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庭生活

第一章引言

开篇我想先说明：我无意把中国人的家描画得一团漆黑，也不打算涂上过分鲜亮的颜色。穷人家有明亮的画面，也有暗淡的画面；富人家同样如此。许多人以为，孩子只要生在穷家，日子便一定过得沉闷无趣。

我和诸位一样，生来是个赤脚孩子。所不同的，也许是我有这份福气，一路赤着脚长大——凡是在丰裕安逸中养大的人，是体会不到穷人的苦乐的。一个庄稼汉的儿子，从早忙到晚，帮着挣房租、挣嚼谷，可是到了七月四日或圣诞节那一天，手里攥上两毛五分钱，他一天里得的乐趣，比一个富家子弟整整三百六十五天无所事事、又有花不完的存款，一年里得的还要多。所以我们不要先认定：孩子穷就不快活；也不要以为：孩子富就一定快活。生于寒微而后遍历各等人家，实在是一桩大造化。它帮你懂得孩子，帮你懂得大人，帮你在各色人家的门里，既看得见落泪的由头，也看得见发笑的由头。凡是自己不曾亲身过来的事，总是很难评断得当。

现在就让我们往中国人的家里探一探头——或者说，探一探那所造成「家」的房子。什么等第的都可以：小村子里的一间土屋、一座竹棚，或是帝都（如今是民国的首都）里黑檀木雕花、绿琉璃瓦顶的砖房。孩子都是一样的孩子。屋宇的大体结构是一样的。格局与营造之法是一样的。风俗是一样的。家具大抵也是一样的，无非有的粗陋、有的精致罢了。他们用同样的家伙吃饭，吃法大同小异，吃的东西也相去不远。衣裳是同一个样子、同一种裁法。头发一样地梳，脸一样地敷粉涂脂，鞋袜一样地用那种针那种线做出来。这些事他们已经做了许多个世纪，做到后来，连想事情也想得一模一样：一样地坐，一样地走，一样地说话，一样地动气骂人，一样地欢喜唱歌——而这一切，又与世上任何别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时，全然不同。

那么，这所被我们称为「家」的房子，是一明两暗、一溜三间的平房。门开在三间的正中，这一间便兼作客厅、堂屋、饭厅、过道和日常起坐之所。进门正对着的墙根下，安一张方桌，两旁各一把直背椅子；两面山墙的当中，则各摆一只几案，旁边也配着椅子。

方桌上首的墙上，装点着的或是四幅字条屏，或是一幅立轴画——日本人管这个叫「挂物」，中国人却叫「中堂」——两边配一副对联。若是土坯房（晒干的砖坯），房间之间的隔断便是土坯墙；若是中等以上人家的砖房，隔断则是下面四五尺高的木板槅心，上接槅扇花棂直到顶棚，糊着薄薄的白纸，每一格里嵌一小幅画，或设色，或水墨。

顶棚是纸糊的，裁成一尺半见方上下的方块，一面用鱼骨粉、鱼鳞粉（蛎壳粉）打过光，再糊在高粱秸扎的架子上，外面用木条绷紧。在中国北方，房子一律朝南，南墙的上半截尽是槅扇窗，不镶玻璃，只糊薄薄的白纸。这是为着冬天把日头尽量放进屋里来；至于夏天，他们的起居劳作本来就在屋外。殷实些的人家不必计较柴火，往往沿房子正面通长搭出一条五尺来宽的窄廊；穷些的，则在暑天支一领席棚遮阳。

两头的房间彼此相仿，见方一丈上下，视主人贫富而有增减。在中国北方，靠南的半间地面要垫高一尺半——这就是床，中国人叫作炕。炕用砖或土坯垒成，面层底下盘着烟道，前头开一个灶口，灶眼上还可以坐一口锅。早晚两回，或者手头宽裕的人家索性烧上一整天，就在炕底下生火。烟、煤炱、煤气和灰，一并顺着烟道走，把炕面的砖烘得热热的；于是你上床安歇时，得的就不是被窝里一块热砖，而是一整铺热砖。有人打趣说，这叫「结结实实的舒服」——他们是睡在炉子顶上的。烧的柴火多半是秫秸、茅草、荒草、破席，凡能着的都行；最好的则是无烟煤末子和上黄土做成的煤球，烧起来极透。不难看出，这炕上的砖——或者说这炉子，因为人实实在在是睡在炉子上头——把柴火里的热气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叫它顺着烟囱跑掉；顺带说一句，寻常的中国房子根本没有烟囱。既然烟囱要带走你五分之三的热，何必要它？烟和煤气就出在屋里。你把门窗一开，放它出去，热气却全留下了。上等人家用铜的或泥的火炉、火盆取暖，烧煤球或木炭，先在屋外点着，等煤气走尽了再端进屋来；炕洞的灶口也开在廊下，不开在屋内。

父亲、母亲、孩子，就住在这样一所简简单单的中国房子里。可是中国人家很少是简单的。儿子们一到该娶亲的年纪，便照着长幼次序，一个一个替他们说媳妇（这一节容后细说）；媳妇娶进来，进的不是父母的屋，而是父母的院——院里另盖一所三间的房子，与方才说的那一所一般无二，小两口就在公婆的照看约束之下开始过日子。这样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地下去，每一家的女儿则尽数嫁出，散到别人家去。如此这般，当初一所三间的小屋，久而久之就长成了一座村子，村名便叫刘家村、杨家村、王家村、张家村，端看最早住在那里的是哪一姓。这样的村子，小的百十户，大的四五千户乃至更多，密密地铺满中国可住人的地面，比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艾奥瓦州的孤零零的农舍还要稠密得多。

上面所写，心里想着的是一户中等人家：盖得起砖房，铺得起瓦顶，置得起还算像样的家具。从这一档往两头推，一头推到那个「有一碗吃一碗」的穷叫花子——这是他自己的话；一头推到富家子弟，凡是他们自己的见识、或者他们这个民族的见识所能想到的享受，他们无不具备。

可是照我们看来，这些享受实在算不得多。他们屋里的地面是砖地，没有浴室，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取暖的法子除了上面说的那些之外别无他物；没有电铃，虽说他们有活的电铃——就是那班仆人，随时候着听吩咐，因为世上很少有人比中国人使唤得更称心。他们懂得怎样受人服侍，也懂得怎样服侍人。他们没有冲得干干净净的下水道，街巷、院落、屋里，按我们的干净标准来说都算不得干净。寻常人家地上那些吸水的砖，浸着多少年——若不是多少世纪——的痰和污水，凡是我们讲卫生的规矩，它无一不犯；里头的细菌，足够叫全欧洲和全美洲在一代之内绝了人烟。

他们睡觉的安排，既不干净也不舒服。砖炕上面铺一领苇席，手头宽裕的再加一条毛毯或驼毛毯。要睡了，就在上头摊开一条褥子，厚薄约莫同我们祖母辈的絮被相仿；再有一只砖头大小的小枕头，里面装着草籽或谷糠，许多枕头当中还挖一个窝，好让耳朵搁进去；此外盖上一两条被，或者索性把自己裹起来，便安安稳稳做起好梦来了。平常百姓睡觉不穿睡衣，被褥不够，夜里就把白天的衣裳压在身上。天一擦黑就睡下——因为直到近年，所谓「亚洲之光」，不过是一支牛油烛，或是一碗油、一根布捻子——天一亮就起身。

早上起来，被褥先晾一晾，然后叠起收进箱子，或者堆在炕的一头，等着夜里再用。他们不像我们那样使被单和枕套，因此——不过读者诸君的想象自会往更文雅的路上去，这一层我也不必多提醒了。可是有一件我不能不请诸君留意：人身上的寄生虫。我常想，我的读者里可有哪一位答得上来，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什么造出来的？——我想大约是为着督促我们爱干净罢，因为它们只往有几分脏的地方去。总之，凡有人烟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寄生虫无不繁盛；而要孵养臭虫之类，还有什么比一铺砖炕更相宜的呢。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折损了居家的安适，使得「家」这个字——屋顶底下拴着一口猪——显得很有几分意味；也难怪中国的太太们到外国人家里做客时，总要发出那一声惊叹：「干净！真干净！」

中国的孩子就生在这样的家里，长在这样的家里。有一件事应当记在这孩子的功劳簿上：他们没有一套科学的医道，又有细菌和这般的卫生，而这样的孩子竟有四万万之众。

第二章孩子与孩子的日子

中文里「孩」这个字，是由两部分拼成的：一部分是「子」，就是儿子；另一部分是「亥」，指夜里九点到十一点。它的来历，我且留给读者诸君照自己的趣味和阅历去琢磨。「好」字则由「女」与「子」两个字拼成——女人有了儿子，便是好。这是不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我们不敢妄断；不过中国人造字确是极用心的，而我也想不出比钻研汉字的构造更有意思的消遣了。

中国人疼孩子，大约只有希伯来人堪与比肩。一个女人，不做了儿子的母亲，便算不得走到女人的顶点——这话至少说明一点（哪怕别的什么也不说明）：中国的孩子来到世上，是这一家盼着他来的，是会被珍视的。《女四书》里有这样的话：

「儿女之来，家家皆有；

自幼读书，日日须有定课。

课子之责，向来在母：

为儿延师，送之入塾，

习字歌诗，学做谨饬，

敬爱师长，束脩肉脯并奉之。」

末一句说的是旧日的规矩：先生的束脩，有一部分是学生送来的干肉。这几句所出的那部书，写于一千多年前；不消说，这条老规矩在近来的变法维新之前，早已废弃不行了。

孩子落地，若是个男孩，那便是一桩「大喜」，道贺的话一律是「大喜，大喜」。可若是个女孩——女孩落地的次数原与男孩一般多——那就不能不承认：倘若这家里女孩本已过剩，老妈子抱着孩子出来，那副神气就像是从哪里偷来的一般；人家照例要道喜，她便照例答一句：「小喜罢了，不过女孩子也有女孩子的用处。」这并不是说人家不要女孩，也不是说不疼女孩。男孩多了的人家，想要个闺女，那份心思与欧洲的同样人家毫无二致。这份心思我恰好深知：我父亲家里一连生了八个儿子，才盼来头一个女儿。所以有个小家伙的话，我很能体谅——他们家生下第五个男孩，还是没有女孩，他头一回站在摇篮边看着这婴儿，说道：「唉，我倒想知道，这是谁求来的！」

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哪里都一样——女孩子在娘家的那些年，只是一笔开销，不是一注进项；中国乃至印度的许多风俗，根子都在这里。在那种争的不是享受、而是活命的地方，人们听凭空肚子说话，盼着新添的这张嘴能连着一双帮忙的手，而不是只有嘴没有手，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在我们这个国家，说到人口，我们是按「手」来算的；在中国，你若问一个人家里有几口人，他会答：「我们家十口人。」

中国人尽管穷，却从不赞成像印度那样早早把女儿嫁出去。他们的境况、他们的凶险、他们的不得已，与印度并无两样，可是他们把这道难题解得高明得多。要说缺衣少食、穷困窘迫，中国不亚于印度；要说女孩子有走上歧路的危险，也是一样的——正是这份危险，加上穷，才使印度的父母在女儿那么小的年纪就把她交出去，把教养她、看顾她清白的担子，从自己肩上卸到那个将来要娶她的男人肩上。中国人解这道题的法子是这样：穷人家里，未来的婆婆有时把那女孩接过来，和自己的儿子一同养大，这就是童养媳。这样既教会了她顺从，又让两个孩子彼此熟识，还把养活这女孩的担子，放在了将来要享用她的劳力、要靠她传宗接代的那一家身上；不过他们并不许这两个孩子成亲，非得等到欧美人也认为可以嫁娶的年纪才行。

在吃奶的年纪，中国孩子是被照看得很周到的。孩子生下三天之内不洗澡，洗三的仪节留待别的章节再说；但凡办得到，一律由母亲亲自哺乳。这未必全是出于情愿，也可能纯粹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中国人极少用牛奶，婴儿也没有任何代乳的食品。倘若母亲天生没有奶水，便雇一个奶妈；奶妈若是主家允许，总要先喂饱了东家的孩子，再回头喂自己的。

人家若供养得起，每个女孩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妈妈，终其一生都跟着她：小时候做她的奶妈，大了做她的丫头；出嫁时跟着到婆家去——想来是怕她在陌生地方寂寞——等她生了孩子，又做孩子的奶妈，至少也是管着一班奶妈的头儿。这些老妈妈在一个家里是极要紧的人物，论分量仅次于婆婆，只是要紧得不是一路。姑娘依赖她惯了，简直想不出没有她日子该怎么过。

不过，中国人家里女孩不如男孩受欢迎，除了穷，还有别的缘故。撇开银钱一层不谈，失望的主因是：女儿不能上祖宗的祭；不能凭读书进学、做官挣来门楣的光彩；更不能指望把这一姓的香火传下去。在一个敬老敬到成了祭祖的社会里，这几层顾虑的分量之重，是别的民族里少见的。

没到中国之前，我每见着中国或日本的洋娃娃，总不免纳闷：怎么给小孩子玩的东西做得这样不像人。一到东方，头一个碰见的中国娃娃或日本娃娃，就把这桩疑案一举解开了——原来那洋娃娃正是照着孩子的模样做的！

一个中国娃娃，是圆圆一张脸的小小一团、全无自理之能的人；那两只眼睛，看上去就像两颗黑玻璃球上绷了一层皮，再斜斜地划开一道缝。他的鼻子不过是脸当中的一个小土丘，土丘底下张着一道深渊，非得不住地填，才保得住那里的太平。他头上东一处西一处留着几撮头发，望去活像北京城外的平野：行路人见那里一丛、这里一丛的树，围着一个村子或一片坟地，别处则是光秃秃的。他身上穿衣裳不穿衣裳，全看时令。若赶上春天生的，那么头六个月他就有福气像伊甸园里的始祖那样过活，并不觉得羞。倘若他生下不到半年就死了，家里若穷，便拿一领破席仔细裹了，轻轻放在某个街口上；自有那赶大黑车的人来收走——车上套着一头温驯而极大的黑牛——拉到城外去，和许许多多同样没能斗过身边那些微生物的小小不幸者，一并埋在一个公共的坑里，或是并排，或是层层叠着，连一块记着他长眠之处的碑也没有。

我说的不是我不知道的事。那辆大黑车、那头大黑牛，我亲眼见过：一个早晨又一个早晨，约莫九点钟光景，从北京的哈德门大街上过来；跟车的那个人，我也亲眼见他把那些叫人心酸的小包裹一件件拾起来，往车尾上一塞，就像我们从前在农场上往大车上装柴一样。还有一个寒冬的日子，我从北京的礼拜堂回家，见城墙根下搭着一片穷叫花子的窝棚。夜里有一个窝棚里生下个婴孩，被扔在沙土上，就那么躺着，像一只冻僵的死耗子，晒在太阳底下。又有一回，傍晚时分我在城墙上走，脚下绊了一下，低头去看是什么，原来是一颗小孩的头，身子已经叫狗吃掉了。这样的事，即便在旧朝也不算常见；可是那车和那牛，却是天天都有的。

这小人儿若是活下来了，他这一生要看几桩极要紧的事：家里是王府还是棚屋；他是男是女；在他前头生的是些什么孩子；以及他给自己挑着了一对什么样的爹娘。若照前面说的，他是个男孩，而前头生的又多半是男孩，那么爹娘和老妈子会说一声「也罢」；可他若偏是个女孩，那就分明是多出来的了。

照理说，中国孩子生下来的性情，与欧美孩子大体无异。我想确是如此。可是他长起来，性情就断然不一样了。很早他就显出一种中国孩子特有的脾气来：他淘气。这个词差不多是顽皮，差不多是磨人——一个小鞑子——可是它确切的意思，就是「淘气」。

一个淘气孩子，若是成天交给老妈子带，很可能长成一个小霸王。我见过这样的人家：父亲、母亲、叔伯、姑姨、祖父祖母，个个都得听他调遣。其中但凡有一个流露出不肯的意思，这小宝贝便往地上一躺，仰面朝天，又踢又叫，当真闹得尘土飞扬，直闹到那个不驯服的大人或老妈子认了错、依了他，他才爬起来，和和气气地自去玩他的，也放人家各自做事去。

这是中国娃娃特有的一手，或者说特有的一种脾气——至少在别的国家我没见过；不过我自己的小儿子两三岁上，倒有一回也对着他的奶妈使了这一手。我瞧见了！我跑过去，把他抱起来，按在膝上，飞快地拍了三下屁股——吓他一跳，却并不怎么疼——然后把他扶正坐好，一面用食指点着他，一面说：

「儿子，中国娃娃这么干，美国娃娃从来不这么干。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听见没有？」

他答应了不再犯。我又转向那奶妈——一个绝对靠得住的中国妇人——故意说给孩子听：

「心奶奶，我这小子要是再这么闹，你告诉我，好不好？」

她答应了；此后果然再没有过。

大体上说，女婴受的疼爱照顾与男婴无异。满月时给她剃头，只留下囟门那一块不剃；此后每隔七天十天便要剃去一处，一直剃到长成的年纪。给头上留发的花样里，有一种是顶上留一撮、脑后颈根上再留一撮。不过最讨人喜欢的一种，是先在头皮上剃出一个圆圆的空处，再把其余的头发也一并剃去，只在离那圆处一寸远的地方留下一圈头发，长出来便像一道乌黑的光轮。等它长到三四寸长，就用红头绳编成一根根小辫子，那模样真是招人疼，说得上是伶俐可爱。

再大些，在旧日满洲的规矩下，只剃前面半个头，后面的听它长。长出来的编成一条辫子，男孩女孩都是一样；这条辫子在中国男孩心里的分量，就同地球那一头的邻居家孩子头一条长裤、头一双红筒靴一般。他头一双鞋往往做成猪的样子，叫作猪鞋；手套做成虎头的样子；冬天戴的帽子做成公鸡、凤凰或别的鸟儿的样子；褂子和坎肩上则绣着金龙。

中等以上人家的小男孩，乃至供养得起的穷人家的小男孩，穿戴与大人一模一样；小女孩则与她母亲一模一样。这一个不必经过穿长袜配灯笼裤的年纪，那一个也不必经过穿短裙的年纪；孩子与少年、少年与成人之别，看的是头发，不是衣裳。

年纪小的时候，男孩女孩的衣着大略相同：鞋是布做的，厚底；袜是白洋布缝的，不是织的；裤子肥大宽松，裤腰上镶一道宽白布，用一根带子束在腰间，除了上口和两个裤脚，别处都不开口。他们穿裤子就像人钻进一条口袋，腰上一束，脚踝上再用细带子扎住，那细带子叫作腿带。腿带在中国孩子心里，就等于欧美孩子的领结。他若有一副极漂亮的腿带，便故意扎得容易松开，好三番五次地散了，招同伴们来看。他的外衣是一件长衫，用绸、缎或寻常的蓝洋布做成，一直垂到鞋面；他妹妹的却只到脚踝或小腿肚，那一道笔直的长线，又被一件短短的马褂或坎肩截断，短衣只到胯上。男孩女孩衣裳最要紧的分别，在于装饰。小姑娘和天下各处的姊妹一样，把自己打扮得比哥哥弟弟精细讲究得多。

中国孩子的生活里，最有意思的一桩，是他怎样学说话。依我看，学中国话并不比学别的哪一国话更难。每个字都是一个音节，名词代词不变格，动词不变位，形容词不分级。只是同一个音，可以用四种乃至更多的不同声调念出来，这在外国人是极难学到家的。孩子的头一位先生是他的奶妈。她抱着这小人儿到处走，翻来覆去地说，说得人以为孩子早该腻烦了：「这是花儿。」孩子跟着念：「介系花儿。」「这是石头。」「介系石头。」如此这般，没完没了。

纽约有一家杂志请我的小儿子写封信去。他写的是这样：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的家在北京。我九岁。我会说中国话。我先学的中国话，后学的英文。中国话容易得很。说中国话跟说英文一个样，不过字不一样罢了。」

孩子眼里这两种话孰难孰易，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依我看，中国孩子小时候最动人的一桩，是那些儿歌。我在十八省中的两省里搜集了六百首这样的歌谣，译了一百五十首成英文，又把孩子们带到照相馆去，摆好姿势拍了照，印成一部中国的《孺子歌图》；这书后来很受欢迎，正可见这些歌谣是何等有趣。但凡好一点的老妈子，肚里都装满了这类歌谣，能一首接一首地念给孩子听，快得就像英国奶妈背我们的鹅妈妈童谣。

有一天我撞见一个老妈子，正给她看的小人儿念这么一首：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叫奶奶，奶奶不来，

叽里咕噜滚下来。」

这首歌谣里，「胡巴德老太太」的种种好处一应俱全。读者当还记得，那位老太太到碗橱里去给她的狗取骨头，橱里却是空的，「于是那可怜的狗一无所得」。编那首歌谣的人并不懂孩子：凡是正常的孩子，决不肯让自己心爱的狗——哪怕只在想象里——一辈子连根骨头也没有，所以孩子要追问「后来呢？」另一个同样不懂孩子的人，便让她上面包房去给狗买面包，可回来时狗已经死了。这也不能叫孩子满意；非得等那条狗和那位老太太双双脱了困，孩子才肯罢休。

再看这只小老鼠。他有了难处：偷油吃，下不来。情急之下，他叫的是这世上最可能来救他下来的那一位——他的奶奶。奶奶却不来；于是为了让孩子称心，总得有人叫他缩成一团，叽里咕噜自己滚下来。这首歌谣传遍中国，正如「杰克和吉尔」在讲英语的孩子里那样家喻户晓。

孩子最先感到有趣的，是手指头、脚趾头，是眼睛、耳朵、鼻子。因此我找到的与我们那首「这只小猪上集市」相当的歌谣，不下三首。这里是其中一首：

「这个老，

这个小，

这个没有肉，

这个买草去，

这个在街上走。」

五官上也是一样：眼睛、耳朵、鼻子，末了归到嘴上，或是挠一下脖子。我们自己的话里，谁不知道「点额头」和「敲门」这类歌谣呢？有一天，一个老妈子本来一口咬定自己一首这样的歌谣也不会，却被我撞见她把我的小女儿抱在膝上，一面轻轻点着她的额头和别处五官，一面念道（自然是用中国话念的）：

「叩门，

见面，

闻香，

听声，

吃饭，

拉下巴，

咯吱，咯吱。」

这一章若再写下去，与全书别的章节便不相称了；孩子生活的其余各面，容我留到下一章去说。谁若想多知道些他们的儿歌，可以到我那部《孺子歌图》里去找。

第三章孩子的上学

在旧日的规矩下，中国孩子念书的地方，多半就在自己家里。若以为女孩子不读书，那是想错了；实情是她们也读，只是读的与男孩不同。到五六岁上，男孩女孩是一处长大的，「凡哥哥有的便宜，她一样有份，只除了那些会把她惯成『野丫头』的」。可是一到五六岁，男女之别的界线就划下来了；《女儿经》里教给做母亲的是这样的话：

「儿到读书年纪上，

便须速速请先生，

教他书本教他礼，不叫儿子做蠢人。

读书懒惰人共厌，

因循误了一生程。

女儿在家闺阁里，

针线女红最要紧，

莫叫东倒又西歪，闲坐光阴白白尽。

少时不教终须悔，长成教也来不及；

他日嫁人惹羞辱，只落得一身骂名听。」

这一章里，我先要写旧式的男孩教育，再写旧式的女孩教育，然后试着描一描这十来年间的种种变化。

照上面所引的话看，供养得起的人家，便请一位先生到家里来。按道理只许男孩跟着念，实际上很多人家却让女孩也一同上学，直念到八九岁乃至更大些。这样她们便开始认字，把头三本蒙书读下来，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头一本里，凡是他这一辈子要学的东西，差不多都点到了一点。开篇头一句便告诉他：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这句话的深意，他是一点也不懂的。过了这道硬邦邦的开场白，接着便举出许多幼而好学、少年早慧的例子，无非要说明读书之不可少。再往下是中国人最爱的那些按数目排列的名目，比如三才——天、地、人；比如五常；比如六谷。接着开列该读的书目，随后用最简省的字句撮述一部中国史；末了一段，若换成孩子懂得的说法，本该是全书里最有趣的一节，那就是古人苦学的种种故事，拿来鞭策这位将来要挣文名的小子往前走。

那些故事大抵是这样的：书上告诉他，大史家、大政治家司马光睡觉用一只圆木头枕头，这样他一翻身，就从枕上滚下来，惊醒了，便定下心来接着念书。又有人把头发系在头顶的梁上，念着念着一打盹，猛地一扯就醒了，于是接着用功。别的讲给孩子听的故事，我编成了韵语如下：

孙康是个用功的儿郎，

这个你们大都晓得；

他夜里就着雪映的月光，

一页一页把书读过。

小小的车胤，

用功也不让人；

他夜里点不起灯，

就借萤火虫的一点光，

用功孩子当如此。

匡衡家里是土坯房，

白日里读书不肯放，

夜里把墙凿个洞，

借着邻家的灯光诵。

书生独坐石头上，

求人帮衬他不肯，

趁着月色明如水，

先把明日功课温。

还有人拿锥子扎自己，逼着自己不打瞌睡；又有人据说是就着萤火念书的。他们有句话说：「翻身的时候，就是起身的时候。」说到朱夫子——孔门注家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书上记着：他若在天亮前醒来，手边又没有灯，便在床上坐起，一直静思到天明；天一亮，就把所想的写在纸上。

还有些故事说的是做母亲的：有的叫儿子吃熊胆做的丸子，好叫他尝一尝贫寒的苦味；有的把织了一半的布一刀剪断，好叫他看看逃学的害处。孔子说他爱书爱到忘了自己上了年纪，这一句道出的心情，在这花之国的许多少年心里都扎下了根。

中国的史书里，满是靠着志气、勤苦和抱负，从卑贱之中挣出来、终于执掌大权的人。刘备小时候是个卖草鞋的，长大了却做了三国之一的君主。修筑万里长城的那一位本是书吏的儿子，却推倒了中国的封建，合并了交战的列国，在基督纪元前两百年，给中国留下了东方最大的一个帝国。上古圣人中的第二位——舜——先是种田的，后来做了君王；不过讲给孩子听的是：他做农夫、做工人的时候，样样活计都做得十全十美，凡是同他一处做活的人，只要有他在旁边，就没有一个肯把活计做坏的。他也正是下面「二十四孝」中的头一位。

除了上面这些故事，他们还有另外二十四桩事迹，说的是二十四位不寻常的人；这些故事是要讲给孩子听、并且指望孩子照着做的。这就是：

二十四孝

一、舜。上古大圣中的第二位，在位于公元前二三一七年至前二二〇八年间。他幼年丧母，父亲续娶，偏爱异母弟弟，屡次要置他于死地：放火烧他住的屋子，叫他下深井再把井填了；然而每一回他都奇迹般地保全了性命。虽经这许多事，他对父亲、继母和异母弟弟的心意，却始终未曾减损分毫。

二、汉文帝。汉朝开国之君的儿子，公元前一八〇年在位。他年少时，母亲病了三年，这三年里他侍奉汤药，「那样耐心，那样勤谨，连房门也不曾出过，连衣裳也不曾换过」。

三、曾参。孔子弟子中的第二位（公元前五〇五年至前四三七年）。《大学》与《孝经》的作者。有一天他随侍夫子，忽然心头一跳，便赶回家去。母亲说：「啊，我正想见你，刚才咬了咬手指头。」又有一天他锄瓜，不留神把一棵瓜的根锄断了，父亲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孔子责怪他不该不躲开：「你若这样一声不响地挨打，说不定就打死了；那才是天大的不孝呢！」父亲死后，他一辈子不肯吃枣，因为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吃的果子。他曾救下一只受伤的鹤，替它治好了伤；鹤飞走之后，又带着配偶一同回来，两只鸟嘴里各衔着一颗明珠。

四、闵损。也是孔子的弟子。幼年丧母，父亲续娶。继母待他刻薄，只给他穿芦花絮的衣裳，自己那两个儿子却穿得暖暖的。有一天他替父亲赶车，冻得连缰绳都从手里掉了下来。父亲察知了缘由，便要休掉那女人。孩子说：「不可，父亲。宁可一个孩子受冻，不要三个孩子没娘。」他这样反倒赢得了继母的疼爱。

五、仲由，世人多称他子路。历史上头一个把那条「金律」反过来说的人——这句话后世常常算在孔子名下，其实在当时大约本是一句俗谚。他是孔子的爱徒，后来做了官，也富了起来。做穷孩子的时候，他常从远处背米回来养活爹娘，自己却吃野菜度日。父母过世以后，他「坐在双层的褥垫上，面前摆着一溜的菜」，却叹一口气说：「唉，那背米吃野菜的日子哟。」他是弟子中的彼得——鲁莽得过了头。可是夫子说过：「我若乘桴浮于海，愿叫子路掌舵。」

六、老莱子。据说他七十岁上还穿起花花绿绿的衣裳，在已经老糊涂了的双亲跟前蹦跳嬉戏，好叫二老忘了自己老迈，全不顾自己也一把年纪了。庄子告诉我们，他曾经就立身处世之道教训过孔子。

七、郯子。他披上鹿皮，守在林子里，直等到混进一群鹿中间，挤了母鹿的奶回来——因为他父母说过想喝鹿乳。

八、董永。父亲亡故，他借了一万钱办丧事，讲明若还不上，便卖身为奴。葬事毕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美貌女子，那女子要嫁他。两人先到债主家去商量还债的事。债主索要三百匹绢，那女子便动手织起来，不到一个月就织够了数。她于是回过身来对董永说：「我是织女星，天帝见你孝顺爹娘，特地打发我来帮你。」

织女的故事，另在本书别处细说。

九、江革。关于江革，最要紧的是这几件：六岁上便工于文章，十六岁上从一伙强盗手里救出了母亲，到公元五二五年前后，在朝中做到了很高的位子。

十、黄香。他幼年丧母，哀毁过度，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后来他一心侍奉父亲：夏天替父亲扇凉枕席，冬天先躺进被窝里把褥子焐热了，再请父亲安歇。后来他出仕做官，做到太守；水灾饥荒之年，他以慷慨赈济而得名。

十一、王祥。继母极爱吃鲜鱼。塘面结着冰，他便赤身卧在冰上，用身子把冰焐化，冰下跳出一对鲤鱼来，他欢欢喜喜捧回家去。直到今天，那口塘一结冰，冰面上还能清清楚楚看出一个人形的轮廓。（公元一八五年至二六九年）

十二、吴猛。夏天他不肯赶走身上的蚊子，由着它们吃饱，怕的是它们飞去叮咬他的爹娘。（公元四、五世纪间）

十三、郭巨。公元二世纪时，郭巨一家只有他自己、母亲、妻子和一个小儿子。他们穷得不够一家人吃。郭巨便对妻子说：「这孩子吃得多，母亲就吃不饱了。儿子我们还可以再生，母亲却不能再有一个。」两口子便商定把孩子埋了。可是掘坑的时候，掘出一锭黄金来，上面刻着几个字：「天赐郭巨。官不得夺，民不得取。」

十四、杨香。年仅十四岁时，父亲被老虎扑住，他纵身扑到那畜生身上，豁出自己一条命，才把父亲救了下来。（公元一世纪）

十五、蔡顺。有一回他在林子里打柴，母亲咬了咬手指头，他心口一疼，便回来了。饥荒之年，他采野果养活母亲，熟的给母亲，自己吃生的。（公元一世纪）他在母亲棺前守丧时，有人来报说村里失火。他执意不肯挪动，结果别人家的房子都烧尽了，他家的屋子却一点没伤着。母亲生前怕打雷，所以一遇雷雨，他便坐到母亲坟边去，说：「不怕，娘，我在这里。」后来朝廷要给他官做，他不肯，说是不能离开母亲的坟。

十六、陆续（公元一世纪）。他做官时，逢着饥荒散粮，只肯散给与自己不同姓、因而断不会是本家的人，由此引人注目。后来他被诬告谋反，下在狱里。在狱中，母亲送饭给他；他一见那饭食，单看那肉和葱切得细碎的样子，虽没有见着人，就认出是母亲亲手做的，当下痛哭失声。这事奏到皇帝那里，他便被释放了。

十七、王裒（公元三世纪）。他父亲因为直言劝谏、把打败仗的责任归在君王身上，被斩了。从此王裒隐居不出，收些学生教书；据说他常倚着父亲坟边的一棵松树痛哭，哭得那树都枯死了。他母亲生前怕打雷，他便像蔡顺一样，坐在母亲坟旁说：「儿在这里。」他读《诗》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一句，总要落泪；所以他的学生们每逢读到这一篇，总是跳过去，免得勾起先生的伤心。

十八、孟宗（公元三世纪）。凡是应时新出的东西，他不先供奉母亲，自己是决不肯先尝一口的。有一回母亲想吃竹笋，那时节笋还没到时令，他走进竹林里，为着弄不到笋而痛哭；忽然他周围的竹子一齐冒出笋来。

十九、庾黔娄（公元五、六世纪间）。他到任才十天就弃了官，回家侍候病中的父亲。他天天朝北祷告，愿以身代父死；父亲过世后，他在朝中做到了高位。

二十、崔氏。二十四孝中唯一的女子。据说婆婆年老，牙齿都掉光了，她便用自己的乳汁哺养婆婆，靠这个法子把老人家养活了下来。

二十一、姜诗（公元一世纪）。论孝顺，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他的妻子。婆婆爱喝江水，不爱喝自家井里的水，她便天天走好几里路去打江水回来；婆婆要吃鱼脍，她也一样不辞辛苦地办来。上天为酬报她的孝行，在他们家近旁涌出一道泉来，泉里每天都有一对鲤鱼。赤眉军的首领樊崇听说了他们的孝行，便吩咐兵士不许惊扰他们的村子。

二十二、丁兰（公元一世纪）。母亲死后，他刻了一个木像来代表母亲，像侍奉生身之母那样侍奉它。有一天邻人来借东西，向木像请示，木像却摇了摇头，那邻人便打了木像一个耳光。丁兰回来，见木像脸上有悲戚之色，问明了缘由，就去把那邻人狠狠揍了一顿。人家告他行凶，差役来拿他；可是差役见木像脸上淌下泪来，不但把他放了，皇帝还下旨要他的画像。

二十三、朱寿昌（公元一〇三一年至一一〇二年）。他是妾生的儿子；父亲出任京兆尹，动身赴任之后不久，他才出世。年幼时他被送到京城父亲家里，从此再没有母亲的音信。后来他出仕做官，以办事勤勉而知名。思念母亲之情忽然袭来，可是找了许久，总是杳无踪迹。他试过佛门的种种法子：灼背、燃顶、刺血写经。最后他索性弃了官，出门去寻母亲；母子离散五十年后，他的苦心终于得了报偿。可喜的是，他后来又复了官，做到了宰辅。

二十四、黄庭坚（公元一〇六〇年至一一一〇年）。他常说：人若是个庸人，就没指望了；不庸的人，平常时候看着与常人无异，一遇大关节，真价值才显出来。他以诗、以书法大享盛名，被列为天下四大学士之一；只是他口无遮拦，仕途因此颇多起落。母亲病中，他整整守了一年，不离床前，连衣裳也不曾脱过；母亲过世时，他哀痛得几乎送了自己的命。

写到这里，我的读者里也许有人觉得，我给这「二十四孝」的篇幅，未免超过了它应得的分量。对这样的读者我要说：我其实还想把她那「二十四孝」的续篇也一并添上去——他们还有一部《二十四孝》续编呢；正是这一类故事，把中国人一点一点造就成了今日的中国人。在西方，社会大体是架在年轻人身上的，做父母的该当照看孩子；在中国，旧日的社会却是架在老年人身上的，做儿女的本分是侍奉爹娘。这两种立社会的法子孰优孰劣，我不敢妄下断语。架在老人身上的那一种是守成的，架在新人身上的那一种是进取的。也许中国管束年轻人管束得过了头；也许我们——尤其是我们美国人——给男孩女孩的自由，说得重些是放纵，也给得过了头。不论这话怎么说，有一点仍是事实：中国之所以能有今日这样的成效，大半正是靠着我们上面讲的这些故事，以及别的章节里还要讲到的一些故事。所以我说，上面这些例子，可以让人略略看出中国人给孩子讲的是些什么；它们在孩子们的心里所占的位置，正如樱桃树和斧头、牛顿在仓门上的演算、斯宾塞在沙上写字，在欧美孩子心里所占的位置一样。另有一部蒙书——《弟子规》——我以为分量够重，值得整个印在这本书里；因为唯有把他们的一部蒙书摊在眼前，我们才懂得旧式教育究竟是什么性子，究竟给了孩子什么样的学问和什么样的养成。这一部，连同《四书》《五经》，都得先用那与孩子的口语全然两样的文言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才讲解。这样地苛索记性，又要花上那么多年才办得成，于是理解力和更高的心智，便全无施展的余地了。

女孩子念到哪一步都可以随时从这家塾里撤出来，送进内院去；在那里她或是接着读书，或是许她读另外一路完全不同的书。这些书或许是《女孝经》《女儿经》《女四书》，都是专门为女子编的。《女儿经》的译文，本书另章载有；读一读它，比听多少个外邦人的议论，都更能让我们明白：旧日的中国人心目中，女孩子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真想把《女四书》整个插在这里——它的译文我手头就有——因为唯有读了这样的书，人才能对他们心目中女子该受的教育，形成一个像样的看法。

中国人不曾受过欧洲人的一分影响，也不曾与欧洲人有过来往，却独力创出了非基督教民族所曾创出的最大的一套教育制度。那完全是一套讲德行的制度，管的是人与人相处的道理。他整个教育规模的根基，是儒教——他最了不起的一套德行学问，也是他最好的一套宗教。那么，这桩他花了一千五百年才做成的事业，如今怎么样了呢？

功劳该归谁，就该说给谁听。中国已经把这一整套旧教育制度丢掉了。为什么丢？换了什么？等到真相大白、世人也肯承认真相的那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一百年来，尤其是这五十年来，是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开办学堂、书院、大学，是他们把西方的科学、哲学、文学书籍和中小学课本译成中文；正因这些书讲的是实在的学问，也正因从这些教会学堂里出来的青年男女有实在的本事，朝廷才请出丁韪良、丁家立、赫士、卫理、福开森、李提摩太诸位先生和昊格矩女士——这些人当初到中国来，都是传教士——替官家办起学堂来。办到后来，中国终于把那花了一千五百年才成就的旧制度整个抛开，采用了传教士带进来的新制度。这件事，等到讲穷人家的教育时还要再说。

新制度开头那阵子，兴头是极大的。全国中等以上人家，家家都在自己宅子里开起学堂来。这些学生头一桩想做的事，就是把老百姓穿的长衫脱掉，换上制服、戴上制帽、穿上皮鞋，样式是照着他们见过的外国兵，尤其是照着日本人的。衣裳上的金线滚边越多越好。这有时候讲究到近乎可笑的地步；不过另有些时候，他们的衣裳倒也朴素得很：冬天一身蓝布，夏天一身白洋布或卡其布。他们自然没法把西式行头整套照搬，因为领子、袖口和衬衫他们没法子洗；于是就把上衣照军装的样子一直扣到脖子，把里头的衬衣免了。外国裤子要用背带吊着，这也与他们的制服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自己的裤子向来是靠腰间一条带子束住的。这就常常闹得他们样子十分滑稽。

有一天，我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看他们开运动会，那是春末夏初一个暖和的日子。我看见那位大学堂的副总办，身上穿一件织的内衣，外面罩一件军装式样的白布上衣，从上到下一颗扣子也没扣；裤子也没扣，只把一边尽量往另一边掩过去，用一条带子束住。依我看，这是我所见过的高官里最滑稽的一副模样了。

许多学堂里的男孩子都有乐队，各色铜管乐器和鼓一应俱全，而且很乐意到汇文大学来奏给我们听。他们会的曲子不多，花样也不多，可是响亮补足了单调；已经奏过的，他们毫不迟疑地一遍又一遍再奏。不过，在中国度过的这许多有意思的年头里，最叫我入神的，还是那几年：那时的青年中国，身上不过一顶礼帽、一件坎肩，或是一双皮鞋，便算是与死去的过去断了缘，成了这活生生、动着的、跳着脉的当下的一部分。

要挣脱旧日，女孩子的心思和劲头也不落在男孩子后头。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琉璃厂——就是那条卖书卖古董的大街——上走，铺子里的人告诉我，附近一块空地上有个中国马戏班子在演。我便去看。裹着小脚的女人骑在马上，样子跟我们自己的马戏女子一般无二。另有些女人在百尺高的秋千架上，把自己绞进两条相隔极远、只能一手一脚各够着一条的绳子里；然后把手里的和脚上的绳子互相绞起来，绞得紧紧的，一撒手，人就在半空里飞旋，最后两手一松，像是要掉下来了，却只用一只裹得小小的脚勾住另一条绳子的套儿吊在那里。可是在我进门时，最有意思的还是有人招呼我——是一位福晋。她的名字我不必说，我在北京的朋友自会知道是哪一位。她把自己学堂里四五十个女学生全带来了，坐在一个苇席搭的包厢里看戏。也正是这位福晋，亲自操练她的女学生，让她们在纯粹是中国人、又是男女混杂的听众面前登台演说、做体操；那一回的聚会，是为了追念一位女校长——那位校长因为屡次向官府求助学堂的经费而无人理会，自尽了。

穷人家的教育

要说哪一国的人最爱学问，这话是不好轻易出口的。要断定一国之中哪一等人求知求得最切，也极难；不过若论爱学问，我是不肯把中国人排在德国人之下的。若要我在中国人里挑出最肯为求学吃苦的一等人，我想我要挑那些出身寒门的学生。缘故大约是他们尝过穷的滋味，也知道读书能把人从穷里捞出来；不过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出于纯粹的好学之心。我这样说的理由是：中国史书里满是穷孩子在最苦的境地里苦学成大儒的故事，而这些人后来或是不肯做官，或是勉勉强强才去做。

不过我并不单靠史书来立论。我在北京的汇文大学教中国学生已经十六年。那里的学生——从乡下来的穷孩子——一个月只花七先令过活，一句怨言也没有；我说的是一个月。学校的规矩逼着他们十点钟熄灯；我在史书里读到过的一切苦学的故事，他们都一一活了出来。除此以外我还要说：这学校头五十二名毕业生里，有四十人去做了基督教的教员或传道人，月薪不过二十先令或者更少；而他们若肯下海经商，人家肯出五倍到十倍的价钱请他们。至于那些进了商界的——或因不宜于做这类专门行当，或因别的个人缘故——其中许多人也应承下来，供另一个穷孩子读完大学。这许多史书上的事迹，我既在活人身上见得这样多，也就信了它们并非凭空。

一个村子里最有光彩的事，莫过于出一位读书人。韩愈（公元七六八年至八二四年）虽生在河南邓州，只因他的祖上是直隶昌黎人，那个村子便认他作自家的儿子，并且再没有比这更教它自豪的了。这自豪也是该当的；大诗人大文家苏东坡就说过：「自汉以来，道术不明，文章凋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诸贤，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韩愈留下一首写给儿子、讲读书要紧的诗，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你若要知道读书的功效，

便看那智者与愚人本是同一个来处。

两家各有一个儿子，

两个婴孩的资质原本一样。

等他们再大一点，

便像两条鱼似的一处嬉游。

到十二三岁上，

模样也还看不出什么分别；

到二十岁，就大不一样了：

一个是清清的渠，一个是污浊的坑。

到三十岁，筋骨已定，

一个是猪，一个是龙。

那成龙的飞走了，

顾不得路上的癞蛤蟆；

那成猪的做了替人赶马的，

脊背挨着鞭子，成了虫豸的口食。

那一个却做了公卿，

住在高堂大屋里，好不气派。

问你这是什么缘故？

一个读了书，一个没读书。

金玉虽然贵重，

用着用着也就没了；

学问却藏在你身上，

只要人活着，它就用不完。

人的高低贵贱，

并不在爹娘身上。

你没见那些公卿宰辅，

原是从种田人家里长出来的？

你没见那些世家的子孙，

挨饿受冻，连一头驴也没有？」

这就是那位「布衣」的哲人、诗人、政治家给儿子的劝告。我很想再添一句说他儿子听了这劝告，可惜不能：我那部名人传里查不着他的名字。

盼着出一位读书人的，不单是每一个村子，也是每一户人家。所以村村都有一所学堂。人住的屋子尽可以是土坯的，可是一个村子若连一座砖砌的庙也没有、庙里辟不出一角来做学堂，那才真叫穷。学堂与庙分开的情形也不少见。先生由村里公请，许他住在学屋里，或是学屋连着的某一间房里；学生们不但受他教诲，还可以派出一两个来服侍他。他们成了他的门生，那份师徒之情是地道东方式的——西方人并不懂得这一路。

在旧日的规矩下，无论城里乡下，都常见这样的景象：天刚亮或者天还没亮，一群小男孩顺着路往学堂里赶，手里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小的书包，是一方蓝布包起来的。那些书或许是哥哥用过的，或许是父亲用过的，甚至是祖父用过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他们的功课几百年来几乎没有变过。其中有些书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二十四个世纪以前写的，有一部是孟子在二十二个世纪以前写的，还有一部是朱熹在七百多年前写的，都一仍其旧。说起来，又何必变呢？这些书讲的大抵是德行，不是科学；德行的道理是一代一代不变的，科学的道理却总在变动。中国孩子受的教育，多半与「人活着为什么」有关，与「靠什么活着」倒不大相干。在他，是学怎样把人做对；在我们，是学怎样把日子过得舒服、过得合科学。

这些村塾里没有分班。每个孩子领到自己的一本书、自己的一段功课。谁也拖不住谁，谁也催不动谁。这里倒是有个人的份的。每个孩子各念各的书。他若又用功又聪明，同一天进学的同伴要花两倍的工夫，他一半工夫就学会了。头几本书他是一个字也不懂的，只要他把字的名目记住就算数。这是一桩了不得的记性上的功夫，好比要他把一万个字母看一眼就认住。可他居然办得到。功课背熟了——大家都是出声念的，念错了音先生一听便知——他就捧着书走到先生桌前，背过身去，把书「倒」出来，不是「念」出来。若有念错了音的，先生给他改正，然后再让他把下一段读一遍，把他不认得的字的名目告诉他，好让他回到座位上照样背熟。

约莫九点半，孩子们回家吃早饭，吃完立刻回来接着念，一直念到下午四点光景，才吃第二顿。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念书念八九个钟头，从吃过晚饭到天黑，是许他们玩的。

为着催孩子在求学上用功，什么样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他们的老例故事之一，是孟子的母亲——孟子是儒门里的保罗。孟子的父亲死后，母子俩住在坟地附近；她不久就发觉儿子开始学着做那些天天在他眼前演的事。「这可不行，」她心里说，「我不能让儿子成天价玩出殡。」于是搬到一处肉市旁边的屋子里去。没过多久，她又发觉儿子玩起杀猪宰羊来了。「这样的玩法要坏了我儿子的性情，」她说，于是又搬家，这一回搬到一所学堂旁边。小孟子不久就玩起做学问来了，他母亲这才又欢喜又放心。然而真到了做功课的时候，他也和多数男孩一样，有几回没把功课预备好。有一天他懒懒散散地回到家里，见母亲正在织布；母亲察知他荒废了学业，便取过一把剪子，把机上的布一刀剪成两截，好让他明白：少年时这样荒疏，会毁掉他整整一生。这孩子从此埋头苦读，挣下的名声，只在孔子一人之下。

要说明他们做学问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再没有比我译的那部《弟子规》更好的了，就载在下一章里。

第四章弟子规

【小引】

孩子的言行须有个规矩，

兄该如何，子该如何；

先要孝顺父母、友爱弟兄，

再学着做人的忠信笃厚。

心里对天下人都该存一点爱，

而尤其要亲近那有德的人；

倘若还剩下几分气力——不论多少，

都拿去读书上进，早晚不停。

【孝】

一听见父母的呼唤，

就该立时答应，不许迟延；

一知道父母的吩咐，

就该立时去做，不许偷懒。

父母的每一句训诲，

都要恭恭敬敬地听，恭恭敬敬地依；

父母若有责备落下来，

要好好地领受，把嘴闭起。

寒冬里替他们把睡榻焐暖，

暑天里替他们把睡榻扇凉。

早起先向他们请安伺候，

夜里先照看他们才好安床。

出门要把去处告诉一声，

回来一进门就先报个平安。

年轻人都该有一份正经营生，

既不可撂下，也不可躲闪；

哪怕再小的一桩事，

也该先听一听父母的意见；

一时忘了同他们商量，

到头来总要在本分上出岔。

家里再不值钱的一件小玩意儿，

也别私自藏起来自个儿受用；

你若把什么东西私藏私占，

父母的心上便添了一道伤痛。

凡父母喜欢有的东西，

要设法弄来，无论是吃是穿；

凡父母见了不快的东西，

要想尽法子叫它离开眼前。

你若伤了自己的身子，

父母就得替你担一场忧愁；

你若污了自己的德行，

父母就得替你臊红了两腮。

父母若疼你，

你要孝顺他们原是极容易；

可有些人从父母那里只得着冷淡，

仍旧一心孝顺——这德行才算了不起。

万一你瞧出父母有了差错，

要劝他们、扶他们回到正路；

劝的时候要带着孩子的和颜悦色，

劝的声气要柔柔和和；

劝头一回不听，心里纵然作难，

还得欢欢喜喜、和和气气再劝一遍；

再不听，就流着泪跟着劝，

他们纵然打你，也别抱怨，只管爱他们。

父母若病倒了，

汤药先尝一口，看妥当不妥当；

白日黑夜都拿出十分的伺候来，

只要他们活着，就守在床边不离。

父母过世了要守三年孝，

眼里的泪要流得苦、流得酽；

肉不该沾，酒不该碰，

住处也该拣个简陋的地方。

每年到时候把祭礼行一行，

每一回上供都要显出你的诚心；

一句话——去世了的爹娘，

活着的儿女要拿当年侍奉活人的热心去侍奉。

【悌】

做哥哥的本分，是疼爱弟弟；

做弟弟的本分，是敬重哥哥，人人都说该当；

兄弟和睦一节断不可轻忽，

因为孝道就裹在这里头藏。

财物两边都别贪着去争，

这样，怨恨的念头从哪儿生？

言语上彼此都肯让一让，

那怒气自个儿就消散在空中。

弟兄一处喝酒，一处吃饭，

一处坐着，或是一处走在街上，

总该让哥哥在前，

弟弟跟在后头，这是古来定下的规章。

哥哥若开口叫一个人，

弟弟就该赶紧替他传到；

一时寻那人不着，你的本分也明白：

就该自己顶上去，一刻别推。

【谨】

对年长的人，凡是称呼，

别直呼名字，称他的尊号才好；

同长辈说话，无论心里怎么得意，

也要把自己的本事使劲藏起来；

路上但凡遇见了长辈，

就上前行个礼，恭恭敬敬地问候；

他若无意要你多礼，

你就退开去，端端正正站着。

骑马坐车，一遇见相识，

总要下了马、下了车；

等朋友走过去了——我说，

走出百来步、还不止，你才好再上去。

长辈站着的时候，总不合式：

不论屋里屋外，年轻人不该坐着；

老人家坐着，年轻人就该站着，

等他发了话，你才好坐下。

但凡有大人在跟前，孩子

说话就该拿柔和的声气来讲，

可也别低得叫长辈听不清你说什么，

那样说话半点好处也没有；

上前时要快些，人家才都赞你懂事，

退下时却总该慢慢地往后挪；

回话时要客客气气站起来，

一双眼睛别这边那边乱瞟。

伺候伯叔从不该躲懒，

要拿伺候爹娘的样子去伺候他们；

但凡堂兄弟碰巧比你年长，

你待他们就该同待亲哥哥一样。

【勤】

早上一醒就该同太阳一齐起，

夜里功课做完了才晚晚地睡；

记着年岁来得容易，

趁着年少用功，它一晃就没了。

早起要洗手洗脸，

把嘴漱干净，不然就丢人；

帽子要戴正，别歪在一边，

衣裳要扣好，别敞着一大片。

鞋子袜子都要穿得端正，

务要收拾得整齐，务要穿得妥帖；

为着帽子衣裳都寻得着，

每一样都该派定一个地方。

一乱堆，就容易脏，

满身的衣裳准要糟蹋掉；

衣裳的好看全在一个干净，

那富丽堂皇里头从没有好看；

你这个人同你四围要相称，

超出你力量的排场，永不该去攀。

吃喝上头这一节要留心，

无论在哪儿，别挑肥拣瘦；

东西若好，别故意扫兴，

说什么「我从前吃过更好的多着呢」。

年少年壮，无论在哪儿赴席，

把这句当座右铭：「我总不沾酒」；

一旦醉了，你的好名声就丢了，

那是多可厌哪，那是多大的羞！

走路要走直，别摇摇摆摆，

站着要站正，人才长得端正体面；

向遇见的人把礼行得深些，

见着谁都恭恭敬敬地问候一遍。

别站在门槛上，要么里头，要么外头，

别去斜靠身边碰巧有的物件，

别像个畚箕似的岔开两条腿坐着，

也别把腿这边那边地来回晃。

进屋掀帘子要慢慢地掀，

别弄出一阵响来报你进了门；

拐弯要绕个大圈儿走，

撞在墙角上就显得笨；

你端着空器皿也要小心地走，

叫人看不出它是空是满才好。

你一进屋，就该马上留神，

当作里头早已坐满了人；

做事要从从容容，把那分斯文养起来，

一句家常的老话说得好：「忙里出错。」

别怕活儿累，要拿出个实心来，

也别把分内该做的事看得轻。

惹是生非的场合，男子汉该躲开，

除非有正事，总别往跟前凑；

下作的事一概别去打听，

腌臜的事一概别去问。

但凡进人家的屋子，这是明摆的：

进门时先问一声「里头可有人？」

你要进一家门，也得留个心，

弄点声响出来，报你到了。

若有人问「是谁？」为免落埋怨，

你就该当下把自己名字答上；

你若照那没见识的人常说的答「是我」，

他们就闹不清是谁往这边来了。

碰巧要用旁人的东西，

要开口讨，给人家一个回绝的余地；

不问一声就拿去用，那样的行径，

在人看来，同偷也差不了几分。

但凡借了东西，务必记着，

用完了就赶紧送还；

旁人若来向你借，

自己有，就该大大方方地借给人。

【信】

说话，把这句从小当座右铭——

头一件顶要紧的就是「真」；

那些哄人的话、不实的话，

断不该说是从你嘴里出的。

让旁人的多嘴多舌时时提醒你：

你这一边，还是少说话为好；

你告诉朋友的话到底真不真，

别指着你那张利嘴去作凭据。

侮辱人，这道理明白得很，不该做，

也别把那些粗话脏话说出口；

街市上的习气、街头的闲话都要防着，

免得脏了你的言语，坏了你的举止。

凡是凭据不足、佐证薄弱的事，

你就永不该拿它去讲；

除非你有十分的把握、凭据确凿，

连提也不该去提它一句。

那些没益处、又常惹祸的事，

你永不该轻易答应去做；

一句轻率的应承，你若已经许下了，

守着也不是，毁了也不是。

但凡同人家攀谈，

口齿含糊，那是再糟没有，

除非你说得太急，

或是把要说的字咕咕哝哝咽了半截。

你听见一个人这样那样地争，

又一个人斩钉截铁地说「不」；

这事若与你无干，

一声不吭才是上上策。

见着有德的人，你该想：

「这样的德行，我也做得到」；

纵然眼下你离他还远，

使把力气，终能爬到他那一层。

若有什么邪恶落进你眼里，

就自个儿省察，怕自己也沾上几分；

察出心里有一星半点的过失，就悔改，

若里头竟寻不出什么，那就越发当心。

你的德行学问要仔细察一察，

你的才干技艺，纵然算不得出众，

比起朋友们的来若还差一截，

使一把力气，便是天下你也能撼动。

若衣裳鞋子不合你的意，

若你一看自己的饭食，发觉

它不及四围的人吃得好，

千万别让这类事叫你心里作难。

朋友一说到你的短处，你就动气，

一夸你就欢喜，

那些坏你的朋友便一个个凑上来，

那些帮你的朋友倒一个个走开去。

旁人捧你，你就该存一点戒惧，

旁人挑你的错，倒是该欢喜的时候；

如此，那些正直的人、诚实的读书人，

纵然慢些，到底会一个个向你靠拢。

不是有心做下的差错，

看在做错人的分上，我们叫它「过」；

有心做下的坏事，那是要挨骂的，

这种，人人都管它叫「恶」。

你悔改过的过失，从此再不露面，

还要连同别的许多「未曾有」一并勾销；

可你若把一桩短处想遮起来，

你这一遮，准会露出一桩更大的。

【泛爱众，尤要亲仁】

对你四围的人，不论高低，

你的本分明明白白——个个都该爱；

一个团团的天罩在众人头上，

一片开花的地为我们长出口粮。

你的行止若是个清清白白的君子，

名声敬重是断断少不了的，

荣光——荣光若落到你身上，

也决不是冲着你外面的模样。

你才气若过人，随你穿得怎样，

总有人来奉承你、大大地捧你，

可要有人来帮衬你成事，你会看出，

他们绝不会因你几句话就肯来。

你若有一技一能，

断不该让那自私钻进胸怀；

旁人的能耐一样受人夸赞时，

诋毁人家的念头，一星也不该抬起来。

别拿谄媚去巴结阔人，

也别存着傲气小看穷人；

莫向那试过、靠得住的老朋友掉背脸，

也莫为那些新交欢喜得没了分寸。

没工夫的人，或是心上有事的人，

你永不该拿别的闲事去搅他；

人家正心烦，或另有活计缠身，

你永不该多嘴去惹这样的人厌烦。

倘若你命里碰上一个做错了事的人，

别天天把那过去的事提给他听；

一个人肯藏起来的私底下的事，

你没这个理去说给第三个人听。

把旁人身上你看见的好处说出来，

在你这就算得厚道慈祥，

因为他们一知道你这样夸他，

就会打起精神把自己的行事改得更好。

把旁人身上你看见的短处说出来，

在你这就算得没趣、刻薄；

你不久就要落下、也该落下他们的恨，

到头来祸事临门，唉！已经太迟。

你们若彼此劝着向善，谁也不推托，

不久就把两下的德行都立起来了；

彼此的过失若不去规正，

那么各人的本分上就都有了亏欠。

收也好、给也好，务要两边都清楚：

收进多少，送出多少；

给的时候，我说，给得多些才好，

拿的时候，拿得少些，才是稳当路。

你以为该怎样待人，

先问一句：「这样待我，我可乐意？」

你若不乐意人家这样待你，

你就别拿你不愿受的去待别人。

受了人家的好处总该报答，

把得罪你的事忘了，你的担子就轻；

真要罚人，也该罚得轻些，

报答却尽管放开手，你永不会后悔。

你待仆人，这是断断定了的：

要想使唤得动，就该有个威严的样子；

可威严在主人身上固然是一桩好，

和气慈爱也一样是分内的道理。

因为单靠权势去弹压人，

你永收不住他们的心；

你若拿正当的路子把他们的心收住了，

他们也就服帖了，没有一句话说。

人人都是人，可你察一察他们的心，

就见出千差万别、种种不同，

大多数随着流俗走，这话叫人难过，

而那存着仁厚之心的人，实在少得很。

可那些真肯照着仁厚去做的人，

是男女老少人人敬重的；

他们言语的分量里没有故弄玄虚的腔，

他们的模样也决不见那勾人的媚。

你若这样去亲近那仁厚的人，

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数也数不清：

你的德行一天天地长，这是真的，

你的过失也一样飞快地少下去。

你若不肯去亲近那仁厚的人，

你自招的害处便说也说不尽；

下作的人就凑上来把你围住，

把你本可做成的好事都糟蹋净。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些事你若撂下不管，像有些人那样，

把工夫尽花在啃书本上，

你就成了个浮皮潦草的人，纵然知道得多，

你指望长成个什么样的人？

你若照这些规矩身体力行、一以贯之，

却不读一本书，那你就要闭塞不通：

凡事只从你自个儿一面去看，

反把那有用的、真的道理都翻倒了。

你读书用功的法门，诗里这样唱：

该拿三桩小东西打底子：

心、眼、口，一件是一件的关口，

读书上头，我看件件都要紧。

你读一本书，就把心思拴定在它上头，

把别的好书都暂且撇下心去；

因为一本还没读完，

你就永不该盼着另起一本。

花足工夫把它读完，你却也

该在用功用心上时时不懈，

因为你但凡拿出勤劲儿来做，

一个个拦路的难处都轻轻易易地翻过去了。

书里若有一处叫你起了疑，

写下来；这才是该拿去请教的东西；

就它反反复复地问上几遍，

好把它的意思弄个清清楚楚。

你的书房要收拾得干净齐整，

墙上要一尘不染，灰都扫净；

桌子要洁净，寻不出一点灰，

你的笔和砚要各归各位摆好。

你磨墨若磨得偏在一边，

明白人就要说你心不端正；

你若连对着字纸都不存一点恭敬，

那你的心早已被俗人带坏了。

为着你每一本书都寻得着，

每一本都该派定一个地方，

一本读完了，

就送回你没开读以前拿它的原处；

纵然你正忙，

也该把书照它买来时的样子包好；

一处破了，你若哪回瞧见，

就拿纸整整齐齐地糊上补好。

除非是圣贤经典的书，

都撂开去，一眼也别赏给它，

因为那类书只会碍你的见识，

把它本要滋养的那颗心反倒害了。

莫拿过重的牵累去糟践自己，

莫把那高贵的心性抛在琐碎事上；

如此，那圣洁清明的人所有的德行，

你才可望着一步步地修成。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向翻过这一章的人添上一句话。凡外国人写的东西，没有一样能像我译的这些启蒙读本，把中国人的家、中国人的心思照得这样透。这才是他们教的、想的、做的、过的。外国人写他们的话，许多不过是自己凭空想象他们如何如何。你若要摸清中国人行事背后的心思，就去读一读他们从小所学的东西的译文。

第五章女孩

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一个年轻女孩更叫人看着有趣？不单男人这样看，女人也这样看。我记得一八九六年，我妻子在中国住了八年之后回美国去，来信里写道：「你真该在这儿，看看这些俊俏的、脸蛋红扑扑的姑娘。」我们且记住：中国人也不过是人——同你我一样的人；凡是叫我们看着这样有趣的事，在他们那里也断不会没有趣味。

不过，他们那一套文明的路数，同我们的到底两样。他们的社会是搭在敬老这块基石上的，我们的却是搭在成全后生这块基石上的；所以他们的是守成的，我们的是求进的。在中国，年少的敬重、顺从、伺候年老的；在西方，老的却为着成全儿女而活。中国讲的是一个「合」字，一家人抱成一团，抱到后来就抱成了一座村子——只除了女儿要嫁出去，帮着别家、别村成家立业，而别家别户的女儿又嫁进来，帮着自家成家立业。所以说，女孩子在她生身的那个家里，并不是一个长住的成分。西方讲的是一个「分」字：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各自成一个家——一个新家，两口子在这新家里从平起平坐做起。几百年下来，这就渐渐叫男人得着一种长住的身份，女人倒像是个过路的了。

再者，在中国，一家人是一个彼此协力的小群落，很像西方在工厂机器出世以前的光景。男人把粗料弄来——像麦子、玉米、稻米、小米，以及各色粮食；女人的事，便是把这些磨了、拾掇了，好拿来用。男人把麻、亚麻、棉花、皮张弄来，女人便纺成线、织成衣。男人是强的，女人是弱的，而他们所干的活计，又都有把这一强一弱越发做实的势头。

还有一层，生儿养女这桩事，也势必定下女人所占的位子。她只能在家里过活——只要她还担着她那份天职、那份本分。她是被护着的，他是护人的。这一来，又有把那「弱」越发做实、越发加重的势头；而那护家御外的行当，又有把男人那「强」越发养出来的势头。于是女人就被叫作「内人」，男人则撇在外头，去同这世道厮杀。

可是，把女人圈进家门的那个末了的、也是决定性的缘由，是要保住她的贞节，是怕一旦男女像日本、像西方那样混杂无别地厮混，这贞节就保不住了。西方到今天对这桩事究竟拿定了主意没有，且让我们的中小学、大学来回答。问一句岂不正切题：男女之防，我们自己可拿定了主意？再问一句岂不公道：中国这男女隔开的法子，是不是一桩全无补偿的错处？

大体上说，中国的女婴同男婴一样受着温存的看顾；做父亲的在自家院子里，把小女儿放在膝头上颠着逗着，那份疼爱，同逗弄儿子并无两样——这样的情景并不稀罕。到五六岁上，女孩样样都同哥哥一般地享着家里的便宜，只除了那些会把她惯成「野丫头」的。到这年纪，界线就划下来了。女孩的脚要缠起来。我仿佛看见我那些女读者把眉毛一挑，说道：「多狠的规矩！」是狠，是狠哪！可是那想要一双小脚、一段细腰的心，就能叫女孩子甘心去受大罪，叫她们去将就那些把她们弄得比天生还弱、还没依靠的规矩。起先，小脚不过是一种美；后来成了斯文人家的记号；末了，竟成了做新娘子少不得的一桩。

曹小姐是深知这里头甘苦的，她说：「施行这不近人情的酷刑，这差事落在做母亲的身上；她们要把自家的骨肉打上斯文人家的印记，一代一代咬着牙干这桩事，多少回还是和着眼泪干的。慈爱的父亲想拦这牢不可破的老规矩，白拦；为着这个，家里不知闹过多少回不太平。也有极难得的例外：父母两个都商量好了，给女儿穿上一种垫高的鞋，拿这法子把缠脚破掉。可大多数母亲早忘了自己当年受的罪，眼下正为自己那双小脚得意，便把裹脚布缠到女儿脚上去了。」女孩子就这样被摆到同男孩两样的一个天地里去了。我自己就认得北京两户顶好人家的两位太太，脚趾上穿着垫高的鞋，为的是免去缠足。

在教会学堂出世以前，一个中国女孩所受的教育，实在少得可以不算。在旧日那套请先生的规矩下，读书的用意在把男子训练出来，好去经商、去当差；女人既然不算要去当差办公事，她们的教育便被看作可有可无。可这也并不是说女子的教育就全给撂下不管了，因为疼女儿的父母，常让女儿跟着儿子，在同一位家塾或村塾的先生底下，把粗浅的学问认下来；而女孩子自个儿想读那身边许多书的心思，又领着她们把学业读完。

在这样的光景下，穷人家的孩子往往整个儿给撂开不管，「可是在中上等人家，女孩子大抵读书读到及笄之年，到那时便觉得她们成日抛头露面不成体统，于是只有那请得起先生的人家」，才照正经路子把她们的学业接着读下去。这就是说，认得字、写得信、算得账。从那时起直到出嫁，她大半的工夫都花在缝纫、刺绣、描画、烧饭以及料理家务的各样活计上。这些本分，往往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活儿，帮着把家里穿的用的、简简单单的东西张罗齐全，像帽子、鞋、袜子、衬衣、褂子、裤子、里里外外的衣裳，还有蜜饯、点心等等。至于境况中落的人家，缝纫的计件活、点心、灯笼、糊火柴盒、编篮子，以及丝、茶两行里那些零碎生计，也都可拿来做，好帮着不叫一家人挨饿。

中国女孩没有多少交际的日子。没有她的堂会、舞会，没有旅馆里、公共场所里的宴席、茶会，没有消夏，没有野游，没有到乡下、城里表亲家去过周末的走动。那少得可怜的几样交际之乐，通常也不过是打扮起来、规规矩矩地做人。能叫一个中国女孩心里泛起一圈欢喜、一阵兴头的大事，是有望去赶一趟庙会，去看一场戏——或许就在自家院子里，也或许在戏园子里，去做一回针线会，去赴一场生日或喜筵。花开时节，有时也上花园去走个短短的一趟，上庙里去进香，或去看一看迎神赛会。可无论什么场合，总有人陪着。断不许她同一个年轻男子一道出门，除非「是至近的亲戚，或是逢着堂会时家里的通家好友」。

女孩一生里头一个界碑是缠足，第二个是订亲，第三个是出嫁。头一件在五六岁上，第二件在十二到十四岁上，第三件在十六到二十岁上。

订亲、成亲都由父母托了媒人去张罗——顺带说一句，媒人通常是女的。媳妇通常由母亲挑，女婿由父亲挑；这是因为母亲熟女孩子，而且姑娘娶进门来是要同她一处过日子的，父亲则熟小子，或是不难打听到小子们的底细。用不着说，做父母的通常都很仔细；虽说也偶有酿成悲剧的时候，可大体上，这些亲事并不算不美满。年轻的两口子先前没有过恋爱的事，因而心里没个比较，各人就受下了对方，且但愿他们都努力去做那对方所盼望的人。曹小姐说：「西方的婚姻往往是把那彼此体贴的、多情的假面揭下来；而在东方，婚姻倒是谈情说爱的开头。」

「简而言之，我们不能说儿女在订亲上全没有份儿，也不能说婚姻不神圣——因为只有原配才有行婚礼的体面，而这一道结下的姻缘是极难解开的；我们更不能说其中没有情爱，虽说两下里谁也不曾当面认过。」

末了说一句，一个女孩的日子，她西方姊妹所享的那些便宜与乐趣，她一样也没有，或是只有一星半点。她书读得少些，交际上的便宜少些，见的世面少些，从小又被教着对家里一切年长的人孝顺、恭顺。可她父母总要打点着把她嫁出去；除非家里穷，并不指望她自己去挣一口饭吃。她那西方的姊妹，书读得好些，独立些，交际上的便宜多些，要抵挡的诱惑也多些，要打的仗也多些，而且是指望她自己去照看自己的。

女孩所受教育的一个方面，可在下一章里寻见。读者若肯留心去看，便会看出：她的种种磨难，多半是他们那一家人共财合居的性子闹出来的——是她要同一众妯娌和和睦睦、太太平平过日子的那番苦心闹出来的。

第六章女儿经

【第一节　这是给我姊妹们的训诲】

这一部书，我题作《女儿经》；

里头的话你都该照着做，里头的句子你都该唱在口中。

早上要同太阳一齐起床，

夜色合拢也别歇下，直到活计全做完了才成。

先拿一方手巾把头发裹好，

好教它保得干净，

再早早地取过扫帚，

把屋子扫得利利落落、干干净净。

格外要留神别把灰尘扬起来，

把自己的屋子扫洁净了，父母见了才欢喜。

随后把头发梳得溜光，

脸上不许沾一点脏，

针线和烧饭的事，都要一早就去张罗，

把雉、把凤、把鸳鸯都绣得好好的。

到街坊家去闲串门，

是万不该常去做的。

张家纵然样样都好，

李家纵然处处有短，

他们的长处也罢短处也罢，你都不该去看在眼里；

亲戚街坊若来看你，

就客客气气地待他们，

同来的人一个一个都攀谈两句。

别说什么「姑姑生得丑，

倒是姨母好」；

街坊纵然这样论人长短，你也断断不该；

只要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就该常守在家里，

说话要千小心万小心，无论说什么。

到了天黑地暗、

月色又小的时候，

做姑娘的，在黑地里断不该出去走动；

若非去不可，就该叫一个可靠的仆人

提着灯笼在前头引路，一路守在你身边。

笑别笑得放肆，

说话别高声大气，

免得四围的街坊把你说的话都听了去；

走路要端庄，步子要有个规矩，

别去斜靠门框，站着就要站得笔直。

【第二节　从七岁到二十岁】

生命的轮子转到七岁，

你就该学着女人家的规矩，

天一亮就起床，就这样早早地开一天的头，

头发梳得溜光，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把那「三寸金莲」缠得又紧又齐整，永不上街去。

轮子转过八岁往上，

你一天天长起来，

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你都该亲亲热热地相处；

一处安安静静吃茶、吃饭、用点酒的时候，

为着吃多吃少，从不该在席上拌嘴。

轮子转到十岁，

你就永不该闲着，

裁衣、补缀的事都要照看起来。

你的座位，天天都该在母亲脚边；

除非有事要办，别上街去。

轮子转过十一，

你就长成个大姑娘了，

一应厨下的事都该弄得明明白白。

若从针线活、烧饭里省得下几刻宝贵的工夫，

就拿来绣些花叶做点缀。

轮子转到十三，

你就该看重那个「礼」字。

有人进你屋来，你就该客客气气地站起身。

对你的姑母——父亲的姊妹，同父亲弟弟的媳妇，

你都不该因住得近就把礼数怠慢了。

轮子转到十五，

或是过了二十岁，

做一个有家有亲的女孩儿，这几年准是你最末的几年了。

凡是女人一生里的活计你都练得精熟了，

还该以女儿的身份，把做媳妇的种种本分学起来。

【第三节　为妻的德】

头一件——虽算不得顶要紧——

是你该孝顺。

孝与敬，上天自然看得见。

父母待你的恩，深得同天地一般，

你该拿这一生去报答他们的好处。

再就是敬重你的哥哥，

同你哥哥的媳妇，

因为一家人里德行兴旺，纷争便无处落脚，

一个有德行的女孩，心地开阔，

再没有妒忌的念头钻进来，便是一家的宝。

第三件要紧的德，

是把米面省着用，

油盐这类小处上的俭省，也是有力量的。

粮食足的时候，就要想到粮食短的时候，

在丰年里就为将来的歉年打点起来。

饭要好好地做，

食材纵然再平常，

待客要能客客气气地招呼。

东西新上市的时候，你纵然买了也别自己先吃，

要拿这些鲜物孝敬自家和丈夫的爹娘。

还有一件也很要紧，

姑娘们，听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新的旧的衣裳都要一丝不苟地洁净；

你若又勤快又利落，自己不邋遢，

亲戚街坊里，哪一个不敬重这样一个人？

我若还可以劝你一句，

那就是：邪念便是罪过，

别贪爱旁人的东西，连一根针也别去起心。

你若把睦邻的本分轻忽了，不看重人家的情意，

你自己、你父母、你哥哥，人人都要打心里瞧不起你。

再有那温良谦下的性子，

是第七条约束，

你同丈夫的关系，正如地之于天，

一到「牝鸡司晨」的地方，那一家便要败落，

你若少了女人家的德行，便躲不过街坊的白眼。

这第八条你尽可信得过，

人人都该知道，

你若料理得勤谨，就能撑起一个和乐的家。

正如一个孝顺儿子，绝不肯从爹娘手里夺了房产家业，

做媳妇的也不该老想着穿她那身出嫁的衣裳。

第九，女孩该看重自己的贞节，

行善永不厌倦，

一块又纯又没瑕疵的玉，哪一个见了不欢喜赞叹？

古时候，女孩是被护着的，断不肯离了她的贞节，

身子净得像钻石，心硬得像铁。

第十，也是末了我要说的，

是这一生都要谨慎，

一嫁便是一辈子，一做妻便是终身，

三从、四德，都要样样周全：那么，

谁敢说我们女人当中，就没有「君子」？

【第四节　三从】

「女孩子难管教」，

这话常被当作真的来说，

所以趁她们年少还没长成就教起来，是我们能做的顶好的事。

她若不听教诲、不肯学好，

公婆便要磋磨她——她们也的确常该这样磋磨。

女孩这一生有三个所倚靠的，

是她们一辈子都少不了的：

在家从父，父亲替她拣定丈夫，

出嫁那天起就同丈夫和和睦睦地过，

丈夫若死了，就听儿子的调度。

【第五节　四德】

一个姑娘该有的

要紧的德，共有四样。

我一样一样说给你听，好教你记在心上。

头一件，学曹大家那样十全，你的福气便稳当，

她德行、举止、言语、活计，样样都纯正。

女人头一件的德，

是一颗贞洁诚实的心，

里头有一分廉耻、一分善良、一分端庄。

无论动、无论静，得体总是头一桩；

你要防着差错，就像防着贼一样。

在你自己的相貌上，

你总该拿它当一桩乐事去经心。

永别靠脂粉去妆点，不管那红的白的；

按时梳洗，把污垢都仔仔细细去掉；

洗你的衣裳，一分力气也别去省。

女人的德里头，

谈吐是第三样。

在朋友跟前，往往宁可叫人看见，不叫人听见，

可赶着时候说句话，也不会招谁的嫌；

一句恰当的话，比一千句更常能取胜。

第四，女人的活计，

你断不敢去偷懒。

要知道描画、刺绣，还不是女人活计的全部，

一有余暇就该在纺织上下功夫，

烧饭的各样作料也要时时备办。

【第六节　待人之道】

父母待你的恩，

大得同天上的福一般，

你要孝顺父母，就该使尽你一身的力气，

学那孝女缇萦——她为救父亲的命，

上了一道呈文，就这样把父亲从死里救了出来。

你父亲的伯伯、

同他的弟弟，

都是你至近的亲，同你是一样的骨肉。

你断不该说出一句会断了这一家骨肉情的话来，

那便显得你忘了幼时抚养你的人。

这些伯叔的媳妇，

不论年长年幼都一样，

你在做姑娘时若不孝顺，那便都是你的不是。

她们纵然不动声色，你若这样不孝，

你的短处就都要被瞧破——你便要失了街坊的情。

你该敬重哥哥，

对他们的媳妇也该恭敬，

断不该待他们不好，只指望着他们护你父母。

一家里的人都该太太平平地住着，

那就没有拌嘴、没有吵闹来说你们的不和。

同你街坊各家，

不论是张家还是李家，

你的来往要显出个情义、显出个和睦。

别一味要人家顺着你的心，

别去搬弄闲话，把人家的私底事张扬出去。

【第七节　几样习俗的缘由】

你可曾学过这缘由：

为什么你的耳朵该穿个眼？

是为教你永不去听张家李家的闲话。

那眼儿固然是为戴耳环、教你的脸生得体面，

可那另一层更好的缘由，你也该常记在心间。

你喉下佩一颗纽扣，

它该像个提醒似的教你：

你走路时永不该把头这边那边地转，

你身上一层层的衣裳，也有一番道理给你：

它们妆点你的身子，正如那云彩妆点巫山。

再有女人的上衣，

同她的裙子，也该再教你一遍：

她虽同丈夫一处过，却是在另一个位分上，

她该跟随、该谦下，才免得叫人说出那句

「牝鸡司晨」来。

你可曾学过那缘由——

为什么要缠你的脚？

是怕不缠，你就容易出门上街去。

并不是它弯得像张弓才算好看，

才拿这千缠万裹把它裹成这个样。

【第八节　为妻之道】

做媳妇的对丈夫爹娘，

要孝顺、要贤良，

断不许他们的穿的吃的有一点亏欠。

他们的吩咐要顺从，他们要什么，你都要先想到，

免得他们嫌你的丈夫，说都因他媳妇懒。

对你丈夫要顺从，

他要什么永不该怠慢，

这顺从里头，头一件便是敬重他的爹娘。

你总要力求又俭省又勤快，

别抱怨张家一无所有，也别怨李家少有这样穷的。

同他弟兄的媳妇要和睦，

对他的姊妹都要恭敬，

待她们要亲亲热热，别冷落了她们的来往。

别叫妯娌姑嫂的情分被仆人的闲话害了，

也别脸上堆着笑，心里却装满了恨。

你丈夫纵然有钱，

你也永不该铺张；

你吃的用的，总该有个分寸。

你丈夫若手头紧，你就该欢欢喜喜同他一处捱，

自己勤俭，别去怪罪旁人。

待客要把

桌上的席、身上的衣都安排停当，

张罗别小气，可也别铺张过了头。

待客永别把花费算得太细，

可若使得没了节制，你的家私不久就要花光。

【第九节　为母之道】

胎里的教养，

做母亲的要留心，

因为母子两个是彼此影响的。

无论走、站、坐、卧，都要有个规矩，

连吃连喝，也要小心地约束自己。

别一味溺爱把孩子惯坏了，

不论是女是男；

一味纵着，不久就把他的性子全糟蹋了。

纵然年幼时看不出什么，可那日子终要来到：

你的儿女对自己、对家都漠不关心。

他一长到少年，

就赶紧替他请一位先生，

好教他念书、教他规矩，免得成个蠢材。

念书上偷懒的毛病，是明白人个个都嫌的，

他这一懒，便把他将来一生的前程都毁了。

你的女儿在做姑娘时，

顶好是学些针线活，

断不许她闲着，东歪西靠地懒散。

年少时你若不教她，长大了就来不及了，

她一出嫁，便只给她自己招来羞辱、丢脸同人恨。

你儿子长成了人，

就替他说一门亲事，

别去计较她父母是穷是富。

那姑娘只要有德行，只要身子壮健，

她就能把家料理得好，就能给她丈夫添起家业来。

你女儿一出嫁，

便被带进丈夫家去了，

持家要俭省，这是做父母的该教给她的。

对丈夫的爹娘，她要以女儿的身份孝顺贤良，

对丈夫要顺从，欢欢喜喜地照看他的家。

你老了的时候，儿子们

若各自娶了别人家的女儿，

你一碗水端平地待她们，她们就好领着走。

别因这一个有钱、那一个穷，

就把这个当女神供着，把那个当村夫看待。

还有你儿女的儿女，

无论是男是女，

你都该把他们当心肝一样疼，不论穷富。

对街坊要有个街坊的样子，别叫哪一个说出

你只疼自家骨肉、对旁人却不理不睬。

这一部女人的经，我们就此讲完了。

你要一节一节地学，

学了要照着做、守着它，教它常活在你心里。

你若只学而不照着行，那你不过就是——自然啰——

虽披着一身女人的衣裳，却同一头牛、一匹马一般。

第七章婚嫁

在中国，办喜事是一桩喜气洋洋、热闹喧腾的事，总少不了排场讲究的大酒席。每位受请的客人都带一个红封来，里头的钱，比他吃去的那一份略多一点。倘若有人问：还有什么比婚礼的钟声更教人快活？我会立刻回答：中国人的喜酒。它比英美的婚礼更花哨，更见喜气，只是不那么庄重。除了过年，再没有哪一桩事能给一整个村子带来这样大的快活。满村的人都来看迎亲的队伍；凡凑得出那几个银钱的，都可以入席吃酒。

婚事不是一天办完的。它从婚前十天「过大礼」算起——那是新郎家送到新娘父母家去的礼。这些礼由二三十人、甚至更多的人抬着，人人穿得鲜亮，礼盘有二尺宽四尺长的，也有三尺宽六尺长的。每一盘装一样礼，有大有小，大半是吃的：干果、点心、糖食、火腿、烧好的鹅和活鹅、鸡、鸭。随礼还有给新娘的头面首饰，并一小笔钱。这些东西由新娘的父母收下，又在每一只盘里回一点钱，用红纸包好，算是道谢的意思；另外回一两只烤猪，取个兴旺的兆头。一家人吃不了这许多，便分送亲戚朋友，把这份喜气传遍四邻。

一面分送礼物，一面就把喜酒的客请了；两家人则各自忙着把该置办的都置办齐全。做母亲的把出嫁的日子告诉女儿，女儿便跑回自己屋里躲起来哭，想来是舍不得娘家。她不肯同家里人一道吃饭，要好的姊妹们来劝她、宽她的心。箱子里装满了她平日说过喜欢的东西；裁缝请到家里来做嫁衣和铺盖，穷人家则由家里人做，甚至她自己动手做。捆箱笼的来把她的家什扎停当，又有专管布置的来把她的箱子、柜橱、桌椅、锅碗，凡是她的东西，一一摆布得齐整好看，好在迎亲的队伍里露脸。这些嫁妆在婚前三天送到新郎家去，先在她屋里安置妥当。

到了正日子，按阴阳先生择定的时辰，一长队灯笼、鼓乐、旗帜、耍把式的，抬着一乘红的或是描金的花轿，来到新娘家门口。古时候新郎要亲自随队来接，叫作「亲迎」；如今则是等花轿由她的兄弟们陪着回到新郎家门前，新郎才出来接轿：用扇子在轿门上轻轻叩一下，向花轿一揖，又向新娘的每一位兄弟一揖，然后回屋里去。新娘由女眷或伴娘从轿里搀出来，引进屋中，同未来的丈夫并肩跪在祖宗牌位和家神跟前拜堂，又向家中长辈磕头见礼。

拜过堂，新娘被引到自己房里，等新郎来揭盖头。盖头一揭，她换上一身华美的礼服，戴起珠冠，便可以出去见夫家的亲友了。由仆妇扶着，她一一敛衽行礼、奉茶。在南方，客人受了这道茶，要回她一份钱，多少看送礼人家的家道。在北方，这时候要给新娘开脸：把额前的头发剃去或是绞去，让额头显得又高又方，从此不许再长。

酒席散了之后，女客们为着取乐，也为着试一试新娘的性子，便百般同她开玩笑，说她的闲话。她们逼着这个窘迫的人猜谜、解闷儿、变戏法——那本是变戏法的人才会的——还要答各样叫人难堪的话。她若是着了恼，或是不肯答、答不上来，就得罚钱罚物。这样一闹，要闹整整一夜。

内院里闹着新娘，外面的新郎穿着官服——多半是为这一天借来的——也一样受着考较，或者说，一样给男客们做着乐子。总之，人人都快活，或者都努力做出快活的样子，而这快活是拿新郎新娘做本钱的。

婚后第三天，新娘回门；就在这天晚上，新郎头一回拜见岳父岳母，两位老人也在这天晚上设席款待他。中国新娘的婚事，到这里才算完。它起于婚前十天，止于婚后三天，前后一共十三天——「拿这么个不吉利的数目办喜事」，我仿佛听见你这样说。

中国话里说男子成亲和女子成亲，用的字并不一样。男的是「娶」，女的是「出门子」。所以那支大队伍来到新娘家，是来把她娶走的；而她一出父亲家的门，就不再是他家的人，成了丈夫家的人了。

我们若把中国这一整套规矩合起来看，记得男女终身相隔，原是出于要保全女子贞节的心思，就能约略体会这份心思有多么切。中国的书里，讲女子宁可舍了性命也不肯坏了名节的故事，数也数不清。

中国女子婚后的日子有两重：一重是对丈夫的，一重是对夫家的。她嫁的与其说是丈夫，不如说是丈夫的一家；连儿子同媳妇如何相处，也由公公做主。成亲之后，小两口要分开住着，直到在娘家吃过那顿酒席为止；此后两人的一切来往，也都在公公的眼皮底下。而一个后生最怕的，就是给同伴们取笑，说他老围着媳妇转。

新娘就这样进了婆婆的家门，如同家里又添了一个孩子，要从头教她各样的本分。她在这家里不是主母，也不是下人——虽说她要伺候人——她只是媳妇。她若明白自己这一层新的本分，又照着本分好好地做，恭顺谦和，便会得人疼、得人敬。可是碰上一个任性的媳妇，再碰上一个不讲理的婆婆——这两样中国都有——那份别扭劲儿，只怕天底下再找不出第二处能比。凡是看不惯这种情形的人，怨不得媳妇，也怨不得婆婆，只该怨这一套规矩。我听人说过：「一所房子再大，也装不下两家人。」这话若不错，那么中国的一所房子里住着两家、乃至五六家人，又该怎么说呢？

我母亲生了九个儿子。个个都娶了媳妇，都是贤惠人，不过没有一个是我会替他挑的，我的兄弟们也没有一个会替我挑我这位太太。这话并不是说我太太或是嫂子弟妹们的不是。我们一家很亲热，可我们各人有各人的家，连儿带孙一共三十五口。如今且设想一下：那九个儿子把九房媳妇都娶进老宅，那三十五个孙儿孙女也都在爹娘的屋顶下拉扯大——凭我们再亲热，那一家人怕也不止一回要闹得沸反盈天。

做父母的看着小辈，看得极紧。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算得是个庄稼人，有一天来请我去吃他儿子的喜酒。「可是，」我说，「你儿子成亲是不是早了些？他才十六岁。」「一点不错，」他答道，「不过姑娘十八了，我家里人手不够，要个帮手，这孩子娶了也一样。」这件事虽小，却很可以拿来看寻常百姓家的婚事是个什么样子；至于读书人家和上等人家的婚事，那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另有一位朋友，在儿子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把他许给了朋友家的小女儿。她家的境况比女家好，自己已经有八个孩子，为着把这女孩儿教养成人，索性把她接过来做童养媳养着，送她上学，同自己儿子一块儿念书。而父母对这些「已经成了亲的孩子」看管之严，同看管自家的儿女并没有两样：小媳妇关在内院，小丈夫在外院，寻常人家里，两人能凑在一处的时候实在不多。

中国人有一条定规：同姓不婚，因为同姓的可能是本家。实际上也有同姓成亲的，只是众论不以为然。经书里给的理由是：其子孙不繁不昌。满清一朝，亲王乃至皇帝，也为着这个缘故不许娶本朝的公主。亲王须娶民间女子，娶进门便晋为王妃；公主也须下嫁民间，或者嫁给蒙古王公，那就随她丈夫的爵位。

中国的王公之家还有一样旧例：新妇娶进府来，先容她住上三个月，然后才圆房，好让婆婆看清她的脾气秉性。她若是性情不好，或是其品格不足以给这王府增光，便许她回父母家去。这并没有委屈了她。一切都看她自己。读者要说：男子并没有受这样的考较。一点不错，是没有。我们并不是要替这一条、或是哪一条中国的规矩辩护，不过是把几样常见的婚俗提出来说一说罢了。还该添一句：这是古时候的例，如今大约已经不行了。

第八章女子

荀子说，社会立于义；班固说，立于爱；柳宗元说，立于势之不得不然。可是无论说它是法的、德的还是利的，社会总归是有的。治国之本在男子，而社会之本在女子。这话在亚洲同在欧洲一样地真。如今我们且来看一看，女子在中国的社会里究竟占着怎样一个位置。

先说她的名分。据《孔门理财学》的作者陈焕章博士说，「妻」字的意思就是「齐」，即与丈夫相齐。《诗经》劝人待新妇要「如兄如弟」。实际上，中国女子出嫁以后仍旧保着自己的姓：譬如王家的姑娘嫁了刘家的人，此后人家称呼她，总是「刘门王氏」。

中国这样男女相隔，欧洲和西方那样的交际场面便无从谈起。女子为着保全名节，与男子不相往来。一个民族肯为着女子的名节，把交际的种种乐趣一概舍去，这份重名节的心该有多么切！须知这样隔绝开来，在女子固然如此，在男子也一样，这把刀是两面开刃的。她既不能得他做伴的那份快乐，他也一样不能得她的；而男女在成亲之前，都不曾有过数不清的风流情事——我们是否可以想见，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东西，也就不曾藏进柜子里去呢？我亲爱的读者，倘若你们心里那些交际场上的秘密我都知道，我准能写出一部教全世界吃惊的书来。

古时候，朝廷曾派女子做采诗之官，到民间去收集歌谣。事实上以诗名家的女子很不少：一部一千六百二十八卷的大传记类书里，有三百七十六卷专记中国的杰出女子；一部二十四卷的画史人名书里，有四卷专记女画家。汉朝的皇帝造了一座楼阁，收藏功臣名将的画像；皇后便请人替她编了一部古时列女的传记，好给当时的女子做榜样。这部书流传了二十个世纪，一版又一版地印到今天。

我很想把手里收着的一幅画放在这里，那是王伯舆的妻子吴荃画的，好让诸位看看她的手笔。请留意：她虽是王家的媳妇，落款却始终署自己娘家的姓名。她丈夫是不是个不成材的人，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人家说她「以砚田为生」。中国人说，论画，她抵得上同时代最好的男画家；她画的竹、石和水墨花卉，不但逼真，且在当时诸公之上。她年轻时用功读诗，古今皆通，诗名与书名并著。她下工夫最深的是翎毛。我手里这一幅便是其中的上品：宽六英尺四英寸，长二十二英尺，画的是百鸟朝凤。凤凰一雌一雄居于画的正中，百鸟或飞、或栖、或浮在水上，一个个都朝着它们仰起头来，像是在朝拜。

那么，中国女子的地位究竟如何呢？——因为家是女子做出来的。一面有人说她劳苦不堪、备受压制；一面又总把婆婆描画成一家之中的暴君。这样南辕北辙的说法，你怎样解释？中国女子的真性情、真地位，到底是怎样的？

我对这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女子不过就是女子罢了。世上的女子是什么样，中国的女子就是什么样。你可知道女子是什么？我倒愿意我知道。每当我认定了她是这样，一转眼又发觉她是那样。就从身子上说吧：把她拦腰截作两段，沉的一半在下面。她给这世界的贡献，必得在生养一事上。用吉卜林的话说：

「她所能带到人世来的，不外乎那使她伟大的两种力量：

做婴儿的母亲，做丈夫的妻子。」

把男子拦腰截作两段，沉的一半在上面。他的本钱是他的两肩。这世上的活计要做得妥当，非他来做不可。我知道有些未开化的社会里，女人也得下地播种锄草；然而凡是要女人去收庄稼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兴到很高的文明，也没有一个能有强健的体魄和丰裕的家业。所以她的位置在家里。中国人便称她作「内人」。

女子在中国的位置既然在家里，那么在这个家里她便是至尊。家中男子居其次。他尽可以是「一家之主」，可他所主的这个家，社会早已派定了他的妻子做当家人。这话在各等人家都不错，上自宫廷，下至最穷的庄稼汉。上头这一层，这五十年来由慈禧太后和继她之后的那一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慈禧太后以铁腕统治四万万中国人达四十七年之久。这件事一直叫全欧洲吃惊，人人都纳闷她怎么办得到。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中国是家长式的政体。皇帝和皇后是百姓的父母；那么照每一户人家的成例推下去，皇太后便是这一国的婆婆。

不但慈禧太后如此，历来的皇太后都是如此。我研究中国女子不能算不多，可是这回革命，我仍旧很有几分诧异地看到：让出皇位、派袁世凯去建立共和政体的，既不是那位还在襁褓里的小皇帝，也不是他父亲摄政王醇亲王，而是那位皇太后——已故光绪皇帝的皇后；顺便说一句，这位皇后向来是被人看作性子软弱的。袁世凯答应每年给二百万元岁费的，是她；把紫禁城拨给她做住处的，也是她。如今我又在报上读到：

「皇太后已表示愿把从前那座紫禁城的殿宇交给革新派——这座禁城自一六四四年以来的几百年间，一直是满清皇室的居所。同时她将把皇室迁往京西十五英里外山中的颐和园。

「她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给中国政府备出一处合用的地方；政府方面看来也有意接受，只等款项凑齐，把该修的地方修好。」

我仿佛听见有读者失声说：「一个女人在中国竟有这样大的权柄，真是怪事！」我的回答是：一点也不怪。你只消记着：她的疆土就是这个家，在这疆土之内她是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再记着中国向来是家长式、父权式的政体，而在这政体的宫廷里，皇太后便是婆婆。我们到中国去，心里先带着一大堆成见：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他们是无知的、低下的；然后便四处去找些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说法。我们倒不如记着：当我们的祖先在欧洲披着兽皮、住在山洞土屋里，或者蹲在地上啃骨头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穿着绸缎，住着瓦顶砖房，坐着椅子，在桌上用陶器吃饭，并且已经有了了不起的政府、了不起的文章，有了一种比我们早一千年的文明。

说到这里，容我再提一件事：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文明，他们向来认为这套文明胜过你们的，正如你们向来认为你们的胜过他们的一样。他们不懂你们的，你们也不懂他们的。他们的文明重在德，你们的重在物。他们的文明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朝廷，在社会，在家里，在生意场上。应当替中国人记上一笔：今天世上最古老的两个政体——中国和日本——都是建在孔子这一套上头的。还应当再替他们记上一笔：凡在东方设有行号的欧洲银行家和商人，都坦白承认，世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好、更靠得住的生意人了。还该再记一笔：他们理出了一套明明白白的家庭与社会的规矩，上上下下无不通行；犯了其中任何一条，几乎同触犯国法、坏了商场的规矩一样，是大罪过。

这里有一个凭据：从前的中国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其中第三部便是礼部，把这样一件事摆在与户部、兵部、工部、刑部同等的地位上。据我们所知，世上再没有哪一国像中国这样看重人与人的礼数；也正为这个缘故，他们才把我们看作蛮夷。况且他们的《五经》之中，还有一部《礼记》。我也明白，这个「礼」字比我们所说的「仪节」宽得多，因为中国人把它推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这部书上说：

「礼本于天，动而及于地，散而及于天下万事；随时而变，随人之才与巧而合。降到人身上，便用来遂人之所欲。行礼要借财物，要出气力，要有辞令与揖让的仪态，要有饮食；见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见于射礼、乡饮酒礼，见于诸侯朝见天子、邦国往来。」

在这样一章文字里，我无论怎样说，也说不尽中国人看重礼数到什么地步。孔子说：「礼不可不慎；过了便是太过，不及便是不足。」孩子所受的教养，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教他怎样做、怎样行止，并且把各样情形都演习一遍：怎样上前，怎样退下，怎样见人问好，怎样倒茶，怎样奉茶，师长尊者走过时怎样侧身站开，各样各色的拜望，凡人所可能碰上的场合，无不在内。

我记得有一天在北京，孙夫人到我们家来拜访。她是总督李瀚章的女儿，李瀚章是大政治家李鸿章的兄长。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大的约莫七岁，小的约莫五岁。我被请到客厅里去见她。我这一辈子进过多少客厅，从没有觉得面前站着的是一位比孙夫人更有教养的女子。她伸手同我相握，从容得没有一丝勉强——要知道中国人见面的规矩，本是自己拱自己的手。同她说过几句话，我转向那个大些的孩子。他把手递过来，一点也不局促，母亲并没有嘱咐他一个字；那五岁的也是一样。孩子们来之前已经受过教，懂得我们见面的礼数，那份镇定，真是十足。

还有一回，康格夫人托何德兰夫人出面，请了北京若干位最尊贵的中国太太到美国公使馆吃午饭。这些太太先到我们家，再从我们家一同去公使馆。偏巧那一天是先朝某位皇帝的忌辰，于是两套礼数就撞在一处了：上美国公使馆去，该穿命妇的礼服；可是逢着国君的忌辰，又不该穿。所以大学士夫人一到，先就打听孙夫人前后身上有没有缀那方绣着禽鸟的补子——那是她丈夫品级的标记——免得众人穿的是一样，独她穿的是另一样。

这里不妨顺便说一句：中国女子有权享有丈夫的品级，并穿戴他官位的一应标记；凡在交际的场合，即便她自己没有诰封，也照着丈夫的品级入座。

论到财产，她的权利含在丈夫的权利之内；丈夫要卖产业，非得妻子答应不可。丈夫死了而她又没有儿子，产业便归她承继；家里穷，她也可以变卖了度日。照一九〇三年的商律：「妻或十六岁以上之女，得为商人，并得以己名开设商号。惟妻女为商，须径由或转由农工商部注册；妻并须得其夫之书面允准，而其夫不得因此自免其责。」

凡对中国女子的地位和品格还有疑问的人，应当把下面这几件要紧的事放在心上：

一、世上头一部专为教导女子而作的书，出自一位中国女子之手，她与使徒保罗同时，就是人称曹大家的班昭。

二、世上头一份女子日报，是张夫人在北京主办并刊行的。

三、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事的时候，女子们结成「红灯照」，鼓舞男人去驱逐那些占了各处大海口的外国人。

四、反满革命起来的时候，女子们自己编成队伍，穿上戎装，带着西式的军械，自称「敢死队」。

五、一九一一年，戏子金其兰因在民间鼓吹革命，被满人处斩。秋瑾于一九〇八年被捕受审，却写下十页纸的辩状为自己申辩。苏夫人年已六十五，在东京以口才折服过不下一千二百名学生的听众。吴氏姊妹为着中国的共和之业，远赴伦敦和东京。英女士带着九名红十字会的看护，在革命军中出过大力。一位日本作家说：

「天地知道，或者说应当知道：康格夫人对那位皇太后的评断，比某些报馆凭空捏造出来的可怕梦魇要近真得多。其实中国的新女子并不怎么新。中国女子的地位向来是高的。已故的皇太后生前得过不少绝非出于好意的白送的宣传，可是在中国历朝的皇太后里头，她既不是什么怪物，也算不得什么异数。在日本，君主让位给嗣君是常有的事；在中国却极少。国君年幼的时候，皇太后照例便是实际上的国君，已故的那位皇太后正是如此。

「日本公使馆参赞奥户先生曾考察中国的工商与社会情形，为此写过一部书。他说，中国常有女人当家的事；中国女子的地位，比西方的姊妹们还高。中国是个极敬重、极看重女子的国度，女子的势力很大。就是在下等人家，做丈夫的也不能对妻子动粗；夫妇一吵，结局只有一个，就是妻子得胜。」

中国女子自己也在喀喇沁王妃的热心倡导之下，办起一个会，叫作「女子自振共事会」，专议女子分内最关切的各样问题。这个会与外国人全不相干。鸦片、纸烟、纳妾、缠足一类的题目，都在她们的议程之内。每半年开一次茶会，请来各国客人数百名。这些「谈文、谈艺、谈乐的雅集」，全由中国太太们自己操持，并不要外国人帮一点忙。

以为女子不问国事的人，应当记得：男人剪辫子的时候，许多女子也各出心裁，改梳新式的头，换穿新式的衣裳，以此表明自己也是有主张的人。

第九章当家的主妇

有一天在山海关——就是长城探进东海去的那座城——我要同德瑞牧师一道去拜会本城的官长。动身之前，我们坐在他家里说话，等着时辰。他身上只穿一件寻常的蓝布小褂，底下套一条绸套裤；我心里直犯嘀咕：难道他就打算这副打扮去见客么？他太太是个利落干净、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人，一直忙着手里的活计，直到离该动身只剩片刻，她才走到箱子跟前，一句话也没同丈夫说，取出几件衣裳和一把扇子，放在他手边，又把其中一件抖开，捧着让他穿上——我们的话头一点也没有断——转眼之间我们就可以出门了。

她没有问他要穿哪一件；她没有等着他来问这样的场合该穿的衣裳搁在哪里；她做这些事，一点奴颜婢膝的样子也没有。我们是在她的地界上。她做这些事的神气，就像她是这块地界上管事的人；她举手投足之间，非但没有半分低三下四，反倒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派，这气派给她、也给这个家添了一层体面。从这样一个家里走出去的丈夫，才有个有身份、有底气、有担当的男人样子。这是中国人家里主妇的职分与担当的一面。

如今我们且离了这一户平常人家——一位基督教传道人的家，一个中等人家里收拾得好的典型——到宫里去看看。德龄公主告诉我们，中国北方春天一到，「皇后便去看蚕，守着蚕子出壳。蚕一出来，年轻的皇后（就是如今的皇太后）就采桑叶喂它们，一直看着它们长到能上山吐丝。桑叶每天都采新鲜的，一天要喂四五回。宫里另派几位女官夜里喂蚕，看着不让它们爬走。这蚕长得极快，一天一个样。自然，长足了以后要吃得更多，我们便忙着喂个不停。蚕什么时候该吐丝了，年轻的皇后举到亮处一照就知道：身子透亮了，就是该吐了，便把它们放到纸上搁着。吐丝的时候蚕是不吃东西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只是看着它们别爬走。吐了四五天，丝吐尽了，蚕就缩作一团，像是死了。皇后便把它们收起来放进匣子，等着变成蛾子。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厚纸上，让它们产卵。

「若是由着蚕自己去，它到了该吐丝的时候，就把丝一圈一圈缠在身上，直缠到把自己整个裹住，慢慢结成一个茧。要知道它吐完了没有，照例是把茧拿到耳朵边摇一摇：蚕若吐尽了，你分明能听见茧里头咔嗒作响。于是把茧放进滚水里煮软——这自然把蚕烫死了。要把丝抽出来，得用一根针挑起线头，再绕到线轴上，就可以织了。也留下几个茧不煮，等蚕变了蛾，蛾自己咬破茧钻出来，便把它们放在纸上产卵；卵收起来搁在阴凉地方，留到来年春天，孵出来又是蚕。这一切都是为着给百姓做个榜样，鼓励他们各安本业。」

我把公主这一长段话录在这里——我同她是相识的——因为这是头一回由亲眼见过、亲手做过的人，把宫里为天下主妇做的这个榜样描写出来。这也是每一个会过日子的主妇头一等的本分。上面写的宫里那些事，早春时节在千千万万中国人家里都看得见。

人活着头一件要紧的事是穿衣。在这一件上，中国人把男人的活计和女人的活计分得很清楚。男人种地，或是放牧牛羊，供给麻、苎和皮子这些原料；女人的事，则同我们自己的祖母辈一样，是把它们纺成线、织成布，再做成衣裳。可是碰上养蚕这一桩，连原料也归在会过日子的主妇分内了。

春天一到，农家该下种的时候，皇帝便去先农坛，祈求年成好。「祈过年成之后，他走到坛里的一小块地上，扶犁翻过土，撒下这一年的第一把种子。这是要让庄稼人知道：他们的活计并不被人看轻，连皇帝也不以做这样的活为耻。这个典礼谁都可以去看，是很公开的事，到场的庄稼人很多。」

如今我们再进一回宫，看看庄稼都收进来以后，年底下的那些规矩。「接下来是预备年糕，年下要供在佛前和祖宗牌位前的。头一个必得太后（就是慈禧太后）亲手做。所以她一说时候到了，满宫的人便都进了一间专为此事收拾出来的屋子，太监把料端进来——米面、糖和酵子。这些和成一团面，不用烤，用蒸的，蒸起来就同寻常的馒头一样发得起来；据说糕发得越高，神佛越欢喜，做的人也越有福气。头一个糕蒸得极好，我们都向太后道喜，她自己看了显然也很高兴。随后她吩咐每位女官各做一个，我们便做了，结果一塌糊涂，没有一个像样的。我是头一年进宫，做坏了还有情可原；可是那些年长的女官也一个不如一个，这倒叫我诧异。我问其中一位是什么缘故，她答道：『嗐，我自然是故意的，好叫太后心里受用。论做糕，我做得不比她差，说不定还强些，可那样就不识相了。』我们的糕做完，太后便命太监把其余的做完；不消说，那些糕件件都好。

「再下来是预备一小碟一小碟的枣子和各样鲜果，上面点缀些常青的枝叶，供在佛像前面。然后我们又预备了几玻璃碟糖，是要献给灶王爷的。腊月二十三这一天，灶王爷离了人间，上天去朝见玉皇，把我们这一年十二个月里做过的事一一奏明，到年三十才回来。献糖给他的意思，是好把他的嘴粘住，叫他不能多说。糖预备停当，我们一同到厨房去，把供献摆在专为这事支起的桌上。太后转过身来对大厨说：『你如今可留点神罢；灶王爷要去说你这一年偷了多少东西，你是要受罚的。』」

这些话不但让我们窥见了宫里的家常，也差不多可以当作年下几乎每一户中国人家的写照。不过我抄录它们，主要还是为着点出中国这一套社会架构的另一大面。男人——就是庄稼人——预备或供给人生第二件顶要紧的东西：吃食的原料。他下种、锄地、收割，把粮食和菜蔬一色色地弄回来，都还是生的。东西一进家门，常常可以看见两个女人在那里磨面或是舂米，把玉米、麦子、小米弄成家里能吃的样子。

到了夏天，女人分内的事是：

「有粮常想无粮日，

丰年须备歉年荒。」

她要看着鸭、鹅、鸡养得成群，看着酱、咸菜和粮食把每一只囤、每一口坛子都装满，好叫：

「夫妻二人，共乐陶陶。」

中国人的看法是：「大富」靠男人的本事，「小富」靠一家人的勤俭——女人从窗户里扔出去的，能比男人从门里挣进来的还多；娶了不贤的妻子，男人一辈子交不了好运。

第十章纳妾

要明白纳妾这件事，原不必先明白中国人何以采行此俗的那一层道理。然而若不略知他们当初何以把这样一种风气引进家门，便无从体会中国人在这一节上的性情。

前面另有一章讲胎教，或许已经透露出这里要说的话头。中国人以为，妇人一旦有了身孕，便当与丈夫分开，直到孩子生下来为止，好把一段清正的性情传给后代。说起来，她这份见识难道就没有几分道理么？普天之下，除了人，还有哪一种雌兽肯在怀胎的时候与雄的相亲近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创世记》里人类堕落的那一段故事，除此之外别无解法？他们做了别的畜类都不肯做的事，事后才晓得自己赤身露体。该隐因此成了杀人的凶手，而亚伯与塞特都是好人。若说这一跌要归咎于女人，那唯一的理由，也不过是天底下只有她这一个雌性肯容让这样的事罢了；何况招来责备的是「容让」，不是「引诱」。希伯来人那个故事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中国人抱的正是这个见识。于是妇人为着教丈夫遂意，也为着护住自己，便在这一段日子里给丈夫纳一房妾。

这风气当初虽是这样起来的，可是要说如今仍旧为着这个缘故才行，我们却不敢这样讲。我走遍天下，人见得越多，越觉得狗可爱；因为无论哪一国，风化上的不干净，责任都在男人身上，不在女人身上。

中国的妇人把妾给丈夫，正如撒拉把使女给亚伯拉罕一样；有时候，如下文所示，缘故也正相同——中国一样有清清白白的好人家，与欧美并无二致。中国的太太们听说某家的妇人要给丈夫纳妾了，只说她这是「要吃醋了」。多数情形也的确如此：中国女人的种种苦楚，起于家里的女人当中，续于其中，也终于其中。

有一天，北京一位有头脸的王爷府里的总管太监到我家来，请何德兰太太去给府上一位病着的姨太太看病。他坐在我的书房里，眼睛望着墙上的画，心里想的大约是府里正在闹着、或就要闹起来的那些事，忽然冒出一句：

「我们王爷过年还要再纳两房姨太太。」

我从写字台前转过身来，说：

「他不是已经有三房了么？」

「可不是。不过按例他可以有五房。」

「一个男人身边围着这么多女人，家里岂不生事？」

「唉，」他说，手往旁边一摆——那个手势只有中国人做得出来——「这就一言难尽了。这一个瞧见他同那一个说话，这一个自然要吃醋。」

她也的确吃。

何德兰太太随他到府上看那位姨太太，自然是先被领到福晋屋里——府里女眷的事，一概由福晋作主。福晋领她去看姨太太。两人进屋时，看见一个老奶妈抱着一个小女孩，孩子脸上有一块斑。

在中国，小女孩脸上有这么一块记，一样损她的容貌，与别国的小女孩并无不同。若长在男孩身上便不打紧：一个秃头的男人，照样娶得到他不秃头时娶得到的女人；可是一个秃头的女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福晋便问这块斑能不能去掉。

大夫看过，说动个小手术就能去。中国话里「手术」叫作「拉」，就是「割」的意思；奶妈只当要把孩子狠狠割一刀，趁大夫诊视病人的工夫，抱着孩子悄悄溜了，另一个奶妈抱着另一个孩子进了屋。

诊看姨太太的时候，大夫对着福晋说话，福晋再转说给姨太太听——其实姨太太听大夫的话，与听福晋的一样明白；姨太太答话也对着福晋说，福晋再转说给大夫——其实大夫听姨太太的话，也与听福晋的一样明白。姨太太看完了，福晋转过脸对奶妈说：

「把孩子抱过来，让大夫把她脸上那块记去了。」

「回福晋，」奶妈说，「这不是那个孩子。」

「你瞧，」福晋叹一口气，又笑了，「我连自己的孩子都认不得！」——原来丈夫的孩子，不论哪一房生的，都算正室的，都管她叫「娘」，管亲生的母亲却叫「奶妈」。

方才讲的这一段，可以算作有妾之家的一个样本。如今再说两桩，都出在极上等的人家；因为这一份奢华，惟有有钱人才置办得起。赫德爵士对我讲的下面这个故事，正说明了这一层：

「有一天，」他说，「新放的驻英公使临行之前来看我。谈了一会儿，他说：

「『我听说拜会西洋的先生，照例要见一见夫人。我很愿意给赫德夫人请个安。』

「『我也很愿意请你见一见，无奈赫德夫人在英国照管孩子读书，我自己也好些年没见着她了。』

「『哦，』他说，『那么我很愿意见一见您的二夫人。』

「『我也很愿意请你见，无奈我没有。敝国不准我们娶二房——真要娶了，是要坐牢的。』

「『竟有这样的事，』他接着说，『看来贵国还不懂得敝国有些风俗的好处。』」

我要讲的头一桩事，出在北京一位中国朋友家里，他家离我家很近。若要我在一班朋友里挑一位读书人、一位中国式的君子，我一定挑他；我万想不到这样的事会出在他家。

他太太发觉家里一个丫头身上有了不该有的身孕，一问之下，才知道惹出这桩不规矩事的正是她丈夫。她不愿声张，也不愿把这份没脸的事露出去，便打定主意，悄悄把这丫头送人，谁肯要就给谁。丈夫听说她要这么办，不依，家里便闹了起来。那不是没家教、没身份的人家那种吵嚷，而是天底下任何有教养的门第里都会有的一场争执：两下里意见不合。她要把人送走，他偏不许。争到后来，很伤了和气。他未经她点头就闯进了她的地界，这在中国纳妾的规矩上是不合的。两人自己了不断，他便请了我们共同的另一位朋友——我从前的一个学生——来「说和」。这位年轻人一连三天，从丈夫这边跑到太太那边，又从太太那边跑回丈夫这边，劝他们各让一步。末了他对那男人说：「我再待下去也没有用。你不肯松口，她不肯回心。我帮不上忙，我要回家了。」

「不行，你不能回去；你再去劝她——她非让步不可。」

又劝了几回，仍旧无效，他便悄悄走了。这件事后来怎么了局，我始终不曾打听出来，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她是一省巡抚的女儿，他则是国中第一等的读书人，一位翰林，又是御史——皇上的谏官。

在中国，这样一位有教养、有学问、出身名门的妇人，是求告不到法上去的。「她非让步不可。」在欧美她可以离异，在中国不能。中国男人休妻，有七条理由，也就是所谓「七出」：

一、不顺公婆。

二、无子。

三、淫。

四、妒忌——忌丈夫亲近房中别的女人。

五、恶疾。

六、多口舌。

七、盗窃。

但另有三条，可以压倒上面这些理由，也就是所谓「三不去」：

一、无家可归。

二、曾为公婆守过三年之丧。

三、当初嫁他时他家贫，如今富了。

然而遍查孔门的典籍，遍查中国的律例，都没有一条准许妇人休了丈夫——除非丈夫点头；而丈夫一点头，那就等于是他休了她。

我要讲的末一桩纳妾的事，出在北京另一位王爷府里。这位福晋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他们想得简单，只当是她身上有毛病，生不出男孩来。夫妻两个为这事有过一番计议；为了了结此事，她便学撒拉给亚伯拉罕的样，把自己的丫头给了丈夫，指望生个儿子，将来好承袭王爵。不想那丫头生的也是个女儿。「哈，」她说，「这可不是我的不是，是你自己的不是。」此后那丫头便不再生育了。

到了日子，福晋又生了一个，还是女儿；她越发认定毛病在丈夫身上，不在自己身上。

那丫头的小女儿八岁上下时，害了白喉。过了几天，福晋最小的女儿也病倒了，这才打发人来请何德兰太太。她一看两个孩子，就告诉福晋是什么病，说得赶紧回家去取抗毒的血清来治。

「这药很贵罢？」——那时候在北京，这药的确贵。

何德兰太太说是贵。

「给那丫头的孩子，不能取便宜一等的么？」她问。

「能，」我太太答道，「不过我不主张这么办。」

「给她取便宜的。」福晋吩咐道。

王爷就坐在旁边，把这番话听了个满，一声不响。他是个好王爷，她是个好福晋，那丫头也是个好丫头。他身在她的地界上，没有他说话的份儿。

何德兰太太赶回家取了药，正换着衣裳，预备过去日夜守着两个孩子——她替那丫头的小女儿悬着心——忽然王爷带着跟马的从人，一阵风似的闯进我家后门。他进了我的书房，说了几句闲话，我看他神色有些急；没说几句便问：

「何德兰太太在家么？」

「她这会儿正预备上王爷府上去。」我答道。

「我想在她动身以前同她说句话。」他说。

我叫太太出来见他。后来她告诉我，王爷是这么说的：

「何德兰太太，我听见福晋叫你给那丫头的小女儿取便宜一等的血清，不同她自己孩子用的一样。你只管取一样的，别声张；把账送到我这里，我付。」

何德兰太太照办了。可是任凭她想尽法子，那丫头的小女儿还是死了。

丫头也是有心肝的，同福晋一样；独养的女儿没了，这丫头哭得肝肠寸断。前面说过，王爷是个好王爷，福晋是个好福晋，丫头是个好丫头；福晋便许她再生一个，生下来是个男孩。他们总算有了承袭王爵的人，那些日子福晋的欢喜，是你再没见过的。

第十一章宗教

传教士也好，游客也好，从东方回来，人家常问的一句话是：「那些亚洲人信教么？」

信教么？他们浑身上下无一处不是教。吃饭是教，睡觉是教，走路是教，说话是教，做工是教，连买卖也按着教里的规矩做。家家的厨房里有神龛，家家的屋里有神龛，铺子里有，作坊里有，连房顶上、门洞里也有。路边立着小小的神龛，赶路的人走得倦了，可以停一停脚，给那尊剥落的神像上一炷香。井台旁边也有神龛，打水的时候顺便就拜一拜。山坡上整块的花岗石里凿出神龛，石壁里掏出洞窟；不知哪一位虔心的信士，拿着极简陋的家伙，一凿一錾地凿了许多年，直凿进石面一丈多深，在洞壁上寻出一尊神像来，留在那里。他们信教么？你信教么？

你可曾想过：世上凡值得传布的宗教，没有一个不是亚洲人造出来的？你那些祖宗——希腊人、罗马人、条顿人、斯拉夫人、诺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造的宗教在哪里呢？从来有宗教心的只有亚洲人，如今也还是只有亚洲人。犹太人有，你没有；印度人有，你没有；回教人有，你没有。你同一个美国或欧洲的买卖人讲起宗教，他立刻像蚌壳一样闭紧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是他一窍不通的事。你同印度人、回教人、犹太人讲——不是美国化、欧洲化了的犹太人，是亚洲的犹太人——他谈起宗教来，就同吃饭一样自然。你不是有宗教心的人，你是有头脑的人；你那一路文明是物质的，他那一路是伦理的、宗教的。你找的是活命的法子，他找的是人生的归宿。你心里转的是原子、分子、血球、微生物、细菌、电子；他心里转的是永恒、无穷、义、分、神明、鬼魅。你造科学，他造宗教。

有一天我走在北京街上，看见一个和尚，把自己关在一间四尺见方的小棚子里，一根一尺来长、四分粗的铁条——约莫寻常火通条那么粗——从这边腮帮子穿进去，过了口，从那边腮帮子穿出来，为的是劝众人施舍几个钱，供养他那座庙，修一修庙宇。

你问：中国人有宗教心么？我答：没有，至少不像犹太人、印度人那样。就我所能查考的（这件事我研究了将近二十五年），中国人从来不曾自己造出一个宗教，也不曾自己造出一尊偶像来拜。他们本土的两家——道家与儒家，再加上墨家——不过是讲道德的学问，讲的是人在朝廷上、在乡党里、在买卖中、在家门内与人相处的道理。直到汉明帝在公元六十五年前后把佛教从印度请进来，他们才有了塑偶像、拜偶像这一说。所以中国人是讲道德的人。有一句公道话应当替他们说：世上从古至今最大的一套道德学问是他们做出来的（请留意，我说的是最大，不是最好）；今日世上最古的两个政府，也都是儒家的结果。

然而人无不有宗教心，中国人自然也有。人人都有理性，有心智的一面，使他与万物相连；有良心，有德性的一面，使他与同类相连；有信，有宗教的一面，使他与神相连。等到研究心性的学者肯照这三层去看人、看心、看我，心理学才算开始成其为一门科学——在此以前都不算。

中国人有宗教心，可是不像印度人。中国人那一份要崇拜的天性——也就是他的宗教心——大半用错了地方，用到同类身上去了。他祭祖宗；这一节留到另一章再说。本土既没有自己的宗教，佛教便得了机会；从一世纪到六世纪之间，它遍布了全国。

一个没有科学的民族，弄不明白天地间的法则与力量，便把它们归到精怪、神灵、鬼魅身上。于是佛教传来以后，中国人便拿偶像来顶替，指望拜一拜就能躲过天时的灾殃，或是自己疏忽招来的祸事。霍乱也好，亚洲别的大疫也好，原是脏出来的，东方人从没往这上头想过；他们塑一尊像，拜一拜，就算是躲病了。

一九〇五年八月，我们在华北避暑的地方附近有个村子闹起霍乱，村里人拜偶像，甚至把过年的一套仪节提前办了一回——年本该到阳历一月二月间才过的——指望把那位神哄住、劝走，或者干脆骗出村去。终归无用。末了他们扎了一个纸像，抬到我们避暑地的洋人住区，撂在那里。恰巧头一天有一位先生害了病，从唐山抬了来；纸像从村里送来的那会儿，他死了。村里人于是深信自己这法子想对了。

那时霍乱遍地都是，成百地死人。另一个村子的一个年轻人到我家来，我问他：

「你们村里的瘟疫怎么样了？」

「我们村里没闹瘟疫。」他说。

「这是怎么说？」我问。

「唔，」他说，「我们村里的老人家每年春天把井淘一淘，再拿荷叶包一大包药投进井里，我们就从不闹霍乱。」

「那别的村子怎么不这么办呢？」我又问。

「谁知道呢？」他就只这一句。

中国的祭拜名目极多，这里只能举出一部分来。头一样是皇帝的祭祀。皇帝是万民的父母，他在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并先农坛行祭，这是国家的五大坛庙。天坛里有两座坛，一座有顶，一座露天，同在一圈大墙之内，占了北京南城将近一平方英里的地面。那座有顶的坛是中国最美的一座建筑：三重檐的圆顶，覆在一座直径约九十英尺的坛上，通身蓝琉璃瓦，每一块都按着自己的位置烧成，虽然烧造之处远在千里之外。

露天的那座坛是白石砌的三层台，我走遍天下，没见过比它更庄严的构想：圆坛直径九十九英尺，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三层台阶，每层九级，自地面直上顶层。顶层正中是一块圆石，围着它铺九圈石板：头一圈九块，以次十八块、二十七块、三十六块、四十五块，一直到最外一圈八十一块，正合九九之数。日出时分，皇帝跪在正中那块圆石上，头顶上除了一天穹苍，别无遮盖，向上帝——天上的皇帝、天地的主宰——祷告。没有偶像，没有塑像，没有画像，只有皇帝和他的上帝。

先农坛的祭祀，前面另一章已经说过。地坛、日坛、月坛的祭祀也大略相同。这几处的方位是：地坛在北京城北，日坛在东，月坛在西，先农坛在南城，与天坛相对。每一处都有一座露天大坛，四围柏树成林，林间散着各样殿宇，里头供着神主牌位，或是祭祀时坛上要用的器物。

皇帝的祭祀之下，便是官员的祭祀，行于文庙。到了一定的时节，官员在这里献羊献猪，正如天坛上献牛一样。这一种祭祀只有官员和读书人行。

再下来是佛寺里的礼拜。男男女女随时可以去上一炷香，对着自己中意的哪一尊神像祷告一番。那里有三宝佛，有观音菩萨（有人以为是从圣母马利亚变来的），有送子娘娘（没有儿女的妇人常年累月诚心诚意向她祷告，也往往落空），此外还有千千万万尊泥的、木的、鎏金铜的神像。山里到处是这样的庙宇，讲到「避暑」一章时还要提起。五台山、泰山一类的地方，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远道进香。我见过他们走几百里路，每走三步便在土路上直挺挺地拜倒一次。快到庙前、正往山上走的时候，他们买下大大的香杖，带回家去。

此外还有种种专门的祭拜：为着害病，为着遭了大难，为着没有儿女，为着躲过瘟疫；或在井台上拜，在神龛前拜，在「成神」的老树底下拜——树的年头久了便成了神；再不然就拜狐仙，拜龙王。

前面另一章说过，家家厨房里都供着灶王爷，过年时祭他。家家屋里都供着祖宗牌位，这一节留到「祭祖」一章再讲。至于铺面、店堂、作坊，无论大小，没有不供财神的。诸神当中，受香火最盛、人心最诚的，就数灶王爷和财神。

第十二章家中的礼俗

一家人家的种种礼俗当中，最有意思的要数过年、生孩子、做寿、各样的节令与会期。

宫里怎样敬灶王爷，前面已经讲过。这一套，全国上下大同小异，各处稍有变通。阴历腊月二十三，离过年还有七天，人家预备下几碟糖，摆在灶王爷面前，然后祭他。接着拿各样甜食抹他的嘴——抹什么，要看是城里乡下，是北方、中原还是南方——抹完便把他烧了；鞭炮声中，这位管灶火的神明便乘着一辆烟火车马，上天去见玉皇大帝。拿糖抹嘴的意思是：教他上去只说甜话；再不然就把他的嘴粘住，省得他多嘴多舌。中国人办各样的事，都是这个路数。他有求于人，便一趟一趟地送礼，送到对方欠下的人情实在推辞不掉为止。

从这一天起到年底，做买卖的人千方百计地张罗银钱还债；因为账目不清、没有着落，中国人是过不去这个年的。这个规矩，我倒愿意荐给西洋的朋友们。

家家自己蒸，不自己蒸的就上饽饽铺去买，做的是米面加糖的小点心；连同果子、枣儿盛在盘里，供在佛前。一年里头，也只有这时候人人都虔诚。门上贴起新的门神，是两位古时大将的画像，彩印的；相传他们不但护国，也护家。又用红纸条写上新的吉语，贴在门框上、街门两旁；街对面正对着大门的墙上，也贴一条红纸，写着「出门见喜」。

过年头一个礼拜，铺子一概关门；家底厚些的，索性关上两个礼拜。有的在门上开一个小方口，很像邮局里发信取信的窗口，短不了要买东西的主顾，就从这口子上照应。有的雇下一班吹鼓手，从白天一直吹打到深夜，热闹不断。除夕一天一夜，鞭炮、道贺的吆喝、狗叫，闹得天翻地覆；到了初一，街上反倒空无一人，满地是炸开的炮仗纸，一年里只有这一天，看着有些像西洋的礼拜日。人都在家里，不是吃喝就是睡觉——多半是又吃又睡。第二天夜里又放炮仗，不过只放前半夜；再一天就开始拜年了。拜年要拜上七八天、十来天。这些日子里，凡有好衣裳好帽子的都穿戴起来，没有的、租得起的就去租一身，挨家给朋友道一声「过年好」。

这也是送礼的时候，凡送得起的，都要给亲友送一份礼——这便是中国的圣诞送礼季节。那边的事同我们这边一样，德龄公主下面这一段话可以为证：

「宫里的女官彼此也互相送礼，常闹出些错乱笑话来。那一回我收着十来件各样的礼物；轮到我送人，便打算把同伴送我的礼挑几件转送出去。不想第二天，一位女官送来一方绣花手绢，我一看，正是我自己当作新年礼送给她的那一方。我说破了这件事，她回过头来说：『这可真有意思。我正纳闷你怎么把我送你的鞋又退回来了。』大家自然笑得前仰后合；等到把各人的礼物凑到一处一比，发现我们当中足有一半收回了自己送出去的东西，于是越发笑个不住。末了为了了结这桩公案，我们把礼物全堆到一块儿，尽量匀匀地分了，人人都满意。」他们是不是也是一群极有人情味的人呢？

年底最后一天的早上，人家祭祖宗、拜佛；到了初一，又拜财神，谢他保佑一家平平安安过了一年。一个东方人被穷困捏在手心里，「过年」这两个字在他心上有多重，西洋人是体会不到的。

年下的热闹，照例到正月十五的灯节才算完。我真想领着读者诸君，在初一到十五这半个月里，逛一逛北京卖灯的那条街，看看两旁的铺子。各样大小、各样式样的灯都摆出来卖：有做成禽兽的，有做成花的，有做成果子的，有扎成龙的，一概用纱或绢蒙面，由画匠用他们手底下最鲜丽的颜色画上。其中有些真称得上艺术品，价钱也极贵。画匠为这一个节，一做就做上好几个月。有时候能看见一条一两丈长的龙灯，十来根杆子挑着；前头一个人举着一颗珠子灯，那龙就一路追着要吞。

过年放的炮仗只图一个响；到了灯节，放的却是极好看的烟火。烟火里现出中国史书上的故事、神话里的传说，现出葡萄架、紫藤花和各色花卉。就某几样说，这是一年里最好看的一个节。

灯节过后，是春天的耕种之礼和养蚕之礼，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必重述。几乎每个月都有节。三月初三，仙人下界来看信奉他们的人。五月初五是端午，为的是纪念古时一位忠臣：他救不了自己的君王，便投江死了；从那时起，中国人就用苇叶裹了米投到江里。这个节令，人也吃这种米团子。

七月初七过的是双星之节：一位是牛郎，摩羯座里的一颗大星；一位是织女，天琴座的一颗星。相传他们是农桑的主宰；照中国最美的一个故事说，他们本是夫妻，只因成亲以后荒废了本分，被天河——也就是银河——隔开，一年只许相会一次，就在七月初七这一天。河上没有桥，喜鹊便一只挨一只地展翅悬在空中，织女踏着它们的脊背，一双仙足过河去会丈夫。他们只能聚这一天，天一擦黑，喜鹊又搭起桥来送她回去。临别伤心，眼泪落得像下雨一样；这个时节的大雨，就是这么来的。

这一天，家里的人把细细的绣花针投在盛水的盆面上，让日头照着，针在盆底投下影子。针搁的位置不同，影子的形状也不同。影子若成了某几样规定的形状，投针的人便算又巧又有福气；若成了别的形状，便算被神明看轻，说她笨拙。这一天，人也祭这两颗星。

八月初八与八月十五——十五是中秋——中国人过月亮节。中国人以为，一年里只有这一天的月亮是圆的。这时候他们拜月，家家户户，或是饽饽铺里，都做圆圆的小饼来吃。过这个节，有时候还要唱戏，戏里演的是月亮里的这样一段故事：

月亮里住着一位美貌的姑娘，名叫嫦娥，身边只有一只白玉兔作伴，成天价捣着长生不老的仙药。有一回玉兔逃出月宫，下到人间，变成一个美貌的姑娘。太阳里有一只金色的独脚鸡，听说玉兔下了凡，也离了太阳下到人间，变作一位俊俏的公子。两个人自然很快就遇上了，彼此有了情意。地上原有一只红兔子，听说了这桩事，也变成一位公子，去向那姑娘求爱，想把金鸡挤掉；无奈他脸上的红色怎么也变不掉，终归没有成事，金鸡便一路顺遂。月宫里的嫦娥发觉玉兔不见了，打发天兵天将下来，把玉兔捉回月里去；金鸡落了单，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回太阳上去，直到今天还在那里。

与一家人最贴近的节庆，还要数生日和孩子一生里的那几个日子。孩子生下三天，头一回洗澡，这叫洗三。家里请几位要好的女眷来看这个礼；这一天没到的，一个月之内不许再见产妇，怕她一来，把产妇的奶水带走了，孩子将来长得瘦弱多病。

孩子一生中的第二个日子是满月。这一天，产妇照例已经起得来炕，能会客了。客人到之前，先给孩子剃头，然后抱出来给大家看。父母摆下酒席，客人带来贺礼。礼物或是一只漆盒，里头装着寿桃样儿的点心；或是圆饼，上头用红印子印着、写着一个「寿」字；或是一盒挂面，煮出来是长长的一条一条，取的是祝孩子长命的意思。孩子头一身衣裳，由姥姥做。

孩子满了周岁，又要办一回酒。亲友照旧聚拢来，带着各样合式的礼物。这一天要在盘子里摆上若干样东西，让孩子看着，由他自己挑，这叫抓周。他头一件抓到手里的，据说就定了他将来的行业。抓着笔、砚台或是书，将来是读书人；抓着算盘，是买卖人、钱庄里的人；抓着哪一样家伙什儿，就是手艺人。若是女孩，盘子里摆的便是另一类东西——剪子、顶针，以及别的合乎女子一生营生的物件。

孩子到了该念书的年纪，先查皇历，必要时再请阴阳先生看一看，挑一个吉日；拜过祖宗牌位和孔夫子的牌位，他便一头扎进那没完没了的功课里去。他生下来时起过一个乳名，譬如「得人」、「得山」、「得鱼」，或者「羊儿」、「牛儿」、「狗儿」、「猪儿」。一进私塾，先生给他取一个学名，通常是两个字；这名字有一样特别处：同辈的人——一班堂兄弟表兄弟——名字里都带着其中的一个字。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总督，名是鸿章；他哥哥也做过总督，名是瀚章，「章」字便是他们那一辈男丁名字里共有的字。年岁再长些，朋友们又给他取一个与学名相称的别号；平日提到他一概称号，决不叫他的乳名或学名。

第十三章婚嫁的礼数

中国的男婚女嫁，一应安排都由父母做主，另请一位媒人从中帮衬——顺带说一句，媒人十有八九是位女子。给女儿挑女婿，多半是父亲出的力；给儿子挑媳妇，则归母亲操心。这样分派最是合情合理：外头的后生小子，父亲知道底细，就是不知道也容易打听得着；姑娘家的品性如何，照同样的道理，母亲最容易探得明白。何况媳妇娶进门是要同婆婆一处过日子的，合不合婆婆的意，关系非小。

女儿的婚事比儿子的婚事要紧，因为在她，这是一辈子只有一回的事。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中国的书里通篇都这样教人。只有一种情形算是例外：寡妇年纪不满五十，儿子不满十五，还担不起家业。《礼记》上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然而如前所说，倘若她年纪在五十以下，儿子在十五以下，同时娘家又没有近支亲族肯把这份生计的担子从她肩上接过去，她便可以再嫁。

有一节应当记住：父母并不惯于全然不顾儿女的心愿；不过说实在的，儿女在这件事上也提不出什么主张。他们不曾有过什么儿女私情，不曾经历过什么，无从拣选，只好把自己交在父母和媒人手里。当然，中国的书里也不是没有少年男女彼此倾心、自结姻缘的故事。我记得的只有一桩，中国人人人皆知，人人称许，偏偏把这上头的一切规矩都破了个干净。那故事是这样的：

诗人司马相如抱着琴四方游历，一日在客舍里遇见一位富商。富商爱煞了他的诗和琴，便请他到家里做客。偏巧这富商有个新寡的女儿，生得极美；她听了司马相如的诗，着迷的程度不下于她父亲，而诗人一眼看见她，也就死心塌地爱上了。他们彼此怎样把这份心意递将过去，倒不必细问——「心自有舌，只是那舌头不是肉做的」。总之他们寻着了通信的法子，末了双双私奔。他们很穷；父亲发觉女儿同人私逃，便与她断了父女之情，对这位女婿也一概不肯理睬。

司马相如后来开了一间酒铺，妻子当垆待客，他自己则以诗歌音律娱客。过路的官员上京，在店里打尖，听见了这诗与琴，把消息带到皇帝跟前。皇帝当即下诏，召这位穷诗人进见；不多时，他的名声便传遍了天下。岳父自然也听说了，急着要同女婿和好，正如女儿急着要父亲宽宥一般。这事自然一说就成。中国人讲起来，这就是一段最理想的良缘：一个年轻寡妇同一个诗人私奔。他们订亲也罢，成婚也罢，不曾行过一道礼。

婚嫁之礼共有六道。女家应允了这门亲事之后，头一道叫「纳采」。这就是男家的父母托媒人前去择选，倘若别的条件都相宜，便求得女家父母的应允，许她做自家儿子的媳妇。

第二道叫「问名」，就是问明姑娘的姓氏。同姓的人不许结亲。在中国，姓张的不能娶姓张的，只怕她万一竟是自家的亲眷；中国人说，同宗即便隔了一百代，也还是不该通婚。因此王子不能娶公主，连皇帝也只能娶民间的女子。以上两道礼是一并行的。

第三道叫「纳吉」，就是把卜问所得的吉兆送过去。中国有十二生肖，人生下来总归属着其中的一样；此外还有一套自成条理的星命之学，一个人生在什么星宿底下，日后万一同丈夫有了口角，这星宿也很能替她把心定一定。既如此，属狐的显然不能同属鸡的结亲。这一类事，都得在婚期定下之前一一断明。

第四道叫「纳征」，就是下聘。聘礼是一束帛、两张鹿皮，都可以做衣裳用。那一束帛共五匹，三匹玄色，两匹绛色。

第五道叫「请期」，就是问定婚期。这要查一查历书，拣一个吉日。钦天监每年编定历书，哪天吉、哪天凶，都由它裁定；但凡神志清明的人，断不肯挑一个凶日成亲，或是挑一个凶日送殡。所以在中国不论哪座城里，逢着某几个日子，满街都是出殡的、娶亲的，再不然就是长长一列的聘礼妆奁——前面讲婚嫁的那一章里已经说过了。

第六道叫「亲迎」。古时候这一道得新郎亲自去行：他须到女家把新娘迎回来，谁也不能免，连皇帝也不能免。如今却不这样了。新郎打发一乘花轿去，把新娘抬到自己家里。他迎着轿子，用扇子在轿上叩一叩，向送亲的女眷们作个揖，随后她们把新娘扶进屋去；他头一桩事，便是替她揭去盖头。

这几道礼要紧不要紧，姑娘家也很有话可说。《诗经》里有一首诗，出自一位刚烈女子之手。她已经许给滕国的一个男子，男家想在婚礼未备之前就把她接过去。她不肯，说婚姻是极神圣的事，礼数不曾行全，便不能成婚。男家告到官里，她却一口咬定：哪怕只少一样聘礼、只少一道礼数，她也决不离开娘家，纵然为此送掉性命也罢。

六礼之中，除了纳征，其余五道每一道都要用一只雁。其他成婚的仪节，见前面讲婚嫁的那一章。

第十四章丧礼

在中国，一个人身上最费钱的事情是他的丧事；而一个孩子身上最不费钱的事情，大约也是丧事。前清那会儿，极穷的人家往往把死去的婴孩用破席烂布一裹，撂在某几处街角上；每天清早有一个人赶着黑车、驾着黑牛打那里走过，把这些小尸首收拢起来，拉出城去，一齐埋在一个坑里。

可是同是这些穷人，办起父母的丧事来，却常常债台高筑，不顾死活——这原也不难明白。人与人总要相处过一段日子，才在心上留得下分量；所以普天之下，替死胎行丧礼的事，到处都少。

说到寿衣与棺木，我想引一引陈焕章博士的话。他说：「小敛之时，国君之衾用绣，大夫用白缯，士用黑缯，各用一衾；而衣则各十九称。一称是一件长袍加一件短袄罩在外头，上衣下裳须得配齐。大敛之时，各用二衾；国君百称，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至于棺木，国君最外一层的大棺厚八寸，次一层六寸，最里一层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次一层六寸；下大夫则为六寸、四寸；士棺六寸。棺外之椁，国君用松，大夫用柏，士用杂木。庶人之椁应厚五寸，棺厚四寸。」可是实际看来，什么厚薄的都有：穷得没法的，薄到半寸、七八分；家道殷实的，六寸、八寸。

儿子孝敬年老的父母，最合适的礼物之一便是一口棺材；中等人家的院子里，棚下或是空屋里，常常就摆着这样一件礼物。

丧事之时另有种种馈赠。照《礼经》所说，这些馈赠可分三类。其一是给死者的。有叫作「襚」的，如衾与衣；有叫作「赠」的，如明器。这一类馈赠值多少钱，看送的人官位高低、家道厚薄、交情深浅而定。其二是给居丧的人的，叫作「赙」，多半是钱，或是别的能叫孝子不至于负债太深的物事。其三是给死者与孝子两下里的，譬如帛、车、马、羊之类，既供治丧之用，也贴补家用。「靠着这些馈赠，人情如一张网，彼此织连；财货如潮水，往来流转。」

由此可见，这些丧礼里含着四层意思：伦理的、观瞻的、人情面子的、生计上的。先从伦理一层说。孔门一切教条，根子上全是一个孝字。父母在世时尽孝，那是容易的；惟有父母去世之后，一个人的真心才最见得出来，而这真心便见于他怎样料理父母的后事。

不过单凭伦理一层，还讲不通这笔丧费为什么如此之巨。这里头还有人情与观瞻的一层。我们活着时候的花费，若不是为着在人前撑得住体面，能省下多少啊。我们死后的花费，若不是因为我们躺在一口寒酸薄棺里出殡、朋友们脸上须不好看，又能省下多少啊。这里头有一分是因为他们疼我们，可更大的一分是因为世情如此，或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那杆「体统」的秤如此。做文明人是很费钱的。

丧事费钱的第四层缘故是生计上的。世上有一班人，专以替人办丧事为业。他们这一行学得极精，办得极体面，我们便情愿把事情交给他们。何况这样的事，我们自己也不耐烦经手。我们心里正难过。我们乐意同这么一个人坐下来，或是托一位至亲好友同他坐下来，说定我们愿意出多少银钱办一场体面的丧事，此后便一概由他张罗。同是人生的大事，我们待丧事同待生孩子，何以如此两样呢——明知有一回生，便有一回死；可是生的时候我们欢喜，死的时候我们只盼着旁人替我们料理。如今，替人料理丧事的人自然巴不得礼数越多越好，因为一笔钱若能化整为零地掏出去，人总肯掏得更多些。精明的买卖人不会上这个当，可是世上多数人并不是精明的买卖人。于是中国人的丧礼便格外繁多。

比方说，有身分的人死了，尤其是在前清，杠房便在他家胡同口的大街当中搭起一座极大的灵棚，一搁就是七天十天，过路的人不论贵贱，都得绕到便道上去走。这份排场，他家里是要付钱给杠房的。再者，一家人穿一两个月的白，这本身虽花不了几个钱，可到底是平常日子里不会有的一笔开销。

灵棚撤了之后，家里人又把房子、马、车、仆人、轿子、成卷的纸帛，一齐搬到这块地方来——这些都是纸和秫秸扎的——凡是想得起来的、死者生前中意的物事，一件不落，整整齐齐码在一处，再一把火送上天去，化作烟焰，化作一辆火轮车，好去服侍亡友的魂灵。这是一堆很费钱的火，因为扎这些家伙，匠人往往要费上几个礼拜的工夫；然而这是国中的风俗，有时还是哪位亲友出的份子——他觉着这一节万万不可缺。

再有，抬棺的杠夫须够一定的数目。光绪皇帝出殡，杠夫不下六百人；而死在街头的穷叫花子，哪怕尸身比这位先帝重上一倍，两个人扛在肩上也就抬出城去了。出殡的队伍一路走，一路把纸钱撒在道上，或是往天上一扬，任风吹散——那纸钱铰成铜钱的样子，圆的，当中一个方孔，是给魂灵将来使用的。人埋下之后，亲友每年至少还要上一回坟，用那辆极便当的火轮车，把银箔金箔叠成的元宝，捎给去世的人。

不过对做官的人来说，父母的丧事里最费的一样，是他非得弃官守制不可，一守至少三年。西洋大夫那里就常有这样的事：官员上门苦苦央告，求大夫无论如何把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命保住，好教他这个官还能做下去。

还有一层应当记住：中国人给父母办后事，是父是母，一概相同，并不分别。男女一样看待。孟子葬过母亲——顺带说一句，他母亲是中国史上最有名的女子之一——门人充虞问起棺木，说那木料似乎太好了些。孟子答道：

「古时候棺椁并没有一定的尺寸。到了中古（西历纪元前一九〇〇年至前一一〇〇年），棺厚七寸，椁也与它相称。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是这样；这并不单为着好看，乃是这样才算尽了心。若是法度不许人这样做棺木，人心里便不能称愿；若是没有这份财力这样做，人心里也不能称愿。既许他做，又有这份财力，古人便都这样做，我为什么偏不这样呢？何况为着死去的人，不叫泥土挨着他的肌肤，在人心上难道就没有一点宽慰么？我听说：君子决不肯为了天下的缘故，在自己父母身上俭省。」

第十五章祭祖

几百年来，祭祖一直是中国的国典，是中国人共通的祭祀。有人信佛，有人奉道，有人从孔子之教，有人是回回，然而没有一个不祭祖。这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一种宗教，可是更多的还是一桩社会的、伦理的风俗。它大抵是为着养成中国文明里那一条大道理——中国全部社会伦理的根基：孝。一个人若不曾把这一件事烙进心里，便无从懂得中国和中国人：孝是中国人居家、处世、事神、立国的全部根柢，是墙脚，是基石，几乎可以说就是地基本身。

中国人有所谓「名教」。它立在孔子的几句话上，譬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如：「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陈焕章先生告诉我们：「父子之伦是中国社会最强的一条纽带，也是孔子哲学与宗教的根基。」陈先生并且说，父亲疼儿子，比丈夫疼妻子还要深。孔子便以这一点天然的爱为根基，立起孝的道理来；《孝经》上把做儿子的本分归结如下：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然而追到底里，这一切归根仍是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名字留给后世。倘若他做不出什么大事业、不能叫后人记住，至少还可以有儿子记得他，有孙子记得他，有曾孙记得他，如此绵绵不绝，只指望他这一支里将来总有那么一个人，替这一家挣下一个不朽的名声。所以，就一个人而论，祭祖是替他留住名字；就那一套伦理而论，祭祖是把孝的道理养起来。

再说做法。一个人要盖房子，头一件该想到的是祠堂。祠堂应当盖在住房之前。祭服应当备在自家衣裳之前，纵然冻得发抖，也不可拿祭服来御寒。其次要备祭器，也应当备在自家日用的器皿之前。家里穷到揭不开锅，这些祭器也不许变卖。换句话说，祭祖所需的物事，要排在一日三餐所需的前头。再有便是祭品，凡天地间所出产的，无一不可入祭，按着时令奉上。自然，穷人家盖不起祠堂，也许连祭服祭器都置办不起，可是牌位总要有的，家里总要有一块供牌位的洁净地方；到了时令节候，也得照样祭祀，同那些家道好的人家一样。

也没有谁可以不祭。照《大清律例》，佛寺道观里的僧尼道士，一概要向父母下跪，要祭祀祖宗，要依着民间的规矩守丧。不遵这条法令的，可以杖一百，从庙里赶回家去。可见中国人把祭祖看得何等要紧。他们准许人人信教全然自由，却强令人人尽这些社会伦理上的本分。「所以照中国人这样看来，祭祖并不是一桩宗教的仪式，而是社会与伦理上的义务。」

由此我们又可以明白中国人另一层意思。照孔门的道理，上帝是天下人共有的父亲；而每一个人既是上帝的伴侣，又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替他把人类传衍下去。所以孔子说：「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前面讲宗教的那一章里我们已经知道，皇帝身为一国之父，正站在这双重的关系上。他在天坛地坛祭上帝，全国只有他一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这样做；同时他又祭他的祖宗。一位皇帝若把这些典礼仪节都行得妥帖，治理天下便如同看自己的掌纹一般容易。无论如何，我们至少知道：全国只有他一人得祭天地；因此中国人不是一个讲宗教的民族，而是一个讲伦理的民族，一门心思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孔子信不信有魂灵呢？他是信的，凭据就是：所祭的正是魂灵。人一埋下，魂灵立刻回到家里，由神主代表着。那神主不过是一小块木牌，做成小小一方墓碑的样子，此后便代表着去世的那个人。魂灵自然不会住在牌位里头，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座文庙、那么多块孔子的牌位呢？孔子自己说：「体魄则降，知气在上。」又说：「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

不过孔子并不去证明魂灵是有是无，因为《礼记》上告诉我们：「牲体或是生的整个儿献上，或是解开摆在俎上，或是煮到半熟，或是烹到极熟；然而神灵果真享用与否，我们何从知道？不过是祭的人把自己的一片敬心尽到十分罢了。」所以祭祀与其说是为着去世的魂灵，不如说是为着做儿子的把孝心养足。

「魂灵既不可知，孔子何以定要人祭祖？这只有伦理上的缘故。前头已经说过，孝是他这一套道德里头顶大的一件德行；那么父母去世之后，做儿子的就该把这样要紧的一条道理丢开么？自然不该。惟有借着祭祖，奉养父母的事才接续得下去，事亲的孝心才绵延得住。孔子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以祭祖全是为着德行，祭的人并不替自己求什么好处。」这一段话仍是引的陈先生，他末了还添一句：「这正是孔子之教里最高贵的地方。」

这一章里，我们尽力照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讲他们的祭祖。这件事，不走进他们家里去，不看一看他们的牌位、他们的祠堂，不亲眼见一见他们把这一桩看得何等郑重，是无论如何讲不清楚的。我有一个学生在一位官员家里教他的几个儿子念书；有一天这位官员找到马可（就是我这个学生）说：

「刘先生，贵教有一件事，我只有这一件不以为然。」（马可是个基督徒。）

「哦？」马可说，「是哪一件？」

「你们不祭祖宗。」这位官员说。

「您是祭祖宗的，是不是？」马可说。

「我按时按节都祭。」这位老爷答道。

「您祭您父亲？」

「祭。」

「也祭您祖父？」

「祭。」

「也祭您曾祖父？」

「祭。」

「也祭您高祖父？」

「可不知道他是谁了。」

「那么请想一想：您高祖父的魂灵，眼看着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有人祭，独独自己没人理会，心里岂不难过？」

「没想到。」

「我们呢，只祭我们天上的父，这样一来，所有的祖宗就都祭到了。」马可这样解说，那位官员从此再没提过什么不以为然的话。

第十六章用人

美国人里，懂得怎样服侍人的很少，懂得怎样受人服侍的也很少。就我所知，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大约也可以归到这一类里去。这几个国家地面宽，机会多，男人尽可以堂堂正正做个男人，女人尽可以堂堂正正做个女人，谁也不乐意去当用人。我听英国人夸过口——我父亲是英国人，我本不愿意说自家这一半的坏话——可我确实听英国人夸口说，他们在某一家做用人，一做就是二三十年。全美国九千万人里，我看很难找出一个肯拿这种事夸口的，连肯承认的怕也难。可是英国人懂得怎样服侍人，也懂得怎样受人服侍。

然而单论服侍这一门，连英国人也只好退居第二。因为中国人把「服侍」分工分得极细，英国从来没有分到那个地步。

我们西方人有时自以为讲专门。我们有专治眼睛的大夫——他们当然也是一种伺候人的，我这里不过借来打个比方——不过他们通常是眼、耳、鼻、喉一把抓，要论把「专门」二字追到底，我们还远不及中国的大夫。下面这个故事便是明证。故事的真假我不敢担保，可中国人正是拿它来说明这个道理的。

有人中了一箭，箭头埋在肉里。他想拔，皮肉已经合上，拔不出来，只好去求大夫给他取出来。大夫二话不说，贴着皮把箭杆锯断，随即讨诊金。「可是，」那受苦的人说，「箭头还在里头呢。」

「一点不错，」大夫说，「我是专门的。我只管外症。你要取箭头，得另请一位管内症的先生。」

你在中国雇一个厨子，他便是你府上的「大师傅」。他一手挎篮子，一手提鸟笼子，上街替你买菜去。有时提了鸟笼索性连篮子也不带，把买来的东西揣在袖筒里带回来。他不许你的、也不许他的铺子把东西送上门来，因为那样一来，你说不定要打听打听——比方说葱多少钱、牛排多少钱——而这一类事，照规矩你是不该懂的，只有厨子和铺子里的人懂得。

他做厨子的工钱，一个月十六先令，饭食自理；可他买菜的进项，则出在他所光顾的铺子身上，这在中国叫作「揩油」。当然，他从铺子里得的那一份，归根到底还是出在你的口袋里；不过钱先从你手里到了铺子，再由铺子照他买的每一样东西抽一个成数，名正言顺地回到他手里。我这里说的是传教士家的厨子。若是生意人、洋行职员、军官，或是哪一国公使馆里的人，就得照着自家的身份，给厨子开一份相称的工钱。他家的厨子手艺自然也许比我家的强，会做花样菜；而且还要带一两个徒弟，装作是他自己出钱雇的，这么一来，他要的工钱比我家的高，倒也显得有几分道理。可事实上，他多半只是拿你饭桌上的东西把徒弟养着，一面教他们做菜，逢年过节再赏他们一点小东西。你家的厨子有时还会去帮衬他别的徒弟：人家的太太要请客，他便过去帮忙，把你晚上这顿饭丢给徒弟去做。

有一件事应当算在中国人的功劳簿上：他做得一手好菜，或者说，他有做一手好菜的资质；至于成不成，大半要看他伺候的是谁、跟谁学的。照例他是这一家做过又换一家，从好几位太太那里把能学的都学了来，直学到各色饭食都会做，而且是照着主人要的做法做。

一天，我们这里的一位太太正在教她的厨子该怎样做面包。世上有时就有这样的事：自己没做好过的事，偏要去教别人。你大概听说过，有些没孩子的人爱说：「这孩子要是我的，我准怎么怎么带。」老天爷慈悲，总算护着小娃娃们，没叫他们照那样带大。那厨子耐着性子听她讲完，然后问道：「太太做过了馒头，没有？」

我受派到中国去的时候，头一件事就是找出地图来，看看北京在哪儿，然后自言自语：「好，别的不说，领子袖口总归是干干净净的了。」谁知到了地头一看，才发觉中国人根本不懂洗熨这一行。在美国的中国人所会的那套洗衣手艺，全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的。在中国，我从没见过搓板、洗衣盆和熨斗凑在一处。盆他们是有的，衣裳也在盆里洗；可我怀疑诸位读者谁曾见过中国本地人穿什么领子、袖口、衬衫、衬衣之类叫人难受的东西，非得请熨斗来伺候不可。

于是我们只好自己把洗衣裳的人调理出来。他们也容易调理。这一行学起来不难，本钱又小，所以中国人一到美国、加拿大，做洗衣的才那么多。他们起头做的时候，不碍着别人的生意，又正补上了一处空缺。所要的不过一两只盆、一块搓板、几把熨斗、一点肥皂，外加一身有的是的力气；铺面呢，随便一间快塌的破屋子也就行了，随时可以开张。他们就预备做这一样，别的一概不做。诸位可曾把裤子拿到中国人的洗衣作去，请他给烫一烫？没有的话，哪天不妨试试，看他在美国是不是照样只做专门的一行。不过我要说一句：我家那位洗衣的，倒是随时肯给我熨衣裳的，而他的薪水——其实该叫工钱——一个月才十四先令。

家里人口再少，也少不得一个洗衣的。这一层是我初到中国时没有想到的。美国——也许还有英国——有些人凡事惯了自己动手，读到这里会说：「哎，自己的衣裳自己洗，不也行么？」我的回答是：「行，只要你肯把体面和你在人前的分量一并搭进去。」北京有一位传教士，为着免了厨子「揩油」的心思，自己挎起菜篮子上街买菜去。那还是人人管我们叫「洋鬼子」的年月，他们就管他叫「穷洋鬼子」。你的窗帘、小垫布、绒衣裳这一类他也许会「糟蹋」了的东西，你尽可以帮着他洗；可你若真去做起洗衣婆来，同时又要做「先生」，那就糟了。这两样你成了一样，另一样必砸；而你做先生的名声——工夫还且不算——总比一个月十四先令值钱，何况人家还是自理饭食，活儿说不定也比你做得好。

此外还得有一个「小子」，扫地抹灰、摆桌子、洗碗、管炉火。我们家还只有两口人、孩子没出世的时候，我们的小子连洗带熨也肯做。你要问：「这是怎么说？」他是个极笨的乡下孩子，笨得很，又极想保住这个位子，我说他他也不还嘴。这里我得招认一句：这多半是那孩子的好处，不是我的好处。不过为着替自己开脱，我也要说一句（我的朋友都可以给我作证）：他实在是笨得出奇。可我喜欢他，也让他知道我喜欢他；我这一辈子立过的规矩里，只有一条是不许我太太破的，就是不许她辞掉这个「小子」——这话我可没让他知道。我什么东西都敢交给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敢交给他。我回国休假那一年，有几位朋友把他要了去，可是处不来——嫌他太笨，不喜欢他。用人所以在主妇手底下待不长，缘故多半就在这里。后来我们这一带的用人合计着要罢工、要涨工钱，我把郑儿——他就叫这个名字——叫来问：

「郑儿，用人要罢工，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怎么，他们没跟你说？」

「没说什么。」

「你一点也不知道？」

「我刚听说他们要罢工，可他们说，郑儿跟何德兰先生、何德兰太太这么些年了，跟他说也是白搭。」

单凭别的用人都知道他忠心这一条，我从前受他那些笨气就全值了。

我们对自家的「小子」总是很有感情的。诸位不妨读一读康格夫人的《中国来信》，看她们一家怎样看待他们的小子「王」，也看看他们何以那样看待他、他待他们何等忠心。可是下一任公使却不肯把王留在使馆里。我不打算责怪那位公使，也不打算责怪王。我此刻真愿意出大价钱，把郑儿弄来给我太太和孩子们使唤。我太太也是这样想。可是「敝国」的风俗与法令，不许我们带一个中国人到美国来替我们分担家务。我也不想跟本国的法令争辩，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一桩种族的难题，不想再添一桩。但我实在是想要郑儿。

此外还得有一个「老妈子」——使女、奶妈、针线上的人、收拾屋子的，什么都是，什么都干。辛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跟了我太太十九年，中间只缺了我们回国休假的那一年；那一年她到另一位太太家里帮工，人家给的工钱整整是我们的一倍。可我们一回中国，她就辞了那边——在那边她一个月挣六块钱——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把她的工钱涨到三块半，从前只给三块。

辛奶奶是郑儿的姐姐；他有多笨，她就有多伶俐。我想，我所以喜欢他，多半是因为我太太那样喜欢她。她是个年轻的寡妇，模样也齐整，有一位中国牧师要娶她，她不肯，宁愿留在我们家里。她肯做任何事，肯为我们做任何事；我要说她一句，就跟说我太太一句一样，是想也不会想的。我们一家多疼她，有一回可以看出来：我的小儿子是她带的，一天钻到他母亲被窝里，搂着她的脖子，紧紧抱着说：「哦，妈妈，我最爱你了——当然啦，我不算耶稣和辛奶奶。」

世上再忠心的用人，我看也难过中国的用人。他们是中国人——这一句话就说尽了；因为这三个字里就含着勤谨、忠实、有礼、义气、俭省。我们在中国的十六年里，家里丢东西，我记得只有一回，丢的是一把抹黄油的银刀。那时我刚辞了洗衣的——为什么辞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我疑心他有些朋友，把我两辆脚踏车「取」了去；这两辆车后来又靠另外两个中国人的忠厚送了回来。辞他之后一连三天，那把黄油刀怎么也找不着；到月底给郑儿开工钱时，我扣下了一块钱。

「这是怎么说？」他嚷道。

「郑儿，」我说，「这屋里的东西都归你管。那把黄油刀什么时候找着，这一块钱什么时候给你。」

他一个字也没回。第二天，黄油刀就摆在桌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黄油刀找着了。」

「找着了，」他说，「原来滑到抽屉后头，压在桌布底下了，我总算找着了。」

我猜想，是那洗衣的把刀拿走了，想着我们若不声张，就拿去当掉；小子找上他，告诉他我扣了他一块钱工钱，非把刀交出来不可；他便应承下来，编一套话替自己开脱——事情大约就是这样过去的。

第十七章饮食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到洛克菲勒先生那里求事做。洛克菲勒先生问明他会些什么，便说：你来做事，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住。「可是，」年轻人说，「我不能光为着吃穿住做事呀。」「我所得的，也不过是这些。」那位巨富答道。

故事是真是假，我们不敢说；可是这话何等不错——吃穿住以外的种种，多半都是享用，而享用是容易变成诱惑的。

人生第一件要紧的东西、第一样少不得的东西，是吃。而在同一纬度上，全世界吃的东西其实大同小异。把中国地图铺在美国地图上，让北京压住费城，亚、美两洲的海岸线几乎就叠在一处；所不同的，是中国往南一直伸到佛罗里达尖角那里才折而向西，而且把整个墨西哥湾连同墨西哥城都盖了进去——广州和香港都在热带以内。由此可以记住：满洲在亚洲的位置，正相当于新英格兰在美洲的位置，奉天恰在波士顿的地位上；北京一带所出的物产，与费城一带所出的一样。

我们这里有玉米、土豆、白薯、麦子、大麦、各色小米、高粱、豆子、西瓜、甜瓜、黄瓜、葱、蒜、芹菜、白菜，以及各样蔬菜；有苹果、桃、梨、李、葡萄、杏、柿子，凡北纬四十度上所产的果子都有，只是极少稻米和棉花。由此一路往南走，气候和物产就跟着变，正如在美国一样；到了广州、香港，各样热带的果木物产便都齐全了。

外国人一说起中国的吃食，总把它囫囵作一堆，好像全国上下吃的都是一样。其实大不一样。我们这些在中国待过的人回到本国，人家跟我们说话的口气，仿佛我们在那里除了米饭没有别的可吃，仿佛中国人就单靠这一样活着，而且日子过得很苦。其实中国人里头有许多，若顿顿有米饭吃，那已是好人家了。可是在北方的乡下客店里，米饭是断断吃不着的。那里只有白面、棒子面、小米、鸡蛋、鸡和葱或白菜。乡下地方的中国人吃猪肉、羊肉，牛肉却极难得；不过在北京这样的城里，牛肉、羊肉——我生平吃过最好的羊肉——猪肉、鱼、鸡，随时都买得到，一到冬天，蒙古人的市集上更是各样野味俱全。

冬天冷月一到——这里要说明一句：北京一带的北中国，冬天比美国、欧洲同纬度的地方冷得多，夏天又热得多。缘故是空气里几乎没有潮气，只有七、八、九三个月是雨季；六月里太阳照下来，那光几乎跟热带一样毒，而冬天在北边的背阴处，又几乎像北极的长夜——我是说，冷月一到，蒙古的男男女女便赶着大队骆驼，驮来冻好的野味：鹿、野猪、野鸡、鹁鸪、蒙古鸡、兔子，凡山上、平地上长的，一样不缺。这些野味里最好的是野猪、野鸡和大鸨：野猪吃的尽是最干净的东西；大鸨呢，比我们美国最好的火鸡即使不胜，也不相上下。他们那里有一种红果，约莫野海棠大小，径寸上下，拿来做酱配大鸨，比我们的越橘酱即使不胜，也不相上下。

这些蒙古人还驮来大量的黄油，灌在羊肚子里封好，就像我们灌香肠一样；不过据我所知，外国人并不是很好的主顾，大约是嫌那些商贩油腻腻、又不像洗过澡的样子。中国人自己极少用黄油，简直可以说不用；他们还说我们身上带着一股黄油味儿。这话对不对且不论，撇开干净不干净这一层，中国人的体味确实不像欧洲人。这大约是因为他们的吃食里，占大宗的是那几样油。

我们常吃的东西里，有三样是中国人初与外国人往来时不爱吃的，就是黄油、咖啡和乳酪。我请过一些客人，明知那气味他们闻着就难受，还硬逼着自己吃下去。我记得一晚请了陆教授来吃饭——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身量极高大，人也胖。那是他头一回在外国人家里吃饭。我那个伺候桌子的小子跟了我们好些年，我从没见他在席间笑过一回。席间他把黄油递给陆教授，陆教授伸手就要取盘子里的一半。小子咽了一下，半低着声提醒说：我们从来不用这么多。陆教授大约是要替自己的失手找个说法，也或者是要讨女主人的欢心，也半低着声解释道：「我很爱吃黄油。」这一下小子实在绷不住了，好在他没有失态。可是我从没见过一个小子这样拼命地要撑住体面、要对客人有礼、要给女主人挣脸。他到底撑住了，只是很吃力。我也有中国朋友对我说过：「你的咖啡我喝得下，你的黄油我吃得下，可你的乳酪，我只好告饶。」

中国人做菜用的油，尤其在北方，多半是香油和花生油。起初在街上走过，闻着这些油味并不受用；日子一久，它们勾起人的食欲——也许我该说勾起我的食欲——比煎火腿的香味还厉害。许多外国人到了中国，一辈子也没学会爱吃他们的饭食。我只有一句话：我打心底里可怜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人生里错过了什么。

还有许多人到了中国客店，不知道该点什么。我记得有一回，我和我太太要往乡下去走一趟，我先去找了几位中国朋友，对他们说：

「我想请教，这一路上的客店里，寻常日子吃的东西，哪几样最好？」

「要羊肉汆丸子。」一位说。我照着要了，端上来是小小的肉丸，切得极细的羊肉做的，径寸上下，很有几分香肠的味道，和白菜同煮，泡在白菜汤里。如今隔了十六年，我一写到它还是要馋。

「要羊肉丝。」另一位说。这一样我是熟的：羊肉切成丝，和菜同炒。下肉下菜之前，先把锅烧热，倒进一点香油，那一股香味，能叫羊排骨自惭形秽退回厨房去，叫冷牛肉自惭形秽退回食橱去。说真的，凡我们餐桌上那些冷肉冷菜，比起中国那些多汁入味的菜、再配上一碗煮得恰好的米饭来，我宁可去嚼干皮子。

这里我得承认：中国饭是要学着吃的。我头一回吃不爱吃，头几回都不爱吃。可这件事很值得下工夫，学好了是有厚报的。他们有一种做法，把大块肥猪肉裹上米粉蒸或烧，那滋味是我平生吃过最美的一口。听说这东西还极好克化，吃多少都不会积食。究竟能吃多少才不至于出事，我不晓得；我通常是在席上吃到它，而在席上我不能不节制自己，好留出肚子来尝别的好东西。这里还要说一句：凡是赴了中国人的午宴，我从没有回家再吃晚饭的。那简直是一种亵渎，我干不出来。我总要留一整夜，把吃过的那些好东西细细回味一遍。

鱼翅、燕窝汤、鸡汤、蛋汤，还有一年里某些时节才吃得着的莲子羹，这些东西的好处，短短一章里是没法子铺张的。不知道燕窝汤是什么的人，听了大约会觉得有趣：南边有一种鸟，吐出一种胶样的东西来，在人上不去的悬崖峭壁上筑巢，极难采得，所以才那样贵。我把这番来历讲给几位朋友听，他们的意思是撇一撇嘴、皱一皱鼻子，说那是口水，他们不吃。于是我提醒他们，蜜蜂——蜂蜜是怎么来的，诸位自己去查罢，这一章说的是中国的吃食。

我真希望能把我赴过的中国席面，随便哪一席，从头到尾描一描，好叫读者略略知道那一方人吃些什么。可是那味道——那味道啊——怎么才能把它送到诸位的鼻子里去，叫诸位的口水腺动起来，把人带进一种近乎着魔的馋境呢？你一面嗑着南瓜子、西瓜子，吃着苹果、梨和别的果子，或是几块果子冻，一面有香味从厨房里飘出来；你胳肢窝底下若长着翅膀，那香味就像一阵轻风，能把你托到天上的极乐里去。而头一道的果子、瓜子、干果，第二道那甜香无比、恨不得就着它吃个饱的莲子羹，你都得小心着别贪嘴，免得妨碍了后面的菜。因为紧跟着上来的是鱼，火候恰到好处，那做法、那滋味，欧洲的厨子想也没想到过；而且嫩到你可以拿筷子一丝丝地夹下来，一点也不动它的骨架。再有，那里并没有什么各人一只盘子，盛上一份，爱吃不爱吃都得吃完；菜都摆在桌子当中，主人客气地让过一轮之后，各人「各随其便」，爱吃哪样夹哪样。你面前有一只小碟，好放皮、骨、果皮、果核这一类不能吃或不克化的东西，却没有给你盛菜的盘子。接着上来的大约是禽——鸭子、鸡，或是别的什么禽——或整只，或切成小块。整只的，也像鱼一样做得极嫩，你可以随自己的口味一块块夹下来。唉，我们几时才能学会：切肉本是用人的事，不是主人的事；几时才能不把整只的家禽仰面朝天摆上桌来，活像一具尸首，头和脚都剁掉了，两条腿的秃桩子朝天翘着，叫一位不懂这副骨架的生手主人，拿一把钝刀在那里找关节，再很不成样子地从肚子里掏出填馅来，掏出来的一大半还撒在台布上。

不过我住口了。二十七道菜的一席饭，要在短短一章里走一遍是不可能的，总得漏掉些什么：漏掉那馒头——最后才端上来，一个个只有小饼干大小，上头点着几点红，颜色是草木染的，无碍；或是漏掉那些咸菜、酸菜、辛辣的作料、甜点心、苦口的佐味。中国人每一席都极讲究五味，总要看它调配得当不当。馒头之外，或者不用馒头，还有米饭用来填底，道理跟牲口吃干草一样。

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事事都跟我们反着做。他们住在地球那一面，脚冲着我们这边，头冲着那边，所以做什么都像跟我们相反。或者，因为他们比我们早做了那么多年，兴许倒是我们做反了。总之，他们把果子干果摆在饭前吃，把汤留在最后喝。我倒要问问：我们进食的次序，可曾有人认真考究过？还是不过因为祖宗这样吃，我们就胡乱照着吃下来了。

千百样吃食里，我还没提到的，且说一两样：一是豆腐，这是北中国寻常百姓的食物，把豆子磨成粉，再把那乳一样的浆煮开，让豆腐脑浮到上头来，就像我们的祖母做酪乳干酪一样。起初人是不爱吃的——可是我又得住口了，为着我那口水腺的缘故。再有他们做各色豆酱，有黑的、绿的、红的，看用什么豆子；还有各样蜜饯果子。他们把干果挂上糖：核桃、榛子、巴旦杏、杏仁、松子，还有各色果子。又把果子挂上糖，比如本章前面说过的那种代越橘用的红果，还有葡萄、苹果，拿一根薄竹签串起来——嗯，那真是好吃。

最后，他们把肉和菜剁成一大堆馅，和一团面，擀成极薄的小片，一片里裹上一点馅，做成一种饺子，叫作「煮饽饽」。你若以为这样一顿粗饭裹在面里不会好吃，那你去问我的孩子，或是随便哪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不过我太太最爱吃的，我想是薄饼：拿薄饼把葱丝、肉丝，或是别的剁碎的肉和菜卷起来，卷成一个筒，一头掖起来免得漏，然后从上头吃起，一直吃到底下——最好的汁水，全留在最后那一口里。

问我最爱吃中国的哪一样？哦，我是什么都吃，而且吃得感恩、吃得快活。

第十八章铺子与市集

有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在北京琉璃厂——京城里书铺古玩铺最多的那条街——逛过一回铺子，后来离了北边，到中国中部去，从那里写信给我说：「可惜我没留在北边。你要什么，在那里都比在别处买得容易，买得称心。」

古玩、玉器，还有最好的旧瓷器，我看这话是不错的；别的东西却未必。中国各处的地产、果木、林木、土产以及人才，各有各的不同。最好的麻布绣件出在南边广州那一带；绸缎的刺绣连同绸缎本身，则出在长江流域。最好的牙雕在南边，最好的竹刻、柚木雕也在南边。画家、艺人十成里有七成出在中部的湖广一带，其余三成里又有很大一部分出在西边的大省四川。不过我既有幸领着许多有名的人物逛过北京的铺子和市集，不妨也斗胆领着读者走一走这几趟路。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先生在北京的时候，我有幸请他到舍下吃过饭，也有幸陪他逛过城里几处地方。他想买几件最好的中国古玩，我们便往琉璃厂去。这里我该说一句：中国人事事都跟我们反着做。你到本国哪条大商业街上走一走，往橱窗里一看，就知道店里最好的东西全摆在那里让人瞧。中国的买卖人从不这样。他认定你没进门就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决不挂出饵来引你买你不要的东西。我们沿街走着，我在一家铺子门前站住，说：

「咱们进这一家。」

「哦，这不是个收破烂的铺子么？」布赖恩先生说。

「不是，」我答道，「这是古玩铺。」

看着确实像个收破烂的铺子。前头一间屋里没有一样中看的东西：几枚旧钱，几方砚台，几件寻常瓷器，几口旧刀，此外便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了。

这是有意如此。他先拿这些旧东西给你一个头一眼的印象。随后他把我们让到第二间屋里，那里的东西就还过得去。我们看罢，他又把我们让进更靠里的一间，那里摆着几件很好的样子。我们在那里饱了一回眼福，他这才把铺子最后头那个小小的耳房打开——他所有最精致的东西都锁在那里，除了他认为识货的人，他是从不给人看的。

又有一回，联合太平洋铁路的前任总裁伯特先生住在美国公使康格少校那里，想买几件中国最好的瓷器。人家问我能不能陪伯特先生走一趟，我很乐意。在古玩街几家大铺子里，我们看见一只雍正年间的大瓶，样子极好。

「问他要多少钱。」伯特先生说。

我问了，他答道：

「三百五十块。」

「我想我会买下来，」伯特先生说，「不过今天先不买。」

上午我总有自己的事要忙，不能陪人逛铺子。第二天上午，伯特先生和一位略通中国话的朋友在这条街上闲走，又进了这家铺子，问那只瓶多少钱。

「四百块。」掌柜的说。

「可是，」伯特先生说，「他昨天跟何德兰先生说的是三百五十块呀。」

「四百块。」掌柜的又说了一遍。

那天下午我去看伯特先生，他对我说：

「那人那只雍正大瓶要多少钱来着？」

「三百五十块。」我答。

「可我们今天上午去，他跟我们要四百。」

「咱们今天下午再去问一问。」我说。

到了铺子里，我问掌柜的：

「这只瓶多少钱？」

「三百五十块。」他答。

我回头对伯特先生说：

「他说是三百五十块。」

「可他今天上午跟我们说的是四百。」

我便问掌柜的：「你这是为什么？」

「给您留面子。」他说。

原来掌柜的以为，他们疑心我在这只瓶上抽了回扣，以为自己单去买能买得便宜些；他要让他们看看我是个老实人，宁可冒着这笔买卖做不成的险，也不肯照我在场时说的价钱卖给他们。中国买卖人待朋友，就是这样的心肠。

美国农业部派了一位先生到北中国来，要尽可能弄到各样果树、干果树的接穗，其实凡中国可以移栽、可以移种到美国去的物产，他都要。他来问我用什么法子弄最好。我对他说：

「咱们先上果子市去，把果子看一遍，再打听每一样出在哪里，然后你到出产的地方去，从树上取接穗。」

读者要知道，中国人大抵是同一行的铺子都开在同一条街上。我不是说这是一条铁定的规矩。不过你要买烟袋，自然上烟袋斜街去；要买灯笼，就上灯笼胡同去；要买果子，自然就上这果子市去——北中国出的各样果子，那里要样子有样子，要多少有多少。我这位朋友托我把他要的告诉他们，不多一会儿，各色果子的样子他都有了，还问明了到哪里去取接穗。他走遍乡下回来以后告诉我，他往美国寄了几万枝接穗。「我盼着，」他说，「不久美国果子摊上的柿子，能像香蕉一样又多又贱。」

一天，我陪布朗森夫人去买几样中国最好的东西——她是我生平见过最好看的女人之一，我国一位有名的外交官的丈母娘——她对我说：

「我想买点好茶叶。」

「好的，」我答道，「咱们在茶叶铺门口停一停。」

我们坐着洋车沿街过去，我看见一家铺子里伙计正在柜台上拣茶——读者自然明白，铺子的门面白天是整个卸下来的，直对着街，东西都摆出来给人看，多半盛在罐子里或匣子里。我们就在那里下了车。伙计正把整片卷成好看一卷的叶子挑出来放在一边，同碎的、半成末的分开。我对他们说：

「这位太太要一斤（约合一磅零三分之一）你们最好的茶。」

他们看着布朗森夫人，眼里又是赞叹又是恭敬——一个人生得好、体态好，真是一宗财富——随即取了茶来，盛在盘子里给她过目。她看着中意，他们便称了一斤，装在匣子里，免得压碎。她付了九两银子，照那时的价，差不多合九块金元。

可是我一直在说古玩，诸位要知道的却是寻常过日子的东西。离我住了十六年的地方不到二百码的大街上，有一家铺子，家里要用的绸布呢料——棉的、丝的、毛的——什么都买得到。外国主顾是不必站在柜台前头等着的，掌柜的会把你让进一间小屋里，单给你一个人伺候。

还是这条街上，天刚亮的时候，四乡的菜贩子就都聚拢来，凡北纬四十度上长的蔬菜，样样都有。他们或是推着小车来，或是挑着筐来——两个人抬一只筐，或是一个人一根扁担挑两只筐。这里我不妨添一句：中国有句俗话说：「一个人挑两桶水；两个人抬一桶水；三个人没水吃。」这话岂不有家常的意味？用人越多，活反倒越没人干。

再说，你家的厨子和别的用人上这市上去，照趸价买一挑子白菜——就是一个人挑的那两筐。挑回家来自家用，同时又照零卖的价钱一点一点卖给你，这是一桩极正当的买卖，赚头大家分。再有，你扔掉的空果子罐头，你家的小子收起来，搁在干处一只箱子里，等收破烂的挑着他那两筐做成的「铺子」过来，小子便拿这些空罐头空铁皮换火柴，再把火柴卖给你。这也是一桩绝对正当的买卖，因为这一来，你后院里就不至于堆满空罐头了。

中国各处的城里，菜市都在天刚亮时露天聚起来，庄稼人和种菜的很快就上路回家了，每只筐里放着一两串钱，是白菜、葱、萝卜、黄瓜、瓜、蒜和别的吃食换来的。不过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也有带顶棚的市场，同我们西方城里的差不多。菜摊子或菜贩子照趸价从庄稼人手里买下一大批，再零卖给自家的主顾。

从前旧日的规矩里，有一样是西方决计看不见的，就是人行道上的肉铺子——或者该说，是开在人行道和街当中的。一天里总有那么个时候，牵来一只两只羊，或者更多，把脖子一抹，血接在小桶里留着用。然后就在人行道上剥皮，吊起来开膛，整套手续全在街上做完，地下几乎滴不下一滴血来。同时旁边站着两三条在街上吃食的野狗，等着有血滴下来好舔；可它们从不去碰那吊着的肉。照理想，这样宰出来的羊肉总该有股膻气罢，其实不然。说实在的，我走遍天下，没在哪里吃过比这更好的羊排——就是在北京街上这样宰出来的羊和羊羔。

这一章我把许多到中国来的外国游客最感兴味的一种铺子留在最后，就是皮货铺和绣货铺。我常陪着一批批游客去逛这些铺子，听他们对着那些袍子啧啧称奇——其实那都是中国人自己脱下来不要、另从别家铺子添了新的换下来的旧衣裳，那几家铺子我也熟。这些旧衣裳的颜色叫岁月穿得退了火气，看着别有一种好处。可在我眼里，新货那一份富丽实在动人得多，所以我只静静地站在旁边听他们称奇。朋友们要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通常是打发人去请掌柜的，叫他把人家要的送到我家里来——这叫作山不就人，人不就山。

我记得有一回，亨利·菲普斯先生从天津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给他弄三件貂皮的、三件银鼠皮的官袍。我告诉他这好办。我同皮货铺掌柜的说了，他就把我要的送到我家门上来；说明白了：他若有一回叫我送到朋友手里的东西，害得我日后见了人面上无光，那是万万不能饶恕的。事实上，我那些中国买卖人朋友送给托我办事的人的货色，从没有一回叫我脸上挂不住。布赖恩先生就从伦敦写信给我说：「我们给布赖恩太太买的那件貂皮官袍，我这里的皮货商说，值我们出的价钱的两倍。」我很愿意替在华的欧洲商人常说的那句话作个证：「中国人一句话，跟他的字据一样牢靠。」

第十九章日用之费

有一天，一位中国官员到舍下来坐，我问他：

「府上一个月的用度，大约是多少？您能说一说么？」——中国人算什么都按月，按的是阴历的月，不像我们按星期、按天算。

「我一个月给厨子六十五两银子（六十五盎司银子，照那时候的行情，折成美国金元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叫他管一家人的饭。」他答道。

「府上有多少张嘴吃饭呢？」我问。

「十七张，」他说，「底下人还不算。」

「他自己的工钱，也得从这笔钱里出么？」我又问。

「是，连他自己的饭也在内。」这位官员解释道。

「万一他办的伙食，您觉着对不住这笔钱，那怎么办？」我问。

「那就辞了他，」他答道。「您想，」他接着说，「采买、吩咐、估价、料理这些零碎事，本来就是他的差事，我们何苦去操这份心。所以我只告诉他：家里十七张嘴要吃饭，你办得下来，又办得好，那就很好；办不下来，我们另请高明就是了。」

「若是请朋友来吃饭，也算在这笔钱里头么？」我问。

「不算。请客的时候，我按人头另给他一个数，告诉他我要几个菜，他照办便是。」

在中国过日子花多少钱，很大程度上要看你要什么样的伺候、点什么样的菜，这一层和欧美并无二致。你到纽约一家寻常饭馆，要一份火腿煎蛋，两毛五分钱，其中一半是店家的赚头。你到阿斯托里亚大饭店去，要同样一份，就得付一块二毛五，外加给伺候你的堂倌一份小费——换句话说，一毛二分半的东西，你为着它送上桌来的那一套排场，付了十倍的价钱。这话我一点也没有夸大。纽约的寻常做工人，一毛五分钱能吃一顿饱饭；而生意人或是交际场中的太太小姐，在时髦旅馆里吃一顿家常饭，要付三块钱。

中国也是一样，不过那里的价钱不像这里这样高，因为人工和伺候都便宜些。麦面、大米、玉米面、洋芋、白薯，还有各色果子和肉类，全世界的价钱其实相去不远，多少要看运脚，但更要看人工和伺候；所以在中国过日子，本来和别处不会差得太多——不同的只是他们过日子的法子。

在北京汇文大学，我教了十六年书。我们一年三十块钱就能养活一个学生：管他的饭，还剩下差不多一半，够他的柴火、灯油和学费。我们雇厨子，讲明他的帮手由他自己去雇，我们按每人每月一块七毛五（一元七角五分）给他包饭，他自己的饭和工钱、连同帮手的饭和工钱，都要从这笔钱里出。一年上九个月的学，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的伙食我们一共付给厨子十五块七毛五，三十块里还余下十四块两毛五，作柴火、灯油和学费。

你要问：这点钱给他们吃什么？我的回答是：他们一天至少吃一顿米饭，就着咸萝卜、白菜或别的菜蔬。他们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把面团往锅边上一拍，锅里正煮着白菜，火气从这一面把饼烤熟，白菜的蒸汽从那一面把饼蒸熟，所以它就像以法莲一样，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就着这个的，还是咸萝卜、白菜或别的菜蔬；中午的一顿，是两个三寸来大的麦面小饼，上头沾着芝麻，一烤就香。此外还有白面蒸的馒头，和米饭、玉米面轮换着吃。早上有时候喝小米粥，自然是不搁糖也不搁牛奶的——因为正是糖、牛奶、黄油、肉、果酱、腌菜、咖啡这一类东西，加上名目繁多的菜蔬、点心和果子，才把我们的日子过得那样费钱。

你要问：吃这样的饭，学生念得动书、身子也顶得住么？我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伙食把身子拖垮；他们的功课做得极好，那所学堂的毕业生，不用考试就能进我们美国许多头等学院去念研究科。

再来看看乡下人——庄稼汉或是种菜的园户——过日子要花多少。他的玉米、麦子从地里割下来，直接交到家里女人手上，由她们磨、她们和、她们烙、她们端上桌。你的麦子呢，是雇了工钱很贵的短工、使了很贵的机器收割的，再运上老远的路，送进同样使着贵机器的磨坊；面粉又经过批发商、零售商、面包房、杂货铺几道手，才到你手里——想想磨坊主和面包房还要花那么多名目的广告钱，你如今能买得这样便宜，倒真是奇事。

我很愿意那些抱怨米珠薪桂的读者，看一看自己桌上都摆着些什么。把黄油、牛奶、干酪、肉、糖、咖啡、果子、点心，连同一切贵重的作料统统去掉，只守着过日子的那几样实在东西，我们抱怨的由头便会少得多。不过，这里的情形，那里也一样：人总是照着进项过日子。天下大多数人，薪水一涨，用度也跟着涨。何况还有好些女人，正等着找一个男人，好帮他把钱花掉。就是这些人，一路吃到吃出个慢性病来，然后住进疗养院，一星期花三十到三十五块钱，只为让人给他派上一份「过日子的实在东西」当饭吃。你不妨到你那家疗养院、或是随便哪家疗养院去打听打听：进去的人多半是害的什么病？看看你得到的回答，是不是「吃得太多」。

给我在北京盖房子的那些苦力，替包工头做工，一天五分钱，另管饭。他的饭是皇仓里发过霉的陈米——这米他还偏爱，不爱吃新的白米——再加几样咸菜和葱，也许还有一小碟豆子和酱油。他的饭食叫包工头花了多少钱，我说不上来；我想包工头自己也未必说得上来，只能论人头、论嘴算——因为中国人算账，只有这一种法子。你要问：吃这样的饭，人还活得下去、做得动活么？我唯一的回答是：中国有四万万人，其中许多人吃的、过的，比我们学生吃的还要不如，论养分、论口味都差得远。

还有一种吃法，我本想写进讲饮食那一章，却又迟疑了。你在中国城里街上走，这一处，春天有卖吃食的，支一口大锅，煮着青玉米——籽粒刚灌满浆、还没有长老就掰下来的——过路的人饿了，花几文钱就能买着。那一处，秋天或冬天有人守着一口大锅，煮着滚烫的白薯，论分量零卖给挨饿的人。再一处，有人守着一锅煮熟的肝、腰子，尤其是下水，切成短段洗得干干净净，就在路边这口锅里煮着，好让方才吃玉米、吃白薯的人添上一样，把这顿饭吃完。至于秋末冬初，几乎随便哪个街口都能买着柿子，大得赛过顶大的西红柿，一个只要五分之一美分——或者说，两个才合一个法寻。要是想吃点干粮，还可以买烧饼，一两文钱一个。一美分能换十个大钱或二十个小钱，所以有两美分——一个便士——就能吃上一顿相当像样的饭了。

如今我们把这苦力和路人的粗茶淡饭撇下，来看一看商人、绅士或是官员请朋友吃的一席酒——就说在饭庄里或客店里罢。这样的席面，通常不按人头算钱，而按这一席上几道菜算：或是四道、八道，或是十六道。中国寻常的桌子是方的，坐得下四个人；人多了，就在方桌上搭一块圆面，可以坐八个到十个人。这一席上会有八大件、八小件，另有十六样更小的碟子；而厨子在这一切上头都要留心，把五味——咸、甜、酸、苦、辛——调和得停当，或者留出余地让客人自己去调。大件里，或是鱼翅，或是燕窝，或是银耳羹；然后大约有一尾大鱼、一只鸭子或一只鸡，一碗上头裹着米粉的猪肉；小件里则有笋、排骨、鸡丁，以及别的各色荤素。小碟里摆着酸咸菜，辣椒或辣白菜连同蜜饯果子，则摆在每位客人伸手够得着的地方。主人先用自己的筷子把让菜的礼数做过一遍，此后各人尽可从每一样里拣自己中意的吃，不像我们这里，非得对着一盘堆得满满的菜坐下不可，或是一道一道端到你面前，不管你是积了食、胃弱、胃口好，还是根本不饿，都得吃下去。这样一席，连中国酒在内，八个人坐，主人大约要付十二到十五块钱，看菜色好坏、看设席的地方，多少有些上下。

不过吃只是过日子花费的一端。穿和住，与吃同样要紧。在北温带过冬这件事上，中国人已经把衣裳的花费省到了无可再省。我们欧美人在吃和穿两件事上，连省俭的头一条道理都还没学会。我们从羊身上剪下毛，纺成线，织成硬邦邦的呢子，造化本要它给的那点暖气，倒叫我们弄丢了大半。中国人却把羊皮、羔皮、狐皮、狗皮，总之凡是捉得着的牲口的皮，一概拿来做衣裳的里子，或者索性不挂面，这样皮子和上头的毛、绒、羊毛便一齐派上了用场。他们用棉花，正如我们的祖母做絮被一样：把一层棉花铺在两层布或两层绸子中间，照衣裳的样子裁好，再絮上针脚把棉花固住。这样一件衣裳，不但更省、更经穿，而且同样分量下，比呢子衣裳还暖和。当然，它不那么便利——顶好听的话也只能说它笨重，而且不容易保持干净。他们的鞋，鞋面是布的、绸的、丝绒的、缎子的或别的这一类料子，鞋底则是纸的、碎布的，女人的许多样式还有木底的。总之，凡是人心里想得出来的一星半点东西，在这里都能派上用场：不是吃的，就是穿的，再不然就是烧的。

我们的炉子和暖气炉，大约有七成的热让烟囱带跑了。中国人的卧房，前文已经说过，是把一半地面比另一半垫高一尺半；柴火里有多少热，一卡一卡全过到砖上，这些砖此后还要散好几个钟头的热，甚至散上一整夜。他们烧的是破席、荒草、茅草、玉米秸、秫秸、煤球、煤，凡是能着的都烧；连牲口粪也都拾回来，不是当柴烧，就是当粪上地。

中国人向来是冬天多穿衣裳，少烧柴火。他们的房子一向是砖地、纸窗、纸顶棚，隔断也常是纸的，又冷又不舒服。可是他们冬天多穿几件，屋里屋外都这么穿着，于是不大伤风，又呼吸得着新鲜空气，花费也省了下来；何况他们的衣裳做得又长又大又宽松，摊开来像一床被，穷人夜里就拿衣裳当被盖。

第二十章行旅：客店与饭馆

头一回上北京的情形，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是一八九〇年。如今回头看中国这些年的长进，那一趟简直像是中古时候的事了。我们坐的是住家船。礼拜六就雇下了船夫，礼拜一早上才上船。同行的一共三家人，各坐各的船，可是只带了一个厨子做饭，所以我们嘱咐船夫务必前后不离，否则大家都要挨饿。凡是铁路通了以后才到中国来的人，都错过了最有意思的走法——虽说那走法既不算最稳当，也不算最舒服。

住家船里分两三个舱：一间起坐的，一间睡觉的，后梢还有一个小小的灶间。东西一概搁在舱底，随手要用的箱子就塞在床底下或起坐舱里。此后你要做的，无非是坐着看书，或是躺着睡觉，任凭风把你送着走，或是纤夫把你拉着走——走在我生平见过的最弯、也最单调的一条河上。河水混浊，裹着泥沙往海里去；两岸地势平坦多沙，只有零星几棵树，打破那一条笔直的天际线；没有林子，没有草场，秋天连一朵花也没有，供行路人看一眼。有时候还要遇上风沙，我和内人就遇着过一回，只好把船拴在岸边整整三天，门缝窗缝一概堵严，就在尘土里过活、呼吸、吃饭。夜里我们躺在洁白的枕头上，早起时眼睛都叫泥糊住了——那是睡着时、或是想睡而睡不着时，尘土和泪水和在一处结成的。等到起身一看，头枕过的地方留下一块白，枕头其余的地方盖着一层土，厚得像从前杂货铺包东西用的那种旧草纸。

不过天气若好，风又顺，同船的人又谈得来，这一趟船坐下来是很清闲、很有意思的。我却知道有这么一位先生，讲起他那一趟船来，说那是他生平所走过的最没意思、最单调、最寂寞的一趟路——除了他太太和他女儿，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我自己总觉得其中大有滋味，因为我有工夫读书、歇息、想心事，也有工夫闲谈。此刻写到这里，眼前——或者说记忆里——便浮起白河上的三四趟船来，那几趟路，真值回了所花的一切。

我还记得另一趟有意思的路，是从北京到天津。那一回坐的是骡驮轿。上水坐住家船，从礼拜一早上走到礼拜六晚上；骡驮轿只要四天。骡驮轿是一种轿子，可以放平了当床睡，架在两头骡子的背上。骡子若驯顺，这走法并不坏，只是不像住家船那样自在。那时是三月，天还有些阴冷，我们把自己裹严实了，一路多半在睡觉，随着轿子一摇一晃，像摇篮曲里唱的「摇呀摇，宝宝在骡背上」。晌午在一家客店歇脚，吃一大碗羊肉汆丸子——这个读者在讲饮食那一章里可以看到——等骡子喂过、饮过、歇够了，我们再上路。

中国赶轿的、赶车的，总打算天黑以前赶到当晚要住的那家客店。这是什么缘故，我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强盗夜里出来的时候比早上多，也许是因为他想赶回去吃晚饭，也许是因为他喜欢饭后坐下来，同别的行路人一面抽烟一面闲谈。总之，我们每回都在傍晚早早地投了店，一点也不去搅乱赶轿人的安排；人家一叫就起，匆匆穿好衣裳，三四点钟就上轿，把自己裹得像在床上一样，接着睡；到九点十点，在另一家客店停下来吃早饭。你若是为自己散心而出门，又要凡事由着自己，那就带着赶轿的走；你若是一心要赶到某处去，那就跟着赶轿的走，吃本地的饭，尽你所能，本地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如今该说一说客店了。大路上的客店，多半是砖砌的：一排平房围着一个敞院子——或者说，三面是房，一面是棚。院子后头是正房，最体面，也最贵；一边是厢房，能住多少客人，全看怎么挤法；另一边是棚子，拴骡子、拴驴；临街是前头的正屋，掌柜的、伙计、赶车的、赶轿的，还有一切寻常行客，都在这里落脚、打铺、吃饭。这屋里有一边盘着一条大炕，赶车的就在上头挤着睡，真真像罐头里的沙丁鱼。

有外国人来投店，或是来了一位斯文的中国客人，那一阵子吆喝真是热闹：要热水的，要饭的，要房的，叫伙计的，什么都有！而且吆喝得越响、动静闹得越大，越显得人人心气舒畅，也就越显得欢迎你。你若想睡热炕，他们可以在砖炕底下给你生火；你若不想，他们就给你端进一只烧炭的火盆，或是一只装满通红煤球的炉子。你若自带厨子、自带食材，厨子就给你做饭，热水向店家要；若是没带厨子，那就悉听尊便，想吃什么向店里点什么。

有一年八月，我从遵化抄近路回来，同行的还有两位女士。夜里我们歇在一家土坯客店。店里只有一间像样的屋子，让给了两位女士。他们做饭的锅，烟道正是通到这条炕底下的，两位女士只好把铺盖摊在一条热炕上睡了一夜。我倒比她们强。他们把我安顿在碾房里，我以为那里除了一头驴和我自己，再没有别的活物；等天亮我们动身的时候，一位女士问道：

「您昨晚睡在哪儿？」

「就在那边碾房里，同驴做伴。」我答道。

她往里一看，叫起来：

「哎呀，那里头有一百万个蚊子！」

我想，大约因为我这人身上多半是些不带水分的冷幽默，蚊子不爱吃我。我的朋友盖姆韦尔说我生了一张传教士的皮，蚊子、跳蚤、臭虫——总之这些东西，一概动摇不了我。

还有一回，我们一伙人到妙峰山去消夏——那是一座高山顶上的大庙。全伙人只租到两间屋子，于是我们把两间屋子贴上条子，一间「男」，一间「女」，就照客店里赶车的那个挤法把自己塞了进去。那一夜我唯一的枕头，是我那副驴驮的褡裢，里头装着我的胶鞋；它给我的舒服——或者说不舒服——使我至今把那一夜记得清清楚楚，虽说已是二十来年前的事了。我生平吃过的最大的苦头，有几回倒是出门野游时吃的。诸位是不是也如此？可是这些苦头都值回了它的代价。它叫你心里一动——有时候不止一动——一辈子也忘不掉。

第三种走法，是坐中国的大车。中国的大车，就是一只安在两个轮子上的萨拉托加大衣箱。它没有弹簧——为什么没有弹簧呢？因为不信基督的世界从来没有造过带弹簧的车。它也没有座儿。你像裁缝那样盘腿坐在车底板上，脚压在身子底下。中国人是不修路的——偶尔也修一修——寻常的路都是大车轧出来的。那些土路上，往往这边有一道辙，那边没有；轮子一掉进辙里，你的头就在车厢这一边上撞一下。也可能辙在另一边，于是撞的是你另一边的头；若是两边的辙轮着来，你两边的头就都挨撞。偶尔有一道辙横穿过路面，两个轮子同时掉下去，那时候你只恨自己的脑子不是搁在橡皮垫子上的。再不然，骡子冷不防一蹿——骡子总要做你意料不到的事，我想这正是它之所以为骡子的缘故——你的头就往车厢后壁上撞。等你到了家，这一趟车坐下来，你能记得的差不多只剩下那些个撞。可是啊，一百英里的车坐下来，那份心动可真不少。

第四种走法是骑驴。可是外国人极少这样出远门，除非是去野游，或是走一段短路，所以不必细说。

至于近些年城里的代步，人力车在寻常人看来是最合用的一种，既平常又便宜。人力车就是一辆由人拉着走的大婴儿车。我们这里有普尔曼客车，人是不用去拉的；他只把造化的一股力气往车上一套，嗤——就走了。中国人管这个叫「人力车」，照字面就是人拉的车——五分钱，他能把你拉到你要去的任何地方；你若不会说中国话，他还能把你拉到许多你不想去的地方。

不过到了如今——所谓如今，也就是近十几年——我们已经把大车从许多有外国人住的城市里赶了出去，出门坐的是马车、轿式马车、四轮马车、汽车和电车，同美国、欧洲的城市差不多；铁路把许多大城连了起来，轮船公司的船开进所有的大口岸，又在大江大河上来往，所以如今在中国从一处到一处，同在欧美旅行一样容易，一样舒服。一八九〇年我从天津坐住家船上北京，从礼拜一早上走到礼拜六夜里，整整六天，花的钱是一九〇七年我回天津那一趟的三四倍；那一趟只走了三个半钟头，车厢舒服得不输我们任何一节花车。

如今从纽约动身，可以绕地球一周而始终不下船、不下卧铺车，除非是下来住一住好旅馆。他可以先到旧金山，再到日本，在日本坐火车横穿过去，再到上海，然后溯长江而上，再坐火车到北京、到长城，再坐西伯利亚铁路到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然后到柏林、巴黎、伦敦，再回纽约。而当今之世的奇迹，并不是那浮在水上的宫殿，也不是火车，而是那一纸时刻表。因为一个人可以动身去环游世界，临行之前先吩咐下他的车夫或司机：等我回来那天，你到哪一班车、哪一条船上来接我——而且几乎能说准是哪一天的哪一点钟、哪一分。他若愿意，还可以把行程一半安排在陆上，一半安排在海上。他既做了游客，不妨记着一件事：他所乘坐的每一条舒服的船，他所歇息的每一家舒服的旅馆，都是某个人造起来的；而这个人，是在学堂里造就出来的；那学堂，是教会办起来的（或者说，是教会造就出来的国家办起来的）；而教会，是传教士带过去的。我的读者出门在外若记得这一层，也许能帮他们把那几股大力量估量得准确些——正是这几股力量，在推动着世上各国的政治、科学、商业和物质的长进，也推动着道德与宗教的长进。

第二十一章避暑的去处

凡是大城附近的山山谷谷，都星星点点散布着佛寺道观；花国里凡有名的山，山顶上也总戴着这样一座庙。暑天最热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住在闹市中的人到这里来消夏；春天草木抽芽开花的日子，又有千千万万的香客以此为归宿。橡树、栗树、柏树和别的耐寒树木成林成荫，殷勤地遮着庙院，也遮着那些从山坡上汩汩流下、或是汇在山谷怀里的溪流与静池。常常还能见到一眼硫磺泉，从一块大石底下汹涌地冒出来，气味于人有益，泉水清冽宜人，僧道便把它引成一道道小渠、一处处小瀑，布满庙院。

有时候在庙的近旁、山谷的入口处建一座大塔，好给远来的行人指路。走近了，塔檐每一个角上都挂着小铃铛，风一吹便叮当作响，替将到未到的行人解去疲乏；他们歇脚时，铃声算是向他们道一声欢迎；到了天黑，又算是唱着催眠的曲子。有时候是一口大池子，养着扇尾的金鱼，供人赏玩，正所谓：

「灯心草浮池上如帆影，

白鲦偏咬金鱼尾。」

天下再没有哪一国的人，像中国人那样爱他们的鱼和鸟。有时候是一尊大卧佛，不但把打瞌睡的香客引了来，连庙名也是从它来的。有时候庙盖在人迹难到的山巅，在一条又长又秀丽的山谷尽头，离最近的村落也要走一整天——这仿佛是给那些要来进香的人出一道考题，既考他们的信心，也考他们的胆气。于是到了春光和煦的日子或是暑天炎热的月份，凡是负担得起的人，便从窄街陋巷、从拥挤的城里，到这些庙里来。

我还记得一八九一年或是一八九二年夏天，同一伙意气相投的人出去野游的情形。去的是妙峰山，从我们住的地方起，要沿一条秀美如画的山谷走三十英里路，直进山心。那是一大伙人：有男有女，有青年有姑娘，有男孩有女孩，一路上痛痛快快过了三四天。大家都骑着脚程稳当的驴，各人要凑到一个合意的同伴身边去，同性也好，异性也好，都不是难事；到了陡处险处，正好装出一副要来扶你一把的样子。

一路走过去，遇见成片的秋海棠开得正盛，两手捧着能抱一大捧；别的地方又见山崖上、山腰上掏出些大洞来，深得很，我疑心从来没有人量到过底。这里有清泉，从千尺岩石底下涌出，不远处大石填满了半干的河床，河水多半渗在沙里；近旁一家小客店，给我们烧了热水沏茶。树荫多凉快，如今想起来还是甜的；意气相投的一对一对走开去采花，采冬青，再有——唉，还是不说了罢，我们这些人大半从那以后都成了家，自己也有了儿女，将来一样要去做同样的事，玩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曾祖父曾祖母玩过的那个老把戏；只要男孩女孩还在田野林间跑跳、还会笑、会爱、会唱，这把戏就还要一代一代玩下去。

山顶上的一座佛寺，你尽可以往里头搁进许多想象去；而你搁进去的想象越多，它就越动人，因为：

「惟有远望能生出迷人的颜色，

把山峦罩上一层青蓝。」

我们到庙里的时候，好些上房大约早已有人住下了——从剩给我们的那几间看，只能作此判断。我们便在砖炕上、桌子上将就安顿。这样的高处，夜里冷气侵人，我们又不惯，于是把我们的肠胃和左近的机件折腾得够呛。

第二天一早，大家都起来了，三三两两穿过玫瑰园，一直走上最高的那个峰头，去看那玫瑰色手指的、或者说灰蒙蒙的黎明：

「白昼！

越来越快，愈来愈急，

白昼终于漫过了夜的边沿，

沸腾着，纯金一般漫过云杯的口沿。

它原先蜷在那里，喷涌着，又被按住，

因为东边那片凝重的灰云，

一个钟头以来，缺口边上连一星泡沫都不曾沾着；

可是先涌出一道细浪，接着又是一道，卷起来，

终于整个日出再也按捺不住，

升起来，红起来，那翻腾的胸膛

在边界上颤动，转成金色，随即漫过了全世界。」

我们大半屏着气看完，然后分作几拨回庙里去，各按各的性子消遣：有的又说又笑，闹得很响；有的温温和和，不声不响；有的只顾采花。等到吃早饭时把采来的花拣了一拣，才发现从庙里到看日出的峰头这一段路上，我们一共采了四十七种花。大家都说：中国给自己起的这个名字——花之国——真是当之无愧。

要说避暑的去处，大约没有比北京西边十五英里、山脚边上那座满洲皇家的颐和园更有名的了。我从园里走过多少回，在昆明湖上荡过舟，过了驼背似的拱桥，也过了那座秀丽的十七孔桥；在岛上花木深处徘徊过，在亭子的荫凉里坐过，也在盛夏的烈日下、在那只大铜牛旁边照过相——我总觉得那牛照得比人好看，不过那人肯站过去，本也只是为给画面添一点活气罢了。我在那只大石舫的甲板上吃过野餐，也曾一步一步爬上那两折的石阶，直到峰顶的庙宇和宝塔跟前；那里有一尊大铜佛，垂着镀金的、柔和的眼睛，看着自己摊在腿上的两只手掌——那腿盘着，脚心朝上，恰好做成一个托子。

这一处避暑的地方，处处都是帝王气象：漂亮的牌楼立在大殿之前，殿上安着整块的玻璃窗，里面是柚木雕的宝座，宝座后头立着白檀与檀香木的大屏风，屏上刻着极华丽的山水，一面散着香气，一面散着令人心气平和的意味。在几处小庙前头，还有紫禁城里那些佛堂近旁，常常能看见一种树——我们逛园子的时候，一致管它叫「中国的怪树」。

「怪，是不是？」一伙人里有位看见园中那棵树，这样说。

「谁怪？」那位腿短头大的小个子问。

「中国人。」

「怎么见得？」

「你看那棵树。」

这树是那小个子特别留心的东西，因为他正在搜集中国各种奇形怪状的树木花草的材料。

「不怪，」他答道，「不过是有中国味儿罢了。」

那树本是一棵寻常的常青树。还是小苗的时候，从根上往上劈开约莫六尺，根也小心地分作两半，就这么栽在庙门前头。两半相隔三尺，各带着同样的弧度弯上去，到合拢的地方接住，从那里起便照本来的样子长。它正栽在庙门的正对面，在门与院门之间，离院门十尺，离庙门三十尺，仿佛是特意安排的：要进香的人先从树中间穿过去，然后才进庙。

这样的树，我们至今只发现六棵。四棵在紫禁城的北端，立在两座佛堂前头。一棵在冬宫的庙前，就是瓦德西伯爵的军队驻过的地方；第六棵在颐和园里，位置也一样。这一种树是不是只在皇家的园囿里有，我们说不上来，只是到如今还没有在别处见过。

中国人喜欢把一棵树的两枝、三枝或四枝缠在一处、编在一处，任它们照这个样子长。北京汇文大学的院子里有一种刺槐一类的树，中国人叫它槐树——顺带说一句，这是华北最好的遮荫树——其中一棵的两条枝子，小时候就缠在了一起，等到被义和团砍倒时，每一条都有六英寸粗了。

离我此刻坐着的地方不远，有一棵杏树，结的果子极多。它是由四条枝子整整齐齐编成一条辫子的，一直长到如今，每条都有三英寸粗。

还有一种极受人喜爱的庭院陈设，也是用这种槐树做的：把树顶截去，再把另一棵同样粗细的树连根接上去。于是根变成了枝子，不往上长，反而往下垂，上头密密地生满了叶子。这一种树很常见，凡是治园艺的人都熟悉。

有一种开花的灌木很有意思，也很好看，叫作干枝梅。它是梅的一种，作盆栽，长到二三尺高。每一条枝子都想尽法子弯过来、掰过来，让它们尽量挨拢，所以一开花——它总是先开花后长叶——便是满满一树的花。

要说中国人莳弄花木最出色的一手，大约要数嫁接菊花了。他们有一种常见的大草，叫蒿子。初夏时把这草的枝子剪掉，就在每一个剪口上、连同顶上，接一枝菊花。这草的根比菊花的根壮得多，所以开出来的花有寻常菊花的两倍大；而且除了格外繁盛，同一棵上还能开出各色各样的颜色来。它们又是隆冬时节开的，就更加好看。

懂得这样嫁接花木的人，自然不会不懂芽接、枝接、杂交果木的种种法门；因此我们能得到很好的品种，桃子尤其好。

以上这些，无论夏冬，都能在颐和园里见到；除了那种劈开的树以外，别的在各处避暑的地方也都能见到，或多或少，各有各的花样。

第二十二章穷人的日子

要把中国各地穷人的日子说个明白，一章的篇幅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在说这个之前，我想先请读者留意一桩事实。

你听说过中国闹饥荒，印度闹饥荒，非洲闹饥荒，凡福音不曾传到的地方，无不有穷困；可你几时听说过欧洲或美洲闹饥荒？何以到了二十世纪之初，几乎所有非基督教的国家都闹饥荒，而几乎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都丰衣足食？你从没听说哪个基督教国家跑到非基督教国家去借一百万元；可就在去年，世上从未有过的这么大的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借款三万万元，全是从世界上的基督教国家借来的，一元钱也不曾想到去向哪个非基督教国家开口。

几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今年冬天，华北奇冷。寒暑表数次降到零度，每降一回便一连一个星期不回升。单是前门外头，就冻死了几百人。天津有个巡警，冻死在岗位上。许多乞丐和穷人住在城墙南面的席棚里，没有火，吃的少得可怜，衣裳也单薄。

「这般穷苦的景象、这些乞丐的哭号，看着听着实在揪心，常教人落泪。最冷的那几天，我们爱普沃斯同盟的『恤助会』在戴维斯小姐带领之下，动手在近处寻访最苦的人家，好给他们一点接济。会里人人都激动起来。他们看见的惨状骇人听闻。当下便在教会里传了一张捐簿，又写信给别处的朋友，不多时戴维斯小姐手里已有六十多元。她只有两回是直接给钱，每家三毛：其中一家有个病人，走不动路，去不了粥厂；后来听说，这家人拿了钱去买酒，摆了一桌。

「她办起一所日间学堂，让孩子们整天坐在暖屋里，临放学再给他们一碗小米饭吃。没衣裳穿的，她给做衣裳；又请了先生教他们《要理问答》和《三字经》。

「北京以南四十里的穷人，传出来的故事最是可怜。盖姆韦尔先生募到二百多元，又向朋友们搜罗了所有能弄到的旧衣裳，分给他们。可他也只顾得上少数几个人。许多人无粮无火，衣衫单薄，一睡下去便再没醒来。

「我们有位中国传道人，看见一个穷妇人奔向官办的舍粥厂——官府在那里发一碗小米——不想去迟了，她饿得发昏，瘫倒在街上。人把她抬回家去，他去看她，给了她几个钱买吃的。

「戴维斯小姐有个小学生，方才把她给的衣裳送了回来，说他不能再来上学了，因为不爱吃她给的饭。这话或许是真的，但更像是他爹娘不愿他念基督教的书。话虽如此，倒叫人想：当年分吃那五饼二鱼的五千人里头，会不会也有人走开时嘟囔，说鱼不加作料他向来就吃不惯。」

我的读者里，或许有人愿意知道：这些人一旦过起基督徒的日子，境况又如何。大约就在我写下上面那段华北穷苦景象的同时，我还写过下面这几桩事，说的是我们如何募集布道捐：

「上礼拜天，我们在亚斯理堂募布道捐。托马斯医生和潘教授记名记数，陈恒德主持聚会。他叫众人献捐。数目从五分到一元六角不等。学堂里的学生多半献一毛到一元。这钱是他们省下饭钱攒出来的。

「有位老太太，约莫六十五岁，站起来说：『我献一个月。』恒德说：『记一元六角。』我问身边的学生这是什么意思。他答道：『那位老太太替我们缝补衣裳，一个月工钱一元六角。』一年十九元二角的进项，她拿出一元六角献给布道；捐箱从她跟前过，她没有一回不放钱的——而我们每个礼拜天要募两回捐。

「有个人才归信几个礼拜，便动手卖书，我们不给他工钱，全靠书上赚的那点利，取书的账还得照付给我们；他把积蓄拿出一大半献了捐。要知道，卖书的人大都得给点薪水，还得把书尽着他卖——这样一比，这桩事就不算小了。想想看：在一个异教的国度里，一个人靠买卖基督教的书养活自己，还献出布道的钱来！上帝的工在往前走。」

还有这样一封：

「亲爱的牧师：您想不想要个法子，好为布道募起五百万？法子我有，就看您使不使得动——旁人使不动，您总归使得动。您只消叫合众国那两百万美以美会的信徒，照着昨天北京汇文大学男女学生和道学班的样子做一遍。

「我们在亚斯理堂做圣诞礼拜，娄理先生讲道。我们为灾民募捐。小学生把过节的钱全献了。大学生把过节的钱全献了，还添了些。女学堂的姑娘和道学班的妇人，一连一个礼拜每天少吃一顿饭，把省下的连同过节的钱一并献上。共募得五十六元。她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少吃一顿，或是一星期里有几时不生火，省下煤钱，为的是凑礼拜天的捐。

「这些人便是将来中国的基督徒和传道人。您若能叫合众国每一个美以美会的信徒都这么做，或是做到这个份上——他们若读了《环球布道》，是准会做的——那么您的库房就会像我们那天的捐袋：满满的，堆尖了，往外淌，不倒空就没法把捐募完。这法子您使得动么？」

这些男女学生，多半是由合众国的基督徒供给的；可他们毕业以后，进到教会的事工里，所得薪水只有在商界所能得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若是进了商界，便约定要像当初别人帮他们一样，帮另一个学生念完大学。

我们自己学堂里的老规矩，是每月给厨子一元七角五分，合七先令，由他包学生的伙食。这里头还得连他自己和帮手的饭食一并出。有人对我说：

「叫这些穷人从自己的穷苦里拿钱出来帮别人，这是不对的。」

我只能这样答：

「耶稣并没有拦着那寡妇献她的两个小钱——不但没拦，还夸奖了她。」

话说到这里，争论通常也就完了。

我举这几桩事，并不是要撩起读者对布道事工的兴致——他们若有兴致，我自然也不反对——而是要说：每月这七先令所供的伙食，比他们许多人在自己家里吃惯的还要好得多。我还要添一句：我在北京汇文大学教书十六年，从没听说这些孩子因为饭食不好或是不够而抱怨过一声；倒是有些富家子弟，一个月给厨子三元五角，合十四先令，我却听见他们抱怨饭菜不够好，怨得很凶。我也从没听说我们的学生害过积食，或是因为养分不足而垮下来。

给我盖房子的包工头，雇苦力一天工钱五分，合二便士半，另管饭。由此可以想见：这人若有妻有子，他们也得替这一天的进项添些补贴，否则吃的就比我们供给学生的还要粗些。有一桩事我觉得好笑：我们一年花三十元把他们供出汇文大学，他们毕业之后，不用考试就能进我们美国的大学念研究科；而中国政府为供他们在这同几所美国大学里念书，一年得付九百元——我们却还跑过去教中国人「经济学」！

第二十三章农家的日子

有一天，春末夏初，我在华北的路上走，遇见一个妇人下地去侍弄她的庄稼。她肩上扛着一张犁，是要当中耕的家伙使的——中国人没有中耕器这样东西——手里牵着一头驴，预备套上犁。

又有一回，我上山去，看见一头牛、一头驴、一匹小马同套着一张犁，庄稼汉扶着犁把，拼命把犁头往壤土里压得深些。

还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妇人和一个后生在前头拉犁，她男人扶着那根独犁把。他使出浑身的劲往前推，手既扶了犁，便没工夫回头看。

中国人是种地的民族，将近四千年来，全靠自家土里的出产养活自己。可是他们为着「过日子」所下的那份苦功，实在叫人心酸——在旧日的世道里，他们所指望的，也不过就是「过日子」这三个字罢了。就拿种麦子来说：地整好了，一个人牵着驴「打垄」；第二个人胳膊底下夹一只葫芦，盛着麦种，葫芦上接一根长竹管，他跟在后头，拿另一根棍子敲着竹管，把麦种匀匀地下进去；第三个人再跟上，端一簸箕粪肥，撒在麦种上；第四个人又跟在他后头，拖一块椭圆的石磙，顺着垄沟滚过去，把麦种盖上。每种一垄麦子，这一套就得从头再来一遍。

再说这粪肥。大城里的粪便，都收起来晒干，卖给庄稼人。有牲口车的，还进城来把阴沟里的泥掏走。一冬天里，都能看见庄稼人在大路小路上走，把骆驼、驴、骡、马的粪一路捡起来，背回村里、背回家去，堆着沤烂，留着春耕用。每个村子附近都掏出一个大坑，把村里的污水引进去，到时候再淘出来做肥。此外还常见他们把路边坡上的草皮铲下来，运回村里堆着沤烂，沤成腐土，再掺进劲大的粪肥里去。

他们种庄稼一律成行，行距留得宽，等锄完了地，还能在两行之间再点一行别的——或是豆子，或是瓜——等头一茬收了，这一茬也就长起来了。麦子他们也锄——其实他们什么都锄。麦子熟了，收的时候是拔而不是割，拔了挑到场上，晒得干透，赶牲口或驴在上头踩，把麦粒踩出来，再扬起来让风把糠吹走，然后磨面——磨的法子，和旧约时代的希伯来人一模一样。中国的事情，实在有许多能把《圣经》照亮。

北京的城墙长二十五英里，高四十英尺，顶上厚四十二英尺，底下厚五十英尺，每隔一百码还砌出一段马面，厚度加倍。这样的墙，光凭羊角号是吹不倒的，非得有个约书亚不可。

到了大城门，正墙是直的，可门外还围着一圈马蹄形的瓮城，开一道、两道或三道门。以利当年，就是坐在这样的地方等他两个儿子回来。

城门上有一座楼，高出城墙五六十英尺，大炮存在里头。大卫当年，就是在这样的楼上望那跑报信的人，一眼认出亚希玛斯的跑法。

拉洋车的能一气跑上五英里还不止，拉着一个人坐在他们那「小儿车」里，看不出一点累。看了他们，便懂得亚希玛斯当年为什么能那样跑法。

天津有一道城门，全城的水都从那里挑进城去。以斯拉当年宣读律法书，百姓聚拢来听，聚的就是这样的街、这样的门前。

街上到处是狗，从来没有主人。它们靠街上扔出来的秽物过活。在美国，狗为一根骨头相争；在这里，为一片菜叶子相争。「城外有那些犬类。」

猪也和狗一样过日子——吃街上扔出来的秽物。中国的猪既是这样一副走动的泔水车，犹太人的猪想必也是如此；那么犹太人禁吃猪肉，就很好懂了。我想，《圣经》若是明明白白吩咐要吃猪肉，我们大半人也会违了这条诫命。

赶路的人夜里在热炕上铺开铺盖，一盖便睡。早上把铺盖卷成一捆，不过一床寻常棉被那么大，就上路了：他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更常见的，是把褥子搭在驴背上，骑着它走。

前几天我从「西山」回来，看见一个妇人在做驴子做的活，「在磨上推磨」。《圣经》的画里，推磨的总是两个人，这妇人却只有一个。

这妇人推磨的地方近旁，有一块平整坚实的场地，大小形状像个网球场，那便是打谷场——想来与拿艮的、亚达的、阿珥楠的禾场，也差不很多。

不过这里还有一桩可留意的事。我看着她，看着她的场，自己却是骑在驴上的——正如基列人睚珥的三十个儿子骑着三十匹驴驹，正如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

再者，我走的不是大路，而是斜穿庄稼地的那许多小道之一。有了这些田间的小道，才明白怎么会「有落在路旁的」。

从我们这条街到我们进出城的那道门，我数了五百头骆驼，都是往煤窑去或从煤窑来的，或驮着煤，或空着去驮。它们六头一串。头一头由人牵着或骑着，不用嚼子，只用一根绳，系在一根穿过鼻子的木棍上。后五头一头拴着一头，绳子也都是这样系法。我数的这些里头，好多还只是长串的尾巴，前头的早拐进旁边的巷子去了。真像米甸人那样，「骆驼无数」。

这些骆驼、骡子、驴子，好些嘴上鼻子上都罩着绳笼头，免得它们一路走一路啃路边的青草——若是还有青草的话；它们便是这样「在场上踹谷的时候」被笼住了嘴。

有个地方，人从一口大井里汲水，或挑着走，或顺着沟放出去浇地；大水槽里的水，人不住地添，过路的骆驼和驴不住地喝干。人非得在这样干旱的地方见过、喝过一口大井的水，才真懂得雅各井是怎么回事。

瓜田里搭着一座架子，离地四五尺高，上面苫着席，围出一小块地方，人可以在里头歇息睡觉。想来这就很像以赛亚说的「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

我们将要进大城门的时候，看见有人守着小桌子，桌上堆满了钱，就是中国的制钱。乡下的钱小，城里的钱大。人从乡下进城来，就像百姓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一样，得把乡下的钱换成城里的钱。他若知道自己的钱值多少城里的钱，便无事；若不知道，就难免落进「贼窝」里去——这些换钱的，和基督从殿里赶出去的那一班，也不算全然两样。

粮食运到场上，多半是人背着、扛着去的，倒不大用大车小车拉，也不大用牲口驮。粮食扬净收起之后，归拢糠秕、码起秸秆，便是女人的活计；秸秆或做饲料，或做肥，或做柴火。

说起柴火，这又是华北的一桩难处——漫长严冬里烧的柴，总得想法子弄到。所以他们大量地种玉米和高粱，籽粒可以养人养牲口，秸秆可以在房前屋后夹成篱笆，也可以烧了暖炕。其实在庄户人家，炕和房子一样，多半是泥或土坯垒的。

粮食收上来总得存放，可庄户人家有仓房的极少。秋日里走过乡下，最常见的景致，就是泥屋顶上摊满了玉米，晒得干透了才不会发霉。要吃的时候，一次只磨够一家人吃一天、至多吃几天的。

豆子种得很多，磨了做成一种豆酱，或红或黑；也有磨了做豆腐的——这东西，西洋人初到中国时是不大吃得惯的。我记得有位年轻朋友说过，他刚来中国那阵子打定主意，有一样东西是死也不吃的。

「哪一样？」我问。

「豆腐。」他答道。

「那么后来吃上了没有？」我又问。

「中日打仗那阵子乱得很，」他说，「我困在蒙古出不来，一连三天弄不到东西吃。末了碰上一个卖豆腐的——我拿名誉担保，我这辈子前前后后，没尝过比那更好吃的东西。」

中国的各样出产里头，最可口的大约要数瓜了。他们的甜瓜品种极多；西瓜有红瓤的，也有黄瓤的。我承认我偏爱红瓤的，不过我想，这多半是因为红瓤的更像我们自家的。

中国的农具，和各行手艺人的家伙一样，都很粗糙，很像欧洲在发明与机器的时代以前的样子。他们犁地用一根分杈的木头，一头包上铁；耙地的家伙，常常不过是一捆树枝；锄头、镢头都是铁匠打的，不过我看他们的锄，角度倒比美国的好些。斧子是手工打的，而且常常分左手右手两样做法。锯不过是一把寻常的弓锯，用一块钢片打出来；他们用起零碎东西来极其灵巧，铁丝头、旧胸衣里的钢条、旧裙撑，都能拿来做锯。凿子和刨子也是一样的粗样式——他们没有螺旋钻——可他们的钻却又巧妙又好使。大车粗笨沉重，独轮车却是摩擦最小、强度最大，三个人加一两头驴，能把极重的载子运到极远的地方去，花费还很少。

第二十四章日常里的奇风异俗

中国人无论在哪一行当、哪一种日子里，都与我们大不相同，往往正相反对。行业的、社交的、心性的、伦理的种种风俗之异，不过是表面上的迹象；底下藏着的，是类型上根本的差别——或者不妨说，是若干世纪的阅历与教养所积成的差别。我们西洋人性子直，一件事、一点消息，常常脱口便说了出来；在寻常中国人，那是断然不肯露的。多少年的阅历教给他：没说出口的话，日后不用答，也不用交代；而人随时可能被叫去对付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他当初说出来时一个钱也没得着——既然本该有人出钱请你说话，你又何苦倒贴钱来听自己说话呢。

想叫一个中国人给什么事说出个道理来，哪怕是最平常的风俗，也往往是白费劲。有一天我骑驴下乡，留意到乡下村里种地人家的妻女多半不裹脚。我便问跟着我一路小跑的赶驴人：「乡下的女人不裹脚，是吧？」

「不裹。」

「为什么？」

「她们不裹脚。」

「那中国女人为什么要裹脚呢？」

「她们裹脚。」

「可到底为什么要裹呢？」

「那是她们的风俗。」

「可为什么成了风俗呢？」

「没有为什么——一点道理也没有。」

我有一回问一个来上学的孩子：「你哥哥今天怎么没来上学？」

「我哥哥今天没来上学。」他答道。

有一座庙，庙里的大塔是最惹眼的所在。我在那一带问过一个乡下人：「中国人盖塔，为什么盖十三层？」

「塔就是这么盖的。」他答道。

中国人向来极爱交际，可同时又守旧，又不肯说实话。两个中国人在街上碰见，谁也不会不停下来寒暄两句就走过去。然而也不过是寒暄罢了，谁也不把自己的事、自己的买卖告诉对方。那话头大约总是这样：

「您好啊？」

「好。您好啊？」

「好。您上哪儿去？」

「下街去。您上哪儿去？」

「上街去。您从哪儿来？」

「就在那边。您从哪儿来？」

「我从那边来。回见。」

「回见。」

中国人给人引见，总是先报姓；其实他们凡取名标目，都是这个次序。这虽与我们西洋的规矩相反，却更在理。我们说约翰·史密斯，他们会说史密斯·约翰。要紧的本是那个「史密斯」，所以他们把它摆在名字的头一位，名倒在其次。

两个中国人在街上相遇，隔着一段恭敬的距离站住，各自深深一揖，恭恭敬敬地拱自己的手。我所见过中国人最不会做的事，莫过于没学过就跟西洋人握手。他抓、他攥、他摸索着找你的手，那样子可怜得很。你若去握一个全不懂西洋规矩的中国人的手，他把这当作动手打人，也是情有可原的；而对相熟的人——无论男女——脱帽致意，在他看来更是无礼了。

中国人服丧穿白，不穿黑。可白不了多久；孝子看上去越脏越破，就越显得哀戚。正为这个缘故，在旧日的世道里，居丧的人头也不剃，一直邋遢到十分可观的地步。西洋人再怎么蓬头垢面、胡子不刮、衣裳不整，也比不上一个中国孝子那副凄惶相。

几十年前，天花几乎人人要出。没有谁设法拦它传开。有一回问一个中国人有几个孩子，他把孩子一一数来，单单落下最小的一个。

「怎么不把他算上呢？」我们问。

「他还没出过天花。」他答道。

人人都认定这一关是要过的。孩子一病倒，便仔细看护，直到「出花儿」——中国人管出天花叫这个——才许他上街去和别的孩子玩。我在东方的城里，见过背上背着个满身结痂的娃娃的小姑娘，一样满街走动。

盲人则四处可见。这病多半是天花落下的，因为太常见了，人几乎不把它当作一桩不幸。官府并不为盲人设养济院或医院，只见他们拿一根竹竿，一路摸索着走，吹一种特别的哨子，好让街坊知道：说书的、算命的、弹唱的瞎子来了，花一把钱，他就能给女人孩子解一个时辰的闷。

秃头在中国和在西洋一样普遍。中国人管这叫「光头」。女人和男人一样受这个苦。这一半是梳头油膏闹的，一半是因为时兴把头发绷在一个架子上，往后梳得极紧，日子久了便一根根连根拽下来。等头皮露了白，她就在头上贴一大块黑膏药，仍旧把额前脑后的头发拢成一绺，别在那膏药上。到后来头发几乎掉光了，她就拿墨把头顶涂黑，看着像梳得齐整的头发一般。

聋和哑比秃和瞎都少些，大约是因为既无这样的病症，也无这样的时兴。中国人教训孩子说：耳屎吃了要变哑巴；而至少在中国有些地方，人都相信打了婴孩囟门那块软处，孩子就会变成哑巴。

常有人问我：中国人害不害牙疼。他们什么都害。如今西洋人到了中国，谁的臼齿坏了，若认得一个外国人，便求他给拔了去；若不认得，就只好「咧着嘴熬着」——或者照有人说的，「他连咧嘴的工夫都不必费」。中国没有牙医；而要找一个牙齿比他们更坏的民族，我想是很难的。

头疼是极普遍的，可他们有个方子，或者说他们认作方子的东西。他们把太阳穴、额头或鼻梁上的皮掐到发紫，指望外头这么一激，里头的疼就散了。另有一个方子，是把一大块黑膏药、一片叶子，或是一块萝卜皮、蔓菁皮，贴在疼处。嗓子疼就掐脖子，和治头疼一个法子。治得好治不好，我说不上；他们治皮肉病和伤口的法子灵不灵，我也不知道。差不多包治百病的，是一种叫「膏药」的东西，把脓和毒一概捂在里头。不过关于中国的医道，无论说它好说它坏、说它治死人还是治活人，说到末了总得承认一句：这么着，他们的人还是没少下来。

大街小巷和各处集市的墙上，都贴着黄纸的成药广告，把它们译出来，会是一篇有趣的文字，只是体面的书局大约不肯印，邮局也未必肯寄。不过这里头确有许多别致的。有一张大招贴，到处都撞见：「洋法补牙言」。又有一张，广告「自行车丸」。还有一张，广告一种保管生儿子的药丸。不少招贴宣扬的是：上某某庙进香、喝庙里泉眼的水，可望治好什么什么病；而庙里的招贴中，最常见的一句是「有求必应」。庙里往往还挂着几十上百块匾额，是求过愿的人挂上去的，说他们的祷告因拜了这庙里的神而灵验了——有的庙里供的，还是一只狐狸。

许多在我们那里是坐店的行当，在中国却是走街串巷的。乡下的铁匠把一副铺子装在独轮车上，这村挪到那村，这处挪到那处。鞋匠的全副家当装在两只箱子里，看着很像装乳酪的圆盒，一根扁担两头一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的路边补鞋。修脚的找一处朝南的墙根，暖和，便在那里给人剜鸡眼、修嵌进肉里的指甲——这两样，人人都免不了；中国人虽穿绸的、缎的、丝绒的鞋，脚上的罪却受得不轻，真有一双「舒足」卖给他们，他们是要谢天谢地的。多数人的头是走方剃头匠剃的，他们满街游走，手里那把大镊子一拨便嗡嗡作响，像一支极大的音叉，算是招揽；街头也剃，上门也剃。剃头的最爱说东家长西家短。

我们的流动餐车，中国的挑担卖吃食的早就先行了多少世纪：扁担一头挑着桌子，另一头挑着炉灶炊具，正好压得平。凭着一团面、一份剁碎的肉和菜蔬、一点油盐，他能烤能炸、能烙能煎、能焙出好些样吃食，数目多得出人意料；那味道，在西洋人尝来更是出人意料——不过有一句要替他说公道话：孩子们爱吃他的东西。

连做糖的也常是走街串巷。他挑一只碗或一只罐，盛着和好的糖稀，另有一匣子麦秸管。孩子说要什么，他就把一点糖稀绕在麦秸管头上，学吹玻璃的样子一吹，小主顾要什么飞禽走兽，便吹成什么。

第二十五章姓名与绰号

有人说过：你若想把一个人、或是一屋子听众送进梦乡，想把他们对你所讲的那点兴味一扫而尽，只需把几个他们全然陌生的中国名字，一个一个念给他们听。广州有位英国太太，雇了个中国厨子。问他叫什么名字，厨子答道：

「我叫王志通。」

「哎呀，这个我可记不住，」女主人说，「我就叫你约翰吧。」

「那太太叫什么名字？」这位里外一把抓的大师傅反问起来。

「我叫威廉·方兹沃思·霍尔科姆夫人。」她说。

「哦，我也记不住；我就叫你汤米吧。」

凡是觉着中国名字难记的人，我们劝他先看一看厨子老王的名字，再看一看他女主人的名字。

中国人的名字有趣无趣，很大程度上要看你懂不懂，更要看它是谁的名字。「李鸿章」这三个字，念出来并不比别的中国名字好听，可是它引了全世界的注目达二十五年之久，而且字字有来历。李是姓，意思是李子，据说标明了它的主人是道家开山祖师的后人。这位老先生生在纪元前将近六百年，传说他降生于一株李树的荫下，那树名叫李，于是他便被称作「李先生」。按中国的道理，男孩的名要标明他的性情、他的品格、他的前程，或是父母对他将来的指望。所以这位与格莱斯顿、俾斯麦鼎足而三、并称十九世纪后半叶三雄的中国大外交家，名叫鸿章——或解作「显赫之鸟」，或解作「渊博之文」。他的哥哥瀚章也做过总督，人称「无底之囊」，也许是指他那深不可测的外交手腕。

过去二十五年里在新政中占过要角的几位人物，他们名字的意思，看一看或许不无趣味。除李鸿章之外，这一班人当中最「显赫」的一只「鸟」，是那位大总督张之洞，名著《劝学篇》的作者。他的姓「张」是张开的意思，「之洞」则是「他的洞」，整个名字看来是说：此人把自己敞开，如同敞开一个洞穴。另一位与张之洞、李鸿章同被派作议和大臣的大总督，是刘坤一；他的名与姓合起来，标明他要「把大地整治得有条有理」。而戊戌政变期间的一班忠臣，论靠得住，没有一个胜过刘坤一。

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就是义和团之乱中因庇护欧洲人而首先在他们中间成名的那一位，是袁世凯。他的名字标明他是「一代胜者」中的「头一个」，至于他究竟做到了没有，尽可让世人去评断。

庆亲王名叫奕劻，意思是「辅佐的一辈」——究竟何所指，那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庆亲王的品性正与他的名字一样含糊。他属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人：从不犯什么大错，却也从不在哪一桩事上站定立场，让人看出他有过硬的骨气。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中国开明派的一位领袖——是孙家鼐。他的姓「孙」是孙子，他的名是「家里的鼎器」，合起来便是「鼎器之孙」；这个名字若放在西方，恐怕要被疑为有意取笑。那位在上海做了多年道台、多年掌管铁路电报的人，是盛宣怀。「盛」是丰盛，「宣怀」是把心里的意思说出来。倘使义和团起事那阵子，他把电线上过往的那些丰盛心事全说了出来，他自己那副想心事的家伙，恐怕就有被刀斩去的危险了。

荣禄是皇太后一生的朋友，义和团之乱中真正保住各国使馆的人；后来议和大臣里不要他，而那些性命正是靠他保住的公使们，也对他冷眼相待。他的名字意思是「荣耀的俸禄」，或者说「福气」——在中国，许多人看来这两样本是一回事。李鸿章被撤之后接任天津总督的，是王文韶。他的姓「王」，在英文里正是「国王」的意思；「文韶」则是古雅的乐章。不过他并不以作曲闻名，虽说像有几位大作曲家一样，他聋得厉害。聂士成将军统兵在天津、北京之间击杀了五百名义和团，随后被皇太后下诏申斥，其后又阵亡了；他的姓意思是「坚硬」，他的名意思是「学有所成的士子」。这个名字倒是贴切的，因为在中国，通往武功荣名的路，正要经过一番硬功夫的苦学与有成。马玉昆将军的姓意思是「马」，名意思是「玉山」。谁若能从这些搭配里琢磨出什么来，那结果尽归他自己受用。上面这些人物大半是中国的要人，其中好几位还是我或深或浅相熟的。

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多年来是美国京城里最受欢迎的外交家——在几乎换了旁人都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却踏着浪头风光地过来了——他叫伍廷芳，这名字意为「芬芳的殿庭」。同一时期的驻英公使名叫罗丰禄，意思是「丰足的收成」；同时的驻法公使裕庚，意思是「多金」——在旧朝里凡是谋到了官位的中国人，这名字都极相宜。

现在再来看看几位守旧排外、在义和团之乱中招人厌恶的人物的名字。端郡王名叫载漪，意思是「清朗的一年」。天下再没有比这更不相称的名字了。他在仕途上的头一年，成了他本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年头之一，而这里头他出力不小。甘肃将军董福祥统着北京的义和团人马，后来又充作皇太后的护驾逃出京城；他的名字意思是「喜庆祥瑞」。可是他给谁带来过喜庆，他来之前有过什么祥瑞之兆，从来没人指得出来。他所到之处，前头只有惊惧，后头只有哭声；而皇太后与他相处到末了也发觉：她所挑的这位护驾与保人，身上既不带喜庆，也不带好运。

再看那位德国人夺去胶州港时的山东巡抚。他叫李秉衡，是一枚「执秤」的「李子」。可是照几天前与我谈话的一位中国先生所说：「他执的那杆秤，不论对朋友还是对仇人，都称不出一分公道来。」义和团之乱起头时的山东巡抚，那个对这整场不幸的骚动、以及保定府、太原府两处外国人尽遭屠杀负责最多的人，是毓贤。他的名字意思是「培育贤德」。他之为贤德的护持者，与尼禄在他最凶暴的兴头上是贤德的护持者，大略相当。

排外的这一群里，有两个人倒是对得住自己的名字。一个是刚毅，皇太后的头一位顾问，名字的意思是「刚强的决断」、「不肯弯折的意志」；另一个是徐桐，皇储的师傅，当时已经八十岁，天性排外，而且不肯受贿。他的姓意思是「缓」，他的名是一种出漆的树。他果然缓得像一株桐树，也一样坚定而执拗。

笔者有一位老朋友，几个儿子都在汇文大学念书。最小的那一个，自进学堂起他就没见过。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坐，我同他说起这孩子，说他多么聪明、多么讨人喜欢。他听着，一脸茫然，最后才恍然明白我夸的是他的小儿子，于是叫道：「哦，你说的是『得人』啊！」我一直称那孩子作「维藩」——这名字他竟不知道，那是孩子的学名；「得人」是乳名，「维藩」是学名。另一位朋友，头一个儿子叫「得山」，第二个叫「得园」，第三个叫「得人」。

女孩的名字也一样招人喜欢。中国小女婴的通称是「我的千金」。这其实算不得名字，只是他们说起自家小女儿时的说法，就像「美人」是女子的寻常称呼一样。小女孩则叫「玉」——那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种次宝石——或者叫「珍珠」、「玫瑰」、「百合」，以及随便哪一种花。说起来，中国女孩、中国女人的名号，与世上别处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讲到这里就打住，于中国人便是失实了。他们说起小女孩，尤其在寻常百姓家里，更常叫「丫头」或「小丫头」，意思是「小奴婢」；说起男孩，也一样叫「小狗子」、「小猪」、「小秃子」。这未必是嫌弃这孩子，也不表示他们不疼他，不过是他们同孩子说话的一种叫法，正如我们叫孩子「小子」、「妹子」、「毛头」一样。

再有，他们常把男孩女孩径叫作「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不论哪一等人家都如此。庆亲王的几位格格、肃亲王的几位妹妹，都是这一风俗尽人皆知的例子；有些王府的少爷，在自家仆人口里除了「三爷」、「四爷」便没有别的称呼——克王府一家的情形，我记得在别处已经提过。

那些一向留心中国时局、读报时对地名除了拗口之外别无所感的人，倘使知道了这些几乎念不出、却往往极有诗意的字眼的含义，是会既得趣味又得教益的。比方我们读到「山海关」，若晓得「山」是山，「海」是海，「关」是管束一方的官署或城池，合起来便是「守着山与海之间那道窄口的城」，读起来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了。「天津」是「天上的渡口」，「北京」是「北方的京城」，「南京」是「南方的京城」，「北河」是「北方的河」，「浑河」是「浑浊的河」，「黄河」是「黄色的河」，「杨村」是「杨家的村子」，「王家庄」是「王家的村子」。一姓人家住在一处地方，儿子一个个把媳妇娶进父母的院里——这在前面说过——久而久之，一户人家的住处便长成一座村子，村名仍沿用那位开基之人的姓。

许多地方与工程的名字，说明的正是它们是什么、或是它们的性子。「大运河」这几个字在英文里没有意思，可它在中国叫「运粮河」，意思是「运送谷米的河」；它当初开凿，正是为着在海盗或风涛使海路难行的时候，把南方的米运上来。芝罘的中国名字是「烟台」，意思是「石头的台子」；上海的意思是「在海上」。

街巷的名字同样形象有趣。北京各教会所在的街道是这样的：英国圣公会在「丝线胡同」，伦敦会在「驴肉胡同」，长老会在「鸭儿胡同」，紧挨着「烟袋胡同」，瞽目院在「干鱼胡同」，公理会在「灯市口」，美以美会在「孝顺胡同」。

中国人给各种外国发明、机器与舶来品所取的名字，也不无趣味。火车叫「火轮车」，因为它是以火为动力的；车头叫「火车头」，铁路叫「铁路」，就是「铁铺的路」。轮船叫「火轮船」，军舰就叫「兵船」。脚踏车叫「自行车」，就是「自己能推着走的车」。留声机是「话匣子」，电报是「电信」，至于「煤气灯」、「电气灯」，意思明白，不必解说。自来水笔是「水笔」，写字台是「书桌」，脸盆架是「洗脸台」。

在中国，绰号是躲不掉的。我们那条「不可在瘸子跟前说脚」的规矩，在那里是不适用的。凡有一点特别之处，尤其是身上看得见的特别之处，立刻就被人热心地抓来做题目——起绰号这件事，在那里几乎是人人都干的。

道家的开山祖师人称「老子」，就是「老小孩」，又称「老师」，据说他在母腹里待了八十年，一生下来就是老相。皇太后通称「老佛爷」，有一位大官则通称「刘罗锅」。他们既然连上头的人都不放过，寻常百姓和「洋鬼子」自然也别想落不下一个合身的绰号。我们美以美会的沃克大夫讲过：有一天晚上他歇在乡下一家客店里，来了位衣冠齐整的先生拜访他，一开口就叫他「洋鬼子老爷」。我内人也讲过：她早年在贵人家里行医时，人家对着她的助手提起她，称她「鬼子大夫」；那些小格格还会一路跑进屋去，孩子气地欢叫：「鬼子大夫来了！」——直到她对这称呼皱了眉头，才算改过来。

给一个人起绰号，多半是取他身上的某处残缺、某种习气，或是心性品行上的某点特色。脸上留着深深麻坑的，通称「麻子」；顶上少了一层苫草的，是「秃子」；至于豁嘴、内拐脚、斜眼、耳聋、罗锅、瘸腿的，那必定要把这特点安在他的姓上叫开来。说真的，常有绰号叫得太响，连姓都用不着了。北京长老会里有位老太太，半边脸几乎被一块胎记盖满，人家只管叫她「王黑脸」。

连孩子们的歌谣，也有许多是这个路子：

「老麻马，上树杈，

狗来叫，人来抓，

抓住老马的膝盖骨，

吓得麻子眼发花。」

下面这一首说的是胖子：

「大肚子的客商开了个摊，

卖了裤子凑本钱。」

身上的残缺如此，心性上的特点也是如此。我认识一个中国青年，人称「急性子刘」。脾气坏，就是一个绰号的来由。若是个书呆子，照我们的说法，他们便叫他「书皮」、「书虫」或是「书袋子」。若他慷慨仁厚、若他有志、若他贪财、若他公正、若他良善，他的性情便给他一个名号。懒惰无用的女人，被恰如其分地称为「饭桶」和「衣架子」。

有时候绰号是某一件事、某一桩举动落下来的。我认得一位传教士，讲过一连串《加拉太书》的道，从此那一带地方都叫他「加拉太刘」。另一位讲了一连串「八福」的道，人家就叫他「八福贾」。

我有一个朋友通称「老鼠梅」，因为他穿的衣裳是鼠灰色的。另一位极得中国人爱敬，人称「白瞎子」，因为他眼窝深陷，看着像是没有光——这一点，我在听见他的绰号之前从来没留意过。

北京有位秃头的传教士人称「和尚」，因为他那颗光头，看着像是剃过的。同一教会里另一位胡子极大，一向被叫作「米大胡子」。

上面提到的沃克大夫，在中国教友口里通称「老头儿」；同一教会里另一位，则通称「老包」。有一位传教士管着一所学堂，素有整肃校规的名声——即便要靠一把板子来整肃——学生们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板子先生」。另有一位教书先生，凡学堂里买的东西都记得一笔不差的账，人称「李掌柜的」，照我们的说法便是「包工的」或是「管事的」。我的一位朋友人称「海大哥」，而我自己则被称作「何大叔」。

绰号往往起得极贴切，一箭中的，叫人一辈子摘不掉。你要想免掉中国朋友送你一个羞人的或是刻薄的浑名，唯一的指望是把自己守得清白、温和、慈善、体贴、公道；到那时若还得一个绰号，那也是给你添光彩的绰号。

中国孩子生下来得一个乳名，进学堂得一个学名，出来做人得一个大名，而到他当得起的时候，得一个绰号。

第二十六章中国人的迷信

随着新的民国而来的中国重建，一路上每走一步，都会有极大的难处横在外国人与中国官员面前。这些难处，单靠中国人自己能不能对付得了，我是存疑的。它们若终能被打破，那必是靠着明白事理的中国人当中的多数、或是最有力的少数，与真心关切改革的外国人协力合作。

在这些难处里头，没有一样比迷信更难克服。头一层，因为迷信与我们的宗教天性太贴近了——在他们那里也是一样；第二层，因为它在这个民族的性格里扎得太深。这难处还要加重一层，因为中国人像犹太人一样，是个有性格的民族，这一点在一切非基督教的民族中几乎无人能及，甚或竟无人能及。凡是他们几百年来抱持的想法，要他们放手，总是不情不愿的。

我愿对读到此书的中国朋友说一句：我并没有因他们的迷信而取笑他们的意思，也不是要暗示天下只有他们迷信。今天早上我去买东西，就在那家铺子的门槛上看见钉着一只马蹄铁和一只骡蹄铁。我本国人的迷信，我能一口气数出一百条来，他们也都会痛快承认；不过这本书写的是中国人的家常，就不去说它了。

中国人对外国人有许多迷信，其中一条的结果，便是管我们叫「鬼子」。

广州有位英国领事，红头发、红胡子、蓝眼睛，像多数英国官员一样，脾气里带着爱考究的劲头，很想弄明白：中国人为什么管我们西方人叫「洋鬼子」？这里要先交代一句：按中国人的想法，妖魔正是红头发、红胡子、蓝眼睛，凡挡在路上的东西一概不怕。有一天，一位中国官员来拜会这位领事，领事便问他：

「中国人为什么管我们叫鬼子呢？」

那官员起初支吾，被逼问得紧了，终于说：「这个我不便说。」

「可你若肯告诉我，我要当作一桩大人情来领的。我实在很想知道。」

「我不能说。」那官员道。

「为什么不能？」领事问。

「因为我要是说了，你会生气。」

「断不会的。我岂能这样不通情理：先向你问一件事，人家答了，我倒恼起来。反过来说，我要大大地感谢你才对。」

被这样逼到无可推托，那官员终于把领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慢慢地、很不情愿地说道：「那么——是因为你们看着就像鬼。」

老百姓这一点天然的迷信，到了一九〇〇年便被义和团抓在手里，又用各种散文的、韵语的告示传得更广。我手边就有一张韵语的，其中一段说：鬼子并不是和你一样的人；你若不信我的话，随便哪一天都看得见，鬼子的眼珠是蓝颜色的。原文是这样四句：

「鬼子不是人所传，

如不信，

自细看，

鬼子眼珠都发蓝。」

这些迷信不单与老百姓的宗教相连，也与他们的自然之学相连。道士原是中国最早的炼丹家，他们把自己对天地之力所知的、以及所不知的，一并组织成了一套迷信的学问，叫作「风水」——字面意思就是「风与水」——而这套学问是进到老百姓的日常过活里去的。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做得不去搅扰本地或邻近的风水，否则便很可能有祸事落在头上。这一套道理，上上下下一概信从；看一看每一处坟地北面所堆起的那道土墙，便可以断定。下面这一桩事，正可以说明这种迷信。

北京美以美会院子的对面，住着一位「黄带子」，是皇族的嫡裔。中国房子一向不带烟囱，灶口开在砖炕底下，烟、煤气连着热气全留在屋里；只要把门窗一开，煤气和烟便走了，烘热的砖则整夜散着热。可是外国人为着干净和舒服，给他们暂用的一所中国房子搭了一根烟囱——他们自己的房子盖起来之前不得不住在那里——而这根烟囱偏偏正对着这位「黄带子」大门的正中。

他家里五个女儿，一个儿子也没有，便想知道这是什么缘故。也许是房子的方位不对。他请了风水先生来。先生一脸高深的神色，把宅子里外走了个遍，却挑不出一处犯了风水的。等他走到门前，向街对面一望，瞧见了我们那根烟囱，便叫起来：「就是那洋鬼子的烟囱破了你的风水！那烟囱一天不倒，你就一天只生女孩。」

老先生于是穿起绸衣，戴上帽子——在旧朝，中国人若不是有要事在身，是不戴帽子的——过街来拜会「洋先生」。他花了半个钟头，说的全是与两边都不相干的事——中国人是没有光阴飞逝这个概念的；在他们那里光阴并不飞，只是照着过去四千年的样子安安稳稳地走——最后才说到那根烟囱：它怎样坏了他府第的风水，他怎样只生女孩，尊贵的先生们可肯行个好，把那烟囱拆到与房脊一般平？

我们愿意与邻舍和睦相处，于是立刻动手，把烟囱拆到从他宅子里看不见为止——而他随后的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传教士因着风水这一项迷信而遭老百姓抵挡的事，并不少见。福州城墙以内有一座山，当地人看得极重，认为它管着全城人的康健，也管着一方的兴旺与安乐。早年有几位英国传教士在这山上置了产、盖了房，当地人怕伤了本城的风水，便把这教会的产业——一座教堂、一所学堂、一处住宅——尽行毁了。又有一回，杭州一位官员死了，老百姓认定这是因为离他衙署不远的山上盖了一所教会房屋。这里的人比福州的通达些，只请传教士另在城中别处择一块地，传教士自然一口应了。

天津的美以美会有一所街头讲堂，就在城的东门里边，为着它，多年来与官府和百姓都极难相处。理由是那讲堂破了本地的风水。这事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了结，却总是不成。到后来官府与传教士都被这没完没了的纠缠弄得厌了，官府便提出：或是把讲堂买下来，或是另给一块地。于是请他们择地：若能找到一处合意的，并肯出足够的银钱盖一所像样的讲堂，传教士便接受，搬走。地找到了，讲堂盖起来了，旧讲堂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搬得干净——而那所旧讲堂仍旧在原地站了多年，外国人一走，它似乎就不再碍着谁的风水了。

不过风水上的这些难处，并不只出在中国人与传教士之间。当年勘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时，遇到的麻烦数不胜数；出天津第一件不得不做的事，便是绕出一道好几里长的半圆，以避开成千上万的坟头。勘修广州到武昌的铁路时，同样的纠葛又来了。每逢提议开山打一道口子，头一个问题总是：「这会不会坏了此地的风水？」——因为平原或城池北面的一列山岭，是挡住北方恶风的屏障，正如坟地四周堆起的土垄是坟墓的屏障，又如明陵四围的山岭，护着明朝皇帝的遗体不受蒙古方向那股寒风的吹袭。风水受搅扰，来自北面的改动与干犯，比来自任何别的方向都更容易。正为这个缘故，坟墓上要盖屋宇，替它遮住北面的风。

与这一桩古怪的迷信相连的，是一切钻地掘土之事所受的规矩。据说地底下住着龙，去搅扰它是极不明智的，说重一点，是极危险的。开矿、钻井取油，都得严守这一条要紧的讲究。有些地方，若是道士或风水先生禁止开矿、禁止立井架，那么一整个村子、乃至二十来个村子的人会一齐起来，把这些闯进来搅扰龙的人赶出境去。这些村子里的人家既无取暖也无照明，所有的只是烧荒草、野草、秫秸的火，一支牛油烛，一碟油脂或灯油——可这不打紧：他们的迷信重过他们的安适。

通州那座秀丽的宝塔是为着什么盖的，恐怕不是人人都知道：它同大约多数宝塔一样，是为着镇住地龙的动静，以保本地的风水。通州附近的地底深处有一条极大的龙，它每眨一次眼，地上便有一回地震。为着免掉这一场祸患，人们请了风水先生来，议定造一座大塔，恰恰压在龙的眼睛上，叫它眨不成眼；自那以后，地震便不再来扰人了。他们究竟是怎样把那只眼睛找准的，若能知道倒很有意思，可是风水先生从来不说。那是他们的秘密之一。

在迷信这件事上，外国人也并不总是留心着不去无端触犯中国人。比如说，中国女人是断不许上北京城墙的，可外国太太们想什么时候上去散步就上去散步。女人也被禁止进许多庙宇，因为中国人认为女人一站到那里便是污亵；可外国太太们要进就进。而外国人在庙里的举动，也常常是我们决不容许一个中国人在我们教堂里做出来的那一类。

有一回，一位地位很高的美国大员被人引着游北京城北的大喇嘛庙。他看见一处佛案上有一尊泥塑的小佛像，很想要，便对引路的人说：

「你看能不能想法子叫那老和尚把这尊佛像给我。」

「不行，不行，」他那位传教士向导说，「这座庙我常来，我不愿提出什么可能伤了和尚的事。」

随后他转向那位老和尚——这番话老和尚一直在旁听着，自然一个字也不懂——向他解释说：

「这位老先生想要那尊小佛像，可我告诉他：我不能向你要。」

那老和尚举止安静，一副虔诚模样，把庙里四下望了望，像是看有没有别的和尚在场，然后低声说道：

「叫他拿去吧，只是别叫人看见。」

于是这位大员退到佛像旁边，把它滑进大衣口袋，再把半块银元放进老和尚手里；老和尚接钱的神气，倒像那钱是他偷来的。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可笑的一幕：一位美国高官要拿钱买动一个佛门和尚，卖他一尊分文不值的泥塑小佛像；和尚不肯卖，却让他把佛像偷了去，随后又把那贿钱收下。

还是这座庙的院子里，有一座大石碑，是盖在西藏达赖喇嘛的衣服上头的。当年他应召到北京朝见乾隆皇帝，在京中出天花死了。遗体送回西藏，衣服则葬在这庙院里，又立了这座碑纪念他。碑身上刻着佛所经历的十世转生，其间雕着鹿和别的走兽，刻工极精细；那些兽的腿脚，都被从西方来的、四处搜罗古物的匪人敲下来带走了。倘使中国人到我们的教堂或公共碑坊上这样毁损涂划，我们是要把他们抓起来下狱的。

关于外国人的这些迷信，许多是实有其事地传着的；另有许多原是编出来吓孩子的鬼怪话，后来竟成了整个村镇实实在在的恐惧之由。前一类里可举「挖中国人的眼睛去配药、去照相」这一条。信这话的有千千万万人。那位大总督在他那部了不起的《劝学篇》里，特特把它指出来，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迷信。

天津到北京的铁路修着的时候，京城里传出一条街谈巷议，说外国人在每一根枕木底下放一个中国小孩。我想，这话的来头无疑是某个奶妈要吓一吓孩子，对他说：你若不听话，「洋鬼子」就把你拿去，压在铁道的枕木底下。

另有一个同类的故事，是剪辫子。有人讲：某人躺在炕上，或是在路上、街上走着，一伸手去摸辫子，才发觉辫子没了，再一看，旁边有个「洋鬼子」正冲着他笑。这一类无根的话，从前在中国传得像野火一样快。你若问随便哪一个讲这话的人，他可曾见过一个被剪了辫子的人，他会告诉你「没见过」；可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北京掀起的轰动，与美西战争、布尔战争或义和团之乱在纽约的报馆街上掀起的轰动，也不相上下。

第二十七章中国人的诙谐

「多数人以为，中国人的交际过活肃穆得像一场丧事。」不久前，一位有名的文学编辑这样写信给笔者。这个看法何以在欧美传得这样普遍，倒不难明白。中国人与外国人来往，以及与除了至亲密友以外的一切人来往，很少失掉他那份端重，而这副气度便被人误当成了肃穆。事实上，中国孩子从很小起受的教导便是：

「行须稳重步须齐，

立莫倚门立要直。」

无论衣裳还是举动，都叫男孩看着像个「小大人」，女孩看着像个「小妇人」。好人家的女孩受的教导是：有客在时断不可笑；真要叫她们忘掉这一条，那逗人的由头非得十分厉害不可。然而这所表现的是中国人在外头的日子，与他们在家里的日子并不相同，正如一位政治家或牧师在人前的日子，与他在妻子儿女中间的日子并不相同。这一层，在他们付印的与不付印的文字里，以及在他们的谈话里，都描画得十分鲜明。

外国人在街上走，常常听见一个男孩对同伴说：「瞧，你舅舅来了。」你若去责备那小顽童，旁边的人会替他解说：这不过是孩子们之间的一点玩笑——自然，那是拿你来做玩笑的题目。育儿房里的歌、街上的曲儿、街上的吆喝、日常的那些寻常故事——中国这一路的存货着实不少——里头随时都听得见、寻得着极可笑的东西。比方一个卖零碎吃食的小贩，卖的是麸子饼一类，他放开洪钟似的大嗓门吆喝：他这东西吃得够多了，瞎的能复明，秃的能长头发，瘸的能走路，聋的能听见，牙齿保得住，不识字的开了窍，有志气的谋得着差事；至于怕老婆的男人，他的话是：

「男人吃了不怕老婆，

女人吃了一辈子手脚利落。」

怕老婆的男人，是老百姓固定的笑柄之一。说这事的话头叫「跪着顶灯」，意思是：怕老婆的男人被逼着跪在地上，头上顶一盏灯，好让老婆做活。这情形在许多人家里实有其事，从皇太后临朝四十七年的地位上看得分明，从每一位婆婆的权柄上看得分明，也从这件事上看得分明：正是已故的隆裕太后让出了皇位、让出了满洲人的朝廷，其后又让出了紫禁城——这也是最有力的一条理由，用来驳「中国女人是负重的奴隶」那一说。

一位有名的美国学者在评论笔者所编的《孺子歌图》时，说到书里有些插图「画着中国孩子玩他们那些正经的小游戏」。像「摸瞎子」、「点兵点将」、「这只小猪上集去」、「拍手做饼」这样的游戏，他何以要称作「正经的小游戏」，除了说是先存了对中国人的成见，实在说不出别的道理。世上就有这样一种通行的看法：中国人是一个正经的民族，因此他们做什么都必定是正经地做。他们请客，那必是一场正经的酒席；他们玩游戏，那必是正经的游戏；他们说笑话，那必是正经的笑话；他们给孩子唱儿歌，那必是正经的儿歌；他们作诗，那必是正经的诗；他们上戏园，那必是正经的戏。

中国人说：「烟大的地方必有火。」那么，关于中国人正经的这个通行看法，总也有几分来由。我们相信，中国人庄重这一印象之所以传得广，是因为这个民族存心要端重。男孩子被一再叮嘱的是：

「尊长在座前，

出言须和软。」

同时女孩子被告诉的是：

「行莫回头，笑莫露齿；

坐莫动膝，立莫摇裙；

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男女莫相混杂，无论贫富；

莫出大门，莫倚门张望。」

这就是他们教孩子的礼法书里的若干条。

然而，人要在不设防的时候，我们才窥见他真正的性情。你到育儿房里去，听那些做母亲的、做奶妈的对着笑眯眯的娃娃念歌谣、念顺口溜，你就忘了她们原是不该「笑露齿」的了——因为每逢奶妈念到下面这几句，那一排排小珍珠便露出来了：

「常言道，山上有头牛，

腿上生着四只蹄，蹄上生着八个瓣儿；

尾巴长在脊梁的后头，

脑袋长在脖子的前头。」

人生百态，差不多都是这样被拿来打趣的。那位性急的人，据说慌张起来，早上一跃下炕，抓起他老婆的绿裤子错穿在身上，骑了头驴子上集去，却「脸朝着驴尾巴」。又有一回，他把什么都说成「倒着的」：听见门外一阵吵闹，他说那是因为有个人咬了一条狗；他情急之下「拿起门来开开手」。跑到外头，他说：

「我抄起狗来——该说快些——

使足了力气，照着一块砖头摔出去。」

随后他被那块砖头咬了一口，慌得竟是「抬着马，骑着轿」，还「吹了鼓，打了号」。

另有一首儿歌，是这样笑中国郎中的：

「我老婆的小闺女病得重，

请了位大夫来给她抓药。

大夫开下一张方子，如今就照方煎给她：

一味是蚊子肝，

再添一味跳蚤心，

还要半斤苍蝇翅膀，煎了当茶喝。」

他们另有几首歌谣，是哥尔斯密那一路笔调的，告诉我们说：

「正月里，天一黑，

聪明人就该点灯；

到了二月里，

肚子饿了就该吃饭；

三月里头最要紧，

要盖房子先砌墙。」

中国孩子爱拿秃头开玩笑。他们一首歌谣里说，某位没头发的先生在一个要紧的日子去烧香：人家烧香是为着「求子」，他烧香却是为着「求发」。

「三天头上头发全长了回来，

他给神上一件袍，又添一炷香；

三天头上头发又全掉了光，

他把神推倒，一脚一脚地踢；

神恼了，抽出一把刀，

把那颗秃葫芦剖成了两只水瓢。」

不过在中国，女人比男人还更容易秃。这是什么缘故，我们说不大清，除非是因为她们抹的头油，或是因为她们把头发往后梳得太紧，连根都拽了下来。不管怎样，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婆儿坐在路边，头上只剩三根头发，偏要把一支玉簪插上去，怎么也插不住。

「插一回，掉一回，

插两回，掉两回。

老婆儿说：『我心里有数——

我不插它，它就掉不下来。』」

说真的，人生百态，差不多都在育儿房里、在场院上被笑过一遍了。

可是中国人日子里这一副欢欣的面目，并不限于育儿房，也不限于童年，而是各个年纪、各行各业、各等身份里都有。中国的做工人说的那些老掉牙的笑话，与爱尔兰的儿子们说的一样。有一回我们在汇文大学盖一所斋舍，一个瓦匠不肯绕到台阶那边去，偏要从地基墙上爬出来；另一个站在一两丈开外，冲他喊道：「你上我这儿来，我拉你出来。」又有一回我沿着城墙根骑马走，一个小男孩横穿街道，一个绊子，恰恰摔在我的驴子跟前。「哎，」一个过路的陌生人说，「你给这位老爷行的礼可真够低的。」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两个中国做工人打井。张某把李某打发到井里去挖，自己坐在上头指挥。他先吩咐李某「往这边挖一点」，又吩咐「往那边再挖一点」，弄到后来，李某既嫌活累，又嫌吩咐多，便回敬道：

「你坐在上头嚼舌头，活全得我一个人干。」

「在这上头指挥的一个人，」张某说，「顶得上下头十个人。」

于是李某把镐头一扔，爬上来坐在张某旁边。

「你上这儿来做什么？」张某问。

「上头坐两个人，」李某答道，「顶得上下头二十个人。」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起事以后最可笑的一桩事，是一种中英夹杂的俚语的兴起。英国兵和美国兵——多半是那些到过菲律宾的美国兵——虽然一句中国话也不会，却四处走着，看见什么中意的东西都要买。他们学会了问「多少钱」；商人便打手势、伸指头，把价钱告诉他们；他们再打别的手势还一个价，那价总比中国人要的低得多，中国人于是总答一句「不够本」，意思是「这还不够我买进来的价」。

兵们把「不够本」这句话学去了，凡想说什么都拿它来说：「不值这个价」、「东西不好」、「我不要」、「不够格」，等等等等。不久中国人也把它接了过来：你若给洋车夫的钱少于他要的，他便答你一句「不够本」。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外国人学骑自行车，怎么也骑不成。他和那插玉簪的老婆儿一样，上去便掉下来，上去便掉下来，一回又一回。一个中国人站在旁边看了半天，末了摇一摇头走开了，嘴里说着「不够本」——「他不够格」。

关于中国的一位大哲人庄子，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他与亚里士多德同时，许多人还把他看作与亚里士多德等量齐观的人物。有一天这位老先生在外头散步，看见一个穿着孝服的女人，正在扇一座新坟。他当下决意要问一问这怪举动的缘故。他踱到她近旁，轻咳一声引她注意，便问她为什么扇这座新坟。她解释说：这坟里埋的是她丈夫，丈夫临终要她许下诺言：坟上的土不干，她便不能再嫁。这位老哲人自己是有法术的，半是怜恤半是轻鄙，替她把扇子扇了几下，坟土就干了；她于是斯斯文文地谢过他，带着一副掩不住的满意回家去了。

「女人的心，」庄子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容易变。我倒要看看，我若死了，我的老婆待我是不是也这样。」他当下决意要试她一试。回到家里，他把这事讲给妻子听，还开玩笑说：他若死了，她做的会一样、或者更不堪。他妻子把那不守信的寡妇大骂了一通，又立誓说：万一他没了，她要守到死。庄子如前面说过的，是有法术的；他不久便翻起眼珠，一阵抽搐，装死了。自然，别无他法，只好替他置一副棺材，把他放进去，钉上棺盖。她于是穿上孝服，对着亡夫烧香；而他同时把自己变作一个俊俏的青年，过来跪在她旁边，也一同祭拜，「一边还向她递眼色」。起初她理也不理，可是他那副美貌不久便迷住了她，她的心开始砰砰地跳；一句话，她从了他的情，把白孝衣换作红嫁衣，在故夫的遗体还没搬出家门之前，就嫁了这青年。

喜酒才吃完，「一个瓢里的酒才喝过」，她那位年轻的丈夫便现出些症候来，与要了她头一个丈夫的性命的那些症候一模一样：一阵抽搐倒在地上，说是除了一服活人脑髓的药，什么也治不好他；活人的不得，死了不过三天的人的也行。于是她心里闪过一个好念头：老庄的脑髓，正对少庄的症。她便动手砸开那副棺材去取药。

棺盖一开，那青年不见了，老庄直挺挺地坐起来，叫道：「咦！这是怎么回事？我在棺材里，你身上穿的却是嫁衣，不是孝服；你还喝过酒了。你的规矩就是这样的么？」

「实情是这样的，」这位机变的妻子答道，「我心里觉着你也许并没有死，就决意开你的棺；为着能穿得合体来迎你，我便换上了嫁衣。可又怕我这点痴心的指望到头来落了空，我就喝了一杯酒，好防一防万一放出来的那些游荡的病菌。」

这个阴森而可笑的故事，作者末了还添上一句：「太太们，评断旁人不要太快，加罪于人不要太快，许愿说自己换在这般境地会如何如何，也不要太快。一个人不经试，永远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来。」

第二十八章不擅科学的中国人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相貌上的、种族上的、国族上的、教养上的，以及居家上的特征。要凭五官认出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或是爱斯基摩人，并不是难事。这些特征也许出于身体上的缘故，也许出于心性上的缘故。嘴唇的厚薄，未必全由种族，也未必不由决断。把嘴紧紧闭着，嘴唇便向里生长；一辈子对自然界的每一条法则、对路上的每一个过客都张着嘴发呆，嘴唇便向外生长。这样说来，教养与决断也许就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种族嘴唇的厚薄。用眉毛说话，用手说话，用鼻子做出轻蔑的皱纹和姿态，同时把嘴唇紧紧闭着当作一种礼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脸做成法国人的脸。说德国话，你脸上的神气便与说法国话的人不同。

各民族、各种族都发展出了某几条确定的思路。犹太人是宗教与道德上的思想者，结果便给整个基督教世界留下了一部宗教道德的教本。欧洲人原是山林中人，爱自然，等他在道德与灵性上得了向上的感发，便发展出一种科学的倾向。印度人凝定为宗教家，中国人凝定为道德家，而他们所发展出的教育制度，便是这种倾向的结果。

因此，中国人不擅科学。到如今为止，他们是世上最讲实用的民族之一，生活上一切实用的器具都自己造得出来。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创造或发明的才能。他们有一种实用的常识——说真的，他们的常识极多，这就使他们几乎凡是我们能做到的事都做得到，只除了蒸汽、电和汽油所带来的那些结果——可是做法都极原始。

在亚洲，从来没有一门科学发源于此地，又作为一门科学被推到相当完备的地步；这正如凡是发源于亚洲以外的宗教，作为宗教从来没有成过什么气候。从来没有一项伟大的发明，是由一个亚洲人在亚洲做出来并加以发展的。从来没有一个亚洲民族以科学的民族见称于世。天文学发源于亚洲，可是把它作科学的分类，是从希腊人开始的。关于亚洲人不擅科学的这些话，欧美人却没有什么理由为之轻蔑地或得意地一皱鼻子，因为亚洲人在道德与宗教上的见识，也许会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把世界思想的整个流向改过来。

我不打算在这一章里讨论中国人不擅科学的全部情形；我也相信，读者不会以为我竟不晓得这件事实：他们发明过生活上一些最实用的器具，也无意中碰上了几项最伟大的发明。比方说，纪元前一千一百年上下他们就做出了罗盘，或者说指南车；纪元前二百年上下做出了火药——不，不是枪药，因为他们从不曾造过枪，那是爆竹的药；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做出了一种乐器，叫作笙，多年以前，俄国一位造风琴的匠人克拉岑施泰因正是从它得到了管风琴的启示；纪元三百年做出了连弩，这尽可以看作我们连发火器的祖宗；至于印刷，他们比谷登堡早碰上了五百年。可是这个民族不切实际的性子，正显在这一点上：他们看不出自己这些发现或发明的要紧处，也不曾从里头做出任何在商业上有用的东西来；同时他们的铁、铜、铅、银、金、煤、盐这些财富的来源，几乎没有开采过，只因缺少发明的天才，缺少把自己所创之物、所首倡之念再加改进的本事。

北京街上立起克林德碑——那是一座素朴的石牌楼——的时候，工匠用了一万七千根杆子、六万磅绳子把它们绑成脚手架，好把石头吊到位。南方在一条河上造桥时，他们把石头浮在木筏上运到位，等潮水上来把木筏抬高，就在抬到的那个高度上把石头垫住，让木筏从底下沉下去，然后再垫一回，等下一回潮水把它再抬高几尺，直到石头就位。

这一章我只想说一说中国人不擅科学这一点，如何见于孩子们在游戏和家里所用的玩具上头，因为那些玩具里用到的科学道理，无非是最简单的几条。中国人从来没有走出「玩具只是孩子的玩意儿」这一步。然而玩具并不只是这样。造玩具这件事底下有一套道理，与世界一般古老，与人生一般宽广；这套道理直到近些年才有人略加研究、略加培植，可是它像它的近亲——烹调之学与医疗之学一样，早被「必需」这位严厉的先生催着自己长大，为着人类的好处。玩意儿之于童年、之于孩子的需要，正如食物或药物一般不可缺，而且照同样的方式，助着孩子的康健与长成。它们是他做那些玩耍的行当时所用的工具；是他操那些玩耍的行业时所用的器械；是他做那些玩耍的买卖时所进所出的货物；是他办那些玩耍的应酬时所用的排场。不止如此：它们是服侍他的牲口，是陪他解闷的伴当，是体贴他的安慰，是他膝下那些不会再生儿孙的儿女。

这些，中国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玩具是自然给孩子开的头一所学堂：孩子拿着玩具的铁锹、铲子、锄头，学的是农事的头一课；拿着锤子钉子，学的是各行手艺的头一课；小姑娘的泥饼和别的泥点心，是她做饭的头一课；她那些玩耍的席面、过家家的茶会，是她待客的头一课；而她的娃娃，是她学人伦与人情的头一课。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必指望在中国找到很进步的玩具生意，或是很进步的儿童教育之学。在欧洲，孩子的游戏与玩具的制造都受过科学的研究，并组织成了一桩大生意——这从当今的幼稚园、大玩具厂和儿童书籍的出版行看得出来。可是那些在欧洲由大厂子造出来的玩具，在东方仍旧是穷苦的男人女人在破屋陋室里做出来的。

这些玩具常常很有意思，可通常并不怎样精巧，全不像西方那些带机件的、自己会动的玩具。中国最好的玩具之一是竹陀螺。它的做法、转法、响法与我们的洋铁陀螺一样，可是经得起更多的磕打，也用得更久。另有一种与它相仿，却是双头的，两头装在一根细细车出来的轴的两端，叫作「空钟」，用两根棍子加一条线抖它转——这就是中国会响的空竹。我在美国见到的第一个，是我从中国带回去的一批玩具里的；可是不久它们就被大量地造出来，在我们各家玩具店里卖了。卖给我空竹的那位老人——我买了十来个——能用许多花样抖它。他能把它从脚面上、从脚底下、或是往空中抛出去，等它落下来又用线接住；他还能把抖它的棍子放到腿底下、放到背后头，摆成种种想得出的姿势，让那空竹不但会唱，还会号。这位老人用一把刀、一张锯、一块砂纸或是一把锉，做了这玩具三十年，可是他从来没想到：他其实可以发明一台机器来替他做，再开一家大玩具厂。他上半天在小屋里做玩具，下半天或是赶集的日子出去卖。

头一样招孩子注意的玩具是拨浪鼓。中国人的拨浪鼓样式极多，有木头的，有洋铁的，用草木染料调的水彩涂得花花绿绿，那颜色不久就从玩具的脸上转到孩子的脸上去了。第二样招小娃娃喜欢的玩具，是娃娃或是走兽。这一类玩具中国人也有极多样式，做得都很粗。娃娃的鼻子是缝上去的，耳朵是粘上去的，辫子是插在头上的，眼睛和别的五官则是画出来的。眼睛能开能闭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他们却一点也不懂；而在会叫的娃娃和走兽上头，他们犯的错与我们自己橡皮玩具的厂家犯的一样：叫娃娃哭的那只哨子，也用来叫狗汪汪、叫牛哞哞、叫马嘶鸣、叫鸟啾啾、叫母鸡咯咯、叫公鸡打鸣。

他们有玩具小车——响车，做法是在共鸣板上绷起铁丝，车轴上装了铁签子去拨它；可是拿一根暗藏的弹簧做一辆自己会走的车，他们从来没想到过，究其缘故，是他们做不出那根弹簧。

空气受热膨胀这个道理——不管他们懂不懂——他们是用上了的：他们做出一种玩具灯，顶上装一只纸轮，纸轮上系着横档，横档上挂着骑各样牲口的男女；蜡烛一烧，热气把纸轮转起来，便成了一架极有趣的转马——这就是走马灯。

有一样玩具，最接近于显出中国那位首创者的发明之才，是他们所谓的「十五巧板」。这东西不过是一块三寸见方的锡片，剪作十五块，除了一块是斜方的，其余都是成对的。用这十五块板，他们摆出了一百六十多幅不同的图，每一幅都表着一桩史事，或是一则神话故事、童话故事，或是一段诗词歌谣。

每摆一幅图，十五块必须全用上，才算完整。不必说，即便你手里有板、又有画出轮廓的图样作底子，常常也摆不出来。那么当初把这些图想出来、摆出来，该是怎样一桩事情？这是孩子的玩具，是大人的难题，可是各等人家都在玩：从王府的老太妃，直到寻常百姓家的小男孩小女孩。

第二十九章衣着与待客

据说有一场很有意思的会面，发生在一位女记者与伍夫人之间。伍夫人的丈夫做中国驻华盛顿的代表，多年来极得人望；后来他在上海主持革命方面对外的宣传，被任为民国临时内阁的司法总长，并在上海的议和会议上充任革命方面的议和总代表。

还是他在华盛顿的时候，这位女记者去拜访「伍夫人」，那是这位夫人第一回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这位记者告诉我们：「伍夫人时常微笑，这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就我个人看，中国姑娘发笑的次数，同欧美的姑娘大约差不多，只怕还更多些。

「我是在美国学会笑的，」伍夫人说，「也学会了大笑。」（我照抄记者自己的话，也照抄伍夫人那口不完全的英文。）「中国人很严肃。他们不大笑；不唱；不跳舞。」——这一层我个人很怀疑，除了跳舞那一项。

「他们没有唱歌的嗓子么？」

「我怎么知道？他们不试。唱歌不是风气。没有人唱：没有人跳；这里的人唱也跳，人就心宽了。美国人看着是快活的人，太太们更是。美国太太都和气。这是她们的大德，就像庄重是中国人的大德。她们慈善、爱笑、爽快，我还想说——那叫什么？」

「好客。」公使替她说了。

「啊，」伍夫人说，一双亮眼睛里满是感激，「就是这个。」

「在中国，」她接着说，「也有很多好客，可不像这里。太太们出去拜客，只拜太太。不见先生们。她们给相熟的人送很多礼，可不那么容易见生人。太太们守在家里，除了走亲戚、看朋友。

「我有时候想家。那时候我就想看看中国。美国很好，可中国全是美：好看的花，好看的鸟，好看的园子。房子都做得好看；不那么大，可是廊子和园子多得多。这房子好看，可是不一样。」

「可您像是把中国的一大半搬到这儿来了。」

伍夫人笑了。

「能搬来的都搬来了。」她答道，一面心满意足地看着屋里那些中国的陈设——样子奇特的雕刻和东方的软饰。

使馆里的画，无论意境还是颜色，都格外有中国气，都是伍夫人自己挑的，因为她有几分艺术上的心思。然而真正的东方气息，要到夫人的内室里才见得着。那里没有一样新式的或美国的东西来搅扰它那份古雅的东方之美。床是精雕细刻的，上面盖着绣得极华美的绸子，榻上和墙上也一样用这绸子挂着。每一件摆设都来自东方；梳妆用的器具是手工雕的象牙，还有画中国山水的水彩画——他们叫「山水」，就是山与水——白色的画框上画着荷花和水仙。就连夫人的丫头，干净齐整得像个蜡人儿，也是从她本国带来的。这间精致内室里的一切之上，浮着一缕极淡极淡的檀香。夫人在使馆里的这几间屋子，叫人看到了中国装饰艺术的一番新天地；而她的衣裳，则叫人看到了裁缝手艺的一番新天地。

「你不喜欢？」夫人问，一面瞟了瞟自己的衣裳。

不喜欢，老实说，我是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她笑着回敬，一双快眼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你们的衣裳不庄重，也不好看。」

「您的也一样，伍夫人。」

「不，」她说得很重，「这是庄重的。」

伍夫人说着，摸了摸那条柔软的绸裤子。

「您可请不动一位自重的美国女人穿裤子出来见人。」

「你也请不动一个中国女人不穿裤子出来见人。」

我们都承认，这想必是习惯的事，因此与动机、与道德无关。于是往下说。

「您这件褂子，」我说，「料子和做工都美，可是不合身。」

「本来就不该合身，」伍夫人断然道，「合身就不庄重。你们的衣裳太贴身。那不好。」

「那是利落。」

「啊！」伍夫人索性笑出声来，「你并不讲利落。」

「我讲的。」

「那你为什么让裙子拖在地上？」

「唔，那总比像您那样短些来得庄重，而且好看。」

「不对，不对，」夫人的眼睛得意地眨了两下，「头一件是庄重，第二件是干净，好看排在后头。没有前两件就没有好看。你不干净，能好看么？再说，还有你那紧身褡。你难受着，怎么能好看？」

「我并不难受。可是您那一双可怜的小脚呢；您连路都走不了，怎么能好看？」

「我会走，」夫人说——她方才扶着椅子桌子一个人走进屋来，已经证明过了——随即又快快地添上一句：「反正我宁可吃，不愿走。」这一句中国算是赢了一分。

伍夫人的脚不到四英寸长。看着像是本来就不该沾地，而该在壁炉架上找个中意的地方摆着。那像是脚的微缩样品，叫人想起军舰的小模型。

「这，」我说，把一只穿着小牛皮四号鞋的脚放到那一点裹着红绸的东西旁边，「才是真的脚，是派来做事的。」

「大概是吧。」伍夫人说，打了个寒战。

怪不得中国女人守在家里。怪不得她们不到战场上做看护，不曾有人感发她们去做勇武的事。怪不得进步不属于她们。她们的脚被弄小了，也就一辈子做了囚徒，正如一只鸽子剪了翅膀便被拘住了一样。（这是那位女记者的话，中国女人未必完全同意。）

「在中国走路没有多大用处，」伍夫人解说道，「只在家里园子里走走。中国太太不像美国太太那样在外头走路。上街坐轿子，总有人陪着。中国人家很当心；姑娘看得极紧。除了兄弟，她们从不见男人。」

「可这怎么总防得住呢？难道从来没有碰巧的事？比方说，您兄弟总有朋友来看他吧？」

「有，也许有；可是女眷的屋子在宅子的那一边。万一有男人看见了她，她也不可以同他说话，不可以抬眼睛。」

「那么中国没有调情这回事了？」

「哦，没有；都规矩，都严。中国从不轻浮。」

「那么是您父母去说亲，您嫁那个人？」

「他们挑他。」

「那就没有人先相爱再成亲了？」

「没有；是先成亲，再相爱。」

「可这不是碰运气么？」

「这是实事。在中国女人，顺从和庄重一样是大德。」

「可万一替您挑的那个人，与您心里的理想不合呢？」

「我的什么？」

「您理想中的男人呀；你知道，女人都有理想的。」

「这我可不知道；我看中国女人没有。」

「您从前就没想过他会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中国姑娘没工夫想爱情。还没到该想爱情的时候，中国姑娘已经有了丈夫。」

「假如您不喜欢替您挑的这个丈夫呢？」

「可我喜欢；我一见他就爱上了。」

「那不是到成亲那天才见着的么？」

「是。」

「假如那人不是伍先生，是别的什么人——您会爱他么？」

夫人想着，眉头拧了起来；公使微笑着，很有兴致地等她回答。可是夫人是抓不住的。她跟一位外交家过了十三年，不是白过的。不一会儿，她也笑了：

「我父母挑的丈夫，我总会爱；那是我的本分。可是他们不会替我挑别人。在中国我们信命。凡是该成亲的一对，都被一条看不见的红线系在一处。所以父母去张罗的时候，是命在领着路。姻缘是在月里定下的。所以它总是对的。命给每一个女人定下一个人，只此一个。」

「那么那些寻得着好几段姻缘的寡妇怎么讲？」

「啊，」伍夫人往后一缩，吃惊得很，「在中国寡妇不再嫁；那是丢脸；中国是讲贞节的国。美国人以为中国女人受压。不是这样。女人留在家里，是因为男人把她们看得那么高；别的男人连看她们一眼、同她们说一句话都不可以。

「中国女人也是求进的，只是路子不同。中国女人想做大人物，也想做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中国女人认真，她们不把工夫花在用烙铁把头发烫弯、把腰弄细、把衣裳做满褶边、还时时换样子上头。中国人求的不是怎样好看，是怎样做人。

「中国男人不对女人说：你的眼睛好看。他们说：你的品性高，你的脾气好，你的家好，是有家教的地方；你的儿子是个好孩子。这在中国才是称赞人。

「在中国，有魅力的不是我们生得一双好眼睛、一头亮头发，而是好品行。相貌不算数。

「你不懂我们的路数，」夫人想了一想说，「亲事上头的事，你有些不喜欢。可那是更好的。你以为那狠。那是智慧。我是从结果上知道的。美国人相爱，成亲，然后离婚。我们成亲，相爱，得着一个家、一份福气和一群孩子。你喜欢哪一条路？」

伍夫人的眼光从我这边移到公使那边；用那种没有言语的语言，她告诉他：他们照了中国的规矩办，她是欢喜的。

中国衣裳的便当处，在下面这桩事里说得明白：

一位中国的政府代表，还不熟悉美国的做法，到纽约一位有名的银行家家里去住一个星期。那时是冬天，他来时不带行李，却每天晚饭上都换一身衣裳。起初女主人还纳罕他是怎么办到的，不久便发觉：他的身子就是他的箱子；他不是把衣裳装进箱子，是把箱子装进衣裳。他那些衣裳像一层一层的葱头，只不过随便哪一层都可以穿在外面；而他那些袍子——那也不妨叫作袍子——有的是绸面皮里，有的是皮面绸里，他要哪一面朝外就哪一面朝外。

第三十章事事反着做

中国人是一个古怪的民族——我几乎要说，是古怪得美妙。他们讲实用讲到讨人厌。受了三十个世纪、或者还不止三十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他们却一向自由得可恶。真的，他们自由到这个地步：开木料场的人，若是墙里头堆不下他的木料，尽可以把它倒在人行道上，摆上几个月，直到锯开收起，或是另作别用。没有人抱怨，因为绕着走比抱怨省事——再说，说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想这么干一回。

在我们眼里，他们的五官是丑的，可颜色和模样都结实；谁要是不知轻重，同他们合拍一张照，那个欧洲人便显得又淡又薄，像掺了水的牛奶。他们素以有礼著称，可打听起事来毫无分寸。他们爱谚语里的真理，因此立刻就会承认：他们是一个说谎的民族。我那位私人的教习曾对我说：「十个中国人有十个说谎，我也不例外。」——这一点人人都公认，因此你说他们说谎，他们并不生气。

他们编的谎话，有些是最可笑的一类。通州的公理会不得不开除一个学生，因为他偷了埃文斯小姐的东西。人家把要办他的事告诉他，问他自己有什么话说，他的解说是这样的：「我在家里一向偷我父亲母亲的东西，埃文斯小姐看着太像我母亲了，我就偷了她的。」

他们靠得住、厚实、勤劳、守旧，可又不肯表态，又懒，用德·昆西先生的那个词说，是「靠不上的」。他们肯白做工，还自己管饭，一家人的嚼谷，全靠着从东家和东家的朋友身上刮下来的那点钱——照我们的说法，就是靠「赏钱」过活。

不过中国人的种种脾性里，最古怪的一样，是他们做事反着来的习惯，也就是与我们在欧美的做法正相反对。可是中国人这么做，比我们早了二三十个世纪，那么反着来的，也许倒是我们。我并不以为智慧要随我们一同死去，也不以为他们凡与我们相反的做法便都是错的。我只是在讲中国人怎么做事。

我初次会见一位中国相识时，心里几乎觉得好笑：我得记着，不是脱帽同他握手，而是——要想合乎规矩——把帽子戴着，同自己拱手。后来我在民国的新礼制里读到这些事都改了，也一样觉得好笑。

在中国，亲友死了，他们不穿黑，而是穿白戴孝；不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齐整，而是任自己脏下去。胡子越不剃，样子越憔悴，看着就越有哀戚之意。

在街上彼此错身而过，他们往左让，不往右让。这一点自然并不只中国如此。

写名字的时候，他们把姓放在前头——这本该如此，因为姓是更要紧的——名放在后头。

你走进一所学塾，会听见一片极大的声响，像是一百个人同时说话；那是学生在念书。他们都念出声来。

木匠弹线，用的不是干的白粉、蓝粉，而是湿的黑墨。

中国女人坐下做针线，是把活别在胸前，针脚朝外缝，不像我们的女人那样把活别在膝上，朝自己缝。她的顶针戴在中指第一、二节之间，不像我们的女人戴在指头尖上。这样按下去的力气更足，而且不用的时候，顶针可以当戒指戴。

他们开书是从右边开，不从左边开，念起来也从书页的右边起。他们从上往下念，把注脚放在书页的顶上，把书名、篇名和页数印在书页的外沿上，纸只印一面，在外缘上折起来，装订的那一边才裁开。

他们不擦黑鞋面，只把鞋底的边沿刷白。

他们把坎肩这类无袖的衣裳穿在外头，而且常常每一件外衣都比里头那一件略短些，好比我们的内衣比外衣长，或是太太的衬裙比外裙长。我见过一些先生、一些伯爵，吃饭时一件一件地脱衣裳，借口说太热了，其实——或者看着——只是为着显一显自己身上穿的衣裳有多华贵。

在人前，他们戴着帽子，我们却把帽子脱了。

我们把蜡烛插进烛台，白费掉一英寸上下；他们是把烛台、或者烛台顶上的一根尖钉，插进蜡烛底下的一段空心草管里，于是整支烛都烧得尽。

我们的太太们把头发剪成刘海，贴在额前；中国的太太们则通常把头发在脖子后头剪齐。

我们把房子最好看的那一面朝街，脏东西往后院里倒；中国人把最不好看的、连一扇窗都没有的那一面朝外，脏东西全倒在街上。

说到罗盘上的方位，我们说北、南、东、西——中国人总说东、西、南、北。就连他们的罗盘也是相反的：照中国人说，它指的是南而不是北，所以他们叫它「指南车」，或是「指南针」。

我们对一个戴假发辫的欧洲人或美国人是不会怎么尊重的；可是在旧朝，中国凡是出得起钱的男人，头发不是格外浓密的，都在辫子里续上一股假的。

男人女人都穿裤子，分别只在于女人的裤子比男人的花些；男人穿的袍子几乎垂到脚面，女人的裙子却只到膝上。不过腿的形状，是从不露出来的。

西方城里的街道比人行道低六到八英寸，中国的街道却比人行道高出两英尺。

欧洲的铺子把最漂亮的货摆在临街的窗子里。中国的铺子，是把它们锁在店堂最后头的那个小格子间里。

在我们这里，右边是尊位；在中国，尊位在左边。

第三十一章家常近来的变化

中国政治上近来的改革，从君主到民国的这一变，照理可以指望它在社会与家庭的过活上引出相应的变化来。我们可以指望看见他们房屋的营造与陈设有变化，过日子的方式有变化，衣裳的样式有变化，以至游戏、消闲和做活都有变化。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乱过后不久，北京的市长——此人素称京城里最排外的中国人——在我把被义和团烧掉的住宅重盖起来之后，来拜访我；谈话之间，他说：

「我听说你这所新房子的窗户做得极妙：唰的一声就上去，唰的一声就下来。我很想弄明白那窗户里头是什么机件。」

我走到窗前，把窗钩摘开，唰的一声它上去了，唰的一声它下来了。

「啊，」他说，「这真有意思。是怎么做的？」

我把那套简单的机件——绳子、坠砣和滑轮——讲给他听。

「怪！真了不得！」他叫道，「这样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想到过。我如今打算给自己盖一所房子，也想装这样的窗户；你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找得着会做这种活的匠人？」

事情正好是这样：义和团的风潮刚平下去，我们三个年轻的中国基督徒便开了一家木厂，本钱四百五十两银子——合三百五十来块钱——起名叫「天义木厂」。他们几乎立刻就接到了官府的活，在北京盖几座三四层高的「摩天楼」，是给京师大学堂和别的学堂做斋舍的；他们既熟这一路房子，我便带那位市长去看，于是他们被雇去做了这桩工。

我不妨再添一句：这几个年轻人不久便把生意做得大过了他们那点本钱所能应付的。他们赊账买砖、买灰、买木料，让卖主赚了大利，许下等官府付了钱就还。只要官府照所许的付钱，这个法子还行得通。可是官府并不总是爽利的，到了有一回，他们的钱竟没有付下来。木厂付不出货款，卖主付不出窑上的钱，眼看着事情就要停摆。正为难的时候，厂里的一位股东——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我的朋友——来找我说：

「我们非有一万三千两银子不行。」

「那可是一大笔钱！」我叫道，「你们拿什么作抵？」

「我们把木厂押上。」他答道。

「那顶不了什么用。」

「嗯，我在前门外还有几张房地的契；我们把它押上，我们几个人都在票子上签名。」

「那还不够一万三千两的一半。」我说。

「嗯，我们非弄到不可，不然就垮了。」

对一个朋友说出这句话，便是最后一着了。

我把内人叫进来，把这事讲给她听——凡重要的银钱事，我没有一桩不先问过她的主意；她把这一万三千两在心里盘算了一遍，便劝我帮他弄到。

我帮了；四年之内，他们把这笔钱连本带利都挣了出来。

于是我对那位市长说：

「你去请『天义木厂』给你盖房子。」

肃亲王——就是北京被围期间把自己的王府让出来安置中国基督徒的那位王爷——给自己盖了一所洋式的房子，客厅里摆的是欧洲家具；其实这样做的还有好些人。官府新盖的和正在盖的房子，一概是照我们的式样造的。

从前那种纸窗、砖炕、砖地、瓦顶、一明两暗三间的房子，如今换了：我们看见他们在盖玻璃窗、木地板、瓦楞铁屋顶的房子，与外国教会、使馆和海关院子里的那些房子已经相去不远了。

老百姓衣着上头头几样要变的，是头发的梳法、帽子和鞋子的式样。从这里，他们会渐渐变到裤子、上衣、坎肩和大衣上去。中国的鞋子做了好几百年，都是布的、绸的或是天鹅绒的，底子用旧布头、旧纸片一层层纳得厚厚的，可是纳得再厚，也一浸就软。遇着湿天，他们穿油布的靴鞋，底子是皮的；如今他们已经开始不要布、绸和天鹅绒，改用皮子做靴鞋，与我们的相仿，只是式样上仍照中国的路子，略加改动。

帽子上头第一样变的是草编的凉帽，这东西中国容易做——因为在一九一一年这一年之内，中国出口的草辫价值就不在少数，而这草辫多半出在山东西部和直隶南部。可是草帽之后不久便是顶上带个小疙瘩的便帽，再往后是软毡帽，末了是圆顶硬礼帽和丝呢高帽；眼下有些地方，男女都戴那种便帽，天冷的月份里尤其如此。

再往后来的是针织的内衣。而在中国也像在日本一样，常有这样的事：男人们出门在外，尤其在夏天，腿上除了一条衬裤别无所有。凡有外国人住的地方，坎肩被当作一套衣裳里几乎没用的一件而弃置，于是中国仆人便把这些坎肩收了去，照中国的风俗穿在外衣的外面。

再往后来的是学堂和学院的设立；学堂里的男孩子被打扮成一身半中半西的杂凑军装，上衣和帽子上滚着金线，裤腿塞在皮靴里。与学堂同时来的是军人的新装：全军换上的制服，与方才说的学生所穿的相去不远。

就连有些女学堂里的女学生，也采用了一种与男生相去不远的制服；若不看头发和身上的妆饰，很难把她们与她们的兄弟分辨开来。这样的制服，中国女子采用起来比欧洲女子容易得多——只要记得中国女人一向与男人一样穿裤子，这一点便不难明白。

再有，中国已经采用了西历。外务部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而值得一记的是：孙中山博士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宣誓，是在一月一日，即「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如今一切公文都用欧洲的日期标记，不过各省在纪年的算法上，旧习还没有完全丢开。

如我们在别处指出过的，他们的礼制已经整个变了样。《中国年鉴》告诉我们说：

「民国既立，旧朝那一套繁琐的礼数与拜见之仪，将让位于一种较简的礼制；因此在八月十七日颁布了下列法案：

「一、男子相见，行脱帽鞠躬礼。

「二、遇庆典、祭祀、婚礼、丧礼及国家庆典，脱帽三鞠躬。

「三、公宴、民国典礼及寻常场合，行脱帽一鞠躬礼。

「四、途中相遇，仅脱帽为礼。

「五、陆军、海军及警察官吏另有专章者，不受本律拘束。

「六、第二条、第三条于女子一律适用，惟女子不脱帽。途中相遇，行一鞠躬。」

有了这六条短短的条文，他们便把旧日儒家那一套繁琐的礼仪丢开了；而在家里，也像在朝廷上一样，「磕头」这件事将永远废止。

家常上将要发生的一桩最彻底的变化，是禁绝鸦片——既禁种，也禁贩——所带来的结果。一道谕旨告诉我们说：

「民生为朝廷所深念，禁绝鸦片一事，断须办到实处。各官皆须严饬属下，使禁令见诸实行，使家喻户晓，以期彻底除此大害。……并令将各官在此事上的勤惰优劣，据实甄别。……倘有官员徒事粉饰，外示遵行而阴实违犯者，即指名奏参惩处。」

从前种鸦片的地，如今许多改种了烟草；烟草是一六二〇年从菲律宾传入中国的。

老百姓家常上另一桩彻底的变化，将是修铁路、开矿山、以及把西方机器引入他们的制造业所带来的新差事的结果。几年前一个做工人一天的工钱是五分钱，还得管饭；这工钱渐渐涨了上来，到眼下已经是那时的两倍多，而且再过不多几年，就要涨到三倍、四倍。矿上得来的财富，将使他们买得起英国的布和美国的面粉，买得起美孚的油和胜家的缝衣机，买得起自行车、马车和汽车，于是压在土地上的那份紧张便松了下来。煤、油、气、铁、铜、金、银，以及别的矿物和宝石，这许多财富都将被开采出来，这样便添了世界的出产、中国的财富，也添了她家常日子里的安适。

第三十二章中国孩子的游戏

「中国孩子有没有像我们孩子玩的那样的游戏？」

有一天，一位极关心小孩子游戏生活的太太，这样问我。

「有，自然有。为什么没有呢？」我答道。

「唔，中国人在我看来一向是那样一副肃穆的模样，我常常纳罕：他们究竟学不学玩。」她说。

这以后不久，我收到纽约路德·古利克博士的一封信，请我研究一下中国孩子的游戏生活，并允许他把所得的结果用在他那部《游戏心理学》里。

我那时在汇文大学教书，学里有五百名孩子和青年；我便叫了几个男孩来，请他们玩给我看。

他们先玩的是「藏猫儿」。一个人「把眼睛蒙上」，别的人便躲到房后、台阶后、树后、砖堆后，或是随便哪一处能找着的好地方——从那里看得见捉的人，自己却不被看见，而且很有机会趁空跑回来不被逮住。这实在与美国男孩玩的是同一个游戏，玩法也一样。

这样玩了一会儿，一个男孩喊道：

「哎，咱们玩猫捉老鼠吧！」

说着就做。他们围成一个圈，彼此手拉着手，然后有一个人喊：

「谁做老鼠？」

「我。」这一群里最小的那个男孩说，嗓音尖细，倒叫我想起老鼠来；于是他被放进圈里。

「谁做猫？」

「我要做猫。」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孩说；于是他被放到圈外。

老鼠尽量离猫远远的，把整个圈的宽度隔在他们中间。随后猫喊道：

「老鼠兄弟在家么？」

老鼠还没预备停当，便用一口很地道的猫话答道：

「还没好呢。」

他很快脱了褂子，把腰带在腰上紧紧扎住，好尽量灵便些，也好让人不容易抓住，然后他喊道：

「好了。」游戏就开始了。

他从紧挨着他的两个男孩之间溜出去，恰好这时猫从对面进了圈。他随即又从另外两个男孩之间钻进圈来；他就这样尽快地一出一进，好把猫弄糊涂。因为这游戏有一条规矩：猫必须跟着老鼠走，进进出出都得从老鼠钻过的那两个人之间钻；而只要还有一个「洞」他没有钻过，那么无论他离老鼠多近，他也不敢捉。

不过到后来，小老鼠累了，大猫把他捉住，「吃了」他；而这游戏里最可笑的一段，正是这「吃」的过程。男孩们是不许人做猫的，除非他是个吃得好的。他把老鼠摇一摇，然后坐下来低吼，东张西望；别的男孩围上来，像是要来救老鼠，他便一边用爪子拍打，一边接着低吼。他终于把老鼠吞了下去，伸一伸脖子，像是要把它送下肚；再四下望一望，像是看还有没有剩下的老鼠——游戏就算完了。

「我来做吹糖人儿的。」一个男孩说，从怀里掏出一只货郎鼓来。

他刚这么一说，一个大些的男孩便把这一群里最小的那个抄起来背在背上，追着他跑。

中国有各色各样的街头小贩，每一行都有自己那一种特定的鼓；他们不吆喝货名，只把鼓一摇，人们便在后头唤他们。

吹糖人儿的是这些小贩里最有意思的一种。他有一钵稀糖，稠得像熔了的玻璃，颜色通常发黄；另有一包草管，很像喝柠檬水用的那种管子。他取一根草管，把一头插进钵里，卷上一团糖，孩子要什么样子，他就吹成什么样子。一个男孩喊：

「给我吹只母鸡。」另一个喊：「给我吹条金鱼。」再一个要老鼠，如此等等，各人都得着自己要的那一样，为此付一个铜钱，约合一分钱的十分之一。

那时是春天，离过年没有多久，男孩们的玩具还留着好些；所以玩了一会儿吹糖人儿，他们便自己组起一班乐队来。

一个人拿鼓，一个人拿铜钹，又一个人拿一面大铜锣；第四个戴上一顶插着大羽毛的帽子，蒙上一张老虎脸，当起这班乐队的领班来。我敢说，那是吵闹的音乐；可是天下任何一班「真乐队」，也没有比他们更快活的了。

他们正奏着，另外四个男孩取了假脸和假胡子、刀和枪，追将上来。他们在假山那边的一块空地上碰上了，一场假打就此开演。

乐队的领班照他想象里老虎的样子低吼着，对着对手的长枪利刀毫无怯色；他身后的鼓声、钹声、锣声又壮胆得那么豪迈，于是他们征服了这凶悍的敌人——像世上许多别的胜者一样，靠的纯是声势。没有流一滴血，没有丢一条命，连脾气也没有一个人丢掉；男孩们从这一场里出来，身上连一道擦痕也没有，虽然照他们说，敌人抵抗得很勇。那真是一场滑铁卢。

「咱们来点清静的吧，」一个男孩说，「这么打呀、跑呀、翻呀、抢呀，我可累了。咱们玩点能歇歇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骨牌，喊道：

「进屋来！」于是他们一窝蜂跑进了学房。

一个人把方桌拖出来，一个人把骨牌倒出来，随后便是一片洗牌声、碰撞声和说话声——那样的声音，除了在一群学堂孩子当中，你是再也听不着的。

我就把他们留在那里玩，自己去找了我那位画家朋友杨竹溪先生——他的号是群年——请他把男孩们玩这些游戏的样子画下来给我。我给了他几幅上等的绢，是特为这件事备下的；他把画画了出来，每一幅上都写了名字，盖了图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