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库里已经有荣赫鹏的《印度与西藏》——那是一九一〇年的书,写他率军开进拉萨那件事,口气克制而沉重,是一个当事人在为自己的作为论理。这一本早了十四年,写的是他二十出头的时候,整个人都还轻快着。
一八八六年,他随一队人从印度到中国,先去了满洲,上长白山,到吉林、宁古塔、珲春,看了俄国人在边上的哨所。这是开头两章。接着他做了一件当时少有人做的事:从北京出发,经归化城横穿戈壁到哈密,再沿天山南下莎车、喀什噶尔——走的是马可·波罗那条老路,而在他之前,近代欧洲人几乎没有整条走通过。然后是全书最有名的一段:他不走已知的山口,偏要从喀喇昆仑的穆士塔格山口翻过去进印度。那地方没有路,向导也说不通,他们用砍下来的马缰当绳子,在冰坡上一步一步凿,几个人就这样下到了另一边。这一节他写得最好,既不夸张也不谦抑,只是把当时的情形说清楚,读起来却让人手心出汗。
后半部是他随后几年的事:一八九〇年进帕米尔,与俄国军官在那片无主之地上周旋;在喀什噶尔过冬;再从喀什噶尔回印度;进坎巨提和奇特拉尔,写当地的土王与部落的恩怨。书里也写了坎巨提人下山抢劫商队的那套规矩,和英国人后来如何把它压下去。
最后两章换了题目。一章谈在华传教这件事该怎么看——他是军人,立场和传教士不同,说得颇直。末章是他对一路所见的总感想。
他是测绘出身,写地形写得极细;一谈到英俄在中亚的角逐就来劲。两副笔墨,这本书里都在。
全书十九章,底本是互联网档案馆的原版扫描本。
第一章
长白山
究竟是什么最初撺掇我走上漫游之路、以至这十年里走遍了亚洲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我很难确切说出。不过我想,那颗不肯安坐的、神圣的不满之心,最初的种子是一八八四年夏天播下的。那时我从我的团、即国王龙骑兵卫队请到了几个月的假——那个团当时驻在旁遮普的拉瓦尔品第——我便用这几个月,在喜马拉雅几道较低的山脉里游历了一趟。
我的本能头一个把我引到达兰萨拉,那是我舅舅罗伯特·肖多年的居处;他同海沃德是最先一直穿过喜马拉雅、到达彼侧突厥斯坦平原的英国人。我在那里找到了他许多旧日的受恤之人——都是随他几度远行到莎车和喀什噶尔去过的人;还找到了书、地图和旧手稿。我身在一位探险者的遗物之间,就在他筹划那些探险的那所房子里,就在他出发去完成那些探险的地方。我埋头读那些书和地图,同那些老仆人谈上几个钟头,直到探险的魂灵一点一点进了我的心;于是我撒开腿,先徒步朝西藏方向游了一趟,又筹划了第二年到那地方去的一趟大旅行。
那头一趟在喜马拉雅里的野游,我回想起来的乐趣,几乎胜过此后任何一趟。我从前到过瑞士,见过雪山,可那时还是个孩子,不能由着自己的意思游荡。如今我自由了,又正当二十一岁,满怀着那份骄傲与锐气。一天走一程于我是不够的;我照例走两程,有时走三程;而那时我所有的只有两个月,我却想到遍所有地方去。像坎格拉和库鲁那样的山谷,景色是迷人的;随后便是预备翻越我第一个雪山口的那份兴奋。我照书上的描写,把种种想得到的可怕都在心里描画过一遍——那些描写,我后来自然明白,写的都是非常时令的经历——而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发现那一切可怕都退化成了什么的时候那份失望:只是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在又软又深的雪里苦不堪言地跋涉,冰冷的风刮着,太阳直晒在我头顶上,连着空气的稀薄,给了我生平最厉害的一场头疼。还有,那第一道林带之外的喜马拉雅群山,全然光秃、一片褐色,望着它们那份厌恶与沮丧,那副冷漠得几乎拒人的样子——这些我都记得很清楚;还记得我那一应安排是何等生疏无经验,还记得我发现自己并不能像原先想象的那样一天走二十或三十英里——而一整天的食物,也就够一个做重活的人作一顿像样的早饭。然而每走完一天长路、每翻过一个山口、每进入一条新谷时,总有一种可口的满足;而随之而来的那份极好的康健与气力,使人生出一种感觉:凡人力所能及之处,我都去得、都做得。
从喜马拉雅这头一趟游历回来,我身上已彻底染上了探险的热病,便不断埋进旅行的书里去。也极幸运,就在同一年入冬,我那过剩的精力找到了一点用处:我被派去在印度河上、朝阿富汗边界作一趟三个月的踏勘;此后又为给阿富汗埃米尔举行的觐见大典,在今日的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手下、在军需总监部附职了几个星期;随后被派往西姆拉,在情报部任随员,奉命修订克什米尔边界的《地志》。这是极合我意的工作,因为它所涉的正是通往莎车、喀什噶尔那片神秘之地的一切途径——我在达兰萨拉时正为那地方所迷,又因我那位探险家舅舅而常常听人说起它。那里有一座极好的藏书室,收着亚洲各处的旅行记,如今都归我取用,这又是一重探险的刺激;一八八五年夏天在西姆拉,我心里盘算过的方案真是不少。
不过我第一趟大旅行的直接起因是詹姆斯先生〔注一〕。我们能走到一处,是极大的运气。我们初次相遇是在一场晚宴上,而我们之间的话头转到了莎车和喀什噶尔。(我要恳请读者把这两处地方的位置牢牢记在心里,因为它们的名字在本书里要常常提到。)我自然就这个题目滔滔不绝;一两个星期后我们又在饭局上相遇,又谈起同样的那几处地方。过了几天,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詹姆斯先生走进我家来,问我愿不愿同他去旅行一趟。去哪里,他一个字也没说;可对我而言,无论往哪里去旅行,都已足够,我自然说了「愿意」。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坐在西姆拉的教堂里,抬眼望着一排排的人,心想:他们里头每一个人若知道我要去做什么,都要盼着站在我的位置上;因为那时候我以为:人人都必定想去旅行,只要得着机会;而能去旅行,必是一个人最高的志向。
原来詹姆斯先生本打算同凯里先生同行——那位有名的西藏探险者当时正要启程。可詹姆斯先生的假出了难处,只好把他的旅行推到第二年春天;而他既没有同伴,便请我随他同去,无论他去哪里。他这一番厚意,我是要终身感念的;我也将永远觉得:我这一生的旅行之业,开头是欠詹姆斯先生的。
我们两人都有几分向着中国,便当即大体定了下来:我们要去中国。恰好我闲暇时读过好些关于满洲、蒙古和华北的书,还从书里编过行程表。因此我能向我的长官、当时任印度军需总监的查尔斯·麦格雷戈爵士拿出一点凭据,表明我对此事是认真的;他便答应帮我,并尽其所能替我把请假的难处抹平。随后是同我的团一道过的一两个月,那期间我们行军三百来英里到一处演习营地去,参加了只有印度才有的那种大演习——两支各两万人的军队,从相距一百多英里的基地出发,奉命各凭本事去寻对方、同对方交战,何时何地何法都由自己定。一八八六年春天这场演习结束时,我的假批下来了,便得以在加尔各答同詹姆斯先生会合。
我们的计划此时已成形为环游满洲一趟。那是个处处有趣味的地方,而人所知甚少。它是中国今日这一朝的发祥之地;去过那里的少数几个行人,都描写过它秀美的景色、它雄伟的江河、它的沃饶与天然之利,以及它气候的宜人。我们在印度的暑热里读着这些,心便被它迷住了;而它一面紧邻俄国领土、一面紧邻日本,又使它兼有军事与政治上的趣味,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所花的工夫是不会白费的。
一八八六年三月十日,我们离了加尔各答,不多日便到了满洲的通商口岸牛庄。这里要作我们行事的基地;而我们很运气,在这里有福尔福德先生加入——他是英国驻华领事部的官员,中国话说得极好,熟悉这地方一切风俗,能给我们这些异乡客极需的那种帮助。不过我并不打算把我们在满洲的行程细细记来,因为詹姆斯先生已在他那部《长白山》里做过了;那书里不但有我们旅行的记述,还有关于这地方历史、宗教和民俗的大量材料。我只就我自己所留的几点印象,为他那部书作些补充。
我们头一个目标,是一座在中国传说里极有名的山——长白山,意思是「永白之山」。这座传说中的山,不错,一七〇九年曾有一位耶稣会的测绘者到过——那些人似乎哪里都闯得进去,还编出了一幅精确得了不得的中华帝国地图。可此后再没有欧洲人到这山上去印证他们的记述,所以仍有许多富于浪漫的神秘依附着它。满洲人尤其对这座山怀着最深的崇敬;我从詹姆斯先生书里引一首乾隆皇帝咏此山的诗的译文如下——
「欲溯我大清皇族之本源——那奠立我大清之族——必当神游于此山;此山之与本朝,同以其巨、同以其所耀之色而见称。有名之达门湖据其巅之一隅;鸭绿、混同、爱滹诸水出其怀中,泽润所经之田畴;而此佳境之中终古升腾的香雾,无可争辩,正是真荣与厚福之雾。在此福山之上,有一位天女、上天之女,为一果之色泽冠于众果所引,尝之、食之,遂有孕,而生一子,其天性亦如其母。天亲赐之名曰觉罗,又加以尊称,以贵金属为号,命之曰爱新觉罗,即金觉罗。」
据说长白山位于一片广大森林的腹心,高得惊人(这名字本身就叫人想到一座覆雪之峰),而山顶上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湖。我们因此满怀热忱,要去揭开它的神秘、登上它的顶;五月十九日,我们便怀着这个目的离了牛庄这个通商口岸。
我们此时头一回尝到在中国旅行的滋味,而总的说来,那证明是全然不坏的。首先,天气极好——温和柔软,像英国的夏天。这地方处处耕作得极好,散布着造得结实的、有斜顶的农舍,同人在英国所见的并无多少不同。我们坐车走——就是写中国的书里常描写的那种小车——每辆驾两头骡子,一前一后,行李堆在车内车后,我们自己则坐在车辕根上、挨着赶车的,两腿从车边垂下去。夏月里路软而泥,车走得不快,行人可以随意跳下来走一程、再跳上去。可冬天路冻硬了,又被沉重的车马磨得几乎像沥青路一样光滑,这些车便一个钟头五六英里地滚着跑,驮着一千或一千二百磅的货,一天走三十英里毫不费力。
沿路处处有客店,人和牲口都有安顿之处。头一回从欧洲的文明——在我们这一趟,那文明是以牛庄的英国领事艾伦先生的住宅为代表的——一头扎进一家中国客店,是不好受的;可人一旦对旅途上免不了的粗陋安顿下来,便发现其中有许多好处。照例总能要到一间单房,生活所必需的一切都买得到,牲口的草料也总是现成的。这些客店一般都是造得好的房子,于本地的行人和商贾实在是一桩惠政。里头通常有一间长屋,两边各有一座矮台,当中一条过道。这些台子、即炕,底下可以烧热;客人就在台上摆着的矮桌旁或倚或坐,吃饭、高声谈笑。夜里行人便在台上一长排地肩挨着肩睡。这些客店的大毛病是脏,里里外外都脏;我们常常想念福尔福德常对我们描写的日本客店的洁净。
离牛庄一百二十英里,我们到了奉天,满洲的省城,也曾一度是中国今日这一朝的政府所在。我们在那里受的接待可不愉快;我们骑马穿街寻客店时,一群人嘘着叫着跟在后面,连进了屋也跟着进来。中国人全不把私处当一回事;这些人因为我们不许他们进我们的单房、不许他们盯着我们看、翻看我们所有的东西、摸我们的衣服看是什么料子做的、没完没了地问我们多大年纪、从哪里来、要待多久、往哪里去——便显出相当的不悦。便是我们把房里的人清了出去,他们也不肯罢休;我们脱衣服时,他们用手指在我们房里的纸窗上戳出洞来,再把眼睛凑到这些轻易戳成的窥孔上。我们洗到一半抬头一看,便见一片眼睛——只有眼睛,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正盯着我们。那效果格外叫人生气,我们便怒气冲冲地冲出去抗议;可我们一回到屋里,他们又照原样回来,我们到底只好认命。
不过这些是每个在中国旅行的人寻常的经历,我所说的也不过是人家已经描写过一百遍的事。我们在奉天被耽了一个星期,张罗一支骡队好把我们带进山里去。因此我们有工夫去看这地方的景致,又到近郊游了几趟。其中最有意思的一趟,是去努尔哈赤的陵——他是今日这一朝的奠立者。这些满洲人对于他们伟人安息之所,心里有很高的讲究;而再没有几座陵比这一座更动人——它属于一位单纯的山中酋长,而他把自己的部族从全然的微贱里举起,成了世上人口最多的帝国的统治者。这陵在乡野之中,离城市生活的喧嚣很远,在一片绵延数英里的苍郁柏松之园当中,四围绕着墙;墙上那座厚重的大门有卫士守着,不许非纯血统的满洲人入内。它给人想象的,是一种有体统的安息之感,同它的本意最为相称。
奉天城里和近郊也有许多庙,可都是寻常中国那一类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趣味。说到庙宇,中国人在引人兴味这一点上实在异乎寻常地不成功。我在中国没有见过一座庙真正打动我——没有一座比得上人在印度处处可见的那些。除极少的例外,它们都俗艳、甚而单薄;人似乎从来见不出它们的构造里有那样巨量的心力、劳作与思虑,也见不出那种美感——而那正是印度那些大庙的特色。中国多见的那些木柱,往往是素的;那些画得怪模怪样的墙,比起印度庙宇庄重的大理石柱和精绝的雕饰来,是很差的替代。
五月二十九日,我们的骡队齐备了,便离奉天东行,往朝鲜界上的鸭绿江去。我们不久进了一片丘陵之地,景色变得极其秀美——山坡上尽是纯然英国式的林子,橡和榆,在印度是从来见不到的。山谷里满是兴旺的小村小庄,而溪河之上时时现出美得了不得的一瞥。花与蕨之多也非同寻常。詹姆斯先生正在采集植物;有一天我们找到五种不同的铃兰、各种形状的铁线蕨——其中一种格外可爱,形如一只盘旋的钵——还有百合、紫罗兰、银莲花,以及许多别的英国花卉。我们所在的,是一个完美的小小之国,我们在四周的佳景里尽情陶醉。
我们所经的山谷中有一条,正是满洲一朝的奠立者从那里起兵的地方——那是一条看着极平和的小谷,谷中有几条极好的榆树林荫道。到了这一程,我们大受雨水所阻。此时几乎天天下大雨。所幸夜里我们总有客店或农舍可以住,可路上常常浑身淋透,而道路往往极其难行。我们也得费劲才赶得上我们所要的脚程。我们每天四点半或五点起身,收拾东西、吃早饭,然后干等两个难熬的钟头,等那些懒散的骡夫给牲口装驮。路上我们得不断看着骡子,帮它们过难走的地方、不让它们走散。正午我们歇两个钟头,喂自己也喂牲口,随后再走到六七点。路上有不止一回,我记得自己累到在一根倒木上躺下,靠着一根枝子把身子支住,顾不得下雨就睡熟了。这一程我格外觉得缺的,是奶和黄油。中国人和满洲人从不挤牛奶。他们似乎觉得喝奶是可厌的。他们吃老鼠、吃狗,却不喝奶——至少他们不喝。我们极想念这一样简单的必需之物,到底只好在饭食里掺大量的油来替它。
大雨自然使河水涨起来;一条溪在离源头十来英里处就能涉不过去。遇上这种时候,行人要么坐本地的「独木船」过去——那只是一根木头,当中掏出一个槽——要么等上几天,等水退些。后一样是我们不止一回不得不做的;而在某些方面我倒高兴,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点歇息,也给了工夫检点修补我们的行装。这种时候我们就在河边某户农家住下;而在这里、在乡野之中、离了城镇的人群,我们可以从容打量这位中国佬约翰了。我们此时所在的这一带,全被纯粹的中国人殖了,他们正取代原来的满洲人。满洲人本就人少,又带着家眷被抽调去驻防中国本部的城池;而如今中国那些人口过剩或遭了荒的地方的移民,正涌进满洲这些山谷来,把森林清掉,一年一年把更多的地方开成耕田。他们在这里所做的,其实正是我们的殖民者在加拿大做了多年的事。他们所成就的工作量,在我看来是了不得的。天刚放亮他们就起身,饱饱吃一顿,然后动手干那桩苦不堪言的活——把自己砍倒的树的根桩从地里清出去。他们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干下去,砍着劈着;有些人则把地刨开,预备下种。到正午他们停下来,再实实在在吃一顿;随后回到那桩磨人的老活上,直到天黑,才成群回来吃晚饭。他们多半是强壮结实的人,胃口极大。小米粥、菜炖和汤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都用碗盛着大量地吃。他们的房子往往舒服、结实而宽敞,屋顶尤为可观——中国一切房屋都是如此——因为极为坚牢厚实。这些房子并不总是尽可以有的那么干净,可总的说来,比人在一个殖民地的荒林里所能指望见到的住处要好得多。这些殖民者往森林深处挺进时所显出的那股劲头,叫我颇为触动。中国人向来以勤勉著称,可这里除勤勉之外还有一股扎实的硬劲。
末了我们到了鸭绿江,朝鲜与满洲之间的天然界线。我们所到的那一段是一条雄伟的江——宽三百来码,深十到十五英尺。两岸直到水边都覆着森林;地势较平处则间或有几片耕地和几家农舍,或是开满各色花朵的草地——往往是成片庄重的百合,有几株量起来有六英寸宽;或是一片片波动的紫色鸢尾和耧斗菜。随后便有一张木筏悄无声息地滑过这景色,顺江从容漂下,叫人极想也那样漂去,而不必费力沿着这条江在林子里一步步往上挣。
可我们此时已在接近长白山;而我们很清楚,到了那里的趣味足以报偿我们一切的劳苦。然而越靠近它,我们的难处越多。在鸭绿江上的帽儿山——离奉天二百八十英里——我们本以为寻常的补给都能弄到,结果几乎什么都没有。到这地方之前的一两天里,我们已是极省着吃,一路盼着到了那里好好吃一顿肉。可那里只有些难以下口的猪肉;在肉这一项上,我们只好将就一盘咖喉蛋——用腌了半年的蛋做的,非得靠极浓的咖喉才下得去口。
我们此时得离开鸭绿江谷,一头扎进环绕长白山的那片森林的腹心。一天又一天,我们爬那些从山上伸下来的山脊——上一面、下一面,再上一面,如此没完没了。我们除了树干什么也看不见。便是在山脊顶上也什么都看不见;我们简直是被森林淹住了,看不出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叫人气沮:一路苦挣,替骡子在矮树丛里开路,又拉又推地把它们弄上山坡、弄过多石的沟壑;到了顶上,却发现自己仍被树干围住,外头什么也望不见。我们还受着蚊子和小蠓的祸害。在印度任何地方,我都没有这样苦于它们。白天是小蠓拿它们那恼人的叮刺把我们逼得发狂,夜里则是成云的蚊子。只要把手一合,随时能抓住十来只。我们自然得整天戴面罩,一有机会就把手插进口袋或用布裹住;可即便如此也苦得厉害,而洗脸简直是一场刑罚。牛虻是为这一带发明的另一种刑具。它们相当不断地攻我们,可它们的注意主要还是对着那些可怜的牲口;那些倒霉的骡子常被咬得满身是血,被折腾得发狂。
夜里我们就在猎貂人的窝棚里住。这种窝棚每十二到十五英里有一处,每一处是一伙猎人的大本营;他们下套捕貂,也寻人参的根——那是一种植物的根,中国人极看重它的药用。这些窝棚于平日住在里头的小伙人是够用的,可我们这一大队再挤进去,便塞得满满的。我们只好睡在里面,因为睡在外头的蚊群里、睡在森林的潮气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塞进窝棚去,有时在炕上那一排里挤得那样紧,只好同中国人头脚交错地躺着,才全躺得下。我们还得一直烧着火生烟来驱蚊;那么夏夜里那份热、那屋里的空气是个什么情形,可以想见!我们自然歇得远不够,那一段路程是极难熬的。
这些猎人照例待我们很好,可他们那种生活是我们不能羡慕的。猎貂的人到底还有几分刺激。他们在林子里到处下套,一处处去查看,偶尔、极难得地发现套住了什么。可寻人参的人却日复一日、整日整日在林子里游走;一季里若找到一株,就心满意足了。这样一株或许值得十五镑,因为中国人相信真正的野生之株有极奇妙的功效。
关于这些人,有一点很可记:他们彼此之间有一套极严的信义之规。比方有一处,我们注意到离道不远的林下丛木里清出了一小块空地,中间有一株小小的植物。那原来正是这种人人求之不得的参。它被一个人发现了,可因为还没有长成,便留在那里让它长足;而这些人的信义之标高到那个地步:尽管这株参值钱、尽管把它带走极为容易,却没有人去碰它。
一路穿林前行,我们到了大松花江的一条支流——松花江是黑龙江的支流,而在汇流之处,水量甚且大过黑龙江本身。我们此时溯这条水而上,因为据说它是从我们所寻的那座长白山上流下来的;可走了两天,我们便被一片沼泽阻住,再不能用骡子——任何牲口都不可能从那里带过去。我们所能雇到的只有一个背夫,于是只好把行李减到最少,各人背自己的;那一个背夫则背着前头弄不到的那些补给。因为虽说听说前头还有一两处猎貂人的窝棚,可据说那里的人自己都快断炊了:今年新一批口粮的运到出了什么岔子。我们把担子扛上肩,从此时已填满谷地的无尽沼泽里挣着往前走,夜里就在那些窝棚里住。这是我们所做过的最苦的一段,因为我们一天走十五到二十英里,而所走的地面常常使我们没到膝盖、从来踏不稳;背上还有一副担子,更叫人疲乏。此外还有一重磨难:我们得把自己的口粮减成一半。自从进了森林,我们弄补给就有了难处;面极少,所以我们主要靠小米粥过活;而干了那样的重活之后,肉却不像我们所愿的那样常有。可如今越靠近那座山,补给越少;而把骡子留下之后——也就是我们干着最苦的活的时候——我们所吃的,至少把我弄到那样饥不择食:我有不止一回,等那些猎人吃完饭,便绕到他们的锅边去,把锅里能刮出来的统统刮了来吃。有三回我记得,詹姆斯、福尔福德和我三个人坐下来吃的是一只鹧鸪;这个,加上一点可口的汤和一块烤饼,就是我们走完那段难熬的路之后所有的了。
不过我们到底有一桩快慰:我们知道自己此时真的在接近那座神秘的长白山了。越往上爬,森林越开阔;离了骡子的第四天,我们发现自己已在它脚下,看见它从林子上头升起来。我们望着它,长长松了一口气;可我不能说,它这样以坚实的本相立在这里时,所给我们的敬畏当得起附在它身上的那份神秘。它确实高过四周一切披着森林的山丘,若在不列颠诸岛,大概也算得一座山;可它并不是我们所盼着看见的那位覆雪的君王,后来测得它只有八千英尺高。
不过山毕竟在这里;它在雄伟上所缺的,在秀美上补足了,因为它的山坡上覆着极精绝的草地与小林。克什米尔有许多美丽的草地,可没有一处比得上长白山的。这些草地,我从没见过与之相等的。成片的颜色、各种各样的花,整片的鸢尾、卷丹和耧斗菜,还有秀挺庄重的杉树散布其间,把颜色过盛之处调开,更添了整片的美。再凑近看,我们又发现纹理极精致的蕨、深蓝的龙胆、金黄的毛茛、杜鹃、兰,以及许许多多别的、各具其美的花,都正在夏日最新鲜的盛放之中。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几眼泉,那是松花江的一处源头;再一天我们登山。树越来越少,我们走出林子,到了长草与矮杜鹃、石南、黄罂粟和龙胆覆着的开阔山坡上。除了陡,这一段上行并无难处;我们朝那两座嶙峋的峰之间的一个鞍部走——那两座峰正是此山之冠。我们急切地往上赶,要到那鞍部上去,因为我们盼着从那里越望出去,远远望见对面的朝鲜。末了我们到了鞍部;可迎着我们的并不是所盼的那片全景,我们惊讶地俯看见一个极美的湖,就在我们脚下,嵌在一圈诡奇而奇幻的峭壁之中。原来我们正站在一座死火山上,而这湖填满了它当年的火山口。那水是一种格外深、格外清的蓝;这湖位于一座山的绝顶,四面又被嶙峋的峭壁围着,格外动人。我们试着下到湖边去,却在崖壁上找不到下去的路;于是我测了沸点定了高度之后,便动身去登那围着湖的岩峰中最高的一座。那一攀是费力的,可我成功地到了顶——长白山的绝顶;从那里我望出去,是一片波涛般起伏的、披着森林的丘陵,朝四面八方伸展开去:朝满洲那一面,远到目力所及;朝朝鲜那一面,也远到人所能见。除了那湖像一块蓝宝石嵌在岩石的托座里躺在我脚下,别无他物,只有森林;而打破那单调的绿的,也只有这湖和江水偶尔的一闪。
不过这湖正是补救的一笔。它周围看着约有六七英里;在它远端有一个出口,大松花江的主支就从那里流出去。那么,这里就是那条雄伟大江的源头了;而在它下游几百英里处,我们后来见到它宽过一英里,而且确实有资格被看作黑龙江的主支——黑龙江是一条极壮丽的江,论大论雄伟,世上少有几条能胜过它。
我同伙伴们会合,便飞快地朝山下走,心里欢喜:我们这趟旅行的目的已经成功达到,而我们一切辛劳都没有白费。长白山并不白于雪,因此也不像人家叫我们预期的那样高;它是白的、或者说半白的,白于那座旧火山的浮石。可能把这一件事确定下来,也是一桩快慰;而它那些覆满花的山坡之美、山脚那些草地之美,以及它顶上那个奇妙的湖的清寂,对我们在它高度上所受的失望,是十足的补偿。
三天后我们回到了丢下骡子的地方,又在那里好歹弄到几个蛋,狼吞虎咽地吃了。人说吃完饭还带着胃口离席是好事。那些日子里我们离席时,带的向来是极好的胃口。不过最大的宽慰是再不必背担子了;而幸福既只是一种相对之物,第二天我们挨着骡子跋涉前行、背上没有重物把心压垮时,便觉得十足地幸福。
我们此时的意思是顺松花江而下,到吉林去——那是满洲的大城之一,离这条江的源头约三百英里,就在江水进入较为开阔的地带之处。我们还有许多天要在森林里苦苦跋涉,一道山脊又一道山脊地爬,一次又一次渡过支流;其中有一条,我们在一程之内涉了二十四回,而且处处深到腰间。可末了,极突然地,我们出了森林,到了一片人烟稠密、沃饶得异乎寻常的地方。那土壤——全是从林子里开出来的——几乎是黑的;从庄稼看,必定肥得了不得。房屋都是新的、大的、造得好的,粮食也买得到很多。在无人之地走过一段粗苦的路之后,人真会领会到重新置身人间、四周都是活泼生气的好处;而在这里,同先前一样,这些在林中开路的中国殖民者那份劲头与兴旺,叫我们颇为触动。在亚洲,人看得见许多老迈困顿的生活;可在那片大陆上,只有极少的地方能看见一个殖民地那种新鲜年轻的生命劲头十足地往前挺进。
八月十二日我们到了吉林,我们这趟旅行的第一回合就此走完。吉林是座大城,有八万到十万居民,位置极为入画:在林木掩映的丘陵之间、在松花江的一个弯上;而这条江在这里离源头只有三百英里,已是一条堂堂的大水,宽四分之一英里、深二十英尺。可我们在那里时雨下得不停,这地方的污秽与气味因此更甚,妨得我们不能像本该的那样享受它一切天然的秀美。
我们在这里留了三个星期,一面结算那些把我们行李从奉天运来的骡夫的工钱,一面张罗车辆,好继续我们环游满洲的行程。我们在这地方所见最可观的,是新近设起的一座机器局——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办起、自己管,全无一个欧洲人指点或监督。我们在那里看见连珠枪、格林炮和野炮以颇为可观的样子造出来。我们去拜访了总办,他亲自带我们看了各处工棚。这地方是他开办起来的;在满洲腹心、离海岸好几百英里、而且在一个既无铁路也无水路、连运那些沉重精密的机器的好道路也没有的地方,竟有这样一所实在可观的厂子,我们着实吃惊。宋总办不只有模仿之才;他还有几分发明和因地变通的心思。他运来一批起手的机器,又用那批机器造出更多的;他自己还发明了一支连珠枪。煤他在附近就弄得到,铁也有一些,不过铁大半还得从外面运来。他待我们极客气,还请我们吃饭;席上我们还见到这地方别的几位官员。
中国人的宴席是极为繁复的,这一席也不例外。一道接一道地上,我们想必吃了三四十道,内中还有海参、鱼翅和燕窝羹这样的珍品。中国人是极好的厨子;虽说那些菜上桌的样子往往不太合欧洲人的口味,可毫无疑问,烹调本身是极好的。比方有一种小小的油面团子,做得极好极轻,几乎像果冻一样在口里化开。有几道菜蔬也极好,我尤其记得一盘炖嫩芹。他在做法上也许同我们不同,可显然这位天朝人对于怎样打理内里这个人,是很有一套的。不过说到他那饮品的一门,我可不能多加称赞。拿米蒸出来的热酒并不好;而照中国人指望你喝的那个劲头喝下去——而多数中国人确是那样喝的——是很容易叫人沉重起来、若不更糟、还要恶心的。然而在这类聚会上,中国人最出色的一点是他们做主人的本分。他们是完美的主人,对客人满是照应,满是爽朗的和气与谈兴。礼数是繁复的,也守着不少规矩,可并不见一点拘板;人人爽朗,人人谈个不停。这些中国人在自己人中间能是何等好的同伴,于我们实在是一桩启示。人若只见到下层——骡夫、街头的闲汉、客店的常客——很容易对中国人形成极不利的印象,把他们看作一个粗鲁、粗糙、没有礼貌的民族,憎恶外人而不大费心掩饰自己的心思。可人若能见到中国的士绅在自己家里的样子,便会把这印象大大改过来;就我个人而言,从这一回以及此后有机会同中国士绅相见的别的场合,我看到许多可佩、甚至可喜之处。我喜欢他们彼此之间那从不间断的客气——在我看来,那客气太不断、太持久,不会只是一层表皮,而是显出他们彼此之间真有一种关切之情。中国人对外人不甚关切,可我想他们彼此之间是关切的。再则,他们在自己人中间那份爽朗,也是叫人喜欢的一点。欧洲人一般的印象是:中国人是冷硬之物,身上没有一声笑。实际上,他们愿意尽兴的时候,热络与欢畅是尽有的。我还要说,他们的谈吐是好的;那谈吐确实明快,而且极其自然、极能持久。自然,同欧洲人交谈时他们并不出色;比方他们于地理是无知得可叹的,而且常常拿「你的国是不是中国的属国」这样的问话惹恼生客。可在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的谈话里,似乎有许多同地理和天气一样好的话题;人还能听见关于哲理与道德的、长而深思熟虑、而且说得极好的论辩,其间自由地夹着他们经籍里的引语。中国人也许过于天朝气了些,过于在云端、在凡人之上了些,对这世上日常的寻常事务显出的兴趣也确实太少;可他在家里是个有意思的人。而在他那份目中无人常常引起的恼火之外,我对一个能向往如此高远的立足点的人,往往怀着一份真正的敬重;而在他这一例里,我觉得那并不全是自负,因为他身上有一份自豪:他所属的那个帝国已完好地立了几千年,而当我们自己还深陷于野蛮之中时,它已在走向文明。
(原注:詹姆斯先生,印度文官部,当时任印度邮政总监,现任信德专员。)
第二章
自满洲至北京
「伊庇鲁斯的边界退去了,群山也到了尽头;
仰望得倦了,疲惫的眼
欣然歇在一片平谷之上——
那平谷之柔,一如春天素来披的草色之衣;
便在平原上也不乏不凡之美:
那里有豪放的河破开长长的旷远,
两岸的林木高高摇曳,
林影在明镜似的水里起舞,
或与月光一同睡在午夜庄严的出神之中。」
九月三日,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又一次动身上路,这一回朝齐齐哈尔去。据说路面会比较平坦好走,所以我们得以重又用车,每天走二十五英里上下。可时令不好,雨一直下着,路——自然一条也没有铺过——简直成了泥沼。便在吉林城外不远,我们就在一片没指望的烂泥里卡了两个钟头;长短不等的耽搁是不断的。不过我们每辆车驾三头骡子,一辆卡得厉害,就从另一辆上卸一套挽具来帮;靠这个法子,我们每天走的路倒比照那路况所能料想的要多些。离吉林约二十四英里,我们坐渡船过了松花江,此后沿江右岸走。越往前走,山越低,谷越宽;不久我们就到了开阔起伏的乡野里,那里耕作得极好,人烟稠密。庄稼此时正满穗,重得异乎寻常;小米尤其如此,无论大小两种,穗都格外沉。村子也都相当大,而且很多。可单独的农舍和小庄子却很少见——大概是因为匪患,而匪患在北满各处都极猖。我们时常听说车在路上被劫、村子甚至城镇被抢。不过我们自己并没有同这些土匪打过交道;这一段路程虽因所经之地人烟兴旺而有趣味,却少了波折与刺激。
刚过伯都讷,我们又到了松花江边,正在嫩江自北来汇之处。在这里、在江边的沼泽里,我们领教了一回蚊子,把从前一切的记录都盖过了。我们看那片沼泽像是个有鹬的好地方,便下去了。我们听见一种压着的轰响,像远处的海;我们以为那想必是江声。可那压根不是别的,正是蚊子。离沼面一两英尺之内,它们成千累万。我们试着打了一小会儿鹬,因为那里鹬确实不少;可蚊子连我们的马裤和手套都咬得透,把我们逼得发狂,只好匆匆走开。
松花江在这里分成许多股,铺开到十英里上下宽。我们坐渡船过了江;到对岸不久,便进了蒙古开阔起伏的草原。耕作停了,村子也随之而止;此后我们只偶尔经过一两间蒙古人住的屋子,而我们这趟旅行也进了一个全然新的段落。几乎看不见一棵树;一英里又一英里,我们走过长着丰美的草和精绝的花的起伏丘原。洼地里常有相当大的湖,有几个长达数英里。而这些湖上满是成群的水禽——成千上万只鸭和雁。这些湖想必正是水禽的孵育之地;到了寒天,它们便往这片大陆更暖的地方去。我们还见到大量的大鸨,以及许多群羚羊。
不过我们这一程最大的享受,是弄得到的牛奶和奶油。将近四个月不见奶、也不见一切奶制之物之后,能喝到这些蒙古人送来的那种浓厚可口的东西,是何等的享受!先前在森林里有一回我身子不适,奉准从我们的存货里喝一杯炼乳当药补;连这个都成了那样的奢侈,我被诱得几乎想第二天再装一回病好多喝些。可这里却有纯正之物,要多少有多少,而且奶油之浓厚,不逊于德文郡的任何一份。这些蒙古人还做一种奶油干酪,极为可口。那是一种凝固的德文郡奶油,做法是把奶文火煨上约二十四个钟头,再把面上结的那层奶皮揭下来晾干,卷成一张煎饼的样子。它比奶油干酪略薄些,却比德文郡奶油厚些,而味道同后者一模一样。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把它卷在一张纸里,行路时同一块面包轮着咬。这东西我们就这样吃了不少。
蒙古人我们见得极少。他们大概离主干道远,而且同那条道、以及可能在道上出没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都避得很开。我们只碰上过两顶毡制的蒙古包——那是他们有特色的居所;而我们所遇见的那些蒙古人都住在房子里,多少已被驯化、已定居了。
末了,九月二十日,我们到了齐齐哈尔,一座有四五万居民的大城,也是同名那一省的省治所在;那一省占了整个北满。可除了寻常中国城镇的铺子、脏街和倾颓的庙宇,没有多少可看。这里是我们最北之点。冬天将近,我们已领过几回霜了。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赶,于是折回头朝松花江去,这一回取道呼兰。我们又走过一些蒙古草原;而此时雨季已过、道路干了,我们可以让车小跑着走,往往一天能走三十多英里。这一带仍是起伏的草原,覆着丰美的草;草上我们常见大群的马在吃——都是好的、结实的小马,像缩小的辕马,极能耐苦。
有一天,我们忽然一路驶进了耕地。我们已越过蒙古与中国地界之间那条分界线。那纯是一条划在丘原上的人为之线;可到那条线为止,中国人耕地;线外则是蒙古人掌着,对把地化为耕田之事一点也不去做。因此,中国本部的疆土同中国人仍留给蒙古人的那一片之间的界线,就是由一行行小米和麦子构成的。
呼兰离齐齐哈尔约二百英里;我们见它是一座新兴旺的城,近年才建起,四围有一道坚实的砌墙。铺子极好,整个地方有一股忙碌熙攘之气。这城在前一年曾被一伙土匪袭过;那伙人把主要的商贾挑出来,向他们索了黑钱,随后溜了。也正是在这里,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孔罗神父,在我们到访的前一年被极残酷地折磨,几乎被害死。
从这里我们又转而北上,去看另一座新城,名叫北林子,听说那里设有一处天主教的传教所。不过我们不走运:主事的卡尔神父不在家。于是我们又南下到巴彦苏苏——另一处传教站——在那里见到了本站的主事,还见到了从北林子来的卡尔神父。见到这些人、得着那种一个欧洲人在世界最远的角落里给另一个欧洲人的、无论国籍的热忱恳切的问候,实在是一桩快事。除了前一年被派来查孔罗神父所受暴行的那位法国领事之外,从没有欧洲人到过这几处遥远的传教站;而我们这一面,此时也已几个月没见过一个欧洲人,所以这场相遇的欢喜可以想见。不过除此以外,这几个人本身也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实在说,很少有人像这几位朴素的传教士那样深地打动过我。他们是人身上一切至善之物的、清澈透明的典型。他们周身有一种纯净真实的善的气息,叫人当下就感到。我们立刻看出:我们不但是同好人在一处,而且是同真正的人在一处。他们所有的,不是软弱的多情或浮华的热忱,而是扎实的人的分量。远离朋友、远离一切文明,他们在那里生活、工作、死去;我们所遇的三位里,自我们走后已有两位死了。他们离开法国时,是一去不返的;他们没有回去的指望;他们出来,是出来过一辈子的。他们也许劝化不了许多人入教,可他们行善。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凡同拉盖神父、卡尔神父、或我们后来所遇的里法尔神父相处过五分钟的,没有一个不觉得自己因此好了些。他们那坚强而又温和朴素的天性,被周围的艰苦和自身理想的高远磨练出来,又不曾被世俗的称誉与浮华沾染,当下就打在我们心上;而从周围人身上所见的证据看,它也同样打动了中国人。
「伟业不死;
它们同日月一道,永远更新自己的光,
福泽凡仰望它们的人。」
别的人也许给传教之业带来恶名、招出那无疑存在的敌意;可这几位,正是这世上真正的光,而他们要把基督教的精髓——行善于人——传播开去。
这处僻远的传教站——设在从没有别的欧洲人到过的地方——于我们是极有趣味的,也满足了我们对这样一处站所的最高想象。这里没有讲究费钱的房子,没有别处许多传教机构所见的那种阔气,一切都极为严简。只有一所素朴的小屋,里头几乎空无一物,家具生硬简单。在这样苦的条件下、这样素的环境里、又永远断了同文明世界的往来,人会以为这些传教士该是沉郁、严厉、或许病态的人。可他们恰恰相反。他们有满满一腔朴素的欢畅,又恳切又精神十足。他们偶尔叹着气说起「美丽的法兰西」,可他们显然在自己的生涯里十足地快活,而且一心献给自己的事业。
从这几处朴素而好客的传教站,我们往三姓去。此时天一日比一日冷;有一处我们还因一场极大的风雪被耽了一天。我们只好赶路,因为那几位传教士向我们断言:冬天里寒暑表要落到华氏零下四十度以下;他们还给我们看过一支他们用过的温度表,上面他们曾见水银落到摄氏零下四十七度。我们所经的地方此时是多丘的,覆着成片的小林——橡和桦。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像英国的乡景了;而在这些小林边上,我们照例能打到极好的野雉。整天里也是一群又一群雁从我们头顶飞过,朝南去。这些雁通常远在射程之外;可赶上有风的一天,它们往往被压低到刚掠过山顶,我们便能从山顶上趁它们飞过时放一枪。
我们又一次渡过松花江,十月十三日到了三姓。这是座比我们近来所过那几座都更老的城,生气与熙攘也少得多。不过这里弄得到极好的皮货;而严冬随时可能压到我们头上,我们便置备了长而宽松的羊皮袄,长到脚踝。三姓是朝黑龙江方向去最远的、还算有些分量的居住之地。松花江到这里仍可通相当大的船,中国人因此在附近筑了几座相当坚固的炮台。我们骑马出去看,我吃惊地发现一座土筑的炮台,设计全照欧洲最认可的样式,还装着六七吨重的克虏伯炮。我们一直走进炮台,四面看了一遍,见一个中国兵正无害地走着,便请他把弹药库的门开了,他就去开了;随后我们看完了炮台,正要安安静静地走开,驻在台里那个团的统领却派人出来,请我们进去喝茶。他极为和善好客;可茶喝到一半,有个信差从三姓一路飞马赶来,带着那里将军的命令,说无论如何不许我们进炮台。这就极难为情了。而我们既已把该看的都看过了,便极诚恳地向主人保证说:既是将军的命令,那我们一刻也不耽留,立刻就离开炮台。可那位好客的老统领偏要我们把茶喝完;我也但愿他不曾因为部下管束松懈、放我们进了炮台而吃到苦头。
这座炮台若那些炮靠得住,是足以把松花江的通路完全封住的,因为它们的口径远大过任何可能被运来对付它们的炮;而中国人把它们弄到这里来所必须显出的那份坚忍与劲头,叫我称奇——因为那些炮得从陆路运几百英里,还要越过多丘之地。野炮、甚至攻城炮,运起来还算容易;可要把这些六七吨重的巨炮横着运过满洲,那必定是极重的一桩活。不过对中国人,总有一重疑问:到了紧要的时候,他们的炮究竟放不放得响。因为他们对炮、对同炮相连的那些精密机件,实在太不经心,任它一概生锈败坏而全不顾后果;所以人永远不敢断定:在急需之时,他们费了那么大力气运来的炮,会不会把他们彻底撂下。
在三姓歇了两天,我们转而南下,溯胡尔哈河往宁古塔去。那条路坏得可恶。我们还带着车;而我们、或者说那些赶车的,究竟怎样把车弄过一条实在只配走驮畜的路,真是奇事。一道又一道伸到河边的山嘴要上要下,几乎总是陡的,道又窄又多石。我们的车不止一回翻到路侧去;有一回一辆车连着它那套骡子,一路滚下山坡,整整翻了两个跟斗。然而等我们把东西卸下、再把车拖回路上,却发现车和骡子都没有大损:车篷子撞得有些不像样,主体却还是完好的;而那几头骡子只抖了抖身子,随后便木然地直视前方,仿佛这都是一天的本分活、不值得诧异。中国的车和中国的骡子都是叫人惊异的产物。车造得极好,结实而不过重;骡子则硬得无以复加,而且照例实在很温顺。中国车夫很少用缰绳驾驭它们,全靠吆喝和鞭响指点。靠这个法子,它们一路挣着走,直到车撞上哪块极大的石头,于是连车带骡滚下山坡;或者直到它们闯进一片泥沼,于是从后面那辆车上再卸一套挽具来帮。便是后一种情形,这些骡子的命也不总是好的;有一回,我们用一套挽具白挣了半天拉不出车来,便又套上一套动手拉,那头驾辕的骡子不知怎的脱了辕,钻到车轮底下去,就那样被拖了一百码上下,别的骡子才被止住。我们以为它必死了——便没有别的,也该被泥闷死。可它站起来,抖了抖身子,带着一副受了委屈的神气木然四望,仿佛这一回的倒运确实比平常重些;随后便任人把它重新套进辕里,接着干完这一天的活。这种泥沼在山嘴之间的洼里不断出现,我们过它们常常极为吃力。小村子只偶尔遇上,这一带人烟比我们近来所经之地稀得多。山上覆着橡桦之林,山顶是松。据说那些山里有金矿,不过只准官府开采;因为中国人认为,无节制的采金只招出争斗口角和祸患,皇帝因此一概禁止臣民采金。我们渡过许多支流;这些支流同胡尔哈河本身一样,满是鱼,多半是鲑。本地人在支流上筑坝,一捕就是几百条。所以这段日子里,有野雉、有鸭、有雁、有鲑,我们过得极舒服,把在长白山林子里所受的匮乏补了回来。
快到宁古塔时,谷开阔成一片宽平原,那里耕作得好、人烟也稠;十月二十六日我们到了宁古塔,一处兴旺的地方,有近两万居民。我们在这里见到一座刚开办的电报局。中国人对这条边界相当看重,因为它同俄国领土相接;而架设这条电报线,正是他们重视它的迹象之一。这条线是在一位丹麦先生督理之下架得又好又牢的。可局里全由中国人充任,所用的语言是英语。每个报务员都说英语;能遇见说我们母语的人,于我们是一桩快事。
我们在这里歇了两天,随后出发往珲春去。那是一处颇有分量的驻防之地,就在最边境上,恰在俄、中、朝三国领土相接之点。此时冬天正迅速逼近。我们离宁古塔那天早上,寒暑表是华氏十一度,所以我们得拼命赶路,好赶到我们最远的目的地——我们盼着那会是在海边、在珲春再过去的那个俄国口岸——再赶回我们原来的起点牛庄,而不至于被满洲最严的那一段冬天追上。路坏得可怕,又是翻过一千五百到两千英尺高的山脊,又是走过沉重的泥沼烂地,又是穿过松、桦、橡的林子。十一月五日我们到了图们江;我们本以为它会是条像吉林附近的松花江那样的好水,可它原来只有一百码上下宽,而且浅得盖不住到处露出来的岩石和巨砾。无疑它夏天水要满些,可它无论哪一季都不能通航——而从前人家曾以为它是可以通航的。
珲春我们见它纯是一座驻防之城。这里驻着约三千兵,那小城除了供应他们所需之外,几乎别无用处。不过我们在城里发现了许多欧洲货,是从近旁那个俄国站所输入的。钟表、糖果、皂、罐头果子,以及许多别的奢侈之物,这里都弄得到,而且价钱极公道。我们花一先令买了一罐新加坡的菠萝。
珲春坐落在一片平原上、在几座矮山脚下;朝俄国那个方向——那里离此只有十英里——四周有几座坚固的炮台,架着重型的克虏伯炮。我在三姓见到那些克虏伯炮就够吃惊了——那地方的炮本可以从吉林走水路运来,而吉林同海岸之间也只有比较低的山;可中国人究竟怎么能把这些巨炮拖过隔开珲春与吉林的那一重又一重山脉、拖过我们路上所见的一切泥沼和森林,实在叫我大为费解。詹姆斯先生打听出来:他们是把炮放在巨大的爬犁上,趁深冬地面、泥沼、一切都冻得硬透的时候运过来的。可即便那样,他们也必定遇过异乎寻常的难处,因为这一带冬天雪下得极大。珲春这几尊炮,是一桩长存的证据,证明单凭硬干、不借近代的机械器具,能成就什么。不过我恐怕这也是它们唯一的好用处了;因为如我先前所说,中国人把这些精密的机件弄到手之后,于照料它们是毫无概念的。
珲春驻着总管这条边界的副都统——一位颇有分量的人物——到的第二天我们便去拜访他。他天黑后在他的官邸里颇有仪节地接见了我们。中国每一处官邸都有若干重门,依来客的品级开多开少。在我们这一回,每一重门都开了;院子里排列着兵丁,整个地方点着中国灯笼;那官邸既是新造的,又大而宽敞,这一来便显得极为明亮入画。那位依将军是位有体统、相貌堂堂的老军人,在太平天国之乱里立过许多功劳。他极为客气周到,请我们喝了香槟,谈吐也明达有趣。没有人比寻常的中国人更粗鲁,也没有人比一位中国士绅——当他愿意的时候——更客气文雅。
詹姆斯先生从珲春给边界那边的俄国哨所指挥官写了信,说我们没有在俄国境内旅行的护照;可他若肯许我们前往,我们极愿去访一访新基耶夫斯克。随后我们便朝俄国领土出发。离珲春约十英里,在一座山顶上,我们看见一座高高的方尖碑似的东西,上面有铭文;我们查明那是几个月前刚立的界碑,是中国的钦差大臣同一位俄国专员会同勘定这一方边界时所立。再过去不远,我们望见两个骑手朝我们小跑而来;他们走近时,我们看出那分明是哥萨克。我们两人从前都没见过马上的哥萨克;可他们同人在画报和书里所见的一切哥萨克的画像那样相像,便已足够证明他们是谁了。还是那顶粗糙蓬松的灰羊皮帽、那件长大衣、那双高靴、那条鞭子,还有背在背上的枪——这些我们从画上熟得很。他们行了礼,交给詹姆斯先生一封信,是统带那个俄国哨所的索科洛夫斯基上校写的。上校说他极愿许我们过界,还盼着我们到他哨所去,「接受一个哥萨克恳切而菲薄的款待」。于是我们继续前行,离边界约三英里处到了俄国的斯万卡站,那站坐落在几座低矮而颇为光秃的山之间。我们去访时,这里驻着约三百名哥萨克。刚给他们盖了几排低矮粗陋的营房,四周散布着军官们的小屋。上校的房子较大、造得也较好;可它们一概是人在一处遥远的边境哨所所能料到的那种粗陋简朴的式样。
我们在这里受到那位俄国上校极恳切的接待。俄国人在恳切这一点上从不出错——对英国人尤其如此;而在亚洲这最僻远的一隅、离圣彼得堡或伦敦都有几千英里的地方,我们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受到了真正热忱的接待。上校的房子里没有一点多余的阔气。它有玻璃窗,有一座炉子——这两样奢侈,若是那位俄国人去年到我在奇特拉尔边境的司令部去,是遇不着的——可墙和地板都全然光秃,家具也极其简陋。只有一间屋子,隔出一部分作卧房和更衣室;而整个地方塞满了军需——因为一位俄国上校似乎兼着自己的军需官和库官——屋里到处是一堆堆鞍具、一架架兵器,还有成堆各色各样的哥萨克装备。
我们略用了些点心,上校便带我们去看营房。那里哥萨克们还在拼命干活,要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房子盖完。他们是结实强壮的汉子,面色白净,一张张脸爽朗和善;周身有一股做活人的样子,叫人觉得他们什么都干得了、也肯干。英国兵一上阵就全然对了路,可在营房里,他给人的印象是他这一生主要的兴趣在于他那身衣服。哥萨克则不然:无论在哪里遇见他,他看着都像是随时可以撸起袖子、当下就打;而衣着仪容,是他这世上最不肯放在心上的东西。他们刚盖好的营房粗陋却干净,约略同我们在印度的土兵营房一样好。它们不如珲春那边中国兵的营房,可它们显然是临时的。哥萨克的口粮主要是黑面包,另外还发一份像汤的炖菜、或者像炖菜的汤;可整份口粮断然不如英国兵所得的。他们的饷是每月二十卢布——约五十先令——这本该是很优厚的,若不是他们还得从里头自付全副装备的话。照上校说,真正落进他们口袋的大约是一天半便士!要诱人为这么可笑的报酬去受一个哥萨克所受的一切,怕真得靠征兵之法。
晚上上校设了个小小的宴,哨所里三位军官和一个会说俄语、在俄中官员之间充通译的中国人也来了。我们先在一张边桌上吃了些小碟,比如沙丁鱼和鲑鱼片,又就着一两杯伏特加送下去——上校告我们说这一道是万万少不得的,好把喉咙清出来,预备接着来的正餐;随后我们才坐下办正事。头一样是一只大汤盆端上桌来,盛着极实在的好汤。「别客套,先生们;我吃得极多,」上校说。于是他给自己盛了满满一份,桌边每一个人也照样盛。我们各人身边都摆着六瓶酒和啤酒,而我们是被指望不分先后一概进攻的。「您什么也没喝呀,」上校嚷着,一面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给你杯里倒满红葡萄酒——他说那是极好的一种,从克里米亚弄来的。那一杯还没喝完,另一位军官又给你那只杯子——同一只杯子!——倒上雪利。随后上校又非要你尝尝啤酒。这当儿,一道接一道最实在的菜不断端上来。各人自己取;可除此之外,总有哪位军官切下一大片,放到我们哪一个的盘子里。那份好客是真诚而极其热忱的;可我们那一晚究竟是怎样熬过来的,于我们是桩奇事。我们近来过的是艰苦康健的日子,胃口很好,在吃这一门上还能同俄国人大致并驾齐驱。可喝实在可怕。倘若人家容我们守着一样酒,我们大概还活得下来;可波特和啤酒、雪利和红酒、吉尼斯黑啤和伏特加掺在一起,来来回回,先这样再那样,那是致命的。
饭吃到一半,听见一串铃声,一辆塔兰塔斯车驶了上来。门开了,进来一位年轻的俄国军官。他是同妻子一道到的。「正赶上吃饭,」上校说,「那边挪个地方,好不好?」于是那位军官坐了下来,他妻子则到她自己屋里去了。这顿饭没有一点中断,而这位新到的人被当作本是约好来吃饭、只是略迟了些。然而他和他妻子是新到这哨所的,刚在西伯利亚、在那些可怕的路上走了三个星期!似乎没有人问过那位太太:这一路下来累不累;而且似乎压根没有人想到她可能会累。
这当儿,那个中国人可是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叫一个中国人别害羞,向来很少有这个必要,这一回自然更不必。饭前他趁上校出去时到了,便毫不迟疑地走进那位俄国人的更衣室,把他洗脸更衣的一应物件统统使用了一遍。此刻在席上,他也一样自在随便。他从不用人劝着再吃些、或是把杯子斟满;而整顿饭他都滔滔不绝地说。他虽是俄国人的客,却也不觉得有必要忍住不讲那些极损俄国人的故事。我猜他以为这些故事会叫我们高兴;可话既出自这样一位滑头先生之口,我们能照其真价看待它们,便请他不必费心讲下去。
索科洛夫斯基上校在俄土战争里服过役,谈到这件事极为愤愤。「您看看我们所受的那一切,」他说。「我们损失的那几千人、我们所受的那些苦;而到头来结果是什么?我们从里头得了什么好?什么也没有;绝对什么也没有!」他此时管着这一段边界,我听说他手下有一个骑兵团、一个炮队和一个步兵营。而且身为一方边务之长,他还须得会说本国语之外的两种语言(因为在中国边界上格外有用,他会法语和德语)。然而我们对了对底细,发现我——一个在印度的英国骑兵团里的下级军官——所领的饷还多过他。至于詹姆斯先生,他拿他的薪俸可以把这样的边界指挥官买下十来个——真真是十来个。不过俄国人胜过我们的地方在气候一项。要补偿印度平原上那种令人作呕的酷暑之倦,实在得要极多的钱。我们周围这些俄国军官个个强壮结实,康健得要迸出来。他们同七八月间印度平原上一群英国人之间的差别,是几个额外的卢比抵偿得极为勉强的。
我们吃着、喝着、谈了几个钟头,别的军官告辞去了,上校便对我们说:「我不太清楚你们睡在哪里。有一张沙发可睡一个人;另外两位最好睡地板。」我们便照办了,就这样在俄国境内过了第一夜。上校说过他哥萨克式的款待是粗陋而恳切的。两样都是实话。
第二天我们朝更大的新基耶夫斯克站出发,那里离此十五英里,在海边。路上我们遇见了那位专员、即最高的文官。他会说英语,对我们极客气,还主动说可以许我们去海参崴——那一趟我们极想一走,可腾不出工夫。这位俄国官员虽然我们并无护照却这样客气,又是俄国人对我们怀着友好之意的一重凭据。新基耶夫斯克是个小地方,驻着一个步兵营、一个炮队和约一百名马上的哥萨克。除营房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建筑。道路没有铺过,整个地方显出一副凄凉无人照管的样子。我们找不到一家俄国旅馆或任何客店,只好住中国客店。这里有两家俄国铺子、四家中国铺子。中国铺子要好些,约略等于印度兵营里一家二等的帕西人铺子。营房和已婚军官兵士的小屋都极小,刷着白灰,样子极冷清凄凉。整个地方,连营房、铺子、教堂和一切算上,还不如我那个团在印度的营房大,造得也断然不如。那份毫无生气也格外触目。至少在午后,我们本以为会看见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出来作些消遣活动。可一个人也没有出现。那些军官似乎把闲工夫花在吸烟、喝酒和打牌上;而那些太太,我想是在旁边看着,因为她们似乎也没有多少别的事可做。
城边恰有一座小山,我们自然爬了上去。后来我们又遇见那位专员,他告我们说:他常听人讲英国人有个特性,一见山就立刻心痒要上去;而听说我们当真爬了这座山,他乐不可支。他说他几乎不知道这地方有哪一个俄国人上过它;可一个英国人刚到,立刻就去爬了。从山顶上我们望见了波谢特湾——新基耶夫斯克这小站就在湾上;而水那一边、约两英里远处,我们辨得出波谢特那个小小的聚落,约有三四十所房子。
下山时,我们见一队新兵正在拼命操练。他们背着背囊,大衣卷成一卷围着背囊、绕在身上。有人在教他们把腿绷得极直极硬地行进;一个干练的小副官沿着队列上下蹦跳,不时抓住某个步子不齐或排面不正的人,照鼻子上狠狠一拳!这些兵个子小——我看平均不过五英尺五寸或五英尺六寸——可他们身子壮实敦实,同一切哥萨克一样硬。
我们这里离朝鲜边界很近,所以四周有许多朝鲜人。许多人在这条谷里定居,似乎过得兴旺,也为俄国当局所喜。在我看来,他们总像是个颇为沉闷乏味的民族;可据说他们安静守法,而俄国人既需要人口来耕作改良那大片如今白白荒着的土地,便欢迎他们到俄国境内来做俄国人自己似乎做不来的事。索科洛夫斯基上校告我们说:他们的政府极愿把东西伯利亚这一片都由俄国人殖了。他们愿意、也确实给了移民一切可能的鼓励:白给农具、马和牛,又免费把他们从俄国运出来;可那些移民没有劲头、没有气力;他们把给的一概收下,动手挣出够活的,却再不多挣一分。「你们英国人,」上校说,「若得了这个地方,到今天早把它弄成一片极好的所在了;可我们俄国人没有你们那种殖民的精神,这地方开辟得极慢。」不过那以后,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动工了。俄国人正认真醒过来,而东西伯利亚这些极为沃饶的地带,前途该是远大的。中国殖民者在他们那一侧边界上所能做到的,正是俄国人也能做到之事的样板。而有了铁路助其开发,黑龙江及其支流一带这些地方,该能比得上加拿大最兴旺的部分。
我们在新基耶夫斯克只留了一天,随后回到我们的朋友索科洛夫斯基上校的哨所,又在那里同他吃了一顿饭,还在那里见到了那位专员。话头转到英国人的侵逼上去。这两位俄国官员说,人们总在谈英国对俄国领土的图谋;而在这里竟遇到同我们在印度惯见的那同一类危言耸听的传闻、那同一类对于极其狡诈的图谋和深远侵略计划的猜疑,是很奇的。英国舰队几个星期前刚访过波谢特湾,于是所有爱嚷嚷的人立刻动手去给这件事找一个隐秘的用意。他们猜想:英国人是要炮击波谢特,在东西伯利亚这里夺一个口岸,就像他们刚在巨文岛所做的那样。幸而对詹姆斯先生和我而言,管着这条边界的军政两方长官都是心地较宽、性情较平的人;而如我所述,他们待我们显出格外的客气,毫无一丝猜疑之色,使我们得以完成这一趟极有趣味的小小访问。
第三章
重返北京
我们此时把脸转向归途。我们已到了此行的尽头,须得赶回海边的牛庄去。詹姆斯先生取近道往吉林;福尔福德和我带着车,绕道宁古塔,去会一个我们盼着他带信来的人。十一月十一日我们离了珲春,此时冬天已正式来了。寒暑表在零度上下一两度之间,雪也开始落。到宁古塔,我们见那条三个星期前还坐渡船过的河——它宽约一百五十码,水流也绝不算慢——如今已冻得透透的,我们满载的车子竟能在冰上跑过去。就在宁古塔,我们会着了那个人,到底收到了信。自从这趟旅行动身,六个月来我们一封信也没收到;而在历尽艰苦与一路频频的疲竭之后,重又同朋友们相通、吸一口从故土吹来的温软的气息,那份欢喜是强烈得几乎叫人发昏的。它使我们把所受的苦处统统忘了;那一切此时都像一场梦,而单是这从外面来的一触,便给我们注进足够的新劲头——若有必要,我们满可以心满意足地另起一趟新的旅程。
福尔福德和我往吉林去的路上并无波折,不过我们经过了一具尸首,那人前一天被土匪杀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在吉林同詹姆斯先生重又会合。大松花江此时已冻得结实。江上的冰有一英尺多厚,我们的车子能在这条宽三百码、深二十英尺的江上平平稳稳地小跑过去。
从吉林我们并没有直奔海边,因为我们极想去看一看北满天主教传教会的总部,那在一个叫小八家子的村子里,离宽城子约二十英里。走近那地方时,我们远远从平原上望见一座教堂的塔楼——在满洲的景色里,这是个了不得的新鲜物。到了那里,两位神父——利托神父和马维尔神父——热诚地欢迎我们,又把我们引见给主教;那是位相貌端严、和善的先生,在这地方住了三十多年,此后也就死在那里了。这处传教会有一点很可注意:整个村子都是基督徒。那些传教士一上手便教养训练孩子作基督徒。这些孩子长成了人,又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久而久之,整个村子都成了基督徒。星期日我们去做了礼拜,这些教徒那份真正诚恳虔敬的品格叫我们很为触动。他们自幼便作基督徒养大,又在这几位好神父和善恳切的影响之下;这个小村子的人,看着同他们四周那些冷硬的中国人简直像是两个族类。
我们只能留一天,第二天便赶往奉天。此时寒气渐渐厉害起来。因为路上车马极多,我们早上必须极早动身,好保住晚上在客店里的位置。我们每天两三点钟起身,吃一盘好粥、喝些茶,然后出发。头一两个钟头自然还是黑的。雪覆着地面,寒暑表读数从零度到华氏零下十四度之间——零下十四度是我们所记的最冷的一次。可天虽那样冷,我却不记得受过多少苦。空气一般是静的,而我们占着便宜:是从一所暖屋里、肚里装着热东西动身的;一天的路走完,又有一间暖和的好屋子可去。后来在帕米尔和喜马拉雅,我才真正领教了寒冷;因为那里没有暖屋子可供动身,我只有一顶小帐篷,有时连帐篷也没有,也没有够生一堆火的柴;而那高处的海拔又使人气短发虚,更添了我的难受。在满洲这里,除非赶上有风——那自然便真难熬了——寒冷于我们影响极小。路冻得硬透,路上的雪又被络绎的车马踩得极实,我们一天足足滚着走三十英里。
这冬季的车马之盛是了不得的。我在一天的路上数过八百多辆车,都满载着货,由一套套牲口拉着——每辆至少两头,许多辆有九头,或马或骡。满洲的一条大道在冬天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些车队在有霜的早上走着,牲口上的铃叮当响着,赶车的朝自己的牲口吆喝着——这些生气与活泼之象,是我们在夏天那些沉重泥烂的路上头一回领教之后几乎没有料到的。客店很多,也挤得满;一队车从店前过去,便有人跑出来,宣扬自家店的好处,想劝那些车夫进来。随后车一停,店里的人便忙开了,给牲口取粮取草、给人取吃食;那份忙乱活泛,不输英国一座集镇。我还留意到:那些车夫把自己的牲口喂得极好。满洲的、或者说蒙古的马和骡子从来不许盖什么毯子或任何衣物,整夜赤着身子立在外头,而那寒气之大,我甚至见过早上一头牲口背上积着厚厚一层白霜。可它们在干活期间是被喂得极足的。它们一天能得到十六磅粮,另外还有麸子和铡碎的小米秸。它们不干活时就在吃;而吃与干活合起来占去那么多工夫,我始终没弄明白它们什么时候睡。这些牲口的章程是这样的:早上天亮前一两个钟头动身。正午、或略早些,它们歇下来;一停住就被牵到槽边,槽里随即堆上一份大麦或小米,掺着麸子和铡碎的小米秸或麦秸。这一顿连着饮水,占去那两个钟头歇息的大半。随后它们又上路,走完这一天余下的路程,到黄昏歇夜。一到就又得一顿这样的大料,半夜里还有第三顿。然后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它们又走了。粮自然极便宜极多;可在亚洲别的任何地方,我都没见过牲口喂得像满洲这样好。其结果是:它们的主人能从它们身上榨出最足的活来,两头牲口拉一千二百磅的货、一天走三十英里,毫不费力。
我们所经之地便在冬天也极秀美,夏天必定是真正的美。那是起伏的地势,林木很密,又有许多小溪小河穿错其间。这个时令它都在雪下;可有一天早上,我们见到了我生平所见最完美可爱的一景。这样的景象,此前此后我都没有再见过。那是一场冻雾。日头升起时,我们发现满空都是晶亮的微粒在日光里闪耀——而那雾把一切都裹上了一层白霜似的壳:所有的树干、所有枝条那纤细的纹络。大地、树木、景中的一切都白得发亮,整个空气在日光里闪烁。它只持了一小会儿,因为太阳一升高,雾就化去了;可它还看得见的时候,人像是身在一片真正的仙境里。
我们经过许多村子和兴旺的小城镇;末了,最后九十英里用两天走完,我们到了奉天,重又身在自己的同国人之间。我们驱车到这里的苏格兰传教会去;那里的人在我们上回到奉天时待我们格外好,还一再要我们回程时住他们那里。罗斯先生、韦伯斯特先生和克里斯蒂医生见我们坐着车来,都从屋里跑出来;而直到我们被请进一间温馨的客厅、那里几位太太正在喝茶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一路把自己弄得何等粗野。我们各人都蓄起了胡子;此时在文明的光照之下,胡子连着头发都显得极为蓬乱。我们的脸被风日晒得红得发烫,衣服——尤其是靴子——都被这一路的粗磨弄得破烂不堪。这趟路上我们受过许多磨难,可以这副不成体统的样子去面对客厅里一场太太们的茶会,是其中最难的一桩。我们一经比照之下看出自己那副见不得人的样子,便求准许去尽力拾掇一番。韦伯斯特先生随后给我们拿出各样的奢侈之物——干净的白衬衫,而于我最可感的,是几双袜子。我自己的袜子前些时候早已磨成了条条;而我的靴子、连着詹姆斯先生极好意送我的那一双,也都成了碎片,我的脚因此磨伤起泡,苦得很。
随后我们回到客厅;而重返文明的那份新奇感一退去,我们便越来越觉出四周那股恳切的和气。苏格兰人向来好客,可便在他们里头,也很少有人能胜过奉天这几位传教士的好客。韦伯斯特太太不停地操心,替我们想出一样又一样舒服的安排——一时给我们各人收拾出一间温馨的屋子,一时拿出各色衣物,一时又端出种类多得惊人的苏格兰点心、烤饼和松饼。
这处苏格兰传教会立会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所走的路数也同别处多数传教会不同。那目的是设法接近中国的官员和士绅;对下层也传教,但要格外着力同士绅和上流社会相通。为此,派出来的都是受过高等训练的人,而会所的设立也带几分「体面」——我用这个词,并不是说那里有什么格外阔气的排场,而是要点出它同我所见别的传教会那种极简极素的屋舍之不同。他们认定:中国官员不愿同住着极寒素的屋子、穿得随便的人自在往来;而采取较高格调的起居衣着的人,同这些敏感的中国人相见的机会要多些。这处传教会的主事者还认为:人在远国做事,若有妻子同来替他宽心鼓劲、又帮着教孩子以推进教务,便能做得更好。这一套办法里还有一项:每一处传教站都该有一位传教的医生,可以借他头一步接近那些本来或许永远接近不了的人。
这一类传教会不像比如我们在北满所遇的那几位法国传教士那样唤起同等的热忱;可它也许同样有效,而就眼前的目的、即接近上层而言,大概合用得多。其中医务这一部分尤其极为切实,也容易为人所看重。如我们亲眼所见,中国的大官确实请克里斯蒂医生诊治;而虽说不能指望一个人病好了就立刻成为基督徒,可中国人同传教士能有机会彼此接触,于两方面显然都有好处。那位行医的传教士身上那股坚毅恳切的品格,必有几分映到中国人身上;而传教士这一面,也得以对中国受过教育的那一层人的成见与难处知道一些。
我们在奉天只能匀出整整一天的停留,随后便赶往牛庄;十二月十九日到了那里,离我们离开它正好七个月。詹姆斯先生住在领事艾伦先生那里,我则受到中国海关税务司埃德加先生极好客的招待。有一件事是确有凭据而且叫人愉快的:凡在文明的边缘上遇见英国人,你便是同他们全然陌生,也会被当作他们最亲密的终身老友来待。这在世界各处都如此,而这是一重确凿的凭证,说明人彼此之间真实的心意是善意。人在心底是爱群的,渴望彼此相知、彼此依附;而文明之地往来中的冷淡与拘束,只是文明的产物——只是外面一层涂饰——盖着每个人都有的那份真正的心热;人一离开文明的中心,那份心热便立刻显露出来。
在牛庄我们这一行散了:詹姆斯先生往旅顺、再从那里去日本,福尔福德先生和我则前往北京。这些年过去,我深深觉出自己欠詹姆斯先生多少。正是通过他,我才这样得了头一回真正旅行的经历;而当时我并不领会,后来等我自己要带一支队伍时,才明白他必定有何等扎实的、沉稳而执拗的坚忍之德,才能把我们这一行成功地带过那些森林、带到那神秘的长白山去。一个在印度担过高职、又惯于印度文官那种阔绰的营帐生活的人,竟在自己休假时情愿像詹姆斯先生那样吃苦,这我一直觉得稀奇。我从前看他在森林里、在沼泽里稳稳地跋涉,尤其是他得把行装背在背上的时候,心里总是称奇。于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这事是自然的;可一位做了二十多年的印度高官也这样做,那他身上必定有极多的「冲劲」和胆气——而这些,詹姆斯先生无疑是有的。
满洲之行就此走完;不过关于这地方说几句总的话,或许也有趣味。想要详尽材料的人,可以在詹姆斯先生的《长白山》里找到。首先,从前面的叙述里想必已可看出:这地方沃饶得异乎寻常。无论在这一点上还是在气候上,它都似乎像加拿大最好的部分。它大半是从前覆着森林的地方,因此土壤有历代腐植累积所给的一切肥力。实在说,这地方极大的一部分如今仍在森林之下,虽说中国的殖民者一年一年往里蚕食。冬天的气候是严的。在海边的牛庄,寒暑表落到华氏零下十度或十二度;而在北边,那里受着横扫两个大陆的风的全力,照那几位法国传教士所说,寒暑表如我先前提过的,要落到华氏零下四十度以下。夏天是暖的,却不热,最高气温在华氏九十度到九十五度之间。据说春天极美,秋天则清爽明亮。从我们的经历看,雨量必定相当可观;这地方在这一点上十足受着近海之惠。
关于这地方的矿产,我无从给出确切的记述;不过我们在相距二十英里之内见到了一座煤矿、一座炼铁炉和一座小银矿,而这地方许多处都有金。这些矿藏可采的数量有多少,我说不出。非得有一位有本领的矿物学家把这地方彻底勘查一遍,才能给出哪怕一个大致的估计。
植物的出产,除木材(杉、橡、榆、胡桃)之外,还有麦、豆、麻、罂粟、烟草和稻。这地方的人耕作极为勤勉,又得天助,从地里取出极丰的收成。大量的豆和豆油被运到海边,输往中国别的地方去。
关于这地方的人,前面已略有记述。曾任牛庄领事的梅多斯先生和詹姆斯先生估计人口在两千万到两千三百万之间;可这里头真正的满洲人不到一百万,其余都是中国的移民。所以满洲是由中国人、而不是由满洲人住着的。这些中国殖民者同各处的中国人一样,勤苦耐劳;而这地方尽管吏治败坏、尽管各处——尤其北边——匪患极猖,却仍旧兴旺发达。这里的人住得好、吃得好、穿得也好;冬天道路之佳,使货物容易从海边运进来。这些人的品性,从前面的叙述里想必已可见。他们对外人断然不算可亲,一趟路走完,人离了他们并不觉得可惜;可他们有勤勉这一样好处——他们在开拓上坚忍不懈,在日用上俭省。
圣诞节前两天,福尔福德和我不得不动身往天津去。就这样在圣诞前离了朋友,心里颇为不舍;可我想我们或许刚好能在河封冻之前赶到天津,这样便能立刻沿海岸南下。圣诞那一天我们是在一家中国客店里过的。我们自然有一只梅子布丁,是朋友们送的;还有些酒,好为家里的人祝健。而我在牛庄已经能够打电报回家,报我们此行平安归来;这叫我极为快慰,这样一来,到了圣诞,他们便不至于为我担着心了。
一路没有什么可观之物,直到我们到了山海关——那正是中国长城入海、或者说出海之处。这一景实在值得一看。一列高两三千英尺的山从内地一直伸到近海的岸边;而沿着这些高处,远到目力所及,走着那道了不得的墙:下了这一座山的侧坡、上了下一座、过它的顶、再下另一侧,如此往复;到了尽头,终于落下来,一直扎进海里,直到波浪拍着它的末端。那不是一道不足道的小墙,也不是人在一座近代监狱四周所见的那种墙,而是一道正经的城堡之墙,像中世纪人们围着自己最坚固的城堡所筑的那种:三四十英尺高,纯石砌成,厚约十五英尺,宽得足以在上面并驾两辆马车,每隔几百码有一座楼。这就是中国长城的起头;而我想,它几乎比金字塔更为了不得。两样我都见过。两样都以其巨量劳作之凭证使我震惊;可中国长城一直往山上推过去、不顾高低远近,也许是两者中更动人的。不过有几点上金字塔胜过长城。金字塔通体完美。找不出一处瑕疵。每一块巨石都放得绝对精确,无论内外都不见有比这些巨大石块更不耐久的东西被用上。长城则不然:它虽有几百英里是我所描述的那种壮丽样子,到末了却缩成一道纯粹的土墙;而且便在最好的那几段,它内里也只是碎石。它并非通体完美,也并非从里到外都结实。金字塔会长存,而长城终将颓败。
在山海关我们见到几座新筑的炮台,装着克虏伯炮——同它们旁边那道古旧的防墙成了奇异的对照。这里驻着一位教中国人用这些炮的教习,是个德国的士官。他说起中国人对自己职务的那份用心来,极为不以为然。他说,要叫他们好好照料自己的炮是不可能的。怎么也不能叫他们明白这事的必要,而那些贵重精工的炮正因无人妥为照料而败坏下去。这个毛病在中国海陆两军的官员身上处处可见。
从这里我们往开平去。路上我们一辆接一辆地经过载着棺材的车,每辆棺材顶上笼里都有一只公鸡。中国人不愿葬在长城之外;他的亲属一旦出得起钱,便把他运回关内来。这些都是死在满洲的殖民者的尸身,正被运回他们的家乡。那只公鸡的用处,是靠它的啼叫在穿过长城时叫亡魂不睡;否则人怕亡魂会游荡到别处去、把身子忘了,于是身子被运进来,魂却留在了外头。
快到开平时,我们惊讶地看见两个英国工人沿路走着;而他们是谁,是一点也不会错的——因为我们走过时,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纳闷那两个家伙是什么人。」他们原来是在这地方煤矿上做工的矿工。开平煤矿由金达先生主管,他极好意地给我们一间屋子过夜,第二天又带我们看了矿上各处。我们去的时候,矿已深九百英尺,一天能出五百吨煤。而如今,它出一千吨或一千五百吨也毫不费力。金达先生至今还主管着那里,是个劲头和闯劲都惊人的人。他受雇于一家中国公司——不过我想他对那公司有相当的影响——他先把这座煤矿弄得运转起来。随后他沿海岸铺了一条小铁道,为把煤运到一个口岸去。那上面的车起初是用马拉的;过了一阵,金达先生自己凑出一台小机车来做这桩事,他给它取名「火箭号」。这台机车他极为自豪地给我们看了。它完全是他就地造的,唯一进口的部件是车轮,那是从香港运来的——一条旧铁道的遗物。中国人原怕「洋鬼子」把一整台机车运进来,可就地做出来的机器便不惹人疑惧。久而久之,又造了一台更有力的机车,铁道也加长了。随后,中国人见惯了火车头,金达先生便能把从外洋买机车、不再就地造次等货的主张推行开来。坚冰已经打破。头一重成见已被克服,中国的铁路就此起了头。机车、车辆和钢轨如今都进口了,一条通往天津的铁路也动了工。金达先生手下只有一个欧洲助手兼管矿上的事,这条路便由他修着。一两年后它通到了天津,如今又往东展到了山海关。下一步便是展进满洲,到那时,那片极为富饶的地方就全要开辟出来了。若说有谁当得起把铁路引进中国之功,我想那必是金达先生。
金达先生讲了许多他同中国人往来的故事,叫我们很开心。有一回他被召到一位极尊贵的满洲王公面前,那王公从没见过欧洲人。那位王公疑疑惑惑地打量了这英国人一阵,随后动手自上而下地摸他,一面说这位先生倒很驯,看着既不咬人也不踢人。人家叫他信了欧洲人真如中国人向来所称的那样,是鬼;他本以为带到他面前来的会是一种野兽。这正是同中国人打交道的欧洲人要克服的成见之一。
另一种常常极碍金达先生的事的成见,是「风水」。这是一种同鬼神之事相连的成见。中国人以为:活人须守某些规矩,否则恶鬼便要进屋,与这屋子有关的人便都要遭祸。初到中国的生客,会惊讶地看见一道墙——照房子的大小,长十码、二十码或五十码——离大门正前方几码处立着。这道墙独自立在那里,看不出有什么用处。它其实是用来防恶鬼进屋的。照中国人说,恶鬼只能一直往前走;它们不能转弯。所以若在大门正前方筑一道墙,鬼便撞上那墙,进不了屋。这只是风水迷信的一个例子。它还有许多类似的成见,而在这地方修铁路是容易同它们相犯的。比方中国人就反对说:铁路若架高了,鬼便可能从车厢顶上走过去、往他们屋里看。「可是啊,」金达先生说,「您就看一看那道路基,想一想它能挡住多少鬼——它一英里又一英里,正横在你们家门口呢。」要一重一重克服成见,这一类的外交手段是需要许多的;可金达先生于外交同于工程一样在行,而中国的铁路如今已是既成之事了。
从开平我们前往天津,一路走过一片死平的平原,于一八八七年元旦到了那里。白河刚刚封冻,往南的轮船交通要到春天才通。在天津,我受到领事布伦南先生和他夫人极好客的招待;上回来时,詹姆斯先生和我就住在他们那里。天津那个小小的外国人社会里总有不少事可做;除了法国人办的一场骑马寻纸赛之外,我们还有冰帆船和溜冰。冰帆船是一大乐事;满帆张起,我们在被水淹过的平原上一个钟头足足三十英里地飞掠而过。这冰帆船是架在像放大了的冰刀那样的滑条上的,有像游艇一样的帆,自然还有舵。那速度惊人,因为摩擦极小,又没有海船所要抵受的那种阻力。也正因此,它能一瞬间转向任何方向;唯一的难处是在船急转时抓得够牢。有一回,一位太太没有抓牢,便被顺着切线甩了出去,优雅地在冰上一路滑向一边,而船则以一个钟头三十英里的速度奔向另一边!别的任何形式的驾艇,同这冰帆船一比都显得平淡;它唯一的短处是冷。寒暑表离零度不远时在空中飞驰,是极冷的活计,非得有好的厚皮衣不可。
我在天津逗留期间,赶上俄国人的新年,布伦南先生带我挨家拜访了这里的俄国领事和俄国商人。他们过新年极讲仪节。每一家我们都见边桌上摆着实在的点心,还被劝着喝香槟,为来年祝福。天津的俄国人多半是茶商,有几位极富,住在陈设极为阔绰的房子里。他们个个都有那种温厚、恳切、热忱的风度,而那正是俄国人的特色。
此后我到了北京,住在英国使馆里:先是住在禧在明先生那里——他当时是使馆的中文参赞,如今是驻朝鲜总领事——此后住在华尔身爵士和夫人那里。我在他们那里打扰得实在太久;可他们待我那样好,而在我所过的那种粗苦生活之后,能安顿在舒适而有家味的环境里又是那样的宽解,我竟一直到春天来了还舍不得抽身,就这样在他们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而在这里,我自然学到许多关于中国的事,若靠我自己是断然学不来的。禧在明先生素以精通汉学著称,对中国人有极亲切的了解。同他的交谈因此格外有趣;而在我此后的旅行里,他所给的指点使我大为受益。
北京已被描写得那样多,再描写一回是不必要的。关于它唯一触目的事,是城墙与城门之大、街道之污秽,以及居民对体面之事的全然不顾。人一出使馆便不能不走过最可厌的污秽;其实际的结果便是:各国使馆的人尽量少出门。不过他们彼此之间的往来应酬相当多;整个冬天,宴会和舞会接连不断,而每天午后我们惯在溜冰场相会——那是一处有顶的围场,用天然的冰,每天放水重新冻一回。英国使馆的宴乐自然极为辉煌,因为那所房子是一座旧王府,有几间格外宽大、极好而装饰讲究的厅堂,而华尔身夫人刚从国内置了新家具来陈设。在那里的一场宴乐上,四周是最美的家具和各样近代的舒适,身旁又是说着各种欧洲语言的人们;人实在难以想到:这一切竟都在世上最闭锁的国家之一的京城里,而中华帝国存在的三千年之中,只有最后这三十年里,这样的事才成为可能。
第四章
自北京至归化城
「他须得经历多少变幻的景象辗转而过,
劳顿才能平息他对远行之渴。」
我在北京等候期间,有消息来说:皇家工程兵的贝尔上校——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者——将到北京来,并要一直穿行到印度去。贝尔上校我是认得的,在印度情报部曾在他手下任事;我因此立刻决意请他许我同行。我久盼的机会到了。这是一个去看喜马拉雅那边那片朦胧神秘之地的机会,是真正见一见喀什噶尔和莎车的机会——这两个名字,我自幼便从我舅舅罗伯特·肖的信里熟识了。一趟由陆路到印度去的旅行,要带我们穿过中国突厥斯坦的全境;而自中国人以他们那种了不得的、持之极久的苦功把它重新收复以来,那地方的情形至今还无人知晓。我们将能见到中亚这些与世隔绝的人——他们朦胧的身影,我是读了少数几位到过他们中间的行人的记述而在心里描画出来的。此外还有那份魅力:去看喜马拉雅的真正腹心——因为往印度去的路上,我们须得横穿它的整个宽度。而这一切合起来便是一个堂堂的大计划——从北京大胆直插出去、一直深入到印度——这个念头本身就激起热忱,把我心里探险的火星一颗颗都撩了起来。我生平所经的一切兴奋,都不及筹划一趟大旅行时的那一份。这样一种生涯唯一的短处,是事过之后那一场反应:寻常日子那单调的周而复始,以它相形之下的死气与平淡压着人。摆在我面前的,是一趟路程之长几乎等于横穿中非一个来回的旅行;而至少于我,它比任何非洲之行都有趣得多——一趟穿过种种地方的旅行,从戈壁沙漠平坦的荒原,到喜马拉雅覆雪的巨体;而且还要纵贯一个有三千年历史、至今趣味犹新的帝国的全境。有了作这样一趟旅行的机会,谁能不觉得旅行那一切炽热的兴奋在自己身上升起来、不渴望立刻上路呢。
三月将尽时贝尔上校到了北京,说他极乐意许我同行;不过他认为两位军官同走一路未免浪费气力,于是我们议定各循不同的路线。
自然,起初有几重难处要克服——头一重是向我的团请假。可约翰·华尔身爵士——他这一回的厚意,我无论怎样感念都不为过——直接电告达弗林勋爵,把这一重难处解决了;而这难处,一般正是军人探险者所要遇到的最大的一重。
电报发出之后,贝尔上校和我摊开地图商议进行。他极想看一看中国人烟稠密的部分,便决定取道长城以内各省到甘肃,再从那里横插戈壁到哈密,全程循北京与中国突厥斯坦之间的主路。较新、也较纯粹是探查的那一份工作落到了我身上;议定由我循横穿戈壁沙漠的直路走,可能的话在哈密同贝尔上校会合〔注一〕。贝尔上校随后定下我们在哈密会面的日期,便离了北京;而我使馆里的朋友们说,照他行动的一般作风看,他们觉得他在那里等我超过三刻钟是极不可能的。后来的情形是:我们直到抵达印度才再相见;那时贝尔上校告我说,他在哈密实实在在等了我整整一天——那地方在中亚腹心,离我们的起点将近两千英里——而他发现我并未按期赶到,颇为吃惊,便继续往印度去了。
这期间我得留在北京等那封给总督的电报的回音,一面张罗各样准备,一面寻一个通译。回音是允的;随后约翰·华尔身爵士照他素来的厚意,为我出力弄到了一张从中国人手里所能弄到的最好的护照。护照既得,便把一八八七年四月四日定为我离京的日期。
动身前的那一晚,是极难忘的一晚;我想我那时才头一回清清楚楚明白自己所要担的是什么。饭后华尔身夫人请我在一幅地图上给她标出我所打算走的路线,并把我所盼着做的事确切告诉她。于是,当我沿着亚洲地图画出一道铅笔线时,我才像是领会到摆在我面前的这桩事。一切都那样模糊。在北京,我们哪里也打听不到横穿沙漠那条路的消息。我从没到过沙漠,而这里有一千英里上下的沙漠要穿过去。沙漠那一边地方的情形,我们也一无所知。我们知道那是中国人掌着的;可怎样掌着、那地方维持着什么样的秩序、一个孤身的欧洲行人在那里的人中间可能有什么下场,我们都不知道。最后,在这一切的背后、在最远处幽暗地隐现着的,是喜马拉雅;而翻越它,从前是被当作一趟独立的旅行看的。
我在地图上画那道铅笔线时,一切那种可怕的模糊与无定都压到了我心上。我所要做的,确是一头扎进未知之中;而无论这条路此后对将来的行人会显得何等容易,我觉得正是这头一次扎进去才是此事真正的难处。倘若在我之前有哪一个行人走通过;倘若此刻我身边有一个靠得住的同伴、或者有一个我信得过会同我并肩的好仆人,这桩事相形之下便会显得容易。可我面前一片漆黑,而这趟旅行是要同我在北京找到的那个中国仆人单独去走的。
在平安与文明中的最后那一夜,这一切难处与无定重重压在我身上。可到了早上,它们就被忘了,此后再没有来扰我。要动身了,真正的兴奋开始了;而一种不可移易的信念落到我心上:不管怎样,几个月后我总会发现自己身在印度。
约翰·华尔身爵士和夫人、连着使馆全体人员,都聚在门口送我;而他们这样送我时,我设法向他们道谢——谢他们所给我的许许多多厚意,谢他们对我的计划所抱的善意与关切。一趟旅行里有许多事是人日后回想的;可在我较为颓丧的时刻,很少有什么像我素来清清楚楚记着的那一份——我觉得那是我刚离开的那些朋友真心的祝愿——那样叫我振作。
随后我骑出门洞、骑出北京的城墙,就此确确实实上了我的路。起初还有几下子沮丧的刺痛、几个难处的幻影出现,随后它们就永远消失了;而随着这趟旅行那些硬实的现实开始叫人感到,我便振作起来,预备去面对一切可能发生之事,不再想身后的事。
动身时随我的,一个是曾随詹姆斯先生穿过满洲的中国仆人,要充通译的;不过他后来到了沙漠边上便撂下不干了。第二个是刘三,他终于随我一直走到印度,轮番充通译、厨子、侍者、马夫和车夫。他待我极尽心、极忠实,向来肯苦干、肯面对路上的难处。而我一想到有多少事都系在他——我这唯一的仆人兼同伴——身上,便无论怎样感念他随我同行所显的那份忠诚都不为过。
头两个星期、即到归化城为止,行李用车装,我骑马。离京第二天,我们在南口关穿过长城的内支;又过了两天,在张家口我见到了它的外支。中国这道长城实在是了不得的一景。我先前在山海关见过它入海的起头〔注二〕;而此时在张家口以西一两程处,我又穿过了它。我在这里穿过它时,它已缩成极不足道的规模了。我在日记里这样记它:「一座寒碜的构筑,同北京近旁那座巨大的建筑毫无相似之处。它约二十英尺高,土筑的,正在崩落,还有大段的豁口。每隔半英里到一英里有土筑的楼。」
在张家口我遇见一小群美国传教士;其中斯普拉格先生极为好意,给我帮忙,还设法打听我将要循行的、从归化城横穿沙漠那条路的消息。除斯普拉格先生之外,还有威廉斯先生和两位女医生传教士——迪亚蒙特小姐和默多克小姐——她们在我看来做了许多好事。一位行医的传教士有极大的优势。他(这一例里是她)能以明白、实在、切实的形式显出仁爱与善意,而这一般是极受看重的。这两位女医生似乎专于戒烟一门。她们同人在中国所遇的多数传教士一样,对吸鸦片这习气有许多话要说,极生动地描述了它的恶果,以及一旦成瘾便极难戒除。这一点实在似乎是它最大的可恶之处。人一旦染上这习气便脱不出来。默多克小姐对我讲过:有这毛病的人常来求她治;可她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他们关起来。她要他们自付饭钱,还要找一个保人,万一病人死了,由保人负责把尸身运走。靠这样严厉的法子,她治好了许多人;不过有时她也失望地发现:病人在被引诱时又回到那习气上去了。
伊万诺夫先生是一位俄国茶商,也是我在张家口所遇的欧洲人之一。遇见一个俄国人向来是一桩快事。他总是那样坦率恳切。没有人会说俄国人心不热;而对一个异乡的生客,这位俄国商人尤其如此。他当下取出地图和书来替我查消息,又硬要送我一幅新地图——一幅格外好的地图,此后于我极为有用。我乐于把我个别从俄国人那里所受的这些小小的厚意与体贴记下来;因为我相信:若有机会,世上没有两个民族会比俄国人同我们彼此更合得来;而两国的人彼此知道得越多,于我们两方面就越好。
我在张家口所结识的另一位,是一条中国炮艇的前任管驾;那艇在中法战争中参加过福州之役。他的事颇为奇。中国人有一条规矩:打仗时,统带非胜便须死。这人的船当时泊在离法国舰队较远处,因而免了其余中国船只的命运,没有被打得沉没。这位管驾见大势已去,而凭他那条小炮艇又无从挽回败局,便驶上岸逃了。可中国皇帝认为这是极可耻的举动。法国人既没有杀死他,他本该自尽;而他既没有自尽,便被判终身流放到蒙古边境,还被告知该庆幸自己没有被处死。这位可怜的小先生便在这里了——对自己的政府极为怨愤,却仍旧活泛爽朗,而且于我实在极为有用。他常陪我在集上转好几个钟头,替我寻我要的东西、或是打听路上的消息。
张家口有几家极好的铺子,我甚至在那里买了一只表。它同蒙古人的买卖极大,同从那里北上横穿沙漠到西伯利亚去的驼队的买卖也极大。可便在这里,我们也打听不到从归化城横穿沙漠那条路的消息。中国人何等缺少类似地理本能的东西,实在异乎寻常。一个人自己的城镇、或他做事所在的那条路之外的任何事,于他都无趣味,他也一概不知。驼队定期从归化城横穿沙漠到哈密去。归化城离张家口只有一个星期的路程,而张家口是个大商埠;然而这地方哪里也打听不到我们所要走的那条路的消息。这同人在中亚的集上所见是何等不同——那里的商人,有的来自印度、有的来自突厥斯坦、有的来自阿富汗,彼此相遇便谈起他们所走过的地方和道路的情形;在那里,行人总能对现今通行的任何商道得一个大致不错的概念。
在中国旅行有一个特点,就是同车夫订的那份极为繁复的契约。离京之前,禧在明先生——在这类事上,他是我所遇见过最肯帮忙、最仔细的人之一——拟了一份文书,看着像一道御旨、或是一位律师的契据那样周密。可便在那里头,那些车夫也找出了漏洞;斯普拉格先生告我说:除非我再付些钱,他们不肯按所定的日期把我送到。于是这一节纠正了,四月十日我从张家口动身。
我们此时离了北京往西伯利亚去的那条大驼道,溯洋河宽阔的河谷而上。这里每个村子都有墙,乡野间散布着碉楼——说着乱世与劫掠之帮的事。田地耕作得不好,人也没有那么宽裕。虽已深入四月,天气还是冷的,早上溪上还结着冰。树上还没有叶子;而我虽穿着皮衣、针织外衣、法兰绒衬衫和背心,挨着车骑行时仍觉得冷。
我们还常遇到从北面——从蒙古高原那个方向——吹来的极冷的风。这些风来势极大,把沙漠和与之相邻的光秃山脉上的沙土成云地卷了来。这很能解释北京那种常见的、昏黄朦胧的空气,而那也在中国突厥斯坦见得到。正是这种风造出了黄土层,而黄土层在华北许多地方都遇得见。它把沙漠的尘土一路带下来,一层又一层地堆积,直到有些地方在中国的平原上厚达数百英尺。有逆风来迎那沙漠之风,因这个和别的缘故,那风被止住,于是它一路急卷而来的尘粒便落到底下的地上。中国沙漠以南大片的地方就这样被黄土层覆着。它造出一种轻而极松脆的土,稍一施压便崩落,而且有垂直劈裂的倾向。因此,黄土层里的道路呈现出极为了不得的样子。一辆车从黄土上过去。土崩落了,风把这样生出的尘土吹走,于是成了一道深辙。别的车跟着来,更多的黄土被压碎,更多的尘土被吹走,辙越来越深;几百年下来,便成了一条比四周地面低一两百英尺的路;而这路两侧是陡立的壁,因为如上文所说,黄土是垂直劈裂的。
我们此时所溯的洋河谷里,走的正是这一类的路。它们只宽到容一辆车通过;因此在进那隘道之前,我们得先派一个人去喊,把任何从对面来的车止住。
这一带的驴我记得格外好;不过在华北有一件事叫我大为触动:本地的驴同马杂交所生的骡子,比两者都大得多。在北京,人常在高官的车上见到极好的骡子。有人告我说,最上等的骡子有时值五十到一百镑;而这些牲口往往有十四掌二到十五掌高,足足比生它们的马高一掌或一掌半。
四月十二日我们穿过长城,进了马可·波罗所称的歌革与玛各之地。长城的那座门并不堂皇,只是一副粗木的架子;近旁有一间矮屋,里头住着一位官员和一小队卫兵,屋前有两尊小炮钉在一根木头上。门洞两侧的墙上——这里只是土墙——有大段的豁口,车或任何别的东西都可以从那里过去。
十四日,早上三点动身之后,我们走上了真正蒙古那片宽阔开敞的平原。那是个可爱的早晨,低矮的丘陵上笼着一层淡蓝的雾霭——那些丘陵从两侧、从极远处围着这片平原;而我望着那片广大的草原向四面八方看着无边无际地伸展开去时,一种异乎寻常的、腾跃般的自由之感落到我身上。没有阻碍、没有拦挡——看着人哪里都去得;而整个自然都显得明亮,像是在诱我们往前走。我们正在一片起伏的草原上。远处这里那里看得见一簇簇小点;我们走近了,才看出那是成群的骆驼和牛。无数云雀从四面飞起,以它们的歌声使这早晨明亮起来。常常遇见小群的鹿;大鸨也见得到,而大量的雁和鸭正从头顶飞过,往北方去。
平原那边,我们曾看见几个黑点,早晨的空气里有淡淡的蓝色烟柱从那里升起。那是蒙古包、即蒙古人的毡帐,我们正朝它们走去。到了那里,我发现它们同旅行书所叫我预期的差不多——穹顶形,顶上有一个孔,用木格搭成骨架,外面裹着毡子。其中一顶里的人给我腾了地方。铺开一块毡子给我躺,身旁又放了两张小桌。帐篷四壁沿边整整齐齐摆着箱柜,一端有几只瓶和几尊佛像。正中是火塘,恰在屋顶那个孔的底下。这地方的舒服叫我喜欢。我此前不得不住的那些中国客店又冷又漏风。这里太阳从顶上的孔里照进来,一点穿堂风也没有。也没有尘土;而这既是一位宽裕的蒙古人的帐篷,便干净而收拾得整齐。
一家人都聚来看我的东西,把我的行装翻得七零八落。那块海绵是一大奇物;可最吸引他们的是一面凹面的剃须镜,它把人的脸放大、扭曲得了不得。他们见了尖声大笑,还叫那些年轻姑娘照照自己的脸,告诉她们说不必为自己的好相貌得意,因为这才是她们真正的样子。
在近来所经那地方不健康模样的中国人——他们少有友善或好脾气的表示,总像是叫人嘴里发苦——之间过了一阵之后,到这些快活的、圆脸红颊的蒙古人中间来,是一桩乐事。我所遇见的头一批蒙古人恰好是格外可亲的一群。他们自然比我后来在沙漠深处所遇的那些宽裕,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那种始终爽朗的样子,而那样子留给我的印象是极可喜的。
在蒙古的头一天,另一桩享受是牛奶和奶油——同任何地方所能得的一样浓厚。这里又是同中国一个可喜的对照;在中国,如我所说,牛是从不挤奶的,因此一点奶也弄不到。
总之,这是那种明亮的日子之一:它把旅行的一切艰苦远远推到暗处去,叫行人觉得这一切的净得乃是最高的享受。那些阴影只不过衬出了光,把一种自在漫游的生活的魅力更清楚地显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又进了一片多丘之地。路上我们见到几只鹧鸪,它们竟容那车夫一直走到跟前,以至他能用鞭子抽中一只;便是那样,别的也不飞走,直到它们也被鞭子抽着。这一程走完,我们到了中国人耕种的地方;这里同蒙古边界几乎一路上一样,中国人正侵逼着蒙古人,一点一点把他们从最好的地方赶回沙漠去。懈怠随便的蒙古人在那进取勤勉的中国人面前站不住,于是一退再退。这是整个自然里到处可见的老故事——弱者与懒者屈服于强者与勤者。不过观者的同情是全在蒙古人那一边的;他看着那冷硬性情的中国人取开朗的蒙古人而代之,心里觉得可惜。
这个时令有一点要留意,就是气温变得极快。早上可能十分温和,空气里有一股柔软温馨之意。随后忽然起一阵刺骨的风,寒暑表立刻落十度。居民似乎很苦于此,而这个时令热病和疾患是常有的。
快到归化城时——我们是四月十七日到的——这地方人烟越来越稠,而且全是中国人,虽说严格说来这一带属于蒙古;路上的车马也越来越多。见到许多那种小型的车,里里外外塞满了货,常常载到一千斤(合一千三百八十磅);还有装着皮张的长大重车。东干人之多也很可注意;山里有时还看得见凿进黄土里的窑洞。
到了归化城,我去拜访内地会的克拉克先生及夫人;我有一封给他们的介绍信。我受到传教士特有的那种热诚接待:给我备了一间屋子,又给我极实在的款待。克拉克先生在这里已立了两年,我想他是头一个常驻此地的传教士。我此前没有在家里会过内地会的人,因此格外有兴味听克拉克先生讲他的工作。这个会所显出的热心与劲头是了不得的。它的成员穿中国人的衣服,住在远远的内地、住在中国的真正腹心,一心要同百姓真正相通。他们不领固定的薪俸;会里有钱进来,便寄给他们够抵日用的那一点。因为缺款,他们往往到了快饿饭的地步;克拉克太太告我说:有一回她整两三个星期里确确实实没有钱、没有吃的,只能一路讨、一路卖自己的衣服凑钱,直到总部的款子来。
这个会既收受过职的牧师,也收俗人,还收信仰不尽相同的人;而且有一条极好的规矩:新来的人到中国之后一两年内,不必永久属于这个会;他们若发觉自己不宜于这桩工作,可以回英国去。这条规矩的明智,凡见过在中国内地做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又知道那同人在英国所能构想的何等不同的人,都容易明白。那必定是极坚毅真诚的一颗心,才受得住在一座僻远的中国城镇里几乎独自——有时全然独自——度过的那些凄凉岁月:远离国内传教集会上的一切光彩与感染人的热忱,四周是冷血无情的中国人,而他们出于本能地恨你。身边没有一点安慰,除了你自己心里所有的,没有什么能维持你的热忱;相反,一切都在扑灭它。要在这样的情形下把工作维持下去,你心里非得有一股用不尽的热心不可。正因为这个会的主事者明白:许多从英国生生来的人不可能有那样巨大的热心储备,他们才明智地给了每个人回去的机会。我从克拉克先生那里得知,还有一条好原则是这个会的创办者兼主事者戴德生先生定下的——除万不得已时,不向英国公使或领事求助。
克拉克先生在中国作传教士久居期间,走过一万六千英里,几乎在它每一部分都住过。中法战争时他在云南,他把那里征兵的情形讲了些有趣的细节给我。国家既在打仗,人自然会以为常备军该先被用上。可中国人在这件事上、同在多数别的事上一样,所做的恰恰同所有别人相反。那些正规军说:「我们不可离了自己的城去打仗。我们的本分是守城。若有人攻这城,我们要守到最后;可我们不可离开它。」于是中国人要在东京同法国人打时,只好派人下乡到各农庄村落去,许给肯打仗的人比寻常民间所得略高些的工钱。靠这个法子,一地的将领便能征到一定数目的人,比如两千。这些人由四位统领带去打仗,而统领从官府领每个人的饷。可统领们得自肥,于是他们给一定数目的人一笔好处叫他们回家去,而他们这些统领便一直从官府支领这些缺额的饷,统统装进自己口袋。于是原本派出的两千人里,大约只有一千到得了战地,而统领们则把另一千人的饷揣了。所以东京的兵,还不到所报数目的一半。
还有,中国将领向北京所报的、对阵的法军人数,也是了不得的。我曾有机会把中国统带的奏报(登在《京报》上)同法国将军关于同一场战事的战报(由法国政府刊布)并排读过。那是极有教益的读物。中国人向皇帝奏报说——而皇帝我想也郑重其事地信了——法军有他们实际人数的十倍到二十倍;而这些勇敢的中国兵所造成的杀伤,更是把史上先前一切记载都比了下去。照《京报》说,东京一役里实实在在被杀的法国人不下一百八十万;而照同一来源,孤拔海军上将被杀过四十六次。
我们预备行装期间,克拉克先生和我在归化城里走了许多趟。这是一座奇特的城,像是先后两回把自己长得撑破了。它原先围在一道约三百码见方的墙里,那道墙至今还在;它长出了这道墙,于是四周又筑了一道约一英里见方的外墙。这道它也长出来了,第二道墙之外又建起大量房屋。不过我去的时候,人口正在减少,这地方作为同蒙古通商的集散之地,已大失其旧日的分量。克拉克先生说这有两个缘故:第一,从前从汉口运到这里、再横穿戈壁运到恰克图去的茶,如今由轮船运到天津,再经张家口运往恰克图和西伯利亚;第二,喀什噶利亚的战事和东干之乱几乎把买卖停了好些年,此后便再没有恢复。
归化城原是一座蒙古城。它至今还算在蒙古境内,城里还住着一位蒙古王公;可没有人会相信它不是中国城,因为它几乎全被中国人占着,蒙古人则被挤到城外去了。不过城里倒有几座极好的佛寺和大量的蒙古喇嘛。克拉克先生说,这些人在佛教上比中国的佛僧诚心得多少。严格说来两者都不该吃肉,中国僧人照例不吃;可蒙古人的观念较松,偶尔吃肉也不以为非。内城北侧那个蒙古集上的景象是极有趣的。那里看得见从沙漠来的、饱经风日而面色红润的蒙古人,戴着大大的狐皮帽、穿着肮脏的羊皮袄,进城来买几样他们自己做不来、或者说懒得自己做的必需之物;他们在摊子上同精明的中国摊主为皮靴、鞭子、烟袋、帽子和各种别的东西讲价。还有中国的驼队脚夫在采买沙漠行路所需——驼鞍、水桶、装粮的口袋、绳子,以及一切非带不可的零碎。这些驼队脚夫除了那副一般被日头风霜磨出来的样子之外,身上还有一种一眼就认得出的神气。他们一概有一种特别的塌肩:从腰上向前弯着、两肩佝着——那是在那些漫长凄凉的沙漠行程里,夜复一夜伏在驼背上骑行、或是在骆驼旁边以那片单调平原上人不能不陷入的那种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样子跋涉而得来的。
归化城的零售买卖,似乎几乎全是行人和蒙古人所需之物。好煤在两天路程之内弄得到。
此时得为横穿戈壁沙漠到哈密去做预备了。归化城是这个方向上最后一座城,也是往东突厥斯坦去的驼队的起点。车——或者说拉车的骡马——再不能往前,所以我只得把它们辞了,去寻骆驼。到的第二天,我同克拉克先生出城去,访了同突厥斯坦通商的那几家大行号中的一家。在那里的院子里,我们看见一排排捆得整整齐齐的货:砖茶、棉货、丝绸、瓷器和铁器,都正打点好,预备给一支即将出发往古城去的驼队——古城在哈密再往前约七程、朝固勒扎那个方向。关于路上的消息,此时终于齐备了;而我以极深的兴味望着那些真正到过中亚这些雾一般的城镇的人。原来横穿沙漠有一条公认的路,而冬月里约一个月有一支驼队出发。不过驼队平常所去的地方是古城,哈密只是偶尔被走到。去哈密的路在离哈密约十程处分出去。我们听说,这些驼队到古城要走八十到九十天,到哈密则少十天上下。从突厥斯坦带回来的,似乎只有哈密的杏干和吐鲁番的葡萄干。有人告我说,从归化城到古城寻常的运价是一驮二百四十磅、十六两银子(约四镑)。不过这条横穿沙漠的道只给商队用;从归化城到哈密的官道是经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就是奈伊·埃利亚斯先生一八七二年所循的那一条。从准噶尔回来的兵,则经恰克图横穿戈壁到张家口。
我们起初没能找到一个肯把骆驼租出来、同我们这样小的一行走这样长一趟路的人。人们对随大驼队同行并不反对,可他们不中意只带四个人的一行闯进沙漠去的这个主意。可我不能等那支即将出发的驼队。那样一来,我或许要被这样那样地耽上几个星期;而我既要纵贯中国突厥斯坦全境、还要在冬天封路之前翻过喜马拉雅,这样的耽搁是担不起的。所幸在这个关口上,我有克拉克先生的帮助和经验可用。他不倦地寻人,终于找到一个古城籍的中国人,那人应下租我五头骆驼、每头驮三百磅,共一百八十两银子(约四十五镑),并派一名向导随我这一行横穿沙漠到哈密。随后订了一份郑重的契约,讲明照上述之数,我们须在六十天内被送到哈密。
下一桩事是查一本中国的历书,择一个动身的吉日。那向导对这一节极为认真,他说这样一趟旅行若随随便便地动身,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对动身的日子必须极为仔细。四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都因这样那样的缘故被一一驳掉,末了定了二十六日,说那一天样样都合宜。
这期间还有许多事要做:置办粮食,给自己备齐一切可能的必需之物。路上除了偶尔买一只羊,什么也弄不到,所以我们得把各样补给买足,够这一行吃两个月。有人以为旅行时非得把自己弄得尽可能不舒服才行。可我凭经验学会了别的想法,决意在情形所容的限度内好好待自己;这样,等到真正必须吃苦的时候(后来翻越喜马拉雅时确实如此),我才能有足够的体力去吃。于是除了两袋面、一袋米和三十罐牛肉——那是我们主要的靠头——我还从北京带了几罐炼乳、黄油和汤这样的奢侈品;而在归化城这里,我又弄了些杏干和葡萄干、一袋蒙古的蘑菇——那给汤添了极好的滋味——另一袋土豆、一袋克拉克先生送我的干豆,末了还有些燕麦片。这些奢侈品于行李的总量其实添得极少;而便是它们多占了一驮骆驼,也不会于这趟旅行有任何妨碍,而它们却大大增了我做事的能力。
还在城里做了一顶帐篷,照的是印度所称的喀布尔式;可后来证明,就沙漠里旅行而论,这大概是最糟的一种帐篷。那里常有的狂风兜住它的直壁,使帐篷几乎立不住。我要向将来的行人推荐的,是我那位向导那样的帐篷:两端同两侧一样都斜下去落到地面,哪里也没有兜风的直壁。
颇为少见的两件装备是两只水桶;我们每天在路上把它们灌满水,这样万一像有时发生的那样迷了路、错过了井、或是发现井被沙堵住,我们总还有个可以倚靠的东西。
(原注一:这条路线此前从没有欧洲人走过;而据我所知,此后也没有。它居于通往中国突厥斯坦的大道同奈伊·埃利亚斯先生一八七二年从北京往西伯利亚去所循的那条路线之间;他因勘查那条路线而获皇家地理学会的金奖章。)
(原注二:见前文。)
第五章
横穿戈壁沙漠
「可在这里——上下四围,
无论山上还是谷中,
树、灌木、草、花,
疲惫的眼一无所见。」
——司各特
那个吉日四月二十六日终于到了,我只得不舍地同我那几位厚道好客的朋友道别——他们是此后好几个月里我所能见的最后几个同国人——随后便一头扎进戈壁、扎进远处那片未知之地。那像是出海远航:补给一概备齐,样样弄得妥帖停当。我们是一支紧凑的小队——充向导的驼夫、一个蒙古助手、我那中国「小子」、八头骆驼,还有我自己。通译张三已回北京去了,他自觉担不起我们面前这趟路;于是我只能同那小子刘三半英半汉地勉强相通。那向导是个佝着身子的小个子,眼睛一般看不见,不过有时会从他满脸皱纹后头射出来,像钻子一样钻着人。他是个了不得的人,记性好得配给记忆术的名家当学生。他记得沙漠里每一程的井在哪里,那本事简直神了。他会在驼背上睡得死死的,整个人前倾着,头或者搁在驼峰上、或者在峰旁晃荡;忽然他就醒了,先看星——凭星他能把时辰说准到一刻钟之内——再看黑暗里所能看见的那一点地形。过一阵他便把骆驼从道上略偏开去,而我们果然就到了一口井边。他认路那种异乎寻常的本事,胜过我所知的一切。照例压根看不见什么道,在沙地一带尤其如此;可他总有法子带着我们走,一般是凭先前驼队的骆驼粪,往往是凭它们留下的蹄迹——那些迹淡得连他指给我看我自己也辨不出来。骆驼在砾石上并不像园子里被踩实的小径那样留下多少印子;可这向导凭着这里那里的痕迹,便是在黑暗里也能把它们的蹄迹认出来。关于他另有一桩奇事,是他走着路也能睡着。他天然的走法是整个人往前佝着,而这似乎使他不费一点力就一直动着;人常看见他梦游似的往前晃,睡得死死的。不过他有一桩毛病——他是个上了瘾的鸦片鬼;营一扎下他就取出烟枪,一直断断续续地抽到再动身。有时我不得不同这位先生意见相左,这在下文可以看到;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相处得好,分手时我对他的心情是难过多于恼恨。因为他的日子是苦的:差不多二十年来,他不住地在沙漠上来回往返;而他那积习难改的鸦片,把他一辈子苦干本该积下的积蓄都耗光了。
那蒙古助手名叫马特拉,是个随随便便、好脾气的人,总在打哨或唱歌,一点点小事就要放声大笑,出点小岔子更要笑。骆驼把我一只箱子甩到地上、磕掉了盖子,他总以为这是天下最好的笑话。他对我所有的东西都惊奇不尽;他离开我时,我给了他一只空的咸牛肉罐头,他便像孩子得了新玩具一样高兴。那只宝贝旧罐头如今在他家受的珍视,大概不下于我从莎车带回来的几只玉碗在我家所受的。
可怜的马特拉得干惊人之多的活。每一程他都得走全程、或者几乎全程,牵着头一头骆驼;随后卸了驼、帮着支起帐篷,他还得满地里去搜「阿尔噶勒」、即骆驼的粪,那一般是我们所能弄到的唯一燃料。大约到半夜两点他或许能睡一会儿;可他得躺在骆驼当中看着它们,而天一亮就得起身把它们赶去吃草。这意思是在平原上游走好几英里,因为骆驼只能在这里那里、凡能找着的地方啃一口灌木,因此要在相当大的一片地上游荡。他回营里待一小会儿吃饭,随后又出去,一点一点把骆驼赶回来预备动身;再帮着给它们装驮,又上路走这一程。在我看来,这活于他苦得可怕;可他从没显出因此有一点不济,向来明亮爽朗。有一天我让他骑我一头骆驼,可他此后再不肯上去,说向导若知道了便不给他工钱。
骆驼有八头。我自己骑一头,另外四头驮我的行李和存粮,我的仆人骑在其中一头驮行李的骆驼上;余下三头,一头驮水,一头载砖茶——那是用来代钱向蒙古人买东西的——第三头驮那几个人的东西。我的行李连着两个月的存粮、仆人的炊具、营帐器具等等,总重一千四百一十六磅。
我们从归化城北门出城,走过约五英里耕作极好的平原,便开始爬那道通往蒙古高原的大扶壁山脉。这道山脉叫阴山,可说是蒙古高地的一道支撑,也是上到高地去的那级台阶。第二天翻过这些山,此后我们进了一片起伏的丘陵之地,住的主要是中国人。村子很多,车辙通向各个方向,谷里耕作得好。也有大片长着好草的草场,无数羊群在那里吃草;可叫我吃惊的是:虽说我们此时已在蒙古,最大最好的羊群却是中国人放的、中国人的——他们在这一桩本该最是蒙古人所长的事上,把蒙古人完全挤掉了。中国人竟从山东省一路来到蒙古这些草场上养肥羊供北京的市面,这是实实在在的事。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那进取而勤勉的中国人如何挤出自己的路、一点一点把他所侵逼的那地方较不坚忍的居民赶回去;而看来很可能的是:南边的中国人和北边的俄国人,久而久之要把可怜的蒙古人逼到沙漠深处去。
看见这许多羊群,我心里想到:我们的商人里或许有人值得来办一桩羊毛买卖。南蒙古有极大一片上好的草场,问题只在于运到天津的脚费是否使它能同澳洲的竞争。
天津的柯林斯洋行已经办起了驼毛的买卖,他们靠住在归化城的代理人从蒙古这一带收购。这种驼毛织出一种极柔软温暖的呢子,冬天穿再好没有。蒙古的骆驼冬天生极长的毛,夏天便脱掉〔注一〕。几年前有一位欧洲商人走过南蒙古,办起了这种毛的买卖;于是如今蒙古人和中国驼夫便把毛存起来,不像从前那样白白糟蹋,再运到归化城去卖。
有人提醒我在这一带要防强盗。有一天几位样子不善的先生在我营地四周转来转去,向导叫我把他们看紧些、把左轮预备好。我对我那中国小子刘三有几分不安。他知道我身上必定带着许多钱,虽说他并不确知在哪里,因为我把钱藏在各样地方:一块银子在一袋面里,另一块在一只空牛肉罐头里,如此等等。所以我起初怕的是:若给他一支上了膛的左轮,他哪一天在荒野里或许要叫我极不好受。于是为了叫外人对我们这一行生畏,我给了他一支没装子弹的左轮;可后来一想,事情做一半是没多大用的,便替他装上了子弹,还告他说我对他信得十足。他同我必须彼此以诚相待;我照看他,他也须照看我。这法子效验极好:他常带着左轮大摇大摆,遇见谁都给人看,还把自己拿它能造出何等可怕的杀伤吹得天花乱坠。说谎而能有这样好效验的,天下没有人比得上中国人;而他对那些张着嘴听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说:他自己这件家伙一次只能撂倒二十来个人,可我浑身上下都插满了厉害得多的器具——于是他们望着我便怀着极大的敬畏,而我这一整趟路上连一点骚扰的影子也没有遇上。
刘三好扯谎的脾性并不总是这样见效;他有时拿我很恼火,对人说我是个极有分量的人物——自然,用意是抬高他自己。我常见他把一位庄重的突厥老人拉到一边,低声神秘地说着,还朝我投来故作玄虚的一瞥,说我是「杨大人」——大人物小杨(赫鹏),一位从北京来的有势力的使者,对我须得极尽敬重。随后他便装出对我极为恭顺的样子,用最奴颜婢膝的态度打躬磕头。真不知该恼他还是该笑他;他做这些事总是那样滑稽。他眼里始终带着一点闪光;而这一套正演着的时候,他还不时用英语(他的英语)对我说:「我看主人属于大先生;不属于小人物。」不过他觉得我这位大先生实在是疯得厉害的——竟到这样人迹不到的地方游荡,不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待着;他常说:「我看主人心大;中国的大人不做这个。」
这一带我们常见到许多群鹿——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黄羊——而蒙古的猎人射它们有一个极奇的法子。他们把一长排大石头立起来,彼此相隔约十码,横在鹿惯走的道上;那些鹿顺着平坦的原野走来,见这样异乎寻常的一景便极为诧异,于是站住看一看这奇怪的物事。这时候那警醒的蒙古猎人便伏在其中一块石头后面,把火绳凑到他火绳枪的药池上,射倒最近的一只鹿。
我们经过几座蒙古的庙宇和喇嘛寺,都刷着白灰,看着干净。在我们一处宿营地附近一座土丘顶上,我看见一座特别的小庙或小墓,便走近细看;那是一堆粗垒的石头,里头一个壁龛里有一块牌位。我正看着,便被几只乌鸦不光彩地赶走了——它们的窝就在里头。它们尖叫着,在离我眼睛几英寸的地方那样讨嫌地盘旋,我手里又没有棍子,只好仓皇退回营里。
五月七日,我们出了那片起伏的丘陵之地;过了一条叫莫力河的小河,便到了一片广大的平原上。平原北面五六英里处是一道光秃嶙峋的山岭,山脚下看得见几座蒙古包和一座显眼的白庙;而南面约二十英里处是石堂乌拉诸山(中国人叫它狼山或二郎山),那些山沿黄河北岸而列,一八七三年曾由普尔热瓦尔斯基勘查过。我那向导有一个关于这些山的传说:五六百年前,有一支五千人的中国军队被蒙古的军队围在一座山上。他们是被蒙古人诱进这些沙漠来的;蒙古人知道何处有水,而中国人弄不到水,苦不堪言,只活下一千人。此后中国皇帝便一直给那位蒙古王公钱,叫他安分。
八日有一支从古城来的驼队同我们错过。那里约有一百五十头骆驼,多半没有驮货,不过有几头载着银箱。这是我们所遇唯一一支从西边来的驼队;它是六十天前离开古城的。
第二天我们紧挨着北面那道山岭的一条支脉过去,那支脉看来是火山成因。那道山岭现出极为奇幻的样子,拔起成尖峭嶙峋的峰。它由一系列尖峭的平行山脊组成,脊间夹着一条条平地,约四分之一英里宽。在满洲,我们也曾在长白山以及吉林与宁古塔之间那条熔岩之河上见到旧火山的迹象;而天山诸山里也看得见火山作用的痕迹——那是洪堡最先注意到、此后又为俄国旅行者所证实的。
有一道小溪从这些山上流下来,在这里只有几英寸深,在宽阔的卵石河床上流着。我那向导把它叫作和来流;它很可能同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石堂乌拉南侧所渡的那条溪是一条。
十日我们在它附近扎营,那地方南面有一道低矮浑圆的山岭、或者不如说是一片起伏。上午我出去看它,以为有两英里上下远;可这里的距离最是骗人,我发现自己十分钟就到了顶——那只是一片起伏。几天前我曾随便走出去,到一座看着约五分钟脚程的山去,结果不得不快走半个钟头才到。这里没有什么能给眼睛作依凭——没有人、没有树一类可据以判断的物事;眼前只有光秃的平原和光秃光滑的山坡,而一座山究竟是在半英里外还是两英里外,很难说。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它只有半英里,因为我便有多些工夫察看四周的地方。我们正在两道平行的山岭之间。中间的地势是起伏的,洼处一般是沙地,而坡上是冲积的沉积,覆着一层红褐色的黏土,养着稀疏的粗草和矮灌木。偶尔有几朵长得矮小的花出现,可它们显然是在这些沙漠严酷的气候里苦挣求生。这一带长得最旺的花是鸢尾,不过它高不过六到八英寸,偶尔也见成丛长到一英尺或一英尺半。下一程里我爬了一座多石的小山,在那上面找到正盛开的野桃,在石缝里长得极茂,还有黄玫瑰。此后在阿尔泰山较低的那几道山脊间,我还找到白玫瑰。
我们此时渐渐接近戈壁的腹心,这地方的样貌越来越荒秃;溪流不见了,水只能从先前驼队所掘的粗陋井眼或水坑里取。草一点也看不见,代之而起的是满地干枯矮小的植物,白天被日头烤焦、夜里被霜打伤。我们在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平原上慢慢而稳稳地跋涉着,一点声音也听不见,几乎看不见一个活物。有时我从道上岔开去,爬上一处高地四望。左右是光秃的山岭,极像人在苏伊士湾所见的那些:嶙峋的峰顶,长而均匀的砾石坡一直落到平原,而那平原在我面前看着无边无际地伸展开去。而底下便是我那小小的驼队,在那片广大的荒凉上只是几个小点,走得那样慢,简直不能想象它竟能走完到哈密之前所必须走过的那段漫长路程。
我们惯常的安排是午后三点上下动身,一直走到半夜、有时更晚。这样做一半是为避开白天的热——那对驮货的骆驼极为难熬——可主要是为了让骆驼趁白天吃草,因为夜里不能放它们去吃,怕走得太远失了。任何人都想得出,坐在一头缓慢而无声行走的骆驼背上走那些漫长凄凉的路程,那单调是何等可怕。天还亮着时我便读书、甚而写字;可不久太阳便在我们前方落下,星一颗一颗出来,而我们在那漫长的黑暗的钟点里一声不响地往前走,往往只凭星光认路,又记着每一颗沉到地平线下去的星,以此知道夜深到了几分。末了向导会打手势叫停,那些骆驼便带着一声再明白不过的、如释重负的叹息跪到地上;驮子很快卸下来,不多时营便扎起,于是我们钻进去享那一场挣来的好睡,心里满足:在那漫长的沙漠之行上,又走完了一程。
不过营里一清早又都动起来了;到八点我惯常起身,吃过早饭便四处走走,看有什么可看的,随后写日记、绘地图,一两点钟吃正餐,然后预备下一程。日子就这样单调而规律地过了整整十个星期。
可这些路程虽极单调,夜里却往往极美,因为星斗辉耀之盛,便在喜马拉雅的高处我也没见过能与之相等的。金星是一个灿烂的物事,它引着我们走过那沙漠上许多英里。银河也亮得像一片发着磷光的明云、或像一片薄云背后有月亮。这空气的清澈,大概是因为它干得了不得。什么都干透了,又带着那么多电,以至于摊开一件羊皮袄或一条毯子时,会发出很响的一声裂响,还伴着一片火光。这空气异乎寻常的干燥有一个极特别而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毁了我一件极珍爱的外衣——那是约翰·华尔身爵士在我离京前不久送我的,他说这衣服能穿一辈子;若在别的任何地方,它确也能够。那衣服是极密实的帆布料做的,看着是不坏之物;可事实是:不到一个月,那件外衣就成了条条。因为极干,它变脆了;凡起折的地方,便裂成长长的口子。袖子肘弯外侧还同买来那天一样好,可肘弯内侧已碎成片片,凡被肘压出折痕的地方都裂开了。
气温的变动常常极大。霜一直下到五月底;可白天往往极热,而且常常是早上九点十点最热,因为再晚些一般要起大风,有时刮得极猛,一直刮到日落才平息。这风若从北面来,天便晴而冷。若从南面来,便暖些,可云要聚起来、有时还下雨;不过那雨一般在落到地面之前就化成了汽。我们会看见前头大雨倾注,可它还没到地面就渐渐消失、化为无有;而等我们走到那片曾下过雨的地方,地上连一点湿的痕迹也没有。
我刚说过的那每日的风,往往极其难受。我们极费力才保住帐篷不被吹倒,而样样东西都被沙浸透——那沙无处不入;偶尔我们还得放弃那一程的路,因为骆驼顶不住那风的猛势。
过了石堂乌拉同群山之间那道相连的山脊,我们经过一片极为凄凉的地方——两道平行山岭之间的一片平原。土或是沙的、或是覆着小卵石,上面散布着一丛丛金雀花;那些花几乎只在南侧开,北风的寒气把北侧的花苞都掐死了。我们此时所经地方的样貌,还是摘我日记里的话最能说明。
五月十三日。极难受的一个风天。沙无处不入;人看不见空中的沙,可帐篷里样样东西都渐渐裹上一层沙。这地方样貌极其凄凉——到处除了沙丘什么也没有,空气因沙粒而昏黄。每天傍晚五点上下,我们看见牛羊群慢慢穿过平原、朝营旁的水边聚拢;可似乎只有羊有人看着,而且几乎从不见一顶蒙古包。
那些马半野地到处走动,二十来匹母马成一群,由一匹或几匹公马看管着;公马把它们从一处赶到另一处,寻可吃的东西。它们全然是自由的,每天傍晚日落时慢慢走回蒙古包去。蒙古人要抓住一匹时极费事。他们追着挑定的那匹马,骑在后面,手执一根长杆、杆头有个套索,末了才算把套子甩到它头上。
十三日我们穿过几座低山,随后下到一条谷里;谷里有几株盘曲矮小的榆树——那是我在蒙古所见的头一批树。它们约三十英尺高,显然极老。随后我们走过一片沙质的荒原,那是噶尔宾戈壁的起头,是整个沙漠里最坏的一段。我们遇上一小支蒙古人的驼队,又经过一支从包头往古城去的大驼队的营地。
五月十四日。早上起了极大的风,东偏北,刮了一整天;傍晚风太大不能行路,于是今天歇了。此时沙漠是确凿无疑的了——四面八方是沙的荒原,一片片的矮灌木;鸢尾成小丛的极多。
五月十五日。今天又是极大的风。我等到近日落,盼它减些势,可它只像是更大了。不过我还是动身了。不多时黑云聚起,风刮得更紧,末了下起大雨。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向导简直是用手摸着认路;于是我们停下扎营,只走了约三英里。包头来的那支驼队压根没打算走。
我日记里显然只记了我们停下扎营这件事;可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夜扎营何等艰难。黑得我们前头一码也看不见,一场正经的飓风刮着,一阵阵倾盆的雨不时落下。灯笼因风太猛点不着,我们只能在骆驼当中摸索,把驮子卸下来,摸着找帐篷,再尽力把它支起来——而这绝非易事,因为风吹在帐上几乎把我们掀得站不住,我们竭尽全力才使它没被整个卷走。
第二天我们继续走噶尔宾戈壁,认路极难,因为前一天的风暴把一切痕迹都抹平了。可那向导竟以最了不得的方式找着了井。
五月十七日。我们继续走那片平原,平原上覆着矮灌木,不过也有几丛粗草。见到不少群骆驼,还有些马和羊。大量鹧鸪从灌木里飞起——许多驯得很,我常追着它们在地上跑。它们一般成双。
八点钟起了可怕的大风,黑云聚起;我们试着往前赶了一段,只好停下,因为看着要下大雨。在沙暴里支帐篷,是我所知最磨人的事之一。橛子刚敲进去就被风的力道拔了出来;你跪着钉橛子时沙直往眼里灌;而更添一重的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阵阵大雨还不时扑下来。有直壁的帐篷不宜于这种苦活,因为那壁太兜风。
五月十八日。可怕的大风刮了一整天,带着沙,还不时落几阵雨。两个蒙古人同我们一处扎了营。他们睡在一个用毡子支在木棍上凑成的棚子里,只留出够两个人躺下、中间烧一堆火的地方。
向导要因风歇下来,可我不肯,于是我们晚六点半动身,朝西面那道山岭走去。日落时风平了,是个好天;可沙已把道上盖住,我们迷了路,不得不在夜里十一点半在平原正中停下,一点水的影子也没有。
五月十九日。幸亏我们水桶里带了点水,早饭是够的;可此后非走不可,因为我们不能没有水待着。
我们上午十一点动身,因有那道山岭可依凭,不久便找着了道;走了五英里到了一口井。可给骆驼饮了水之后,我们又赶往下一口井,一点一点爬上那道山岭。我此时弄清了:那是呼尔库山的东端,其最高处高出平原七百英尺,而道从六百三十英尺处翻过去。我们由此可以明白这里的距离何等骗人。几天前我们头一回看见这道山岭,我以为那一程走完就能到它跟前;可我们走了四天才到。我们在岭顶的一片台地上走了三英里半,随后极缓地又下到平原,晚七点十分在一口井附近扎营。
这些山极荒秃,不过地面上散着几丛矮树,可给在山间游荡的骆驼作食。它们现出锯齿般的轮廓,凸起处是裸露的火成岩,而洼处填着灰色的砾石。
五月二十日。实在是个可喜的早晨。沙漠到底也不是那样凄凉;因为今早这一景所呈现的色彩之佳,是任何画师都求之不得的。头顶是一片无瑕的清朗蓝天,天下的平原也失了它那沉闷单调的样子,化成一层层深浅不同的蓝渐渐远去,一层比一层更深,直到群山;而群山在它们那嶙峋的轮廓里又现出许多可喜的颜色变化,一概被一层朦胧的蓝调柔和下去;而那骗人的蜃景则补了这一景中水的缺席——群山又被倒映在看着像是可爱的、清而静的湖里。
有两程路我们一直缓缓朝一道分水岭上升;那分水岭把呼尔库山同南面八到十英里处一道相似而略低的、与道平行的山岭连起来。翻过这道相连的山脊,我们于二十二日清晨到了博尔宗井。
这里有几座蒙古包,在几道从北面呼尔库山上流下来的细水旁边。我在这里越过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路线。他第一趟、也在第三趟旅行里,曾从南面横穿噶尔宾戈壁,往北去库伦时经过此地。他所给噶尔宾戈壁的描写并不叫人愉快。他说:「这片沙漠可怕到这个地步:同它一比,北藏的荒漠都可以算是丰饶的了。在那里至少还能在谷里找到水和好牧草;这里却两样都没有,连一处绿洲也没有——处处是死荫之谷的寂静。呼尔库山是戈壁最荒野、最不生之物的那一部分的北界。」
噶尔宾戈壁在我横穿它到呼尔库山的那一段,朝东北望去一直伸到目力所及。普尔热瓦尔斯基所穿过的那一段只有十八英里宽,海拔三千五百七十英尺。那里的蒙古人告他说,它东西各伸展二十天的路程。它在蒙古大高原上形成一处明显的洼陷,是阿尔泰同阴山两个山系之间一条清楚的分界线;因为我随后要说明:呼尔库山可以看作前一山系的延长。
二十二日我们继续沿呼尔库山的南麓走,走过一片几乎平坦、样子极其荒凉的平原。它由灰色的砾石构成,上面覆着一丛丛被烤得焦透的植物。春天那一点绿已经在消失,那些有胆子冒出来的嫩草嫩苗正在枯萎,一切都是褐的、秃的。
二十二日我们不幸失了一头骆驼;它被什么东西惊了,挣脱缰绳,把驮子甩下(幸而如此),便隐进黑暗里去了。此后再没有听到它的消息,虽说我们找了大半夜、又找了第二天一整天到傍晚。
此后我们翻过几座从呼尔库山伸下来的低山,到了一条可喜的小溪边上;那溪约一英尺宽、几英寸深,岸上有几片绿草。我们在这里歇了三天,为买两头新骆驼。这一带有好几座蒙古包,有几个人来看我们。他们是极好看的、高大强壮而筋肉结实的人,比别处任何蒙古人都更像人所期望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不过他们极为孩子气,什么都觉得有趣,举止也极粗。
十三日在路上被我们赶过的那支包头驼队,在这里追上了我们,在近旁扎了营。那里有一百四十头骆驼,驮着成衣和皮靴往古城去。他们的营看着极为齐整。驮子排成长长的平行数列,捆得极整齐,样样东西都像是全新的。看着要下雨时,每一驮都盖上一张白毡,再用绳子绕捆起来。那些脚夫有一顶大帐篷,掌事的有一顶小些的。脚夫都是精干的人,活干得又快又好,是归化城来的中国人。那位掌事的过来看我,我们谈了很久;因为同刘三夜夜交谈,我已开始学到了一点中国话。这位掌事的到过天津,在那里买了几支雷明顿枪和马梯尼亨利枪,还给乌鲁木齐的将军买了一尊格林炮。他说从伊犁到北京,通常的路是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这条路有一百一十站——他说有一回他送一件要紧的公文,二十八天就骑完了这段路,那是俄国把伊犁交还中国的时候。
两头新骆驼买到了,我们于二十八日又动身,尽管正刮着狂风;可我们没走多远,第二天又因风整天歇着。虽已是五月底,夜里还相当冷;我记下过:我在被里穿着两件法兰绒衬衫和一件针织外衣,盖着两条厚毯子。使天冷的是风,从西北偏西和西北吹来。
五月三十一日,我们走过一片覆着粗草的起伏之地。见到好几群牛羊;而南面呼尔库山同一道平行山岭之间的洼地里,看来有好的草场,那山岭在南面十到十二英里处。照一个来看我们的蒙古人说,北面四英里处有蒙古人耕种的地,还有一道水好的小溪。
此后几天里我们沿着呼尔库山同南面那道平行山岭之间的平原走,而那南面的山岭我问不出名字。我们看见呼尔库山的一座峰,我那蒙古人把它叫作巴罗索海;近顶处的几道石缝里,我们看得见一片片的雪。
我们经过几处蒙古人的营地;有一天还有一位蒙古官员来看我。他是个老人,并不有趣,看不出有寻常的见识。他眼睛不好,我给了他一些卡尔弗特的石碳酸膏擦眼皮,而他似乎一点也不感激。他在自己长靴的靴筒里摸了一通,从里头掏出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支烟袋、一小段绳子、一些驼毛、一张纸,还有各样零碎;末了我那药膏被包成一个他满意的包,又收回靴筒里去了。
蒙古人把自己随身的东西约有一半带在靴筒里;我那马特拉有一天从他靴子里掏出我这一程里扔掉的每一点碎屑——比如纸片、绳头、一只穿破的袜子,还有许多别的零碎。在沙漠里,这些蒙古人觉得样样东西都那么宝贵,从不糟蹋一点;我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看重每一件小物的那份心。
有一天刘三狠狠地责了我一回,因为我把一只旧的柠檬汁瓶子送给了一个寻常的蒙古人。他说这样贵重的礼该留给大人物。于是我遇见的下一位「贵人」,便极郑重地受赠了一只柠檬汁瓶子,而且被告知:他未必能一个礼拜天天得着这样的礼,能遇上我这样大方的先生实在是他的运气。
我们经过蒙古人的营地时,常有人纵马穿过平原过来,问我们有什么可卖的,又向我们讨烟。那中国向导从不给他们,虽说他有许多;可可怜的马特拉总要给他们一两撮,至少给一张棕色的纸——那是他从靴子里掏出来的,大概是我扔掉的什么东西的残余。刘三从不吸烟喝酒;他说他是戒酒的,连我的柠檬汁都怕。
这一带的马极好,是结实壮健的小东西,什么活都做得;不过比起我们在蒙古极东端、在满洲齐齐哈尔附近草原上所见的那种缩小的辕马来,它们更宜于骑乘。那些是了不得的小东西,中国车夫向来用它们驾辕,虽说它们从没有高过十三掌——而那车有时要载两吨货,前头由六七头牲口(马和骡)拖着,可驾辕的只有这一头壮实的小马。
六月三日,我们正预备动身时,看见平原那边远处有一大团黑云。那是一场沙尘暴正朝我们来。我们所在之处全然静着,头顶的天明亮而极为清朗;可往西我们看见那些黑云——黑如夜色。它们渐渐铺满整个天空;风暴越来越近,我们听见一片隆隆之声,随后它以骇人的力道扑到我们身上,我们只得整个人趴在行李后面的地上。所幸那里没有沙——我们正在一片砾石平原上——可那些小卵石被风以极大的速度驱着,把我们打得很疼。那风暴持了半个钟头,随后便同先前一样平静明亮,而且凉快得多。
我们仍旧在这片草原之地上走。两边都有山岭,北面约十五英里、南面约十英里,平原占着两者之间的地方;不过那平原并不全然平坦,而是朝两边的山岭渐渐上升。距离照例最是骗人:那些山岭看着极近,像是一个钟头就能轻易走到;前头的山也显得相当近,可你一路走一路走,同远处的山似乎总不见靠近,而左右那些峰也只极慢地被你落在身后。
四日我们到了一处蒙古营地,叫图普吉。这是我在戈壁所见人烟最稠的一处,因为平原上还散着好几座蒙古包。向导上一趟来时在这里存了一大批面和米,此时把随身的存货补足了。那些蒙古人看着极穷、极瘦、吃得极差,衣服也寒碜可怜。可他们的羊群却是上等的,聚在各家蒙古包四周。我们又走了约六英里,便在另几座蒙古包旁歇下;那里有一个新的蒙古人加入我们这一行,来照看骆驼。
第二天我们翻过一道把呼尔库山同南面那道山岭连起来的山脊,下到那道相连山脊西侧、两道山岭之间一片宽谷或平原里。我们同南面那道山岭之间,有一道极为了不得的沙山,我那向导叫它混呱岭。它长约四十英里,全由裸沙构成,上面一点草木的痕迹也没有;我估计它有些地方高达九百英尺,从一片砾石平原上陡然拔起。以南面群山幽暗的轮廓为背景,这道白色而形状奇幻的沙岭现出极为动人的样子。它必定是风的作用所成;因为西面是一大片沙地,显然风把那里的沙驱进呼尔库山同南面那道山岭之间的凹处,这样便成了这道了不得的沙山。传说也证实这个推想:蒙古人说,从前有一支大军聚集起来,正预备开往中国去,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把沙漠的沙吹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连着几个村子和庙宇一同埋了。如今有一道溪沿这道山岭的北麓流着;这溪岸上有几片草地,草地上扎着几处蒙古包。
我们所经的地方是起伏的,朝那道山岭倾下去。有的地方土是结实的砾石,有的地方是极松的沙——比寻常的沙松得多。在我看来,这是风所造的沙,不是水所造的;它更细、更带砂砾之感。地面上极薄地覆着一层灰砾石,可那层薄得每一个脚印都因底下的沙而留下一个白印。
过了那道沙岭的尽头,我们进了一片同此前所经一切都不同的地方。论起源,它大概原是一片沙的平原;可风的作用把它搅成了沙丘与洼地,凑成一片景象,其极端的荒野与凄凉胜过我生平所见的一切。空中的众元素似乎同这地面本身搏斗过、把它撕裂过,而那景象是一片说不出的混乱。更添这奇诡之观的是:这地方覆着红柳丛,而它们的根已被风把沙吹走而裸露出来。它们就那样立着,盘曲扭结的根露在外面。那些沙丘有时形状极为别致离奇,可它们通常排成长长的脊,从各个方向彼此切入。它们以极突然的样子从一片平地上拔起,有时高达一百英尺甚或更高。
它们的大致剖面是这样的:在甲处沙以二分之一的坡度陡然落下。甲略低于那小丘的最高点,而它所代表的那道棱沿沙丘的长度走成一条绝对的直线。它同地面的交线(若地面平坦)也是绝对的直线;所以朝那陡的一面看去,这沙丘便现出一座筑得极好的工事的样子。平原上每一丛灌木和每一片矮树的背风面都有沙堆。这是很显眼的,因为沙是白的,而四周是暗色的砾石。在我看来,这些沙丘是这样形成的:比方一阵强风从西面吹来,便在灌木的东面堆起小丘。在灌木密集之处,一个小丘同另一个连起来,若干个便合成一个大丘。至于那些大的沙岭,我想它起初必是由长在一片沃土上的若干树木〔注二〕所起,或者如传说所言,是由一个村子、或若干庙宇所起。那道沙岭并不倚着任何实在的山岭,而是独自占着相距十五到二十英里的两道山岭之间的一个位置。两道山岭之间的平原是砾石的,砾石底下是沙。在辟展附近我见过一道相似而较低的沙岭;普尔热瓦尔斯基也说他在沙州附近见过一道。
呼尔库山在这里到了尽头;我们望得见平原那边八十英里处阿尔泰诸山外伸的支脉。不过这道山岭虽在这里作为连续的山脉终止了,它却借着北面一串孤立的山丘,在一定程度上同阿尔泰诸山相连。这种连接,也许最好这样来说明:设想这地方被水淹到高出寻常海面约四千英尺。那么西边便可见阿尔泰诸山的大岬角;东边是两个海角(呼尔库山和南面那道山岭)伸进海里。北面则是一串岛屿,可说是一列踏石,构成呼尔库山同阿尔泰诸山之间的连接。南面便是敞海。
呼尔库山脉极长处约二百二十英里。它西端最高,那里它呈现的样子更像一串长条的山脊,而不像它在东边那样是一道连续的山脉。它的最高点是那座显眼的山,我所得的名字是巴罗索海;可我丝毫不疑,它同俄国旅行者佩夫佐夫所称的古尔班赛汗是同一座山〔注三〕。这座山的高度大约在海面以上八千英尺,六月中旬时上面还有薄雪。
它西面那些山脊高约七千英尺;而东面、即普尔热瓦尔斯基越过这道山脉之处,海拔六千一百二十英尺;从那一点起它继续朝东减低,到尽头处约高五千英尺。它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越之处宽七英里。通体而论,它所现的样子同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记的那几段大致相同;而我们所见的,也正是他所说的那几样。
呼尔库山以南那片平原极为广大,长度以百英里计;它一般是极为荒秃的,不过在它的西端,地势要起伏些。
六月九日,过了那些沙山之后,我们朝一道低矮的山岭走去。向导在这里停下,说这些山是贼人出没的渊薮。我们都取出了左轮;我同他商议了一回,便让驼队往前。那向导说,我若见了人不赶紧开枪,他(指强盗,不是向导)便要开枪打我。我们在天黑时进了那些山;那情形极为特别,因为天已黑透,我们只看得见那些山的黑色轮廓。我们走近那道山岭时,向导说我们最好当心。我们穿上羊皮袄,在灌木旁躺下,轮班守望。那蒙古人说天黑时他看见有极大的东西;我那小子还放了两次左轮——可什么也没有发生。随后我们继续赶路,手里握着左轮,因为照向导说,我们此时所进的那些山里多有强盗。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山更荒野、更凄凉的了——全然没有草木,通体覆着黑色的砾石。
每一座小丘的顶上都有一堆石头;在黑暗里,我们本必定会把它们当作人,大概还要朝它们白费许多子弹——因为那向导很留心地告过我:我若见了人不赶紧开枪,他便要开枪打我。我们六点半停在谷里一个小水坑旁。
我们午后四点过些又动身,一个钟头后到了一条朝南流的干河床,它比我们的营地低一百英尺,是我在戈壁所到的最低之处(大概两千八百英尺)。这里有一座极大的石头垒堆和许多小的,标出五年前一支运银的大驼队被袭之处——那一回九个人被杀,银子被劫走,剩下的人只得凭自己的本事徒步走过这片可怕的沙漠。
又走了三英里,我们穿过几座低山。每隔约一百码便有一小堆石头,我们那两个蒙古人照例要往上添一两块。山尽处有两座大石堆,路的两边各一座。蒙古人往这两座上添了更多石头,仔细垒好;而我们离了那些山、重又进入开阔平原时,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黄昏时我们走近一处洼地,那里有水。向导怕强盗可能就在这附近扎营,我们便又把那套戏台上的阴谋家做派演了一遍,手握左轮无声地前进。可一个人也没出现;等我们重又到了开阔的平原上,便恢复了先前平和的样子。这一程极难受,极黑、闷热而压人,而我们走得极慢,因为蒙古人和骆驼都极疲了。
我们半夜扎营,十二英里之内没有水。我开了从北京带来的第二瓶雪利——那是我留着给戈壁最坏的一段的。听见那木塞一声「啵」、看见酒汩汩地倒进杯子,我心里那份欢喜,简直像个十足的酒鬼。它经了一路的颠簸和暑热并没有变好,可仍旧好得异乎寻常。
第二天我们继续走那片平原,路上经过两三群野驴;十一日到了一处叫满钦托的大蒙古营地,在阿尔泰诸山头几条支脉脚下的一片平原上,那些支脉较高处看得见薄雪的痕迹。水很足,平原各处的小水洼里都有。不过水带咸味,水洼边上有碱花。
上午有一支从肃州来的二十头骆驼的小驼队在我们附近扎营。它属于一个在蒙古人中间行商的中国商人。我们买了些黑豆喂骆驼,又买了些小米给我自己煮粥。
今天我把各方都发作了一通。我问向导到哈密还有几天,他说二十天;可要凑足契约所定的六十天,只剩十三天了。我叫我那小子把这一节向他说明,告他说那多出来的半头骆驼的十八两银子他是拿不到的。他咕哝了几句,说是失了一头骆驼、又为买新的耽搁了,还说起雨和风。可我向他说明:我付的是高价,而且只带轻驮好走得快;我本该五十天到哈密,契约里写六十天是为把下雨等等一切风险都算进去。末了我告他说:我有总理衙门的护照,各处大人都已被函告要给我帮助;所以我到了哈密、把他如何在路上耽误我的事告到衙门,是要出事的。可我恐怕这一番话也不能叫我早一点到哈密,因为那些骆驼实在走不动。它们是可怜的东西,又老又垮。
这一层我在归化城就看出来了,可那向导说他要在蒙古把它们换成好的。这事他并没有办,虽说我为此找过他好几回。实情是:这也不全是他的错;该怪的是归化城那几个无赖。他们逼我把全部的钱先付了(我抗议过,可那是唯一的办法)。他们拿这钱买了骆驼——当时骆驼正少,因为有一支大驼队刚要往古城去——又把向导带着一英担砖茶、一个钱也没有地打发了出来。其结果是他换不了骆驼;而我只好先垫给他三十八两银子去买两头新的,替补那头跑掉的和另一头病了的。他自然是把我攥在手里了,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我若不垫那笔钱,我们连如今这个地步也到不了。我唯一的凭靠,是他的诚实——那是可疑的;以及哈密衙门肯不肯管这件事——那也难说。
我也向刘三发作了一通。他开始对我说归化城那些驼夫何等坏,又说克拉克先生那个人把我付的骆驼钱挤了一部分去。可我恰好知道他自己也挤了其中十两,先前我故意没告他我知道,为的是不把事情弄复杂。这回我告了他,又直盯着他的脸看效验。可中国人是莫测的。他脸上没有一丝愧色。他的脸立刻从先前那副极道德的神气变成一副愤然不服的样子;他转向向导,用中国话说:「杨老爷」(指我)「说我挤钱——我,一个天津人——在归化城这样的地方挤钱!」后头还有一大套同样的话。他们两个那副绷住脸的样子,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因为这事本是他们两个串通的。可那向导脸上一块肌肉也没动,只表示出至高的惊讶:我居然竟能设想我这样一个老实的小子会挤我的钱。我对我那小子再没说什么。不过他的态度此后大为好转,显然是想重回我的好簿里来。下午他对我讲了一长串,说他父亲何等好何等诚实,又说他自知自己何等诚实——这些我都极乐意听,可没有就此发表什么议论。这类的争吵在治得最好的人家也会有,不过总是桩麻烦。可能的话,我把它们限在两个星期一回,因为人总不能老是「叨」那个倒霉的向导。我们四点一刻动身,继续走那片平原,经过好几座蒙古包和许多群羊、山羊,还有些马。
六月十三日。北风,早上有点小雨,云极厚。十一点转晴,而北面那道山岭上有雪——而且落得很低——看着极为可喜。到两点,除最高的那道脊上,雪都化尽了。
我向向导提议:到了草好的地方歇一天,让骆驼长点力气,然后再加劲赶;可他说它们若歇一天,第二天便压根不肯走了——唯一的法子是叫它们一直干着。颇像《匹克威克》里那匹出租马车的马,因为怕它倒下去,只好一直把它套在挽具里!
北面二十五英里处是阿尔泰诸山,高出海面约九千英尺。今天这场雪之前,顶上就有薄雪。它们全然光秃,南坡是陡的,可不算峭拔。据说山脉正中有一片草的台地,野骆驼常到那里去。
向导说它们避开驼队的道,一直待在山里。蒙古人追它们、捉它们的幼驼,而那些幼驼只用来骑,因为它们不肯驮货。向导说它们一天能走八百里——大概是夸大了。它们的腿细,毛平滑。据说三岁时便有一匹马那样大;五岁时有一头小的家驼那样大。
向导还说这一带和往西都有野马和野骡。今天这一程里我用望远镜看见了几头他所称的野骡。那是拉达克和西藏的野驴,身量约十三或十四掌,颜色是浅栗色,腹下最亮。头和尾像骡的,脖子粗而弯。它们快步跑着,动作自在轻松。向导说那些马成两三百匹的群走动。
我们三点三刻动身,朝西偏南走过一片砾石平原。这平原南面约八英里处有一道山岭为界。那山岭大体东西走向,平均高约六百英尺。
我们十二点在几座低山之间扎营,水在西面三英里处。骆驼极差;新买的一头瘸了,另一头驮极轻的驮子也几乎走不动。
六月十四日。晴好的一天。日头极热,可有凉风从东面吹来。
我们四点二十动身,仍旧走那片平原;十点进了几座低山。我同我那小子用中国话长谈了一回,偶尔搭上英语。他哥哥是往上海贩赛马的,他说那些马都来自热河喇嘛庙。马被赶到天津,用外国轮船装运,每匹十五块钱,或者三匹马加一个人三十六块钱。他自己在上海也当过马夫,有时候他愿意起来是个相当精干的人;总的说来,这一趟路上他是个叫人满意的小子。他的英语进步了不少;加上我那一点中国话,我们彼此总算都能明白。有时候他同向导吵架,我听见他从一肚子中国骂里添出一串精选的英国骂来,颇为吃惊。
我们十一点三十五在梁各坝扎营,那是平原上四座蒙古包,围着一片绿地。
六月十五日。有云,落了几点雨。我看得见四面都在下雨,可那雨都化成汽、没到地面。
我们在这里换了两头骆驼;一头瘸了,另一头几乎动不了。我用三块砖茶买了一只羊,那茶我在归化城付了一两银子。附近有些马在吃草。它们是强壮、身架好的牲口,不过境况不好。有个蒙古人骑到我们帐篷来,我骑了他那匹。它同北京那些笨拙的马大不相同。我们四点四十动身,仍旧走砾石平原,沿着道右边一道与路平行的低矮山岭的边缘走。
六月十六日。西风,一阵阵极猛;天晴而有云;阿尔泰诸山上在落雪。早上我爬了一座山,把四周约八十英里之内的地方看了个好。阿尔泰诸山的主脉压根不是一样的高度,恰恰相反,它是由几道清楚的高脊、由较低的山连起来而成的。朝东我看得见那道覆雪的山脊,它构成阿尔泰诸山的末端。它长约二十五英里;它西北是第二道脊,上面也有薄雪。两道脊之间的那一段——五六十英里——是一连串较低的山,高出平原约一千英尺。那两道脊从四周的山里陡然而清楚地拔起。我这条路线同阿尔泰诸山之间,是一连串低矮狭长的山脊,脊间夹着朝东南走的平原。它们全然光秃;看不见灌木的影子,连草也极稀。朝南是同样一连串的脊与平原。那些脊高三百到五百英尺,彼此相距五六英里。下一程我们顺着一条溪的砾石河床走下去,那溪偶尔以一道细流露出地面,而它的岸边厚厚地覆着碱花——在戈壁,碱花似乎总是标志着有水。
十七日我们又出了那些山,到了另一片在两道光秃的平行山岭之间的大平原上。在这片平原上我们又看见几头野驴或野马,我得了好机会用望远镜细看它们。它们头和耳朵都大,身子厚而略短、浑圆饱满,腿同身子颇为相称,尾巴长到几乎及地,而且像骡或驴的尾巴那样细。就我所能看见的,它们没有鬃、或者只有极短的鬃。向导叫它们骡子,又说它们是野母驴所生。
第二天我们继续走那片平原;可日落之后天极黑,空中满是厚厚的雨云。约十一点,骆驼开始挣扎打滑,我们才发觉陷进了一片泥沼。那里白天下过大雨;土是极黏滑的黏土,地面被搅成了一个个土疙瘩。向导好说歹说才肯点一个灯笼,他说那会惊着骆驼,而它们没有灯反而看得清路。
灯一点起来,那情形看着可不叫人高兴。骆驼各自高踞在一个小土疙瘩上,彼此被水坑和黏滑的泥隔开。向导、那两个蒙古人和我那小子拼命拽它们的鼻绳,我只当要把它们整个鼻子拽下来,可它们就是不肯动。随后试了从后面打,也不成。末了他们试着往后拽,这才见了效——它们动起来了;而它们一动,便被赶着一直走,虽说每一步都几乎要跌倒或者把自己扯裂。可此时道已不见,又下起雨来,我以为我们要在这泥沼上过一夜了;而若不是我的罗盘指出我们正往错的方向去——因为天上一颗星也没有,向导无从依凭——那大概正是我们的下场。末了我们到了沙地上,找着一条道,不多久便到了一片砾石上,就在那里扎营。
第二天我们只好歇着,因为骆驼走不过四周那片湿黏土——尽管向导先前说过它们歇一天就要发僵。第二天早上我们动身,此后几天沿着那两道平行山岭之间的平原走;北面那道高出平原约一千五百英尺,南面那道约八百英尺。两道山岭同我横穿戈壁所见一切别的山一样,都是绝对光秃的。
有一天傍晚,那蒙古助手马特拉忽然被人看见以极快的脚步往前冲去;我一问,才知道他是要回家了。他一路去了,远远走过那片平原,直到在远处成了一个小点;而我心里不能不羡慕他。在同一个方向、同我之间看来除了距离别无他物之处,便是我的家;我觉得自己正挣着要穿透这片空间,看见自己也像马特拉那样回家去。可那沉闷的实情是:我正挨着一串沉默缓行的骆驼跋涉,而我只能往前走,整夜里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走着那单调的规律。
走了九个钟头之后,那砾石平原忽然到了尽头,我们走过一片草地,在一道小溪旁停下。近旁扎着四顶帐篷(蒙古包),这就是马特拉的家。
第二天他来对我说,向导付不出他全部的工钱,便请我借给向导四两银子,我借了。他给向导做了两年工,而向导如今只给了他十五两(约三镑十五先令)。那向导是个十足的无赖。可怜的马特拉得日夜干活:捡燃料、取水、照看吃草的骆驼,然后还要走完全程的路。尽管如此,他向来十足地快活,一程路上又唱又哨,什么都要笑——你便是只看他一眼,也见一个笑漫开他整张脸。而如今,他在这片骇人的沙漠里、在冬天北极般的严寒和夏天热带般的酷暑里苦干了两年,所得的是十五两银子——约莫一天一便士。
午后三点十分动身,又走过那片砾石平原。那场落日极为奇妙。便在雨季的印度山里,我也从没见过云像今晚这样一种特别的红。那不是红,不是紫,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极深,同时又亮得耀眼。我在西姆拉和瑞士见过更壮丽的落日、颜色铺得更富;可从没见过这样一种奇异颜色的。一个半钟头后,天近黑时,一片极淡的、像发磷光的云悬在落日之处。
半夜一点半在几座低山间的一处洼地里扎营,洼里有一道小溪。
六月二十三日。砾石平原渐渐让给了一种轻质的黏土,上面灌木很多;再往前,我们到了一片正经的草地,有成群的牛、羊和马,还有几顶蒙古帐篷。我们甚至看见一片片耕地和树木,水也很足,由水渠引到田里。所种的只有麦子。蒙古人显然不宜于农事,因为那几块耕地处在最不成样子的状态。看不出有垄沟的痕迹,种子显然是撒播在地上的;有些地方极密,有些地方极稀。这是我们所遇的第一处真正的绿洲。它在两道山岭之间的一处洼地里,地面从四面缓缓朝它倾下去。
这处绿洲叫雅湖。它东西约五英里,南北略多些。往西约十二英里有一座了不得的山,向导叫它霍亚山。它从平原上极陡然地拔起,高约两千英尺,是一整块颜色浅淡的实岩。据说顶上有水,大概在一座旧火山的口里,如满洲的白山那样。
六月二十五日我们到了乌拉胡吞,往哈密去的路就在这里同往古城去的路分开。那只是一处宿营地,在一片多石的平原上,四周是低矮的土堆或砾石堆,位于阿尔泰主脉一条支脉的南麓;而它同那支脉之间隔着一片约二十英里宽的砾石平原——那正是雅湖所在那片平原往西的延伸。这道南面的山脊想必相当高,因为便在这样晚的时令(六月二十五日),上面还落着一场大雪,而那雪似乎留在了那里。
戈壁里我所见的一切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些从山顶一直流下、直到同一道平行山岭对应的斜坡相接、或者没入广阔沙漠里的、长而均匀的砾石斜坡——这一点久已叫我费解。可在这里、在阿尔泰诸山较低的山脊之间,我得了较好的机会察看岩石;而在我看来,这些斜坡形成的真正缘故如下。
如已屡次记过的,戈壁的山是全然光秃的;而在这样极干的气候里,受着冬天冰冷的风和夏天烈日的照射,又没有一点土壤的护持,那些岩石先是分解,继而崩落到了了不得的程度;而雨量又不足以把这些碎屑冲走,于是一道山岭较低的部分渐渐被从上部落下来的大量碎屑覆住,久而久之便造成一道均匀的斜坡,往往长三四十英里;而只有顶上几百英尺,还看得见原来那嶙峋的岩石轮廓。
在较小的地貌上,那分解的过程实实在在看得见正在进行。那些岩石都裂了,一碰就塌〔注四〕;而偶尔有整块整块自己脱落下来。那么,日头的热同冬天的霜合起来在这些山上所造成的总的效果,同热加在一块嶙峋的冰上所造成的是一样的。久而久之(于前者是几百万年,于后者是几分钟),两样都要被改成浑圆光滑的块体。
从乌拉胡吞我们穿过几座低山;路上碰见一只盘羊的角。它就躺在道的正中。我量了一量,发现它沿弯度量有五十英寸长,角根周长十七英寸——是极大的一只角。蒙古人说天山里有许多——他们叫它阿尔噶依——又说它胸是白的(见普尔热瓦尔斯基)。他们说这一带也有库库亚门。
我们六点半在一眼泉旁、一片好草地上扎营,那种草骆驼有一阵没吃到了。我爬上一座最高的山四望。四周有许多柔软的白云;可我的眼睛忽然落在一样东西上,我确信那是一道巨大的雪岭。我取出望远镜——那里,远远在天边,是真正的天山,同云只勉强分得出来。我的欢喜没有边际,我久久地饱看那几座「天之山」——中国人就是这样叫它们的——因为它们标出我漫长的沙漠之行的尽头。
可我们下一程却是最难熬的一程,因为我们须得横穿戈壁那条叫做准噶尔荒漠的支脉,那是整个戈壁里绝对最不生之物的几处之一。我们上午十一点动身,起先穿过那些全然荒秃的低山,不过洼里有几丛灌木,有一处洼里还满是白玫瑰。走了七英里半,我们出了那些山,进了一片覆着粗灌木、却没有草的砾石平原。那里没有道,我们径直朝天山山脉的末端走去。在那平原上走了十五英里,我们撞上一条道,顺着它一直走到夜里十一点半,才停下煮些吃的、让骆驼歇息。扎营是没有用的,因为那里既无水、无燃料、也无草;没有一丛灌木、一棵草、一片草叶——绝对除了砾石什么也没有。我在地上躺下睡了,直到刘三给我送来些汤和罐头牛肉。我们凌晨四点又动身,一直走到午后三点一刻,走过我生平所见最荒凉的地方。我们此前所经的一切都不能同它相比——一道接一道的砾石山岭,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无论动物还是草木,连一滴水也没有。我们渐渐降到极低的地方,太阳越升越高,风越来越热,直到我像避着炉口的烈焰一样避开它。只有旁遮普的热风可以同它相比。所幸我们桶里还有些从上一处宿营地带来的水,又有些面包,所以还没到绝境;可这一程于那几个人已够难熬,于骆驼更甚,因为它们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而这两天的热又极烈。我们末了到了几棵树间的一口井。向导说那段路是二百三十里,我算它约七十英里。我们离营共二十七个钟头三刻,内含四个半钟头的停歇。我们下降了将近四千英尺,而这底下的热比我们此前所经的大得多。我们在一条干河床上扎营,就在一片看着像正经园林的地方的边上——那地方覆着树木,地上是长长的粗草。这极为触目,因为河的另一岸连一点草木的痕迹也没有。
我们雇了一个蒙古向导,我曾叫他留意盘羊。我们离了低山间那最后一处营地不久,他便喊了一声,朝一堆柴枝奔去,从里头抽出两对盘羊角来。其中一对极好,分别量得五十二英寸和五十四英寸。这一对我带上了,另一对留下,那只量得四十三英寸。大的那一对角根周长十九英寸——同我的大腿一样粗。那蒙古向导说,这是猎人的一处藏身之所。它设在离一处水源五十码的地方,那些野物便到那里去饮水。我问向导这一带有野骆驼没有,他说「多得很」,又说他蒙古包里有几头幼驼,还有几张皮。我错过了一个何等的机会!因为他的帐篷离我们在乌拉胡吞的营地只有十英里。再往前,在准噶尔荒漠里,我们经过一道他说是野骆驼的足迹。它比家驼的蹄印小;而它既是单独一道、又径直横过我们行进的方向、一直通到准噶尔荒漠深处——从无处来、往无处去——而且离任何宿营之地都有许多英里,那便不大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野骆驼的。
这一程里我的中国话出了点丑。我先前一直在走,想骑了,便对向导说:「要骑。」那向导正吃着面包,朝我笑了笑,摇着头。我为此颇为生气,又说了一遍「要骑」,他又摇头,还指了指我的骆驼。这时我那小子朝他喊了一句,他便立刻下来、让我的骆驼跪下给我骑。我这才想到:「骑」同「吃」在声调上只差一点;而我(当时心境不佳)是气冲冲地说的,那意思便立刻从「我要骑」变成了「我要吃」——他原以为我是要他的面包,所以指了指我的鞍袋,我自己的面包就在那里。中国话的曲折精微,便有这一类。
走完这一长程难熬的路,我们——至少是我——几乎一觉也没睡着,因为热得发闷,一丝风也没有;我躺在一顶喀布尔式帐篷里的地上,被一群沙蝇折磨着,它们钻进我的眼睛、鼻子,钻进一切地方。那是我这一整趟路上最绝望的一段时候;那一夜我好几回骂自己是天地间所造出的最大的蠢人,还对着诸神立誓:此后再不到这世上的荒野里游荡了。这样沮丧的时候,是每个行人都必有的。他不能不时时问自己:「这一切究竟有什么好?」可天总是在黎明前最黑;而我已能看见那觉醒的白昼最初的一点微光——那几座「天之山」覆雪的峰顶正在我头上升起来。不过还有些艰苦难熬的活要做。第二天早上日头升起时起了一阵风,把沙蝇驱走了,可热变得极烈。尽管如此,我们还得在午后一点半动身,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三点。
走了将近两英里,我们穿过一片树木颇密的地方,有一片片粗草和灌木。土一半是黏土、一半是沙。这地方结束得同它开始时一样突然,我们又走过那片砾石沙漠,那里一点草或灌木的痕迹也没有。从那上面吹来的热风简直像要把人烤焦;可昨天的次序此时倒了过来——我们在上升,而太阳在下落,于是渐渐凉下来。
夜里约十点,我们忽然发现自己走在草皮上,两边有灌木和树,而远处有一个清亮尖锐的声音招呼我们。我们停下,向导应了一声;那生人走上来,原来是个突厥女人。她领我们穿过灌木、走过一片耕地,到了一所房子前——那是我将近一千英里来所见的第一所房子。
那是我已进了一片新地方的第一个迹象——突厥斯坦——那片我多少日子以来一直渴望看见的神秘之地。房旁流着一道极可口的小溪。它勉强一码宽,可它不像我们在戈壁所过的那些水那样只是一道细流,而是迅急地流着,发出可喜的汩汩之声,而且深得够我用两只手捧起水来。我一口接一口地把它灌下去,享了一场我许多日子没有享过的痛饮;而当我趁灌水桶的工夫在溪岸的草上躺下时,我想沙漠之行的磨难快要完了。可还没有完全完:离那道溪不到五十码,草木就不见了,我们又在砾石沙漠上了;而我们还得走五个钟头,同先前一样一路上升——十二点时穿过一道两英里半长的峡口,那峡口在一道与斜坡平行的小山岭里。天亮时我们在斜坡的一段上停下,那里有够作燃料、也够牲口吃的矮树。没有水。
第二天我们继续爬天山那长长的下部斜坡,渐渐绕过这些山的东端。我们经过一条从巴里坤通往哈密的车道,那条道绕着天山走这个大弯,以免翻越它们。路不好走,因为石头多,又因为整片斜坡被干涸的水道切得七零八落。这些水道很少有深过一英尺的,可整片斜坡上到处都是。它们是山上天然的排水所成;那水不走深谷,而是散布在斜坡上。这地方仍旧荒秃,只覆着矮树;不过斜坡脚下的洼地里有一个小小的突厥村子,四周有树木和耕地。
那一夜我们在一所叫莫尔噶的突厥人家附近扎营,四周是麦田和稻田,由一道恰在此处露出地面的小溪灌着;那溪再往下便散开、被山的卵石斜坡吞没了。
第二天早上,我头一回得了机会就近细看这个新的种族——我将要在他们的地方里走上一千五百英里上下。那些男人高大好看,面相上蒙古的成分比我所料的多些。不过他们的脸虽说有几分圆,却比蒙古人略长些,而且眉目之间的灵气要多得多。可那份浑圆比喀什噶尔和莎车一带的居民多些,灵气少些,轮廓的分明也少些。事实上,后来在哈密的集上,我很容易就分得出一个喀什噶尔人同一个突厥斯坦东端的居民。
我往西走的时候,注意到一种渐渐的、几乎察觉不出的变化:从蒙古型的浑圆,变到一种越来越分明的面相。这是偶然的,还是由不同种族的混合所致,我不知道;可我想我这样说是不错的:人往东去,居民的脸越圆越宽;往西去,便越长越窄。
这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众所周知,蒙古从前大部分是突厥人(回鹘)所居;可他们被蒙古人赶了出去,而蒙古人末了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之下漫布了整个突厥斯坦和以西诸国。然而满洲——鞑靼人原来的家乡——从没有突厥人住过;在东蒙古我们看到的是最纯正的鞑靼面相。在西蒙古,面相略长略窄些(虽说并不很多)。在突厥斯坦东部,已明显朝图兰型变化,可那浑圆宽阔的鞑靼面相仍极突出;此后我们往西走,离蒙古越来越远,进到蒙古人(又称蒙兀儿)同突厥人曾共居、如今已融为一族的那些地方,便注意到他们的脸渐渐变长变窄;再往西,在阿富汗突厥斯坦某些居民——在喀什噶尔和莎车可以见到他们许多人——身上,我们看到鞑靼或蒙古型的面相几乎全然失掉了。
也在这莫尔噶,我见到了突厥女人。她们同那些脸上涂着彩、踩着扭曲的脚蹒跚而行的、玩偶似的中国女人大不相同;同那些壮实而忙碌的满洲女人、同那些有着大红脸蛋和肮脏无灵气面孔的、朴而愚的蒙古姑娘也大不相同。这些突厥女人是生得好、好看的女人,肤色不比希腊人或西班牙人深多少。她们脸上有好的血色,眼睛又黑又饱满。她们整个的样子极为入画,因为她们有一种端正庄重的气度,穿着不在腰间收束的长而宽松的袍子,长长的黑辫任它披在肩上,只在末端束成两条粗辫;头上略向后戴着一顶鲜红的小帽,把她们整个的样子衬得极为有神。
一个白人忽然出现,她们极为惊讶地盯着看(不过我想那时候我的脸并不像英国人一般的那样白)。可我们没有多少工夫互相端量彼此的风采,因为我那一天要翻天山。
一早动身,我们溯那道溪而上,可它不久又不见了,此后再没看见它。山坡起初颇为光秃,可越往上越绿;走了五六英里之后,坡上覆着丰美的绿草皮,在戈壁那些光秃的山之后看着极为可喜;而这里那里从山的豁口里,我们还瞥得见上头覆雪的峰顶。不过无论山上还是谷里,都没有树、连灌木也没有。有人告我说我们大概会见到盘羊,于是我带着卡宾枪和望远镜先走。路旁我们经过好几只盘羊角,还有两种别的野羊或野山羊的角,而盘羊的最多。
在那道溪的河床里我找到一只极好的盘羊头,量得五十六英寸,便得意地把它放上一头骆驼;可再往前几英里,我便轻蔑地把它丢了——因为我看见一只巨大的头躺在一块岩石上,它一只角量得六十二英寸。两只角都几乎完好,而且还连在头骨上,所以我得了整整一副。向导说这是能弄到的最大的一只。
我今天所见一切盘羊角,都同我在阿尔泰诸山所见的不同。后者角根更粗(周长十九英寸对十六英寸),而且更圆,没有那样大的扭转。那蒙古人说羊是一样的。
我们在八千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那道山脉。除最后半英里,上行并不陡,而是沿一条窄谷渐渐上去。最后一两英里走在柔软的绿草皮上;近顶处有一大片的花,主要是勿忘我。我确信,我有极久不会忘记那份快乐:看见这一片丰盛的花与草,代了戈壁沙漠那些凄凉的砾石斜坡。此时日头已落,我爬上近旁一座峰,作看到盘羊的最后一点指望,可一只的影子也没有。从顶上望不见多大的景致,因为四周都有更高的峰拔起;我只勉强瞥见南面的平原,那平原覆着远处的雾霭。
这里仍旧看不见树;而这些山有一个奇特的特点,就是绝对没有水。从莫尔噶到山口顶上这十二英里,我们没有看见一滴水。因为没有水,那些谷并不深——不比两侧山顶低过五六百英尺——山坡也不像喜马拉雅那样极陡。它们是长草的斜坡,顶上和坡上这里那里露出岩石。往南坡下走五英里,出现了一道小溪,谷底被隔成一块块田,四周引了水渠;可这些此时都废弃了,水白白地流过没有耕种的田。此时树开始在溪旁出现;夜里十一点十分,我们在一道清冷溪水旁一小片草地上、在一小丛树下扎了营。那真像是极乐——一处完美的乐园,而沙漠之行成了身后一场可怕的噩梦。鸟鸣也极叫我触动;因为在戈壁,向来是死一般的寂静,所以我注意到那些鸟不住的啁啾。此时树多起来了,有几座山的北坡上我甚至看见一片片的松林。
我原盼着翻过天山之后会到一片比较人烟稠密、耕地颇广的地方;可我失望地发现,还是同先前一样荒秃的沙漠,不过每隔十五或二十英里有一小处绿洲。居民主要是东干人和中国人,看着极穷;可那些突厥人都是生得好、看着康健的人。
七月二十二日我们经过一座有方墙的小城,叫清城,四周是麦田和一些好草地;可这些一尽,沙漠立刻又开始了。
远远在沙漠那边,我们看得见两棵白杨从平原上拔起来。这种白杨在中国突厥斯坦到处都极常见,是极好的路标。我们半夜到了那两棵树那里,发现有几名兵驻在那里;他们说哈密还远得很。我近一个月来不断问的一句话正是「我们离哈密还有多远?」而向导这几天每回都说只有六十英里;此时发现要走的不是十来二十英里、而是实实在在还有五十英里,我颇为气恼。第二天午后两点拔营后,我告诉我那几个人说:到了哈密之前我的帐篷不再支起来,所以他们最好预备走一大程。我们走了整个下午——那是格外热的一个下午;随后日头在我们前头落下,我们仍旧一路走着、一路走着,走过整夜,直到它在我们身后重又升起。我们在路边歇了两个钟头让骆驼缓一缓,随后又上路。八点钟沙漠到了尽头,我们开始走过耕地;末了我们看见远处的哈密,又走过一片房屋塌毁多于住人的地方,上午十一点到了一家客店;我最后一次从骆驼上下来,那份宽解是说不出的。
我的沙漠之行此时完了。从归化城来的这一千二百五十五英里,我正好用了七十天走完;而其中最后一个星期里,我走了二百二十四英里,还包括翻越天山诸山。
(原注一:关于这种骆驼、它的习性与特点,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那部《蒙古》里有一段极好的描写,由德尔马·摩根先生译出,我请读者参看。)
(原注二:如今附近长着的树有高到十二或十五英尺的,而且有时成四五十株的丛。)
(原注三:我觉得极难从蒙古人口中弄准这名字的念法。那几个音节几乎听不出来,我很可能没有听准。)
(原注四:那些岩石实实在在会被日头晒伤。朝着日头和风雨的那一面会变成暗褐色而发亮;而不朝日头的那一面则是暗淡的浅褐色。)
第六章
经突厥斯坦至莎车
我一到便先打听贝尔上校到了没有。我比我们原约相会的日子迟了几个星期才到这里;不过他要绕的一大圈路也长,说不定也迟了。人告我说他约在三个星期前过去了;他怎么能走得这样快,于我是桩奇事。可世上大概没有比贝尔上校更快、更好的旅行家。除了眼下这一趟,他还在波斯、小亚细亚、俾路支斯坦、缅甸和中国都走过;读过这几趟行纪的人都知道:所见、所历、所记比贝尔上校更多的欧洲人,是极少的,甚或没有。
我接着打听的是到喀什噶尔的法子和所需的日子。自然,起初是困难重重。时令正热,车夫不肯把车租出来。而无论如何到那里要七十天,那便要拖到九月底,而入冬之前还有整个喜马拉雅要翻过去。
傍晚我在城里闲走了一回,见着一个小商埠所常有的那一切熙熙攘攘。哈密是座小城,居民大概五六千。铺子还算好,集上颇热闹,在那里见得着许多民族的人聚在一处——汉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突厥人等等。大车重重地驮着货,隆隆地碾过来;还有一串串从沙漠那边来的骆驼。
我在找一家据说能买到俄国货的铺子。找着时,我注意到上头有俄文字母;往柜台后头一看,又惊又喜地见着一个俄国人。他极热诚地同我握手,请我进去。他既不会中国话也不会英语,只会俄语和蒙古话;而我这两样都不会,我们便只好经一个会蒙古话的中国人彼此传话。这俄国人住中国式的房子、过中国式的日子,可穿着欧洲的衣服。我注意到他屋子的墙上挂着一幅花哨的画,题作《威尔士亲王在印度》,画上每个人都是朱红的脸色,穿着极为华丽而不可能有的军服。他告我说这地方的生意不很赚钱。他主要卖棉布和铁器,如桶、盆、刀之类。这里原有五个俄国商人,可两个去了科博洛,另两个正忙着追讨欠他们钱的中国官员。
第二天傍晚我请那俄国人到我客店来吃饭。交谈很难,可我们总算过了一个极愉快的晚上,并且为各自的君主祝了健康。我举起杯子说一声「沙皇」,我们便一同喝了。随后我又举杯说「斯科别列夫」,这样把我听说过的每一个俄国人都说了一遍。我这位客人——说来可惜——认得的英国人极少;不过他已弄清我们有一位女王,于是每隔五分钟便为女王陛下干一杯。
三年之后我在喀什噶尔时,听说住在哈密的两个俄国商人被中国官府下了狱,受了最可怕的待遇。一个在中国人手下当差的欧洲人听说了这事,报到北京的俄国公使那里;我相信他们是被救出来了,可那已是在他们受尽饥饿之苦、在污秽而瘟气弥漫的牢里受尽折磨之后。我常想:我那位热诚、好性情的客人是不是其中之一。
除了哈密的土城,另有一座中国人的砖墙城,约六百码见方,四座城门,每门上都有一座厚重的楼。
《蒙古史》的作者亨利·霍沃斯爵士,在我回国后问我在哈密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古的废墟。哈密四周通体是废墟,不过多半是土筑的房子,年代无从推测。我并没有特意去找什么,而我所记得的唯一值得一说的废墟,是一处看着像旧庙的地方,上有一座绿琉璃瓦的穹顶。
我们在哈密歇了四天,七月八日重新上路往喀什噶尔去——这是这趟行程第二个大段。看来车可以一直坐到那里,骆驼便不再需要了;而我有幸同我那小子刘三订了一桩极好的约:他包我到某一日把我送到喀什噶尔。我被当作一件货物,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而整桩事由他一手承办。他要在四十天之内把我和我的行李送到喀什噶尔,在哈密这里先付他七十两(约十七镑十先令),若按期到了喀什噶尔再加三十两。每提早一天另给二两,每超过四十天一天扣二两。这桩约完全合了我的指望。运脚的钱进了我那小子的口袋,不进外人的;于是他当下便对这趟路有了直接的利害。而且,为着走得快,我不必再经那套没完没了地同仆人、马夫啰嗦——那是最叫人气恼烦心、把旅行的全部兴味都毁尽的事——我可以心里安安地走,深知我那小子自会来缠我:催我早起,催我别耽搁起程,催我傍晚碰见个可人的地方时别停、再多走几英里。我成了一根漠然的木头,自己极为受用。这于我是桩全新的滋味:早饭正做着,我能懒懒地躺在床上;早饭一完,起程的一切都已备齐;而整整一路上,有一个热心而精力十足的仆人不断催我走得更远、更快。
我那小子用我先付的钱买了一辆大车和四头牲口(两头骡、两匹马),这就载了一行人的全部行李和粮食,而我骑一匹马。那车是突厥斯坦所称的阿拉巴,一种有篷的大车,只有一对极高的轮子。一头牲口驾辕,三头在前头一串串地套着。车上所载行李、粮食等(内含给牲口的一些料)重一千五百斤。
我们傍晚八点从哈密动身。有半个钟头走在耕地间,随后又进了死寂的沙漠。右边远处是天山,可看着全然光秃,看不见一座雪峰;左边通体是沙漠。约二十英里处我们过了一个叫塔布马的小村子,有几处营房的废墟;第二天早上四点二十在二堡歇下,那是个漂亮的小村子,四周是果园,树上结满了苹果。
那里塌毁的房子极多,很难说住着人的宅子有几所——大概二十所上下。居民有汉人也有卡尔梅克人。客店极差,屋子低矮污秽,既无窗也无门,只一个空门洞。炕极脏,是土坯的,连席子也没铺。屋顶是草铺在木梁上,雨和日头都透得进来。
七、八日之间,白天有云,夜里落了点小雨。温度表最高九十度,最低六十六度。
七月九日。两点半动身。一场雷雨耽了我们半个钟头。出二堡几乎立刻又是沙漠,不过没有戈壁那样坏。草和矮树颇有一些,可不宜耕种。靠山的地方看着有村子;走了几英里后,我们在左边看见一小片绿的平原,有一个不小的村子,几道溪流往那边下去。
四十里处我们过了三堡村,那里也有营房的废墟;西边有两座死于战事的中国武官的坟。坟并不好看,可极为显眼,因为它们高五六十英尺。坟是砖砌的,保存得好。别的一切建筑都是土筑。此后一路都走沙漠,偶尔过一所房子,在一道溪或一眼泉旁的洼地里。这地方有一种半死的气息;每一所住着人的房子,至少看得见两所塌毁的。过村子时几乎遇不着一个居民,田里也似乎没有人在做活。我若不是从戈壁来,大概要觉得这地方极为压人。
那些村子远看极漂亮,四周围着树木和绿的田,同邻近的沙漠成个对照;可走近了,便见里头有那么多的废墟、那么多先前耕过如今撂荒的地块,那份可喜便没有了。我们十一点半在三道岭子歇下,那是个有四家客店的小村子。我那小子说屋里跳蚤极多,我便睡在车上,那里也凉快得多。
白天大体晴好,正午有雷雨。温度表最高九十六度,最低六十六度。
七月十日。下午两点半动身,走过一片多石的平原,渐渐朝山上升。那斜坡被从山上下来的干水道切得七零八落。十三英里处我们过了一所四周有耕地的房子,成一小片绿洲。那里有一块相当大的罂粟地,可人家本会以为:在这样的沙漠里,一切能种的地都该用来产必需之物。过后不久,我们遇着十二头驴驮着货往哈密去。路上来往的很少。
晚十点半在涟墩歇下,那是个小小的客店聚落,没有耕地。这里有些煤,是从天山弄来的。我那小子告我说哈密也弄得到煤,可我自己没有见。路程九十里。
白天有云。四周山上有雷雨。温度表最高八十六度,最低六十八度。
七月十一日。我们在涟墩只歇着喂牲口,凌晨两点二十又动身。我们斜着渐渐爬那道山坡。地面被干水道切得很碎,又满是石头,把车耽慢了。
上午九点在一王川歇下,那是光秃的山间一所房子加一家客店。没有耕地也没有牧场。客店被一个从乌鲁木齐来的武官占了,他带着一队兵,所以我们一行没有地方住。我们把车停在稍远处,那小子做了一顿饭,我在车上吃。这种大车极为舒服。我在全部行李上头铺一条褥子,这样我或那小子随时都能躺下。夜里我睡在车上,行路时那小子占着它。
七月十一日。我们下午两点五十五又动身,走过一片丘陵地,极为光秃,照例满覆砾石。我看见两只盘羊角,可个儿小。七点一刻在车古鲁川(五十里)歇下——一所房子加一家客店,在一道峡口里,我们朝下走了一英里多才到。仍旧没有耕地,一切都是极黄而不生之物。喝了茶,照常睡在车上。那小子不肯睡在客店的屋里,因为那些兵要从上一站折回这里来;他说他们会把他撵出去、偷他的东西。他们显然是群坏东西。不过他们对我倒颇为客气。他们把我当作俄国人;我说我是英国人,他们便说:「哦!你是大英国的人。」这里每一个人说起来都是「大英国」。俄、法、英,似乎是他们所知的唯一三个欧洲国家。阴沉的一天,可没有雨;凉。
七月十二日。早上四点四十动身,朝下走了四英里的峡口。那峡口宽五十到一百码,两侧的山高出它一百到一百五十英尺。底下是细砾石,山是多岩多石的。出了这峡口,我们仍旧朝下走那道从山脉下来的砾石斜坡;再走九英里,过了一片覆着轻质黏土的平原,上头矮树和树木很多,可没有草。那平原四面都有山为界;这地方若雨量多些,这里便要成一个湖,可一点水的影子也没有。再过一英里,路分了岔,右边那条往乌鲁木齐去。我们十二点十分在端眼口(一百一十里)歇下,那是一所房子加一家客店,在那道作平原西界的山脉脚下。这里的水特别坏,气味极臭。按这一带的标准算是家好客店,因为三间屋里有一间是有门的——不过还是没有窗;而下雷雨时,雨从屋顶漏下来,像从筛子里漏一样。五点二十动身,转往西南,仍旧走那平原,走了四英里,便爬四周山丘的多石斜坡。那是长而难受的一程,约九英里,不陡,可一直不断。我们遇着三十头驴,驮着吐鲁番一带的葡萄往哈密去。这地方驴极多,似乎是唯一用来驮货的牲口。突厥人极少见骑马的,他们骑的总是驴。晚十点我们到了斜坡的尽头,进了山里,朝西略偏南,顺一道峡口极缓地往下走。峡口口上有两三所房子,可没有客店。照例,山是全然光秃的。十三日凌晨三点二十在西杨车歇下。从十二日早上四点四十到十三日凌晨三点二十,我们走了二百三十里,行路十七个钟头二十分,歇了五个钟头十分。那两头驾车的骡子一路都好,马不这样好。这种骡子于拉车确实极好。白天有云。下午有雷雨。夜里凉。
七月十三日。我们下午十二点四十动身,起初朝下走一道狭而险峭的峡口。两边的山立成六七百英尺高的峭壁。走了两英里半,我们出了山,朝下走一道不生之物的砾石斜坡。晚十点我们过了一家废弃的客店,路在这里分岔,车夫不定该走哪一条。我们在平原上转了几个钟头,随后我吩咐歇到天亮。我心里极不安,因为我们没带水,而骡马不像骆驼,没有水是走不动的。趁着还有天光,我们所能看见的四面八方都是沙漠。可天一破晓,我们便看见远处有树,车夫也认出了自己所在。我们的倒霉事还没完,因为快到村子时车陷进了一个坑,我们费了将近两个钟头才弄出来。十四日早上七点二十我们终于到了什噶台。这里有一座筑在土墩上的小堡,驻着一百名中国兵。土墙约二十英尺高,开有射孔,可南面三百码处有一座山俯制着它。村子约有三十所房子,一半住汉人,一半住突厥人。村子周围有一点耕地和些牧场。上午天晴好,下午四近落雷雨。
七月十四日。下午三点二十五动身,穿过一片沙漠,每隔四五英里有一处绿洲。南面是几道光秃的山岭,约五十到一百五十英尺高,同路平行。到辟展以东两英里处沙漠止了,地面覆着树木、耕地和小村落。路两边不时夹着一行行的树。我们又把道走失了,在这地方绕到凌晨一点半,才到了城门口,发现门关着。不过他们为我们开了门,我们便住进一家好客店——所谓好,只是按喀什噶利亚的客店算。满洲最小的村子也不会把这样的地方叫作客店。在那里,这样的地方是关牛的。白天极热,下午照例天山上有雷雨,夜里这底下落了极小的雨。
七月十五日。辟展四面各约四百码长的墙围着。城里居民约两千。唯一一条真正的街上有几家铺子,小而干净,卖寻常的衣料和用物。有些是汉人开的,有些是突厥人开的。这里的突厥人看着比哈密的宽裕些,衣着好些,房子也大些、干净些。女人通常穿长的红袍和裤子。她们用一块鲜色的布裹在头上,可我没有见着哈密那种大的球形帽子。下午一点四十动身,从北门出辟展,走了两英里半,过一片极漂亮、耕作得好的地方,一道可爱的小溪从中流过,两岸排着秀挺的白杨和柳树。许多小水渠引过田间、直横过路面,于来往颇有妨碍;可此时听见车子哗哗地涉水而过,实在是桩快事。平原上点着许多小村落,还有许多清真寺,同这地方别的一切一样,全是土筑的。其中许多座屋檐上堆着盘羊角和北山羊角,可我没有见着哪一只盘羊角有我在戈壁所得的那样好。
离辟展两英里半,那段可喜的地方突然到了尽头,我们又到了那同样沉闷的旧砾石沙漠上。从一处高地上,我把走过的这片地方看了个好。它极为漂亮。那平原东西约六英里长,南北三四英里,通体覆着树木,树荫下窝着突厥人的小村落。辟展以南约一英里处有一道沙丘,同我在戈壁所见的一样,可颜色暗些,也没有那样高。下午在砾石沙漠上热得可怕;走了十六英里之后,又遇着一处绿洲,我们实在是高兴。我们八点一刻在凉名场(七十里)歇下,那是个漂亮的村子,筑在一道小溪的陡岸上。客店有个忙忙的店主出来迎我们,照应我们的样子颇像满洲的店主,不像这里通常那种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睡在客店院里的地上,因为便在车上也太热。这地方有一样好处可记——蚊子和苍蝇都不多到扰人的地步。若多了,在这样的热里赶路便几乎受不住了。我倒极想自己走到那一路陪着我们的覆雪的天山上去——它们把那清凉爽人的峰顶现给我们这些在底下流汗的凡人看,那样子真是逗人。
七月十六日。凌晨一点四十五动身;离凉名场一英里便又进了沙漠。因为有沙,路极为难走。我们过了好几行挖在地上的洞。它们排成长列,洞与洞相距约二十码,周长六到八英尺。土都堆在四周;因为洞挖了有些时候了,多半又快填满了。不过有些洞壁用木头砌了起来,成了井。那样子像是有一支军队在这里扎过营,动手挖水。
离凉名场七英里处,我们过了几座低山,进了一片广大的平原,耕作得好,上头满是村落。这样走了七英里,随后我们朝下走一道狭谷,两侧的山是黏土的,绝对不生之物,有些地方极陡极峭。谷底流着一道小溪,可两岸太陡,不能耕种。我们过了许多靠着崖壁筑的房子和清真寺的废墟。它们显然是被山崩毁掉的。
早上七点五十五在桑青口歇下,那是一家突厥人开的客店。这是我所到的第一家突厥客店。炕上铺着一块极好的毯子,不过旧了些。
两点又动身,出了峡口,重又走那开阔的沙漠。从峡口出来的那道溪朝南流,两岸排着村子。南面约十英里处有一道山岭,看着朝东偏西走;山坡上有一条耕地的带子,一直往上延到吐鲁番。离桑青口七八英里处,沙漠上布着几百口井,据说是中国兵挖的。我们一列一列地过去,每列约两英里长,井与井相距二十码。这些井不是圆的,而是长方的,宽约二英尺半到三英尺,长七八英尺。我们看不见底;不过我们在一所房子歇下,那里有一口这样的井还在用,深一百一十英尺。
这些井的来由我很难解说。我那小子告我说,是一支围吐鲁番的中国军队挖的。那支军队别无取水之法,便挖了这些井。不过我倒疑这说法。我宁可说它们就是波斯和阿富汗所称的卡列兹,意在把地面以下所能得的水从一口井引到另一口、沿着地底顺坡下去,如此一路,直到要灌的地面的高度,水便在地面上露出来。
晚八点一刻(六十里)我们在一所突厥人家停下,因为夜里进不了吐鲁番。井里的水凉得可喜,房子干净而凉爽。院子一半搭了棚,棚底下有一个低台,这家的人坐在台上吃饭。我把褥子铺在院里地上,尽快睡去了。夜里能在露天睡而不怕蚊子,是桩大便宜。天气有霾,极热。
七月十七日。凌晨三点一刻动身,仍旧走了四英里的沙漠,随后过了一道小溪,便走过一片片废弃的房子和坟地,其间这里那里有一所住着人的房子和些耕地。左边的地方覆着树木、村落和耕地。离吐鲁番约三英里处我们过了一座清真寺,有一座样子古怪的塔,看着最像一座极粗的厂房烟囱。它约八十英尺高,圆的,土坯砌的,砌时把砖摆成不同的角度,成了些花样。它筑在清真寺院子的东南角。门道是寻常的印度式样。
我骑马过一所房子时,一个突厥老人请我进去;可我不能把车耽住。我们早上六点到了吐鲁番,住进中国城南部里头的一家客店。我打街上过时,有一片「俄罗斯」「俄罗斯」的低语声,一小群突厥人和汉人聚到客店院里看我。我那小子听说突厥城里有一家俄国铺子,我便带一个人引路到那边去。我们在一家铺子前下了马,接我的是一个样子体面的人,他同我握手,用俄语同我说话。我告他我是英国人。他随后带我穿过一个院子,到了另一个苇席为顶的院子。地上铺着几块好毯子,上头坐着几个相貌白净的人,穿突厥人的衣服。他们没有一个看着很像俄国人。他们说的话我一样也不懂,事情颇为僵住了;这时我听见「印度斯坦」一词。我立刻说:「印度斯坦语我会说。」他们便打发人去叫一个人来。那人来了,我同他谈了许久。他说他是阿富汗商人,这家的人是安集延商人。他在印度大部分地方走过,知道孟买、加尔各答、德里、拉合尔和旁遮普的一切城。
他问我北京是不是同加尔各答一样大的城。我说:「不是,差得远呢。」他为此颇为吃惊,便告了那几个安集延人。他随后问我在巴京(北京)见过契丹巴德沙(中国皇帝)没有。我说没有。他又问北京有几个英国人,是不是商人。我说我们在那里有一位埃尔奇,同俄国人、法国人和别的欧洲国家一样。北京太远了,这些中亚的商人不去;他们所得的关于它的说法,大概只从中国人那里来——而中国人把本国京城和皇帝的伟大无限地夸大。我问那商人这地方的生意,他说只出丝。这些安集延商人从茧上抽丝,可织是中国人织。过了一阵有人端茶来。我问是印度茶还是中国茶。他们说是中国茶,不过城里买得着印度茶。
那几个安集延人是高大体面的人,穿棉印花布的长袍,脚上是高跟的高筒黑皮靴——同哥萨克人穿的一模一样,不过底下那部分不同上头连在一起。那是一只拖鞋,他们踏上毯子前把它蹬掉,长靴还穿着,只是脚上成了软的、能弯的。
喝了茶,我又到突厥城去看铺子。这里所卖的主要货物——实在差不多是唯一的——是棉织品,主要是印花布。有些极为漂亮,印着花的样子;另有些是许多颜色的手帕,极有品味地配成花样。
还有不少各色的安集延丝。这地方的丝只有白的;我找不着有色的。我买了一码,宽十五英寸,花了六十个茶钱(约三先令)。它极粗。铺子朝街敞着,可用一个柜台同街隔开,店家站在柜台后头,四面围着从地到顶的架子,架上放着一卷卷的棉布或丝。这些铺子十到十二英尺见方,比印度城镇寻常的集市铺子要好,可不如中国的铺子。
我在铺子间走着看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同那些突厥人的样子不同——更像印度斯坦人的相貌;我便用印度斯坦语同他说话,而他居然答了我,我极为欢喜。他说他是从麦加来的阿拉伯哈只。几个突厥人见我们站着说话,极为客气地请我们到一家有座位的铺子里去,我们便谈了许久。这位哈只在印度、阿富汗、波斯、埃及、土耳其和布哈拉都走过。我问他下一步往哪里去。他说命数引他到哪里便到哪里。他一年前(一八八六年)在赫拉特;他把两根食指相向指着、渐渐并到几乎相触,说俄国人和英国人那时就是这样。随后他让两根食指错开、平着并行,说俄国和英国如今是这样。他又把两根食指扣在一起,说英国同阿富汗的埃米尔是这样。他说这地方是个穷地方——通体是莽丛,没有水,没有面包;而印度两样都足。我问他这一带的部族,他说他们是突厥人(除此我问不出一个确定的名目来)。喀拉沙尔有卡尔梅克人,山里也有。卡尔梅克人是佛教徒。他问我那小子是不是东干人,说东干人是好人,别的中国人极坏。(他这样说,自然是因为东干人是穆斯林。)他的影响似乎极大。一大群突厥人聚到我们四周,可他说了几句,便把他们同我隔开,他们只默默看着。他时不时对那群人说话,向他们解说英国人是什么。我为此很高兴,因为他对我们似乎评价极好。我听见他极公然地骂中国人,而那里有好几个中国人在(不过也许是穆斯林)。这样的人能做许多好事,也能做许多坏事;我比先前更清楚地看出伊斯兰教在这些地方有何等大的影响,而这影响在某些时候会何等危险。那位马赫迪,大概就是同这位阿拉伯哈只极相像的一个人。
我们所在那家铺子的主人请我喝了茶,可我注意到那阿拉伯人一口没喝。他是否像在印度那样有种姓之别、不肯同异教徒同饮,我不知道。他同那阿富汗人都是从印度经白沙瓦、喀布尔和布哈拉来的。那阿拉伯人到过塔什干,说那是座同孟买一样好的城。同这两个人谈过,我觉得精神大为一振。这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能同人流畅地谈话。想想:一个英国人在突厥斯坦遇见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阿富汗人,用印度斯坦语谈着,竟这样欢喜!
傍晚我看见两个样子不凡的人站在我客店院里,显然想见我,可不肯像中国人那样硬往我这里挤;我便出去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突厥话,可我听得出他们是浩罕人。他们说他们的国如今是俄国的了,他们叫它「费尔干斯基」。我说我是昂格雷兹(英国人),他们立刻说:「英格利什。」我从他们那里学了几个突厥词,随后他们同我握手去了。
我在哪一本书里读过:吐鲁番热得人住在地下的洞里。我向来不大信,可今天我发现这是实事。我客店院里就有一道窄梯通到地下。我下去了,见着一间有炕的屋子,一个中国人躺在炕上抽鸦片。底下全然凉爽,也没有霉气,因为土极干。屋子由屋顶上一个通上去的洞通着风,极为通气。
吐鲁番由两座分开的城组成,都有城墙——中国城和突厥城,后者在前者以西约一英里。突厥城人最多,大概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居民,而中国城至多不过五千。
那城约八百码见方。照例有四座城门——北、南、东、西。都是实心砖砌的,厚重的木门上包着铁。门道由一座半圆的凸堡掩护。城墙保存得好。墙是土筑的,约三十五英尺高,二十到三十英尺厚,顶上开有射孔。主墙外头有一道十五码宽的平地,再外是一道八英尺高的射墙,紧外头是一道十二英尺深、二十英尺宽的壕。城门上有鼓楼。四角有小的方台,角同城门之间有小的方凸堡,每一面两座。
中国城里铺子少,而且不好。吐鲁番是个「厅」城。这城和它的四近处在极低的高度上。我的气压表在这里读数是二十九点四八。我的温度表坏了,所以没法记温度;可大致可算在九十度和一百度之间——比方九十五度。吐鲁番必在海面以下两三百英尺之间〔注一〕。这样的洼陷出现在这样深的内陆,是极为可注意的。
七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十分动身,从西门出中国城,穿过突厥城,此后转往南,走过一片种了不少棉花的平原。麦子此时差不多都收了。罂粟也过了季。五英里处我们绕过一道从天山下来的低支脉的末端,走过一片覆着矮树、却没有耕种的平谷。刮着极大的风,把我们走得极慢,于是晚十一点我们在一家孤零零的客店歇下,离吐鲁番六十里。
七月十九日。凌晨三点动身,仍旧横穿那平原,渐渐靠近我们左边一条耕地的线。早上八点半在托克逊歇下。这是座小城,或者说是两座小城,都有城墙,各约四分之一英里见方,相距半英里。这里有一小支驻军,大概四五百人。铺子小。这里和吐鲁番葡萄与瓜都极多。吐鲁番的葡萄极好,几乎同英国温室里种的一样。它们个儿大,肉极厚,味足。有一种是长形的,有些长一英寸半到一英寸三分。
下午三点四十又动身,往南走。耕地延了一英里,随后让给矮树;再过三英里矮树也止了,我们便爬南面一道山脉的光秃砾石斜坡。砾石里掺着沙,又松,所以极难走,我们走得慢。这里同路上一切难走的地段一样,马的骨架极多;我们还过了两具人的骨架。离托克逊十六英里,我们进了山里,照例全然光秃;再过四英里,在一道小溪旁的一家客店歇下。
今天天气凉些;西风极大。
七月二十日。早上五点半动身,做了极长极苦的一天活:顺着一道满覆松卵石的溪床往上走。我们是一阵一阵地把车赶上去的——车夫在一边,那小子在另一边,催着牲口走一小段,随后停下,随后再一冲,如此下去。这在满洲我们本会当作没有的事,可那里骡子要拉的轻些。这道溪同这些山里别的溪一样,走向极为特别。峡口下端看不见溪。我们往上走,便现出一道细流,渐渐大起来成一道小溪,随后又忽然在砾石底下不见了。我们在它最后露面之处歇了两个钟头,离那客店十二英里,喂了牲口。下午我们在那峡口里又是同样苦拉。两边是光秃险峭的山,一千八百或两千英尺高。
下午六点,我们在一处崖脚清冷的泉边歇下。后来下起大雨,可我在车里舒舒服服的;那小子睡在车底下,车夫睡在崖壁的一个凹处。在车上人可以弄得极舒服:褥子铺在行李上,前头挂一块防水布。
今天天气凉;傍晚有雨。
七月二十一日。我们这时有一段极难过的路。一处山崩正落在溪上,溪被大石堵住了。我们把车卸空,行李放到骡背上驮到那一边。骡子驮了两三趟,随后回来拉空车;两头骡、两匹马、两个人极吃力地才把空车弄过那些大石。随后把车重装起来又走,在卵石里艰难地犁着;可没走多久,又一处山崩堵了路,车只好再卸一次。我们末了用了七个半钟头,到了一家客店,而那里离我们昨晚宿处只一英里半。客店里有个肃州商人,他在那里见过贝尔上校。这家客店名叫五号铺拉。
下午五点二十五又动身。卵石不久结实些了,山也不那样险峭、开阔些了。离五号铺拉九英里处,我们到了那道山脉的顶。下坡容易些。六十里处我们过了一家客店,可一夜连着走,出了山,朝下走那砾石斜坡到库木什,那是个约二十所房子的小村,还有营房,驻着一支兵。水取自一道小泉和溪。天气凉,夜里几乎冷。近山口顶上,我看见一只北山羊角,量得三十二英寸。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动身,走过两道平行山岭之间的一片平原,南面那道离一到二英里,北面那道离十到十二英里。平原上覆着矮树。离库木什十六英里处,我们从一道峡口进了南面那道山岭,峡中有一道溪,此时干了。路难走。九点三十五在玉付口歇下,那是一家客店加一个小关卡(六十里)。
天气凉;北风。
七月二十三日。早上四点半动身,顺着溪床往上走了两英里半,山渐渐开阔了。路随后出到一片极缓地朝南倾的平原上,南界是约十英里外一道低矮的山岭。这平原是朝西偏南横过的。十五英里处过一所小屋和一口井。两点半在乌什塔勒(中国人的念法,俄国地图上作乌沙克台)歇下,那是个村子,坐落在我们一路下来那片斜平原的脚下的平地上。人家告我们说这是个大地方,可它夸不出五十所房子来。不过这里买得着面包,鸡蛋五个茶钱(三便士)十三个,不像库木什那里只给五个。村子西边有一座筑了防的小营房。
晚八点一刻又动身,走过一片覆着矮树和一些树木的平原。两英里处我们过了一道小河,宽而浅,水在卵石床上流着。这是我近两千英里以来所过的第一道有点大小的河。再过十英里,我们过了另一道小河。这两道河从北面四五英里的山上下来,注入南面一个湖。离乌什塔勒二十英里处,我们进了一片树木极密的地方,像座园林,有一簇簇长的粗草,还有许多小溪。这里的雨量必比更东边大得多。土是沙的,看着不值得耕种,因为我们只过了一个小村落,离清水口六英里半;我们凌晨四点四十在清水口歇下(路程九十里)。
这是个村子,坐落在一道宽约二十码、深一英尺半的溪上。离这里一英里半处,我们过了一道四英尺深的溪,几乎把骡子淹着,又把车底淌满了水。
天气晴好,傍晚凉。
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七点四十五动身;一出村子便过一座筑了防的小营房,东墙被水冲塌了,可那口子用柴束填了起来。我们一动身便下起雨来,一路湿着走到喀拉沙尔,走过一片覆着矮树和一些像榆树的树木的荒原。离清水口十英里处,我们从一道堤道上过了一片沼泽。这地方几乎没有人住,虽说水很足。直到离喀拉沙尔两英里处,我们才过了一个小村落。我们下午两点半从东门进喀拉沙尔(离清水口九十里),又从南门出去,住进近旁一家客店。
喀拉沙尔城同这一带一切城一样,围着一道土墙,城门上照例有塔式的楼。主墙外头绕着一道射墙,可此时差不多塌尽了。墙内有几座衙门,可只有几所房子。墙外南边有几家铺子和客店。
有几个东干人来看我,我同他们谈了一回。他们说这地方的人口差不多全是东干人和突厥人。四周山里有卡尔梅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东干人(我没有问他们是谁,他们自称东干人)在相貌上同寻常中国人分不出来,可他们似乎比这一带的中国人干净些、体面些;这一带的中国人看着是中国本部中部各省的渣滓。
七月二十五日。今天我们须歇半天,晒星期六夜里在河里打湿的东西。我在这地方周围走了一回。有墙的城外有两条街下到河边,河离城墙半英里多;北边那条街铺子最多,可都差。河边有几处卡尔梅克人的营地。他们是正经的蒙古人,住蒙古包,穿同别的蒙古人一样的衣服,留辫子,戴有缨的圆色帽,穿长袍。他们同汉人、突厥人都容易分得出来。我向好几个人问过突厥斯坦这一带的各族,人告我说有三个不同的族——契丹(汉人)、东干和突厥;而在喀拉沙尔这里另有少数卡尔梅克人。突厥人似乎不分部族,而是按所属的城来称。汉人叫他们缠头。有一个突厥人,我正设法同他交谈,他把我带到一家铺子,那里有一个人朝觐过麦加,还见过拉合尔、孟买、苏伊士和君士坦丁堡。可惜他只说波斯话。这些朝觐者所走的路之远,实在了不得。喀拉沙尔我找不着会说印度斯坦语的人。
我曾吩咐店主替我留意一匹好马,他们牵了两匹来给我看。我买了一匹,二十两(五镑),是匹能负重的壮马,背短腿短,后腿极大,可步法比它的相貌所许的要舒服得多。我想它该能把我好好驮到印度。
我们下午四点十分动身,在城尽处须坐渡船过河。河约一百五十码宽,三到四英尺深,流过一片平地;河水若再涨两英尺,这片地便要被淹。那船刚好载得下我们的车和我两匹马,由三个卡尔梅克人撑过去。到了那一边,我们遇着一群骑驴的卡尔梅克人等着摆渡。他们是护送一位蒙古贵妇回她丈夫那里去的——那是他们一位头人的妻子,先前在一回劫掠中被掠去,此时正回来。她极为壮健,把这一行人全攥在手里,左右开骂,因为她刚在他们所过的一道河叉里湿了身。她忙忙地转着,给自己的驴卸鞍、放它去吃草,又把别人指使得东一头西一头。
离了渡口一百码,我们须涉过那河的一道支流,约三十码宽,有些地方深得又把车里淌湿了。此后我们走过一片沼泽,我们的车陷了三回。第一回我们试了三个钟头才弄出来,直到把车上一切都搬下来、又雇了几个突厥人帮着推拉,才算成了。随后顺顺地走了两英里,又陷住,第二次又得把一切都卸下来。我们随后出了那片沼泽,可第三回陷在一道深车辙里!牲口累极了,那一夜不可能再走,因为已经一点钟;我们便到一个帮我们的突厥人家里去,把那小子留在车上。
那突厥人请我们进一间极舒服的屋子,只是土筑的,可那样子仍看着干净。墙四周配了一道印花布的墙围,把这地方衬得亮些。炕上卷着一堆堆毡子和被褥。屋里有两个灶,可没有烟囱,烟从屋顶一个洞里出去。各样家用器具挂在墙上,一根椽子上挂着些羊肉和香草。一切都干净、摆得整齐,也没有气味。这屋子比印度村子里同一等人所住的屋子好得远。我这位主人忙忙地替我备下被褥,又端来些茶;喝过我便赶紧躺下,因为我极累了。
七月二十六日。今天一早车从那道辙里弄出来了。帮我们的五个人我各给二十五个钱,又送了主人些茶、糖、蜡烛和火柴。他极为欢喜,再三行礼;东西拿进屋里时,这家的老太太也极为优雅地向我鞠躬。他们一定要我喝茶,那位太太端来一盘茶、面包和花。那突厥人随后告我说,不久前另有一个英国人也在这家住过。离了这家,路好走了,走过一片覆着小矮树的沙平原。三英里处我们过了一个小村子,有一座营房的废墟。
离那突厥人家四十里,我们在硕硕克歇下,那里只有一所突厥人的房子和一家官府办的客店;客店没有人照管,差不多塌了。我们在这里晒东西;我的衣袋满是水。日落时蚊子成群地来;我们点了四堆火想熏走它们,可一点用也没有。我们本要在凌晨一点动身,我躺在火堆之间,可一点也没睡着——前一夜到一点才躺下,这运气算是坏了。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一点二十五动身。那车夫又露了一回脸:他把车赶进了一道深辙里,虽说我们带来的那个突厥人已经指给他看过。他是亚洲最坏的车夫。那突厥人随后自己接了手,很不客气地把车夫撵下车去。赶这样的套是颇要点诀窍的。我们前头并排套两头骡和一匹马,辕里一匹马。难处在于叫它们一齐起步。打鞭子没有用;唯一的法子是吼。好车夫先把自己鼓起来,随后发一声特别的呼哨,那些骡便一齐顶进套里去。这里的人不在行;可在满洲,路坏得那样,他们是一等的,能把九头牲口的一套赶得像一头一样。
路此时穿过一片碎成许多小丘的地方;离硕硕克十一英里处,它进了一道南北走向的山岭,顺着一道切穿这山岭的河的岸走。再过三英里半,过一个关卡和一座堡的废墟,它们占着一边是河、另一边是险峭山壁之间的那块窄地。谷底宽处不一,从二百码到四分之一英里。河流得急,有相当的长度。它宽三十到四十码,在卵石床上流。路是沿山脚修出来的,为此清掉了大堆的石头和卵石。
离关卡两英里半,我们在河对岸过了一个兴旺的小村子霍尔噶。这里有一道三百码的陡坡要爬,为翻过一道伸出来的支脉。那一边下坡容易。再过一英里半过另一道支脉,不那样陡;随后我们渐渐下到库尔勒。从那山上看库尔勒的景致极漂亮。底下整片平原、沿着河岸,通体覆着树木和耕地,其间看得见库尔勒的城墙。这里耕地之广,胜过我们所过的任何别的城。我们早上九点二十五到库尔勒,住进城南门外一家客店。库尔勒有两座城,中国城和突厥城。中国城只约四百码见方,围着一道约三十五英尺高的土墙和一道壕。角上有圆的凸堡,可城门处没有凸堡。入口只在南边。南面一英里是突厥城,北面一侧被河水冲着,河上架着一座木桥。突厥城的墙塌了。城里有一条主街,南北走向,约七百码长。铺子比喀拉沙尔的好些,可不如吐鲁番的。这里的人看着富足,四周地方耕作得好。麦子正收,玉米种得很多,稻子也种。
我们在这里换了一匹驾车的马,动身前又雇了一个突厥人同我们到喀什噶尔去。晚七点二十五又动身,起初往北走,直到出了耕地到了沙漠,便顺沙漠往西走,沿着耕地的边缘。晚十一点十分在耕地尽处一家客店歇下(四十里)。
七月二十八日。早上我们发现那突厥人不见了。那车夫找着了一个自以为可以作威作福的人,极为得意,把他骂了一通、随意指使,于他便明智地在夜里走了。
早上四点四十五动身,穿过一片覆着矮树的沙漠。看得见耕地沿河岸朝西南伸出去。十七英里处我们过了一家客店的废墟;再过八英里,进了一片覆着树木、却没有多少下层灌丛的地方。下午两点四十在恰尔奇歇下,那是一道溪岸上的小村落。这里有营房的废墟(一百四十里)。
傍晚六点又动身,同另一辆也往库车去的车合了伙。这地方同我们早上所过的一样,树木很密。二十英里处我们过了一所塌毁的房子,近旁有水。凌晨三点在耶鲁木口歇下(九十里),那是一道溪上的小村子。
七月二十九日。我们一行人在这里整个改组了一回。同我们同行那辆车的车夫,答应每月六两随我到印度去。他年轻而壮,又懂管马,所以我盼他会有用。
从哈密来的那个车夫被辞了,我们换了一个要回喀什噶尔去的中国人。我那小子此时告我说,那车和那套牲口是他自己在哈密买的,花了一百二十五两(二十五镑)。
那小子把车和牲口以八十二两卖给了新车夫,又许他若再二十天到喀什噶尔便给他二十两。
下午三点二十五动身,走过一片沙漠,到了阳萨的耕地。这片耕地颇有些广,南北约八英里,宽约五英里。
阳萨村不大,可整片地方点着房子。灌田的那道溪上架着一座好木桥,路两旁排着树。
七月三十日。下午四点一刻动身。耕地过了两英里便止了,随后路变坏了,到布雨尔之前要过好几段极难走的泥沼。我们下午十二点十分到那里(九十里)。
这是一片比阳萨略大些的绿洲,布雨尔村里有两条街的铺子。这里也有营房,驻着约三百兵。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半动身,走了十英里的耕地。过了两道小溪,两岸是好牧地。此时又穿一片沙漠,晚十一点半歇下。
八月一日。早上六点动身。耕地立刻便尽了,我们走过一片砾石沙漠,有些地方是沙的;难走。我们不断看见一些长方的石圈,头上一块大石,朝着麦加。这是沙漠里临时的礼拜处。
上午十一点半在一家没有店主的客店歇下,在一片极小的绿洲里,另外只有一所房子。
同一个突厥人谈起,我弄清这一带的人主要是多兰人,突厥人的一支。他们一直分布到吐鲁番,可不到乌鲁木齐。眼下我看不出他们同别的突厥人有什么分别。告我的人说乌鲁木齐有突厥人,可没有多兰人。
下午一点四十五又动身,走过一片沙漠。晚七点歇下。有一家客店满是回家去的兵。我那小子——实在是人人——都怕兵,因为他们有把一切顺手的东西都偷走的名声。有一群人聚到我屋子或车子四周时,他若听见里头有兵,便用英语朝我喊:「老爷!留神!兵这人很会偷!」
这片绿洲南北约七八英里长,宽两三英里,由从山上下来的溪灌着。
天气晴而热。
八月二日。两点十分动身,又穿一片沙漠,不过沿途有三道从坡上下来的溪给它水。八点半我们到了库车绿洲,走了三英里覆着树木和房子的地方。路两旁也排着树;在到那正经的城之前,房子已很多。树之多极为显眼,而路边的房子竟是靠着树筑的。
我们把车赶进一家客店院里,可那里没有地方;人告我们说有一批兵过境,所以各家客店都把门关了。在车上等了半个钟头之后,店主替我安排了一间屋子。保国的勇士们在自己同胞眼里是不很受敬重的。
此时来了一个会说印度斯坦语的突厥人。他是个哈只,在印度做马生意待了十年。他极为亲热,问有没有可以效劳的。我说我要一个突厥仆人随我到印度去,还要买一匹好马。他去了,说这两样都多的是;不久客店院里便满是马。他是个正经的印度马贩,他一开口我便笑了,还是那句老话:「老爷,我不说谎的」,「价钱是八十卢比」。我告他我也从不说谎,而我出的价是二十两(他把八十卢比算作三十两)。各样的马都来了,我在主街上来回骑了二三十匹,因为那是近处唯一可试马的地方。他们所要的价约为这一带寻常马价的三倍,所以我只挑了一匹,以二十五两(五镑)买下。那是他们牵来的马里差不多价最低的一匹;可他们的标准同我的不同,他们看重的是个儿和负重的本事。那哈只极力劝我买一匹两岁的马,通体有黑斑点。我说太小了。「哪里,」他说,「你到印度的时候它就三四岁了。」可他先前明明告我两个月便到得了!另有两个在这里住了二十年的阿富汗人来看我。我问他们阿古柏时他们在不在这里。他们说:「在;那时候是好时候。」那两个阿富汗人说中国人的作为极为「扎巴尔达斯提」(横暴),又说突厥人就像羊一样受着。其中一个认得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也听说他已故了。
突厥人的城防官来看我,要向中国人报我是谁、在做什么。他是位最好性情的老先生,记我的答话时那样子,像是觉得满足中国人的好奇心是桩极不必要的事。我说我是回我所住的印度去。库车城同它的属地大概有六万居民。那哈只告我说,热天里许多人上山去。中国城约七百码见方,墙二十五英尺高,没有凸堡,城门也无掩护,只有一道约二十英尺深的壕。里头满是房子,还有几家差铺子。突厥城的房子一直筑到壕边。中国城以北约八百码有能驻五百人的营房;我估整个驻军一千五百人;他们用的是旧的恩菲尔德枪,带塔印。中国城东南有旧突厥城的残墙,可房子的大多数和一切铺子都在这墙外。铺子小,像印度的;本地所造的东西一样也不卖,只卖羊皮,极便宜。我那小子给他父母买了两张,每张七两;他说在北京要十二或十五两。我也买了一张。丝绸和棉布来自安集延、俄国和中国。
八月二日。晚七点半动身,穿过中国城,此后又走了三英里耕作得好的地方,随后沙漠又开始了。我们此时顺着一道溪床渐渐朝一道山岭上升。极难走。
凌晨三点在一家客店歇下,没有人照管,近旁有一眼小泉。一所突厥人的房子就在旁边。
八月三日。早上六点十分动身,仍旧朝峡口上走。那道溪切穿一道山岭,山岭北面是一片碎小丘的海,通到第二道山岭;那第二道的上坡有四分之一英里极陡,走了一个半钟头。坡上满覆卵石。顶上有一所小房子卖水。下坡容易,可一直下到克孜勒才完,我们三点十分到那里。沿路每隔十里立着阿古柏所造的柱子。我们住进一家好客店,在那道灌溉克孜勒田地的河的左岸;可村子的主要部分在对岸。
天气有云;山里有雷雨。
八月四日。早上五点十分动身,须在客店近处过那道河。河被雨涨了,分成四道,其中两道深到人腰;宽三百码,水流得急。我们雇了两个人牵车过去,因为这样的涨水里有时整辆车都被冲走。那一边有一英里的耕地,而据我目力所及,村子以下的整条河岸都是耕地。
八点五十我们穿过萨拉姆村,村子围着一道约二百码见方的墙,此时塌了。村外有营房的残迹,此时空着。从这里到拜城,这地方大部分路上都是耕地;地势平,由许多从山上下来的溪灌着。路一路排着树,有覆雪的山作背景,这地方看着极为漂亮。麦、燕麦和玉米是主要的庄稼。收割刚开始。这地方有一样值得注意:本地没有车。农事上压根不用车,运本地出产进城也不用。这些事只用驴;只见得着几辆走长途的旅车。下午四点五十到拜城(一百二十里)。那是个穷地方,筑在一道小河的右岸。居民大概三千,可四周各处人口极多,耕地朝北伸出八到十英里,朝南五六英里。离河岸四分之三英里、同城分开的地方,有两处方的、看着像堡的所在,人告我说那是官员的住处,不是营房。城西外头有一座大衙门;城不围墙。
白天天气晴好,可晚七点来了一场大雷雨。
八月七日我们到了阿克苏,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城。它有两千驻军,本地人口约两万,此外还有四周属地的居民。这里有大的集市和好几家客店——有些给旅人住,有些给要久住卖货的商人住。有人从远处带货来,在这样的客店或曰客栈里租一间屋子,在那里住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直到把货卖完。随后他再买一批新货,往另一座城去。正是在这些客栈里,人见得着中亚典型的行商;我常羡慕这些人那份自在、独立、游荡的日子,其间又掺着足够的艰苦、跋涉和在异国的风险,使它有滋味。同他们说话总是有趣的:他们机敏、精明,一肚子见闻。自然,他们对英国人是有好意的,因为我们鼓励通商;可他们极为四海,除了眼下所住之国,实在不属于任何一国。而这种同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厮磨的习惯,给了他们一种平静匀和的性情和一份开阔的见识,使他们成为极可人的同伴。
我雇了这样一个人——巴焦尔的帕坦邦人——随我经乌什吐鲁番去喀什噶尔,而我的车走玛喇巴什那一路。他名叫拉赫马图拉·汗。他是这一类人中的好样本,满脑子冒险的打算。他最大的志向是去一趟英国;可他要走陆路,不走海路,海他怕;于是他想知道怎样能一路做买卖做到那里。他说他常想带些白骆驼去,另一个商人告他说沙漠边上弄得着那种骆驼。我问起这些骆驼,他说他不确定它们真是白的,不过颜色极淡,是极特别的牲口,在动物园里会引起轰动〔注二〕。可他又问我,关于怎样能把去英国这一趟走得合本,我有没有更好的主张。我告他说,他若在这地方那些古的废城和被沙埋掉的城里找一找,也许能找着古的饰物和书,在英国可以得大笔的钱;他离开我之前,我给他写了几封信,寄给大英博物馆和孟买、加尔各答博物馆的馆长。
在这人的引领下,我八月十日离了阿克苏。我自己骑一匹马,另一匹由那个突厥仆人骑,第三匹驮我们所带的全部行李,由他牵着。这样我们走得快,一程能走得远。几个从印度来的商人陪我们走了前半程,在果树荫下的一座园子里备了午饭。那里极为凉爽可喜,那些商人也极为快活、合得来。阿克苏以外好几英里都耕作得好,路也好。我们过了阿克苏河,它分成许多道,总宽一英里,深处的水及腰。再往前我们过了阿拉尔小村,第二天到了乌什吐鲁番。
这是座入画的小城,在一座嶙峋的山脚下,山顶有一座堡。这里有个好集市,我在集上遇见一位老人,他原是阿古柏手下的一个首席书记,可此时境况极差。他只能含含糊糊地咕哝,可他一见我便吐出「肖」这个字;我立刻请人替我问他,才弄清他同我舅舅打过许多交道,而且极敬重他。我此时实在是走进了这样一片地方:常遇见认得肖和福赛斯使团诸人的人,而这趟路的趣味因此增了。中亚的人事变动是急剧而彻底的。这一年阿古柏无人知道;第二年他统治着一片广大的地方,四周是臣僚和大员。他们掌权不久,便被一扫而尽,中国人代了他们。在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使团、以及肖在这地方最后一次旅行的时候——离我这一趟才十一年——那些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今只剩极少的几个,而且境况极穷。可遇见他们是有趣的,听他们谈起从前的好日子和他们所经的那份排场与声势。
离了乌什吐鲁番,我们走过一片起初耕作、随后又多少回到这一带所特有的不生之物的地方。不过,我们所上的那道谷两侧的山坡,倒不像我们所过的许多山那样全然不生之物。上头有不少矮树和小灌木,再高处有些地方是好的草坡。那一程末了,我们到了一处二十二顶帐篷的吉尔吉斯营地。这是我所遇的头一批吉尔吉斯人;不过男人多半带着牲口群在山坡高处,留在底下守着那些可称为重营具的,只有极老的和极小的。我自己没有帐篷,又没有公家的客店,便只好照这地方的人所行的办——求帐篷里的居民留宿。这一回照常是一口答应了。我们骑到一顶帐篷前,拉赫马图拉·汗进去说我们是往喀什噶尔去的,求一夜的宿处。这样我便住进了一顶帐篷,同四位极老的太太在一处,其中一位是曾祖母,最年轻的也是祖母。她们是极好客的老太太,我们彼此都极有兴味。那帐篷的构造同蒙古人的蒙古包相似,不过这些吉尔吉斯人似乎比我所遇的任何蒙古人、也比我们后来在帕米尔所见的吉尔吉斯人宽裕得多。他们衣着好,穿厚棉布的长而宽松的袍子——大体是条纹的——俄国所造。帐篷四周堆着过冬的衣服和被褥——好的厚毡和暖被;还有一排排的箱子,装着家用的东西和宝贝。帐篷里总隔出一小块地方,那里存着奶、奶油和凝乳的一切储备,那是吉尔吉斯人的主食。总的说来,这些帐篷极为干净舒服;而由于同这些吉尔吉斯人一家子地过日子,我比不然所能看到的,要多看见他们许多风俗和习惯。
我在帐篷里四处看着的时候,几位女主人正把我的全部行装一一细看,对它极有兴味。我得脱下靴子袜子,恰好我的袜子有洞。这立刻触动了她们那份女性的本能;袜子一下被抽走,一位老太太便细细地替我补起来。好心的老人家,受这样的照应,真叫人想起较有家常之感的时光!补过袜子,那位太太做了她的祷告;而我同她们在一处的整段时间里,总有一位或另一位老太太似乎在祷告。
傍晚,留在营地里的一切牛、羊、山羊——多半是带着小的——都被赶在一处挤了奶,还有一两只小羔被抱进帐篷里好生照看。那奶油极厚,喝着好极了。可吉尔吉斯人多半喝乳清;他们有一个法子:把几乎凝实的凝乳搓成拳头大的团,把这些团在太阳底下晒干,留着过冬或路上吃。这样的凝乳团不很开胃,可吉尔吉斯人吃得极多。接奶用的碗都是木的,决不像人所愿见的那样洁净;实在,我疑它们是否彻底洗过。今天的奶倒出去,明天的倒进来,如此一月又一月。尽管如此,那奶似乎总是新鲜而好的;而它是在吉尔吉斯人中间旅行所得的酬报之一。
我所住那顶帐篷的几位主人吃了凝乳、奶和一点面包作晚饭;随后天黑了,她们说该睡了。她们先做祷告,随后拿下一堆被褥(床架自然是没有的),一定要给我铺一张毡和被的床;随后把自己的也铺好,又在屋顶的洞上拉过一块毡,以防夜里下雨,便各自上床,我们一同舒舒地睡到早上。
第二天我们继续顺那道谷往上走,每隔几英里便过一处小的吉尔吉斯营地。我们实在是正正地走在吉尔吉斯人的地盘里。游牧人照常例不耕种,可我们过了几片耕地;而极可注意的是:这些耕地种的常常——在这道谷里实在可说一般地——是罂粟。一问,我才知道:吉尔吉斯人自己虽不抽鸦片,却觉得罂粟是最合算的庄稼,其所出卖起来比任何别的庄稼都合算得多。
八月十四日,过了一处叫松塔什的宿营地之后,我们在另一处叫阿克恰克的地方宿了一夜;第二天翻过喀拉喀拉山口,进了一片颇为光秃、朝西倾的平原;在头一个山口以外约十五英里处,又翻过第二个。我们此时到了所称的瑟尔特地方。那里没有正经的路,只有牲口的踪迹朝许多方向去。我们带了一个吉尔吉斯人来指路,可他此时不肯指了,末了把我们丢在一片光秃低矮的山丘和不生之物的平原之间,看来既无水,又无居民,也无一条特定的道。我们又知道:我们所可能遇见的那些人名声不好,据说时常劫杀行人;情形看着不妙。不过我们仍朝着喀什噶尔的大致方向赶,傍晚时分,走过极苦的一程之后,到了一处六顶帐篷的营地。我们所求那一顶的主人极为阴沉,可末了答应让我们宿一夜。我们进帐篷时,我吓了一跳,因为看见门口拴着一只腿上系绳的巨大凶悍的鹰。看那样子,极小的挑逗便会叫它朝人扑来;我平安地走过它身边,才松了一口气。这是这一带的人养来放猎的鹰,用它们甚至能捉到小鹿。我从没见过它们这样打猎的;可我记得若干年后在帕米尔,见过一个吉尔吉斯人骑马追赶、捉到一只鹰来做这用处。我头一回看见那人出去骑马追一只鹰时,还以为他必是疯了。我们先前在远处看见地上有两只鹰,那吉尔吉斯人一看见便狂追过去。它们自然一见他便飞起来,可他沿着谷一路狂追其中一只,直到那鸟渐渐落到地上。实在,它是把所吃的那具尸肉撑饱了,再飞不动。那吉尔吉斯人下了马,抓住那鸟,把腰布一圈一圈缠住它的身子和翅膀,直缠成一个齐整的包,随后夹在腋下,上马骑回我这里来。他说那鹰若试出是只放猎的好鹰,他可以得两百卢比。我在此时所住那顶帐篷里向那只鹰的主人问起这些鹰的训法,可他太阴沉了,没给我任何像样的答复;第二天早上我们离他的营地时,对他实在没有什么感激之情。
我们一整天赶得极紧,走了四十六英里一程之后——所过的地方多半是光秃的山和砾石平原,不过洼里偶有一簇簇树木——我们到了一片轻质黏土的宽平原,平原中间有一处极大的营地,足有一百顶帐篷。可那里的居民远不友善,费了很大的难,才找着一个人肯留我们住。拉赫马图拉·汗极有分寸、极会劝说,可他那一夜告我说:这些人对我们心意极坏,劝我留神。
第二天早上事情更坏了。我上马要走时,这些粗野的吉尔吉斯人一群群聚到我四周,狂乱地指手画脚。我问拉赫马图拉·汗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已决意不许我穿过他们的地方。他们的理由是:从前没有欧洲人经过这里(其实这不是实话,因为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使团的一队英国军官曾进到他们这地方、远到别洛提山口),而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该许我过。有几个较激昂的主张动武;可拉赫马图拉·汗始终极为镇静,甚至还带着笑,同他们说理;我则坐在马上看着,深知这位帕坦人独自把事情办得最好。
看他那番说理渐渐生效、看他那份从容的章法,是桩有趣的事。他先引他们说出来,让他们把所有可供嚷叫的余力都用尽,随后问他们:拦住我有什么好处?他说我是从北京直接来的,有中国皇帝的护照,可以拿给他们看;而既有那护照,我便是有名有姓、行踪有人知道的,所以我若有什么事,他们这地方便要满是中国兵,什么样的祸都要落到他们头上。他接着说,就他自己而论,他们让不让我过都无所谓;可从一个旁人的眼光看,在他们这一边,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到下一处、就此了事,确乎显得明智些。他们若这样办,此后便再听不见我的事;而他们若对我做什么,后头的事情便要多得多。这事的结果是:他们容自己被说服了,议定许我上路。拉赫马图拉·汗成功地把我从一个本可能极为难办的处境里拔了出来。
办这类事,他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之一,因为他同人说话向来得体,遇难处又冷静。他也是个好同伴;在长程路上、以及走完路在帐篷里的时候,他常给我讲他的游历:他到过埃及,俄土战争时在君士坦丁堡。俄国人最叫他触动的一点,是他们的兵「帕卡」,就是耐苦。他们在吃穿上受的待遇不如我们的兵好,可他们是「帕卡」——他一再这样说——而且肯受任何艰苦。俄国人身上他所不喜的一点,是他们对护照的那份热衷;他们总为护照同他纠缠,所以走动起来总有几分麻烦或阻碍,这便妨了他那游荡的天性。他是个严谨的穆斯林,在我看来他似乎一直在祷告,虽说他向我保证他只按规定一天五次。至于我们,他认为我们没有宗教。他见过我们星期日去教堂,可那只是一星期一次,而剩下那六天我们做什么,他就不知道了。我知道这人靠得住,所以把同吉尔吉斯人的这场争执完全交在他手里;他办妥之后,我们便离了那处营地。
这是我所遇见的最大的聚落;吉尔吉斯人除了养着畜群,也耕不少地。我注意到平原上零散有些房子,便问是谁住的,人告我说那只是仓房。那些吉尔吉斯人说:房子用来存粮是够好的,可他们不肯住在里头,怕它塌下来。
我们从这里决定尽力赶路,直到出了吉尔吉斯人所住的地方、重又下到平原上,那里的人都是突厥人。这事我们当天便做到了。我们顺一道溪而下,随后过了一处小的中国哨所,在阿图什附近重又出到突厥斯坦那片大的中央平原上。我从这里看见了那样一种景象——初看几乎叫人哑住:一列覆雪的峰,像是悬在半空中。那是帕米尔诸山;可它们太远,底层的空气又满是尘土,所以山脚被掩住了,只看得见那些覆雪的顶。其中一座高过两万五千英尺,另一座两万二千英尺,而我所站的地方只四千英尺;所以它们的高度显得极大,又因为那种同大地分离的奇妙景象而显得更大。
这实在是行程的一个标记。一千多英里之前,我在沙漠里头一回望见天山的末端。我越过了它的末端支脉,随后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沿着它的脚走,它的顶峰不断出现在我右手那边。此时,立在我前头的,终于是那道屏障——它标出我该朝左、朝南转往印度去的地点。于那片大平原(大部分是沙漠),它是一个称得上的结尾;那平原从满洲的边境一直伸展到帕米尔这道扶壁山脉。
那天傍晚我们到了阿图什。这里一切看着兴旺富足。果子正当季,沿路任何一座小园子里,都买得着最鲜美的葡萄和瓜。同人也不再有什么难处了,他们总乐意容我们在他们园子里歇一会,或者留我们住一夜。我注意到一道极大的渠,在我看来,这是这地方的人所做的极好的工程;人告我说那是阿古柏所修的。他本意是要灌那边一大片沙漠地带,可他没有活到把这事做完,如今只有相对小的一片地方得它的水。可这是他有改良这地方的大主张的一个长存的标记;人们说起中国人对这桩事的漠然,语气里有惋惜。
第二天我们该到喀什噶尔了,这趟行程第二个大段便要完了。离阿图什一半路,我们过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注意的隘道之一。它穿过一道几百英尺高的低矮山岭,是沿一道溪的河道上去的;那溪在岩石里切出一条路,极为陡直而窄,窄得差不多只容一头驮货的骡子过去,而那道裂缝在顶上并不比在底下宽多少。
从这里我们出到喀什噶尔平原上,走过一片人口众多、耕作得好、覆着树木和果园的地方,末了进了喀什噶尔城——我从北京动身时,到这里的路程曾显得那样遥远。此时我终于到了,这趟行程的最高点已经达到。此后的路,可说都是在归途上了。而喀什噶尔从印度那一边说也是很有名的,那里还驻着一位俄国领事。所以我到那地方时,似乎是又到了文明的边缘上了。
穿过本地人的城,我们住进南边的一家客店。我把名片和护照送到衙门去,不久阿富汗的阿克萨卡尔和一些印度商人便来看我。这些阿克萨卡尔是中国人从各国商人中选出来作那一国的代表的。他们有报告新到之人的责任,中国人同他们那一国人的一切往来都经他们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领事,也行领事的某些职分;可他们的任免由中国人随意。这位阿富汗阿克萨卡尔——虽说他后来被疑庇护过杀害达格利什先生(下文我要说到他)的凶手,因而只得离开喀什噶尔——于我极为有用,也叫我极为佩服。在我看来,他是个天生的军人:意志强,能干,生来是要发号令的。他同这地方许多商人——阿富汗人、白沙瓦人、巴达赫什人等等——在我留在喀什噶尔那几天里,差不多整天都同我在一处。茶和果子总是备着的,他们常围坐着谈。那位阿富汗人所谈多半是打仗、步枪和左轮。各样的火器他似乎都认得,而且对其效用各有自己的看法。俄国的伯丹枪他似乎比我们的马蒂尼枪更中意,而他认为美国人造的左轮比我们造的好。中国人重取喀什噶尔的时候他在城里,他说实际上压根没有打仗。阿古柏在那前几个星期已在西边死了、或者是被毒死了;他一死,便没有人领着守,而这地方的人是绝对漠然的。原有的那些兵,一听说中国人逼近城下,便急忙扔掉军服、脱掉兵的装束,换上庄稼人的衣服,一副羔羊般无辜的样子在田里走来走去。中国人进了城,一切照旧,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铺子照卖货,乡下人照耕田,对于喀什噶尔由谁当权、不由谁当权,全然漠不关心。受影响的只有统治的那几等人,而他们多半已逃了。
那些阿富汗商人也常谈起我们同他们最近那一场战争。有几个同我们打过仗。有一天他们问我「罗珀特」在哪里。我起初不大明白他们指的是谁、是什么。可他们解说说,他(听来显然是个人)是个一等的打仗的人;我这才想起他们指的是罗伯茨将军。他们对他极为佩服。其中一个说,他曾从坎大哈往喀布尔去,可路上「遇着」了罗伯茨将军,便回去了。后来人告我说,他同英国人打过三仗;可在这里、在他本国之外,他对一个英国人倒十分友善,还说他佩服我们能打得同阿富汗人一样好!这些阿富汗人有时候那份自豪颇为压人;可总的说来,人喜欢他们那份男子气。他们究竟是男子;而在喀什噶尔一家客栈里那样同他们相见闲谈,他们是极好的伴。还有一点可注意:他们从不失掉对自己、也不失掉对所谈那位英国人的敬重,所以我们能全然自在坦然地谈下去。总之,同他们谈话我极为受用。
我到的第二天身子颇不舒服,可第三天我去拜访那位俄国领事。那位阿富汗阿克萨卡尔有个想头:俄国人同英国人彼此的关系颇像猫同狗,一见面便非打不可。于是我正要上马出门时,他抓住我的胳臂,极亲密地向我低声说:「老爷,这回您尽力客气些,别去同那个俄国人打。」我见彼得罗夫斯基先生,那位俄国领事,住在一所本地的房子里,经他改良,弄得极为舒服。他和他的书记卢奇先生极为热诚地接了我,又打发人去请住在近旁的一位传教士亨德里克斯先生来见我、听我讲从北京来的这趟路。谈话转到印度,我极为惊讶地发现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对那地方何等熟悉。他得意地给我看了许多最好的英国作者论印度诸事的书,还有关于那地方最新的议会蓝皮书。议会关于《印度物质与道德的进步》的年度报告,他是一向订的,而且极为佩服。阿富汗现在的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避难撒马尔罕的时候,他同他相识;克什米尔多数要人的名字和许多个人经历,他也知道。关于中亚问题他说得极为坦率,说我们英国人总疑俄国人对印度有所图谋,可其实他们心里压根没有这样的事。
可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关于印度和中亚局势的知识虽说周备,我却不确定这是最吸引他的所在;我倒想他的心真正所系,是科学的探求。他的藏书里有大量科学书,他屋里满是各样的仪器——一架天文望远镜、气压表、各种各样的温度表、一架测地震动的仪器,还有别的若干仪器。他显然是个学力颇深的人。喀什噶尔的领事馆设了约七年,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卢奇先生从一开头便都在那里。他们两人都通英文、能读,可说得少。他们说起中国人时毫无好话。照他们说,中国人懒而贪,把这地方治得极坏。
亨德里克斯先生在喀什噶尔待了两三年,先前属于蒙古边境上的一处传教机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游历极广,从俄语到藏语,大多数语言他能说或能读。在实际使喀什噶尔的人信教这一事上,他到此时所得甚少;这里的人极为漠然,对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大肯多想,更不肯费事去改他们自小所受的那一种。不过亨德里克斯先生既是传教士、也是个好医生,常把时间用在探视病人、给他们开方上,这样实在做了许多好事。
我从领事那里回到客栈时,那位阿富汗阿克萨卡尔细细打量我,看有没有同那俄国人厮打过的痕迹;而当我告他说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第二天早上要来回拜时,他似乎放了心。我说我要把我所住那间屋子弄得体面些好接他,他便照他素常那副急性子的样子一下冲出去,说他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不久好毯子、椅子、桌子、茶壶、茶杯、茶碟和盘子便一样样涌进来,那屋子片刻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文明的住处。
第二天早上,那位领事带着十六名骑马的哥萨克护卫和俄国旗,骑进了客栈。我们又长谈了一回;经了这样多个月的旅行,能重又同一个欧洲人谈话,是桩大乐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是个格外有趣的谈伴,我很可惜不能在喀什噶尔多留、多见见他。
可刘三既已带着车到了,我便须重又往莎车去。刘三履了他的约,恰好在议定的日子——从哈密起四十天——把一切都送到了喀什噶尔;这是桩好活计,我极为满意。喀什噶尔同莎车之间没有什么前人未曾记过的特别可说的东西。我们已经朝南转了,此时帕米尔诸山不再在我们正前方,而是从我们右手那边过去了。
八月二十九日我们到了莎车,克什米尔的阿克萨卡尔和一大群印度商人在城外迎我们;他们听说有一位英国军官要到莎车来,便出来接我。英国人在外国总能从印度人那里得到热诚的欢迎。有人告我说这全是为着自己的利,他们这样做只是指望从他身上得点什么。这或许是如此,可我宁愿想:其中也有几分心里的热意,和一种对自己统治者的同族之感,使他们在异乡被一个英国人吸引。至少,我在莎车所受的接待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而我宁愿保住这个印象,不愿让位于人向我提出的那套较冷的推论。
这地方最好的一家中国客店里,最好的一间屋子已由克什米尔的阿克萨卡尔替我备好。他自己家里的毯子、椅子和桌子都搬了来,一大盘、一大篮堆满的果子——商人们所送的礼——也一样样涌进来。一切都办到了使我舒服;而我离目的地渐近的那份感觉,也越发增了。
(原注一:这片洼陷在我到之前也被贝尔上校注意到了,此后又经俄国旅行家证实。)
(原注二:他在加尔各答见过「动物园」。)
第七章
深入喜马拉雅
莎车是我所到的中国突厥斯坦最后一座城;如今我既已把这个国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略述一下它的大概,或许有些意味。它地貌最主要的特色,无疑便是其中沙漠之多。实在说,整个国家不过是一片沙漠,只沿着自山上流下来的河流有一块块耕地,鲜明分明地显出来,像一幅深褐色画上的几点绿斑。这片沙漠三面被雪山山脉围住,其形很像一个马蹄;而在第四面,它一无阻拦地伸出去将近两千英里。山坡与平原一样赤裸;若不是有那些绿洲,再难想象出比这更不宜人居的地方。可正是这些绿洲救了它。一出周围的沙漠,行人便发觉自己身在最为迷人的景物之中——阴凉的小道,水渠朝各个方向流着,沿着路、横过路、又穿到路底下去,使从前一片死寂、赤裸、焦枯之处样样都有了生气。两边望得见的地方,是一片接一片将熟的庄稼,只被果园与荫凉的小村落隔开。样样东西看来都是丰足的。水果以极大的盘子端到你面前,而麦子比印度还便宜。
从这一点上说,这是一个两极之地。一面什么也没有——连有什么的可能都没有;另一面却是丰足。而它的气候也和它的面貌一样走极端。除了那一小片有耕作、有树荫的地方之外,夏天各处都热得炙人;而冬天温度表要降到华氏零度。这是这个国位在最大的一块大陆正中所自然致成的结果——海的调和之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里。
然而那里的人并不染这份走极端的性情。他们是不动声色的平庸之极致。他们住在这样一片地方:凡能长出什么东西的地方,生活的必需之物都容易而丰足地长出来。他们的群山屏障把外来的激烈竞争挡在外头,于是他们过着一种漫不经心、轻松而淡然的日子。什么也扰不动他们。革命是发生过的,可多半是外来人做的。一批统治者忽然换了另一批,而两次的统治者几乎全是外来人。雅库布伯克是外来人,他手下多数官员也是外来人;所以就是在他们世代的统治者——中国人——被逐走一时的时候,中国突厥斯坦的人也不是自己治自己。相反地,在这一切更替之中,他们看来都是漠然旁观。这样一个民族,自然可以料到,不是一个能打仗的民族。他们是耕田与开小铺子之民,仅此而已;也没有什么能使他们成为别的什么。他们的命数便是关在这里、与世界其余之处隔绝,过一种沉闷、无神气、却也轻松、或许还快乐的日子,而且不容什么来扰它。
这一切与我们在满洲所见的何等不同!在那里是精明勤勉的中国人,使着最大的劲做活——从早做到晚,不单为活着,而是要从地里榨出他所能榨出的一切,积他的财,招你的生意,尽其所能改善自己的地位。突厥斯坦那些废墟、那些颓败的城镇,在那里实际上是没有的;而那些聚得很大的村子——不像突厥斯坦那样,农舍漫不在意地散在乡间、或坐落在自家田地之中——说明这是一个不知盗匪那套硬习气之民。这两族之中,中国人显然是生来要占上头的;可他们是否因此便能像那随遇而安的突厥人一样把日子享得那样透,便是可疑的了。
如前所说,莎车是我所要经过的突厥斯坦最后一座城;在这里我须为翻越喜马拉雅之行作准备。进城时我收到贝尔上校一封信,是在喀喇昆仑山口上写的;他说他刚听说我在中国突厥斯坦,又要我不要循他那条经列城到印度、人所熟知而极为不毛无味的路,而去试那条未经勘察、却取直的路——经穆士塔格山口往巴尔蒂斯坦与克什米尔。这个提议使我大喜。那是全然新鲜之事,而且看来够难,真值得一做。于是我兴头十足地动手为它作准备。
第一件事当然是找向导。幸而莎车一区里住着为数不少的巴尔蒂人——约两千——而克什米尔的阿克萨卡尔说他能轻易替我找到人。随后须凑马。这里也不难,因为莎车多马。我往常一天要看三四十匹。给人的羊皮袄、路上的食粮、马掌等等,也都是容易置办之物。于是我把这些准备交给一两个商人去办,自己便四处看了看莎车。
我头一个去的地方是可怜的达格利什的家。他在莎车作商人已住了十年、十二年——是一位真正的通商先驱;而最后两年里,他又是印度文官部凯里先生的同伴,同走了中亚有史以来最为冒险大胆的行程之一——绕中国突厥斯坦一圈、又一直深入西藏腹地。他此时在印度,正准备回莎车;可他命中注定再也到不了那地方。在去那里的路上,近喀喇昆仑山口之顶处,他被一个阿富汗人背信杀害;于是这样一个在这片远方之地为我们的好名声做过许多事的人,生涯便到此结束了。凡提起他名字的人,说他时都带着厚意与敬意。商人们说:同他讲价是难的,正如同任何别的苏格兰人一样;可他们看重这份做生意的本事,而且他们喜欢他的爽直、公道与诚实。只要能够,他总愿帮他们;他索性把自己的命运同他们的放在一起,在各方面都像他们中的一员那样住在他们中间。这样一来,他得了他们非常之深的情分——深到这个地步:喀什噶尔的俄国领事后来告诉我,他被害之后,他的一个仆人到领事那里去,那人止不住地哭,显然是出于真心的悲痛;而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说,他从不会相信一个亚洲人能对一个欧洲人这样倾心。正是这样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相遇时全然不显眼——才是我们文明里一切最好之物的真正传道者。他们真正的伟大,只在死之距离把他们与我们隔开之后才显出来——像一幅画,看得太近便粗而糙,自远处看却满是深情。正是他们走在前头,为后来者铺路;而达格利什之后每一个到莎车地方去的英国人、每一个欧洲人,都该感念他在那里为我们所立的那第一番好感之印象。
还有一个人,虽是我的亲戚、虽人会以为我对他有偏心,可我想在这里也不该不提——我的舅舅罗伯特·肖;他同海沃德是最先到莎车的英国人,又是雅库布伯克在位时印度政府所选、派驻那位君长的政治代办。在肖与海沃德之前,唯一一个自印度冒险进入中国突厥斯坦的欧洲人施拉金特魏特,已被人杀害。那个国全然不为人知。它藏在玄秘里,远在喜马拉雅那一边。他独自一人,以商人的身份,带着一支商队出发,要钻进那片诡异的未知之地。在那个国的边境上,海沃德追上了他——那是一位与他一样大胆的探险者,后来在兴都库什的雅辛谷里被人杀害。他们一同被护送到莎车——一同,却又彼此隔开,因为他们始终被分开,又被禁止互通消息。经过许多磨难与危险,这两人平安回到印度,带回一份于那个国有利的报告。一两年之后,印度政府派了道格拉斯·福赛思爵士率一个声势颇大的使团去那里;此后肖又以政治代办的身份再访那个国。他那一次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他编了一部极有价值的那种语言的文法与词汇,又写了一部那个国的历史,如今以手稿留在他的亲属手里。那段时间里他本能地依附那里的人;而要说明他所唤起的那份倾心留下何等长久之效,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两年前,一位英国军官的仆人独自在这个国的边境上行走,不料落到一种格外尴尬的境地,全然被一个本地官员捏在手里。那人本可以把这仆人毁了;可他知道这人是在一个英国人手下供事,便说道:「我从前也做过英国人的仆人;我在肖老爷手下做过事,为感念他,我这回就放了你。」
人家告诉我:肖从前主要所住的那所房子已被中国人全拆了,在它的位置上建了官家的衙门。达格利什的住处是旧城里一所舒适的小小本地房子,他从前便在那里亲自卖货。这里照例给我端上一盘盘水果;我在那里消了一个上午,同许多来客谈话,随后回到客店,为下午要去拜访莎车的中国长官而作准备。自离北京以来,我一直故意不去拜访中国官员:一部分因为我没有合用的通译,一部分因为我行路的样子那样朴陋,那些官员大约不乐意到一所寒酸的旅客客店里来回拜。中国官员在人前出现时总围着许多排场;要他们到一家旅客客店里去拜访一个过路的外国人,看来同要一位英国市长穿上全套官服、带着全副市政礼仪去拜会一个在本地蓝柱客栈落脚的游荡中国人一样,是极不合他们脾胃的。所以照常例,我只把护照与名片送上给那位主官,说我刚到、明天或某天便走,并说可惜不能自己前去拜望。可莎车这位长官格外客气,几次送来友好的问候,于是我到的第二天下午便去拜访了他。
他照中国官员素常的礼貌接待我,可比平常更为亲切。他在莎车、在中国帝国极边之处的这所官邸,样式与性情竟与北京的全然一样,而这位长官的衣着也与中国腹地任何一位官员的完全相似。你在中国帝国无论哪一处拜访一位官员,总会发觉他的官邸与他的官服都一模一样:宽松的蓝绸外褂与下裳,夏天戴蘑菇式的帽、冬天戴圆平顶的帽。无论文职武职,都没有变化。品级之别只以两样表出:外褂正中那块方形绣片上,较高的品级金线稍多一些;再便是帽顶那颗顶珠的颜色。
莎车的长官在他一间内室里接见我,我们谈了很久。他从未到过北京,便问了许多关于北京、以及关于我所来那条路的事;他说中国官员从来不会想到走那条路。我回到客店一个钟头之后,他便来回拜我,而且处处显出友好之意。这位安班是莎车历来最好的长官之一;而且与中国官员素常的做法相反,他颇费心力开渠以扩耕地、又在城里建了新的集市。
莎车是我在突厥斯坦所见最大的城。像这个国各处一样,它有两座城,本地的与中国的;不过在莎车,两座城之间有一条几百码长的集市街相连。后者几乎全是新的,而本地那座城则又旧又颓败。房屋照例以土筑成,并没有什么极为引人注目的建筑能留住人的兴味。所有的街都有中亚城镇那种极有特色的尘土、污秽、无人照管的样子;而集市之外少有生气。不过莎车是一处相当大的通商中心;秋天里,大商队常常自这里出发往印度、又自印度到来,那时集市上便挤满了人。
有一天,许多做这项通商的商人在莎车城外不远一座果园里请我吃了一席丰盛的宴。极少有人比这些商人更懂得怎样享受生活、怎样使自己舒服。我们先在树荫底下坐着,一大簇一大簇的葡萄、极美的瓜与桃都现摘了送到我们面前来吃。随后便报说开席;洗手水传过一轮之后,我们便一道又一道地吃抓饭与炖肉,都做得极好;最后还有一道以打发的蛋与糖、再加别样料做成的布丁,那是无论在哪里都难胜过的。他们一路彼此打趣,那份「活泛」与健谈不输法国人。你很难指望有比他们更好的同伴、更和气的东道。回去的路上我们还赛马,每个商人都要争说自己的马胜过别人的。这些人是一种奇特的混合:既有东方的庄重与客气,又有孩子气的兴头与谐趣。他们会来拜访你,极为庄重而恭谨地同你谈;第二天你同他们出去尽兴一番,一切庄重之象便被抛开,他们便像孩子一样自在、自然、满是生气。
靠这里头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班子相助,我攻穆士塔格山口的准备进行得极为顺利。我请到了一位头等向导效劳;他名叫瓦利,是阿斯科莱人——那是穆士塔格山口巴尔蒂斯坦一侧最近的村子。许多年前他曾由这条路来过莎车,可他保证说自己没有忘,能带我循这条路走通。除他之外,另招了三个巴尔蒂人背驮子,万一马过不了那山口便用得上。又买了十三匹马,雇了四个拉达克人照看。这些拉达克人中有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萨(旧名卓巴),曾随凯里与达格利什两位先生去过西藏;贝尔上校把他遣回给我,以助我走通此行。他被派去管这支小队,并须为它的得力负责。每匹马带了三副整的马掌,又备了新的驮鞍与毡毯。所有的人都配齐了厚重的羊皮袄、皮帽与新鞋。又传令到库吉尔——那是莎车一侧最后一个大村——在那里备好人与马三个星期的食粮;给人的食粮里有米、酥油、茶、糖,还有几只羊赶着同行,以使这些人身体好、又肯出力;因为这桩事成与不成,毕竟要靠他们,不靠我。我所能做的,只是看着凡先见所能备下之物,在起行之前一样也不落下。最后,我们还带了些结实的好绳与一两把鹤嘴锄,以助我们过冰与难行之地。
这一切准备办齐之后,我们于九月八日离了莎车。第二天到了叶城那座兴旺的小镇。那天是集日,所有的路上都挤满了进城卖自家出产、又买一周所需之物的乡下人。我前面还没有提过这些集日,可它们在突厥斯坦是一项定规。每一座城、每一个村都在一周里定下一天作集日;那一天集市上便挤满了人,乡下人一切的买卖都在那天做。小地方的集市一周其余的日子全然是空的;铺子在那里,可门关着。到了集日,样样东西便一下有了生气,四乡成百的男女都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成群涌进来。
那一天我们歇在一座极可人的果园里,我的床铺在一座葡萄架下,一簇簇极大的葡萄悬在那里,几乎要落进我口里。两天之后,我们到了库吉尔,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子;一切食粮都在那里凑齐,以备我们扎进群山。
我们如今已在那道大屏障外围的支脉之间——那道屏障把印度的平原与突厥斯坦的平原隔开。这道屏障里最近的一条山脉称作昆仑,中间的称作穆士塔格、或喀喇昆仑,最远的便是喜马拉雅。
离库吉尔之后,我们一直朝这些山里走去,算是真正踏上了勘察之程;不过头三程福赛思使团的人曾走过。我们越过一个好走的山口,名叫图帕达坂,随后上了一条谷,谷里有几间小屋与几座毡帐,属于一个称作帕克普的族;随福赛思使团同行的那位高明的民族学者贝柳博士,认为他们是纯粹的雅利安血统。他们极白,相貌又秀而匀整。
离了这条谷,我越过奇拉格萨勒迪山口,过了昆仑山的主脊。可惜我所有的那只唯一的无液气压表,造得量不到那山口那样的高处;我估它约高一万六千英尺。我们如今已进到这桩事的腹心;而当我自那山口之顶望出去,看那一座座无路可通的山、升成一层又一层的雪峰时,我觉得前面有一番实在艰苦的事要做;而我们这一小队每一个人都须把自己绷紧、尽其最大之力,才能办成所交给我们的事。此时既无路,也无人烟。我们孤身在群山之间;而我们所要相抗的,不单是这些山所可能摆出的难处;我们还须时刻防着坎巨提劫掠者来袭——那些人多年来在这一带为患,自他们坎巨提的巢穴出来,劫莎车与列城之间走喀喇昆仑那条路的商队,甚至向库吉尔一区的村子索取保命钱。我带着的人里有三个确曾被这些劫掠者掳去,后来被卖作奴隶。须采一切防备;而既然他们惯于夜袭、又惯于割断帐篷的绳把帐篷落在你头上——若你不警觉而用帐篷的话——我们便只好露天住宿,连在冰川上也如此;无论多冷,只找得到哪块可亲的石头便躲在它后头;而天黑之后,总把白天里故意摆出来的位置换掉,这样若有坎巨提人那时正瞧着我们,我们在夜色的掩蔽之下被他们找到的险便小些。
自奇拉格萨勒迪山口下来,我们顺着一道溪的卵石河床走。可那溪不久便没进石头底下去了;我们又找不到草或灌木作柴。天黑了,随之又来了一场雪;可我们仍一步步往前走,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本无从扎营。我们在沉重的乱石上跌跌撞撞,终于遇到些灌木,再往前一点那溪又出来了;在它边上找到了草,我们便扎了一夜营。
第二天我们在奇拉格萨勒迪宿地到了叶尔羌河——那是将近二十年前海沃德顺河而下所到的最远之点。这河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可以涉过,流在一片平坦的卵石河床上,谷底宽三四百码。谷底一路都有一块块灌木丛,各处又有成片的草;可山坡全然赤裸。
顺叶尔羌河而下,我们第二天到了一处称作喀拉什塔里木的平地,那里有半打小屋与一座熔炉的废迹。又有犁沟之迹,像是从前耕过的地;而众所熟知的是:直到较近的时期——确然在八十年以内——叶尔羌河这条谷里是有人住的;而像这处包着约一百五十英亩可耕之地的地方,从前都是耕作过的。这一区称作拉斯坎;人家告诉我,那是「拉斯特坎」(意为真矿)之讹,这名字大约是因那里有矿藏而得。无论这一趟、还是我一八八九年顺这条谷所走的另一趟,我都在好几处发现旧熔炉的遗迹,又得知所炼之矿是铜。在叶尔羌河右岸的巴扎尔达拉谷里,据说有金的痕迹。坎巨提人的劫掠便是这地方人烟断绝之由;如今这些劫掠已被英国政府切实止住,我们可以望见拉斯坎在将来重又有了生气。
自喀拉什塔里木往下走一程,谷大为收窄,高崖不断逼近河边,使我们须一再渡来渡去。最后河被闭在一道峡里,称作和卓穆罕默德峡;那里两边的崖高得骇人,又几乎垂直。河以极大之力冲过这道峡,而那里全然不能涉过,我们便被挡住了。我们卸了马驮,人人动手,把岩石与大石扔进河里,在崖脚下筑出一条路来。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已在崖脚绕出了一条窄道。先把驮子搬过去;随后把马一匹匹小心牵着走过,到最后全队都安然过了这道可畏的障碍。
自这里往下不远,在叶尔羌河左岸,我们遇到一条支流,名叫苏拉克瓦特,往穆士塔格山口的路便由它上去;于是我们在这里离了叶尔羌河之谷。在汇口以上几百码处,苏拉克瓦特流过一道极窄的峡,溪水把它全然填满;向导此时便带我们穿那道峡,不过我一八八九年发现从上头走有一条好得多的路。急流冲过的那些大石上覆着冰,把马弄上去真是苦事。它们不断打滑、往后跌,把后膝与前膝都磕破了。可我们把它们弄过去了,并无意外;随后出到一片宽的平地上,显然是一个湖的湖床——那湖必是我们刚穿过的那道石障所成,直到那溪把自己的河道切到如今的高度,给那被堵的水开了一个出口。
这片平地上长满矮桦与柳或杨的丛木,伸出约两英里。离那峡约两英里处、又在约九英里处,有相当大的溪流自右岸注入苏拉克瓦特;而在离后一处一英里的地方,又过了两道窄峡——不过这里也一样,我一八八九年上来时,我们绕着筑出了路以避开它们。那一天无论于人于马都是极坏的一程;可终于到傍晚时,我们见谷开出一片宽的平地,上面有许多矮丛,我们便在那里扎了营。我们面前立起一道大的雪山之墙,连一丝山口的影子都没有,可向导说第二天我们须越过它们。望着如今挡住我们去路的这道屏障,我心里有些不安;因为向导坦然承认他已忘了过去的路,而自然也没有一丝路迹可引我们。不过他说:大约等走得近些,他或许会想起该拐哪个弯;我们只好带着这一点安慰安顿下来过夜。
我们如今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冷。我们约在海拔一万五千英尺之上;太阳一落,人几乎能看见那寒气在群山上悄悄爬开——一片灰冷在它们上头漫过来,流着的溪水结起冰壳;而我们一吃完晚饭——为省煮饭的麻烦与时间,我们总是一起吃——天也全黑了,便把铺盖自我们故意摊开以误导任何游荡的坎巨提人的地方取起,匆匆拿去搁在哪块能替我们挡住自山上吹下的冰风的石头后面。这是一桩奇事:真正的难处看来正围上来的时候,人的兴致反倒高起来。只要你身体好——那是最要紧的一点,可在山行里容易保住——又只要你吃得足,难处看来只会使你越来越快活。它们并不使你沮丧,反倒把你一切的心力都绷到最紧;而那一夜我躺下时,虽觉得接下来两三个星期里我们的活会一天难过一天,我却记得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兴致最锐的夜晚之一。
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们便动了。那道小溪冻得实了,空气冷得咬人;我们便忙着上驮,吃了一顿好早饭,随着日出一直朝那道山墙走去——那是一列正正的石峰之垒,能挂住雪的地方都盖着雪,可大半太陡,雪挂不住。走了三四英里,左边忽然开出一条谷。向导当即记起了它,说顺它上去有一个好走的山口,能把那道山障整个绕过。路好走。我离了马队,一心急着赶在它们前头,极力想看见那山口之顶与那「另一边」——那便是永远引着探险者、又永远不使他们满足的鬼火,因为那另一边之外,总还有另一边。高处开始使人吃力,而我越走近,那山口倒像越退后。我翻过一道又一道的坡,每道都以为必是顶了,可前头总还有一道。那谷又宽又开,路极好走,有时过圆石,可多半是松土。终于我到了一个小湖,约四分之一英里长;湖那一头上面一道小坡便是山口之顶。我冲上去——于是那「另一边」便在我面前展开;而人眼所曾见的景象,大约再没有能胜过那一幅的。要以言语描述那景象是不可能的。没有那样的言语;而以我们手里所有的去试,只会污了它那份质朴的宏伟与壮丽。
在我面前立起一层又一层庄严的山岭,是世上最高的几座之列——一座座无垢的雪峰,顶上高到海拔两万五千英尺、两万六千英尺,而其中至尊的一座高到两万八千英尺。这一片山岭的威严便这样陈在我面前,隔着一道深深的、石壁夹束的谷;而在远处,填着那谷之源的,可以看见一条广大的冰川,是生出它的那些山体所倾注之物。我望着这幅景象、又明白这看来不可攻破的一列山必须被穿过、被胜过时,它似把钢铁放进了我的魂里,把我一切的精力都为眼前这桩事绷紧了。
这样一幅景象所引起的激荡之情把我埋住了,我在那里坐了一个多钟头,直到马队上来;随后我们自那山口缓缓下到脚下的谷底。路又糙又陡,可我们到了河岸,并无什么严重的难处。然而在这里我们又被挡住了,因为有一道两百英尺上下高的峭崖沿着河边向两头远远伸去。这起初似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可我在下来的路上曾注意到一些野驴的蹄迹,而上头又没有水,我便知道这些畜生总得有个法子下到河边去喝水,而它们能去之处我们也能去。于是我回到那些蹄迹那里,细细跟着它们上去,宽慰地发现它们通到崖上一道可走的「滑槽」。那里极陡又多石;可我们把马卸了驮,每匹马前头派一个人牵、后头两个人揪着尾巴,便这样把马一匹一匹放了下去;费了许多力气之后,我们连人带行李都到了一条河边——那河在某种意义上可算是叶尔羌河的主支。
这条支流,随我同行的巴尔蒂人称它沙克斯干,而吉尔吉斯人看来称它奥普朗;它此前不为人知。它发源于主分水岭的冰川之间。两年之后,我顺它而下,一直到它与叶尔羌河另一支的汇口。
我此时另发现的一个颇为要紧的地理之点是:在昆仑山脉与那道把突厥斯坦的河与流向印度的河分开的主分水岭——那分水岭有时称作穆士塔格山脉、有时称作喀喇昆仑——之间,还横着一条次的山脉,我刚越过的阿格勒山口便在其上。海沃德与福赛思使团的人测绘叶尔羌河之道时,把南面的支流都画成一直自这道穆士塔格、即喀喇昆仑山脉下来;可这是错的。他们所遇到的那些支流是自中间那条山脉流下来的;而那条山脉与奥普朗河,便横在他们所勘察的叶尔羌河这条北支与穆士塔格诸山之间。
现在说一句关于突厥斯坦与印度之间这道大分水岭的正当名称。为什么要称它喀喇昆仑?喀喇昆仑意为「黑砾」,而给一列世上最高的雪峰之山起这样一个名字,再不合适也没有了。喀喇昆仑这个名字之被用在它上头,显然是因为东面有一个山口那里有黑砾、或类似之物,便这样称;可这山脉上另有一个山口称作穆士塔格。穆士塔格意为「冰山」,而对这一列庄严的冰峰——它们是亚洲的分水岭——那当然是一个合适得多的名字。
且回到叙述上来。我们此时已到了奥普朗河的水边。我们顺它而下走了一两英里,到一片称作沙克斯干的丛木之地。谷底在这里是松的卵石,宽四分之一至半英里。河分几支流在上面,一般可以涉过。两岸的山极陡地自谷里升起,全然不毛,只长着一点耐寒的蒿草。那里没有树,而灌木或丛木也只在河床一带一小块一小块地有。
第二天我们继续顺奥普朗(沙克斯干)河之谷而下,直到遇见另一条河——我的巴尔蒂人称它萨尔波拉戈——自主山脉流下,在左岸注入。我们顺它上去,到了一片称作苏盖特江噶尔的丛木之地。刚到那里之前,我偶然猝地抬头一望,眼前所见的景象把我彻底震住了。我们刚转过一个弯,左手边现出一座高得骇人的峰;那便只能是乔戈里峰,高两万八千二百七十八英尺,仅次于埃佛勒斯峰。自这个方向望去,它似升成一个几乎完美的圆锥,高到不可思议。我们就在它底下极近之处——离它顶上大约不到十二英里;而在这北面,它简直是披着冰川,那里必有一万四千到一万六千英尺厚的实冰。那是能把一个人永远印住、并在他心上留下长久之效的景象之一——一份对自然之工的伟大与宏壮的长存之感,他永不会失去、也永不会忘记。
我在一旁站了一阵,沉在对这奇景的凝望里;随后我们一路走过苏盖特江噶尔,直到自穆士塔格山口流下的那条大冰川之脚。我们便在这里露宿。与这些山中巨人的较量此时便要到它的顶点了;而我们此后的历险,我要在另一章里叙述。
第八章
穆士塔格山口
「那是自然的宫阙,它广大的墙垣
把雪白的头顶尖削入云里,
又把永恒供在冰的殿堂之上——
那是冷的崇高,在那里凝成又落下
雪崩——雪的雷霆!
凡能把人的灵魂张大、而又使它骇然的,
都聚在那些峰顶上,仿佛要显出
地可以怎样伸到天上,却仍把虚妄的人留在下面。」
穆士塔格山口之越,我要先引我到了克什米尔地界之后自那一边写给我父亲的信里的记述来讲。
「往穆士塔格山口上去时,我真正的难处才开始。自我的向导当年过去之后,有一条巨大的冰川推进了,把那条谷连冰带巨石全然堵住。我拖着我的马在它上头走了三天。有两次我放弃了,命马队绕道经拉达克走,自己带几个人往前去;可又有两次我重拾那番挣扎,直到把它们弄上那山较高处平滑的雪上。那是苦得可怕的活。自破晓到天黑以后,我一直在腿上:先往前探路,再回来把队伍带上去;而在我们所在那样的高处,人极容易疲竭。夜里我躺在露天的地上,紧紧裹在一个羊皮袋里。
「正式上山的第三天,我派了两个人先去察那山口。他们夜里回来说:从前马可以过的那个山口,如今因冰积起来已全然不可过;眼下唯一的办法是走另一个山口(那里有两个各别的山口,一个是真正的穆士塔格山口,另一个在它以西十英里,曾一度可以通马),再自斯卡都一区上游各谷里带一批人回来,为马修出一条路。
「这山口在喜马拉雅的主轴之上,把中国的疆土与英国的属地分开。它又在那些流入印度洋的河与那些流向突厥斯坦的河之间的分水岭上。所以人尽可料到这是一个有点样子的山口;而它实在是喜马拉雅里最高、最难的山口之一。
「上去倒容易,走的是平滑的雪;可因呼吸艰难,我们走得极慢。到了顶上,我们四处找下去的路,可除了一道垂直的绝壁、与那些碎裂翻堆得全然不可通行的冰块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坦然承认:我自己绝不会想去试那番下降;而我——一个英国人——是不敢走头一个的。幸而我的向导比我有胆;他们把一根绳系在领头那人的腰上,其余的人攥着绳,由他在那道通往绝壁的冰坡上凿出脚窝来。
「我们一步一步横过那冰坡,一路都面朝着那绝壁,又知道一旦滑脱(而那冰极滑),便要顺着冰坡滚下去、翻过绝壁、进到永恒里去。横到一半时,我那位拉达克仆人——贝尔上校把他遣回给我,说他极熟喜马拉雅的行旅——转身回去了,说他浑身发抖,不敢面对那绝壁。见一个生在山里的人竟这样,我倒有些不安;可我装作毫不在意,一笑了之,为鼓舞旁人,因为这事总得做。
「过了一阵——那真是极难受的一阵——我们到了实地,那是一块伸出来的大石台;自那里便开始下那道绝壁。那道冰坡与这个相比简直是玩笑。我们一点一点地自随便哪个小小的石台或凸出的石块上把自己放下去。下到一半时,我听见我那位拉达克仆人自上头向我呼求。他鼓起勇气横过了那冰坡,又往绝壁下走了几步,此时正蹲在一块石头上,双手连连向我作礼,说他不敢再动一步,要回去把我的马绕道经拉达克带过来。于是我让他回去了。
「我们下那道绝壁下了六个钟头,一半是石、一半是冰坡;而等我到了底下回头望时,竟似全然不可能有人能从那样一处下来。
「此后好几个钟头,我们在月光下踏着雪一路走;每五十码上下便有一道冰裂缝。我们常掉下去,可并没有出事;终于深夜里到了一块干处,我把毡毯摊在一块石头后面,一个人拿些干草、又折了两根登山杖生起一小堆火来烧茶。就着茶吃了几块饼干,我便卷进我的羊皮袋里,睡得同我一向睡得最沉的时候一样。」
这段粗略的记述须加些铺陈与解说;可我照原样给出它,因为那是我过那山口之后仅几天所写,当时它的记忆还新鲜在我身上。我们沿萨尔波拉戈河之谷往穆士塔格山口上去时,到了一处地方,那里谷被一堆堆看来是碎石与岩块的东西堵住。这些堆高两三百英尺,横着完全拦断了那条谷。我独自在前头;一见这些碎屑之堆,我便想带马过这样粗的障碍恐怕要有麻烦;可等走到这些堆跟前,我发觉它们竟是实冰之体,只在表面覆了一薄层这种石屑,正好把紧在底下的冰面遮住,这才使我彻底吃了一惊。而当我登上其中最高的一堆、发觉它们只是一长串的尽头、那一串毫无间断地沿谷伸上许多英里直到山口脚下的雪里时,我那份沮丧可以想见。实在说,我们正在一条巨大的冰川的末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站在冰川上;直到此时我才体会到它是何等巨大而连绵的一块冰。各处有石堆破开之处,我曾看见一些我以为是黑岩的崖壁;可走近去才发觉它们是实的暗绿色的冰。我还发现一些洞,壁是透明的、洁净清澄的冰,顶上垂着极大的冰柱,像一道道缨络。那是一幅令人惊异而奇妙的景象;可我注定在我正进入的这片冰之域里,还要见到比这更奇的景象。
要把一支马队带上这样一条冰川,在我看来全然不可能。向导也这样想;于是我决意把马遣回,经喀喇昆仑山口往列城去,自己带两个人过穆士塔格山口。这本是一桩有险之举:因为我们若找不到过那山口的路,所带的粮几乎不够支到我们能再回到有人烟之处。食粮总的说来已见短;而我们到那山口所用的时日越长,万一过不去,我们所受的便越苦。可正当我决意遣回那些马时,赶队的人却已勇猛地把它们往冰川上牵了。我回到他们那里,大家便尽力帮那些马:前面拖、后面推,有时把驮子卸下来,由我们自己把驮子扛上那些覆石的冰堆。可这于那些牲口是苦得可怕、也熬得可怕的活。它们踏不着稳当的地;一面往一个堆的侧坡上爬,一面把表面那薄层石子蹭开,于是便踏在紧底下的纯冰上,一滑便倒,把前膝后膝磕得一塌糊涂,看得我极为难受。我看不出这样的事能支持多久。我们才走了几百码,而前头还有十五到二十英里的冰川。于是我把马队停了一天,自己带两个人去探路。我们幸而在冰川与山坡之间找到一条窄窄的、不那么难走的地带,沿着它可以把马带过去。我们把它标出来,天黑之后回到宿地。
那一夜我们照常在露天过。一天的苦活之后人彻底疲竭了,因为在我们如今所到的高处,空气稀薄使人极快地累倒;而帮马过那滑溜的冰川时不断地跌跌撞撞,又添了一重苦。
第二天天一破晓我们又动身,沿着我们所标出的路牵马上去;可自我们前一天探路所止之处往前一英里,便有另一条自左边流下来的大冰川横在面前。我们此时一边是冰川、一边是山、正前方又横着第二条冰川。那时我最后一双靴子已全然磨穿,两脚又被冰川磨得生疼,几乎不能落地。于是我同马留在后头,由两个人往前去,在我们面前这些障碍里找一条路。过了一阵那两人回来说:他们找不出任何可通马的路;可他们恳求我自己去看一看,说也许凭我的运气能找出一条来。
于是我带两个人沿主冰川的边缘往回走了一小段,直到一处可以把马弄上冰川、带到它中间去的地方。随后我们登上冰川上一处显眼的高处,自那里可以四面看个清楚。我们身在一片冰的海里。此时冰川下段上覆着的那种石质冰碛已很少了;我们望出去是一条广大的纯白之冰的河,碎成千万个尖针般的小峰。两边雪山在我们头上升起,较小的冰川自它们的坡上滚下来,像凝乳自奶罐的唇上倾出;而在我们面前森然立起的,便是我们须越过的那道冰冷的山脉。
这几乎不是带一支马队可以走的地方;可我看出有一道冰碛一直沿主冰川往上伸。我们上到它上面,顺它走了一段,极为宽慰地发现:带马由它上去、上到冰川之源那平滑的粒雪原上,是完全可能的。把这一点确定无疑之后,我们在午后晚些时候往留下马的地方回去。还没到那里天便黑了。我们在冰川上转了一阵,几乎迷了路;可终于彻底疲竭地又回到了我们那支小队。
那一夜我们开了一个军议,商定该攻两个穆士塔格山口中的哪一个。有两个山口称作穆士塔格,都越过这道山脉。一个在东,即我们上冰川时的左手,称作老穆士塔格山口,从前是通行的,直到冰推进上去使它难行得很,人们才另找一个;于是那个沿山脉再往西约十英里、人称新穆士塔格山口的,便被发现了。向导所望带我们过的正是后面这个山口。他们说:靠绳子、又在冰裂缝上搭些粗桥,连马都曾被带过它。这两个山口都还没有欧洲人越过,不过戈德温·奥斯汀上校于一八六二年测勘巴尔蒂斯坦时,曾到过新山口的南麓。两者之中,新穆士塔格山口看来最有望;于是我决意第二天早上派两个人去察它,报它可否通行。
天一露光,探路的人便出发了;我们其余的人随后带马沿前一天所探的路跟上去。我们把马带上冰川,并无什么严重的难处;傍晚便在冰川源头近处歇下。黄昏时,那两个被派去察新山口的人回来了,说那上头冰积得那样厚,如今要带马过去已全然不可能,就是人要过也难。他们此时所提的办法是:把马留下,由老穆士塔格山口越过这道山脉,赶到阿斯科莱——那是山脉南侧第一个村子——再自那里派人带食粮回来给那些马与随它们的人,使这支马队足以走到赛图拉,那是莎车与克什米尔之间通常的商道上的一处。显然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我们不能把马再往前带,也不能就这样把它们遣回去,因为我们的食粮几乎用尽,而最近能取得新粮之处赛图拉远在一百八十英里之外。此时一切都靠我们能不能过那山口。若过不去,我们便须带着只够三四天的食粮,循这一百八十英里穿山而回。我们当然可以吃马,所以不致真的饿死;可那必是一场苦斗,而且仍须在另一处越过这道山脉。
于是事情渐近一个极紧要的关头,那一夜于我是焦虑的一夜。我常常回想它,想起我们那小小的宿营,在我们所要胜过的那道山脉脚下的雪里。太阳落到冰山之后,那明亮的光彩自它们身上退去,它们变得钢铁一般硬,而夜的灰冷闪着微光落到它们上头。四周是纯白的雪与冰,向我们呼出寒气。白天太阳的热自冰川上倾下来的那些小水洼与细流,此时都被霜攥住了;那霜看来也绕着我们爬,把我们挤在一堆。我们没有帐篷可挡自山顶流下来的那股咬人的气流,也没有足够的柴火可生一堆火围着躺。实在说,我们的灌木枝勉强够烧一堆煮饭的火;可我那位中国仆人给我们大家煮了一顿简单的米饭羊肉。我们围着火把它趁热从碗里吃下,随后各自卷进羊皮里睡去;头上星星明亮地闪着,而霜越来越紧地攥住我们。
第二天早上天还黑着,向导瓦利便把我们叫醒。各人喝了一碗茶、吃了些饼,随后便出发去攻那山口。马连几乎所有的行李都留下,交给中国人刘三与几个年长些的人看管。我们所带的只有我自己一卷铺盖、每人一件羊皮袄、一些本地饼干、茶与一只大茶壶、还有一瓶白兰地。上那山口倒容易,可极熬人,因为我们此时离海拔一万九千英尺已不远;在那样的高处踏着深雪上坡,人很快便竭了。我们一次只能走十来步或二十步,随后便伏在棍子上喘,像刚上坡猛跑过一场。那山口看来又近在眼前,更惹得人难受。这里样样东西都是巨大的尺度;看来离营不过一个钟头的路,其实是六个钟头的攀登。我们到那山口顶上时已近正午;而我们在那里所见的,前面所引那封信里已经讲过。除了一道垂直的绝壁之外什么也没有;而在穆士塔格山口之顶上那头几刻,于我是满满的极度焦虑。我们若能过去,我这趟远行最高的成就便得了。可那事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我没有阿尔卑斯式攀登的经验,身上又没有冰镐或别的登山之具。我连一双合用的靴子都没有。我脚上所有的只是几双本地的软皮靴,没有钉、没有后跟——其实只是皮袜子——在冰面上全然抓不住。那么我究竟怎样才能下得了此时我眼前所见的那些冰坡与石崖,我想不出来;而这事若单凭我一人,大约我们根本过不了那山口。
然而救了我们这一队的,是我没有开口。我望着那山口时一声不响,等着听那些人怎么说。而他们此时正看着我,又以为一个英国人一旦着手一桩事便绝不回头,便当然地认定:我既没有下令回去,便是打算往前去。于是他们动手准备下降。我们带了一把寻常的鹤嘴锄,瓦利便拿着它走在最前头,其余的人一个一个跟在他后面,各人攥着系在瓦利腰上的一根绳,以备他凿那冰坡上的脚窝时滑脱便撑住他。这道坡是硬冰,极陡;在我们所取那条线以下三十码上下,便止于一道冰瀑,而那冰瀑又在极下处止于山口脚下一条冰川之源。瓦利用他的鹤嘴锄一步一步在冰坡上凿出路来,以便到那道我们须由它下到底下冰川去的石崖。我们跟在他后面慢慢沿坡横挪;可要保持镇静稳当是难的。自我们所立之处望去,那坡的尽头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在我们下面几百英尺处的冰川。有几个人竟那样不紧张,把瓦利凿下来的冰块踢下坡去,看它们一跳一跳地下去、最后一跃便全然不见,还哈哈笑。可我看着这个,心里却起了一阵几乎恶心的感觉;因为我们所站的坡,陡得像一座房子的屋顶。我们没有冰镐可以把自己锚住、或给自己撑持;而虽然我把手帕、那些人把皮条与布条缠在我们光滑的本地靴的脚背上,好在滑冰上多少有点抓力,我却不能不觉得:我们之中若有一人失足,其余的人绝不可能靠那根绳把他拉住;而极可能全队都要被带走,坠进下面的深渊。表面上我尽量保持冷静与快活,可心里每往前新踏一步都打着寒战。此时太阳正照在冰上,把凿好的脚窝表面刚好融开一点;于是等我们这些落在瓦利身后几步的人踏上一个脚窝时,那冰上刚覆了一层水,这便使它更滑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那位拉达克仆人卓巴顶不住了。他夸张地浑身颤抖,又那样站不稳,我想他随时会滑下去,说不定还把我们都带下去。我们那时只在磨难之始。真正的下降还没有开始,我们只是在横挪到一处可以自那里下去的地方。带着这样一个人是危险的,于是我告诉他可以回到马那里去、随它们绕道走。
终于我们到了那坡的那一头,发觉自己站在一块自冰里凸出来的石头上。我们可以在这里歇一歇,可前面仍是更多的难处。我们此时在那道石崖之顶上;我们须下那崖面,才能到那些伸到山口脚下冰川的冰坡上。在我们如今所到那样的高处,雪与冰有时积到几百英尺厚,只有极陡之处才露出裸石。我们此时须下的这道崖几乎是垂直的峭壁;它唯一可取之处是它粗糙嶙峋,因而给我们的手脚多少有点抓握之处。然而就是如此,我们也极少能有一整只手或一整只脚的落处。我们所能找到的一般只是一道小小的石棱,只能用指尖或脚侧扣住。那些人待我极好,只要可能便把我的脚引到某个稳当的落处,又常常以手把它托在那里;可有时我要鼓起足够的勇气把自己放到那些实在小得可怜、却须承住我的裂隙上去,已是竭尽所能了。又时时怕这些石棱会受重而崩,因为那石头极酥——石头受过严霜一般都是这样;有一次我听见上头一声喊,一块极大的石头脱落下来,轰然自我身边擦过,差一点便砸着那两个已经下到一半的人。
我们到了那崖底下,并未出事;随后便发觉自己在一道长长的冰坡之顶上,那坡一直伸到下面的冰川。自冰里凸出来三块石头,可作我们接连的歇处;我们便定了取由它们而下的一条线。凡马具上能省下来的绳我们都带了,便把这些绳、连所有人的头巾与腰布系成一根长绳,用它把一个人放下冰坡、到第一块凸出的石头上。他一面下去一面凿脚窝;等他到了那石头,我们便把绳的上端牢牢系在上头一块石头上,随后一个一个攥着绳、踏着已凿好的脚窝下坡。所以这一段下降算是比较容易的;可有一个人险些丧命。他滑了一下,仰面翻倒,以骇人的速度顺坡滑下去。幸而他还设法用一只手攥住了绳,这才没有冲过坡侧的冰瀑;可他到那石头上时,一只手几乎被磨得没了皮,又怕得发抖。不过瓦利为他这样不小心,把他痛训了一顿;下一段便派他做全部最苦的活。
其余的人下坡时都没出事,随后便到了最后一人。他自然不能攥着绳下来,因为他须把绳自石头上解开、带着它一起下。瓦利为这件事——全部下降中最危险的一件——所选的,正是我们在山口顶上那道冰坡时,把冰块踢下绝壁、格外惹我不安的那个人。他是我在莎车赎出来的奴隶之一;一个不住抱怨、极为粗野的人,可除瓦利之外,凡真正的苦活他是我手下最好的一个。他把绳的一端系在自己腰上,随后慢慢小心地踏着坡上凿好的脚窝下来。我们在绳的那一端,他每踏一步我们便把绳收进一截;这样他若滑脱,虽可能跌过我们身边,我们却能把绳迅速收住,也许便救他不冲过那冰瀑。他平安到了我们这块避身之石;随后我们以同样的办法又下了两段冰坡,终于到了一段坡较缓之处,可以不必一路凿脚窝而行了。
终于,就在太阳落下之时,我们到了山口脚下的冰川。我们又平安了。那份紧张过去了,我这趟行程里最后也最大的障碍已被胜过。我站在那山口脚下的那几刻,是我要长久记住的——那是极度宽慰之刻,也是对所蒙赐的成功深深感念之刻。我此时那样的心情是言语所不能描述的;可凡把心放在一个大目标上、又把它办成了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我回头把那山口最后看了一眼——在那以前、在那以后都不曾有欧洲人见过它——随后我们便顺冰川往下走,去找一块裸地摊我们的毡毯歇息。
太阳此时已落,可于我们幸运的是光极足,而那一夜又美得出奇;所以我虽累极了,也不能不被它打动。月几近满,天上无一丝云;在那雪山环成的圆场里、在冰川的冰塔之间,除了最纯的白,一点别的颜色都看不见。这样高处的空气远离尘土、里头又无雾气,是绝对清澄的;而月那柔和的银光毫无污损地照落在晶亮的群山上。整幅效果像是某个迷人的仙境;而群山的森严渐渐被柔化、直至消失,只剩它们最纯之形的秀美。
我们的感官被这样一幅景象弄得松懈了,又因顺利过了那山口而满心欢喜,便梦游一般、满不在意地顺冰川往下走,对四周潜伏的危险全然不顾。照寻常的情形,我们走下这样一条冰川本该小心,因为它虽美,裂缝却一样不少;而我回头一看、发觉少了一个人时,才体会到我们何等疏忽。我们循原路回去,发现那可怜的人掉进了一道冰裂缝;那缝口上覆着一层薄冰与雪,被他的重量压塌了,他便掉了下去。极幸运的是那缝不宽;他落下约十五英尺之后,便被他所背的我那卷铺盖卡在两壁之间;于是我们放下一根绳便把他平安弄了出来。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此后一路我们都结绳而行——本该一开头就这样——并且每往前一步都先试过。
此时我走在最后,背我铺盖的人在我前面。有一次暂歇、大家聚在一处时,我察出一股浓重的白兰地味自那卷铺盖里透出来。一个令人心乱的念头闪过。我扯开那卷铺盖——我最后一瓶白兰地碎了!我离北京时,沃尔沙姆夫人硬要给我至少两瓶白兰地带着路上喝。一瓶我在戈壁喝了,另一瓶我早已拿定主意要留到过了穆士塔格山口那一天;可它偏在这里碎了,白兰地全废了,而偏偏正在那些人与我自己都真需要一点东西提一提神的时候。那卷铺盖是自山口上扔下来的,以省得背着下来;那瓶子虽裹在我的羊皮睡袋里,也被砸得粉碎。
约十一点钟,我们终于到了山坡上一块无雪之地,便在这里歇了一夜。那里没有木柴,只有几根野草的根可以生火;于是我们只好折了两根登山杖生起一小堆火,勉强烧开了足够的水泡几杯茶。就着茶吃了些饼干,我便钻进我的羊皮袋,那些人裹起他们的羊皮袄,我们躺下便睡,像再没有什么能叫醒我们。前几天的劳作与焦虑极大,而这一天我们接连走了十八个钟头。如今最坏的过去了,我们便照着所做的活的分量睡了一觉。
可第二天天一破晓我们又站起来了。要到最近的村子阿斯科莱还有很长的路,而留在山口那边的人正等着食粮。我们只好不吃一点暖身之物便出发,因为找不到生火之物;可约十点钟时,在我们这条冰川与那条大的巴尔托洛冰川相接处附近,我们找到一间旧屋,是这条路还通行的时候所建的;就着四周的木片,我们生起了第一堆好火,吃了一顿颇为实在的饭。不过我们一点也不能放开吃,因为食粮极短。我们把除了刚够支到阿斯科莱之外的一切都留给了山口那边的人;几口肉、一些饼干与一点茶,便是我们所能容自己吃的全部。吃完这些、歇了一个钟头,我们又往前赶;到巴尔托洛冰川上时,几乎正对着那座大的马谢尔布鲁姆峰——它就在冰川对面立起,高过两万五千英尺。随后朝我们的左手、即与阿斯科莱相反的方向望去,便可以远远看见这条世上最大的山地冰川上游,还有更高的别的峰,像雪的尖塔在远处立着。巴尔托洛冰川源头有四座两万六千英尺以上的峰;而在我们左方远处——虽被遮着看不见——便是乔戈里峰。五年之后,威廉·康韦爵士一行把这条冰川全长都勘察了,又登上了它源头一座两万三千英尺高的峰;可此时,虽然在这些山中巨人之间漫游、在一片论崇高与宏壮世上无处能及之域里漫游,必是极为迷人之事,我却只能想着尽快再到一处有人烟的地方。
我们转向右手,随后顺冰川而下,一直沿着靠山坡的冰碛走。这一天与随后两天于我是受苦的日子,因为我那双本地靴子此时有几处已磨穿,脚上的皮都露了出来;我只好踮着脚尖或拄着脚跟一跛一跛地走,以免脚掌那磨穿之处碰上冰川上尖利的石头与石屑。又因脚这样娇嫩,我总是滑跌,摔着把肘磕伤,或是为撑住自己而被粗石割了手。
那一整天我们疲乏地顺冰川一路走,直到日落时在山坡上遇见一小丛冷杉。我们在这里能随意生起一堆大火;若还能有多些吃的,便十足快活了;可此时肉已没有,所能吃的只有茶与饼干。第二天我们到了冰川的尽头;而在这里我出了一桩不愉快的小事故。有一道急涌的溪自冰川里流出来,我们须渡它。那溪深过腰,又满是自冰川下来的冰块。我没有换的衣服;而当那位好老人舒卡尔·阿里——一个忠诚的随从,此后又随我走过另外两趟行程——自愿把我背过去时,我抵不住那番诱惑,以为那样便可干着身子过去。可到一半时舒卡尔·阿里滑了一跤;他挣着要撑住自己,便一下一下把我按到水里,弄得我几乎溺死;而等我到了溪对岸时,已被冷得麻木了。我们歇了一个钟头,我钻进睡袋里,衣服摊在太阳底下晒干;随后又往前赶,下到一条窄的石壁夹束之谷。夜里我们睡在一个洞里,第二天走最后一程进阿斯科莱。我从没想到我们能到那地方。到中午时我们已远远看见它绿的树与田;可我只能慢慢走,因为路极糙而多石。可到底在四点钟我们到了。我们派人去叫头人,要他给我们送些吃的来。有人给我抬来一张床躺着;随后有一只炖鸡与一些米饭吃,新的生气与力便回到我身上来了。
可那真是一个污秽的小村子!树与田看去新鲜青翠,可房屋与居民却脏得令人作恶;而后者又绝非友善。这些山里之人对生人怕得厉害。他们原以为自北面进他们国的路是全然封住的;而对于这是一个「并没有封住」的凭据,他们丝毫不表欢迎。向导瓦利自己便是这个村子的人,他是约三十年前离开这里的。我另一个随从也是这村里的人。可他们说:他们怕这些人会因他们给我指了路而害他们;于是他们一直紧跟着我,又同我一起离了那村子,此后经列城与喀喇昆仑山口回莎车,而不像本来可以的那样直接走穆士塔格山口。
我们一吃过东西,便动手准备往山口上的人与马那里送食粮。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劝得那里之民去做这件事;第二天便派出一队人往穆士塔格山口回去。他们带了绳与杠;虽然有三个人为此受了重伤,他们还是成功过了那山口,把所需的食粮送给了我的人。
此时我本愿歇一歇;可我们到的第二天我还不能起行,因为我饿极了,吃了那里之民所备的油腻糊涂的菜太多,病得颇重;于是再过一天,我便出发去试另一个穆士塔格山口——即人所称的新穆士塔格山口。刚到印度这一侧第一个村子便又要背朝印度,这是令人气沮的;可我不愿把这个山口丢下不试,便在到达后第二天,带着瓦利与一队阿斯科莱人出发去勘察它。
这些阿斯科莱人对群山怀着惧意;第一天傍晚,在一座据说峰顶是一位守护神所居的山脚下,他们虽是回教徒,却给这位神献了一头公牛作祭,又向它祷告、作礼。因为他们随后把那牛吃了、而钱是我出的,这个小小的仪式无疑于他们大有益处。无论如何,此后他们快活多了;而我此时又有了新的脚上之物,我们便能顺旁马冰川迅速往上赶。可自阿斯科莱出来第三天,在一处称作斯金芒的宿地对面,我们被挡住了。在这一点上,自新穆士塔格山口流下的那条冰川与旁马冰川相接,我们便彻底被「逼在角里」、夹在两条冰川之间。要到那山口,我们须横过自它流下的那条冰川;可我们发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在这一处显然曾有一场极大的冰崩落到冰川上,巨大的冰块一块压一块地翻堆着,使人在冰川上全然踏不住脚。于是我们转身,又朝阿斯科莱而去。
如今我想起那片奇妙的冰川之域、以及旁马冰川源头那雪峰环成的圆场,便把那样一幅景象一切奇异的秀美都回想起来——那样的景象,地面上只有少数极少被人访到的地方才见得着;可在当时,我的心思几乎全然朝着印度。我被与群山的搏斗弄得疲竭了,只盼脱开它们、重新得些安息。
我们回到阿斯科莱的第二天,那些由老穆士塔格山口被派去找马队的人也回来了。他们已把食粮交给了那些人;刘三、卓巴与其余的人已出发,带着马绕喀喇昆仑山口往列城去。把这件事弄明之后,我便以一天走两程的脚程出发往克什米尔与旁遮普。才出阿斯科莱不远,我们便须过喜马拉雅极常见的那种绳桥。一座绳桥由三根桦条编成的粗绳做成。过时你踩在一根上,两手扶着另外两根,一边一根。这一座桥跨着一道窄的石壁深渊,底下是自巴尔托洛来的河咆哮着奔流。那里确是一处过起来令人不快的地方;可我却惊讶地发现:瓦利——那个过穆士塔格山口时毫无一丝紧张之象、也确实毫不迟疑的人——起初竟绝然不肯过这座桥。在我看来,经过我们刚刚所历的事,这实在算不得什么;而且有两根绳可以扶着,似毫无危险;可瓦利却战栗发抖,只有两个人扶着他才肯过来。这是我所遇见的、一个人面对一种危险时全无惧意、而面对另一种时却彻底不行了的最可注目之例。
随后我们顺布拉尔多河之谷而下,直到它汇入开阔的希格尔谷;在这里我终于能重新骑上马,不必再疲乏地一步步走,而能舒舒服服地走路、享四周奇妙的风景了。一个人单单那份身体的感觉,于他能否领略自然之美竟有何等大的分别!我疲乏竭尽之时,只有极不寻常的东西才在我身上留下一点印象;我会走过奇伟之极的山峰而只往上疲乏地望一眼,有时甚至只盼它们从来不曾存在、不曾挡我的路、不曾拦着我到行程之终。可如今坐在一匹马背上——虽是一匹可悯的小牲口——我身上不再压着那份疲乏,便能静静把望那片壮丽山景所给的一切快意都饮下去。
希格尔谷宽两三英里;谷底盖着村落的田地,那里有成百的杏树;而这些杏树此时正值秋季,披着红、紫、黄一切可爱色调的叶子。这一片明亮温暖的叶色填满谷底,其上升起赤裸嶙峋的山坡,再上头冠着终年不化的雪。太阳自一片无云的深蓝之天照出来;穆士塔格那些冰冷的劲风永远被留在后头了;我们身在一种理想的气候里,既无酷热、也无严寒来熬我们。那些人脸上庄重焦虑之色过去了;他们此时在我身旁快活地走着,拿他们所历的一切难处彼此打趣;每到一个村子,便饱吃一顿这片丰饶之谷里那样多的干杏、葡萄与核桃。
我们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巴尔蒂斯坦,那里的居民——称作巴尔蒂人——是一个能忍、驯顺而性情和善的族;人很难敬重他们,可又不能不以一种体恤怜悯之意喜欢他们。可怜的巴尔蒂人属于那些在民族之争中沉下去的族之一。据说巴尔蒂人在他们较好的日子里是能打的;可他们能打的日子已过去了。他们挡不住多格拉人的入侵;如今他们被一个外来之族所治。又因为他们是极好的脚夫、而通过他们自己与邻国的路又那样坏,结果他们便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背负之事,直到那能忍耐、能久受苦的巴尔蒂脚夫成了这片边地各谷里一个众所熟知的景象。巴尔蒂人身上少有什么刚强或雄壮之处能令人钦佩;可人仍为他那份耐性、为他那样容易被取悦而喜欢他。而在我所用过的这些巴尔蒂人中间,也有几个人因对他们所信为本分之事那份极深的献身,而使我心存敬重。我此时正要与带我过穆士塔格山口的那五个人分手;而对他们的头人瓦利,我怀着一份少有别人能得的看重。我此刻还能画出他初被带到我面前、在莎车那家客店里的样子——一个矮壮之人,一把铁灰色的须,鼻子突出而略带钩,下巴与下唇上带着一种决断、与对危险那份骄傲的漠然。被问到他是否愿带我过穆士塔格山口时,他答道:他并不想去;可他若真被需要,便愿领我过去;他唯一要讲的条件是:我不许看地图。他听说英国人颇有自己引路、宁信地图而不信身边之人的;我若要那样做,尽可以,可他便不同我去。另一面,我若肯信他,他便带我平安过去。我便依这个说定雇了他。再没有人能比他更守信地履行他的约;若不是他,我们绝不可能过得了穆士塔格山口。他做事稳当、自恃,使人人都有信心;而所有的人都仰望他、绝对听他的。这样的人我见得越多,便越确信:巴尔蒂人这样的人虽在许多方面软弱,可一旦给了他们责任、显出对他们的信任、又让他们自己去挣出自己的出路,他们便会显出许多潜在的品质——而那些品质,大约他们自己与别人从前都不信他们身上会有。老瓦利经列城回了莎车;三年之后我又访莎车时,他来看我,样子与从前一模一样,衣服——我相信——也正是我们分手时那一身;能再见到一个曾那样忠诚地为我效力的人,实在是一件快事。
另一个做得极好的巴尔蒂人,是我在莎车出钱赎了身的那个奴隶。他是个样子野的人,可是我所知最能做活的人。此时他既已重得自由、又得了厚酬、还在回家的路上,便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做多少活;而自莎车一路以来,他的表现都极好。有一天我们走过巴尔蒂斯坦时经过他本村,便把他留在那里了。可第二天他又追上了我们,背着极大一驮水果与食物,要给众人办一顿大饭。他把这些东西背了十二英里过来,又来吻我的手与脚,说他不能容我们就这样走掉、不让他显一显自己心里何等感念。这些巴尔蒂人一旦他们心底深处的情分被打动了,便是一个心热之民——只要他们的心还没有被那致命的背负之役压没;我与我这几个忠诚的随从分手时,是真心惋惜的。
过了斯卡都——巴尔蒂斯坦的首邑——一两程之后,我遇见了喜马拉雅南侧第一个欧洲人。他不是英国人,是一个法国人,多韦尔涅先生;在他帐篷里,我吃到了许多个月里第一顿好饭、也说了第一次英国话。再走几程,我又遇见另一个欧洲人。我想:这一个无论如何总该是英国人了;于是我带着一个行人将近七个月没见过同国之人时所有的那份急切走上去。可这一回竟原来是个俄国人!他自称是尼古拉·诺托维奇先生,一个冒险之徒;我后来得知他在印度的名声并不很好。我问诺托维奇先生自何处来,他答说自克什米尔来。随后他问我自何处来。我说自北京来。所以当他临别时以一种戏台上的腔调说「我们在此分手,东方的先驱者」时,我觉得极为好笑。
这同一位诺托维奇先生近来刊出了一部他所称的新的《基督传》,自称是在他与我分手之后、在拉达克一座寺院里找到的。不过凡知道诺托维奇先生名声的人、或对这个题目稍有所知的人,都绝不会信这部自夸之书。
离诺托维奇先生之后的第二天,我越过了我最后一个山口佐吉拉,高一万一千四百英尺。那是极容易的;而随后下南侧时,我们发觉所有的山坡都盖着森林。与北面赤裸的山坡相比,这个变化极为鲜明、也极为可喜。此前自群山在莎车平原上升起之处一路过来,那些山都是不毛的,毫无一丝森林之迹。偶尔在某个得天独厚、有所遮蔽之处,可以见到一两棵矮树;可总的说来,只有在谷底与耕地上才遇得见树。此时忽然一切都变了。我们已到了喜马拉雅外脊朝南的坡上;而季风的雨都倾在这些坡上,一点也不剩给那边焦枯的山坡。因此之故,分水岭一侧的山密密地簇着森林,而另一侧只有赤裸的、被太阳烤着的石头。
我们迅速走下林木秀美的辛德谷——那里有草地与松林、有奔腾的急流与盖雪的山顶——终于到了克什米尔那片开阔的谷地本身。穿过它走七八英里,我们便到了斯利那加,那是位置最为入画、却也是一切城镇里最污秽的一座;而我这才头一次体会到自己是何等污秽、变得何等粗野。我穿着一件莎车的羊皮袄与一双长的莎车靴子,身上唯一一件欧洲的衣物是一顶苏格兰圆扁帽;又带着一把乱须,脸被沙漠里的风日晒黑、又被冰川上的寒气割得发红:那地方的人竟称我为莎车人。所以我头一件事便是赶到一家专给欧洲人备办一切必需之物的本地铺子去,买一套灯笼裤装——就是军官在克什米尔打猎时所穿的那种——与一件干净衬衫,又去理了发、剃了须、好好洗了一回。等我为跳回文明之中作这些准备花去将近两个钟头之后,我便去见拉姆齐上尉——他当时是驻斯利那加的政治代办。所以当拉姆齐上尉几乎刚握过手便说「你不想洗一洗么?」时,我真是难受得很。这是我回到文明之中所受的许多次冲击里的第一次。
不过除了这样一次不快的冲击之外,也有些可喜的意外;我还记得在斯利那加收到一封电报时的那份满意——那是弗雷德里克·罗伯茨爵士为我顺利办成这趟行程而致的贺;又有当时任印度军需总监的查普曼将军一封极厚意的信——他自己曾到过莎车与喀什噶尔,又知道这东西于行人何等受欢迎,便体贴地送了一箱雪茄在那里等我到。
在斯利那加只歇了一天,我便动身走我行程的最后一段,往拉瓦尔品第;因为我急着要正好在我当初在北京所说的七个月之内办成我这桩事。于是我一路赶;而如今在一趟极长的行程之末,我觉得自己比出发时还「健」,又能迅速地赶路。十一月二日晚七点钟到了之后,我吃了晚饭,躺下一两个钟头,随后夜里十二点又出发,步行走了头一程十二英里;随后上了一辆「埃卡」、即本地的车,由它沿新筑的车路载我走了三程。走完这三程,我又骑着上坡走了十英里往穆里去,日落时到了一处驿站宿舍。我在这里歇下;凌晨三点又出发,步行走那十英里进穆里。自那里我坐上一辆通噶双马车,迅速下坡走完最后三十九英里进拉瓦尔品第。这变化真是奇妙。我曾以为骑一匹可悯的本地小马,与疲乏的步行相比便是奢侈。随后在克什米尔路上坐一辆本地车一颠一颠地走,又似是旅行中一切舒适之物的极致。可如今我坐在一辆由一对马拉着下坡飞奔的车里,以在我看来全然是安息的方式,每一个钟头走的路是我步行所能走的三四倍;而更好的是:我正把群山那场噩梦从身上脱开;而原先那一道又一道山脉不断挡住去路、把我关在里头的情形,此时换成了在我面前展开的旁遮普的广大平原。自一面突厥斯坦的平原起,我已穿过了那座群山的迷阵,越过一道又一道山脉、过了接连每一个障碍,直到此时到了南侧的平原。我自北京而来的这趟长途已到了终点。我最大的指望已经实现;我已到了那个在我骑马出北京城门时似那样遥远、那样不可及的目的地。
四月四日我离了北京,十一月四日我驱车到了拉瓦尔品第我的团的会所。两天之后我到了西姆拉,见到贝尔上校——我在北京与他分手,他走得比我快,已早一个月到了印度。所以第一个自中国循陆路到印度的欧洲人这份荣誉,是属于他的。可怜的中国仆人刘三六个星期后带着马到了——那些马我们不得已自穆士塔格山口遣回,绕喀喇昆仑与列城走。他因受冻而得了很重的肋膜炎;不过等他好得够了,便由海路被送回中国;此后他又随那位不懈的美国行人柔克义先生去了西藏。他是个中国人,因此不是一个完美的生物;可他彻底懂他的事,而且他做到了。所以要走一趟横穿整个中国帝国之宽的行程,我几乎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只要他觉得是他在「带」我、觉得把我像一捆货物一样自中国这一边运到那一边是他的事,他便不倦地做下去。而这趟行程之得手,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于这一个仆人——他不曾惧怕一路随我同行。
第九章
坎巨提人的劫掠
「那些山、那些波涛、那些天,
岂不是我与我灵魂的一部分,正如我是它们的一部分?
对这些的爱,岂不深在我心里,
带着一种纯粹的热情?我岂不该轻视
一切与这些相比之物?岂不该顶住
一股苦难之潮,而不肯以这样的情怀
去换那些人硬而世俗的冷漠——
那些人的眼只朝下看,
盯着地面,心里的念头不敢燃起来?」
——拜伦
一八八九年春天,探险的热病又重重地上了我的身;我向内·伊莱亚斯先生请教,他便向我提出一趟穿越西藏之行——所循的路与此后鲍尔上尉那样顺利勘察的那条大致相同。我已开始为这件事盘算细目、筹画行程,可我长官断然不准我去,把我的指望彻底打碎了;我只好绝望地在一座印度军营里消磨那些沉闷的暑月,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在我手下兵士的军服或马具上挑那些微如显微之尘的小点,又看着马被刷、被喂、被饮水。可正当我最绝望之时,一线指望来了。一封电报被交到我手里,原来是自西姆拉的外务衙署来的,要我去办一趟克什米尔北境的勘察。这正是我一直渴望的机会。我一直上西姆拉去见外务秘书莫蒂默·杜兰德爵士,领了关于我这桩差事的训令。
我在前两章叙述自莎车到克什米尔之行时,曾提到一个劫掠之部,他们住在克什米尔以北的小国坎巨提(在莎车那一侧,人总称它坎朱特)。这个小国深陷在群山之间,只能经高耸的雪山口、或经狭窄不可行的隘道到达;它生养并庇护了这样一族人:他们自山中的坚垒出来,不断劫掠四周一切的国。自莎车往印度那条路上的商人不断受这些野的劫掠之徒之害;莎车各谷里爱和平的居民始终受他们来攻,并被逼交出保命之钱;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散居在帕米尔开阔的谷里的帐篷中,无从自卫,只好交他们的「贡」、否则便受拒的后果;驻吉尔吉特的克什米尔兵怕他们来攻;就是远在难到的阿斯科莱的可怜巴尔蒂人,一想起他们也要发抖。谁也近不得这些野的坎巨提劫掠者——他们在自己那些不可入的谷里稳如泰山;可他们却能打击四周的每一个人。
一八八八年秋天——即我过穆士塔格山口之后那一年——这些劫掠者对一支大商队作了一次格外大胆的攻击,又自莎车路上的赛图拉掳去了若干吉尔吉斯人。那些吉尔吉斯人曾向中国人求护,以抵这类劫掠,可被拒了;他们于是在一八八九年春天向英国官府递了同样的呈请。正是为查明并报告这次劫掠的情形、并察勘那条商道与坎巨提之间的全部地方,以便将来止住这类劫掠,印度政府此时便要派我前去。我须带六名廓尔喀兵作小队护卫、又带一名本地测绘员;而那位把呈请送到列城的吉尔吉斯人须在那里等我到,再随我去赛图拉。莫蒂默·杜兰德爵士一再要我凡有可能助我之物都尽管提,又在这桩事上显出一份同情,使我有了办成它的勇气。我出发前一夜,他说:「我舒舒服服坐在这里自家的客厅里,要你去做这样一桩事,是极容易的;可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并不充分体会你将遇到的一切艰苦与难处;所以凡你所愿、凡可能助你前行之物,尽管向我提。」
那些艰苦与难处,我想他体会得还过了头;因为照我的经验,它们在客厅里显得比在任何别处都坏得多。不过无论如何,我被弄得觉出:我有他的同情;而那便是足够的鼓舞,使我尽最大之力去不负人所寄于我的信任。我的准备没有用多少时候,因为此时已是七月,而在此时须勘察的那些山里,只有夏秋两季能行走;安排便须尽快办妥。七月五日我离了西姆拉,在拉瓦尔品第花了几天凑营具、食粮等等;随后七月十一日到阿伯塔巴德去检视那被选来随我同行的六名第五廓尔喀团的兵。我被带到那个团的值事房去,在那里见到六个人列着队,各人身边堆着一小堆衣物与装具,又有一群眼热的廓尔喀人盯着他们看;而他们自己则作出异乎寻常的庄重之色,不过显然只要稍一逗弄,他们便要放声爽朗地大笑出来。各人都白得了一套特别的暖衣、一张防水布、一件大衣等等;出差期间还有额外的饷;而且此后几个月里他们要过一种自在野放的日子,也许在回来之前还有打一仗的机会;所以难怪他们自己得意、又被同伴眼热。查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们自己与一切装具就所能看出的都已齐备合用之后,我便把他们装上「埃卡」车送往克什米尔;他们那张张圆胖快活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极为自得地驱车离了团营。
与此同时,我须绕道经穆里去取我自己的行装。我整夜在火车上、又在通噶车上赶路到阿伯塔巴德;此时又须在天黑前骑四十英里进穆里。可那是一趟极为可人之行,一路都是极可爱的景色:路沿着一道松林覆盖的山脊近顶而行,一侧是旁遮普平原长长的远景,另一侧则时时自秀美的雪松之间望见克什米尔的雪山,还有一次望见远处的南迦帕尔巴特——即「裸山」——它高出海拔两万六千英尺,是群山中真正的君王。
我在穆里消了一天,随后终于起行上路;第二天在穆里之外五程、那时车路的终点处追上了我那几个小廓尔喀。须把我这一队尽快赶上去,于是我把廓尔喀兵都弄上马、要他们一天走两程。廓尔喀人在马背上是不自在的。他爬山是行家,骑马却不是。这几个小个子起初极不快活;可无论如何,他们觉得这总比七月里在杰赫勒姆谷那温室般的空气里一天走二十五英里要好些。
他们沿这条谷上行、又乘船渡乌拉尔湖到辛德谷的入口——两年前我自北京而来时正是顺那条谷下来的——这期间我则去见英国驻扎官帕里·尼斯贝特上校;无论这一次、还是别的许多次,我自他那里所得到的,不但有我按公事可以期望之助,还有一份体贴的照顾——那更像一位父亲给儿子的,而不像一位长官给属下的。随后我又与我的护卫队会合;而第十一孟加拉枪骑兵团的骑兵沙赫扎德·米尔——他要随我作传令,并在须测绘时作测绘员——此时也追上了我们,我们这一队便齐了。再没有人能指望有一支比这更好的小队:六个壮实的小廓尔喀,有事要办时冷峻严肃,可在营火旁、在值事之外便爽朗快活,不住彼此打趣、哈哈大笑;还有沙赫扎德·米尔,一个全然不同、却同样好的人;他不像廓尔喀人那样好乐,而是一个帕坦人,庄重而认真,一心放在手上这桩事上,决意把它办好。我行路时常同这些人说话,告诉他们我从前穿过这些山、知道前头有一段苦日子。那些快活的廓尔喀人笑着说:「不要紧,老爷,我们不在乎。」他们若要受一段苦,到时候总有法子挺过去;眼下他们只打算把自己彻底乐够。那位帕坦人则皱起眉,当下便为那场——若真有的话——搏斗作起准备,又告诉我说:他只要一个替自己扬名的机会;他若这一回能做得好,也许我便能替他谋个升擢。我的叙述会显出这些人怎样忠诚地为我效力;而我对印度本地兵这第一次真正的经历,是极为满意的。
越过佐吉拉——那是我自北京而来路上最后一个山口——我们把克什米尔一切林木的秀美、它荫凉的松林与明亮的花草地都留在身后,进了那片不毛之山与无荫之谷的荒凉之域;那里太阳直打在无遮的石头上,生出一种在海拔九千英尺以上绝想不到的热度;而这又使日落之后自上头雪里下来的那些冷风更难受。我们正进入拉达克,那是西藏的一支;而这个国唯一可取之处,是它那些寺院之入画——它们高踞在每一块显眼的岩石上。至于它的天然景色,要找一处比拉达克更显荒凉之国是难的。它的山虽高,却既不宏伟、也不嶙峋,而像一连串单调的巨大煤渣堆。可那些佛寺、那些飘动的经幡、那些佛塔、以及别的许多在印度几乎全无代表的宗教之象,给这个国添了一种意趣,恰恰使它免于被全然贬斥。这些佛教生活之象前人已描述过许多次,所以我这里只须提一提:那一长排一长排看来像是极大的坟、上面覆着成百块石板的东西,每块石板上都刻着那句辞——「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中之宝」),这是那道护符般的祷辞,而这个宗教的信徒相信:它被念得越多次,所生的善果便越多;又有那些五色的旗在风里飘着,上面写着同一句法辞,每飘一下便向天送上一句新的祷;还有那些脏的、穿黄衣的僧人,剃着头,颈上挂一串珠,手里的经轮每转一圈便转出一句祷。这些都是佛教生活众所熟知的特色,这里只须一提而过。我钦慕它们之入画,也诧异这样的迷信之奇;可我没有时间去细究佛教在西藏这个远方的角落里所取的这一特别之态。
我们迅速穿过这个国,七月三十一日到了它的首邑列城。二十天里我们这一队走了四百余英里,越过一个一万一千英尺、三个一万三千英尺的山口——不过都极容易。进列城时,老舒卡尔·阿里来迎我——他是唯一过了穆士塔格山口的拉达克人。他听说我又到这一带来了,便来求效力;我欣然收下了他,因为我从没有过比他更肯做事、更爽朗的仆人。他从前是马夫,如今被擢为厨子。他毫无做饭的经验,而这些粗野的山里人也不是人们通常会选来做厨子的;可我既知道我的人将要受的苦,便决意不要一个自印度平原来的人——那样的人很可能正当最需他效力时便病倒或垮掉。此时只有惯于「过粗日子」的人才能随我同去,而再没有谁比舒卡尔·阿里更耐得住苦活。所以虽然他掌厨期间我不能指望有什么十分讲究的饭菜,我却知道自己总归有一顿饭吃;而有舒卡尔·阿里在这一队里,凡有什么格外熬人的事要做,总会有一个自愿去干苦活的人。
在列城我是拉姆齐上尉的客——他是英国会办专员,也正是我前面提到的、我自北京到斯利那加时在那里任政治代办的那位官员〔注一〕。有人已请他为我备好马、并为我往前的行程作别样必需的安排;而他把一切都办得那样周全,我几乎没有别的事可做,只须接手便可。不过有一件事使我们颇为焦虑,便是另要带一支二十五名克什米尔步兵的护卫到赛图拉去。列城的守军列了队,可全数只有七十九人,而且都是些可悯的、衰朽的老人,又瘦又半饿,我走过行列时他们都哀求地看着我——每一个都似在求我不要带他去;而每一个被我选中的人,脸上便现出一种惊骇之色。我在阿伯塔巴德所见印度正规军的廓尔喀人、与克什米尔军这些愁苦不堪之兵,两者的神气与精神之别,再大也无从想象。前者被照看得好、饷给得好、装具得好、吃得也好,随处都肯去,又把几个月的苦活看作是对营房生活之单调的一个可喜之变;后者则吃得差、装具坏、饷又不足,怕苦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身体受不住;也因为他们无从确信自己一面的牺牲会被承认或报偿。这便是一八八九年克什米尔军的情形。如今它在英国军官督看之下被重编,情形何等不同,自他们在坎巨提与奇特拉尔的事迹上便可见出。
于是拉姆齐上尉与我费了极大的力气,选出十七个人;我们想:他们若另配足暖衣、又加口粮,大约刚好能把所要他们做的活撑过去。被告知他们须行军两百四十英里、越过四个高山口才能到赛图拉时,他们似都往一处缩;可他们其实出自一个军人之族——多格拉人;而他们一看出自己会被好好照看,便鼓起了勇气,此后把所要他们做的事做得很好,也从未给我丝毫麻烦。
除克什米尔兵之外,我在列城又给我这一队添了两个巴尔蒂人,连一只可携的羊皮筏,以渡那些不能涉过的河。这种羊皮筏在巴尔蒂斯坦用得很多。把十六到二十只或更多的羊皮吹起来,绑在一个木架上,便可以撑或划着过河。寻常所用的筏子,那木架是固定的;可我们所要带的那一只,架子的木杆自然是分开带,皮子则摊平了带。
这些准备进行之间,拉姆齐上尉与我商议了一个行动之计。那位把呈请送到英国官府的吉尔吉斯人穆萨还在列城。自他那里我们得知前一年坎巨提人劫掠的详情,又得了些关于劫掠者自坎巨提所循那条路的消息。那正是我所要勘察的路之一;而既然它穿过一片全然未知之地,去那里之前便须把一切可能的消息都弄到手。我最焦虑的是运载之事。在一片无路的群山迷阵里,显然雇苦力是最好的运载之法。人能去四足之畜所不能去之处;而我若雇苦力,便能循一条若雇马或骡便绝不可能走的路。可雇苦力有一个致命的驳难:若那些人须自带若干日子的食粮,便再背不了别的驮子。我们将有好几个星期见不着有人烟之处——实在说,我们此后曾一连五十七天不见一个居民——而既然每人每日约需两磅食物、在这些粗糙的山上又背不了六十磅以上,那么显然:他若须离供给之本走三十天,便只能背够他自己的食物、不能为别人背一点;而他若须走过三十天,便要饿死。所以苦力虽是过险地最好的运载之法,却不能用。
同样的驳难,以较轻之形也适用于用马。马每日吃四磅,能驮一百六十磅。所以它们能比苦力走得略远些;可就是马,若这支队离本地有一个月之远,每匹除了自己的谷料之外也只能驮四十磅行李。超过一个月,它们便无用了。我随后想到用驴。这些牲口据说随处都能找到吃的,每头每日一两把谷料大约便够;可用它们有一个极严重的驳难,便是它们身量小。我们将不断渡河,而小驴会立刻被冲走。
我正在筹画一套设储所、又把马、驴与人合用的办法,这时那位吉尔吉斯人穆萨提出用骆驼,使我心上一宽。他说在赛图拉能弄到一定数目的骆驼,而且往坎巨提那条路上大部分地方都能带着它们走。这一下便把难处解了;因为骆驼能在山坡上吃到一些草,所以它们只需——或者无论如何只被给——每日两磅谷料,而驮的却是两百五十到三百磅。它们的身量在渡深河时也是大的便宜。我一八八七年自莎车往穆士塔格山口时便已用过骆驼,那时已见过这些山里的骆驼在真正难行之地能干得何等好;于是我立刻遣人到赛图拉去,要他们尽量多替我凑一些。它们不能一路都去,可能在谷底与较易的山口上出力;随后我们有几匹马带我们过较难的山口,再有两三个人对付最难的几处。
运载之事既已定下,接着要办的便是食粮。我虽把赛图拉说成一个本地,可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本地。它在海拔一万二千英尺之上;那里什么也不长;而且那地方连一所长年有人住的房子都没有。那里有一座旧堡,可赛图拉其实只是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的总聚之处、又是商队一处便当的歇脚之地;一切谷料都须自突厥斯坦的村子运来,要越过一个一万七千英尺高的山口、走六天的路。这便是勘察一片我们将有两个月见不着居民的山区所凭的唯一「本地」。赛图拉这时并没有足够我们一队用的食粮,问题是怎样把它们弄到那里。我若遣人到突厥斯坦的村子里去取,中国人可能会反对,因为那些村子在中国治下,而中国人是有过阻挠之名的。另一面,自列城往上运粮又是一桩严重的举事。拉达克一区最远的村子离赛图拉一百八十英里,中间又隔着三个平均一万八千英尺以上的山口。所以,既然我前一趟行程里中国人待我极为客气,我便信他们这一回也会如此,遣了一个人去自突厥斯坦的村子里买粮运到赛图拉。
这一切准备办妥之后,我向拉姆齐上尉告别,八月八日又出发了。就在列城后面须越一个高山口喀尔东,海拔一万七千六百英尺;而自列城上去又极陡,我便发了一阵山病,一时大为沮丧。往高处上得缓时,人会渐渐习惯那变了的空气;可往一万七千英尺这样的高处上得陡时(这一回便是如此),多数人似都觉出那变化;一阵裂人的头疼、一种恶心与沮丧之感,很快便告诉行人山病上了身。这一回我沮丧得厉害。我想:才一出发我便这样坏,那么在到赛图拉——我真正行程的起点——之前还有三个更高的山口要过、而在我再回到克什米尔之前另外还有十个要过,我可怎么办?不过幸而山病随人渐习高处而退去,此后它再没有扰过我。
往赛图拉之行不必细述,因为它如今已为人熟知。我们上了入画的努布拉谷,那里有杏树的果园与佛教的碑塔;随后越过萨色尔山口,一万七千八百英尺——那是一个因顶上有冰川而常极危险的山口,可在这个时令毫无难处。这一带、以及努布拉源头一带的山极为宏伟雄峻,峰高到两万三千与两万四千英尺,坡上滚着秀美的冰川;可过了萨色尔山口,我们便进了地面上最为荒凉之国。德普桑平原在海拔一万七千英尺以上,是砾石的,赤裸得像城郊别墅门前一条砾石小径。远在我们身后,萨色尔与努布拉的雪峰自天边之上露出来,像几只巨船的帆;可我们面前除了砾石的平原与极大的砾石丘之外一无所有,荒凉而令人气沮到可怕。横过这些平原刮来一阵阵使人睁不开眼的雪飑;而夜里,虽然此时正是仲夏,却有好几度的霜。横过德普桑平原,我们上了一条浅谷——那谷里满是马的骸骨,凡经过它的行人都本能地把它叫作「死荫之谷」——再上到喀喇昆仑山口,一万八千八百五十英尺。人本会以为在这样的高处雪必积得极厚;可无论在它上头、还是在它旁边那些高过一万九千英尺的山顶上,连一点雪也没有。喀喇昆仑(意为「黑砾」)如我上面所记,正是这个山口与这道山脉的名字;可奇怪的是:这些山在海拔那样高处、又正作着印度与突厥斯坦之间的分水岭,身上却毫无雪迹。我所能想出的唯一解释是:在这道山脉之后、在它与雨所自来的大洋之间,还有别的高得多的山,把大部分水气截去了;而这里又没有深槽般的谷,使那所落的一点雪能聚起来、以冰川之形被存住,只有宽而浅的谷,雪落在那里便薄薄一层铺在山面上,很快在日光下融掉;于是这些山——它们的顶高如把斯诺登山叠在勃朗峰之上——在夏月里竟与我们英国那些小丘一样无雪。
自喀喇昆仑山口的北侧下来,我们经过了可怜的达格利什前一年被一个阿富汗人杀害的地方,又看见了那块纪念的石牌——那是多韦尔涅先生、坎伯兰少校与鲍尔上尉刚立在那里的。再荒凉之地无从想象;而就在这里,在印度与中亚的分界之线上、在这些高耸山脉的正中心、离最近的同国之人几百英里之外,倒下了那唯一一个曾试着在中亚安家的英国人。想到这样一条性命竟这样被牺牲,是可悲的;而他既已如他所做到的那样,赢得了他所定居之国的人民的情分与善意,却竟被一个与他一样是外人的人在一阵狂热或脾气之中背信杀害。
自喀喇昆仑山口起,我们穿过一片只比我们在南侧所过的略不那么荒凉之区;随后过了苏盖特山口——一万七千六百英尺——便迅速下到赛图拉,八月二十一日到了那里。最后这六天里,我们走了一百七十英里这样的地方:那里弄不到食粮、草极少、柴火只有草根;而在那六天里,除了一个一万五千英尺的小山口之外,还越过了另外三个平均海拔一万七千六百英尺的山口。自离阿伯塔巴德军营起整整六个星期,我这一队便已深入群山六百四十英里。
在赛图拉,一队吉尔吉斯人来迎我们,为首的是他们的头人图尔迪·库尔,一位安静而面带忧劳的老先生;他自己在劫掠发生时在场,所以能把那件事完整准确地讲给我听。所发生的是这样。前一年秋天,坎巨提有八十七个人——有的带火绳枪、有的带刀、有的只带镐——自一百九十英里之外的沈沙尔山口过来,忽然出现在赛图拉附近。他们攻了一支商队,掠去大量货物;又把他们在谷里牧着羊群牛群时所遇到的几个零散的吉尔吉斯人掳去作奴隶。他们带了其中几个人,以死相逼,要他们指出他们的头人图尔迪·库尔住在何处,又逼他们走到帐篷前去叫他出来,而坎巨提人则藏着,预备他一现身便把他捉住。可图尔迪·库尔告诉我:他自那叫法上、又自他的人平时并不站在外头叫他、而是进来问他这一点上,便起了疑。于是他留心抓起自己的枪——那是一支英国枪——推开帐篷的门,瞧见了那些坎巨提人。他向他们放了一枪,他们便跑了;可他们带走了二十一个吉尔吉斯男女,而那些人此后是每人付了八十卢比才被放回的。
图尔迪·库尔与所有吉尔吉斯人都求我——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作些安排以止住这些残酷的劫掠。他们说中国人不会为他们做什么,他们眼下唯一的指望在英国人身上。我能告诉他们的是:印度政府正派杜兰德上尉(如今是上校)去坎巨提见那个国的首领,除别的事之外,也要设法就这劫掠之事与他达成某种谅解;又说为护今年的商道,我要留一些克什米尔步兵在赛图拉。不过我也愿勘察自赛图拉起、劫掠所循的那条路;所以我要请他们给我派向导,使我能办成此事。图尔迪·库尔自己当即自愿随我同去;而他既从前到过坎巨提、又识得那条路,他的相助大约极为可贵。
这些吉尔吉斯人不是一群招人喜欢的人。他们胆小、无决断、又反复。诚然,他们的生计之法使他们颇易受攻,因为他们靠羊群牛群过活,须在各谷里凡牲口能找到牧草之处散开。所以他们必然暴露在一伙结成一团的劫掠者的来攻之下。可另一面,这些劫掠者须穿过将近两百英里难行的山地而来;而吉尔吉斯人若还算有点用,本该能在自己国的隘道与山口上给坎巨提人一点惩治、或作一点小小的报复,那无论如何也能抑一抑劫掠者的大胆。可除了图尔迪·库尔——他实在有点胆气与骨气——之外,他们是一群软塌塌之辈,像寄生之物一样,宁愿依附某个更大的势力、自它那里得保护,而不肯自己作一点自卫的尝试。我去访时,赛图拉与它附近约有四十家人,像一切吉尔吉斯人一样住在覆毡的圆帐里,那种帐称作「阿克宜」。他们穿得很好,是长的宽袍与头巾、或圆的皮帽。他们看来比拉达克的居民境况兴旺些;他们出租自己的骆驼、牦牛与马、又把羊与山羊卖给自莎车往列城商道上经赛图拉过的商人,由此得不少利。其中约二十或三十人有式样原始的火绳枪;其余的人没有兵器。他们个个对坎巨提人怀着极度的畏惧,又向我保证说:第一个进坎巨提地界的人必定会被杀。他们在我召集的一次大聚会上高声宣告这话;他们说时我转过身,打趣地对廓尔喀人的下士说:「好啊,那就你先去。」那小个子十分欢喜,一想到这个便满面放光。像这样小小的一笔,一下便把不同种族各样的性情照得分明。亚洲人读这些迹象比欧洲人还快;而那六个小廓尔喀人靠这样与类似的举动,在他们所到之处都在人心上留下了显著的印象。吉尔吉斯人很快便看出廓尔喀人与自己之别;而我们初到时压在他们身上那份恐惧与沮丧之情,很快便换成了一种有信心、有安全的心情。
(原注一:见前文。)
第十章
在冰川之间
「住在
那厚肋之冰的凛然之域。」
——《一报还一报》
自赛图拉启行并不必急,因为须等叶尔羌河——我们要沿它的谷走好几天——随着融雪的夏汛减退而落下去。此时要勘察的那一片地方全无人烟,又没有路、没有径、没有桥、也没有任何寻常的交通之具。我在过穆士塔格山口那趟行程里已尝过它的滋味;我知道我们须沿着河床、沿着两侧陡峭的深谷谷底往前挣,又须由任何勉强能称作山口的豁口翻过那些山脉。头六十五英里海沃德曾勘察过,我自己在一八八七年又走过另外九十英里;可除此之外,自赛图拉到塔格敦巴什帕米尔与坎巨提那一片地方全然不为人知;河与山脉怎样走、以及坎巨提劫掠者自坎巨提出来所由的那个沈沙尔山口位在何处,都只能靠猜。
有两件事我格外想做。我想找到这个沈沙尔山口,看那些劫掠者是怎样过来的;我又想在去那里的路上满足自己的好奇——即一个称作萨尔托罗山口的玄秘山口是否存在;那是我的老向导瓦利在我们往穆士塔格去的路上远远指给我看的。我确信那只能是第二个穆士塔格山口;可不管它是什么,我总想看一看。而等我把这两个山口都看过之后,我打算沿帕米尔高原的边缘上去,此后再由自那里穿坎巨提下到吉尔吉特的某一个山口往家的方向走。与此同时,杜兰德上尉在他已筹画好的那趟访坎巨提之行里,要同那个国的统治者商定我安然通行之事。
自突厥斯坦所购的食粮在八月末到了。中国人并没有反对把它们运来,而且还为我所送的问候回了我一句客气话。我们此时有可供路上消用的三千二百磅马谷料、一千四百四十磅给人的面粉、一百六十磅米、四十八磅酥油,此外还有茶、糖等等杂项的供给,以及七只羊、六只山羊一群。我们又带了些修路的工具,当然还有足够的马掌与钉子。
为运这些东西与人的行李,我有十八匹马与十三头骆驼;可这些食粮只够约一个月半,我便须安排把骆驼遣回去取第二批——那一批要自突厥斯坦的村子运来,在我把沈沙尔与萨尔托罗两个山口勘察完之后,到某处河流的汇口与我相会(我只能盼那两条河真的相汇,因为这一点我并无确实的消息)。这番勘察自然要用些时候,而骆驼在这期间正好能往赛图拉走一趟回来。我知道食粮不齐便出发是在担险;可勘察这样一片地方,不担某种险便办不成。骆驼凑不到足够之数,于是只好把现有的尽量用上,又信任第二批食粮会照所约到我们这里来。
马与它们的装具都细细查过、驮鞍修好、驮子也配妥之后,我们于九月三日离了赛图拉,把那十七名克什米尔步兵留下——他们要在赛图拉留一个月以护商道,随后回列城。这一队此时的人是:六名廓尔喀兵(护卫);一名传令兼测绘员;一名通译(列城的阿尔贡人);一名厨子(拉达克人);两名巴尔蒂筏夫;五名吉尔吉斯人。共十六人,带十九匹马(内有我自己一匹坐骑)与十三头骆驼。那些吉尔吉斯人另外都骑马。
我们自赛图拉朝西而行,循海沃德勘察叶尔羌河上游时所走的路。我们沿一条河之谷而行,谷里有好几块极好的牧地,直到前一年还有不少人住,可如今因坎巨提人的劫掠而被弃了。这条谷名为哈勒楚斯坤。「楚斯坤」在突厥语里意为「歇处」,而「哈勒」是一位自布哈拉来的圣者之名,据说他许多年前在这里歇过。界这条谷之北的山极为雄峻嶙峋,有秀美挺立的峰与冰川;可南面那条山脉——海沃德称它阿克塔格山脉——性情却略显平淡,顶是圆缓的,又没有冰川。索克布拉克是一个好走的山口;自它顶上朝东可以看见东昆仑山的雪岭,朝西则现出一片石质的山体,以三座秀美的雪峰为其极——海沃德误以为它们属于穆士塔格主脉,可其实它们在高度与宏壮上绝不能与那些山相比,而实在属于阿格勒山脉;那条山脉以奥普朗河之谷与穆士塔格诸山相隔。
那山口顶上风刮得那样猛,我试了三刻钟,也无法以温度表的沸点测出它的高。不过海沃德已把它定为一万七千零九十二英尺。自那山口经一道窄的石峡下来,傍晚时我们到了叶尔羌河之谷,在一片称作吉尔吉斯江噶尔的开阔丛木之地歇下。谷在这里宽一英里有余;谷底多半覆着卵石,河水分成许多道流在上面。两边山坡是陡的石崖,除了沿河床几处之外见不到草或木。
九月五日我们走了短短的十一英里到库兰乌尔迪;那处宿地得此名,是因为曾有一头「库兰」、即野驴死在那里。此时天气极为可人,又清又亮,不太热也不太冷——于行路正是完美。路也容易而平坦,顺叶尔羌河宽阔的卵石河床而下。昆仑山的雪峰在北面升到两万一千英尺之高;可南面阿格勒山脉真正的主峰,只能偶尔自窄的沟谷里望上去时瞥见一眼。朝西往叶尔羌河之谷远处望去,可以看见一簇极为显眼的峰,海沃德把它的高大略定为两万三千英尺。
第二天我们早早出发,以补前一天路程之短,走了二十六英里,路上经过奇拉格萨勒迪的几处宿地——我一八八七年所循的自莎车来的那条路便在那里接入,而那也是海沃德所到的最远之点。自这一点起谷大为收窄;河又有几处流在极高的崖壁之间,便须不断地渡来渡去;而两边的溪添了它的水量,它便越来越深,终于深到驮着东西的马不能涉过,我们便在两年前我被挡住的同一道峡里被挡住了。河在这一点上深到马背,水流又强又急,底下是石的,所以把我们的行李驮在马上过去是全然谈不上的;我们只好歇一夜(九月七日),等到早上——那时河比下午浅些,因为下午太阳融雪,水量便涨了。
这一程里我们经过一片草地上的若干废迹,那地方称作喀拉什塔里木(意即喀拉什的耕地;喀拉什据说是约八十年前住在这里的一个人)。那里有半打小屋与几座熔炉的遗迹,又有耕过之地的犁沟之迹。这片草与丛木长半英里有余、宽六百码,从前无疑是一处兴旺之地。又有明显的矿产之迹——铜与铁,也许连少量的金也能找到,因为石英与铁矿石极多;而关于这些山里有矿,又有许多传说;而这地方的名字拉斯坎——是「拉斯特坎」(意为真矿)之讹——也清楚地显出可以料到有矿。
再往下,我们经过一条相当大的溪,称作巴扎尔达拉;顺它上去有一条路通帕克普鲁。那溪之大——宽二十五码、深一英尺半——显出昆仑主脉自这里必大为后退。图尔迪·库尔告诉我:顺巴扎尔达拉河上去、再越过一个山口(科喀朗),人并不像走东面较远的杨吉与奇拉格萨勒迪两个山口那样进入提斯纳甫河的流域,而是下到一条称作库兰阿尔古的河之谷;那河在下游皮勒附近某处注入叶尔羌河;而人还须再越一个山口——塔赫塔库兰——才进入提斯纳甫河之谷。所以显然:在奇拉格萨勒迪山口以西一点,昆仑山脉必分成两支,两支之间以库兰阿尔古河相隔。这条河的下段称作楚克舒,住着突厥人,在中国治下;不过他们像吉尔吉斯人一样,求护以抵坎巨提人的劫掠时被拒了,中国官府告诉他们说:他们住在边界诸山口之外,因此不该指望什么相助。
这些山之高,在这一天的行程里深深印在我心上。沿着谷底单调地走、四面被山围着,我厌烦了,便决意爬上一座凸出的山,自那里似可望见围着我们的那些山脉较高的部分。有好几个钟头我在一道碎石坡上苦挣,每踏一步便在那滑动的石流里往后退得几乎与上去的一样多;而等我终于到了那山之顶,却发觉它只是一道支脉的末端,那支脉越往后越高,一直接到后面的山脉上去。我的马队在下面看来像谷底的几个小点,可上头那些雪峰仍与原先一样远。那些大的主脉,我所看见的并不比在谷底所能看见的多多少;于是我开始多少体会到这些山的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自那山另一侧下来,正好在我那一队在我上面所说的那道峡里被挡住时与他们会合。河在巨石与大石上狂奔,马全然过不去;我们只好歇一夜。第二天早上,择了河底最不嶙峋之处,我们骑骆驼渡了河,在那峡的另一侧几英里处一个可人的小宿地歇下,那地方称作喀鲁勒,在苏拉克瓦特溪的汇口。这里有许多浓密的青草与足二十英尺高的灌木;所以第二天我们也留在那里,使马能好好吃一顿草——那样的草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大约见不着了。
图尔迪·库尔带我往河下游走了几英里,又指给我另外两处一样好的宿地;他说这条谷下段的牧地比赛图拉所在的喀拉喀什河之谷里多得多,又说旧日这条谷是有人住、有耕作的,商人经穆士塔格山口往来于巴尔蒂斯坦。可坎巨提人的劫掠把这个止住了;又有一个故事讲这道峡里一场大的劫掠。坎巨提人藏在临河的崖上;一个名叫和卓穆罕默德的人带着家人与一大队人经过时,他们自上面放枪,此后又以刀相攻,把所有男子都杀了,把妇人与孩子掳去。自那时起,这道峡便一直以和卓穆罕默德之名为名。
我们此时须离叶尔羌河之谷,越阿格勒山脉进奥普朗河之谷。我把骆驼又往前带了一程,到阿格勒山口之麓,随后把它们遣回赛图拉去运第二批食粮——我已安排图尔迪·库尔在萨尔托罗与沈沙尔两个山口勘察完之后,把那批粮运到奥普朗与叶尔羌两河汇口附近的冲江噶尔与我相会。顺苏拉克瓦特溪往阿格勒山口上去,有几段极难走,因为谷收成一道峡;有两处我们须花几个钟头砌出一道石阶,使马能绕过陡峭的石崖。谷底遍布的那许多大石,又使马极为吃力;可我们终于出到一片小平地,在它那一头,阿格勒山脉的主峰像一道墙在人面前立起,嶙峋而不容通融。在这里我们经过了同一块石头——一八八七年我曾在它后面露天躺了一夜;我过这些山时一向只能如此,因为怕一支起帐篷便露了行迹、招坎巨提人来攻。九月十一日,循着我从前的足迹,我们越过了那道山脉上那个可注目的洼陷,即人所称的阿格勒山口。
到此为止我们所走的都是已知之地——虽然此前过这个山口的欧洲人只有我一个;可此时便有些新的勘察要做了。我前面曾描述过自阿格勒山口顶上所能望见的那幅奇景——雪峰、森然的山墙、以及那些像一条条巨龙爬下谷底的冰川。朝东远处,在一条横过我们脚下奥普朗河之谷的冰川之上,向导瓦利曾告诉我:那里有一条经一个称作萨尔托罗的山口往巴尔蒂斯坦的路。显然多年来没有人过这个山口;而它极可能与穆士塔格山口一样难。可在往沈沙尔去之前,我想不妨用一个星期或十天去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下到奥普朗河之谷,在一处能弄到一点草的地方扎营;我把廓尔喀护卫连重行李都留在这里,自己带着我的传令沙赫扎德·米尔、舒卡尔·阿里与一个巴尔蒂人前去。我们带了五匹马与十天的食粮,连柴火在内;我自己也带一匹马,凡能骑时便骑。
九月十二日我们动身。头一程倒容易,顺奥普朗河宽阔的卵石河床而上。自南面一道沟谷望上去,我们瞥见了那座大峰乔戈里的壮景——它高两万八千二百七十八英尺;夜里我们歇在一处既能看见乔戈里、也能看见加舒尔布鲁姆诸峰的地方——加舒尔布鲁姆有四座峰高过两万六千英尺。第二天我们的难处才真正开始。第一个便是我们自阿格勒山口上所见的那条大冰川;它一直伸过奥普朗河之谷,几乎挨着右岸的崖壁;可幸而河为自己留了一条路——它不断把冰川末端的冰冲去——于是我们把马牵过那满是冰块的水,便能绕过那冰川的末端,那是一道一百五十至两百英尺高的大冰墙。这条冰川自加舒尔布鲁姆诸山流下来,末端约宽一英里半;中段是一片纯粹的冰峰之体,自下而上望去极为秀美:底下是冰的海,远处加舒尔布鲁姆高耸到两万六千英尺以上。
绕过那冰川末端并非毫无危险,因为水流又快又强;我骑在自己马上,须极细心地探出哪里浅得可以过去;同时又有些怕:我们贴着那构成冰川末端的冰崖下走时,大冰墙上的碎块会落到我们头上。绕过这个障碍之后,我们进了一片约四分之三英里宽的砾石平地,随后又遇上另一条横过奥普朗河之谷的冰川。这一条原来正是我们须上去才能到萨尔托罗山口的那条;而奥普朗河则可见是自南面另一条冰川流下来的;又另有一条现出来,自东南方向过来,发源之处看来离喀喇昆仑山口不很远。所以我们此时身在一片被冰围住之域:前头是冰川、后头是冰川、四周都是冰川。不幸又有浓重的雪云聚起来,给我们添难处;我觉得要到那山口必是一桩苦事。
初看这些冰川之一,便似不可能把马带上去;可它们两侧总覆着冰碛;而我一八八七年勘察穆士塔格山口的经验显示:只要仔细往前探路,一般至少能把马带着在这样的冰川上走相当远。于是我们此时沿那冰川左侧上去,夜里歇在一处能把冰川上端那个山口整个望见的地方。那山口实在似极近;可在这些高山清澄的空气里,距离是极能骗人的;我那位传令于登山毫无经验,初见那山口时便欢喜地以为第二天我们便能到它顶上,可我们实际上还要再过三天才靠近它;而我们途中的历险,大约最好以我每日在当地所写的日记摘录来叙述。
九月十四日。——极苦、极熬人、又极不如意的一天。今早我满怀热忱出发,随处都肯去、什么都肯做;可收场时彻底累垮,对什么事都不在乎了。这些冰川走起来苦得可怕;做了一整天的活,我们才到了我原先盼着昨晚便到的地方,而那山口仍与原先一样远。今早我在营拔之前便早早出发,爬上谷左岸的山脉到一个豁口,盼自那里能望见另一边可能有什么。可费力爬了近两千英尺之后,所得的报偿只是看见自加舒尔布鲁姆流下来的那条大冰川、与对面另一道山脊。雪正落着,我本指望望见的景象被云遮住了。
这些雪云以它们那份柔软如绒、不可触摸而可注目。它们由极细如粉的雪构成,又在那变化几乎不可觉之间轻轻把一座山峰抹去。我曾见一座峰在我面前鲜明分明地立着,随后看它慢慢自视野里淡去:它的轮廓先是朦胧,随后越来越难分辨,直到一切都成了与四周之天一样的暗灰之色。是一朵这样的雪云落在它上头了:那粉状的雪先轻轻落,随后越落越重,直到那山被彻底涂没。
所以自我所登的那道支脉上一无可见,我便回到我这一队。随后我们动身去对付那条冰川;起初路还算好——就是说,我们能以一个钟头一英里半的速度前行;而往前看去一段路似还算平顺,我便离队去对一条自西面下来的冰川作一点小小的勘察。可在它上面跌撞了一阵、又重重摔了两跤之后,我被一道陡的冰瀑挡住了。我试着爬那山坡,攀着凸出的石头上了约两百英尺;可等石头没有了,我只好放弃,因为没有绳子相助,独自横过那冰瀑太危险。于是我又没成;回到我这一队那里,发现他们被挡在一大堆自上头的冰塔落下来、堆积起来的冰前。望着那些纯冰的大墙与大块,表面是白的、断处是秀美透明的绿,那是一幅奇妙的景象。可在路上遇见它却是难事。我们定了一个办法:把驮子自那些冰的碎堆上搬过去,再让马凫过一条水带;可往前一探,发觉那边更坏,于是只好退回一段去试另一条路。我们这样做了,可又被几道冰裂缝挡住;便在这里歇了这一天。
九月十五日。——我们又退回去,终于找到一条路,一直带我们上到那冰川的正中。我们走得极好,如今已在冰川之源扎营,紧在那山口之下;明天便要试它。它看去颇像穆士塔格的重演,像一道墙立起约两千英尺,除雪与冰之外一无所有。不过走近了相熟些,也许会显得容易一点。
九月十六日。——今天我们试越萨尔托罗山口,没有成。我已吩咐凌晨两点叫我;吃了一点早点、又作完一切必需的准备之后,我们三点半出发。雪正下得紧,冻得也紧;头上厚云遮了月,所以我们只有勉强够看路的光。昨天下午舒卡尔·阿里与我已往前探过,定下了前进大体的路线、与攻那山口最好的一点;此时我们便稳稳沿那冰川源头的粒雪原上去。起初冰裂缝极多,有些看得见——是冰上张着大口的裂隙,深五六十英尺;有些看不见,被雪盖着;后一种才是危险的,因为那雪会突然在你脚下塌掉,你的腿便落进一个深而黑的洞里。可虽然这事常常发生,我们并未出事;而越往上爬,裂缝越少,不过雪也越软,一步一步没到膝深地跋涉,是苦重的活。
此时天开始破晓,可那场大雪并未停;我们只能看见山的下段,顶上则藏在云里。我们正朝一道沟谷走去,我们推想那大约是上那山口顶的唯一可能之路;正绕着构成那沟谷一侧的一道冰坡走时,忽然听见一声像雷的巨响,随后是一阵奔涌之声。我们当即知道那是雪崩;它正自我们头顶上直下来,而我那一刻所感的惧,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因为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这股巨大的奔涌之声直朝我们冲下来。有一个人喊着要跑,可我们跑不了,因为我们正在一道冰坡上、正用斧子在上面凿路。那声音越来越近,随后来了一团雪尘,而那雪崩自我们身旁的沟谷里奔过去了。那事若晚一刻钟发生、或我们若早一刻钟出发,我们便会在那沟谷里、被雪崩埋住。
我们此时继续上那冰坡,盼能自那一路找到一条路;可被冰上一道大的裂隙挡住了——那是一道张口的深渊,壁是垂直的实冰。这便彻底结束了我们越那山口的尝试,因为我不敢下到那沟谷里去,怕雪崩。于是我们只好折回,把到萨尔托罗山口顶上的一切指望都放下。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看见一次雪崩自山坡奔下,正过我们上来时所踏之路,把我们留在雪里的脚印都盖没了。于是我们见出留在原处何等危险,便赶着往前;而等我们重又到了开阔的冰川上、出了雪崩所及之处时,我真是极为感念。雪仍落得紧,我们听见四周群山上雪崩的轰响。舒卡尔·阿里说:若天能晴、我们又能等一个星期让雪沉实,也许能找到一条过那山口的路。可无论如何,那总是一桩难的登山之事;而我也无力在一处既弄不到柴火、也弄不到草、样样都埋在雪与冰里的地方等一个星期。于是我决意回奥普朗河上我的营,放下一切再试越那山口的念头。我们于是赶回冰川源头的营,收拾起来,绕着那冰川行军,雪仍下着。
九月十七日。——夜里一场大雪;今早我们在冰川中间的营看去极为凄凉。马、帐篷、行李,样样都盖着雪;我们拔营继续顺冰川而下时,雪仍下得紧。我们能走两程,因为路已标出、坏处也在上来时修过了;而如今我们重又在实地上,扎在能给马弄到草、又能弄到一定柴火之处,夜里躺的是柔细平滑的沙,而不是那一薄层尖石——那层石头下面便是两三百英尺的实冰川之冰。
这条冰川长十八英里,平均宽半英里;西面有三条较小的冰川、东面有一条注入它。在它上段、紧在那山口之下,它是一片平滑起伏、约一英里半宽的雪原。再往下,粒雪原裂成冰裂缝,而且越往下裂缝越大。随后表面渐渐碎成一片冰丘之体,再往下便成了纯白之冰的尖针。两侧现出旁的砾石冰碛,又有别的冰川注入,各有其白色冰塔的中段与两旁的冰碛,而且各自保着自己分明的走向顺谷而下,直到离它末端约三英里处,那时冰峰都融尽了,冰川便呈出一片波浪般的冰碛之貌,看去像是一大堆砾石之丘——若不是你这里那里看见一个冰洞或一道冰崖,显出那砾石其实只在表面结了极薄的一层、而下面全是纯的实冰。这冰是不透明的白,不像我所见过的别的冰川那样绿而透明;而冰川源头的雪也与我从前所见的任何雪不同,因为在表面之下、或是被结成块时,它是最可爱的淡而透明的蓝。昨天我还忘了提:那场雪里落下的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完美的六角之星,形状极美极精致。谷两侧的山、尤其东侧的,极为嶙峋陡峭,几乎不给雪留什么歇处,雪便立刻泻到下面的冰川里。西面那条山脉、即穆士塔格主脉,几乎一直被云裹着,我只偶尔瞥见几座高得惊人的峰,其中一座——加舒尔布鲁姆——高过两万六千英尺,另几座两万四千英尺。这些山上的雪量必极大;看来正是这一簇高耸的山把那大批雪云吸了去,又把本该落在喀喇昆仑的那一份也取了;而后者既不那样高,吸云之力便小,因此几乎无雪。
夜里又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上,九月十八日,我骑马回到留下廓尔喀护卫与重行李的那个营,自那里遣了几个人与几匹生力的马去帮那几匹可怜的马——它们境况很坏,因为已四天没有草吃;而在这样的高处,不宜一天给它们四磅以上的谷料,因为给多了,它们似很容易喘不上气;我自己那匹马再走几程之后,便正是因此而死了。
勘察萨尔托罗山口期间我住在一个小行军帐里,小得不能在里头站直;而回到我那个较大的帐篷、有桌有椅,便像回到真正的文明里。我心上关于萨尔托罗山口的事此时已可放下。若天命顺遂,我本愿到它顶上;可我所见的已足以使多数人相信:那一路并没有通印度的大道。我此时便转向勘察那个通坎巨提的沈沙尔山口。
九月二十一日,全队顺奥普朗河之谷而下,随后顺萨尔波拉戈溪上到苏盖特江噶尔——那是我往穆士塔格山口途中的宿地之一。在这附近,我又一次见到了那座壮丽的乔戈里峰。太阳正落下;四周别的山早已变得冷而灰,而落日那温暖的红色仍恋在穆士塔格诸山这座最高之塔上。自我所登的那道支脉上,我还能望见那条通往穆士塔格山口的冰川的全长、与它所通向的那道雪的屏障。两年前我苦挣着上去时,曾以为自己再不会见到它;可如今它又在我面前展着,而我把那场与群山的苦斗里每一桩小事都一一在心里画了出来。
自那支脉下来,我发觉马队还远在后面。天已黑了,而苏盖特江噶尔——这条谷里唯一能弄到草与柴火之处——还在几英里之外。马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马队在哪里,只知道它不在我上头的谷里、因此必在下头。于是我用了一个法子打信号,这一回它于我极为有用。那便是一段镁丝,我把它点着,当即引起了远在谷下的我的人的注意;而等他们走得够近,便以每个护卫兵都发了的哨子回答我。夜里十点过后不久,在遍布谷底的乱石上一番粗糙的攀爬之后,我们到了苏盖特江噶尔的宿地。
自这里往上约一英里处,可以看见一条大冰川自西面顺一条宽谷流下来;我想那谷的源头也许便是沈沙尔山口。我那位吉尔吉斯向导向我保证说沈沙尔山口不在那里。可向导并非不会错。在我们的地图上,沈沙尔山口标得几乎正在那冰川源头之处;虽然我知道那只是出于猜测——因为还没有欧洲人到过沈沙尔山口附近任何地方——我想我不妨去看一眼;而我若错了(后来果然证明我错了),还可以回来,老老实实跟着这位吉尔吉斯向导往他所择之处走。
于是我把重行李交给一名廓尔喀兵与一个巴尔蒂苦力看管,带着十二匹马——驮着我这一队与护卫十二天的食粮与柴火——出发去勘察那条冰川。九月二十三日我们离了苏盖特江噶尔,到中午便又上了一条冰川。
那一天我们上那冰川走得颇为粗苦,不过不如往萨尔托罗山口那一路坏。对付这些冰川的办法显然是这样:先沿冰川一侧、在旁的冰碛上贴着山坡走;这里能有一段颇好的路,不过有时也有些难受之处,那里又大又糙又尖的石头一块压一块地堆着,像采石场口上一样。不久冰川便逼到山坡上,这时便须趁一个有利的机会扎进冰川中段,再沿它覆砾石冰碛最好的那一部分上去。这里须极细心地掌向以避开冰裂缝;而在砾石勉强盖住冰的坡上,马、连人也常常很苦,竭力想站住脚。我们中午扎进了这条冰川的中段。雪正落着;下午四点半,云变得那样浓重、总之那样不祥,我想最好歇下来。自然弄不到草或柴火;可我们带了两驮木柴,所以倒很安然——虽然这里看去并不是一处特别可喜之地:雪下得紧,冰川巨大的白色冰塔四面立着,群山被厚重的雪云遮住,而扎营之处只有一个极多石的凹坑。
那位廓尔喀军士兴头极好。他拿「弄点『软石头』躺着」开了个玩笑,使他自己与所有廓尔喀人都哄然大笑。我问他这玩笑是自哪里学来的,他说是阿富汗战争时某位老爷在喀布尔说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场大雪里出发——雪大到连冰川两侧山的山脚有时也看不见,顶上直到中午才见着,而且只是偶尔一瞥。才离营,我们便遇上一连串极坏的冰裂缝,正横在我们路上。有一阵情形看来毫无指望,像是要在一座迷阵里找路。那位下士与我往前去;我们自每道裂缝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总算每一道都找出了过的办法——不过为往前进一百码,我们往往要走至少六倍的路;有一次我们在那迷阵与雪里把前方完全弄丢了,正往一条旁的冰川上岔去,直到雾里现出一道山坡,我才认出我们走错了方向。
我们终于脱出那些坏的裂缝,随后有两英里路颇为顺畅,正开始自庆已过了这条冰川最坏的一段,便又遇上另一串绝望之极的裂缝——实在说,那冰裂得那样碎,虽然全队朝各个方向都探过,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把马带过去的路。于是我决意扎营,第二天带几个人轻载前往那山口。我吃了一点午饭——在这样的时候,当真正的苦斗已到、而你对一切又都觉得颓丧时,这倒是一件颇为要紧之事——随后出去为那些人探一条可循之路;可虽然我沿整条前缘到处进出,仍无法往前。随后我回营,喝了一杯好热茶,又往回去探;可还是不行。我们是在一个实实在在的死胡同里:前头是不可过的裂缝,两侧是纯冰冰塔的主列,比裂缝更不可行。
九月二十六日我们顺冰川往回走,雪仍下得紧。那位廓尔喀下士、沙赫扎德·米尔与我自己到处寻找可以自冰川上下到山坡上去的路——显然在那里便能找到可走的路。有一两次我们一直到了冰川的边缘,可总有几道裂缝与碎裂的冰崖拦住,使我们实在到不了实地。我正要放弃,忽然看见一条似可通行的路。另两人留在后面,说那不可能;可我一直往前走,终于到了冰川的边缘,只有一个池子——里头堆着冰块、上面冻了一层——把我与山坡隔开。那冰极不可靠;可我以登山杖一路探着,平安过去了;随后沿山坡走了一段,找到一条极有望的路,又顺它往上走了一小段。
回到那池子时,我发觉那位下士与沙赫扎德·米尔已跟了我来;前者平安过了,可沙赫扎德·米尔踩穿了冰、没到腰。那水远深过他的身量,他只靠攀住近旁一大块冰才保住自己。我回过那池子时也踩穿了两次;不过我想到第二天早上冰会结得硬些,便赶上其余的人——我已命他们在某处停下——随后把我自己的行装、一些食粮、马的谷料与一驮木柴带回到马所能到的、离那池子最近之处,又把廓尔喀兵遣回苏盖特江噶尔。
我的打算是带三个人背驮子去试着到那个所谓的山口。我起初想不带帐篷;可雪仍下得紧、又刮着刺骨的风,夜里温度表已降到六度,而在冰川源头大约要在零度以下,于是我决意带上我这趟分队之行所用的那个小仆役帐。我们把帐杆当登山杖带着,钉子留下不要,因为可以用石头代替;这样整个帐篷的重量不过二十磅;而四个人夜里都能睡在里头。天气全然谈不上可喜,而那雪极熬人,尤其于那些须在露天做饭的人。幸而我只带了极惯于这种活的山里人。我早知道这会是什么情形,无论如何不肯带一个平原来的仆人、乃至一个克什米尔人同来。那些驮子到时上面厚厚盖着雪;我的人与我自己都没有一双干靴子;衣服也烘不干,因为我们只能生一堆极小的火,而那火烘干东西的速度赶不上落雪把它重新打湿。我帐篷的地面是雪,雪下是几英寸砾石,再下便是两三百英尺的冰。不过一件好的、舒服的羊皮袄能帮人把许多不适都顶过去。那几个人也各有一件好羊皮袄,是我在赛图拉给他们置的;所以尽管有雪有冷,我们还算颇为快活。
九月二十七日是一个晴朗有太阳的早晨。我们出发了,三个人(舒卡尔·阿里、拉姆赞与阿布都拉)背驮子;我也为自己备了一个轻驮,可那几个人绝不肯听我背,硬要替我背。我再不会有更好、更肯干的人了;无论多少苦活都止不住他们。我们平安下到那池子边,便在那里忽然被挡住了。那池子是靠冰川融水注的;可因这几天太阳没出来,水便落了好几英尺,而上面那层冰仍留在原处。这层冰此时这里那里都塌了;虽然前一天它已很不可靠,如今却全然不可行了,尤其于背着驮子的人。我试着往冰上走了几码,可见它四周都在塌下去、发出清脆的响声,便赶忙退回来;于是我们只好把到那山口的一切指望都放下。若有时间、又有合用的阿尔卑斯装具,我们无疑能找到一条上那冰川的路、或许还能过它源头那道山脉上的洼陷——我们原以为那是一个山口;可我们已走得够远,足以看出那并不是我们所寻的真正的沈沙尔山口。于是,既不能再把时间花在这些与冰川无效的搏斗上,我们便回到不久前的宿地,把马装上,起身回苏盖特江噶尔。
不过我虽没有找到我所寻的那个山口,却绝不后悔在群山腹心的那条冰川上度了那六天。那冰川本身秀美得出奇;而生出它、又高耸在它之上的那些山,便是喜马拉雅的主脉。谷的两侧被云遮住时,人会以为自己身在北极之域的中间。那冰川的中段是一片不透明白冰的冰塔之体,形状奇幻万端。而在这些之间又有秀美的冰洞,壁是透明的绿,顶上垂着长的冰柱,洞口以这同样精致的垂挂作帘。当我能把心从群山所生的那份压倒之感里、又从我们在那一带所须经历的那番冷硬苦活的念头里放开时,我便想到那冰川景色之美——那冰壁精致的透明、它上面蓝与绿的绝妙色调、那些仙境般的冰洞、那些深的裂缝、那些冰的尖塔——以为那是一幅就其可爱之纯净而言无可胜过的景象。别的景色是秀美的,另有些以其宏伟而动人。英国草木覆盖的丘与谷、瑞士清澄平静的湖、以及岸边缀着叶丛的河流,是秀美的;而任何山国里所见的森然绝壁与雄峻嶙峋的峰,是宏伟的。可只有在那些最高的山顶之间、在那里一切都裹着无垢的白、在那里没有一点污物敢去污损之处,才须去寻那崇高之真髓。实在正是在那里,宏伟与秀美合成了崇高。
我把这条冰川称作「裂缝冰川」,因为它的冰裂缝数目极多、又极大,比我在任何别的冰川上所见的都更宽、更深、也频繁得多;而我把这归于它的那些弯。最宽的一支自南面过来,在我们所到的最远之点几乎成直角拐弯;在这里又有一支较长而较窄的自那山口汇入。它长约二十四英里,宽自一千到一千二百码。它止于海拔一万三千英尺之处,在一道凸出的黑石支脉上;那支脉正对着一条溪,那溪自南侧第二座峰下来的一条小冰川里流出。它下端两英里以上全被冰碛覆着;可再往上,它便呈出一片纯白冰峰之海的壮景,又有许多较小的同样的冰川自南侧高耸的雪山上下来注入它。北面只有一条稍大的冰川汇入;显然南面那条山脉所得的雪量远为多些,虽然北面的山有几处在高度上差得极少。这条裂缝冰川在我看来是在后退;无论如何我总要说它不是在前进,因为冰碛淤在冰川之冰以前几百码处,而山坡上远在冰川如今水平之上还有冰川作用的痕迹。山坡上那些小冰川——即像凝乳的那些——则确是在后退。冰川中段比两侧低得多;两侧又有一层层相继的砾岩残迹,紧实而硬、顶上又平,性情与冰川的冰碛全然不同;所以看来从前这条谷里曾填着一层厚的砾岩,而如今被冰川扫出去了。不过这只在它下半段如此——那里山坡较缓、又由碎石构成;再往上两侧便陡峭了,也没有那种砾岩之迹。我们所到之处为止,这条冰川的落差是在两万四千四百码里落两千二百八十英尺,即约三十二分之一。它大体的走向是北北西。
我们顺冰川下来那天早上极为壮丽——又清又亮,只有在这些大山的高处才能如此。我在人与马之前以好步子出发,以尽快回到我那较大的帐篷、桌椅、书与纸的奢侈里去。我走近苏盖特江噶尔那营时,那些人见我独自一人,便冲出来,以为必是出了什么要命的事。我告诉他们:事情只是我想吃点午饭、又想换一换下身的衣服,因为我涉过了那条冰川之溪——那溪是融冰所成,冷得我涉水而过时气都被全然夺去了。换上干净的干衣服、再披上一件舒服的厚大衣,随后好好吃过一顿午饭、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会儿书,真是极美之事。不过我的样子并不好看:我的眼因半盲于雪光而充血发炎,鼻子、耳朵与嘴唇都被那刺骨的风吹起了泡,手又因在滑的冰川上屡屡摔跌而割破擦伤,指节也被冻得裂了。可我与我这一队都极健极好——我想比我们离印度时还好得多。
第十一章
坎巨提人的一座坚垒
九月三十日,在苏盖特江噶尔歇了一天之后,我们又顺奥普朗河之谷而下,那一夜歇在一片约四分之一英里长的好草地上;在素常所遇那没有尽头的雪与石之后,能见到这个真是可喜的宽解。第二天那一程极不愉快,因为一股刺骨的风卷着满天的砂尘,顺谷正朝我们脸上刮来。我那匹马今天——虽然我勘察冰川时把它留在苏盖特江噶尔、又虽然它是一匹耐劳的莎车马——此时已弱到三个人也拖不动它;最后它在路旁瘫倒,我们又没法把它弄起来,我只好把它打死。
我们又顺奥普朗河之谷走了一程,而那一程极为熬人,因为我们须渡河十一次;而河此时已深过腰、水流又极急、河底又遍是大石,有时实在是危险的活。因为我骑着唯一一匹不驮东西的马,渡口便总由我去探。可就是找到了一处还算过得去的地方,要把马直直地赶过去也难;它们会被水流带偏到深处去,驮子便湿得一塌糊涂。渡河是极令人紧张的事,人人拼着嗓子朝马吼、又朝它们扔石头以把它们赶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看见驮着我们衣服或铺盖的马跌进一个水坑里,水几乎没过它们的背。多数人爬到驮子上面去,可有些人是涉水过的,他们可真不好受。
我们经过了沈沙尔河——我们所寻的那条往坎巨提的路便是顺它上去;可我们马的谷料有些短了,因为它们在冰川上弄不到草,吃的谷料比平常多;而我依测纬所得推算,我们离冲江噶尔已不远——我盼在那里找到图尔迪·库尔与新的一批食粮——便想最好先往那里去。
冲江噶尔是叶尔羌河上人们相信奥普朗河注入它的那一处。如我前面所说,我们不能把一切必需的食粮都带着,须分两批运。我们第一批已到了尽头,须去找第二批。这一带没有地图,而我也找不出一个对它有完整准确之知的人,关于沈沙尔山口与叶尔羌河之间有什么,更是全无消息。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图尔迪·库尔:带着第二批沿叶尔羌河到冲江噶尔这个地方来——他说那里有一条大河自北面注入。他以为那必是奥普朗河,即我要勘察其上游之水的那条河。所以食粮会在冲江噶尔;可注入那里的河究竟是不是奥普朗河、而且就算是、我这一队能不能沿它走通,谁也不知道。那河也可能流得离冲江噶尔极远。它可能根本不注入叶尔羌河,也可能流过一些无法把我们的马带过去的峡谷。这一切我们只能冒险赌一赌。不过图尔迪·库尔从前曾顺叶尔羌河而下,而在苏拉克瓦特离那条河之前,我已要他告诉我冲江噶尔在下游约多少英里、又大体在哪个方向;把那一点大略标在图上之后,我便推算自己顺奥普朗河所作的测量,算出我们此时必已近那个会合之处;所以接下来几程满是意味与紧张,而每转一个弯我都盼着看见叶尔羌河的影子。
于是十月三日我们继续顺奥普朗河而行;可正当它该接上冲江噶尔时,它却转了个身又往回走了,把我一切的推算都打乱;而苦熬了一天之后,我们仍离冲江噶尔很远——虽然约在中午时我以为真已到了那里。我看见前头一条谷自东向西而去,另一条朝北面而去,而在汇口处有一片好的丛木与草。这正合图尔迪·库尔对冲江噶尔位置的描述;而当我发觉前头那条谷里所流的并不是向西而去的叶尔羌河、仍是这条向东而流的奥普朗河——它竟一本正经地转过身往回走了——真是一个大的打击。这实在熬人,因为它须渡来渡去那么多次,而每一次渡都更难、乃至更危险。那一天我在探渡口时有三次差一点连马都被冲得站不住脚,水漫过了鞍座,只剩马头与我上半身露在水外,而我时时刻刻都以为非得凫水不可了。那水又冷得可怕,因为这条河里没有一滴水不是自冰川来的。而更添我们之苦的是:一股讨厌的风卷着满天的砂,整天顺谷刮着。总之那是我行旅中所历最熬人的日子之一——不过我不该像那些不幸的人那样多抱怨,他们还得涉过那冰水。
那几个廓尔喀人像山羊一样沿山坡攀着走;可不幸的是,到那一天末了,他们在河的那一边、与我们的营隔着水。我们之所以歇下,是因为找不到渡口;因为水涨了——下午总是如此,因为白天冰川融着。我极为焦虑,不知怎样把他们弄过来;正要上马去试那水,头两个廓尔喀人便在对岸出现了;他们并不像我那样为此思量半个钟头,立刻便以最无所谓的样子涉水过来。我朝他们喊,叫他们等我试过深浅;可因水声轰响,他们没有听见。他们怎么过来的我不知道,因为那水几乎到了他们腋下;水是冰冷的,水流又极强,底下又遍是大石;而我自我们在满洲的经历里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可无论如何,他们平安过来了,上岸时脸上挂着大大的笑,仿佛渡河是天下最大的笑话。随后我骑马过去,另牵一匹马。我自那一边带了一个廓尔喀人在我身后,又把余下两个弄上我带过去的第二匹马。随后我们往回走。有一两次我的马晃得极难看,我以为我们完了;可我们平安过来了,而我给那几个廓尔喀人每人一口威士忌,以慰他们那几颗结实的小小心肠。
我们终于到了冲江噶尔,可既没找到图尔迪·库尔、也没找到食粮、也没有信。我以为我们永也到不了那里。我们绕过一道又一道支脉,每绕一道我都盼着看见叶尔羌河、与在它那一边的冲江噶尔。下午,绕过奥普朗河一个大弯之后,我们进了一片宽的卵石平地,远处可以看见一大片丛木。我以为那也许是冲江噶尔,可看不见叶尔羌河的影子。不过又骑了一两英里,我渡过一条相当大的溪,它流在那卵石平地上。它比我们在上游苏拉克瓦特离开叶尔羌河时那条河小得多;而且它不像那时那样是泥色,而是清澄的蓝;于是我断定那不可能是那条河,而冲江噶尔必在前面几英里、下一道支脉的那一边。所以等行李上来、那位吉尔吉斯向导说这其实正是叶尔羌河——只是自我们上次见它以来水已大减,因为融雪几乎停了——又说前头那片丛木便是冲江噶尔时,我真是大喜。于是我赶着上前去看图尔迪·库尔到了没有,可失望地发现毫无他的踪迹。
我们发觉冲江噶尔在这一带算是一大片丛木之地;这里山坡几乎全然赤裸,谷底只能找到几块灌木丛,一般是矮柳与杜松。这片丛木长两英里、宽半英里。有些柳树高十五到二十英尺,又有许多好草。那里还有房屋的遗迹,这地方一度是有人住、有耕作的;而如今自坎巨提来的劫掠已被印度政府止住,便没有理由不让它重新如此。
十月六日,一个吉尔吉斯人骑马进营,带来一批极受欢迎的邮件,那是我离赛图拉一个月以来所收的第一批。他是一路循我们的足迹绕着找来的。自这批邮件里我得知尼斯贝特上校的消息:坎巨提的首领萨夫德尔·阿里在杜兰德上尉去访时极为凶悍,我被告戒进那个国时要小心;可随后一封信说那位首领已为他的失礼道歉,并许了容我通行。不过对这样一个人,我自然不能很确定自己会受怎样的接待;也便更急着尽快到他的国去、试一试他的心意。
可第二批食粮还没有到;我每天焦虑地朝叶尔羌河之谷上游望,看有无图尔迪·库尔的影子,因为我开始怕出了什么岔子,怕我们被困在这群山之中、没有东西吃。终于十月十日,图尔迪·库尔带着那久盼的食粮到了;我们随后循原路回到沈沙尔河的汇口,上了它所流经的那条谷。顺这条谷上去,离它与奥普朗河的汇口五英里处,有一个坎巨提人的哨所,称作达尔瓦扎、即「门」。正是自这个地方,那些劫掠者出发去作他们的远掠;而当我们上那条它所在的荒野窄谷时,我们心里猜着自己要受这些盗伙什么样的接待。绕过一道支脉,我们远远看见一座塔立在一道崖顶上;再走近些,便见那整条崖线上凡稍可攀越之处,都砌了一道带射孔的墙,墙的上端又有第二座塔。那崖构成一道深沟的壁,那沟横切过主谷。朝谷上游望去,右边是不可涉过的沈沙尔河;左边是陡峭的山;前头便是这道深沟。上这条谷唯一可能的路,是沿这道沟的侧壁一条难行的折线小径,而那小径又由那两座塔守着。那两座塔上有烟袅袅升起,所以我们知道里头有人;而此时那紧张的一刻到了:我们须到这些劫掠者的巢里去捋他们的须。
我以望远镜细察了那阵势,以便万一受敌意的接待时能定出我们最好的办法。那小径自沟的一侧折下去——那沟约两百英尺深——再自另一侧折上来,紧在那道墙底下经过,又穿过塔里的一道门。坎巨提人若存心为敌,要进去便绝不可能;因为就是他们不向我们放枪,只往下掀石头也能把我们歼了。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是不把全队都押在这样一个险上,而由我带一名通译前去,把廓尔喀兵留在我们这一侧崖顶上,万一坎巨提人为敌便掩护退却。作了这些布置之后,我便带着通译拉姆赞与会说波斯语的传令沙赫扎德·米尔下到那沟里去。我们还没走多远,廓尔喀人的下士便追上来说:我在赛图拉许过他可以走头一个。读者该记得那些胆小的吉尔吉斯人曾预言:谁第一个出现在这个坎巨提哨所前,必定被杀;而我曾打趣地对那位廓尔喀下士说该先派他去;如今他把我的话当了真,便以此为一项特权来请。
我们已下到沟底,又爬上对岸一半。塔里那道门还开着,四周不见一人;忽然那门砰地关上,墙上站满了样子野的坎巨提人,喊着、挥手叫我们退回去,又把火绳枪对着我们。我们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我时时刻刻都以为会有弹子与石头在我们耳边呼啸;于是我停住,向他们招手,举起一个指头,这样示意要他们派一个人下来见我们。那阵喧哗渐渐停了;他们仍把火绳枪对着我们,可那门开了,两个人下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谈了很久;我告诉他们我是谁、我是要去访他们首领的,又说杜兰德上尉已经就我来的事同萨夫德尔·阿里说过。他们说他们听说了这件事,可他们要彻底弄清我没有带一支军队来;于是我便遣他们自己去点一点我究竟带了多少人。随后廓尔喀兵来与我会合,我们一同穿过那座塔;可就在门口——那里坎巨提人排成两列——有一个人向我的马冲过来,抓住了缰。我有一刻以为是要动诈。那几个廓尔喀人往前一扑,再半秒钟便要起一场混打;这时那人把手放了,笑起来,说他只是开个玩笑。
随后我们一同围着这道墙内侧的一堆火聚起来;此时又生出新的难处。坎巨提人说:随我同来的吉尔吉斯人都须往坎巨提去;可这我不能同意,因为图尔迪·库尔须带着我所雇的骆驼回去。于是——此时我已在那阵势有利的一侧、身边有廓尔喀兵,而不再在墙的那一侧被坎巨提人的火绳枪对着——我便能摆出强硬的口气,告诉这些人:我不打算听人指使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些吉尔吉斯人是要回去的;而他们——坎巨提人——若使他们以任何方式受扰,便要担责。
另一个难处与那位吉尔吉斯头人图尔迪·库尔有关,他正与我们一同站在火边。坎巨提人不知道他是谁,便对我说:他们的首领萨夫德尔·阿里特别想把图尔迪·库尔弄到手,因为前一年劫掠时他打死了一个坎巨提人;他们又问我他在哪里。我转向图尔迪·库尔,却以一个假名叫他,说道:「萨提瓦勒,你知道图尔迪·库尔在哪里么?」图尔迪·库尔答道:「知道;他在后头跟着骆驼。」我们一直这样瞒着;不过有一个小廓尔喀人差一点把全盘弄坏了——他以图尔迪·库尔的真名叫他,随后发觉自己的错,便改口,又哈哈大笑起来。廓尔喀人是勇敢爽朗的小个子,可他们的机智不及一头猪。
我们围着火一同站了很久,是一群奇特的人——粗糙、强硬、神色果决的坎巨提人,穿着宽大的长毛袍、戴着圆的布帽、耳旁垂着长卷发、背上挎着火绳枪、腰间缚着刀;还有胆小、红脸的吉尔吉斯人;鞑靼相貌的拉达克人;能忍而久受苦的巴尔蒂人;结实爽朗的小廓尔喀人;庄重的帕坦人;以及一个孤身的英国人——竟在这里、在喜马拉雅的正中心、在盗贼的坚垒里聚在一处。想到这样的场合,人便体会到欧洲人在亚洲那份异常的影响、又惊讶他竟有本事把一个族推到另一个族身上去为自己所用。一个亚洲人与一个欧洲人打,前者败了,便立刻投到欧洲人这边去,去制服另一个亚洲人。廓尔喀人与帕坦人从前都曾拼死与英国人打过;如今他们一样肯为英国人拼死去打我们四周这些劫掠者;而他们之在此又使那些胆怯的吉尔吉斯人生出那么大的信心,以致这些人竟鼓起了勇气,进了一处他们从前一想到便发抖的地方。
我此时发觉坎巨提的首领确有意接待我;那位管哨所的人又告诉我:有一位官员会在沈沙尔山口那一边来迎我,以他首领的名义致欢迎。于是我们又朝那山口走了三英里半,到一处称作阿夫迪噶尔的宿地,那里草与矮柳、以及别样可作柴火的灌木都很多。路上过了若干小的沟谷,每一道都砌着一道防守之墙。有七个坎巨提人随我们同行;廓尔喀人很快便与他们亲热起来,以一点点烟草为礼物赢得了他们的心。我又请他们好好吃了一顿;他们的舌头渐渐松了,而在那一夜与他们随我们同行的别几夜里,他们讲了许多关于他们国的有意味之事。他们大为抱怨出去劫掠时所受的苦、与自那里头所得的好处之少。他们说:凡他们所掠的都须交给首领,而一切劫掠都由他组织。他们若被疑为没有把所得的全交上去、或首领若想自他们身上多榨些税,便被剥光衣服、在一道冰冷的冰川溪里泡上几个钟头。他们对自己的首领怀着极度的畏惧;谈话之间,他们不断议论自己的头被割掉的可能有多大。若做了这个或那个,他们便要丢头;而他们还比着动作,用手的侧缘在自己颈上一划。他们脸上总带着一种庄重强硬之色,像是日日在为生存而搏斗、又被那搏斗占得太满、无暇想生活里任何轻快之事的人。我后来发觉:在坎巨提下游各谷里,那里之民爱打马球、爱跳舞;可我最先遇见的这些人是上游各谷的人,那里的搏斗更苦,而他们又常被派出去作劫掠之行。
第二天,十月十五日,我们终于越过了我寻了那么多个星期的沈沙尔山口。上去一英里半是陡的,可并不真难;此后路渐渐上到那山口;而那山口是一个「帕米尔」——照坎巨提人的称法——也就是说,是两侧高山之间一片几近平坦的平地、或者极浅而宽的槽地。离顶一英里处,我们经过一簇牧人的小屋,是夏天用的;而在顶上——海拔一万四千七百英尺——有两个小湖。那山口上一点雪也没有,竟出乎意料地容易。我们本一直料着要与冰川搏斗、要攀石崖;可这里竟是一个只要我们愿意、便能骑马过去的山口。
这个沈沙尔山口是这些山里到处可以遇见的那些可注目的洼陷之一。到这一点为止,穆士塔格山脉是极为高耸嶙峋的。它处处盖着雪与冰,又有极高的峰沿它立起。沈沙尔山口附近便有许多这样的峰,高两万三千与两万四千英尺。可到这里它忽然降到一万五千英尺;而那山口北侧的山顶虽仍高耸,却是平滑圆缓的,而不是尖锐嶙峋的。在我看来可以提出的解释是:那山口南侧的山比北侧的隆起得更晚;后者受雪与冰磨蚀之力的时间较长;因此那些从前或许与至今仍立在南面的那些一样高耸嶙峋的峰,如今已被磨平磨圆了。而虽然穆士塔格山脉的分水岭横过这个山口、又朝北面经这些圆缓之山的脊而去,我想把它称作主轴却不妥;因为在我看来,主轴是自沈沙尔山口南侧朝更偏西的方向而去,又自坎巨提上方几英里处经过。这条线穿过一连串的峰,其中不止一座高过两万五千英尺;无论在当地看、还是在图上看,这都似是这道山脉真正的轴,而北面那条分水岭则似只是一条附属的旁支。
自沈沙尔山口沿一道陡的折线而下,我们在第二簇牧人小屋附近扎营——坎巨提人夏天带着羊群到那里来。这里与那山口平坦的面上都有一块块好草,可没有树,只有低矮的丛木。第二天早上,我把队留在这里,自己带几个人往前去,朝坎巨提的方向再察一察那一带地方;不过我本意是要翻回沈沙尔山口、上帕米尔去,最后才往那个国的都城去。我们所在那条谷不久便收成一道陡峭的峡;三年之后勘察它的科克里尔中尉证实了吉尔吉斯人、乃至坎巨提人自己所说的话:沿它的路于马全然不可行,就是人走也极难。
这一天有一位官员带着坎巨提首领萨夫德尔·阿里的一封信进了营。杜兰德上尉已切实使他明白:须照应我通过他的国;于是他便向我致了欢迎。我回了他一信,谢他的欢迎,又说我想先在帕米尔上行走,几个星期之后才乐于前去拜访他。随后我带着我这一队翻回沈沙尔山口,与留在后面随骆驼的图尔迪·库尔及那些吉尔吉斯人会合,再顺奥普朗河而下,到它与叶尔羌河、即当地所称的拉斯坎河的汇口,便是在冲江噶尔。
第十二章
沿帕米尔之缘往坎巨提
拉斯坎河是人们通常认作流经莎车那条河的主支;可到如今,这条河的奥普朗支还未被勘察过,而后者确实有名分被认作主支。拉斯坎是两者中较长的一支:自它的源头——海沃德曾勘察过——到它在冲江噶尔与奥普朗的汇口,约一百八十英里;而奥普朗——如今由我自近其源头起把它全程勘察过——不过一百五十英里。可奥普朗无论如何在十月里,水量足有拉斯坎的两倍——这件事只要想一想它所汇的、沿主脉那一大片冰川之域,便容易明白。
在叶尔羌河这两支之间横着一条山脉;就我所能查到的,它只有阿格勒山口一处可越。它大体朝西北而行,与穆士塔格山脉及西昆仑山平行,而居两者之间。它长一百二十英里,裂成一连串雄峻挺立的峰,其中最高的必近两万三千英尺。在它与穆士塔格诸山相接之处,有几条大的冰川,像那些填满自主分水岭下来的谷的冰川一样;可往它西端去,便见不着这些广大的「冰海」,只在较高的坡上遇见较小的冰川。山坡全然赤裸,谷底只有极稀薄的灌木。
阿卡尔·江是一个属塔格敦巴什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我们勘察那些山口期间,我在赛图拉遇见过他;他回到帕米尔自己家里,凑了骆驼与牦牛,如今自愿把它们带到冲江噶尔来。他又带来鲍尔中尉的一封信;鲍尔中尉与坎伯兰少校一道,经赛图拉、库吉尔与色勒库尔到了塔格敦巴什帕米尔。信里有这样的消息:那位有名的俄国行人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他前一年曾设法进了坎巨提——此时正朝拉达克行走,大约会在路上遇见我。我急于见鲍尔中尉,便急遣一信给他,要他设法在塔什库尔干与我相会;随后十月二十一日自冲江噶尔出发,顺叶尔羌河而下,往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去。
我们见到许多耕作之迹;吉尔吉斯人告诉我们:直到约四十年前,这条谷里还有不少人住;就是如今,塔格敦巴什来的吉尔吉斯人有时还在旁谷里耕几块地——那里遇坎巨提人劫掠时藏得严。这里也遇得见树;乌鲁克谷里至今还有几株杏树。
那些马此时已彻底垮了;虽然这里路好,就是不驮东西的也跟不上驮着的骆驼。阿卡尔·江带来的骆驼与牦牛足以驮我们全部行李,于是我把马遣散,送回拉达克去。在这些山里的高处做事,路总是难行、宿地的草又极少,要像我不得已所做的那样几乎不断地把马用下去是不可能的;此后若作类似的勘察,若有可能,最好安排换班的运载之畜。
在伊利苏与叶尔羌河汇口附近的宿地,我收到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一封以突厥文写的信,说他已在哈扬阿克赛歇下,很想与我相会。我以波斯文与英文回他说:我极高兴有机会与这样一位出色的行人相会,并会安排第二天与他同营。
十月二十三日我们行往哈扬阿克赛,离了叶尔羌河之谷,上了一条窄谷——那谷底几乎被茂密的柳树塞满。绕过一道支脉,我们看见前面那个小小的俄国营;骑马上去时,一个相貌出色、穿俄国军服的人自一座帐篷里出来,自称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他约三十六岁,个子高,身材好,举止可亲和气。他极为亲切地迎我,又把随他同行的一位旅伴介绍给我——那是德国博物学者康拉德先生。我们略谈了一阵,他便请我同他吃饭。那是一顿颇为实在的饭食:汤与炖菜,又有充足的伏特加送下。
这是俄国与英国的勘察之队在印度边地上第一次相遇;我们彼此身上都有许多引对方兴味之处。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已去过坎巨提——他在一八八八年、即我们相遇的前一年,曾作一趟冒险的行程横过帕米尔进了那个国。他告诉我:这一回他本打算经奇特拉尔或卡菲里斯坦穿到旁遮普去,可阿富汗的埃米尔不准他在途中进入阿富汗疆土。于是他便横过帕米尔而来,此时正盼着进拉达克与克什米尔;为求许可,他正在给克什米尔的英国驻扎官写信。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这一队有七名哥萨克、一名前一年随他去坎巨提的文书、与一个仆人。他住在一个构造像伞的小而轻的帐篷里;博物学者康拉德先生住在另一个;那些哥萨克住在一个极单薄的行军帐里,两头都敞着——这些高地上刺骨的风一足了劲,那必是极不舒服的安排;仆人则住在第四个帐篷里。他们那个小营便是如此。一切活看来都是哥萨克做:早上他们满山坡去找马、喂它们、又为行军上鞍上驮;行军时他们作卫队;夜里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帐前总有一个哨。而为这一切活,他们的装备看来是马虎的。他们那勉强算作帐篷的可怜之物前面已述过;他们的食物看来又差又不足,因为他们几乎全靠羊肉过活、连羊的内脏也吃,又极少有面粉——因为全队三个月在营里只有九十磅。我国政府之宽裕在这一回实在极为显然,因为两队之对比极为可注目。那几个廓尔喀人有两个舒适的小帐篷,有防水布、有毛毡垫、凡能使他们舒服的一样不缺;而因为我被给了一笔宽裕的款作这趟远行的用费,我的人羊肉、面粉、米、茶与糖都够用、乃至有余——虽然我们自最后一个能弄到食粮的村子出来已走了七十一天,而我们所带的一切都须自中国疆土运来,那里的统治者本是可以把我们的食粮断掉的。不过那些哥萨克虽在我看来并未被照看得好,却是好的、结实耐劳的汉子,看来很能受得住他们所须做的粗活。他们个子小,可身子厚实,平均约五英尺六英寸高,面色白,样子十足是欧洲人,与我们英国的乡间雇工极为相像。他们穿土黄色短上衣、紧裤与过膝的高靴;外面套一件褐色长大衣,夜里再加一件及踝的厚羊皮袄。兵器是一支步枪与一把刀。总的说来,「粗糙而随时能用」这句话可以把他们给我的大体印象总括起来。
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在许多题目上坦然说出他的看法,又极为热忱地描述俄国军队。他说:俄国兵凡被命往何处便往何处,并不想这类事;他把一军之将看作自己的父亲,那父亲会尽其所能供给一切;而他若在苦行一日之末既无水喝也无食吃,也仍不抱怨,而会快活地走下去直到死;而他死了,后头还有许多俄国人来补他的位。格隆勃切夫斯基自中亚各次战事里引了许多例子以说明这番话;而俄国兵勇敢、能忍、爽朗、不抱怨,无疑是真的;可同样真的是:俄国的将领与他们的参谋常常显出自己不能把大的兵力妥当地编制起来;而「后头总有许多人」这个认识又使他们那样疏忽,以致许多俄国兵的性命因必要的安排未作而被牺牲了。这在近家的战事里或许所关甚小;可在一趟每一个人都须被运送几百英里、而他几乎全部的食也都须被运送、所经又是那样的国的远征里,一个将领是经不起他的人因疏忽而一个个倒下的。
下午,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请求有一个机会检视那几名廓尔喀护卫,我便把他们为此列了队。这位俄国军官看了他们,随后对我说了一句话。那位廓尔喀士官以为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必是在说他们个子小,便低声要我告诉他:我带着的这几个廓尔喀人个子异常地小,而他们团里其余的人比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自己还高得多。这位俄国军官身高远过六英尺,而一个廓尔喀团的平均身高必低足六英寸,因为廓尔喀人是一个矮而厚实之族;所以我不能替这样一个赤裸的「夸张」担责,可我把那廓尔喀人想要蒙他的话告诉了他,他大为开心。总之他极喜欢那几个廓尔喀人的样子、又喜欢他们所作那几式操演的精确与爽利。他说他原以为印度的本地兵是不正规的,如今才见他们与任何正规兵一样好。我想那几个廓尔喀人也同样为这位俄国军官的军人之风所动;可我意外地见到他们并不与那些哥萨克亲热起来——他们与英国兵亲热是出名的;而我发觉其故在于:他们颇有些看不起哥萨克,因为那些人的饷与装备都不如他们。这是十足东方式的看事之法;可就我自己而论,我极为哥萨克许多极好的品质所动——一个军官再不能指望有比他们更好的兵之材。
因为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的相伴极为可喜,我便与他同歇了一天;十月二十五日又出发往塔格敦巴什帕米尔。离营时我命廓尔喀护卫以举枪向这位俄国军官致敬,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便以令他的哥萨克「举刀」回礼。随后我们分手;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对我说:他盼我们能再相见——或在圣彼得堡和平地相见、或在印度边境上以战相见;无论哪一种,我都尽可确信会受热诚的欢迎。与一位俄国军官那次相会,我极为享受。我们与俄国人是对手;可我确信:俄国与英国的军官个人彼此之间的喜欢,远胜于他们对那些并不与自己相争之国的人的喜欢。我们两家都在下一盘大棋;而设法把这件事掩起来,于我们是一分好处也无的。
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我们越过库尔布山口到了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那山口是容易的,高一万四千七百英尺,驮着东西的畜生也完全走得过。此时景色之变极为鲜明。此前在叶尔羌河与奥普朗河各谷里我们所惯见的深沟与陡峭山坡,如今换成了极为开阔、几近平坦的大平地,约四五英里宽,顺着两边只比谷高几千英尺的山脉而下。草也极多,而且不必再费力地为马寻好的路径,因为在帕米尔上随处都能走。可风冷得刺骨;虽然夜里的温度一般并不降到华氏零度以下,却比我们近来在叶尔羌河上所受的冷熬人得多。在那里温度表确也低到与帕米尔上一样;可那里空气一般是静的,没有风把寒气直赶到人的骨髓里去。
我们第一处宿营在一个称作伊利苏的地方,那里已为我备下一座吉尔吉斯人的毡帐;而帕米尔的头人——名叫库奇·穆罕默德伯克——也来迎我。他相貌不甚讨喜,又有一个坏名声:说他给坎巨提的首领送消息、使他的劫掠得以顺利施行;可他待我倒够友好,凡我所需都给了相助。而这是一件令人满意之事,因为他其实在中国治下,本可以在这里给我出难处——我身上没有中国的护照,只能靠与那里之民建立友好的关系,以求无阻地通过那个国。
第二天我离了我的护卫队,出发去塔什库尔干与坎伯兰少校、鲍尔中尉相会;那地方在约七十英里之外。我第二天到了那里,发觉他们在往下几英里处扎营。能再见到英国人、又能以自己的语言说话,那份快意可以想见。
他们比我约早两个星期自列城出发,又有多韦尔涅先生同行,经赛图拉到克里阳山口,自那里朝西折往库吉尔;在那附近他们遇见了俄国行人佩夫佐夫上校——他继已故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将军统率那支往西藏的远行之队。他们说这一队有八十到一百头骆驼,另有约二十匹马。卫队是二十五名哥萨克;他们完全没有本地仆人,一切活都由哥萨克做。他们住毡帐,看来走得极为从容舒适。自库吉尔起,坎伯兰少校穿过提斯纳甫谷——他说那谷极为秀美、又多产水果——到叶尔羌河,再自那里上通河之谷——那也是一条极丰饶的谷——到塔什库尔干。这条路还从未有欧洲人走过;而照坎伯兰少校所述,它看来并不容易,因为须接连越过自那些大山脉下来的支脉上的许多山口。
他们也遇见了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又与我一样为他和气的举止所动;不过他们曾警告他:他带着一支哥萨克卫队,要取得进拉达克的许可大约会遇到难处。
冬天此时已确实来了;而主脉上还有两个山口须勘察,我便须迅速回我这一队去。于是十月三十日我只好又与坎伯兰少校分手,循原路顺塔格敦巴什帕米尔而下。
色勒库尔人看来极为友善;我经过提斯纳甫——那是塔什库尔干以北一两英里一个有墙的小村——时,那里的头人迎我,硬要我进去吃早饭,这个请求我极乐意地受了。他带我到一所小屋,取了饼与茶来,又同我一起吃。
人家告诉我:这一年有许多自什克南来的逃人被阿富汗人赶到这里;可他们多半已被中国人送回去了——在得了什克南长官的保证、说不会害他们之后。
塔什库尔干与它附近,戈登上校曾于一八七四年带着福赛思莎车使团的几位成员在往瓦罕与大、小帕米尔的途中访过;关于它的描述见那使团的报告,我不必再添什么。
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塔什库尔干可说是它最北之限——戈登上校那一队并未到过,所以略述它一番或有意味。
这片帕米尔可说一支起于红其拉甫山口、另一支起于瓦赫吉鲁伊山口,往北伸到塔什库尔干,色勒库尔一区便自那里开始。这帕米尔上主要住着吉尔吉斯人,不过也有少数色勒库尔人。这些人都养着大群的牛羊;可过了塔什库尔干便见不到耕作与房屋。帕米尔本身是一片四五英里宽的平地,朝两边极缓地升到围它的那些山脉。它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从前它曾是两条山脉之间一道深谷,如今被从前的冰川所带下的碎屑填满了。
因雨量不足,这条谷并未被冲洗、把那些碎屑清出去,因此如今便成了一片高处的平地。这帕米尔自塔什库尔干的一万英尺升到红其拉甫山口的一万四千三百英尺。它多半覆着粗的灌木与砾石,可也有几片极好的好草。柴火极缺,那里之民一般烧粪。
居民总数连妇孺在内大约不过三百。他们是略为粗野的一群,多半是坏角色,不知为什么自赛图拉、阿赖、或塔噶尔玛帕米尔逃来的。那位头人库奇·穆罕默德其实属安集延的吉尔吉斯人,可被中国人安置在这里,掌这一方的边务;不过他同时也受坎巨提首领的钱,而且看来对那位首领比对中国人要敬重得多。
十月三十日我在喀拉楚库尔溪上与我的护卫队会合;第二天出发往红其拉甫山口——那山口鲍尔中尉刚刚勘察过。路上我经过一处属一个色勒库尔人的营地,那人极厚意地请我进去用些点心;他的儿子曾在往麦加的路上经过印度,能说一点印度斯坦语。他极高兴找到一个英国人说话,便把他在印度的一切见闻都讲了一遍。
厚重的云已聚了几天;而那一夜——我住在阿卡尔·江为我搭的一座毡帐里——落了一场大雪。毡帐一般在顶上留一个约两英尺半见方的大孔,让火的烟出去。这一回我早上醒来时,发觉毡帐的地面上盖着雪——那是火熄了之后自那孔里进来的。此时外面雪正下得紧,全境都被盖住了,所以勘察那山口的前景并不很有望。
不过我还是带了两个好手出发,把其余的人留下;踏雪而行,中午到了那山口之顶。路极容易,我们一直骑到顶上。可自另一边望去,可见路顺一道窄峡而下;而再往外,还有一个越次脉的山口,那在这个时令是不可行的。这里的山与再往东所见的山相比,似都不甚高。另有一个称作奥普朗山口的,顺一条旁谷上去,再下一条谷到硕尔布拉克的奥普朗河,因而成了库尔布山口之外的另一条路;不过据说这条路极难,如今已不用了。
据说波里大角羊在这一带极多;鲍尔曾告诉我他在红其拉甫山口附近打了六只;可今天雪下得那样紧,它们一只也看不见,我只看见几只狼——那些狼便捕这种波里大角羊,专捉那些角长得太重、以致拖慢了脚步的老公羊。
自那山口下到已被带到它脚下的小营时,雪停了,风落了,太阳出来,整片空气都闪着发亮的微粒。这是一个极奇的现象。我起初以为是太阳照在极细的雪粒上;可我很快发觉根本没有雪在落,而这些闪亮的微粒我全然无从解释。吉尔吉斯人告诉我:它通常在一场雪之后出现,是此后要大冷的先兆。温度表果然迅速落下去,晚六点时已是华氏零下五度;可随后起了一阵风,当即把温度表带回零度,而整夜也没有再落到那以下——虽然以人感觉这把温度表计,它必要记作远在零度之下。
此时只剩一个山口要勘察了;我赶着回去绕明铁盖山口,因为我开始怕雪会阻我越过这道山脉进坎巨提。往阿卡尔·江的营走时,我有幸在远处看见一群波里大角羊;我设法走得相当近,可还不够近,开不了枪;而等我到了一块我本盼自它后面能打下一只的石头那里,却发现它们已一直消失在山坡上,只隐约可以用望远镜辨出来——正自最高一块岩石顶上轻蔑地俯视着我。这一番追波里大角羊,使我看出自己的气力近来因久在高处而减了多少;而且因为我没有一个像样的厨子,我的胃口也渐渐没了,身子已弱得做不了什么大的费力之事。可幸而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那样好走,人随处都能骑马。
十一月四日我在喀拉楚库尔与廓尔喀护卫会合——我勘察红其拉甫山口期间他们一直留在那里。他们此时已歇了十天,极愿再动起来了。
第二天我们顺喀拉楚库尔而上到明铁盖阿克赛——自明铁盖山口来的溪便在那里注入喀拉楚库尔,而喀拉楚库尔则自通往瓦罕的瓦赫吉鲁伊山口流来。自喀拉楚库尔之谷又有一条路经拜吉山口通小帕米尔上的阿克塔什。那条路是马走得通的,而且今年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曾越过它。
这一程里,库奇·穆罕默德请我到他营里吃早饭——他的营就在路边;我在那里遇见两个喀什噶尔人,是喀什噶尔的中国道台派来查这一方边务的官员。
吃过早饭,我又出发;可路上被这两个喀什噶尔人超过了,他们比我略早到了明铁盖阿克赛的营。他们在那里发现一座帐篷是留给什么人的,便问库奇·穆罕默德是给谁的,答说是为我备的。他们一听此话便大怒,质问为什么不也给他们备一座。库奇·穆罕默德设法安抚他们,可并没有把那帐篷让给他们;我到时欣然发现它仍为我留着——不过等我听了这番情形,倒讶异他竟这样做,因为我其实是在中国疆土上,而他们是中国官员,我只是一个英国行人。那两个喀什噶尔人只在吉尔吉斯人的一座帐篷里得了一个地方;而我到后不久便听说:他们已把那地方所有的吉尔吉斯人召来聚了一次会,又告戒他们当心自己所做之事。他们还把我的通译拉住,开始问他我的行事,又索看我的护照。听到这个,我便遣人去告他们:请他们不要干涉我的仆人;又说他们若想知道任何关于我行事的消息,我极愿告给他们;等我有空时便遣人去请他们,他们可以问我任何所愿问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遣人去告他们:我有空了,愿把他们所愿知的一切消息都给他们。他们过来到我帐里;我给了茶、又客气相待之后,告诉他们:我此时正经坎巨提回印度,只是在途中横过塔格敦巴什帕米尔。我告诉他们:中国与英国彼此友好;我此时虽没有护照——因为我原不知道会须横过一部分中国疆土——可两年前我曾持中国皇帝的护照自中国的都城北京一直走到莎车与喀什噶尔。那两位喀什噶尔官员听了这话,说他们十分满意;说中国人与英国人向来是朋友;不过他们愿我把所说的话写下来,好拿给喀什噶尔的道台看。
这我欣然答应了;又喝了许多茶、说了许多客气话之后,我们极友好地分手;此后不久吉尔吉斯人进来说:那两位喀什噶尔官员已下令要给我一切相助。
这将是我在吉尔吉斯人中间的最后一天;于是须把他们的账付清、又为他们所效之劳给他们礼物。我便极为宽裕地付了雇骆驼、牦牛等等的钱,又给那三位头人各送了些礼物。可他们听过关于我给赛图拉吉尔吉斯人的礼物的夸大之说,所指望的比我所给的多;而其中一个——朱玛拜——此后竟无礼到把我的礼物退了回来,说它不够。我立刻遣我的通译带着一只羊——那是朱玛拜前一天送我的——连他退回来的礼物,一同送回吉尔吉斯人那里去,又吩咐他:在他眼前把我给他的茶与布等等扔掉、把那只羊放到谷里去,并表明我对自己受这样的侮慢极为不悦。
朱玛拜恰好与那两位喀什噶尔人住在一处;他们见这一切发生,便转过来痛骂他这样侮慢一位客人;而其余的吉尔吉斯人跟着他们的意思,一齐扑到可怜的朱玛身上把他打了。
随后另外两位吉尔吉斯头人来向我连连道歉,盼我对他们也不致不悦;第二天早上我们分手时,他们极为友好,满口都是善意之辞。
十一月八日我们越过明铁盖山口;上去约一千英尺极陡,近顶处又有相当多新落的雪。实在说,此时四周群山上雪仍不断落着;可我们过时它是晴的;而那雪虽软、我们没到膝深,牦牛还是把行李驮过去了,并无多少真正的难处。它高一万四千四百英尺,不过它附近的山必升到足两万两千英尺。下去也陡,沿一道石的折线下到一条冰川的冰碛上;不过在上面走了约一英里半之后,一切难处便都过去了,路顺一条溪下到穆尔库什。我们在这里遇见坎巨提的官员——是那位首领派来等我们到的——还带着二十个苦力来背我的行李;于是我便能把那些吉尔吉斯人连驮我们行李过了山口的牦牛一同遣走。
可吉尔吉斯人不是一个有多少好品质之族;他们贪、爱抓、又反复;我与他们分手时并无惋惜,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再与他们相识之愿。
我们此时又平安到了印度河分水岭的南侧,我们的勘察也到此结束了;因为洛克哈特上校的使团一八八六年曾在往奇里克山口途中上过坎巨提之谷。可我们此时所进的这条谷满是意味:既因它是一个原始而鲜为人知之民的居处、也因它景色之宏伟。我们自穆尔库什——那只是一处宿地——往第一个村子米斯噶尔走时,经过了几道峡,两边是高得惊人的石崖。那些山看来几乎自河床垂直升起几千英尺,直到以雪峰为其极;要望见它们的顶,我们须把头完全朝后仰起来。
我们顺谷而下时,空气越来越暖,那些冻入骨髓的风被留在后头;而随着我们离了帕米尔的高处、重又下到能种谷物的地方,空气也越来越不稀薄。我们呼着那更饱满、更富生气的空气,新的气力似回到我们身上;而那由寒冷与空气稀薄合起来所生的倦乏之感,也渐渐消去了。
在米斯噶尔附近,坎巨提上区的阿尔巴普、即长官来迎我们;他自称极为友好,而且显然也有此意;可第二天早上,到了要照那位首领所说、派人来背我们驮子的时候,难处便立刻来了。那些不受管束的坎巨提人极不愿背驮子,而我也很能体恤他们。无论在怎样的国里,要背六七十磅走十来英里,总该够不痛快了;可要在坎巨提的山径上做这事,便实在给人一个极可理解的抱怨之由;而我也很能懂得:我们要求这些兴都库什的野地之民作负驮之畜,于他们必是何等刺心。然而不论我或他们愿不愿,这个要求总得提;而延了半天之后,所需之数的人便派来了。
随后又生出另一个难处。那位阿尔巴普前一晚曾送我一只羊与一些蛋作礼;此时他却来索钱,说他出不起白送礼物。我告诉他:我们的习俗与他的不同,而我要照我们自己的习俗行事——那便是把礼物当礼物收下,而不付钱。这些坎巨提人在他们与欧洲人初相接的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奇特而粗鄙之民。他们以为自己有十足的权利去剥一切进他们国的生客;而我已自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那里听过他们向他索要的那些东西、又自吉尔吉斯人那里听过他们怎样实实在在地抢那些偶尔来访这个国的中国官员。
到中午,苦力与几匹马凑齐了,便起身往吉尔恰。路又糙又难,有一两处沿着崖壁而行——那些崖上钉进木板,这样搭出一道粗陋的栈道。谷极窄,山又赤裸、嶙峋而陡峭。吉尔恰有一座小堡,我们便在它附近围着一堆火露宿,等行李;那行李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才到,因为那些人在路上被夜赶上了,而驮着东西又不敢在黑里走那些崖道。
我们在吉尔恰这里歇了一天;那个国的「首相」宰相达都、以及坎巨提如今的统治者、也是当时的统治者萨夫德尔·阿里的同父异母兄弟穆罕默德·纳齐姆汗来访我们。宰相达都是一个有意味的人物,因为他此后在我访后两年所发生的坎巨提之役里是抗英一派的首领。我那趟行程之末曾这样述他:「这位宰相是一个相貌出色之人,五官端正,又有一把极好的须。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精明机敏之人,颇有常识;而照我所见,我想他对那位首领颇有影响。他是一个热心的猎手,又是一个好枪手。」除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胡马雍——即坎巨提如今这位统治者的宰相——之外,他是我在边地上所遇最有才能之人,也是我因他那些男子之德而颇为敬重之人;可惜无知引他把他的主上带上了一条终于使两人都倾覆的路。宰相达都后来死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囚禁之中。
可此时他来访我,却穿着华丽的袍服——那是洛克哈特上校一八八六年来访时送给坎巨提首领噶赞汗的。他带来萨夫德尔·阿里极为友好的问候,又说他是被派来陪我这一队下到古尔米特去的——那位首领此时正住在那里。那地方我两天后到了。路上我们经过几个又小又脏的村子,谷只略为开阔了一点,两边仍如前地立着惊人的大山。
听说萨夫德尔·阿里愿在我到古尔米特时以仪典接我,我便穿上我的龙骑兵全套礼服,廓尔喀护卫也穿了他们的全礼服。我们须在帕苏过一条讨厌的冰川;而我发觉马刺与镶金边的罩裤于那一类活并不很合宜。随后我们走近古尔米特时,那位首领派了一队人来说:我听见放炮时不要惊,那是作礼炮之意,并无敌意。
在这些炮的轰响之中,我骑马穿过村田,往一座大帐篷而去——那位首领要在那里接我。放了十三响礼炮;炮一停,便响起震耳的锣鼓。山坡上聚着成百的人;帐前列着两长排这些样子野的坎巨提人,带着火绳枪与刀。这些人脸上并无凶悍之色,可他们有一种耐劳之相,极为可注目。在这双列人的尽头我下了马,自两列之间往前走去迎那位首领——他出帐来接我。我讶异地发觉自己面前站着一个面色白得几乎像欧洲人、头发略带红色的人。他的五官也全然是欧洲之貌;若穿欧洲衣服,他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当作希腊人或意大利人。他此时穿着一件华美的锦袍、戴一顶秀美的头巾,都是洛克哈特上校所赠。他腰上缚着一把刀与一支转轮手枪,身后站着一个人持出鞘之刀、另一个人持一支连发步枪。
他问了我的康健、又问我穿过他的国时一路如何,随后领我进帐;那帐是一座大的,是杜兰德上尉送他的。帐的上首有一把椅子,上覆极好的金绣绒布。那是这位首领所有的、或者不如说他在古尔米特所有的唯一一把椅子;显然他是打算自己坐在上面,让我与那个国的头人们一同跪在地上。不过我已料到这样的事,行军时便带了一把椅子走在行李之前。于是我此时侧身挤在萨夫德尔·阿里与他的椅子之间,又低声吩咐我的传令去取我的那把;取来之后,我把它放在他那把旁边,于是我们便一同坐下了。随后我们略作了一番客套之谈,我谢他为接我所作的安排、谢他所致欢迎之亲切。帐里那个国一切要人都沉默地跪成几排,庄重地仰着脸,一字一句都听着,仿佛那里头有极深的智慧,可脸上一条肌肉也不动。谈话经两名通译进行,那些客套辞便慢慢地一点一点拖出来。会见之末我又谢了那位首领;而我离帐时,廓尔喀护卫照先前的安排朝天放了三排枪——那一式礼寻常只在丧礼上用,可它起了弄出响声、因而使这些人高兴的作用。
因为古尔米特除了又小又脏的房子之外一无所有,我便住在那里一座帐篷里;到的第二天我又去访那位首领。他第一个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自北面进他的国——此前从没有欧洲人这样做过。我告诉他:我不能自称是第一个自北面越山口进他的国的欧洲人,因为恰好我刚遇见一位俄国军官,他亲自告诉我他曾自北面越进坎巨提。随后我向他说明:我是被印度政府派来查莎车商道上劫掠之由的,此时正经他的国回印度。
第二天早上,萨夫德尔·阿里到我帐里来作了一次长访,我便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充分些。我提醒他:那些劫掠是他的属民加在英国政府的属民身上的;他若像他自称的那样愿保英国政府的友谊,便该约束他的属民不行这样的事。萨夫德尔·阿里以最不知羞的样子答道:他以为自己有十足的权利去劫掠;他自那里头所得之利是他主要的岁入;印度政府若想止住它们,便须以一笔津贴补他岁入之损。与萨夫德尔·阿里打交道毫无交涉上的含糊其辞;而这份直言并不出于什么天生的性格之强,只不过是因为他对自己在天地间真正的地位全然无知。他以为印度女皇、俄国沙皇与中国皇帝都是邻近部落的首领;可他素来向他四周一切之民索保命钱,又把那些访过他国的各位英国军官、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以及那位偶尔来坎巨提的中国官员,都看作英国、俄国与中国派来吵着求他友谊的使者。他与亚历山大大帝是同列的。我问他是否到过印度时,他说像他与亚历山大这样的「大王」是从不离自己国的!
所以难处在于:不知该怎样同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不过我告诉他:我绝不能想去建议给他津贴以止住劫掠;我已在商道上留了一些带步枪的兵,我倒要劝他再试一次劫掠、看看自那里头能得多少岁入。实在说,那场议论有一阵变得颇为激烈;可那效果并不因此更坏,因为这些未受教化之民爱把心里的话痛快说出来,而让他们这样做也是一个好办法。萨夫德尔·阿里后来告诉我:他讶异我竟拒了他所提之请;因为他说凡与他打交道的人,无论如何在当时总会许下他所求之事,可从没有人当他的面直说不肯做他所求之事。
我想必须尽我所能、以任何小的方式使他对我们之强有所印象,便向他提议:看一看那几个廓尔喀人作些操演、又打靶。于是我让那几个人列成一线,面朝帐内——萨夫德尔·阿里与我正坐在那里。他们随后作了放枪的操演动作。其中一式是把枪举到「平举」之姿;而因为那几个廓尔喀人正面朝帐内,枪口便直对着萨夫德尔·阿里与我自己。这于这位亚历山大的继者是太过了;他说他不要再看操演;而要他容人继续打靶,也只能在他以一圈人把自己围起、又在那几个放枪的廓尔喀人四周另布一道人墙之后。一个有罪的良心正刺着他,因为他杀了自己的父亲、又把两个兄弟推下绝壁;他此时便怕类似的诈计也会施在他身上、怕那几个廓尔喀人一弹把他结了。在这些过分的防备之下,打靶进行了;枪排朝谷对面远处的目标放,那里之民为那好枪法、也为那几个廓尔喀人结实的品性,着实被打动了。
我与萨夫德尔·阿里会见过几次;可有一回他无礼到这个地步,我此后只好告诉那位宰相:只要他这样说话,我既不能受他的访、也不能去访他。他又不断以遣人下来索我所有的各样东西来烦我。我已给过他一份很体面的礼物,可他还要遣人来索我的帐篷、我的骡驮箱、乃至给他妻妾的一点香皂。我给那位宰相的礼物里有几块裹着「银」纸的香皂;那些东西引起了这位「王」的内眷的赞叹,她们也想要一些。这一切所求我都依原则拒了;因为若给了一样,便会被索得更多,而我行装里每一件东西都会被要去。这一点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曾好心地告诉我,又曾警告我自一开头便要坚定。
把我行李背下吉尔吉特的巴尔蒂苦力到了之后,我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离了古尔米特。我启行那天早上,萨夫德尔·阿里步行下来到我帐里,为他所给的一切烦扰道歉,说他唯一的用意是给我一个合宜的接待——而且他还想要政府的一笔津贴!萨夫德尔·阿里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软弱的性格;我当时所记下对他的看法是:他孩子气地过于固执、又太缺精明与远见,不能体会与英国人保持友好的好处。我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欧洲人;两年之后他被逼逃离他的国,如今是中国疆土上的一个流亡者,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穆罕默德·纳齐姆代他治坎巨提。
这同一位穆罕默德·纳齐姆此时被萨夫德尔·阿里派来陪我到吉尔吉特。离古尔米特的第二天,我们到了坎巨提的首邑巴尔蒂特,那位首领的宫与堡便在那里。我此时须赶着过去,因为冬天迅速近了;而我三年之后又能在那个国住一阵,所以此后再细述它,这里只说我在那两个星期穿行那个国时所形成的看法:「那位首领一旦被管束住,那里之民便不会有多少难处;他们性情远不如阿富汗人好战,大约还会欣然欢迎一种较为安定的局面——在那局面里,他们不会再不断被派去参与敌对首领之间掀起的小小战争。」两年之后萨夫德尔·阿里被逼逃离那个国时,那里之民毫无惋惜之表;而如今在穆罕默德·纳齐姆——一位明白凶悍之时已过的王公——治下,凡访那个国的人都承认:这些昔日的劫掠者已成了一个安定而知足之民。
我赶在我的护卫队之前,经过了尼勒特;此后到那里的是杜兰德上校所率那支英勇的小队——他在一八九一年年底征服了坎巨提与那噶尔。自巴尔蒂特走两天——走过六十五英里极恶劣的路,那些小径高攀上山坡以绕过崖壁、或越过岩石与大石,又有沿绝壁壁面而行的栈道——我到了吉尔吉特,受到杜兰德上尉与曼纳斯·史密斯中尉的欢迎,他们几个星期前才到那里设立一处英国政治代办处。能再一次脱开焦虑、能身在我的同僚之间、能坐下吃一顿由那位最忠诚的仆人而又最坏的厨子、拉达克人舒卡尔·阿里以外的人所做的饭、又能觉出所交给我的差事已顺利办成,实在是一份满足;而我到吉尔吉特代办处那一夜,又是那些记忆不可磨灭地印在我心上的时刻之一。
在吉尔吉特住了几天之后,我们又出发往克什米尔。时令已晚,而布尔吉尔山口——一万三千四百英尺——与特拉格巴尔山口——一万一千二百英尺——还须越过。十二月十三日我们越过了前者,三天后自特拉格巴尔下到克什米尔谷里。这一圈便合上了;我们越过了十七个山口、又试过另外两个,所穿行的国之粗恶,无论哪里都再难找到。我此时与我的廓尔喀护卫分手;他们第一次告诉我:离团之前,他们本国的高级军官曾对他们说过:我们所要去的这趟行程里若有什么事落在我身上,他们一个也不许回去辱他们所属的那个团之名。他们不许不带着他们的军官回来。那位廓尔喀军士告诉我这话时说:他们本都准备为这趟远行之成作任何牺牲;可他们一点苦也没有受,他还谢我一路对他们的照顾。这些廓尔喀人是出色的小个子;我一路都觉得凡事都可以信托他们;而要与这些随时准备为我舍命、又在许多个月里是我唯一同伴、我对他们已生出那样强的个人情分的人分手,实在是难的。
他们回了他们的团;那位军士与那位下士都得了升擢,他们又都得了实在的赏钱与印度政府的一纸奖状。
那位帕坦传令也回了他的团,在那里得了升擢,又得了赏钱与同样一纸奖状;那奖状是在全团列队时由他的长官授给他的。
这是我第一次手下有印度本地军的人;我对他们的能忍、他们的献身与忠诚、以及他们的纪律的敬重,便是那时奠下的;而随着我有机会更深地认识他们,那敬重只有增加。无论廓尔喀人、帕坦人、还是锡克人,他们都准备与一位英国军官死守到最后;那是任何一位带兵之人都可以引以为豪的人。
第十三章
赴帕米尔,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九年这些勘察已伸到帕米尔之缘;第二年我便被派去把整个帕米尔一带绕行一周。那时虽有俄国的队伍屡次在那里巡行,可自福赛思使团之时——那时戈登上校率一队人穿小帕米尔而去、又自大帕米尔而回——以来,横过帕米尔的英国人只有一位,即内·伊莱亚斯先生。那是雅库布伯克之时,在中国人于东土耳其斯坦重立之前;而自那时以来,情形已大为改变。帕米尔算是一片无主之地,南面是英国的属地、北面是俄国的、东面是中国的、西面是阿富汗的。四周涌动的征服之潮还没有彻底把它们没过去;所以亚洲三大帝国这个交会之处的情形,便既有意味、也极要紧。
一八九〇年六月末,我离西姆拉往这片僻远之域。这一回没有护卫随我同行,像我前一趟行程那样;可我极有幸得了乔治·马继业先生作同伴——他是哈利戴·马格里爵士之子,而那位爵士便是众所熟知的中国驻伦敦使馆的参赞。马继业先生说中国话既流利又准确,他作通译之劳因此极为可贵。我们一同往列城,又在那里与另外两位行人——比奇与伦纳德二位——会合;他们为打猎之事也要往帕米尔与中国突厥斯坦去。我又须走那些横过喀喇昆仑群山的漫长沉闷之程——那我前面已描述过了。再难想象有什么比这些赤裸的平原与圆缓的丘更为荒凉、更令人气沮;所以当我们自印度平原穿山走了六百英里、在终点下到突厥斯坦的平原时,那份宽解之感实在极大。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到了莎车;不必说,它自我三年前访它以来毫无变化之象。实在说,这些中亚的城是否曾变过,也是可疑的。它们那些暗黄的土墙、土屋、土的清真寺,看去像是会永远如此。在多数气候里,它们当然会被雨冲掉;可中亚几乎无雨,它们便存留了多少代。那里有几座砌得极好的砖造清真寺与一些好房子。中国人在他们各别的城里也有坚实的建筑;可那本地的城所留的大体印象,是土筑的房屋与昏昏欲睡、一无变化之感。「起初如此,现今如此,后来也必如此」——这句话刻在一座中亚之城的门上会格外合宜。
我们到莎车几天之后,我前一年所遇的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也到了那里。我正要过去访他,他便送来一句话,坚持要先来拜访我;不久他便出现了,穿着军服、佩着勋章。能再与他相见、又听他讲自我们近一年前在坎巨提边境附近分手以来的游踪,于我是一桩大的快事。自那以来他过得颇为熬人,必受了相当的艰苦;因为他曾在十二月中试过喀喇昆仑山口,随后又在深冬里东行到西藏高原的边缘。当我回想他与他那一队的营具何等不足、他们总之又走得何等粗苦,便不能不钦佩这位俄国勘察者竟敢着手他所做之事的那份木然不懈。
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同我们吃了饭,我们又同他吃了饭;随后我们都在当地一位主要的商人家里吃了饭。最后这一顿饭在莎车算是一桩事;而想一想:一个俄国军官与一个英国军官,在俄国与印度两帝国之间的半途、在中亚的腹心,同一个突厥商人吃饭,也颇为奇特。那顿饭是在本地城里一所房子里请的,是极为丰盛的一席;一道又一道的炖肉、抓饭与烤肉端上来,而那位老商人待客极为周到。
格隆勃切夫斯基在莎车住了几天之后,便朝西面进山去了,要经一些新地方往俄国家里走;而九月十五日,马继业与我也离了莎车往帕米尔去;我们的同伴比奇与伦纳德则又留了一阵,随后东行去叶尔羌河的丛木里打猎。
帕米尔如今已是众所熟知之域,近来人们听到它的事也很多;可我们去访它那时,它身上还留着一点玄秘;我们便带着不少热忱出发去访那「世界屋脊」。我们先须奔塔什库尔干——色勒库尔的首邑;而要到那里,我们须越过一道又一道支脉——那些支脉属那条作帕米尔之扶壁的山脉。各处偶有一个小村,可那一带大半无人住,丘又赤裸而无意味。到九月末,我们到了塔什库尔干,便在帕米尔的边上了。塔什库尔干看去像是一处要紧的地方,因为多数图上都以大写字母标它;可它其实只是建在塔格敦巴什帕米尔入口处的一座小堡。它附近有几个小落;可因它在海拔一万英尺,耕作当然不很有收,所以这一区只能养住少量的人口。
塔什库尔干之上可见塔格敦巴什那片宽阔的帕米尔——前一年我便是顺它骑马到这里的;而在它西面高悬着一道嶙峋的雪峰之脉,它分开亚洲之水:西面的注入阿姆河,而且注定要成为两大帝国势力范围之间的分界之线;东面的注入叶尔羌河,终其一生于罗布泊。这道山脉之后便是那几片主要的帕米尔——小帕米尔、大帕米尔与阿里丘尔帕米尔——而此时我们特别所要访的正是它们。
十月三日我们离塔什库尔干,上那条通往涅扎塔什山口的峡。路又糙又多石,上去的最后一段又陡;可我们把马带过去了,并无什么严重的难处。自那山口的另一边望下去,是一连串赤裸、圆缓、无意味的支脉与不毛之谷,朝小帕米尔而去。下了其中一条之后,我们发觉自己到了一处几乎可称作平原的地方;它平而坦,四五英里宽,又朝两边伸出许多英里,直到山脉之界把它遮住。这便是小帕米尔。在我们进来那一侧,它以高耸的雪山为界;可我们对面却是低而圆缓的支脉,几乎不够高到配称为山、也不够高到覆着终年之雪。
我们所访的别几片帕米尔只略有不同,所以把这一片略加细述便够了。那么,我们所有的是一片平地,两边以高低不等的山脉为界;而要明白这是怎样一个样子,大约最好自它如何形成这一点上去得其概念。所以我们须回看几十万年,到这些山最初隆起之时。那番隆起或是突然的——如亨利·霍沃思爵士所设想——或是渐渐的——如山的形成一般看来都是如此;可无论哪一种,在构成这条山链各道山脉的那些起伏之间,总会有裂隙与凹处。雪会落在上部,在凹处积成大块,渐渐成为冰川。随后这些冰川各带着自山坡上来的岩石与碎石之屑,便会一点一点爬下来,渐渐把分开各道山脉的谷底填满。从前在这些帕米尔上,冰川下伸得比如今低得多;而在它们各处,都能在如今已无冰川下达的谷底里看见古冰川的冰碛。所以这些帕米尔从前都填着巨大的冰川;而随着它们的冰融去,那石质的碎屑留了下来,便成了今日所见的平地。若雨量较多,这些碎屑自然会被流经那谷的河冲出去;可在这些高耸之域,谷的最低处也在海拔一万两千英尺以上,河一年大半冻着,无力做那要它们做的事;于是那些谷便一直被往昔各代冰川所带来的碎屑塞着。不过再往下,在瓦罕、什克南与罗山那些国里,河已到了够低的水位、能有足够长的时间不冻而把它们的职事妥当办完,于是那些谷便被清出来了,帕米尔那种地貌消失了;而代那宽而平的谷底的,便是我们所见的深切之峡与窄的隘道。
我盼这番描述能使我的读者明白:帕米尔并不像人们常设想的那样构成一片高原或台地,而是一系列的谷——那是一种在极高之域里常见的谷,那里冬天长、夏天雨量小;而在别处便见不着。西藏便是一大片帕米尔的汇集,因为那里也没有足够的水把谷冲洗到底;而在喜马拉雅、喀喇昆仑群山与兴都库什许多有同样情形之处,也都有正正的「帕米尔」。而读者到此大约也已明白:「帕米尔」一词只是这一种谷的专名。通坎巨提的沈沙尔山口,那个国的人便称它沈沙尔帕米尔——虽然它离我们图上标作「帕米尔」的那一带远得很。
那么这便是帕米尔的地形之成。至于它们外面的衣装,人们所给的说法颇为相冲。有一位行人在深秋去,那时一切活物都已被霜捏住了,便说它们是一片全然荒凉之域。另一位在夏天见过它们的一部分,便说它们覆着最极好的草。我自己的经验是:某些地方确有质地紧密而好的草,可谷底大部分只覆着粗的蒿草。各处有一块块丰美的牧地,可谁也不该设想帕米尔上有起伏的草原。这正是我原先所料的;我以为我队里的马会有丰美的牧草尽量吃;可我极为失望地发现:只有在少数得天独厚之处它们才吃得到,而一路大半它们只好将就在灌木之间东啄西啄。
树自然从来见不着,就是灌木丛也只在少数地方有。因此柴火极缺,那里之民与行人只好将就烧蒿草的根。
气候可以想见是极严酷的。我只在夏末与初秋去过那里;可我在八月里便见我帐内盆中的冰、九月末温度表到华氏零度、十月末零下十八度。邓莫尔勋爵十一月里在他帐内见温度表在零下五度。强风又极常有,大大加增了寒冷所致的不适;而高处所生的倦乏与虚弱又更添一重。所以寒冷、风与高处合起来,使帕米尔上的生活全然谈不上可喜。
然而尽管气候这样严酷,帕米尔的居民仍整年留在那里。他们几乎全是吉尔吉斯人,另有少数自瓦罕来的逃人。这些吉尔吉斯人是一个粗糙耐劳之族——他们必然如此;可他们少有性格,也无打仗之能。他们贪而懒,少有什么品质能使一个生客亲近他们。他们住在我前面叙述自北京而来那趟行程时已述过的那种毡帐里。
在阿克塔什我们见到三四座帐篷与一位中国人所派的「伯克」、即头人。他待我们极为客气,对我们绕行帕米尔之事毫不作难——那时帕米尔被视为中国疆土。于是我们几乎正朝西横过小帕米尔西侧那条山脉,到伊斯提格河之谷。帕米尔这整个东部,山脉都低而易越。像维多利亚湖、即小帕米尔之湖以西那些雪峰,这里是见不到的。它们看来都已被磨下去、磨圆了。所以我们先入伊斯提格之谷、再自那里到阿里丘尔帕米尔上的恰迪尔塔什,都没有难处。往那里的路上,在一处称作阿克恰克塔什的地方,我们见到几处温泉,其温度超过一百四十度——那是我温度表所能到的最高之点。这类温泉在这一带并不少见。
奇特拉尔的阿什库曼、雅尔浑与卢特库各谷里也有类似的泉,那里之民用得很多,又相信它们有可贵的药性。
到阿里丘尔帕米尔之前,有一处地方我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数出七十只波里大角羊的角。这自然是异常多的数目;可帕米尔各处都可见这些极好的角散在谷里与山坡上。帕米尔众所熟知是这些壮丽的波里大角羊之家;那羊大如驴,角沿弯常量得六十英寸,而已知有一例是七十三英寸。那牲口肩高过十二掌,单那头——就是剥了皮——也重过四十磅。
我们发觉阿里丘尔帕米尔是一条开阔的谷,宽四五英里,两边以不毛的褐色丘为界。我们去访时,谷源的草极稀;可往下朝叶什尔湖去,有几处好牧地,又有少数吉尔吉斯人在旁扎营。我们此时打算去访一处此后已成史迹之地——实在说它已是史迹,只是它的名字此前不为欧洲所知。那便是索马塔什。内·伊莱亚斯先生曾在这里、也几乎在亚洲每一处别的地方游历过——虽然他多数行程的记载从未刊行——他曾听到传闻说:叶什尔湖(或者照本应有的称法只叫叶什尔,因为「库勒」一词本身便是「湖」之意)之滨立着一座带铭文的石碑。我那几位吉尔吉斯朋友证实了这些传闻;于是马继业与我自巴什贡巴兹骑马前去看那石碑。我们骑了长长的一天,路上经过古冰川冰碛凹处的几个小湖;夜里便在阿里丘尔河注入叶什尔湖那一点上歇下。我们的行李——连铺盖与炊具——来得较慢,我们便又冷又饿地在一座已先遣来的毡帐里过了一夜;可第二天早上找到了那石碑,极为高兴。那是一块大碑的残迹,立在一个座上,位在河右岸、离它注入那湖之前几百码处、比河高约一百英尺或更多。铭文是中文、满文与突厥文,显然说的是一七五九年驱逐和卓、以及中国人把他们追到巴达克山边界之事。在这座古碑之上、在左岸,有一座早年所建、已成废迹的中国堡。
这地方有史迹上的意味,因为它正是一八九二年俄国人与阿富汗人冲突之处。关于这件事,邓莫尔勋爵已给了一段记述——他在那事之后仅几个星期访过那地方,还见到阿富汗人的尸首躺在那里。阿富汗人看来曾派一个约十五人的小哨所到这地方。一队俄国人在约诺夫上校之下,作他们每年一度的帕米尔巡行,走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开枪,把每一个人都杀了。
把那碑上的铭文拓了一份之后——顺便一说,那碑此后已被俄国人移走,放在塔什干的博物馆里——我们骑马回布兹拉贾伊,第二天又循原路上阿里丘尔帕米尔。关于这片帕米尔,我想没有什么特别要记的。它与其余各片全然一样。通它的主要路线是:一、自阿克苏河之谷一直沿着它通什克南的那条;二、自西面萨雷兹经马尔朱奈山口的那条——那山口颇难,不过俄国的军队已屡次越过;三、经巴什贡巴兹与哈尔戈什两个山口——两者马都走得通——到大帕米尔的那条;四、经科克拜山口到沙赫达拉的那条。这些山口俄国的军队都已一再越来越去。它们多半高一万四千到一万五千英尺,因此比谷底高约两千英尺。
涅扎塔什山口——我们此时东行往阿克苏河之谷时所越的那个——约高一万四千二百英尺,自西侧上去极为容易。下去较难,又陡又多石。它带我们顺喀拉苏溪下到阿克苏河,正在那河进入此后一直夹束它的那些峡之前。我们到它那一点上时,那谷是平的,宽一英里有余,又覆着好草;随我同行的吉尔吉斯人告诉我:这地方称作萨雷兹。它须与稍往下那个萨雷兹相区别;可许多图上所标的「萨雷兹帕米尔」大约指的正是这一段。它可说是自喀拉苏溪口附近伸到阿克拜塔尔与阿克苏汇口附近。
在后一点上、在阿克苏右岸,便是穆尔加比。我去访时,那里除了河边牧地间四五座吉尔吉斯帐篷、与上面高处几座旧坟之外一无所有;可如今已有一个俄国哨所长设在那里。那是一处沉闷荒凉之地,海拔一万两千四百英尺,河边有一定的草地与几丛稀疏的灌木,可四周是不毛之丘,又冷得刺骨。这些俄国兵怎能在那里支撑下去真是奇事;可他们若不常常换班,大约也支撑不了。我很能想见:能回到较为宜人的驻地于他们必是何等之喜。人也能想见:他们必常常渴望往他们「前方」更为宜人之域推进下去。一个军官被关在这样沉闷的驻地、又全然无事可做——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在沉闷的单调里过去,只有同样不毛的丘可看、只有同样绕堡的一圈可散——必定渴望着往前去。「留在这里有什么好?」人能想见他这样说。「政府为什么不把我们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一个值得占的地方去?」他这样愿望只是人之常情;而他在这样的心境里时,显然只需极小的一点引诱便能把他推上前去,又须后头一根极紧的缰才能把他拉住。
不过我去访穆尔加比那时,还没有俄国兵在那地方受过流放之苦。我们只见到几个吉尔吉斯人;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我们便顺阿克拜塔尔(白马)河之道而上,往朗库尔去。阿克拜塔尔此时——十月末——里面已无水。那谷宽两三英里,极为不毛。近处除朗库尔之外找不到水,所以我们只好走长长的一程到那地方。我们沿湖岸走了好几英里;路上经过一块有意味的岩石,称作奇拉格塔什、即灯石。它在一道支脉的末端凸临湖上,顶上有一个洞,洞里有本地人以为是长明的一道光。关于这道光,有说它出自一条龙的眼、有说出自嵌在它额上的一颗宝石。走到这块岩石跟前时,我要他们把那光指给我看;果然有一个洞,洞顶上有一道微白之光,看来像是某种发磷光之物所致。我问有没有人上过那洞去看里头有什么,可吉尔吉斯人说没有人敢。不过我猜:他们从未上那洞去,懒惰与漠然之由恐怕与惧一样多;因为东方人极少有要探究现象之由的好奇。我的好奇心重些,便带着我那位帕坦仆人上了那道支脉;到了那岩石跟前,又攀上去——最后二十英尺是像猫一样攀的,脱了靴子,只以脚趾与手指扣着;因为那岩石单在最后那一小段上几乎是垂直的。我们进了那洞口。我急切地四望以找出那光之源;而等我在腿上站稳了,便发觉那洞只是一个穿透那岩石的孔,那光是自另一边进来的。自下面看自然看不出来,因为观者只看见那洞的顶;而那顶上覆着某种白色的沉积之物,便把自另一边孔里进来的光反照回去。这便是那「长明之光之洞」的秘密——人家告诉我,好几百年前的史书里便提过它。
那一夜我们在朗库尔以东一片广大的草原上、几座吉尔吉斯毡帐旁扎营;而在那平原尽头远处,可以看见慕士塔格阿塔那壮丽的雪体——那便是「群山之父」,高两万五千英尺。
往喀什噶尔——我们此时正奔那里——寻常的路是自朗库尔再往东、越阿克别尔迪山口、再顺盖兹河而下。可我急于去访大喀拉库勒湖,便朝北挤过那些围着朗库尔湖、令人气沮的不毛之丘,第一夜在克兹勒杰克山口之麓扎营。到此为止我们一直有幸在每一处歇宿之地都有毡帐为我们搭好;而这些厚毡壁的帐篷里头生着火,实在能弄得极为温暖舒服。无论如何,你总有那堆火,想暖身时便能暖个透。可一个生不了火的薄帆布帐篷便全然是另一回事;此后我们便冷得刺骨。朗库尔与喀拉库勒之间整片地方都不毛到极处。冷风时时顺谷猛灌下来;而我们越克兹勒杰克山口的前一夜,温度表落到华氏零下十八度——正是五十度的霜。
克兹勒杰克是一个颇为容易的山口——只是顺一条谷陡陡上去、过一个鞍部、再顺另一条谷下来。在北侧我们发觉那一带与南侧一样不宜人居;而越过那山口的第二天,我们在大喀拉库勒湖岸边一片不毛的平地上扎营。这是一个十几英里长的好湖;而我们到它那天,它呈出一幅壮丽的景象。狂风正刮着,把水抽成波浪,直到满湖都是泡沫。厚重的雪云急掠过那景象;透过它们,在那翻腾的湖之外,可以看见暗黑的石体;而高在下面这一切喧腾之上,现出那庄严的考夫曼峰,高两万三千英尺。
我极细心地煮了我的温度表,以测朗库尔与这个湖之间的高差;随后我们急折向东,赶着下到喀什噶尔较暖之域去。冬天迅速近了,而要我们快快往平原赶也只需极小的引诱。我们经喀拉阿尔特山口——一万五千八百英尺——出了喀拉库勒的流域。众所熟知这个湖没有出口。没有水自它流出去。实在说,流进它的也极少;而单靠蒸发便很能把它保在如今的水位。可湖四周都有明显之迹,显出从前它的水位远比如今为高。另一面,喀拉阿尔特山口从前也可能较低;因为构成那山口的那道颈是由古冰碛与碎屑组成的,而那些东西可能是在湖落下之后才积起来的。所以有一个可能:从前这湖之水或许正自如今喀拉阿尔特山口所在之处流出去。
顺那山口北侧喀拉阿尔特溪的河床而下,穿过嶙峋赤裸的群山,我们到了马尔坎苏,顺那河走了一程;随后折向东,沿那些构成帕米尔扶壁山脉北坡的支脉而行,到奥帕勒。我们此时已下了高地;气候和缓些了;而无论在马尔坎苏之谷、还是沿这些支脉,都见得到一块块丛木,山坡上又有矮松。
在奥帕勒我们又到了突厥斯坦的平原;十一月一日到了喀什噶尔,我的公事便把我留在那里过冬。
我们要以喀什噶尔作冬天的驻所;我们发觉旧城北面已有一所本地房子为我们备好。它位置可人,在一片隆起的地上,朝北望出去,越过喀什噶尔周围那片耕作而林木覆盖的平原,直到天山的雪峰。自东面远处、绕到北面、再往东面远处,这些雪山一路伸展;而自我们屋顶上,我们能看见那壮丽的慕士塔格阿塔,自平原之上升起两万一千英尺。屋子周围有一个园子,给了我们幽隐;而我在这园子里支起了一座吉尔吉斯毡帐,那是我在帕米尔上买的。我们在那上头有一夜,曾得了一座异常大、又陈设极为雅致的毡帐。它全然是新的,直径二十英尺,正中约高十四英尺,四围的壁高六英尺。可最使我们意外的,是发觉它装饰得极为雅致。壁是以一种极秀美的格屏做成的,而那圆顶般的顶里侧四周,又围着精美的地毯与绣品之饰。我极喜欢这座帐,便说动主人把它卖给我,用两头骆驼把它运到喀什噶尔,整个冬天都住在里头。地上铺着好毯子、又有一个炉子取暖,它便成了一处极舒适的住处;而就我个人而论,我宁取它而不取房子。
这座帐我到喀什噶尔时已被搭好;在我们那番粗苦不断的行旅之后,能觉出自己又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实在极为可喜。而注意自荒凉群山到这座人多之城的变化,也颇为奇特。帕米尔上夜里一切都静如死;可这里我们觉出那城就在身旁:中国守卫房那些大锣整夜打着更点,而到九点钟便放一炮、吹起号来。中国人无论实做得多坏,在声势上总是在行的;而在突厥斯坦这样的国里,单凭声势便颇能办些事,所以我想这番吵闹的戒备之张扬于那里之民必留下不小的印象。那锣在夜之静里的深沉轰响、那号的嘹亮、以及那炮之声,都正好提醒突厥斯坦这些城里的居民:那些一再回到这个国来的征服者仍在他们之中、仍在戒备着。
我们到的第二天,去拜访了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我一八八七年自北京往印度时曾在这里遇见过他。他与彼得罗夫斯基夫人、他们的儿子、参赞卢奇先生、以及一位统那支护卫的哥萨克军官,在喀什噶尔这里组成了一个极可喜的小小俄国侨居之群;而想到这个冬天我们不必全靠自己的办法消遣、还能有与别的欧洲人往来之便,也是一桩宽心之事。
第十四章
喀什噶尔的一个冬天
我们留喀什噶尔最初那几天里,须把中国官员一一拜访过。喀什噶尔是中国突厥斯坦西部的首邑;这里有一位道台在文事上管喀什噶尔、莎车与和田各区、以及沿边的吉尔吉斯人。喀什噶尔又有一位统这几区兵的将军,住在新城——在道台所住的喀什噶尔旧城以南约两英里半。这两位职官之中,文治的长官最为要紧,身边又围着不少排场。他的官邸是寻常的中国样式,有秀美的房间与院子、又有这类地方极有特色的厚重门楼。他在这里以相当的仪礼接见有身份的来客;可他出行时才显出最大的排场。那时有敲锣吹号的人走在前面,排成一长队;而无论出邸还是回邸,都要放礼炮。他坐在一顶秀美的轿子里被抬着走,一切敬意之象都献给他。这里中国人又显出他们在使所治之民受印象这门术上的本事;因为他们的长官以这样的仪典穿城而行这一景——那景并不太常见——无疑是有其效的。我并不是说这样以声势治人是一个好的治法;而且既然那效果大半是靠把治者弄得高远难近而得,那么在这一点上它是坏的。可在治人这一特别的门道上,中国人确实是坐在树顶上的。
那位道台与我把寻常的客礼彼此行过了。自然是我先去访他,他又来回访我,照常带着他那一队仪从。中国官员的拜访总是极长的;那位道台会留上两个钟头上下,就随便碰上什么题目一直谈下去。他是一个老人,在回教徒之乱期间曾在中国突厥斯坦立过许多好的功劳;可他此时已弱,过了他最好的时候。等我们熟些了,他告诉我:他对欧洲的文明并没有很高的看法,因为我们总是彼此打仗。我们造机器与枪倒不坏,可我们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所有的那种沉静高远之气——那气使他们能以平静与尊严去看各国之间那些琐屑的争吵。我们把全部时间花在那些本该只关乎匠人与那一等下流人的事上,一点也不给自己留下思索更高之事的机会。这便是那位道台关于欧洲人的念头;而看他以何等沉静的优越之态把这些看法说出来,颇有意味。
那位道台的书记——一个十足的无赖,此后因大肆受贿而被革——是我们在喀什噶尔颇多往来的另一位官员。他到过上海,对欧洲人略有所知。他常说:中国人永不能懂俄国人何必费那么多麻烦与钱在喀什噶尔设一个领事馆去照看那里的通商——那里整整一年所运进的货物,还只及一条英国轮船运进上海的那么多。
不过我们所最熟识的那位官员,是统驻旧城、即本地城的兵的将军——我们的房子便在那城附近。老王将军极为友好,常在他的营房里为我们张设饭局,又硬要以我的教名称我。像一切中国武官一样,他的教养极为马虎;而他既已学会写长条幅、上面引经书之语,便极以此自豪。他手下人所住的营房实在极为舒适。中国人——至少是中国北方之人——极少住在污秽里;而这些营房造得好、又宽敞舒适。军官的房子实在极为整洁。唯一被照看得坏的是兵器。中国人总不会好好照看他们的枪;而虽然这些人手里有许多好的后膜枪,大约因为生锈都已全然无用。我想这些营房的安排里最使我注目的,是弥漫其中的那种一家子的气味。这里有一位舒适的老将军,一心只想把事办得越省力越好;而那些军官与兵看来只是在那里伺候他的所需。他们须略为照看他、又大体在他身边转;可他们尽可确信:他不会以过分的军人热忱来扰他们;而他们尽可一直过着安静太平的日子,直到轮到自己带兵。那些兵在营房外的菜园里辛勤做活;我们也有机会试过他们所出的菜之极好;可操演与打靶便极少举行了。就我们自身的安稳而论,这倒是幸事;因为有一天正在打靶,我刚转过一道墙角,一颗弹子便紧擦着我的头呼啸而过——那些兵正在打靶,而且正朝一条公众之路上打,毫不采取防备以警告行人。
不过我在喀什噶尔的往来并不只限于中国人;我在那里还见到了几乎来自亚洲每一处的人。那是许多族类奇特的会聚之地:自亚洲之南北、自亚洲之东西而来;自俄国疆土而来、自印度而来、自中国而来、自阿富汗与布哈拉而来,乃至有自君士坦丁堡而来的人。与这一切人,我都不时有机会交谈。就人种而论他们极不相同;可他们都是亚洲人,又几乎都是商人;因此他们大体的性情也差别极小。中亚那份无所振作之气已在所有人身上显出其效。自印度边境来的那种狂热野性的帕坦人,到这里也容他的锐气冷下去,直到他几乎与那位舒舒服服的布哈拉商人一样和缓。他们都是通达之人,在游走之中拾得了许多有用的见闻;而照常例,与邻人不断的相磨又在他们身上养出了好的举止。他们若知道人家会以礼待他们,便极少有不客气的;而他们任何一个来访,总是一件快事。他们不断议论政治,因为他们的生意极倚赖政局;而全亚洲里他们最以最锐的兴味注视的那个人,便是喀布尔的埃米尔阿布都尔·拉赫曼。他们那点小小的家业,极倚赖他与他的性命。人们以为他怀着无边的野心。有一阵说他要去攻喀什噶尔的中国人、把他们逐出去;又有一阵说他要去侵布哈拉;而我们留喀什噶尔期间,他竟死了四回。这些中亚的商人极爱猜度他死后会怎样。若他的一个儿子继他而治,那么阿富汗于他们便仍像如今一样关着,而中亚的通商便仍像从前那样被喀布尔统治者所加的禁阻性关税与别样障碍绞住。可若阿富汗作为一个独立之国被扫去、而俄国与印度的边界在兴都库什山、或在阿姆河上相接,那么通商便会增长,铁路与好路会修起来,小官的压迫也会不复有。所以中亚问题于他们是极有意味之事;这盘棋里每一着他们都以极锐的兴味注视;而那两个被他们看作在争亚洲霸权的大国相对之强与可能的意图,也被他们畅然议论。
一个英国人自然难以探得他们对英、俄两治之优劣真正的看法;可作为商人,我想他们极为看重这样一个治政所赐的好处:那治政那样致力于以修铁路、修道路与架电报来改善这个国的交通;那样以开灌溉之渠来大增这个国的出产;又那样以革去一切并非绝对必要的税来鼓励通商——而英国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恨印度的法制,虽然他们信各个官员之公道;而我也不能全然确定:他们是否并不更喜欢那样的治政——那里法的裁断或许较不公道,可大约较不费钱、而且一定较快。不过他们以为:总的说来,他们通商上的利益在英国之治下比在任何别的治下得到的推进要多。
然而关于亚洲这两个相争之国相对之强,他们无疑以为俄国比英国更强。就算俄国其实并没有更大的实力,俄国人在造出这个印象上也比英国人成功。他们在中亚的人数其实极少;可与本地人之数相比,他们比英国人在印度要多得多。再者,俄国人一击便击得极重;而他们一进便不退——英国人则一般总能找出某个似有道理的缘由而退。此外,他们所征服之民是容易征服的;而这一切、再加上关于俄国本部驻着无数军团的传闻,其总的结果便是使东方人心里生出这样一个念头:俄国人与英国人相比,其强大也许胜过他们实际所有。有些英国著者说一八八一年自阿富汗撤回于英国的威名毫无影响。那次撤回在财政之理上也许是明智的;可它确实影响了我们在中亚的威名,这一点我想几无可疑。我们若去了喀布尔与坎大哈、又留在那里,我们的威名——不论它值多少——一定会比如今高些;而如今全亚洲都极明白地知道:喀布尔的埃米尔实际上把阿富汗对每一个英国人关着。保住这份威名也许不值得为此所须花的钱;可要说撤回之后那威名仍与从前一样高,便是虚言了。我们不能把钱省下来、又指望得到与把它花掉一样的结果。那些精明的本地人观我们在中亚之策,极清楚地看出:我们没有守住阿富汗,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去守。俄国人——主要因为他们所须征服的只是极不好战之民——在中亚还从未被置于「征服之后须撤回」的地位上。
我留喀什噶尔期间别样有意味之事,还有我与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谈话。他是一个见闻广博之人,曾在圣彼得堡、也在俄属突厥斯坦与喀什噶尔住过许多年。他在与印度及中亚相关的题目上读过许多书;他有我们若干最好的著作与议院的报告;而像一切俄国人一样,他说话极为畅然;在那些与地方政情无关的题目上——地方政情我们两人自然都有份——他说得极为敞开。因此我便有机会见到别人是怎样看我们的。
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读过苦役工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工厂立法的报告、以及我们报纸上关于那些不断发生的罢工的记述。这一切在他心上造出了这样一个印象:我们正处在一个坏的境地。四万人握着全部的财富,其余三千六百万人则被榨到最后一个铜子。这便是他对英国情形的念头;而他又把它与俄国的情形相比。在俄国,富与贫之间并没有大的鸿沟。罢工——他把它看作温和的革命——是闻所未闻的;人人在沙皇之下太平知足地同住。
当我发觉一个通达的俄国人对英国的情形取这样一种扭曲的看法、又对俄国的情形抱这样乐观的意见时,便常常想到:也许我们自己对俄国的看法,也并不总像它们本该有的那样真。
不过我觉得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最有意味、或许也较为中肯之处,是他对印度与中亚之事的评议。他极力申说的一点,是我们对本地人的待法。他以为我们把自己与他们隔得太远,又以为我们太冷、太高傲。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须认其罪;不过我们若在别样好的品质之外,还有与所治之民亲近相处的本事,那便近于完人了。英国人与本地人一同辛苦做事时——例如在战地的实役上、或是测绘、勘察时——这两个族类便彼此极为牢固地依附起来。可寻常之时,一个英国人要对任何一种生客「把自己放出来」,总觉极难。实在说,极少有人有那种能把人拉到一处的和气之态。可英国人在印度一出了他那间可悯的衙署、离了军营那一切刻板的规整、又真与本地人相处,使他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见他,那份冷便化了;而本地人便见出:那冷的外壳里头其实有许多的心热。衙署与章程是我们这样的文明若要有效治事所显然必需之恶;可我们若把自己太严地关在这些障壁之后、与那里之民失了相接,那么这位俄国领事对我们之冷最终之果的担忧,无疑便要应验了。
关于中国人,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极低。他以轻视看他们,几乎说不出他们一句好话。他们的治事是贪污的,军队的军官不良、兵器也不良,而整个帝国又到处被秘密会社蛀空。不过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对中国帝国实际的相识全然限于喀什噶尔;他连这个边远的属地也没有深入过一百英里,更不必说中国本部了。我又意外地发现:他与他署里任何人都不说中国话——虽然他们在中国突厥斯坦已住了许多年——而他们通译全靠一个回教徒。每一个在中国的英国领事都会说中国话,他须通过一场这上头的考试;而我就是为在突厥斯坦暂住一阵,也被配了一位称职的英国通译与一名广州书记。所以在「学所须交涉之民的语言」这一要紧之点上,看来我们所费的心力远过俄国人。
俄国人在学一国语言上显出马虎,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例。在突厥斯坦,一个俄国军官会说那里之民的语言是例外而非常规;而我此后在帕米尔上所遇的六位俄国军官里,只有两位能说突厥语——虽然他们长驻突厥斯坦。那些会说外国语的俄国人说得实在极好;可与英国人普遍所信的相反,就是俄国军官,大多数也只会说俄语。
有这些与中亚商人、与俄国领事及他署中人的谈话相娱,喀什噶尔的冬天过得比人们在世上这样僻远一角所能料想的要快。我们又有幸有几位自欧洲来的访客。第一位是布朗先生,一位法国行人;他在突厥斯坦住了几个月,便极愿在任何与中亚相关之点上把那位俄国领事与我都纠正过来。第二位来访的是那位年轻的瑞典行人斯文·赫定博士;他给我的印象是正合勘察之用的那一类人——身体强健、和气、性情平和、沉静而不懈。他只是自俄属突厥斯坦来喀什噶尔匆匆一访;可他已在波斯作过一趟可注目的行程,此后又在帕米尔、西藏与中国突厥斯坦走了许多地方。我羡慕他的语言之才、他在欧洲最好的师者之下所得的学术之识、以及他艺术上的造就;他看来具备一个学术行人一切的资格,再加上他北方先祖那种沉静自恃的性格。
此后又有杜特雷依·德·兰先生与他的同伴格勒纳尔先生来访;他们在喀什噶尔歇留的那两个星期里,以与我同住赐我光彩——那是他们在西藏三年游历之前的预备;而那番游历结局极惨,德·兰竟被西藏人杀害。德·兰先生约四十五岁,一生大半在法国海军与商船上供职。他已以几年的功夫专研西藏,一切安排都极为周密而有条理,尤其是他的天文观测。我们在一起长谈过许多次;我记得他一句关于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情绪的话,格外使我注目。他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多数法国人,都不愿挑起对德国之战;可德国人若挑起一战,他会立刻去应征当一个列兵。法德之战时他是以军官供役的。
备齐了所需的运载之后,德·兰先生便与他的同伴出发往西藏。马继业与我骑马出城送他们;我们带着许多善意之辞分手,又约定有一天在巴黎相见。此后我收到德·兰先生自西藏来的两封信;可他再没有自那里回来。他被西藏人所攻,双臂被绳缚在身上,又被扔进一条河里溺死;于是法国所遣出的最耐劳、最有胆、最不懈的勘察者之一便这样死了。离喀什噶尔三年之后,他的同伴格勒纳尔先生回到巴黎,如今正忙于刊行那趟行程的成果。
这些便是我们的访客;不过我们还有一位长住喀什噶尔的欧洲人相伴,那是荷兰传教士亨德里克斯神父——我一八八七年在这里遇见过他,而他至今仍在那里。他每天按时过来与我们闲谈、散步;就是如今,他每隔几个月还给我写信。他的事是孤独而费力的;他常常显得被那些阻在他路上的障碍之重压着。可他的热忱与指望是无边的,而再没有比他心更厚的人了。他许多劝人归信的办法常使我意外;他也确实不为俄国官府所喜;可他是一个游历极多、治学极多之人,又随时肯以任何语言——自蒙古语到英语——谈任何题目——自喜马拉雅的地质构造到他与俄国官府的种种冲突。国内的人若见这位极有教养之人住在何等贫穷里、又为行他的职分把自己弄到何等窘境,必要惊讶。我们到后不久,他在我们这里吃饭;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们时说:他那一夜睡得好多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答说:他想必是因为在我们这里吃饭时吃了些肉。那时我们才查出:他只靠饼与菜过活,因为他每月所能花的不过十或十二卢比,又住在中国人借给他的一所极简陋的小屋里。自然,自那以后他每天总在我们这里吃一顿、一般吃两顿饭;而我们也极喜有机会得他相伴。
比奇与伦纳德在圣诞前自玛喇巴什一行回来了;于是我们连他们、连那位俄国领事、他的参赞、他的儿子、那位护卫的哥萨克军官、以及亨德里克斯神父,便能在圣诞之日摆一桌颇为可观的饭局。比奇有一个奇妙的罐装梅子布丁,在桌上打开时「砰」地响了一声;我自己也有一个,是印度一位好友寄来的,圣诞前夜刚到;于是我们便能把那「英国的梅子布丁」——他们久已听说、却从未见过——真正是什么样子显给我们那几位俄国朋友看。
比奇不久便往俄属突厥斯坦去了,在那里受到总督与他所遇每一位别的官员极为殷厚的款待,四月里回来,对所受的接待大为感佩。随后他与伦纳德便往帕米尔去打波里大角羊,总算打得了这壮丽牲口十七头。
这时候,我的生活因两桩人所能遭的最重的打击而黯然。两桩都是突然而不意的;而在那片远方之地,我朋友的信要许多个月才到我手里,而且总要隔上好几个星期才来一次。我极盼能再回家一趟;而家里的人需要我,也只比我需要他们略少一点。可我还须在喀什噶尔不动地留三个月,那些长日以一无变化的单调慢慢拖过去。
终于,七月初一天傍晚,有一个人背着一只极大的袋子出现在我们屋前。那是自印度来的一批邮件。将近两个月没有邮件到了;而在这一批里,我那样渴望的、回印度的许可终于到了。还有另一桩喜事等着我。一封给我的官信在我名字后面附了一个勋衔的缩写。我起初并未留意,以为是书记弄错了。可在一份报上我看见公布:我已被授为印度帝国勋章的三等勋士;而这番对我效劳的承认,再不可能来在一个更受欢迎的时候。
我被许可经列城或吉尔吉特回印度,任我择哪一条;可可怜的马继业却须留在喀什噶尔,而他至今还在那里。我择了经帕米尔与吉尔吉特回去,因为我已两次走过那条横过喀喇昆仑的荒凉之路。于是我便去雇这趟行程的马、又作别样必需的安排。
与此同时,自莎车来了消息:有一位英国行人自列城到了赛图拉,境况几乎一无所有,又告中国官府说他想前来喀什噶尔见我。我请中国人尽其所能给他相助。他们这样做了;不久便有一封粗粗以铅笔写的短信到我手里,说他是伦斯特团的戴维森中尉;他自列城来,本意是要越过我一八八七年所勘察的穆士塔格山口,可被路上的河挡住了;他的人除一个之外全跑了,而他的马、行装与钱也几乎全失了。所以他无从回列城,只好前来向我求助。他以惊人的迅速赶到喀什噶尔,而且在自我这里得了消息与相助之后,还想第二天便再出发回去、再去对付穆士塔格山口。他正像一条斗牛犬——你没法把他从这个山口上弄开。他是出来要翻过去的;我费了好几个钟头才使他信:九月之前翻过去是不可能的。可他已尝过往那里路上河之深与之急;渐渐他看出那是谈不上的了。随后我请他讲一讲他来喀什噶尔路上的历险。原来他是自团里得了两个月的假。他没有时间去弄一张他所须循的那条路的像样地图;可他尽其所能赶着穿过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往喀喇昆仑山口去,又以为自那一点起只须「朝左一转」,便会看见一长道分明的雪山、其中有一个豁口,那便是穆士塔格山口。他哪里想得到:实际上围着这个僻远山口的,是一座无路的群山迷阵!在克什米尔与拉达克之间越他第一个山口时,他便得了雪盲,须被人抬在一张床上过去。到他第二个山口——在列城之外——他所雇的拉达克人罢了工,说那山口还要好几个星期才能通马。可戴维森以一些与其说是交涉、不如说是严厉的手段,总算把他们与他的马都弄过去了。随后便是喀喇昆仑山口;而在五月里——那时上面的雪都软而塌——要越它唯一的办法,便是在马前头烦琐地铺下毡与毯让它们走过去,马一过便把毡毯拾起来,再铺到前头去——如此一英里又一英里。凡自己有过在海拔一万八千英尺的软雪里跋涉之经验的人,最能体会:这于一个刚自印度平原一直上来、而且一生从未上过雪山的人,必是怎样一回事。此时这趟行程的危急之关来了。戴维森没有地图指他往穆士塔格山口的路;更坏的是,他没有向导。他一个人也找不到——找不到一个曾离往莎车那条踏出来的大道一码之外的人;可他有一张粗图,上面有穆士塔格与喀喇昆仑两个山口相对的位置;于是他把这两点画在一张纸上,随后开始作棱镜罗盘测量,此后便按时把测得的画在同一张纸上;他盼以这个办法能辨出往他面前那个目标去的路。带着这个意思,他顺自喀喇昆仑山口流下、经阿克塔格而去的那条溪而下。可他越往前,往穆士塔格山口那个方向界住那条谷的群山便越嶙峋、越不可行。那道他本以为会见到的、自其余一切之中显眼分明地立着、又以穆士塔格山口作一个无论多远都辨得出、可以毫不费难地朝它而去的地标的大雪山脉,他一点也看不见。他所见的不是这个,而是发觉自己被嶙峋陡峭的群山关住,除了顺他所在那条谷而下之外不容他循任何别的路。他在喀喇昆仑山口已失了三匹马。此时他的两个人又带着他大部分食粮逃了。可戴维森仍往前挤——尽管以他那点稀薄的存粮这样做是危险的——直到他于他极为幸运地被挡住:那条溪的水已涨到那样深,成了不可涉过的。那是在和卓穆罕默德峡,在奇拉格萨勒迪以下约两程。戴维森曾试着腰上系一根绳凫过那河,可那水流于他太强了。他发觉在融雪、河水盛涨的这个时令里要顺那条谷而下是不可能的,便不情愿地折回一小段,随后转向北,越了一个此前未经勘察的山口(若我记得不错,是科喀朗);而随后他发觉往莎车那个方向、前头除了雪原与看去不可行的群山之外一无所有,便又折回叶尔羌(拉斯坎)河之谷,打算奔赛图拉——那是他所能指望弄到食粮的最近之处。他此时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只剩一个人、一匹马、与一两天的食粮。随后他病了,动不得;在这样的境地里,他只好把仅余的那一个仆人遣走去找赛图拉、自那地方带些食粮与相助来。结果他离赛图拉比他所想的近。他的仆人当天便到了那里,第二天便带着食物与一匹马回来。戴维森的难处于是过去了;在赛图拉歇了几天复了元气之后,他便迅速奔到喀什噶尔。戴维森所走过的地方此前俄国人与英国人都勘察过;可戴维森并没有得他们经验之益;而他这趟行程可注目之处,是他办成它时于登山、乃至于寻常的行旅都毫无先前的经验。他只是一个服役仅两年的年轻下级军官,自旁遮普的平原出发,单凭胆气,在一年里最坏的行旅时令里寻路到了突厥斯坦的平原;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引以为豪的一桩功绩。
我说动戴维森与我一同经帕米尔回印度;我们这趟行程的准备迅速办好了。我拜访了一切中国官员,又受了他们的饯别之宴,尤其自老王将军那里受了许多殷厚之待。可有一桩事使我失望:我离喀什噶尔时没有得向那位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告别的快意。他的尊严受了伤,因为我在下午带戴维森去拜访他。他不肯接见我们,此后又告马继业说:初次拜访向来该在正午时分。我尽力以书信向他说明以安抚他:我们原只想对他表一番客气;下午拜访是我们的习俗;而在北京,我自己便曾在下午拜访过他自己的上司、即俄国公使,而那位公使也在下午回拜了我。可彼得罗夫斯基先生答说:他只管喀什噶尔之事;而在喀什噶尔,习俗是正午时分拜访。
我为与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这番误会格外惋惜,因为我自觉在喀什噶尔留居期间受过他许多客气。他极为周到地经他的信差把我们的信转送俄属突厥斯坦;他借给我们许多书读;又在别的许多方面待我们以厚意,而那些我本愿有所表谢。不过我总算有这份满足:与那位参赞卢奇先生极为友好地分了手,又自他那里得了一份体面的礼物作他看重之表。
第十五章
自喀什噶尔到印度
「他越过那些凌空的山——
那些山自它们冰的洞窟里倾下
印度河与阿姆河——
在喜乐与欢腾之中行他的路;
直到在克什米尔之谷、在它最幽僻的小壑深处,
那里芬芳的草木在空岩之下
缠成一座天然的凉棚,
他便在一道闪亮的小溪旁
舒展他倦乏的四肢。」
——雪莱
一八九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们离了喀什噶尔;马继业骑马陪我们走了两程,随后回莎车。我们此时已在一起一年了,而且大半时间只有我们两人。两个此前一生从未见过面的人,能一连一年不断、又几乎没有别的交际而相处得好,这并不是必然的事。所以我觉得自己格外有幸:我所得的同伴不但是一位头等的中国学者、又在与中国人交涉上极为机变,而且性情平和、肯互相让就——而行人正须如此。马继业先生自那时以来又做了极有价值的事:与中国官府商定,把那些自受印度政府保护的国里被卖到中国疆土上的奴隶放出来。如今已有许多人被放,回到他们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与奇特拉尔的家;一桩好事已顺利办成。
我此时背朝突厥斯坦的平原、又一次上山往印度去,心里并无多少惋惜。中国突厥斯坦是一个有意味、可以一访之国,可是一个住起来沉闷之地。就是空气也是压人的;它总是「浊」的。头几天人并不特别觉出。那里没有云;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而从未见过清澄之天,一种压迫之感便上来了。空气里总充着自沙漠来的、不可触摸的尘,而中国突厥斯坦便永远裹在沙里。而这不但在群山上留下它的印记——在它们身上积下一层层轻而易碎的土——也在这个国之民身上留下它的印记。一个自中国方向来的行人,已惯于中国人群的傲慢,在他看来这些顺服而无神气的突厥人便显得是一个和气殷厚之民。同样,当一个行人自喀喇昆仑山口那条路所经的、不宜人居之域进这个国时,他能重又身在一个有人烟、有耕作之国,便那样感念,以致样样东西在他看来都是玫瑰色的。可等他在那里之民中间住过几个月,便发觉他们沉重而无意味。只有在一件事上他们显出一点进取,那便是往麦加朝觐;成百的人这样做,而且是整家整家的——父亲、母亲与怀里的孩子,都会出发横过那些荒寒的山口、越过喜马拉雅、穿过印度的一切炎热、又渡海往麦加去。许多人死在路上;可仍是一年又一年,别人循着他们的足迹而去;而这样一个淡然之民竟会走到这样的极端,便是我所知宗教激动之力最可注目的实例之一。
平原上此时已热得相当厉害,每天记到华氏一百零二度或一百零三度;所以我们乐于把它们留在后头,又见路渐渐朝帕米尔那道大的扶壁山脉升起——那山脉像一道墙立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直朝那座壮丽的慕士塔格阿塔走去;它自我们所站的平原之上升起两万一千英尺。离喀什噶尔三程,我们进了盖兹峡;上那峡的路又糙又难,于马几乎不可行。流过那峡的河水低时,马可以沿河床牵上去;可此时正是夏天,河水盛涨,便须把它们带到高两三千英尺之处、越过一道支脉,再下来一两英里、重又沿谷底走,随后又一次翻过一座丘;如此一路上去。山坡上极少有什么路,马只好在岩石与大石之间攀爬、又上下那些陡得不比房顶差多少的地方。可一出这道峡,我们便到了一片开阔的平地上:四面被山围着,自己却极为平坦。我们自那峡出来时,左手边有一个大湖。我任何一张图上都没有标它——虽然这一区已被测得很好;而我又为见到低矮圆缓的群山在对岸下部覆着大量的流沙而更为不解。因为那湖的水一直漫到山坡,便难见那沙能自何处而来;可我发觉那湖只深几英尺,而融雪一停,它便缩成一片沼泽,同时露出大片的沙积,风便把那些沙吹到山坡上去。这个湖是布伦库勒的一个延伸。
此时景色全然变了。沿盖兹河而上,那些谷都又深又窄、两侧陡峭;而在那峡之源、左手边,慕士塔格阿塔那庞大的山体看去像是刚被粗粗地往上一顶、那破碎的山侧便自那番隆起里新鲜地露了出来。可过了那峡、朝帕米尔望去,群山便都是圆缓的,主谷是平坦开阔的平地,就是旁谷也宽而浅。哪里都不长树。山坡是褐色的,只覆着粗的蒿草;可谷底的草长得丰茂,在一年里的这个时令极为肥嫩多汁。
在布伦库勒湖,戴维森中尉与我分手,经阿克别尔迪山口西行往阿里丘尔帕米尔——我相信他是第一个越过那山口的欧洲人。那是一个容易的山口——帕米尔上多数山口都是如此——下去便到朗库尔。而我则往小喀拉库勒去,那是一个四周景物绝无其二的湖。世上再没有别的湖能自称有两座各高过两万五千英尺的峰自它岸边升起。这里,在世界屋脊之缘,便是这一片清澄碧蓝的可爱之水,有草的岸、又有两座大山像两名哨兵立在它岸上。这两座山峰便是慕士塔格阿塔与另一座——那是内·伊莱亚斯先生所发现、又被他命名为达弗林山的。它们升起来并不是嶙峋的尖塔,而是庞大的山体,又那样渐缓而匀整,以致那攀登看来全然容易,引诱行人去登那冰的顶、又自那里望出去,越过世界屋脊、望到远处的喜马拉雅、又绕过突厥斯坦广大的平原望到那分隔俄国与中国的天山。我所见的山再没有比它更易上去的;而自任何别的山也得不到那样广远的一望:俄国、印度与中国,各自都逼在它的山脚四周。
喀拉库勒附近有几处吉尔吉斯人的营地,他们众多的畜群在那湖四周丰美的牧地上吃草。随后我自那容易的乌鲁克拉巴特山口过去,进了宽阔的塔噶尔玛平原,再往塔什库尔干——我此时是第三次访它了。在这里歇了一天凑食粮,八月五日便离开,顺塔格敦巴什帕米尔而上,打算经巴罗吉尔、或别的某个通奇特拉尔疆土的山口往吉尔吉特去。一年里的这个时令雨落得相当多;而两年前我所见被十一月的霜干枯焦灼之处,此时正带着夏天的新绿,草也极多。
这段时间里不断有消息传来:说一支小的俄国兵力已进了帕米尔,并宣告它们是俄国疆土;而在塔格敦巴什帕米尔之源,我见到好几家自俄国人面前逃来的吉尔吉斯人。我越过瓦赫吉鲁伊山口——一万五千六百英尺,是一个容易的山口,顶上有一个小湖,地面上铺满龙胆、雪绒花与黄罂粟。随后我下到阿姆河的流域,沿瓦罕帕米尔而行——那里这个时令无人住,可冬天有瓦罕人在——到博扎伊贡巴兹,八月十日到了那里。此后关于这地方写的文字那样多,人们很容易设想它是一座城或一个大村;而实际上那地方唯一的建筑是一位被杀的吉尔吉斯首领之墓,唯一的居民是偶尔来的游牧瓦罕人。我在这里见到一队十名哥萨克扎着营。他们是守着俄国人主队留在这里的辎重;那主队已往巴罗吉尔山口方向探路去了。博扎伊贡巴兹这一队哥萨克没有军官同在,所以我便在这里歇着等那些军官回来,因为我极想与他们相会。在这一队哥萨克里,我认出一个一八八九年曾随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的人;我还能把一张我们两队合照的照片给他看——那是那位俄国军官照的,他又自圣彼得堡寄了我一份,另附一封极厚意的信,请我去马尔吉兰访他。
八月十三日那支探路之队回来了。我自帐门望出去,看见约二十名哥萨克与六位军官骑马过去,前头举着俄国旗。我遣一个仆人带着我的名片去,请那几位军官进来用些点心。有几位进来了,那位主官被介绍给我,是约诺夫上校。他与他们全体都穿着宽松的土黄色上衣、宽大的长裤与高靴,又戴着寻常的俄国尖顶帽、上面罩着白布。约诺夫上校胸前还佩着一枚白珐琅的马耳他十字——我认出那是圣乔治十字章,俄国最被人求的勋章;我便当即为他持有这样出色的勋位而向他致贺。约诺夫上校是一个谦和安静之人,与格隆勃切夫斯基上尉全然不是一路。他没有后者那么多和气之趣,话也少;可他显然为他的军官所敬重,而他们告诉我:他在希瓦之役里曾大为显名。我给了这几位俄国军官一些茶与俄国酒——那酒是领事的参赞卢奇先生极厚意地替我自马尔吉兰弄来的;随后我告约诺夫上校:有消息到我这里,说他正向吉尔吉斯人宣告帕米尔是俄国疆土;又问他是否如此。他说正是如此,又拿一张图给我看,上面把俄国人所主张的界线涂了色。这条界线把除塔格敦巴什之外整个帕米尔都包了进去,又往下伸到科拉博尔特山口一带兴都库什的分水岭。
那几位俄国军官同我留了约一个钟头,随后便去安排他们自己的营;不过又请我那天晚上去同他们吃饭。我过去时,发觉他们都挤在极小的帐篷里。其中三人住在一个站不直身的帐篷里;吃饭时正好只容我们七个人在地上蹲着,中间铺一块桌布——两边各三位军官,上首一位。难怪这些俄国人以为我的营具是奢侈的。我有的是人所称的校官用喀布尔式帐篷,长、宽、高各约八英尺,又带一间浴室与双层帐顶。我还有一张床、一张桌与一把椅子。这样的奢侈使那些俄国人满是惊讶;可他们只是在作一次迅速的急行,而我则是自印度出发要走一年多的。那整座帐篷与营具还不足一匹马的驮子;而既然并不必省着运载之畜——在帕米尔上于一支小队是不必的——那么带满满一驮而把自己弄得舒服,便远胜于只带半驮而受苦。真有必要时,英国军官连帐篷也不带;可当他们能把自己弄舒服时,照例他们是要弄的。
我们挤进那小帐里,先以照例必有的一杯伏特加开场。随后是一顿饭;它之极好使我惊讶,正如我的营具使那些俄国人惊讶一样。俄国人似总能做出性情极好、极实在、极能果腹的汤与炖菜——那是自印度来的本地仆人似永学不来的。俄国人还有菜蔬——于我是一桩奢侈——又有各样酱与小菜;而除伏特加之外,又有两种酒与白兰地。六位俄国人里虽只有一位会说法语,他们却都极为殷厚亲切;饭末,约诺夫上校举杯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康健,我则举杯为俄国皇帝的康健。
除约诺夫上校之外,还有一位自圣彼得堡来的参谋军官、两位哥萨克军官、一位医生、以及一位名叫本德尔斯基的测绘员——他曾随一八七八年的俄国使团去过喀布尔,又曾随伊万诺夫一八八三年的远行队测绘帕米尔。约诺夫上校此时把他那一队刚作成的测量、以及他们横过兴都库什所循的路线给我看。他们自博扎伊贡巴兹到科拉博尔特山口(那山口又称拜克拉与塔什库普鲁克,如今俄国人则称它「约诺夫」)。他们越过了它,随后朝西上阿什库曼、即卡伦巴尔河的源头之水,再越过较低的分水岭进雅尔浑河之谷,自那里上到达尔科特山口,到了它的顶上,又俯望雅辛之谷。自越过科拉博尔特以来,他们便在分水岭的印度一侧、在一般被认为属奇特拉尔的疆土上。自达尔科特山口他们又折向北,越了巴罗吉尔山口——或者不如说是离它几英里之内那道山脉上另一个洼陷——又经阿富汗的萨尔哈德哨所,顺喷赤河之谷回博扎伊贡巴兹。那些哥萨克都是骑马的;他们过科拉博尔特山口时颇费了些难,可他们看来对这趟行程之果颇为满意。不过他们以为科拉博尔特山口之存在是英国人所不知的;而当我把法国行人卡皮于书里提到这个山口的一段给他们看时,他们大为惊讶。而且实在说,它早已被英国工兵军官泰勒上尉彻底测过了。
我们在那小帐篷的地上蹲着一同度了一个长夜,极为畅然地谈了双方都有兴味的题目。那几位俄国军官极想知道:在那道山脉的另一边,多近之处能弄到食粮;因为自他们起行之地奥什起、上到那里的四百英里路上,谷料一类的东西一样也弄不到。他们又说:他们诧异我们在吉尔吉特驻一位政治代办、又把那地方弄成一个要紧的军事前哨,而在奇特拉尔却没有代表、看来也毫不留意那地方。那时虽有英国军官以临时的使命访过奇特拉尔,我们却没有长驻的代办;而说来也奇:两年之后,我自己竟被任为那个要紧之地第一位常驻代办。
那顿饭直到午夜之后才散;约诺夫上校与全体军官送我回我那半英里外的帐篷,分手时满是友谊之表。第二天早上他们往阿里丘尔帕米尔去了。我又等了几天,盼戴维森来与我会合;那时我们便可一同往吉尔吉特去。
可三夜之后,我正要上床,听见帐外石头上马蹄的嘈响;望出去,便在明亮的月光里看见约三十名骑马的哥萨克列成一线,中间是俄国旗。我匆匆披上一件大衣,遣我的仆人去问那位统兵的军官肯不肯进来。有两三位军官下了马;我发觉他们正是约诺夫上校与三夜前与我分手的那几位军官。约诺夫上校说他有一件极不愉快的事要对我说。随后他极为客气有礼、又连连道歉地告我:他那天早上在大帕米尔的维多利亚湖时,收到他政府一道公文,令他把我自俄国疆土押回中国疆土。他说他极不愿办这样一桩差事,因为我是一个军人、他也是一个军人,而这是通常由警务之官去办的差事;而且我们从前相遇时极为友好,他本盼我已离了博扎伊贡巴兹,省了他不得不施行此事。
我告他:我全然不以为自己是在俄国疆土上;而无论如何,我正在回印度。可约诺夫上校答说:照他的图,博扎伊贡巴兹是包在俄国疆土之内的;而他的命令是把我押回中国疆土、不是押回英国疆土。我随后问他:我若不肯走他会怎样;他说那时他便只好用武力。这个论据自然无从答对,因为他有三十名哥萨克,而我身边连一个兵也没有。于是我告他: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只好服从他所愿加的任何条件;可我这样做是在抗议之下,而且要把整件事报给我的政府。除此之外,我便无话再说了。
约诺夫上校又一次表示他不得不照所受之命待我的遗憾,又说他愿把自己的行事变通到这个地步:许我自己前去,而不押送我。随后他以法文拟了一份约书,上面说:他依俄国政府之命,须使我离俄国疆土;而我在抗议之下同意如此,并承诺经瓦赫吉鲁伊山口前往中国疆土、又不经他所指名的若干山口折回——那些山口把自阿赖一带起、往下直到巴罗吉尔山口为止、帕米尔分水岭上一切已知的山口都包括了。签了这份约书、又抄了一份之后,我告约诺夫上校:我盼他把公事看作已了、又回到我们从前友好的关系上来,并同我吃晚饭。他的行李远在后头,而此时已近午夜。于是我们都坐下吃了一顿粗简的晚饭;那几位俄国军官随后便回他们自己的营地去,又把我一人留下了。第二天早上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出发往瓦赫吉鲁伊山口。我骑马过那些俄国人身边时,约诺夫上校与他的同伴们出来向我道别,又表示他们不得不这样待一位朋友的最诚之憾。他们送我一条波里大角羊的后腿——那是他们前一天所猎的;我们便在那情形下尽可能友好地分了手。
我自然当即把整件事报给我的政府;而在那事发生之后十三天——虽然那是在远远的帕米尔上——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便已向俄国政府提了抗议;其结果是俄国驻伦敦的大使为约诺夫上校不合法的行事向索尔兹伯里勋爵道歉;而俄国政府如今已在帕米尔协定里宣告:博扎伊贡巴兹——即约诺夫上校所称为俄国疆土的那个地方——是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外的。
与此同时我又越回瓦赫吉鲁伊山口,在它那一边、库克图鲁克谷之口扎营几个星期。那里正对着通坎巨提的奇里克山口;而因为坎巨提那些人正显出对我们的敌意之象——那敌意几个月后便致有一支远征队被派去对他们——又因为他们竟在我自己扎营之处以下仅十英里处劫了一个吉尔吉斯营地,我只好与我那几个帕坦仆人轮班守夜,直到斯图尔特中尉所率的一支护卫自吉尔吉特来护我。我在这地方留了六个星期,那里在海拔一万五千英尺以上。就是八月末,夜里也有重霜,早上我盆里的水会结一层冰;而到九月末,温度表降到华氏零度。夏月里那样青嫩的一块块草,此时都枯死了;而随着冬寒合上来,丘与谷都变得赤裸荒寒。那一带的山多半圆缓而无意味——是难看的石堆土堆,没有一丝秀美可引人注目;而在斯图尔特中尉到来之前,库克图鲁克的生活单调到极处。
终于十月四日,戴维森中尉与我会合了。他被俄国人待得比我还更随便:自阿里丘尔帕米尔被他们一路押回突厥斯坦去了。就他个人而论,他看来倒极享受那趟行程;他觉得那几位俄国军官是极爽朗的同伴;他被马尔吉兰的俄国长官请去吃饭;总之,他同他们过得比在印度平原上暑天里同他的团在一起要好得多。他还能做些有用的事,因为俄国人带他走了一条此前没有英国军官走过的路。俄国人把自己弄得彻底满意之后,便把戴维森押到中国边界,随后放他走了。可这里又生出一个难处。戴维森身上没有护照;而因为他自俄国疆土来,那位中国边官自然把他当作俄国人、想要拦住他。可护照这样一件小事大约拦不住戴维森多久;他与他那个人趁那位中国官员嚷嚷的时候跳上马,朝喀什噶尔飞驰而去,几乎一路不停,直到那地方;戴维森在那里见到从前认得他的那几位中国官员,把事情向他们说明了。随后他便来塔格敦巴什帕米尔与我会合。我远远望见谷下有一个骑马之人走近,戴着俄国人的尖顶帽、穿着他们的高靴;我以为又有一个俄国人要以来访赐我光彩了。可那原来是戴维森。照他素常的样子,他走得奇快,自喀什噶尔到库克图鲁克只用了十天。
我们此时须照原意寻路回印度。约诺夫上校已把一切已知的山口都对我封了;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便是去找一个未知的山口——在那一带这向来是容易之事,因为那里的山极少难到小队过不去。于是十月五日我们出发;并不顺主谷上瓦赫吉鲁伊山口,而是在那山口以下约五英里处自它岔开,上了一条旁谷。我们在这里遇到一条冰川,须顺它上去;可它够容易,还能把牦牛带上去;就在日落之前,我们到了顶上。
那时果然现出一幅壮丽的景象。在库克图鲁克一带,那些山都低而平淡——我说这话自然是相比而言,因为它们就是自谷底算起,也远高过不列颠诸岛上任何丘自海面算起的高度——可这里我们又一次身在真正的群山之君之间。我们面前是一圈雪峰,在渐暗的日光里闪着;而在它们脚下是一片广大的雪原,是它们一切余雪余冰的存处、也是那条将把这重担自那里带下谷去的大冰川的最初起处。这个群山的角落便正是中亚之心。那圆场的一侧由这样一道山脉构成:它把流往突厥斯坦的阿姆河之水、与取道往印度的印度河之水分开。这里又是两道分水岭的会合之点:一道把东流进中国突厥斯坦的河与西流往俄属及阿富汗突厥斯坦的河分开;另一道则把南面印度的河与北面中亚的河分开。就在我们所站的那一点上,亚洲这两大分水岭相会了;它们构成了我们面前所见那一圈闪亮的雪峰;而正是自这些峰脚下的雪原里,流出了那伟大的阿姆河的母冰川。
就在那山口之下,我们见到一个小湖,长与宽都约四分之三英里,由三条冰川所注。它四周——除一处之外——都被高一百英尺以上、纯粹透明之冰的崖壁围着。它的水是深而清的蓝,自那一处无墙之侧漫出,成一道小溪流下底下主谷里的冰川。
我们此时并不下到那条主谷里去——那是喷赤河之谷,阿姆河的主支——而是沿山坡高处而行,约在谷底之上一万五千英尺。天黑了,我看不出那冰川往谷下伸了多远;可在瓦赫吉鲁伊山口那条路下到这同一条谷之处以上一英里多些,我们下到了谷底,发觉那里并没有冰川,只有一条相当大的溪——便是喷赤河。我们所越的那个山口位在瓦赫吉鲁伊以南约八英里。那里并无路迹;而就我所能查到的,此前连一个吉尔吉斯人也没有由它走过。可它并无什么特别的难处;而如我所说,我们能一路把牦牛带过去,而且大半还能骑着。不过这个山口并无要紧,因为瓦赫吉鲁伊较易、也较直。
我们在午夜的黑里到达,而整片地方又深深覆着雪,便找不到灌木。于是只好将就以几根帐篷钉作柴生一堆火,烧一点水泡茶;随后在雪上支起帐篷,便躺下了。第二天我们顺瓦罕帕米尔而下——那帕米尔因右岸朝南而得日光,冬月里瓦罕的牧人极常去;再过一天便经过博扎伊贡巴兹。我们此时又须找出另一个新的山口,因为这里一切已知的山口也都被我与约诺夫上校那份约书封住了。印度河分水岭那道山脉、即兴都库什的主脊,大约会比上一道山障更难越;所以此前一段时候我已费心向本地人探问:除已知的那些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山口。直截地问人「有没有一个山口」是没多少用的。他们自然会答「没有」,谈话便到此为止。于是我往往说:我要经某某山口右边的一个山口而去——而那个某某山口是某个众所熟知的。好长一阵里,那些人一个接一个答说并没有这样的山口;可终于有一个人说那是一个极难的山口。于是我便有了线索:确实有一个;而此后的事便相对简单了。
过博扎伊贡巴兹之后两天,我们到了那个久寻之山口的脚下。可雪正下得紧,而且已紧下了几天。照我们瓦罕向导所说,先我几天而行的斯图尔特中尉过科拉博尔特山口时颇费了难。我们此时已入十月之深,而这场大雪已把那山口封到年底。我告那些瓦罕人:明天天气一定会晴,那时我们便不会有什么难处,因为我从前过了许多山口、知道怎样对付它们。可第二天早上我们五点起身时,雪下得比先前更紧;那些瓦罕人说那是全然不可行的。可我告他们:我要他们同我去,把「怎样不可行」指给我看;于是我们便出发了,戴维森与我骑牦牛,两个瓦罕人步行。我们在英国的人该何等感念:东方人并不气冲冲地跑到我们国里来,硬要把我们赶出去、在深冬、在大雪之中爬山,而他自己却舒舒服服地骑在我们旁边、又告我们说毫无难处!那能忍而顺服的瓦罕人便毫无怨言地应了这事——就是说,没有值得记在本书里的怨言。其结果是:我们顺利越过了那山口,也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不便。
上了三英里的石谷之后,我们忽然遇上一条冰川,须顺它爬约七英里到那山口之顶。雪下得那样紧,我们一上这条冰川,两边的山便一丝也看不见了。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那波浪般、覆着雪的冰川;我们便一直顺它上去,因为知道它必通到那山口。自然,我们须极慢极细地走,怕被雪遮住的冰裂缝。可牦牛像象一样——象是不肯过一座摇晃的桥的——它凭本能知道哪些地方承不住;它一路喷鼻嗅着,便毫无差错地在冰川上找出路来;到下午四点钟上下,我们便到了那山口之顶,并未遇什么真正的难处。那山口极窄而深切,另一侧又极陡;而风自其中穿过,像穿过一只漏斗。我从没有受过像我们到顶时迎着我们的那样一股冰的劲风。它以骇人之力聚着朝我们灌下来,又利如刀。我们只受了它全力几分钟,因为我们很快便落到相对避风之处;可就在那短短的时候里,我们的脸被割出了一道道。我的脸大半有遮,因为我留着一把厚须;可戴维森没有须,受得极苦。他的脸此后几个星期都没有好。
自那山口往下约一千英尺极为粗糙而陡;随后我们出到一道较缓的坡上,朝阿什库曼、即卡伦巴尔河而下。那里并没有什么路;而那场雪还在猛下,我们便无从辨出该往哪个方向走,只好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直到忽然被挡在一道绝壁之缘上。我们只好在这里停住,因为前面几乎看不见什么,再动便危险。可幸而就在日落之前,那场雪散了;我们便越那绝壁望下去,望见远在下面的卡伦巴尔河之谷。我们沿崖缘而行,直到找到一条下到谷里的路;约十点钟到了河边一处能弄到许多木柴的地方,便在那里扎营过夜。
我们此时又一次到了中亚大分水岭的印度一侧;所须做的只是尽快赶往印度。十月十三日我们到了吉尔吉特,与仍在那里办事的杜兰德上校同歇了几天,便赶往克什米尔。两年前我曾在十二月中越过那个方向的山口,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时令会有什么难处——我们还没有过完十月。可这一年冬天来得异常地早;雪下得极大;因此当我们到布尔吉尔——一个高一万三千四百英尺的山口——时,发觉一支正翻越它的廓尔喀分队受了极重之苦。我们到那里那天傍晚,那支两百人的分队本是该到的;我们还为那几位军官备了饭。可直到近夜里一点才有人到;随后我们听说:驮他们行李的骡子陷在雪里了;军官与兵整整一天、又加半夜地做活想把它们弄上来,可那些可怜的畜生与它们不幸的本地赶脚人——畜生与人都是自印度平原来的,不识寒与雪——没能办成。那些畜生只好在雪中那条窄径上被卸了驮,留在那里等天明;而那些人则在前面近宿地的林子里找些能找到的遮蔽。那位统队的巴拉特上尉到时,抱怨脚上疼;那原来是严重的冻伤,使他躺了将近六个月,又因此失了三个脚趾。那支分队的兵与随从中,冻伤共有一百三十二例;他们自印度的炎热里骤然上来,受不住这番意外的寒冷。
第二天,戴维森与我带着我们那几匹已耐了寒与雪的结实莎车马,平安越过了那山口;又见那些马还有力气,便在另一侧也多走了一程。
两天之后我们越过最后一个山口特拉格巴尔——一万一千四百英尺——又自顶上再一次看见克什米尔那可爱之谷展在我们脚下,又望见那些覆松之坡、耕作的村田、平静的湖、以及远处那道雪峰之脉。那山口顶上一切都深埋在雪里,清早冷得厉害;可我们每往克什米尔之谷下一步,空气便暖一点。帕米尔诸山口那些冰的劲风、与布尔吉尔那阴沉的霜,此时都远远留在身后了。我们脱了皮袍;而近那谷时,连外衣也脱了;随后,夜色将临之时,我们到了湖岸,把自己投进一只等着我们的、克什米尔那种舒适的游船里。
又一趟行程办成了;它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焦虑此时都过去了。十七个月我离了文明、又与朋友断了往来;而如今我又一次要回到那所能给的一切快意里去。太阳正朝天边落下,把群山长长的影子投在那湖静止的水面上;我们自岸边撑开,被平稳安静地划过它无波的水面。此时我们一面已不必再出什么力;我们所须做的只是奢适地靠在船里,被迅速而轻易地载过水去。太阳在一片荣光里落下。山顶的雪被染上红润的色调,头上绒毛般的云浸在不断变换的颜色里;随后远东的峰渐渐灰了,那些温暖的色调自那景象里退去,星一颗一颗穿破天幕,而夜便落在群山上。
随后,当我仰卧着看这幅静美的迷人之景、当那份安息与静谧之感渐渐漫上来、把一趟行程里始终压在人身上的那份冷硬决意之情抚去时,我想起那过去的漫长行程、那许多如今已了的苦乏、与那些已被胜过的难处。我想起这些、又想起我留喀什噶尔最后那几个难过的月份;而我知道:最难的必已过去,一段较明亮的时光正近了。
在斯利那加我与可怜的戴维森分手,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两年之后他被派往吉尔吉特边境;可他越布尔吉尔山口时受了寒,在那之外几程处死于肠热症。他身上有一个大勘察者一切的质地:他有无可胜过的精力、有几乎可称作盲勇的胆气——因为于他没有什么是危险的——又有对行旅无从穷尽的热忱。我还可以加一句:我们认识他的人里虽少有谁疑到这一点,可他所写、在他遗物中被发现的文稿显示:他对许多一般不被认为会引起像他那样年轻的军官注意的题目,都思索得极为认真;而凡能钦慕真正的男子气与决断之人,都必为他之逝而痛惜。
第十六章
奇特拉尔与坎巨提
「和局之性近于征服;
因为那时两方都高尚地被制服,
而两方都不是输家。」
——《亨利四世》
前一章所记那趟远行是我最后一趟真正的行程;不过此后两年多里,我在奇特拉尔与坎巨提这两个有意味而要紧的国里供职;把这两个国略述一番,正可作我在印度北境行旅之叙述一个合宜的收束。
我们不妨自坎巨提说起,因为我们对那个国已略有相识。读者该记得我一八八九年穿行坎巨提时,那个国由一位萨夫德尔·阿里所治。印度政府在一八九一至一八九二年之冬发觉自己不得不对这位首领用兵;而由杜兰德上校所指挥的一场辉煌而顺利的战事之结果——那场战事以各个英国军官所显的英勇、以及新训的克什米尔兵的军事效能而可注目——萨夫德尔·阿里被逼逃离那个国,坎巨提便被更直接地置于克什米尔大君与印度政府的管束之下。这个劫掠者之国自此便要被妥当地——虽然并不过严地——管束起来,而那里之民与统治者都被弄明白:在这十九世纪的末尾,他们可以毫无惩治、又全然不顾事情另一面而去劫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人或会设想:与他们打过一仗、又在他们的统治者逃走之后,那里之民对英国人该全然不友好;可八个月之后,当我再访那个国去接斯图尔特上尉之任时——战事结束后督理那个国事务之责落在他身上——那里之民安静太平,仿佛他们生来便是在英国治下长成的;军官能不带护卫在那个国任何地方行走,而且总受敬待。如我前面已示的,这些人对英国政府并无根深的憎恶;而他们正是一个可注目的实例,显出在一场顺利的战事之后接着立起长久的管束,其善果有多大。我们若把这些人重重一击、随后便退走——像我们那样常做的、又像某些人总劝我们做的那样——这些坎巨提人便会像孩子一样把所受的那一课忘掉,而几年之内便要做出某桩愚举——一次劫掠、一次对克什米尔哨所的攻击、或别样的侵犯——那便势必又要侵入他们的国一次,而恶感便会渐渐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长起来,正如在阿富汗人与英国人之间所长起来的那样——虽然阿富汗人原本对我们是存好意的。那套说法——说一场战事之后若把兵全撤走、让那里之民全然独立,他们便会更为友好——是不可信的。它听来极好,可事实并不支持它。要保住一个处在两大文明之国之间的半开化之国所能有的那种程度的独立,除了把一切兵自那个国撤走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而要举一个这事可以怎样办到的实例,不妨述一述坎巨提的情形。
这些粗野的山里人最喜欢的一件事,是被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所治——即被他们自己在位之家的人所治——又使他们的习俗得以沿守而不被更张。在坎巨提,那里之民如今由那个大约已坐了几百年——无论如何,有传说可及的年代里一直坐着——那个位的家里的一个人所治;而且并不是那个把他们的国弄出祸事来的凶手,而是那位被杀的父亲的另一个儿子、一个为他们所喜所敬之人。而除了劫掠——若那也算得一种习俗——没有一样习俗被干涉过。在他们内部的事务上,那里之民的情形与我一八八九年初次穿行那个国时大致相同。一切案件如今与那时一样都呈到那位首领面前;而住在那个国里的英国军官极乐于免了不得不去办它们的责任与麻烦。印度政府的代办只在一件事上行其管束,那便是关于这个国的对外关系。单在这一件事上,这个国须失它的独立;可那是不可避免的。就是阿富汗这个较大的国,也不得不在这个限度上失其独立。而像坎巨提这样的小国,在它们对外之事上也再不能全然独立。不过一位明智的统治者会认清两大文明之国布遍亚洲所生的这番改变了的情形,并会力求把他与那宗主之国的关系尽可能立在盟约的基础上;而坎巨提这位新首领已非正式地这样做了。他曾两次被政治代办请去给政府相助。第一回,杜兰德上校吩咐我去请他与他的邻人那噶尔的首领各出二十五名练过步枪的人,去给一支正朝奇特拉尔而动的小兵力作前卫与探哨之事。两位首领当即应了这个提议;而坎巨提那位首领说他不送二十五人、要送五十人;又说若有必要,就是一百或两百也行;而且他要派他的宰相——他的主谋之人——随他们同去。一八九五年他又派人随凯利上校的兵力去救奇特拉尔;而凯利上校已记下:这些人在攀登高处、抄袭敌人阵地上何等有用。这样,这些首领既认清自己的利害与英国政府的利害系在一起,便明确地把自己的运数投到英国这一边;而这样做并没有减他们的尊严与要紧、也没有减他们的独立,反倒增了这份独立,又把他们与那至上之权的关系更多地立在与它结盟、而不是倚赖它的基础上。而英国治印度的历史显示:凡最一贯地照这个原则行事的国,保其独立最久。旁遮普的锡克之国巴提阿拉自最初便助英国政府,如今它里头连一位英国驻扎官也没有。而拉合尔则相反:那个国一度被打败之后竟又攻英国人。所以它势必要被制服;而如今它是英国疆土,由英国官员治理。
那么,像坎巨提这样的小国,它们究竟是仍作属国、还是被吞并,便握在它们统治者与民的手里;而那些与这些国打过交道的军官最能认清:容它们保住坎巨提如今所仍有的那份独立,于英国政府、也于那里之民是何等有利。就是单自入画这一点看,要毁这些山地之民的自由,也万分可惜:毁掉那些原始的朝廷——那里统治者面对面地见他的百姓,又如他们认得他一般认得他们每一个人;并把他们质朴的习俗萎去,如草被霜萎去那样,而其法便是把英国治事那套冷的制度、那些铁的规条章程、以及一个帝国全副的机器引进这个小国。可当政府能见出:那位统治者在需要他相助时是肯助的;当他们见出他认清与别人而不与英国人打交道便于他作这个国的统治者之生存是何等致命;当他们注意到他治他的百姓并不压迫;而当统治者与民都体会到政府并无意毁他们的独立、也无意干涉他们的习俗——那时显然便已立起了令人满意的关系,而政府所处的地位,比这个国由它直接治理要好得多。
坎巨提如今有略少于一百名克什米尔兵,以若干小哨与六十五英里外吉尔吉特的守军相连。又有一位英国军官在那里办政府与这个国、以及与河对面邻国那噶尔的关系。坎巨提由已故首领萨夫德尔·阿里的一位同父异母兄弟所治,名叫穆罕默德·纳齐姆,是一位举止可亲、通达之人,约三十四岁。他与历任代表印度政府驻他国中的英国军官一向极为亲密;而后者的职事已变得那样轻,以致自一八九四年年底起,便不再专派政治之官,而是令那位附在驻该国克什米尔兵里的军官去办那一点须办的政治之事。那个国里只驻这么少的兵、而政府的支持又是确定的,便足以使统治者与民安稳;而那位英国军官也能在那个国各处施一种有益之善的影响——不是靠任何直接的干涉,而只靠每日与那位首领及他的民相往来。而再可喜的职任也想不出比在坎巨提的这一个了。我记得一八九二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日子——在一年里那个时令,太阳打在它赤裸的岩石上,更像一座炉子的内膛,而不像人对一条海拔五千英尺的山谷所能料想的——我自吉尔吉特之谷骑马上来,出了这一切炎热、进了坎巨提之谷的清新;而当我绕过一道山的支脉时,忽然遇上拉卡波希峰自我所站之处垂直升起一万九千英尺。我一八八九年顺谷而下那趟行程里曾见过这座山,所留的印象并不浅。此后我又见过它许多次;可关于这座与别的大山有一件可注目之事:每一次新见它们,所留的印记似都比前一次更深。我此时带着对拉卡波希之壮丽的鲜明记忆而来——那庞大的山体直自谷底升起、那闪亮的雪原、以及那骄傲冷峻的峰顶直耸入天。可当我又一次转过那道支脉之角、这幅奇景忽然整个撞到我面前时,我不自主地把马勒住了。它远胜过我所记得的一切。
我们顺谷而行,有时沿赤裸的山坡、可更多是穿过秀美的村田:先经尼勒特之堡——那便是杜兰德上校的兵那样英勇地取下的阵地,那时门楼是被艾尔默炸开的;又经那嶙峋的山坡——曼纳斯·史密斯与泰勒带着他们那一小队人自那里攀上去,由此抄了敌人沿陡崖之缘一路筑成的胸墙之侧——直到尼勒特被留在后头、又到了别的堡;那些堡门口坐着一群群仅几个月前还与我们打过的人;过了这些、又过了荫凉的杏树园与起伏的麦田,一时在平坦的耕地上奔驰、一时下到一条冰川急流的石床里、随后又到更多的村田上,直到谷开阔起来,远处便见巴尔蒂特那位首领之宫的楼塔。
在这里、离他的都城几英里处,穆罕默德·纳齐姆与他一切要人来迎我;他们都穿着历次英国军官所赠的华丽印度袍服。我们两人都下了马,步行上前彼此致意;我又能向那位首领提起他一八八九年怎样陪我穿坎巨提到吉尔吉特、我们又怎样在次年在色勒库尔相会。随后我们都重又上马,一同骑进坎巨提的都城巴尔蒂特;百余个这些粗野而入画的汉子或骑或跑地在我们身旁而行,一队乐人在前面行进。那是初秋一个明亮清澄的日子。巴尔蒂特之后是一排石峰,像一座大教堂的尖塔;而紧悬在那堡宫之上的,是一片嶙峋的山体,以一重又一重的绝壁自它上面升起一万五千英尺。
我的帐篷支在一座杏树园里、一块清凉的草地上,紧靠着布拉德肖上尉所率那一百名克什米尔兵的营地——他此时在坎巨提维持秩序。这个小营位在一道支脉的尽头、面朝谷下;自那里我们越过果园与梯田望出去,便是那座大的拉卡波希峰以一道雪墙填满谷的尽头。右边远处是那座踞在一块凸出之岩上的堡宫,而在它之上便是那座高两万三千英尺的峰,其顶似几乎悬在那堡之上。再往左便是那噶尔之谷,四面都有高两万三千与两万四千英尺的雪峰守着。再传奇之地也想不出有比这里的了。
而那里之民,等我渐渐认识了他们,也原来是格外招人喜欢的。他们是一个有男子气之族,带着一种强硬果决之相,又极爱游戏与运动。他们打马球时热忱与精力都异常,他们的首领便是最好、最热的球手之一;他们又爱跳舞与音乐。同时,他们身上毫无那种常是帕坦诸部特色的疏远与阴郁隐藏的疑忌与憎恨;他们肯而且愿依附英国军官。他们无疑是这片边地上最出色的;而凡在他们中间住过的军官都喜欢他们。
我在这个可人之国住了约两个半月,直到冬天将近;而那地方的秀美一天比一天增加,因为杏与杨染上了奇妙的秋色,那温暖的红、黄与金之调又与拉卡波希闪亮的白、以及头上深澄的蓝相映。随后,正当我忙着为兵与我自己造过冬的粗屋、又把战后收缴的那一堆堆旧火绳枪改成给那里之民用的粗锄粗铲——把他们的刀打成犁头——消息到了:奇特拉尔出了乱子;杜兰德上校又写信来说那位梅塔尔已被杀,他愿我带一些坎巨提的乡兵立刻到吉尔吉特去。
在边地上,「立刻」便是立刻;收到杜兰德上校的信之后两个多钟头,我便把东西收拾好、把那一点点「衙务」交给格登中尉、安排那些坎巨提乡兵随后跟来,自己便起身骑那六十五英里的路往吉尔吉特。白日里还不怎么难;可太阳落了、又不见星、夜黑如漆之后,要独自沿一条山径、在陡崖之旁、又过那些碍事的岩石而寻路,便不是容易的事了。可那一夜一点钟我平安到了;而第二夜十点钟,那些坎巨提乡兵也到了。他们以三十六个钟头步行走完了那六十五英里,而且是一声招呼便上了战途。而这些人在不足一年之前还正在与我们打仗!
出乱子的那个国奇特拉尔在坎巨提之西,是一个比坎巨提大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国。它的人口估约八万,大略长约两百英里、宽一百二十英里。它通体是山;只有谷底某些能把水引上地去的部分有人住。这个国直到一八九二年年底由一位精明的老首领阿曼乌尔穆尔克所治;他把奇特拉尔本境与雅辛熔成了一个国。一八九二年时阿曼乌尔穆尔克已七十余岁。他有十七个儿子;而人们知道他一死,这些人之间必有一场争位之夺。一八九二年八月末他死了,那久被料到的争夺便开始了。次子阿夫祖勒乌尔穆尔克在他父亲死时正在奇特拉尔之堡里;他自然把存在那里的一切兵器与财宝都夺了,又把他所怕的几个兄弟杀了,聚起一支军队,出发去打他的长兄尼扎姆乌尔穆尔克——那时尼扎姆正在雅辛。尼扎姆并无多少打仗的胆量,没怎么周折便逃往吉尔吉特。阿夫祖勒于是被印度政府承认为奇特拉尔事实上的统治者。
可几个星期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争位之人。那便是谢尔·阿夫祖勒,是那位老梅塔尔的一位同父异母兄弟;他多年前被那位首领逐出奇特拉尔,自那以来一直在阿富汗疆土上流亡,几乎被人忘了。他此时忽然现身于场。他自阿富汗疆土经多拉山口进了奇特拉尔——那山口离奇特拉尔之堡只四十七英里——带着百余名从者迅速顺谷而下,一路又聚起别人;第二天夜里便到了那堡。阿夫祖勒乌尔穆尔克听见声响,便到墙上出现;他一露身,当场便被一枪打死。若不出这桩不幸的意外,他第二天极可能便能把谢尔·阿夫祖勒逐走;可如今他既死了,奇特拉尔之民便急切地聚到谢尔·阿夫祖勒身边,而他便自称为他们的梅塔尔。正是这件事的消息到了吉尔吉特杜兰德上校那里。
那位老梅塔尔的长子、也是那个位正当的继者尼扎姆,在他兄弟死的消息到吉尔吉特时正在那地方。他当即向杜兰德上校表明他要去对谢尔·阿夫祖勒;随后带着身边所有的人、连一些此时已来吉尔吉特的从者,朝奇特拉尔出发。同时杜兰德上校派了两百五十支枪、两尊炮、以及坎巨提与那噶尔的乡兵进雅辛,以在万一须与谢尔·阿夫祖勒交涉时加强他自己的地位、并在那一区西部与雅辛维持秩序。尼扎姆这一动全然得手。他与谢尔·阿夫祖勒的兵有过一场小战,随后谢尔·阿夫祖勒便以来时一样的迅速逃回阿富汗疆土。尼扎姆进了奇特拉尔,自登其位——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已是那个位的第四位占有者了。
尼扎姆乌尔穆尔克登位之后第一桩事,便是请杜兰德上校派一位英国军官到他这里来。他极知道这样一个外在而可见之象——即他与英国政府密切结盟——的价值;又相信有一位英国军官在那个国里,便能阻那些已经发生过的扰乱再发生。于是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一个使团在罗伯逊博士之下离了吉尔吉特。除罗伯逊博士之外,它包括戈登中尉与我自己;我们又带着五十名锡克兵作护卫。要到奇特拉尔,我们须越尚杜尔山口——高一万两千四百英尺——而此时正是深冬。就是吉尔吉特附近也常落雪;而往奇特拉尔整整两百二十英里的行程里,只有极少几处雪不是深积的。在吉扎——越那山口之前我们所歇的最后一个村,离它二十四英里、又在海拔一万英尺之处——温度表在零度以下,而整片地方自然深埋在雪里。我们穿过这片雪到了那山口脚下的朗噶尔宿地,在越它之前在那里过了一夜;锡克护卫住在为他们搭起的几处粗棚里,军官住帐篷。我们有幸队里只有一两处冻伤;而布鲁斯当即动手对付它们,把那几个人的脚搓得他们说宁愿要冻伤也不要这番搓揉。我有一个瘦长的印度厨子——他在到这片边地之前一生从没见过雪——是伤得最坏的;我们搓得他脚上的皮都掉了,他便恳求布鲁斯与我放开他。我们有幸遇上一个有云的夜,因此比晴天时要不那么冷;第二天我们踏雪越过那山口,下到奇特拉尔一侧第一个村子拉斯普尔。在这里那一区的长官与若干要人来迎我们;两天之后我们到了马斯图吉之堡——一年之后我须在那里度一个沉闷的冬天。我们在这里作第一次歇留;而就是在这里,温度表也落到零下三度,又有一股刺骨的风顺谷吹下来;那谷像我们自吉尔吉特一路所经的各谷一样,是窄的,又被高耸的石山夹住——那些山此时覆着雪,可一般是赤裸而显得荒凉的。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到了奇特拉尔;到那地方几英里之内,那谷都收窄到不过是一道峡,只偶有开阔之处建着村子。可在奇特拉尔之堡以上约三英里处,那谷开阔起来,这里约宽两英里。下游一带的天气也和缓多了,我们能穿着军服、不披大衣骑进奇特拉尔。那位新梅塔尔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带着他要人的一大队马,在奇特拉尔以上约三英里处迎我们;我们便都一同骑了进去。这是我与这位王公初次相识——而我此后要在他身边留将近两年。我发觉他是一位相貌出色之人,约三十四岁,样子极像欧洲人,通达而有礼;中等身材,厚实有力。他穿着一套意在仿英国军服的衣服,头上戴着那个国常见的圆布帽。在奇特拉尔外约一英里处,整队人马停下,我们又被看了一场射壶之戏。一根高杆之顶挂着一个陶罐,人们驰马过去放枪射它。我们到那堡时,放了礼炮。那位梅塔尔陪这使团到了它所要住的住处,便向他们告辞,又先申明他何等热切地愿欢迎他们。
我们此时已有些机会观察奇特拉尔人;而我无论如何不能说自己的印象是很有利的。他们似是一个阴郁而沮丧之民。他们身上全无坎巨提人那种强硬果决之相;而我自坎巨提过来,对这些颇显阴沉的奇特拉尔人便觉少有什么可亲之处。这些最初的印象我此后须加修正——那在后文再说;可我记下它们,因为它们正可显出:对这些人最初的印象并不总是此后被证明为对的。那个国——此时正在深冬——也与那里之民一样令人气沮。除了越尚杜尔山口之时——就是那也并不很使人振奋——我们总是在窄谷的谷底,有高耸的山悬在上面、把它们围住。一片绿叶也看不见,因为凡没有埋在雪里的,都被霜萎了。一切树都是赤裸阴沉的,而土筑的村子又潮湿无生气。我们发觉奇特拉尔本身并不是一座城、乃至不是一个大村,而是散在一片长约三英里、宽一英里半的耕地上的一簇簇小落;在它北端、紧靠河边,立着一座小堡,那便是梅塔尔的居处。这便是奇特拉尔——那时于英国人几乎全然不知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奇特拉尔头一两个月实在并不使人振奋。我们住在一所本地房子里,没有窗、也没有烟囱,只在屋顶上有一个孔以透光(连雪与寒一同透进来)、又放出在屋当中所生的火的烟(连热一同放出去)。户外也少有可做之事,只能今天往谷上走一趟、明天往谷下走一趟;而那些星期便以单调的规律磨过去。可春天一来,整个面目便变了。一月与二月里我们常有落雪,夜里温度表自华氏十二度到冰点之间。可到三月,雪自谷底与较低的山坡上退去,新草开始冒出,田里现出麦的幼苗,河岸上开出小小的紫报春花与一种秀美的黄与绛红的郁金香;随后柳树随着嫩叶的萌出而染上了绿。到四月初,杏树绽开花朵,整条谷覆着一片片白花之云;而随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暖,每一棵树——那些壮丽的悬铃木、那些杨、那垂柳、以及杏、桃、梨、苹果的果园——都长满了叶,春天便以它一切的鲜美开成了生命。
随着春天,那里之民脸上冬天的阴郁也去了。这些山地之民在冬天——那时室内室外一切境物都那样令人气沮、又没有户外之工可做、他们只能闷坐冥想——要不阴郁、要不去想那些「阴谋与掠夺」之外的事,是难的。可春天一来,一切便不同了。那时他们须出去在田里做活;他们有温暖明亮的日光、有正长的庄稼、有开花的果园、有树的新绿来使他们振作。冬天里我们曾不止一次被各样来攻、谋叛与阴谋的风声惊动。可随着那里之民有了更多占他们心思之事、又看见那位梅塔尔在那个国有英国使团在场的情形下立稳了他的地位,这些难听的传闻便渐渐少了,而那里之民的意向也更为有利了。
我们此时能作些小小的游行;布鲁斯与我在奇特拉尔之后的山脊上作了一趟极为可人的攀登。布鲁斯带着他团里四个廓尔喀人。其中两个曾随他参与威廉·康韦爵士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勘察与攀登。他还带着阿尔卑斯登山之具——冰镐、绳、鞋钉等等。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能照正宗的阿尔卑斯山会那套办法作一次攀登。第一夜我们在山坡高处一块草地上、松林之缘过夜;我们当即觉出一种宽解:面前终于有了一片开阔的视野、有了可以望出去之物,而不是被关在底下那条窄谷里。第二天我们沿一道山脊穿深雪而行,就在我们所要攻的那座峰底下露宿。随后第三天早上,冰镐与绳便用上场了,布鲁斯与他的廓尔喀人也显出了他们的山间之技。我这才体会到登山的训练何等可贵、那些阿尔卑斯之具何等有用。布鲁斯带我上了一些地方——那些地方我若被逼自然也会去试,可若像这样冷静着、又没有绳与冰镐之助,我是一定不愿去上的。我们最后到了一道极窄的石脊;自那里登到它的顶上,便发觉自己骑坐在一道刀刃般的石灰岩脊上,两腿分跨两边、悬在几乎垂直的绝壁之上。就在顶上那里,那岩石尖到无法站立;而我疑心我们若不跨坐着,连坐也坐不住。我们并不在很高之处,因为照我们的无液气压表,那顶只在海拔一万三千五百英尺;可那是近处最高之点,我们便能把奇特拉尔之谷与那个国相当一部分地方极为壮丽地俯瞰一遍。
正是自这样一个高处,人最能体会奇特拉尔究竟是什么。它只是一片群山之海。那些峰四面立着,像波浪之冠,有时与那整片山体同是暗淡之色、有时向上碎成白雪之冠。一道山脊又一道山脊地升起,像海之波;而它们最后涌成一座高耸的巨体——我们正前方、只几英里之外,便见那座蒂里奇米尔,高两万五千四百英尺。这些山大半全然赤裸,而整个国看去除了岩石之外一无所有;直到远在谷底、在某条山间急流之水能被引上可耕之地的地方,才见到一块块的绿。就是谷底,也不是全长都耕作的;只有在合宜的土壤自山上被冲下、积在谷里、而水又能被引到它上面之处,耕作才成为可能。所以整片谷底里,大约只有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是能耕的。而谷底在整个国里所占的比例又极小,因为它们一般只是峡,极少开阔到一英里之宽。所以可以想见:奇特拉尔并不是一个富饶多产之国。
第十七章
奇特拉尔与她的统治者
五月底,罗伯逊先生与布鲁斯中尉回了吉尔吉特,我便同戈登中尉和他那五十名锡克兵留在奇特拉尔。夏日里,我们能在马球场上、在各样户外的游戏里相聚,于是我见梅塔尔和他的百姓,比冬天那几个月要多得多。每礼拜总有三四次,梅塔尔带着他手下的要人到我们住处来,在园子里那几株大梧桐底下足足坐上两个钟头,什么话题都谈。我们这园子,同奇特拉尔别的园子一样,梧桐的荫底下筑了一座土台。我们在台上铺好地毯,给梅塔尔和我们自己摆了椅子;二三十位头面人物许在四周的毯子上坐着,梅塔尔的卫士和仆从则散立在园中。随后茶、饼干、甜食、果子露和冰食一轮轮传上来,先给梅塔尔和他身边的要人,谈话便就着当时凑巧提起的任何题目一路谈开去。奇特拉尔话我说得不够好,不能用那种话交谈,便由本地的政务助理拉布·纳瓦兹汗替我们传译;他是孟加拉骑兵里的一位土著军官,在这国中已住了将近八年。我往往带几份画报或是几本画册下来,一本本传看,就着画上的东西谈各样的事。
奇特拉尔人全不识字,全国能读能写的,断不足十来个人。连梅塔尔自己也不能读;我想奇特拉尔历来的梅塔尔里,恐怕从没有一个识字的。然而这些奇特拉尔人看画是看得极明白的——不是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譬如大船,而是人、牲畜、自然物的图画,凡他们素所熟识的,一看便懂。洛克哈特上校的使团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六年到这国里来时,贾尔斯医生给当地人照了好些相片,另有些相片,照的是曾经南下到印度去的奇特拉尔人。我把这些相片拿给来客看,发觉他们能一口说出相片上每个人是谁;看到曾到奇特拉尔来过的英国军官的相片,也都能把名字一一安对。他们对美有自己十分确定的见解。画报上和广告里,常有公主或女戏子的想象画和肖像,他们见了便兴头得很,而他们挑出来算最美的,大体同一个欧洲人挑的差不多。只有一幅极漂亮的画,是某一家香皂厂的广告——厂名我就不提了——我本以为他们一定中意,他们却说画上那位太太不值得一看,所给的理由是:她生了白头发。画师原没有存心把她的头发画白,只是我们的印画里有一种画法,其实不过是个表示光落在物上的惯用符号,他们便把这落在头发上的光当成了白头发。
有些广告,梅塔尔看了会热心得很。一则登在一本打猎杂志上的广告,画的是一具孵蛋的机器,特别惹起他的好奇;我向他说明那是把蛋变成小鸡的机器,他便要我立刻写信去替他买一具来。一幅折叠船的画也得了他的赞叹,他对我说,若能有这样一只船,他每年夏天就把它带到尚杜尔山口顶上的那个湖里去打野鸭。由画上说开去,他和他手下那些曾南下到印度去过的人,便讲起在那里见过的种种奇事;我总鼓励他们讲这些,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可以当着本国同胞求我证实他们所述不虚。梅塔尔自己到过加尔各答,他抱怨说,他回来以后,没有人肯信他讲的那些事。他的老父亲阿曼乌尔穆尔克信到一定的地步为止:铁路和电报他是信的,因为他想,能造出英国人那样好的枪的人,大概也能想出法子把人和消息飞快地送来送去;可是他儿子对他说英国人能在大热天里造出冰来,他说这是断断不能信的,因为这样的事只有真神做得到。他说他就划在这里,又叫他儿子不必再讲他那些故事了。
然而梅塔尔或是他手下的人在我面前讲这类事,而我又替他们证实的时候,奇特拉尔人便渐渐信以为真了;为了开一开他们对印度的眼界,也为了看看到过那里的人究竟是什么最打动他们,我总鼓励梅塔尔讲他的见闻。我想他最中意的,大约是在加尔各答坐「马车」出游。人家让他随意使用一辆双马的敞篷轿车,他喜欢整天坐着车到处跑,往后一靠,自在得很。他说他有一天想在奇特拉尔修一条路,就修在堡子旁边那三四英里的平地上,再把一辆车拆成件运上来,坐着在那里跑一跑。加尔各答的造币厂,以及军械库里一排又一排架着的大炮,也很撼动他的想象。
听说过造币厂的奇特拉尔人,总也想不通我们怎么会拒绝给他们要多少就多少的卢比。人家告诉他们,我们有一部机器,一桶一桶地出卢比,从来不停,他们便以为这卢比的流就像一道永不断的水流。他们从不想到,造卢比的银子总得先有着落;他们满心以为,我们要钱,只须提一只桶到造币厂去,像在喷泉上接水一样接出卢比来。奇特拉尔人对钱财的见识,正同小孩子对父母家财的见识一样。学堂里的孩子不明白他父亲既有那么好几百镑,为什么连一镑也舍不得给他;奇特拉尔人既知道印度政府在加尔各答有这么一座财富的泉源,也就不明白英国官员为什么要拒绝给他们所要的那几个卢比。那么,梅塔尔南下加尔各答时,原先讲定带三十个人,却带了三十三个去,人家叫他把多出来那三个人的车费付了,他如何气愤,也就可以想见了。
毫无疑问,梅塔尔由这趟印度之行得了极大的好处;他既对英国政府的实力和资源有了几分概念,我同他交涉的差使也就轻省了许多。一位像尼扎姆乌尔穆尔克这样明白的君长,到印度去过一趟,便看出自己的国家何等落后。他看见印度那些改良处的好,也就知道旧派人所说的那一套——说这么多年来事事都过得好好的,所以不必有什么变动——是站不住的。因此他总想在他国里兴些改良;这些改良,说实话,多半是为他自己,不是为他的百姓,因为尼扎姆同大多数东方的统治者一样,是个很自私的人;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事办起来,也会给这国里不少好处,因为它把一个在安适上或便利上更高的标准摆在百姓眼前,让他们有个仰望处。他已经动手修他自己的宅子,又极想从印度请几个本地石匠上来,教他的百姓好好砌墙,用奇特拉尔几英里外就取得到的大理石替他自己造一所好房子。他还想叫他的人学会爆破,好开出水渠来灌溉新地;他又总问我,能不能请人上来打几口自流井,灌溉奇特拉尔上头那一大片平地。所以,若有一位英国军官在他身边,替他出主意,又拦着他不往无用的花费上伸手,他原可以办成许多好事。
在他同英国政府的往来上,他这趟印度之行也大有益处。对付这些山野的酋长,最要紧的本事是引导他们、利用他们,却不真个动用武力。英国政府并不想灭掉他们的自主;说实在的,他们若真强得能够完全自立,政府反而再乐意没有。然而他们不是,也永不可能强到这个地步;而他们既是一个大帝国的邻邦,那帝国的主人便不得不向他们要几件事,其中头一件,如我上文所说,便是把他们的外交听由那宗主之国节制。尼扎姆到过印度,他知道政府的资源,也知道他自己的利害就在同英国人保持紧密的盟好;因此他行事总照着这个意思。然而他的百姓,绝大多数并不知道政府真实的强弱;一八九五年初尼扎姆被人杀害之后,他们冒冒失失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了同英国人的一场战争,自然也吃了苦头。战事刚过,我在奇特拉尔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对我说,当初若知道我们这样强,断不会想到同我们打。可是他们不知道,于是他们和我们都得担当他们这份无知的后果。我总觉得这些酋长颇像孩子的地位。我们并不想打垮他们、镇住他们,倒宁愿他们长得壮实有力,或者有一天终能自己照管自己的事。然而我们得叫他们走正路,他们一走偏,我们便得罚他们。要对他们有切实的影响,我们就须把自己的实力让他们知道,使他们明明白白地看出同我们和好的益处,以及一旦走岔了会招来的祸害。
同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共事,我办自己的差使从没遇过难处;他既机警又通达人情,省得我不必向他提出什么叫人不快的要求。后来英国的代办处由奇特拉尔撤到马斯图吉去,他还再三再四地请求把它搬回奇特拉尔来,好让他身边有一位英国军官。
尼扎姆和他手下的人既关心我们在印度的作为,我也一样关心他们在奇特拉尔的活法;而我留心考察得最细的一桩,便是他们的政制。这政制是绝对专制的。再专制的人,恐怕也难过奇特拉尔的一位梅塔尔。名义上,这国里的一切——男人、女人、小孩、牲畜——都属于他,全部的土地,连每一所房屋也都属于他。他可以把一个人的妻子夺来给另一个人。他可以把谁家的女儿随意许人。他可以把一个人的房屋田地随意送掉。他自然也可以施行他高兴施行的任何刑罚。此外,他可以召任何人来当差,若他高兴,还可以号令全国去打仗。这都是他理论上做得的。实际上,习俗与众人的议论自然逼着他把这份权柄用在一个合乎情理的限度之内。然而我也知道有这样的事:丈夫犯了过失,妻子便被夺去给人,这被当作只是对丈夫的处罚,而女人被认为是没有什么情感的。
梅塔尔治国的办法是开朝会;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治国形式,而它原有的那份简朴,大概会随着这国同英国办法的渐渐接近而消失,所以我想特别请人留意。梅塔尔每天开两次朝会;早朝约在十一二点,第二次在夜里十点。夏天里,早朝照例开在堡子四周那几株大梧桐底下,不过尼扎姆乌尔穆尔克也常在他放鹰打猎的河岸上随处开起来。晚间的朝会则开在堡内一座厅堂或一间屋子里。开会时,梅塔尔盘着腿坐在一张宽而低的坐榻上,那便算是一种御座;他家族中的人坐在他近处,其余的要人在他面前排成半圆,除梅塔尔以外,人人都蹲坐在地上。几名卫士和仆从立在梅塔尔背后。会上并没有什么郑重的仪节,不过在许多细处,礼数是守得极严的。梅塔尔从他内室出来,随从跟着他到会堂,他坐下,众人随着蹲下,随意的谈话便开起来。或许有人从边境或是外省进来,梅塔尔便问有什么消息。不论有什么消息,梅塔尔都同要人们议一议,他们也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随后有人有案子要请梅塔尔裁断,便上前来,吻他的脚,把自己的案情陈说一遍:他村里水渠上段的人把水都截去了,一点不留给他在村下段的田地。梅塔尔转向会上,问有谁知道这件事。那村里的几个人便把所知的说出来;跟着就这件事谈论一番;然后梅塔尔照他看得合宜的发下命令,这件事当下就办结了。案子一概不立档卷;不过每一案既都在众人齐集的朝会上断的,场中总有人记得从前怎么断过;而案情通常简单,件数也不多,就在这样原始的办法上,民事和刑事一并这么了结,司法仍办得叫人满意。
这些边谈边断的审理进行着的时候,饭食用许多托盘和碗碟端了进来,几样特备的菜放在梅塔尔面前,其余的摆在会上众人跟前。只有梅塔尔家族中那么几位身份无可争议的人,才许同他一只盘子里吃;其余的人就在摆在会场四围的公用碗碟里取食。饭食是面饼、米饭和炖肉;夏天还传果子,梅塔尔和几位要人另有茶。一概不上酒,因为这里的人是穆罕默德教徒。食物用手指取食,饭前饭后都有水递上来洗手。
整个吃饭的工夫,梅塔尔都从容地把事情一件件处置下去;关于眼前这些案子的谈论一直不停,他也许嘴里还满着,就把裁断发下了。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在河边或是在打猎途中开朝会时,常有人跑上来说水边有野鸭,或是山坡上有捻角山羊,于是梅塔尔和他的人一跃而起,兴头得发野,带着鹰和枪去了,国事就撂在那里自己照管自己。
这一切看来很没有规矩,然而这制度有许多好处,其中头一样便是统治者与百姓面对面相见,彼此当人认得人。奇特拉尔有一条极好的习惯:国中凡有身份的人,每年至少要下到都城来,赴这些朝会两个月;每一个村子还得派一班人来给梅塔尔当差,或在他的卫队里,或在他家里当些差使。这样一来,人就从外省往都城来往不断地流动,凡有些名位的人都同梅塔尔极熟,梅塔尔也同他极熟,而下层百姓的大多数也都亲身认得他们的君长。梅塔尔由此同他手下的人熟到这样的地步:我发觉尼扎姆乌尔穆尔克把他国中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来历和性情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自小就跟着赴他父亲的朝会,这么一年又一年看着一批批人轮番来赴,便认得了凡有些地位的人,连寻常百姓也认得了大半。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这样亲身的熟识,以及统治者断案治国都同百姓面对面,而不假手于人、不凭纸片,实在是奇特拉尔政制里很好的地方。我上文说过这位梅塔尔的权柄何等专断,可是读者会看出,由这朝会的制度,百姓在国事的处置上其实也有发言的分量,而一个统治者要大大违背他百姓的意愿,是不可能的。
梅塔尔虽有这样绝对的权柄,却不得不征询阿达姆扎达——也就是贵族——的意愿,甚或还要让他们几分,因为他与其说是一国百姓的统治者
〔原书此处缺三页〕
想把改良引进来的那一派,譬如愿意在国中修起道路、通上电报、把人马好好配上枪械操练起来;另一派则主张他们父辈觉得够好的,他们也就够好了,无论什么新花样一概反对。在奇特拉尔,后一派是多数。已故的梅塔尔尼扎姆有一天忽然起意,要让他的妻妾和女眷到乡野间乐一乐,带她们到河上游去野餐,这事把全国都惊得打了个寒战。百姓说:「从来没有一位梅塔尔做过这样的事!那这一位又何必弄这样的变动?」
这样,我们便看见了一个国家:近代欧洲各国那套发达完备的政制,在这里还只是个胚胎。节制是不完全的。国中偏远的几省派有总督,这些人行使着很独立的权柄。向中央禀报,并没有一套繁复的章程,请示中央的事也极少。如我所说,这国中能读能写的人不多,所以文书往来减到了最低。我驻在马斯图吉,那里的总督有好几个月身边没有一个能读字的人,他偶尔接到几封信,便把信拿到我的书记那里请人替他念。既同中央这样少有牵连,人或许会想,偏远的几省会渐渐脱落出去,自成一国。然而奇特拉尔有一个极好的法子,使都城同外省之间刚好维持住足够的接触,保全了这国家的完整。总督们每隔一段时候就得进奇特拉尔本城来,向梅塔尔致敬;由这个法子,再加上前面说过的、凡有名位的人和一定数目的穷苦百姓每年都得进奇特拉尔来的那个法子,梅塔尔便同他治下各处都通着气。
我所见的奇特拉尔政制,大略便是这样;我想,这制度在实际运行上有一点极可注意,就是办事的迅捷与直截。在一个替笨重的印度政府办差的官员看来,这一点之可惊,正如笨重得像象一般的英国政府那种慢条斯理的动作在奇特拉尔人看来之可惊。关系到他们国家的最大问题,他们能在几天之内定下来。他们虽没有电报,遇着紧急要事,却能把消息一天传六十英里。全国可以闻令而起,接到命令之后几个钟头,就有几百人往边境上走,一天走二十英里还多。我知道有一位年过六十的总督,带着一大队步行的随从,两天之内骑了六十五英里路进奇特拉尔来。没有工夫白费在无用的文书上;没有档卷要去查;事情当场议定,人对着人,随即就办。惯于这样迅速的决断和立刻的行动的人,所以就不明白:英国政府既有电报,又有几千兵常备着随时可用,为什么反倒这样慢。有一件事发生了,须得政府裁断,奇特拉尔的代办说他要请示吉尔吉特的代办,吉尔吉特的代办请示克什米尔的驻扎官,驻扎官又请示印度政府,印度政府又请示那位国务大臣;答复再顺着这一道道渠道回来,已在这问题初起之后好几个月了。奇特拉尔人老是对我说:「你们有那么多电报,怎么还不能快些得着答复?」而后那行动在他们看来又这样慢。打击真来的时候,他们是惊服于它的力量的;可是既然终究要打,为什么不早些打?譬如说,若政府本不打算让乌姆拉汗在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冬天拿下奇特拉尔,为什么不在正月他头一回进犯时就挡住他,偏要等到几个月后的四月?在奇特拉尔人想来,政府既有这样的组织和这样快的通信之法,有电报、铁路和道路,决断该比他们更快,行动该比他们更捷,不该反倒更慢;那么他们在英国军官不得不给的那些含含糊糊的答复之下焦躁不耐,有时竟像咬住了马嚼子的马一样跑了开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多知道些之后,我对奇特拉尔人性情的最初印象就改了。我头一回进这国里来,正在深冬,百姓又还在新近争夺梅塔尔之位的那番搏斗之后喘息未定,我那时觉得他们怎么说也不可爱。他们当时神色阴郁沮丧,叫人望而却步,直到春夏来了,才有一点开朗的样子。然而我见他们最好的时候——我信也是他们本来的样子——是在一八九三年的秋天,我同梅塔尔一道巡行他的国中。那一趟我没带护卫,与他同行,更像是他私下的客人,不像一个政府的官员。每一程路我们都并马同行,中间停下来放鹰,一天也就过去了;到晚上我吃过饭,梅塔尔便到我帐里来谈,有时谈到半夜。梅塔尔带着一大队随从,到每个村子都有村里所有的男子出来迎他;而且在乡野间,都城里那些繁文礼数去了许多,我便看得见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百姓在日常生活里的样子。
梅塔尔这一回兴致极好。再没有人能比尼扎姆乌尔穆尔克更会尽情享受。他没有多少胆量,也没有多少定力,可是他至少懂得怎样享受人生;我此刻还想得出他的样子:骑在一匹舒舒服服、步子平稳的小马上,骑得累了便把一条腿懒懒地搭在高高的鞍头上,一班放鹰的人围在他左右,预备着一有什么飞起来就放鹰去扑;他还时时回头对他的兄弟们说:「看我多有福气!我父亲所有的,我都有了,又不用费心照管,因为政府看着,不叫人来打我。我要怎么放鹰打枪就怎么放鹰打枪,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各样的游猎他都酷嗜;我们一道骑行乡间,他不时指着山坡告诉我,他在那里打过北山羊或捻角山羊。他会说:「我在那里有过极畅快的一天!」接着讲一段他哪一次打了大猎的故事。他还差不多是全国最好的马球手。他整天讲他打猎的经历,又告诉我们,明年他要带我到他国中另一处去,然后我得带他到英国去。他说他愿意像上次去印度一样,作政府的客去;不过反正他是要去的,政府若不请他,他就积下钱自己去。到了晚上,他带几个最可靠的人坐在我帐里,什么题目都谈;他思路之快、记性之好、好奇之无穷,叫我很惊讶。他常问起我们的政制,我便对他讲议会,讲国中那两大党;讲格莱斯顿先生怎么有时当权,索尔兹伯里勋爵又怎么有时当权。他起先以为这是个坏制度,因为看来这国好像裂成了两半;可是我向他说明这两党怎样彼此制衡,一党不让事情走得太快,一党又看着别走得太慢,他便说他明白我们为什么能这样稳稳地长进了。亚洲人说到伟大,只有一个念头:在他们看来,征服得最多的国家便最伟大;而我们怎样从加尔各答一步步北上、渐渐征服了全印度的历史,他是知道的。
至于百姓,我见他们快活开朗到了极处,因为这时庄稼已收进来,梅塔尔之位的争端看来也定了。我们每到一个村子,便有人群出来迎梅塔尔,队伍里有一班乐人吹打着;若要停下来住一程,那就必有马球、射竿头的靶子,或是歌舞。奇特拉尔人爱玩乐。阴沉决不是他们天然的性情;在他们不受拘束的时候看他们,身上是很有些可爱处的。我们在路上骑行的一整天,他们总在戏谑欢笑,那时节他们野而简单,无牵无挂,像孩子一样。有一天我们过一个山口,高过一万三千英尺,一路大雪不住地落;可是有一个人上来说邻谷里有北山羊,他们便都要撇下一切去追那北山羊,哪管这么一去就得露宿在山口上、连帐篷也没有。只要这样的打猎消息一传到他们耳里,他们便一齐喊叫起来,热切得像个孩子。这一回北山羊在我们赶到之前就不见了,于是我们过了山口,在那一面的山脚下等行李赶上来。梅塔尔带着两百来人,却只有他有一个帐篷;那里没有村子,他们只得露天睡。我们生起一大堆火,围坐成一圈,等梅塔尔和我的帐篷运到;雪这样大、天这样冷,我却从没见过比他们更欢欢喜喜的人。随后几天我们沿图里霍河谷往下走,每近一个村子,高处就站满了持火绳枪的人,草草地放枪为礼;所有的要人同梅塔尔和我便一道打一场野马球,人人纵马狂奔,全不顾别人,兴头得大呼大叫,为了击球把身子远远探出鞍外,互相撞在一处,玩得痛快淋漓。
在营中,在路上,这些人常谈起英国军官;他们对一位英国军官的一举一动那样上心,叫我很惊讶,而他不论做了什么,传出来总是说得过了头。有些人在吉尔吉特,或在奇特拉尔与吉尔吉特之间路上的哨所见过英国军官,他们一来,就被人细细盘问那些军官是什么样子、在做什么。那军官若有什么事做得合了奇特拉尔人的意,这些易受感染的人便把他赞得没有分寸。那军官若有什么事触犯了他们,他们又会毫无道理地咒骂他。奇特拉尔人总在两端,从不在中间。他们是极需要也极喜欢一个首领的一族人。他们厌恶——这也是亚洲人一个很普通的性情——厌恶事事得自己做主。他们要有个人来告他们该做什么,有人来,他们巴不得跟着走。在最近这场战事里,他们同英国人闹起别扭来,便照他们那极易冲动的脾性冲出去同英国人打。他们以为在谢尔·阿夫祖勒身上看见了一个能领他们的人;他们便簇拥到他身边,求他来领。这样的人,我们对付起来原不该难。他们并不像阿富汗各部那样,天生爱打仗只为打仗。他们国土被犯时是打的;此外每逢一位梅塔尔死后照例要起的那些同族相残的争位之战里,他们也打,可是打得零零落落、半心半意。然而他们宁愿待在家里,在荫凉的果园中吃果子、打马球、看歌舞。只要不去动他们那些古老而宝贵的习俗,只要不把他们役使得太苦、逼着他们驮东西和供给粮秣,他们是会安安分分的。
可是英国人在这国中一驻,总有一样新东西非来不可:他们会被教会钱的价值和用处。我有一回问一个奇特拉尔人,奇特拉尔偏远处某一条山谷里的人,为什么都比别处的奇特拉尔人要好些、要忠厚些、风气要朴素些。他回说,这是因为他们不在交通的大路上,没有外来的生客和商人去把他们带坏,撺掇他们买他们并不要的东西,又叫他们因为没有商人带来的那些物件而心生不足。奇特拉尔别处的人都暴露在这些诱惑里,便被它们带坏了。要去打破这样一族人的朴素,教他们贪求财富,似乎是件忍心的事。不过求钱之心即便带来些害处,也总不能不帮着把这一族人的性情磨得结实些。上游那几条谷里的人,直到近来还不知道钱有什么用、有什么价值。他们所要的本来不多。田里出他们吃用所需的粮食,羊身上的毛供他们织衣的料子。一个人要一件外衣,便拿一只羊或些粮食同人换。那么,那些叫作卢比的圆银片,他们要来做什么?拿来做装饰还可以,别的用处就没有了。然而他们渐渐学会了:有了这些卢比,便可以向商人买棉布、盐、镜子、火柴、铁器、刀子、剪子、针之类;于是他们开始要卢比了。
有一回一个人走了六十多英里来见我,我正在园子里吃早饭,他就坐在地上,忽然一跃而起,吻了我的脚,说他这么远赶来,是要向我讨五个卢比。我说我很愿意给他五个卢比,只要他上山坡去替我砍些柴来。他说他不能离家,明天就得回去。我对他说,那么我把这五个卢比给他,可是过一个月我到他村里去,要他在那里替我做工,算是抵这笔钱。他拿了卢比欢欢喜喜地走了。可是过了一两个钟头,他又拿着钱回来,把钱还给我,说他不要了,因为他不愿意还得做那工。这正是奇特拉尔人的毛病——他们厌恶做工。他们爱自己快活,却厌恶出力气。那么,若把买卖引进他们国中,能叫他们想要卢比,而他们又能领会要得卢比就得做工,那便是给了他们一种有益的鼓动。在奇特拉尔这类地方,英国军官要应付的最大难处之一,就是这种不肯做工的无动于衷。道路要修,粮秣要运,各样的工都要做,难的却是找得着做工的人。人原有许多,只是他们不想做工,宁愿人家别来管他们;许多时候即便给的工钱很优厚,也非逼着他们做不行。在这样性情的人里,把一种健全的爱钱之心灌进去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一旦领会了钱的价值和用处,便会更情愿做工,不那么懒,也挣得着把自己穿得暖些、吃得好些、把房屋修得好些的本钱。而这做工的动力,以及身边境况的改良,总不会不在他们的性情上起些好作用。他们做工做得多些、做得有常些,大概就可望不那么易于冲动,而更沉稳可靠些。若能得到这么多,那么把爱钱之心灌进这一族朴素的人心里,所得的便是好处,不是害处。
然而凡见过他们眼下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总不能不盼望:他们千万不要落到被英国的治理之水淹没的地步,并且盼他们能有才具足够的统治者,替这国家保住它的自主。这国家只要还由那古老的王族中的一人治着,英国军官便能在它上头施一种有用而有益的影响,给这一族人以品格,把生气灌进他们身上。
一八九四年十月,我同乔治·寇松先生一道,从那时已成我驻所的马斯图吉巡行下到奇特拉尔,随后便离开了这国,心想此生不会再见它了。梅塔尔尼扎姆乌尔穆尔克在他的都城里给了寇松先生和我再热诚不过的款待。我们一同打过马球,一同吃过饭,他又骑马送了我们几英里才道别。一切都像在中亚这些火山一般的国度里所能有的那样太平。然而不到三个月,尼扎姆便被他的异母弟弟杀了,祸事一桩接着一桩,直到英国的代办被围在奇特拉尔堡里,两支分队派了上去,终于非有一支大规模的解围远征不可。我又到奇特拉尔去了一趟,这一回是作《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去的,到那里时围已解了一个礼拜。然而这些事的经过已另有专书叙述,我这游记的正文就在此结束,只再添上一两章,说一说我在这些旅行中所得的几点大概的感想。
第十八章
在中国的传教问题
「我敬重这样的人:他心里是热的,
他的手是洁的,他的道理同他的生平
两相符合,明明白白地证出
他在这桩神圣的事业上是诚实的。」
考珀
在把我旅途中形成的几点大概感想记下来之前,我想先就在中国传教这件事说几句话;因为我想,眼下中国新近的几场屠杀已把众人的注意力特别引到这件事上,而一个曾在中华帝国最偏远的角落里见过传教士做事的人,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或许会叫英国的读者觉得有些意思。像我这样一个仅仅路过的旅人,对那许多确实热诚的人——他们把性命提在手里,出去把一种宗教传给中国人,自信这宗教能帮着提高并唤醒那些还不知道它的好处的人——我并不以为自己有资格十分笃定地去评断他们。这些人里有许多把多年的工夫用在钻研这个问题上,又在同中国人打交道上有切实的经验。所以,一个过路的旅人要来断言这一种或那一种劝人入教的办法是好是坏,或者评断传教士究竟有成效没有成效,都是很不相称的。
然而一个旅人的本分里原有这一条:留心观察,并把所见记下来,不论它值多少,总是给那些不像他这样有福气、不能深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的人作参考。而且,一个人如今在同信奉异教的各族人往来上已有了多样的经验,他所得的印象,或许不但叫国内的人觉得有些意思,对在当地做事的人也能有些用处。至少,这些人会由此知道有人关心他们的工作;而批评有时是不友好的,他们也要记得:高的标准从来只有靠批评和反对才维持得住。倘若全无人对这工作表示关心,倘若旅人只从路的那一边走过去,一点印象也不曾记下,倘若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批评,那么标准必定会降下来,热心必定会松懈,而懈怠之气就要来了。
那么我可以一开头就说:我的同情全在传教士这一边;我既在中国的远地内陆见过那些可敬的人,也明白了他们所作的牺牲,我便要说:凡真正的英国人,凡真正的基督教国家,都该一心去鼓励、去帮助那些抛下了此生的一切而为别人谋好处的人。那些在本国富足安适的家里对传教事业痛加指责的人,我只愿他们能见一见我在满洲北部所遇的那样一位了不得的法国传教士:他出来便是一辈子,再不会见着自己的家乡了。我深信,任何一个心存公道的英国人都会看出,这是一个真男子——一个他的同情确可倾注过去的人,一个确有可能对人类的提升有所贡献的人。
传教士并不都在这样高的标准上。然而有些传教士发觉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当眼前的事,又发觉那一腔热火在日常生活的明光里渐渐灭了,到头来只成了路边两盏烧尽了的灯——不能因为有这些人,就说帮助别人的那桩伟大的基督教事业该当放弃,就该叫成百上千的英国男女回家去,承认他们献了一生、而他们的父辈在他们之前也曾耗尽甚至牺牲了性命的那桩事,原来不值得做。
英国这民族真正的气性,想必是同情那些勇敢的人的:他们为着自己所信的善与正,像任何一个军人那样坦然无畏地拼着性命。那些在半路上就松了劲的,赶他们走,也照他们该受的那样鄙薄他们;但不要为着这些人,就叫那些真传教士的工作受累、被人轻看。读者随我读过前面这些篇页,当会看出,至少在有些地方,传教士是在做着好事的;那么论传教事业,就该拿这样的人所成就的来论,而不要单拿那些住在文明的边缘上、享着文明一切的奢华与安适、只把一小部分工夫用在真正的传教事业上的人来论——那些人原该受人讥诮。偏偏最常碰见的就是后面这一类人,而真做事的人通常只有少数深入内地的旅人才见得着。然而要拿这些心志不坚的人来评断传教士全部的工作,就同拿那些因体格不合或素来不肯出力而被留在后方基地上的人来评断一支在野的大军一样,同是不合道理的。
论传教士的工作,也不该拿入教人数的统计去论。在这类事上,统计是全然没有价值的。首先,什么叫一个入教的人,这就无法界定。通常的看法是:一个人受了洗便算入教;可是我知道有将死的人受洗而自己一无所知,这样的人难道也能算作入教吗!归信的意思是整个人的状态改了;而整个人——尤其是一个麻木迟钝的中国人——改起来实在极慢,所以究竟到什么时候、在哪一步上他成了一个新人,是说不准的。那么我想,凡同信奉非基督教的各族人往来最多的人,凡明白了从一种状态转到另一种状态必定何等艰难缓慢、而一旦转得快便何等不足取的人,对任何单凭数目的归信统计,信心总是最小的。
然而在另一面,凡研究过基督教对欧洲文明全部影响的人,凡追溯过那近两千年前种下的头一颗萌芽如何生长扩展、直到影响了欧洲所有民族的人——凡把那颗芽未种下时的社会状况同今日的社会状况相比的人,都已认出基督教这宗教做了何等可惊的好事。许多附着在基督教的中心真理和本质上的教义,它们的真伪,人们或许意见不一;可是爱邻如己这一条基督教最根本的道理,它的真实与力量,人人都看得出。而把这个道理灌进人类里所生的结果,就明明见于欧洲各民族所表现的同情心之增多。
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冬天,《泰晤士报》上一位见闻广博的作者说,单是伦敦一地,每年由捐输、由遗赠、由遗赠所生的利息而捐给善举的款项,就离两千万镑不远。每一个基督教国家都有许多慈善的机构,收养病人、老人、孤儿、瘸子、瞎子、聋子、哑子、心智不足的人和失足的人。而且不单为男人女人,还为马、狗、猫和别的家养的宠物。同今日在亚洲各国所见的那种心气相比,基督教徒中间对任何形式的苦难或压迫,显然也更为敏感。像新近亚美尼亚那些暴行一样的野蛮事,在亚洲人中间是不大当一回事的。这些事传到欧美的基督教各国,却叫人从心里打寒战;而为受难者所生的同情,表现为切实的样子,就是动手设法防止这类暴行将来再发生。又有这样的事:一个基督教国家花了几百万镑,把它自己臣民所有的奴隶赎放出来。亚洲各国自然不是不知同情;印度的本地人奉养年老体弱的亲属,那一份尽心是极可称道的。然而我想,凡把一个亚洲民族整个看一看、再把一个基督教民族看一看的人,都会同意:在后者里,同情之心大体上发达得要高得多。
那么,欧洲各民族既从亚洲一族人那里取了基督教来,大体上得了这么多好处,他们想把这宗教传给同一大洲另一方的民族,自然是站得住的。而且他们这样做不但站得住,这也原是人的天性。基督教徒一同信别教的人相接触,便不能不觉得:他们对神、以及对自己同神的关系——这就是宗教——所抱的观念,比任何别的宗教的信徒都要高些、真些。他们看见人类中接受了基督教的那一部分比别的任何一部分都长进得多,于是自然就想把那些他们觉得于自己大有好处的道理传给别人。这是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心情,也正是一切传教事业的发动之力。
然而有些传教士可以受人指摘的,是他们把自己的信念传给别教信徒时所用的办法。有一些人,我们或许可以叫作偏执的传教士:他们以为基督教——连同那些后来挂在它上头的可疑的教义,而随着时日推移,这类教义本是什么样的宗教上都会挂上去的——全是对的,别的一切宗教全是错的。他们用毫不容让的话痛斥与自己不同的宗教,连同一切与那宗教有牵连的东西。他们对那些自幼便在这宗教里长成、而他们的父辈在他们之前几百年、也许几千年都信这宗教为真的人说:他们要永远受罚;他们所信的全是错的;除非他们能信教义上的基督教,便得不着救。这样的断言,往往出自一些学养不深、于世事人情所知不多的人之口,自然要招人敌视。穆罕默德教徒、佛教徒、儒家之徒,都觉得自己所奉的有几分道理;他们见一个外来人——而这外来人往往并不知道他们教里的信条究竟是什么——来痛斥他们,又要这样粗率地把自己的想法硬加到他们身上,便心生怨恨。而这些「异教徒」是有他们的理的。研究他们宗教的人说,在许多点上,这些宗教是同基督教相合的;而就我在穆罕默德教徒和佛教徒中间的经验,我可以说:在实际的生活里,他们所行的往往很合于基督教一般的原则。
我还发觉,至少在穆罕默德教徒中间,像待人如愿人待己这样的通则,像有一位神主宰宇宙这样的信念,他们都十分明白、十分看重,虽然要照着做,所需的凭借并不总是有的。
欧洲人在这些陌生的地方住过——也许住了多年——离着本国的教堂,同一些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在一起;这些人,他们素来听人说起时都称作异教徒,因而是注定要受永罚的;到了那里,他们便发觉自己留心起这些人来,观察他们的性情,琢磨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等到看出一种又一种宗教的信徒所过的生活,并没有比基督教徒所过的生活坏到那个地步、坏到足以当得起天堂与地狱之间那样大的赏罚之别;等到又看出这些宗教里每一种的信徒,都同基督教徒一样确信自己那一种宗教才是真的、别的全是假的——那么,这位基督教的外来人便开始要问:他把「异教徒」只看作注定要受咒诅的人、把他们的宗教看作错到这个样子,是不是全然不错。
同时,有一个道理渐渐在他心里明朗起来:宗教是普世共有的,是人性里不可缺的一部分。这一点的真实,我在旅途中有极深的感受。我记得远在戈壁沙漠之中那些粗野的蒙古人,在自己帐里另设出一座小小的神坛来礼拜。我记起在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帐中度过的那些夜晚,一家人到晚上便一同做祷告;我想起在莎车来访我的阿富汗和中亚的商人,谈到一半便请我原谅,在地上铺下一块布,念起他们的祷词;我想起已故的那位奇特拉尔的梅塔尔,一个早上在山间打猎,同他全班侍从一齐停下来祷告了几分钟;最后我还想起坎巨提那些山野的人,我领他们翻过一个新开的难走的山口,他们到了顶上便停住,献上一段谢恩的祷告,末了高呼一声:「安拉!」
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扎得很深的宗教情感。他们都同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某一位伟大的神灵或是某一种伟大的力量在引导、在主宰万物,而他们自己在某种说不清的意义上是依靠这位神灵的。这种感觉,便是宗教;它是普世共有的,并且随着人类的进展而进展。它仿佛是在生气被吹进人身的时候,就一同种在人心里了。而我既看着这种情感在不同形式之下的运行和它的结果,又考察过各种宗教、试着评断它们的分量,我便渐渐把它们看作宗教观念——也就是人类宗教情感——发育过程中一级又一级向上的阶梯;而这向上的阶梯是不是已经到了最高的一级,那是远不能断定的。
那么,我们既能从宗教观念在人身上的普世性推论出宗教为人类所不可缺;我们既能信得过那普世共有的感觉——觉得有某一位神灵,不管我们怎样称呼它,在主宰宇宙、引导人类的进展——那么有一件事就只是合理的推想:随着人类年岁渐长、经验渐积,随着别的能力渐渐发育,这宗教的情感也会发育,而人对神、以及对人同神的关系所抱的观念也会随之开阔。一个在异国行旅的人看得出:各族人所奉的种种宗教形式,所差的只是真的程度,没有一种是全然虚假的,而它们都有同一个根底,就是信有一种力量在管束并影响着所有的人。
他再不能相信基督教比佛教或穆罕默德教高出那么多;再不能相信基督教徒要上天堂,而「异教徒」要下地狱。他不能不承认,基督教里有一种东西远高于别的宗教;可是他也看出,那些宗教里也很有好的、真的东西。那么,把这一切想过之后所生的感觉,便是:凡愿意在一种宗教里做领导、愿意替它招来信从的人,必须抱着体谅的心去研究别人的宗教。他们非这样做不可;而有学养的人,若过着真诚高尚的生活,必能影响他身边的人,这是无可怀疑的。不论他们是正式的传教士,还是寻常的基督教男女,不论他们在本国还是在异国,凡有学养有见识的人,尽力在日常生活里照着自己所知为善的训诫去行,总能慢慢把他身边人的道德标准提上去,叫那些较为无知的人对神、对人同神的关系有一个较高的观念。他们能够去掉那些未受教诲的人心里常起的对神的粗陋想法——譬如这样一种想法:神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凶物,预备把一些人投进最野蛮的永刑里去,而这些人的过失轻微到在今世连特别的处罚都不至于招来;而借着日常所过的端正生活为例,他们还能立起一个榜样,这榜样对那些明知那些训诫为真、只是难以在日用之间照着行的人,总不能不有所帮助。
这就是最好的传教士在中国实在做着的事,而且已做了许许多多年。在两百来年这样短的时日里,对世上最少变动、最不易感动的一个三亿多人的民族,所生的效力或许很小。然而这本是料得到的。耶稣之后的头两百年里,对欧洲所生的效力也极其微末;在这样短的时日里,若对中国这样庞大坚硬的一团能生出什么大的效力来,那才真是奇事;可是确有效力在生出来,这一点我可以凭亲身的经历作保。我可以为这个事实作证:在中国内地,有人静静地、不张不扬地住着,以他们高尚自牺、实实在在的善行,慢慢影响着他们身边的人;这些人所影响的不只是少数,而是成千上万本来并不热烈的中国人,以至叫他们为自己的宗教连性命也敢去冒险。那么,这桩好事既在做着,基督教徒既甘愿把此生最看重的一切都舍了去扶助别人,这难道不值得人去支持吗?——不是武力的支持,这连传教士自己也不愿要,而是同教之人以鼓励所给的支持。懒散的人、无知的人、鲁莽的人,尽可以受人批评;而这样的批评若能激得他们做事更勤、更有分寸,传教这桩事也就只有向前。可是那真正的传教士——那把一生献给这桩事的人,要把他本族由之得了这么多好处的宗教传给别的种族;他为这桩事细细地训练自己;他抱着体谅的心去研究他要劝化的那族人的宗教、性情和种种特别处;而他实实在在过着一种叫身边的人看得出是好的生活——这样的人该受人钦仰,当作人中最高的一等;在传教事业这场严重的关口上,我愿替他向我的同国人争取同情的,正是这样的人。
第十九章
旅途中的感想
「我曾感到
有一种存在,以崇高思想的欣悦
搅动我的心;一种庄严的感觉,
觉得有某种远为深密地弥散于万物之中的东西,
它栖息在落日的光里,
在浑圆的大海里,在流动的空气里,
在蔚蓝的天空里,也在人的心里:
一种动势,一种灵,推动着
一切能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
并且贯流于万有之中。」
华兹华斯
在这部叙述里所描画的那样纷繁各异的地方走过——沙漠、森林、山岭、平原——又同人类那么多样的族类相接,从极有教养的印度教徒,到喜马拉雅山中粗野的部落人,走过这一趟而竟不形成几点大概的感想,那是不可能的。一个欧洲人在未开化、无知的人中间行旅,便不断〔原书此处漫漶数行,不可辨〕。他由此体会到,同半野之人所有的相比,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知识何等进步;而在他独行的途中,他不由得要追问他所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从我们知识的起点上回头去想——那起点就标记在他周围这些未受教诲的人身上——于是想到我们已经积下的这一份储藏,他的遐想便不免要游到将来有待发现的那些境域里去。
诚然,凡曾在自然最纯粹的面目之前独自同她相对、又见过她那么多不同形相的人,没有一个能不去思索她的意思;而在旅途的劳苦紧张之中,她最深的话语或许并未传到我的耳里,如今在事后的安静里,那些纷繁的景象都历历在我眼前,同我当日所见的一样鲜明,而且我还有闲暇去领会它们、去感受它们全部的影响,我这才体会到几分她的宏大、她运作所凭的那个巨大的尺度,以及她所做的一切那种无尽的美。此刻我站在这部叙述的末尾,写它时唤回到我心里的许多景象都充塞在我眼前,这些感想便一齐涌上来;我极愿能把它们记得同我感受到的一样清楚,好让那些没有闲暇、没有机会到地上那些被严严守护着、自然把自己显露得最明白的地方去的人,也得些益处。
宇宙的奇妙之处被摆到我心上来,再没有比在戈壁沙漠里那些漫长孤寂的行程中更叫人难忘的了。我在那片沙漠上走了七十天;我既知道大半路程要在夜里走,便带了一本讲天文的通俗书,那种把星空宇宙运行的大原则向读者讲得极明白的书。我白天读它,在夜行那漫长的几个钟头里,便把读到的东西反复思索。在那里,远在沙漠之中,几乎没有什么能扰乱那份向着自然流去的情感。在我面前,除了自然什么也没有。底下是无边的平野,头上是满天的星斗。而那天空,也不是地上那些不甚洁净的地方浑浊的空气里看得见的天空,而是只有在自然那远而本初的深处才能有的那样澄澈明亮。在那样洁净的天上,群星放出无与为比的光芒;长夜里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我看着它们在天上运行,想着它们是什么、它们代表着什么,又试着去体会在我面前这样铺展开来的宇宙里,我们人所占的是怎样一个位置。
在文明那忙乱的世界里,科学的真理似乎留不下多少印象。我们另有那么多事要想,另有那么多东西占住我们的心思,于是这些真理只引起一瞬的惊奇,我们还倾向于觉得:我们这个小世界之外是什么,到底无关紧要。可是等到我们一连几个月同文明隔绝,日常生活的种种纷扰都不来牵住我们的注意,那么在沙漠之中、或在群山的深处,这些真理便逼近成了实在。到那时我们才去细想天文学所摆出来的那些事实。星的距离,有些远到这个地步:从它们那里来的光,每一秒钟走十八万六千英里,而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到达地球,它必定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出发;至于星的数目,不是以千计,而是以亿计——这些便可作我所说的那些真理的例子。
人告诉我们说,星的距离和数目如此;而它们的大小,它们行进的速度,也同样可惊。可是它们之外又是什么呢?就算我们能一直走到地球上看得见的最远的那一颗星,那颗星之外又是什么?那颗星就是一切的边界吗?在它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亿颗星?再说,我们既得知这整个世界、太阳和众星,都来自一大片星云状的气体,那么那气体又是从哪里来的?而这千千万万个世界,将来又会怎样?据说地球会变得像月亮一样冷、一样荒芜、一样没有生命,然后被吸进太阳里去;而太阳自己,在几百万年里不断放出热来,到那时也已耗尽了最后一线热,便成一颗冷的、死的、没有生命的星,在空间里旋转而去。是不是每一颗星都要这样把自己烧尽,直到整个宇宙成了一个死世界旋转而成的漩涡?还是生命与热会再回到它们身上来,或由彼此相撞而来,或由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方式而来?
那么,就眼下说,我们周围这些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到过坎巨提那个幽闭的小国,那里的居民被群山隔断,同外面的民族和国家不相往来;我发觉他们以为世界只由邻近的几条山谷组成,又以为没有比他们自己更高的族类。印度所见的那样广大的耕地平原,他们想象不出来;像大海那样的东西,他们更想不出什么与之相像;铁路和电报在他们看来会是神异之物,而能发明并驾驭这类东西的人,在他们看来则完全是高出自己的一等。我们这地上的人在宇宙里所处的角落之偏远,正如坎巨提在这世界上所处的一样;而在我们周围这千千万万个世界里,总该有某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而在它们之中,难道不会有一些是高于我们自己的吗?在我们这个孤零零的小世界上,人是有生命之物里最高的一等——而这世界只是一个小小的微尘,它之于宇宙,正如海滩那一片绵延之于其中最小的一粒沙。可是在整个宇宙里,他也是最高的吗?种种可能,不是压倒地偏向他并非最高这一边吗?在这千千万万个世界之中,偏偏我们所住的这一个凑巧生出了〔原书此处残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