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中国问题

一几桩大错

无知是祸患的渊薮，这话已说得烂熟。对人或对一个民族的看法与议论，若所知甚少而所想甚多，写进小说里原也无伤，一旦拿来做交往与实际关系的根基，就危险了。彼此误判、彼此不公、彼此结怨，是必至之果。

骂中国人是异教徒，总比懂得他容易。他的眼睛生得形状古怪、位置也古怪，吃饭用筷子，头发编成一条辫子，衬衣穿在裤子外面——在大多数人看来，凭这几条便足以把那个带侮辱意味的称呼扣到他头上了。然而他的眼睛既不是他自己塑的，也不是他自己安的；我们自己的祖先也曾像他这样把头发编起来垂着。至于上下衣裳孰先孰后，更与道德、智识、宗教都不相干。可见这一类琐碎的辱骂，大半出于无知。

在更要紧的事情上，对中国人的误解、对他们态度的错看，以及由此而生的错误论断与错误行径，要为中西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担去一大半责任。人们不肯承认他们身上也有鼓舞并支配着世上其余人类的那一份心志、动机与情感。他们往往既得不到同样的权利，也享不到同样的方便；别人所能得的那一分容让与体谅，轮到他们便没有了。各国政府按纯然自利的路数行事，对中国人出于自利或出于爱国的抵拒一概不许，有时更以武力压服。有些人、有些政府只顾眼前目的达到，至于终局如何，则任性而漠然。但各国的百姓大体还是愿讲公道的，并不想为一己之利去损害中国。不但如此，他们还有足够的明白，肯把这样一句话认作万古不易之理：加于一人或一国的不义，绝不能成为另一人或另一国的长久之利。

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紧的，是把误会扫除，把成见改正，把实情说出来，让人把中国的政府与人民看得明白些。无知的代价太贵，也太不智，不能再听之任之了。中西之间本有许多共通的接触点与共同的利害，只消彼此认识得当，便会一一显露出来。公道些的判断与多一分的敬重，比兵舰与炸药更能促成一切正当的往来与通商。而西方要帮中国了解西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老实实下一番功夫去了解中国。

以为这个帝国长年处在政乱无主、无所统纪的状态，是一错。地方上固然偶有骚动与起事，起因或是地方官的昏庸暴虐，或是迷信，或是愚昧；然而通国而论，是安静太平的。境内城镇村落多不胜数，皆听其大幅度自理，而秩序井然，规矩分明。中国人并没有在明摆着的重负之下呻吟，也没有同一个他所不愿的暴政相抗。他的政体不论有什么毛病，责任都在他自己。这一层他心里很清楚，所以从不反对这个体制；他有时也揭竿而起，所反对的却只是他认为的弊政或废弛，不是体制本身。这体制行了多少个世纪，其间不是他把自己塑得合于它，便是它本就从他的性情里自然长出来的。究竟哪一种，姑且不论；总之他对自家政体的精神是全然首肯的。

实情是：普天之下，受管束之少，几乎没有哪一国比得上中国人。只要照章完粮，不违犯纲常伦理的要求，官府便不来打搅他。欧美各处司空见惯的那一千零一种稽查、干涉与摊派，在中国是闻所未闻。其中有几样，引进来或许还不失为明智；但中国人从来没有被这些东西指点过、烦扰过、折腾过。他生来如此，受的教化也如此：守法度，喜安宁。孔夫子的教训，与圣祖康熙皇帝的《圣谕》，处处宣讲，人人受教，在这一路上的影响既大且好。要证中国人的守法之性，不妨记住这样一桩事实：在举国上下仇外之情如此炽烈的时候，外国人多年来只身无卫，走遍帝国的每一角落，所遇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客气、礼貌与善待。假如美国境内也有这样一股对中国人的刻骨仇恨，那么他们当中有谁能在我们的大城与乡镇间四处游走，还算得上稳妥安全，又能走多久、走多远呢？另有一桩事实，也指着同一个方向，而人们认得还不够清楚。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几乎清一色出自他们中间最下层，在本国被人顺口说成个个「半渔半盗」。可是把美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刑案与警署档册仔细查一遍，便会看出：按本族居民总数的比例算，闹事生非的中国人所占之数，比我们中间任何别国的侨民都小。

中国人并不昏沉，并不无能，也并不冷淡。他们所坚执的——或许坚执得没有道理——是凡事要用自己的眼睛看，按自己的路数琢磨，自己拿主意，断定某物于己有用还是无用。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制度，几百年前就定了局，调停妥帖，凝固成形；我们的却几乎天天都在变动生长。既然看见我们这般轻易地把自家的制度撇下，换上任何新奇未试之物，那么要他们不问不疑、不迟不豫地采用我们的东西，恐怕也不好指望。再说他们的过日子的法子比我们简朴安静。西方人称之为「生活」的那种无休无止、精疲力尽的旋转，他们是厌恶的。换句话说，他们对它的挑剔，正如今日这一辈人的祖父母若忽然被抛进这旋涡中央时所会说的一样。

同时，中国人对西方在某些方面的长处，也是一看就认的。他们极不耐烦别人来教导他们、支使他们；可是一旦自己想听主意，是很肯请教的，只保留一条：这主意由他们自己的眼光与判断去消化、采用、改易或者摒弃。他们不容外国人替他们张罗调度。凡有事要做，他们决意自己去做，做得于自己有利。

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大多数在华有所图的外国人是南辕北辙的，于是摩擦不断，怨气丛生。中国人认定：外国人之所以要勘探这个帝国、开发这个帝国、改造这个帝国，纯是为着外国的利益与好处。这样一条路数，他们绝不会心甘情愿地首肯，将来也会像从前一样，用尽一切法子去阻挠。美国人也罢，别国人也罢，只须自问：若有一伙外人如此坚持不懈、明目张胆地在自家国土上这般经营，自己心里会作何感想——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的心绪，也就不难体会了。而这确确实实正是外国人为「开发中国」所作的种种努力中占绝大多数者的真实动机，此事众所周知，人人认得。要指望那个将被勘探、将被开发的民族对这样一种动机抱多大的同情，或者对这样一套盘算格外地俯首帖耳，未免不近情理。等到开发与经营略有成效，而中国人居然有本事把果实从外国人的钱袋与库房里转进自己的钱袋与库房，于是便生出一种孩子气的、荒唐的抱怨：「中国的开放，到头来主要是便宜了中国人。」——凭什么不该如此呢？然而偏有通达明理之士在那里喊，在报纸上、杂志上、书本上写下整栏整页的文字，责备自家政府，也责备中国政府，只因他们的盘算竟招来了这样不合心愿、不合预料的结果。

中国人不是小孩子，把他们看作小孩子、待作小孩子，是一错。要迅速惹起他们刻骨的敌意，再没有比用诡计、用遁词去达到目的，或者利用他们的无知去占便宜更快的了。有一段旧事，正可以照见他们这一层性情。二十五六年前，上海有若干外国商人，急于要在中国修铁路，又认定官与民的异议只要有机会亲眼看看、亲身试试这种运输之法的好处，自会烟消云散，于是议定先从上海到吴淞修一条十二英里长的样板线。他们的用心可嘉，所用的手段却不明智。公司既立，股本既集，他们便向中国官府请照，要在拟定的线路上修一条马车铁道。迟疑了好一阵，往返了许多文书，照是发下来了，而双方都把话讲得格外分明：只许用畜力，明令禁止用蒸汽。可是发起人本来的打算，就是修一条窄轨的蒸汽铁路，而且不顾自己再三立下的保证，径自动手去修了。他们深知：单凭工程上的一点分别，这帝国之内无论哪个官、哪个民，都识不破他们所玩的把戏。只有等到蒸汽机车露了面，人家才分得出它同一匹马有何不同，才发觉自己上了当。这几位外国人以为，到那时候凭他们的口舌之能，再加上既成事实压在官府心上的分量，这条铁路便可保得住不被拆毁。他们对中国人的脾气，看来所知无几。

勘线时激起了一场闹事，很快弹压下去了；此后修造的每一步，官府都给了最恳切的照应。然而线路修成，那台被拆成零件悄悄偷运进上海、又暗地里拼装起来的机车——那台机车一露面，风暴就爆发了。地方官一封接一封地抗议，语气又愤又怒，北京的朝廷也提出抗议。这股怒气之所以格外炽烈，是因为当初请修此路的申请以及往返的文书，都是循着官方渠道办的；如此说来，至少有两位总领事是这场欺骗的一方，而在中国人眼里，他们背后的政府也就是一方。

中国官府过于谨慎胆小，不敢做别处早就做了的事——把路轨掀掉拆走。除了这一着干脆而理所应当的举动之外，什么都做了。百姓的激动，若论起来，怕比官还甚。众人聚为团伙；团伙费尽气力弹压下去，便又暗中破坏桥梁与一段一段的路基；各处都派了人严守，于是又有些糊涂却出于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投身到行驶中的车轮底下，指望以这样的自戕把举国对西人诡诈暴横的愤恨鼓动到更高一层。

其间除英国人外，一切外国人都预见了这场风暴，早已悄悄把股份脱手，退出了这桩计议失当的买卖。于是交涉之事便全落在英国政府身上。在京城里愤愤争执了几个月，英国公使终于不得不下令停开此路，因为它正日甚一日地危及上海一切外国人的利益。又扯皮了一阵，中国政府眼见别无善法了结，便出一笔厚价把路买下，英方受了。不过英方在成交时附了一条：此路须重开，照常行驶一年。这一条中国人是守信办到了的。然而期满的那一天，拆毁之工便开始了：路基、器具、车辆，一寸一件都被拆走，装上船运往台湾，抛在海滩上任其朽坏。

中国官府就用这样的办法，既极有节制，又所费不赀，表明了自己被人当小孩子耍弄、被选作诡计与欺瞒的牺牲品之后，心中愤慨到何等地步。而这一着糟糕透顶的行事——出自几位在中国过了大半辈子、却于中国人一无所学的外国人之手——把铁路进入这个帝国的日子生生拖后了许多年。

那几个准许外国人与中国通商的条约，同时也给这通商加了若干限制。文中指明若干海口与江口，外国商人只能在这些地方之内居住与营业。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作中国的「通商口岸」或「条约口岸」。其数目时有增添，而把外国人限在其中的那些限制与章程，却从未有过实质上的更改。另一方面，还是在这些条约里，中国政府被逼着让出了它作为独立之邦本有的若干权利。它答应进出口货物从价征税以百分之五为限。政府对货物本有一套繁复而无定准的内地征课，于是又被迫答应：另征百分之二点五，一次缴清，名曰子口税，凡外国货运往内地、或内地采买而将出口外洋的土货，一切内地税课均以此一笔为限。

不出所料，这些条款成了无穷争端的源头：一边是中国官府与商人，一边是各国政府以及他们那些与中国通商有关的国民。关于条约里某些字句的范围与正解，外交上的争吵一打就是四十年。中国人力求把有争议的字眼收束在合乎本意的窄处，外国官员则力求把它们扯得远过任何正当的解释——虽说也许只是有时候如此。与这场咬文嚼字之战并行的，还有一片散兵游勇式的厮杀。各国政府不断提出要求：撤销限制（其中有些限制显然于法无据）、增辟通商之便、革除积弊、惩办违约。这些违约之事出自地方官与小小的税吏之手，层出不穷，而且是存心的，也是蛮横的。任何通商，纵使再兴旺，在这样的情形下也无法长久存在。

不过，把整桩事从中国那一面看一看，才算公道。上面所说的那些限制，对外国通商之得以存续，确是必需的：没有它们，通商早被过重而反复的征课勒死了。然而同时也须承认：这些加在中国官府权柄上的限制，恰恰足以妨碍商务的任何健全生长。这从三个方面都看得分明。第一，凡被武力逼着立下的条约承诺，而且明明是对本国不可让渡的主权的干涉，任何政府都只会给它最窄的解释。而一桩事业若靠外国势力庇护，其代价是本国的屈辱与羞耻，那么除非有武力在背后撑着的要求，否则任何政府——除非是天使的政府——都不会乐于看它，更不会去扶植它。东方的政府也有记性，有时也会记仇，同西方的政府一样。

第二，这些条约上的限制捆住了中国官府自由行事之手，逼得他们不得不歧视本国的人与本国的货。同样一批土货，若归外国人所有、预备出口，沿内地所征不得超过从价百分之二点五；同样一批货，若归本国人所有，或虽运往同一口岸而不出洋，走同一条路，却可以被课到任何地步——只看官府的用度多寡与地方税吏的贪心大小。再说外国货：若归外国人所有，运往内地某处发卖，沿途所征不得超过从价百分之二点五；同样的货若归本国人所有，或本国货与之竞卖，走同样的路、赴同样的市，则沿途可以被加上任何税课与勒索。这些差别待遇，件件都针对本国商人与本国货物，直是要把两者逐出市面。那么试问：除了天使的政府，又有哪一国政府肯对这样一种纯为外人利益而受庇护的通商欣然乐见，甚而慷慨扶持呢？

第三，外国通商赖以建立并赖以进行的那些条件，严重地妨碍了政府的岁入。就全部进出口贸易而言，政府手里再没有一点伸缩与调整的余地，无从按自己的需用去调节这一项收入。无论遇上什么紧急之事、库藏要应付何等索需，在这一项上休想指望半点接济。它的多寡只随所课之商务的盈亏而起落。而由此所得的总数，比起若不曾如上文所述那样被迫折抵内地税课来，无疑要少得多。

外国通商所出的这项岁入，多年来实际上已尽数用在偿付外债的本息上；而外债之所以非借不可，则由于中国屡被索取巨额赔款，又由于办陆海军防务、办使领事务以及别的种种新政所需的开销。对日一战与和约所勒索的巨款，逼得中国要筹措的银两远远超出洋税所能担负。于是厘金——这原是主要拨作各省经费的——也被押出去，充作又一笔外债的抵押。此举在百姓中间引起的后果，以及它如何促成义和团之事发难，另有别处述及。

把中国人反对外来兴革之举归咎于褊狭与迷信，是一桩大错，也是对中国人的不公。这两样东西在下层与较愚昧的人中间固然略有分量；而对一切外来之物那种不问情由的憎恶、轻蔑与畏惧，即便在他们身上，分量也要重得多。但在士人与官员的圈子里，反对的由来要体面得多，也值得认真对待。近世开发的几乎每一行，中国都全然没有熟手工匠。一切统辖、指挥与操作，都非交到外国人手里不可，而朝廷对这些人的权柄，至多只到革退不用为止。换句话说，中国人必须几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到生人手里，听他们的主意，在自己既无知又无经验、无从置喙的图样与工程上花去大笔银钱，然后不论结果如何都得收下，还得说声好。照这个办法办事，已经有过种种不遂意、不痛快的经历，于是官府对此极不情愿，甚至可说是反对。可是这还不是异议的主脑。

在劳力与口粮这两件事上，恐怕从未有哪一国像中国这样，几百年来被逼在如此切近而紧迫的境地里求一个了断。那里的情形使这类问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死之问。始终压在他们心头、逼着他们去想、去调停的题目是：一定数量的活计，怎样分了又分、析了又析，才能让最多的人得到最起码的活命之资？这题目他们君民上下都琢磨过，从没有琢磨成功。他们从来不曾到过这样一步：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闲上一天不再意味着饿上一天。而饥荒那无可名状、不忍言说的惨象——起因多半是大片地方的亢旱，加上运输之法全然不足——三番五次地重演，教人听了作呕，也确实使穷人与饿殍始终不离他们左右。这一切把他们造就成了世上最会精打细算的民族。文人说起北京的脏污秽浊，几乎怎么说都是实话；然而同样是实话的是：美国没有哪一座城市把各色秽物收拾得这样仔细、这样按时、这样各有去处。要说这并非出于卫生之计，当然可以承认；但即便所为只在节俭，于卫生也一样有益。

明理的中国人对机器生产与快捷运输所持的最重大的异议，根子正在劳力问题上。左右他们的那些忧惧与论据究竟站得住站不住，并不是此处的要点；要紧的是这些忧惧与论据对他们确实有效、确实够用。你无论如何也说不动他们相信：在一个把活计耐着性子分了又分、排了又排之后，仍旧凑不出足够的工夫来给每一个子民穿上最烂的破衣、吃上最贱的粗粮的国度里，一台能叫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的机器，除了祸害还能是别的什么。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活计压缩，而是把活计铺开。他们说——说得也有理——在中国，人比马、比骡、比驴都便宜。笔者曾多次雇一名壮健的中国人沿大运河的纤道走上一百二十英里，回程自理盘缠，工钱不过合金币二角五分光景。较明白的中国人坚持说：他们帝国所缺的，不是靠机器把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加大，而是让他这一双空手按常人的本事有活可干。照他们的道理与信念，机器若使一个人能做十个人的活，那另外九个便只好饿死。

拿产量增加、销路拓宽这类话去劝他们，全是对牛弹琴。千百万饥肠辘辘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要活计、进而要口粮，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逼得太紧太急，容不得他们拿新奇的道理或前途未卜的盘算去做试验。洋货进来，在许多行当里减了土产的销路，因而也按同样的分量减去了能挣钱的活计的总数。那么他们凭什么要赞成洋货进口日增呢？既然外来的机制货已经把他们一部分人逼得闲着、逼成了贫民、逼到了饿死的地步，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要把机器本身也引进来，好让自家谋生的本源毁得更快更广呢？货物贱些，对一个没活可干、买不起的人毫无用处。他们还要问：美国自有其明智的理由，把那一大群从中国流落过去讨口饭吃的穷苦劳工挡在门外，如今却又劝中国把机器请进来——照他们看，这岂不是要把中国的贫民造得更多么？

有两件事，可以把中国人在这整桩题目上的见解照得又亮又实在。

一八八三年，一家美国商行与一家英国商行各费银百万元光景，在上海办起了大规模的缫丝厂，就是把蚕茧上的丝抽出来的机器作坊。上海地方官要他们关厂迁走，所持的名义上的理由是：条约并未准许外国人在帝国境内兴办任何制造之业，他们的权利严格地只限于各种商务往来。照例在地方上争论了一阵之后，此事移到北京，循外交途径商办。美英两国公使因利害相同，遂合为一气，同中国的军机处逐条辩难。

中国一方以恭亲王为首。他虽不肯承认条约容许外国人经营制造，却并不在这上头费工夫，而是径直切入那个更大的问题的要害。他坚执说：以目下的情形，他的政府断无可能容许省工的机器进来。他们需要的是造工的机器，不是省工的机器。他又说，官府若试图引进省工之器，或者别人引进而政府点了头，必将招来百姓的暴烈闹事，而且闹得开来，或许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千百万中国做工的人，眼下的生计已然不足，断不会安安静静地由人再来一次人为的削减。

说到眼前这桩事，恭亲王说：上海附近的蚕丝之乡，有数十万老妇与幼童，年老的老得干不动重活，年幼的又太小，每日靠从蚕茧上抽丝挣一两文银钱。他们不做便得饿着，而这是他们唯一能胜任的活计。通国各处蚕丝之乡，同样一班人、同样一门手艺的，何止百万，而且同样干不了别的。把做这活的机器引进来，就是把这一大群无可依傍的人立刻逼上绝路。上海已有恳切的呈文与控诉递上来，指陈那两家缫丝厂已经造成的困苦，吁请施救。中国政府不能答应任何直截了当地要夺去自己百姓的活计、因而夺去他们口粮的举措。

谈话中有一处，英国公使向恭亲王指出：机器所缫之丝，品质胜过手工，日本因用了缫丝机器，丝业日盛，中国的丝业相应地衰落，正是为此。这位公使分明是想拨动两国之间众所周知的那根较劲的弦。恭亲王的回答略显生硬，却仍不失礼数：那一类问题，他的政府从不插手；那全是厂商与商人自己的事，他们完全有本事料理。倘若他们发觉——譬如说——要迎合买家的需求非得有更好的丝不可，自然会去弄出更好的来。那是他们自家的营生，与政府全不相干。

这里不妨补上一笔：英国公使在这几桩案子上的热心，很快就戛然而止了。伦敦来了一道严令，饬他撂开此事，不必再为本国商人在此案中的权利与投资作何保护。所给的理由很有英国的本色：自私，而且从英国利害着眼是明智的——女王陛下政府并不愿鼓励制造之业引入中国，因为那在将来某一天或许会减少中国对英国制造品的需求。

白河自天津至北京左近，长一百二十英里，是中国著名的大运河的一段。几百年来它承载着极大的运量，也养活着相应众多的中国人。及至政府决意在京津两地之间修一条铁路，不安之情便滋长起来，不但在船户中间，而且弥漫于沿河星罗棋布的村庄——那些村庄的主要营生就是供应船户的所需。路修得越长，这情绪长得越盛，终于酿成公然而广泛的闹事。有几段路轨被掀，有几座桥被毁；修好了，又被拆掉。这不是什么褊狭迷信的骚动，也全然不是什么仇外的举动。百姓所怕的，无非是运量由河上转到铁路上，因而丢了活计，随之而来的便是穷困与苦楚。

官府与船户、村民的代表开了一次会。后者尽可以直言无隐、放胆而谈，其自在之处不亚于任何民主之国所容许的。官府把用意讲明，向民众代表保证不会有多少运量从河上撤走，尤其立下承诺：某几类最要紧的货物，仍将长期由河道转运。这样和气地了结之后，闹事的人反倒为自己生出事端、「扰了皇上的心」而赔罪，并以忧惧自解。他们的解释与赔罪都被接纳了，此后再没有为难过那条铁路。

这桩事从几个方面看都很有意思。它极鲜明地照见了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显出这关系与其说是专制的，不如说是家长式的。事情起在离北京不远处，主持了结此事的官员，是皇帝亲自点名从京里派去的。一面是思想、言论与举止上的自主，一面是承认百姓有其权利、承认他们的委屈情有可原，且以调和忍让之心相待——这些都不是例外。闹事起于其中的那一班人，是中国最下层、最愚昧的一群；然而他们竟能看出危险所在，能把苦衷据理陈说，又能说得让人肯认真听他们，并给了他们足以安心的保护的承诺。官与民之间这样的商议，这样和平的了结，在中国并不罕见。

中国人生来安静、驯顺、规矩，而且很有安分守己这个好习惯。然而若由这些好处推想他可以轻易被逼、被驱，那就不只是失算，简直是危险。世上没有哪个民族，在被激怒时、或在自觉是护卫自身权利时，能比他更执拗。那时他能作出无尽无休的抵抗，虽然有时是不动声色的；另一些时候，他又能作出任何程度的坚忍之力与舍身之举。中国史上任何一道上谕或诏令，若不能得着首肯，或至少得着漫不经心的容忍，便从来没有靠直截了当的法子普遍推行过。它未必被公然抵制，却会被规避、被搁置，然后在无人理会中自生自灭。政府的簿册上想必有一大堆百姓必然厌恶的法令，看上去却效力完足，也有人遵行；然而中国人最精于一套权衡与调停之术，只要细察这一类法令究竟是怎样被遵行的，立刻就看得出：所遵行者只是名目，而那条律文实际上早成了具文。

以为中国人不够敏锐、不懂得自己受了委屈、或记不住受屈时的那份感觉，也是一错。恰恰相反，他敏感得近乎毛病。他固然对什么算是折辱、什么算是暴行自有一套特别的看法，对怎样才算适当的报复也自有一套主意，但迟早总要教人看明白：在这几样上头，他具备常人所有的全副能耐。对他不能漫不经心地摆布，欺负了他也别想没有后果。西方人的意志，不能不顾他自己的心意与取舍便安安稳稳地施加到他身上。

钱财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不能抚平一切由暴力或意外加在中国人——哪怕是最下等的中国人——身上或心上的伤痕。在这里，他们同样有自己特别的观念与想法。一枚小钱也许抵得过一脚一拳，而一句讥笑或辱骂所造的创伤，却任多少银子也治不好。还有，遇上这种事情，也不可一概以为钱既收下，伤痛便消了，事也就了了。他们中间最下等的人，甚至街头那些赤身垢面的乞丐，也切切要人把待绅士的那一份敬重与礼数一分不少地给他；而照例说来，他们自己所苛求于人的，也肯痛痛快快地给人。若遭拒绝，则不乏狠狠报复的先例。

明理的中国人拿自己同美国人、欧洲人相比，很爱用「大同小异」四个字来收束，说白了就是：大处相同，小处不同。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任何一番公允的比较，都是恰当的。前者屡屡被人称作「东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凡把这一章细看下来的读者，都不会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件事：这一章在描摹中国人的种种特异之处时，同时也在描摹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特性。若认这话为不谬，那么我们待中国人之道，便只有一条明智而稳妥的准绳：以我们期望别人待我们的方式待他们。

二中国人的性格

凡认真研究中国人的天性，总要陷进重重困惑与看似无解的谜团里去。其中一部分是浮在面上的，见识深一层、了解真一点，也就消散了；另一些却织进了这个人的筋骨之中。无论对人类有多少通泛的学问，对这个民族有多深的相识，同其中某几位有多亲密的交谊，一个西方人也休想准确断言：在某一番情势之下，中国人会怎样行事。他们浑身是矛盾。

就民族而论，中国人是个很老的老人，比世上任何人都老出许多个世纪。然而他性情固着，在某些方向上固着到了石化的地步，同时却又有着壮年人的元气，以及晚童与少年期那许多彼此扞格的性状。谁若把这天朝之人看作孩子，会发现他十足是个大人；谁若当他是大人，又会诧异地发现他有多少处像个孩子。人们诧异他不懂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道理。然而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的那些要紧的理论，中国人在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就讲得透彻了——其中有几条还被他们驳倒了。生产性的劳作与非生产性的劳作之分，有用之财与无用之财之分，当日分得同今日一样清楚。亨利·乔治的那套主张，一千多年前宋朝的一位宰相便曾倡导，且付诸施行，结果证明全属谬妄，一无可取。戒酒的要紧，他们也早懂得：四千多年前，那个发明用米酿酒之法的人就被逐出了国境。然而中国人却始终没有发现大地的形状，没有发现日月食的自然之由，也没有发现两性之间唯一正当而合于卫生的关系。他怕鬼；他烧假钱，好让祖先在阴间有所倚靠；他还把一块旧铁当作求雨百试百灵的法宝来拜。

他病态地厌恶变动，见解却又激进。他提起皇帝来屏息低声，骨子里却是个真正而结实的平民主义者；皇帝也罢，王公也罢，僧道也罢，刀剑也罢，都无法强迫他的思想，也无法把长久的不公硬加到他身上。某位公使或领事一本正经、不合时宜地向他宣讲中国若有铁路将如何如何造福，他听着，礼貌地把厌倦与不喜掩起来，看穿了这番话底下的私心，转眼便兴致勃勃地谈起说话人上衣的纽扣值多少钱，或者纳闷外国人怎么从没发现瓜子是可吃之物。电报线的好处，他全然无动于衷；可是一旦决意要架，便在短得令人难信的工夫里把线牵遍全国，而且务使每一条线都通进某个衙门，于是在无声无息之间，对线上过往的每一个字都布下了一张很管用的耳目之网。铁路他不闻不问，也不相信，怠慢到举世称奇；随后一拿定主意，便规划出十年之内足以应付全国一切重大需用的路线。他既是世上最慢的人，又是世上最快的人。

说到这里，有一层公道话须点明：中国人那种浓烈的守旧，那种据说对外来兴革的显见好处麻木不仁的模样，其实多半出于一股拗劲。他被人劝得腻烦透顶，劝的人在他看来个个别有所图，而且都是他向来被教着当作不如自己的人；于是他对这整个题目起了厌恶，索性装作看不见那些其实他看得很清楚的好处，或者提出些疑难来——这是他在外交上表示不满于人家的唐突、或者示意自己识破了那番貌似无私的忠告底下的私心的办法。同别人一样，中国人极想按自己的路数办自己的事，对任何类似外来干涉的东西也极其敏感。宰辅文祥有一回对一位苦口婆心、不请自来的进言者说：「中国到了预备好的时候自会修铁路；一旦动手，那快法会叫全世界吃惊。」新近的一桩小事，可以说明刚才提到的另一层意思。一位有名望的英国绅士半公半私地去拜访一位更有名望的中国总督。他絮絮叨叨地大谈英国贸易如何不景气，问总督身为爱国之人，难道不为中国的前途忧心，接着便提议说：倘若请英国政府出面，由英国军官替中国整顿军队，英国在某些条件之下或许肯担此任。总督听了这样的话、这样的建议心里是什么滋味，实在用不着设身处地去想。然而他丝毫没有想用西方人当下就会脱口而出的那种直截而生硬的话去回敬这份唐突。他的答语要平和得多，却尖利得多。他先对客人的这番议论表示同感，又深致谢意，然后轻轻地问：可不可以在请英国军官之外，也雇些美国与日本的军官呢？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官员，同中国人打交道时若能记住西方到处流传的那句明训——「不待人问，勿进忠告」——那么，加在这些东方人头上的所谓呆板与顽固不化，倒有大半会很快消散。

因为中国人从那双杏仁眼的窄缝里望出去，所见之物要比一般人所认定的开阔得多、通达得多、切实得多。可是与此同时，他的视角又锐得过了头，于是常常得出极荒唐的见解。他的思想与人生观里没有透视之法，正如他笔下的画里没有透视一样。他能作出干净利落的细微分辨，而且极喜欢这么做——他本就是个天生的锱铢必较之人。然而他对轻重的判断常常失准，他那杆秤同别处公认的秤大不相同。他持守着很高的道德标准，也颇能照着去过日子，却又把礼貌与仪节的精审摆在更高一层，对失礼的责备比对失德的责备还要严厉。在他的教育体系里，一手好字比懂科学、懂算学都要紧；辞藻的典雅比思想的正确或独到更可贵——后者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在许多方面，他是个最富玄想的理论家。他寻求呼风唤雨的不可能之术，仿佛要把雨接上龙头随取随用，却不去走那条切实的路：修好便捷迅速的交通与运粮之法，以免亢旱酿成饥荒。他把老虎画成绿的、绣成绿的，把骆驼作成蓝的，还照这些颜色做了玩物给孩子——并不是因为世上真有这等生灵，而是因为这般扭曲自然的模样中他审美的眼。

另一方面，他推理又细密又合乎章法。他那些分辨，许多看去牵强而近于臆造，然而一旦认了它们作根基，他的结论便顺理成章，见得出心思的均衡与敏锐，值得人敬重。眼前有两桩事，正可以说明这一点。为筹措偿付日本赔款的银两，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全国的厘金税收押了出去。此举在举国各色人等中间激起了极其强烈的愤懑，对于新近的乱事之起，也大有关系。这愤懑有两处或许会叫读者觉得古怪：它不是冲着拿这项税收作抵押的满洲朝廷去的，而是冲着逼取此项抵押的外国人去的；再者，海关洋税曾一再被中国官府押作外债担保，却从未激起过恶感，也没人说什么。何以此一事愤懑，彼一事安之若素？何以百姓的怨怒竟对着接受抵押的外国人，而不对着提出抵押的北京当局？

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显出一种奇特而过于细密的分辨，然而也显出一条合乎章法的思路。中国人从来不把海关洋税看作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笔钱既不出自他的口袋，也不进他的口袋，因此与他毫不相干。它是外国人为了在中国售卖洋货、或为了采买土货运回本国售卖，而缴给皇帝的银钱。既如此，拿洋税作抵押便是天经地义。皇帝要用钱，外国人便垫出他所要的数目，此后每年把本该缴给他的通商税银扣下一小份，直到垫款还清为止。这一交易既不触及中国百姓，也与他们全不相干。厘金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中国百姓的钱，由本国官府从他们口袋里收去，用于施政之费与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如今他们的钱被拿去付给外国人了。这里有双重可怒之处：不但他们的钱被从正当的去处挪进了一班可恨之人的口袋，而且为了维持政务，势必还要加征新税。于是举国响起一片怨声：百姓被课税去养外国人。厘金不过是押作抵押、只要外债能从别处筹还便一文也不必离开中国——这一层分别，丝毫不起作用。大众才不管这些细分。至于这股激愤冲着外国人而非北京当局而去，也同样是顺理成章的。中国人于借贷之道既精于学理又长于实务，对担保的种种问题无不了然。皇帝没有错，因为放债的人要什么担保他都只得给；而放债的人索要厘金，这才惹起了他们的怒火：这是外国人又一次动手来剥中国。这股怒气，至今还没有到头。

第二桩事同样切题。前番对日之战，中国兵因打得实在疲软，招来了如山的鄙薄；种种大而化之的断语也说得痛快，既不给军人留情面，也不给百姓留情面。而眼下，这同一批人马在与美欧军队的几场仗里所显出的勇悍、坚忍与死战之性，又引得人一般地惊异。何以那时怯懦而今日勇猛？答案就在手边，全是一套中国人的道理。中国人，不论当兵的还是百姓，对朝鲜与满洲都漠不关心：那不是「十八省」的一部分，而他心目中的故国就是这十八省。他对自家的满洲君主除了在情感上有点隔阂之外并无恶意，然而若不是中国自己的仗，他也无意替君主去打。对日之战，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中日两国皇帝为着一块两家都不属的地方起的私人纠葛。起初他们看得极其达观，直到战火卷上中国的土地，才认真惊动起来；那时已经晚了。但自那以后，他们的怒火一直在往上涨；如今他们肯打，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国家有难了。皇帝算不得什么，中国却是一切。受辱于日本；名义上的朋友夺去了疆土——俄国取了旅顺，英国取了威海卫，德国取了胶州；为偿付日本加于他们的这场屈辱，连厘金也押了出去——于是他们对一切外国人的猜疑与不信，凝成了确信与恐惧。中国人如今成了肯打仗的人。

要把中国人的心性剖析到可称为原初特性的地步，是件难事。两千多年来严格划一地施行着的礼俗与行为准绳，究竟把天生的性状改易到何等地步，也无从判定。他太老了。表面上覆着一层太厚的仪文、礼数与体统之漆，叫人无从准确断定底下那实质究竟是什么。再说，这些处世的规矩——天下没有哪里像中国这样精细、琐屑、包罗万有——究竟是先塑了人，而后又反过来被人所塑，彼此交相作用，直到两者原来的面目都荡然无存了呢？姑且拿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为例。他生性极恋家，看上去却又不像疼爱家人。儿子是他的宗教观念里来世安乐所不可无的，他提起儿子来却总带着轻贱的口气；不过这层漆在此处薄得很，底下的得意与自满一望而知。可是他对妻女的心情又如何？他对她们的冷淡与专擅，是他性情里自然原有的生长，还是在乖谬的处世之法下嫁接上去、又由不近人情的道理所豢养出来的恶枝？中国人一向就相信女人没有灵魂呢，还是这个恶念本是恶行的产物？定亲与婚嫁所依的那些奇特规矩，使当事的两人在成婚之前绝无可能生出情意；而年轻媳妇在婆婆家里那种屈辱的地位，使寻短见并不罕见，使丈夫对她生出敬重与情意极其少有，至于把这些寻常的德行表露出来，则闻所未闻。这些性情上的怪相是中国人天生就有的呢，还是一种本来更好的性情被乖谬的教化压矮了、扭曲了？另有一类相似的问题，也够得上作一番有趣而引人入胜的研究：中国人的许多观念、习俗、思路与做法，究竟该看作高年所致，还是年少所致？

它们是第一度童年的产物，还是第二度童年的产物？中国人那股浓重的迷信，该看作宗教观念结了籽老去了呢，还是这观念尚在胚胎之中？他那股炽烈的中国心，是尚未长成最高形态的真爱国，还是这高贵的性情干瘪萎缩，只剩下对自己出生那块地方的眷恋？他那惊人的俭省，是几百年穷困所逼出来的，是几百年贪吝所养成的，还是孩子气地不懂得钱财只在作为手段时才有价值？

中国人所持的、并由律法所规定所裁定的孝道，其实已成一种专制。这是几百年来对父母应有的敬爱之情不加节制地生长出来的呢？还是这情意从一开头就是眼下这个样子，从未被约束、从未被摆在同别的义务与德行相称的位置上？中国的政体，骨子里是家长式的专制。这令人不快的家长之说，是帝国年高所致呢，还是标明这是一个从未生出任何自治之理的、孩子一般的民族？祭祖或可称作中国人最原初的信仰。在这个民族的黎明时分，它是不是一种出于情意与追念、为死者而设的简单祭奠，譬如像美国人每年在南北阵亡将士墓前所行的那样？它是不是由那样一种祭奠长成了一种偶像崇拜？抑或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到了四千年之末仍分不清死人与永生之神的民族的宗教观念？他们的祭天，是把原本对造物主的敬拜降格了呢，还是他们至今尚未老到足以寻见他？中国祭天的仪节，同摩西律法中献祭于耶和华的仪节之间，除了偶合之外还有别的关连么？两者相像得如此触目，以致有人误以为它们所代表的本是同一种敬拜。

中国人天生有很强的条理之感，而且发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凡事凭规矩、凭成例，都被纳进一套界限分明、早已定死的体系里去。他们对事物之得体与否自有一套观念，有时很奇特，却很执着。他们的花木被调理催逼，直到一年十二个月每月各有其应时应分的花。他们把历朝皇帝的遗体一东一西、等距而葬于京师两侧，可说是在先帝的神灵之间维持了一种得当的势力均衡。他们对同血亲联姻之不当，看法极端到了这个地步：凡同姓两人不得通婚。而帝国之内公认的姓氏只有一百个，因此这条规矩的影响，比在别国要严重得多。

父亲不得向儿子下拜，哪怕这儿子就是皇帝。平辈之间——哪怕是兄弟，哪怕是一生的至交——不得以名相呼，也不得用随便亲昵的称谓。无论怎样相熟，都不足以成为这么做的理由。中国的音乐大概是世上最难听的，而奏乐者的节拍却是最准的。凡稍体面些的住宅一律要坐北朝南。塔的层数必须是单数；人死之后到下葬，中间相隔的日数也必须是单数。祭天、祭地、祭日、祭月的坛庙，分别设在京师的南、北、东、西四方。祭天的坛必须是圆的，因为天是圆的；相应的地坛必须是方的，因为照中国人的信念，地是方的。这样一条专断、往往看去又像是机械的条理之律与得体之感，贯穿在凡与中国人的生活相干、相涉、相关的一切事物之中。它细入毫芒；只要说某样布置、某种谋划是失序的、失当的、不合例的，不论这一点何等琐细，这布置这谋划便必遭否决。那种看去无序而往往极悦人眼目、极合人口味的妙处，在中国人中间是找不到拥护者的。

在大众中间，「这是老规矩」一句，便足以解释任何一样布置、任何一种做法、任何一条行事之准。然而中国人的推理之能是很发达的。他自有主意，而且极喜欢追根究底。他极好辩论——凡同他办过交涉的人都领教过，有时把人的耐性与好脾气磨得够呛。他凡事都有一番道理，给他一点工夫，他就痛痛快快地拿出来；若是骤然被问个措手不及，他也能当场从容不迫地现编一个。中国的士人与官员中间，讲理与推论的平均本事，比之世上别处并不逊色；不过前面说过的那种没有透视、视角太锐、因而把所思之物的大小轻重看得走样的毛病，在这里也不时可见。

对这个民族的心智之敏，外人常有不利而不公的看法，其由来往往在于：中国的对手在唇舌之战里从不把最强的兵先摆出来。他戏弄对手，如渔人之戏鱼。他一个接一个地抛出幼稚的论据，密密地察看它们的效果，直到这些稻草人尽被打倒扫开，才把真正的大军调上来。有时他索性根本不愿把真正的理由说出——对手是外国人时尤其如此。西方流传的许多关于中国人如何荒谬、如何偏执的见解，正是由这种特别而不幸的缄默而来。传到外国去的那些据说左右中国人心思、使其摈斥铁路与别的近世兴革的议论，倒有一半只是这些稻草之言，在明理的中国人心里从来不曾扎根，也从来不曾被当真。

下层的愚民同上等人一样好辩，也是凡事都有一番道理。这些道理荒唐起来常到可笑的地步，然而持此说者却似乎颇以为安；一个做工的人有时凭着一段一本正经却毫无道理的解说，把众人都解不开的谜团讲了个明白，便在同伴中间挣下了才识过人的名声。上海有个船家，人问他何以本地船只的两侧船头都画一只眼睛，他当即一本正经地答道：「没有眼睛，怎么看得见？看不见，怎么晓得？不晓得，怎么走得动？」又如某中国客栈主人，收留了一位囊中羞涩的美国客人，讲定每日房饭一元；过了半年，客人一文未付，店主竟自动把他的房饭减为每日五角，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免得在这人身上折本折得太多！一日，笔者在北京最大的一家车行里笨手笨脚地给一辆北京骡车装一对弹簧，一群工匠围着定睛看。弹簧这样的物件，京城里从来没人见过，没有一个工匠敢动手安装。众人就那几块形状古怪的铁猜个不休，说法种种。末了，车行的领班道：「哦，我知道了！外国有一种车，不用牲口拉也能走，他往车上安的这件家伙，就能叫车自己走。」众人满意地哼了一声，领班比先前更受敬重了；这些工匠回去多半还会告诉左邻右舍：他们见过外国的自走车呢。

中国人的审美之感极敏。这一点的证据，在帝国上下各色人等中间，处处都找得到。他们的艺术准绳同欧美所公认的相去极远，有几处简直相反；然而他们对美的感觉是极灵的。他们爱古怪奇诡之物，或摹自然，或变自然，看去甚于实际；而这爱好主要见于把自然界宏伟秀美之物缩成矮小的摹本。这与其说是出于择取，不如说是出于不得已，应当归之于一种对美过于饥渴的心：真物既不可得，便在玩具般的小小摹本里取乐。所以走遍中国，无论最穷的人家还是富室，无论庭院还是屋内，都见得着小小的山水、矮树、假的岩洞、堆叠的假山、几尺高的山峦、一线流水、小孩一步便可跨过的池沼。这一切都是贫寒以美自环、以美自慰的挣扎。就凭这一点，它也当得起人的承认与敬重。

家族的坟茔是中国人格外敬重的所在，其布置与修饰之用心，常常远远超出主人的财力。而一个游历者纵使走遍许多国土，一一凭吊其中名人的墓，也未必找得到一处比北京城外西山怀抱里那个秀美的山坳更宜于作帝王陵寝的地方——中国最后一姓君主的遗骨在那里安息了六百年。通国各处的山坡、崖巅以及类似的极目之地，几百年前就被选作庙宇、宝塔与别的神圣重要建筑的基址。有一年秋日，笔者立在北京西边圆明园最高处的一座废屋旁边。举目所见，处处是熏黑的、断裂的、没了屋顶的墙垣，以及英法联军一八六〇年劫掠焚烧此园时所留下的种种荒残之迹，把一片当年必曾极其秀美的景致糟蹋得不成样子。笔者所立之处，一座工致而已残破的牌楼柱上，有人新近题了几个汉字，译出来是：「如此绝妙山水，君子安忍坐视其残毁。」

中国的文学，在文学所能到达的一切方向上，都提供了无数的证据，见其标准之高，而且大体是纯正真切的。论辞藻的纯洁与风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作者都不曾胜过中国人，能与之比肩的也寥寥无几。中国有几位诗人的作品，若哪一天能被妥帖地译成一种我们较熟悉的语言，其作者便会被公认为有资格厕身于那少数人之列——那少数人能把无尽之美压进有尽之言。

孔子所说的立身之正，用一个「中」字来表明最为妥帖。在这位中国圣人的书里，标准的人总是被称作「中庸之人」，也就是凡事不走极端的人。中庸与端重，是孔门君子的两大质素。他从不匆忙，从不流于过分，顾及别人的权利与成见，极看重彼此的调和与退让；照西方的观念看，他身上的气派也许多于男子之气，然而实在说来，他是一种高尚而可敬的人品。

不过这样一种理想自有其严重的弱处。它把人过于收拢在自己身上，养出自负、懒惰与虚伪来。它绝生不出那些较为进取的德行，如勇敢、舍身、毫无保留的献身。它剪去的太多，滋养的太少。它是替书斋里的读书人设的道理，不是替一个在世间行动、生气勃勃、与世间打成一片的人设的道理。孔门出过的殉道者寥寥无几，圣徒一个也没有。它体会不到人何以会要求一种比它自身更活跃、更热切、更炽烈、更全心全意的人生。一个总是走路的人，会把跑步的人看作傻子；倘若他所受的教化又叫他相信，缓步端行乃是一切正派而正当的进境之极限，那么他自然而然、很快就会成为凡需疾行者的苛刻批评家。在孔门信徒眼中，近世那位风风火火的生意人即便不算疯子，也算不得君子，而且是一切得体合宜之事的敌人。

这样一套人生之理，两千五百年来主宰着中国。在这全副岁月里，它不曾遇到过任何持久的认真抵抗，不曾遇到过一种足以牵制或改易其影响的对手学说。它对中国人性格的作用，怎么估量都不为过。它无疑把中国人抬得远高于四围一切部族与种族；它大概使中国人一度成为地面上最开化的民族；它似乎把许多较安静的德行牢牢地固着在中国人的性情里。然而它只能把他们提到与它自己相齐的高度，随后便撂在那里。而就它对今日中国的作用而言，它所做的正如裹脚布之于中国婴儿的脚：照着古旧观念的样式把它塑了形，截断了流经其中的生气，末了留下一只残足。

孔门之教就这样成了一股持续压抑这个民族天性与本能的力量，并且生出了一些奇特而不幸的结果。它使中国成了一个多飓风的国度——不是就天风而言，而是就人的情绪必然要骤然爆发而言。忍耐、安静、驯顺，都是中国人身上颇为可观的德行。可是人的天性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总须有个出口，让多余的精力与情感泄出去；孔门之教一个出口也没有给，它是划一而不变的压抑。于是那种盲目、莫名的狂乱旋风，在中国出现得比任何别处都更突然、更危险。它每天都在个人身上发作。一位持重守礼的绅士，会为一桩琐屑得不值一提的事暴怒成狂。一条鱼的价钱差了一分钱的二十分之一，或者分量差了一钱，就能叫两位方才还在互递鼻烟壶、互引孔子之言、互道恭维的白头老翁口吐白沫，互相辱及对方的祖宗与女眷，在大街上脱了衣裳动手厮打。什么见识、什么道理，全没有了。也不乏这样的事：有人自尽，只为向他所恨之人报复。年老的妇人、做祖母的，会当着一大群看客又喊又叫直到失声，把衣裳剥个精光，用不堪入耳的话破口大骂，而起因却是最荒唐不过的小事。

这些还是个人的、比较无害的情绪飓风。等到同样的暴怒之风刮到大群百姓身上，席卷通都大邑或广土众民，那所生的后果，便惨怖得令人作呕了。那时候的中国人是一头野兽，醉的，疯的，凶的。再骇人的事他也想得出，再狠毒的事他也做得下。神智清明时他温和而少有发明之才，一旦狂发，却能想出并施行种种残酷与拷掠之法，叫史上一切屠人者听了都要打寒噤。

中国人这些惊惧与暴怒的飓风，有许多起于他们的某一种或某几种迷信之念。譬如传开一个说法：有人看见一个鬼怪往村里的井中投下一味药粉，色白如雪而能致命。查不出谁亲眼见过此事，也没有一个人因喝了那口井的水而受害；可是这都算不得什么。转瞬之间，方圆一带的见识、判断、道理，全成了闻所未闻之物。百业停顿，人们像受惊的牲口一般挤作一团，人人指着别人生疑；这时候若有哪个不幸的生人落进这群发疯的恶鬼手里，他真不如不曾生到世上。过了几天或几个礼拜，当地人并没出什么大事，空气渐渐清朗，这一场飓风也就过去了。然而它们的收场，难得有这样无害的。

外国人在其中受害的那些乱事，多半起于这样的谣言：说他们有法术之能，而且拿来害中国人。说他们挖婴儿的眼睛，同别的身体零件一起配一种妖药；此药给中国人服下、甚至只给他看一眼，便能立刻夺去他的心志，使他做外国人的奴仆。正是这个荒谬绝伦的谎话，使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在晴空之下骤然刮起，在两个半钟头的暴行里让二十三个外国人惨死，其中大半是虔心事主的仁爱会修女。外国人拿婴儿的眼睛派这等用场——这个愚蠢的说法信的人如此之众、如此之固，以致但凡有这样一个人走过中国城镇的街道，凡他挨近的婴儿，抱着的人立刻用手把孩子的眼睛遮住。

压抑成习，也就替怨恨与委屈在暗地里蓄积、在暗地里被珍藏铺平了路。这些东西可以在中国人那张温和而无表情的面孔下面存着、长着，多年无人觉察，直到某一桩小事——也许同当初的委屈全不相干——引来关头，把风暴放了出来。义和团之事，只能这样去解。要追它的源头，须回溯六十年，回到中国人与外国人开始有往来有交涉的最初。要明白它的势头与冲力，就得把那时候起头的仇外之情，一路追着看它如何弥漫全国；看它如何被一桩又一桩事故所喂养，被千百次彼此的误会与实实在在的委屈所加剧，被对这个国家的完整与独立或实有或想象的侵犯所加深，被那种令人不快的恩主气派与高明自居的神情、以及种种无可辩解的不义与暴横之举所扩大加宽——直到对日之战终了时，这股情绪到了危险的关头。此后不久，英国占了中国两小块土地，俄德各占一块。即便如此，被压着的怒气仍没有作声。然而把一项本国的税课押出去，作为偿付许给日本的赔款的担保——照中国人的看法，就是把他们自己的钱挪去付给日本，赔偿它无端而无可辩解地攻打他们的国家——这一桩看去寻常不过的公事，便成了生出电火的那一下摩擦，把旋风放了出来。于是有了义和团！它所代表的，是长了六十年的怒与恨；正因为压抑了这许多年，它才格外暴烈。它还得着千百万并未实际参与其事的中国人的由衷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一番爱国之举，是要把自己的国家从外国的侵逼与终归的肢解中救出来。

中国人在一切礼数与教养上的责求与履行，都一丝不苟。他也许得借一顶帽子、一件长衣，或者把内衣当了去置办这些行头，但该行的礼节拜会，他一定按时按俗地去回去受。这不单是士人如此，全国上下无不如此，自宰辅以至扫粪夫、挑水夫皆然。西方各国的人常见的那种对寻常礼数的忽略或敷衍，对于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有的那些关于西方人的大谬见解，助力甚多。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生硬举止、急促言语、自我张扬，在中国人看来全是冒犯人的野蛮。而这些特点又是最先被人看在眼里的，于是断语由此而定，想要继续相交的念头也就断了。

中国人在一切涉及个人权利的事上责求极严，遇着琐事又易怒好争。然而他们彼此相处，大体上是和善而好施的。极穷的人中间互相帮扶之盛，令人称奇；在这一点上，他们至少不落别国同侪之后。他们慷慨而有公心，凡为公众之益的种种事业都肯解囊。世上最精美的几座石拱桥就在中国，其中很有一批是私人修来给众人用的。在这类公益之工的桥头，常常见得着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记着某位子民私财所建、以便众人往来。中国各处那数不清的庙宇、宝塔、神龛——供奉三教之一的——以及散布于帝国北部西部的那极多的清真寺，几乎全是众人捐资建起的。中国人扶持他们那些虚妄的宗教时的慷慨，或许足以叫信奉较真之教的人惭愧。

中国人较弱的一面，正是他的好脾气。你若以权利相责、以要求相加，他要抵拒、要回绝；同一件事若说成恳请、说成赏脸，他便爽爽快快地让了。他处处都容易亲近，只有看去触及他的权利或他的体面之处例外；而这两处若以恳请动之，他也往往肯让，若以要求逼之，则断断不肯。世上没有几个人比他更享受那种因施惠于人、使人受己之恩而生的自得之感。他受得住奉承，极易被人牵着走，可是要驱他，则同他自家的骡子一样难。同他办交涉，成败之数，系于办法与分寸者，与系于事情本身者一般多。路数对了，他会让到于己有损；催逼失当，他会拒到于己不利。他爱用手腕，爱那种细致而迂回的调停，而且是此道的高手。他难得走那条笔直敞亮的路，迂回曲折才是他的乐处。蛮力在他眼里是可憎的。有人说他是各式欺瞒作伪的老手；他在这几路上确实不算生手，不过若拉丁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或日本人下场同他比一比谁更会耍花样，他恐怕得不了头名。中国人给研究人性的人摆出了种种古怪、矛盾与解不开的谜团；然而他终究是人中之人，是有前途的人，也必须照这样去计量、去掂量。索尔兹伯里勋爵关于衰亡民族的那番话，无论有几分道理，用在中华帝国的百姓身上是断断不合的。

三中国的士大夫

凡要估量中国境内引导并左右舆论的种种力量——从村头一撮农夫，到朝中最高的大臣，以至皇帝本人——都必须把士大夫，也就是读书人这一等，摆在显要的位置上。他们是极其庞大的一群，每年又由朝廷的科考添进新人。他们居社会次序之首。帝国之内每一个文官都必须从他们中间选出。他们是一套精密的文官制度的根基，这制度配备着种种牵制与制衡，若加修正，使之与近世的生活与思想相通，很容易就能赢得举世的钦敬。

除了少数几种无足轻重的被禁之家以外，进入这一等的门路是向一切中国人平等敞开的。钱财与门第，至少在道理上，既不能撤去任何一道关卡，也不能替人把路铺平。最穷的农夫同王公或巨富一样，都能给自己的儿子摆下一个够得着的指望：只要他肯，便可以一路上去，直做到帝国的宰辅，做皇帝的股肱心膂。而这并非空言的最好证据是：几百年来，朝中的首脑——皇帝当然除外——照例都是贫寒无名之家的子弟。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庞大而可敬的文士贵族，作中华民族的头脑与心智；它组建确立于一千四百年前，其组织与统辖延续至今，未曾断绝。它比世上别处任何一个阶级或社会等第都更平民化。这是一个平民化的文士贵族。这话听去像是自相矛盾，然而整个中国充满了这一类甚至更古怪的矛盾。这一等人不但见于文教与政治的大都会，也见于帝国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哪个村子若没有一两位士人居住，便被看作没什么体面。而无论何处，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被视为一切事情的最后权威，不论是科学、政治、道德、宗教，还是别的任何一门思想与行事。舆论由他们发端，由他们塑成，由他们主宰。他们所受的敬重、处处各色人等对他们所示的礼让，无论怎样形容都不算过分。他们是不在官的裁判，是乡里与家族纠纷的公断人，是消息的传播者与评说者，是礼数体统上的权威，是宴饮游乐的领头人，是风化的纠察，是替不识字的人写信读信的人，是村塾的先生。契约、各色买卖文书、呈递官府的禀帖，都出自他们之手。他们是思想与行动的首领，是中华民族的头脑。若按我们衡量人的种种尺度看去，他们心地狭窄、见闻寡陋，而且深染着那些别的中国人也浸透其中的、无数种粗陋荒唐的迷信；然而他们构成了这个帝国的智力，凡想估量这个民族、想打动这个民族的人，都非把他们算进去不可。

要进这一可敬之等，所必须修习并修成的功课，一千四百年前就定了，此后从未改易，从未扩充。它全不理会人类心智的长进。它把人类知识范围的任何拓宽、科学的任何发展，都当作实际上不可能的事而置之不问。不但如此，它还更进一步，坚执说一切智慧的极致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达到。因为所修的科目，实质上不出中国圣人孔子的著述，而孔子生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约五百年。一套扎实的伦常之学，许多迷信，中国史事与传说的零碎，一点点本地舆地，作诗的法度，文辞与章法上的极大雅致，以及记性的惊人锤炼——中国的教育制度所得的，只是这些，也仅止于这些。

这样一套制度，在它创立之时以及此后许多世纪，无疑远胜于世上别处的任何一套。然而一旦同近世的学问相接、相比，它在它至今仍被迫承担的用场上的不合时宜，便荒唐得近乎可笑了。在心胸最开阔、头脑最明达的中国人身上不断遇见的那些令人吃惊的乖违，即便不是全部，也有许多要归咎于这套教育。中国有些政治家，在某些方面的心思之敏与识见之高，比之欧美任何人都不逊色，却相信大地是方的，主张日月食是一条大狗要吞日月所致，于科学的初步一无所知，又确信狐狸可以随意变作人形——这也要归咎于它。信吉日，信风水，信一块石头能把邪祟的来路拨开，信给死人焚化的假钱有用——这些竟与缜密合章的推理之能、与深谋远虑而开阔的治国之才奇异地掺在一处。他们的明达与才干，是因了这教育呢，还是虽有这教育而仍然如此？若是虽有而仍然如此，那就不得不承认：今日的中国人中间有这样一些人，倘若照近世的思想与进步彻底教育一番，来日必将领袖世界。若是因了这教育，那么在他们那古旧而狭窄的学问之外再添上近世的知识，他们又将成就何等事业！

这一文士之等现存的人数究竟多少，无法给出任何略称准确的估计；不过可以稳妥地说，总在数百万之谱。帝国各处每一个村落都有男童的学塾，每日从天明到天黑，都听得见学生扯开嗓门诵读孔子之道的震耳喧声。这是功课所要求的读法，安安静静的学生早早便要尝竹板的滋味。这无数学塾里一切修业的目的与归宿、每一个读书人的志向所指，都是考取朝廷的功名，成为士人，跻身于那受尊崇、有特权的一等，并且得一官半职。于是便勾出了一条人人可入、人人可望的光彩前程。科考由朝廷主持，各府州县每年举行一次，各省城与京师每三年举行一次。功名分三等。第一等也是最低的一等叫「秀才」，意思是初绽之才，因为得此名者被认为大有来日可期。第二等叫「举人」，意思是被荐举而上的人，因为他在这条辉煌的路上进了第二步。第三等也是最高的一等叫「进士」，意思是名列于册的学人，因为他已闯过了所有关隘，名字被记在京师当代头等学人的最后一榜上。这三等功名必须循序而取，没有考过低一等的，不得应考高一等。头两等在各省考取，第三等则须在京师争而后得。最低一等要考三场。头一场考中的人，纵使后两场未中，名字也张贴在县衙墙上，这份体面叫作「县名」，即在本县有名。同样，第二场考中而第三场未中的人，名字张贴在府署，称作「府名」，即在本府有名。地方官有时还会同本地的士人一道，在乡间举行非正式的小考，给最优的学童一点小彩头。于是，未能取得最低一等功名的人也得了一种虚衔，连极小的孩子也受着鼓舞与激励去奋力求成。

对于这套毛病最多的教育，举国上下所抱的热忱与渴慕，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在他们看来，这是百姓通往势力、权柄与名声的路。为了让家中一人或数人进得了那受尊崇的一等，中国人家所甘愿担受的艰苦，任何国度都无以过之。应考的人没有年岁的上限；若换在一个不像中国这样人多的国家，穷毕生之力去徒然博取一个功名的人数，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样的执着太寻常了，以至皇帝曾有通谕：凡品行端正、除最末一等外各等功名皆已取得、而此后每逢三年之试都去应考却始终未中的人，一到九十岁，便赐给他最高的一等功名！从偏远各省赴京的长途跋涉，要走好几个月、几百英里，而那是个没有铁路的国度，山路又陡峻，有些人便吃不消，死在半途；另有些人则在京师应试之中，因力竭与年高而死。

不出所料，一个考中的人回乡时，欢庆之盛可想而知。大红报条贴得到处都是，宣告他得中之事，招呼众人同乐。设宴，雇乐班，夸官的队伍游街而过。这位得胜的学子当真是凯旋而归，人人恭维称颂，说他光耀了父母，光耀了曾就读的老师与学塾，光耀了他出生的村镇。

这些考试办理之中，徇私、贿赂以及别样弊端究竟到什么地步，无从断定。倘若它们一向诚实无瑕，那么中国在古往今来万国之中，就真成了独一无二、超绝群伦的了。偶尔也有奏章上达御前，弹劾官员的不法，不过所控者多半是把官职卖给未中功名之人，而少及考试本身的不合规矩。外国的著者在这一点上说过一些笼统而轻佻的话；这类话不论看去多么隽巧辛辣，却难得可信。须记住一件事：事情少有如人所描画的那样非黑即白。笔者大概同数百位应过考的人——中的与未中的——谈过科考之事，所听见的唯一一桩指摘是：汉人与满人名义上虽同在一条线上，满人取中似乎比汉人容易些。

不过，中国科考究竟清廉与否，同本章乃至本书的宗旨并不相干。这套制度无论在道理上还是在施行上有什么弊病或流弊，它毕竟行了许多世纪，给国家备下了一支极大的读书人的后备力量，一切文官都从中选出，而他们既主宰公事，也主宰私议。照一位卓著的权威的判断，它替百姓求得了一批比用任何别的法子所能得到的都更公道、更有朝气的地方官，并且有力地撑持了帝国现有的规制。它不受任何门第的限制，于是作为一条真正平民化的进身之路而为百姓所爱重。他们自家的父兄子弟都曾由此得益，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切实的自治，就是百姓治理自己。

中国人认社会上有四等，叫作「士农工商」，译出来便是读书人、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士」即读书之人、士大夫，居于首位，因为脑力胜于体力。「农」包括一切耕作之人，居第二，因为他们身为生产者而于众人有用。「工」包括一切有技艺与无技艺的做工之人，列第三，因为这一等人以手以脑，把用处较小之物变成价值与用处较大之物。「商」涵盖一切从事种种买卖经营的人，被置于社会等次之末，因为这样谋生的人于公共之财毫无增益：他们既不生产，也不变造，只是靠别人的劳作与需要做买卖，不过是交换的中介罢了。

中国有句常言，译出来是「一朝为官，终身是官」。它的意思比字面更宽，因为它涵盖一切考取过功名的人，一切士人，不论是否实在做着官；并且禁止他们去操人世间较低的行当。他们是士人，既是士人，便居社会之梯的顶端，不可为糊口而降到底下的任何一级——门第之傲与个人的志向，都不容这样的自贬。中国的太太小姐把指甲留得荒唐地长，以致双手变形，借此表明这双手从不曾沾过任何家务而弄脏；而这些士人也留一两片长得出奇的指甲，以示这双手只能用于直接或间接的文事，长指甲在那里正好用来翻书页、裁纸张，以及诸如此类的雅事。佛门有所谓「八宝」，是敬拜时所用之器，因而被视为圣物；士人也有他们的八宝之器，即墨、砚、笔、纸、水盂、镇纸、书、卷轴。而这些士人所能操的活计，也只限于要用到这些器具的那几样。

考中功名、因而有资格做文官的人里，能得着位子的只是一小部分：供远过于求。许多人一辈子都在为谋一个缺而徒然奔走。笔者曾在某省城与这一等的一位中国人互相拜会过；他花了二十一年工夫，徒然想让握有任命之权的人注意到他堪任官职。他每月初一、十五到总督衙门的门上投一张名帖；每年有一两回，逢着特定的节庆或别的公开接见之日，他得以进去，只够在那位大人面前鞠一躬便走过去的工夫。一年里其余那些疲乏的日日月月，他全然无事可做。他把时光耗在痛骂当权之人、痛骂比自己走运的同窗上头，忽而灰心，忽而又存指望。省内官缺的长长一串，他每一个空缺都了如指掌，每一个位子的门道与油水他都清楚；每一桩官场丑闻他都津津有味地反复咀嚼，满肚子都是在任者的劣迹。他穷得可怜，住在一家破客栈马厩院里的一间屋子，夜里自己洗衣裳以顾体面，每月的花销不到两元。这笔钱是他父亲与兄弟供的，而他们自己也穷到了极处，却克扣自己、忍饥少衣来接济他——全家的骄傲、志望与指望都聚在他一人身上。然而他所能指望、所能期待的那个官职，却微末得很，一年进项不过两百元。

这位有功名的读书人，是京师、各省城以及每一个政务中心都能见到的极大一群人的标本。在这一群赋闲而未经试用的做官之材之外，还须加上为数极多的另一批人：他们曾经到任，却因行事不当、才力不济、遭父丧（凡遇父丧，做官的一律守制三年）或失了政治上的奥援，而被斥退。他们中间许多人穷得不堪，许多人无疑也不配担任何公职。而前面说过的那种没道理的门第之傲，又把他们统统挡在种种有用而有出产的活计之外。若非实在被穷困逼到头，他们中间难得有哪个人有胆量撇开这没指望的求官之路，去操一门不那么体面的营生谋生。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等下去，等下去，形成一群心怀不满、因而也危险的无业之人；而且不像西方那样是在社会的下层，倒是在那些塑造并主宰舆论的人中间，在众人的领袖中间。他们对当权者的批评尖刻、愤懑而自私，急切地盯着对方的任何失足与失检，好把那位占着位子的幸运儿拉下来，换他们中间的哪一个上去。可以稳妥地说，中华帝国的每一个在任之人，从军机大臣到无名的巡检，都被一百双饿眼盯着、被一百只急手抓着，人人都想或凭正道或凭邪路，让他丢脸而自己进身。中国官员身上那份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缺少魄力与锐气、缺少决断、畏首畏尾，有很大一部分正源于他们对这一片敌意环境的切肤之知，以及对由此而来的危险的切肤之惧。

照中国的文官章程，任何人不得在本籍省份任官；亲近到堂表兄弟的两个人，也不得在同一省任职。因此求官的人若想身在自己将来那番想象中的功业之地，并且亲自向能成全他心愿的人陈请——而这照例是非他亲自去不可的——那么这一场漫长难挨的等待，便须在远离家乡、置身于漠不相关的生人中间度过。

在始终谋不到任何位子或地面的人中间，有一小部分得着署理或虚衔。这样的人被派去办些临时的差事、专门的委员之任，或被上司用去办些密查的勾当，直到他们证明了自己堪用，直到本地有了或造得出一个缺给他们。遇着这种情形，所授的名义头衔前面要冠上一个中国字眼，通常译作「候补」。另有更多的有功名之人，等缺等到耐性与钱囊一齐告罄，便沦为官场的直接属员：去当书办、抄手、幕友、打杂，以及各色依附于衙门之人，盯着捡些残羹；其中有些人什么活都肯干，再脏再不干净也不在乎。还有一大批人，在中国那套特别的司法制度下占着一个既紧要又肥的位置，虽然只被看作半体面之业；关于这个位置，须略作说明。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过立法的一部。帝国的律法全由历代皇帝所颁、所存的诏令构成，遇着无关紧要或仅关地方之事，再由总督的命令与处置加以补充。讼师这一行在实际上也是没有的，在道理上更是被极其鄙薄。有一位博学的总督对笔者说，他大可以证明曲的是直的，用不着什么讼师替他办这桩本事。又有传闻说，某些中国官员极精于把打官司的人的银钱掏空的手艺，以致讼师在这一路上全无插手的余地。一切审断都凭成例裁定。而档册记得极认真，又上溯至邈远的古昔，于是每一个衙门都被浩如烟海、几乎难以置信的成例压着。这一层正说明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大批有功名之人所操的营生。他们被称作「检例的」，职分是在档册里替任何需要审断的案子查出合用的成例。地方官用他们，打官司的人用他们，被控之人的亲属也用他们，一概不论。在那样一大堆档册里，任何一桩案子的成例都难得找不出来；只要把它拿捏妥当、重述一番，便总能迎合雇主的心意——而这心意，又总是由雇主的钱囊撑腰的。中国衙门里这一等半官半私的依附之人，所造的枉法与惨酷的冤屈，大概比帝国里任何别的人都多。他们总是颇为宽裕，却从不为官为民所敬重。

此外还剩下一大批人，或许竟是有功名者的多数，连一个同官场沾边甚至远远沾边的位子也谋不到。其中有些人回了乡，去村塾或城里的学塾当先生，用那套在他们身上已被证明失败的古旧而不足的教育，去教养新的一代。另有些人进了医这一行，因为在中国，行医既不要专门的修业，也不要考试或合格的凭据。这些人弄几味药、几张方子，摆出高深的样子，照例戴一副大眼镜，博学地谈论中国医家在人身上所发现的二十多种不同的脉象，开些既简单又管用的药，也开许多别的药——那些药若其效用同其难吃相称的话，本该是极宝贵的。这些先生最爱用的一味补剂，是熊骨或虎爪研成粉末，和酒服下。这类药据说有双重功效：既壮身体，又增胆气。中国的医生依律要为误治负责，然而这样的案子在公堂上实际上闻所未闻。

又有些人成了以说书为业的人。备一张小木桌、十来条既无靠背又无坐垫的粗木凳、一幅蓝布凉篷、一把茶壶一只茶碗，再在肚里存下一大批合于听众的程度与口味的故事，说书人便可以开张了。他把篷子支在某条热闹街道的旁边，摆上板凳，等他的听众。他讲的有散文有韵语，有史事，有传说，有神话，有仙怪，有传奇。每讲完一段——一段不过片刻工夫——便传一只小篮子讨赏，凡已坐下的中国人，没有哪个觉得自己可以不给。这样传给百姓的，无疑有许多真有价值的见闻；而许多虚妄有害的东西，也借此传得更广。

还有些人则做了「风水先生」，也就是堪舆之师、算命之士。他们凭这个身份，插手中国公私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并在很严重的程度上主宰着它。王公与乞丐一样都得请教他们。没有他们点头，婚书立不成，坟穴开不得。皇帝何日登极，卖花生的何日开他那小小的摊子，都由他们定。婴儿取什么名字，哪一天剃头以留少年与成人的辫子，哪一天可以入塾，将来操什么营生、何时入行，何时娶亲、娶何人，此外一生中千头万绪的细节；死后隔多少日方可下葬，坟的方位、朝向与四围的形势，甚至连坟旁可以长什么花木灌丛——这一切，以及每个人一生中无数别的关节，都得由算命先生的卜问来定夺。他无处不在，而且照例很忙。他的润资随主顾的财力而异；往往某个要紧的问题总悬着、总难有个了断，直到把那位忧心的主顾囊中每一文钱都掏干净为止。迷信以其荒唐而又如铁的手，攥住了中国上上下下、各种见识程度的全体百姓，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与之相比；而算命先生便是它的喉舌与宰辅。姑且不去估量这等荒唐把戏所糜费的巨款，可以稳妥地说，这笔钱只消积上不多几年，便足以大大有助于从帝国这一端到那一端修起铁路以及别的交通之法。

士人所能操的这些营生尽已人满为患，仍旧剩下一大群无业之人。他们几乎无一不穷，靠亲友度日，靠偶尔落到手里的一星半点差事度日。他们染上鸦片瘾的比例，比中国社会中任何别的一等人都高。失意、不满、闲着，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危险的。他们作为一等人所享的特权与豁免，以及全体中间那股极强的抱团之气，使得要对付其中最恶劣的人也极难。在革去他们的功名之前，不能因任何违法之事而惩治他们、令他们担责；而革功名一事，非有总督的权柄不能办。凭着在民众中的势力，他们往往能左右并指使官府的举动。而官府要想羁勒士人，即便不说是毫无指望，也要算一桩极其棘手的事。

孔子死后约二百七十五年，一位中国皇帝在他墓前致祭，以示崇敬之意。又过了约二百年，第一座纪念他的庙宇奉敕而建。于是孔子的教训成了一种祭祀之教，而著者本意只作伦常之则的东西，被尊上了宗教的名分。好奇的人或许有兴趣知道：基督降生、孔子之教被抬为一种宗教信仰、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这三件事在时间上大致相当。

孔教因此被称作国教。圣人的神位，每一间学堂里都有；纪念他的庙宇，每一座城池、每一处人烟聚集之地都建了。学塾里的学童进出屋子都须向神位行礼，一切官员逢着定期的日子也都须致敬于他。然而这所谓的祭孔，是同若干比他早出许多世纪的仪典礼节连在一起的，而且实际上居于其次；对那些仪典，孔子既不赞许也不非难，只说若要行，就该行得整肃得体。即便他最虔敬的门徒，也不曾说孔子是神，或者说他不止是一位智者、一位圣人。祭他既不用祭司，也不用信条。就形式而论，它同祭祖分毫不差；明了这一点，或许更能确切地看出它的性质，看出其中所含的中心意思。中国人自有史以来就祭祖，因为祖先是他们生命的作者、他们身体的父辈；而读书人对孔子行同样的礼，因为他是学问的创始者、文章的父辈。倘若「崇拜」二字含有造物主或至上之神的意思，那么祭祖之礼与祭孔之礼都算不得崇拜，也算不得拜偶像。许多中国官员私下里并不信这套朝廷的祭典，也不信附加其上的祭孔。他们中间一位卓著的人物曾对笔者说：「我们其实并不信孔子。可是愚民对他敬若神明，所以我们装作敬拜他，也引他的话作凭据，好借这些法子把百姓管住。」

要把东方人的任何一种动机或思路剖析到最后的元素，总是难事，而且往往办不到。所谓祭孔，其确切的性质究竟如何姑且不论，士人已经把自己立成了这一信仰的护法、这一体系的保全者。凡事到他们手里都要追溯到他身上，都要用圣人据说划下的那条线去量，或者放在他的秤上去称。在他们看来，他是最后的、无所不包的试金石与溶解剂。这也是自然的：他们不知道别的尺度；而他们所承载的，是他的全副智慧——除此之外便所余无几了。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被认为背熟了他口中吐出的每一句已知之言。每逢引他作据，既是敬圣人，也是抬高自己的分量。孔子既是他唯一的本钱，也是他做买卖的全部存货。把孔子降到他本来的位置上——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智者，但同今日的需要与今日的领袖相比已经陈旧无用——只要这么一降，整个中国的文士贵族便都破产了。

那么，中国的士人把自己立成凡以「孔教」二字所代表的一切的坚定而执拗的护法，也就不足为怪了！无论他们心里有着什么样的宗教观念——其中许多人就任何神灵、真的假的而言都是十足的无神论者——门第之傲、切身之利、自保的天性，合在一处，使他们在个人上忠于这位古代的宗师，并且一见有人要削减他的影响与声望便立刻反对。倘若还要给他们对这位圣人的所谓宗教那份炽烈而褊狭的忠诚再添一层解释，那么不妨看这件事：前面提过的那些比孔教更早、地位更尊而又与之合流的古礼古仪，是中国所知的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佛教是整套从印度搬来的；道教的创始者虽是中国人，却是在印度修习、在印度演成他那套玄怪之说的。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它的时代或许是好的，同当日那片蒙昧相比更是好的；然而照它眼下的样子，它的用处早已过时，反倒成了这个帝国的阻碍与祸患。若照近世的观念加以修订、加以改革，仍作文官制度的骨干，它是值得最明达的近世各国政府效法的。

用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大群读书人，是中华帝国境内或善或恶的最大一股单一力量，既笼罩着宝座，也笼罩着百姓。他也不会看不出：这整股力量如今是、而且照它存在的条件不能不是，同进步、同现行体制的任何变动，结下死仇。这既不反常，也不可怪。自私与褊狭是四海皆有的，在世上任何角落都易于滋生。今日我们本国那些趟过政治的浊水而得着不配得之位的做官之人，对文官制度的改革又何尝热心、何尝一致拥护呢。

中国的士人与其说该责备，不如说该怜悯。一千九百五十年来，这些孔子智慧的化身在一个自成一统的世界里活动着、左右着——那是一个停住不动的世界；而对于紧挨着他们的闭门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既无所知，也想象不出——那个世界每年都以极大的幅度向前奔去，而且势必要同他们的世界相撞。不到六十年前，这一撞发生了。为着同他们不相干的、而且照他们看来于他们的国家有害的目的，他们闭关的门户被推倒了；他们被推到一个新世界面前，在那里，他们的学问被当作陈腐无用之物撇在一旁，他们的骄傲被讥为毫无根据，他们的势力受到对抗，连他们糊口的门路也受到威胁。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这新局面的严拒，是出于诚实、出于良心、出于爱国。而当人们把过去六十年间在中国起着作用的别的情形与力量一并考量、一并弄明白之后，这一层或许就不那么令人诧异了。

无论他们抵拒近世的做法与观念是出于爱国还是出于私心，是明智还是荒唐，与中华帝国交涉的全部历史都显出士人是一股极其敌对而危险的力量。凡足以激起民众对外国人的惊惧与憎恨的荒唐传说，不是出自他们之口，便是得了他们的默许。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鲜明地是他们的手笔。而一切对外国人、或对外国人所代表的近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民变——无论和平的还是暴烈的——其最终的责任，都必须算在士人头上。一八八六年皇帝想在科考的科目中加入算学以拓宽所习之学，他们把这番努力彻底搅黄了。三十多年来，他们实际上一直抵制同文馆——那里在孔门课业之外还教语言、算学与近世科学。而新近皇帝变法之计的惨败，也该由士人、而不是由皇太后来担责。那些计划粗疏、失当，对中国人那种浓重的守旧之性而言也过于激进，本来或许仍能得着一点微薄的成效，成为通往更好之事的踏脚石。然而士人与官员一等人的刻骨敌意，怂恿了皇太后的野心。其结果便是彻底的失败，以及光绪帝实际上的被废。

这里就是中国生活中最重大的因子与最大的力量所在，无论从通商、从社会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如何利用这个文士贵族，或者如何化解他们的势力，是近世中国最大也最危险的难题。撇开他们是自取灭亡，他们是非计较不可的；而这一番计较，将耗去无量的机变、耐性、明察与智慧。哪一位中国的政治家能担得起这桩事，能把这一大群人争取过来，使他们哪怕有保留地赞成新局面与进步——他就解开了中国之结，值得受他的民族与全世界的祝福。而这桩事，除了中国人，谁也不该贸然去担。

四中国的会党

中国人天生极有结社之能。他们思想与行事的习惯划一、有条理、有章法，径直导向有组织的作为。就个人而论，中国人谨慎、深藏而胆小，因此便借合群之力，去求那份他孤身一人所找不到的胆气与庇护。在这一点上，他同别国的人只有程度之别，没有种类之别。而且应当说明，照例说来，中国人的结合意在互利者远多于意在对外者：它们几乎从不是攻人的同盟，倒更像是互助的会社。

常有人断言中国人是世上最讲抱团的民族。这话或许不错，只是他们所抱之团是地缘的团。一个极大的乡里的结合，形式上纯然是平民式的，无须特为筹措便自然而然地生成。它从来没有一个专断的首领，它的头面人物不过是老人，是众人的父辈。它的宗旨很少越出这个范围：护住它所涵盖的这片地方的人的权利与便宜，抵御外来的任何侵扰。它是中国那种家长式政体的一项特点的自然结果——照这个特点，任何村庄或地面上的老人对年轻人享有半官方的权柄，并且要为后者的规矩行止担责。

它所生的效验之一，是极强的乡土之傲，也就是乡曲之见；而且不同地面的人之间往往激烈相较，于是又酿成两造之间的斗殴与冲突。同操一业而来自不同地面的两个中国人，难得能和气共事。一个住在北京、雇用北京底下人的美国人，若在自家仆役中添一个天津或别处来的人，必定几乎立刻就生出麻烦；而本地的每一个仆役一被问起，都会向主人保证那个天津来的是个极坏的人，而且他自己也真这么信——因为在中国人嘴里，「我不喜欢的人」同「坏人」差不多就是同一句话。

有种种情形助长并加深了这种地缘的抱团。祭祖之制要求每个人死后须安息在家族的坟茔里，这与此大有干系。没有报纸，帝国各处之间又缺少便捷往来的条件，于是彼此无从接触、无从比较，因而助长了每个中国人对自家乡里那份想当然的优越所怀的无知的骄傲。约二百年前，康熙皇帝——历来坐宝座的君主中比他更明智的没有几个——撰了一系列训谕，俗称《圣谕》，规定帝国的年轻人须由长辈按期宣讲受教。在这些御制的训诫加于后生之辈的种种告诫里，有一条是不许他们出外游荡，要他们在自己的村里安身立业，操他们父辈所操之业。这番训示在帝国各处广为流布、广为宣讲，使大多数中国人的居处与营生固着下来，也大大助成了抱团的性情。它使任何想换地方或换行当的年轻人的体面成了问题。它给这样一个观念打下了根基：每一处人烟聚居之地，不论怎样窄小贫瘠，于本地人总是最好的——因而也就好过别的任何地方。于是它便成了相争与相讼的现成温床。

这抱团之气还有另一副面目见于北京，是由另一套原初的情形养成的。当年成吉思汗与他的孙儿忽必烈——那两位鞑靼的大征服者——最终选定该城为他们广土的京师时，曾从中国各处招人前来落户，以便给朝廷与大军置办所需与供给。为免新来的人彼此混乱争执，便把种种行当营生分派给不同省份的人。直到今日，北京的钱庄业者与营造匠人，实质上一概是山西人；挑水的与做皮货的，一概是山东人；载运客货往帝国各地去的，一概是回民，是许多世纪前迁入中国的波斯人的后裔。几百年前既已划给某一等人而自己又不属于那一等，外人想在这行当里立足是极难的，因而从来没有人去试。

这抱团之气有时表现为一种涵盖帝国大片地方的特殊结合，虽无确定的组织，却专门针对别的某一地方的人。遇着这种情形，要找出缘故来从来不难。譬如广东人便格外为华中、华北与华西的人所厌。在一八七〇年天津那场惨案里，被杀的广东人几乎同法国人一样多。他们之所以被人厌恶、被人合起来对付，头一个缘故是他们离家太远，跑到不属于他们、而是上天划给别人的地面上谋生。另一个更要紧的缘故，在于他们做买卖的本事比别处中国人高。广东人手脚更快，眼光更好，心思更精，经商的手腕比帝国别处的人更灵便更利落。他们是中国的扬基人。于是便有了合起来自保、以防他们的举动。连官员也合起来对付广东出身的人，因为后者自己抱团抱得太凶，而且至少有人指摘说他们对本省的官与民照应帮衬得过分。

不过在凡关乎中华一族或整个帝国的事情上，这股分裂之情是不必认真看待的：那不过是水面上的一阵风。中国人有他们地方上的宿怨口角，有他们的宗族与结社，彼此也会争吵撕扯；然而一旦有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危难临头，这一切便全不算数。那时候他们结社的天分便朝一个新方向发作，把一股实际上众口一词的力量使出来。帝国各省里，宗族分立、地方宿怨之深、党派之多，大概没有哪一省及得上福建；其中一大片地方竟没有共通的本地话，方言把言语割裂到这个地步：有些地方，住在溪流这岸的人听不懂住在那岸的人说话。然而全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个省，能像福建这样全体一致、如此刻毒而执着地合起来抵拒他们认定的任何国籍的外国人的任何形式的侵夺。

谁若把中国看作一堆杂凑而不是一种化合，看作不同种族与部落的偶然混合而不是一个统一而融合的民族，那他对中国人就所知甚少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略具规模的民族或国家，其质地如此均一，其特性如此划一而浓烈。他们的国族之性是烙进去的，既褪不掉，也换不成别样。他们能把别的种族吸收进去，而自己始终是中国人。谁若以为有什么现成的地形上的分界可资利用，有什么凝聚之力的缺口，有什么可以劈开的纹理，好据以把中华帝国瓜分了去——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将铸成大错。

说到可称为较确定的那一类结合，中国人的才具所显出的种种团体形式，以及它们所涵盖的宽广宗旨，同别处这类性情所生出的大致无异。商人结社，为的是操纵行市、议定价钱、避免无利的竞争。做工的人结社，与其说是为定工钱与工时，不如说是为定徒弟的名额与学徒的年限。凡官府或私家的大户人家，底下人也结成一个团体来办事：各人在自己所管的那一路上，凡买进卖出以及别样银钱往来，都抽一份成，俗称「陋规」。所得一概入公帐，按期照各人在众仆役或曰股东中的位分高低分红。在私家，主人若买一所房子，仆役便从价银里得一小份，归入公帐待分。厨子若买几斤肉或一篮鸡蛋，报上的价钱便添几文，悄悄记入公帐的进项。剃头的或修脚的来伺候这家里的人，工钱里也有几文归到这一份公积里。衙门里的听差也是同样的规矩。一位大人去拜访一位更大的人，来客的首领跟班便代主人送一笔钱给主人家的底下人，数目多少视情形而定。上堂打官司的人，照例也得给听差赏钱。无论官场还是私家，这套规矩通行于一切。北京某个较大的使馆里，本地仆役多年维持着一个私帐，每日存入，每三个月分一次。至少在中国人家，这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是个不义之盟，因为仆役几乎不拿什么工钱，而这套按成抽头的酬报之法，他们同主人之间是彼此心照的。这种结合自古就有，而且几乎无处不在。欧洲也见过与之相去不远的东西。

中国凡人烟稠密、人数足以支撑的大地方，都结有同乡的会馆。每一所会馆只收在本城居住而籍隶某一省的人。所以北京有山西会馆、山东会馆、河南会馆，以及别的会馆，各由住在京师而籍隶其名下那一省的人组成，并以此为限。这类组织的性质，在营生上是互助合作的，同时也兼社交与周济。每一所会馆照料凡在北京的本地方的人，遇着贫病便照料他们及其家眷，若无更好的出路便助他们还乡，可能的话则助他们寻份活计。每一所会馆的紧要职分之一，是使每个中国人心底最深的愿望得以圆成——即眼看着每个会员的遗体在身后被体体面面、恭恭敬敬地送回故乡，依着应有的礼数葬在祖先的尘土旁边。每一所会馆有相当一部分经费便花在这上头。会员时常聚会，以联谊取乐，有时中规中矩，有时不然。北京不止一所同乡会馆还设有戏台，在那里演戏并作别样的公开娱乐。

中国各地的互助会社，数目极多，种类极杂。有些很像英国及别处的「丧葬会」，另一些则略似人寿保险、或者不如说是年金保险的公司。还有一种颇为常见：若干人结伙，各自立约每十日或每月向公库缴纳一笔定数的钱；缴到事先议定的日子，其中一人以抽签定出，可以支取一笔比他所缴总数更多的银钱归自己用，此后他同这个会的关系便告终止。其余的人接着缴，直到每人依次都支取过同样的定数为止，这桩安排便结束了。任何会员到期不缴，便丧失他在这桩事里的份额。须说明一句：这类私相摇会，是争吵与讼事的多产之源。

戒酒的会社在中华帝国各处都有，而且自古就有。其组织一概是秘密的，关于它的仪轨与入会的礼数，外间一无所知。不过人们知道，当初会员立誓戒绝一切酒类（用米酿的），并戒绝一切形式的烟草；将近一百年前，鸦片也被添进了这张禁单。这些主张改良的人大概没有通国或通省的组织，然而各处都有他们，社会各等人里也都有他们。

中国还有一大类秘密的社交团体，同西方的共济会及类似的兄弟会颇为相近，这里不必多说。它们是存在的，有自己的暗记、暗握与口令，在那里同在别处一样，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之谊。关于它们，外间所知甚少甚至全无。看不出它们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要紧的影响，提这一句也就够了。

关于中国人中间的秘密政治团体，写过许多有趣的虚构之辞。凡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之处，想象最易驰骋。而且有一件事，既古怪又引人遐想：空间上的距离会使一件东西看去变小，时间上的距离却通常使它大得惊人。「那时候地上有巨人」——凡想把中国或别处关于远古的许多记载信以为真的读者，都必至于这个结论。于是，一位中国的篡逆者或曰爱国者——随人怎么称呼——命他的部众临阵之前把眉毛涂成赤色，以便在混战中辨认，同时也怀着那种孩子气却往往奏效的用意去吓唬敌人——这样一桩举动，两千年来竟长成了一个庞大的——因为古老的——秘密政治团体，叫作「赤眉」。

又如约一二八〇年，天后之祀——以月为其象——自基督之教借来，添入了佛门，于是有了一套新的拜月仪轨，并且广为采用。恰在同时，有一场反蒙古王朝的起事正在进行，其中有一个曾做过和尚的中国人参与其事。这一点点巧合，在好想象的史家心里就足以生出一个「望月会」来，据说它作为一个秘密的政治结社，撼动了中国，推翻了蒙古之治。

有一位著者自称能把这些心怀不满者的秘密结社，上溯到远在基督纪元、甚至远在中国信史之前；他还给当时据说存在的几个结社取了些多少出于臆造的名号。另一位同样有分量的著者则断言，这类结社在中国出现得很晚，约在一八〇〇年。后面这一说分明与事实不符，下文可见。然而实情——也正如所料——是关于这类结合，外间所知极少。它们的案册不是公众之物，它们的成员与立社的宗旨只有自己人知道。它们的图谋若败，便销声匿迹；若成，那成功本身便结束了这个社，因为再没有维持它存在的理由。所以无论成败，它们照例都是朝生暮死的，其案册也随之湮灭。

自古至今，中华帝国境内无疑有过为数相当可观的秘密结社，半宗教半政治。其中绝大多数纯属一地一时，或为倡导对某种特殊教门的虔奉而结，或为纠正与革除对官府的某桩积怨而结；也可能前一种宗旨纯属虚名，用来掩护后一种、避人猜疑。以这种面目出现的结社，是宗族之制自然的衍生物：它们其实就是把宗族编成了一个更便于成事的团体。它们起起落落，对地方官起着牵制与警告的作用，然而对整个帝国毫无普遍的影响。

须记住一点：政治能激动中国人、能引起他们兴趣的程度极其有限。在一个没有选举、没有民选之官、没有立法机构、因而也没有党团会议、没有政党大会、没有候选人的帝国里，堪称政治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这里没有党魁，没有跑腿的喽啰，没有游行，没有互泼污水——自治之权也不算多。撇开地方上的乱子不论——对付它们的办法前文已经提过——过去两个半世纪里能激动中国人心的政治题目，看来只剩下两个：一是把整套政体换成别的，二是推翻现今的满洲王朝而代之以汉人的王朝。近五十年来，在这两个之外又添上了外国人与外国的侵逼。

就头一个鼓动的题目而言，它在中国人心里全然没有地位。史上最可注目的事实之一是：在他们所有的记载中，无论确凿的还是口传的，找不到一丝一毫对他们政体不满的痕迹。治史的人可以上溯二十八个朝代，直到公元前二二〇五年，约当亚伯拉罕降生之时；再从那里凭着传说与神话往上溯，直到盘古之世——有人以为盘古是与挪亚同时的中国人，有人以为还在他之前——而无论何处，都找不到对中国政体不满或对它作重大更改的任何迹象。革命来了，王朝被扫荡，另一姓据了宝座，而后又被撇开，然而政体的道理与规制从未变更。近世满洲王朝之所以取得中华帝国的统辖，并不是因为有人起来反对这个政体，而是因为一位已故明朝皇帝的两个儿子为谁该当家而起了争执。这套制度是宗法的、家长式的。它仿佛在中国人存在之初便已长成完备地授予了他们，此后一直未变、一直延续到今日，而他们也全然安于此。任何反对它的密谋或公然攻击，都不会有人追随，也不会成功。

照中国人的眼光看，满洲之治大体上是明智而无偏的，除了纯出情感的缘由之外，很少给人以结社反对它的由头。皇帝是外族人，这是加在他身上最重的一条罪名。行政上的主要担子与体面都在中国人手里，徇私偏袒极少甚至没有。从任何实际的角度看，与其说满洲人占了这个帝国，不如说中国把满洲人吸收了。反对满洲之治的严重民意是没有的。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样的人——三位大总督，在任何国家他们都会是伟人——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帝国的命运实际上就握在他们手里；他们那份十足的国族之情、他们的爱国之心，谁也不能置疑。他们都是中国人，然而对当朝一姓的忠诚是经过磨验而彻底的。百姓中间较明达、较深思的人，有时也会慨叹当朝早期几位皇帝那种英明刚健的治理之力未能在后嗣身上重现，以致废弛与贪腐渐渐滋生；然而他们求变的愿望，连改朝换姓的意思也不曾暗示过。而说这类话的人，满洲人同汉人一样多。

当权者对暗中的图谋或公开的起事，防范之策甚少。北京城内外驻有一支庞大的满洲旗兵，按规矩每月到操两次。他们带着家眷在那里住了几代，有些人已经做起了买卖。祖先在满洲那片风爽的高原上纵横驰骋时所有的那点尚武的本能，他们已经丧失殆尽，作为兵，其价值只能评得极低。帝国另外某些地方也驻有较小的满洲旗营。若论兵力，可以说当朝一姓全然仰赖于中国人的忠诚与善意。

至于防患之计，则是凡本国之人，满洲人也罢汉人也罢，一概不许持有任何火器——当兵的自然除外——而火器的进口是严禁的。硫磺与硝石是火药的原料，只能由官家名义运入帝国境内，只能由领有专照的人经营，而这些人未经巡检衙门批准，不得向私人出售任何一点点硫磺或硝石。防止有人颠覆王朝的举措，大略也就尽于此了；此外或可再添一条：京师处于军管之下，而九门提督一向是满洲人，通常还是皇族的远亲。这样全无一项像样的防备，若不是表明全然安心，便是表明对实际的危险茫然到了骇人的地步。就秘密的政治图谋而言，过去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并不显出有什么值得不安的严重缘由。地方上的起事确曾由秘密结社挑动，然而这些起事都不费力便被弹压下去，从来不曾在百姓中间得着普遍的追随。

中国有确凿可考的第一个秘密政治结社是「白莲教」，约成立于一六五〇年。它似乎起于山东省，总舵向来多设在那里，会众也以那里为最多。不过凡关于这类政治密谋的会众人数、总舵所在以及别的细节的说法，都须大打折扣。白莲教最盛之时究竟有多少徒众，无从作出可靠的推测。它的宗旨与口号是「反清复明」。它的仪轨与入会的法子，外间一无所知。它的目的纯属政治，而且几乎不怎么设法以热心奉行古礼为名加以掩饰。

官府的注意很快落到它身上，顺治皇帝把它禁绝了，凡与之有涉者以死论。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一部小说，据说出自这一教中人之手，因其中有冒犯当朝一姓的语句而被皇帝查禁。这部书叫《红楼梦》，与其说像近世的小说，不如说像一大串仙怪故事串在一起。有人别出心裁，在书中某些地方间或以别字替代本字——有点像故意写错字——于是避开了御禁，此书遂得以一直刊行至今，一直风行至今。研习中文的外国人通常都读其中一部分，因为它文笔流畅精美，是一部极可宝贵的课本。

官府剪除白莲教的坚决举动，大大减了它的徒众，终于使它改了名目。此后它或被称作「天地会」，或被称作「三合会」，外国人提起来多用后一个名目。据说它至今仍以此名存在。晚至一八四五年，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还颁过一道章程：凡本港居住的中国人，一经查实是三合会中人，即以重罪论，监禁三年，然后刺字驱逐出境。中国人中间偶尔还听得见提起它的活动。朝廷至今仍在着力剿办它；指某个本国人为白莲教或三合会中人，就等于签了他的死状。不过这个组织无论用哪个名目，究竟还存不存在，至少是可疑的。地方上由地方的秘密会社挑起的骚乱，被顺手算到它头上作为便当的解释；中国的地方官被它的鬼影吓着，正如小孩子被妖怪吓着一样。

关于它，以及关于中国一切别的秘密政治结社，有一句话须说：无论它们给官府添了多少焦虑，官府其实不大用怕它们，因为会众所行的暴横、首领们不法而专横的举动，使百姓对它们心存芥蒂、合起来与之为敌。它们时常以讹诈、劫掠、抢夺为手段逼人入伙，而这些正是它们的自取灭亡之道。

「哥老会」，即兄弟之会，起初是一种效忠之团。它约在一八五七年由曾国藩所创；曾国藩是有名的文武全才，太平军之乱时任官军统帅之首。起初入会者只限于这场战事中的老兵。它的宗旨是培植爱国之气，其纲领可以说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它是忠于满洲之治的：它所鼓励的那股气不是针对当朝一姓，而是针对外国——即美国与欧洲——的侵逼。该会的总舵设在湖南，其主要会众也在湖南及邻省。它在自己这一路上确实很有成效，这从它老家那一片地方对外来兴革与近世进步那种格外炽烈的敌意上便看得出来。入会限于兵丁这一条，在它的历史上很早就撤去了；据说它一度会册上的名字超过一百万，这数目只能看作纯属揣测，甚至纯属幻想。

「哥老会」曾被称作一种军事密谋。即便如此，它也不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密谋。它或许曾被用来在某些场合迫使地方或全省的官府就范，然而并无证据显示它对朝廷的权柄怀有敌意。另一方面，却有理由疑心它在不止一场以外国人为牺牲的起事中充当了活跃的推手。至于它是否仍以原名或改名存在，或者若已解散，则如今席卷中国的所谓「拳民」的旋风，是否承接了它相当一部分会众连同它那仇外的号召——这些都无从查考。

对满洲统辖唯一一场曾有酿成大祸之势的起事，是所谓「太平军之乱」。它于一八五〇年爆发，把中华帝国的腹心之地蹂躏成一片荒墟、杀得人烟断绝，鏖战了将近十五年、胜负难分，才被弹压下去。这里提到它，是因为有人说它是三合会挑起的。事实并非如此。那个秘密结社确曾煽动过一场规模不大的起事，为前朝即明朝张目，而且失败了。太平军之乱是一个小农之子洪秀全弄出来的。他考取功名颇为出色，却谋不着官职，于是心怀不满，习佛法而入佛门，又习基督之教而奉了那个信仰。他是热狂之徒、偏执之徒与疯人的混合物，以一种唯有在中国才可能的速度纠集起一场起事——中国人本是天下最慢也最快的一群人。他筹划了一个基督教的政权，自居其首，称「天王」；他骗过了传教士，其中有几位还应邀去他朝中居住；他从基督之教一路奔向无以复加的亵渎与种种放纵，末了为免死于刽子手而自尽。没有理由疑心这场起事同哪个秘密政治结社有什么干连。

至于所谓「拳民」之事，或者照它本该有的名目叫作「大刀会」，现在谈还嫌太早。它的会众、仪轨与宗旨，都无关紧要。它缺少成事所必需的每一样品质与条件。它唯一的分量在于：它是一股几乎举国皆有的情绪的沸腾——对外国人的憎恨。单凭这一点，它就值得仔细研究、仔细查考。中国的百姓安静、勤苦、能忍耐、肯担受，然而他们既不呆钝也不昏沉。在他们身上，一桩骤然而发的冲动，其背后无一例外地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缘故。观念与情绪也许渗进他们心里渗得很慢，可是一旦扎住，便在无人觉察之中蓄起势来，直到忽然之间——当下看不出任何缘由——爆发为行动，席卷一切。对这样的暴行洪流施行报复，也许比较容易；把那缘由除掉，则既更合于权谋，也更近于人道。而西方各国自居于比中国更高的文明——这原也不错——倘若竟因某种自私的谋算，不论那谋算看去多么有利可图，而成了眼下震动世界的这场全无必要、无可挽回的杀戮、苦难与蹂躏的哪怕最间接的起因，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最不幸的事。

五中国的陆军与海军

中华帝国一切军旅水师之事，都归兵部管辖；兵部相当于美国的陆军部、英国的陆军省，以及西方别国类似的机构。满洲之治初年曾有明谕：兵部掌「十八省内外一切供军旅之役的官员之统辖与指挥，以辅佐皇帝保民；凡关乎夺官、授官、复官与袭爵之令，关乎驿传之制，关乎武举与军纪之则，关乎实役之等第与名册者，均须报部，以运国家之枢」。可见满洲政府明白：它在中国的统辖系于军队的纪律与效能，而兵部是朝中最要紧的一部。驿传之制也归它统辖，直到今日，全中国传送文书的唯一办法仍是兵部的驿递。今日读来颇觉古怪的是这样一句话：驿传之司下面设有一个小小的衙署，叫作「报捷处」。它的驿卒配的是最快的马、最密的换马之站、最好的行装；鞍前插着御旗，昭示他们的使命，替他们开道。可怜中国！这个衙署早已歇业了。而那个「国家之枢」，那个兵部，因章程太繁、又全无明智的经理，锈到了再也转不动的地步，几乎把国家必需的自卫之路也堵死了。换一个同样传神的比方：它不再是一台机车，倒成了一副气闸。

兵部的实任堂官是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下面还有一大堆佐贰、属员与书吏。尚书之上另设一位「管理兵部事务大臣」，只司稽察之责，且是军机处——通称枢府——的成员，满汉均可充任。两位尚书一满一汉，四位侍郎两满两汉。这条满汉均分之例，通行于政务所分的六部各部的实任堂官。它是当朝一姓公允无私之政的又一佐证，值得一记。没有理由认为它在任何方面影响了政务的效能。

兵部的尚书照例是上了年纪、性情和易的士人，学问文章都高，自然也是朝廷文官科考出身，并且历任过各级较低的文职。可惜得很，他们中间绝大多数被证明是无能而不称职，与其说是在其位，不如说是碍其位。有位老先生在这个位子上坐了许多年，后来又擢去户部任同样的差使，照恭亲王的说法，他以「酒量」闻名；他又以诗名世，虽然那些诗虽清雅，却谈不上有什么武气。有一位较有干劲的同僚曾抱怨这位尚书说：他在兵部所做的活计，只有喝黄酒、睡觉、嗑瓜子三样。不过话说回来，外国人要挑剔中国政府这一类不称职的任命，总不免有点为难，因为别的国家也没有哪一国是单凭特长相宜而授官的。美国人大约不会忘记那个故事：有位极出色的老先生本是个商人，做了海军部长之后头一回踏上军舰，竟大为惊诧地发现船原来是空心的。

北京的兵部已经变成狄更斯描画得活灵活现的那种藤壶衙门。它实际所办的差事，就是对御前交下议奏的问题作出议断，而那些问题它根本不懂。它建议购买某种军械，而部里从没有一个官员见过那种军械；就算见过，也没有一个人敢对它怎么使用妄加猜测。凡上头要，它便呈上长长的兵丁名册，散在帝国各处，其中许多人已经死了，还有更多的人从来不曾活过。今日帝国实有的兵额，恐怕连兵部案册与奏报所开之数的四分之一都不到，这是极有可能的。它照册奏报这些兵丁配有弓箭、长矛与火绳枪，而全然不知这些东西除了在博物馆里、或许还有阿散蒂之外，一百多年前就已绝迹。它所保举、所奏荐的官员，有的刚从孔门功课里出来，有的刚从文职上调来，既不懂方略，不懂战法，也不懂剑术与操枪之式。最后这一桩荒唐事怪不得兵部：帝国之内并没有别的可用之官。它的奏报自然须格外小心地拿捏，免得一碰就散。它们之所以还算稳当，只因为摆在军机处与皇帝面前，而这两者离近世的生活，同兵部一样远。水师之事也归兵部办理。对日之战方罢不久，居然有人一本正经地提议把这一路的职掌撤了，理由是再没有活可干了！

实情是：中国需要一支军队，却没有军队。她所有的大半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打仗，领他们的人也不会带兵；而全副的装备与调度，所依的仍是两个半世纪前定下、此后毫无更改的一套章程。太平时看去滑稽，到了国家需人防卫的时候便可怜了。且以北京的情形为例——就在皇帝眼皮底下，就在兵部跟前——既作说明，也作证据。京师坐落在一片冲积平原上，这平原自海——直隶湾——一直铺到「西山」，西山是一片高原的边侧。京师距西山约十五英里，方圆七八英里之内，再没有比坟头更高的隆起。全城海拔不过一百英尺光景。它距大沽的海口一百十一英里，距天津——它的海口，也是吃水两三英尺以上的船所能到达的最近之处——八十五英里。北京四围的城墙周约三十英里，高七十英尺，墙顶厚六十英尺，墙根厚八十余英尺。内外两层墙面各厚约四英尺，用巨砖以纯石灰砌成；几百年的工夫把砖硬化到了石头的地步。墙的内里是黄土与纯石灰各半的合料，湿时灌入，边凝边夯。每隔一百八十英尺便有深厚的墩台加固，墩台的高度与做法同城墙一样。墙顶铺砖，有雉堞的女墙护着。大城墙开九门，每门以半圆的瓮城护卫，上建城楼，有射孔与回廊。防守的布置是这样的：攻打任何一座外门的人，自己要受三面之击；而对任何一座内门的攻打，都可以从前、后、左、右四处防御。城墙四角各有一座与城门处相似的角楼。全墙始终保持得完好。外面还绕着一道无足轻重的护城河。水源极充足，城内散布着无数水井。粮道也不易被断：城内常储着数百万斛米，每年翻新一次；城外不远的大粮仓里存得更多，若预料将被围困，可以运进城来。城外没有大片的关厢可供攻方掩蔽、使守方为难。

在它初建之时以及此后许多世纪，中国的京师对一切已知的攻城之器都是攻不破的。即便有了近世种种战法与器具，也有极高的军事权威断言：唯有用地雷与重炮才能把它攻下。

北京完全处在军管之下，而且是满洲人的军管。所谓「九门提督」是一位大员，通常出自宗室。警吏就是满洲兵。京师所在的直隶省总督，未经皇帝谕旨或准许，不得走近城门十英里之内。住在北京城里以及近郊村落与营房中的满洲人，肯定在五十万以上。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代，忘了本族的话，成了道地的北京人。照一套严格的军伍之制，他们先分隶八旗，每旗由一位都统统率。每旗之下又分为千家一组，每组由一名官长管辖，称「千户」，位分相当于上校。每一千家之组又分为百家一组，每组由「百户」管辖。最后再分为十家一组，各由一名「什长」管辖。这些人家凡男丁在服役之龄以内者，都可被征召执戈，为宝座效力或防卫。每家须有一人持械配装、受操，每月两次到场听点与演武，总之须以在役自视。

在不懂军旅的人看来，这套制度似乎挑不出什么致命的毛病，皇帝理应有一支至少十万人、各方面都堪用、随时可以出动的军队，另有至少同样人数的后备可调。然而一旦从制度转到实际去查考，便会发现一片令人瞠目的情形。这些满洲兵分为步队与马队，各占多少无关紧要，因为一个比一个不济，除了吓唬小孩子之外都派不上用场。他们的军械是弓箭、长矛、火绳枪与抬枪——末一样是什么，读者在任何一部好的类书里都查得到说明。满洲的男孩未到当兵之龄便习射。可惜教他们的是：开弓时姿势要摆得吓人，这比瞄得准、射得中更要紧。而这实质上就是他们所受过的全部操演了。城北墙外有一片很大的演武场，平日多半空着；即便有人用，操演也不过敷衍塞责、徒具虚名，毫无实益。既无演武，又无操练，又无纪律，也就毫无效能。中国有许多讲兵法与战事的书，有一部题为《兵士须知》的，虽然陈旧，在许多方面却极好。然而笔者在北京住了多年，同守城的人也多有往还，却从没见过一本。

一查这些朝廷兵丁的粮饷，对他们的不济便再不觉得奇怪了，同时还会发现一套几乎难以置信的层层舞弊盗窃之法。步兵每月应领纹银四两并米一份。足额发放所需的款项，由户部按期拨出；米则在帝国产米各省照实物征收，由官家运至北京。

可是米从官仓到兵丁手里，一路掺假减量，到他手上的还不足名义上的一半。他的饷银则要经一道道榨取，凡经手的官吏各榨一遍，榨得极其干净，以致他实得的不过应得之数的四分之一。一八七八年，北京每名兵丁实得的平均饷银是银九钱；换句话说，户部每发出四两兵饷，就有三两一钱被盗。要知道饷米本是供一家人一切用度的，则由此而生的困苦艰难便更易明白：那一年，一家至少五口，同饿死之间所隔的，不过是合金币一元略多的银子，加上一份连一个人都不够吃的口粮！然而国库所受的侵损，还不止来自它的官吏之手：满洲人全体合起来向它打劫。死了多年的人，名字仍在册上，由人代领饷米。小孩子，甚至抱在怀里的婴儿，被报作壮健的老兵，照样支饷。妇人在行伍里挂个虚名当差，替从来不曾存在的兵丁支领口粮。这个不诚与盗窃的深坑，既没有边，也没有底。

其结果正是可以预料的。行伍中较好的人做点小买卖，或去做工，好让一家人体面地活着；本队奉命到场时，他们便另雇人替自己站班。然而这些兵丁中的多数，既傲得不肯做工，又靠不住得没人肯雇，于是一个法子接一个法子地想，一个比一个没指望。他们的号衣、军械、装具都当掉了，连饷银也当掉了，米还没发下来就先卖了出去。他们中间染上鸦片瘾的比例高得危险，小军官尤甚。许多人喝酒、赌钱、游荡，成了安分人的祸害，成了这座城的累赘与隐患。然而中国京师的防卫，就得托付给这一群衣衫褴褛之众——没有堪用的军械，没有操练没有纪律，没有胆气没有锐气，因为半饥半饱的兵一定是懦夫！这同把中国那些寻常顽童拉上城墙守城有什么两样呢——他们打仗的法子是骂人、做鬼脸、扔石头！当一个人在《京报》上看见御前的一道谕旨说「京师者，光明纯正之源之所在、之所会」时，他便明白：夸大其词总算到头了。

上面所说的这一群人，加上帝国各处少数几个要地所驻的性质相同而规模较小的营队，便构成了满洲全军，也囊括了由中央直接招募的全部兵丁。把他们描摹一番，对中国兵力的责备大概也就说尽了最坏的一面。实际上，军务的经理早已完全从北京漂走，落在某几位省级大员手里。京师远离海疆，近世以来，危难的压力与鞭策很少甚至从未传到那里，所以那里的情形比中国别处都坏——或许只有极西的边陲除外。

中国的政体在道理上虽是专制，施行起来却有很大的伸缩余地。省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尤其如此：各省政府所得的自主与自由行事之权，几乎同美国各州官员手里的一样多。而这种不受朝廷管束的自由，其极致之处大概恰恰在人们最想不到的地方——军制。在一个由异族统治的国家里，再没有哪里找得到这样反常的局面；换在别处，也断不敢容许。可是在中国，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满洲皇帝授权十八省的总督巡抚自行招募、自行武装、自行装备军队，自行操练、自行统率、自行发饷，于是这些军队的最终归属便在他们手里，而其对宝座的忠诚，只是隐隐地被默认着罢了。既然各省大员大多数是汉人，那么这位异族的统治者便把保卫帝国、也保卫他自己权位的最终之力，交到了被他征服的人手里，而不曾攥在自己掌中。

除了前面说过的满洲兵之外，帝国全部兵力都属于省。每一位总督、每一位不受总督节制的巡抚，都有自己的军队，由他自己招募、自己装备、自己管辖。换句话说，中国有十五支左右各不相属的军队，彼此互不统属，而且都只对宝座尽一份名义上的忠。

这样一套制度全然行不通，一望便知。无论是效能、装备、兵额，还是别的任何方面，都毫无划一可言。在沿海各省以及长江下游一带，找得到操练精良、装备完善、给养充足、纪律严明的队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好兵。而在别的省份，所见的所谓营队，即便把他们排在北京的满洲兵之下，也算不得冤枉。笼统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笔者在中国见过持械的队伍，其精悍不亚于别处所能见者——只可惜没有称职的军官；也见过一伙衣衫破烂、七零八落的人名义上在校阅，人人手执扇子与雨伞，一半打旗，另一半则随便拿着火绳枪与长矛。

所发的军械弹药与操法，也毫无划一可言。贝思福勋爵说，他遍访中国各省的军队，数出在用的来复枪有十四种之多，从最新式的一直到古老的抬枪；许多时候，同一队里的人所配的枪式都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同省份的军队要联手行动既危险又不可能。

这样组建、这样管辖的军队，虽然随时可被调往帝国境内任何地方当差，可是一旦被调出招募所在之省，常常有人抗命，有时竟至公然哗变。抱团之气使他们无法同中国别处来的军队好好共事。一支军队被调出它平日活动的地界之后，费用该由哪一省出，也成了问题。这问题一提出来，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兵丁被撂在那里，无饷无粮，只好三三两两结伙设法回本省去；而沿途安分的中国人所受他们暴行劫掠之苦，比战祸本身还重。中国的军队被拆成这么多互不相属的组织，连维持治安也办不好，遑论弹压变乱，遑论成功地抵御外侮。

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军费拨款，几乎全数用在海防与长江下游一带的防务上。皇帝派了两位大员总司其事：一位称「北洋大臣」，驻天津；一位称「南洋大臣」，驻南京。凡重铸中国军制、创办海军、使两者都达到像样的效能，从而使本国得以抵御侵逼、因而配受也敢于要求列强敬重的种种努力，都该归功于他们二人，以及与他们协力的两三位总督。孔子教中国的君主以模范之政示于四邻，从而使四邻归服，那时敌人自会心甘情愿地来朝、来受统辖。在古时候，这套温和的道理无疑是切实有力的，当日中国同四邻的关系便分明可证。然而帝国之内近世思想与行动的领袖们已经发现：时势变了，今日的列强只敬重那些能自卫、能还手的人。即便他们真有良政，其对西方列强的作用，也不过像对一头疯牛唱催眠曲罢了。所以，为使中国不致沦为众人的猎物，他们不得不使她摆出自卫的架势。

在这番努力中，著名的领袖是李鸿章。多年来他执掌北洋海防，那里正是通往京师的门户。这一层，加上他成功的用兵经历，以及公认的才干与人中领袖的品格，使他的意见理所当然地极有分量，而且多数情况下他的方略都被采纳。他所处的困难重重得令人窒息：中国政府中与他同级或高于他的人，有些出于私下的嫉妒与厌恶而恶毒地同他作对；另一些高官则出于浓重的守旧之见而掣肘，说孔子之世所用的军械，今日也改不出更好的来；还有一些刻骨仇外的人，明知他一切努力的主旨正是保卫他们共同的国家不受外国侵入，却愚蠢地不顾「以火攻火」那条明理，硬要因他采用外国的法子、因他花了那么多中国的银子去买外国的枪炮船舰而给他泼污水。他在海防任上的全部岁月，都在这几路的重重阴谋与对抗之网中操劳。他在这样一片合围的敌意之下竟还能办成一些事，这很能说明他用心之诚与他在朝廷中的分量。

然而这些不过是围着他的困难中的一小部分。他不通外国语，所需的大量消息只能经通事与译员过滤之后才到他手里；这些消息常被涂上颜色，以迎合某个被人买通的属员的偏好，那是不必多说的。各国以及海上岛屿来的代办，川流不息地涌向天津的督署：有卖炮的，有卖水雷的，有卖船的，有卖来复枪的，有卖手枪弹药的，有卖刀剑的，有卖马队装具的、步队装具的、炮队装具的，有卖药品的、外科器械的，有卖药膏、纱布、绷带与医院用品的，有卖帐篷的、旗帜的，有卖火药与炸药的；还有的带着古往今来一切古怪疯癫的发明，有的带着包管每分钟能歼敌百万而又毫无危险——对发明人毫无危险——的专利妙计；这些人，以及许多没有一一列举的人，都赶往天津。每个人的炮都是最好的。每个人的水雷都是近世战事中唯一靠得住的利器。每个人的船都包管比水上漂过的任何船跑得快、打得狠、撞得凶，既不需要水手也不需要兵去操驾，它自己会动，自动把死亡送给中国的一切敌人。

而这位不幸的北洋大臣，对这些近世战事的奇妙器具孰优孰劣一无所知。那些代办同他的属员与通事结交；他们买通书办与门房；他们找他的厨子攀谈，奉承他的剃头匠；他们求助于领事，甚至求助于公使。他们花钱，或用较细致的法子——送贵重的礼物，或用更直接更粗鄙的法子——行贿；而这一切最后都要算进货价里捞回来。同样地，凡能见着并能影响这位大人的人，都被许以厚酬，以议成为条件。其结果是：中国所购之物的价钱远远高出应有之数，而且教会了那些本已深谙此道的人几种新的不诚之法。若发现照这样抬高的价钱卖不成，便退而受较低的价，并且把经官家验过——合同原是这么规定的——的货换成次等的、汰下来的货；有时候连这点借口也不要，就这么换了。有一回，经天津的一个代办从欧洲订购了若干门炮，给大沽炮台用。到期运到，安置停当；头一回试放，就接连炸膛三门，炸死兵丁数人，炸伤许多人。一位外国行家细查之后发现：这些炮没有一门造得合式，没有一门能安全使用。还有大批汰下来、验退的来复枪卖给了中国政府，其价钱就算买最好最新式的军械也算贵得离谱。这类事有时是凭小军官的贪心办成的，更多的时候则是凭他们的无知。

另有些困难来自缺少熟悉近世军械、买来之后能保养能使用的官与兵。有些时候，昂贵的军中机器被小吏无端糟蹋成废物——这些小吏或是没有被卖货的代办买通，或是被对头的代办「打点」过了。不过绝大多数情形下，大量昂贵的官产之所以毁坏，是无知、疏忽与怠惰所致。

李总督不断听着使领官员的恳切进言，说置办近世军械何等要紧——这些进言有时出于公心，有时不然；代办之流又给他极大的压力催他购买；手上又有大笔款项专备此用；朝廷也急于看见有点什么举措去护住北京左近的海疆；而他自己的忧虑也正在这一路上。在这样几重压力之下，他大举购买军需物资，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他忽略了一件——尤其在近世军械上格外确切的——事实，即须先有干练的官与兵，训练有素，善于使用并保养军械与军需。

而重造中国陆海军这桩事的关键，恰恰就在这里。只要银钱不断，中国要买什么都买得到，整个文明世界都争着供给她。可是训练有素的军官与受过纪律的兵丁，任何市面上都买不来，非在中国培育教养、从她自己的百姓中拔起不可。李总督对自己这桩任务的这一层，并非不曾用心。正因如此，他才同南洋大臣协力，采纳了容闳所拟的方略，遣派相当数目的中国幼童赴美国求学。于是有一百二十名中等人家的子弟被遣送出去，平均年约九岁，另有妥当的管束与照料。这所谓幼童出洋肄业的紧要用意是：待必需的预备功课修毕之后，从学生中挑出最有才具的，分送官立的西点陆军学堂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堂，指望由此得着三四十名训练有素的陆军军官，以及同样数目的海军军官。这个方略拟得极其周密，一八七二年起施行，到某一步为止，成效卓著。世上任何地方以这般年纪、这般条件送出国去的同样数目的学生，所立的成绩都不会高过中国政府的这些子弟。

此计施行期间，李总督请一位卓著的军官替中国拟一份创设武备学堂的详细方略。此请暂时获允；然而那位军官依例将此事咨报本国政府之后，却受了一通温和的申斥，并被告知该国之意是「只在通商这桩和平之业上助中国一臂之力」。一八七八年，中国有几名学生已够资格入西点或安纳波利斯，中国政府便向美京主管当局请求准其入学。可是那时候华工入境的问题正渗进太平洋沿岸的政治，全国两大党的势力又略成均势，美京竟找不出一位官员肯去促成国会的议决——而外国人若无此议决便不得入这两所学堂。这件事对中国人的影响格外不幸，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有日本学生正在海军学堂里念书。中国官府隔一阵便重提一次，如此三年，终于把这方略撂开，把学生召回本国。

为中国的武备学堂或水师学堂延聘外国教习的种种努力，也难说有更好的结果；而失败之由并不总是、也并不全在中国人一面。横在成事路上的难处极大。要凭通事传授学问，尤其是技术上的学问，几乎办不到；而通中文的教习又请不着，帝国之内也实际上没有通外国语的学生，中文里更没有近世的兵学水师课本。在这些难处之前，还有别的、本不必有的难处：驻京的欧洲各国政府之间彼此较劲、彼此竞逐，明争暗斗、拉线走门路，有时竟闹到动用外交文书的地步——人人都急于替本国人谋得总督打算以外国人充任的任何显要而有权的位子。虽不属陆海军之务，海关总税务司一职——赫德长期充任，才具卓著——却很可以作个例子。近十五年来，他的继任人选问题成了几乎不断的口角——这实在不配有更好的字眼——弄得中国政府极其为难、极其厌烦。英国要这个位子由英国人充任，俄国要索取，德国有自己的人选，法国则在背后打手势。至于中国属意谁，根本没人理会。这番举动与其说是为一个政府挑一个称职、一心只想尽忠效力的人，不如说更像死者的继承人为遗产管事的指派而争夺不休。而且外国人一经任用，阴谋也不停止：中国的小吏合起来搅他的计划、阻他成事；这一类事，还有太多回得着了外国人的帮衬。

外国聘员有时到任时，对自己位子的分量怀着极其夸大的看法，而合同的条款与向他们所作的任何说明，都丝毫撑不起这些看法。他们自命有权决定听谁的命令，还自命有权判定纵使是那样接到的命令是否该遵。用这样的人，结果一律是惨败，那是不必说的。若干年前，李总督在天津聘了两名外国军官作教习，订约五年，薪水远远高出他们从前所得的任何数目，往返中国的盘费也一概由聘方担负。其中一位所见过的军旅之事，不过是一名军需副手所能知道的那些；另一位在本国军中做到过中尉，后来被请求辞职，签这份中国聘约的时候正在经营一个小小的纸烟作坊。这两位到了天津，便声明除李总督之外不受任何人的号令，并自居仅次于李总督的军阶。费了一年半工夫同他们辩说恳求，其间他们除了按月领薪之外什么差事也没办；后来有人向他们提议：把合同注销，按约定期限之半支给全薪，另给往返盘费，他们即行回国。他们不肯。他们只肯在领足五年全薪并盘费之后回国。中国人向他们本国的使领官员申诉，而那些官员支持他们这个立场。他们的聘约便这样了结了。

中日战罢，南洋大臣聘了若干德国军官到南京作教习并整顿一支军队。他们也是订约若干年，酬劳远高于他们从前所得的任何数目。他们中间只有一两位在德国军中有过正式官阶，其余不过是低微的军职，除了充当教操之人别无价值。他们彼此之间毫无统属，各人的聘约是各订的，谁也不必听谁的。自到南京之日起，他们几乎日日烂醉，难得有能当差的时候，还不断在大街上辱骂欺侮安分的中国人。这般行径激起了民愤；及至他们破门闯进私家住宅，图谋侵犯中国的妻母，便被众人围攻，险些落得他们十足该得的下场。当时传遍欧美的所谓「中国暴民凶残袭击德国军官」一事，实情就是如此。南京的总督把这几位德国聘员打发走了，既尽量少让官家破财，也尽量不声张。

嫉妒、无知、迷信、古旧的观念、行不通的道理、明的暗的背叛、行贿受贿、彼此冲突的利害与别有用心的进言，织成一张大网把他缠住；他既没有可靠的门路去取得必需的学问，本国人中间又没有通晓此道的顾问与属员——李总督的努力居然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才真叫人称奇。然而他在陆海军之事上替中国办成了许多确有实效的事，在别的许多这里不便细述的方面也办成了许多事。凡敬重天分、才干与百折不回之志的人，大可以向这位中国的大总督折腰，尊他为世界的英雄之一。

一八六二年以前，中国没有海军。几条笨重的小帆船，只备沿海之用，配着小小的生铁炮，除了对船上的水手之外谁也不危险，连逃跑也跑不出像样的速度；再就是一大批用桨划的小河船，各配一门生铁炮，备缉拿海盗与走私之用——她的战船清单也就尽于此了。就在那一年，北京当局决意置办两三条近世的兵船，作为新海军的开端。而他们在着手筹划远洋防务之初所遭遇的经历，正好在此一叙。为办成此事，他们派了李泰国先生赴英国充任代办，给了必要的训示与款项；此人原是英国的领事官，其时在中国海关供职。不久便看得出李泰国先生自有他的一套主张。他通知中国官府说，他已给新海军定了国旗，是「绿地黄斜十字旗」，并请皇帝在《京报》上明谕颁行。其时摄政的恭亲王告知李泰国先生：中国的旗将是「黄地，上绘一龙，龙首向旗之上方」。

一八六三年初夏，李泰国先生带着新舰队回到中国。这时才看出来：他并没有照吩咐置办两三条船，而是买了七条兵船外加一条运输船；船上从上到下都由英国军官与英国水手充任，一概以高薪雇来供新的中国海军之用。阿思本上校被委为这支舰队的提督。而这位提督同李泰国先生之间还订了一纸极有趣的约据，照其条款，提督除中国皇帝之外不听任何人的号令，而这号令必须经李泰国先生副署方为有效；李泰国先生则在自己一面许诺并约定：凡他认为「不合理」的号令，一概不予副署！这简直难以置信，然而当真有人主张：应当逼中国收下这支舰队、付这笔钱，并照这些条款条件任用它。中国两样都不肯。多亏英国公使明达，又多亏美国代表从中斡旋，那些军官与水手被遣送回英国，船只也处置了。李泰国先生此后不再在中国政府供职。

以为中国人缺少做好兵的那些品质，是一桩大错。他不嗜酒，肯服从，有股死缠到底的韧劲，又容易管束。穆罕默德的士卒之所以那样不顾死生，靠的是一股认命之气，这股气他也多有。中国兵的勇气已在许多场合得过证明，不该再有人置疑。在近世的历次战事里，他总是拿着火绳枪与长矛、或者拿着自己未受训练的近世军械，去面对近世的连发枪与马克沁机枪；发给他的弹药还常常是别种枪用的；没有堪用的军官统率，半饥半饱，衣衫褴褛，毫无纪律——即便如此，他仍给出了许多极其壮烈的勇敢之例。吃得饱、穿得暖、纪律好、统率得当，中国兵定会证明自己完全能够、也完全准备好保卫自己的故土。而在别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若中国能战之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数同美国相同，她可以派出六千万人上阵。

然而，除了前面指出的那些在组织与经理上的致命之病以外，陆军也罢水师也罢，都没有熟练的军官。在这些人被训练出来、又由他们把兵训练出来之前，帝国的有效防卫是不可能的。对认得这个人的人来说，中国海军那位勇毅的老提督丁汝昌的最后几日，是一幅极凄怆的图画，也正是上面这番话的凭证。他有才干，有良心，有爱国之心，可是对近世的海战，除了年过中身之后由实务中得来的那一点之外，所知甚少。他知道对日战时交在他手上的那支舰队有何等巨大的力量，也知道自己不懂怎样把这力量对着敌人完完全全地使出来。他知道他的部下肯打，只是自己不懂怎样用他们。在这样的心绪煎熬之下，正当他要离威海卫再赴一战之际，接到北京一道怯懦的命令，叫他留在港内。于是他自尽了。

六传教士

在中国像酵母入面一般起着作用的种种力量之中，基督教的传教士须占一个显要的位置。而就本书的宗旨而言，他的到来与他的教诲在物质上、智识上与道德上的影响，同其纯属宗教的影响一样，都必须看得分明。在所谓基督教国家里，对他们的事业颇多敌意的议论——或许比中国人自己还多。这些指摘里有一些是轻佻而恶毒的，出自一类外国人之口——但愿这类人为数不多——他们的生涯与营生是社会的祸患、文明的耻辱。他们自然不爱传教士，因为传教士的劳作多半不会增进鸦片与烈酒在中国人中间的销路，也不会使别的恶行兴旺。这些先生的议论不值得多加理会。狼指摘羊把水搅浑，中国之事既不是头一遭，大概也不会是末一遭。

另有一类人反对传教士留在中国，值得较认真地考量。他们中间有些人坚执说传教士走在他的时代之前，因而在中国不合其位。他们的论据是：该先让近世的文明与通商去做它们的工作，然后传教士再跟上来收获。至于这两股力量做完了它们的工作之后还能给他剩下多少可拾可敛的，主张此说的人大概不曾认真想过。英国在华通商的大厦是以鸦片为最要紧的基石筑起来的；那股急切自私的求财之气，肯迎合本地的一切恶习，只要中国人付得起账，甚至肯从外国输入更粗鄙的恶习；醉酒、赌博、奸淫的活样板，在中国每一处外国通商的中心都触目皆是。那么这个问题不妨提出来再三申说：等到一种非基督教的文明与一种不合基督之道的通商做完了它们的工作、收完了它们的庄稼之后，还剩下什么给传教士去收？基督教传教士一律在内地得着最好的园地、最大的成效——在那些地方，某些通商外国人的到来与做派尚未使中国人对一切来自外洋的东西心存芥蒂——这是一桩令人羞愧的事实，却给上面那种说法一个彻底而致命的回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有很高的道德准绳的。他们是否事事照着去做，与这里的论题不相干；他们拿这准绳去量外国人，至少同量自己一样严。那位卓著的英国人柏克写道：「在我们这个欧罗巴世界里，我们的风习、我们的文明，以及一切同风习与文明相连的好东西，多少世代以来都倚赖两项原则：君子之气与宗教之气。」这就是说，真文明最高的典型、最完美的产物，是一位基督徒君子。而真正西方文明在通商上的代表与基督的教师，必须同工共事。一位知名的英国作者谈到在华的传教士时说：「然而他们拿性命去赌文明的前途。」再没有比这句断语更荒谬失实的了。他另一句话也差不多一样荒唐：「传教士违着百姓的意愿被偷偷弄进这个国家的方式，以及他们为传布其教所用的那些失当的法子，是仇外情绪的主因，而这情绪极大地损害着我们（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这位作者又替那桩丑恶的鸦片贸易文过饰非，说它不过是替别的事背了黑锅。不过这些问题，本书别处还要论及。

不过这位权威还有一句笼统的断语，这里不妨一提。他把一切关于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的荒唐的淫秽传说，统统归因于这一点：许多年轻女子被派到中国来，在本性别的人中间做工，而她们出门都由一名男子护送。接着他又说：「在中国人看来，女人该待的地方是自家灶下，把她弄出她的本分之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一课，西方的男子正在惨痛的经历中学着。」幸而这位先生是个英国人！传教士对他所工作的那些百姓的风俗与成见应抱一份得体的敬重——在这一点上，笔者的主张不让任何人。他能否成事，多半系于此；而在这一点上，也许并不是总能小心得足够。然而这段批评所出的那一节里那些极其笼统的话，牵涉到一切在华的外国人；倘若照这位先生的意思办，那么帝国境内每一个外国人的家都得变成一座内闱，否则一切妻室与别的外国女眷都得送出这个国家去。

中国人初见美国人与欧洲人两性之间那种自在而亲切的往还时，心里确实生出许多极错的念头与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中国人既不愚钝，也不迟于察知事实、得出正确的推断。过些时候，这些中国人看见并没有什么邪恶不正的后果发生；看见这些独身的女子既非娼妓也非姬妾，而是过着最合道德的生活；看见做妻子的同丈夫一样明达，是他的伴侣与顾问，而不是他的玩物与仆役——于是这些中国人便接纳了一个新观念，而中国比什么都更需要的那一桩变革，即女子地位的提高，便开始在他们心里起作用了。在那个辽阔的帝国里，倘若传教士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成就的不过是把女子的真地位、把基督徒家庭的最高典型作成活样板示人，单凭这一样成果，也足以证明他们留在中国以及为此所投的钱是值得的。

笔者曾同一位中国大员——名字不必提了——就东西方观念风俗的大不同长谈过一回，那位大员对笔者说：「有一件事，你们无疑是对的，我们是全然错的。我们待妻女如待牲畜，不当她们是人；你们对儿女不分彼此，一样看待，一样教育。母亲既被几百年地弄得愚昧无学，中国自然出不了有才干、肯前进的人。关于女人，我从前同别的中国人信的一样，直到我见了你们几位外国女眷、见了你们的家，才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全错了，也才看出：母亲不受教育、不明事理，中国就永远不会变好。在这件事上我采了外国的规矩。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给女儿的待遇与教育，同给儿子的分毫不差。在这上头你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可是我不得不十分小心，把女儿读书的事瞒着。若被人知道，我就要被参说是效法外国的规矩，那会给我惹大麻烦，甚至可能丢了品级与官职。」

在中国妇女中间的工作，无论是教育、医疗、交际还是宗教，都只能由同性的人去做。那些一心只关心在华通商发达的人，对女传教士留在中国的指摘与反对，即便从他们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害着眼，也是目光短浅的。实情是：传教士全体乃是一切正当的外国贸易最可宝贵的盟友。他们的宗旨虽在宗教，却——或许不自觉地、却又势所必然地——是真正的、不领薪水的「通商代办」。他们说本地话，而商人从来不说；他们深入并居住在商人从不到达的内地；他们的房屋与屋中的一切，他们的衣裳、器皿与各色用具，在每一处传教之所、以及在他们行旅之中，都构成一场小小的博览会，展出外国人所有而中国人所无的千百样便利与舒适之物。惊奇化为羡慕，羡慕化为想要。千百万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过得多不舒服、缺的东西有多少，直到这样被引着把自己粗陋的发明与笨拙的用具，同传教士带到他们中间的那些高明得无可比拟的物件相比。一个人要被抬起来，先得让他心生不足。作为一种有益的不足之感的推手，传教士对通商是极可宝贵的臂助。无论他在本行上多么成功，他替外国商人带去的主顾，大概远比他替自己的信仰带来的教徒为多。

人们太普遍地相信：传教士既是那股遍及全中国、炽烈无比的仇外之情的主因，也是它特别的靶子。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看法。传教士就其本身而言，同中国人对外国人这份刻毒而执着的敌意关系甚少。他们因这敌意吃了大苦头，然而这敌意不是他们造的。基督教之被反对，与其说因为它是基督教，不如说因为它是西方的宗教；而传布它的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所厌，不是因为他们传一种新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这仇外之情的真根子在哪里，下文或可指出；但它不在传教士的行业、行止或劳作之中。有些情形下这情绪看去像是专门冲着这一等人来的，一查考便无一例外地发现：人们相信他们的宗教身份不过是一件外衣，其实他们是外国的秘密政治代办。这整桩问题被人极其起劲地本末倒置了，然而事实是错不了的。凡在中国各色人等中间往来相熟、又能用他们自己的话同他们交谈的人，都必定知道这是真的。

士人自然是不亲近传教士的。传教士所代表的是新观念、新教育、新的国族生命，这三样都与士人的身价为敌。他们恨传教士，因为传教士是外国人，尤其因为这一等外国人的劳作最直接地威胁着他们在中国的势力之尊。至于基督教本身，士人的感觉不过是全然的漠然。这一点在一八九三年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万国宗教大会上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中国派去的委员、卓著的孔门学者彭光誉，被请在大会上代表并阐述他的信仰。他的陈述密密排了七十来页，末尾他说：「如我前面所说，基督教之进退，于孔门中人毫不相干。」士人中有极大一部分对任何教门任何宗教全然不信，是最强意义上的不可知论者。有一日午后，笔者在北京一所礼拜堂里坐在一位士人旁边，听着一番关于基督信仰的恳切解说，无意中听见身旁这位说：「我全不信。吃饱了，就好了。」

中国的乱民与暴动指向传教士的次数多于指向别的外国人，这是无可置疑的。个中缘由很简单。别的各等外国人都住在通商口岸，在炮口之下，或在那无处不到的兵舰随时可达之处。他们同大多数中国人少有直接来往，难得甚至从不与之相接。而住在口岸的中国人，也已从惨痛的经历里学得了招惹外国人的危险，非有极特别的情形不会被激到动武。只有传教士住在内地，三五成群，在陆海军的庇护之外，毫无自卫之力。他们与本地人直接相处，一有仇外的起事，他们因为最顺手，便头一个做了牺牲。

同样，对已入基督教——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的中国人所加的罪名与怨责，也不是说他们背弃了孔门、佛门或道门，而是说「他们变成外国人了」，说他们背弃了自己的国家。中国人的这种情绪，读者爱称它作炽烈而护短的爱国心也好，国族之念也好，种族之傲也好，随便什么都好；然而对教民的指控，其要害在于他们同外国人的牵连，而不在于基督教；而正是为着这桩想象出来的背弃中国之罪，许多人被逼着送了命。

这里又是一个凭据，可见中国人中间对传教士若有什么抵拒，激起它的与其说是他的教诲，不如说是他的国籍。有一种疑心——它不起于他，却附在他身上；有一种对别有用心与后果的畏惧——它是由同他的行业全不相干、他也丝毫不必负责的东西所造成并维系的：一切对传教士及其事业的活生生的厌恶，都该记在这些账上。别人被认为怀有敌意的用心与图谋筑起了一道道墙，把他挡在百姓的信任之外。他之受苦，是因为他所来的那个国家，以及他所结交的那些人。

有人有时断言：传教士是钻了一八五八年中法条约里一条伪造条款的空子，违着中国政府与百姓的意愿被偷偷弄进中国内地的。这话没有充分的根据。确有其事的是：该约的中文本里被一位充当通事的法国传教士添进了一条伪款。被动过手脚的那一条正文所规定的是：传教士既从事慈善之业，应同其教民一并受中国政府保护；它并未让与任何在内地居住的明文权利。而添进去的那一句是这样的：「并准法国传教士在内地租买田地，自便建造房屋。」如前所述，这条伪款只添进了中文本，法文本并没有；而两本若有出入，法文本才是正式的、有效的本子。这一伪造当即被察觉，而且毫无效力，因为该约唯有法文本作准；美、英、法三国政府无论直接间接都从未加以利用。法国驻京公使还正式照会中国官府，说本国政府认定此条为伪，绝不据以要求任何权利。

实情是：这一添改乃是一桩既无用又无必要的不诚之举——即便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来辩解也是如此。这很容易说明。一七二四年，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建起了众多而有势力的教众，却被逐出国境，罪名是图谋干预国政、违抗皇帝的谕令。教会的产业价值数百万元，或被官府抄没，或被私人不经法律程序据为己有。在上文所说的天津条约之前约十二年，法国同中国所订的一个条约里，中国政府曾答应：凡此类产业，一经认明并证实原主，均应发还「中国教民之会众」。依着这一条款，总值极巨的产业发还给了中国的天主教会，由主教与神甫接管。天主教传教士便是这样重新进入中国内地的。这桩事的结局若说有什么不合规矩、或出乎中国人意料之处——这一层其实很可怀疑——那也在于产业发还到了外国神甫与主教手里，而不是照约所定发还给「中国教民之会众」。而一切对华条约里都有的「最惠国条款」，又给新教传教士开了路，跟着天主教走。那条声名狼藉的、一八五八年中法条约里的伪款，在传教士于内地立足这桩事上，根本不曾起过任何作用。

传教士在内地居住之权，如今是否可以凭年久相沿而主张——据笔者所知，美国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府并无为哪一特定的等级或行业索取特权或优遇的方针。它对一切从事正当事业的人一体保护、一体维护，所依的唯一根据是国籍。而政府在中国不该为传教士破此例，其理由也是明摆着的：那样一来，说他们其实是秘密政治代办的疑心便会凝成确信，他们从此要遭官与民格外的猜忌与不信。即便单从传教能否成功着眼，任何偏袒这一行业的差别待遇也是极应劝止的。中国政府所给的特别优遇或特权，或许能实实在在地便利传布基督教的人的工作，增添他的成效；然而本国政府给他的特别优遇，则必然而且一律有害。

早年对华条约里的那一条「宽容传教」之款，是否算得一桩不智之举——因为它把传教士从同胞中拣了出来，看上去给了他特别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本可以在处理其同胞权利、便宜与豁免的通条里同样妥善地得到保障——这一直是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那样一来，他虽受的格外照拂少了，所得的保护却一点也不少。这个问题在美国与朝鲜订约时曾经提出——那是朝鲜同西方国家所订的第一个条约，笔者于其事略有参与。中国那位卓著的政治家李鸿章在这场议约中担任双方的友好顾问；而约中之所以不载关于传教士的专条、而以上述办法有效地保障他们的权利，多半出于他的进言。朝鲜传教事业的记载，并不提供任何反对这一举措之明智的论据。

看来并没有哪一国政府需要就传教士在内地居住并开展事业之权争辩过。中国并未提出这个争端，至少近年没有；另一方面，也似乎不曾正式让与什么。不过中国政府所走的路，比正式抗议或正式让与都更明智：它体认到传教士的慈善之心与慈善之劳，便听任他们在凡能得着当地百姓默许之处自行安顿。这一方针，即便最热心拥护传教的人也挑不出毛病来。它既明智，又持重，又宽容。传教士不被强加于任何人；他们到最肯接纳他们的地方去；说他们是秘密政治代办的疑心找不到什么实在的东西作养料；而他们所应当指望的一切——一个做工的公平机会——也都给了他们。

在内地居住的自由，给传教士的与其说是一项权利，不如说是一项恩准；然而中国政府也体认到：既已让与这样的恩准，它便有责任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暴行与骚扰。在这些所谓「教案」上，它有时或许不很爽快地向地方官严词索偿，所本的道理，大约同铁路公司对持免票之人所受的伤害不负赔偿之责是一样的。这类案子格外恼人，也格外难办。它们显出民情的敌意；而激起这敌意的，往往正是传教士自己失检的举动，而他们有时所指望的赔偿，也超出了既公道又合于权谋所应索取的限度。朝廷倾向于把这类事看作地方上的口角，应当就地抹平、就地了结；它大概还倾向于把暴行的爆发看作一种凭据，证明因此受害的传教士把自己安置在不受欢迎的地方、越出了朝廷所许的恩准，尽管这层意思未必说出口来。虽然有种种纠缠与难处，一份合乎情理的赔偿几乎总是能得着的，或出于地方官，或出于北京。

若把中国为其百姓对各色外国人所行的一切暴行所给的赔偿，同所谓基督教各国为在外洋或在中国境内对中国人所行的一切暴行所给的赔偿放在一起结个账，这笔账的差额对中国并不会太不利。我国政府一再从中国政府那里取得银钱赔偿，以抵偿暴民对美国公民人身财产的损害。在几乎所有这类案子里，它都理所当然地拒绝同地方官交涉，而要北京的中央负责；而中央承担了这个责任，满足了我们的索求。反过来，当中国驻美公使就本国子民在我国各处被暴民毁去的性命与财产向我国政府提出索赔时，国务卿——诚然是受法律所迫——却把他打发到出事的那个县那个镇的陪审团去，而陪审员正是从行凶的那班人中间选出来的。那里自然讨不到公道，中国公使便一再催促；延宕了多年之后，国会才拨款偿付这些索赔，而且是「出于对受害者的恻隐与周济」，不是出于公道。还不止一次，总统经国务卿要求某州州长保护中国人或给予赔偿时，所得的回答虽不失恭敬，却既不客气也不合外交辞令：请管好你自己的事！

笔者在中国办了多年外交，其间办过为数不少的所谓「教案」，又同帝国各处各级官员——上自摄政的亲王，下至巡检——讨论过关于传教士在华的存在及其事业的种种问题，却从未听到过一桩对新教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的怨责。对其中个别人行事失检、或不顾百姓的风俗成见的责备，偶尔听得见；然而对他们全体的怨责，或者反对他们留在这个国家的话，一次也没有。一八七五年一月，中国的军机处向驻京各国使节递交了一份长篇文书，内容实质上是两桩不平。主要的一桩是鸦片贸易，另一桩则是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控诉。他们被指为：遇着教民被控有罪时，干预地方官执行职守；又违犯帝国若干重要的服制之律。譬如说，有些神甫与主教穿起了官服，甚至穿御用的明黄之色的衣裳，而这颜色除皇帝外谁也不得用。

另一方面，除了内地居住之权以外，帝国各处各级官员也给了传教士许多帮助、许多要紧而宝贵的优遇。他们捐过大笔银钱给教会的学堂与医院，在办教育与医务的房舍奠基与落成之日到场，并致以褒许之辞。还不止一次，他们设立医院，交给传教士照管，并把维持的全部费用一力承担；而且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完全知道医院里会讲授基督教，知道学堂里读《圣经》的工夫至少不会少于读孔门经籍的工夫。

这类官方的帮助自然多用在教育与医务上；然而对传教士全体、对他们这一行业的各个分支怀有诚挚的赏识与敬重的例子，也可以举出许多。有一位中国总督曾请求美国发给传教士的护照上注明其行业，以便给他们特别的保护与便利。这一节办不到，因为有一条明智的章程禁止任何这样的区别对待。又有一回中法之间起了纠纷，某省官府请所有美国传教士在房舍上悬挂美国国旗，作为便于辨认的法子，也便于官府保他们不受伤害。在了结「教案」时，地方官有时固然迁延推诿，而在许多别的案子里，他们不但公道，而且慷慨大度，赔偿的甚至超过被毁的，并且以其言其行，保得传教士此后多年的安宁与民心。

中国的政府或百姓若在宗教上行褊狭不容之政，那才真是怪事，因为中国人是不惯于推翻成例的。而他们至少两千年的史册所显示的，是一条几乎始终如一的宽容之路，有时甚至对各种宗教信仰——不问其来路如何——格外优容。这条方针为数不多的例外以及随之而来的迫害，无一不起于这样一条罪名：不忠于帝国、干预国政——而这罪名往往并非无据。在下文即将提到的两桩著名之事里，中国皇帝所要摧折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图谋。这同前面已经说过的话恰好相合：近世对传教士的任何抵拒，都起于疑心他们是政治代办，而全然不在于他们的宗教教诲。祆教——即今日印度帕西人的信仰——早在基督纪元之前几百年就已在中国存在。著名的汉朝有一位皇帝把孔门之教抬为祭祀之教。他的继位者或如有人所说是因为一个梦连做三回，或如另一些人所说是因为孔子曾说西方有圣人，便派了专使去寻访这新的光明。这队人马辗转到了印度，带回了佛法。这新的信仰受到欢迎，今日在中国人中间的信徒数以亿计。回教徒将近两千年前自波斯进入中国，如今在华北华西各处有好几百万人，奉着他们的宗教，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单北京一城就有二十四座清真寺；帝国一半的疆土上，凡大城都有他们的礼拜之所。一八六二年华西起了一场回民之乱，延续数年，演成一场捣毁佛门偶像的征伐。乱事平定之后，首领们所受的处置极有分寸，只要求他们同别的信仰的人和平相处，并在每一座清真寺的墙上贴一篇为中国皇帝祈福的祷文。

景教形式的基督教早在五〇五年便传入中国。五五二年，这一教门的僧人把关于蚕丝与蚕的最初知识从中国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太宗皇帝以礼相待这一信仰的传布者，下令在京师为他们建寺，并查阅了他们的经典。景教传遍中国，兴盛了几百年，信众之中有皇帝，有当朝最高的大员，直到约一四〇〇年才绝迹。著名的景教碑是唐朝建中年间奉敕所立，立于七八一年，至今尚存。那是一块大石板，立在一只石龟背上，正面刻着一篇冗长而十足东方气的文字。碑文的主旨是颂扬基督的信仰，并颂扬当朝几位皇帝。碑中载有太宗皇帝六三九年所下的一道诏令，结语是：「既其道正，宜行于天下。着有司在京师义宁坊建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一二六九年，威尼斯的旅行家与商人马可·波罗奉中国皇帝之命自北京赴罗马，充使节见教皇，请他遣传教士来华，以真道教化百姓。天主教的神甫应请而来。关于他们的人数、事业与成效，外间所知甚少，只晓得其中一位名叫孟高维诺的在京师劳作了十一年，其间施洗将近六千人。他们似乎并未在中国人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天主教在华传教的第二期起于一五八一年，止于一七三六年。起初神甫们的工作受官府抵制禁绝，并被勒令离境；然而他们渐渐赢得了官府的青睐与扶持，终至其中有几位居于朝中有权有位之职。可是他们彼此争吵，上诉罗马而得着彼此矛盾的指令，又上诉皇帝，加上政治上的图谋，终于把自己毁了。最后的收场，是有人想把教皇的权柄置于皇帝的诏令之上。于是外国神甫奉命离开中国，五十多万教民被勒令弃绝天主教的信仰。别的教门也在这个帝国境内立足，几百年来生长兴盛，不曾受过官民任何一方的搅扰。远在基督纪元之前便自印度传入的道教至今犹存，信众以百万计。而在中华帝国的腹心之地，还有一个犹太人的村落；他们是在部族流散之时辗转到那里去的。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守着自己古老的风俗与仪典，同中国的邻人只有买卖上的往来，从未被惊扰，也从未被侵犯。

自信史之初以来传入中国的种种宗教信仰，这样匆匆一览，便显出政府有一条相沿不改、前后一贯的宽容方针。它请外来的信仰进入帝国；它所反对的是政治上的鼓动，而不是宗教上的教诲。

读者若记得这样一件事——在一八六八年以前，英国人在本国不得投票、不得任官，也不得入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大学作学生，除非先签名赞同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纲；又记得直到今日，新教传教士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任何地方都被严禁操其本业，在一切天主教国家里也被种种刁难的章程所阻、所围——有了这些事实在眼前，持平的读者至少得承认：在宗教宽容这件事上，中国并不落后于时代。

面对一切友善的与敌对的指摘，而且把个别人的无能、不称职与失检统统足足地打了折扣之后，仍须坚执地说：传教士是中国境内为进步、为开发、为保全而工作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用心之诚、献身之笃，明达之人不能置疑。无论有多少相反的断言，他们作为一等人并不好去攻击百姓所珍视的任何制度；他们宁愿讲说并阐明基督信仰之美，劝人接纳。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肯同任何形式的异教妥协；遇着他们认为需要如此的时候，他们能把话说得直截而不失和善。诚然，他们并非人人都兼具蛇的灵巧与鸽子的驯良；然而总的说来，他们在中国人中间的工作里，很有一份机变、耐性与对人情的通晓。大概没有哪一等人像传教士这样少花工夫去同风车厮杀：他们太忙了，太认真了，不肯这样白费气力。而他们那朴素、安静、虔敬的生涯，在许多从未听过他们一句教诲的人心里留下了印记。

上面那一段开头那句斩钉截铁的话，即便把纯属宗教的教诲全从对他们事业的估量中剔去，也仍然站得住。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中国全体人口中女性那一半的教育与提携，凡有所成就者，无一不是传教士所为。切实说来，唯一几所办近世教育的学堂，也是他们创办、他们经理的。近世医术与外科的学问与实用之益，唯有经由传教士才到得了中国人手里。几乎各类课本与教育之书被译成本国文字、因而为百姓所能得，也几乎全出自传教士之手。他们不仅是基督信仰的宣道者，更是新观念、更宽广的学问、更高一等的男子气与女子气的阐扬者，是实实在在的重生与新的智识生命的阐扬者。把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纯属宗教的教诲统统从账上勾掉，传教士仍旧是中国一切最好的进步之事的首要施惠者。谁若讥笑他那安静谦退的生涯与不倦忘我的劳作，不过是诽谤自己的见识、白费自己的口舌罢了。

这桩有益之业最大的障碍，大概就在前面屡屡提到的那种民间的疑心：以为传教士留在帝国之内，其本来的动机是政治上的。倘若欧洲列强少给中国人一些理由去惧怕他们对中国完整与独立的险恶图谋，这障碍大概很快就会悄悄消失。在欧洲的方针作出这一最可期望的转变之前，唯有时日、机变与耐性，可以指望着去解开愚昧之人心里的成见、证明他们的疑心没有根据。至于有人提议传教士应当抛弃一切国籍的主张，把自己交在他们所愿服事的百姓手上任凭处置，不向本国政府求保护——这提议同穿上中国衣裳以掩饰外国国籍一样地空洞无用。中国人最瞧不起的莫过于没有国家的人。他不会相信真有这样彻底的去国之事，多半会断定这位头脑简单的传教士比他同类中别的人更是个深藏不露的骗子；要么便断定这个无家之人是为了本国的好处才离开本国的，不是被放逐，便是犯了什么罪在躲藏。况且也用不着这样的猛药。传教士同在华的任何别等外国人一样有他的公民权利，没有理由要他弃绝。在宗教上同在政治上、买卖上一样，那条平实而合乎常理的路是最好的路。他只须在向本国官府求助时审慎而有节制，在把自己的委屈立成一桩案子之前，先把一切友好的、非官方的了结之法用尽。尤其在替本国教民出头时，更该不轻易经由外国官员去求赔偿。条约固然定有这样的交涉之途，然而除了最粗暴最不近人情的迫害之外，绝不该利用这一条。耐性、机变，以及巧妙地去打动地方官的好脾气，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能生出奇效。而中国当权者对外国传教士说的好话、给的助力，也越来越不吝惜了。无论有多少相反的断言，他正在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路来，越来越少成为猜疑的对象，因而影响也越来越广——而在中国的外国人中间，再没有谁比他更配得上这一点。

七在华外交

有迹象表明，基督纪元之前，中国同欧洲各国之间已有若干通商。不过那多半是间接的，交换的货物要经好几个中间国家的商人之手。直接而持久的通商往来，大约始于一三〇〇年。基督纪元似乎标志着中国皇帝与亚欧各国之主之间通商与修好的使命之始。六一年，中国皇帝遣使西行，「求真道之师与真道之书」，使者带回了佛经与僧人。一二六年，一位中国将军抵达里海流域，把葡萄藤带回了中国。一六六年，罗马皇帝马可·安敦尼由海路遣使来华，求购中国所产的华美丝绸。养蚕缫丝之术自中国传入欧洲，是在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位之时。茶树于三一五年自印度移入中国。基督纪元最初几百年间，象牙、猿猴、孔雀、丝绸、药材与树胶，或经凶险的海路，或经更凶险的陆上商队之路，往来交易。今日读来颇觉奇异的是：一二七五年，波斯的公共工程曾雇用中国的工师；而在那之前，中国的医家与星者便已在波斯京城大不里士治病、卜命了。

近世欧洲各国零零星星的遣使，约始于一五〇〇年，一直延续到正式关系的建立。法国人于一五〇〇年首次来华，葡萄牙人于一五一六年继之，西班牙人于一五七五年，荷兰人于一六二四年，俄国人于一六八九年，英国人于一七九三年。除俄英两国的使团之外，这些修好、示善与通商的使者所行所为，与其说合于心怀和平之人的身份，不如说合于海盗的身份；这就使中国政府严拒同欧洲人往来的闭关之策，大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中国同西方各国直接而持久的外交往来，只能上溯到一八三四年；而开启良好关系的情形之不幸，再没有比那时候更甚的了。前面已经提过，早先法国、荷兰、葡萄牙的「修好」使团曾在中国南海岸烧杀劫掠，杀死男女老幼，洗劫市镇城池，然后平平安安地扬帆而去。多年以来，广州的中国商人同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有过相当规模的贸易，由官府定章管束。六位有名的中国商人，人称「行商」，得着这桩贸易的专利，并须具重保，对贸易办得是否得当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有一名常驻的代办，保护他们的利益。他没有任何官衔品级，中国官府只认他是「大班」，即一家商行的管事；他若有事要禀告地方官，便以禀帖的形式为之，而得着的回复则是「奉宪谕」。另一章里已经指出，这项受限的通商在六十多年间被搅扰、被干涉、还不时中断，其由来是东印度公司与外国商人一意孤行地做鸦片的私贩。

一八三四年该公司的专照期满，英国政府亲自接管印度事务时，情形正是如此。这就牵涉到直接经理广州的贸易，也使英国王室成了向中国人的烟瘾供货的人。英国在印度独占这项出产，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成了把它私运入华的头号贩子。那位阁下律劳卑勋爵被派为「驻华商务总监」，另有两位绅士同他一道列名委任，随员中还有一长串秘书、通事、医生以及一名牧师。这一队声势不小的使团抵近广州时，中国海关当即向省里禀报说「有三个番鬼上了岸」。于是通过「行商」传话给律劳卑勋爵：在获准前往广州之前，他必须待在原地。

随后往返的长篇文书，对英国政府是侮辱，对律劳卑勋爵是激怒。一切来文都经「行商」转给他；他不被称作品级显赫的官员，而被称作「夷目」。人家要他向总督——一个位分低于他的官——禀请准许，好让他就任视事；还要他把禀帖经「行商」呈递，并警告他：若以别的法子「投递」信函或禀帖，一概不予披阅。广东总督给皇帝的一份奏报中的一段，最能见出全部往来文书的口气，以及当日中国公文那种绝妙的夸饰之风：「惟思该国王素称恭顺之至，此次遣律劳卑来，当不至令其如此执拗抗违。该国岁来商税不过数十万，于天朝无损秋毫。而内地之茶叶、大黄、生丝，实为该国民人赖以养生之源。岂可因律劳卑一人之过，遽绝举国之生计？……闻该夷目为人心地甚为宽厚，言语平和。彼若思之，自能辨其是非曲直。……日后该国王闻知此番屡次谕饬与批复，自知曲全在夷目一人，断非天朝于该国王恭顺之德有所不加体恤也。」

须说明一句：中国官府根本没想到英国要派一位有品级的官员来同他们办事。人家曾知会他们：英国东印度公司将撤回代办，由政府直接接管事务。他们自己因此建议政府派一名代办来照看本国的利益，却从没想过会为此派来一位官员。而由于全然无知却又出于诚实，他们以为英国政府不过是另一家、也许是更大的一家商行，所以指望来的是另一位「大班」，即另一位管事。所以广东总督经「行商」给律劳卑勋爵的一道谕令里说：「商贾细事，应由商人自行料理，官员无所与闻。」文书往还中又有一处，总督严词责备律劳卑勋爵僭妄，因为他提到英国时所用的那一套字眼，竟同提到中华帝国时所用的一样。

那时候举国上下，自北京的皇帝以至最低微的农夫，对西方世界的懵然无知达于极处。他们对美欧强国的所知，不比今日我们对火星上的什么社会或政治划分的所知更多。商人在他们的社会等次里居于末流，而中国的统治者对凡是一生只以挣钱为业的人，无不怀着极深的鄙薄。

几百年来，中国笼罩着亚洲的一大片。她知道四围那些小邦与开化较浅的部族，对它们施以宽厚的容让与道义上的威权。她居于一个庞大的宗法体系之首。她知道如今属于俄国的亚洲那一片，因为那些地方的君长曾向中国皇帝俯伏纳贡。她知道有成群结伙的海盗、匪徒与野人，住在南边西边某处濒海的未知国度，因为沿海各省吃过他们劫掠之苦。然而世上任何地方竟能存在伟大而独立的国家，有着组织周密的政体，有着比她更高、更进取的文明——这是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而这一课他们至今没有彻底学会，或者不如说至今没有认这个账。晚至一八六四年，中国政府还拒绝同普鲁士王国议约，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国家。后来多亏英国驻京公使善意斡旋，这个决定才撤回，而理由天真得很：德国人是体面之邦，其国王又是英国女王的远亲。

律劳卑勋爵所奉的训令中，有一条是探明打通同北京朝廷直接通问的最佳门路。他的许多位继任者也奉有同样的使命。美国与法国的使节分别于一八四四与一八四五年抵华，所奉的训令也相似。美国公使顾盛阁下奉命带去一封总统致中国皇帝的国书，并奉命前往北京当面呈递。这封国书在公文中的稀奇程度，几乎不下于上面引过的那些中国文书。它丝毫没有夸耀或傲慢之气，实质上平实、坦率、就事论事。它讲了一点美国的舆地，而它最特别之处在于：通篇所用的都是那种单音的字与简单的句子，只合于极小的孩子或不着衣裳的野人的理解。

外国列强固然一意要打通同北京的直通之路，中国政府拒之的决心却更顽固；一八六〇年以前，没有一个条约是在京城议定的。除一例外，没有哪一位外国公使到得了那个权柄之所在，而这一位也没有达成他此行的目的。自一八三四年到一八六〇年，一切国际事务都在离北京或远或近的海口办理，而各国使馆则设在兵舰之上，或在黄海一带巡弋，或在某个港湾下锚。中国人对局限于少数指定地点、又经严密管束的正当通商，并不认真反对；然而他们不愿同外国政府有官方的往来，尤其不准备接纳任何含有平等之意的交往。那会毁掉几百年来的自居与成例。而一条有古老成例撑腰的道理，在中国人看来比多少通商之利都宝贵。于是二十年间，外国代表力争驻京之权，朝廷则力拒之。这个问题同别的事情纠缠得很深。而且大有理由疑心：若英国在这些年里能取得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那么撤回这项要求的借口是找得出来的；正如一八七三年年初，英国驻京公使被训令撤回觐见的要求时，便造出了一个借口——而觐见乃是各国使节在一切文明之邦的京城都被公认的权利。

一八五八年，英国专使额尔金勋爵同中国在天津议定了一个条约，中国并许诺次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之书。然而新任公使卜鲁斯依此许诺前往京城时，白河口的炮台却向英国舰队开了炮。继之以一战，结果英国人被击退。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毁大沽炮台，占天津，进兵北京；该年十月，一八五八年的条约在那里互换批准，外国代表驻京之权、以及同中国政府以平等之礼办理国际事务之权，正式得到承认。中国同美欧各国之间通问的天然渠道，就这样最终而永久地打开了。

不可以为这个势所必至的了局是中国人心甘情愿接受的，也不可以为他们的异议有丝毫减退。他们不过是屈于武力，忍受一桩他们认作不得不受的祸害罢了。照他们的眼光，这整桩事是国际间的唐突无礼。他们有天赋而不可让渡的权利去挑选自己的伙伴、相识与朋友；既已客客气气地向「西洋红毛人」示意这挑选里没有他们，这问题本该就此了结。任何论据、任何推理，都不能把他们从这个立场上挪开。以为通商所能得的好处在中国人心里会成为赞成外交往来的分量，那是全然错了：他们从不把使节同那一类买卖之事联在一起。

中国人天生是精明的商人，官府也很情愿让他们去做买卖；可是他们说，这同友谊有什么相干呢？只要照章完税、不贩禁物，「商贾细事，应由商人自行料理，官员无所与闻」。笔者听过许多出于好意的外国人，向中华帝国各级官员发表冗长而费力的议论，说通商之便利增加、因而通商之发达，将带来何等无量的好处。这些全是白费口舌，听者那厌烦困倦的脸色把这一点表露得再清楚不过。他们对那样的好处毫不在意，而且越发纳闷：有身份、有才干、有教养的人，何以竟把一生耗在满世界奔走求财上头。至于政府竟把全副精力集中在这样一个目的上，为它耗费千百万的人命与金钱，更是他们全然无法理解的，而且丝毫无助于增添他们的敬重。前面引过的广东总督给皇帝的那句话，正确地表达了当日中国政府的见解，而这见解直到今日没有改变：「该国岁来商税不过数十万，于天朝无损秋毫。」

被迫让与的驻华宫廷之权、以及以平等为基础办理一切国际事务之权，给了这个民族最珍视的一项自居与成例以致命的一击：它实际上否定了皇帝对普天之下的至尊。在他们那套家长式的政体之中，他是地上唯一的天子，因而是万民天然而至上的主宰。无论何等尊贵之人，非匍匐于地不得近他之前；非在应答问话时怯声怯气地开口，不得向他陈说。外国人若被他看见，本来毫无可议之处：自古以来他们就在他面前跪拜，他也慈和地俯视过他们。可是若别国之主的代表竟能若无其事地走到他跟前，站在他面前，以人对人的口气同他说话，那么中国人心里最珍贵的观念便毁了，人间政治的整座大厦便要摇摇欲坠。这一切在一八七三年关于觐见的争论中显露得淋漓尽致。外国代表觐见年幼皇帝之权很快就被承认了；而礼节问题——也就是他们该不该匍匐着到他面前去——却引出一场持续数月的激烈争执。直到中国官府被美国公使告知：这样有辱人格的觐见是不会接受的，倘若不从速依西方各国宫廷通行的礼式让步，他的政府将同中国断绝一切关系——这一点才让了。

各国使馆在北京设立，给朝廷抛来了无数新的、纠缠的、棘手的问题，而几乎没有任何成例可循。京城里没有一个人懂外国人与外务。常驻京师当差的官员多如牛毛，其中大概不到二十人曾经见过美国人或欧洲人的面。国际公法是无人知晓的，也没有讲这门学问的书，因为中国本没有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这个词，至少按西方的意思讲，在中国话里根本不存在。自然也没有一个衙门或一部可以把外交事务托付给它。一大堆涉及最重大、最紧要、最微妙的关系的事务，骤然抛到北京当局头上，而他们于此既不熟习，也毫无准备。在这样不妙的情形下，设立了一个新衙门，叫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皇帝的兄弟恭亲王被置于其首，另有若干有势力的朝臣与他共事。这几位先生各有别的官职在身，而且他们都认为那些职守更要紧、更可取。这个衙门就这样组成，一直办理中国的外交事务直到今日。这是一套笨重、累赘而不能令人满意的安排。有权势的官员并不图谋进入其中；被明发上谕派进总理衙门，几乎被看作近于申斥。还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某个因为口出极端仇外之论而出了名的官员，被皇帝派去这个衙门里坐一个位子。这样做并不是要把这个衙门塞满仇外的人，而是要给这些先生一堂关于办理国际问题之难的实际课。

然而结果依旧很不幸。有些人一辈子没看过一张世界地图，不知道地上几个大国的名字，说不出法国究竟在英国之北还是在古巴，却时不时怀着又严正又高傲的决心进了外务衙门，要去驾驭外国人。结果通常是给这位中国官员上了一堂有益的课，可是在这期间，公事却被严重地耽搁了。就这样，形形色色的政见都在这个衙门里有了代表。而任何照会或别样文书要送给任何外国公使，非经外务衙门那八位或十位成员每人过目画押不可；由此可见，办事之中任何不体面的匆忙之险，是被避开了的。

不过总理衙门也并不该受它所承受的全部指摘、辱骂与讥嘲。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更令人满意的办理外务之法可以采用。以一人为一大部之首而负全责的做法，中国从来没有过；即便在这件事上采用了它，帝国之内大概也没有一个人胆子大到肯担这个差使。就算找得出一个，他也一个星期都保不住这个位子，因为无论谁坐这个位子，都长久地站在两团可怕的火中间：他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问题，他非研究出来并妥善了结不可；他必须应付外国公使有时不公道、又常常以严词相逼的要求。他若让步，便要面对皇帝的不悦；他若抗拒，因而惹出麻烦，又要挨主上的严谴。因为照中国人的眼光，他的职分是抗拒外国的要求，同时又要挡开抗拒所生的任何不祥后果。他得凭机变、灵巧与手腕去驾驭外国人，让人家心平气和，同时又对人家的要求不让或少让。这个位子只消这样一说，便见出它对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势力多大——都是不可能的。唯有把责任分摊在朝廷若干位较有势力的大员身上，外务才办得安稳。而即便这样分摊之后，指摘与非难仍旧危险，而且两面都有。外国人说外务衙门的大臣闪烁其词、拖延推诿、从中作梗、不通情理；而他们本国的人对他们的斥责，措辞还要极端得多、凶险得多。凡同总理衙门沾过边的官员，没有一个不在势力与声望上有所折损而全身退出的。连恭亲王——一位皇帝之子，另一位皇帝之弟，此后两位皇帝之叔，而且一度摄政——也被人叫作「鬼子六」，因为他执掌外务衙门，因而同「洋鬼子」有牵连；而所以在这个难听的称呼上加个「六」，是因为他是他父亲的第六子。一八七三年觐见之争旷日持久之际，凡身处能观察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之位的人，都不会看不出他们所承受的可怕的重压。后来他们中的一位说，那时候他们时时刻刻都有丢官丧命之虞。

中国的外务衙门里出过许多有才干、有识见、有爱国心的人。西方的政治家中，肯担起他们奉命所担的差使的没有几个；能在这样重重阻碍之下把这些事办得哪怕略有成效的，更没有几个；而在他们有时不得不忍受的那种对待之下还肯留任的，就更少了。这个位子上那些势所必至的难处，已经大到足以吓倒大多数人；而中国人性情中若干特别之处，使他们得以越过这些难处。他们不止一次被迫对赤裸裸的不义、不近情理的要求与实实在在的侵逼让步，然后还得去平息皇帝与举国因这让步而起的怒火。那些荒谬绝伦、在西方任何宫廷里任何使节都不敢低声提起的要求，被正式递到他们面前，并以威吓逼得他们照准。国际公法被解释给他们听的方式五花八门、自相矛盾，多得叫他们脑子发昏。这一切他们都以礼貌与文雅的举止忍了下来。

因为一位中国绅士无论还有什么别的毛病，他总是笑容可掬、彬彬有礼的，有时礼貌得叫人光火。然而除了这一切煎熬之外，他们有时还不得不在外国代表手里忍受暴烈而专横的举动、轻蔑的神色，以及种种发怒的表演，诸如尖声叫喊、滔滔不绝的咒骂、捶桌子，以及把攥紧的拳头抵到他们脸上。这话看去也许难以置信，却是一字不差的实情。而同样叫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位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中国军机大臣，竟对这般有失体统的暴横忍气吞声多年，然后才敢向某一位显眼的冒犯者所代表的那个政府的首相递上一纸抗议。

把对驻京外国代表的这类指摘记录在案，实在很不愉快。然而如今满耳都是对中国一切事物的不友善的议论，每一个到处旅行的写书人无论男女都非拿中国外务衙门取笑一番不可；出于基本的公道之感，总得把这问题另一面的实情至少说出一部分来给公众看。在北京办理国际事务，本质上是困难的，有时对人的神经与耐性是严峻的考验。然而现在已经说明：中国本国的官员在这些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难处之中，所摊到的至少是十足的一份。他们大抵从好脾气那一面是容易接近的。笔者同他们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公务往还，发现只要有不倦的耐性、始终如一的好脾气，再加上一股招人厌烦到极点的坚持，通常就足以取得他有权指望的全部成效。

有两句诗说：

「论那阴暗的门道与无益的花招，异教的中国佬自有其独到之处。」

这话不论有几分道理，可以肯定的是：这几样本事他并不独占。而这一层，是朝廷在北京的外交往来开始之初就领教了的。另一章里顺便提到过一条伪款，是充当通事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插进中法天津条约里去的，目的是给他这一行的人取得在内地居住之权。早年一切对华条约，遇着文义之争，都以外文本为准。那条伪款并未插进法文本，而是插进了中文本。伪造者大概拿不准法国公使若发现这一添改会作何举动——而只要它只在中文本里，公使便发现不了。同时他料定中国官府因新近战败而惊惶畏缩，不敢就此提出什么问题。这一手花招既无必要，也没生出什么后果，因为法国公使当即照会总理衙门，声明绝不利用那条插入之款。另有一桩性质相似的欺诈，年代更早，却大致在同时被揭出来，给中国政府造成了许多为难，后果也严重得多。

当葡萄牙在世界地图上还占着一个显眼位置的年代，该国一个修好的使团在广州下游河口附近的中国海岸上作了一次海盗式的登陆，在澳门半岛上建起一处设防的居留地。中国军队同这些闯入者屡次交锋之后，筑起一道关闸墙把他们困在一小片地方；最后订了一个条约，照其条款，他们得以留在那里，每年向中国政府缴纳一笔地租，而中国保有该地的主权。这个条约以法文、葡萄牙文与中文写成，以法文本为准。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充当通事，起草各本、并证明各本文义相同的差使便落在他身上；他也照办了。

过了许多年，葡萄牙政府才提议互换这个条约的批准之书。其间那桩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已在澳门立住了脚。中国劳工从内地被拐去，关在澳门的猪仔馆里，再一船一船地运出去，到古巴与秘鲁的糖园与矿山做工。葡萄牙政府从这种形式的奴隶买卖中得了大笔进项，中国官府抗议而无效。后来葡萄牙求换约。然而这期间北京当局已经注意到中文本与外文本之间一处严重而显然是有意为之的歧异：中文本里明明白白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并载明中国政府应派妥员管理该地人民、维持秩序；而外文本里，中国同样明明白白地放弃对该半岛的一切主权，并将由葡萄牙准许中国派一名领事驻在那里。互换批准之书被拒绝了许多年；直到中国厌倦于那种除了开战便无望使曲变直的努力，才换了约，澳门便割与葡萄牙了。别的例子——或许不是条约措辞上的欺诈，而是列强在履行条约条款时的背信——也还举得出来。

也不可以为中国政府在这些国际约章之下的行事就无可指摘。恰恰相反，可抱怨之处一向既多且重。公然赖掉一项义务不合中国人的性情，所以这样的事没有做过；然而明明白白的条款被存心曲解，而更叫人恼火的是：条约里的承诺名义上履行了，其价值却被种种迂回而不上台面的手法毁掉了。有时候这样的行事还被这样辩解：一八六一年以前所订的一切条约，都是拿刺刀逼着中国订的，既是在胁迫之下所立之约，便没有拘束力。这条论据若被认可，那么如今在文明各国之间被认为完全有效的许多条约与专约，便都成了无效的空文。

北京外交议论的主要担子，不出关乎通商的种种问题。在这里，中国人又替自己不肯就范的行事找了个理由——虽不常正式说出来——即一切关于通商税课的问题，本该由各国自行决定，它们关乎主权的固有之权；而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操持之权被人强行夺去了，以致她既不能定税率，也不能未经一切缔约各国同意便订立必要的通商章程；因此，对那些侵犯她天赋之权而强加于她的条款，她坚持作最窄最严的解释是说得过去的。这一切或许都合乎章法、无可辩驳。可是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外国列强对中国这些天赋之权的干涉——以致把税则与通商章程写进条约——若要让任何规模可观的国际贸易继续存在，本是必需的。若无这样的干涉、这样的约款，它早就被过重的税课与阻挠的章程勒死了。中国政府曾在两桩著名的事情上显出轻慢条约庄重性质的倾向。一八七九年，总理衙门大臣崇厚被派往圣彼得堡，去议定一个勘分帝国西境某几段的条约。他同俄国议了好几个月，其间几乎天天与北京当局通消息。条约每一条议定之后都呈报朝廷核准；事毕，他请旨画押，也奉了准。押既画了，他随即启程回北京。可是就在这段行程之中，一股敌对的政治势力在中国京城得了势；崇厚到上海时，迎面来的是一道上谕：抄没其家产，褫夺其官职，斩首——理由是他「越权违旨」。驻京各国使节全体迅速而有力的劝阻，加上这样一句保证：中国若如此对待自己派往外国的代表，任何文明之邦都不肯接纳他们；再加上俄国更为严厉的警告，才保住了这位不幸的使臣的性命与家产。然而他的余生都耗在徒然地向神明与人求告，望能重获中国皇帝的恩眷。约一年之后，外务衙门花了好几个星期同日本驻京公使议一个条约，临到末了，却无任何说得出的理由，拒绝在文书上画押。

法国政府一八八二年的作为，轻慢与前后不一之处也决不稍逊：它正式褒奖驻京公使同中国议成一个条约、了结北圻的若干事情；仅仅几个月之后便翻悔此约，并因公使在约上画了押而申斥他、撤他的职；又向中国索取赔款，以偿法国多次窃地之役中某一次的费用；继而拒绝仲裁，并因中国不肯付款而开兵衅。英国则把一八七七年烟台条约中于己有利的条款收下，其余的一概翻悔。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若觉得近世这桩外交与所谓友好往来的营生，是一团极不痛快的纠缠与烦恼，是一场她照例吃亏的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因而怀念从前那些好日子——那时西方人待在西方，由着她自便——那也不该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中国办外交，既叫人厌倦，又叫人紧张。它要人熟知极广极杂的许多门类，其中许多是别处从来听都没听说过的。驻京的代表不得不做双重意义上的教师：他得把中国人不熟悉的西方事物讲给他们听；他又不断地得向本国政府解说东方的种种特异之处、风俗与律法——这些东西势必左右着他自己的举动，若不加解说，他办理公务的方式看上去便会很古怪，有时甚至像该受申斥。中国之外——就这一点而言，即便在帝国之内——有谁对她的财政制度或税课之法有什么像样的了解？有谁把各省政府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弄得通透？有谁说得清她的衙门制度与审理程序，或者讲得出御史何以不但被允许、而且在某些场合有职分去弹劾皇帝——那位天子、那位上天在地上唯一的代表？然而这一切都不断冒出来，搅扰并纠缠着驻京外交代表的劳作。他非对这些事略知一二不可，否则连称职都谈不上；而要把公事办得使东西方观念与方针之间势所难免的摩擦减到最小，他还非对这些事知道得相当多不可。不幸的是，驻京的外交家太惯于对中国人的抗议与异议——凡以他们所不懂的情形为根据的——置之不理，并且横冲直撞地碾过去。中国政府自然必须完完全全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本地的观念与律法遇着冲突之处也必须让步；然而达成这个结果，有明智的法子，也有不明智的法子。谁若粗暴地一味向前，把一只重脚踏在中国人最敏感最神圣的观念、传统与成见上，他也许是个极有干劲的办事之人，却断断不是个好外交家。用这种法子赢得的一次胜利，给他所代表的政府带来的害处，比许多次失败还多。

中国人无论哪一等，都极其自尊而敏感。用他们自己那句传神的话说，一个人若「丢了脸面」——就是受了折辱、蒙了羞——那么此后同他什么也办不成。论理也罢，劝说也罢，甚至赔不是也罢，全是白费。他可以被武力压服，却永远不能被争取。而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人们对人性中这些共通的弱处与特点竟如此不放在心上，真是令人诧异；尤其是外交家，他们的本业正是以平和劝导的法子替本国政府赢得胜利，同时又使败的一方心平气和、心悦诚服。外国代表向中国的政治家宣讲他们如何无知愚昧、他们的政府如何贪腐无用——这类讲辞记下来足以装满许多卷册；而把那些个人的唐突、轻慢与失格之例一一叙来，还能再装满许多卷。美国曾把一位驻外公使撤职，因为他公开指控他所驻在的那国政府的一位官员受了贿。我们这位代表为自己辩护，提出愿证实这项指控属实；国务卿平平静静地说：「然而断言或证实某国政府中某一成员贪贿不法，并不属于你的职分。」可是同我们这位公使因之被撤职的那桩失格之事极相近的事，在中国是常有的，而冒犯者的上司对此从不过问。

北京以及帝国各处的大员，没有一个通晓本国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中国的外务衙门也没有配备一班称职的通事。条约规定一切公事均须用中文办理。因此各使馆都须自备通事；而照例说来，任何使馆的首脑同朝廷之间，非经第三人便无从通问。笔者曾参与过一次谈话，为使两位卓著的先生得以交换见解，不得不用上五种不同的语言。通事并不总是称职的，甚至并不总是略能胜任这份紧要的差使，于是混乱、为难与严重的误会有时便由此而生。也有外国代表不公道地利用这种特别的情形，于是把本已棘手的局面搅得更复杂。

中法之间事机危迫、法国驻京公使同外务衙门之间往来文书言辞尖刻之际，那位公使的通事在翻译上出了一处严重的差错。中国官员极客气地把这处差错提请公使注意，他却回敬说：既然有人挑剔他的通事，他此后便不再给他们送中文的照会与文书，只用本国语。他也果然这么做了。换在世上几乎任何别的宫廷，人家都会静静地把这位暴躁而不讲理的先生撂在一边，让他自己凉快凉快、慢慢找回神智，同时一切文书往还一概停止；或者——这更有可能——把他的护照送还给他。然而中国的大臣们过于焦虑、过于胆怯，不敢采用这一对症之药。局面为难恼人到了极点：他们每天收到这位发怒的法国人的照会，遣词想必是极典雅的巴黎文，而他们一个字也读不懂。京城里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法文可以倚仗，至少在这样要紧的文书往还上不行。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向另一国使馆的一位官员求助；那位官员欣然相助，于是有好几个月，他在法国公使毫不知情之下，充当了公使同中国外务衙门之间一切文书的中介。

顺带该说一句：也正是在中法关系的这场危局之中，若干法国兵船一条接一条地悄悄驶入福州港——世界各处这类船只访问友邦口岸本是惯例，也是权利。它们在别国船只中间安安静静地停了几个星期，船上军官同地方官互相拜会，这也是惯例。忽然，八月的一个下午，它们向设在那里的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国船厂、以及港内停泊的几条中国炮艇开了火，一直轰到船厂与船只尽毁，伤亡众多，财产损失极巨。事先并没有给足知会。中国炮艇在被警告之后，连起锚的工夫都没有，便已陷在法国的弹雨之中。战还没有宣；并不存在什么交战状态。就在福州遭此浩劫的那一天那一刻，外交议商正在北京平平静静地进行，法国公使与其随员安安稳稳地住在那里，而中国官府正急切地寻求一个合乎情理的了结，情愿调停、情愿仲裁，只要不是对法国那些暴横的要求与劫掠的习性卑躬屈膝地就范，什么都情愿。

有了这样以及许多大同小异、轻重不等的事情，凡深思之人便不会诧异：我们所谓国际公法，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巨大而无望解开的谜。他不断听见人家引它，说它举世公认、说它是最后的权威。然而他既不懂它的条文，又眼见它被人错引、错用、扭曲得面目全非以遂私意——于是他再想多知道它一点的心愿，便同他对它的敬意一道消失了。他因过分急于讲礼数，有时反把自己弄得不是。他若不把某桩无关紧要的事——譬如北京某几条街要封闭几个钟头——知会人家，人家便提醒他这妨碍了外国公民或臣民的便利；他若客客气气地知会了，人家又请他别拿这些同他们无关、他们也不感兴趣的市政琐事去打搅外国代表。他若哪一回胆子大些，在某事上引一条国际公法的准则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人家便告诉他此条不适用；他若对人家引来驳他的条文提出异议，人家便以客气而屈尊的口吻告诉他：这门学问他什么也不懂。他常听人说起「国体」，而这两个字通常总是同向他索取的某项赔款连在一起。然而就他所能看出的而言，中华帝国的体面与完整却没有人放在眼里。凡在他看来与本国不相干的国事与国际之事，他一概谨守分寸不去插手；然而他办理那些严格而纯属中国自己的事务时，却被进言、警告与威吓团团围住。在他看来，外交差不多是一窝马蜂：蜇人的刺无数，却没有一点蜜。

这一切有许多是势所难免的。外国政府既违着中国的意愿硬挤进同她的关系里，便要教导她、把她拉进文明世界的行列。即便他们的动机纯属无私，即便他们驻京的代表是近世政治、社会与文明的传教士，而不是——如他们中间太多的人那样——替贪财与政治宰制的欲望张目的经手人，这局面的困难仍旧会极其巨大。也不可以为驻京的外交家个个都为中国人所厌，或者个个都给了中国人抱怨的由头。他们中间有许多是真朋友，也被认作真朋友、被信任为真朋友。这些人一面维护本国政府的体面与尊严、把托付给他们照管的每一项利益都充分保护到，一面仍旧在一切公事往还中留得下同情、耐性与机变的余地。他们懂得：一位外国代表可以做中国人的挚友，同时照样尽他的官守。而不出所料，这些人在为中国做了许多事的同时，也远远是他们本国政府最可宝贵、最有成效的臣仆。

在中国的外交里，人的因素比在别处都更要紧；而世上也再找不到别处，能像这里这样，既可把国际问题当作引人入胜的学问去研究，也可把人当作引人入胜的学问去研究。中国商人在给自己的货开价之前先把主顾研究一番；中国的政治家自以为懂得怎样去拨动左右人的行为的种种心弦。然而在许多方面他又具有孩子般的单纯，研究他、看着各种影响加到他身上所生的效验，其中的趣味无穷无尽。他虽深藏而寡言，在老练的研究者眼里却有很大一部分是透明的。一桩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在他心里的分量，往往远不如这事被提出来的形式与方式、以及经手之人的为人。你把彼此之利、国际之利、条约之权、通商之益，或者义务、尊严与体面，一一论遍，毫无效验；而一旦把论理统统撂开，转而把同一件事作为私人的情面去求，他立刻就爽爽快快地允了。

外交几乎可以定义为驾驭人的学问与手艺。而它在中国之所以大体上是失败的，之所以成了激怒之源、成了难处之由，而不是平和的补救之途，正因为人们在研究办法之外，缺了这一番对人的细心研究。

八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

一个人的家，在他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国家是世上最好的国家，他所住的州或省是本国最可意的一块，他家所在的城镇、村庄或乡间路口是本州最秀美、最教人艳羡的地方；哪怕他离最近的邻人还有好几英里，一切可意之物仍旧绕着他转，而那些不幸住在别处的人一定寂寞，一定与世隔绝。他也许发牢骚、诉苦，也许受着艰难、贫困与种种困顿；然而只要另有一个人——无论出于挑剔还是出于同情——贬低那一小圈以他为心的土地，他浑身的心魂立刻就要跳起来。离家在外时，他讲说家乡的好处从不厌倦；他把它某些可爱之处夸大，又给它添上一些它从来不曾有过的好处。别处什么都不够好，因为别处什么看起来、听起来、尝起来、闻起来、摸起来都不像家。

这是人性中普世皆然而有益的一点。说它有益，是因为它是许多高贵德行所从出的主根：公心、乡邦之荣、爱国，以及一大堆别的男子气的品质，都由这根上长出来。然而它也可能长成乡曲之见、心地的狭窄与灵魂的渺小。谁若听任自己的眼界被一片百亩田、一家村店与一个乡邮所围住，那他既不是好国民，也不是可取的公民，更不是个完整的人。在人的一切秉性中，这一点大概是最难改的。要把一个人的归属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至少同移栽一棵长成的树一样是场冒险的试验。凡留心看过外国人变为美国公民那个极缓慢的同化过程的人，都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原来的根株往往丝毫不变，要经过两三代人，国籍的转移才算完成。

很少有人心胸开阔或识见通达到足以彻底承认：这份对乡土的依恋之情是普世皆有的，是一切民族一切种族所固有的。人人都有，而人人又或多或少温和地纳闷：别人凭什么也会有同自己一样的感觉。英国人夸口说英国是地面上第一等的基督教国家，又觉得法国人不肯附和这句话真是个傻瓜。俄国人看这两位，都鄙薄他们的荒唐与无知。美国公民则自信比他们谁都明白。而中国人把西方人统统看作野人，因为他们从未尝过在天朝有个真正的家的福气。这普遍的情绪里有一部分是纯粹的爱国之心，可是还有一大部分、也是不那么可取的一味料，是自负。每个人所住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他的交往与环境是最好的，他所做的、所有的、所管的是最好的——全只因为它们是他的一部分。

以此为起点，只须把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一般看法剖析一番，便能发现中国人对外国人最初的看法。模仿既是奉承中最含蓄的一种，那么差异便可算作双方彼此的减分；而各自最不像对方的那些地方，便会被算作各自最坏的性情。而各自对对方真实品质的无知，又会使各处的恶评都变得更重。这样立下的看法，很少有合乎章法或出于明达之见的。可是大众的论断几曾以道理或知识为根基呢？其中有许多出于一时兴之所至；又有许多是由持这看法的人的习惯、风俗与口味——或者被当作口味的东西——所决定的；有许多是以并不存在的情形为前提的；还有许多是出于一种轻率而自负的脾气，凡不容易懂的东西一概斥之为非。

且举几个例子，看看大众论断这些特别的品性。我们鄙薄中国人，因为他们不肯打仗；他们憎恶我们，因为我们好打仗。两种看法都不合事实：我们是爱和平的民族，而他们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一旦在中国人看来情势需要，他们是肯打的。有人在公开集会上反对中国人留在本国，理由是「他们整天干活」；他们天生勤苦俭省，可是爱安逸爱欢乐也不下于任何别的民族。西方世界一听说中国人普遍溺死女婴，便浑身发抖；然而这样的事根本不曾到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步。我们讥笑他们的服式，他们认为我们的不成体统。我们不赞成扁鼻子与斜眼睛，他们则把我们的鼻子、眼睛与头发都看作畸形。我们厌恶中国女人那双裹小的脚，这份厌恶也全然在理；可是外国时髦太太那不合天然的腰身，在他们眼里为什么就该少几分可厌呢？他们所受的教养并没有叫他们把黄蜂当作美的典范。我们若不爱看女子穿着肥大的裤子上街，他们又凭什么该赞成一位太太在男女杂处的公开聚会上露着胳膊、袒着前胸后背呢？说到底，哪一样更冒犯真正的品味与真正的教养？哪一样更容易挑动不正之思？我们活在当下与将来里——也许活得太过；他们则几乎全然活在过去里，也太过了。然而他们那份端重安详并非全是坏的，我们那种急匆匆地从一处刺激赶往另一处刺激的奔忙与快捷，也并非全是好的。要对中国人抛几句俏皮的讥刺很容易；可是俏皮话难得公道，因而拿来作任何论断的根基都是危险的。彼此有一种更安静而更准确的了解，才是大可期望的。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凡可追溯之处，都建在国族的自我与虚荣这块窄基上，另外还掺着一味下文要提的东西。当西方人最初的几个样本到达她的海岸时，中国是她所认得、所统辖的那个世界的孤立中心。无论从哪一点看，她都高出四围一切种族与部族：他们服她的权威，认她在道德与智识上的优越，照她所提供的模样塑造自己与自己的制度。他们借她的语言、文章、学问与文明，并以这些以及别的种种方式，在她那过甚的自负与骄傲之坛前顶礼膜拜。

中国人听说过远西有各样部族，而且有理由相信，关于美洲大陆上有人类的类似传闻也传到过她那里。这些人统统被描述成人类中极低的一等：形貌丑怪，藏身于洞穴土窟，以草根树叶为食，几乎缺少一切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记号。他们的画像被画出来，传遍帝国，其丑恶可憎到了笔墨难以形容的地步。后来的岁月把这些人形怪物的实例带到中国，凭眼见纠正了想象，可是他们的身形面目仍旧丑陋，衣裳仍旧粗俗，言语是一团解不开的胡话，举止粗野无礼。他们的心智之性，则接过了许多由于亲身接触相识而从他们外貌上除掉了的恶名。

那时候的中国人，被一位罗马作者描述为「格外俭省、安静、恬淡，不好武，厌恶动兵」。而到他们中间去的那些人却贪财，且不择手段，宁取劫掠与公然的暴力，而不取缓慢无趣的买卖。到后来他们成群而来，又分属不同的国家，便彼此争吵、斗殴、杀人，或者合起伙来抢劫中国人。他们的行径里丝毫看不出中国几百年来举国皆有的那种文明，也看不出对别人权利的顾惜。这个帝国的人究竟更厌恶这些闯入者的模样还是他们的行径，实在无从判定。有位中国著者这样描述约一五〇六年到广州的一批欧洲人：「是时又有荷兰人者，古时居于荒僻之地，未尝与中国通，乘大舶二三艘来澳门。衣发皆赤，身长，碧眼深陷。足长一尺二寸。其状诡异，人皆骇之。」

这些早年漂到中国去的人大半是海盗与劫掠之徒，自然不能指望他们显出文明较高的品性或雅量。中国人把他们当作其所属国家的典型，并因少数几个无行之人的行为而责备全体欧洲人，或许是不公道的。然而以少数断多数，本是天下通行的做法。而美国人在这件事上责备中国人之前，最好先想想自己在相似的方向上又是怎么做的。譬如说，美国人对亿万中国人的看法，便是由本国境内那一小撮华工的模样与行径所决定的。然而他们属于帝国中最下的一等，而且清一色来自广州附近一小块地方，根本不足以作中华一族的公允样本。寻常美国人把中国看作一个洗衣匠之国；可是帝国之内究竟有没有一家由本地人光顾的公共洗衣店，还很可疑。中国人换洗衣裳并不太勤，而这桩讲卫生的活计总是在家里私下做的。

中国的政府与百姓，把他们对全体欧洲人的看法建在他们所见的西方人最初那几个样本的行径上，而这看法实质上至今未变。他们给这些人加上「夷」的名号并不奇怪；他们一旦有胆量，便照这个名号所应得的样子对待他们，也不奇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与处置之则，尽括在一道谕令里，马若瑟把它译成这样：「夷者兽也，不可以治中国子民之道治之。若有人欲以大义之理驭之，徒生纷乱而已。古之王者深知此理，故以无治治夷；是以无治治夷，乃驭之至善至真之道。」有件事很有意思：大致同一时候，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各处对待外国人的准绳，实质上也是一样的。

另有些外国人举止怯懦谄媚，其荒唐卑下的程度，正如那些劫掠者之凶残不仁，这就越发坐实了中国人的看法：西方来的外国人是野兽，只配以待兽之道待之。这些人心里唯一挂念的是通商，从中国人的眼光看就是挣钱的机会。只要这一样到手，他们什么礼节都肯受，不论多么辱人；为了达到这一点，个人的或国家的体面、尊严与自重，他们都情愿牺牲。荷兰人在这一路上格外显眼。此前遣往北京以促进通商的几次使团，其首领都曾在皇帝面前、在他空着的御座面前、以及在任何愿意向他们索取这一顺服之记的大小官员面前匍匐叩首；而屈辱的极致则到了一七九五年。其时荷兰政府议定遣一个专使团赴北京，为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称贺——当然也是为了取得更好的通商之便。这个使团一行在隆冬里由陆路长途跋涉到中国京城，沿途处处被当作罪犯对待。在北京时，他们成了朝廷的戏子，供朝廷拿他们取乐，一时兴起便要他们对着任何人、任何东西行「三跪九叩」之礼。荷兰公使与他的随员还被要求表演溜冰的本事，以博皇帝与皇族之欢。作为一种特别的恩宠，他们被赐以一盘残羹剩饭，那不但出自御膳之桌，而且带着御齿的痕迹。这顿饭是用一只脏盘子送去的；照使团一位成员的说法，它「看去与其说是给人吃的，不如说是喂狗的」。他们一句公事的话也不许说，除了坐实中国人关于外国人本性如兽的成见之外，一无所成。

有一件事很触目：欧洲人初同美洲大陆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相接时，土著都把超自然之力加在这些来客身上，有些地方甚至要把他们当神来拜。中国人虽不是他们所占的亚洲那一片的土著，对西方外国人却也一向表露出相似的心思，程度或许轻些。这奇特的念头从何而来，不必深究；它是存在的，而且对他们的看法与行径起了显著的作用。他们自己极其迷信，便认定美国人与欧洲人拥有某种力量，能驾驭——或者与之同类——那些他们相信四面八方都围着自己、而他们既怕又恨的神秘之力。这样模糊的疑心与可笑的念头自然不能指望被归结成什么确切的说法或明确的信条；它们只凝聚到这一步：可以被认作对中国人一概怀有敌意。事实上，中国的鬼神之学里似乎没有一个友善的神灵或力量：没有一个被认为会施惠于人，个个都是要去安抚、去平息、去禳解的，没有一个是要去求、去盼的。于是，西方来的外国人若是野兽，便是一头邪门的野兽；他若是夷狄，他的精力与能耐便超出寻常人的限度，而且一概朝着害人的方向去。他是黑法术、魔术、催眠以及各色妖术中一切恶力的大行家。

这种不恭维外国人的精力与法力的说法在中国流传之广，有一个奇特的凭证，即所谓义和团的首领们的一项自诩。他们自称窃得了外国人的秘法，能给入他们组织的人赋予比西方人所有者更高的超自然之力，使身受者刀枪不入。他们于是提议：用外国人自己那些想象中的法宝，把他们灭掉或赶出中国。他们还当众表演这些法术所给的护身之效；凭着某种首领们必定心知肚明的把戏，表演看去竟是成功的。百姓被彻底哄住了，凭空生出胆气与自信。义和团的从众，大概有一半是凭这些保证招来的。

外国人有超自然之力这个念头，未必起于早年游历入华的基督教僧侣修士的行径，却很可能被他们的自诩与作为所加强。他们随身带着圣徒与殉道者的骨殖，自称有行神迹之能。他们的愚昧与迷信，比起他们想要从迷信引向宗教的中国人来也差不了多少；凡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他们都归之于邪恶之力，并以符咒、圣物与十字架去遏阻他们所认定的地狱之力的进一步侵逼。他们诧异于庙宇之多之富，又苦于偶像对百姓心灵的权柄；然而他们所诉诸的不是更好的学问，而恰恰是造出这些庙宇、给了偶像以权威的那同一路迷信之念。他们于是在土著心里立下了这样一个观念：从异教的神龛与神明所出的力量，同构成一位外国神祇属性的那些力量之间，存在着某种角力。

许多言语与举动的性质，直截了当地滋养着这个观念。佛门扩充了自家的行头，添了一位观音来同圣母玛利亚相抗，还添了一座极其可怖而有效的地狱。那些僧侣修士则增添了圣徒与圣像的数目，并把他们法力的范围拓宽。然而他们并没有带去真正的教育，真正的启蒙也甚少。这就使他们纵有什么有价值的作为，也不可能持久。而且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别的看得见的早期传教成果留在中国，这个关于一切外国人都附着神秘之力的荒唐念头，才成了他们那份热忱、克己以及虽然愚昧却不失英勇的劳作所结的唯一幸存之果。

以上所述，可称为中国流传的关于西方人的最初观念。它们同恭维恰恰相反；而更不幸的是，抱着这些观念的是一个人数浩大、而且照当日的情形看在教化与文雅上居于高位的民族。

中国的闭关之策，是这些观念必然而势所难免的结果。它绝不是一道专断无理的命令。有大量证据——本书别处也举了一些——显示中国人天生对各种形式的学问都乐于接纳，曾遣使出洋去求学问，也欢迎新的道理与新的做法连同讲说它们的人与传布它们的人；中国曾向立说者、僧侣、行旅之人、商人以及别的一切体面的游历者自由敞开。那时的中国在一切较为安静的进步形式上不是落后者，而是领路人。她当日也试验、也否弃行不通的盘算，正如我们今日所为。七百年前，中国政府试行过一种不能兑现的纸币，那时就懂得了——而某些自以为明智的西方人至今还在争辩——这种纸币会把国中一切金银都赶出去。

帝国的门户对两侧的邻邦从未关闭。自中国有史以来，她同亚洲一切国家、种族与部族之间的友好与通商往来始终存在，只有战事所造成的暂时中断。被关在门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西方的外国人。而中国走这条路，换了别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也会这么做。她以自己所见的少数，去论断她从未见过的多数；她因少数几个喧嚣劫掠地闯到她海岸上的不良之辈而责备全体西方国家。这些人的模样、举止、服式、行径——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坐实了中国人的虚荣、傲慢以及别的一切关于自己的荒唐而自大的念头，也激起了对这些在本地人眼中像是从地极零零落落漂来的怪物的鄙薄、畏惧与憎恨。中国的闭关便由此而来。

有了这样的底子，今日中国人对西方外国人的看法这座上层建筑，便没有多少可指望的了。即便往还的条件极其有利，即便彼此尽可能地调和容让，也要过上几代人，那些旧日的误解才能除去，鄙薄与畏惧才能让位于敬重与亲善。中国人是不轻易抛弃成见的；要把那堵旧墙推倒、要生出任何可取的关系来，非得施展许多机变、许多耐性，以及明白可见的慷慨襟怀不可。

极其不幸的是，这些条件一样也没有做到。中国人在过去六十年里对外国人确实学到了很多，然而这在他们是一门不情愿的功课——单这一层，就足以大大妨碍任何良好的结果。他们痛切地领教了西方各国政府那股进逼之力与执拗之志，以及他们遂行己意的能耐。他们眼前摆过许多西方文明的活样板，有些是最高最好的一路，有些则是最低下、最可憎、最卑污的一路。他们发现了——或者自以为发现了，这也一样——西方人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挂虑与对他们的种种行径背后的动机与用意。而他们至少认了一条必须借用的西方观念：沿着自卫的路数去开发帝国的资源。

须时时记住：这一切——人、举止、学说与事物——中国人都是用他们自己的眼睛去看的，他们也从自己的立场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常常弄错，不断被误导，在许多事上长期蒙昧，这是不必说的。他们猜疑最忠实的朋友，拒绝无私的忠告，转眼又掉进某个自私的圈套；该充耳不闻时偏偏去听，沉默才是智慧时偏偏开口。本书的宗旨既不在责备他们，也不在替他们辩护，而只在于——就一个外国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忠实地描摹他们的观念与情绪，以及西方各样的交往与往来加在他们身上的效验。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效验总的说来是把中国人原有的仇外之情弄得更硬、更烈，并且给了它一个更宽更实的根基。他们从前所推想的，如今自称是知道的了。这不幸的结果，其缘由并不难找：有些已在本书别的章里细说，另一些则须在此一提。

可以说，整个西方的气息对中国人是极其可厌的。他们从来不懂、也从来不承认政府设立的主旨是扶持通商与挣钱。照他们的眼光，那是小人物的小买卖，皇帝、国王与总统都不该插手。中国被迫接受对她自行管束对外贸易这项天赋之权的限制，因而也接受了对由此所得岁入的干涉；而那不断施压要求撤销限制、增辟通商之便的做法，尤其令她恼火。她在这一切里只看得见十足的自私，看得见一股决心：要把于外国人有利的盘算强加于她，全不顾这对帝国有何害处。她相信：外国人关于开发中国说了许多话、出了许多大方的主意，其实只想沿着某几条特定的路数去开发，好把她更无望地置于他们掌握之中，并使她于他们更有利可图。她相信西方各国政府把中国看作一头有点倔强却胆小的母牛，只要挤奶还划算，便逼她站着由人挤；挤到后来，说不定便宰了、剖了当牛肉。中国人在一切同他们的官员所作的讨论中、在一切论及这个帝国而见于印本的文字中，几乎找不出什么心胸开阔而无私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东西。「撇开一切别的利害不论，怎样于中国最好」——这个问题难得有人考虑。他们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中国该怎么处置？」这句话人人挂在嘴上，而肯慷慨到希望中国自己掌握自己、自己解开自己的难题、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人，却寥寥无几。

中国人至今还不惯于今日的世界。他们体会不到这是一个买卖竞逐相争的时代，而这竞逐之烈之专，已使那些大政府连同他们的陆海军，实质上沦为推进通商、积聚银钱的庞大而繁复的机器。他们不懂那套道理或原则：把广大的疆土夺去，剥夺其居民照自己的意思自治——纵使治得很糟——之权，只为给任何强大到足以夺取并据有它们的政府开辟一条新的「通商孔道」、一座新的金矿。可是中国人是很守旧的。

不幸的是，中国人关于西方各国政府与西方人对他们国家所抱的兴趣其性质自私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在欧美，凡能读能听的人都知道，由四大强国瓜分中国的问题近年来已被普遍议论。中国人还不至于蠢钝无知到不晓得这件事。要指望他们在这个盘算里看出国族贪欲以外的别的用意，是不可能的。而他们既是人，这样的议论在他们心里所激起的感受，同在任何别的国家所激起的一样。当一位又一位中国总督被人力劝整顿并加强中国军队，理由是照眼下的样子它不足以给外国贸易提供足够的护卫；而同一口气又警告他提防俄国——他不用人引见也知道，给他出主意的是个英国人，而且把这番进言底下的动机看得再清楚不过。反过来，当有人告诉他要提防英国，说法国与俄国才是中国唯一的真朋友，他便静静一笑，自己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人断定欧洲列强只想沿着有利于他们自私目的、能增加他们商人利润的路数去开发这个帝国，这个断语并不错。此事一再被证实。笔者有一回在日本的火车上与四位驻东京的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同车。闲谈之中笔者说，中日两国若走某某一条路，最有助于把两国发展成大国。于是欧洲一个首要强国的代表答道：「可是，先生，容中国或日本长成一等强国，并非敝国政府的方针。」其余几位外交官都表示赞同。

日本那些精明的政治家多年前就看出欧洲这条纯属自私的方针是存在的。她反对肢解中国，多半就基于此：她不愿再添这样的近邻。早在一八八一年，她一位极卓著的官员在私下的谈话中就力主美、日、中三国结盟，以保朝鲜的自主，并阻止欧洲对亚洲领土的进一步侵夺。一八九六年年初，中国皇帝派他卓著的使臣李鸿章出使各国，身负两项使命：一是代表他的皇上出席俄国沙皇在莫斯科的加冕礼，二是为中日之战期间俄、德、法、英、美各国政府新近的善意斡旋致谢。这位显赫的中国人所到之处都受到极隆重的礼遇：商会与贸易局设宴款待、张灯结彩、百般亲近；市长与市参事把城镇的荣誉市民之衔授予他；银钱花得像流水，各样的殷勤如雨点般洒在他身上。然而不久便起了一阵怨声，越长越大，比那「喧腾的大海」还响、还怒。它起于德国，卷过法国与比利时，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各处回响，最后在八月某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得着了明白的声音：「李鸿章大人昨日自南安普敦启程赴纽约，未在欧洲议成一笔借款，亦未订立任何合同。」

紧随上述那股令人不快之气而来的，是一种恩主与主人的派头，这极其冒犯中国人。没有哪一个民族比这些东方人更极力主张自己的国土只归自己所有、只由自己掌管，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他们更绝对地相信自己有此权利。他们自己也颇多虚荣与恩主之态，因此对别人身上的这两样格外敏于察觉、也格外迅于动怒。这通常只是一种捉摸不着、说不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它指不出具体的举动，因而也无法用确切的话去反对，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更叫人光火。不过有时候它也表露为对官员的无礼，表露为对小民的成见、感受与权利的高傲漠视，表露为对本地仆役的实实在在的粗暴。中国人若挡了道就踢他一脚，若无礼就把他打倒，遇上笨的或不听话的仆役就抄起棍子——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些实际上被视为住在天朝的外国人的权利、特权与自由之一。这样的暴横，难得甚至从来得不到什么了结；而它们使百姓对一切外国之物心怀芥蒂的程度，被大大低估了。做出这般丑行的人只能经由他们本国的官员去办；即便受了惩处，这事也多半无人知晓——这就更加深了愤懑与怨恨。

驻京某使馆的一位官员拒绝为中国一场惨烈饥荒的赈济捐款，理由是那笔钱是拿去替这个帝国解除一群人形害虫的。另一位听人恭喜他的仆役从高处摔下来只折了条腿、并无更重的伤时，却不以为然，说但愿那仆役摔断了脖子。人家请他解释，他说：「他若摔死了，一口松木棺材不过三元；如今可要为请医生花二十五元了。」

不可以为这些不近人情的念头代表了在华外国人对本地人的多数心思；然而它们也实在太常见了。而且在中国同在别处一样，个别人的暴横言行会使这一整等人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名声受损。这里不妨举一桩因虐待他人而受到应得惩处的事，既可证明在这类案子里中国人有时也讨得着公道，也可显出本地那股买卖之气有时会化出多么好笑的花样。上海有个中国仆役，比他同辈中的多数人更懂得保护自己的门路，他告发主人打他踢他，把主人告到了官。此案在领事面前审理，事实证实，主人被罚二十五元，这笔钱付给了仆役，作为医治他伤痕的药膏。于是转眼之间，一场无礼、懒惰、怠职与一无是处的瘟疫席卷了上海全体中国仆役：他们对男女主人出言不逊、辱骂顶撞；他们粗心、邋遢，把经手的东西统统弄坏。责备无论轻重都不起作用，他们倒像是巴不得挨骂、故意招骂，一心要把雇主激到动手。动手的事果然常有，于是立刻有人来告，有人被捕，罚银二十五元归仆役所得。外国法庭上这类案子飞快地多了起来。然而等到有一位更懂中国人性情的官吏下令把罚款缴入公堂、而不是交给那位挨了揍的仆人之后，这整桩买卖立刻就收了。原来它是这样兴起的：仆役一等的中国人发现，要挣二十五元，再没有比挨一顿踢更快、更省力的法子了；于是他便去求这种活动连同它的银钱收益。

中国人抱怨说，这股主人派头不断表现为无理的要求与唐突的指摘，表现为对凡显出要护住本国利益之意的中国官员的斥骂；他们说，这实际上等于不承认中国是中国人的。他们反对——也许不很讲理——把据说是某个宗教团体全体一致通过的那两句有名的宣言用到他们的帝国上头：「议决：义人必承受地土。议决：我们就是义人。」

近来欧洲四大强国把中国划分为「势力范围」，为这番抗议与抱怨作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注脚，也算是替它张了目。关于「门户开放」的辩论与文书往还，也不妨放在同一处去看。若还想再明白些中国人这股情绪的根由，读者不妨去看看在华的以及西方各国的外国报刊上的言论。有一位卓著的总督被人极刻毒地攻击，被骂作卖国贼以及别的难听的名目，其中格外因为一句话：人家说他说过「我当用洋人，勿为洋人所用」。然而这一模一样的话若出自欧美任何一位大员之口，必定被人拾起来写在旗帜上，到处引为爱国治国之言的最高表述。

外国法庭在中国断案失出、重罪轻判、以及靠某条法律上的细枝末节逃脱应得之罚，这些事使中国百姓怨毒甚深，那是不必说的。他们也许没有多少法度，却有严厉而立决的主持公道——或者说报复，随人怎么叫——的法子，而且只要他们认为可行，从不迟疑就去用。中国确曾因百姓认定外国司法官员全然不顾他们的财产与性命之权，而酿成乱民与暴动。

有个美国人在中国某城被捕，罪名是拐走一名佛门尼姑——还是个小姑娘——以行不正之事。照中国律法，此罪当死。可是在华外国人只能由本国官员按本国律法审问，于是他被带到美国领事面前，定了罪，判了徒刑。他上诉到高一级的法庭；在押赴监所候判之际，他从看管他的差官身边静静地走开了，从此不见踪影。

有个美国人是一条纵帆船的船主；在一条宽阔的水道上、在一个晴朗的夏日，他只为不肯拨一下舵，就冷冷地把一条中国帆船撞沉，淹死三人。他的船被美国领事当局扣下候审。可是他把法庭的差官塞进一条小艇，扬帆出港，从此再没有被绳之以法。

一八八三年春，有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个是英国人——在赌了一夜、喝了一夜之后回广州的住处。那时天刚亮，他们所走的那条街上有许多中国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或坐或倚在炒茶作坊的门口，等着开工的时辰。他们既没有挡路，也没有给人任何可恼的由头。这两人都有几分醉意，那英国人显然是为了取乐，便一路走一路用手里的棍子敲着这些本地人、一个一个数过去。中国人倒也不以为忤，笑着躲闪他那些不痛不痒的敲打。然而这场玩笑激起了这人血里的虎性：他走到近旁自家门口时，喝令仆人给他一支上了膛的左轮，转过身来，把整支枪的子弹都倾泻进这些无辜的中国人身上。当场打死两人，第三人受了致命之伤，另有几人伤势轻重不等。

直到中国官府对迟延一事提出愤慨的抗议，这人才被英国领事逮捕。随后他被押往香港受审，定了罪，判处徒刑五年。对这一显然的司法失出，中国方面提出了极其强硬的异议，却无人理会。广州的激愤升到沸点，百姓集会公开斥责英国当局的行径。局面正紧张之际，一艘停泊在广州码头的英国轮船上的水手长，把一个中国小贩从船面上冒失地推落水中，淹死了。这个犯下这桩轻率之举的人没有被捕；后来广州总督要求审办他，英国当局却拒绝在此案上采取任何行动。

第二桩事立刻把中国百姓激得沸腾起来。众人聚为团伙，动手毁坏英租界内的财产。私人住宅未遭骚扰，对人也没有任何凌辱与伤害；然而官府弹压下来之前，货栈已被撬开，价值数十万元的货物被毁。这场攻击只针对英国人的产业，不过美、德、法三国商人也受了损失，只是程度较轻。

这桩糟糕的事下一步便移交给驻京的外交官员，并且开出外国商人被暴民毁去的财产的赔偿单。其间朝廷已经提起司法失出的问题，拟就了一份极见才力、理据不可辩驳的陈述，坚持要复审那件杀人案，并要审办那名鲁莽的水手长。对这项要求，所得的唯一答复是一句声明：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干预其法庭神圣的职权。中国官府表示：除英国人所持者外，一切索赔即刻足额照付；至于英国人的索赔，则在人命不可侵犯这个更大的问题得着英国体面的对待之前，拒绝支付。经过几个月冗长的争论，中国政府在一个友邦使馆的斡旋之下，被说动同意暂且撂下司法失出的问题，并接受把一切索赔——包括英商的——交付仲裁。然而英国公使断然拒绝这样的安排：中国必须把一切问题统统撂开，他所代表的一切索赔必须照付，不得仲裁，不得核减。这个专断的结论最终还是被接受了。英国当局对那个杀人者此后所采取的唯一举措，是把他移往别的监所，因为人们怕香港的瘴气于他的身体有碍。

这样的事对中国人脾气所起的作用，不需要任何话去解说或开脱。这类事并不常有，更谈不上普遍；然而它们在帝国各处口耳相传，帮着把民意定成了反对外国人。

无可否认的是，天主教神甫屡屡在本国教民与地方官府之间插手，在中国激起了许多恶感。帝国西南边远各省尤其如此。那里教民众多，而官员于外国人所知甚少，行使职权、履行职守时胆怯得没有必要；一听说要向驻京使馆申诉或告状，便容易被吓住。那里的神甫——至少在某些情形下——竟出面主张教会的世俗之权，企图在其职分的属灵之权上再添政治上的管辖之权。其结果便是刻毒的恶感与不断的争斗。四川一省每年所谓「教案」的数目，比帝国其余十七省加在一起还多。

神甫们还被指为擅自用官服与官衔，并惯常违犯帝国若干服制之律；而这些律法对一切中国人都是严加执行的，违者重惩。这些指控至少在某些情形下也是有根据的。有人见过该教会的一位主教巡行其教区，坐的是明黄色的轿子，八人抬着，随从众多，个个穿着官服。明黄之色是皇帝专用的，任何中国人若大胆用它，立刻便要杀头。较大的轿子只限于某一品级及其以上的文武官员使用，而非到总督之尊不得用八人抬。另有一位主教在其教区内纵横交错的河渠之间往来时，竟僭用最高一等的使节——即外交代表——的仪制、随从与旗帜。

本章以及本书别章所述的那些作用于中国人心的力量，其产物便是一种积久的、深入骨髓的、举国皆然的憎恨：凡带有西方来历的东西，无论何物，一概恨之。

九鸦片

近代中国的历史，严格说来只能从公元一八四二年算起。那年八月，中国同近世世界任何国家所订的第一个建立关系的条约——同英国的修好通商条约——在南京签订。这约不是心甘情愿签的，是在刺刀尖下签的。照其条款，中国被罚银二千三百万元，香港岛成了英国的领土。赔款中的一千二百万是用来偿付战费的；另三百万代表某些中国人欠英商的债；还有六百万，是为一八三九年五月中国官府在广州查缴并销毁的鸦片所收的赔偿。约中还规定，中国南方水域的五个口岸应向英国通商开放，其中四个早已被英军占据。

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彼此关系的性质多半取决于相识之初的情形。可以稳妥地说：把一个人打倒在地，决不是赢得他敬重的最可靠之途；踹开他的大门，也保不住能得着一张晚餐的请帖。同中国建立对外关系竟非用武力不可，这是极其不幸的事。而中国人直到天荒地老都会认定动武的真正动机是什么——这就使得指望他们在往还与交涉中表露出什么热诚，实际上成了不可能。而事实也大体上使他们这样想有充分的理由。

在中国走动而不吸进鸦片的烟气，是件难事；而要研究她的百姓、研究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与观念，哪怕只迈出第一步，也不可能不同这味药本身打上照面。今日中国对进步的态度，以及从宫殿到土屋、支配着百姓一生、左右着百姓行止的那些关于一切外国人与外国事物的见解与情绪——若不把鸦片和进颜料里去，便画不出一幅真切的图画来。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吸它；然而它在扭曲全体国人的眼光、蒙蔽他们的判断、毒化他们的心思上，起了极大而致命的作用。这味药在中国话里的名字本身就证明它不是本土所产，而是外来之物：它的正名叫「鸦片」，显然是想把那个外国字的音念出来。不过人们通常叫它「洋毒」「洋药」「洋土」「洋鬼子土」「洋鬼子药」。而一切外国人，不问国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名声都被它弄得无可救药地污了、脏了。

据说关于这罂粟之产的最初知识是自西亚、大概是自波斯传入中国的。自古以来，严峻的律法在帝国各处禁止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而这些律法的执行之严，比之世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法令都不逊色。差役无须特别的文书，便可径入疑有此瘾之人的家中，搜查其屋宇、其身，甚至「闻其口气」。吸食此物的刑罚极重。也没有理由认为直到一七七五年，中国人中间染上此瘾的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比例。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独占鸦片贸易，一七七三年试着向中国运了一小批。这桩投机想必获利不薄，因为七年之后，便有两条小船停泊在离广州不远的中国海面上作趸船，以便利这桩买卖。这时候每年的进口总数不过一千箱。一七八一年，东印度公司派了一条船直放广州，载着一千六百箱，却卖不出好价钱，又运出境去了。一七九三年，广州的中国官府对上述趸船提出了严重的交涉。船上的鸦片随即被装到一条船上，驶到广州下游的河口，在那里停了一年多。船并未受扰，货却出不了手。最后它出了海，把鸦片转到另一条船上，那条船又径直把它运回广州，冒充药材卖掉了。大约就在这时候，鸦片私运入华南之事被禀到北京当局，一八〇〇年便明令严禁进口，因为照皇帝的说法，它「耗中国百姓之时日，败中国百姓之家资」。然而冒充药材输入的做法仍旧不绝；一八〇九年，广州下游河口外国船只的受货人被责令具结，保证凡在该处卸货的船上并无鸦片。私运仍旧照行。一八二〇年，广东总督与海关监督出了一道命令：凡船上载有鸦片者不得进港，并令引水与受货人对任何违令之事亲身负责。

尽管有上谕，有禁章，有大员的种种努力，这桩私贩的买卖仍旧兴旺，鸦片的非法进口增长到了骇人的地步。这桩买卖的利润大得惊人，可以拿出大笔银子去行贿；而小吏的贪心又给规避法令开了方便之门。勒索的规费明定了价目，按每卸一箱鸦片若干之数付给地方胥吏。本地的快船装备精良、人手众多，从外国船上接下这味药运上岸；广州下游的海岸形势又使查获几乎不可能。这些船的船员一旦被攻，便拼死抵抗，因为被擒便要立时斩首。这桩买卖长到这般规模，以致又在澳门与广州下游河口之间设了一批趸船，专司鸦片的收受与分发；台风季节里还换到别处下锚，以策安全。

这买卖又沿中国海岸向广州以北蔓延。一八三一年，小船「詹姆西纳号」北上远至福州，卖出了三十三万元的鸦片。外国的小快船沿中国整条海岸巡游，甚至远至满洲，兜售鸦片。有几回因本地官员不受贿而折了本，不过总的说来，这买卖获利极厚。快速的鸦片纵帆船渐渐开出了定期的航线，某些地点还设了趸船，以便源源不断地供应那急速增长的需求。这些船没有一条是中国的；而在条约让与之前，它们没有任何进入中国口岸的权利。地方官府胆怯，不敢动武，起初只满足于发些空文的告示与劝谕；后来见这些全不济事，自己也被贿赂腐蚀了，对这桩自己无力剪除的违禁而致命的买卖睁一眼闭一眼。

在这全部时间里，也就是自一七七三年至一八三九年，六十六年之久，英国政府对这桩罪恶的买卖据知不曾说过一句话。它实际上已经继承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份丰厚的遗产，虽然正式接管直接统辖是后来的事。随着这份遗产，它也取得了印度鸦片出产的专利。它不可能不知道鸦片的输入违犯中国的律法，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朝廷正在竭力剪除它，而且那努力之决绝，以致凡本国人被捉着经营此业者一律处死。它不可能不知道那一大队快速的鸦片走私船，除了极少数之外，悬的都是——也都玷污了——英国的旗。它口口声声说切望同中华帝国建立友好通商的关系，却一个字也没有说。直到皇帝显出不惜一切要断绝这桩买卖的决心，直到他为此特派往广州的臣子以雷霆手段证明自己有胆量、有决心去遂主上之意，英国才开了口。

大祸在一八三九年爆发。

一八三七与一八三八两年间，沿中国海岸各处官府与走私者之间的角力愈演愈烈。官府一面见着凭据，知道这桩非法买卖已在北京引起了严重的注意，一面又接到更严厉的谕令，于是或者把气力加倍，或者把包庇的价钱加倍。走私者则因鸦片需求增加、因这桩买卖利润巨大而同样受了激励。外国的贩子很少同官府直接冲突：他们拿本地人作爪牙，危险的大头由后者担着，利润的大头却不归后者。

英国政府对这桩买卖有利害在内，而且这利害朝哪个方向去，可从驻广州英国商务总监义律同统率印度洋面英国舰队的卡佩尔少将之间的往来文书里看出来。一八三七年，义律致函这位提督，请他派一艘兵船来华，巡视鸦片趸船下锚、买卖进行的各处，「因为此举最足以促使省中官府回到向来通行的包庇之法，或者促使朝廷（北京）从速施行弛禁之策」。英国的炮舰「罗利号」便依此请派来中国，在那里停了许多月；它为这桩英国买卖所效的诸般劳绩之中，有一桩是使鸦片双桅船「仙女号」上被捕并被扣在福州的外国船员获释。不过女王陛下政府显然认为这桩买卖分量甚重，非有一艘以上的兵船在场不可，因为同一年，卡佩尔少将接到女王大臣的训令，命他亲自前往中国。

到一八三八年年底，这买卖长到了这般规模：悬着英美两国旗号、在广州与海口之间的江面上巡游的小船有五十多条，其中几乎全在私运鸦片！这些船人多械利，中国的缉私船不敢上前，于是这桩买卖公然进行，连遮掩与隐秘的样子也不做了。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到任视事。道光皇帝因他素以魄力与决断著称，特选他往广州去彻底根除鸦片贸易，并授予中国臣子从未有过的、最无保留的权柄。据说林则徐离京之前皇帝同他议事时，曾潸然泪下，叹道：「此等大患不除，朕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

这位钦差大臣执行使命也同样迅速而决断。到任八日，他便发下命令：凡中外商人，须于三日之内把广州港内的每一分鸦片尽数缴给他，并具结保证此后不再运来。不从此命者以死论，而中国行商须对外国人是否遵从亲身负责。其时广州港内有二十二条船，载货之中有鸦片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以每箱平均一百二十五磅计，合二百五十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磅，按当时市价估值约九百万元。在被英国王室于印度卖给往中国海岸去的走私者之前，这批货已经向它缴过将近同样数目的税。

此命发出之后那场短促而尖刻的文书往还，不必细述。不得不承认，林则徐的措辞有许多是傲慢而带侮辱之意的。他从前不曾同外国人打过交道，不明白义律的官方身份，只当他是一群商人雇来的头目——而商人在社会等次里是最低的一等。另一方面，他也曾以四条很好的理由劝外国人遵命：因为他们是人，是有道理可讲的；因为中国律法禁吸鸦片，违者重罚；因为他们该怜悯那些因吸食此物而受害的人；又因为他们眼下的窘境，唯有遵命才能解脱。须说明一句：林钦差已在一切与此买卖有涉的船只与住处四围布下警戒，并禁止中国人供给他们饮食。可见无论他手段如何，林则徐在所索之事上总的说来是有分寸的。照当日的情形，他即便把所有船只连同全部货物一并查扣入官，把一切经营这桩违禁买卖的人——本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统统治罪，也全然站得住。

外国商人先想收买这位钦差大臣，众人为此凑了一千零三十七箱作「捐献」。此计不成，全部鸦片终于缴了出来，而大多数外国商人还立了字据，保证「不贩鸦片，亦不图运鸦片入中华帝国」。然而他们中间许多人背了誓，不久又重操此业。鸦片一到林钦差手里，他便下令把全部倾进为此掘好的土坑，和以石灰与卤水，再由水沟放入海中。这番处置被看得极紧，不许有一星半点被人取走；有个中国人企图藏匿携走少许，当场被斩。

林钦差奉他主上之命负两桩差使：不惜一切剪除鸦片贸易，并恢复那实际上已被毁掉的正当通商。这两桩他都失败了。尽管商人们立了字据，鸦片的贩卖仍旧重新开张，甚至在缴上来的那一大批被销毁之前就开张了；而一旦人们知道这么大一批当真被毁掉了，这买卖便飞快地兴旺起来。一面是中国官民，一面是被疑为或已知在做这桩违禁买卖的人，双方的冲突日多，性质也日益严重，弄得一切诚实的通商都不可能了。与此同时，林钦差在广州的种种举动、尤其是他查缴并销毁鸦片之事，传到了伦敦；英国的狮子终于开了口。它开口不是为着剪除一桩在道德上、政治上都无可辩解的买卖，而是为着索取「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新近对我方某些官员与臣民的损害举动的满足与赔偿」。议院就此事辩论之际，约翰·霍布豪斯爵士说：英国政府之所以不曾采取任何举动去制止鸦片贸易，是因为它有利可图。墨尔本勋爵说：「我们拥有广大的领土，格外宜于种植鸦片；他虽愿政府不这样直接与这桩买卖相干，却不准备保证放弃它。」而埃伦伯勒勋爵说得更加直白：他说到当时每年凭这桩违禁买卖「从外国人身上」所得的七百五十万元岁入；倘若放弃鸦片专利、废止罂粟的种植，这笔钱便得另寻来路。

奉命为林钦差的举动索取赔偿的英国军队，于一八四一年六月抵达广州近处，宣布封锁该口。此后一年之中，小规模的交锋与议商交错不绝，而且遍及中国整条海岸。一八四二年一月，英中两国所派的专使议成一项协定：中国赔款六百万元，并把香港岛与港湾割与英国王室。

这一了结随即被两国君主一齐推翻：中国皇帝推翻它，是因为他想不通为什么要为剪除一桩违禁买卖的举动去赔款；英国女王推翻它，是因为觉得干涉她的专利所得的赔偿不够。于是鸦片战争打了下去，直到次年八月，以攻陷南京、议成本章开头所说的那个条约而告终。

有件事很古怪：这全部祸端的真正起因——鸦片——在条约里竟一字未提。英国专使璞鼎查未能取得这桩买卖的合法地位，又不肯代表本国政府担起任何剪除它的责任。中国专使甚至不肯讨论鸦片问题，直到人家向他们保证此事只是作为私下谈话的题目提出来的。随后，照英方关于这次会谈的一份官方报告所载，他们急切地问：「贵国何以不肯公道相待，禁止在贵国境内种植罂粟，从而实实在在地断绝这桩贻害人类的买卖呢？」璞鼎查爵士的回答是可以料到的。照同一份报告，他答道：这祸害的补救之法「全在你们自己。你们的百姓若有德，自会戒绝这一恶习；你们的官员若不受贿、若遵你们的号令，鸦片便一分也进不了你们的国土。至于阻止我国境内种植罂粟，主要也系于你们，因为印度所产几乎全部东运中国。」——一个当真有趣的回答，一番道德价值极高的劝告；而说这话的人，是一场耗去千万人命的战争的活跃的经手人，是一个所谓基督教国家的代表，而那个国家恰在这一天罚了中国二千一百万元、割去了宝贵的疆土——只因为某些不受贿的中国官员曾设法阻止鸦片进入中国，从而阻止印度种植罂粟！顺带可以一提：若干年之后，这位璞鼎查爵士还特意——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公开的方式」——声明道：「就道德上、抽象上而论，我所发现的对这桩买卖最大的、或许也可以说唯一的异议，在于它眼下是违禁的、为中国律法所不许……然而我一直在设法促成弛禁；此事一旦办成，我以为它最可议之处便全然消除了。」

别的英国人并不都这样目光昏聩、这样贪财。南京议约之后不久，许多英国商人与厂主联名上书皮尔爵士，力言只要鸦片私贩之事听其存在，同中国的通商便不可能建在稳妥而令人满意的基础上。他们主张鸦片会使吸食者衰弱贫困，因而无力购买别的货物。上书的人还指出，当时私运入华的鸦片其价值已超过茶丝出口的总额，以此证明这个帝国正在飞快地贫乏下去。这份上书在英国政府手里没有得到任何理会。本来也不该指望有什么理会，因为英国政府自己就是实实在在的鸦片贩子，利润太大了，容不得它去顾及小商人小厂主的利害。况且上书的人或许也不值得理会：他们的动机纯属自私，除非这桩买卖的后果触着他们自己的钱袋，否则他们对中华一国的贫乏与堕落毫不挂心。而自私的也不止他们。鸦片战争在英国引起的全部辩论中，几乎听不见一句话谈及这桩违禁买卖的道德，或这一恶习对其牺牲者的致命之害；整个题目都只从它对英国通商的影响这一个立场去论。有一家报纸甚至提议制造吗啡去引诱中国人，好让他们有一种更精致的鸦片，以合上等人的口味。

南京条约议成之后的那些年里，这桩非法的买卖向各方推进扩展。武装精良的鸦片纵帆船自香港至白河口，沿中国整条海岸往来奔驰，几乎同今日的邮轮一样准时。许多大城里公然有人吸食鸦片。旧日那些禁人买卖吸食、违者处死的律法依然有效，可是没有一个官员敢去执行。中国政府因为胆敢干涉这桩买卖、因为胆敢在自己的疆土之内对自己的百姓、以及对那些在其管辖之内触犯国法的外国人执行自己的律法，已经吃过痛切的屈辱与惩罚。它再也无能为力了。

诚然，璞鼎查爵士也出过告示，警告英国臣民：把鸦片运入中国口岸是违法的，凡做此事者英国当局概不保护。他还禁止英国船只北上过上海，违者拿办入官。然而英国兵船「塔利亚号」的霍普舰长拦下了几条北上过上海的鸦片纵帆船，他立刻就被撤去指挥之职，调往印度——照巴麦尊勋爵公文里的话说，到了那里，「他便不能以这种方式去干涉英国臣民的事业了」。这桩事，以及别的性质相似的事，证明了英国代表的命令与告示不过是些空话，人家既不要别人敬它，也不要别人遵它；它们唯一的用处是把这桩买卖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而中国洋面上的英国兵船，不是去剪除鸦片私运的，是去看着别让人家干涉它的。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一八六〇年；那年又一场对华战争结束，英国凭天津条约取得了她自始至终一意要得的东西——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中英两国政府之间虽因南京条约中有争议之点以及中国人的总体态度而龃龉甚多，可是第二次战争的直接起因同第一次一样，仍是鸦片贸易。广州的中国官府扣下了一条叫「亚罗号」的小船。这船为中国人所有、由中国人驾驶，却非法悬着英国旗，而且正在做那桩违禁的买卖。包令爵士提出索赔，中国人便以这些事实作答——而这些确被证实为事实。顺带说一句，这位爵士正是那首优美的圣诗《我以基督十架为荣》的作者。这位基督徒诗人兼英国代表所作的唯一答复，是摧毁广州下游的炮台并炮轰该城。第二次战争一八五七年起于广州，一八六〇年止于北京。如前所述，结束战争的和约条款中就包括鸦片贸易的弛禁。自从这个结果到手之后，英国虽对中国提出过许多严重而实在的不平，却再没有见着什么由头要用刀剑去纠正它们。

把鸦片贸易在银钱上的一面极简略地剖析一下，或许就能说明英国近四十年来对中国所显出的那份温和与安然。英国在取得鸦片合法进入中国口岸之权时，自己定了它应纳的进口税，定为每磅约四角；而同样的一磅鸦片在离开印度之前，已经向英国王室缴过三元五角有余的税，约为到岸口岸所能课之数的九倍。一箱鸦片平均一百二十五磅，付给种罂粟、制生烟的印度农人一百二十五元至一百三十元；付给英国政府约四百二十五元；付给中国的税课约五十元。再把数目放大来看：一八七八至七九年间，自印度输出的总数为九万一千二百箱，英国由此得银三千八百五十万元，而中国只被容许从中征得四百五十六万元。对一个只看一桩买卖钱数产出的政府来说，这样的分账自然足以叫它称心而安然了。

出产这许多鸦片，约需田一百七十万英亩。把这样一大片地由罂粟改种粮食，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或防止印度那些频仍的可怖饥荒——这是个该问慈善家而不是该问理财家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一八四二年有若干英国商人与厂主抗议鸦片买卖继续下去，理由是它会使中华一国贫乏，因而无力购买别的货物。一八七一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官方册报显示：自英国一方输入的货物总额中，有五分之三以上是鸦片。那一年输入的这味药价值近六千四百万元，而中国一切土货向世界各处出口的总额还不到一亿零五百万元。那一年约翰牛向中国开出的鸦片账单，几乎是中国售与英国以外任何国家的全部货物所应得之数的三倍；而且超过中国一切土产出口外洋所应得的总额的五分之三。中国运往外洋的茶与丝，有三分之二是用印度鸦片抵付的。若再把至今仍大量私运入境的这味药折算进去，便可看出：中国这两宗大宗出口所换回的，只有鸦片。英国在对待中国政府时大可以温和安然：她是用鸦片来同中国结全世界的账的。而任何别国的外国人若付一笔欠中国的债，那笔钱也不到天朝人手里，而是到伦敦去。

几乎所有英国著者论到鸦片问题时，都假定中国官府剪除这桩违禁买卖的努力并非出于真心。他们提出这一点，为的是替本国政府的行径辩护、并蒙蔽世人，这或许也是自然的。然而他们心里明白。这段历史的全部事实自会说话。林钦差是奉他主上道光皇帝的明确训令赴广州剪除鸦片贸易、重开正当通商的。诚然，一八三四年以及此后数年间，中国官员确曾干涉过广州多年来所行的正当外国贸易。「不过他们这样做是有缘由的。他们所抱怨的头一件事就是商人输入鸦片；多年来他们用尽一切力所能及的法子——停止一切外国贸易、要求禁绝这味药的买卖、严密的查缉之策——想把它的输入止住。四月三日，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应为二万零二百九十一箱）鸦片交给了官员，并由他们销毁——这足以证明他们剪除这桩买卖的努力是出于真心。」这里所引的权威是《大英百科全书》，总不能说它的同情是反英的。

替英国的行径辩解的人还提出过另一条论据；同它辩论，实在是太不把寻常读者的见识与常理放在眼里了。然而这里还得一提。那论据是说：吸鸦片于中国人无害；由于他们体质上的某种特别之处，它不但无害，而且是他们所必需的，「正如啤酒之于英国人」。璞鼎查爵士在这一点上的信，前面已经引过。另一位辩护者把这味药称作「有用的安神之物、无害的享受、宝贵的良药——只对滥用它的人例外」，而且还把中国人的「坚忍的俭省与不息的勤苦」归功于它！还有人说它对东方人「无害如牛乳」！

倘若单是想一想鸦片，就能把原本头脑清楚、思路合章的英国人的判断麻痹到这个地步、把他们的常理蒙蔽到这个地步、把他们的眼光扭曲到这个地步，那么实实在在、长年不断地吸食这味药，对中国人的作用又该是怎样呢——而他们抵御此瘾的体力或许还不及英国人！尽管有这一切狡辩与一大堆臆造的「事实」，实情仍旧是：任何人——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惯常吸食任何形式的鸦片，都构成一种恶习，其结果之无望、之致命，超过人间所知的任何别的恶习。就欧美人而言，这话有充足的证据；而中国人也不是这条通则的例外。关于他的种种特别之处，话说尽了之后，他终究是同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别的西方种族按同一个方子配成的。鸦片比酒精更致命，因为它把牺牲者攫住得更快、更紧。这一恶习的祸害，无论用什么话去形容都不算夸张。凡诚实地见过它加在中国人身上的效验的人，都说不出它不是一桩可怕的祸殃。把它硬塞给中国，是一桩反人类之罪。

有位中国著者说它比砒霜还毒十倍，因为服砒霜自尽的人立时便死，而鸦片的牺牲者却要受尽说不出的惨苦，一寸一寸地死去。他举了若干例子：有人为买这味药而典妻卖女。这样的事绝不罕见。笔者曾见一个体格壮健、看去结实的中国佣工，因为该吸那一口的时辰到了，便瘫作一堆倒在地上，浑身脱力，站都站不住；在烟瘾得到满足之前，他不再是个人，只是一堆皮包骨肉。绝大多数情形下，凡下决心戒断的人必死无疑：毒已把整个身子蚀烂，连抵挡最轻微的疾病的力气也没有了。笔者在中国住了多年，只知道四个人终于戒了这瘾，其中三个戒后不过几个月便死了；第四个活了下来，却终身羸弱。

一八六〇年中国政府虽终于被打得答应了鸦片进口，它对这桩买卖的刻骨反对却丝毫未减：它只是不敢再去执行自己的律法了。执行律法的努力起于三十多年前，其结果是丧失了千万条人命，是一再的、几乎不曾间断的屈辱，是向英国缴付巨额赔款；而近来更有大沽炮台与天津的陷落，有外国军队围困北京、夺占一座城门，有圆明园的劫掠与焚毁，有皇帝的出奔与在实际的流亡之中死去；而最后加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被迫答应那桩丑恶的鸦片买卖。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而本章所关心的只是这个立场——所有这些祸殃、悲苦与损失，都是它出于爱国的决心、想凭执行本国律法去保护自己的百姓免于贫乏、堕落与毁灭而招来的。同样从他们的立场看，中国官府是理应成功的；而他们所遇到的是最屈辱、最无望的失败。他们等于立誓袖手旁观，听任自己古老而有益的律法被践踏，听任自己的百姓被一只从印度来的黑蝙蝠吸干道德、男子气与银钱——而这只蝙蝠是英国为满足自己那无餍的贪心而放到他们身上来的。

中国不敢再抗拒了。剩下的只有恳求、央告与劝谏这点可怜的权利。她隔一阵便这样做一次，直到连中国人的执着也被拒绝、碰壁与轻蔑的沉默耗尽为止。她提出：只要鸦片贸易能够停止——或者立刻停止，或者按年逐次减少进口——她愿在帝国任何地方对任何形式的正当通商作出让与。这条路走不通，她便请求准许加征这味药的税。英国痛痛快快地收下了为这一点点恩惠而提出的让与，随即又拒绝准许加税。

一八七三年夏，笔者曾就美中之间若干悬而未决之事同文祥商谈；文祥其时是宰辅，也是帝国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公事谈毕，这位宰辅说：「如今让我们忘掉彼此代表两个不同的政府，只记得我们是朋友；我有两件为难的事，极想听听您的主意。」既已说定，文祥便把他求友人指教的两件事中的一件这样说了出来：关于鸦片贸易，以及吸食鸦片这一恶习在帝国各处骇人的蔓延，朝廷已经长久而忧心地讨论过——皇太后、母后皇太后、宗室会议、军机处以及帝国各处的总督都参与了这番讨论——议定要以当时尚未亲政的幼帝的名义，亲笔向英国女王陈情，把因鸦片输入而加于中华一国的祸害一一陈明，并以共同的人道之名恳求她同他议定办法，使这桩买卖或者立即、或者逐渐地终止。

这样一封信写成了。它陈说鸦片已经在中国造成的可怕伤害，以及它正以骇人的速度加剧。它指出这桩买卖是一切正当通商的仇敌；若听其继续，必将使正当通商断绝，因为中国人将既没有银钱、也没有货物去交换外国的产品。它表示：只要这桩中国多年来徒然抗争的祸殃得以除去，英国通商方面无论想要什么样的让与，在帝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给；凡有所求，无不预先答应。它又恳求女王陛下，既以女王之身、也以女子之身，垂听这番陈情，共商剪除这可怖的鸦片之祸的办法。信中措辞极其审慎，务求不伤英国的体面、不给英国任何冒犯。此信于一八六八年经英国驻京使馆递出，并请公使特为设法，务使它到达女王手中。

约过了半年而不见回音，军机处的一位大臣便顺口问驻京英国公使：皇上致女王的信可有回复。答曰没有。此后隔几个月便问一次，问了好几回，答语始终如一。于是有人以非正式的文书致女王陛下的代表，请他告知军机处：皇帝的信是否到了女王手中；若已到，何时可望得着回复。往返传递所需的时日过后，他们被告知：皇帝的信已到女王陛下手中——至于她的回复，则一字未提。又等了几个月，军机处正式照会英国公使，请问何时可蒙赐复皇上之书。这道照会很快得了回音，说并未接到任何回复，又冷冷地添了一句：也不必指望有什么回复。文祥所要请教笔者的，就是面对这些事实该当如何是好。

这番谈话之后许多个月，而且在参与这番谈话的这位中国宰辅去世之后，笔者偶然读到伦敦《国际评论》上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卓著的英国讼师兼御用大律师，题为《英国、印度、中国与鸦片问题》。文中提到同治皇帝向维多利亚女王的这番陈情，并说：「英国之永恒的羞耻与耻辱在于：这番陈情从未得着任何回复。个中缘由是明摆着的——根本无从回复。」

一八七五年一月，中国政府拟就并递交当时驻京的各国政府一份冗长而详尽的关于鸦片贸易的控诉，请一切友邦采取举措把它终止。英国政府以一串反控作答，而对鸦片则一无所许。

一八七七年夏，英国公使威妥玛同李鸿章大人在烟台进行了重要的交涉。一名英国领事官员在中缅边界上被杀，以及别的种种事情，使这番交涉成为必要。结果是：中国政府一面否认凶手是中国人，一面为此案作了赔偿，并且答应了若干条，其中包括再开沿海数口通英国之商；所求的回报只是准许把鸦片进口税自每磅四角加到约五角五分。女王陛下政府痛痛快快地收下了中国所作的种种让与，向每一个新口岸派了领事官员并在那里开了商埠，随后便翻悔烟台条约——或者不如说，翻悔其中准许中国把鸦片税每磅加一角五分的那一部分。

一八八〇年十一月，美国总统所派的一个使团在北京议成了美中两国之间的两个条约。第二个条约中有一条极严的条款，禁止美国公民参与在华的鸦片贸易：他们既不得买卖这味药，也不得以本国船只载运。这两个条约签订后过了两天，笔者同其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大人有一次非正式的会晤。这位总督表示深为欣慰，因为美国已从鸦片买卖的一切干系中抽身出来；随后他说：「我留心并经办中国的外务多年。我读过你们外国人所信的《圣经》，在里面看见了孔子所教的同一条金律。而美国这次禁止本国人在中国经营鸦片之举，是外国各国政府对待中国的全部行径之中，这条金律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施行。」

这位中国政治家下这样一个笼统的断语，并非毫无凭据。倘若中国皇帝与英国女王之间关于鸦片问题的全部文书，自始至终——照人们通常的称呼，是一位异教的皇帝同一位基督教的女王之间的文书——能交给一个诚实的局外人去看，而这人对两位的宗教名分一无所知，那么大有理由担心他会断定：多半是排字或校对出了差错，把「异教的」与「基督教的」这两个形容词弄颠倒了。

一切努力——无论用武力还是用劝谏——都不能遏止鸦片输入，中国政府彻底灰心丧气，索性撂开不管了。它同时也不再禁止国内种植罂粟。那些禁止以土地作此用途的古老律法并未废除，因为皇帝是一切律法的作者，而他同教皇一样被认为不会有错，所以他从不直接取消列祖列宗的任何举措。然而这些律法不再执行，国中大片土地渐渐开满了罂粟花。中国军机处的一位大臣坦率地承认：这条方针是经过通盘考量之后定下的。他们既不敢设法限制印度鸦片的输入，也不敢惩办吸食它的本国人；剩下的唯一办法便是以火攻火，用充足的土产去断绝对洋药的需求。他还冷冷地为这条路数举出两样好处：土药产在较凉的地方，为害不及印度所产；而且花在它上头的钱留在中国，不会流进外国人的口袋。

鸦片贸易对中国各方面的开发与进步势必造成什么结果，不需要长篇大论便可明白。它在钱袋上、筋骨上、头脑上把这个帝国都弄穷了，因此成了三重的阻障。把鸦片强塞给中国，是比非洲奴隶买卖更大的反人类之罪。而英国自己正是外国同中国通商的增长、以及中国巨大的天然富源的开发的最严重的仇敌。她是各国同这个帝国之间诚实贸易的仇敌，因为对外通商主要须倚赖国内的富庶。至于一个国家的百姓年复一年地被鸦片弄得更无望地麻木、更昏聩、更贫乏，那么同它通商还能指望增长多少——这个问题自己就回答了自己。那些因鸦片而连最粗劣的土布破衣也买不起、遮不住身子的人，不过是一副副可怜的骨头架子，哪里还能指望他们对外国的棉布呢绒有什么日增的需求。对一个唯一的便利之物是一盏烟灯、唯一能想到的享受是一杆烟枪的人来说，西方文明的便利与奢华毫无吸引力。

有一件事格外合宜：英国自己正是她这条恶劣方针最大的受害者。她是欧洲唯一向中国人售出数量可观的货物的国家。俄国不是出口之国；德国成为出口之国也只是近年的事。法国的丝绸自然在中国——一切丝业的母国——找不到销路；中国人幸而没有养成喝她的葡萄酒与白兰地的嗜好；而法国那千变万化的时新玩意儿，既不合他们的口味，也不合他们的钱袋。一八七一年，自整个欧洲大陆输入中国的货物总额不过三十万元；同一时期英国输入的货物，除鸦片外，超过六千三百万元。而她在过去六十年里凭鸦片从中国取走的几亿元，若同她若能剪除这味药的售卖、只做诚实的买卖时两国所能共得的利益相比，实在是个小数目。

鸦片贸易另一桩严重而普遍的后果，是对一切外国事物与外国人的刻骨憎恨。要找出这股遍及中国的仇外之情的缘由，全然用不着去诋毁传教士。虽然别的缘由也一同生成并维系着它，可是最大的单一缘由、最要紧的因子，是鸦片的来路、来历与后果。谁若指望有别样的结果，那他对人性的寻常运作真是瞎了眼。但凡明达而持平的读者，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中国人的位置上，把这味麻醉毒物在那个东方大国里的来龙去脉在心里过一遍，然后再断定：对于造出这样一场灾殃的人，随之而生的、势所必至的情绪该是什么。

世上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有着如此深的国族虚荣与自负。这是几百年养出来的，而且在他们心里也自有其道理：几百年来同他们接触过的唯一几个民族，无论哪一方面都远不如他们。照他们的眼光，他们被一个素不相识、因而必定低下的民族攻打、打败，而为的是靠把一味致命的毒物硬塞给他们而挣钱。那么，中华帝国的仇外之情还需要别的什么解释吗？

这股情绪涵盖一切国籍的外国人，因为百姓无从在他们之间作什么分辨。鸦片是外国的药，是外国人硬塞给他们的——这一句便把整个问题说尽了。这味药的每一个牺牲者——而他们到处都有——都是一幅活动的招贴、一条活动的论据，证明凡外国的东西都是祸害。至于那些做了这一恶习的奴隶的人，他的头脑已被印度这味药的烟气麻醉，一切道德的与男子气的品性都被它麻痹了；然而对那个把这致命的慰藉供给他、硬塞给他的外国人的憎恨，却被他自己那份堕落之感养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烈。

有一日午后，笔者在中国内地某城的街上听一位传教士向一大群本地人讲道，听了好一会儿。近旁人群的外缘站着一个中年中国人，显然是读书人，面相很有几分聪明，身子却只是一副会走的骨架。他手里那只小小的烟盒、他眼里的神气、他一根手指上的褐色污痕，都表明他是这味麻醉毒物的奴隶。他听了几分钟讲道，便转身走开，脸上带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憎恨的狞色，一边走一边啐道：「你们外国人倒来劝我们修德！先把你们的鸦片搬走，再来同我们说你们的耶稣罢。」

中国不被容许设立保护本国的关税，却有一种保护本国的情绪：对凡自西方世界来的东西——无论是人、是物、是观念——都怀着积久的敌意。它处处阻碍并损害着一切进步的路数。而这股情绪的主源与主粮，就在鸦片贸易里。

近世中国的长城，主要是用一箱一箱的鸦片砌成的。

十列强的侵逼

自同美欧人有了往来以来，中华一族最大也最执着的恐惧，是这个帝国被他们吞并。这件事在每一家茶馆、每一处公众聚集之所都被议论、被辩说。最可笑的传说、最荒唐的言语，在愚昧的人中间都有人现成地相信；他们的恐惧使任何与此相干的事都不显得离奇。较明达的人与官员一等，虽不信流传的某些神话，却仍旧相信这是西方各国政府虽然缓慢却怀有敌意的用心，并且把任何要求增辟通商之便、扩大往来的举动，都看作在一条通向中国毁灭的路上又迈了一步。本地人中间对传教事业的抵拒，这恐惧是其较大的缘由。无论一个外国人表面上操什么行业，实际上他都是个秘密的政治代办；而每一个传教士都是政府的密探，披着教士的袍子、顶着教士的名目。

同一切别的种族与国家的人一样，中国人认自己的国土是地面上最好的。他们同样自然地确信：一切外国人不论嘴上怎么说，心里其实也是这个看法。而从这一确信到另一确信，只有一步之遥——西方人存心要窃取中国。也唯有凭这一条，他们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外国人何以爱四处漂泊。中国人从来不为寻乐、好奇或长见识而出洋，那么外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自己的族人，凡在本国能免于饿死的，没有一个出洋去做买卖；那么西方人何以要跑这么远、何以对通商显得这样急切，除非他们在中国发现了一片远比自己国土更好更富的地方，而且决意要把它夺来据为己有？

中国人正是凭这样一套道理去解释外国人赖在他们国土上不走，这一点有一个奇特的佐证，见于一八三四年广东总督给皇帝的一份奏折，本书别处曾为另一件事引过它。总督说：「而内地之茶叶、生丝、大黄，实为该国（英国）民人赖以养生之源。」……「况该国商人皆冒险涉海数万里而来，所望者惟在买卖取利而已。」同时经中国行商转给英国专使的一道谕令里，总督又说：「至于该公司城外之夷馆，乃夷商来粤贸易暂住之所；准其在馆内饮食起居、买卖交易而已，不许出外游荡。」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鄙薄与畏惧，以及他们对外国人来天朝的动机与用意的解释，这么早就显露出来了。

如别处所指出的，早年到中国来的那些欧洲人的行径，足以给「他们意在占据这个国家」这一信念提供充分的根据。荷兰人于一六二二年以一支十七艘兵船的舰队向中国人自我引见，随即进攻澳门——西班牙人早已凭武力在那里立了足。这次进攻被击退，他们便占了同属中国疆土的澎湖列岛，在那里以残暴的手段逼当地居民替他们修筑炮台。此后他们又几次侵袭厦门、台湾岛以及沿海别的地方，然而最终或是撤走，或是被打走，并且放弃了在中国取得「通商立足之地」的图谋。

葡萄牙人则以同样的暴力，早在一五二五年便在宁波立了足。他们对本地人的不近人情的对待终于招来了迟来的报复：一五四五年他们被逐出该城，损失了八百条人命、三十五条外国船与两条本地船。他们也曾攻占并一度据有别的地方，后来又撤了，最后夺取澳门，至今仍据而不放。

中国人因澳门被夺、因该半岛被人以诈与力相结合的手段长久据有而必然生出的那份屈辱与愤懑姑且不论，葡萄牙政府还使澳门成了朝廷长年的烦恼与严重的麻烦之源。多年来它是那桩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的中心与供应之地。一八七四年这种形式的人口奴役终于被扫灭之后，它作为葡萄牙一项财源的价值便没有了。自从它的近邻广州与香港于一八四二年对外通商开放之后，它本就毫无买卖可做。葡萄牙与西班牙曾一再设法重开苦力贸易——前者想从这桩买卖里得钱，后者则需要奴隶去古巴的糖园——努力终归作罢，于是葡萄牙当局把澳门辟成了赌窟。开设「番摊」——中国所禁的一种赌戏——赌台之权被包了出去；葡萄牙国王便从这座位于中国南海岸、破败而气味不佳的蒙特卡洛，得着一笔虽小却颇受欢迎的年金。那里是中国各色亡命之徒的渊薮，也在不大的规模上成了走私的据点。

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向中国索取的罚则之中，有割让香港岛一条。该岛被辟为维多利亚殖民地，自此一直归英国所有。它离大陆不过一枪之遥，扼住由海入广州的门户——广州当时是最大也是唯一为人所知的对外通商之口——因此立刻对英国有了极大的价值。这岛不过是一座从深水中拔起的石峰，各种大小的船只都容易停靠，也容易防守。英国据有它之后，鸦片私贩买卖路上的一切难处便迎刃而解；而这桩买卖正是英国政府实实在在着力扶持的，从中所得的进项也极大。香港成了世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也最声名狼藉的走私之众的大本营。一船一船的这味药从加尔各答与孟买卸到那里，再由快帆纵帆船运往中国海岸的每一处。那里还设了陆军与海军的驻地；中国官府一旦在剪除这桩买卖上显出什么执着与决心，英国报复的快手与重手便可凭此落在他们身上。割让香港一事，使朝廷反对本国百姓被弄穷、被弄堕落的一切抗议与抗争，其结局成了确定而无可避免的。而在这里，中国人因失土而必然生出的屈辱与羞耻之外，又添了一层愤怒——而且因为无能为力而愈发苦涩：帝国的土地竟被用作立脚之地，从那里去经营这个民族的毁灭。

英国关于香港一八九七年的贸易册报，列出估计人口约二十四万七千，其中九成以上是中国人，通商总值二亿五千万元。不过末一个数目若不加解说，会把寻常读者全然引错。该殖民地纯粹是一个集散、转运与分销之地：它不出产任何出口之物，所买的也只供本地消用。丝、茶、席子以及别的土货由中国附近各处运到香港，再由大的远洋船只运往世界各处；同样，棉布、金属、面粉、鸦片、火油以及别的外国货物由远洋船运到香港，再由帆船、内河与沿海轮船分送中国各地。这些贸易的统计不过是一八九七年经过香港的中外货物的总值罢了。

这岛自落入英国之手起便成了什么，此后也一直是什么——一个庞大的走私中心。一八六〇年鸦片贸易被逼着合法之后，把这味药私运进去比缴那极低的进口税还合算；因此香港左近各处的需求，至今仍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未曾完税的鸦片供应的。中国官府为保护税课所作的努力，在殖民地官员手里并没有得着什么热心的帮助。在香港，熬制与售卖鸦片之权由英国当局包了出去——在道理上只许本地消用——每月租银一万五千五百元。而这项专利的承包人每月平均做四万元的买卖，如此说来，他缴给英国殖民政府的税，超过他全部营业额的三成八。贝思福勋爵评论这一情形时说：「众所周知，这位鸦片包商是把鸦片私运入境的最大走私者。他若不走私，便出不起英国政府所索的这笔重租。」他温和地责备香港当局这样间接地怂恿同一个友邻强国之间的非法买卖，又说这样的行事「与大英帝国律法的精神与传统正相违背」。至于在英国史上究竟从哪一刻起，把鸦片私运入华才变成有违英国人民、或者不如说有违英国政府的什么传统与精神，他没有告诉他那些好奇的读者。

中国百姓对俄国的任何侵逼之势，似乎不像对别的欧洲强国实有的或可能的侵逼那样深恶痛绝。这一情绪上的特别差异有多种缘由。其中最要紧的大概是：迄今为止，俄国的手还不曾伸出来攫取严格意义上属于中国的疆土。旅顺不在中国，在满洲；而凡关乎满洲的问题，都不切近地触及帝国的百姓，它们与其说关乎中国人，不如说关乎当朝一姓。皇帝对他自家的产业，无论被迫作出还是自愿作出何种处置，寻常中国人都会颇为安然地看待。再者，俄国人在北面与西北面同中国人做了很长时间的邻居；两族之间有许多极相近之处，通商往来也由来已久，彼此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深。而同下等中国人直接接触的俄国人，与其说是欧洲人，不如说是亚洲人。还有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其中包括某些大员，据说曾去考索并宣称现今沙皇的祖先与中国古代的皇帝之间有血统之亲。

除此之外，至少在同东方人打交道这一点上，俄国的外交家大概是世上最好的。他把自己的手段更细心、更有分寸、更有机变地配合所对付的人，也配合所要达到的目的。英国人那种粗暴的进逼与自我张扬，尤其冒犯中国的政治家。他不愿动不动就有一条兵船怼到他脸上，也不愿天天见着有人拟好要求摆到他面前。俄国人难得提要求，从不恫吓；他哄，他劝，他折中，看上去在让，而且当下确实在让，可是到头来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东方人自己的棋局上把他赢了。若官与民被迫在欧洲各国中挑一个来落入其手，他们多半会挑俄国——这一点是很难怀疑的。

中国同日本自古是对手，是仇敌。朝鲜、台湾与琉球群岛，先先后后成了两国之间许多争端与许多战事的由头。日本在语言、宗教、文章、艺术、田产与工艺上，从她那位较年长较明达的邻居那里借了许多；而正如这类事情里常见的那样，她鄙薄这个给了她这许多东西的国家。中国也瞧不起日本人，有时是安然的恩主之态，更多的时候是恼怒的鄙薄与愤懑，因为他们国小而不知敬，又那么难打服。可是在这一切底下，总有一点同宗之感：他们种族不同，却同是东方人。而这份情感只使中国近年对日本的憎恨更烈更深——因为日本撇开了古老的传统与风俗，发狂似的一味追逐凡属近世的、西方的一切。在中国人眼中，这是愚蠢的、几乎带着侮辱意味的背弃：把一切神圣而最可宝贵的东西都抛掉，去学舌似的模仿那些既被鄙薄又被畏惧的西方人的野蛮习俗与做法。

对日之战给中国上了几课，极其苦涩、极其屈辱，却也极其有益。它显出在近世的情形之下，她对一个人口不及她十分之一的民族是何等软弱；它摆出一堂活样板，让人看见若有一天美欧哪一国认为该以刀剑去逼取所求时，会有怎样的本事。这一切并没有向百姓证明什么，却向政治领袖与较明达的人证明了。战败之初的怒气过去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生出了某种敬意，或许那点旧日的同宗之感也略略复苏了。中国官员中最高、最有势力的几位，看出了不久的将来帝国所面临的危险，比日本可能带来的任何危险都更大。不止一份奏章呈上御前，主张同日本人密切结盟，以便同他们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并在日本人的督导与指教下整顿中国的陆海军。今日中国政府对台湾在日本手里，比它落在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手里要安心得多。

多年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暹罗、北圻以及中国南疆经营着政治扩张的盘算。把上述两地较有价值的部分吞下之后，她又在中国最邻近的那一块宣称有一个「势力范围」。中国较明达的官员中，有许多相信神甫们在中国那几处煽起的乱子，同法国对中国整条南疆各省的图谋有着确切的关连。举世皆知，一旦这个帝国被瓜分，法国已准备好索取那一片作为自己的一份赃物。同这个别有用心的目的相连相通的一长串唐突、恼人而前后矛盾的要求，被向北京当局一再申说、一再催逼，有一回甚至逼到了真刀真枪的地步。

中国政府对这条贪婪的方针、对这种急于去料理一个既未死也未垂死之国的遗产的做法所怀的恼怒与盛怒，是不能不叫人同情的。除了那些替拦路强盗与窃贼开脱的说法之外，再也举不出任何论据来替法国的行径辩护。她在中国既没有眼前的、也没有将来的通商可以扶持与开发。法国的商人在法国——在中国是一个也没有的——买去中国出口生丝的不到百分之十八，此外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法国不向中国人卖任何东西，将来大概也卖不成。除了一条领着高额津贴的邮船航线之外，在中国洋面上或其附近找不出什么法国商船队来。她那些盘算若得逞，其结果不过是替她的政府在一桩她既无份、又无天然干系的国际通商上抽一笔税罢了。英国与德国在中国某些路数上的行事，还有些自私的理由可以替它们辩护；然而这些理由没有一条用得到法国身上。

有充分的凭据表明，法国人是世上最不善于殖民的。就算他们最善于殖民，中国南方各省早已人满为患，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而他们在已被侵占的中华帝国以南那些瘴疠之地，又活不下去。也已经证明，法国人在管治异族上既无天然的相宜之处，也无能耐。他们对异族的改进与提携几乎毫无作为。法国人是个摆姿态的人，不是个兴革之人。法国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所设的各个租界，即法国当局全权管辖的地段，不过是滋生本地与外来一切恶习的温床罢了。它们不是法国通商的中心，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通商；它们只是长在人类身上的可怖而恶心的毒瘤。

实情是：中国人同法国人找不出什么相接之处，也不需要他们。倘若法国的使领机构从中国撤走，唯一看得出来的效验，不过是眼下被搅得很浑很乱的某些政治之水立刻平静下来。中国人显然对法国的出产毫无兴致，因为六十年里根本没有做出什么买卖来。法国目下流行的那套歇斯底里的、半军事的、伪共和的政体，也丝毫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法国式的礼仪同样无人问津，因为中国的礼数与仪节之中，风致与从容远比那举世闻名、而又略带体操意味的巴黎一套要多。至于法国那种独特的、伤不着人的决斗之风，中国也绝不可能赏识与采行。

德国进入中国人那道警惕而多疑的目光的范围，是较近的事。以中国人那份突出的谨慎与矜持而论，她在短时间内赢得了相当的声望；倘若她肯安于不作任何夺地的盘算，本可以把她的商务利益推进到几乎无限的地步，而且大半是从英国商人那里夺来。那样一来，她本可以鲜明地立在那里，深得北京朝廷的好感与信任，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只求互利、对这个帝国的完整毫无图谋、并且肯把自己所索求于人的那份对他人权利的严谨敬重也同样给予他人的大国。她身上没有旧日的怨恨与猜疑的包袱；而她若显出自己是全欧洲唯一可以信托的国家，她的成就便会更大。这一切与其说是道德，不如说只是寻常的常理。

然而夺占山东省的胶州，把声望与机会一并毁了。凭这一举，德国在中国人心里进了那份黑名单，成了背信而贪残的欧洲之狼中的一只，饿着要把他们祖传的家业撕碎吞下。那片地方名义上的「租借」

说是租上若干年，谁也骗不过。说夺地是为两名传教士被杀作赔偿，人们立刻就看出这是个极单薄的借口。连英国也从来不曾为传教士的血索取疆土，它索取疆土只在有人妨碍它卖鸦片的时候。

维持所谓均势、或者所谓势力相当的那一整套糟糕的道理，在中国人看来同别的一样，不过是层层递进的掠夺——这个看法是对的。这念头在实际上如何运作，近来的事情便看得见。中日战罢，俄、德、法三国警告日本退出旅顺与满洲；此后不久，俄国自己取了旅顺，于是开始了吞食满洲的工程。俄国既已得了一口，德国便非有所得不可，而两名传教士适时的被杀正好给了她夺取胶州的借口。俄德两国各自挑了一块，英国的饥饿也非安抚不可，于是她吞下威海卫，把自己摆在那两国中间。俄、德、英三家既都喂饱了，法国便在她南边那个角落里用零零碎碎的几小口暂且解了馋。意大利说自己也有个肚子，也挑了一块；可是上述几个强国显然认为她还是别去惊动中国为好。在这样一场争夺赃物与掠夺物的不体面的哄抢里，国体、尊严与自重又置于何地、又有何用武之处呢？然而竟还有人提议美国也该「拿一点」。

当初依对华条约开了若干口岸通商时，每处都划出有限的地段分给各缔约国，供他们的人民居住营业，这些地段后来被称作租界。譬如上海就有所谓美国租界、英国租界与法国租界。中国政府划出这些地段时，并没有放弃对这些土地的主权；相关的外国当局也并没有索取、更没有把它理解为放弃主权。这样的安排是为着彼此方便：外国人出于交际以及别的缘故，自然更愿意自己住在一处；而既然这些条约也没有给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管辖之权，反而把外国人仍旧置于本国官员与本国律法的管束与追究之下以保护他们，那么从任何角度看，把他们同中国百姓分开都更好些——他们由本国官府去保护、去管治也更便当。在中国这一面，它也宁愿不要有一大群五花八门、各国都有而它又管不着的外国人零零散散地混住在自己的子民中间。

这个安排总的说来行得极好。而且必须说一句，这是英国当局极大的光荣与功绩：他们在中国每一个口岸的租界，都是秩序、良政的典范；而且在情形与四围条件所容许的限度之内，也是洁净与各项卫生要求的典范。他们对非英国籍的外国人不加任何限制，对中国人也不加限制。这些租界确实是万国共处的，较大的几处还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地主。上海的英租界尤其是一个模范共和邦，对从帝国各处来此的千百万中国人来说，它在一个规矩井然、自行治理的社会的每一项特征上，都提供了一堂极可宝贵的活样板。至于法国的租界大体是什么样子，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这个彼此称便的安排，却被人——主要是法国人——弄成了不断侵犯中国权利与特权的由头。一八六〇年各国使馆在北京设立时，朝廷曾好意帮法国公使物色合适的馆舍，最后把一处官产——一座王府——永远租与他，象征性的租银是每年墨西哥银元一千元；而这处房产按租值算，何止值这个数目的许多倍。过了两年，法国人便不再付租，并以所有权相主张。顺便一提，这一奇特的行径，正是宰辅文祥想同笔者商议的另一桩「事」——「鸦片」那一章里提到过的。

法国当局在各口岸也以大同小异的心思与手法，渐渐对法租界自居全权主权与所有权，公然称它们是「法兰西国土的一部分」。条约里没有一个字可以给这种自居作依据；法国人在其租界里所能有的唯一所有权，就是贼对赃物所能有的那种所有权。

他们一面这样主张着并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一面又证明着自己不配也不能管治这样一些地方——那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是中国人，而法国的居民少得触目；换句话说，他们一面充分证明自己不配在通商口岸拥有租界，一面又不断以种种要求与纠缠去骚扰中国官府。一八九七年，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要求大幅扩展租界的地面。他所要的那块地——他还打算在上头建一座屠宰场——上有一片坟地，埋着成千上万座新旧不一的坟，地上还有一座庙。他不但打算亵渎这块在中国人眼里最神圣的地方，而且大大方方地要求所有遗骸与旧棺都由尚在人世的亲属出钱迁走。

中国政府被逼着答应了这项要求。然而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六日，一大队武装的法国水兵登岸去拆庙并占地时，遭到众人围攻。随后的一场厮杀中，中国人被杀十七名，受伤二十六名。可是民情激愤敌对到这般地步，法国占用该地的举动只好暂且作罢。

这位总领事的下一步，是索取这场乱事的赔偿，并要求把所划之地安安稳稳地交到他手里。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他本着极大的和解精神提议：先前所索的银钱赔偿可以不要，改为另拨一块地给法国。他要的是上海中国城厢临江的全部岸线。那里有一座新建的上好花岗石码头，还有规模宏大的栈房仓库，不亚于美国任何一个海口所见的，一概整饬完好，点着电灯，做着极大的买卖。只要把这一切，连同中国城厢另一侧的一大块地一并交出，以代替这场乱事的银钱赔偿，再把那座庙与那片坟地添进租界，法国的体面便算满足了，此后也不会再有麻烦。

另有一套同通商口岸这些外国地段相关的把戏，也不止一次在中国政府身上得手，既花了许多银子，也生出了严重的恶感。租界内的外国居民时常向本地人买下界外的土地，在上头盖起大片房屋作各种营业之用。条约上并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可是中国官府好心听之任之。中国的这类以及一切买地，都照美国的惯例出具正式而依法登记的契据。记住这一层，下面所说的那种奇特的掠夺花样便很容易明白了。设想有一个通商口岸，那里只有两个租界，一英一法。有六个英国人在两界之外的临江一带买下大片土地，在上头修了码头、栈房与别的房屋，生意做得又大又赚钱。局面既如此，德国当局便要求在这个口岸划一个租界，而他们为此所挑的地段，恰好把这几个英国商人的全部产业圈了进去。有些心思不正的人说过，正因为这块地圈住了这样一批外国人的产业，他们才更可能挑中它。照例经过一番拖延、请示与异议之后，德国的要求获准了，地界划出，界石立好，领事在新租界上升起了他的旗。

这个袖珍之邦的总督头一批举措之一，便是命令上述那几个英国商人把产业从德国新租界内迁走。他们若不肯，便被强行逐出；他们若索赔，便被驳回，理由是他们的地契无效，因为条约并不准许外国人在租界界外拥有土地。这些英国业主最终被逐出了自己的产业与营生，而这些产业实际上被没收，归了德国政府。随后便是这出践踏公道与体统的丑剧的最后一幕：这位英国人向本国政府申诉，递上详尽的清单——所失产业、营生价值、估计的现时与将来的利润、投资的利息、商誉的价值，以及别的一切想得出、有时甚至想不出的索求——然后从中国官府那里足额索取。

贝思福勋爵谈到这套以外交手段行抢的把戏时说：「这是一种怯懦而无风骨的做法，而近来一切外国（欧洲各国）在类似情形之下对中国都用过它。中国既已倒地，一个欧洲强国便拿刺刀逼着索取让与，而这让与中国既无权给予，又无力拒绝；紧接着另一个欧洲强国又拿刺刀逼着中国，为她无力抗拒而答应了的要求付出重额赔偿。」

那些自居为近世基督教与文明之领袖的大国，竟对一个无助的牺牲者施行这样的诡诈与勒索，把它们一一叙来，实在令人难过。这番叙说使人想起的与其说是那种值得敬重与荣耀、而且世上一切人都有权从自命如此高洁的政府那里期望的宽宏治国之道，不如说是一个出老千的赌棍同他的同伙的把戏。有一个结论是无可回避的：中国人若是人；他们若同一切别的种族的人一样受同样的动机与情感的左右与引导；他们若分得出谁在害他们、谁在帮他们；他们若见着朋友认得出是朋友，见着仇敌落到他们怒气所及之处也认得出是仇敌；他们在这几路上若有分辨之能——那么一切这样的诡诈与暴力、侵逼与蚕食，便不但是不道德的、不体面的、有辱任何所谓基督教政府的，而且是最坏不过的生意方针。

要斥责这些行径，用不着做道德的纠察。仅仅站在常理这块平实的地基上，就可以、也必须斥责它们。它们不但不像做买卖的样子，而且必然把一切买卖的关系毁掉。拦路的强盗深知：在事情办完之前，他必须死死掐住牺牲者的喉咙。可是眼前这些地上的大国，却在为在中国的势力与声望彼此争吵，然后轮流去掐她的脖子，把左轮抵在她头上、把刀子抵在她心口，一面又向她宣讲西方文明能带来何等无量的好处；而且始终纳闷：中国为什么这样刻骨地恨外国人？为什么从她身上挣钱越来越难？他们究竟以为中国人是用什么不可思议的材料做成的呢！

他的花招与推诿、他的拖延与阻挠，一部分是东方式的，因而是天性使然；然而它们之所以被不断拿出来、被发挥到极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被迫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那些人其实是他的死敌，而且存心要毁掉他的帝国。今日同他讲交情、明日对他用武力，同对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么干一样地徒劳无益。他不是个挨了打就接受、转眼就忘的孩子，也不是一条打得越狠就爱得越深的狗。

除了无关紧要的差别之外，除了更惯于也更善于把自己的好恶藏起来之外，中国人恰恰就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处在同样境地、同样情形之下所会成为的那种人。而这个民族的亿万之众之所以憎恨并畏惧一切「西方来的人」，其方式与缘由，恰恰就是倘若局面反过来我们会憎恨中国人的方式与缘由。只是他们担受自己实有的与想象的委屈时，比我们更有耐性、更安静。他们的许多委屈其实是想象出来的，然而在他们那里并不因此就不真实。

在对中国人下笼统的断语之前，一个人若愿意持平公道，就该把那句明训用上：「设身处地。」

十一瓜分中国

不去追溯尧舜之世与渺茫的传说，单就较确切的四千年历史而言，中国曾由两个异族王朝统治过。历来有过二十六姓君主，其中二十四姓是中国人。两个例外之中，头一个是蒙古，统辖这个帝国八十八年，自一二八〇年至一三六八年；第二个便是现今的满洲王朝，自一六四三年掌权至今。

史上著名的那两位蒙古武人——成吉思汗与他的孙儿忽必烈汗——席卷亚洲，蹂躏欧洲一部，使整个基督教世界震恐；这两个人便是中国蒙古王朝的创立者。此前北方一带若干省份曾在鞑靼统辖之下相当长的时间，然而这个帝国的大片疆土从未受过非中国人的统治。

这两人中的前一个首先是个战士，对于他武力所征服的任何地方，他几乎不曾着手去巩固自己的权柄；然而他的继位者中有几位却是仁厚而明智的统治者。当时一位中国著者谈到其中一位时说：「其人有罕见之无私……谋虑周详，所行少有可悔者。」忽必烈汗命人开凿了著名的大运河以及别的大有公益的工程；他以治理的有节与公道，尤其以不肯扰动现行的办事成规，赢得了中国臣民的好评。而与本章题目相关、值得一记的是：蒙古的统治者一旦撇开中国古来的文官章程，任官不问其文墨资格，或者以蒙古亲信充任职位，他们统治的丧钟便敲响了。帝国的百姓对君主这个空头尊号归谁所有，相对地并不十分在意；然而他们决意要使中国的实际治理仍旧掌在中国人手里。

满洲王朝出过几位明智、有魄力而公道的君主。他们在位之时，政事办得很有生气，徇私与阴谋也少。一位比本书作者高明得多的权威在五十年前说过：「满洲之治很好地发展了这个国家的实业与富源，百姓的繁庶、忠顺与安分便是最好的凭证。」毫无疑问，现今皇室成事并长久统治的秘诀，就在于他们对中国政体与治法的谨守不渝。满洲人之所以成功、之所以保住名义上的权柄，只因为他们容中国人自己治理自己。

如今有许多人抱怨这个王朝晚近的统治者身上显出一种麻醉之态，其特征是没有魄力、政事废弛、萎靡、漠然，总之是元气的衰竭。而抱怨得最响的，正是那个自告奋勇、其实是硬把自己的「相助」塞过来、从而造成了这份贫乏、堕落与随之而来的元气衰败的强国。况且，当皇族嫡系男丁中有五成以上是鸦片瘾的牺牲者时，还能指望怎样更有力的统辖呢？当官员与士人一等被同一种恶习蛀成了蜂窝，而这种恶习同无能与不诚实是一回事时，还能指望什么更好的呢？

中国最好的权威把这个民族的起源放在长江大流域，靠近今日「十八省」的中心。至少就帝国境内某些地面而言，他们不是亚洲那一片的土著：更早的一个种族或部族至今还有遗裔存在，他们同中国人的关系，正如北美印第安人同美国公民的关系。中国人大概起于上述那一片地方，人口飞快增长，散布到他们今日所占的整个国土上，把人类中较弱的一支支挤走或淹没。无论在他们的史册里还是最早的传说里，都找不到一个字表明他们原是从地上别处迁来的；人类别的支脉的记载中，也没有一句话暗示中华一族的发祥地在别处。在种族诞生的那些年代里，他们就在他们如今所在的地方出现，此后便一直留在那里，从未间断。

说中国人是个混合的、掺杂的民族，是几种不同血统交汇而成的产物——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他们的历史与传说都不显出这类迹象。倘若真有过这样一个过程而中国人是其结果，那也必定发生在人类最早的年代；因为不但他们的记载里找不到任何凭据，而且他们的历史与风俗——后者将近四十个世纪未曾变过——还证明他们曾积极地防范此事。

中国人在这方面今日的做法很触目，而且可以据以推知这个民族历来一贯的方针。蒙古人治理中国的那些年里，看不出蒙古人与本地人通婚的迹象。满洲人统治这个帝国已有三百五十多年，北京城内外以及国中别的地方都住着大量满洲人。他们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故土、语言、风俗与习惯，在这一切上都被中国人——这个更强、教化更高的民族——吸收了去；然而两者之间通婚或结合这样的关系，却闻所未闻。各自在本族之内嫁娶，没有混血的孩子。

华北华西各处那几百万回教徒，是几百年前自波斯与突厥斯坦迁来的人的后裔。他们看上去已在各方面成了中国人，只有宗教除外。他们同本地人往来，住在他们中间，同他们有大量的买卖往来，却从不通婚。帝国腹心之地那个小小的犹太人村落，自部族流散之时便在那里，如今因近亲通婚而人数日减；然而他们同四围的中国人之间，连一例这样的关系也不曾有过。

下面这句话听去也许惊人：在全部历史上，中国血统被掺杂的总量，很可能还不及如今在中国有外国人居住的各口岸里那些不幸的私生欧亚混血儿——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父亲同本地母亲所生的孩子——之多，而这些孩子是数以千计的。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从来不曾有过足以对这个民族产生任何可察觉影响的异族血统的掺入。中国人是纯粹的、原初的一支人类。就这一点而言，无论论其历史之长还是论其人数之众，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研究人种的人再找不到比这更有趣的题目了。

近来有许多文字说中国人是异质而各别的部族、宗族与种族的偶然凑合，没有共同的身份，性情与特征也毫无划一之处。再没有比这更离真相远的了。凡这类说法，不过是凭空造出些「事实」来，好替某种先入之见作证罢了。

中国人是一个特征鲜明的民族，其性情的划一与同一是绝对的。无论怎样以服饰、语言或交游加以遮掩，无论他们漂泊到地上哪个角落，个别的样本连外行也能一眼挑出来。而且除了些许浮面的细微之处外，即便精通这个民族的行家，也无法断定某个中国人是从帝国哪一部分来的。那里没有部族的记号，因为根本没有部族；也没有通常那个词所指的宽泛意义上的宗族。别处已经说明：同姓的人、或者同住一地的人，常常暂时结成小小的团体，去办成某件指定的事；事情办成了或落空了，这团体便告终止，所谓「宗族」也就不复存在。

那些或指望或害怕在这种虚构的种族不统一之中找到一个现成借口去肢解这个帝国的人，还拿邻村或邻境的居民之间常有的宿怨与争斗大做文章——那些争斗无非为着一口井、一块地，或别的琐屑之事。然而这些纠纷所证明的恰恰是争斗双方的同一，而不是他们的歧异。中国这些乡里口角也不可看得太重：它们是赤贫、是气量偏狭与脾气暴躁的自然产物。并不是每一阵风都是飓风；也只有神经过敏到病态的人，才会把一个胖子猛然坐下的动静错当成地震。这些争吵有时也把一乡一境闹得抖动，然而除了本地的坏脾气之外，它们什么也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表明。它们划不出这个帝国的裂纹，正如一位写中国事物的才子说中国人能够「横躺在三辆独轮车上睡着，像蜘蛛一样头朝下垂着，嘴张得老大，里面还含着一只苍蝇」，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指出了一项种族的特性。

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也被人看得过重了。这些差别丝毫不影响这种语言的构造与语法，只影响读音。在帝国五分之四的地方，这些可以称作口音上的乡土之别，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所见的更大；比起英国所遇见的还要轻些，而且丝毫不妨碍通话。

那作为例外的五分之一，是一条沿海的狭长地带，自上海稍北处一直到南界。自海岸往内算，深度自五十英里至一百五十英里不等。在这一片之内，方言的差别很大，出现得很密，其界限之分明，有如云与晴空之间最利落的分界。读音并不由这一种不知不觉地过渡到那一种，而是骤然一变，判若两物。即便在这里，本地口音的差别也并不比别处所见的大得离谱。许多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约克郡人，若不靠通译，几乎不可能同一个伦敦东区的人、或者同一个英格兰南部的居民作一番明白的交谈；然而并没有人因此提议说那里正在发生分崩离析的过程，或者说约克郡很容易脱离这个岛的其余部分。

这一片方言歧异格外鲜明的地方，其居民在每一项特征上都毫不含糊地、极其彻底地是中国人。而且无论在那里还是在中国别处，凡口音上的特别之处，只要同界外之人有了廉价便捷的往来之法，两三代之内都会消失。人在中国所见的，不过是他在别处到处都见得到的东西：凡地方偏远、或被隔在交通干道之外、或其居民因某种缘故不曾同别处的人接触相识的，各样的乡土之习——语言的、服饰的、风俗与做法的——都势所必然。然而这些并不能证明有什么根本的差异或特异之处；它们所表明的，无非是缺少那种由多样而频繁的往来所带来的宝贵的摩擦罢了。而条件一变，它们很容易就消失了。

中国的地形在帝国各部分之间划不出什么天然的分界。它同美国一样，形状匀称、紧凑、圆整，天生就该永远作一个民族的家园。它财富、实业与人口的中心，实质上彼此重合，也与它疆域的中心重合。一条从喜马拉雅山的积雪中得来水源的大河，把一片壮阔的洪流倾注过帝国的腹心，提供了两千多英里的水道，连同它的支流，成了通商与往来的大动脉。凭着它，巨大的远洋轮船可以在内地八百英里处装货，再到纽约或伦敦的码头上卸货。

中国四邻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疆土，既不足以诱她的野心，也不足以供别人作攻她的基地。西面是无边的沙漠，北面是几乎同样不宜人居的蒙古草原；西南是不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既把她关起来，也护住她不受任何方向的逼近；而南面缅甸与暹罗那些可怕的丛莽与瘴疠的沼泽，比多少武装的人都更是一道屏障与防线。中国只能从海上接近。而直到近来，帝国同任何公认的军事强国之间，还隔着半个地球的周长。

把这个国家的地面切割得支离破碎的丘陵与山脉，与其说是分隔的墙，不如说是引导之途、是溜槽，把绝大部分的通商与往来导向帝国的腹地——长江流域。它们所处的位置使它们成了一根根强健的肋骨：它们加固并挺实了这个民族与国家天然的凝聚。

不可以为照上面所说，帝国各处、甚至最偏远之处，彼此之间便很少往来或全无往来。恰恰相反，整个中国是一个通商的大蜂房，每一处都同每一处相通。说法国一切货物都要汇往巴黎，其确切的程度并不超过中国每一地的出产都要运往北京。这整桩营生是用最古旧、最笨重、最费钱的法子办的，而且极其糜费时日；然而它毕竟是办成了。各处的客栈里挤满了跑买卖的人。江河与运河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载货船只，驶往各个方向。道路与山隘间响彻着赶骆驼的、赶马骡驴的呼喝之声，还有各种年纪、男女皆有的挑夫；他们无不驮到忍耐力的极限，载着叫得上名目的一切货物，赶往市集。凡略具规模的城池都有本地的汇兑钱庄，凭它可以把银钱稳妥地汇到中国任何地方，无论多远。除官家的驿递之外，还有邮递与镖行，把信件与包裹送往各处。时日对中国人从来不是要紧的东西，所以他们只保得住不利落，稳妥却有十足的把握；而这类行号的赔偿之责，比西方某些国家还执行得更无例外。

由于最后的科考在北京举行，又由于文官章程禁止任何官员在本籍省份任职，于是便有大量而不断的、可称之为宦游的行旅。而正因这两条章程，帝国之内各处不断地有着相当可观的搅动与揉合：北方人填南方的缺，南方人填北方的缺；东边的人把他们的观念带到西边的任上，西边的人在东边施展他们的主张。而读书人——未来的宰辅们——几乎时时都在各条大道上，把本乡的见解与主张带往京城，再把京师最新、最受推许的服式、思想或言谈的样式带回自己的村子。这些过程虽未必使近世的学问或西方形式的文明大量输入这个民族的肌体，却几乎不可能不使它划一而匀净地成其为中国。

在上述那些条件之下所应当产生的人类典型，不正恰恰就是中国人么？一个原初的民族，几千年来不曾因任何别的血统的掺入而改易、而强健；近几百年来又同人类中正在生长的那一部分隔绝，只好自己作用于自己、自己反作用于自己！有了这样一段来历，其结果是可以稳妥地预料的。这个民族天生的元气与才智——他们的历史里有千百件事可为凭据——并未受到实质的损伤，而是同他们血统的纯粹一道保存了下来。然而与之相伴的，也正是可以料到的那些东西：一切特异的性情与特征都极其浓烈而固着；极深的自负与种族之傲；缺乏透视与真正的分辨之力，表现为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无休无止地讲究，耗尽了时日，虚掷了精力；对人类其余的部分漠然而轻蔑；以及对自己的观念、形式与主张全然满足。

那份强烈的个性与定型，是长期族内通婚的自然结果。中国人不像任何别的民族，因为别的民族的血没有一滴流在他们脉里。他们缺乏真正的分辨之力，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没有任何机会拿自己同平等的人或高明的人去比较、去对照。他们不易学，因为几百年来同他们接触的人里没有一个教得了他们。他们具备一个门第优良、却近亲繁育得过了头的族类的一切特征。他们本事极大，却被关在自己里头。于是中国人身上才有那样尖锐的反差：在同一个人身上，精细的才智与十足无知的强烈虚荣并存。这个人因为长久地只盯着自己看而成了瞎子。他是一捆过度发达的、发达得不对路的与全然未发达的才具。然而他既不虚弱，也不衰颓。

他就是这个样子，而他就是当今之世的难题。这位东方的瑞普·凡·温克尔既老又少，如今被从睡梦中唤醒，不情不愿地被从他的幽居中拖了出来，被逼着去面对一个陌生的新世界。他站在那里同它对面而立：一个庞大而紧凑的民族，一个统一得如此彻底的民族，以致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来作四亿人的公允样本。他醒着的这几日的经历——六十年在一个民族的寿数里不过是几日——决计不愉快；而照他的算法，这些经历对将来也预示不出什么好处。于是他站在那里，把自己收紧，不肯让步，也不友善。

而世界还没有拿定主意该拿他怎么办。撇开别的提议不说，有人主张把中国切开、肢解，分给欧洲某几个强国——而出这主意的人，分赃时自然要拿一份厚的。

替这样一条路数张目的那些论据，其实用不着认真置评。它们乍看也许说得通，其实是虚妄而站不住的，其中所含的道理还不够遮掩、还不够掩住它们底下那个真正的动机。说得重些，这动机无非是掠夺；用所能找到的最宽厚的话说，它仍旧是全然自私的。对主张瓜分的人来说，实际上的问题并不是「怎样于中国最好」，倒是「怎样于我们在中国最好」。欧洲各国政府中最假道学的那一个，急于看见中国政府维持一支组织良好而人数不多的军队。为什么？为的是让它充当有效的巡警之力，去保护英国商人与英国通商。同一个政府眼下又口口声声反对肢解之说。为什么？因为它心里很清楚：在一个未被瓜分的中国，它通商的分量比在被瓜分的中国要大——即便把瓜分之后它所能占去的那一大片地面上它所能操纵的通商也算进去，仍旧如此。而它虽然口口声声反对瓜分之策，却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帝国最富的一块圈了出来，并警告别的强国离远些，声明万一这条路数行开了，那里便是英国的独占之产。

于是，中华一族能否继续存在这整个问题，所依据的竟不是怎样于它最好，而是怎样最能满足英、俄、法、德四国的野心、称霸之欲与贪财之念。这四只大秃鹫如今都栖在那里：三只在东北沿海，轮流盯着那牺牲者、也彼此盯着；第四只则在南疆待食而饥。实情是：对搜寻赃物的猎人来说，中国是史上最大的一笔发现。而世界虽在许多方面进步了，在国际道德与对弱者权利的义侠之心这一点上，却仍旧可耻地停留在离德意志的男爵、北欧的海盗以及英国那些拔犹太人牙齿的强盗骑士相去不远的地方。

这里无意抹杀或轻看对中国办理政务的许多公正而严重的指摘。引起这些指摘的事端层出不穷，而且已经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任何国家都不该被明智地容许对自己最庄重的义务玩忽儿戏，也不该被容许轻慢那些在它许下保护的承诺之下留在它疆土之内的外国人的性命与财产。政府本身是加害者，还是因废弛与司法失出而容人加害，在实际上区别不大：责任是一样的。凡作下的与容人作下的不义、凡毁弃的承诺，中国都必须被严格追究。可是也须记住：这一条既是中国所欠于人的，也是人所欠于中国的。

不过，即便把关于帝国之内秩序败坏之烈、官吏之无能与贪腐、性命财产之不安、以及在现行情形之下显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革新等等说法统统承认下来，仍旧是实情的是：肢解中国不但照一切事实看是无可辩解的，而且是一剂既不明智又不安全的药——对中国人如此，对涉事的外国列强同样如此。更简单、更自然、猛烈得多的手段之外的办法，就在近旁，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只要认真一试，它们十足有效，是无可怀疑的。

譬如说，假设在中国事务中最露面的六大强国——前面说过的四国，再加上美国与日本——假设这几个强国商定对中国采取一条公道、宽厚而坚定的方针或路数，并老老实实地试行若干年。那时他们便可以断定：有节制与公平的对待，究竟是为中国人所领情，还是白费在他们身上。这样一条方针，过去从不曾试过。联手行事的事例零星有过，然而这些事例最触目之处，是名义上的协同与实际上的欺诈。还有一件事人们知道得不够、也看得不够重：自一八六〇年以来，凡上述几大强国联合提出、并以有节制的态度催促的要求，没有一件不成的。

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被这边拽、被那边挤。它轮番被欺压、被恫吓、被谄媚、被哄骗。某个欧洲强国所索的特权与让与，被另一个公然或暗中反对；若终于在威吓或别的压力之下给了，那么就非给别家提供等价之物或某种补偿不可。让了这一家，结果是得罪了他的对头。种种暗中的、不请自来的、可疑的主意灌到外务衙门诸位大臣头上，直灌得他们昏头昏脑。在这样一片彼此冲突的利害与彼此竞逐的要求的压迫之下，在这样一片从四面八方推挤、又朝四面八方推挤的不成体统的拥挤之中，中国官府怕做这个、又不敢做那个，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索性什么也不做——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么？他们精明而胆怯，于是设法让这一强国去牵制那一强国，让这些彼此对立的力量自相抵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这一片混战与哄抢之中，尤其是最近二十年里，中国何时何地得过公平的对待，或得过足够的机会在世人面前为自己申说呢？

前面几页已经给出充分的凭据，可以证明上一段关于欧洲在华方针的描述无论看去多么不利，事实的支持还要更足。这里不妨再加上两三段引文作为累积的佐证，而且一概取自英国的权威。

贝思福勋爵在《中国的崩解》一书中这样记述天津中国官员的话：「他们说，俄国坚索让与，而中国无力拒绝；英国随即诘问何以给了这样的让与，要么逼中国重重出钱，要么逼她给出等价之物——而这一样中国同样无力拒绝。」他自己所举的一件事，无意中正好给这一控诉作了注脚。他说到烟台的某些事情时写道：「中国人被诱把滩地（那本是他们的）卖给一家俄国公司。英国政府不去同俄国政府友好地把这一点辩个明白，却坚要中国为准了这项让与而付银三万两（合二万余元）——而中国因积弱之故，是无力拒绝这项让与的。」这就是说：只因为中国按自己的意思、也按自己的权利处置了自家的一块产业，英国便向她敲去了二万余元的竹杠！

在书的另一处，贝思福勋爵记下了他同中国的巡抚兼统兵之官袁世凯的一番谈话；他形容袁世凯「极有魄力、极明达，是个见闻广博、教养有素的人」。这位勋爵问这位将军：可有什么既有益于中国、欧洲各国又会答应的建议。他写道：「这位将军答道：中国人所能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不会得到欧洲列强的同意；中国人自然会提出保全这个帝国的建议，而欧洲各国却以其行事表明，他们所想的是把这个帝国劈开、彼此分掉。」值得一记的是，这番谈话发生在义和团之事将近两年之前。

论亚洲问题的英国著名作者柯乐洪先生在一部题为《陆路赴华记》的书里，这样描述数年前北京的外交局面：「那些老一套的、长年不绝的过境与觐见问题，让位给了凶狠的恫吓与对土地与特殊让与的索求。法俄两国公使轮番每日造访总理衙门，欺压、咆哮、恫吓，直到中国人完全被吓倒。」

而戈斯特先生在他论中国的书里，提供了下面这段有趣的事实陈述。中国政府需要筹款去偿付对日赔款的余额。「英国政府极愿以宽厚而可以接受的条件发行这笔借款。可是议约将成之际，俄国插了进来，断然禁止中国借这笔钱。中国驻伦敦公使奉命向（英国当局）说明：俄国已警告中国政府，若接受一笔由英国担保的借款，将使两大帝国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断。」这是俄国的一局。可是如今轮到约翰牛上场击球了。戈斯特先生接着说：「奉唐宁街（英国外务部）之命，这些不幸的中国人被警告说：他们若采取向欧洲财团借款这一权宜之法，而把英国银行排除在这桩交易之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便将大受危害。这一番恫吓与反恫吓——可怜的总理衙门被置于交叉的炮火之中——其结局便是一千六百万英镑的英德借款。」

还应当补上一句：中国需要这笔钱去付清赔款，从而使威海卫得以撤兵——那里本是被扣作担保、由日本军队占着的。等到上述借来的钱付给了日本、日本军队撤走，英国便悄悄开进去占了下来，至今仍据而不去。但愿这种高明的治国之术只是欧洲特有而仅限于欧洲。在北京以外别的东方国都，也有过这一路的表演。曾有一位欧洲的特命全权公使（这一串头衔字字都是大写）走进日本外务省，求见外务大臣，并告知这位大臣：在他的同胞所开的某一家商号取得给某座新的政府建筑供应铁铲、火钳、拨火棍与壁炉铁格的合同之前，他将一直待在他面前不走。

实情是——而且应当把它说出来——中华帝国之内所生的一切难处，十之八九欧洲列强只能怪自己、只能谢自己。毫无可辩解之处的国策与不堪入目的外交，是一切麻烦的根子。中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办，只要办得体面些就行。凡西方列强认为朝廷应当去做的事，只要他们同心协力、把那一点坚定而有耐性地催促下去，朝廷都会去做。然而科学所知最温驯最胆小的动物，一旦被引得相信有人要它的命，也会挣扎、也会踢打。过去在中国所行的那些方针，已经把这个民族的四亿人逼进了一场拼死的、被激怒的、为国族存亡而战的挣扎，而眼下的危局便是其结果。肢解之议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不是中国官吏的无能、贪腐，或中国同西方之间任何麻烦所长出来的东西；它是欧洲列强多年来为在这个帝国之内争夺政治与通商上的霸权而彼此倾轧口角的自然结果，是那场倾轧最终的、龌龊的产物。除了拦路强盗与海盗所能用的论据之外，再没有什么论据可以替它辩护。

自然，人人都明白：庞大的政治机构与政府本身，其宗旨并不在慈善或博爱；它们正当的目标是保全并增进其治下百姓的利益。因此可以料到，一切问题——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它们都会从这个天然的立场去考量。所以在它们的一切方针与行事之中，总会有一定分量的、可称为体面的自私。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也有责任对人类共同的权利有所顾惜，对别人正当的主张与利益有所敬重——这样做也是好的方针。而本书讨论瓜分问题、讨论列强对华的总体态度，并不是站在道德或宗教的高处去论，而是站在常理与稳健的公共方针这块较低的共同地基上去论。若照这样的准绳与尺度去判断、去定夺，其结果必是对过去欧洲的在华方针、以及对所议的肢解之策，都加以严厉的谴责。

倘若四十年前同这个帝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时，当时有关的列强能一致采取美国大体上一贯奉行的那条方针；倘若英国肯答应剪除那桩罪恶的鸦片贸易；倘若西方各国政府能以行为而不只是以言语向中国官府作出保证：绝不放纵任何不公道的索求与侵逼，这个民族的完整不曾、也绝不会受到威胁；而在另一方面，凡中国所立的承诺与保证都必须诚信履行，健全的通商与友好往来必须被容许、被鼓励——倘若这样一条方针被一切大国共同而一贯地采行并贯彻下去，那么其结果对整个世界无疑会好得无可计量。

凡研究过中国人性情、研究过这四十年历史的人，都不会看不出这一点。那时便没有理由去惧怕一个重整而发达起来的中国的脾气与力量：在她达到新的强盛之前，她早已明白自己并无冤仇可报。如今她知道自己有冤仇可报了，因此在某些人看来，一条不近人情与侵逼的方针，最好接着来一条镇压与扼杀的方针。在那样一条公道合理的行事之下，这个帝国本会换上新的、近世的装束，本会照百姓天生守旧的倾向所容许的明智与稳妥的速度而得到开发与重建。仇外之情本会因无物可食而饿死。而通商——近世西方生活的终极之善——本会远远长过它今日的限度，因为它不会再被由憎恨与畏惧所生的种种限制搅扰与束缚。走一条诚实和平的路，本来是更有利可图的。诚然，那样有时也须拿出许多耐性、施加许多压力；然而同装备、运送、集结军队，同城池的毁灭，同对男子、无助的妇人与幼童的惨酷屠杀相比，这些都算不得昂贵的气力。而这些气力再配上坚定与执着，本可以把事情办成。那样便不需要战争；除了可称为「劝导性的强制」之外，也不需要别的、更强的力量。

替肢解中国张目的论据若一条也站不住，那么反对它的论据却有许多是无可辩驳的。其中有些已在本章前面几页里提出来了，这里不妨加以归结，并再添几条。

这个帝国太紧凑、太同质、太彻底地统一了，无法成功地肢解；它又太大、太难消化，不能整个吞下。中华一族之中天然的分界线，比最坚硬的花岗石里还少。施以足够的暴力或许能把它击成参差不齐、形状莫名的碎块，可是它没有可以劈开的纹理，因此无法分割。中国可以被打碎，却不能被瓜分。凡贪欲、称霸之心或别的动机所能想出的一切虚拟之线，尽可以凌空拉过这个帝国；这些政治的蛛丝所划出的地面尽可以取上不同的名目，每一片中央还蹲着一只蜘蛛；然而整个国家仍旧实际上是一个未被分割的中国。这些英国的、俄国的、德国的、法国的蜘蛛还能被容许饱食中国的苍蝇蚊子、把自己胀得多大；它们多久之后便会扑上去互相吞噬；或者多久之后便会被中国某把爱国的扫帚扫个干净——这些自然是另一类的问题了。

因为把中国暂时地、名义上地瓜分是一回事，而由那些管辖各片的强国去真正征服、吞并、同化各片，则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极其棘手的营生。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能溶解中国人的溶剂。除非基督之教能办成这桩事，否则他只能一直是人类这座矿里那块难熔的矿石。他有无限的吸收与改进之力，然而在一切这样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有自己的典型、自己的个性。他采纳西方的做法与观念大都相当爽快，然而他是把它们塑成合于自己，而不是被它们所塑。一经他接纳、一经他使用，这些东西便可以说立刻染上了他的颜色，几乎成了东方的土产。中国人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情形下，都是中国人。他虽安静、好脾气、驯顺，个性却极其强烈，无声的、往往不被觉察的抵抗之力又极其巨大；因此凡他愿意接纳的便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不受欢迎的影响则永远起不了作用。

这一切，再加上他强烈的种族之傲、对自己的家与自己这个样子的国家的深爱、以及对那些想要做他统治者的人的轻蔑与厌恶，就使他成了一个极其没有指望的试验对象——倘若那试验是要使他臣服于某个西方政府的话。中国人的心思，除了几百年来熟悉的、而且自己就活跃地身在其中的那一种管辖形式之外，不合于任何别的形式，而且也不会轻易变得合于。因为家长之念乃是这套制度的根基；而中国人多半不肯认哪一个红头发、大鼻子、蓝眼睛、（在他看来）形貌怪诞的人类怪物作他这一族的家长之首、作天子。这看去或许纯属情感上的念头，然而它会被发现既活跃又危险。

西方列强治理东方民族的成绩，还不足以鲜明到可以拿其中最难办、最倔强的一族去试一试。经过四百年无人争夺的统辖，英国至今还要靠一道所费不赀的军事封锁线才守得住印度，而那里的百姓在这个词的每一种意义上仍旧是土著。那个帝国固然是英国商人真正的金矿；固然有一支二十五万人的军队，加上一大群文职官员，把那个国家压服住了，给了相当程度的良政，并办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公共兴革；然而以下几件事还有待证明：印度的土著对这一切是否抱有任何真切的兴趣；他是否认自己确实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对那位在伦敦统治他的女皇，除了隐忍不发的刻骨之恨以外，是否还有别的感情；以及那支挟制着他的武力，经过这四百年之后，是否能稳妥地撤走，任他自由地享受那些被教给他、被硬塞给他这么久的西方文明的福泽。同样有待证明的是：在这同样的几百年里，倘若印度土著被容许在有节制的管辖与引导之下自由行事、并对结果自负其责，他是否本会替自己做得更多、更好。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人替自己做得无疑好得多；那么印度土著又为什么不能呢？

然而中国人同印度人是很不相同的。在印度已属难办之事，在中国便不可能。他是一种高得多的文明的产物，有着更自主、更坚实、更平民的气性；他更懂得自己要走的路，而且一心要照着走。他过去除印度人——喜马拉雅山把他同印度人隔开了——与海外的日本人之外，把四围一切民族都征服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在国族力量的各个方向上的优越。他并不爱欧洲人，也不认为对方在许多方面高明，因此毫无理由指望他会轻易被弄得管人家叫主子。有一件事他倒可能做：他也许会相当爽快地入伍从军，因为他具备一个好兵的一切天然品质。他也许会忍受近世兵学所要求的一切操练与修习，直到精于用剑；然后等到照他的判断时机一到，便把这把剑捅进他的教习兼压迫者的身子里去。

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治理自己、开辟自己的将来。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做呢？他们具备日本人的全部才具，而更坚实、更持重。他们采纳新观念或许不那么爽快，然而一经接纳，那些观念便被用得更持久，也用得更得当。他们未必会把一切都照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念与做法去塑造；可是又有谁断定过后者的观念与做法对每一个民族、每一种境况都无一例外、毫无疑问地是最好的呢？中华一族的全部历史证明了它的才具、力量与丈夫气。凡需要做的事，他们会替自己去做——也许慢，却稳当而有效；而在善意的引导之下去做，要比在他们认定是敌意的管辖与指使之下去做好得多。

肢解中华帝国，得不到任何可能的好处，也达不到任何真正可取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一举动本身便是对人类犯下的一桩大恶；而这样一桩龌龊之举的后果，受苦的不止中国，整个文明世界都要受苦。这里所系的，不止是天朝之人与他的帝国。欧洲的和平系于中国的完整；中国若有一张新的地图，欧洲也必然随之有一张新的地图。如前所述，瓜分这个问题是各国在东方争夺通商与政治霸权、彼此倾轧口角的结果，全然不是中国惹出来的麻烦的产物。她在这出悲剧里所扮的唯一角色，是牺牲者。

若仅仅议论一下中国的事情，就能在欧洲各宫廷里激起这样的嫉妒与骚动；若俄国占一平方英里的地、给中国放一笔借款、或在烟台买几英尺滩地，都会招来英国愤怒的咆哮、招来一通恫吓与一笔等价之物的索求；若德国非得恫吓法国不可，而法国非得为德国对不幸的中国所行的劫掠而横眉不可——那么，倘若这四大强国因中华帝国的肢解而在遥远的亚洲紧挨在一起，结果又会如何呢？欧洲的和平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住。

凡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报刊略有所知的人，都不会觉得这句话夸张。随便翻一份论国际问题的报纸、杂志或书，立刻就看得出：俄国是整个英国民族无时不在、无时不活跃的心头之鬼。沙皇的兵若在蒙古或满洲占了一个只有十来间泥墙棚屋的村子，英国报刊便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说俄国人正在向印度进逼。沙皇若在太平洋上寻一个不冻港，那也是在向印度进逼。印度想必真是一座金矿，否则明达的英国人何以每逢俄国在离印度边界最近之处还有五千英里的地方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举动时，就要这样歇斯底里。倘若这两个大国被彼此的嫉妒、憎恨与猜疑弄得发了狂，竟在长江流域的一条共同边界上正面相遇，那会怎样呢？一场惨烈的战争——它多半会把两家都惩罚一顿，也替中国报了在他们手里所受的冤仇。然而受苦最深的仍是中国自己：帝国最秀美的一片将被蹂躏成荒墟，千百万无辜的百姓将被迫受尽兵燹、饥荒与瘟疫的惨苦。

十二中国的变法

严格说来，本章的题目本是外国政府无涉的。中国的政制，是该由中国人自己去考量、去调整的事。官吏的清廉与贪腐，律法执行的公正与不法，某一套税制的明智与不明智，以及一切触及政治组织与行政这副繁复机器的问题，性质都纯属内政；照道理说，都得留给直接与之相关的人去定夺。

局外人插手其间，是自然的、容易的，却也是危险的。无疑，欧洲某几个大国出于纯然的私心，会很乐意替美国把这里依法订立并施行的整套进口税制重订一遍，还会在别的种种方面替我们纠正过失与弊病，而且于他们大有好处。无疑，中国也会想来补救我们移民法令中对她的百姓的歧视。而且毫无疑问，美国的政治家也在欧洲各国的政体中发现了一大堆不公与积弊，并自觉完全有能力把它们照纯正而理想的基础重铸重建。可是那条朴素的老规矩——各人管好自己的事——在这一类问题上比在任何别处都更要紧、更不可违。这里所牵涉的利害既重大又深远，同时又繁复、纠缠、晦暗，外人插手是不稳妥的：这些事非由本地人自己去想明白、做出来、活出来不可。

唯有当某一政制的缺陷或积弊严重到妨碍侨居其疆土之内的外国人的权利、便宜与豁免，并且导致条约义务的不断被违犯时——唯有在这样的情形下，外国政府的干涉才算站得住、才算明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干涉也最好限于纠正具体的不义与具体的违约，至于产生这些事的那套制度，则留给最相干的那个政府自己去纠正。政府不过是一大捆人性罢了：外来的压力或忠告，它们会抵拒、会记恨；而若静静地由它们自己去办，它们倒会采取必要的步骤把可抱怨的根由除掉。一份明白可见的、务要索回所应得之物的决心，比多少不受欢迎的干涉都更管用。

中国这个民族若要继续独立存在，其政务的每一部门都非有全面而彻底的革新不可——这一点，凡对这个国家或这里的百姓略有所知的人都看得分明；而承认这一点最充分的，莫过于中国人自己。至于外国人推行或提供他们的主意与助力，究竟到什么地步才算明智，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的陆军与海军》那一章已经让读者对朝廷这一最要紧的部门里那种无可救药的不济与横行的贪腐略有印象。只消对其余各部中的任何一部或全部作最浮面的查考，便可看出效能的败坏与积弊的滋长同样严重、甚至更甚。拨款并不曾拨到该去的地方，而是从国库流进了官员与他们属员的口袋。号令与训示难得被诚实执行，而且往往被全然置之不理。奏报在确切说明任何实情这一点上，意义甚微甚至全无：它们也许显示出应当是什么样子，却难得显示实际是什么样子。

帝国的财政——而财政是任何国家中诚实与良政最灵敏也最可靠的晴雨表——长期处在紊乱与匮乏的慢性病中。然而所定的税额虽各方面都不重，倘若诚实地征、诚实地缴入国库、诚实而明智地花出去，本是足够应付政务一切所需的。祸根一句话就能说清：从百姓身上征去的远多于法定之数，缴进国库的却远少于法定之数；而从这已经被榨过一道的公帑里拨出的款项，到得了任何正当去处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举例来说，田赋的税率是合理的，百姓也完全出得起；若依法征收、依法上缴，它本可年年带来一笔可观而可靠的岁入。然而照例总要征到法定数目的三至五倍，而照例上报的又不足应缴之数。要证明这话，多少例子都举得出来。《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详述了这种勒索是怎样办成的，很有意思；其中还讲了一桩具体的事：离北京不远的某地百姓，因不堪照法定税率的四倍半纳税而起来抗争，几经周折，同地方官达成了折中，议定此后年年照应缴之数的两倍半纳税，并在城中央立了一块花岗石碑，作为这一了结的永久凭据。

这种官吏的贪腐——即侵蚀公帑——在京师更甚还是在外省更甚，自然无从判定。且举几个在皇帝眼皮底下所行之事为例，便可见京师是什么光景，也可由此推知：若离权柄中心愈远而情形愈坏，那么留给政府正当开销的便所剩无几、甚至一无所剩了。皇室是满洲人，吃奶——这是中国人从不沾的——每日由城外送一份进宫。北京的本地人有一句话，形容那种无处不在的侵吞：御用的奶车一到外城门，当值的官便舀出一杯奶，掺进一杯水；奶车经过城内每一座城门、每一处堆拨，这舀出掺入的手续便重来一遍；其结果是，这液体最后端上御桌时，连颜色上也看不出一丝奶的痕迹。他们还颇爱说：皇帝是全中国最穷的人。

北京在它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曾有过一套周密而管用的沟渠，不与任何住宅或公共建筑相连，专为排泄大雨而设。若干年前，有一段沟渠需要疏浚，自某使馆至运河，长约一千五百英尺。沟身完好无损，只是淤满了泥土。所需的工很简单：向下挖约四英尺至沟顶，揭开盖沟的厚花岗石板，把里面的干土铲出来，再把一切照原样复好。有人呈请市政衙门办这桩工，得到的回答是：此项并无款可拨。受这排水不畅之害最重的那位使馆首脑便决意自费疏浚，同一个中国人订了约，价银墨西哥银元六百元。不过他后来又改了主意，转而对朝廷施加影响与压力，直到他们终于尽了自己的职分。而这样办下来，这一点点铲土的活计花了政府墨西哥银元五万五千余元！

约在同时，又有一道命令，要把另一条干沟掘开并彻底修好；那条沟沿一条商业街自南城墙通到北城墙。为这项工程拨了一笔宽裕的款子。北京的兵丁巡警是这样干这桩活的：他们在沟上选一个位置，正对街上最大的一家铺子或店号，便动手挖一个大坑，把泥土与秽物堆成一座大山堵在这家店号门口，把它的买卖彻底断绝。抱怨与劝阻都无用：他们是奉皇上的命令办事，区区商人算什么东西，也配反对、也配插手！末了，出一笔钱才换得他们答应把挖开的坑填上，再挪到另一家商号门前去。于是整条街上凡有些财产的生意人，一个个都被敲了竹杠，所敲来的银子几乎同修沟的拨款一般多；而真正管用的工，一下也没干。

过了相当的日子，被「疏浚」了的是居民而不是沟渠，于是向御前具奏，说工已做完。朝廷便命一个钦派的委员会于指定之日查验此沟并复奏。到了那一天，这个委员会的诸位大员前呼后拥、气派十足地来到沟的上口，当着他们的面把一个人缒下去，吩咐他从这头穿到那头。要检验是否疏浚彻底，再没有比这更周全的法子了。委员会随即到下口去，稍候片刻，那人便出现了。于是皇帝依例被告知：此工已做得彻彻底底。奏报如此，事实却是另一回事：这沟只在两头各疏浚了约二十英尺；委员会到来之前，先有一个人藏在下口，听得暗号，又事先往衣服上蹭了些泥，便在人家需要他的时候现了身；而被放进上口的那个人则待在里头，等官员与人群走了，才悄悄爬出来回家去。这样弄来的银子，一半是偷的，一半是敲的，分给了好几百人，多寡不等。城里大概多数人对这桩明目张胆的舞弊多少有所耳闻——这也难怪，因为这事在光天化日之下办了好几个月。然而没有人说什么。唯一一个对自己的命令是怎样不被遵行、反被用来劫掠自己子民的情形全然不知的人，就是皇帝。

这样大规模的劫掠与舞弊，是无可开脱、也无可减轻的。而且不妨问一句：在一个容许并安然地对这类不义之事的不断施行视而不见的国家里，是否还剩得下一点诚实的根苗、一点革新的能耐。而帝国全体百姓先先后后看去都不仅是安然的旁观者、而且是劫掠国库的积极参与者——这只使前景更加暗淡，看上去也断了任何革新的指望。

然而在接受这样一个结论之前，不妨先回想一下别的、离我们近得多的国家里对政府的那份良心上的松弛：多少品格高尚、极受人敬重的基督徒绅士太太用走私来漏税，用隐匿产业或少报其值来同时劫掠国家与较贫的邻人——而这一切还是在宣誓的庄严之下做的。

不妨认定：中国各处虽处处有舞弊与贪腐，上面所举的北京几件事却是极端的例子，并不代表可称为「公允的平均值」的那种不法。倘若它们是公允的样本，这个政府早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中国人的性情与他们的行政制度中有许多地方，虽不能使不法之事的罪过减轻，却使革新远不是那么没有指望。

家长式或曰家族式的治国观念——如前面屡屡说过的，这正是他们那套制度的根基——使人在对待公产上思想与行事都松弛起来。属于这家的东西，这家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正当地取用；公产属于任何自认需要它的人，取来自用并不算犯下什么滔天之罪。再者，官员既是从百姓中选出来的，而帝国之内每一家或者已经有、或者正想有一个亲戚厕身于经收与支放公帑的人中间，于是整桩行政、或者不如说乱政的营生，便这样被化成了一桩家务事：百姓出钱，百姓经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直隶省的一个农夫若受了收税吏的勒索，他便这样自解自慰：他在湖南的儿子、兄弟或堂表兄弟也属于官这一等，也正在那边装满自己的钱袋。这样一来，种种勒索、不义以及官私两面的不法之事都被宽宥、被看轻了；而若没有这个家族观念，这些事一个钟头也忍不下去。

中国人有一套奇妙却含混的权衡与调停之法。笔者曾在路边听见两个人议论他们这一天的买卖。他们各挑了两篮白菜进北京，沿街叫卖。一个每斤收了五文钱，另一个只收了四文；可是后者说他往白菜心里塞了八磅石子，所以这一天的活计反倒比头一个多挣了几文。既没有一成不变、举国公认的度量衡，秤杆上一面是买进的刻度、一面是卖出的刻度而两面都不准；既没有铸币之制，银钱的单位又全然含混，而交换的媒介是各种成色、各种品质、各种形状大小的银块——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切竟都能扯平，一切差额竟都能在算账时被折算、被调停，而因舞弊或欺瞒而生的实际损失竟如此之少，实在叫人称奇。事事都没有标准，其结果之一是：人人都成了讨价还价的精明好手。

而他们把公务上较重大的事情扯平取中的法子，同他们在私生活的琐事上所用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西方所期望、而且多少也做到了的那种对每一桩事的每一款都精确办理，这里根本不去求。只要总的平均说得过去，个别的乱政与积弊便不被认真计较。中国办理公私事务时所含的个人成分，远比别处为多：官员按所对付的具体的人去调整自己的举动与裁断。这算不得一视同仁的公道，然而看来中国人是满意的。

笔者有一回所处的位置，使他一连数日亲眼看见一名收税吏在其任上办差时同当地百姓的来往，也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再没有比这更不成体统、更不合规矩的办事了：威吓、哄骗、恳切的论理、打趣，轮番使出来，而且往往用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位收税吏离那种自动运转的法律肢体、那种恒定不变的力量与权威的非人格代表，远得不能再远。照他的言谈举止看，他有完全而最终的裁量之权，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想不收就不收。而他显然是按所对付的人来定自己在每一桩上的行事的：这一家他会把税银的最后一文都榨出来，还要加上成色不足的贴水、加上利息、加上开销、加上佣钱以及别的种种名目，直到总数成了原额的好几倍；下一家他也许只收应缴之数的一半；再下一家他便心满意足地一文不取。而那些牺牲者——或者说胜利者，视情形而定——显然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也十分满意。这三天的办事里，看不出半点拶指夹棍的影子；那倒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理与口才的角力。不过也不可以为中国的收税吏都是照刚才所说的样子办差的。

个人负责之制，在中华帝国若说还存在，那也不存在于中央的组织里。兵部的构成如前所述，其余各部也一概照此。每一部里，权责都被分了又分、析了又析，彼此权衡、彼此抵销，以致没有一个人对任何举动负责，也没有一位堂官个人能办成任何事。魄力与诚实都被白白耗掉了。每个官员都能躲到别的官员身后，从而规避质问与责难。即便总督的个人担责，也远比人们所设想的少：一套繁复的牵制之法妨碍着他在任何方向——好的或坏的——上的作为，同时在御前或民间的责难之风刮起时，也给了他充足的藏身之处。

在中国的官制里，没有西方各国那样把职守分成不同门类、分派给不同的人的干净利落的划分。一名文官要办种种军务：一座城的知府随时可能奉命去统率一个军团或一条兵舰。而在履行他的民政职守时，他又轮番做立法者、做审判官、做执行之官。这种把各样公务混在一起、搅成一团的情形，在中国处处可见：同一个权柄制定法令，施行法令，又审判不遵它的人。

其结果是一套格外纠缠的制度，给贪腐与各样专断的勒索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在北京，职守的混乱与此相同甚或更甚，常见一个官员在各个公务部门里兼着十来个不同的位子。其结果之一是：一个受人欢迎而能干的朝廷臣仆简直被活活累死，而另一些好逸的人则什么也不干，一辈子就在有气无力地琢磨：派给自己的那一堆杂乱职守里，哪一件最好先动手。在这样一套混乱的制度下公家利益要受损，那是不必说的。

中国的官大大地过多了。在官场上，同在别处一样，做事的手比活计多，而这弊病还在不断加剧。其结果便是一大群薪俸不足、因而半饥半饱的小吏，他们实际上唯一的职守就是想出些由头来向百姓勒索。凡重要的衙门——如总督或巡抚的衙门——周围都麇集着成群的这种人。为了给他们一个继续活下去的借口，还要造出些特派的差事与不必要的活计来。百姓对这样不近情理的负担看得很达观，大半仍是前面说过的那个缘故：这些官吏出自他们自己中间，既已挣到了这份体面，就该受尊敬、受推崇，还该——受供养。

欧美流传的关于中国官员财富的说法，夸张得离谱。若干年前，有位在香港住了多年的美国公民，被纽约一位报馆访员问及某位中国大员的财富。他于此全然无知，便任凭想象驰骋，其结果颇为惊人。所说的那位总督，倘若真有加在他头上的那份家私的百分之一，他多半会觉得自己富得做梦也想不到。多年来北京公认最富的人是一位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名字的大员，而对他家产的最高估计，也远在一百万元以下。

中国不是巨富之国。全帝国侵吞公帑、勒索百姓的总数无论多么惊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当时当地被小官、属员与不入流的下手们零零碎碎地分掉了，再经由他们径直流回百姓的口袋。中国同别处一样，巨富不在官员手里，而在商人与生意人手里。凡有品级的官员，都须自费养一大班幕友、书记、书办、佐杂、跑腿以及各色下手，而官家对这些撑他体面、助他办差的必需之人不给任何名目的津贴。然而人家又指望他所养的这班人比别国相应衙门里所见的还多；这班人若在人数上、或在礼数所规定的那千百样要求中的任何一样上有所欠缺，他的体面与所受的敬重必定受损，甚至可能在更严重的方面吃亏。他们若劫掠百姓，同样也劫掠他们的主人：一切形式的官场侵吞，他们都是活跃的经手人；这些偷来敲来的东西，有许多从来不曾离开他们的手。而且如前所说，已经报到主人那里的那一部分，其中一大半也随即在他们中间分掉了。在中国一位总督的衙门里做门房，往往——即便不说总是——比做总督还有油水。

中国官员所给的俸银不过是个名目，难得——甚至从来不够——供养上面所说的那班人。一位总督法定的年俸约五百元。北京的一位军机大臣每年得一千元至一千二百五十元，而他要靠这笔钱养家、维持品级体面、供养幕友与一班像样的随员，还要款待宾客。这笔钱里严格意义上的俸银只有二百五十元，其余是各项特别的津贴。总督也另有加给，使他法定的总进项约达六千元；然而他势所难免的开销远超过一位军机大臣的，一年总不会少于五万元。既然这些是帝国最高的官，他们的俸给自然也相应地多些。较低品级的俸银与津贴按品级递减，直到一个知县或一座人口五十万的城与地面的知府，连俸带津的年入，比美国一名寻常做工的人所挣的还少得多。

这些津贴中有一项叫作「养廉银」。其中有些情形下所拨之数，竟达受领官员俸银的二十倍、甚至二十五倍。然而从一切正当来路所得的总数，仍不足以应付任何官职的需用。所谓勒索与侵吞，正是俸给不足的必然结果。由这一情形生出了一种彼此心照的成规，官府、官员与各色百姓都认这个理：在任之人对他们所管辖、所服务的人，有索取酬报的权利。名义上的俸银与津贴，不过是这笔应得之数中朝廷所出的那一份；各地的百姓也得轮到自己出那一份。只要凭这个名目所索取的有节制、只要官守大体尽到，便没有人抱怨。

这样一套制度之不智，明显得用不着置评。它给专断而无人负责的行政开了一条宽路，也给彼此的职分与义务的解释开了普遍松弛之门，其结局只能是官场的彻底败坏。一个官员若可以随自己的需用或意愿向一个百姓提出一点点于法无据的索求，他不久便会觉得自己有权提出更大的索求。他若可以从所收的税里留下一小份佣钱作自己的辛苦钱，而数目由他自己定，他很快便会把自己那一份加大。另一方面，百姓若肯依官员之命缴纳超过法定的赋税，他们不久也会发现：只要合于自己的需用或便宜，他们同样有权少缴。其必然的结果便是今日中国所见的情形：帝国的财政乱到无望；百姓实缴的税银同政府实收的数目之间全然不相干；征上来的钱更多，而可用的钱更少。而这套制度最坏的效验，或许在于民意似乎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人们在其中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诚与贪腐，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它辩护，说它合乎情理、合乎做事的路数。

一面可以任意侵犯私产，一面可以任意染指国帑，这就是多年来祸害中国的种种乱政的总根子。于是立刻便生出一个问题：一个被这些几百年来一直作祟的观念与做法弄得如此败坏的民族，还能不能革新？还剩得下什么可以在上面重建的坚实根基么？中国人身上还剩得下足够的诚实与品格之力，使他们能够纠正这些积弊、建立并维持一套健全的政体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里还能找得出足够的凝聚之力、足够的公心与爱国之气，去承受这样彻底的变革所必然带来的重压么？

凡了解中国与中国人的人，心里都毫不怀疑：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稳妥地给出肯定的答案。前面提到过百姓中间处处通行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权衡与调停之法。以不正当而败坏的法子补贴官俸、以及一般地处置公帑的那些做法，在举国绝大多数人看来正是这一类的权衡调停：虽不可取，却属必需。因此其流毒远比人们通常所信的为小。极大的担受之力与达观的心性，使寻常中国人能够安然地忍受他本来很愿意看到改掉的情形，甚至去开脱、去回护那些一旦有人着手纠正他便会衷心相助的坏路数与坏法子。等到时候一到、革新之策在帝国施行起来，那时它们被采纳之顺、之快，以及百姓给它们的那份心领神会的拥护，将使世界吃惊。

然而这对了解他们的人并不奇怪。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诚实而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明白自家传统的财政制度奢靡、耗费而贪腐。这些东西被忍受着，却不被喜欢。论做商人，世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他们一句话就同契约一样牢靠，而凡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都承认他们的可靠与正直。他们彼此往来既诚实又守信，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会欢迎一套诚实的政体、不会助它建立起来呢？又有什么好理由去断定他们不会呢？

勤苦、俭省、耐性、百折不回之志、平民的气性，以及稳定——这些最可贵的品性在中国人身上都发达得触目。每一样都构成一条论据，证明他们有革新之能，有本事自己去完成这桩急需之事。而他们那份守旧之性，虽使他们在变革上趋于谨慎，却也能保证一种新的、更好的局面得以持久。

一个人数如此浩繁的民族，有着连绵一贯、上溯至有文字之初的历史，几百年来是世界文明的领路人，今日又显出极高的才智与充足的精明常理，具备这样令人钦佩而坚实的品性、这样的元气与力量——要相信这样一个民族没有能耐料理自己的事、没有能耐去筹划并完成其内政与外交上凡可取或必需的革新与调整，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能够、而且将会完成这桩事。帝国之内有一大批、而且日益增多的有才干、有识见的人，其中有些人研究过西方各国较近世、较良好的制度，而他们个个都清清楚楚地看见现今政府的弊病，并且决意加以纠正。前面提到过的幼童出洋肄业之举，虽在它当初设立的近处目的上不算成功，却成了一所训练之所，孕育出许多关于中国事务的新思想；而一八七二至七五年间出洋的那些少年中，将有人跻身于革新并重建一个大国这桩重任的领袖之列。材料是不缺的，明达而爱国的决心也是不缺的。许多力量已经暗中作用了多年，至今还不曾浮到面上。那些从百姓中崛起的人——美国一切伟大的领袖都是这样出来的——到了需要他们的时候自会出现，虽然他们此刻还无人知晓。民意之力在中国比世上任何地方都大；它一旦被唤醒，在拥护更好的局面这件事上将不可抵御。

所需的革新究竟是在现今的满洲王朝之下完成，还是在另一种政体之下完成，倒是比较无关紧要的。这个问题该容这个民族自己去决定。满洲人在实质上已成了中国人；这桩事将由中国人去做，他们人数远多于满洲人，而且多年来实际上掌握着帝国的政务。任何外国强国若在这个问题上插手或进言，都是极不明智的，甚至可能酿成大祸。

倘若不被帝国之外的武力所阻、不被恫吓以及彼此竞逐冲突的利害所加的过重压力所沮，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们自会完成一切所需的革新，而且一心只着眼于中华一族的好处。而恰恰在这里，潜伏着严重麻烦的危险。眼下有的是关于改造中国的精心拟就的方案与计划，其中大半出自外国人之手：商会、贸易局、乐善好施的个人、少数几位传教士，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些说不上是什么的人——都在这桩事上插了一手。如海似的主意——许多是好的，更多的是行不通的，至少眼下行不通——被倾倒在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与百姓头上。这一切都带着外国的、西方的气味，因而出于本书想必已经说得很明白的那些缘故，为中国人所不信、所疑。而其中有许多还犯着另一桩更严重的毛病——它们是为着外国人与外国通商的好处去重排重调朝廷的制度与律法的；实际上，它们所提议的是为欧洲的好处去经理中国。

指望那些真心明达地为本国之善、为本国的将来着想的人会答应这样的方案与花样，是枉然的：除了武力，没有什么办得成它们。此后中国要么自己治理自己、为自己的好处掌管自己的事——如别的自重的国家那样；要么就不复存在。多亏新近这场起事，这个大帝国已经走到了岔路口。此后，她或是取法近邻，把自己振作起来，把她那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照自己的好处重整自己，然后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这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逐步为之；或是被肢解、被毁灭、被零零碎碎地分给欧洲列强，成为人类的耻辱，成为世界和平的毁灭。无论哪一样发生，中国人都不大可能接受那些从前败坏她、羞辱她、侮慢她、劫掠她的人所出的方案与花样——除非在刀兵的逼迫之下。

明智之道显然在于：容中国人以自己的法子去做自己的事，至少在他们显出要侵犯外国人明白无疑的权利与便宜的意向之前如此。他们若需要主意，多半不会不来求。某种程度的压力与半管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无疑是需要的；然而这只有以极大的机变、极安静而审慎的态度去施行才最好。他们心里积着一大堆对一切外国人的猜疑、怨毒与活生生的憎恨，须从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中剔除出去。他们把自己许多最严重的祸患归咎于外国人——而这归咎是有道理的。倘若要给他们一个同世界其余部分并肩而行的机会，倘若以一种新的、更好的根基同他们建立持久的关系是可取的，那么凡足以延续或重新挑起旧日恶感的事，为着各方的好处，都该小心避开。

不能指望中国这桩必需的改造能够不经许多拖延、骚动与激愤——甚至可能不经流血——便告成功。倘若它能一蹴而就而毫无难处，那么这个帝国的居民便在一个新的方向上证明了自己是古往今来地上最了不起的民族；因为这样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来不曾轻易办成过，也从来不曾不经武力与流血便办成过。中国人不会成为以往这一不变经验的例外。而把每一项具体的革新推行到百姓中间去时，也非有极大的耐性、极大的节制与始终如一的缓慢不可：成例之力、这个民族天然的惰性，以及一大堆成见，都非克服或挪开不可。一个古老的民族要使自己合于新的情形，是不容易的。而这里又多出一条反对外国干涉的论据：任何西方人或西方政府无论对中国人多么友善、多么同情、多么熟悉，除了中国人自己，没有谁真懂得怎样去驾驭与管束中国人。即便在他们本国的革新者中间，就经验与观察所能提供的判断依据而言，也大有操之过急、失之躁进的危险：他们想一天之内扫掉太多的积弊与祸患，想一天之内推行太多彻底的革新。这样的失检，除了惨败别无结果。两年前光绪皇帝的举动与遭遇，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怀着孩子气的激进而失当的念头，打算在几天之内把朝廷行政的整座大厦推倒重建，而所用的不过是颁发足够多的一纸纸诏书这样轻省的法子。凡能下令的他都下了令，而且一齐下。他把作为文官取才之基的整套科举痛加斥责并重加改铸，这就把全中国的士人一等激得群情汹涌、结下刻毒的仇恨。他「朱笔」一挥，裁撤了六个衙门，使六千余名官员一下子丢了官、断了生路。中国半个世纪所能得到的东西，她要在一天之内到手。而到了顶点的，是传出一道诏书即将颁下，要皇帝的全体臣民剪去辫子、改着外国服式！这场变法的疯狂，其后事举世皆知。而这位不幸的年轻皇帝，至今还没有从这般铺张地施展皇权所失去的气力与国政之权中缓过来。那句古老而明智的话——「宁迟毋悔」——用在为改良中国政务而兴办的种种方案上，是再贴切不过的，纵使那些方案本身再明智也一样。

本书的宗旨不在于详述任何改造或革新的方案。不过有几项先行的步骤，是在任何制度得以开展之前非走不可的，这里不妨一提。

第一项是确立划一而不变的度量衡与币制。没有这些，勒索与不义便易如反掌。斤两的砝码不一，银两成色的标准不一，再加上银子折成制钱——这是通行的支付之币——的价格也在变，于是纳税的人便永远无从知道自己依法究竟该缴多少。不过这样一项先行的革新其需要之急迫，已经明显得不必解说了。采用什么样的度量衡与币制其实无关紧要，只要有一套被明令颁行并严格执行就行。凡最合于百姓自然之习、因而最易被明白与接受的，便是最好的。只须一道上谕，命令采行此制，并把生效之日定得足够靠后，使一切受其影响的现有契约得以作必要的修改，便够了。照这个法子办，帝国之内不会有一个人因此吃苦。

第二项先行的革新是什么，几乎不必说：必须把各级各类官员与公务人员的俸给重新厘定，使之合于一份合理的活命之资，同时以最严厉的刑罚禁止从百姓手里收受任何银钱。任何政府若逼得自己的臣仆在偷窃与饿死之间作选择，诚实的公务便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层，很值得中国以外的别的强国也想一想。这项革新比第一项更难办成，需要极其警惕与严厉的决心；然而它是办得到的。等到百姓完全明白了这一新的安排，又凭经验懂得了：他们抗拒不法的勒索、或者不去行贿，并无遭祸受害之虞——那时他们便会极其衷心地同官府协力。不过要把这一路上旧日的恶习彻底铲除，还得费上许多年。

这些先行的革新之中，最后也最要紧、同时也最难的一项，还没有提到：那就是把中国官场中一切染上鸦片之瘾的人清汰出去。这项举措之必要，同它之难办是一样的。说它难办，是因为中国各处的衙门都弥漫着这味药的烟气：王公、总督、巡抚、审案之官、各级较低的文官、陆海军官，无不受这一恶习之害。这意味着帝国全部官员中要有惊人的一大部分退归林下。

说它必要，是因为公务上的诚实与效能同吸食鸦片是互不相容、彼此矛盾的两件事，二者根本不能并存于同一个人身上。凡做了鸦片之瘾的牺牲者，无论男子的诚实还是女子的贞洁，都是靠不住的。这味药最初的效验便是摧毁道德之感，摧毁明辨是非的能力。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在任何民族身上都是一样的。在私人的营生里，人们承认这些事实，也照着办：无论在中国还是别处，做事的人都不肯信任一个吸鸦片的雇员；只要另有人可用，就绝不雇这样的人。那么在官职上，其所系的利害既大得多，而随时就近稽查的机会又少得多，这些事实何以就不那么真、不那么要紧了呢？曾有一个吸鸦片的和尚把神龛上的佛像偷了去当掉或卖掉，只为换那味药。那么染着同一恶习的官员，在比亵渎神明更轻的罪上还会迟疑么？

只要不着手把衙门里的鸦片烟气涤荡干净，中国官府在别的任何一路上谋求革新、乃至纠正哪怕最小的积弊，都是枉然无益的。巡抚、总督、乃至皇帝本人的命令，根本不会有人遵行。而当政府当真认真着手彻底改造时，头一项举措——也是此后一切举措的命脉所系——必须是上面所指出的这一项；而且必须猛烈而彻底：不但各部各院各署有责任的堂官须予汰除，连最下等最低微的属役也须汰除。在任何衙门里留一个吸鸦片的门房或扫地的，都是不稳妥的。

显然，这样一项革新非经过深思熟虑、非把一套周密的施行之法细细拟就，不能着手。在这一路上若有任何立时而彻底的举动，必定造成惨酷的不义与苦难。多半需要先出一道官方的告示，给两三年的宽限，声明限满之后仍吸食此药者，一律屏诸公职之外；而要把这一恶习从行政各部各署中彻底根除，还得再费许多年。关于那个自称「世界基督教诸国之首」的国家为着这桩买卖的巨额进项而把这可怕的祸殃硬塞给中华一族所扮的角色，本书说的大概已经够多了。凡血管里流着英国人的血的人，回想起这些事实、又发现英国政府在要求中国革新上喊得最响、逼得最急，而这个政府却大体上要独自为把一种恶习钉死在中国身上负责——而这种恶习使任何革新都难到近乎不可能——都不免感到羞愧。

真正的中国问题，是中国这个民族还能不能存续下去的问题。它在一个方面固然是近世的进步与古旧的守旧之争，是公元前五百年与公元一九〇〇年之争；然而其中牵涉了这个民族之外的如此众多的纠葛与争端，所系的别样利害又如此之多，以致中国在作选择之时——倘若她还被容许有选择的机会——所决定的是生与死。

只要大体上听她自便，在需要鼓励之处给她鼓励，有时以善意友好的方式给她警示与引导，并帮她自助，那么结果如何是毫无疑问的。为着人类共同的利益，也出于对通商买卖这一较低、然而看去更要紧的事务的明智顾虑，我们极愿看见此后对中华帝国采取这样一条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