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振兴

一中国概观

那一群不知名的人，在不知何时，从不知何处启程——多半是从亚洲的极西——动身向极东进发。倘若他们当真是在自觉地择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再不可能选得更好、更明智了。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国度，中国人自己的叫法是「中国」，意即居天下之中的国（如今更恰当地扩称为「中华帝国」），乃是地球表面上位置最为优越的区域之一。崇山峻岭发育出壮阔的水系；海岸线长约两千英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备。中国整个地落在所谓「力量之带」以内——人类各大种族都在这条带子里发源，并在这里走完自己的命运。中华帝国〔注一〕由几部分组成：中国本部，即十八省，以及满洲、蒙古、西藏、新疆诸属地。

（原注：为使风俗与宗教前后归于一贯，本书正文只论中国本部。）

这片疆土有很大一部分从未经过测量，所以面积的估计彼此出入，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处所引的数字出自一部权威著作〔注二〕，但须明白它们只是近似之数，不过代表「目前对此事最后的一次猜测」罢了。中国本部计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平方英里；满洲三十六万三千六百一十；蒙古一百三十六万七千六百；西藏四十六万三千二百；新疆五十五万零三百四十：合计四百二十七万七千一百七十平方英里。以此与美国相比——连阿拉斯加与夏威夷群岛在内，后两处的陆地与水面俱计——美国的面积是三百五十六万七千五百六十三平方英里。满洲略大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相当于不列颠诸岛的三倍。

（原注：《政治家年鉴》，一九〇六年版。）

中国人口的问题，是当代史上根本无解的谜团之一。一九〇四年，柔克义先生〔注三〕经过一番细密的查考，断定近一百五十年来所有的官方估数都远远超出实情，中国本部现今的居民大概不足二亿七千万。通常被人征引的数字，是中国政府所提供的，那是为摊派一九〇一年的赔款而估算出来的。依此，十八省的人口为四亿零七百二十五万三千零三十，约当美国一九〇〇年普查人口的五倍又三分之一。同一来源估计满洲人口一千六百万，西藏六百五十万，蒙古二百六十万，新疆一百二十万；全帝国总计四亿三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零三十。大体说来，不妨就取四亿这个整数，作为中国人口的权宜假设，虽然在许多有识之士看来，这个数目恐怕还是大得太多。照上面的数字算，每平方英里合二百六十六人；最密的是山东，每平方英里六百八十三人；最稀的是广西，六十七人。

（原注：一九〇七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十八省彼此的大小，远比美利坚合众国各州之间要匀整。最大的是四川，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平方英里，可与得克萨斯的二十六万二千二百九十平方英里相比；然而得克萨斯在一九〇〇年不过三百多万人，四川却据说有六千九百万，这一省连同毗邻的贵州（各省中人口倒数第二少的一省），其人口便已超过上次普查时全美国的人口。最小的一省是浙江，略大于印第安纳州，人口却将近它的五倍。

（原注：地名的读音与方位，见书末索引。）

旅人取道风景秀丽的日本北上，到了华北，满眼是一成不变的平畴，未免大失所望。但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什么样的景致都有：巍峨的高山（虽属例外），长江那几段崇峻的峡谷，中南部与南部各省半热带的葱茏草木，望之极为悦目。尤其在山地，庙宇选址极见匠心，总能占住最好的位置，既可俯瞰人间的耕作劳碌，又不失为躲开尘世烦扰的稳妥退处。佛教留给中国的好处不多，宝塔算是其中之一，那是信仰尚且活泼有力的时代遗下的东西，不像今日只剩一点历史的追忆。中国运河上的许多桥梁极富画意，西南诸水上用竹索架成的吊桥，更是没有一个旅行家不为之称叹的。华南一带，城墙上覆满常春藤；只是墙下的河道里往往泊着一船一船的粪水，过分的伤感之情也就难以生发了。

中国被许多大河割开，其中以浩荡的长江与黄河为主。两条大河都发源于西藏的群山，一路向东奔入大海。长江入海处宽六十英里，连同它众多的支流，之于中国，正如密西西比河之于美国、亚马孙河之于南美。大型远洋轮船可上溯至汉口，距入海口六百余英里；轮船更可上行约四百英里到宜昌。再往上便是著名的长江三峡；虽然也曾有轮船上抵重庆——再上七百二十五英里——但滩险太恶，这条路眼下还行不通。「四川」之名所本的那四条水，每一条都是通商的要道。

黄河却相反。它在帝国的西北绕出一个大弯，穿行于黏土与沙地之间，非但大半不能行船，而且「中国之忧患」这个名号它是当之无愧的：泛滥无休，屡屡改道，为防那些多半只用泥土夹高粱秸筑成的人工堤岸溃决，所费更是不赀。尤以一八八七年为甚，黄河彻底改道，曲折南流入海，酿成惨祸，无数村庄顷刻被卷走，像檐溜底下的蚂蚁一样。

中国的运河多在中部诸省，数目众多，开凿之时欧洲还一条也没有。所谓大运河，自浙江省城杭州起，横截长江与黄河，直抵山东的临清，在那里汇入一条流向天津的河。这条运河从前是漕运皇粮的大动脉，自漕粮改走海道之后，于此便成了多余，一九〇〇年以来就不再作此用了。

除山地诸省外，各省都有相当重要的河流；而论到利用可航水道的本事，天下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在行。像卫河这样本不起眼的小河——大运河便与它相通——所承载的舟楫往来，远远超出它的身量。中国的船是照水鸟的样子造的，不是照鱼的样子造的，故而极浅的水也能走。有几种特制的两头翘的船，吃水不过几寸，载重却惊人。棉布或篾席的帆松松地挂在巨大的桅杆上，中间又用竹竿撑硬，看去笨重拙劣，可船夫用它却能抢风而行，驶得极贴近风向；总之他们操舟之熟练，别处无出其右。遇上顶头风要省阻力，或是要从桥底下穿过，只消几分钟工夫便可把桅杆卸下平放。

与河流之多、之要恰成强烈对照的，是中国湖泊之少、之无足轻重。其中最著名的是鄱阳湖与洞庭湖，两个都浅，到了某些水位便极靠不住。

大平原自长江起，北抵分隔直隶与山西、满洲的山脉，养活着估计一亿以上的人口，其稠密令人想起印度的孟加拉省。它大体是冲积而成的。在许多广阔的地面上，中国人无力约束的河水造成了无法计量的祸害。水淹过后，地上往往泛起一层硝碱，害庄稼，常至颗粒无收。

黄土多见于以山西为中心的一大片地方。那是一种特别的褐色泥土，土中密布着自上而下的细小孔管，水分够时，可借毛细之力把下面的湿气吸上来；水分不够时，旱与饥便是同一个意思。今日一般认为，这些堆积是万古以来的风沙所造成的。黄土地带的层层梯田，是中国的一景；在这种土里掏出来的窑洞也是，虽然阴湿、昏黑、烟熏火燎，却给大批穷人作了住处。这种土只要雨水充足，不上粪也自然肥沃。但黄土层里裂罅又多又深，行路大受阻碍，筑铁路的人更视为难题。

日本暖流被外围的岛屿挡住，到不了岸边，因此它对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墨西哥湾暖流之于北美。卫三畏博士曾说：「全帝国的平均气温，低于同纬度的任何别国；沿海一带所受的寒暑之烈，与美国大西洋沿岸各州相同。广州是全球同纬度之中最冷的地方，也是热带以内唯一近海而下雪的地方。」中国的气候虽然总体上比美国更有规律、更合节候，但年与年之间变化很大。北京的寒暑表可从华氏零度一直升到一百度以上；冬天虽干燥，人却抱怨那寒气比纬度高得多的地方更透骨。到了暖月，华南与华中热得叫人透不过气，和印度一样，入夜也少有缓解；北方各省则通常不至于此。四川的夏天多半潮湿蒸闷，晴日之少，与北方不可同日而语。华北还有一种特别的电气状况，对许多外国人的神经系统很不相宜。

中国所谓雨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南季风。雨量多寡各处不同：广州约七十英寸，上海三十六英寸，直隶十六英寸——这都是若干年观测的平均数，而年与年之间的出入十分显著。在大平原上，四分之三的雨水一般落在七月与八月两个月里。那一带的春雨通常稀少，甚至几乎没有。这并非近年才有的事，古谚「春雨贵如油」便是明证。中国需要的种种革新之中，雨量的重新分配算得最迫切的一项——春天与深秋多下些，夏天少下些。

中国沿海常遭可怕的台风。最骇人的一次发生在一九〇六年九月的香港，几乎没有一点先兆，死者数千，大小轮船尽遭摧折，损失估计达五百万元，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两个钟头之内。至于美国常见的那种破坏力极强的陆地龙卷风，在中国似乎几乎闻所未闻，或竟完全没有。

时疫在中国虽常见，致死却远不如印度之烈。霍乱每隔一阵便大肆为虐，几乎无人能遏。天花、白喉以及另外一些病症，可说是既有常发、又有时行，从未全然绝迹，且不时以极凶猛之势卷土重来。鼠疫已在中国东南部及香港牢牢扎下根来，死亡的比例——虽不限于华人，却主要是华人——在这开明的时代实属空前。对中国人最致命的，大概要数痨病一类。上述疾病有许多是完全可以防止的，死亡率之高，既由于人口稠密，也由于对卫生之理同样稠密的蒙昧，更由于即便经人指点也全不放在心上。然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健康状况，大概与在气候相仿的本国差不多。附带可以一提：一九〇三年初，仍有七个人在中国照常从事传教工作，而他们是五十年代就来了的。

中国的矿藏似乎取之不尽，至今却几乎原封未动。煤与铁这两根现代工业的支柱，蕴藏之富举世无双。单是含煤的地面，便估计有四十一万九千平方英里，比整个新英格兰加上自纽约到佛罗里达的大西洋沿岸诸州还要大出一万三千平方英里。凡游历山西的人，无不惊异于那里不但煤铁富得惊人，别的矿产也多，几乎凡有经济价值的都有。有一桩很值得注意的事：中国的煤层不像美国那样只限于少数得天独厚的地区，而是遍布全国，每一省都有。纯净的磁铁矿产量极丰。有些矿出的煤，品质完全比得上宾夕法尼亚最好的无烟煤。「单是云南一省的矿藏就大得惊人，几乎取之不竭……西部各府红宝石、蓝宝石、石榴石、黄玉、紫石英与玉石皆多；金、银、白金、镍、铜、锡、铅、锌、铁、煤、盐亦无不有。铜尤其丰富，矿石品质极佳，一千余处地方开采已历多年。」〔注四〕蒙古的沙土与冲积层里也曾采出过有利可图的黄金。盐历来由官府专卖，不但煮海水而得，也取自天然的盐矿，四川则从深井里汲出卤水熬成。这样巨大的潜在财富，眼看就要可以取用，而迄今竟一无所用，主要出于三个缘故：对地质与化学一无所知；对风水之说抱着牢不可破的迷信；以及官府的勒索，采金银时尤甚。

（原注：立德《远东》，第一百二十六页。）

（原注：风水，指中国人所信的、主宰风与水——尤其是地面的流水与地下水——的鬼神之说。此说在中国人中间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他们之所以敌视铁路与电报，多半由此而来，因为他们相信这类工程会触怒风与水的神灵，从而招致水灾与台风。）

论及自给自足，中国大概是世上唯一一个从前完全能供给自己一切需用的国家。它的居民本以畜牧为生，很早便转而务农，垦种之勤之善，别处无可比拟。他们的农作常被人称作园艺。他们是一个善于灌溉的民族。他们懂得轮作，对土性也略有一种粗浅的认识。很久以前他们就学会了施肥，其用心之专、耐性之久，若非如此，早就养不活这样多的人口了。这个国家异常肥沃。譬如幅员广大的四川，气候宜人，自温带以至亚热带俱备；土壤肥美，大多数作物一年可收三熟四熟。北方种小麦、大麦、玉蜀黍、粟、豌豆与各种豆类；南方则出稻米、糖、靛青、棉花、鸦片、茶叶与蚕丝。

中国直到近年，通货只有一种，就是当中开一个方孔、可以穿成串的黄铜制钱，大小不一，小的像美国的五分银币，大的直径在一英寸以上。后一种多半是一二百年前铸的。日常使用的钱里，遇见唐朝——或许是一千年前——所铸的，并不稀奇。一文钱是最小的价值单位，约当美国一分的十五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白银——或是五十两上下一锭的元宝，或是十两以下的散碎银块——至今仍是中国交易的主要媒介；不过也有银号一类，凭它们开出的汇票，银钱可以由此地移至彼地。两以下一律十进，中国的度量衡莫不如此，只有斤是例外：一斤（合一又三分之一磅）通常为十六两，然而各处不一，多的竟到二十八两。

各地的权衡标准从来没有两处相同的（偶合除外），就是同一个地方，银两与别物的秤也可以多得无从数起，买进卖出两头吃亏，既重且无可避免。近几年来，各省钱局大量抛出所谓「当十」铜元（实值不过旧制钱的二文半到六文），据估计每年要铸十亿到二十亿枚。百姓起初肯收，条件是能用来完粮纳税。后来这一条被禁止了，于是钱荒骤起，物价腾贵，民间大困。中央政府眼下正把各省钱局一概收归己有，然而全国铜银币能否划一，仍无把握。

既有如此浩大的资源，便自然要问一句：中国是个富国么？它包藏着几乎无穷的可能，然而百姓整个说来是穷的。为糊口而争，争得如此凶、如此不歇，因此凡能一劳永逸地了结此争的，被人奉若神明，也就不足为怪。在中国许多地方，财神是最受供奉的神。人所能求、所能望的一切，归结为三样：财、禄、寿；而首位归了最要紧的那一样——没有它，另两样都是空的。除了买地——而地是有限的——之外，稳妥的投资寥寥无几。无论哪一行，风险都大。放债的利息，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甚至还要高。

既然中国富而中国人穷，那么自然要问：缘故何在？又可以兴办哪些改良，以纾解目下的情形？百姓挥霍无度的积习，在华北尤甚，已把森林彻底毁尽，以致木材之缺——不独烧柴，凡百用途皆然——感受极深。大片地面的毁林还反过来影响了气候，造成长久的干旱。百姓那种惜物的本能也是实在的：他们连草木的根都刨来当柴烧，土地于是剥露无遗。地表既失其天然的护覆，一年数度的风沙便长驱直入。据估算，一场这样的大风，能把几百万吨细黄土刮到海里去。若能引入科学的农法以治土治种，改良旧有的作物、引进新的作物，奖励畜牧，在荒山上造林，则土得其护，气候得其调，广大的地面可以重新收复，中国的物力将增益得惊人。

前面已经说过，黄河沿岸水患频仍，每一次都酿成广泛的破坏。中国人约束河道的那点力气，全然无补于事。这一则由于不谙工程之学，二则由于监工的官吏中饱私囊。中国人在灌溉一事上原是先行者，他们的渠系也一直在扩展；然而无数人工水道的浚深与拓宽，用现代工法清除滩险与别的碍航之物，以及筑水库以节制大河的洪水，都是当务之急。有了这些以及别的革新，中国的山川面目将焕然一新，饥荒可以绝迹，而这个国家所能养活的人口，将远远超过今日，所费的力气反倒远比现在为小。

中国把人口与物产都翻上一番，并非全无可能。无论如何，她那庞大的天然资源至今还不曾认真开发，「工商业的变化不过刚刚开头。中国的铁路只有三千英里，可是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经历已使最守旧的中国人看明白：这是一盏阿拉丁神灯，只消擦一擦，便能生出连东方人的贪念都梦想不到的财富。据说自京师至牛庄的那条铁路，一九〇五年一年之中，每月为中国政府净得三十万到四十万元（银元？）。那么，风水之说作为一种拦阻的力量竟差不多销声匿迹，人人畏惧的地龙竟往下多爬了几尺，躲开火车的轰隆与矿井的钻凿，这还奇怪么？新的工业中国，将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变局之一——数以亿计强健的庄稼汉，一变而为工厂里的匠人。中国的大平原出产无穷无尽的棉花，那里繁殖不已的人口，全是潜在的人手，蒸汽与电力将借他们之手把这东方的帝国翻转过来。长江边的汉口，多半注定要成为世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上海正迅速成为帝国的商业都会，一如纽约之于美国。要驾驭这场空前的发展，并在其种种潜力中分一杯羹，是每一个通商之国的野心。」〔注五〕

（原注：此为一九〇七年已通车的铁路里程；若把通车、在筑与拟筑的合计在内，包括依满洲让与权所修的铁路，约近九千英里。）

（原注：墨西哥银元在东方通行甚广，约值五角。）

（原注：《展望》周刊，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七百零四页。）

本世纪商业与政治的舞台是太平洋。中国紧邻着全世界一半的人口，注定要在列国的合奏里担一个主角。她有两千英里的海岸线面向太平洋；她的人民在勤劳、俭省与坚忍上不亚于、甚至胜过盎格鲁撒克逊人；她有千百万廉价的劳力与几乎无尽的原料；加上农法的改良、采矿与制造业中现代机器的引入，航运的扩张与道路铁路的伸展，稳固的币制与商业信用的建立，以及满洲、蒙古、西藏、新疆这片广袤腹地的开垦与开发——那么，当东方最强的这个民族一旦醒来，太平洋在商业上与政治上的支配权将落入中国人之手，岂不是合情合理的推断么？

中国久已是列强垂涎的一片商场。西方各国的贪欲，一步一步把她的门推开了。中国开放了！然而进去的将是谁呢——是带着恶习与物欲的西方文明？还是带着生命与拯救之信息的教会？在这转变的紧要关头，基督教难道不该在振兴中国一事上压倒一切竞争者么？

使用思考题的说明

这些题目大多是思考题，就是说，要回答它们得有一点自己的思索。课本里采用这种题式，一则因为单考课文事实的记诵题，任何领班或班员只要把要点列个提纲便能自己拟出；二则因为单纯的记诵题虽有其用处，可是无论在心智的长进上还是在印象的留存上，收效都远不及思考题。有些题目在课本里能找到完整的答案，通常则只能找到一些可据以推论的说法；也有少数几题全凭学员自己的常识与见闻。最大的启发与长进，不在课本给学员添了什么，而在学员给课本添了什么；前者不过是达到后者的手段罢了。

所以，使用这些题目时，领班应当先把本章或前几章里与该题相关的内容通通收拢起来。把这些材料记下来，使其一目了然，是很有益处的；然后放手去想，把手头一切学识、心力与参考书都用上。为求确切，结论应当写成文字。这里并不指望一般的领班能把所有题目都答得圆满；否则，课堂上就没剩下什么可做的了。聚会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把各人不圆满的结果拿来对照，借着比较与讨论，趋于更完备。

也并不指望每一次都把全部题目用尽，尤其是聚会只有一个钟头的时候。聚会的长短、班上的年资深浅以及领班的取舍，都会影响到所选的题目。在许多情形下，这些题目最大的用处，是引出另一些更好的题目来。标有〔较难〕记号者，须有更成熟的思考，宜作讨论的题目。

题目的次序与课文各段的次序，只在大体上相合，并未刻意照搬。

本章思考题

宗旨：鉴于中国的资源与大致可料的前途，判定在中国传布福音之重要。

一、中国的天然资源

一、你若非住在亚洲不可，愿意住在哪一带？

二、当今世界上的强国，分布在地球五带中的哪几带？

三、位置与它们的显赫有没有关系？

四、中国的纬度与美国的纬度相比如何？

五、在亚洲，你还能挑出比中国更有利的纬度么？

六、濒临海岸有什么好处，在亚洲尤其如此？

七、一个国家横跨好几度纬度，有什么好处？

八、把四川一省的面积与人口同法国相比。

九、把山东一省的面积与人口同伊利诺伊州相比。

十、把十八省的面积与人口同美国相比。

十一、试作一张图表，把中国人口之众以最触目的方式呈现出来。

十二、中国的海岸线与美国的海岸线相比如何？（参看地图。）

十三、欧洲列强有哪些举动，显出他们看重中国的港湾？

十四、世上还有哪些水道，在通航之便上可与长江相比？

十五、这些水道所惠及的人口多寡，彼此相比又如何？

十六、单就气候而论，你愿意住到亚洲比中国北界更北的地方去么？

十七、你愿意住到比中国南界更南的地方去么？

十八、大河流域里通常是什么样的土质？

十九、中国还有哪一种土壤特别肥沃？

二十、中国的矿藏与你所知的任何别国相比如何？

二、经济进步的障碍，及其可去者

一、单有这样有利的位置、这样庞大的资源，为什么并不能使中国眼下成为一个富国？

二、铁路的引入将怎样影响这个国家的财富？

三、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哪一种可以稳妥地变得更稠密？

四、制造业的引入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五、〔较难〕细读第一章，设想你若被委为中国的森林长官，会提出哪些建议。

六、〔较难〕你以为沿这条路子雷厉风行地办下去，能收到什么成效？

七、〔较难〕你若是水利长官，又会建议些什么？

八、〔较难〕你指望借此成就什么？

九、〔较难〕中国若归了福音，对她的经济状况会有什么影响？

三、中国大致可料的前途

一、论潜在的资源，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居于何等地位？

二、今后五十年里，是美国人口的数目长得更快，还是中国人口的普遍智识长得更快？

三、到那时候，哪一国的人口在经济上更有价值？

四、中国天然资源的开发，将对民众的生活水准与普遍智识产生什么影响？

五、这一番物质上的发展实现之后，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将居于何等地位？

六、这一发展会拖延很久么？

七、〔较难〕中国若始终不闻福音，她对世界的影响将是什么？

八、教会在二十世纪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延伸阅读书目　第一章

一、农业

波尔《中国风物》，第十三至二十六页。

巴德《中国城乡生活》，第十七章。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十页。

田贝《中国与中国人民》，第一卷第十章。

道格拉斯《中国史》，第六章。

戈斯特《中国》，第七章。

格雷《中国》，第二十三、二十四章。

二、矿藏

波尔《中国风物》，第三百〇七至三百一十二页。

巴德《中国城乡生活》，第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页。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十页。

柯乐洪《变动中的中国》，第五十八至六十八页。

戈斯特《中国》，第二章。

杰尼根《中国的法律与商业》，第三百三十、三百三十七、三百四十一、三百五十六、三百八十七、三百九十一、三百九十二页。

庄延龄《中国》，第一百五十三至一百五十五页。

凯尔蒂《政治家年鉴》（一九〇六年），第七百六十八页。

三、气候

波尔《中国风物》，第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七页。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九、十页。

布朗《古老中国的新势力》，第十八、八十四页。

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二十八、二十九页。

四、商业

布朗《古老中国的新势力》，第四十、一百〇一、一百〇九、一百一十七、一百二十一、一百三十、一百八十三、三百〇五页。

柯乐洪《变动中的中国》，第六章。

田贝《中国与中国人民》，第二卷第二、三、四章。

庄延龄《中国》，第七章。

怀尔德曼《中国的门户开放》，第十一章。

五、中国的前途

布朗《古老中国的新势力》，第八、九、十三章。

田贝《中国与中国人民》，第二卷第十六、十七章。

米拉德《新远东》，第十五、十六、十七章。

诺曼《远东的民族与政策》，第十八、二十章。

普特南·威尔《远东的重塑》，第二卷第三十五章。

（原注：每章末所附书目，选录力求宽泛，以应各类读书班之需。「给读书班领班的建议」中所推荐者，大抵取自中国问题专题参考丛书。）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遗产

摩西领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时候，中国的法度、文章与宗教之学已胜过埃及。北风拂动大卫琴弦之前一百年，中国的君王文王便已作下经典，至今帝国里每一个有造诣的读书人都还背得出来。荷马作《伊利亚特》而歌之的时候，中国的瞽者乐师正在传唱她古代的英雄——而那些英雄的坟茔，与他们相隔已近十三个世纪了。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之前，她的文学早已大备。英格兰第一位爱德华在位之时，中国人已发明了火器；印刷之术的发明，比卡克斯顿的出生早五百年。他们在公元一百五十年造出纸来，在纪元之初造出火药。一千年前，今日中国人的祖先把丝卖给罗马人，自己也穿着这样的织物，那时不列颠诸岛的居民还涂着蓝色的颜料，驾柳条小舟捕鱼。她的长城筑于基督降生于伯利恒之前二百二十年，所用的材料足够绕地球一周筑起一道五六英尺高的墙。

——格雷西

二这个伟大民族的遗产

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老话，说是古今一也，天下一家——这句话不妨看作她全部历史的缩影。「世上所知的别的民族，」一位晚近论中国的著作家说，「没有哪一个像她这样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没有哪一个把自己的型范保存得这样丝毫未改；没有哪一个发展出一种如此全然不借外力的文明；没有哪一个在与外来思想绝对隔绝的情形下把自己的理想琢磨得这样精细；没有哪一个把自己那条长长的文学之流保得这样一滴外水也不掺；也没有哪一个曾达到过一种在道德上与民族气象上如此高出同时代列国之上的境界。」〔注一〕中国的史家把他们那半是传说的历史上溯到基督纪元前约三十个世纪；至于传说到哪里为止、信史自何处起步，西方学者迄无定论：有人定在公元前二千三百年至二千年，有人取周朝之始，即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也有人定得更晚。要紧的事实是：在三千五百年、四千年、甚或四千五百年以前，中国人的制度、语言、技艺、政治与宗教，就已经沿着一条此后从未偏离的路径开始发育了。

（原注：布林克利《东方丛书：日本与中国》。）

孔子生于周朝，在公元前五五一年。他面朝着那在当时便已无从计量的往古，慨叹尧舜的好时光——那已是他以前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的事了；而中国人跟着他，一直慨叹到今天。

要粗知中国的演进，实在无须拿历代帝王的名号与各朝的年代去累自己的记性。但有一件事必须得一个明确的印象，就是：从神话时代、半神话时代、半信史时代直到信史时代，中国与中国人的演化始终连贯，不曾中断。

除了那几位大圣人之外，西方人多半愿意把首要的位置给秦始皇——他自称始皇帝，不但筑长城、废封建、一统天下，还出于虚骄之心下令把中国大部分典籍尽行焚毁，其中较重要的部分后来又被搜辑回来。卫三畏博士称他为「中国的拿破仑——那一类扭转事势、给后世打下印记的非常之人」；中国的史家却痛恨他的名字与他的作为。

汉朝（公元前二〇二年至公元二二一年）格外值得一提：北方的中国人至今还自称「汉人」；科举的考试之制也发端于此朝；而这一朝的皇帝「把文学、商业、技艺与善政推进到亚洲任何地方前所未有的程度」。

唐朝（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鼎盛之世，其时中国「大概是地球上最文明的国家」。那是一个兴学校、开科试的时代，一个讲求诗歌的时代；南方沿海的居民（他们至今自称「唐人」）在这一朝并入了民族的主干，帝国的疆域也伸展到了里海之滨。

宋朝（九六〇年至一一二七年）出了著名的史家司马光，出了一位大社会主义的宰相王安石（他预先说出了许多近代共产之说，顺带几乎把帝国弄垮），还出了朱熹——那位精深锐利的经书注家，他的解说至今仍是正统的准绳。

元朝是第一个外族（蒙古）的朝代（一二八〇年至一三六八年），在大汗忽必烈治下，马可·波罗到契丹作了他那次可纪念的游历。蒙古一朝为时不久，继之而起的是汉人的明朝（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正是在这一朝，欧洲的船只第一次驶入中国海面，帝国终于与西方打了照面。

自一六四四年以迄今日，统治中国的是满洲这个民族。他们本是内争中的一方请进来相助的，进来之后便深思熟虑地决定留下不走，把这个帝国据为己有。他们给自己的朝代取名「大清」。

中国历史表面上的单调，主要由于同样的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其间不过略有出入罢了。开朝的人必定是有魄力、有手腕的人物：集权于己，复归旧章，革除积弊，一步步把帝国安抚下来、统一起来。过了一段时日（说不清是多长一段），到了不肖的子孙手里，当初那股冲力耗尽了，积弊重又滋生，叛乱四起，于是人们认定天命已失。天下大乱，元气尽伤，一个新的朝代便渐渐立住脚跟，过上几十年或几百年，再把同样的过程重演一遍。

「中国的政体是绝对的、专制的君主制。皇帝凭着直接得自上天的神授之权而治，故称『天子』。只要他依天命而治，这神授之权便一直在他手里。若一朝因君主的恶德而衰败，上天便兴起另一个人来，凭武力、凭勇德、凭堪当此任，从那已不配再握的孱弱之手中夺下权柄。这一观念对中国的君主起过很好的作用：一面他们自觉王位之能保，全仰赖皇天，故遇水旱之灾便谦卑地下诏罪己；另一面，虽无下议院可以节制君主的无限权力，却有百姓的公议在——百姓既受过一切正当政治所本的那些道理的教养，一旦当政者忘了这些道理，或公然与之相背，他们便随时准备拿这些道理去衡量他们。要看家长式的政治如何彻头彻尾地施行，非到中国来不可。皇帝于平民如父母一般，他的官吏也居着相仿的地位。这个古老、安定、爱好和平的民族，几千年来赖以构成政治骨架的那些原则，可以到古代圣王尧、舜及其后继者的治绩里去寻，也可以到孔子与孟子所立的训诫里去寻。」〔注二〕

（原注：波尔《中国风物》，第三百一十九页。）

中国从往古承受下来的遗产之中，圣贤的教训必居显要的地位。这应当看作众光之父赐给世人各族的最大礼物之一。这教训的缺陷与谬误自不容回避，然而这些并不能改变如下的事实：它承认有一种导人向义的力量；它始终高悬着一个崇高的德行理想；它以刑罚警告作恶的人。

一种关于道德秩序的观念，一套格外适合这个民族的人治之理，是中国人自古承受下来的无价之产。中国体制所本的那些原则，在中国可说是无人争辩，实在也无从争辩。即便政治施行的种种形式，其根也扎在最早的中国经书里。中国史上的无数战争与叛乱，都不该看作是对那些理想的抗议，而是对未能把理想付诸实行的抗议。人们以为有过的不在那套制度，而在把它弄坏了的那些人。

中国唯一的贵族是读书人这一等，然而在他们那种人人有份的教育制度之下，考试却对各色人等一概开放。仕宦是成功的酬报，这套制度因而激起了普遍的参与，教育的水准无疑也被它抬高了。它还把较优的一批人引到官职上去，因为只有有才具的人才考得上。所读的经书既有道德的分量，也就改善了民众的品性。虽然五十人中不过一人得了官职，那些不曾得手的人却在塑造与左右舆论上很有力量，对于维持一个安定、统一、和平的中国出力甚多。

中国人最大的德行之一是孝，而不顺是最大的罪过之一。他们自幼便被教着顺从父母。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虽苛，却养出了一种对生身之恩的敬重，西方的儿女不妨效法。这套道理还要人好好保养身体，因为身体是从父母那里完完整整承受来的。它给这个民族加上了一种服从与安分的意识，使叛乱与无政府之祸不致发生。孝在中国是一股极大的凝聚之力，中国人在主所赐之地上确乎日子长久——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没有种姓，种姓的观念也极淡薄。据说唐朝有一位皇帝曾想把种姓引入中国，没有成功。除去少数无关宏旨的例外，人人都可以指望往上升，而实际上不断有人从最卑微处起家而升上去。一位中国的著作家这样描述社会的等次：

「首为士：因心智胜于财货，人之所以高出万物者在智，赖此智而后能为己、为他物备衣食栖止。次为农：因心不能离身而动，身不得食则不能存；故耕稼为人生存所必需，在文明之世尤然。三为工：因衣食之外，栖止为必需，造屋者之尊，仅次于供食者。四为商：因社会日繁，所需日多，则非有人司交易互换不可，商贾于是而生。然其业两头取利——于产者取之，于用者亦取之——易诱人行不义之事，故其等次卑。五为兵，居末而最下：因其业在毁而不在建。他人所产，他食之，而自身不产一物以益人。他大概是一种不得已的恶。」〔注三〕

（原注：转引自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中国人所承受的遗产里，还有一大丛错综的种族性情，这里拣出几样来说，自然算不得罗列无遗，不过举例而已。

中国人是身子壮实的一族，自亚寒带以至炎热带，什么气候都住得。中国人平均的出生率无从知晓，但别处是否有过之，颇可怀疑。婴儿的夭折高得骇人，水、旱、疫疠每年又夺去大批成年人的性命，然而过不上几年，这亏空似乎便补了回来。年老之人到处都是，还常见他们干重活，间或做泥水匠、木匠，下田的更多，年过八十的也有。中国的每一处药房与医院，都记着种类繁多的病症与外科病例，往往是久拖不治、积成痼疾的。可是经高明的医治，就连这样的病人也常常好得出奇。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表现出惊人的忍痛之力，动辄不用麻药便受刀，眉头也不皱一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的体质柔韧而坚牢，异乎寻常；到了要紧关头，忍饥、忍渴、忍寒、忍暑、忍风露，其能耐大概（除日本人外）超过任何别的种族。单从体质上说，今日人世间——甚至有史以来——再没有哪一群人比中国人更配作「适者生存」的例证了。

中国人虽不是一个善于发明的民族，却有一种适应环境的异禀。他们只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的皮毛，却在千百年前便凭着摸索，发现了土、气、水中潜藏的种种效能。火药〔注四〕、航海的指南针与雕版印刷之术，中国人在西方知道之前许多世代便已习用。把地肥透，在山上修梯田、在坡上耕种，有条理而普遍的灌溉，作物的轮种，以豆类为食并借种豆以养地力，养蚕缫丝，雕木刻牙，制造漆器，以及别的许多行业，无一不是这种本领的例证，而这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下去。论足智多谋、论以心思对付物质上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擅长；一旦蒸汽与电力在帝国境内到处可用，中国人今日已经很高的效能还要再翻上许多倍。

（原注：火药最先由中国人配成一说，有些著作家并不同意。）

这份异禀还在一件大事上显出来，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自有史以前直到如今，绵延不绝，外不为人所遏，内不曾根本地朽坏。在古典时代，从古书里许多告诫看得出来，烈酒曾是他们最大的危险，几乎要把他们毁了，然而这一关渐渐也过去了。近二百年来，鸦片——他们漫长的历史上最毒的一样祸害——更严重地威胁着要把中国人，用他们一位重臣的话说，「化作精怪与鬼魔」〔注五〕。一七二九年曾有一道极严厉的上谕禁用此毒物，可是外人在贩运上的商业利益日增，这道谕旨便成了具文。一八三九年林钦差决意要把鸦片逐出中国，由此招来一场战争。一九〇六年，相隔一百七十七年之后，禁令重申，并且看来是认真地着手要禁绝吸食，大概连种罂粟也要一并禁掉——不过后一件还在将来。前面说过，中国人曾两次〔注六〕被别族所并，而每一次都凭着自身彻底的优越，把征服者消去或吸收了，旧日的体统照旧不受什么搅扰。这场试验即便无限地重演下去，结果也几乎必定一样。凭着压倒的武力，中国人固然可以被「征服」，可是没有他们相帮，中国是无论如何治理不来的。至于要强迫中国人同化于他们自己以外的准绳，那就是几个地质纪也不够用。

（原注：张之洞《劝学篇》，第七十三页。）

（原注：十三世纪为成吉思汗所并，十七世纪为满洲人所并。）

在这蒸汽与电力的时代，西方文明长出了一副触目的神经。转个不停的铅笔、抽搐的手指、焦灼的面容，天天都在提醒人那绷紧的神经。西方人的镇定，一遇耽搁与失望便容易破碎；中国人却不然，要他在一个地方待多久都无所谓；他能从早到晚死守着活计，在最单调的事情上老老实实地磨下去。连他们的孩子也有一种安安静静坐得住的本事，换了西方的孩子怕是要疯的。中国人弄不明白，西方人参加竞技怎么会不取报酬。「运动」这门本事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不受忧虑焦躁之苦。打官司、闹饥荒、遭灾祸，他们都受得住，不动声色。将来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撞会撞出什么，姑且不论；但若说在二十世纪争夺世界的这场竞赛里，最能撑到底的将是不知疲倦、不动声色的中国人，这推断并非没有道理。

中国人若说有什么才干，那么他们有的、并且向来就有的，是做活的才干。倘若他们所承受的这片山河本身就算一份才干，那么凭着勤苦、耐烦而有识见地经营这份家业，可以说他们又赚了十份来。他们起得早，做到夜。种田的尤其没有歇手的时候。各行的匠人做活，不只从天亮到天黑，往往还做到深夜。天没亮的时辰，就听得见广州打锡箔的沉闷的捶声，福建舂米的杵声。江西的石匠日出前便爬上陡峭的山坡，饭用桶吊上去，人到日落后才下来；整日价在雾里、甚至在细雨里，凿子的笃笃声不断。大小商贾同样显出这股做活的本领；那些走街串巷的贩子更甚——他们肩上一根扁担，或是背上一个包裹，把笨重的货物挑到极远的地方去，赚的不过是些微之利。除了过年之后那几天，节假是很少的。

中国人那种欢欢喜喜做活的样子，向来叫有眼力的观察者看了心折。中国人自己比任何外边的批评者都更明白他们所处的这套制度有哪些不完善，可是他们深知其中许多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深信与其奔向那些他们太知道底细的别的苦处，不如担着眼下这些。然而一到绝望的时候，尤其是为了报复，他们受一点点挑拨便肯自寻短见。中国人的知足，与那种在秘密教门和会社里找到出路的理想主义，一点也不相妨。他们做活的本领、适应的本领与知足的本领，使中国人无论移居何地都是极好的移民。没有他们相帮，热带地方要怎样开发，实在难以设想；有他们相帮，假以时日，整个地球都可以被治服。

中国整个的文明，便是这一天赋的例证。人世间的政体，大概没有哪一种比它更巧妙地把安定与伸缩、把表面上的专制与骨子里的民主揉在一处了。中国人的才智完全足以重塑他们的制度以应付近代的需要，正如一艘帆船可以加装辅助的蒸汽机——这一点尽可断定，只要有足够的、合用的人才。读书人遇到官吏侵犯他们的权利，立刻结成一道坚阵；商人只消一律罢市，便能逼着横暴的官吏在非法的勒索上缩手。中国的商行与手艺行会，颇像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只是那股抱团的劲头叫人想起化学上的化合，一经结成便无从抗议。船、车、轿子以及别的运输行当，都由行会掌着，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把它们算在内。整个中国到处是秘密会社，有政治的、半政治的、宗教的，一概为官府所禁，官吏还常常暴怒地去攻打、去驱散。然而它们虽一遇强力便散，却像山顶的雾气：散开不过是为了在别处重新聚拢，或许换了名目、改了形样罢了。个人的私心与阶层的私心，加上中国人与别的东方人共有的那种根深的彼此猜疑，倒成了一种节制，否则这份本领要发展到过分的地步。

不过中国人做活的劲头，也许在读书这件事上最叫人动容。把那些称作经的书背下来，已是攀阿尔卑斯山一般的苦工，而这不过是个开头。照旧日制艺的路数，每个读书人的心里（照字面说是「肚里」）都得是一座文章范本的仓库；到了场中，依着专断的程式，与几百、也许几千人竞争，从这仓库里拣出料来织成自己的文或诗。这样的考试反复无尽，其情形足以把人的体力与心力榨干，而得中的机会至多不过百中有二；侥幸得中者，才有资格去做一个候补——等到有缺出来。说到底，中国大概没有哪一种人比做官的更劳苦，他们不时就在这重压底下垮掉。在上述种种以及别的许多方面，中国人都显出一种惊人的做活的才干。

中国人有一套解释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宇宙之论，把这关系看作一种道德的秩序；因此他们对法度、对情理、以及对那些作为内在事实之外在表征的礼节仪文，怀着极深的敬重。一件事只要他们认定合于情理，便当作事物必然之序的一部分接受下来。武力向来被认为必需，却是不得已的恶。武官的品级向来远在文官之下，直到如今西方那种以力为本的文明渐有势力了，这两班朝廷的臣属才要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就连思想的符号本身也受着极大的敬重。把写过字或印过字的纸收拢起来烧掉（还专设有炉子），是一桩功德。读书、求学，被看作至高的本分，同时又是最大的福分。中国人向来把教育当作社会与国家真正的屏障。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道理，在有史以来的各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一族被灌输得比他们更齐一、更透彻。朝廷、法度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表记，中国人敬畏的样子在西方人看来近乎迷信；然而其结果是：只要照着他们所习惯的路数去治理，中国人大概是世上最容易治理的百姓。

对于自己那无从计量的往古，中国人怀着最高的钦仰。最古的经书人人都背，戏文到处都演而且人人嗜之，再加上茶馆、走街的说书人、通俗的历史演义，合起来把两千年前那段时光弄得跟眼前一样真切，而且尊贵得多，甚至可说要紧得多。尧、舜立在中国历史最远的地平线上，今日却出现在谈话里、出现在场屋的文章里、出现在报纸的社论里、出现在宫室与茅屋门上贴的对联里，成了实在而有力量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看作二十六朝二百四十六位皇帝的一部浓缩的节略。

他不容易被人拨离那条一成不变的老路，因为自古以来天下便是这么走的。没有这条守旧的坚韧纽带，中国早像别的帝国一样碎成几块了；有了它，举国的脸都朝着过去，她便几乎不可撼动。然而如今，在新的情势之下，受着新的冲力推动，我们看见了一幕奇景：这个最古老、人口最众的帝国，一只手攀着那雄伟的过去，另一只手却在摸索一个或许更加雄伟的将来。有了这一簇种族的性情——更不必说别的许多——中国人可以说是为将来装备得最齐整的，今日无人能比，或许自古也无人能比。

这就是亘古以来人口最多、血脉最纯、最爱和平、最能持久的一个民族。她的记载早于埃及的金字塔。禹王在位早于摩西八百年，孔子先于基督五百余年。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同中国比起来算是近代的。古史上的诸民族中，只有犹太人与中国人还在；然而犹太人失了国土、失了语言、失了民族之名，中国人却都还留着。十三世纪为成吉思汗所征服，十七世纪为满洲人所征服，他们却保住了自己的语言、政治、宗教与风俗，并且把征服者吸收了进去。对于世界的进步，他们尽过自己的一份。谷登堡出生之前一千年，中国已大量地印造书籍。指南针是蒸汽与电力的先驱，中国人比西方早用了好几个世纪。使整个兵学为之一变的火药，最先是中国人配成的；瓷器与丝织，他们也是首创者。长城与大运河，是这个民族工程才能与进取之心的显著凭证。凡此种种，连同她的语言、文学、哲理与强韧的种族性情，都标明中国人是人类家族中天赋最高的支派之一。再想一想：这一切成就，都是在大洋、高山、沙漠以及他们自身的排外所造成的隔绝之中完成的——那么就无从回避这个结论：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带着一份伟大的遗产，值得教会里最有才具的男男女女为之献上心力。为基督赢得这个民族，便意味着早日赢得整个世界。

本章思考题

宗旨：认清为基督赢得中国这个民族之重要。

一、由其辉煌的过去所显出的这个民族的品质

一、〔较难〕哪些自然上的原因，帮着把中国保在这样的隔绝之中？

二、就年代之久，把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教皇之位、英国的王统以及美国的政府相比。

三、把中国节制政权的那些原则，与基督以前别的几个大帝国的相比。

四、那几个帝国如今还剩下什么痕迹？

五、〔较难〕在保罗的时代，中国人与我们盎格鲁撒克逊的祖先，哪一族更有指望？

六、〔较难〕自那时以来，两族各自从外面得到了多少，试加比较。

七、别国衰亡而你的国家得保，对于保住它的那些政治原则，你该抱什么样的感情？

八、〔较难〕把黄金时代放在那样遥远的过去，有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坏处？

九、孔子与孟子的态度，在哪些方面与希伯来先知不同？

十、〔较难〕把你能想到的理由通通说出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能延续得这样长久？

十一、孝对中国政治的安定起了什么作用？

十二、教育制度在哪些方面成了政治的屏障？

十三、〔较难〕把中国的四民次第与印度的种姓等级相比，你能推出什么来？

十四、就其过去的历史而论，你会把中国人在诸民族中排在什么位置？

二、这个民族现有的装备与大致可料的前途

十五、这个民族曾要同哪些自然上的阻碍相搏？

十六、卫生的改良与食物的充足，将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影响？

十七、为什么中国人作劳工人人要，作移民却不受欢迎？

十八、你以为中国人能成什么样的兵？

十九、〔较难〕没有神经，有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坏处？

二十、中国人一旦有了机器，将凭什么条件进入工业上的竞争？

二十一、我们为什么说黄祸，却不说棕祸或黑祸？

二十二、〔较难〕你所理解的黄祸是什么？

二十三、〔较难〕把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长处与短处相比。

二十四、〔较难〕两族彼此放手借取之后，其高下将如何？

二十五、〔较难〕你以为中国人可以学到哪些他们所缺的性情？

二十六、〔较难〕把种种变革引入中国时，应当记着哪些原则？

二十七、就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与这个民族的性情而论，中国大致可料的前途是什么？

二十八、在世上各处的传教场里，你把中国排在什么位置？

延伸阅读书目　第二章

一、历史

波尔《中国风物》，第三百二十六至三百四十五页。

戈斯特《中国》，第四章。

基德《中国》，第二编。

庄延龄《中国》，第二章。

卫三畏《中国史》，第一章。

二、国民的体力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三十五页。

香便文《十字架与龙》，第三十七至四十页。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三、十一、十六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一卷第四十一页。

三、国民的智力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三十六至三十九页。

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二百七十九至二百八十二页。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第一百〇二、一百〇三页。

四、文学

波尔《中国风物》，第三百九十九至四百一十页。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十五至二十三页。

道格拉斯《中国史》，第十九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一卷第十一、十二章。

五、政治

波尔《中国风物》，第三百一十八至三百二十二页。

巴德《中国城乡生活》，第十二章。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三十、三十一页。

柯乐洪《变动中的中国》，第十一章。

翟理斯《中国与中国人》，第三章。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第二、十章。

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五章。

社会制度的弊病

然而说到家，不可忘记家里所包含的不只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片诚敬。父母对子女也有其本分；除此之外，兄弟姊妹之间也存着一种义务。中国的家建在一种在我们看来有些偏于一面的道理上：讲子对父的本分讲得多，讲幼弟对长兄的本分讲得多，讲家人之间彼此相对的情分却讲得少。父母难道就不欠子女什么么？孩子来到世上并非出于自愿；等他晓得自己活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被别人围住，某些关系也已扣在他身上。人教他称这一个为父，称那一个为母，称第三个为兄，称第四个为姊。他既不能挑选自己该敬的父母，也不能决定自己是做兄还是做弟，甚至不能决定身边要有多少兄弟姊妹。这样被带到世上来的一个人，难道对父母所负的，竟比父母对他所负的还要多么？

——布赖恩

在中国，女子是生来服役的，这捆缚往往既长且苦：在娘家是伺候父母的一生，出嫁后是顺从公婆的一生，还要指望着来世给丈夫做一辈子奴仆——因为在那边她仍旧属于同一个丈夫；按着民间的情理，丈夫死后她也不准正正当当地再嫁别人。

——波尔

三社会制度的弊病

上一章呈现的是中国人性格光亮的一面。这显然是一个蕴着巨大可能的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几样主要的特性它虽缺，却另有一些足以抵偿有余的特性；一旦遇上并非全无可能的情势，这些特性甚至会把天平压向它这一边。

然而这幅图画也有暗的一面。中国社会里固然有叫我们不能不佩服的地方，整个看去，它却极需要基督教。若想把中国的社会改造成西方的样子，那既无必要，也不可取。西方文明得力于基督的精神虽多，却还不配摆出一副样板的架势，让非基督教的国家照着一一描摹。然而它满有把握地向每一国、每一族、每一支、每一方言的人献上一样东西：正是这把盐，使它自身一切最好的东西免于腐坏。

中国的社会制度何以特别需要我们这宗教的熏染？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考察中国家庭的构造，并追究它的后果。在西方社会演进的历史上，要回溯几百年才能找到那个家长制的阶段。早期的希腊与罗马社会便是照这个底子组织起来的，《旧约》里也随处遇得见它的种种特征。这套办法是使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设计。家成了一个紧闭的团体，权柄集于为首的父亲一身。个人的福祉不许与家的福祉相抵触。

在西方，儿子娶了亲，通常便分出去，自己做一个新家的家长，此后各按各的轨道运行。就他自己与他妻子个性的发育而言，这无疑是最明智的路。可是在东方，个人的发育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要紧的只有一件：把家作为一个整体维持住。所以儿子仍住在父亲的屋顶下，仍受父亲的管束；他的新妇则成了一个卑幼的下属，与娘家的关系已被斩断，如今的本分是伺候丈夫的爹娘。就连择配这件事——我们视之为个人神圣不可让渡的权利，须由女子自主而定——在中国也纯然是一家的事。父母通过职业的媒人去安排婚事，有时当事的少年男女还在襁褓之中；而一个男人通常要到婚礼行过之后，才第一次看见妻子的脸〔注一〕。

（原注：格雷会吏长讲过他所参加的一场婚礼，新娘揭开来竟是个麻风病人。婚事立时解除，可新郎付给女家的银子只讨回了一部分。见格雷《中国》第一卷第一百八十八页。）

于是，典型的中国人家便是这样：一对爹娘；他们的儿子，多半十几岁上就已娶亲；儿媳们，她们不曾经过求爱、也不曾有过什么情意的名目便进了这个新家，来给婆婆做使唤的人；再加上孙辈。家里的女儿到了嫁龄，便成了别人家的人，只在偶尔回娘家时才见得着，而在这个圈子里她们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财产共有，不过有时在父亲去世之前便分了。父母对子女的权利是绝对的。父亲——父亲死后则是母亲——可以责打、可以卖掉、甚至可以处死一个儿子或女儿〔注二〕。至于妻子，从她跨进夫家门的那一刻起，「她便不再有一个丈夫在法律上必须顾及的心愿了」〔注三〕。

（原注：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一日的《北华捷报》登过一案：一个不肖之子拒不悔改，被他生身的母亲勒死，宗族还表示赞同。倪维思博士提到一个抽鸦片的人，卖了妻子去买鸦片，又卖了儿子去付戒烟的费用。见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二百五十三页。）

（原注：杰尼根《中国的法律与商业》，第一百二十页。）

即便家中各支分了灶、各立门户，祖先的祭祀仍在他们之间维系着一条纽带；再往外，还有宗族的约束——族人聚居在村子里，共有一座祠堂。

这样一种局面，对社会生活与个人品性的发育会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呢？第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是：在这样的秩序里，任何革新都要吃尽苦头。大的躯体动得慢，是老话；不慢便抱不成团。要叫整整一个中国人家小跑起来，就意味着当家的人得有极大的主动与决断。可是前面说的那些当家人，多半并不富于主动之气——即便「进步」这个念头竟由某种说得通的途径钻进了他们的脑子。他们老了，年轻人特有的那股冲劲在他们里面已经干涸。中国人在理论上十六岁成丁，实际上却往往到了很晚才做得了自己的主。他的父亲、他的叔伯、他的兄长，全都拘着他、管着他的行止；只有最强韧的天性才有望保住精神上的独立。一般人等到自己做了家长，判断与主动的能力早已因久废而萎缩，很难指望他去带领别人走新路。

一家之内彼此连坐的责任，既遏止为非作歹，也同样遏止革新。父亲只要还在世，便对儿子负责；儿子要替父亲的债负责。若犯了罪，家里那些丝毫不曾与闻的人也可能受罚；宗族、四邻、以及与犯人有过最疏远的关系的人，也可能被牵连进去。格雷会吏长举过一案：有人在妻子相帮之下鞭打自己的母亲。结果这一对被活活剥皮；那男人所属宗族的叔祖、叔父、两个兄长与族长被处死；左右两邻、那妇人的父亲、以及那男人所中功名的一位领衔士绅，被鞭责并充军；知府与知县一度被革了职；犯人的孩子则被改了名姓〔注四〕。这样的连坐，即便不可避免，也必使人人互相盯防，尤其使长辈用猜疑的眼光看着卑幼者在惯常的秩序之外有任何一点走样。

（原注：格雷《中国》，第一卷第二百三十七、二百三十八页。）

即便阖家一心要接受新的想法，宗族的成例也会把它按在原处。族中长老的权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及于处死，这权柄毫无疑问是站在陈年旧例那一边的。族规与家规一样，并不被看作只是图个方便的事，而是带着宗教的神圣性的。在早期的社会里，习俗与道德本是一回事，中国人这种心思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祭祀家祖与族祖，成了变革的一道有效的关卡。敬重父母，再加上怕得罪祖宗的魂灵，把活人的脚牢牢地留在父辈踏出的那条路上。一个人若离开了上一辈认可的路，可能给整个地方招来咒诅。

孝在中国被发挥、被抬高到普天之下任何别国都不及的地步。它不但包括父母在世时的敬养、父母去世后对其美德的效法，还包括把父母所遵的那套礼法笼统地供奉起来。于是上一辈的种种约束，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下一辈。史册载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后逊位，理由极合中国人的脾胃：胜过他的祖父便是不孝」〔注五〕——他的祖父在位六十一年。

（原注：明恩溥《基督为王》，第二十六页。）

几百年来，中国的官吏一概只从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里选取。这些人，连同那一大批年复一年仍在场屋里拼搏的人，是帝国仅有的读书人，也是舆论的领袖。然而他们的见识不是从政治与社会科学最新的学说里来的，而是从经书里来的；而经书悬为楷模的，是尧舜的黄金时代——那通常被定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里。直到十来年前，中国的教育还以一事自豪：它所授的学问里丝毫不掺近代精神的杂质。一个地方唯一有点学问的人，除了一千多年前哲人的见解之外一无所知——这作为一股守旧的力量，其影响我们无论怎样估量都难说过分。假如我们规定做官的唯一条件与要求，是在中世纪神学家的著作上通过严酷的考试，并且能把一切较近的东西都从应试者的教育里屏除干净，那么我们所得的行政，大概气度上仍要比中国向来所享的宽些。

考试的性质，对帝国里实际上的文盲之多也大有干系。学塾很多，男丁中很大一部分至少念过一阵子。然而学塾的宗旨不在使人能应付人生寻常的位分，只在使应试者能考经书；于是那些始终没有把这门功课修完的人——占全体的绝大多数——所得的益处便相当有限。估量文盲的比例时，须记住：许多被归入「识字」一类的人，其熟练的程度大约就同我们毕业二十年的大学生之于希腊文与拉丁文差不多。他们不算全然不识字，可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准确而流畅地读。够得上我们所谓「能读书」的人，其数目大概不超过一成，有见识的人甚至估得更低。

家长之制的弊病，不独在社会生活里，也在政治里。家与族的紧密结合，一面遏止了个人的发育，另一面也妨碍了宽广的爱国之心。每一群人只想着自己一群的利害。结党营私总是把公心毁掉。有一件事颇耐人寻味：中国近来民族爱国心的种种迹象，主要来自那些离开家庭、到各省学堂与日本去求学的学生。

父亲之于家，长老或村正之于族与村，就是州县官之于他的辖境，督抚之于他的省，皇帝之于整个帝国。每一级官吏对下有权柄，对上则为治下百姓的安分守己负责。政治在理论上和父亲的照管一样，原是为着百姓的福祉；而在实际上，授予在职者的权力通常被用于一己之私。许多民事与刑事的职权集于一人之手，这就给了他极大的舞弊之机。制度上原有一套互相牵制的办法，使压迫不致过界；然而苛敛、纳贿、小小的勒索与种种不经之举，乃是常规而非例外。庄延龄教授说：「我亲眼所见的已经够多，又与州县官和衙役有过不计其数的随便交谈，因此我能够十分确凿地说：一个十足的坏官，接手一个被一窝心术不正、积久成性、骨子里就横暴的衙役把持着的缺，而所治的又是一方愚钝、怯懦或凶戾的百姓，那么他尽可以在自己的监里杀掉任何他想杀的人，收任何贿赂，作下或纵容任何不公之事，发他的财，而且名声还照样保得住，一概不受追究。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见过全然清廉、心地质朴、宅心仁厚的州县官，两手干净（照例的陋规除外），一心要办得对，忠于上司，得百姓的爱戴，并且完全管束得住差役。」

百姓生性能忍，对官府又有一种合宜的畏惧。除非冤屈重到足以激动全村或全族，否则多半就忍下去了。所以州县官最经心的，并不是对每一个百姓都施以同等的公道，而是让那些较有势力的人满意到不至于上控告他。就算他们真要上控，他也有法子把状子截住。「无论呈文、电报或任何别的文字，要递到任何一位当道手里，都得穿过一大群人的手；这些人会把消息筛个透，凡与他们的见解或利益相左的，他们必尽力压下，至少也要抵消掉。中国最需要的革新之一，便是有一条迅速而可靠的路，能把话直送到当道的耳朵里。」

一个州县官为了打通到任的路，多半不得不送过若干打点得恰到好处的「礼」；至于他所领的俸给绝不足以抵偿他的开销，则是确凿无疑的。于是他实际上被逼着用专断的法子把自己的亏空捞回来。勒索得过了头，上司那里会有麻烦；勒索得不够，自己就要赔钱。这局面实在不佳。

还有一种不公的制度：出了官员既无从预见、也无从阻止的乱子，也要他负责。这就使许多人把辖境里的坏消息压下不报，而不去查究、去除弊。它凸显出一件事的要紧：只消把表面维持得能应付上头的查察就行了。

中国的百姓便是在这样的空气里隔绝地过了许多个世纪。他们所受的这番调教，说明了他们那惊人的同质，说明了他们对法度与道德训诫的敬重，也说明了他们抱团的本领；然而它同样说明了中国近一千年何以没有进步。人们常以为中国人天生缺乏独创，这大概也多半要归到它身上。他们所处的这套制度，看来确是极善于压住这个民族可能具有的每一点求变之念。也许有一天，中国人的才具一旦从成例的捆缚里松脱出来，他们所显出的独创会远超我们向来所肯承认的。

他们瞧不起外国人，也就不难理解了。人情有一种特别处：最抱残守缺的人，往往也最目中无人。他们看待那些违背了这许多古礼的人，若不视为野蛮之辈，倒是不可指望的。

我们早已从习俗的统辖下解放出来，却不该忽略一件事：中国人维持其传统，其中也调动了他们心智与良知里一些最好的本能。我们没有权利只以捣毁偶像者的姿态去碰他们那套东西。近代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其组织留出了极宽的界限，个人在界内尽可自由行动。凡有革新——一种新的早点麦片也好，一种生发的药水也好——只要落在这界限以内，要打开局面便只须克服个人的守旧之见罢了。谁若选用这类新鲜玩意，在同侪眼中丝毫不会因此降低身份。然而美国社会虽随和，也有它划下界线的事。譬如女子所谓「合理」服装的几种式样，至今未得舆论的认可，于是在一般人看来，那是荒唐得连讨论都不值得的。一个女人若采用一种全社会一致斥责的装束，便等于把全社会的情绪都招到自己头上，她本能地会躲开。这个例子可以帮我们体会：即便在纯属俗尚的事情上，要与整个社会作对也何其之难。

我们算是幸运：我们社会的织理很松，它的要求相对也少，以致我们几乎全然感觉不到什么拘束。可是在中国，一个人若要冒犯习俗，他所抵触的是：他的家、他的族、舆论的全部力量、他敬畏祖宗的心情、他怕祖宗魂灵的心情、他生平所受的唯一一套伦理、他所认识的最有学问的人的见解，以及——这一条虽列在末尾却绝不最轻——他一生中最根深的习惯。中国正在起变化。但愿这变化来得不要太快，好让个人与家庭有逐渐准备去接受它的余地；否则，其结果可能是社会与伦理上的大乱。

接下来看一看家长之制对个人的作用。我们所描述的那种环境，不大生得出我们所谓的个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人有与另一个人相异的权利，意味着今人在必要时有与古人相异的权利。个性不是我们一生下来便完备承受的禀赋，而是一种潜能，须经操练与表达才发育得起来。而恰恰是这种表达，被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意无意地压住了。少年人不被鼓励做他自己，也不被鼓励说出自己的见解。没有人容让他的稚拙、设法把他引出来，以促他心智的长进。相反，他的长辈管着他、喝住他，直到思想上要独立这个念头在他心里饿死为止。我们说的是常态；因为在中国，也和别处一样，总有些天性即便在最不顺的情形下也能挣出一条路来。不难看出，一般的中国人将极其缺乏独立、主动与独创这些为西方社会所重的品质。而女子的处境则要坏上无数倍。

中国人永远在众目之下，永远在舆论的拘束之下。他几乎全然不知私密为何物。他无法领会罗威尔那几行诗：

「拣选的灵魂若从不曾独处，

不曾在幽深的静默里向神敞着门，

则伟大之事从未被人梦想过，也从未被人做成过。

哺育成熟灵魂的乳母，是孤寂。」

西方家庭的分居以及房屋的布置，使除了极贫之人以外都能有一定的私密；这又反过来养出自恃与行事的独立。中国则不然。人挤在他的院子里、挤在他的村子里、挤在他每日所行之路的两旁，使他无从领会孤寂所给的那种陶冶。于是他对此全无兴味，而拥挤得足以使我们心神错乱的境地，他受着却毫不在意。

东方的习俗从来只要求外面合乎规矩。一个人尽可抱他喜欢的见解，只要不影响他的举止。其结果是把外表抬举成万事俱足。孔孟的语录里颇有称赞「信」的话，信也被列为五常之一。然而不难看出，一种自幼只知压抑的调教，并不宜于养成这种品性。一位中国人这样说他自己的童年：「男孩子要到了惯常压住自己的亲爱之情、抑住自己的情绪、对尊长一律恭谨、对卑幼一律端严的时候，才算合了理想的品格。所以孩子很早就被教着恭恭敬敬地跟在尊长后面走，教他不叫坐便不坐，不问他便不开口，教他用正确的称谓向尊长行礼……他若因所作的事受了责备，绝不可顶嘴，绝不可辩解……只能默默受罚，哪怕自知并无过失……我童年的岁月是在一种畏缩的心境里过的。像所有小孩一样，我想喊、想跳、想跑、想把我的不平发出来，想让我的血气与我的亲爱之情尽情发挥。可是……我的舌头被勒住了，我的脚被怕长辈的心绊住了。」〔注六〕在这样的空气里能长出诚实来，那真是罕有的例外。

（原注：李恩富《我在中国做孩子的时候》，第十八、二十页。）

近来我们的通俗读物里常引一句话，叫作「保全面子」。这种感觉中国人并非独有，可是他们的社会理想把它发挥到了非常的地步。「面子」就是自觉把外面的要求都做到了的那种感觉。同一套把诚实闷死的调教，却把那种凡事务求「合体统」的心愿喂得肥肥的。这心愿也有它好的一面：它促使人去尽那些在西方太常被抛掉的社会义务。一个人若怠慢了父母，或是照例的款待做得不周，他便要「丢面子」。可是另一面，它也养出欺瞒、多心与不明智的铺张。为了面子，谎话是不许挡路的。这种虚假的体面感一旦被冒犯，立刻就要招来怨恨。婚丧场面上「面子」所要求的排场，能把一家人拖进一辈子还不清的债里。

一个社会若把真实看得轻，同时又要保住彼此的信任，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在压力之下尚且肯扯谎的人，没有理由相信别人在同样的压力之下会绝对说实话。其结果是：在中国没有人肯把别人的话当足价收下。这种缺乏信任，在公共事务上表现为与西方相比缺少信托的机构，也缺少资本投放的门路。

有几样缘由合在一处，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在缺乏同情这一点上颇为触目。大批人极度的贫穷——那种迫使千百万家庭想尽一切法子省俭才不致饿死的贫穷——使他们对自己无力纾解的痛苦与匮乏变得麻木。没有神经，也把他们引向同一处。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能不说是残忍的。

迷信也帮着把同情的流露压下去。人们相信灾祸出于某个鬼祟的恶意，而谁想去阻挠它，它便可能转过来缠住谁。遇见人家有难而不肯过问，还有一层怕处：怕官府把祸事赖在这本想施救的人身上。

家族之制只是把这种收回同情的倾向弄得更甚。情意本就难以流到家与族之外；便是在家族之内，儿子们与他们的妻子之间彼此冲突的要求，也是怨毒的一大源头。兄弟与妯娌之间，太常彼此当作争夺公产大份的对手。然而最要紧的症结，恐怕还埋得更深。凡压抑个性的，凡抬高形式而牺牲诚实的，凡强调位分与特权之不平等的，凡使人难以读懂彼此心思的——这些东西都在削弱同情之感。

中国人对舆论的力量虽极敏感、极顺从，却少有机会去养成独立的自制。因此我们看见他既驯顺又暴烈，而后者尤见于他自以为在人前受了轻慢的时候。一个人生平有那么长的时间不被容许施展他的丈夫气，那就只好指望一辈子直到咽气都还带着几分孩子气。汲约翰博士论中国人性格中的自相矛盾说：「极不轻易动手，虽然随时肯骂肯吵；很能克制自己，忍耐、和平、守法、勤劳、顾及他人的权利；同时又记仇、不肯善罢、犟得像猪、执拗不化，往往为着一点小事便被一阵无从遏止的狂怒卷了去。」〔注七〕

（原注：《东方与西方》，一九〇三年十月号，第三百六十九页。）

这样的人，纵有种种可贵的种族性情与经济上的美德，就照他们现在的样子，果真备好了去迎接一个要求个性高度发育的时代么？若不把一种新的精神注入他们的社会制度，能指望他们获得所缺的那些品性么？

最后来看一看中国人家里的空气，以及它对妇女与儿童的作用。那套礼法着重讲卑者对尊者的本分，对尊者相应地该对卑者尽的本分却讲得极少。一个中国女人进丈夫家的门，身上挂着性别与年齿的双重卑下：她不过是个女人，而且多半是这宅子里最年轻的女人。她要伺候婆婆，要让着年长的妯娌。倘若这些人对年轻人有一点天生的体恤，或是自觉有什么格外要厚道要容让的义务，那么人家和睦的比例总要高些。然而年轻的媳妇所得的待遇，倒更像二年级生与高年级生之待新生，于是她的日子从一开头就成了她的重负。财产既是共有的，她一来便意味着各人分到的少了一份，于是那种「非叫她挣出自己这份不可」的心理，也就并不奇怪了。在这种局面下几乎不可避免的口角里，她连丈夫的同情也未必有：照道理他该向着母亲而不该向着妻子，何况他对妻子并无什么情意，足以使他想到去宽慰她。在许多人家，年轻的中国丈夫连被人看见同妻子说话都觉得难为情；至于对她表示一点体贴，那是要招来全家耻笑的。年轻的中国媳妇自尽者屡见不鲜，也就不足为怪了。

妻子在法律上的权利很少。她若不贞可以被处死，而丈夫不贞她却无从告诉。她若打丈夫可以被休，而丈夫责打她，只要不弄出伤来便听凭其便。她甚至不得丈夫许可不能出门；若敢违拗，他可以把她卖去做妾〔注八〕。

（原注：穆麟德《中国家族法》，第三十、三十一页。）

女儿出嫁便成了别人家的人——这一事实使做父母的不愿供她念书。尤其在华南，女孩受些教诲并不算稀奇；但念到能读书求益或读书消遣的，大概不到全数的百分之一；北京的丁韪良博士估计，一万人中不过一人。

缠足这桩不幸的风气，与家长式的家庭形式本无必然的关联，却大大加重了中国妇女身上的苦累。立德夫人因身任「天足会」会长，格外有缘由去查究此事，她说：「（缠足的）头三年里，中国的女孩子呈现出一幅最凄惨的景象。她们不像英国的小姑娘那样又蹦又跳、面颊红润，而是沉沉地拄着一根比自己还高些的棍子，或是伏在男人背上被驮着，或是坐着伤心地哭。她们眼底下有大片乌青，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苍白，除了缠足我从未在别处见过。她们的母亲多半床边放着一根大棍子睡觉，一旦小女孩哭闹惊了全家，便好起身打她；把她挪到外屋去睡的也不少见。她所能得的宽解，不是鸦片，便是把脚垂到木床沿外去，好让血脉不通。」中国女人若承认自己的脚疼，会被看作极不体面，所以不妨断言：浮在面上的苦楚，远不及底下的多。此外，这对行动的自由也是一大妨碍。

中国也有美满的婚姻，也有情意深厚的丈夫。妻子一旦做了母亲，所受的敬重便多些，年纪越大越多。然而下面这话仍是实情：整个社会制度在为妇女的天赋权利与神所赋的权利作安排这一点上，亏欠得厉害。中国妇女从不曾见识过更好的境地，因此眼前的局面所造成的不幸不及她们见识过时之甚——这并不能成为让它延续下去的借口。

中国人的家按其眼下的情形，也算不得儿童的理想环境。首先，对卫生的无知与不理会，要为很高的死亡率负责；而那些在不合卫生的饮食与漫不经心的照料下活下来的孩子，多半一辈子带着虚弱的底子。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西方家庭里那种意味深长的同情的流露。一个中国父亲即便疼爱儿女到了极处，仍会觉得同他们嬉闹、或加入他们任何一种游戏，有失自己的身份。一位中国人告诉我们：他十二岁上离开母亲往美国去，并没有拥抱，虽然母亲眼里是湿的。小小的人郑重地磕了四个头，这一别便算完了〔注九〕。假如我们也觉得非守这样一套礼法不可，我们自己的童年与为人父母之乐又会成什么样子呢？

（原注：李恩富《我在中国做孩子的时候》，第九十六页。）

在中国还有一样我们会觉得缺了的，就是一家人同桌吃饭。这件事照我们所知的样子，乃是基督教国家特有的制度。那份融融的情味与桌上的闲谈留在我们生命里的记忆，是我们万万舍不得的。在中国，男女分开吃饭，孩子难得同父母两人一道上桌。中国的孩子也不知道书报杂志为何物，而我们的孩子从中得益甚多。他家里的心智空气远谈不上启发。即便他属于那一小撮读书读得够顺、能拿来消遣的人，他手边若还有什么合他理解力的东西，那也是极难得的例外。家里女人们的吵嚷他又躲不开，这也帮着把他心里「家」的观念往下拉。

上述种种弊病，至少可以看作有代表性的。其中有些也许会随着中国资源的开发与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准的提高而消失；一种切合人生实际需要的教育的普及，作用还要更大。然而症结的根扎得更深。中国的家需要一种新的精神：这精神要着重尊者对卑者的本分，要着重每一个灵魂在慈爱之父眼中的价值，要着重人对他而不是对习俗所负的个人责任。它需要明白，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它需要明白，「威严并不是圣灵的果子」。它需要亲历基督使我们脱离往昔捆缚而得的那种自由。

本章思考题

宗旨：认清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需要。

一、中国社会的种种趋向

一、〔较难〕你以为西方社会有哪些较重要的东西得自基督教？

二、《旧约》里有哪些情节使你想起中国的家庭制度？

三、〔较难〕仔细想一想：假如中国的风俗行于我国，你自己从出生到如今的家庭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四、这对你的父母、叔伯姑姨会有什么影响？

五、你家的家长若握有中国法律所许的那些权利，你对他会抱什么感情？

六、〔较难〕你父亲若生在中国的体制之下，大概能养出多少主动之气？

七、连坐的道理，大体上有哪些好处、哪些坏处？

八、假如你觉得非依从家族的成例不可，有哪些要紧的影响便永不会进入你的生命？

九、假如除希腊文与拉丁文之外任何学问都不受人敬重，这对我们的进步会有什么影响？

十、〔较难〕中国将来的发展所需要的品质，有哪些是她的政治制度培养不出来的？

十一、官吏应当具备哪些品质，才能使这套制度成为造福的制度？

二、这套制度对个人发育的作用

十二、你若要一个男孩养出主动之气，该给他什么样的教养？

十三、你若要一个女孩变得十分诚实，该叫她怎样做？

十四、中国家庭生活的种种拘束，会怎样妨碍这两方面的发育？

十五、〔较难〕你认识极看重外表的人么？这种性情使他们的品格成了什么样子？

十六、你独处的那些时光，给了你哪些特别的益处？

十七、一个人受着上头的压抑，他多半会怎样对待下头的人？

十八、你对哪些人怀着最深的私己的同情？为什么？

十九、〔较难〕养出这种同情的那些条件，在中国的社会制度里有多少是具备的？

二十、「面子」与诚实是什么关系？

二十一、有一所寄宿学校，你明知那里同学间的公议大过一切，你愿意把儿子或女儿送去么？为什么不愿？

三、这套制度对妇女的作用

二十二、你若是个中国女孩，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等着出嫁？

二十三、你的姐妹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你会作何感想？

二十四、〔较难〕当初根本不曾有过什么情意的赢取，婚后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二十五、〔较难〕中国家族法的种种规定，会给丈夫的品格造成什么影响？

二十六、就风俗之不同而论，你以为中国美满婚姻的比例与美国相比会如何？

四、这套制度对儿童的作用

二十七、你童年家庭生活中的哪些影响，最让你心存感激？

二十八、这些影响在一般的中国人家里有多少？

二十九、〔较难〕中国的家在哪些地方违背了你所主张的育儿之理？

三十、〔较难〕你的儿子若自襁褓起便生在一个中国人家里，你料他会成个什么样的人？

三十一、〔较难〕同样的情形下，你的女儿又会成个什么样的人？

五、对基督教的需要

三十二、〔较难〕假如你已同一个中国人家相识，你以为可以从哪些方面使这个家变好？你会怎样着手？

三十三、〔较难〕没有基督教相助，你以为自己能走到哪一步？

三十四、〔较难〕把你能想到的理由通通说出来：为什么要使中国的家成为它应有的样子，基督教是不可少的。

延伸阅读书目　第三章

一、家与家庭生活

布赖恩《致一位中国官员的信》，第六章。

布赖森《中国的家庭生活》，第一编第二、六章。

道格拉斯《中国社会》，第十一章。

戈斯特《中国》，第八章。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第四章。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第二十五、二十六章。

二、乡村生活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四十页。

道格拉斯《中国社会》，第五章。

哈迪《中国佬在家中》，第七章。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第一、六、七章。

三、教育制度

道格拉斯《中国社会》，第九章。

杜克斯《中国的日常生活》，第九章。

戈斯特《中国》，第十二章。

哈迪《中国佬在家中》，第二十章。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问题》，第三章。

丁韪良《中国的学问》，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第十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一卷第九章。

四、道德上的亏缺

巴德《中国城乡生活》，第二章。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三十五、三十六页。

道格拉斯《中国社会》，第二十、二十一章。

纪好弼《在华四十年》，第七、八章。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第六、十、二十一、二十五章。

各种宗教的长短

人们通常以为中国有三种宗教：儒、佛、道。

头一种不是宗教，也从来不是，它不过是一套社会与政治的道德；第二种确是宗教，却是外来的宗教；只有最后一种——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种——是本土长出来的。

——翟理斯

道教一日不从这片土地上扫尽，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宗教上便一日少有指望。它是恶的，而且只是恶的。

——杜步西

佛教在今日的中国激不起多少热忱；它的僧人无知、下贱、不修行止，沾染鸦片，为百姓所轻，被人拿来取笑奚落，成了市井谈笑的资料。尼姑在众人眼里同样地位极低。

——波尔

中国上等人应当仔细想一想眼下的局面，应当像容得下佛与道那样容得下西方的宗教。它何至于害我们呢？儒学照如今所行的样子，既不足以把我们从眼下的窘境里提起来，又何必反过来讥诮别人的宗教？这样做不但无用，而且危险。

——张之洞

四各种宗教的长短

中国人天性并不笃信宗教。在浮光掠影的观察者看来，他们似乎极虔诚；可一经细看便明白，他们大部分的礼拜不过是空洞的仪文。印度人热衷于形而上的玄思与思辨，中国人却讲实际，不肯拿看不见的世界的种种奥秘来累自己。与几乎所有地方一样，妇女是最虔诚的拜神者；读书人里颇有不少是存疑的，对礼拜的种种仪式不过在外面应个景。不过在各色教门里，也确有一些恳切的人，想为心里的渴慕求一个着落。

在论到中国三大宗教之前，须先把两支小的略提一提。回教徒散处中国各地，尤以西部与西南各省为多，人数大约可有二千万。他们守教规比印度的同教中人松弛，却不与汉人通婚，教门的仪式也照旧守着；只是大体上并不设法招人入教。至今入基督教的极少；然而一旦有人认真为他们多做些工夫，这方面未必不会动起来——这件事应当立刻郑重着手。他们的阿訇，即教中的师傅，敌视基督教往往比道、佛两门的人还要狠。

河南省城开封，住着一个古老的犹太侨居群落的遗族；然而他们的会堂早已拆掉，梁木连同经卷都卖了。这一支的历史很凄凉，格外值得注意；它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历史上一种最不易被同化的信仰，一旦失了它原初的冲力，会怎样被儒教文明里那混杂着的多神、泛神与无神之说慢慢蚀散〔注一〕。

（原注：关于中国犹太人来历的已知材料，其提要见玉尔所编《马可·波罗游记》，考狄校订本。）

中国公认的宗教有三种：儒教、道教、佛教。前两种是本土的，最后一种来自印度。丁韪良博士把中国的宗教分别为：合乎伦理的（儒教）、合乎形下的（道教）、合乎形上的（佛教）。佛教把别的宗教的神祇鬼神都收了进来；道教仿了佛教的三身；儒教则对两者既鄙薄、既排斥、又照样取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儒教徒，而其中大多数同时又是道教徒与佛教徒。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为着不同的用处，三样一起行。这三教几百年来交缠得这样紧，要把中国宗教的每一种成分都追回到生它的那一门，实在是办不到的。

吉本论罗马帝国说：在平民看来一切宗教都同样真，在哲人看来一切宗教都同样假，在政治家看来一切宗教都同样有用——研究中国宗教的人会时时想起这句话。《标准辞典》给「宗教」下的定义是：「一种信念，把人属灵的天性系于他自觉所倚赖的那位超自然的存在；也指由承认这种关系而生出的践行。」然而中国话里并没有一个字眼含着这个意思，通常拿来顶替的是一个表示「教导」的字，那所含的意思大不相同。「拜神」这个说法，意即向神明鬼神行礼致敬，是一个本该意指「宗教」的词的一个含混的替代品。

儒教

在探究者看来，儒教一半是一套政治与社会的伦理，一半是一种国家的宗教，里头包着对天地自然的祭祀、对已故贤哲之灵的祭祀与对祖先的祭祀。所以从一面看它是宗教，从另一面看它又不是。宗教应当把人属灵的天性系于他自觉所倚赖的那位超自然的存在，儒教并不合于这个意思。还须指出：「儒教」这个名目既含混、又不确、又易致误会，然而又缺它不得。它照字面自然会让人以为有这么一套思想，孔子之于它，正如乔达摩之于佛教、穆罕默德之于回教；其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孔子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一位中国哲人兼政治家〔注二〕。其时周室衰微，中国分成许多小小的封国，对天子不过有名义上的臣服；孔子出世了，既做官，又设教。做官一事他从未长久，因为各国的君主都不愿受他那严正之教的约束。孔子的大事业，在于聚集了一批门徒，相传共三千人，其中许多人深受他学说的感动，有几位更不惮烦劳，务使其流传后世。

（原注：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卒于公元前四七八年。）

尧舜之世的祭祀，若把「上帝」——宇宙至高的主宰——看作一位有位格的存在，那么也许曾是一神的。然而继这一神之后而来的，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孔子认可了当时既有的祭祖与祭神，却几乎把全部分量都压在人伦关系上。除了国之君、家之长以外，他从未教人对任何更高的力量尽什么本分。皇帝既是天子，便在天的指引之下行使他的权柄。正当的政治，在于按着天道去办国事。

照中国的礼制，天只由皇帝在冬夏二至于北京南城的天坛致祭；圜丘便是那个地方：这位统治亿万人的君主，先以斋戒与默想自洁，然后以繁缛而庄重的仪节俯伏于天之前，自居为天的代理、天的仆人；有时——如遇变乱、水患、旱灾一类——则自居为得罪于天、须当认罪的人。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之乱最炽的时候，咸丰皇帝便这样做过，代他受苦的百姓恳求宇宙主宰的矜怜。在这件事上，皇帝承认他是凭天的权柄而治的，他如何用他的权力，须对天负责。

孔子极看重君主个人的品格，并把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的效力归给君主的表率。他的道理是：君若有德、样样都合该有的样子，百姓也必有德、样样都合该有的样子。这个前提被公元前二〇〇年的一位中国哲人凝成一句断语：「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则水圆，盘方则水方。」

至于用什么法子把这样的善政弄出来，孔子的教训是零碎的。他认为所需要的不过是复归旧道，此外别无他法。「我，」他说，「述而不作。」他最得意的门生曾问怎样治国，孔子答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这样看来，在他眼里过去便是黄金时代；为着把它恢复过来，他倾尽了自己的精力与一生，临死却还在嗟叹自己的失败。他对政治起源的看法，可以用《书经》里的一段话来概括：「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照这话，最有才德的人才该治天下；一旦他们失了德，也就失了君临的权利，天会使他们倾覆。

孔子那套可钦的伦理阐发了「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字的确切意思不易把捉，下面就每一个略加几句限定的话，以见其大概。仁，意味着对公事有一种不自私的、切实的关切，对人有一种宽厚而肯饶恕的心地，顺遂父母的心愿，并且恤孤寡。义，说得完备些，是丈夫的胆气、对长幼的手足之情、公道、正直，以及凡事的谦抑。礼，要求对任何人都有恭敬的态度，保全夫妇的和睦，多推让而少领受。智，意味着对往古的彻底考究、对人与自然的认识，以及德行的常行不辍。信，教人过一种质朴而表里如一的生活，内心纯净到这样的地步：密室里说的话拿到殿堂上再说一遍也无妨〔注三〕。这些德目固然极可称道，在中国人中间却一败涂地，因为孔子为实现它们所能给的唯一帮助只是一句：「反求诸己。」

（原注：丁韪良《中国的学问》，第二百〇九页。）

孔子之教的一个特点，是把人伦关系看得极重。五伦是：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上列各伦除末一伦外，都是把尊者摆在卑者之上；其结果是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生活大体上被一种压抑性的形式主义所笼罩。尊严、长幼、权柄，与屈从、倚赖、卑顺一一相对；而自由、自动与自然流露的精神，便少有施展的余地。」〔注四〕

（原注：谢卫楼，载《传教场上的诸宗教》，第二百〇九页。）

鬼神之有，他并不否认；但照他看来，事情倚仗人的远多于倚仗鬼神，而鬼神插手人事也只是为着执行天地的意旨。一个人若顺着天地而活、积下善行，便收获福报；不然便受损，甚至被毁，可那是他自作的。《易经》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去追究那不可知、不可测的鬼神之界的法则，是白费。孔子只以人为他考究的对象，不语怪、力、乱、神。论到这一层，他说过：要切实地为百姓做事，其道在于既敬鬼神而又远之。「未能事人，」他说，「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地的法则，连同鬼神之界的法则，除了那些天赋以睿智之灵的人以外，谁也参不透。把不可理解、不可验证的问题摆在百姓面前，只会拿一大堆误人的光亮去迷惑他们，把他们引向谬误与混乱。

他的一个门徒曾问过那个要害的问题：「死者知我们所行的祭祀么？还是不知？」夫子答道：「我若说死者有知，只怕孝子顺孙要为送终之事耗尽家产；我若说死者无知，又怕不孝之子把爹娘丢着不葬。你不必想知道死者究竟有知无知，这事眼下并不要紧。日后你自己会晓得的。」理雅各博士说得公道：一位自夸对门徒毫无隐瞒的圣人，对这样一个深邃的题目，本不该是这样的处置。

他们这位最伟大的哲人兼师表，对鬼神之界抱着这种消极而审慎的态度，其影响之深远，中国人自己只是模模糊糊地觉着，直到他们从一个高过他的来源领受了光照为止。这种光照渐渐而必然的效果，是把这位大师教训中的缺陷照得分明，同时又凸显出他那套道理与启示之教相合的许多要紧之处。

中国凡有城池，必设孔庙（庙里却没有僧道），庙中并列着别的先贤的牌位；大师在这里由官方致祭，仪节繁缛，还有丝帛等贵重的供献〔注五〕。他的牌位立在全中国的学塾里，被当作文教的主宰来拜。学生进出书房，都得向牌位行礼。所献的敬意乃是真正的崇拜；照理雅各博士说，即便他就是上帝本身，也不能拜得比这更周全了。孔子那支散布极广的宗族——孔氏——享有若干宝贵的特权，族长还享有「圣人」的封号，虽然他离那位给这一族挣得名声的祖宗已有七十二代之远。

（原注：「牲用一牛并猪羊数口，宰杀后刮治，作跪伏之状置于坛上。文武各官一概须与祭。在北京由皇帝亲自领着众人行礼，各省则由最高的官员代行。丝帛——其中有上好的织锦——一概焚化。据估算，全帝国的孔庙每年为致敬孔子而焚毁的丝帛达二万七千匹，每匹长十尺。举行一次祭典约费一百二十五元，全帝国每年约合五十万元，庙宇的建造与修葺还不算在内。」见花之安博士《中国实践基督教问题》，第二十二页。）

从上面对儒教若干较显著方面的略述看来，可知平常论一种宗教时所生的许多问题，在这里几乎无从安放。前面说过，孔子是受祭的，同受祭的还有上古的帝王尧、舜、文王、武王与周公。每一个州县官都须在某些庙里按官方的规矩行种种拜偶像的礼，尤以各城的城隍庙与武神关帝的庙为要。

儒教还收纳了一套庞大而错综的自然崇拜：祭山川之神，祭风神雨神，祭社稷之神，以及别的许多。无论官吏还是百姓，凡遇急难之时看着可能有用的，无不巴不得去拜一拜。

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一桩崇奉，是祭祖；它在孔子之前便有，孔子不过认可了它。它是中国信仰的直布罗陀，垫在他们宗教的底下，也是他们日常行事的主导力量。「社会的习俗、讼狱的判决、宰相的任命、甚至皇位的承继，都受它的影响。」〔注六〕中国人相信人有三魂，死后分别归入神主牌、坟墓与阴间。这三魂死后的需用与生前一样，所以活着的人——尤其是长子——须把衣服、家什、纸钱以及别的物件焚化，传到阴间去供养他们。逢着一定的日子，在牌位前摆上饭食，相信鬼魂会享用这些供物。供过之后饭食仍旧吃掉，不过虔诚的中国人相信其中的滋味已被吸走了。每年还要在祖坟前致一次同样的供献。这种祭祀的动机，出于一个信念：祖先赞许一切好事，对一切不肖之举则加以怒容。人在世上的成败，取决于阴间鬼魂给不给帮助。由上所述极明白可见：对已故祖先行孝，其刺是「怕」；这些供献的心情，与我们扫墓、修饰塑像或举行追思礼拜的心情，并不全然相同。

（原注：转引自波尔《中国风物》，第三十页。）

这种信仰的直接益处之一，是养成了对父母与在上者的敬重。「它还促进了勤劳，养成了持家谨慎节俭的习惯，其功不可胜计。」〔注七〕可是另一方面，据说中国每年从自己的贫穷里掏出来花在祭祖上的，不下一亿五千万元。人既须葬在祠堂附近或族人之间，这便妨碍了向地广人稀之处移殖。它又把爱都聚在自家门里，从而堵住了爱国心的发育。再者，它强加以极端的父权，毁掉了个人的自由；而最要紧的是，它拿对已死祖宗的崇拜，顶替了对那位又真又活者的崇拜。

（原注：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孔子既不曾界定人与至高存在的关系，而只摆出一套伦理，那么显然他的教训不能称为宗教。理雅各博士的话或许说得更公允些：「他是无关宗教，而不是反对宗教；然而在这件事上他性情与心智的冷淡，使他的影响不利于中国人普遍生出真正的宗教情感，并且为中古与近代文人那些思辨开了路——正是那些思辨招来了无神之讥。」

彭先生在万国宗教大会上宣读过一篇洋洋大文，他在文中说，在儒教徒看来，基督教在中国是无甚可取的；至于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并不明白。已故的李鸿章在纽约为他设的一次宴会上讲话，说他读过《新约》，觉得其中的教训与儒教的教训相去无几——这大概也是许多儒教徒公开表示的态度。彭先生抱怨《新约》关于待人处世的训示极简略；拿《礼记》的细密来对照，他这样抱怨也是有缘故的。西方学者对儒教已考究得很细，它的长处与短处都已陈说得透彻。从前有些传教士对它敌意过甚，如今则有一种合宜的反动之势，倒把它看作基督教的一种预备了。看来两下里无从调和的一点，是祭祖。

儒教是一套了不起的思想。它的力量在于它那些训诫本身的正直；这些训诫若被遵行，世界将与今日大不相同。可是它全然不承认人性本来就无力履行这样高的吩咐，而对这种无力，它既没有解释，也没有救治。在崇奉孔子与别的先贤这件事上，它的脸永远朝着过去。它的祭祖眼下并无伦理上的价值，也全然没有指引或约束的力量。儒教所称道的那种品格，它不能大规模地造出来。它虽然把中国人统一了、凝固了，却不曾照《大学》所训的那样「新民」，而且永远也做不到。它能为中国做的，早已做完了。它必须被一种更高、更深、更能兼容的信仰所补充，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

道教

道教和儒教一样，是中国土生的，相传起于老子——「老的先生」，以别于被称作「先生」的孔子。归于老子名下的著作只有一部，叫作《道德经》，全书不过五千余字，其简与其深同样惊人。

道教的典籍数量极大，然而除上面提到的那部经典之外，价值甚微，也理不出个系统来。

相传老子（他年长五十岁）与孔子曾会过一面；孔子虽对老子言下恭敬，却不曾再去。「《易经》是儒者与道者之间的连锁，为两家共同的根本经典。」儒教教人留意人伦本分与礼数，道教则求「长生的金丹」，已经全然失了它原初的面目，成了一味的唯物。魂虽比身精细，却仍是一种物质；它虽会散灭，却可以借合宜的修炼躲开散灭。就连身子也可以化得轻清，而「羽化登仙」。道家的说法里有「八仙」，常被画成须发苍然、拄着杖或坐在虬曲老树下的老人。他们乘云而行，随意插手人间的事。这种想头在中国人心里的影响极大。

这几种宗教在从前的年代里曾激烈地争过雄，如今则是老迈之后的安宁。本土的这一门欠印度那一门欠得很多。「道教的经，论形式、论内容、论文体、论其中的情节、论叙事、论祈请、论祷文——除去梵文不算——差不多是佛门经忏一字不易的摹本。」〔注八〕

（原注：杜步西，载《传教场上的诸宗教》，第一百六十四页。）

道教所拜的一位，名号与儒者的「上帝」——至高主宰——相同。可是在实际上，他把权柄授给了一位次一等的神，称作「玉皇上帝」；此神被认为是一个姓张的人被奉成的，而那人正是当今道教教主的祖先。这位教主住在江西的一座山上，排场极大，实在是一位属灵的皇帝，外国人称他为「道教的教皇」。据说他的住处用画着符箓的封条封着大缸，里头镇着邪鬼。他也像皇帝一样赐给顶戴以示品级，又给受了法力的人颁印。他是天上「玉皇」在地上的首领官员。他主要的职司是用符咒驱鬼、用法剑逐鬼，世称「张天师」。

最常见的庙宇之一是「三官」庙，即天、地、水三位，有时被画作兄弟，表道家哲理中的三种元始之力。但立在道教众神之首的是「三清」，其中一位一般被认作老子的化身。「八仙」中有一位姓吕的（公元七五五年），说来也怪，如今成了剃头匠的祖师！

另有一位龙王管着水患，常以蛇形受祭，水里的蛇也好，别处的蛇也好。已故的李鸿章任畿辅直隶总督时行过这种祭礼，一九〇六年袁世凯以同一官职也行过。既然谁也不能确知哪一条蛇是龙王所附，那么见蛇就打总归不大稳妥。

鬼神之界据说在各方面都是眼前这个世界的翻版。每一座城都有城隍，庙里有一连串的房间，画着来世的种种惨状——魂过了道家的冥河之后，要为今生所犯的罪受审。这里有画，更多的是塑像：男男女女爬着冰山，爬上去又滑下来；被叉子挑住，在刽子手之间抛来抛去；在磨盘之间碾碎，或被快刀片成片，还有一条小狗跑来跑去舔那血。

每个村子一般有一处或几处土地庙；土地之于城隍，犹如差役之于捕头。家里死了人，一家人到时辰便去那里哭。土地的原身，据说是唐朝一位有名的文人，叫作韩文公。

道士做的超度亡魂过冥河的法事，是一桩要紧的事。别的法事也照着俗例在一定的时候做。就是最不信鬼神的儒者，遇着丧事也觉得非请道士或和尚、或者两样都请来念经不可，否则谁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道士几乎一概没有念过书、一无所知，充此一役不过为糊口。他们中间许多人幼时因家贫被爹娘舍出去，除了庙里再不知别的家。人人都瞧不起他们，却又把他们看作缺不得的祸害。他们的职司是驱鬼与事鬼。看风水这一行由道教独揽，而风水与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交织在一起，与电报、铁路、开矿这类新事物大有干系。这种迷信的握力，如今略略松了一点点。

今日的道教里，实在难找出一样可取之处。它的前提全然是假的，它那唯物之见必然地、无望地使人下贱。它鼓励并包含着最粗鄙最卑屈的迷信，譬如拜「五大家」的畜生：狐、鼠、黄鼠狼、蛇与刺猬。在天津的鼓楼上，常能看见衣饰华丽的商人跪在一只铁锅前，锅里烧着敬「鼠大爷」的香，诸如此类。

信道教的结果，是把活着的中国人送进鬼怪与无数亡魂的奴役之下。每年白白烧掉的假钱（用黄色或白色的锡箔纸做成元宝状）多得难以置信，为的是挡开想象中的灾殃。中国人所说的鬼附身，无论怎样解释，总是一桩真实而可怕的祸患。人们坚信有看不见的东西割人辫子、拐带小孩，还作别的恶事。因此这个国家不时有大片地方陷入严重的惊恐：譬如一八七七年闹割辫子，一八九七年传说有人拐孩子，两次都激起最狂乱、最按不住的骚动。由道教生出的潜藏的迷信无穷无尽，它们对中国人自己（对外国人更甚）之危险，不亚于火药厂与炸药厂——它们实在就是火药厂与炸药厂。

整个义和团之变，便是这个道理一次巨大的例证：那时候，自然界的一切法则似乎都被人当作忽然废止了。一些人确信世上从未铸出过能砍伤他们的刀，确信没有一颗枪弹能穿透他们受过符法的身子，确信任何炮火都伤不了他们——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的任何文明之邦都是危险的分子。今日的中国，满是这样的人。

佛教

这一门信仰是在基督纪元第一世纪传入中国的，起因是明帝遣使赴印度去求这新教的经典。它在不同的时期屡遭大的反对，既来自存疑的儒者，也来自唯物的道流。历代君主对它时而庇护、时而压抑，然而它总能重新抬头。

中国人与印度人不同，是讲实际的，不好冥想。涅槃与断灭之说得不到公平的听审〔注九〕；于是善于千变万化的佛教，便容许人把对不朽的渴慕寄托在「阿弥陀佛」名号的称念上，指着一个有福的来世与一个可期的乐土。无尽地重复这个名号可得大福，所以虔诚的蒙古人把闲下来的工夫大半用在诵这几个玄妙的字上。印度的轮回之说随佛教来到中国，几乎人人都信，由此生出五花八门的迷信。牲畜与虫豸的性命于是成了神圣的，因为谁也不能断定某一只羊（或某一个虱子）不是自己祖母的另一副形状。物是不存在的，佛的智与悲是无穷的。「一切恶都归结于无明。若得知诸法皆空之智，便得度脱。」

（原注：即一切个体存在的终结。）

佛教的典籍与道教的一样多得骇人，其中有一大片从梵文译来的荒野，又有用汉字对梵音所作的音译，外行人自然一句也看不懂。此外还有无数用中文写的原著。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对这些费力的著作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然而佛教流行于民间的那些教义，却深深刻在中国人心上。

这些教义使中国人对畜生比原来多了几分慈悲。它还把那秀美而昂贵的宝塔以及安放亡僧骨灰的塔引进了中国。佛教在纾解罪感这件事上出力甚少，并且久已堕为一种空壳。它的僧人和道士一样，大半是懒惰、无知、恶劣的社会寄生虫。这门宗教就像它许多庙宇一样，已到了无望的坍塌之境。

也曾有个别佛门弟子皈了基督，舍下他那宝贵的钵与念珠，连同那张玄妙的度牒——凭它可以在任何庙里受供养。也不时有庙宇经百姓情愿而改作了基督教的礼拜堂。如今国用窘迫，凡未经官方著录的中国庙宇，田产都有被没收以充地方学堂与书院之用的可能。这一革故之举有时还附带禁止再收小徒弟，因为那样一来便无以供养他们了。这条章程若普遍施行，那么道、佛两教在今后五十年里大概不会再有多少外面的形迹，虽然它们所代表的那些迷信或许还要潜伏下来，不绝如缕。

佛寺的数目远在道观之上。许多最精美、最耗费的佛寺散布在幽深僻静的山谷里，或坐落在难以攀登的山上；僧人在那里远离尘世的沾染，可以没完没了地把一套套例行的经忏哼下去。

最受奉事的神明是慈悲的女神观音（有时也被塑成男身），她能救人脱离灾厄，并赐人最终的涅槃。菩萨是次一等的佛，观音便是其一；另外两位主要的是文殊与普贤：文殊是智慧之神，骑狮（山西五台山尤重其祭），普贤是行持之神，乘象；前者表勇猛与热切，后者表审慎、温和与庄严。「佛或菩萨的像，要在形容上把智、慈与胜三者合在一处：哲人的智，救主的慈，英雄的胜。」

佛教在中国的力量，起于儒教一个致命的弱点：儒教对来世、对报应无话可说，而佛教却教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纵使远走高飞，也逃不脱」。庙里那位判官被塑成手执簿册与笔的样子，上头题着一句：「我笔难逃。」这教训被人反复申说，对中国人的良知不能说没有好的作用。

读者心里自然会生出一个问题：这三教揉成一团、统辖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几百年，其结果究竟如何？考验任何一套宗教，最好的法子之一是看它对信徒道德生活的作用。「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话虽已说得烂熟，却是对这几门东方教门无能为力的一个极好的诘问。佛教与儒教的道德训诫诚然值得我们称赞，然而它们无力在道德上把百姓提起来，其明证便是欺瞒、不诚、扯谎、彼此猜疑之盛行，以及诚实之荡然无存。这些亏缺，再加上女孩幼年性命之难保、妇女地位之卑下，以及一些说不出口的恶行，清楚地表明：要改变这个民族的道德生活，非有一种外来的力量不可。基督教将在道德上把这亿万人提起来，使整个国家焕发生气，使他们与天父有正当的关系，并借着基督为他们预备拯救。

本章思考题

宗旨：认清基督教如何既成全中国人的理想，又满足他们的需要。

一、你以为中国人不信宗教的性情，主要该归于他们承袭的天性，还是归于他们的环境与教养？

二、回教在中国的情形，对别的外来宗教的前景说明了什么？

三、孔子论政治的教训里，有哪些是你赞成的？

四、这教训里缺了什么？

五、对五常你有什么可批评的？

六、把五常与圣灵的果子相比如何？

七、五伦是否把一切必要的关系都包括了？

八、把这些关系看得这样重，有什么好处、什么坏处？

九、你以为孔子对鬼神之界何以抱了那样的态度？

十、儒教因它所拜的那些神祇而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十一、试设想你自己是个儒教徒。基督教如今给你的种种，哪一样你会最觉得缺？

十二、你做好事的动机会是什么？

十三、你以为传教士对祭祖该抱什么态度？

十四、若有一个归信的人把他的祖宗牌位拿来给你，你该怎样处置？

十五、〔较难〕传教士在待人接物上该留意些什么？

十六、儒教的伦理教训这样高，对传教士是好事还是坏事？

十七、〔较难〕你若是传教士，该怎样去接近一个诚笃的儒教徒？

十八、你该以什么样的心去待他？

十九、你该怎样设法消除他的成见？

二十、〔较难〕你该怎样设法向他表明：基督教既成全了他的理想，也满足了他的需要？

二十一、你以为道教若不是建在人性中某种真实的需要上，能有它如今这样的势力么？

二十二、你以为它所竭力要供给的是什么需要？

二十三、说它绝无一点可取之处，你同意么？

二十四、什么样的人最怕道教的地狱？

二十五、〔较难〕在你看来，这套东西最严重的祸害是什么？

二十六、试设想你自己是个诚笃的道教徒。若能相信你那些迷信原是假的，你会高兴还是不高兴？

二十七、你以为怎样把基督教讲给一个道教徒听最能动人？

二十八、你该怎样对付他的迷信？

二十九、佛教在中国的传布，见证了人性的哪些需要？

三十、你以为佛教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三十一、观音何以是最受奉事的神明？

三十二、佛教在哪些地方在你看来最弱？

三十三、诚笃的儒教徒与诚笃的佛教徒，你更愿做哪一个？

三十四、〔较难〕你以为怎样把基督教讲给一个佛教徒听最能动人？

三十五、若把儒、道、佛三教所有最好的地方合在一处，你会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宗教？

三十六、这样一种宗教里最强的动机会是什么？

三十七、把它与基督教相比如何？

三十八、〔较难〕基督教怎样既成全这样一种宗教的理想，又满足它的需要？

延伸阅读书目　第四章

一、儒教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六十至六十七页。

道格拉斯《儒教与道教》，第一至八章。

汲约翰《华南传教的难题与方法》，第三章。

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三章。

谢卫楼，载《传教场上的诸宗教》，第七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十六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一百九十四至二百〇六页。

二、道教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五十七至六十页。

道格拉斯《儒教与道教》，第一至八章。

杜步西，载《传教场上的诸宗教》，第六章。

汲约翰《华南传教的难题与方法》，第四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十七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二百〇六至二百一十七页。

三、佛教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六十七至七十三页。

毕尔《中国的佛教》。

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七、八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八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二百一十七至二百三十五页。

四、祭祖

波尔《中国风物》，第三十至三十四页。

巴德《中国城乡生活》，第六章。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五十四至五十六页。

丁韪良《中国的学问》，第十五章。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二百三十七至二百三十九页。

五、迷信

巴德《中国城乡生活》，第八章。

田贝《中国与中国人民》，第一卷第一百八十三至一百九十页。

道格拉斯《中国史》，第十五章。

杜克斯《中国的日常生活》，第八章。

哈迪《中国佬在家中》，第二十六章。

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第七章。

倪维思《中国与中国人》，第十二章。

振兴中国的人物

他们攀上了通天的陡径，

历尽艰险、劳苦与伤痛：

神啊，愿也赐我们恩典，

好随在他们的行列之中。

——希伯主教

无论哪一行的开路人，都免不了艰难、困苦与灰心，而开路的传教士头几年尤其如此。他也未必比同伴多得了什么昂扬的指望；所幸对他自己、对他的事工都好的是，他所受的那一声呼召已把他的灵魂震到了不可动摇的地步，并以一种沉静的信托使他富足，足以胜过那些常常连他自己看来也无法逾越的障碍。想一想马礼逊那位伟人以及踵其后者那崇高的信心与坚忍，对得意的人永远是一种激励，对沮丧的工人则是一剂补药。

——苏慧廉

传教士不曾在我国百姓手里图过钱财上的利益。他们不是外交阴谋的密使。他们的劳作没有政治上的意味。最后一点却非最轻——如果容我加上一句——他们不曾干预或侵夺地方官府的权柄。人是由灵、智、体三者合成的。贵会（美国各差会）在中国所做的艰苦而极可敬的工作，三者一样也不曾忽略，我深为佩服。

——李鸿章

五振兴中国的人物

景教初传与阿罗本

虽有传说称基督教在使徒时代之后不久便已传入中国，而这件事的一切史迹却尽失于渺茫的古雾之中——这或许并不奇怪。然而另有一事着实离奇：基督的信仰以景教的形式〔注一〕在中国一度立稳了脚跟、甚至得过帝王的青睐，后来竟从这个帝国里全然消失，连它曾经存在过都被人忘了。若不是一六二五年在西安附近偶然掘出一块深埋的黑石碑，上刻汉字近一千七百，又有一长串叙利亚文的教士名录，谁也不会相信曾有这样一支教门在天朝扎过根；事实上碑既出土，人们仍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肯信。碑的年月是公元七八一年，正当唐朝的盛世。碑上记着一位叙利亚教士阿罗本于公元六三五年到来，受到那一朝第二位皇帝——庙号太宗——的优待。景教碑上的碑文辞藻繁丽而极隐晦，然而一个本已知道基督教义为何物的人，即便那教义埋在东方的意象底下，也不难把它认出来。

（原注：基督教早期的一支，以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聂斯托利得名。）

景教在中国那段凄凉的历史，对两种人都不是什么鼓舞：一种人惯于倚仗帝王或大官那靠不住的恩宠——无论其人位分多高；另一种人疏于向百姓传福音，所讲的基督是人而不是神。这一派的信徒无疑受过后来入华的回教徒的激烈敌视——而景教徒转过来又逼迫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景教徒所造的建筑，一座也没有留下；他们用汉文写的书页，一张也没有留下，连传说中都没有，唯独留下这块景教碑〔注二〕。这块碑本身便是一纸可贵而无可辩驳的凭证，向古老中国的拜神者证明：基督教是一种古老而遍及世界的信仰，早在一千二百五十多年前便曾兴盛于花之帝国的腹心。

（原注：约在一七二五年，有人在一个回教徒——其祖先是中国西部的基督徒或犹太人——手里发现一部叙利亚文写本，字体与景教碑相同。其中有《旧约》的一部分：自《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开头至该书末尾、十二小先知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但以理书》（含《比勒与大龙》），连同《诗篇》、摩西的两首歌、《三童歌》以及所选的若干圣诗。见伟烈亚力《汉学撷录》第九十二页。）

天主教的经营与利玛窦

天主教会为赢得中国人所作的传教努力分两段，头一段不妨称作中古之试。那是在十三世纪着手的，主要的成果得于蒙古人忽必烈统辖中国之时。在此之前虽已有过教廷的使节，但真正成事的是那位名叫孟高维诺的约翰：他先到过印度，一二九一年随商队入华，忽必烈接待他的情形，正与唐朝皇帝接待景教徒时一样。在孟高维诺主持之下，汗八里（后来称北京）造起一座教堂，受洗者数以千计，还拟设一所孤儿院，《新约》与《诗篇》也被译成蒙古文。然而这一传教区后继乏人，孟高维诺八十岁上去世后，这番事业很快就完了。

天主教近世之试，大半出于沙勿略的感召以及由他发动的耶稣会的种种影响，虽然他本人一五五二年死在中国的门槛上，始终不曾进得去。进去这件事是一五八〇年由罗明坚与年轻的利玛窦办成的，两人都是耶稣会士。

利玛窦不久便成了领袖，一六〇一年得以进入北京，受到万历皇帝和善甚至优容的接待。他最有名的归信者之一是上海人徐氏，教名保禄。徐氏在上海附近的一部分家产，至今仍是中国天主教势力中最别致、最耐人寻味的一处中心。

利玛窦于一六一〇年去世，年仅五十八，而这件事正如他所预料的，倒大大促进了他的事业：因为庞迪我神父上了一道措辞周详的奏本，为这位把性命献给中国的西方学者请一块葬地，而朝廷作了答复。上谕下达后不久，利玛窦便以隆重的丧礼下葬；那与其说是为死者志哀，不如说是为所得的恩宠张扬，而这恩宠正是死者的声名换来的。

天主教在中国其后的历史有几点须提一提。十七世纪里，对祭祖应持何种态度、以及译「神」当用何字，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自一七二四年至一八五八年，基督教在禁之列，天主教徒或多或少受过逼迫。自一八五八年迄今，该教会谋求并运用政治权力的倾向，危及了所有别的传教士、甚至所有旅华外人的利益。

马礼逊

「我认为我有本分去应征那最缺做工之人的岗位。」一八〇四年马礼逊向伦敦会自荐海外之职时这样写，那年他二十二岁；后来既已明白中国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他便把这结果看作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他求「神把他放在传教场上困难最大、而且照人看来最无法逾越的那一处」〔注三〕。

（原注：《马礼逊回忆录》，马礼逊夫人辑，第一卷第五十四、六十五页。）

马礼逊在读书、治学以及最艰苦的心智劳作上的那股专注，把他童年或许曾有过的一点迟钝之相全洗去了。年轻时他每日做体力活十二到十四个钟头，却把能弄到的书读了又读，做活的时候把《圣经》摊开在面前，夜里又苦读到很晚。后来他又尽其所能，在霍克斯顿与戈斯波特两所学院里为将来的工作修习准备。然而比起他由这些途径所得的心智训练，更叫人惊异的是：凡在英国能得到的、可以借以认识中国语文的法子，他一概用到了极处。当时人所知道的英国臣民中通汉文的只有一位，就是斯当东爵士，其时正在中国任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主席。

于马礼逊最是天意的，是那时正有一位华南人容三德在伦敦。此人性情暴躁，然而就连这一点也成了磨炼他耐性的一个来源——而在东方那等着他的艰难局面里，他将需要无穷无尽的耐性。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还存着《新约》大部分的一部汉文写本，出自一位不知名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另有一部拉丁—汉文字典的写本。马礼逊第一次拿起羊毫笔，从教师那里学得一点写汉字的门径，便着手把上述两部书各抄了一份，几个月内便抄完了〔注四〕。单凭这一件，就足以见出他那不懈的勤勉与决心——他一生积极的生涯里那些惊人的文字劳作，便是由此成就的。

（原注：汤森《马礼逊传》，第三十二页。）

东印度公司的船不许传教士搭乘，于是马礼逊在一八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取道美国往中国去；顺便可以一提，航海之术百年间的长进，从这里也看得出来：那时驶抵纽约港费了七十八天，如今这段路只消五天多一点。

纽约与费城的基督徒同工待他极为殷勤恳挚；他启程往那遥远的岗位去时，一群新结识的美国朋友以恳切的祝愿与祷告送他。毫无疑问，他在美国这短短的逗留，与后来美国人为中国投身传教事业有直接的关系；而作为这番影响的一点报偿，他带着国务卿麦迪逊写给美国驻广州领事的一封信，到埠后又在几位纽约商人的商馆〔注五〕里住了一年。

（原注：「商馆」一词指外国商号办理贸易事务的那座房子。）

从纽约航行四个月之后，马礼逊于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抵达广州。他孤身一人，作为基督宗教的代表，面对着要为他的主赢得世上人口最多之帝国的重任。在纽约，载他来的那条船的船主对他此行的用意存疑，曾讥讽地说：「那么，马礼逊先生，你当真指望在伟大的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上打出一个印子来么？」「不，先生，」马礼逊答道，「我指望神会。」〔注六〕他此刻便怀着这同一种不可摇动的信心动了手。

（原注：《马礼逊回忆录》，马礼逊夫人辑，第一卷第一百三十六页。）

他持着一封给斯当东爵士的介绍信，见到的是一位气度高尚的人，这番结识后来成了终身的挚交。这位英国在东方商务的领袖在许多方面帮过这位传教士，一上来便帮他请到了容亚伯——一位从北京来的中国天主教徒——做教师。马礼逊头一件工作是更透彻地研习语言，在这上头他进境惊人。

一八〇九年二月二十日，他与玛丽·莫顿小姐成婚；小姐的父亲是旅居澳门的外国人。也正是这时候，东印度公司请他去做他们的正式译员；这个位置给了他必要的安稳，好去做伦敦会特别委托他的那件大事——把《圣经》译成汉文。

传教士中从事翻译的，其工作之影响深远，大概没有一位比得上马礼逊。要把整部《圣经》译成汉文，其间须克服的艰难之大，是应当想一想的。说他在《新约》上得了那位不知名的天主教译者的译本之助、在《旧约》上得了米怜博士之助，并不减损本该归于马礼逊的荣誉。六十六卷中有三十九卷是他自己译的。承认他在某些属灵观念的译名上——譬如「神」这个字——并不全然成功，且后来已被别的译本取代，这也并不使他的成就有多少减色。这些不足几乎是每一种开路的译本都免不了的。然而它仍旧作了根基，别人可以在这根基上做出更高的成果来。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马礼逊博士得以致书伦敦会董事们，告诉他们《圣经》已译成汉文——这封信是他格外欢喜写的。他立刻收到世界各地传教会与圣经会恳切而热烈的道贺，而这消息所到之处，都成了扩大工作的激励。

他翻译与著述的下一个目标，是一八二三年完成的《华英字典》，这部书他做了十六年。字典由东印度公司印行，费银六万元，收汉字所表之词四万，装成六大册四开本。这部书与其说是字典，不如说几乎也是一部百科全书，里头满是人物传记、史事以及对本国风俗、仪节与制度的描述。

马礼逊博士的传教生涯因他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去世而告终，前后不过二十七年；然而就当时的情形与艰难而论，他的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晚近的一位传记作者〔注七〕这样总括：「任何寻常人都会认为，编出那部庞大的英汉字典，便已是十五年绰绰有余的工作。然而马礼逊还独力把《圣经》的大部分译成了汉文。他印发过单张、小册与问答；他创办过一所施医局；他设立过一所英华书院；他督理过恒河外方传道会各支会的组建——而这一切，都是在担着东印度公司译员那沉重而重大的职务、并且天天讲道施教之外做成的。难怪他为神的国所作的这番惊人劳作，为他挣得了几乎遍及全球的声名。」

（原注：霍恩牧师。）

伯驾

如果说马礼逊只是初步地显出了以医术助传教之事的好处，那么要证明医药传教乃是一套完备的传教工作中不可少的机构之一，便留给了伯驾去做——他那漫长而辉煌的生涯，始终在做这件事。

伯驾一八〇四年六月十八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弗雷明汉，十六岁入教会，十九岁便在主日学里教书——在那个年代，这样年轻而在事奉上升得这样快是很不寻常的。有心的朋友在钱财上帮了他求学，他先后就读于伦瑟姆书院、阿默斯特学院与耶鲁学院。

正是在耶鲁，他决意把一生献给海外的工场；等他准备停当时，所修的既有医学，也有神学。所以他出去时既是受了按立的传教士，又是医药传教士，隶属美部会。而他所受的呼召与那些年的进修，时候安排得正是天意：马礼逊博士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死于广州，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伯驾博士便到了那里，前后不足三个月。

头一年有一部分是在新加坡度过的；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他在广州开设了眼科医局〔注八〕，不久便扩成一所综合的医院与施医局。很快便有成千的人求诊。那些了不起的治愈，使人们对这位医药传教事业的开创者生出惊异、钦仰、感激、信托与深深的敬服。每天早上，门前挤满了来求医的人，有的心急得半夜就起身，有的头天晚上便铺开席子睡在门槛边，好更有把握早些进去。

伯驾博士做成过几样最精细最难的外科手术，以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他的医治被人说成是神迹，这样奇妙的效验传遍十八省，把更广圈子里的病苦之人引到广州来就治。有许多天，这位基督忠心的仆人踏着大医师的脚踪，一天要诊治一百多号；到了夜里，他虚脱疲惫到唯恐自己跌倒或晕过去，可第二天他又照旧在岗位上了〔注九〕。

（原注：史蒂文斯《伯驾传》，第一百一十八页。）

（原注：史蒂文斯《伯驾传》，第一百二十九页。）

伯驾博士一面设法医好身子，一面同样切望把基督拯救之能的知识带给人的灵魂；他发现那些心怀感激的病人，无论是聚在一处还是单独一个，都很肯领受他所讲的福音。于是，他的医院在三个月里所治好的病人，为拆除中国人成见与闭关政策那道横眉竖目的墙所出的力，比照常规做上多年的传教工作还要大。用伯驾博士最爱说的一句话，他是在「以柳叶刀的刀尖打开中国」。

伯驾博士所开创的这番工作，如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远近各省各等人中都有人成了它的朋友；一些最聪颖的中国青年开始学英文，为的是将来学医，另一些人则求在医院里谋事。为使这工作在钱财上更有把握并能不断发展，一八三八年设立了中国医药传道会。这是第一个以医病与传福音相结合为宗旨而组织起来的会社，在近代传教事业的成长上标出了一个时代；不久之后，伯驾博士所创的那所医院便归到这个新会的护持之下。它鼓励医生前来在中国人中间行医；如今帝国境内的各所医院，连同它们的设备、受过训练的医生、助手与看护，以及本地青年在内外科上的教育，大半都出于它的影响。

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所激起的怨毒之气，迫使伯驾博士把医院关了一阵；他趁这机会，在七年的紧张劳作之后回了一趟美国。他在那里讲说中国在医药上的振兴。在华盛顿，他促使政府着力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在英国与法国，他有力地陈说了医药传教的事业。第二次东航之前，他在本国与哈丽雅特·韦伯斯特小姐成婚——她是丹尼尔·韦伯斯特与鲁弗斯·蔡特的亲戚；夫妇二人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五日抵达广州。其时大火连连，反对之势又生出新的花样，他却重理旧业，做得极有成效。

到了这时候，美国可以与中国订立交往的条款了，顾盛奉派为全权委员，去议定两国之间的条约。其结果是伯驾博士被泰勒总统任为美国驻华使馆的参赞兼汉文翻译。

伯驾博士既已把中国的医药事业扎得这样稳，可以放心地在某种程度上交到别人手里——虽然他自己在医务与传教上的劳作几乎并未减轻——便把越来越多的心力放在与这个帝国建立正当邦交上。一八五五年，他因竭力想使中国的当道采取正当态度而心力交瘁，回美国求一点休息，却被人恳留不过，随即以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身份回来，一直做到一八五七年，而以一八五八年条约的批准为酬。自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八八年去世，伯驾博士住在华盛顿，八十三年的生涯里直到末了都在为中国、美国与世界的基督化而奔忙。

宾惠廉

宾惠廉的生平一路展开，便看得出：比起中国别的传教开路人，他的工作更彻底地是一个恳挚、忘我而热切的布道者的工作。

他一八一五年生于苏格兰安格斯郡的邓教区，父亲是位牧师，有着旧日牧者那种沉静的端严。母亲则有着相补的性情：活泼好动而欢悦。在她那富于弹性的开朗与勇气面前，劳作变轻了，本分变得可喜。父母这两种相对的性情，在儿子身上大体合在了一处：他天性里总有一种深沉的庄重，同时又有一种特别的可亲与吸力，把听他讲的人引到他跟前，化开他们的心，使他们归服他的主基督。

他父亲后来在基尔赛思做了牧师，那也是他童年的家；一八三九年七月，在那里的一次圣餐礼拜上，年轻的宾惠廉正讲道时，圣灵降在众人身上，一场了不起的复兴便开始了。同样的景象也见于邓迪——宾先生在那里代理了几个月牧职；这两处教区里归信而加入教会的有数百人。这番奇妙的工作改了宾先生立刻去海外的计划，他从一八三九年一直到一八四六年将尽，在苏格兰、爱尔兰与加拿大各处不停地作布道的事奉。

一八四七年春，宾先生接受了英国长老会的呼召，作为他们第一位传教士航赴中国；在香港与广州住下的头一两年里，他便惊人地把语言掌握了。有人说他「说中国话，写中国字，读中国书，听中国话，用中国话唱，用中国话祷告」。正是这样全副身心浸在语言的精神里，使他把这语言驾驭得如此纯熟，以致他能从中国的这一处走到那一处，而始终是一个向百姓讲道的布道者。这也为他后来把《天路历程》译成厦门话与京话、并把许多圣诗译成白话作了预备，其中有些至今还在用。

他学语言才刚起头，便到香港的监里去，想同三个被判死刑的中国人谈谈、祷告祷告。像他那位神圣的主一样，他向来最乐意先顾、最顾那些被别人忽略的人，撇下安然无恙的九十九只，去寻那在外邦旷野里全然迷失了的一只。他已经开始走进民众中间，赢得了中国人群那种友善的接待与好脾气——他们似乎随时肯把这种接待给一个有亲切同情、有沉静自持、又能对他们的发问敏捷而得体地回答的人。

他头一趟离开香港的布道之行很有他的风格。他让助手们把船开到那绵长的海岸上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地方，自己则穿村过镇，用单张与讲说把福音传开。一到一个村子，他便在树荫下大声读起《圣经》来。不久人便聚拢，他就向他们讲解福音的性质与旨意。通常到了饭时总有人问他在哪里吃，他便领受那位好心村民的款待，夜里的住处也照样信靠地等着；就这样，他常常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地传道，一样也不缺。

香港东北四百英里，是厦门与一百多个市镇村落合成的那一片人烟稠密的蜂房；一八五一年，这里成了宾先生劳作的园地。一八五二年三月，他自位于岛上的厦门渡到大陆，七天之内绕行了三十个村子，到处广撒那宝贵的种子。第二年他到了三十英里外的漳州，那里人口约五十万；他说：「总的说来，我自来中国以后，不觉得还有哪一段日子比这九天更有意味，或有过这样好的机会去传生命之道。」在漳州点起的这把火，从此不曾全然熄灭。

宾先生恳挚的布道工作的成效，此时开始显出来，尤其在离厦门不远的白水以及另外一两个镇上。许多人家里都有一股苏醒与归信的动静流过。讲道的地方夜夜挤到很晚；偶像与祖宗牌位被毁掉；有些铺子安息日歇业，哪怕那天正逢集。「我在这里所见的，」宾先生写道，「使我想起从前在我本乡主大显能力的那些日子。」〔注一〇〕

（原注：《宾惠廉牧师传》，其兄弟所撰，第二百五十一页。）

此后他短短地回了一趟英国；再回东方时，这位锐意进取的传教布道者以上海为基地，设法一直深入到太平天国之乱中官军与叛军交锋的战线里去。他沿长江上行，直到再也劝不动船家为止，然后转入大运河；在一处地方，人们急着要他所散的基督教书籍，竟从运河岸上泅到他船边，把书用辫子系在头上，再泅回去！又有一回，船过苏州，许多人从门里窗里伸出带钩的竹篮来，接取《圣经》的零本与单张。他就这样大半时间住在船上，一连几个月顺着那些像网一样铺满上海以西以南的运河与江流走下去，把能使人苏醒的福音的酵带到远远近近。

他生涯的最后一段，可说是从一八五六年春天算起；那时他先在汕头一带做工，汕头在厦门西南一百二十英里。他在这里冒险往潮州作了一次传教的探访，却因是外国人被拿住，案子查问之后，被解到广州交英国领事。获释之后，人们觉得再回汕头不够稳妥，于是他重访白水——他从前复兴劳作的旧地——坚固门徒的心，重整教会，甚至在那样早的年头便着手自养之事。此后福州一度成了他活动的地方。为替若干被劫去财物的中国基督徒求得官府的保护，他到北京去了一趟。他把《天路历程》译成京话，便是在这时候。随后这位无畏的开路人、辟荒者要作最后一次抉择：去山东，还是去满洲。他既知道更北的那片园地何等需要人，便朝那个方向去了。到满洲的牛庄不久，他染上风寒发热，一八六八年四月四日去世。

于是这样一条性命便结束了——它对基督的献身如此炽热而始终如一，在两个半球、三个大洲与许多国家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的坟立在满洲这大邦的边上，是基督征战向前推出的哨所，在中国北界之外。那一个小小的土堆，影子却投在许多国土上；因为何处不爱宾惠廉、何处不为他哀悼呢？然而他的一生是教会的遗产，他那不可挫折的精神在向我们招手，叫我们到那争战与得胜的园地里去。」〔注一一〕

（原注：约翰斯顿牧师语，转引自《宾惠廉传》第三百五十九页。）

殷德生

一八九〇年秋天，在中国服务了三十年的老将汤姆森会吏长到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神学院来，讲说那工作的艰难与福气，并招募志愿者。末了他问了一句：「诸位，难道我非得独自回去不可么？」

听众里有一个人，他的才干与献身的生命使他得了同学送的一个称号——「主教」。他是高班生，管着神学院旁边那所为黑人设的小礼拜堂；他心里有大的志向，又留意小事。神学院与礼拜堂之间地是软的，他便每天用自己炉子里的灰去铺一条路出来。有个同学问他：「主教，你何苦修这条路呢？你在神学院里待不了多久，享不着它了。」「享不着，」他答道，「可它会一直留在这儿，给别的弟兄走。」这位修路的人就是殷德生；他听着那位老传教士说话，看见了东方也需要一个修路的人。他申请派往中国的时候，差会董事部正觉得无力再添财务上的担子；为了贯彻自己的心愿，他自己筹措了旅费与一年的薪水。一八九一年他抵达上海后不久，汉口便急需一位外国同工。他到这个溯长江而上六百英里的岗位去，看了看局面，决意把这份工作挑起来。不到一年半，他的前辈同工永远退出了这个传教区，把担子留给了殷先生。他来中国还不满两年，虽然一直发奋考究这里的人与他们的语言，却仍旧缺少许多实际的历练——而那历练正是传教士本钱的一大部分，也是传教士影响力里极要紧的一环。尽管有这些不利，他还是成了他那个教会在华中这座大异教城市里唯一的美国代表。

这个传教区的情形很危急。已有一大批中国人进了教会，需要照管与教导。殷先生从一开头便深信：教会必须自养、自治、自传；他着手施行这几条原则。自传是他头一件用心的事。当地的增长使他等不及有足够的中国牧师，于是他把几位平信徒拢到身边，把基督的事迹与动机做进他们生命的纹理里去，领他们从旧日的黑暗走进新的光明，如此训练他们成为向自己同胞传道的传道员与布道员。这些人到汉口附近的市镇上住下，在自己弟兄中间把这套过程重演一遍；殷先生则一处一处地走，去会他所感动起来的那几拨人。他考问他们学了些什么，把受过教导的人收为候洗者，为他们解说疑难；等到再受了半年的试炼与教导，便为他们施洗。

他这时期信里的几段话很像他这个人：「前些天到汉川去，」他写道，「碰上的还是自圣诞节以来几乎没断过的那种天气——不停的大雨——可这一趟仍旧走得既愉快又顺当。」接下去便是他一路疾行的记述：不断停下来举行礼拜、考问候洗者、责罚一些人又勉励另一些人、并督促和指点本地的传道员与布道员。考问慕道者、甚至考问想列入慕道者名下的人，都绝不是走过场。

在一处分堂，城里最有钱的一个人、从前做过高级武官的，想入慕道班。他考问过了关，可是他有两位妻室，又抽鸦片。他答应把妾遣去并在钱财上安顿她，又答应戒掉鸦片，并请求与别人同时入班，理由是全城都知道他与教会有往来，若被驳回他要「丢面子」。殷先生守定其中所关的原则，拒绝了这个请求。他的决断是对的。那位有名望的申请人从头到尾站在礼拜堂里，看着自己的仆人被公开接纳；他作为殷先生的东道，礼数丝毫未减；后来他履行了改过的诺言，于是被接进了教会。

尽管百般小心，今日的中国也和古时的哥林多一样表明：凡新归信的人是直接从异教里出来的，自行整饬便成了成长中的教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殷先生照《新约》的办法行：凡所犯的罪使教会公然蒙羞的，须在会众面前公开认罪，尽其所能地作出补偿，并甘受剥夺教中权利之罚。他仍须照常赴礼拜，但只能坐在指定给悔罪者的那条凳上。此外还要把他的名字、所犯何事、所受何罚写出来，贴在「客堂」里——那是传教区中向公众开放、人们常来的一间屋子。等到犯过的人服完察看之期、证明了悔改的真诚，这张告示便揭去，并当众宣告赦免、复其原位。这套办法是本着慈爱之心创设并施行的，也得到本地牧师的赞同。

自养的原则一开头便被力主。在新的分堂里，礼拜就在某个基督徒家的楼上举行。粗糙的长凳、写着汉字的中国挂轴、一张当作圣台的中国桌子，再加上一个最简朴的十字架——这便是这间屋子算作礼拜堂的全部标识了。为着自养，殷先生不怕把钱上的帮助扣住或撤回。在他手下，这些传教区合乎《新约》的条件，达到了一种真切的基督徒实在。

他对最卑微的传道员一贯的态度，可以用他给同工们的这番劝告来概括：「你既挑定了人，就要照看着他们。要让他们看出你在看着他们，并且不打算容谁在自己的岗位上打盹。把他们领进来的归信者记成一份名册，时不时叫这些做工的人为这些人交账。这会使他们更留心。不要只借着执事去责备他们，要当面同他们说。而最要紧的是：要教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在教会里待了多年就什么都懂了。他们中间最好的也懂得很少，读得更少。要定期开班会他们，给他们功课去预备。我相信训练一切做工之人最好的法子，就是定期而亲近地在讲坛之外会他们，开班；而我以为最好是在我们自己家里开，那样我们既可作牧者，又可作东道。」

在纷繁的琐事之中，殷先生待手下的人总把分量放在福音的核心上。其中一位写道：「我同一位同工分歧太大，而各自又都笃信自己在理，这似乎成了我们合作上一个无望的梗阻。我把这事告诉了殷主教，因为我要他在这件事上帮忙，并且料他会细问其中的是非曲直。可是并没有，他的心思离那个远得很。他只说了一句：『大夫，我们做外国工的若不能设法在基督的爱里相处，又怎能指望去教中国人这样相处呢？我们种种的分歧与怪脾气都是磨炼，正是我们向本地人显明基督徒如何和睦相处的最好机会。』谈话就此打住。凭着这样的法子、这样的精神，他十年之内在华中建起了一个坚强的本地教会，会众井然有序，有自己的本地牧师、传道员、教师、女传道以及别的帮手。」

一九〇一年新设了一个传教教区，他被立为首任主教。同人为他当选而欢喜，对他始终的爱戴与忠诚，很可以说明他这个人与他工作的品格。他刚从美国休假一年回来，那一年他几乎一直在为自己的工作奔走演讲，回到中国时的身子并不足以支撑一位主教的劳顿。他几乎常在病中，却坚执要做下去，务使近代的装备配得上前所未有的机会。他直到最后还惦着他的工作；去世前一天，他给中国的基督徒与牧师捎去这样一句话：「告诉他们：我活着的时候既曾奉基督的名尽力服事他们，那么神若喜欢把我从这世上取去，我求连我的死也成为他们的福气，帮着他们在基督的信与爱里长进。愿他们清心，为基督自身的缘故爱基督，坚定地随着良心的指示走，不被任何卑下的野心或私意所左右。」第二天大限到时，他把自家的人与传教区里的几位同工聚到身边，用众人都熟悉的那副清朗醇厚的嗓音祷告起来。他求神怜悯地看顾过去，并使一切奉他的名所作的努力都归于他的荣耀。他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把他们交托给天父照管；为同工们祷告，求他们刚强、勇敢、同心，在所受托的工作上永不畏缩、永不迟疑。他为中国的教会祷告，也为本国的教会祷告，尤其求神激动美国的子民更忠诚更慷慨地支持这工作，多差人来、差更好的人来——在基督的爱里扎根立基的人——去宣扬他的福音、在中国建立他的教会。到了下葬那个悲伤的日子，汉口的圣保罗堂——不到两年前这位年轻的主教正是在这里受的祝圣——两度挤满了人：一次是一堂肃敬的中国基督徒，一次是旅华外人。他们把他从教堂抬出来，送往安放遗体的外国墓地；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中国人，许多人一想到此生再也见不着他们的朋友与主教了，便哭起来。

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他在中国手边的工作；他那政治家一般的才干与献身的精神，已开始为他本国教会的领袖们所感知，而在中国，别的传教区里也有许多人认得他的智慧与干练。汉口的杨格非博士代表伦敦会在华中已有半个世纪，他说他确信：神若看着合宜，多留殷主教二三十年的性命，他会成为近代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心里的想头。

振兴中国的后继者

在这番快速的纵览里，把中国传教的一百年分作三段最为便当：头一段三十五年，自一八〇七年至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结束；第二段三十五年，自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七七年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之年；第三段自一八七七年至一九〇七年。

头一段里，除了上面已经略述的几位领袖之外，大概只有两个名字须着重提出：一是米怜牧师，自一八一三年至一八二二年是马礼逊得力而活跃的同工；一是裨治文博士，美国传教士中的开路人。米怜在教育、翻译与印刷上的著绩之外，还当记得他是一位多产得出奇的著作家——他一部较小的作品《两友相论》，至今仍在全中国流行而有效力。裨治文博士不朽的丰碑，是他所创办并极精干地主编了自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一年的《中国丛报》各卷，以及他的《汉语读本》与别的文字与教育工作。

第二段里，卫三畏博士的工作虽可上溯到一八三三年，却主要落在这一段。他于一八五一年接裨治文博士主编《中国丛报》，做过美国使馆的参赞，并著成《中国总论》——这部书大概永远会是论中华帝国的权威之作。郭实腊博士一八五一年以四十八岁的早年结束了一生紧张的活动与惊人的博学，他最高贵的纪念碑是巴色会与礼贤会——这两个差会的成立，大半出于他所给的激励。在伦敦会的工作上接马礼逊博士之任的，有合信博士，代表医务与布道的结合；有理雅各博士，他使中国的思想与中国的经书为英语读者所能懂；与他并列的还有湛约翰博士。

施敦力亚力山大与施敦力约翰兄弟一八四四年到厦门，极恳挚地投身街头讲道；后者在厘定那部称作「委办译本」的《圣经》译文文体上出力甚多。

杨顺、弼履仁夫妇与卢公明自一八四七年起在福州推进美部会的工作；同一年，柯林斯与怀德在同一座城里开创了美以美会的传教事业，此后这事业在整个中国本部铺展得极广。保灵博士夫妇与伍尔斯顿家的比乌拉、萨拉两位女士于一八五七年进入这片园地，增援了创始者的工作。赫斐秋夫妇一八六六年抵福州，次年在九江开创了一番局面，其光正照进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二十年后，他们又被召往长江上游极远处，去重开华西传教区——四川那片奇妙的园地上，早年的创始者曾被教案逼走。最后，赫斐秋博士在病体初愈之时，把加拿大美以美会的传教事业领进了四川腹地。

一八四二年一到，进入中国的门户显然开了；美国长老会差会所遣的娄理华牧师便在那一年进了广州。一八四四年六月，这个会的麦嘉缔博士在宁波开工，在开拓这片园地上显出了不寻常的才干与对中国的认识。娄理华博士不久也到了宁波，后来哈巴安德博士、弗伦奇先生与嘉约翰博士陆续来增援。一八四三年，代表医务的玛高温博士在这个中心开创了美国浸礼会差会的传教事业，此后扩展到周围广大的地方，并设立了一所医院。英国圣公会差会在这里的开路人是哥伯播义、禄赐与包尔腾几位。

在振兴中国的这些工人中间，有一群出色的印书兼治学之士格外显眼；而以其辉煌而有益的造诣而论，上海的麦都思与慕维廉、雒魏林与伟烈亚力几个名字光芒不减——伟烈亚力在他的《中国文献纪略》里评述了两千多种著作，而雒魏林博士是在北京开办医务的第一人。英美两国圣公会在上海的传教事务，分别始于一八四四年与一八四五年，美国方面的开路人是文惠廉主教。也是在上海，建起了美国长老会那所规模宏大的印刷与出版机构；在华东这个长得惊人的中心，美南浸信会的工作开始于一八四七年，美南监理会则在次年。

这番纵览以第三段收尾，即自一八七七年至今。倪维思博士与他勇敢的夫人虽早在一八五三年便开始服务，但他工作中最富启发的那些进展——如设站布道、自养以及训练归信者——却出现在一八七七年以后。同样，戴德生的传教生涯虽于一八五三年悄没声息地起了头，却以中国内地会那惊人的广度与气势臻于极盛，直到他一九〇五年临终时放下这个会的领导为止。马根济博士自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八年留下了他生命与难得的献身的影响。打马字是一位忠心而默默无闻的工人，把一生的精力筑进了美国归正会在厦门的传教事业。杨格非已完成了理想的传教发展上黄金的半个世纪，以致他的名字不但在以汉口为中心的华中大片园地上无出其右，且为全世界所爱重；而美国浸礼会差会的耶士谟博士，以五十多年成效卓著的服务，把自己的名字与汕头那片艰难的园地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细看这些开路人的生平与成就，几乎无从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是一种非凡的人物，神特特兴起他们来做这预备的工作。想一想马礼逊、米怜、裨治文、林乐知与丁韪良实际做成的教育、文字、医务与布道的工作；想一想卫三畏、麦都思与理雅各；想一想伯驾、雒魏林与嘉约翰；想一想宾惠廉、倪维思、戴德生、保灵、打马字、殷德生、杨格非与耶士谟！做工的人死了，工作却仍在往前走。本地领袖的名录很长，像米怜所招的梁发，以及后来许多志同道合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合宜的纪念。本国各教会妇女团体的代表如今已深入帝国各处，值得最广泛的表彰。那一大队殉道者——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都有——在刀剑、火焰与酷死之前用他们的血作了见证，在中国亿万人眼中永远地把我们的信仰分别为圣了。那么，让我们从这简短的纵览里学到：仅仅几个人作神那伸展出来的慈爱的代表，便能成就何等巨大的结果；再从对那尚待去做的更大工作的思想里，看出正有怎样一声号角在吹响，召唤那些与前人同一精神的男男女女进去，把他们的劳作接过来做完。

本章思考题

宗旨：体认若干在华传教领袖对这番工作的贡献。

一、近代的新教传教事业，何以比景教更有理由指望存续下去？

二、孟高维诺与利玛窦的成功，对中国人的性情说明了什么？

三、一八〇七年本国的需要，与今日一样大么？

四、把马礼逊在本国所面对的沮丧，与今日志愿海外者所面对的相比。

五、马礼逊凭什么可以指望有结果？

六、把他在海外园地上所面对的艰难，与今日的相比。

七、把我们所得的鼓励与他所得的相比。

八、头一次把《圣经》译成一个非基督教民族的语言，你该作什么样的预备？

九、头一部译本该迎合读书人的口味，还是迎合平民的口味？

十、《圣经》有好几种不同的译本，你以为说得过去么？

十一、对一个不赛跑的民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你该怎样译？

十二、〔较难〕要确保你的译文通体可懂，你该采取什么防范？

十三、关乎基督徒经验的字眼，你肯信托非基督徒的助手去给么？

十四、开路的传教士应当创作哪几类著述，请举出几种。

十五、马礼逊的一生，在你看来有哪些动人的教训？

十六、医务工作比别的一切传教机构有哪些长处？

十七、对那些来求医的人讲福音，你会用什么样的譬喻？

十八、你以为医药传教士该不该去做一台看来多半不会成功的手术？

十九、你以为伯驾的医务工作与外交工作，两者的价值孰轻孰重？

二十、宾惠廉作为布道者，特别的长处在哪里？

二十一、〔较难〕为布道之用而力求精通语言，你该记着哪些事？

二十二、遍地巡行与守在一处做工，各有什么长处？

二十三、〔较难〕就传布福音而论，宾惠廉的法子与殷主教的法子，你以为哪一种更有效？

二十四、他们所处的情形不同，这对他们的法子有什么影响？

二十五、〔较难〕对求洗的人你该问些什么样的问题？

二十六、〔较难〕你以为殷主教定下这样严的惩戒标准是对的么？请说出你的理由。

二十七、训练本地帮手，你该把自己多大一部分时间放在上头？

二十八、〔较难〕把责任交给他们，赞成与反对的理由各是什么？

二十九、〔较难〕作为一个做基督工作的人，本地帮手比传教士有哪些长处？

三十、在中国与同工相处，你该遵循哪些原则？

三十一、殷主教的一生给了你什么教训？

延伸阅读书目　第五章

一、传教工作的预备

布赖森《马根济传》，第一、二章。

《宾惠廉牧师传》，第三、四、五章。

洛维特《蒙古的景雅各》，第一章。

马偕《台湾遥寄》，第一、二、三章。

史蒂文斯《伯驾传》，第二、三、四章。

汤普森《杨格非传》，第一章。

汤森《马礼逊传》，第三章。

二、传教的呼召

裨治文《传教的开路人》，第二章。

《宾惠廉牧师传》，第十一章。

汲约翰《华南传教的难题与方法》，第三百一十二至三百二十一页。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十三至十五页。

打马字《在华四十年》，第二章。

汤普森《杨格非传》，第二章。

三、学习语言

洛维特《蒙古的景雅各》，第三百二十七至三百三十二页。

丁韪良《花甲忆记》，第三章。

《倪维思传》，第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页。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二十七至三十二页。

四、祈祷与传教事业

布赖森《马根济传》，第九章。

盖恩斯《中国内地会小史》，第一编与第二编。

《胡永谟传》，第十五、十六章。

狄考文夫人《围城的日子》，第十三章。

穆德《牧师与近代传教事业》，第五章。

施佩尔《传教的原则与实行》，第四十一章。

戴存义夫妇《席胜魔传》，第十一、十二章。

传教事业的种种形式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

在中国的传教努力，像一切地方成功的传教工作一样，分为医务、布道、文字与教育几个部门。其宗旨是：尽速使中华帝国里每一个人都得知福音，领男男女女与基督亲身联合，把他们建立在基督徒的品格上，并尽快造成一个自养的本地教会。

——柏锡福

我们要记住：最好的法子也除不去我们工作中那些来自世界、肉体与魔鬼的艰难；然而坏的法子却能把这些艰难加多、加重。无从避免的艰难，我们不负其责；因不顾《圣经》与经验的教训而生出来的艰难，我们要负其责。我们还要记住：在承担这交付与我们的重任时，我们固然应当借着研读《圣经》、祈求神的引导、并彼此参证各自不同的见解与经历，去求知何为最好的做法；然而没有我们的主与那真理的圣灵同在，再好的做法也归于徒然。

——倪维思

六传教事业的种种形式

人们太容易忘记：「使徒」与「传教士」这两个词，虽一出于希腊文、一出于拉丁文，意思却完全一样。《使徒行传》一书显出公元第一世纪里使徒式的传教工作是怎样做的；到了二十世纪，其精髓依然如故。

在中国进入新地方的过程，各处大体相同。第一步是广泛而不歇的巡行察访，借此对各省有更充分的认识；还有一件几乎同样要紧的事：百姓渐渐看惯了外国人。行旅的人暂时的落脚处不是船便是客店。等到打算要扎下来了，来往便越来越频、逗留也越来越久。最后总会有机会向某个手头极紧的人租一处房子（这样的人中国到处都是），于是麻烦就开始了。士绅去向州县官告状，州县官便公开地——更常见的是暗地里——怂恿人闹事，直闹到那笔租约多半只好作废为止。

这场不对等的较量有时拖上几个月，有时拖上多年，叫人心力交瘁；然而到头来，传教士的坚忍、耐性、机变与不衰的信心总归得胜，哪怕明里暗里的对头多得数不清、且位分极高。曾有这样一件事：美国的一个传教区在一处省城里一再被暴民围攻——领头与他们作对的是邻省一位卸任的巡抚——看来在北京也无计可施；恰好美国公使在一件牵涉欧洲某国的事上帮了总理衙门一个忙，中国的大臣们感激之余表示要有所报答，于是便请他们把一切悬而未决的案子一并了结——不久合适的房产就到手了。这些男男女女在狂吼的暴民面前开路，往往连一刻安稳的喘息都没有，他们当得起的荣誉，实不亚于当年在敌对的印第安人面前首先驯服美洲原始荒野的那些人。不过也有些时候，尤其是接着荒年放赈之后，传教的分站开设起来似乎没有遇到多少外面的阻挠。然而有一件事始终是真的：成见与不作声的抵拒，总得靠日子熬过去。

传教区开头那几年，几乎无从信托任何人；因为人很快便会明白那个小学生作文里的通则说得多准：「人是由水和贪心的组织构成的。」渐渐地，身边聚起小小一班慕道的人，可他们的动机仍旧无从断定；头几个归信者受洗，或许要等上十年。

新教的传教区一概大量使用街头的福音堂，任何人都欢迎进去；堂里挂着地图与图画，不断有人讲解基督教的要义。然而据我们所知，天主教在任何地方都不用这种法子。有时暴民聚起来，把堂抢了或毁了，而这堂迟早总会重建。过一阵子便成了老皇历，也就没人理会了。

到别的城镇去走动——起因或许是好奇的人、手头拮据的人、「另有打算」的人、或者真心关切的人所发的邀请——渐渐引出新的中心来。派售书人带着书出去，讲解而出售，或者出借；也带着单张出售，特殊情形下则白送。这个国家这样广大、人口这样稠密，这一类工作实在是没有尽头的。远处初萌的教会总得有人照管，于是巡行的制度便生长起来。与此同时，那一小撮受了洗的基督徒、慕道的人与附和的人，多半免不了受逼迫，起初或许只是些小事，随后往往就狠起来：被逐出宗族，不许用村里的井，还有别样的排挤。这样的人必须照看、劝导、鼓励。于是传教的主教或监督这一职分便应运而生。

有时把派售书人与几位较肯领受的慕道者收拢成班，给以更充分的教导，这便是神学院的胚芽，有时确也长成了神学院。这里那里总有一个比别人聪明些的，自愿出来讲道，或者丢开、或者仍旧守着他原来的营生。

由女子为女子做的工作，是中国——其实是任何地方——一个有效力的传教分站不可分的一部分。这项工作起头与推行时所受的阻碍与不便，比别的形式还要大；因为在中国，未婚女子四处行走是没有先例的，她们的身份起初不可避免地要招来误解，甚至招来侮辱。然而在江西省东北部，却有一整串中国内地会的分站，全由女士「掌」着，而且是在当时男子无从立足、也无男子可派的那些城里。本地牧师照管羊群，由省监督按时巡视。又有一例：几位女士在西部一个很远的省里开了工，有人请地方官把她们赶走，他答道：「那有什么打紧？不过是几个女人罢了！」然而她们最后还是靠着一个潦倒的鸦片烟鬼——传教士欠这一班人的情不少——弄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在极不舒适、毫无私密、又终日有成群好奇而不友善的看客围着的境况里，这场挣扎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外国女士若穿中国衣裳，附带的不便可以减去一些，然而中国人那种无孔不入的猜疑却难以化解。有一位中国妇人谈起几位她稍稍熟识的传教女士，说她们看来真是极好的人，只有一样毛病——她们什么神也不拜！

中国妇女只有靠妇女才能有效地接触到。教导归信的人是最要紧的，然而由于她们贫穷、家务缠身、受制于旧俗、又须应付父母、丈夫、儿女与亲族的种种要求，这便成了一件极难的事。妇女班即便只办短短一期，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可以教导、可以培育基督徒的品格，尤其可以有那种社交的往还——大多数中国妇女的生活里，这是痛切地缺着的。许多牢固的友谊由此结成，而在这些不事张扬的基督教陶冶的过程中，常常有很可观的才具被养出来。

传教工作带给中国的明显好处之一，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以及子女所受的基督化的教养与教育所立的榜样——正因为它是附带的、不显眼的，反倒格外动人。归信者的第二代、第三代因此得了一股推动，去开创一种新的家庭生活，其价值无从估量。妇女到内地巡行，起初虽难、有时且险，然而一旦各分站开始聚起小群的基督徒，这便往往成了她们工作中要紧的一部分。

一个设备齐全的传教分站会有施医局与医院，远近成千的人都来投奔。有许许多多人非要等到痛苦难当、往往已无可医治的时候才肯来。有些人来了只是为死在那里，而这在工作的早期可能惹出麻烦——甚至惹出乱子。出诊巡行给增进友好之情、扩展传教影响的范围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传教士在任何地方都不及他一边走一边传道、一边医治病人的时候，更合乎主的吩咐与主的榜样。作为化解成见的手段，医务工作的极大好处在于：它是一种常设的机构（病人正如穷人，是常与我们同在的）；来的人是自己愿意来的，而且是有目的来的；他们是在最易感动的时候受了影响；一个病人在治疗期间很可能把他良好的印象告诉许多人，出院之后告诉的人还要多得多。基督徒医生那种不自私、不疲倦的忠诚被人时时看在眼里，就是最不易感动的中国人也不能不被吸引，因为他一辈子既不曾见过、也不曾听过这样的事。无数的分站是由医务工作直接间接的结果开设起来的。布道的传教医生与医院牧师，其机会是无与伦比的。

除别的医务工作之外，常有人特别留心鸦片瘾。抽鸦片的人是中国最无望的一班，因为他们不但体力被掏空，道德的力量也被掏空，末了意志全然瘫痪。鸦片无疑是中国这个民族最大的祸殃，它对这个民族的摧毁，大概比战争、饥荒与瘟疫加起来还要多。在山西省，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叫「十个里头有十一个」抽的，连妇女也用，怀里的婴孩也用这毒物哄睡。然而就是在那里，也有几位最好的基督徒工人是从看来毫无指望的境地里被救回来的。

中国医术之苦，加在中国妇女身上格外沉重。她们身上的苦楚无从计量。一位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女医生出现在病榻边——明达而可亲，刚强而温柔——乃是神给中国最好的礼物之一。有一件有趣的事：在最早试行新教传教工作的那座城里，几乎整整一百年之后（一九〇三年），帝国第一所女子医学堂开办了，由富马利与赖马西两位医生主持，头一班十三人，而请求入学的比能收的还多。受过医学教育的中国年轻女子，前程极有指望，可能性也极广大。

幼稚园在中国出现得晚，却是要留下来的。眼下办得最好的要数福州。有一件事叫人鼓舞：中国人自己在日本教师的帮助下已经采用了这套办法，并且越来越多地推行开来。中国人大半把幼童的那一段光阴全然荒废了，幼稚园既能把这段光阴利用起来，又能立刻引起那些本不关心、甚至半怀敌意的外人的注意与称许；就这两点而论，它大概没有对手。

传教分站里通常很早便设起一所男童学塾。头几个学生是能招到谁就是谁，到后来便主要或全然来自基督徒家庭，在基督徒教师门下读基督教的书，兼读中国经书。这些简陋的开端多半会长成一套分级严整的教育体系，最后以一所设备完善的书院收尾。有一个分站里，一个几乎等于乞丐的满洲少年被一位好心的女士收留并教养，后来做了教师与传道人，而那所小学塾也正在这期间走过了上述的演进之路。

与男童的教育并行、而直到近来还远远落在后面的，是中国女童的教育；没有它，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家庭里都不会有真正的平衡。开头一般都很小，且常常极叫人灰心；然而一旦人们把握住「女孩的心智与男孩一样好」这个念头，尤其一旦明白了就是从钱上算，教她们到头来也是笔划算的投资，那么最守旧的中国人也开始让步了。中国最开通的地方近来在女子教育上的转向，使基督教的女学堂与女子书院一跃而占了要紧的地位，这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它们是中国将来在基督里重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为中国妇女所做的工作里，最有意味、最有指望的形式之一是训练学堂：学生——大半是已婚妇女——被收进来读上几年，也和别的学堂一样有定好的学期与假期。她们所学的，不但使她们通晓《新旧约》并特别着重于如何把自己所知的传给别人，或许还包括地理大略与算术的基本规则。这样她们便能自己记账，也很容易博得往来之人的敬重。计划里往往还有一项：把这些将来的女传道派出去实做一年，由一位有经验的同伴带着，试一试她们是否合于这副新担子——这样的担子在中国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这类训练学堂迄今在福建省办得比别处更完备，然而假以时日，它们必须遍及各处。中国的妇女若不曾被深深地影响，中国便永远不会被深深地影响。要成就这个目的，大概再没有比为基督徒妇女所设的训练学堂更要紧的机构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极精巧的手艺人的国家里，办实业教育所遇的困难比别处大得多，男童尤其如此。有几处地方引进了改良的织机，又办起木工、编篮一类的手艺，总算把这些困难克服了一部分。女学堂的学生做针线、纺纱、织布、抽纱、织花边、刺绣，还用毛线编织各色物件。天主教一向是极出色的实务管理者，历来把各种形式的实业工作当作一项专长。在所有这些方面，新教都可以向他们学到不少。

美国各传教区向来把教育看得极重，这样做是否明智，从前也曾有人怀疑，如今这种怀疑可说已经过去了。书院的兴办，使美国各传教区的教育体系臻于完备，而在那个时候，这类机构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还全然是陌生的。如今官府正在大规模地开办这类学堂，它们对基督徒便比以往更成了必需。中国最老的那个传教会久不肯办，近来也开始设立高等学堂了。基督徒的青年若持定自己的信仰，既具备中国自往古承受下来的学问，又具备西方所能给予的最好的东西，那么对中国的更新便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教育里有极大的危险，也有极大的可能。

任何地方的每一位传教士，都欠着圣经会的情——这些会为《圣经》的翻译、印行与分发作了预备。大英圣书公会创立于一八〇四年，随即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但它原打算把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新约》一部分的译本（即马礼逊所用的那一部）印出来，后来查明每部要费十元，而且没有法子在中国人中间流通，这计划便搁下了。一八一〇年，该会印了马礼逊先生所译的《使徒行传》，自那时起直到今日，它的活动从未止息。它出过许多种译本：有文言的，有官话的，还有十三种各别的方言，其中四种除汉字本外另有罗马字本；另有两种方言备有盲人读本。它还出过蒙古文的《圣经》（两种译本）、卡尔梅克文的与藏文的。

总会、分会、派售书人与女传道（十年来平均有三十位）合成的这套系统，是一桩庞大的事业，遍及中国各处。自该会开工之初至一九〇五年年底，《圣经》全本、《新约》与零本的流通总数为一千三百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六十三部；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年的增数（五百二十万零九百〇八部）比头八十年的流通总数只差一点点。这一事实提示出：单单这一件工具，为中国的更新已经发挥了、如今更在发挥着何等巨大的影响。

美国圣经会在头一批美国传教士到华后不久（一八三四年）便出现在中国，和它的同伴一样，勤于为中国人预备《圣经》，并广为流通。它一九〇五年直接发行的数目，是它在华开工以来各年之最，计六十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二册，比以往任何一年多出九万八千以上。苏格兰圣经会组织得比另两家晚得多，在允许派售书人把福音书与单张搭在一起卖、以及流通带有丰富而极需要的注解的福音书方面，比两位同行都更放得开。

圣经会的工作，由众多小册会的工作恰当地补足与相辅；其中主要的几家，根植于伦敦宗教小册会与美国小册会，并从那里得到滋养。办这项工作的几个团体设在上海、汉口、福州及别的口岸，也设在北京与遥远的四川。其中较大的几家，其园地不仅是中国本身——中国已经够大了——而是全世界，凡有中国人移居之处皆是。有几家书籍流通的增长比例，完全比得上刚才说的圣经会；而它们所出的基督教期刊，对本地教会的健全发育是不可少的。

广学会起初另有名号，它是由一位干练而有远见的苏格兰人韦廉臣博士的工作生发出来的；此人器局宏阔、影响甚广，编著过许多有价值的书。一八九一年他早逝之后，李提摩太先生接掌了这个团体。该会的宗旨是翻译能找到的最好的书，并发行一份有影响的高格调月刊《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博士主编，以此接触并影响中国人的心智。李提摩太博士与林乐知博士都著述甚多，且都是要紧的著作，在帝国各处都有人读。该会还出一份给基督徒读者的月刊，以及一份由高葆真牧师创办的周报。它所译书籍的题目范围很广——宗教的、历史的、传记的、科学的、人类学的，还有论比较宗教的著作，以及布洛赫的《未来之战争》。因为没有版权法，中国的书商便以最诚恳的方式恭维了该会：书一出来就大量翻印。这种做法虽妨碍了该会的进项，却无疑帮着实现了它传布知识与光明的宗旨。

这几股基督教文字的巨流，若没有许多传教印书馆相助，是流通不开的；其中最大的一家隶属上海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区。它一向为国内的中国人、也为散在全世界的中国人供应《圣经》与基督教书刊。这所宏大的机构印出《圣经》、福音书、书籍、单张与杂志，有时一年高达九千万页。美国美以美会合并后的印书馆也在上海，别的印书馆则散在中国各地，其中许多不胜其劳，而无一不忙。靠着它们的帮助，中国各方言的罗马字拼法得以生效，把知识带给了千百万永远学不会那复杂汉字的人——若非如此，这知识是他们够不着的。同样的办法如今也用在流布极广的官话上，虽然有特别的困难，迄今也只收了一部分成效。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没有醒觉：为使他们的语文更合乎民众之用所花的气力，几乎全都起源于外国人〔注一〕。

（原注：不过近两年来，一位中国学者发明了一套用自造的记号来表声母与韵母的办法；靠着它，许多人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学会了读书。）

第一次传教士大会派了一个委员会，为学堂编纂课本。第二次大会又进了一步，其结果是中国教育会的成立。这个会在统一办教育之人的步调上一直是一个要紧的机构，一则靠它的出版物——它已出了相当长的一份书目——一则靠它三年一次的大会上的讨论与议决；第五次大会于一九〇五年五月在上海举行。就中国眼下的教育状况而论，这个会应当设一位常任的书记，并大大扩展它活动的范围，这是很要紧的。

中国的新局面，为传教士打开了许多从前关闭的影响之路。就眼下人人关心的题目作公开演讲，自上海到四川、自广州到北京，都极受欢迎。在北京，美部会的一处礼拜堂已有一段时间被用作讲堂，分日子给男子与女子讲时事以及许多别的题目，如历史、地理、卫生、煤、教育等等。有几位公主来听过讲，其中一位是蒙古王公的夫人，她讲了自己想在蒙古人中间兴女学所受的种种磨难，还领了几位学生来展示，以证其成效。一位满洲公爵——皇太后的侄儿——讲过孝道。北京一家日报的主笔，以及一份中国妇女报的女主笔——她本人对此事极为关切——都来讲过，并在自己的报上称许这个办法。作为接触上层人士的机会，这些门路是无价的；这些人从前是接触不到的，如今却心智活跃起来了。

与此相类而更为长久的一种影响，是博物院与演讲相结合。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大概要数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的工作。将近二十年前，这事在青州开办，近来又在省城济南以远为宏大的规模开办。房屋一概是中国式样。一座外国坟场的模型，使人有机会讲解西方人对待死者的观念，而不必攻击祭祖——甚至不必提到它。圣保罗大教堂、华盛顿国会大厦以及别的名建筑的模型，给人一个西方建筑的真切概念。剥制的飞禽走兽、装架的鱼、巨大的地球仪、太阳系仪、电机、铁路模型与挖泥机，默默地驱散着蒙昧与成见。几幅大的彩色图表，显出各国铁路里程、商船吨位、金银铁煤及别的物产的产量之比，而中国在每一幅里都只是底下细细的一道黄线——这比任何辩论都更能叫人信服。一个年轻的儒生本是来讥笑的，长久盘桓之后走了，回去对他做官的叔父说：「唉，中国唯一领先的只有人口！」这所要紧的机构自创办以来一直由怀恩光牧师主持，二十年间接待过一百多万人次，单是一九〇六年就有二十四万七千人次。要吸引有学问的中国与做官的中国，再没有想出过比这更好的法子。

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间遍及中国北方各省的那场大饥荒，成了一个奇妙的缺口，从这里刺穿了中国人成见那粗粝而拒人的外壳。一大批传教士，加上海关里的几位，亲身在灾区散放赈款。有四位传教士死于热病与劳瘁，其中一位得山西巡抚以公祭之礼相待。一九〇七年的饥荒波及约四百万人，传教士又一次作了英勇的服务。不事张扬而办得明智的赈济，是开启许多重门的一把金钥匙。

麻风病人的收容所或村落已在五个省份设立，成绩很好。有八所孤儿院（其中一所在香港，却由向中国人传教的人主持），照管着大批孩子，多半是女孩。十一所盲人学堂或收容所——最著名的是北京穆瑞先生所办的那一所——正做着中国人有理由视为日日神迹的事，把一班向来毫无指望的人从无用、甚至更坏的境地里救出来。芝罘的梅理士夫人所办的一所聋哑学堂，是一个榜样，显出在那片广阔的园地上可以做成什么。已故的嘉约翰博士在广州历尽艰难开办的一所疯人院，同样是在照管一班人数众多而向来被忽略的人上作了开路人。

把青年人组织起来的办法，如今几乎中国每一个传教区都采用了。人们公认这是训练新归信者成为刚强而进取的基督徒的一条极有用的路。中国人办大会特别在行。作为向世界证明这一群年轻基督徒的恳挚与热忱、并作为对合一精神的激励，盛大的聚会在中国之动人绝不亚于在美国与加拿大，而其价值还要大得多。

基督教青年会应传教界之邀，于一八九五年进入中国。自创办以来，它在各城的青年中间与各学堂的学生中间都进展迅速。在中国较大的城市里，青年会有一种特别的价值：它是基督徒与有势力的非基督徒中国人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后者往往很愿意做赞助会员，以友好的建议与钱财上的支持相助。在基督教学堂里，青年会把基督徒学生结成一个紧密的团体，并与外界广有联络。它给学生个人的基督徒生命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也为进取的工作提供了余地与训练。它组织并推动查经，又把服事他人的呼召带到每一个人面前。在全然非基督教的学堂里，别的公开的基督教影响根本进不去，而青年会有时一经人明白它的用意，便因其社交与道德上的益处而受到欢迎。在这些方面，它在中国有无限的用武之地。

值此新教传教百年告成之际，广州传教士联会已着手募集十万元，以建造一所房屋，交由新教传教工作最早开始的那个口岸的青年会主持。眼下在中国这项工作中共有外国干事二十七位、中国干事十五位。

应日本全国协会的恳切邀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还有别的人）在日本一万六千余名中国学生中间开了工；那些学生所处的境况颇为反常，在道德上也颇危险。这项工作由中国派去的一批批工人轮流主持，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进展极快，且有许多迹象显出将来会有广大而长久的效用，因为这些学生终归要在本国占据有势力的地位。其中已有好几百人来上过课，公开表明立志过基督徒生活的也不在少数。

基督教女青年会到中国不久，眼下有三位代表。头一位（伯宁格女士）在上海及其附近众多机器工厂里做工的妇女与女孩中间开了工。这样的女工估计有三万以上；若把火柴厂及别的行业里做工的算进去，可达四万。已有几个女青年会设在女学堂里，将照着男青年会的路子发展。

多种多样的宗教团体已经走过了开路的阶段，如今稳稳地立住了。虽有种种维新的动向，基督教仍旧是中国在心智、体格、社会、道德与属灵各方面得到足够更新所不可少的力量，它触及这个民族每一个要害。外交与通商的园地有限，用意也狭窄；基督教却是多方面的，它繁多的活动有无限的余地，而它的目标，是把中国人装备中每一处薄弱的地方都加强起来。

本章思考题

宗旨：体认教会所受的督促——要把已经造就出来的这些机构用到极致。

一、海外传教的工作对一个中国人宣讲了福音，就算对他尽了本分了么？

二、它在影响他的态度上该负多大的责任？

三、你的兄弟若不是基督徒，你把得救之道向他明白地说过一次，就算对他尽了本分了么？

四、一个中国人表明归信了，海外传教就算对他尽了本分了么？

五、在任何一国，海外传教的工作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成？

六、你指望中国这个民族的大多数最终由什么人领到基督面前？

七、这种指望该怎样影响我们工作的方法？

八、任何一国传教工作的头几个阶段里，成效何以这样小？

九、依你看，在基督教国家里，哪些机构在促进基督徒的长进上最有力量？

十、这些机构在中国传教工作的头一个时期里有几样是具备的？

十一、你估量当时在中国流通着的基督教影响，与在基督教的美国流通着的，两者的分量之比如何？

十二、请描述布道的传教士直接向百姓传讲福音所用的方法。

十三、〔较难〕把他起初所要面对的主要障碍归纳一下。

十四、〔较难〕在街头福音堂里，面对一群好奇的人，你该怎样开口？

十五、〔较难〕对那些表示有兴趣的人，你该怎样对待？

十六、为妇女所设的训练学堂，其特别的价值何在？

十七、把克服成见的各种机构，按你认为的轻重次序排列出来〔注二〕。

十八、布道的人要克服民间的成见，该遵循哪些通则？

十九、盲人学堂特别的价值何在？

二十、海外传教的董事部维持疯人院一类的机构，说得过去么？

二十一、把传讲福音的各种机构，按你认为的成效次序排列出来。

二十二、〔较难〕巡行、医院与寄宿学堂作为传讲福音的机构，各有什么长处？

二十三、〔较难〕你该怎样办一所医院与施医局，才能使它在属灵上的价值最大？

二十四、你以为哪三种机构对造就归信者最有贡献？

二十五、哪三种在训练工人上分量最重？

二十六、〔较难〕在自传一事上，哪些机构对本地教会帮助最大？

二十七、〔较难〕在自治一事上，哪些帮助最大？

二十八、〔较难〕在自养一事上，哪些帮助最大？

二十九、我们在基督教国家里工作方法之繁多，在你看来是必要的么？

三十、你认为我们应当有的方法，我们都有了么？

三十一、这样繁多的方法若在本国是必要的，那么在非基督教的国土上，我们能指望没有它们也建起一个坚强的基督教会么？

三十二、在这些机构尚未造就出来之前，传教工作的成效与其后的成效相比，我们该有什么样的预期？

三十三、这在我们身上加了什么责任，使我们务要保证这些机构有效地维持下去？

三十四、〔较难〕你若有一万元要投在中国某一种传教工作上，眼下该放在哪里才收效最大？

三十五、〔较难〕一个刚从大学毕业、样样都拿得起的男子来问你怎样在中国最有用处，你会叫他去做什么？

三十六、〔较难〕同样情形下的一位样样都拿得起的女子，你又会怎样告诉她？

三十七、你以为眼下中国能用得上多少钱、多少志愿者而不致浪费？

三十八、中国眼下服务机会之繁多，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呼召？

（原注：要把这类题目答得最好，应当把各种机构开成一份单子写出来，使其一目了然。）

延伸阅读书目　第六章

一、教育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一百一十二至一百一十五页。

纪好弼《在华四十年》，第十三章。

罗约翰《满洲的传教方法》，第十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十二章。

施佩尔《传教的原则与实行》，第十九章。

华莱士《四川腹地》，第七章。

二、医务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一页。

布赖森《马根济传》，第三百九十六至四百〇四页。

纪好弼《在华四十年》，第十四章。

马偕《台湾遥寄》，第三十三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十章。

史蒂文斯《伯驾传》，第七、八章。

华莱士《四川腹地》，第六章。

三、布道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二十页。

汲约翰《华南传教的难题与方法》，第六章。

罗约翰《满洲的传教方法》，第三、四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三章。

华莱士《四川腹地》，第五章。

四、文字

毕奇《唐土山巅的曙光》，第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七页。

纪好弼《在华四十年》，第十五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十三章。

汤普森《杨格非传》，第十三、十七章。

五、为妇女所做的工作

香便文《十字架与龙》，第十五章。

麦克纳布《中华帝国的妇女》，第七、八章。

苏慧廉《中国的一个典型传教区》，第九章。

华莱士《四川腹地》，第八章。

这共和能撑得住么？谁说得准？就是思虑周密的观察者，至今也还不敢说美利坚的共和撑得住。乱民与「马上的强人」，永远埋伏在每一个共和国的背后。比起菲律宾群岛，比起墨西哥、中美洲与南美洲诸共和国，中国要更适合共和的体制得多。她的人民性情更安定、更和平、更守法，他们对既立之权威的敬重更深，而他们地方上的治理久已在很大程度上带着民主的性质。

然而，民治所必须倚靠的那些教育与宗教上的根本观念，在中国传布开来不过是几十年的事。极多的人至今还只被它们略略触着。许多人已经接受了西方文明与政治的外在形式，却还不曾接受那作为道德根基的基督教——正是它保证了更宽的机会被明智地使用。对外的忠爱之心是强的，然而这个国家彼此相隔遥远的各部分之间的一体之感，仍旧是弱的。

——布朗

全世界一致公认：中国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运动之一。无论我们看的是所波及人口之众，是这场变化的性质，是其中所牵涉利害之巨大，是这场危局相对的平和，还是这一桩事的意味——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正在十年之内经历一场根本的心智与心灵的重新调整——都显然可见：我们得以亲眼看见并亲身参与一场浩大的运动，其后果将影响整个世界，且无有穷尽。

——施佩尔

七传教事业的难题

（原注：本章此次修订于一九一二年三月，有一点不便：写作时人在中国之外，而其时局面变动之速，使人难以判定中国传教工作将来主要的难题究竟会落在哪几条线上。本章的用意不在把所有这些难题作一通盘的检视，而在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中几个较为显著、并且特别能代表新中国的难题。）

中国官府对外来宗教究竟容让到什么地步，人们向来多少有些误解。像中国人这样一个平和而务实的民族没有迫害的本能，固然是实情；然而高延博士从大量中国文献中广作迻译所显明的另一件事也同样是实情：凡官府唯恐儒教受危及之时，狠戾而不肯罢休的迫害便是常规而非例外。基督教在中国的整部历史本身便是这一事实的凭证；因为人们觉得基督教与儒教在若干点上——尤其在祭祖这一点上——是相抵触的，而祭祖可说是中国百姓真正的宗教。

熟悉中国的外国人中间流行过一种想头：在这个帝国将来总体的进步之中，信教的自由大概会一小步一小步地终于被让与，主要的缘由是中国人对于任何显得不如西方各国的地方越来越敏感，而西方许多国家里信教自由早已落地生根。

然而中国革命的骤然成功，把这番展望完全改变了。新教传教士三代人的指望与祈祷、天主教几百年的指望与祈祷，眼看就要应验了。我们正站在中国信教自由的门槛上！

下面这段关于中国京城近事的记述，可以为这个预言作凭据。它取自一位在北京的传教士发给波士顿美部会的一封通报。

逊位的诏书宣布后不久，北京各新教教会的本地牧师起了一个念头，要举行一次联合的感恩礼拜。他们想邀请新共和国的总统来参加。邀请一到，袁总统迎上来的诚意还超出了一半：他说他很愿意与他们晤谈。于是四位中国牧师代表长老会、美以美会与公理会的传教区，亲自把请帖送去。接待他们的礼数一如接待外国列强最高的代表，卫兵向他们行礼，与向美国或英国公使行礼一样。

他们被引进一座陈设着西式家具的大厅。总统在这里迎接他们，说接见他们很是欣喜。他一再告诉他们：在新政之下，他们可以指望有完全的礼拜自由。他示意说，就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的原则而论，那正是他在新政府里所力求的。他请他们把他关于信教自由的话转告各地的牧师与基督徒，并向他们讲解共和的原则。他虽不能亲身赴他们的约，却答应派一位代表把他的话带给教会。

感恩礼拜于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城里最大的一所礼拜堂举行。虽然凭票入场，离预定的时辰还早得很，礼拜堂里便挤满了明达的男男女女，个个热切兴奋——而这是在北京，几天之前还是满洲权柄的所在。领头称颂共和的一位基督徒牧师，自己就是个满洲人。礼拜堂里旗帜、彩绸与题词交映生辉，新政府的五色旗居于最显眼的位置。中国海关裴式楷爵士的中国乐队以激昂的乐曲为这场合助兴。压轴的是新总统的致辞，由外务部的颜博士用英文与中文各读了一遍。颜博士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是翰林院的一员，一度做过华北美国大学同学会的会长，并且是位基督徒。为着向他治下的基督徒特致敬意，袁氏电召颜博士自天津前来，好让他手下一位基督徒官员把他的话带给基督的教会。

袁总统给他治下基督徒的致辞如下：

「北京各新教教会的中国基督徒今日举行联合聚会，以庆贺共和政体在中国的建立，并感谢神使华北免于战祸之惨。诸君雅意邀请袁世凯总统莅会，总统极为感念。惟当此新旧政体更替之际，总统日理万机，几无片刻自主之暇。他今日不能前来，特命我代表他与会，并代他说几句话。

「新教的基督教自西方传入东方，已一百余年。教会的进展迟缓而艰难，一半因为中国昔日守旧，凡新事一概疑忌，一半因为传教士操着外国话，不能把他们的用意说明白。近几年来，维新之风行于我国士人之中，他们既留意西方的学问，也留意西方的宗教。于是基督徒的宗旨与方针渐渐为人所知。

「再者，各传教区在慈善事业与教育机构两方面都大有成就。一面他们施惠于贫苦无依的人，一面他们悉心造就了许多有才的青年。因这两件事，他们博得了社会各阶层的美誉。传教事业的声望日增，从前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成见与误会渐渐消失，这对中国必定有益。

「因为传教事业是条约中议定的事项，所以往往带着外交的色彩。这样的约定在从前是否不可少，此处不必置论；然而它们显然必须有所更改，以合于眼下的情形。许多中国基督徒看出情形已变，又愿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每一丝隔阂都除去，便主张教会独立，使之不带任何政治的意味。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看得远，并且为将来的传教事业指出了一个妥当的根基。他们是出于爱教会、也爱国家的心。

「然而只要国家的宪法尚未颁布、保障信教自由的条文尚未正式公布，此时便议及修改关乎传教事业的条款，恐怕既不明智也不相宜。幸赖天恩，中华民国已成事实；而在优待的条款里，满、蒙、回、藏均已获保其信教的自由，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信教自由立下了先例。等到国会召集、新宪法拟定之时，我们可以确信必有这样一条列入其中，把世界别的几大宗教也包括进去。从此，一切妨碍良心自由的障碍都将从中华民国除去；中国五族将同享共和制度的福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别将永远消失。我们同是一大家的人，一心一德，共同奋勉，以促中华民国的富强与康乐。」

本书从前几版里，头一个讨论的传教难题是中国基督徒的条约权利；这件事向来多少给传教士带来困惑与忧虑。如今这样的时候快到了：中国人将重演日本人的经历，要求并取得治外法权的交还——正是这项法权一向庇护着外国人及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基督的教会在内。鉴于其中牵涉着许多微妙的利害，这种交还自然要等到中国人证明自己能诚实而不偏地施行司法之后才谈得上。倘若那个时候看来还很遥远、与眼前的政局全不相干，那么，驱逐满人一事从前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它已经成了；这一桩成就正是那一桩的先声。

国会尚未召集，而这件大事以及无数别的事都须由它审议并议决，此时妄加揣测是徒劳的。但有一件事是明白的：基督的教会在中国的地位，将与从前所处的地位根本不同。在这场「走马灯」似的、奇事迭出的旋转里，显然可见：中国的教会将受到一场前所未有的试炼。它能不能骤然适应新的权利与机会，而不失其属灵的性质，不至于一面沦为一个仅仅或主要是有着光荣历史的爱国团体，一面又沦为一个可以被人「运动」来谋取大半属世而自私之目的的、有声望有势力的机构呢？这样的适应完全是可能的，这一点我们确信无疑；然而这新地位的引诱与危险也是够明显的了。在方才所引的、由颜博士代共和国总统袁氏宣读的那篇致辞里，对独立的中国教会有恳挚的提及；而这正是近几年来中国许多基督徒所趋向的目标。

在好几处中心，这样的教会已经出现；随着民族自觉的增长，它们越来越得人心。它们的长处与它们的危险都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将成为联合的坚强而要紧的中心，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发展。它们的「独立」也许只成了脱离外国管辖的独立，而可能转去倚靠别的某种强援，以替补所舍弃的那一个。独立的中国教会能否在深切的基督徒经验里有足够的锚泊、对神圣真理的要义有足够的把握，好使它经得住那看来迫在眉睫、而多半会使人筋骨松弛的气候骤变呢？教会能不能从亚寒带移植到亚热带而不失其生气呢？

中国人宗教信念普遍的松动，是中国近十年里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一过程能走到多远，而不至于把中国社会秩序的根基溶解掉呢？

不出多少年，中国或许会出现相当大规模的、成群归入名义上的基督教的运动，这并非不可能。这类现象在印度是很常见的。中国不像印度，形式上确无种姓之制；然而那许多散布在中国西南、人数众多而至今全未同化的各支苗族，他们之于中国人口的关系，与印度的低种姓之于高种姓的关系颇为相似。倘若真有这样成群归向基督教的运动，它对中国人自己、对那千百万土著部族会有什么影响呢？从政治与社会的角度看，其后果必定极为重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照海恩波先生《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书极稳健的估计，回教人口不会少于一千万，且可能多得多。他们的将来将是怎样？至今几乎不曾有人为他们做过什么工作。中国的基督徒对他们负有什么本分？而基督教由之传入中国的那些国家里的基督徒，对他们又负有什么责任？

怎样才能兴起数目足敷所需的中国教会领袖？怎样才能使那一小队受了按立的中国牧师加多？这几个大难题若不能设法解决，基督的教会便无从在中国人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中间居于领导的地位。

再一个难题是教育。中国官府在教育上另起炉灶，结束了教会学堂在西学上实际的垄断。学费全免、有时连别的费用也大半或全由官家支给，竞争看来是没有指望的了；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师范学堂以及别的许多缘故，官学的教学水准在一段时间里必定还会低于教会学堂。

中国整个官立学堂的制度，一直苦于计划过于宏大而可供施行的合用材料太少。所图谋的太多了。教师的数目有时少得反常，且往往既无教学的学问也无教学的经验，有时竟是全然不合格或不称职。学务的督办虽有时是干练热心的人，却受着官场例行公事与繁文缛节的牵绊，他们最好的努力大半收不到相应的成效。另一方面，高等的学务职位又常被滥用以肥私囊，不顾后果，使新学蒙上了不该有的恶名。有时全然不称职的人竟被放在总办或提学使的位子上。

这些以及别的许多弊病，使那些以高薪聘来的外国专门教习大为不满：他们发现自己被派去做启蒙的功课，有时竟全然无事可做。因此，这类教习中有许多辞了职。大体上说，对学生是不肯、而且往往是无力施行管束的；学生有时竟把功课轻、分数高当作自己应得的权利来要求。他们排挤并赶走自己有成见的教习。他们闹「同情罢课」，以致许多学堂一时解体，有些竟永远散了。有几处地方，学生在省里最高的官员面前公然无礼、公然抗命。因为其中有些学生与官宦人家有瓜葛，他们似乎照例是听凭其所为的。官立学堂并非一概如此，然而有凭据显示：中国各处这样的学堂着实不少。我们不能不设想：在新的秩序之下，这一切都要逐步而根本地改过来。

与此同时，传教事业在中国办教育的难题却步步更形严重、更形复杂。官立学堂里上述的一些弊病，在教会学堂里也遇得着。有一件事越来越明显：官方的教育标准无论如何，教会学堂总不可低于这个标准；而尽可能贴近官定的课程是可取的；再者，为着赴大会、赴会议一类的便利，教会学堂的学期与假期应当与官立学堂一致。中国官府既已采用西历，这一层应当不难安排。

官立学堂背后有着一个帝国般的共和国的税入，这个共和国志在竭力革除往昔无数的积弊，与世界各国并肩而立。教会学堂背后却只有传教会库里拨出的那点款项，而这库里的水时涨时落——尤以落时为多。它们主要的资产是它们的毕业生、它们长久的经验、一队克己的男男女女——他们一心只想以所教的造福中国——以及他们久居其间的百姓的善意。

中国的教会学堂，无论哪一级，自幼稚园以至大学，要想与官立学堂竞争，唯一的路是把工作做得比它们更好；而这一点须显著到明达的中国人一望而知的地步——中国人在不存成见时是极好的事实的鉴定者。

中国的传教界久已明白：这样的成效，除了把传教的力量在教育上切实地联合起来之外，别无他途可达。义和团的浩劫之后重建之际，北京一带的传教力量开始这样靠拢，不久便促成了华北教育联合会的成立。这起于北京四个主要的新教传教区——伦敦会、美部会、美国长老会与美以美会——有意而明确的合作，后来英国圣公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入。这一联盟的结果，如今有六所各别的联合机构，分别由两个、三个、四个或更多的传教区合办，即：

一、通州的协和文理学院（在北京以东十二英里）。

二、北京的协和女子学院。

三、北京的协和神学院。

四、北京的协和医学堂。

五、北京的协和女子医学堂。

六、保定府的协和女子中学。

这种有机的联合来得并不容易，而它对效能的好处如此明显，以致没有人会有片刻的念头想回到老路上去。一九〇〇年各类教产的彻底毁坏，在神的安排里成了促成这一要紧结果的手段；而这结果不但作了例证，且大规模地证明了：基督的教会尽管有种种分歧，其本质原是合一的。

另一方面，在四川这个大省——其人口最低的估计是四千五百万，最高的估计是七千万至八千万——一种不同而更为广泛的联合，则是在寻常的生长之中顺带成就的。这个省的传教工作，曾因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场暴乱而中断，因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战争而中断，五年之后又因义和团的风暴而中断。这几场灾难把各传教区拉到了一处，结成患难中的同伴之谊，其结果便是华西教育联合会的成立，把在四川、云南、贵州三大省工作的全部新教团体都包括了进来。它划定了各自的地界，设了一个得力的顾问部，自蒙学直到那所呼之欲出的大学，各学堂共用一套课程、共行一套考试。这一例可以推举为一个合宜的榜样，值得详加研究，因为它显出了常识如何被运用于一片新园地上一切形式的传教工作。

书院、文理学院、神学院与医学堂上别的联合之例，如今中国各省到处都有；它们已多到被公认为教育发展的常轨。基督教青年会与女青年会规模宏大而扩展迅速，它们的工作对新中国的演成有极大的价值，它们本身便是跨宗派、跨国界合作之益的有力例证。

公元第六世纪，景教徒自西方进入中国时，受到唐朝皇帝格外优厚的接待，其时中国是世上最文明的国家。奇怪的是我们对他们的教义、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成效知道得这样少。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府偶然掘出的那块著名的景教碑，至今仍是他们在中国留下的唯一可触摸的纪念。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元朝（十三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时，曾受景教徒的迫害——马可·波罗提到过这些景教徒。十六世纪入华的耶稣会士，转过来又迫害新教的开路人马礼逊及其后继者。在世人眼中，基督教的种种分裂，无论从前或如今有什么可辩解之处，向来是它的耻辱。

新教传教这一百多年，其特点是：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是敌对的，而各宗派彼此之间是中立的；而如我们所见，这中立正渐渐被或多或少的合作所替代。新教各支在这一百年的大半时间里，是按着心理上互不相干的路数各做各的。如今这样的时候到了：这已不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这件事之浩大，正慢慢在一个苏醒的世界面前，透进一个苏醒的教会的意识里去。眼下情形的性质本身就在催逼着行动上的合一，而行动上的合一已经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显露出来。威斯科特主教早就指出：促成基督教世界重新合一的有力推动，将来自传教的园地。事实已经如此，并且正在如此。一九一〇年那次盛大的爱丁堡大会，使许多与会者几乎第一次清楚地望见了那件遥远的事。种种迹象日增，显出基督教会各支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觉出他们不幸的分裂之害。人们理当在合一的行动里去求补救。在这件事上，传教士通常走在他们的董事部前头，董事部又走在教会一般会众的前头。

中国传教事业里头一个联合的例子，是厦门的英国长老会与美国归正会的联合；这件事历尽极大的艰难才办成，因为本国的一个董事部坚决反对。打马字博士常说，他在传教生涯的早年发现，这个会正式的名称是「北美洲荷兰归正会在中国的教会」。他再三思量之后确信：这个名目里地理未免太多，而宗教未免太少。我们的种种分歧，照穆德博士提醒我们的，大半是西方的、偶然的，对东方人毫无意义。一位赴爱丁堡大会的中国代表，在一篇令人难忘的七分钟讲话里说出一点，凡听过的人都刻在心上：「宗派的分别，我们中国人不感兴趣。」

华西传教士大会于一九〇八年一月在四川省城成都举行。与会者成分很杂，包括英国圣公会差会、跨国跨宗派的中国内地会、英国公谊会（贵格会）、美国与加拿大的美以美会、美国北部浸礼会、大英圣书公会与美国圣经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别的团体，共有来自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一百五十位传教士。这一群人经过充分而恳挚的讨论之后，一致议决：他们的理想是「华西一个联合的教会」。

北美洲海外传教董事部大会的咨议委员会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在纽约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下列议决案，作为非正式的意见表示：

一、本会议愿以最强的措辞向各传教区保证：对于促成中国基督教会联合的努力，本会议毫无保留地赞成，并向各传教区允诺：在这样的努力上，他们必得本会议诸君诚心的支持。

二、本会议赞成在一切形式的传教工作上——如教育、书刊的编译与出版、医院与慈善事业——不但尽可能充分地合作，而且尽可能充分地联合。

三、本会议对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深感欣慰，并认清中国教会在向全国传福音一事上必居的至高地位，因而对该教会自身为增强实力、节省靡费并有效传布基督福音而联合的每一宗旨，表示同情。

为进一步表明这次会议的精神，兹再从「本会议的信息」一节中引录一段：

中国的基督教力量已经达到的那种合一，以及他们在此时此刻能够不糜费、不失和地把我们共同持守的那一个信仰、我们共同跟从的那一位主呈现给中国人民，是我们所欢喜的。在国家有此需要的时候，为中国出过力的人中有这样多是基督徒，他们以基督徒的忠信担起重任，并以基督徒的无私谋求服事自己的国家，这也是我们所欢喜的。有一个在使命上合一的基督教会，又有一些以爱国与虔敬之心服务国家的基督徒，我们相信许多人心里的祷告必蒙应允：一面，一个纯正而不含混的福音得以向这个民族传开；一面，不掺杂世俗的误解或个人野心的基督精神，得以主宰那些将在新时代里掌权柄的人的心思。

全国的基督教力量如今要以新的热忱投入的这番努力——把福音传遍中国的广土，并深入百姓的生活——我们愿向他们保证西方教会的同情与支持；我们现在也向本国的教会呼吁：以不歇的祷告与不吝的献身来应对这个紧要的关头。

中国的基督教会已经预备好自理其事，正如基督教已经落地生根的别的各国的教会所做的一样。没有什么能拦阻这件事，也不该有什么拦阻它。「宗派的分别，我们中国人不感兴趣。」中国的基督教会一旦全然接管，教会的合一将主要沿着中国的路数、而不是沿着西方的路数往前走。我们何不先一步以恳挚的努力把绊脚石从路上搬开呢？这大概是将来中国教会这个难题里最要紧的一面。

本章思考题

宗旨：体认中国眼下有待解决的诸难题所发出的呼召。

一、〔较难〕迫害对基督的教会可能有哪些好处？

二、又有哪些坏处？

三、袁总统所允诺的信教自由之宣告，其主要的益处是什么？

四、就眼下的情形而论，这对宗教总体上有没有什么危险？

五、有人主张中国教会脱离与外国的关联而独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六、这样的分离又有什么危险？

七、〔较难〕鉴于独立的可能，中国的传教事业眼下应采取什么方针？

八、你若是传教士，一个本地的基督徒群体开始不耐烦你的照管，而看来又还需要它，你会怎样对待？

九、若中国的基督徒全都联合成一个独立的中国教会，那么传教的活动还有什么余地？

十、基督教在中国骤然得人心，有什么好处与坏处？

十一、这样的前景在基督的教会身上加了什么特别的责任？

十二、就眼下而论，传教工作求广与求深，各自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十三、〔较难〕中国教会何以不能继续由外国传教士、而须由本地领袖带领？

十四、你以为美国有哪一个教会能长久地从非美国人中间挑选自己的领袖而得益么？

十五、〔较难〕官立教育制度的发展，给传教事业的教育造成了哪些主要的难题？

十六、官立学堂在教育上办得有效之后，教会学堂该不该退出？

十七、我国主张设宗派学堂的理由，与在中国主张设教会学堂的理由相比如何？

十八、〔较难〕就眼下的局面而论，你对传教事业的教育方针会提出什么建议？

十九、〔较难〕高等教育上主张联合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联合该推行到什么地步？

二十、〔较难〕传教工作别的方面主张联合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联合该达到何等完全的程度？

二十一、主张中国基督徒联合的理由，与主张美国基督徒联合的理由相比如何？

二十二、传教士何以通常比本国的基督徒更力主联合？

延伸阅读书目　第七章

一、教育上的联合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〇年，第五章。

塞西尔《变化中的中国》，第二十五、二十六章。

伯顿《中国的女子教育》，第十一章。

《世界传教大会报告》（爱丁堡），第三卷第一百〇四至一百二十一页。

二、独立的中国教会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〇年，第八章。

《上海大会报告》，第一至三十四页、第四百〇九至四百四十二页。

《世界传教大会报告》（爱丁堡），第二卷第二百六十六至二百六十八页。

三、和睦与联合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〇年，第十七章。

《上海大会报告》，第三百一十一至三百三十四页、第六百八十九至七百二十一页。

《世界传教大会报告》（爱丁堡），第八卷第一百六十四至一百七十三页。

转变、现状与呼吁

中国着手的这番改革是一桩极艰巨的事。许多消息灵通的外国观察者预言：这场运动会垮掉，而反动会把这个国家带回它古老守旧的路上去。成功的路上无疑有许多障碍。盎格鲁撒克逊与欧洲别的种族费了几百年才做到的事，中国人正想在短短几年之内在政治与社会上做成。

——福士达

中国新的教育制度显出一种危险：采用了近代的法子，却没有基督教的原则。它实际上把基督徒摒于教习与学生之外；而不信神的人只要守着国家所定的外面形式，倒可以长驱直入。一九〇七年一月的一道上谕，把尊孔抬到与祭天地同等的地位，并使官员以及官立学堂的教习学生一概必须向孔子的牌位致敬。有些著作家把这解释为官府的一种用意：既然天地只由皇帝祭祀，那么此举可以避开基督徒学生因良心上不安于拜孔而生的难处。可是许多传教士并不这样解释这道上谕。他们倒把它看作一种企图，要抵挡基督教日增的力量：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在民众心里就得有另一位神圣之人与他相配，这就是孔子——从此孔子须被看作不只是一位圣人贤哲。无论如何，官立学堂对表里如一的基督徒绝算不上是舒服的地方。

——布朗

八转变、现状与呼吁

（原注：本章此次修订于一九一二年三月，用意只在把现有的情形以及走到这一步的历程作一个大略的勾画。中国眼下一片纷乱，几乎什么都可以扔进熔炉里去，此时要把现状或将来说得精确，是根本办不到的。在有眼光的基督徒看来，中国传教机会之大、以及向中国以外求援之声的急迫，乃是最突出的事实。）

这个最古老、最庞大的帝国，因着近代——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一场变化，忽然成了共和国。一个绝对的、家长式的政体就这样被改换了；而这并不像人们本该预料的那样，经由缓慢而略带暴烈的阶段，倒像是一夜之间、一跃而成。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湖南与湖北两省省城武昌，有几营官军哗变。在华的外国报纸对将要发生的事毫无预感，事情发生了也并不明白。人们普遍以为这场起事不难弹压，局面不久便会复常。武昌有战事与屠戮，长江对岸的汉口与汉阳则大规模地发生了战事、劫掠与纵火。

南京是长江下游一带数省的省城，遭到猛攻而失守，随之又是纵火、抢掠与屠戮。大略相似的事也发生在福州、广州以及别的许多城里。还有些城市，譬如中国的大门户上海，丧生的人极少，全城百姓毫无骚动地便归向了革命党。在一个不存成见的观察者看来，中国似乎进入了那种狂风暴雨的时期之一：社会秩序停摆几十年、甚至整整一代人之久，其间一个王朝慢慢死去，一个新王朝迟迟地酝酿成形。

然而一股新的、强大的力量已经进入这天朝之国。如前所述，革命的第一步是十月十日迈出的。满洲朝廷与满洲亲贵举棋不定了整整一个月之后，不可挽回的逊位上谕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颁布，距最初的起事四个月零两天。袁世凯阁下于三月十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距这场易鼎之举发轫恰好五个月。

「正如大火照亮全城，」雨果说，「革命照亮整个种族。」有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引了这句话，随后加上一句按语，我们不妨与他同意：「世界史上所载的革命，没有哪一场能比眼下中国这一场更当得起这句话。」如今人们已普遍知道：这场惊人的变化酝酿已久，且大半是由几群人促成的——这些人或曾在国外受教育，或在国内受过西方强烈的影响。其中的领袖是孙逸仙博士，他那富于传奇的经历至今还不曾被人讲全。正是他坚定不懈的爱国之心铺了路，才使这场革命成为可能。也正是他辞去总统之位、好让一位更有阅历的人驾着这条国家之船驶过险浪的那番克己之举，最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爱国心。有一件有趣而耐人寻味的事：孙博士与他临时内阁中的好几位，都是受过洗的基督徒。

有一个常被提出的问题与一种常被提出的驳难，须用几句话答一答。有人问我们：「何以独独中国似乎是普遍进步律的一个例外——看来从不前进，可是尽管政治窳败到极处，却又从不衰亡？」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其真正的答案，我们不能不相信是这样：中国人并不构成、也从未构成人类进步这条普遍法则的例外。由于他们与人类别的支派相隔绝，由于他们相对地优越于自己的环境，又由于他们满足于自己的观念与理想，他们比历史上任何别的民族都更显得不可改易。

然而中国人最早的传说上溯到这样一个时代：他们那时脱出蛮荒，学会了造屋、用火、行婚礼、计时日，大体上为自己的文明打下了宽广的根基。丝、棉、纸、文字、印刷、指南针、火药以及一切发明与发现，都是渐次地、相隔久远地进入那个文明的。我们知道玉蜀黍与烟草是在近世的满清一朝传入的，而甘薯、花生这些如今种得极广的作物，在帝国的某些地方也是近些年才知道的。

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分别，不在于后者前进而中国停滞，而在于中国演进的速度慢得反常。

要追溯促成中国断然转向的那些原因的开端，我们须把与西方近四百年的往来计算在内，尤其是自一八三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专利废止以来这七十八年间的事。此后是英中两国为通商之事、尤其为鸦片之事你来我往地争了五年。不可避免的冲突于一八三九年爆发，中国一败涂地。一八四二年继之以《南京条约》，中国由此被「打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其后是十四年不安的和平，接着又与英国打了一仗，广州再度失陷；然而什么也没有真正议定，直到中国一方与英法两国又打了一仗：一八六〇年十月，北京失陷，《天津条约》（一八五八年签订，次年被政府废弃）得到批准，中国再一次被「打开」。这件大事发生在不过五十一年半以前，而眼下这场起事最有力的种种原因，无疑正是在这段时期里起作用的。那场把中国蹂躏了半代人之久的太平天国大乱，很大程度上是因满清一朝在与英国头一次较量中显出的虚弱而得势的；而若非外国人相助，那场乱事也断然平定不了。八十年代中期与法国的一战（以不分胜负告终）有它的价值：它给了中国人一种新的军事自信；然而真正使中国整个地——虽然缓慢而极其艰难地——睁眼看见自己孱弱无助之境的，是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国在日本手下的决定性惨败。

一八九八年，已故的光绪皇帝谋划了中国许多朝以来头一批明达的变法，却被他的姑母、已故的皇太后截断了；她实际上废黜了皇帝，重新收起政权，直到十年之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去世为止。其间发生了义和团的大乱：不但无数活着的中国人，连他们亿万军旅祖先的魂灵也被调来与全世界为敌——照道教的信念，这些魂灵能使拜他们的人刀枪不入、战无不胜。朝廷与满洲的官员大半被这义和团的迷妄彻底迷住了；这迷妄既能传染又能蔓延，迅速卷过帝国的大片地方。它本是冲着外国人来的——外国人在政治上与商业上的侵逼越来越叫人受不了。可是人们也觉得，这样一股巨大的力量很容易转过来对付不得人心的满清一朝。那么朝廷唯一的保险，便是庇护义和团以保住宝座。

这条错误方针的结局，是北京各国使馆连同别的外国人被围了五十六天，自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联军解了北京之围，皇太后随即带着皇帝与一部分朝臣逃往陕西的西安府——帝国古时的一处都城。他们在那里远离北京，却与北京有电报往还；一九〇二年一月回銮，朝廷得胜似地重新进了那座城。在将来光明的许诺面前，过去似乎被抹得几乎干干净净。然而在华的许多外国人不无理由地感到忧虑：皇太后重掌全权，对过去既不追究，对将来也没有什么实在的保障，除了勒索一笔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惩罚性赔款，分四十年左右偿付。

皇太后在她在位最后七年里密密洒下的那许多变法，其真正的动机，大概永远无从确知。其中有几项的必要，她必是看得很清楚的；而另外一些——尤其是许给中国「立宪政体」那一项——我们不妨设想，大半出于一个既定的用意：不止抛一只木桶去引开那条叫作民情汹汹的鲸鱼。尤其是东南一带，十七世纪曾顽强抵抗过入关的满人，那里满是活跃而咄咄逼人的仇满之心。朝廷指望用远在将来的变法之诺去安抚这股敌意。

诸变法中最大的一项，是废除旧式的科举。科举根植于将近一千八百年前的汉朝，在公元第六至第十一世纪的唐、宋两代发展成形。宣告这一重大变化的划时代的上谕，颁于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日。无论我们着眼于所牵涉的千百万读书人，还是着眼于这一步的后果，都不妨公正地把它看作人类历史上涵盖最广的一场心智上的革命。

两年之后，又有一道几乎同样彻底的上谕，把新教育的好处推及无数的中国妇女；她们因着缠足、因着智识的蒙昧与心灵的黑暗，在她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漫长岁月里，实实在在一直处在捆缚之下。一九〇五年年底，两批满汉大员离开北京——伴着车站上掷炸弹这不祥的插曲——奉命出洋考察「立宪政体」。就这几位大人物自身而论，这不过是他们迟来的一课；然而随行的还有一大批品级较低的官员，其中许多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另有众多的通译，因此这个使团必定吸收了不少新观念。次年他们复命之后，变法又进了几步；到一九〇八年皇太后与皇帝去世之时，光绪从前的建议几乎每一项都已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被采纳了。中国人向来习惯于被人引领，所以这许多颇为骇人的新举措把一般百姓震得或者目瞪口呆，或者麻木无所谓。教育变革在社会学上的效应是压倒性的，却淹没在一个急遽而不可逆转的转变时代的普遍纷乱之中。

其重要仅次于科举之废的，是咨议局的设立；咨议局原意不过是备咨询的机关，议论之权有限，并无立法之权。这几局是在中国推行所许诺的「立宪政体」必不可少的一步。它们设在各省省城，为安置它们而在旧日贡院的废址上造起了许多好房子。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四日，二十一处咨议局同时开议，会期四十天。选举议员的权利明智地限于官员、士人与大业主。虽然中国从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议事机关，讨论却进行得极有风度、极见识见，使人有望不久之后这些议会的职权便会大大扩展。政府就这样多少是不自觉地把那只命定的瓶塞拔掉了，而民主的精灵被压抑了千百年之后，如今一劳永逸地放了出来。

资政院原意是要作为一个机体，经过十七年之后从中长出国会来；它比咨议局晚一年，于一九一〇年十月在北京开议。它由二百名议员组成，其中一半由政府直接指派，来源五花八门而互不相类：有按种族的，有按部族的，有按官职的。另一半由各省督抚从咨议局提名的人选中指派，提名之数为指派之数的一倍。

资政院根本不具代表性，且由一位亲王充任议长，这看来是致命的障碍；然而它立刻生出民主的倾向，一上来就要求缩短国会召集之前的年限。应其所请，期限当即缩为三年。这一争得手之后，又攻向了向来碰不得的军机处，结果几个月后该机关被一个所谓「内阁」取代，阁员在理论上须负责任。「预算」这件中国新添的奢侈品被逐条批驳，于是资政院与度支部之间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执，而资政院似乎占了上风。资政院在它任内如此之早，便已成功地确立了自己查问朝廷行为之权、控制度支之权与提出立法之权。在民主的朋友看来，中国议事机关执政能力这样快得出奇的养成，是极可喜的，且将成为新共和国发展中一个极要紧的因素。

在中国亘古的历史上，如今头一次有了一个合法组成并被承认的机关，立在百姓与朝廷之间；这机关能有效地伸张自己，并且必定日增其权势与人望——固然不是在治人者那里，而是在被治者那里。咨议局虽然年轻，资政院更年轻，如今都已是中国演成一个安定政府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一九〇六年，禁烟会的职员拟了一道呈文，由各国传教士一千三百三十三人签名，装订成册，以黄绸为面，送呈长江下游三省的总督。呈文于八月十九日送到他手里，由他转呈北京。一个月后，上谕颁下，命各照所定条件停止吸食鸦片、停种罂粟。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使中国强盛」；然而不久，这场运动里不但注入了爱国的成分，也注入了一种真正道德的成分，官民——尤其是学生——都极恳挚热忱地把它担了起来。中国从前从未敲响过这样一记社会改良的钟。在许多城里，有的城还不止一次，人们把值钱的烟枪搬出来整整齐齐堆好，浇上煤油，在欢呼的人群面前烧掉。在华的外国报纸向来不信中国人的诚意，讥笑这道上谕，断言它决行不通。可是到了第二年，切实推行的步骤一经着手，就是在帝国最叫人灰心的地方也大有进展，以致再没有人怀疑政府心意之坚，也再没有人怀疑百姓大体上的配合——虽然种罂粟的人不时也有闹事与暴动。一九〇九年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从各国送来的报告中显出这样一种局面：为文明之故，全世界的禁限已是绝对必要的了。英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如今已与中国达成谅解：再过短短几年，鸦片的贸易将自行止息。

要防止吗啡与别的药品输入中国，难得多。与此同时，中国正被印度以外别处来的鸦片、以及外国酒浸没。纸烟的习惯正在中国人身上固定下来，这大半是英美烟草公司每年花一二百万元的结果——该公司在中国各处布着一二百名代理人，专为助长这习惯、催促销路。

革命中有一件可叹的插曲：一切权威普遍松弛，罂粟又冒出来了；因为有些地方鸦片涨到从前价钱的二十倍，私贩与私种的诱惑实际上已无从抗拒。然而安定的政府一旦恢复，无疑会重归严禁。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禁烟三年之内所取得的进展，比西方任何一国在禁酒这类改革上整整一代人所取得的还要多。

一九一〇年，广州——即广东省——的咨议局向根深蒂固的牌照赌博发难；这项赌博多年来是官家的专利，包给出价最高的人承办。这场发难虽处极不利之势，却得了胜。这几件事，连同那道旨在废除中国至今仍存的奴婢之制的上谕，显出一种道德上的元气，对一个刚刚踏上自治之路的国家是个好兆头。

近十年来中国的铁路里程大有增加〔注二〕，然而许多要紧的路线都撂下没有完工，譬如武昌至广州的那一条，以及新近着手的自长江上游宜昌至四川的那一条，还有别的许多。有一条要紧的路——北京至张家口，长约一百三十英里——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的工力筑成，由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先生主持。

（原注：已通车的有六千三百英里。）

中国的邮政发展之速惊人，显出它多么合乎百姓的需用。尤其是它的包裹邮务，远远走在美国或加拿大任何办法的前头；而信件的邮资（只按每半盎司计）只及美国的一半。在中国大片地方纷乱的情形下，邮差往往不得不停下来。

海关——其收入已被押作外债的担保——的税务司们在革命期间在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保持了一种耐人寻味而颇为独特的中立，两边都怕外国干涉会把双方的盘算一起毁掉。正是对外国的敌意，逼出了中华帝国各部分之间一种断无别法可致的合一，而这正是中国的指望所在。也正因为怕干涉，而并非出于对外国人本身有什么顾惜，才有了那奇妙的保护（虽有几桩显眼而不幸的例外），惠及散在这个大帝国各处的成千上万各国男女——他们中许多人根本无从逃走，因为动身赶路比待在家里所冒的险还要大。把这场革命中在华外国人的遭遇，与一九〇〇年在华外侨的遭遇相比，那奇妙的差别便一目了然。

人们常以为这样规模的一场革命可以卷过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像它出现时一样骤然平息——这只显出他们缺乏历史的想象。凡记得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或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后效的人——更近的且不去说它——都不会存这样的幻想。政治的均衡要完全恢复，或许要几十年；然而这不过是中国在从前发展的阶段上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事罢了。不过即便在这里，也可能还有极大的意外等着我们大家。

有一件无可置疑的事实必须留意：旧的秩序永远地去了。我们将有一个新的中国——在政治上、财政上、经济上、商业上、工业上，无论哪一面都得把它算在内。一百年前，拿破仑——他向来是世界大事精明的观察者——据说曾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着的巨人，且由他睡去吧；因为中国一动，便会撼动世界。上世纪中叶一位出色的满洲政治家也说过一句了不起的预言：「你们抱怨中国动得太慢，」他说，「将来也许有一天，你们要嚷中国动得太快。」那一天已经到了。

促成这局面的，我们理当承认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有着巨大的作用。如前所述，其中通商、外交与战争都各有一份影响。一八六〇年各国公使馆在北京设立、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中国海关诚实办理所立的那个有说服力的榜样；旅居中国的数千西方人所传来的光亮，以及一份干练而明达的外国报纸；中国人不断出洋；而最要紧的是留学国外的中国人归来——凡此种种，都是中国苏醒的因素。也须记得：外来的往还也投下过黑暗的影子，不过在这里不必细说了。

这场大苏醒在多大程度上、到何等地步得力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这只能留给将来不偏不倚的评断。要把因与果那张错综的网理开，以确知它们如何彼此作用，恐怕也永远不可能。可以确定的是：传教事业是在这天朝之国切实发生作用的诸力量之一。然而上面提到的别的许多影响，只能透过这里那里一两个例外的人物被感觉到；它们合起来也只触着这个国家的外缘，或者只触着它几条大河的两岸。传教士以外，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中国人出过大力的人不少；然而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百姓的人，数目大概很小。他们几乎都是住在中国人旁边，而不是住在中国人中间；正因如此，他们对百姓真实生活的认识必然是片面而有限的。

传教士则不然：他们深入到中国每一处地方，到处都住——住在大城里，住在集镇上，住在小村里。他们说各种方言。他们是一股持续的力量，一股不断增长的力量，一股越来越有进取之势的力量。多年来有一种不明事理的批评，说他们的劳作毫无成效；到了一九〇〇年，同是这些批评者又指责他们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招来了义和团的地震。在神的安排里，新教的传教事业在中国这场大转变开始之前已经立了整整两代人，好让撒在众水旁的种子有时间发芽。几十年最辛苦的努力，在中国竟似乎压不出多少印子，以致有人把它比作举一支油烛去化一座冰川——这比方并不算不恰当。

那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究竟成就了什么，是可以平心地主张的呢？第一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他们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关于神的新观念。中国人即便从前曾有过神的观念，那观念也早在千百年前磨没了，像一枚磨旧的钱上的字。一神的观念高出一切别的想头。缺了它，中国人便去拜或真或假的英雄，并且被死者的魂灵与鬼怪辖制得苦不堪言。儒家的道德纵有种种优长，却致命地缺着一位有位格的、公义、圣洁、公平、良善而真实的神作它的根据。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再没有比「认识神是一位父，他爱他的儿女、照管他的儿女、教导他的儿女」更大的礼物了。没有神的独一，自然界便未必齐一；而中国人从来不曾有过理解自然齐一的钥匙，他们的种种发现显然出于侥幸的偶然，而不是从所觉察的法则归纳而来。

基督教还赐给中国人一个全然一新的关于人的观念：人因受造、因被赎而为神的儿女。神是父，便含着人借着耶稣基督而为弟兄；于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古训第一次有了活的意义，而神与人的关系也得以确立。在中国，像在一切东方之邦一样，个人无足轻重，家、族与社会才是一切；女子不受尊重。而恰恰在中国社会与家庭生活最薄弱的那几点上，基督教无从计量的福泽最令人信服地显了出来。它启示人对神各自有当负的责任，从而使人有尊严、有高贵。它抬高妇女，使夫妇的关系成为圣洁，并同样地使为母之道与为童之年得着荣光。

基督教以品格的改变证明了它在中国所负的神圣使命，而且不仅在个别的例子上，乃是大规模地、并且有着持久的效果。赌徒，烟瘾极重的人——其中有些在一九〇〇年以性命为自己的改过作了印证——高傲的读书人，最无望的蒙昧老妇，大批的人（主要出于社会的中等与中下等，却不限于此）在心思的性情与精神上被重造，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在中国也和别处一样，许多最难打开的地方，譬如福建省，结的果子最大。另一方面，满洲的百姓——那里大多数人是移民，离开了故土与祖坟——归信基督教的规模是别处无可比拟的。

从前人们以为中国人不动感情的天性不利于深刻的宗教感受；如今却常有人观察到：中国人不但与西方人一样能领受属灵的真理，且往往更能领受，缘故是他们不曾因一再拒绝劝勉而把自己的道德力量耗散掉。中国各相隔遥远的地方，教会与学堂里布道工作所伴随的那些奇妙的景象，以及在全然不在基督教影响之下的中国人中间所出现的景象，都极有意味、极有价值，见证出一股向来全然不为人知的巨大力量。主持这几场大动静的，也并不单是性情与训练偏于布道的传教士。机敏、献身而有深厚属灵能力的中国布道者——其中也有中国妇女——越来越多地出现，他们在自己同胞中间的影响将日益为人感到。其中不妨举出山东的丁立美牧师：他在本省、在直隶、在满洲的学生中间所作的了不起的工作，将永不会被人忘记。作为看得见的成果，几个月之内，学堂与书院里好几百名学生放下了他们对财富、权势与名声炽烈的野心，立志过积极的基督徒生活，其中许多人还许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本国心灵上的重生。

这便是那要改变中国的能力在人这一面的情形。以口传讲福音、以个人的重生为目的，向来是新教传教工作的基调。在极大的灰心、火一般的试炼与苦涩的失望之中，这番事业一直被稳稳地推行，直到中国大半的地面上点缀着近五千处闪烁的光点，每一点代表一处种在冷漠无情的东方空气里的传教所——一台不知疲倦地向四方放出光与热的发电机。有时候，在看来大为顺利之际，一个冰川期却降临了。然而无可指摘的舍己的生命终究胜过成见与猜疑，而进步的比率在不断增大。追问成效多半是徒劳的。不轻忽也不菲薄统计的表格，然而中国真正的传教工作可说是远在它们之上、之外，无可限量：表格所录不过是外面的现象，而传教事业所引进的是一种基督教的社会学——一种新的道德与属灵的气候。

基督教之所以为中国的新时代大大铺了路，是靠着它锲而不舍地传布它的书籍。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地面已被书籍与单张撒遍；其中虽有无数似乎一无所成，那也不过是表面如此，因为书能进到活人的声音永远达不到的地方。像已故的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那样一部书，向进步的中国人——无论在官在野——指明中国该沿哪几条路去改革，是一本无价的手册。《万国公报》不断刊载论中国及其邻邦、以至一切要紧题目的文章，成了黑暗之地上照着的一盏灯。林乐知博士所著中日战争的历史、李提摩太博士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数不清的书籍期刊，各自默默地添上自己的一份影响。这总和起来的效果无从计算。多年来，由这一类书刊生发出来的观念已弥漫于中国，如同水汽弥漫于空气。若非中国人的心智受了这些书刊的滋养，近来这场革命无论在构想上还是在施行上是否可能，实在大可怀疑。

如前所述，要摧破成见最初的那几道墙，没有哪一种机构比得上医院与施医局；它们起初虽常遭激烈的抵拒，终究赢得了从农夫到王公的好感。在这里，统计同样不过是真理这张干皮里塞的填料；然而三百八十八位资格完备的外国医生连同他们的本地助手，一九一一年在三百二十一所医院与施医局里诊治了一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八十二名病人——这价值该有多大呢？中国各大中心必然趋向于合办医学堂，这将使传教事业的医学教育跟得上、且不止于跟得上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今后长时间内可能做到的任何事。

北京的雒魏林协和医学堂一九一一年送出了第一班毕业生，恰好赶上参与扑灭那场可怕的肺鼠疫，并且出力有效；这场疫病那年春天在西伯利亚南部与满洲北部露头。它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因为据报没有一例痊愈。然而查明只要防范得法，此病可以隔绝、从而扑灭。直到这场疫病被置之不理、由归乡的劳工经满洲带进直隶与山东，政府才终于警醒过来，明白非切实着手对付不可。这期间丧命的人数以万计，其中还有几位精干而献身的外国医生；然而疫势被遏住了，而更好的是：中国从此明确地、永远地走上了采纳西方医学的路。

上海的哈佛医学院将不但具备西方这类机构所应有的一切，还要成为医学研究的一大机关，并且成为一所训练学堂——不单训练内外科医生（中国对这些人的需要是无穷的），还训练卫生工程师、稽查员与别的官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耐心地、虽然是不自觉地等着这些人。世上再找不出比这更大的一片做这种工作的园地了。每一所孤儿院、每一所盲人学堂、每一处麻风收容所——它们都俯身下去，直到那些残缺与无依的人那里——都在见证一种从外面引进来的新精神；这精神不但已让人感到，而且正在赢得人由衷的仿效。

传教事业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从未止歇。中国十四所大学程度的学校里，有十二所是美国的，显出美国人几乎一概把分量压在这个机构上。眼下在中国教会的大学与学堂里受教的学生，总数为十万零二千五百三十三人。自勃朗博士的时代——他早年在澳门与香港的开端造就了几个后来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直到今日，这件工具的效力一直为人所公认；中国教会的延续与扩展正系于它。

中国女孩在教会学堂里受教育，不过是昨天的事，几乎所有中国人看了都觉得好笑，还带着几分讥诮。然而变化之大，竟至于完备的女子学院还没来得及在中国服水土，就已经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理想。正是奉皇太后特谕，出洋的大臣们造访了马萨诸塞州卫斯理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好亲眼看看美国妇女自己做成了什么、别人为她们做成了什么，并学一学在中国可以做些什么。已经有迹象显出：那一亿五千万以上的中国妇女即将受到的教育与提升，将给这个民族的发展一股前所未有的推力；而就人事而论，这将大半是由在华基督徒妇女的工作与影响促成的。

不久以前，若说把中国的年轻女子送到外国去受教育是全然不可能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不算过分；然而一九一一年的统计显出：当时在美国的六百五十名中国学生里，有五十二名是女子。这数目必定会稳稳地增加。中国的妇女确乎是中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被荒废的资产。要说什么问题更要紧，再没有比「美国的基督徒妇女能为中国的妇女做什么」更要紧的了。

在华的传教士考究了这个国家、这里的人与这里的语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典籍，编出了这语言以及几乎每一种重要方言的详备字典。他们细细考察了这里各种宗教的方方面面，而这一切劳作的成果都无偿地给了中国、给了全世界。然而他们的大任务是传讲基督、解说基督教。他们所传的知识已经透进皇室的宫殿、透进最高官员的衙门、也透进穷人的屋子。这有凭据：在本地的报刊上遇得见对基督教教训的称引。有势力的中国世俗日报上屡有文章刊出，指出中国迷信之愚妄，并以外国人望尘莫及的丰富例证与充分学识，证明中国眼下根本没有宗教，而又极需要一种宗教。

这样的言论，正是那无数讲道、堂中谈话、散页、单张与书籍的回响——如我们所见，中国已被这些浸没了——而回响比原声更响亮、更充沛。这是「把饼撒在水面上」一个了不起的实例：种子广撒在被水覆着的地上，水一退，种子便留下发芽，结出丰盛的庄稼。论中国以外别的宗教的整部整部的书，如今不时由居于最高官位的人写出来。其中有些著作显出对《圣经》、乃至对教会历史惊人的熟悉，语气之友善更是十年前决不会有的。一九〇〇年那场剧变中牺牲的无数中国基督徒的性命，以及许多殉道的传教士——献身的男子、英勇的妇女与稚弱的孩童——在这个帝国将来的重生上，不曾、也不会没有结果。中国虽还不曾接受基督教，如今却在向基督教国家学；既已走上这条路，势必越学越多。

在中国新教的海外传教队伍里，四千六百二十八名男女，全都可以聚进一座近代的礼堂里。他们散在帝国各处，是一支大军的参谋长、上尉与将军。合起来看，他们代表着关于中国与远东的一份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别处无可匹敌。在一种要紧的意义上，他们是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的人。他们构成一个明达的、有同情心的、长住不去的居间者的团体。

中国向来是世上最大的传教园地；而鉴于它眼下空前的转变，也不能不被看作最要紧的传教园地。在这样一个民族苏醒的时候，旧事容易过去，一切都成了新的。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去久已有一种不自觉的不满，而如今这感觉已变得尖锐而无处不在。到处的人都乐意听人讲道、听人讲几乎任何题目，这在从前是没有过的。听众也常常提出些又难又费解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基督教国家的行事与基督教信仰的奥秘。中国社会眼下这种流动的状态不会长久，所以趁它还在的时候，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全国上下极需要神的灵的影响——施于传福音的人，也施于听福音的人；施于著基督教书籍的人，不亚于施于读这些书的人。中国正在重建她的文明，不是用废墟，而是用旧有的材料。她在每一点上、在每一处地方都需要指引与帮助。这帮助有许多须来自国外，而更多须从内部生长出来。中国的基督教会最深的需要，是被神的灵这样充满，好使它配得上向中国全族传福音这件大事。教会的领袖中已经有许多高贵的男女，然而至今还相对地少。

要训练将来那一代中国的土木与矿务工程师、电学家、铁路的建造者与经理，一向需要、而且长时间内还将需要西方来的专家。而在神的教会在中国那更深的开凿与更高的建造上，何尝不是如此。眼下并没有一道普召，叫「各色各等的人」都进中国来，而只召那最好的——体格上、智识上、属灵上最好的。所召的是有布道的性情与精神的男女，去在中国日增的教会中间做《使徒行传》里那些领袖所做的工作，一种激励与提升的工作。这样的男女，早在他们的语言还不足以着手之前，就已经找着自己的园地了。

再有，是召那些献身而十分合格的教师、教授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去已有的学堂与书院，也去那些将有的大联合学院——也许每省一所。眼下年轻学生的趋向，压倒性地朝着新中国所给的那些炫目的机会。要有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明达的男子与可亲的女子对他们施以强有力的个人影响，这是世上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对高明的医生——男的女的——有着不歇的需求；不单是为办医院与施医局，更是为把带着基督教附属事业的新医学引进中国，而这是最明智、最稳健、最有指望的事业之一。更急需那些蒙主呼召的男女，去帮着预备新的基督教书籍与一般书籍，以照亮千百万人的心思与心灵。迄今为止，应当供给的书里，连千分之五都还没有做出来。

世上还有哪里有这样的召唤呢？在这片广阔园地的每一处，都需要坚强而明智、样样拿得起的传教政治家，在层出不穷的棘手关头去建议、去掌握、去指引。这样的人自然须经训练；然而只要材料对、条件对，他们是养得出来的。每一个传教区都极需要干练而有经验的办事人才，以提高效能、杜绝靡费。

美国的传教事业里，那种不是各自为政、而是与别人协同做工的自给传教士，何以相对这样少呢？在每一个部门里，他们的人数都该大大增加。所需要的年轻男女，是那些先被神的灵充满了的人。他们必须熟悉自己的《圣经》，好能挥动圣灵的宝剑。他们必须懂得祷告，并对这件最有力的兵器怀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必须是有异象的男女——人们会称他们为「空想家」——正如一八〇六年跪在威廉斯敦草堆下的那些人：教会的懒散麻木吓不倒他们，世人机警的敌意也吓不倒他们。他们至少须对「为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已经做了什么、以及尚未做成甚至尚未着手的浩大工作」有一些消化过、积攒下来的认识。两代人之前，这样的认识是罕有的；如今靠着传教研究班，已是寻常了。他们应当是不忧虑自己会不会出头露面、甚至不忧虑自己会不会全然默默无闻的男女。他们应当甘愿把那不肯服人的自我压下去，看别人比自己强，必要时甚至甘愿在别人手下做工。他们应当懂人，懂得怎样接近人、赢得人。他们在冒险把还没长硬的翅膀张开去迎东方的疾风之前，应当在某一种实际的工作上有过实际的历练。他们一旦一劳永逸地面对过「一生做什么」这个问题，并在神的话、神的呼召之下、借着神的灵而明智地、凭良心地作了决断，那么若没有像当初进来时那样清楚的离开的呼召，他们便不会有撇下它的危险。他们应当身体好，能通过任何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体检。他们应当心思活泼，多能而善于适应。

「这样的年轻人极少。」有人会这样说。这样的人多得没有数——即便没有，也该有。在别的行当里，需求会造出供给来。一个人在本国、在成群对手的激烈竞争中能做成大事，那么到了全无竞争的国外，他能做成的事要大得多。基督教会里最好的年轻男女，若不认清教会的主分派给她、而她显然没有在做的这件工作之浩大与迫切，那么教会那贫血的生命便换不来健康回转的红光。

在上面所说的种种部门里，机敏、干练而献身的年轻男女有着无尽的用武之地。谁也没有智慧去预卜将来，然而机会之门未必永远开着，这是极有可能的。这不是一道叫人去牺牲的呼召，而是一道叫人去得特权的呼召；是叫人去作影响上最能长久生利的投资，是叫人把最高的才力献给基督的教会至今尚未做完的这件最重大的事。这本书若不能对每一位读者成为一道呼召，叫他为中国的重生恳切祈祷，那它就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本章思考题

一、若有访客从火星来到我国，他们的见识远远高出我们，试描述你以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二、若这个国家在交通与运输上像五十年前的中国那样欠缺，那么结果与前者相比又如何？

三、把一切可能使你迟疑、不肯采纳火星来客的见识的理由归纳起来。

四、把这些理由与那些迟滞了中国发展的理由相比如何？

五、近五十年的几场战争给了中国什么教训？

六、把近来的种种变化按你认为它们在传教上的轻重次序排列出来，并说出你的理由。

七、把中国眼下的教育制度与一百年前美国、欧洲的教育制度相比。

八、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指望中国教育的发展比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更快？

九、新教育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哪些影响？铁路与邮政的发展呢？禁烟运动呢？

十、这样重大的变化，从前可曾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影响过这样庞大的人口？

十一、物质上的变化会加强还是削弱已有的社会与道德力量？

十二、〔较难〕西方工业方法的进入将怎样影响它们？

十三、〔较难〕在新的情形下，中国社会将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力量？

十四、你以为可以借着哪些机构，把所需的道德力量最好地引进中国社会？

十五、基督教书刊在眼下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医务工作呢？教育工作呢？

十六、〔较难〕急遽变化的时期，在一个民族的生命里何以格外要紧？

十七、那时立下的成例，何以日后更难更改？

十八、〔较难〕把中国的呼召与眼下摆在基督教会面前的别的呼召相比。

十九、〔较难〕尽你所能动人地把中国眼下的机会说出来。

二十、这个机会对你的钱财、你的祷告与你的一生有什么要求？

延伸阅读书目　第八章

一、近来的政治变化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〇年，第二章。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一年，第二、三章。

布朗《中国革命》，第三、六章。

芮恩施《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第六章。

二、改革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一年，第三十一章。

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第六、七章。

塞西尔《变化中的中国》，第九、十章。

芮恩施《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第四章。

布莱克斯利《中国与远东》，第九章。

三、新教育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〇年，第三章。

《中国传教年鉴》一九一一年，第五章。

布朗《中国革命》，第四章。

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第十章。

塞西尔《变化中的中国》，第二十一至二十四章。

芮恩施《远东的思想与政治潮流》，第五章。

柯乐洪《变动中的中国》，第六章。

伯顿《中国的女子教育》，第五至十章。

布莱克斯利《中国与远东》，第十三、十五章。

《美国政治社会科学院年刊》，一九一二年一月，第八十三至九十六页。

四、交通

布朗《中国革命》，第二章。

柯乐洪《变动中的中国》，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