撒拉森人愿往那里去做生意，并传说那里有许多基督徒，有教堂、有司祭，还有我们别的礼仪。」）

〔注三〕（原注：尼古拉·皮门塔一五四六年十二月六日生于圣塔伦，一六一四年（或据果阿省简录作一六一三年）三月六日卒于果阿。）

〔注四〕（原注：即腓力三世。）

〔注五〕（原注：利本把「鄂本笃」的姓写作另一形。）

我们的弟兄其实已从利玛窦神父自中国京城来信的摘录中听说：契丹只是中国帝国的另一名〔注六〕（这件事本书前面已用种种论据立定）。然而莫卧儿朝中神父们的信里所取的看法恰恰相反，于是巡视员先是游移，后来倾向后者；因为他见关于契丹分明记着那里可遇到不少回教徒，而中国一向被认作定论：那一派的荒唐从未传入中国。而且，中国有过基督教痕迹一事既被否认，那些回教目击者确凿的断言，便被认为把基督教在名为契丹之国的存在置于无疑。有人提出：一个与中国接界的帝国之名或许也被延用于中国；于是决定要把这番查考做到底，既以除尽疑影，也以查明能否与中国立一条更近的交通之线。

〔注六〕（原注：利玛窦早知中国与契丹只是一国；其一五九六年十月十三日一封未刊之信可证。）

至于那些被极确凿地断言存在于契丹（即我们随后可见的中国）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些回教报信人照他们的惯例撒了谎，或者是被某些表面的迹象所误。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敬任何像，所以当他们在中国的庙里见到许多与我们所画圣母与某些圣人之像不无相似的像时，或许真以为那国的宗教与基督教是一回事。他们又会见到灯与蜡烛摆在坛上；会见到那些异教的僧人披着我们礼书所称「大礼袍」的法服；会见到与我们一样的祈求列队；会听到那种几乎与我们教堂里额我略调一模一样的唱诵；以及别的同类相似之处——那都是魔鬼引到他们中间的，它拙劣地仿效圣物、僭取应归天主的尊荣。这一切情形，极易使一伙商贾——尤其是回教商贾——把那些人看作奉基督教之人〔注七〕。

〔注七〕（原注：确实极易，所以那另一种设想本可不必提。这样的混淆屡屡发生，而耶稣会士自己这里已说明其故。据德经，汉人说（东）罗马帝国的君与民是「佛」的敬奉者，还把佛像铸在钱上。达·伽马在卡利卡特所闻东方各国的报告里，把勃固等佛教之国说成基督教国。克拉维约把印度之君与民记作希腊教的基督徒，还听说契丹的皇帝也是基督徒。约萨法特·巴尔巴罗在塔纳所遇的鞑靼人向他保证契丹的居民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庙里有像，与我们一样」。安东尼·詹金森一行一五五九年在布哈拉被告：契丹之民的宗教就是基督徒的宗教，或极近之。理查森博士与麦克劳德上尉探缅甸以东诸邦时遇见汉人商贾，那些人也一般认他们为同教之人。）

于是我们的鄂本笃开始筹备行程，穿起亚美尼亚基督教商人的衣服、也取了那样的名字，自称「阿卜杜拉」，意即「主之仆」，又加上「伊萨伊」即「基督徒」〔注八〕。他又从莫卧儿王阿克巴——他对本会弟兄、尤其对鄂本笃本人友善——得了几道致若干已知为其友或其藩的君主的文书。所以他须作亚美尼亚人；因为以那个身分他可以自由通行，而若被知是西班牙人，必定要被拦住〔注九〕。他还带了种种货物，既为卖以自给，也为保住商人的身分。这些货物自（西）印度与莫卧儿境内备了一大批，费用出于印度总督，阿克巴自己也有所助。多年主持莫卧儿传教团的热罗尼莫·沙勿略神父派了两位熟悉那些地方的人作他一路的同伴：一位是司铎，名莱奥·格里马尼斯，为鄂本笃的安慰而设；另一位是商人，名德梅特里乌斯〔注十〕。此外还有四名仆人，本是回教徒出身、从前也奉那教，如今已归化基督教。然而这些仆人他到拉合尔（莫卧儿的第二都城）后都因无用而辞去，换了一个亚美尼亚人伊萨克，那人在拉合尔有妻有家。这位伊萨克成了他一切同伴中最忠实的一个，全程都随着他，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忠仆。于是我们这位弟兄辞了他的上司，照那道训令所记，于本世纪第三年（一六〇三年）正月六日启程〔注十一〕。

〔注八〕（原注：利本作「司祭披大礼袍与法服作列队而行」。）

〔注九〕（原注：杜雅里克说：「他采了通行的亚美尼亚服式，即长袍与头巾，佩弯刀、带弓与箭袋，这是商人惯穿的装束，然而又足以标明他是基督徒。」他任头发与须长起，如商人的做法。不过他一路上照他信中所说，常被人当作「赛义德」，即穆罕默德之后。）

〔注十〕（原注：前一位大概就是杜雅里克所提到的「副执事莱奥·格里莫尼乌斯，一位精明而有阅历之人」，希腊人，约一五九〇年被阿克巴遣使赴果阿。）

〔注十一〕（原注：那道训令大概是随后寄到拉合尔的，因为我们已见另一种、大概更确的说法是他十月三十一日启程、一六〇二年十二月八日抵拉合尔。照训令所嘱，他在拉合尔没有住在当时由耶稣会士埃马努埃尔·皮涅罗与方济各·科尔西所居的教堂，而住在一位威尼斯人约翰·加利西家。）

那都城里每年有一批商人结伙，前往另一有其自己之王的地方之都，那地方名「喀什噶尔」。他们都一同上路，或为彼此有伴，或为防盗。这一次他们约有五百人，带着极多的骡、驼与车。他于上述那年的四旬期中以这样的方式自拉合尔启程，行一个月后到一镇名阿托克，还在拉合尔省内。停了约半个月之后，他们渡了一条一箭之宽的河，渡处有船以便商人〔注十二〕。在河的对岸他们停了五天，因为得报说有一大帮盗贼正威胁道路；随后过两站便到了另一城名白沙瓦，在那里停二十天以作必需的休息〔注十三〕。再往前、在赴另一小镇途中，他们遇到一位朝山的修行之人，从他听说：三十日路程之外有一城名「卡菲尔斯坦」，凡回教徒一概不许进去，若有人进去便处死。异教商人入那些人的城则不禁，只是不许进庙。他还说那国的居民除穿黑衣不进他们的庙；又说那国物产极丰，尤多葡萄。他献给我们这位鄂本笃一杯那里所出之物，他发现那是与我们一样的酒；而这样的东西在那一带的回教徒中极不寻常，于是生出一种猜想：那国或许是基督徒所居〔注十四〕。他们在遇见那位行脚人之处又停了二十天；因为报说路上有盗匪出没，便从当地之主处得了兵士四百护送。自此他们行二十五日到一处名吉德利〔注十五〕。这一程中，行李与驮包都沿山脚而行，而商人们持着兵器在山顶上防备盗贼〔注十六〕。因为那些人惯于把石头推下来打旅人，除非旅人先占了高处，以暴抗暴把他们驱走。在这地方商人要纳过路税；而盗贼也正在这里发动一次袭击。一行中许多人受伤，性命财物都勉强保住。我们的鄂本笃与众人一同逃进丛林，夜里回来，终于得以脱离盗贼。又过二十日，他们到了喀布尔，那是贸易极盛之城，还在莫卧儿所辖之境内〔注十七〕。我们这一行在这里总共停了八个月。因为有些商人放下了再往前行的意思，而其余的人又怕以这样小的一队前行。

〔注十二〕（原注：一六〇三年复活节在三月三十日（新历）。又阿托克在印度河上；阿塔克镇是印度河上方的一座堡，阿克巴一五八一年所建，以御其兄弟、喀布尔总督哈基姆·米尔咋之侵；他命名为「阿塔克—班拉斯」，与其帝国东南角的堡「卡塔克—贝拿勒斯」相对。阿托克县属旁遮普拉瓦尔品第区。又利本此处作「马、驼与货物」。）

〔注十三〕（原注：即白沙瓦。原文「两个月」当作「两站」，见前文。这些二十天、三十天的停留，看去都可疑。难处之底大概正是某种误解。白沙瓦自一九〇一年为西北边省之都，「在一道俯瞰四周平原与城的山脊上，城则在巴拉河左岸附近，在斯瓦特河与喀布尔河汇口东南十三英里半，离开伯尔隘口入口附近的贾姆鲁德堡十英里半」。法显之时它是犍陀罗省之都。「一五五二年胡马雍见其堡已废，然而命人修好，交给一位总督，那总督成功守住它，抵御了汗·卡吉所率的阿富汗人。此镇看来由阿克巴同时代的巴尔格兰重建，后来在锡克治下由其总督阿维塔比莱将军大加扩展。」）

〔注十四〕（原注：利本作「卡菲尔斯坦」。所谓「名叫卡菲尔斯坦的城」代表的是卡菲尔斯坦，在阿富汗，是回教徒称为「卡菲尔」即不信者的那一白肤之族所占的山地，我们对他们所知至今极少。他们中至少有些人被称作「黑衣人」，因穿黑山羊皮，正如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的「黑衣人」。他们中葡萄与酒之多，埃尔芬斯通与伍德都提到。苏丹巴布尔也说：「酒之用在他们中间如此盛行，每个卡菲尔颈上都挂一只皮酒囊；他们以酒代水而饮。」帖木儿在往印度进军而入阿富汗之前，曾遣一军征黑衣人；又亲率一军征卡菲尔的另一支，据其史家所记，那一支的人赤身而行。为到他们那里，他越过雪山卡塔乌尔。这是埃尔芬斯通书中卡菲尔一部族之名，而据伯恩斯，「沙·卡塔乌尔」至今还是奇特拉尔之长所用的称号。成吉思在兴都库什一带用兵之后，据记载也曾在布亚·卡塔乌尔诸山中过冬。他随后想经西藏回蒙古（大概走喀拉喀伦诸隘），未成，只好绕道巴米安。阿克巴与纳迪尔沙也都对卡菲尔用过兵，两次都不成。

又卡菲尔斯坦近来有两位土著传教士到过，是在白沙瓦的教会传道会代办手下供职的，他们的经历已有所刊布，然而所得不多。那里之人的贞洁与诚实受到称许。同村之人怀着极强的同族之感，所以彼此既不相斗、也不通婚。然而部落或村与村之间常相战，那时杀异部的男女便是取荣之路。他们没有庙、没有司祭、没有书。他们信有一位天主，却留着三个偶像，看作向天主代求者。其中一个名帕利沙努，用木粗刻，眼是银的；旱涝或瘟疫时便求他。以山羊为祭，把血洒在偶像上。妇人不得近之。另两个偶像是寻常的石头。山羊肉是那里人的主食，偶有鹁鸪与鹿；然而鸡、蛋与鱼都不用（虽然河里鱼极多）。他们没有马、驴与骆驼，只有几头牛与水牛，几只狗……「他们大量饮酒，那酒极难喝——若带到白沙瓦来的那些可作样品的话」；然而没有见到醉的。他们的酒器是做得颇奇的陶器，偶有银的。他们极长寿，直到死之日还健壮。「男子有几分黑，女子据说与欧洲人一样白，极美，双颊红润。」男子几乎从不洗衣、也不洗身。说话时竭力叫喊。他们以棺木把死者葬在山间洞中。又据《印度地名志》：「他们处置死者之法颇特别。既不埋、也不焚，而是放在大匣里，置于山坡上或某个较僻之处。」

又利奇论兴都库什诸隘的报告提到：铁匠被卡菲尔人看作天生的奴属，偶被带到谷中的回教徒那里出卖；又说卡菲尔人立和之誓是舔一块盐。末一样也是孟加拉东境卡西亚人的誓法——我多年前在他们的地方住过一阵。）

〔注十五〕（原注：乔治·福斯特七月三十一日在甘达马克；八月一日歇于「杰古伊德—阿里」（我用的是法文本，不知福斯特如何拼写）；次日到喀布尔。我疑这个「杰古伊德—阿里」就是鄂本笃的吉德利，而两者都指那不幸有名的杰格德莱克。前一镇——鄂本笃一行在那里得护送兵——大概就是贾拉拉巴德。所记行军时日之被夸大须记在心，其误因何则不论。照正文，鄂本笃自白沙瓦至喀布尔共用四十五日以上。福斯特之记只用七日；伍德与伯恩斯同行用十九日，然而其中含停留。又沃克一八七八年《突厥斯坦图》第四幅上，白沙瓦与贾拉拉巴德之间有「吉尔迪」与「吉尔迪卡斯」，或即吉德利。

又谢费尔所译一部波斯文自白沙瓦至喀布尔的行程里，第十日到甘达马克，第十一日到杰格德莱，第十五日到喀布尔。「杰格德莱，人烟颇盛之处，是阿富汗苏莱曼—海勒部之领。」我几乎不疑这个杰格德莱就是鄂本笃的吉德利。又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离白沙瓦七十九英里、离喀布尔一百零一英里，是阿克巴一五七〇年所建。）

〔注十六〕（原注：一八四一年初次援救贾拉拉巴德「显赫守军」之役，正因在那几个隘口忽略了这「先占高处」之法而招大祸。）

〔注十七〕（原注：即喀布尔，阿富汗之都。「喀布尔初成为都城，是巴布尔一五〇四年据之之时；他在此为君二十年，然后侵印度斯坦。巴布尔死后传给其幼子卡姆兰；卡姆兰几次攻其兄胡马雍，终被击败而被刺盲（一五五三年）。胡马雍把它留给幼子米尔咋·哈基姆；一五八五年哈基姆死，归其兄阿克巴。自此至纳迪尔沙夺之（一七三八年），一直在印度莫卧儿诸帝之手。自纳迪尔沙又归阿赫默德沙·杜兰尼，其子帖木儿以之为其国之都。萨多咋朝时它一直是都城，如今在巴拉克咋朝治下仍然如此。」又利本此处作「持弓与箭」。）

也就在这座城里，那商人之队里加入了契丹之路上必经其境的那位喀什噶尔王的姊妹〔注十八〕。那位王名马法梅特汗；他的姊妹是另一位王——号「和田之主」——的母亲，她自己名「哈只哈努姆」〔注十九〕。「哈只」是撒拉森人加于往麦加朝拜那骗子遗骸之人的称号〔注二十〕。她此刻正是自那趟为其渎神之教而行的极远的麦加之行归来；因钱已用尽，便来向商人求助，许下到她的境内必以厚息如实偿还。在我们这位弟兄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失的机会，可以得另一国之王的恩眷；因为莫卧儿文书的效力此时已到尽头。于是他从卖货所得中贷给她约金四百枚，又不肯在契上订息〔注二十一〕。然而她也不肯在大方上落于人后，因为她后来是以汉人极重的那种玉石付他的——而那是人能带往契丹的一切本钱中最有利的。

〔注十八〕（原注：利本作「鄂本笃弟兄遇见喀什噶尔王的一位姊妹」。）

〔注十九〕（原注：即「哈只哈努姆」，意为「朝觐的公主」。杜雅里克称她另一形，说「在突厥语中意为『自麦加下来的美人』」（？）。那位王之名自然是穆罕默德汗；她的儿子即和田之主，和田在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东南。）

〔注二十〕（原注：几乎不必提醒：先知葬在麦地那而不是麦加。）

〔注二十一〕（原注：利本作「极细的玉石，那是自喀什噶尔运往中国最好的货」。原文所记之数，我依杜雅里克作金六百枚之说亦可；此处从正文。）

自此处起，司铎莱奥·格里马尼斯因受不住行程之劳而回拉合尔去了；他的同伴德梅特里乌斯又因某些事务留在城中。于是我们这位弟兄除那个亚美尼亚人之外别无随从，与别的商人一同在商队中启程。因为此时又有些人加入，人们以为可以平安前行了。

他们所到的第一镇是恰里卡尔，那是铁极多的地方〔注二十二〕。而在这里鄂本笃受了许多刁难。因为在莫卧儿领土那些边外之处，人们不理王的文书——那文书此前一直使他免受各种索取。十日之后他们到一小镇名帕尔万，那是莫卧儿境内最后一处〔注二十三〕。休息五日之后，他们前行越极高的山，行二十日到一区名艾恩加兰；再过十五日到卡尔奇亚〔注二十四〕。那里有一族人，头发与须是黄的，像低地诸国之人，散居乡间若干村落。再过十日，他们到了一处名贾拉拉巴德。那里有婆罗门，凭布哈拉之王所赐的一道文书抽税〔注二十五〕。再过十五日他们到塔里寒，在那里停了一个月，因正进行的内战而不敢动；因为据说卡尔奇亚人叛乱，道路不安〔注二十六〕。

〔注二十二〕（原注：即恰里卡尔，在戈尔班德河上、喀布尔以北科赫达曼谷之首，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以埃尔德雷德·波廷杰与霍顿在喀布尔之变（一八四一年）中英勇守御而有名。伊本·拔图塔提到它作「查尔赫」。利奇的诸隘报告称它「查尔卡」。又「阿富汗的恰里卡尔，在戈尔班德谷口，喀布尔以北约四十英里。铁矿自戈尔班德诸矿大量运到恰里卡尔，加工供喀布尔之市」。它是喀布尔属省科希斯坦总督的驻地。又须记得：正文中的名字都是利玛窦照意大利式拼的。利本又作「他们在那里停了二十日」。）

〔注二十三〕（原注：利本作「帕尔万，小镇，莫卧儿之国最后一处」。帕尔万在兴都库什一隅，因其位置近几条要隘之口，在亚洲史上屡屡有名。它显然就是茹贝尔所译伊德里西书中的「卡尔万」（「法尔万」之误写）——「法尔万之城不甚大，然而是个好地方，环境可喜，市场热闹，居民富足。房屋是泥与砖的。它在班吉尔（潘杰希尔）河岸上。此城是印度主要的市场之一。」一二二一年成吉思之军在帕尔万一时受阻，被花剌子模的苏丹札兰丁所败。而一八四〇年帕尔万附近一役，孟加拉一团骑兵作出不祥的失措，致使那一日之战败，几位可贵的军官阵亡，虽然多斯特·穆罕默德汗随即投降。）

〔注二十四〕（原注：这里行程各段所费日数之多，不但总数有误（如我们已见），细目也令人费解。鄂本笃一行被说成自喀布尔至塔里寒（其为何地几乎无疑）用了七十五日，而那一程最多不过十六至二十日。

伍德试越帕尔万诸隘之一（或许正是鄂本笃所走的）而未成时，第二日到了「昂格兰」村；「阿亨加兰」（利本作「艾恩加兰」）在利奇的报告中也作自帕尔万起诸隘之一上的一村，离隘口二十六英里。不过那地方在山南，而鄂本笃的艾恩加兰在山北。或是与安德拉布混了，或者极可能这名字——我想是「铁矿」之义——在别处又出现。其实就在收到这一页校样之前，我发现这名字在另一处又出现，提示对鄂本笃越山路线的另一种看法，此点见末尾论诸隘之注。

「卡尔奇亚」是极大的难处，因为它显然是颇有分量的地方，然而查不到同名之地。不过呼勒木似曾在一个名「哈拉赤」或「基利赤」的家族手中，所以所指或许是那镇。然而我也不可不提：在阿姆河北岸这一经度上，占着布哈拉以东山地一部分的，有一族贫穷而独立、属波斯种的人名「噶勒察」。迈延多夫说他们极黑，而瓦利哈诺夫却明说：「塔吉克人肤与发都深，而噶勒察人中有肤色白的。」这或可解释鄂本笃所说的黄发之人，以及他用「卡尔奇亚诸族」这一说法。

又斯坦因说：「色勒库尔的人口，除到其牧场来的游牧吉尔吉斯牧人之外，是山地塔吉克人；他们无论从体貌还是语言看，都无疑属于所谓噶勒察一系。」又「色勒库尔的山民如今是伊兰民族向东最远的前哨」。又「顺便可以指出：伊兰系的色勒库尔人与那几片绿洲今日的居民之间，或许可在帕克波这个不大而少为人知的山地部族中找到一条族属之链——他们一部分作牧人、一部分作农，住在提兹纳夫与叶尔羌两河源头附近的狭谷中。贝柳博士——我们所知关于这奇特的一族那点少得可怜的消息全出于他——说他们『有分明的高加索人面貌』而极白。」

然而我很难看出他的卡尔奇亚何以会在阿姆河之外，也找不到阿姆河以南有噶勒察人的证据。汉文表中的「高罗善」——那是与「卡尔奇亚」比别的任何名字都近的——被置于巴达哈伤以西一度三十六分、以北二十六分。这个迹象也指向阿姆河之北，约在哈兹拉特伊玛目正北二十英里。若卡尔奇亚是呼勒木，那么贾拉拉巴德便须在呼勒木与塔里寒之间去找，在昆都士或阿里阿巴德一带，若不就是其中之一。我倒宁愿把卡尔奇亚放在昆都士与塔里寒之间的汗阿巴德。）

〔注二十五〕（原注：「布哈拉」一名此处原文写作另一形，几乎确是后文用于布哈拉那个词的误读。利本作「布卡拉特」。）

〔注二十六〕（原注：塔里寒是这叙述自离帕尔万以来第一处确地。它无疑就是塔里寒，在昆都士以东约五十英里，导言中已说到。马可·波罗以另一形提到它。西迪·阿里游记中也提到「巴达哈伤地方的塔里寒」。它至今还在卡塔干即昆都士省，然而用的是旧阿拉伯地志中的旧名。

鄂本笃此时已到马可·波罗路线上的一点塔里寒，而此后直到他抵奇奇克里克之隘，他似都踏着那位威尼斯人的足迹，即沿瓦尔多季河、经伊什卡什姆之隘、沿喷赤河而至瓦罕；小帕米尔在博咋伊—贡巴兹与瓦罕帕米尔在瓦赫吉尔隘相接。此后之路经塔格墩巴什帕米尔两支汇口上的乌咋德拜古堡，而至塔什库尔干。）

自此他们前往切曼，那是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布哈拉及邻近别的几国之王阿卜杜拉汗辖下之地〔注二十七〕〔注二十八〕。那是个小镇，其长官遣人劝商人进城墙之内，说在外面于卡尔奇亚的叛人不甚安全。然而商人答说他们愿纳税，要夜里继续行程。那镇的长官便断然禁其前行，说卡尔奇亚的叛人至今还没有马，若掠了商队便会有马，如此便能对地方为害更大、对本镇更为麻烦；倒不如他们与他的人一同把卡尔奇亚人打退，安排上要安全得多。他们才刚到城墙下，便起了卡尔奇亚人来了的传言。那位爱夸口的长官与他的人听见这话便逃之夭夭〔注二十九〕。商人们急就地用驮包筑了一种栅垒，在里面堆起一大堆石头，以备箭用尽之时。卡尔奇亚人查知此事，便派人向商人说不必怕，他们自己会护送保护商队。然而商人们不愿信这些叛人，共议之后决定逃走。不知是谁把这个打算告了叛人，他们当即冲上来，把驮包掀翻，随意取物。这些盗贼随后把商人自丛林（他们逃进去了）中叫出来，准他们带着其余的财物退入那空城墙之内。我们的鄂本笃只失了一匹马，而那一匹后来还用几匹棉布换了回来〔注三十〕。他们留在镇中极为惶恐，怕叛人大举来攻而把他们全数屠戮。可是正在这时，布哈拉地方一位有势的首领名奥洛贝特者遣他的兄弟到叛人那里，那人以威胁使他们放商人自由过去〔注三十一〕。然而全程之中，盗贼总不断地在商队的尾上下手。有一回我们的鄂本笃落在队后，被四个埋伏的盗匪所袭。他脱身之法是这样：他摘下自己的波斯帽扔给那几个贼，他们正拿它当球踢时，我们这位弟兄便得空策马，与他们拉开一箭之地，于是平安归队〔注三十二〕。

〔注二十七〕（原注：此地为何处我说不出。阿姆河上的哈兹拉特伊玛目似太偏出路外。不过伍德在科克恰河与阿姆河汇口、塔里寒正北提到一山，他称之为「伊—哈纳姆」（或即「哈纳姆之山」）：「就在伊—哈纳姆下方其东侧，地面起为低而圆的岭。我们被告在此曾有一座古城名巴尔巴拉；如今还立着相当一段泥墙，塔吉克人以为那是古城的遗迹，然而显然是较近之物。」这或许就是哈纳姆，即鄂本笃的切曼。利本作另一形。又在《亚洲俄罗斯图》与沃克《突厥斯坦图》上，塔里寒（在昆都士与基什姆之间）之外有「特斯坎」或「特什坎」，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切斯坎」，在往法伊扎巴德的路上。）

〔注二十八〕（原注：原文「布尔加维亚」大概是「布尔加尼亚」之误印（阿斯特利本即如此印），意指费尔干纳。那么那位君主便是撒马尔罕、布哈拉与费尔干纳之王阿卜杜拉汗。据德经，此时在位的是乌兹别克昔班之家的阿卜杜勒·穆明——那一家在河中已为君一个世纪。）

〔注二十九〕（原注：利本作：「他们才到城下，便传来卡尔奇亚人要来的消息，于是那位长官弃城，带着全部人马逃了。」）

〔注三十〕（原注：利本作「那匹马他后来用两匹布赎回」。）

〔注三十一〕（原注：此处读法有几处可疑。金尼阁书中那句作「有一位最大的首领，名奥洛贝特·埃巴达斯坎，布哈拉地方之人，遣其弟往，以威胁使卡尔奇亚的叛人准商人自由而去」，其中「奥洛贝特·埃巴达斯坎」被作一个名字。然而原文或许作「奥洛贝特，巴达哈伤人」，即「一位首领名阿剌别（或瓦里别），巴达哈伤——布哈拉属国——之人」。利本作：「商人们留在墙内，极怕被那些叛人所杀；一位大首领名奥洛贝特，自布哈拉之地巴达哈伤遣其弟奥夏勒贝特去威胁卡尔奇亚的叛人，若敢害那一队商人便如何如何；因此他们得以继续上路，然而全程被抢了许多。」）

〔注三十二〕（原注：利本作「他头上照亚美尼亚人之式所缠的印度布头巾」。）

此后走了八日极坏的路，他们到了「巴达哈伤之隘」。「隘」的意思是难行之路；那里实在窄得可怕，只容一个一个过，而高悬在一条河床之上〔注三十三〕。这里的镇民得一队兵之助，向商人发动一次袭击，我们这位弟兄失了三匹马。不过这几匹他也得以用些小礼赎回。他们在这里停了十日，随后行一日到察尔楚纳尔，在那里因雨被困在野地五日，不但受天气之苦，还又遭一次盗贼的袭击〔注三十四〕。

〔注三十三〕（原注：利本作「其下有一大河流着，直到巴达哈伤城」。）

〔注三十四〕（原注：利本作「卡尔奇亚的盗贼」。）

自此行十日到塞尔帕尼勒；然而那是一处全然荒凉、毫无人烟之处；随后他们到了那座名「萨克里特马」的陡山之下〔注三十五〕。只有最壮的马才敢上这山；其余的只好绕远而较易之路。这里我们这位弟兄的两头骡瘸了，疲乏的仆人想放弃它们，然而终究使它们跟上了别的。如此行二十日，他们到了萨尔奇勒省，见那里村落相连若干〔注三十六〕。他们在那里停两日以歇马〔注三十七〕，再过两日到了名「切查利特」那座山之下。山上雪极深，上山时冻死了许多人，我们这位弟兄自己也险险脱身，因为他们在那里的雪中总共待了六日。最后他们到了唐格塔尔，那是喀什噶尔之国属地。在这里亚美尼亚人伊萨克自一条大河的岸上跌入水中，像死了一般躺了约八个小时，靠鄂本笃出力才终于把他救转。

〔注三十五〕（原注：利本作「手足并用」。）

〔注三十六〕（原注：利本作「萨尔奇勒」。）

〔注三十七〕（原注：利本作「因为那些马来时已极疲乏」。）

再过十五日他们到了塔科尼奇镇；路极坏，我们这位弟兄的六匹马都因疲累而死〔注三十八〕。再过五日，我们的鄂本笃独自先商队而行，到了那名叫叶尔羌的都城，又遣马回去，带必需之物助他一行人前来〔注三十九〕。于是他们不久之后也连人带货平安到了都城，时在同一年即一六〇三年十一月〔注四十〕。

〔注三十八〕（原注：利本作「雅科里奇」。又「雅科尼奇」或「雅科尼奇」「显然含着叶尔羌西南那座大村雅卡阿里克被误拼之名——自奇奇克里克而来的路上要经过它」。斯特拉伦贝格一七二三年《大鞑靼图》上有：和田、喀尔噶拉噶、色勒库尔、坦格兰、雅科尼格、耶尔肯或叶尔羌。）

〔注三十九〕（原注：鄂本笃如玄奘一样，自印度经喀布尔与巴达哈伤而至阿姆河上游，随后至塔什库尔干（即萨尔奇勒、色勒库尔）、奇奇克里克、唐格塔尔（唐吉塔尔）、雅科尼奇（雅卡阿里克）、叶尔羌。

又斯坦因云：「照那位求法僧自己的路线与所记的距离方位，我此前已得出结论：那所客舍之址当在奇奇克里克草原去找——那是一个高谷台原般的顶部，自色勒库尔之都塔什库尔干往喀什噶尔的大路在那里越过慕士塔格阿塔大山向南伸出的第二道大岭。然而直到近来这一趟，我才得以考察这条路而证实所推之地。我发现那片奇特的平原——长约二英里半、宽约一英里半，在申迪谷之首，海拔一万四千英尺以上，四周皆雪岭——与玄奘的描写极为相合。我脚夫的话与我亲眼所见，已足使我相信这片荒凉的奇奇克里克高原——当风当雪——每年要夺去多少牲畜、有时还有人。我一九〇六年六月过此时，其地大半仍在雪下。」

又：「别的帕米尔都在阿姆河的流域之内，而塔格墩巴什帕米尔之水东注入突厥斯坦大盆地。它们所汇成的那条河——其最著之名取自它所经的主要地方塔什库尔干——穿过帕米尔东侧的大经向山脉，最后汇入叶尔羌河即咋拉夫善。塔什库尔干之河所汇的那一群谷，连同邻近上叶尔羌河的几块高山之地，构成如今所称界域分明的山区色勒库尔。」）

〔注四十〕（原注：前面各段所举的地名仍有些难处，不过比刚才所遇的略轻。

「巴达哈伤之隘」——这个确切的说法《阿克巴本纪》中也用——我以为当在达尔瓦兹与舒格南沿阿姆河一带去找；据伍德所闻，那里的路似比他所走的（自法伊扎巴德的科克恰河越至瓦罕的上阿姆河）要难得多、可怕得多，而阿姆河在瓦罕又流在一片较开阔的谷中。这个名目正合马可·波罗所说：「在这（巴达哈伤）国中有许多极坏的窄隘，坚固得他们不怕任何人。」又斯坦因云：「经巴罗吉尔与瓦赫吉尔之后，奇奇克里克草原上所遇的雪原——在灰重的天色下相对坚实——并未使我如别时那样吃惊。然而当我在这里忆起鄂本笃所留的记述，也不能不体会到这片海拔近一万五千英尺的荒原在别的时候所给人的磨难。」自奇奇克里克草原他「东入深切的峡谷，那峡谷正合其名『唐吉塔尔』即『窄谷』，冬路即由此东行」。这正是鄂本笃所走之路。

「察尔楚纳尔」我想大概只是波斯语的「四棵梧桐」。这名字（察尔奇纳尔）实为克什米尔湖中一岛之名，从前以其四棵大梧桐著名。「塞尔帕尼勒」——荒凉无人烟——我以为大概是「帕米尔之首」，即那著名的高原，阿姆河、锡尔河、叶尔羌与喀什噶尔之河，以及印度河的吉尔吉特一支，都自那里发源。那不合常规的「萨克里特马」，或许代表马戛尔尼图上标在阿姆河源附近山上的一站「萨里克巴伊」。威尔福德在其论「西方诸岛」一文中引鄂本笃而就这「萨克里特马」之名大作荒唐之论。鄂本笃以此名所指的那道岭，必是分隔色勒库尔与叶尔羌河源头之水的那一道。那么「萨尔奇」或即如李特尔所推的色勒库尔之区，在上述那些源头附近。「切查利特」便无疑是博洛尔伸向叶尔羌的那道支脉——它在近来某些亚洲地图上作「奇奇克山」，在李特尔所引克拉普罗特图上作另一形，正在色勒库尔之北。越这道大支脉之事，马戛尔尼图（附于埃尔芬斯通《喀布尔》）中所画一条路线上标得极为分明，只是作者以为那是喀拉喀伦的主脉。马戛尔尼把鄂本笃所记得如此可怖的那个山口称作「奇勒通之隘」，而其北侧一站名「楚卡克利」，大概就是我们这位旅行家的「切查利特」。

「唐格塔尔」我曾以为是「英吉沙」的误写，即英吉沙镇，在喀什噶尔东南四十七英里，在自该城往叶尔羌的路上；这个错更为可能，因为稍后我们就有把一名误写的例子。不过「唐吉塔尔」在马戛尔尼图上确有，而在其外他把路画成分岔，一往喀什噶尔、一往叶尔羌。无论如何，它必在英吉沙附近，若不就是它。「塔科尼奇」我查不出。

又斯坦因说，鄂本笃「自『萨尔奇勒』（色勒库尔，即塔什库尔干）的村落至『叶尔羌』，似用了不下二十八日——那一段约一百八十八英里，如今算作十日之程」。

又：「叶尔羌虽然极可能是一处颇古之地，然而要把它的名字、甚至把它作为要镇的存在，追到十三世纪蒙古征服以前，是难的……叶尔羌之久盛与其贸易之兴，无疑出于它的位置：自和田、拉达克与阿姆河而来的几条大路，在那里与通往喀什噶尔以及塔里木盆地东北部的几条路相会。当地物产之丰养得起一大批城市人口；而这人口连其取自阿姆河谷各处、拉达克、巴尔提斯坦、阿富汗与中国边地的近乎四海的侨民，正反映出叶尔羌重要之真因。」

又李特尔因名字略似而把鄂本笃的察尔楚纳尔认作上叶尔羌河一带的喀尔楚；在我看来这一误使他对鄂本笃自塔里寒至色勒库尔一段路线的全部解释都乱了。

又鄂本笃自叶尔羌致阿格拉一信中说到越这片「帕米尔」荒漠所遇的极大艰苦与疲劳，说他因寒而失了五匹马。他说那里寒得连牲畜都几乎不能呼吸，常因此而死。为解此（那自然是空气稀薄而非寒冷之故），人吃蒜、葱与干苹果，又用蒜擦马的齿龈。这片荒漠若雪大，要四十日才能越过（据杜雅里克）。波罗也把四十日定为越这片高地所需之时。）

二十四鄂本笃《自阿格拉赴契丹记》（中）

赴契丹之余程，并如何查明契丹全与中华帝国为一

喀什噶尔之国的都城叶尔羌〔注一〕，是一处极有名的市集，既以商贾辐辏著称，又以货物之杂著称。喀布尔商人的商队到了这座都城便是终点；此后另组一队，往契丹去〔注二〕。这商队的统领之权由国王出售，凡受任为首领的，国王便授以一种近乎王者的权柄，在全程之内管束众商〔注三〕。然而新队之成，竟迁延了整整一年，因为路远而险，商队并非年年得组，必待有许多人约齐同行，又确知获准入契丹，方才成行。

〔注一〕（原注：利本作「叶尔羌城，甚大」。此即中国人所称莎车之国。）

〔注二〕（原注：「自叶尔羌重归中国治下以来，政治的中心虽已他移，上文所述仍然不误；我们大可断定：马可·波罗的记述所显示的那种繁盛之状，自古以来便不因政治上的孰主孰从而稍替。」斯坦因语。）

〔注三〕（原注：杜雅里克据鄂本笃一六〇四年二月与八月自叶尔羌所写的信，说他后来随行的那位首领，为得这项任命，付给国王麝香二百袋。另有四人与他并列为使；又有商人一百七十二名以高价自首领手中买得随行之权，首领因这一桩交易获利甚厚。）

此行的货物，再没有比某一种透明大理石的石块更贵重、更为人所乐于用作本钱的了；那种石头我们因语言贫乏，通常称之为碧玉。他们把这些石头运给契丹皇帝，因为皇帝自以为体统所系，非出高价不可，众人遂为重利所引。皇帝不中意的那些，他们可以随意卖与私人。这桩交易的利息之厚，足以抵偿一路的辛苦与破费而有余。他们用这种石头琢成种种器物，如瓶，如披风与腰带上的扣饰；雕作花叶之形，确有不小的富丽之致。这种石头（如今那帝国里多得几乎要溢出来）中国人称为「玉石」〔注四〕。它有两种：头一种也较贵重，出自和田河，离那都城不远，取法几乎与潜水者采珠一样〔注五〕，所得大抵是大燧石那样大的块子。另一种较次，是从山里开出来的；大块的劈成宽约二厄尔的石板，再截成便于运载的大小。那座山离此都城（即叶尔羌）约二十日程，名叫「堪桑吉喀失」〔注六〕，意即石山；很可能正是这帝国若干地理图说中以此为名的那一座〔注七〕。开采这些石块极费工力，一则石质坚硬，二则其地僻远荒寂。据说有时在石面上燃起烈火，可以使石变软。此处开采之权也由国王高价售与某个商人，租期之内旁人未得其许可不得开凿。工人一去，总要带一年的口粮，因为他们通常一年之内不回人烟之地。

〔注四〕（原注：金尼阁本印作另一形，然而那确是「玉石」之误——即中国人称东方软玉之名，西亚人则称之为「雅什姆」。正文所记玉之两源，与中国载籍全合：一种由潜水者自和田都城两侧之河中捞起，作卵石之形，那两条河分别名玉龙喀什与喀拉喀什，意即白玉河与墨玉河；另一种则自山中大块凿出，其山名密尔岱，据中国某著者说，距叶尔羌二百三十里，约合七十英里。米尔·伊泽特·乌拉曾记喀喇昆仑山口至叶尔羌途中约当一半处有玉矿，据此则密尔岱山当求之于彼处一带。李特尔以为正文的「堪桑吉喀失」乃另一山名之误，他说那是和田诸河发源之山脉的名字，大概属于昆仑之一部。其实那几个字是波斯语，意即「喀什石之矿」，「喀什」是突厥语中玉的名称。）

〔注五〕（原注：利本作「如采珍珠」。）

〔注六〕（原注：利本作「堪桑归喀失」。）

〔注七〕（原注：利本作「似即某些新图上在喀什噶尔之国内标作『石山』的那一座」。）

鄂本笃弟兄去谒见国王，王名穆罕默德汗〔注八〕。他随身带去的礼物使他得了很好的接待，那礼物是一具怀表〔注九〕、几面镜子和别的欧洲奇巧之物；国王欢喜得不得了，当即引他为友而加以庇护。我们这位朋友起初并不说出他要去契丹的意思，只说要往喀什噶尔以东的察力失之国，求一道王家的通行文书。那位朝觐的王太后之子——他在喀布尔曾向她借去金六百枚——极力替他关说〔注十〕。他又与朝中好几位贵人结了交。

〔注八〕（原注：利本作「他去谒见喀什噶尔王，名马哈梅特汗」。原本写作另一形，当即此名。鄂本笃一六〇四年二月二日自叶尔羌致沙勿略的一封信里说：城中传开来，说有一个不守回教之法的亚美尼亚「鲁米」到了，哄动极大，他因此觉得宜去谒王，果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宰相在他行李中见到一具十字架与一部福音书（似是日课经），大为所动，遂令他第二次觐见时携去。国王极恭敬地接过那书，又命鄂本笃读一段并讲解其义——这使他大为喜悦。他随手翻到耶稣升天瞻礼的对经：「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于是在这不期而遇的机会之前深受感动，便向那些回教徒宣讲救主光荣的升天，又论及五旬节圣神的降临与基督将来的审判。他再翻一处，读到《诗篇》第五十篇（即今之第五十一篇），因而讲论痛悔。那些长须的律法博士面面相觑，国王也表示惊异。国王随后要看那十字架，又问：「基督徒祈祷时面向何方？」鄂本笃答：面向四方皆可，因为天主无所不在。又问可有洗濯与礼仪上的净身？他说没有肉身上的，不像回教徒那样用以洗去罪污——那于灵魂无益——而是神魂上的洗濯，灵魂由之得洁于罪之秽：这答语似乎使人满意。又一次（他常被召入宫），国王把一些写着某种圆转蠕曲文字的纸给他看，问是什么。鄂本笃读过之后（用的是何种语言未说），见所论乃三位一体之理，便因而讲论天主的伟大与全能等等。众人无不叹服，以至反问道：「我们向来称为卡菲尔的，就是这些人么？他们认识天主，实与我们一般。」国王且说：「这分明是一位毛拉在说话！」（杜雅里克）

〔注九〕（原注：利本作「一具铁表，可以挂在颈上」。）

〔注十〕（原注：这位和田的王子是到叶尔羌来迎他母亲的，因在喀布尔曾受鄂本笃之助，对他极为殷勤感激。他也极爱听人诵读圣经。（同上））

六个月过去，不料当初同行的伙伴之一德梅特里乌斯——他本留在喀布尔的——竟到了叶尔羌。鄂本笃与亚美尼亚人伊萨克都大为欣喜；然而这喜悦不久，因为德梅特里乌斯随即给我们这位朋友惹了不少麻烦。其时经国王许可，众商中推出一人来做假皇帝，其余的人依他们的风俗向他行礼献物。德梅特里乌斯为省他的钱囊，迟迟不与；那假皇帝既有权把抗命的人上镣，甚至施以鞭笞，德梅特里乌斯几乎两样都免不了。我们的鄂本笃善于料理，把这场事情全给圆了过来：他从中说项，又送了一点小礼，德梅特里乌斯才得赦免。此外还遭过一场更大的险：有贼破门而入，捉住那亚美尼亚人，把他捆起来，用匕首抵住他的喉咙，不许他声张。幸而响动惊醒了鄂本笃与德梅特里乌斯，贼才逃去。

又一次，鄂本笃往和田王子的母亲处索还所借之款〔注十一〕。她的都城在十日程外，一来一往，一个月过去，他还没有回来。撒拉森人便乘机造谣，说鄂本笃已死，说他因不肯呼他们假先知之名而被他们的司祭处死。于是他们那些受过职的司祭——他们称之为「卡希什」〔注十二〕——便要下手夺他的财物，只当那是一个无遗嘱、无继承人的死者之产。这件事使德梅特里乌斯与伊萨克大为困苦：一则日日为同伴之死而伤悲，二则自身的处境也危险。所以过些时候他平安现身，他们的欢喜便是加倍的。他带着那笔债回来，债已用我们上文所说的那种贵重石头十足偿清；他为报谢天主，广施赈济与贫人——这是他一路上始终守着的一个习惯。

〔注十一〕（原注：利本作「和田」。和田可算全亚洲最居中而最难到的一个国，是一处极古的文明之地，公元前一四〇年便已与中国通好。我们纪元后的第四世纪，佛教在此极盛。地面虽多是嵚崎的山，其间却错着若干既沃且稠的平川。此时和田与东突厥斯坦别的国一样，在一位突厥或蒙古血统的回教酋长之下。马可·波罗书中有一短章专记和田。近世惟有施拉金特韦特一个欧洲人到过，而他一去不返，无从道其所见。——和田，又称瞿萨旦那（玄奘所记）、涣那、屈丹，即古之于阗国；七世纪时其王伏阇雄入朝中国皇帝，其地改为毗沙都督府，伏阇雄受都督之号。七、八世纪间，和田为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四镇」之一，其余三镇为疏勒（喀什噶尔）、焉耆（喀拉沙尔）与龟兹（库车）。和田的佛教政权为博格拉汗所灭，约在九八〇至九九〇年间；乃蛮部之长、佛教徒屈出律自伊犁河畔而来，灭博格拉汗一系的回教王朝（一二〇九年），一度复之，然而他自己终为成吉思汗所服。和田古都之遗址于四十五年前偶然发现于约特干，那是博拉赞一带的一个村子，在今和田以西约八英里。玄奘与法显所记和田佛教圣地，几乎无一处不是如今回教麻札之所在，而为众人朝礼之地。斯文·赫定一八九五年循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而至和田，在今都伊里齐住了九日，其地人口约五千五百，计回民五千、汉人五百。《水经》（六世纪）说于阗国都名西城，其土多产玉，在皮山以东三百八十里。）

〔注十二〕（原注：原本作另一形，利本作「卡齐西」。此字出于一个叙利亚语词根，意为「长老」，本是阿拉伯语中基督教司铎的正名。马拉巴尔的叙利亚派基督徒即以此称他们自己的司铎；西安府那座古碑上，司铎的叙利亚文名字之后也附有此字；阿拉伯人也用它称公教司铎。据德贝洛，阿陀斯山被突厥人称为「卡希什山」，正因其地僧侣之众。我的朋友巴杰先生说：「基督徒也罢，回教徒也罢，都不用这个字称呼回教的任何教职人员。」然而欧洲行旅误以此字加于回教教士的例子极多。我在一部一八六二年巴黎版的葡萄牙文字典里见有「卡西斯——摩尔人的司祭」一条，可见这一误用大概起于伊比利亚半岛。正如在印度，「法基尔」本是回教的名目，却被用来称印度教的瑜伽师与别的苦行者；其实我们自己把「司铎」（即长老）一字用于异教祭司，也多少同此。惟就「卡希什」而论，可怪的是：欧洲基督徒似乎把它当作回教教士的专名与术语，而在东方本来的用法里，它偏偏是基督教司铎的专名与术语。天主教传教士普遍以此字称毛拉，杜雅里克的耶稣会史、加尔默罗会士文琴佐神父、门德斯·平托等书中都是如此。克拉维约也说起「被称为卡希什的摩尔人隐修者」，另一处又说「一位大卡希什，他们把他看作圣人」。又瓦萨甫的蒙古史（波斯文）记行在城说：「城中有七百所形如堡垒的庙宇，每一所都住着一批无信的『卡希善』与无教的『拉哈宾』。」——这里那位波斯著者似乎把本属基督教的「长老」与「修士」两个名目，一并用到异教徒身上去了。）

一日他应一个撒拉森人之邀赴宴，与一班撒拉森人同席，忽有一个狂徒仗剑闯入，把剑尖指着鄂本笃的胸口，喝令他立刻呼摩诃末之名。我们这位朋友答说：他所奉之法中从无呼这个名字的规矩，他断断不能从命。在座的人便来救他，把那疯子赶了出去。据说这类不呼摩诃末便要处死的恫吓，后来也一再加于他身，然而天主始终护他到旅程之终。又一日，喀什噶尔王召他去，那可咒之教的司祭与神学家都在朝上（他们称他们的神学家为毛拉）。人问他奉的是什么教，是摩西的，是大卫的，还是摩诃末的？祈祷时又面向何方？我们这位朋友答说：他所奉的是耶稣之教——他们称耶稣为尔撒——又说祈祷时面向何方并无关系，因为天主无所不在。这末一句在他们中间引起极大的争论，因为他们祈祷时是一定要朝西的。末后他们的结论是：我们这个教里大概也有些好处〔注十三〕。

〔注十三〕（原注：叶尔羌有礼拜寺一百六十所；每逢主麻日，有官人到巴扎上去，提醒众人当日的功课。此后有十二人自大寺中出来，手执皮鞭，凡在街上撞见而不去公祷的，便照头照身抽打（杜雅里克）。伊本·拔图塔说他那时候花剌子模也有同样的规矩，他在马尔代夫做法官时也曾想推行类似的严法。此风至今犹行于布哈拉。虔诚的穆罕默德·图格拉克兴之所至，也曾在德里强行同样的条令，且照他的老脾气，有时以死为刑。）

其时有一个本地人名阿吉阿非思的，受任为将来商队之长〔注十四〕〔注十五〕。他听说我们这位弟兄既有胆气，又是做大买卖的商人，便请他到家里赴一场盛筵，席间照他们那一族的风气，有极热闹的歌舞乐器〔注十六〕。席罢，那首领请我们这位弟兄一路随商队到契丹去。鄂本笃求之不得，然而阅历已教会他怎样对付撒拉森人，所以他很高兴这提议出自对方，如此他便像是施惠而不是受惠。于是那首领又央国王出面，国王果然请鄂本笃随「卡尔万巴失」（他们如此称商队之长）同行〔注十七〕。鄂本笃应允了，只有一个条件：国王须给他一道通行全程的文书〔注十八〕。他从前喀布尔商队里的伙伴们对此大为不满，因为如前所说，这种行程总须结大队而行。他们便劝他千万不可信本地人，说这些人不过设个圈套，好把他的家私、连他的性命一并吞了。我们这位朋友却说：他这样做是依国王明言的意思，又已许诺于商队之长，身为诚实人不能反悔。其实那些商人所说的怕惧并非无据，因为那地方许多本地人都扬言：那三个亚美尼亚人（他们如此称呼这三人，因为三人同奉一教〔注十九〕）一出城墙便要被杀。德梅特里乌斯因此害怕，第二次退缩，不肯再往前去，还劝我们这位弟兄回头。鄂本笃不听，说他从不曾因怕死而误了听命之责，何况如今这一桩可望为天主大增光荣的事。他说：为怕死而使许多人的指望落空，为怕死而把果阿大主教〔注二十〕与总督〔注二十一〕所费的一切都抛掉，那是最不成话的。他仍旧指望倚赖那位一路顺遂地领他到此的主而把这事办成；万一不成，他宁愿为这事送命，也不肯半途退志〔注二十二〕。

〔注十四〕（原注：疑即哈只阿齐兹。利本作「阿吉阿非思」。）

〔注十五〕（原注：利本作「买得」。）

〔注十六〕（原注：利本作「有许多歌、许多舞、许多乐器」。）

〔注十七〕（原注：利本作「卡尔万巴失，意即『商人一队之首领』」。）

〔注十八〕（原注：利本作「一道极好的文书」。）

〔注十九〕（原注：利本作「（因为他们看这三个人的衣着与自称的名字，都以为是亚美尼亚人）」。）

〔注二十〕（原注：即阿莱克西奥·德·梅内塞斯。）

〔注二十一〕（原注：即阿里亚斯·萨尔达尼亚。利本作「而且这事已奏知教皇与西班牙国王，未到契丹便半途而返、一无结果，似乎不好」。）

〔注二十二〕（原注：利本作「德梅特里乌斯没有胆量吃这许多苦、花这许多钱，便回拉合尔去了，把他一部分事务留给鄂本笃弟兄」。）

于是他束装就道，为自己与同伴并货物买了马十匹，家里原先还有一匹。其时商队之长〔注二十三〕已回他自己家去预备行程，其家离都城约五日程；他到家后又打发人来，叫我们这位朋友尽早启行，好以身作则催促别的商人。鄂本笃很乐意如此，便于一六〇四年十一月中〔注二十四〕出发，先到一处名约特奇的地方，那里向来是纳税与查验王家文书之所。此后二十五日之内，历汗察里失、阿勒切格特、哈噶巴帖、厄格里雅尔、迈塞特列克、塔列克、霍尔马、托安塔克、明吉埃达、卡普塔尔湖、齐兰、萨尔克格贝达尔、坎巴失、阿孔塞尔塞克与察科尔〔注二十五〕，到了阿克苏〔注二十六〕。路上艰难极大，或因石块之多，或因所经沙地之无水〔注二十七〕。

〔注二十三〕（原注：利本作「卡尔万巴失」。）

〔注二十四〕（原注：利本作「一六〇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注二十五〕（原注：这些地方除坎巴失一处外，我在中亚的行程与地图里一个也认不出来。坎巴失见于约翰斯顿的亚洲图，作库木巴什，俄人报告中也说它是阿克苏一区最要的聚落之一。其余诸名之中，汗察里失依利玛窦的拼法译回去大概是「汗察里失」；萨尔克格贝达尔大概与后文出现的萨里格阿卜达尔是同一名；阿孔塞尔塞克或即贝格豪斯图上的萨克萨克；察科尔大概是沙雅尔，那确是阿克苏以东约四度的一个镇名，然而此名在那一带似乎许多地方通用，若不竟是波斯语「沙赫尔」（城）的一种土音。可以为证的是：喀拉沙尔在前引书的一条路程里作「喀拉沙吉亚尔」。正文说这一段路走二十五日，而所举的站只有十六。前引俄人书中所载的中国路程也是十六站，虽然一名也不相合；梅延多夫《布哈拉》附录所载塔吉克人自塞米巴拉金斯克至克什米尔的行程，也是这个站数。格鲁吉亚人拉斐尔·达尼别格自叶尔羌至阿克苏用十三日。——必须承认，这些考定、或者不如说这些认不出来，都不令人满意；我们若不专在今日的路程里寻鄂本笃所走之路，收获当更多些。曾亲历此道的伯希和教授来信说：「鄂本笃出叶尔羌后，走的是当时通行的赴阿克苏商道，与今道有几处不同。霍尔马一处，我们几乎能确定其所在：那就是十八世纪中国载籍中的忽尔满。一七五六年兆惠部下一军在此败霍集占。据《西域图志》第十八卷，忽拉玛在巴尔楚克西南一百三十里；巴尔楚克其时正是玛喇尔巴什的名字。自霍尔马起，鄂本笃所循之道比今道更偏东，托安塔克一站可证——那是『低山』之意，至今仍是玛喇尔巴什至阿克苏道东侧一条丘陵支脉的名字。其次是明吉埃达，即『明吉格达』，一种沙枣之名；又卡普塔尔湖，似即『卡普塔尔库勒』，意为鸽子湖。齐兰一站，汉文作齐兰（枣），土人的地图上至今仍标着。萨尔克格贝达尔当即萨里克阿卜达尔，然而我不记得在这一带见过此名；它也许与阿克苏至库车行程中那个萨里格阿卜达尔是重名。坎巴失，玉尔已考定为库木阿里克上的库木巴什；我以为此名极古，且相信能在汉、唐两代找到它，就是耶律希亮传中所记的浑八升。」利本所载诸名作「汗察里失、阿勒切格尔、哈巴噶帖、厄格里雅尔、迈塞特列克、塔列克、霍尔马、托安塔克、明吉埃达、卡普塔尔湖、齐兰、萨里格贝达尔、坎巴失、阿孔特尔泽克、察科尔、阿克苏」。凯里图上所见则为：梅努特、阿拉爱吉尔、沙玛尔、玛喇尔巴什（巴尔楚克）、察尔瓦格、图木舒克、察迪尔湖、雅哈库都克、加依迪乌尔塘、齐兰、井、硕尔库都克、赛依阿里克、艾湖、丘克塔勒、阿苏克、阿克苏。）

〔注二十六〕（原注：阿克苏是中国鞑靼地方的一城，在木斯塔格山冰川隘口之南，据前引俄人书所载表，在东经七十八度五十八分、北纬四十一度九分。据该书，城中有房一万二千；然而提姆科夫斯基所说的六千之数似较可信。城在阿克苏（意即白水）与库克沙勒两河合流之处，是中国通商之枢，凡通往中国、伊犁之地以及东、西突厥斯坦各城的大道，都自此分歧。四周一带颇沃，出各种果实，连葡萄与瓜都有，此外又出五谷与棉。其地有琢玉之业，又有绣饰的鹿皮鞍具。据德经，阿克苏见于中国史册甚早，公元前二世纪汉代已有中国守官。德经与唐维尔都以为它是托勒密所记的奥克萨基亚。它一度是喀什噶尔与叶尔羌两国王的居处。自阿克苏有一条高隘——中国人称为「冰山之隘」——越天山那一段极高的木素尔岭，即冰山，通往固勒扎，那是中国统辖准噶尔与突厥斯坦的将军驻节之地。）

〔注二十七〕（原注：利本作「水少」。）

阿克苏是喀什噶尔之国的一个城〔注二十八〕，那里的酋长是国王的侄儿，年才十二岁。他两次召见我们这位弟兄。弟兄带去糖食一类小孩子喜欢的东西作礼，受到极亲切的接待。恰有一场盛大的舞在他们面前演出，那小王子便问鄂本笃：你们国里的人怎样跳舞？鄂本笃不愿为这一点小事拂一位王子的意，便起身自己跳了一回，示其式样。他又去谒见王子的母亲，给她看王家的敕书〔注二十九〕，她极恭敬地看了。他送她些女人爱的小物件，如镜子、印度细布之类。那孩子的师傅——代他理国政的人——也曾请他去〔注三十〕。

〔注二十八〕（原注：利本作「小城」。）

〔注二十九〕（原注：利本作「叶尔羌汗的文书，凭之免税通行」。）

〔注三十〕（原注：利本作「他又受那孩子的师傅——代他治国的人——之邀，那人待他极为亲厚」。）

这一路上，我们这位商人的一匹驮马落进一条极急的河里。原来它挣断了缚足的绳（不知何故缚足），跑开去，渡到河的那一边。鄂本笃觉得这损失不轻，便呼耶稣之名；那马竟自己游回来归了马群。我们这位朋友既免了意想中的不幸，便为所蒙之惠谢恩。这一段路上，他们又穿过一片名为「喀喇契丹」的荒漠，意即契丹人的黑地，据说因为有此名的那一族人久居于彼〔注三十一〕。

〔注三十一〕（原注：哈剌契丹已在前文说过，其名之由来也已就鲁布鲁克的一段记述有所说明，柏朗嘉宾则以其译名「黑契丹」称其人。此名所指之地，其广狭大概变动甚大，然而其核心、或者不如说其轴线，似在天山一脉。此处则用以称该山脉以南之荒漠。此名一直流传到近世：一八一一年我们还见它（作「喀喇契塔」）用以称伊犁之地一部分居民，见克拉普罗特《亚洲杂志》第一卷。）

在这城（阿克苏），他们等其余的商人到齐，等了十五日。末后起行，历鄂依托格拉克噶佐、喀失阿尼、德来、萨里格阿卜达尔与乌干，到了库车〔注三十二〕，又是一个小镇；他们在此歇了整整一月，以养牲口，因为路途艰难、所驮玉石之重，又加大麦之缺〔注三十三〕，牲口已几乎不行了。在此地，司祭们问我们这位行人：为什么在他们规定的斋期里不斋？这一问是要他出钱买免，或者要罚他一笔。他们且几乎要动手，强他进他们的礼拜之所〔注三十四〕。

〔注三十二〕（原注：这些地方除末一处外，无论在《俄人在中亚》所载中国路程里，还是在穆尔克罗夫特的探路人米尔·伊泽特·乌拉所记之道里，都寻不着。库车本身颇为要地，据提姆科夫斯基所得之说，约有房一千；中国人以为它是突厥斯坦这一带的锁钥。中国路程说它是「极大之城，有房十万（！），住回民；有汉兵六百」。达尔格莱什一八八七年一月十日离库车赴阿克苏，路过卡拉乌勒，那里查验执照，又过雷格尼亚克墩（一月十日）、失尔德尔达坂、克孜勒（一月二十一日），渡一条穿山峡而向沙雅尔去的大川，赛里木（二十二日），一个散漫的大村，垦田极广，拜城（一月二十二日），小镇，垦田甚广，有大巴扎，在阿克苏东北偏东五站。附图上所见地名为：阿克苏、雅木、喀拉玉尔滚、图格拉克墩、雅哈阿里克、库什塔木、拜城、赛里木、克孜勒、拉巴特罗丹萨、失尔德尔达坂、托格拉克墩、卡拉瓦勒、库车，与鄂本笃诸名无一相似。沙畹据《唐书》所载中国行程（《西突厥史料》）也无从相合：库车、折厥关、白马河（在库车西六十里霍加图拉斯村附近）、俱毗罗平原（霍索尔沙漠）、苦井、俱毗罗城（赛里木）、阿悉言（拜城）、跋换（即尉戎、姑墨州，在色痕河畔，玄奘所记跋禄迦之国）、小石城、胡卢河、大石城（即于祝、温宿州，阿克苏）。跋换、或者不如说跋禄迦，沃特斯《中国评论》第十九卷考定为玉尔滚或喀喇玉尔滚，而沙畹以为即雅哈阿里克；凯里图上跋换（雅哈阿里克）之河即木札尔特河。这条路颇为明白，然而于我们这位行人的诸名毫无线索；沙畹后依格勒纳尔之说改了主张，如今（《魏略》）以为姑墨、跋禄迦、跋换即阿克苏。——此处伯希和教授又来解围：「鄂本笃自阿克苏赴库车，不走今日经拜城、赛里木之道。拜城平原之南，其实为一道要紧的山脉所闭，只是我们的地图漏了它；此脉名却勒塔格，意即『秃山』；商队实际上不能越过。木札尔特河穿一狭峡而过，峡之北口有克孜勒的明屋（石窟），峡之南口则有同样可贵的库木吐拉明屋。直到十九世纪前半，自阿克苏赴库车的商队，除今日经拜城、赛里木之道外，也走却勒塔格以南之道。鄂本笃所循，正是这条如今几乎废弃的南道。鄂依托格拉克与萨里克阿卜达尔之名至今犹存于此道，足以为证。还有一证在『乌干』一字。十八世纪中国地理家把它写作「维干」，木札尔特河流出却勒塔格之后即以此名称之。此字土音作「鄂干」，如今一道自木札尔特河通库木吐拉的渠也还叫这个名字。总而言之：鄂本笃自霍尔马至阿克苏走的是比今道更东之路，自阿克苏至库车走的是比今道更南之路。」——库车，又作库车尔，即龟兹，在天山之麓，有两大河灌之，以其遗址著名，日本、德国、俄国与法国（伯希和）各考古团皆曾发掘，斯坦因也到过。库车与中国最早的邦交始于公元六五年，其王入汉朝之廷朝觐；一二七年，名将班超之子班勇平焉耆，十七国归降，其中即有龟兹、疏勒（喀什噶尔）、于阗（和田）、莎车（叶尔羌）。三八四年吕光立白震为龟兹王；六五八年，安西都护府自吐鲁番移治龟兹，辖焉耆、疏勒、和田；八世纪时库车与此三处为中国之「四镇」。利本作「鄂依托格拉克、噶佐、喀失阿尼、德来、萨里格阿卜达尔、乌干，遂至库车」。）

〔注三十三〕（原注：利本作「食用不足」。）

〔注三十四〕（原注：利本作「他费了极大气力才脱出他们之手，未被强去他们的礼拜寺」。）

自此起行，又走二十五日，到了察力失城；地方虽小，却守得极坚。这一境由喀什噶尔王的一个庶子治理；他听说我们这位弟兄与他一行奉的是别一种教，便出言相胁，说一个奉别教的人竟敢闯入此境，实在放肆得过分，他尽可以取其性命、没其财物而无不当。然而他读了鄂本笃所带的王家文书，气便平了；鄂本笃又送了礼，他遂变得十分和善。一夜，这位王子与他教中的司祭、博士们长久地作一场神学辩论，忽然想起要召鄂本笃来，便遣一匹马去，请他到宫里。信来的时辰这样奇，加以先前那位王子待他们的接待又那样严厉，鄂本笃一行几乎不疑：召他去是要处死他。于是他与那亚美尼亚同伴含泪相别，切切嘱他：若他自己竟能脱此一难，务必尽力把同行者的结局报与本会诸位会士知道。说毕，鄂本笃便抱着必死之念去了。到了宫里，人请他与回教律法的博士们辩论；他因那位说过「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的主之默启，以极其恰当的论据申明基督之教的真实，使众人尽皆语塞而败〔注三十五〕。那位王子一直注目于我们这位弟兄，对他所说无不称许，末后断言道：基督徒实在是「米塞尔曼尼」〔注三十六〕，即真信的人，又说他自己的祖先也曾奉过他们的教〔注三十七〕。辩论既罢，鄂本笃受享一席盛筵，又被请在宫中过夜。次日很晚才放他走，以致伊萨克早已绝了他回来之望。鄂本笃回去，果然见他痛哭——因为迟了这许久，他已深信主人死了。

〔注三十五〕（原注：这一句是加入正文的，利本原作「弟兄竟能以如此美妙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信仰之真，使他们无从答他」。）

〔注三十六〕（原注：利本作「米塞尔曼尼」。）

〔注三十七〕（原注：这是蒙古与突厥若干部族古时奉基督教的一个可注意的遗痕。）

在这座城里〔注三十八〕，他们整整歇了三个月，因为商队之长不愿在大队聚齐之前起行——队越大，他得利越厚；为此他无论如何不肯让队中的人先行。然而我们这位弟兄既厌这迟延，又厌它所费之巨，急于要走；他再送新礼，终于说动那位王子为他安排启程之事。这却完全违了商队之长与其党的意思，以致鄂本笃从前与他们之间的和好就此断了。

〔注三十八〕（原注：李特尔一处说鄂本笃的察力失或即喀拉沙尔，另一处却坚指为裕勒都斯——那是天山山中一地，以其秀丽、其泉、其草场与好风著名，帖木儿讨灭札惕人之役后即驻营于此。李特尔从前又把裕勒都斯认作鲁布鲁克的凯拉克。以裕勒都斯为察力失之说，似起于佩蒂·德拉克鲁瓦所译沙拉甫丁《帖木儿传》。唐维尔也把察力失认作鲁布鲁克的凯拉克；这两种考定我都以为不对。裕勒都斯在山中，远在沿天山麓那条大道之左，而商队所循正是那条大道。沙哈鲁的使臣固然在赴吐鲁番与哈木勒途中经过裕勒都斯，然而明明可见：他们自塔什干起走的是天山以北之路，到裕勒都斯时正由山北转山南。察力失的实在位置，或竟与喀拉沙尔同地——如唐维尔所想——或与之相近。这一线地方几乎所有的路程与地图所记的要地，都是阿克苏、库车、喀拉沙尔、吐鲁番、辟展与哈木勒。除喀拉沙尔外，鄂本笃全都提到；而该当是喀拉沙尔的地方，他给我们的却是察力失。唐维尔曾说，「西亚力克」在波斯语里也是喀拉沙尔即黑城之意（？）。然而这名字似乎不是「西亚力思」或「西亚力克」，而是「察力思」，或者不如说「彻力失」。沙拉甫丁说帖木儿赴裕勒都斯途中经过一处名「札力失」的地方；突厥斯坦史家海达尔·拉齐也说札力失是吐鲁番附近之城，两地都属一位名满速儿汗的君长，约回历九三八年（公元一五三一年）此人曾由札力失进攻阿克苏。拉木学的朋友哈只马合木也恰在该当是喀拉沙尔之处提到察力失；把他的路程与伊泽特·乌拉的比较一看便知：

伊泽特·乌拉：哈木勒至吐鲁番十三日；吐鲁番至喀拉沙尔九日；喀拉沙尔至库车十日。

哈只马合木：哈木勒至吐鲁番十三日；吐鲁番至察力失十日；察力失至库车十日。

这似乎把察力失与喀拉沙尔同地一事定成了无可疑之论。——达尔格莱什所记则为：哈木勒至吐鲁番十五日（连起程与到日，并在吉格达歇一日）；吐鲁番至喀拉沙尔二十八日（连起程与到日，又往乌鲁木齐一趟十八日，在托赫塔孙歇一日，在库尔勒歇两日）；喀拉沙尔至库车十五日。——喀拉沙尔，中国古称焉耆，在开都河上，其水灌溉四周，使地多果与谷。前引中国路程说它是汉人所居的大城，四周有卡尔梅克人，驻汉兵五百。——自库尔勒往喀拉沙尔城的路，出硕尔硕克后「先向东北行六英里，穿荒漠至墩齐勒兰噶尔。再稍前即喀拉沙尔旧城之墟。七英里半处路过卡勒卡麻札，在左稍偏。自墩齐勒起，路向东偏北往喀拉沙尔；喀拉沙尔河所灌的那一片广漠平川变作草原，是一大批卡尔梅克人的家。入城之前，渡已冻的喀拉沙尔河」（达尔格莱什，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库尔勒至喀拉沙尔二十七英里半）。沙畹《西突厥史料》指出：今之喀拉沙尔在开都河左岸，而《唐书》与玄奘都把焉耆之都置于此河以西。焉耆（喀拉沙尔）之都，玄奘称阿耆尼；即法显之乌夷（乌耆）。七一九年，它代突厥所夺的碎叶而入「四镇」（库车、喀什噶尔、和田、碎叶）之列。〔开都河注入博斯腾湖；它是裕勒都斯河的下游。〕——至于鲁布鲁克的凯拉克，似当求之于达韦扎克所置之处，即巴尔喀什湖一带，至少也在天山以北。多桑说它是这一方葛逻禄突厥人的一城，与叶密立、别失八里并举，而那两城都在山北。萨迪克·伊斯法哈尼也把凯里克与阿力麻里、别失八里等并列。它大概就是伊德里西书中的豪拉克或喀豪拉克，据他所记一条路，距药杀水上、浩罕附近之城阿赫昔八日程。它也许就是瓦里汗诺夫所说的凯纳克——他说那是古时热那亚商业中有名之地，至今犹存于准噶尔，然而未指其所在。柔克义则把凯拉克置于今科帕尔稍西。）

他正要离察力失城，前一队商人自契丹回来到了。他们照例托称使臣，得以到契丹京城；又因在北京与本会诸位会士同住一个客馆，便能把关于利玛窦神父与其同伴最确实的消息告与我们这位弟兄。他由此惊异地得知：所谓中国正是他所寻的契丹。这些撒拉森人，就是前一卷里说过的那一班——他们曾与我们的会士同居一屋几近三月。所以他们能说出我们的会士怎样把若干自鸣钟、一架古钢琴、若干画像以及别的欧洲之物献给皇帝。他们又说我们的会士在京中如何受一切显贵之敬，并（真伪相杂地）说他们时常得召与皇帝晤谈。他们也把所见本会诸位会士的相貌描述得颇为不差，只是说不出名字，因为中国的习惯是替外国人改名。他们还拿出一件最奇的凭据：一片纸，上面有我们一位会士用葡萄牙文写的几个字，是这些行人从房中扫出的垃圾里捡起收存的，好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看，说用这种字的人已到了中国。我们这几位行人得了这一切消息，精神大为一振；如今再不能疑：契丹只是中华帝国的又一名号，而回教徒所称的汗八里就是北京——其实鄂本笃离印度之前，已从我们在中国的会士信中知道他们持此看法。

他启程时，那位王子给了他护身的文书；问到他愿以何名见于文书、是否愿自称基督徒，他说：当然，「我既奉耶稣之名走到此地，自当奉之以终」〔注三十九〕。这话恰被一位回教司祭听见，那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摘下帽子掷在地上，喊道：「这人真真实实是忠于他的教的！看哪，在你这位奉别教的王子面前、在我们众人面前，他毫不迟疑地承认他的耶稣！我们的人却大不然，据说他们是随所居之地而改教的。」说罢他转向我们这位行人，待他格外有礼。可见德行即在暗中也自有光，即从敌意与恶念中也能夺得敬重！

〔注三十九〕（原注：利本作「鄂本笃弟兄答说：是的，请写『阿卜杜拉·伊萨伊』，即『奉耶稣之法的阿卜杜拉』，因为他是以基督徒的身分走完这全程的，也要以这身分终之」。）

他终于与同伴并少数几人一同起行，二十日后到了普齐安〔注四十〕，也是那一国的一个镇；当地之长待他们极为亲切，又自家中供给他们所需的食粮。自此他们往一座名吐鲁番的坚城〔注四十一〕，在那里歇了一月〔注四十二〕。此后又行〔注四十三〕，至阿拉木特〔注四十四〕，又自此至哈木勒〔注四十五〕，亦一坚城。他们在此又住一月，以养自己与牲口，且乐得在这样一座城里休息——它还在察力失之国境内，而他们在那国中一向受到极有礼的待遇。

〔注四十〕（原注：利本作「普齐安」。）

〔注四十一〕（原注：利本作「吐鲁番，有墙而坚之城，他们在此住了一月」。——「吐鲁番与哈密一样，近天山南麓，是东突厥斯坦最大的城镇之一。夏极热，冬则寒。水多取于井，灌溉则用地下之渠。」（达尔格莱什）它就是古之高昌国，其王都于交河，即雅尔和图。它是安西都护府移治库车（六五八年）之前的驻所；「四镇」之名大概即于其时初见。吐蕃入寇（七六〇年）之后，中国只余「二镇」，一在古城附近的北庭，一在库车，而这两处也于七八七年俱失。）

〔注四十二〕（原注：辟展（正文作普齐安）与吐鲁番，似乎不知怎的前后错置了，因为伊泽特·乌拉与中国路程都与地图相合，把辟展置于吐鲁番以东颇远之处。〔辟展在吐鲁番与哈密之间。〕据中国测量之表，前者在北纬四十二度五十二分、东经九十度二十八分；后者在北纬四十三度四分、东经八十九度十八分。「辟展又作巴展，是一个散漫的大村，垦田数英里。巴扎在一座土堡之内。居民为突厥人，又有若干东干人与汉人。」（达尔格莱什）——沙哈鲁的使臣一四一九年过此时，吐鲁番之人多半还是奉佛的；城中有一所极大的庙，台上供着释迦牟尼之像。）

〔注四十三〕（原注：利本作「一六〇五年九月四日离吐鲁番」。——达尔格莱什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九日离吐鲁番赴库车，经崎石之路至达丁（十二月十日），此后谷渐沃，托赫塔孙（十二月十一日），土墙堡内的小镇；又往乌鲁木齐一行；十二月二十九日自托赫塔孙赴苏巴什（十二月三十日），又至峡中的额噶尔布拉克（十二月三十日）、乌兹玛墩、库米什（一八八七年一月一日）、喀拉克孜勒（一月二日）、乌沙克塔勒（一月三日）、塔维勒果（一月四日）、喀拉沙尔（一月五日，河宽二百码）、卡勒卡麻札、墩齐勒兰噶尔、硕尔硕克（一月六日）、库尔勒（一月九日）、尚科（一月十日至十一日）、察尔奇（一月十二日，库尔勒之境尽处的小村）、伊什玛小村（一月十三日）、察达尔（一月十四日）、英吉沙大村（一月十五日）、布古尔（一月十六日，平川中的旧站）、英吉阿巴德（一月十七日，极小之村）、阿瓦提、雅哈阿里克（一月十八日，中等之村）、乌什喀拉兰噶尔、库车（一月十九日）。）

〔注四十四〕（原注：据佩蒂·德拉克鲁瓦，阿拉木特即哈喇和卓；然而我疑他一如常态，是无据而言。譬如他说到帖木儿侵印度的先驱渡印度河后先抵乌赤、然后进攻木尔坦，便注道「乌恰，印度河以东、木尔坦以北之城」，这只是把他自己从原文里推错的结论当作独立的知识拿出来。又颇节引他同一书中一段自称出于成吉思《札撒》的文字，说它以异常之细佐证马可之说，我疑终将证明佩蒂·德拉克鲁瓦只是从马可本人那里借了那些话。沙哈鲁的人自吐鲁番三日至哈喇和卓，再十四日至阿剌速非，再二日至哈木勒。〔然而佩蒂·德拉克鲁瓦此处大概不错：鄂本笃离吐鲁番后，正如沙哈鲁的使臣一样，经哈喇和卓。〕——达尔格莱什自哈密至吐鲁番的行程如下：哈密（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路好，锡木喀尔哈（二十三日），托格拉齐（二十四日），吉格达村，塔兰奇，乌尔达里克（十一月二十七日），萨里克库米什（二十八日），失尔德尔库米什（二十九日），齐克腾村（十二月一日），科尔哈乌特拉（二日），辟展（三日），勒木因（五日），苏依吉木（五日），苏依吉木（十二月六日），吐鲁番（第十二站）。）

〔注四十五〕（原注：哈木勒、哈迷勒、科木勒、库木勒，中国人称哈密，从前又称之为伊吾，是回鹘之地一座古城，前文已说过。它是越荒漠入中国的出发之点，而其附近，自中国来的路分为两支：一支循天山之北，经巴里坤、乌鲁木齐一区与库尔喀喇乌苏至伊犁；一支循山之南，即鄂本笃所走者。哈木勒是中国在此一方所设〔办事大臣的驻所，其位在库伦办事大臣之下，后者驻库伦（乌尔嘎）〕。哈木勒的气候似极和，因为那里种得出橘子。〔哈木勒是突厥语的省名，蒙古人称哈密勒，汉人称哈密；后一名初见于《元史》，而中国史书中第一次提到它是在我们纪元的第一世纪，作伊吾卢或伊吾（贝勒《中世纪研究》第二卷）；成吉思死后，其地属其子察合台。自长城嘉峪之关至哈密，距一千四百七十里。〕）

自哈木勒起，他们九日便到了中国有名的北面之墙，抵墙之处名嘉峪关〔注四十六〕；在此等本省巡抚的回文，等了二十五日。末后获准入墙，再行一日，到了肃州城〔注四十七〕。在这里他们听到许多关于北京以及别的他们熟悉的名字的话；到此鄂本笃最后一丝疑虑也去了——契丹与中国除名号之外并无二致。

〔注四十六〕（原注：即长城的嘉峪关，亦称「玉门」，米尔·伊泽特·乌拉路程中作「嘉峪登」。「关」在汉语中是守隘之堡。此地大概就是沙哈鲁一行所记的喀拉乌勒。）

〔注四十七〕（原注：利本作「肃州」。）

察力失与中国边界之间的地方，以易遭鞑靼人抄掠而恶名在外，所以这一段路商人走时极其恐惧。白日里他们自近处的山上瞭望，若以为路上平安，便夜间悄然而行。我们这几位行人在途中见过若干被惨杀的回教徒尸首〔注四十八〕。然而鞑靼人极少杀本地人，因为他们称本地人为自己的奴仆与牧人，自其群畜中取用不尽。这些鞑靼人既不用麦，也不用稻，也不用任何豆类，他们说这种东西是兽的食物而不是人的食物；他们只吃肉，连马、骡、骆驼之肉也不嫌。然而据说他们极长寿，活过百岁的并不稀见。这一方住在中国边上的回教诸族全无武气，若中国人有意开拓，极易被他们征服。

〔注四十八〕（原注：利本作「因为他们要独自赶路」。）

这一路上，有一夜鄂本笃从马上摔下，半死地躺在那里，而他的同伴都在前头，全不知已出了事。实在直到一行人到了宿处，才发觉鄂本笃不见了。他的伙伴伊萨克回去寻他，黑夜里寻来寻去，全无用处，末后听见一个声音在呼耶稣之名。循声而往，才找到鄂本笃；那时他早已绝了能追上同伴之望，所以开口第一句便是：「是哪一位天使把你带到这里来救我的？」赖这位亚美尼亚人之助，他得以到宿处，并在那里将摔伤养好。

二十五鄂本笃《自阿格拉赴契丹记》（下）

本会一位会士自北京奉派前来相助，既至之后，我们的弟兄鄂本笃如何死于中国之境

在中国西边界的北端，那著名的长城到此为止，其外有约二百英里的一段地面；鞑靼人既为长城所阻，不得侵入北边，便向来从这一段图谋入寇中国，至今犹然，只是得手的机会少了。原来那里特设了两座守得极坚的城，驻以精兵，专为拒其来攻。这两城属一位专任的巡抚与别的官员，其令直接出自京师。陕西省〔注一〕这两城之中，一名甘州者，是巡抚与别的大员驻节之地；另一城名肃州〔注二〕，自有守官，城分两半。

〔注一〕（原注：肃州与甘州今属甘肃省，然而在鄂本笃之时，甘肃是陕西省的一部分。）

〔注二〕（原注：肃州，即马可·波罗的「速州」（又作速克州）、拉施特与沙哈鲁使臣所记的「速克朱」、安东尼·詹金森报告中的「索契克」。〔肃州曾于一二二六年被成吉思汗蹂躏、屠其居民。〕波斯使臣（一四一九年）说它是一座极大之城，形正方，有坚堡。市街宽五十肘，常扫常洒。每面有门四，每门之后（或上）有两层的楼，顶作两坡如驴背之形，中国式样。街以琉璃砖铺砌，大庙甚多。又可参看《绪论笺注》中哈只马合木之说。——甘州即今尚存的甘州，波罗的「甘皮朱」、佩戈洛蒂的「甘州」、拉施特与使臣们的「甘朱」。使臣们说它距速克朱九站，是边地大员即「丹克什」的驻所。他们在此记有一所大庙，庙中有一尊那种巨大的卧像，作释迦入涅槃之状——这种像至今锡兰、缅甸、暹罗还能见到；此像长五十步，四周又有别的神与巴克什之像，雕刻极为生动。又有一座奇特的木塔，高十五层，可绕轴而转。使臣们须在此存放行装，此后一切供给皆出自中国官府。）

两半之中，一半住汉人——此地的回教徒称汉人为契丹人〔注三〕——另一半住自喀什噶尔之国与别的西方之地为通商而来的回教徒。这些人中有许多已为妻子所累，几乎被看作土著，再不回去了。他们的处境很像住在广东省澳门〔注四〕的葡萄牙人，只有一点不同：葡萄牙人自守其法、自有其官，而这些回教徒则受中国人管辖。他们每夜被关在自己那一区的墙内，别的事上也与土著一样看待，事事听中国官府之命。法令规定：在此居留满九年的，便不许再回本国。

〔注三〕（原注：利本作「一半住契丹人，自此以下我们要用他们本来的名字称之为中国人」。）

〔注四〕（原注：利本作「澳门城」。）

到这城来的西方商人，依那一方七八个国与中国帝国之间的旧约，每六年准七十二人入境，托称使臣，去向皇帝献贡。这贡物便是前文所说的那种半透明大理石，又有小金刚石、天青石和别的此类之物；而这些所谓使臣往京师去、又自京师回来，都由公家出费。所谓贡，其实只是虚名，因为那大理石谁也不肯出皇帝那么高的价——皇帝以为受外国人之礼而不还报，于体统有损。而且皇帝供养他们之丰，以通盘平均而论，无疑每人每日除一切必需之费外还能落下金一枚〔注五〕〔注六〕。这就是这一趟使命为众所争、而其名额须以厚礼自握此权的商队之长手中买得的缘故。到时候，这些自称使臣的人便伪造公文，托他们所称代表的那些国王之名，文中对中国皇帝极尽卑辞。中国人也从别的种种国接受同样性质的使团，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朝鲜，以及若干鞑靼小王，合计起来使国库所费之巨难以置信。中国人自己明知其为欺，然而听他们的皇帝这样受愚，好像是要使他相信天下都向中国帝国进贡——其实倒是中国向那些国进贡。

〔注五〕（原注：利本作「金币」。）

〔注六〕（原注：卫匡国与曾德昭说到那些定期自中亚来北京的使团、或假使团，所言与此相类。后者说他们献给皇帝的礼物一向是：玉一千阿罗巴，合意大利磅一千三百三十三，其中三百为最上之品；马三百四十匹；极小的金刚石三百；上等天青石约一百磅；刀六百把；锉六百把。这是旧定的细目，谁也不得更改。全部的本钱约值七千克郎，而皇帝的回赐值五万。又可参看第一卷卷首《绪论笺注》中布斯贝克的叙述。——这种以使团为幌子的通商，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少可上溯到宋朝皇帝之世。（雷暮沙语））

我们的鄂本笃于一六〇五年之末到肃州。天主圣意如何眷顾他，于此可见：他走完这样一趟浩大的行程，而资力尚裕，事事顺遂。他身边有牲口十三头、雇工五人、他买来作奴的童子二人，还有那一块绝好的玉〔注七〕；他财物的总值估计为金二千五百枚〔注八〕。而且他与同伴伊萨克两人都极健壮。

〔注七〕（原注：利本作「又有他买来的两个小奴，并那里最精的一块玉石」。）

〔注八〕（原注：利本作「金杜卡」。）

在肃州这城里，他遇上另一班刚从京师回来的撒拉森人；这些人把他先前听说的关于北京我们神父们的话全都证实了，又添了许多难以置信而夸张的话，例如说他们从皇帝那里每日领银，且不是数着给，是整堆量给的！他于是写信给利玛窦神父〔注九〕，报告自己到了。那封信托给几个中国人，然而他既不知我们神父们的中国名字，也不知他们住在城的哪一区，信上写的又是欧洲文字，所以送信的人无从找到我们的人。

〔注九〕（原注：利本作「给北京的神父们」。）

然而到复活节他又写了第二封，这封信由一个逃出城去的回教徒带走——原来回教徒未得官府许可，也不得出入。这封信里他说明此行的由来与目的，求神父们设法把他从肃州这座牢狱里救出，使他不必终日与撒拉森人为伴，而得与自己的弟兄往还之乐。他又说他愿由葡萄牙人常走的海路回印度〔注十〕。

〔注十〕（原注：利本作「由广东之路」。）

神父们早就从印度会长的信里得知鄂本笃已启此行，年年盼望他来；每有一批托称使臣的商人到京，总殷勤打听他的消息。然而直到此时，始终听不到他的音信：或因不知他旅行所用的名字，或因前几年的使臣确实没有听说过他。

所以他的信一到，北京的神父们大为喜悦。信到得很晚，是十一月中〔注十一〕；他们立刻安排，要派本会一位会士无论如何把他弄出来，带到京城。然而再一思量，又把这计划放弃了，因为再牵进一个外国人去，看来于事有害而无益。于是他们派了一位新近被选入会、尚未入初学的学生去。他名若望·费尔南德斯〔注十二〕，是一个极其审慎而有德的青年，把这样一件事托给他似可放心。又派一个熟悉那一带地方的教友与他同行。给他的训令是：竭尽一切法子把鄂本笃一行弄到京城；万一发觉既无从得官府之许、又无从避其耳目，便留在我们这位弟兄身边，遣人回报本会。那样，人们指望借朝中友人之力，可以设法把他自边地接出来。

〔注十一〕（原注：据利玛窦致阿桂委瓦之信，那封信到的时候不是十一月中，而是「一六〇六年十一月初」。）

〔注十二〕（原注：若望·费尔南德斯是中国人钟鸣礼的教名；他是辅理修士，一五八一年生，一六一〇年入耶稣会；他于一六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启程赴肃州。）

这样一趟行程，在那些地方冬寒最烈的时节动身，看去实在不合时；而鄂本笃被留的那座城离北京几近四个月程〔注十三〕。然而利玛窦神父以为再迟一刻也不可冒险，恐怕隔得太久，鄂本笃会疑我们究竟有没有会士驻在北京。他这判断很对：因为这趟行程若再迟几日，使者便见不到活着的鄂本笃了。他们给他带去利玛窦神父一信，教他怎样走路最为安全；本会另有两位会士也写信给他，把京中我们的事详细告知——那正是他最急于要知道的。

〔注十三〕（原注：利本作「三四个月」。）

我们的鄂本笃在这期间，被留在那城里，所受回教徒的烦扰比他一路上所遭的都多。又因那地方粮价极高，他不得不把他那一大块玉以略过半价之数卖出〔注十四〕。所得为金一千二百枚〔注十五〕，其中大半用去还他所借之债，余下的养他一行整整一年。其时商队与其首领也到了。鄂本笃不得不尽待客之礼，久而久之竟窘到要借钱养他一行；尤其因为他被选为七十二名使臣之一，不得不（再一次）买些玉的碎块。他把其中一百磅埋在土里，以防回教徒弄什么手脚，因为若无这一项货物，他便全然不能参与赴北京之行。

〔注十四〕（原注：利本作「那地方食用极贵，他虽有许多货物，却没有现钱；因此不得不把手中所有的玉石，以其值之半卖出」。）

〔注十五〕（原注：利本作「杜卡」。）

若望·费尔南德斯〔注十六〕于那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离北京；他这趟行程也遇了一场新的不幸：在陕西省城西安〔注十七〕，他的仆人逃走，把他路上的用费偷去一半〔注十八〕。然而又走了两个月的辛苦之路，他终于在一六〇七年三月末到了肃州〔注十九〕。

〔注十六〕（原注：即钟鸣礼。）

〔注十七〕（原注：即西安大城。）

〔注十八〕（原注：利本作「钱」。）

〔注十九〕（原注：利本作「次年即一六〇七年三月的末一日」。）

他见我们的鄂本笃已病得垂死。就在前一夜，或因梦、或因异象，他已得了预示：次日有本会一人自北京来；因此他曾嘱他的同伴亚美尼亚人到巴扎上去买些东西散给贫人，同时又切切求天主不要使他这梦所生的指望落空。伊萨克还在巴扎上，便有人告诉他若望·费尔南德斯自北京来了，且指给他看。费尔南德斯随这亚美尼亚人回家，一进门便用葡萄牙语向我们的弟兄鄂本笃致敬。鄂本笃立刻明白来者是谁，接过信来，含着喜泪把信举起，唱起那首「主，如今可以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了」。因为如今在他看来，他的使命实在已成，他的旅途已到了尽处。他随后读了那些信，整夜把它们贴在心口。当时所说的话、所问的话，与其一一叙来，不如听人去想。

若望·费尔南德斯尽力照护他，指望他体力一复，还能上京去。然而体力全无；那里既无医，又无合用的药，病中也没有什么于他有益之物——除了若望·费尔南德斯给他做的几样欧洲菜。于是在费尔南德斯到后十一日〔注二十〕，鄂本笃气绝；而人不能不疑他是被回教徒下了毒的。

〔注二十〕（原注：利玛窦一六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作十日，不作十一日。）

那些人向来派人守着，只等这死者留下什么便扑上去。他们果然扑了上去，其状极其凶横；然而他们所造的损失之中，再没有比毁掉他那部记行日记更可痛惜的了——那日记他记得极其详密〔注二十一〕。这是回教徒张着大口扑上去的一件东西！因为那册子里还载着债据，凭它本可迫使他们中许多人归还从他手里无耻榨去的款子。他们要照回教的礼仪葬他，然而费尔南德斯终于把他们那些纠缠的司祭挡在门外，把他葬在一处洁净的地方〔注二十二〕，日后还能把遗体找出来。这两个人——亚美尼亚人与若望·费尔南德斯——手中没有礼典，便虔诚地诵玫瑰经，随他的柩而行〔注二十三〕。

〔注二十一〕（原注：利本作「用波斯语」。）

〔注二十二〕（原注：利本作「买了一具颇好的木匣，把他葬在一处洁净之地」。）

〔注二十三〕（原注：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第二卷说：「在肃州这里——他大可自以为已近目的，而竟被困了十六个愁苦之月——这位一心一意的耶稣会行人于一六〇七年因病与困乏而死。凡我所到而与他行踪相接之处——拉合尔、白沙瓦、帕米尔、色勒库尔、叶尔羌与和田——我都想到他与他那不屈的坚忍。如今命运既容我到他惨终之地，我心甚感。他疲惫的肢体，是耶稣会神父们自北京派来相救、而在他一切人间苦难了结之前几日方到的那位中国教友安放的；其处如今连大略也无从指说。然而我盼望肃州的天主教会将来建起长久的圣堂时，能设法使在其中礼拜的人记起鄂本笃。」）

关于这样一位可敬的人，似当再添几句以志其人。鄂本笃是葡萄牙人，志气高而心思锐；他初入本会，便自愿请派往莫卧儿帝国的教区。多年之间，他极其勤劳地助那教区之事，就自己所学，训诲回教徒、印度人与教友，因而得众人之爱。他并不是司铎；然而以其卓识与别的天生、修得的美质，极受敬重。也因此他得与莫卧儿君主结为密友；那位君主遣使赴果阿时，除自己的使者外，又以同等的身分派他同去。

这位国王实曾有攻取（葡属）印度之计，而与这样一位强君之战得以避免，可归功于鄂本笃之审慎。

他死前不久，写信劝告我们在北京的会士：切不可信回教徒；又劝人日后不要再试他所走的这条路，说它既险且无用。

本会中有一件事，最能显出此人之圣。他说起这许多年来无从告解、无从得赦，便道：「我死而无此慰，然而天主的慈善何其大！因为他不容我良心在回顾生平时为任何要事所扰〔注二十四〕！」

〔注二十四〕（原注：这一段利本中没有。）

那些商人中有一种实在可恶的风俗：凡在路上死的人，其财物由队中其余的人分了。他们便因此把鄂本笃的同伴伊萨克捉住捆起，威之以死，除非他呼摩诃末之名。然而费尔南德斯上呈文于甘州的巡抚，要求释放伊萨克。巡抚在呈文上批示，令肃州守官依理依法裁断，把这青年的叔父连死者的财物一并还他〔注二十五〕。

〔注二十五〕（原注：利本作「为此若望弟兄决意往甘州——离肃州三日程——向巡抚投状，求他令人把伊萨克归还：为便于办事，他自称是鄂本笃弟兄之兄弟与亚美尼亚人伊萨克两人的子侄，把自己的姓『钟』给了他们两个，又给他们取了中国式的名字，说是广东省来的人」。）

起初那守官偏向费尔南德斯，然而后来有四十来个撒拉森人〔注二十六〕合起来贿他，他便反过来威胁要笞费尔南德斯，且把他关了三日。费尔南德斯却毫不因此罢手；及至打官司的钱用尽，他把凡可省的衣服都卖了，凑了一小笔。他为此事被留了五个月，而始终无从与那亚美尼亚人交谈，因为他不懂波斯语，那一位也既不会葡萄牙语、又不会拉丁语。传到堂上时，费尔南德斯念天主经，伊萨克则念「鄂本笃」之名并几句葡萄牙话；既无一人听懂他们任何一句，那位法官便断言他们是用广东话交谈、而彼此全然明白！后来费尔南德斯用了约两个月学会说波斯语，才能与那亚美尼亚人对话。

〔注二十六〕（原注：利本作「三四十个」。）

回教徒有时又以两人相貌相去太远为难，说那分明一个是撒拉森人、一个是中国人。费尔南德斯答说：他母亲是中国人，他的相貌像母亲。然而最使那位法官动心的，是一日在堂上的一桩事：费尔南德斯当堂宣称伊萨克素来极恶回教之法，又说他若果真奉那教，断不肯碰猪肉；说着从袖中取出一块猪肉递给伊萨克，两人便吃起来，回教徒厌恶之极，旁观的人却看得有趣。撒拉森人见此，果然自认此案无望，退出堂去，一边走一边向伊萨克吐唾沫，说他是被那个中国骗子哄了。原来一路上伊萨克与鄂本笃确实都不曾吃猪肉，为的是不触怒回教徒；即使吃过，至少总是私下里吃的。这些情形使法官判了费尔南德斯胜，并令把鄂本笃所留之物尽还给他〔注二十七〕。然而除了埋着的那些玉块，什么也没有找到〔注二十八〕。以卖玉之资还了债，又筹了赴北京之费。然而这仍不够抵那许多月被留所耗的巨费，所以他们又用剩下的几块玉作抵，借了金二十枚。末后两人都到了北京的弟兄们那里，这一桩事曾使那些弟兄大为焦心〔注二十九〕。如今他们既有可悲、又有可喜：可悲的是鄂本笃之丧，可喜的是那亚美尼亚人之脱险。他们待他如本会中人，因为鄂本笃曾极口称道他一路上忠信的帮助。

〔注二十七〕（原注：利本作「于此法官判令撒拉森人把他的叔父与鄂本笃弟兄所余之物还他，本也要把那小奴还他；然而撒拉森人把那孩子吓得厉害，他一说要跟这位弟兄走，他们便如何如何，所以他在法官面前说愿留在摩尔人那边，法官也就不肯强他去」。）

〔注二十八〕（原注：利本作「财物钱银之中，别的一无所存，只有四百磅极次的玉石，他们卖去一半有余，还了鄂本笃弟兄之债，其余的想带到北京去」。）

〔注二十九〕（原注：利本作「这整段时间共八个月，直到若望·费尔南德斯弟兄与亚美尼亚人伊萨克于十月二十八日到来，北京的神父们一直极为悬念与忧惧」。）

费尔南德斯带到北京的，有一具画在金纸上的精致十字架——那是鄂本笃在那些回教徒中间唯一敢带的一具——又有三位国王的敕书，即喀什噶尔、和田与察力失三王的；这些如今都作为纪念保存在我们北京的会院里。那里又保存着热罗尼莫·沙勿略神父的文书，与他在旅途中陆续到达的别的信，还有果阿大主教阿莱克西奥·德·梅内塞斯与这位热罗尼莫写给北京本会诸位会士的信；他们在信中表示确信契丹离北京不会很远，那两国大概是接界的。

亚美尼亚人伊萨克在北京住了一月；这期间他凭自己的记忆、并借鄂本笃的一些文稿之助，把我们在这三章里所述的一切都告与利玛窦神父。此后他循我们的人惯走之路被送往澳门，在那里受本会与其友人极亲切的接待。他随后登舟回印度，船在新加坡海峡被海盗所夺〔注三十〕，这位亚美尼亚人被抢去了他那一点点财物，沦入极苦的束缚。然而马六甲的葡萄牙人把他赎了出来，他遂往（西）印度去。在那里听说妻子已死，他便不再往莫卧儿之境去，而定居于东印度一个名朝尔的城，此书写成之日他还活在那里〔注三十一〕。

〔注三十〕（原注：利本作「荷兰海盗」。）

〔注三十一〕（原注：杜雅里克关于伊萨克的说法略有不同。据他所记，伊萨克是在往马六甲途中被一只荷兰船所获。船长听了他的经历，深为所动，便叫人把它全记下来，又送他到马六甲。此后本会神父们送他到科钦与果阿，在那里他遇见皮涅罗神父——鄂本笃启行时，皮涅罗正驻拉合尔。印度的省会长给伊萨克帕尔道一百枚，他遂随皮涅罗往坎贝去。——朝尔是康坎的一个港，在孟买以南约三十五英里，十六世纪时是一处要紧的商埠。——利本叙事之末如下：「伊萨克既登舟往印度、要自那里回莫卧儿他妻子儿女所在之处，船在新加坡海峡被荷兰海盗所夺；经马六甲之人赎出，历如此重的磨难，终于也到了印度。」）

附录一（见第一八二页）

兴都库什诸隘

伍德《阿姆河行记》只举了四条这样的隘。其中三条自喀布尔经该城以北的科赫达曼谷而至，在恰里卡尔附近彼此分歧，即潘吉希尔（或哈瓦克）之隘、帕尔万之隘与戈尔班德之隘；然而这三条其实每一条都代表越山的若干条路之一组。他所举的第四条是哈吉雅克之隘，在西边远得多，经巴米安而过；近世至少是自喀布尔循一条自该城向西、经鲁斯塔姆海勒、在印度高加索支脉即帕格曼山与喀布尔科希斯坦之南的路而至。

若看巴布尔王，则隘数增至七条。他所举的是自潘吉希尔谷出去的三条，即一哈瓦克、二图勒、三巴札拉克；又四帕尔万之隘；再有记作在戈尔班德的三条，即五「扬吉尤勒」意即「新道」，六钦察，七希布尔图。

李特尔读这一表，以为其中全未包括哈吉雅克。然而我们知道：巴布尔说冬季唯一可通的希布尔图一路，在巴米安以西约二十五或三十英里；而我毫不疑巴布尔的钦察即哈吉雅克——那一路经古时宏大繁盛的巴米安城，必定一向是越这道山障的一条要线，巴布尔在表中把它漏掉几乎是不可想的。钦察与希布尔图两条都被这位王列在自戈尔班德而至的隘中，我想可以这样解释：确有一条横道沿戈尔班德谷全长而通到哈吉雅克隘之麓，而巴米安与希布尔图之间也另有旁通之路。

《阿克巴则例》所记颇可注意，似乎一半抄自巴布尔、一半又有所改。它也举七隘，即一哈瓦克，二图勒，三巴札拉克，四未举其名，大概是帕尔万；五「由钦察之山，这一条也略易过。第六是由希尔图（当作希布尔图）之山，然而夏季水发之时，须走巴米安与塔里寒之路。第七是由阿卜德雷之路。冬季行人用这条路，因为深冬唯有它可通。」这末一路我想当求之于科希巴巴，在希布尔图以西更远之处，然而我相信现有的地图都帮不了我们。

论潘吉希尔与戈尔班德两谷之隘，最完备的记述见于孟买工程兵利奇少校的一份报告，由印度政府在加尔各答印行〔附注一〕。借此我们可以列出全数如下，自最西的起：

潘吉希尔诸隘。

一、安朱曼之隘。这一隘自潘吉希尔谷首近帕尔延而起，直越入巴达哈伤。它大概沿科克恰谷而下，经青金石矿。帕尔延或即沙拉甫丁（在佩蒂·德拉克鲁瓦书中）所记帖木儿讨卡菲尔人时所过的帕尔延。利奇的报告中提到自帕尔延上行入卡菲尔斯坦诸隘中关于帖木儿举动的传说。

二、哈瓦克之隘，正在潘吉希尔谷之首，越至安德拉卜谷，循谷而下至同名之镇。〔亚历山大即由此入大夏。〕

三、图勒。这是哈瓦克隘的一条环线。它在离顶约二十英里处离彼道，而在过顶下趋安德拉卜途中于西拉卜附近约十二至十四英里处重与彼道相合〔附注二〕。

四、扎里亚，自潘吉希尔河上图勒以下约六英里的萨费德奇尔而上，将到西拉卜之前与上一隘相合。

五、自乌姆拉兹（即伍德测图中的穆尔兹）——更在潘吉希尔下游十五英里、离谷口约三十一英里——有三条难走的隘，名什瓦、乌尔扎与雅提马克，越山而于岭之彼侧与巴札拉克隘（第六）相合。三者之中后两条少有无雪之时。

六、巴札拉克。此隘自同名之村离潘吉希尔，距谷口二十八英里半，下趋安德拉卜河上的欣詹。

七、沙特帕尔。此隘自潘吉希尔谷口的古勒巴哈尔而起，于彼侧在离欣詹二十一英里的基什纳巴德（或基什塔巴德）与巴札拉克之道相合。

帕尔万诸隘。

八、帕尔万之隘，自同名之镇——那镇从前是要地——下趋属安德拉卜的巴吉加，似在欣詹之西。巴布尔说此隘极难走，又说帕尔万与那道大山口之间另有七个小隘，名「哈夫特巴恰」，意即七个小的。

九、萨鲁朗之隘（伍德作西里隆）。此隘自恰里卡尔西北六英里的图坦达拉而起，也如上一隘，下趋欣詹不远之处。

自戈尔班德而出诸隘。

十、库山。这一隘正经那座专以「兴都库什」为名的大峰之下。它自戈尔班德谷中离图坦达拉约十英里之一点而起。库山在隘中上去几英里处。它也如前两隘下趋欣詹，且大概在到那里之前先并入前两隘。

十一、格瓦利安。此隘在离图坦达拉约二十英里处离谷，下趋安德拉卜河上的戈赞。

十二、格瓦兹加尔。此隘在戈尔班德旧城之墟附近、离图坦达拉约二十四英里半处离谷。它通基拉盖，那是自欣詹往巴格兰与昆都士路上的一个小镇。

十三、恰尔达里亚。此隘在离图坦达拉约二十九英里处离谷，下趋戈里，那是一个不小的镇。各色商队皆可通行。

自此路沿戈尔班德谷而行，又分出一两条小隘，末后在巴米安附近佐哈克之墟与哈吉雅克之道相合。

十四、哈吉雅克（或巴米安）之隘。

十五、希布尔图。

十六、阿卜德雷。此条我唯一的依据是上引《阿克巴则例》。末二条已在「兴都库什」一名所及的界外。

这些隘中，伯恩斯那趟著名的行程所越的是哈吉雅克——他是第一个见到并记述巴米安大石像的欧洲行人；伍德北行赴阿姆河时所越的也是它。成吉思大概也是由此隘而过，因为围巴米安是他在这一带用兵的一事；玄奘赴印度亦由此道。恰尔达里亚之隘为奥朗则布所越。萨鲁朗之隘伍德上尉曾试而未成，因为时节太晚〔附注三〕。帖木儿侵印度之役，越兴都库什由图勒之隘，归时由希布尔图之隘。哈瓦克之隘为伍德与洛德自阿姆河回程所越。伊本·拔图塔五百年前所越，也是此隘或其支道之一〔附注四〕；而我们前文已有理由相信：鄂多立克返欧时所越，是入潘吉希尔谷诸隘之一。玄奘归国赴中国时也是经潘吉希尔与安德拉卜。

我前文已说过：鄂本笃提到帕尔万正在他们的商队入山之前，这使人大有理由相信他所越的是以那镇为名的隘。然而这段叙述中一个较小的难处，是他把越山之后所到之区称作「艾恩加兰」。如今我从沃克图所载伍德的测量中见到：巴米安附近有两条谷都叫「达拉伊艾恩加兰」。所以也可以这样解释：那商队或自帕尔万折入戈尔班德谷而越哈吉雅克之隘。这条迂回之路，也更合于叙述中所记行程日数之多，也更合于把「卡尔奇亚」认作忽鲁姆之说。然而这些根据都不够稳，不足以放心立论〔附注五〕。

〔附注一〕（原注：此报告我只有手抄的节录，得之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霍尔博士。）

〔附注二〕（原注：潘吉希尔诸隘的这些里距，我取自沃克先生图中所载伍德的测量。利奇报告所记里距前后不符，而且小得根本不可能。戈尔班德诸隘的里距，我只能取利奇之数。）

〔附注三〕（原注：伍德自己称之为帕尔万之隘，然而与利奇的报告一比，明明就是后者所称的萨鲁朗之隘。）

〔附注四〕（原注：伊本·拔图塔过昆都士与巴格兰之后到安达尔（即安德拉卜），他说那里从前有一城，如今全没了。往兴都库什（这名字是他所用的）去时，他们遇见温泉，他在泉中洗浴，因而面皮尽脱。那无疑就是西拉卜的温泉，在安德拉卜谷上游图勒与哈瓦克两隘分歧处附近；伍德说其温度为华氏一百零八度与一百二十四度。这位摩尔人接着说到在一处名班吉希尔（即潘吉希尔）之地歇宿，那里从前有一座好城，在一条自巴达哈伤诸山下来的大河上。全境都被成吉思毁了，此后再未复原。他随后到帕沙伊之山。帕沙伊人屡见于利奇书中，说是潘吉希尔谷与邻近诸隘里人数最多的部族之一。我看他们如今是回教徒；然而埃尔芬斯通也以此名为卡菲尔诸部之一，那么山中一部分人无疑仍守其异教与独立。他随后到帕尔万与恰尔赫（即恰里卡尔，利奇也称之为恰尔卡）。可见这些资料使这位行人的路线毫无含糊，只有越兴都库什正脊时哈瓦克与图勒两道之间那一小段可以两说。——伊德里西说班吉希尔河（即潘吉希尔河）上班吉希尔与哈里亚纳两镇之人以采银为业，而后者之人以「性情之横暴与邪恶」著名。潘吉希尔这个镇的位置如今似已不明（虽然有九世纪所铸的回教钱币存世），然而那谷的性情至今未改。伍德说：「这一片好风景，住的多是强盗，他们无法无天、世仇不绝，使此地不宜为正直人之居。」哈里亚纳或即帕尔延，伍德测图中于此标有银矿。伊德里西又说安德拉卜是一个四周有园、有果林、有葡萄园的镇，班吉希尔与哈里亚纳的银即贮于其处。）

〔附注五〕（原注：写这条注时，我极憾不能看到《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其中有若干于此题有用的文章。——自亨利·玉尔爵士写这条注以来，兴都库什已经勘察；《印度帝国地志》所列诸隘之表，或可供比较之用：「兴都库什有下列各隘可越，自东而西：卡兰巴尔（或伊什卡曼）、达尔科特、巴罗吉尔（在山脉东端，高约一万二千英尺）、尤尔、沃斯特、努克桑、哈尔特扎、多拉，而在主脉的极西则有巴米安（或伊拉克）之隘，那是自中亚入印度的一条大商道。这些隘自奇特拉尔通瓦罕与巴达哈伤。卡菲尔斯坦诸隘所知甚少。哈瓦克之隘（一万三千二百英尺）是巴达哈伤与卡菲尔斯坦之间最要的一条路。自潘吉希尔谷的德希帕尔延有一隘经安朱曼通巴达哈伤。其余的主要隘是：塔勒、哈瓦克、巴札拉克、沙特帕尔、帕尔万、萨拉朗、卡奥山、格瓦利安、格瓦兹加尔、恰尔达尔、戈拉赖、法林加尔与戈尔班德。诸隘多半不难走。有几条可通商队或载货的车。有几条一年中只三个月有雪。别的则为常雪所覆，载重的牲口不能过，而步行的人可以铺着皮裙从上滑下。」）

附录二

本书引用书目略称一览

（此附录纯为本书征引各书略称之书目细目，列举著者、书名、出版地与年份，今不逐条译出。）

附录三

订正与补释

第一卷。凡属拼写之误者，如人名「佩里埃格特斯」、书名《后汉书》、人名「沙畹」、「萨曼朝」（原误作「萨珊朝」）、「伦藏」、「鸯输伐摩」、「伊兹德布齐德」、「晋」与「正定府」诸字，以及某一学报卷次之误，均当依正字改正，不复一一举。

第二十三页与第二百六十二页。森帕德之书系于一二四三年；其实那封信写于他启行之年一二四八年与一二五〇年之间。

第二十九页。论提奥菲拉克图斯，见沙畹《西突厥史料》；论「桃花石」即回鹘语中此名之形，见汤姆森《鄂尔浑碑铭》。

第七十页注。太宗卒于五四九年五月。

第一百九十三页。论卡提加拉，见赫尔曼博士载于柏林地学会会刊与《地理学杂志》之文。他把卡提加拉置于安南北界，正是李希霍芬与夏德依中国史册所定当时中国帝国南界之处。

第二百零五页注三。沙畹教授《西突厥史料》证明：「提头布利」其地从未存在。

第二卷。第九页。当补入一种论鄂多立克生平与其在印度支那传教之著作；其书第一百六十一页载有十八世纪以前鄂多立克石棺之图，棺上有其胸像，并示修复之计划。

第七十一页。论大勃律与小勃律（即巴尔蒂斯坦与吉尔吉特），见沙畹《西突厥史料》所引《唐书》。

第一百九十九页。伯希和教授曾专论鄂多立克书中酒的突厥名（《通报》）。他与玉尔同以为「比格尼」当作「巴格尼」，然而是突厥语而非波斯语。他说：「浙江所饮，主要是高粱之酒，其糟且闻名于全中国。恰恰正是一种略相类之物，即谷物发酵之物，在波斯被称为『巴格尼』。所以我以为很可能……『巴格尼』所指乃啤酒、高粱酒、小米酒，总之凡葡萄之外一切发酵的饮料，而不包括蒸馏的烈酒。这一类饮料，无论单酿或杂酿，其名当是自中亚传入伊朗世界的。」

第二百零三页。马伯乐教授在浙江省考古之行的记述中，对西湖西侧的下天竺寺、即灵隐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写。

第二百二十三页。「孛黑塔」。据伯希和教授，此字已见于《南齐书》（六世纪）所载的魏语词表之中。

第二百二十四页。《礼记·曲礼》云：「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闱右，不践阈。」（顾赛芬译）

第二百四十一页。「鞑靼羊」。劳费尔博士在《美国民俗学会刊》所载《江珧与叙利亚羊之故事》一文中重考此题，得结论如下：「中国人的传说使我们得以研究这故事自我们纪元之初至十三世纪各阶段的演变，并认出其由来、其滋长与其意义。我们已见它生于江珧，而亚里士多德关于植物性与动物性相融之说施于江珧的生习，正是那一点胚芽、可谓那一点原生质，唤出了西亚人关于植物羊的观念。所以这植物羊乃自一种海中软体动物演出，绝非自植物演出，尤其绝非自棉花演出。因此玉尔求『这些寓言所附之植物』、并以之为某一属蕨类，乃是误入歧途。中国人用蕨根所塑的兽形，大大动了十八、十九世纪学者的想象，被认为所谓叙利亚羊之所本。李氏把这些学术上的寓言彻底摧毁，其功无可争辩——那些寓言，一如常例，比它们所要解开的寓言本身更庞大、更令人迷惑。」

第二百四十五页。伯希和教授以为「脱撒」即东胜州。他又于别处说：几乎可以断定「脱撒」即拉班·扫马书中的「阔桑」，而「阔桑」乃「脱桑」之讹，即东胜，今之托克托。

第二百四十七页。劳费尔博士在《通报》中提出一问：鄂多立克究竟到过西藏么？他说：「西藏在他心上并未留下深刻或持久的印象，因为他与其东北边地只是浮浅地擦肩而过。」他的结论是：「鄂多立克从未走过西藏本部，从未到过拉萨——这一件事久被不当地归于他，而他自己并未自承。最先到拉萨的欧洲人之荣，当归于耶稣会两位神父格吕贝尔与多尔维尔，他们于一六六一年在那里住了两个月。」

第二百四十八页。论西藏的面包与酒，劳费尔博士说：「凡稍与西藏边地有过接触、稍识西藏之人者，都不可能作这样的陈述。首先，西藏并没有像面包一样的东西，那里连和面都不知道。以炒熟的麦粉调茶或乳而成糊，乃其常食；而那种由发酵的大麦所得、名为『羌』的酒，既不是葡萄酒，也不是啤酒，而是别成一类之物。即便承认鄂多立克只是用字失当，本意不过说西藏食饮丰足，他的话也仍旧极其可怪。西藏人多半作穷牧人或穷农人，勉强挣得不至饿死；对西藏这样一个贫国，强调其食粮丰足如天下任何之地，全然不合。」

第二百四十八页。论黑毡之帐，劳费尔博士说：「西藏人固然懂制毡之艺；然而西藏各地游牧部落所居之帐，覆的是犛牛毛织的黑布。在这一点上，又在其四方之形上，西藏的帐自成一种居室之式，与蒙古圆形的毡帐分明不同。若设想鄂多立克之时或有住毡帐的西藏游牧人，以为他解围，是不可能的。……显然无疑：鄂多立克所记的不是西藏的帐，而是蒙古的帐。」

第二百五十页。劳费尔博士说：「『巴克什』一字并非如玉尔（又见其《马可·波罗》）所说与梵语『比丘』相关。西藏人两字皆知，后者译作『格隆』，前者写作『巴克什』。藏文辞书《利希古尔堪》释此字为『可敬』之意，并说它出自突厥（『霍尔』）之语。此字似确出突厥语。（万伯里《原始文化》、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

第二百五十一页。论「阿巴西」一字，劳费尔博士说：「鄂多立克明说此字出于西藏语，所以只当于藏语中求之。……蒙古之世实际统治西藏的萨迦教主，有藏语尊号『八思巴』，意即『高尚』、『卓越』，人称之为『八思巴喇嘛』。此字读法不一，正是鄂多立克『阿巴西』之所本。」劳费尔博士又说：「此语既非通行的尊号，也根本不是尊号，只是一个人名。」

第二百五十一页。论发式，劳费尔博士说：西藏妇人分发多用野猪之牙；鄂多立克若真曾穿西藏而至拉萨、更逾其外，便不可能不注意别处地方的发式大不相同。

第二百五十四页。巴克尔教授在《地理学杂志》评本卷之文中说：「至于西藏人用祖先头骨饮酒，可以指出他们至今犹然；不必引别的、更远的凭据，只须引今年《北华捷报》三月十四日所载西藏家庭生活的生动记述，其中已明明说到此俗。」——我在三月十四日那一期《北华捷报》里没有找到所指的那一段。

第三卷。第四十八页。「哥特人之地」。《雅典娜神庙》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篇略带峻辞的无名文章中，一位我本可轻易指名的评者说：慕阿德牧师所刊《十三、十四世纪小兄弟会赴中国传教文献》所据的抄本作「经哥特人之地」。我不能不憾这些文献未在我自己付印那些书信之前刊出——我曾把校样借与慕阿德先生——否则我本可加上他分明用过的那条注：「瓦丁把此字抄作『哥特人的』，第二封信中则作『合台』。它大概（如伯希和先生所说）即马可·波罗的脱脱，汉文作脱脱，为成吉思长子术赤之后、钦察之汗，其都在伏尔加河上、里海以北的萨莱。」

第五十二页。「我一直在想……」慕阿德所刊之文作：「我想你们不无理由地诧异：我在这样远的一省住了这许多年，你们却从未收到我的书信。」

第五十二页。「合台汗主上」。慕阿德所刊之文作「合台汗之主」，参看前条。

第五十八页。慕阿德牧师指出：一三〇六年的五旬主日在二月十三日。

第七十三页。「刺桐离汗八里约三周程」。慕阿德所刊之文作「刺桐离汗八里几近三月程」。

第一百十九页注一与第一百二十页。两处前后互见之页数有误，当依正。

第一百二十七页。劳费尔博士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论「哈剌章」一文中，以为玉尔的看法不错，且依其所示，「章」确是一个藏语专名音译之准确者。这就是藏语的「绛」，读作「章」。可记得玉尔（《马可·波罗》）把此字析为「哈剌」加「章」，前一成分是蒙古语或突厥语的「哈剌」，意即黑。「章」向未得解；然而它大概是蒙古人所采的一个藏语之词，而颜色之称或系就其衣服而言。「绛」是藏语一个部族与地域之名。「绛」是西藏人对摩些人与其所居之地的称呼，其地之都为丽江府。

第一百四十四页。我的朋友普鲁教授说：「钥匙钱」之解不确。所谓「克拉瓦里」是收税之人，掌市库之钥。杜康热书中说：「克拉瓦里亚，即克拉瓦里之职；亦即克拉瓦里存放一切与库务有关之物之所；克拉瓦里，意大利语作『基亚瓦约』与『基亚沃洛』，即受托掌公库之钥者；克拉瓦里亚之权，即为货物入册而征之税。」勒维《普罗旺斯语法语小辞典》则作：「克拉瓦里亚，阴性名词，库藏；库藏所在之屋；一库吏、一收取教会岁入之吏所辖之区。」

第一百四十四页注六。同一位朋友又以为「莱勒达」或当读作「莱伊达」；普罗旺斯语中有「勒乌达」、「莱伊达」、「莱达」、「莱斯达」、「莱斯纳」诸形。参看勒维《普罗旺斯语法语辞典》：「莱乌迪耶」、「莱伊迪耶」、「莱斯迪耶」，即征此税之吏。

第一百八十二页注。《雅典娜神庙》那位评者说：福定见《元史》第一百三十二卷，香山见第一百三十五卷，甘不花见第一百二十三卷。

第一百八十六页。奄蔡（即阿西人、阿西阿尼人）在后汉时改名为阿兰那（即阿兰人）；后魏之世，他们自称苏特与温那沙。参看雷暮沙《亚洲新杂纂》。

第一百八十七页。屠阿兰人之事发生于镇巢，在江北稍北，而不在常州（一二七五年）。参看伯希和《通报》。

第一百九十四页。书名当作《岛夷志略》。

第二百三十七页。芒果。「庵波」即芒果。「那是印度的一种树，只见于印度与中国。其干粗，枝叶似胡桃。其果似西班牙的莫克勒。印度人于果成时采下，用水、盐与醋渍之。其味如橄榄。人以之为佐食之物，且能开胃。久食此果，能使汗气洁而除肠中恶气。」（伊本·贝塔尔语，见《抄本撮录》）

第四卷。第二十页。曲女城，在联合省法鲁卡巴德县。

第一百九十页注。当作「阿悉言」，参看第二百三十一页。沙畹教授后已改其说。

第一百九十三页。自页末数起第五行，「天山」三字当删。

第二百二十二页注。当作「屈丹」，不作「屈兰」。

第二百二十八页注。鄂本笃所记那一站名当读作「托安塔克」（即「低山」）。

第二百三十五页。鲁布鲁克的凯拉克即古著者所记的海押立，《世界征服者史》作「奇雅里克」。「据最可信的考订家，其地在叶密立河西南、近今之科帕尔。」（埃利亚斯注《拉施德史》语）

第二百三十九页。嘉峪关，即「玉门」。我本当引我在《马可·波罗》中的那条注，其中我说：「就汉字而论，嘉峪关之名并非『玉门』之义；据柔克义先生来信，它只能是『嘉美之谷之关』一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