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之旅

第一章未知的诱惑

每回动笔写一本游记，我总要去寻那把我送上路的缘由。真是傻气，事到如今我该明白了：漫游的热病本就生在我的血里，也生在我姐妹和兄弟们的血里。我们是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一座内陆小镇上长大的，这些年却眼看着一个个满世界乱跑。我想我们当中没有谁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更靠近北极，也没有谁比合恩角更靠近南极——亚热带气候里养出来的孩子，我们不爱冷——可这两极之间的许多国家，我们都走遍了。当水手的几位凭着行当占了便宜，机会自然多些，另外五个也算不遑多让；而且我们彼此之间，对那颗人人心里都种下的、要去看看地球偏远角落的念头，向来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同情。

寻常路谁都走得。买一张火车票或轮船票，只要有钱就行。我们绝不是瞧不起舒适——恰恰相反，正因为多少领教过文明边界之外的旅人要受的罪，我们才格外看重舒适——可人生里到底还有些比舒适更要紧的东西。未知的召唤究竟在哪里？是做成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或是别人费尽周折才做成的事？那魅力究竟在哪里？我说不出来——只知道它在那儿，就是那个「有什么在召唤——在群山之外」，就是吉卜林那句「来找我吧」。这个声音，冈特家每一个人都听得见；每逢又有一个动身，我们都懂。

这个声音，我在中国听得格外响。

「来找我吧！来找我吧！」

整日整日地听。我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它按下去，因为读过我那本《一个女人在中国》的人都知道，在那地方旅行实在不叫人称心。说它不舒服，已经是最客气的说法了。凡我生平最讨厌的事，在中国旅行都碰得着；凡叫我倒胃口的，一样不缺。可我偏偏不智，花了十块钱（合一镑上下）买了一部中国地图册，那声音便日日夜夜在耳边响了起来。

那时我住在保定府城西关的一处美国长老会教堂里，已经出了欧洲人的势力范围，出了通商口岸和北京使馆区的影子。我想看看真正的中国，想给一部小说攒些材料——不是写中国人的小说；我留意到，凡用英文写成的成功小说，主角总归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别的民族只能当配角——而地方色彩这东西，总还是就地取材最好。保定府里这种材料多得很，天知道有多少。义和团那场祸事，它吃过大苦头。北关，离我们住处不过一英里，立着一座坟，或者说一座碑，是为当年被杀的传教士立的。当年火烧起来的那片房基，如今辟成了花圃，种了树，栽了花，按中国的样式立起纪念的石牌；教会则迁到了西关，就在城墙那副阴沉的面孔底下，而且——比先前强了一倍。传教士说，是上帝给的一股热忱把他们差遣出来的。我何德何能，敢来评断？可我在自己身上也看见同样的要往外走的念头，同样的对危险的满不在乎——只要危险还没到眼前；我知道真到了眼前我准要吓得魂不附体——我却不敢说这念头是上帝给的，除非说人一切的欲望都是上帝给的。

于是我就在那舒舒服服的教堂里研究地方色彩，校订我上一本写中国的书，本该筹划那部小说，却天天翻那部中国地图册，直到心里长出一个念头：我要横穿亚洲。不是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坐火车往北走——每年成千上万的人都那么走——而是走商队的老路，穿过陕西、甘肃、新疆，一直到俄属亚洲的安集延，那是里海铁路的终点。那条路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慢腾腾地走着，可多数人走不到头，而且他们不属于那种来去有人记载的阶层或国族。事实上，对那条路略知一二的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传教士们，尤其是女眷们，对此并不怎么乐观。

「我要是想死，」一九一四年初春的一天，我在院子里散步，一位太太迎面遇上我，说，「我会挑个省事些的法子。」

那里的医生却兴致极高。他自己也想走一趟，只是职责把他拴在保定府的病人和医院旁边。他隔一阵子就要提醒自己一回——我到底只是个女人，多半干不成——可他还是忍不住跟我一样，对那张地图、那些路数和盘缠上心。还有朗先生，北关那所中国大学堂的教习，年轻，热心，跟刘易斯医生一样上劲。

他对在人迹罕至的中国旅行也懂一些。辛亥革命那阵子，一伙白人在隆冬里翻过山西、陕西的大山，赶去搭救绥德州以及一路到西安府那些小城里的传教士，他就是其中之一。是的，中国道路上的难处他知道一些，而他认为我干得成。

「唯一的危险是土匪，可是——你也知道，说不定根本就没土匪。」

可北京——使馆区的那个北京——我心里明白，那里是另一套看法。我写信给一位在中国待了十年以上、中国话说得极好的要人，他不赞成。

他写道：「读到你打算做这趟长途跋涉，我很感兴趣。你问我的意见，可我只能把《笨拙》多年前给过的那句忠告转赠给你，那就是：别去。你须明白，路上的罪绝对够受，花费更是大得吓人。你去热河那一趟，还有那路的颠簸，我想你还没忘。你要走的这一趟，比起来会叫热河那点小跋涉像是星期天早上在海德公园散步——单说旅途的舒适已是如此，更不必说西藏南边西边那些不友善的部族带来的凶险。你要从倮倮人的地界附近经过，我可以告诉你，倮倮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君子』。他们对外国人明摆着有敌意，他们那一带出过许多命案，只因中国的军队拿他们没办法，才没有见报。再往北的人是什么样，我不清楚，但我听说西藏人不怎么靠得住，那么住在他们边上的人，多半会承其恶而少承其善。

「不过，你若真拿定了主意要去，只管告诉我一声，我会尽力把能搜集到的路线消息都替你打听齐全。只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赞成这趟行程，至于地理学会，让它见鬼去吧。」

他这么说，绝不是瞧不起地理学会，而是因为我曾把「想借此立功、好够格入会」当作横穿亚洲的理由之一提了出来。

一位太太写信来：「我的好人儿，想想那可怜的布鲁克小伙子吧。西藏人拿一块利石割断了他的喉咙，那是他们的一种可喜的小习惯。」

那位先生的意见值得听；这位太太的，则是一份标本，可见人一碰上未知的事物，说理就容易松垮——我自己也这样。那「可怜的布鲁克小伙子」根本没挨近过西藏，遇害的地方离我打算走的路有一千英里。这就好比有人要去赫布里底群岛，你却警告他提防罗讷河上的凶险。

一位在蒙古走过许多路的先生极力反对，却又声明「珀德姆懂的中国旅行比我多得多」，珀德姆若说我去得，那——我便去得。珀德姆先生和雷金纳德·法勒先生正要往西去西藏边境采集草木，一天晚上我同他们吃饭，珀德姆先生很乐观，说只要我准备好受些不便、或许还要吃些苦头，他看我可以去。

于是事情就定了。此后，懂行的人一个个把我接过手去，把在中国旅行的门道都教给我：怎样把罪受得轻些，该带什么，该撇下什么。有一件事他们众口一词：中国人一般是世上最太平的百姓，我唯一要怕的是路上撞见一伙土匪；万一落到他们手里——那大概就完了。

「中国人狠起来是凶得出奇的，」那位走过蒙古的朋友说，「留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

我表示手枪这东西我玩不转，那种下场也不合我的口味，反正到时候我准会弄砸。

「那就到药房配点什么，随身带着。你不知道自己会有多用得着。」

这里我不妨说一句：这些话对我半点作用也没有。我想大多数人心里都有这么个牢固的感觉：坏事绝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我们知道，坏事是落在别人头上的；落到我们头上——不可能！我常常琢磨，危险要挨得多近，我才会觉出它真的冲我来了——我疑心得挨得相当近。这大约是经验的事。我如今过伦敦的马路都做不到心平气和——不过那是因为我被撞倒过两回，伤得还不轻——可我当年却兴冲冲地打算取道中国横穿亚洲；倘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准还是一样兴冲冲地再试一回。只是下一回，我打算带个好厨子。

当然，在有些人眼里，未知永远是凶险的。

那些在北京城里逛来逛去、毫不在意的人警告我：我会死于消化不良，我会喝不下那水，脏得没法说，狂犬病正闹得凶，还有——「你要是给咬了，赶紧把那处深深切开，塞一片二氯化汞进去。」

最后这句叫我笑出声来。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毒蛇成群——我记得我大哥一个礼拜在花园里打死过六十条——那时我总觉得去欧洲极其危险，因为那边有疯狗，这东西我们澳大利亚可从来没有！我想，正是这狂犬病和二氯化汞药片的话，帮我把事情摆回了该有的分寸，叫我明白：我是要去走一趟难走的路，路上有可能碰上土匪；可「有可能」的危险，我们每天坐火车、坐电车不也都在冒么。可能的风险我从来乐意担着，只有等它变成大概率的时候我才拦下自己。于是我心里安安静静地着手预备。

用人。我拿定主意非得雇个又高又壮的用人不可，因为在中国我常常要人抬，从前几趟就吃过用人个头太小的亏。传教士替我物色了一位他们新近受洗的教友，是个高大结实的北方人，木石匠出身。我们管他叫蔡师傅——就是说他姓蔡；至于「师傅」二字——我可不敢担保写得对——意思是「掌作的匠人」。他本在一家大石作里做工，可干这行从来没挣到过一天一块钱，我开这个价，他便肯听我使唤，愿意随我走进未知里去。他相貌堂堂，端庄有礼，我那时和如今都对他敬重得很。他自然不识字。如今在西方，一个不识字的人是要遭人轻看的；可你无论如何轻看不了蔡师傅。他是个担得起事的人，搁在哪一伙人里都算个人物。他属于另一个年代、另一种文明，可他是个有分量的人。巴比伦掌管辎重的官儿，大概就跟我的用人蔡师傅差不多。

我的通译王先生，则完全是另一路货色。他又矮又瘦，一双艺术家的长手，属于艺术家里不中用的那一类；无论用哪国话说，他都是个蠢材——可好通译实在难找。动身前那半个月，他天天来见我。我不能不说，每回我说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大约是问候，或是谈天气，换来的都是一句「请再说一遍」，我的心就往下一沉。我发现这是他万变不离的套话，实在不利于谈兴。一路上，常常等我好不容易让王先生弄明白我是在打听、并且真想知道点什么的时候，那事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一头黑发照着时髦的洋派剪短（看上去像是扣了个盆在头上——还是个挺大的盆——顺着盆沿一圈剪下来的），身上是一件蓝布长衫，一直扣到脚面。说话总带着一声傻笑。倘若由得我挑——偏偏由不得我——要在一趟苦旅里找个做向导、做谋士、做朋友的人，他是我最不会挑的那一个。

同行的还有一位，一位极要紧的角色，没有他我压根不会挪窝——我那条黑白花的小炕狗詹姆斯·布坎南。他爱我，世上没有第二个这样爱过我的；他认定我做什么都是对的，还声明他愿意跟我走到天涯海角。

于是我开始张罗。只有一件事是明明白白、人人都同意的：我的东西一律得装进帆布袋，因为骑骡、坐车、坐轿的时候，衣裳装在寻常箱子里是走不成路的。另外，承蒙福布斯洋行的美意，我同中国的银号谈妥了沿途取款的办法——这类办法他们大概从有史以前就一直在办。这些事我都办得妥妥当当；出错的照例是在置办食物上。说到底，在一个国家里攒下的经验，未必在下一个国家管用。头一回在非洲旅行，我带了好些「口粮箱」，又沉又费运费，里头装满了罐头肉，可在又热又潮的地方我根本不想吃。我发现自己靠饼干、水果和鸡蛋就能过得很快活，偶尔换换口味，来点凤尾鱼酱或几根博洛尼亚香肠。那些贵重的罐头，我只好分给用人和脚夫，自己心疼得很。后来我到中国旅行，走直隶北部和内蒙古，独自住在西山一座庙里，远离一切外国人，我发现只要有个好厨子，就地取食就过得很舒服，另添些饼干、茶叶、炼乳、咖啡和葡萄干也就够了。于是我便说服自己：往西走也可以少带干粮，照样过得去。这一来，我给自己添了不少罪受。我那位出色的辎重总管是个糟糕的厨子；一份简单的伙食——白煮蛋、炒米、茶，饭后添把葡萄干——东西本身再好，一天三顿、几个礼拜雷打不动地端上来，也是要腻的。

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终于万事齐备。我给一路往西直到新疆迪化的各个教堂都写了信，通报我要来。我给自己备下一张折叠桌、一把折叠椅——后来发现这两样最爱在不该折的时候折起来——几只搪瓷盘子、两只杯子、一副刀叉、几件最简单的炊具、铺盖、坐垫、毯子等等，全都齐了。我定在下个礼拜动身，比珀德姆先生和法勒先生启程去河南晚十天。就在这时，西安府来了一封电报：

「暂缓行程。」电文如此。

「白狼入陕。肖罗克斯。」

天下还有这样的国家么？土匪拦路的消息，居然可以打电报送来！

中国是出土匪的地方，可白狼比寻常绿林好汉要厉害得多。一九一四年他公然与政府为敌；不过我们教堂里上一回听说他的时候，他正在东边的安徽给太平百姓找乐子，据说官军已把他「牢牢摁住」。可在中国你永远闹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如今他到陕西了！

我是在三月和煦的日头底下读那封电报的。我抬头看看那几株「水栗子」树的枝条，芽儿正开始鼓起来，心里盘算着究竟该怎么办。眼下的路是一年里最好的时候：长冬过后地面硬实，又还没让夏雨泡烂。那天午饭桌上，我们把这事翻来覆去议了个遍。传教士家里有位极好的厨子，是个在法国人家里学成手艺的中国人，再掺上几样地道的美国方子，这一凑合便是个够格进萨伏依大饭店的匠人——而一个月只要十块墨西哥银元！那样的凉拌菜，甜的咸的，我这辈子怕是再也遇不上了。而我呢，正一门心思要离开埃及的肉锅。这事看着实在傻。

我好歹按住性子等了一个礼拜，然后给河南府打电报——我本指望到了那地方就远远离开铁路了。河南府回得很快：

「情形已无可为。西安府告急。劝君改道太原府。」

从河南府到西安府那条路本来就一向凶险。路在黄土里，比周围的地面低下去好几丈，就算太平年月也常有散匪出没：他们从上头的土崖上往底下的车上推石头砸下来，先砸死骡子，旅人便任他们摆布了。赶车的总是结成大帮上路，而且天一擦黑，必定要把自己安顿进客栈的院子里。

这些不过是路上寻常的凶险，几千年来男人们一直这么走过来的。若在此之上再添一伙有组织的匪帮，和一大队在后头追剿的兵，那么这条路显然不是一个孤身外国女人该去的地方——她只带着两个随从、一条小狗，全部的武器是一把小手枪和整整十三发子弹，这已是我能弄到的全部，因为在中国买弹药是很难的。接着，一封给事情钉上棺材钉的电报又从西安府来了，这回是密码：

「勿来。」电文说。

「地方大乱。」

从安徽到陕西，这伙人一路作过案。他们奉白狼之命烧、抢、施暴，身后留下一片毁了的人家、冷了的灶膛；等官军追上来，据那位众口纷纭的「传闻」说，白狼那时已经发了财，便在路上撒钱，把那支讨伐的军队买了过去。

可对寻常的太平百姓而言——说也奇怪，寻常的中国人是极太平的——落到地方上来的是白狼还是追剿白狼的官兵，其实没多大分别。百姓横竖是要遭殃的。匪也要吃饭，兵也要吃饭，所以抢也好、施暴也好，两边都是一视同仁。那些关不到饷的兵——但愿不会有人告我诽谤，可我在中国的时候，多数兵看上去都是关不到饷的——抢起来跟职业土匪一样爽快。一伙土匪已经是地方上沉重的担子，一伙土匪后头再跟上官军追剿，这担子就不止加倍。

好在官军守住了潼关这道进陕西的门，两边都是山，路给堵死了，西安府喘了口气——直到人们发觉，论用兵之巧，白狼不输给任何一个派来对付他的人。他走了山里那条又老又难走的路，从潼关狭道的西边绕了出来；等我开始留意他的时候，他离西安府已不过一日路程。那是陕西省城，几百年前还做过中国的国都。城是有城墙的，可百姓怕；躲在那城墙后头的英国浸礼会的诸位，也怕。他们怕得有理，因为哥老会已经投了白狼，而哥老会向来是、如今仍是出了名的仇外。局面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坏一点，我们这些外国人在旁边看着。北京的官报今天说某某道台因为剿白狼不力，已被治罪革职；明天也许就宣告白狼势力已破，正在溃退。我记不清读过多少回「白狼势力已破」，可到末了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比先前更强了。总之是白狼把我的脸朝北扭了过去，比我原打算的要早——因为在一条深沟底下，无路可逃，任人拿石头、木棒当靶子砸，这景致实在不合我意。不错，后来我才晓得，黄土地里既没有石头，也没有岩块和木头。潼关那条路是什么样，我不敢说，因为我压根没敢走。不过，就算没有石头，松土——华北这东西可是要多少有多少——从高处兜头倒下来，也是极难受的。

当然，这一切也许不过是谣言——后来我查明并不是；可惜当时唯一的验证法子就是亲自去看看，而万一是真的——那么多半我就回不来了。那位传教士建议我改道山西省城太原府的时候，显然是看出了我心有多急；我便打定主意听他的。有一条路，一条不大为人所知的路，翻山越岭穿过山西，经陕西的绥德州，再进甘肃，只要我肯冒这个险，最后是能把我送到兰州府去的。

这一回我去讨朗先生的主意。革命那阵子，他和另外八位赶去救陕西传教士的人，快马加鞭走的正是这条路；而且他们是在隆冬里走的，地冻得梆硬，寒暑表多半时候在零度以下，而且远在零度以下。他们在时间那么紧、天气那么冷的情形下都办成了，我想我如今赶上一年里最好的时节，又不赶时间，多半也办得成。朗先生自己也想走一趟，他也这么想。于是我终于动身了。

传教士们待我好得没话说。主持妇女医院的麦凯医生给我备下了各色我可能用得着、又拿捏得住的寻常药品。春天的某一日，院里树上的芽儿正要绽开，满是将要到来的生命的许诺，在多数传教士的「一路平安」声中，我把詹姆斯·布坎南夹在腋下，身后跟着傻笑的通译和我的辎重总管带着行李，坐上火车往太原府去——那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坐落在四面环山的一片肥沃高原的中心。

大冒险开始了。

第二章桀骜的太原府

可你没法一天之内赶到太原府。南下的火车把你撂在石家庄——石家的庄子——你得在那儿住一宿，等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那条法国人修的、穿过分隔山西与陕西的群山的铁路，才把你送到它的终点太原府去。石家庄有一家小小的中国客栈，到如今也惯会招待外国人了；不过识相的人都去讨英美烟公司的照应。

我就去讨了这份照应。两位和气的年轻人冒着沙尘暴到车站接我，把我领回他们的住处。那房子有几道又大又凉的石头阳台，不知本意如何，看上去活像一座炮台。可他们跟当地人处得再和睦不过。为什么不呢？在许多传教士眼里，英美烟公司是该受咒诅的，尽管公司里不少人论胆气和耐力，并不输给传教士本人。再说，男人女人抽口烟怎么就成了罪过？如今许多新派的教师偏要把它算成罪过，于是给本已压得很沉的肩膀又添一份担子。要依我，我倒要鼓励人抽烟，因为两个相隔如同南北两极的人，也许就只剩这么一样东西是共通的。

天知道他们共通的东西少得可怜。连畜生身上，那种「东是东，西是西」的味道都再明显不过。英美烟公司这里养着一只小巴儿狗当宠物。她端着架子跟詹姆斯·布坎南交了朋友，可就是不肯陪他出大门一步。她从前让人偷过一回，在中国人家里待了三个多月。后来有一天她主人看见了她，证明了所有权，把她领了回来。打那以后，任凭什么也哄不动她迈出前门。她的意思很明白：院子里活动活动也就够了；就算这么着会走样，她宁可胖一点，也不肯再去领教中国人家的「温柔」。我敢说她还跟布坎南嘱咐过：你脑门上生着那个吉利的人字纹，中国人都当你生得俊，很稀罕你，你可仔细着点儿，别落到外人手里。布坎南两个月大的时候是在北京街上买来的，我们动身那会儿想必快十个月了，可他把自己的出身忘得一干二净，见了中国人一概起疑心。他容得下辎重总管，那是因为我们用得着这个跟班。

「小狗，」王先生这么叫他，看他的眼神里带着疑虑——不过说实在的，远不及布坎南看他的那份疑虑。他是条安分和气的小狗，可我总觉得他不咬王先生，纯粹是因为瞧他不起。

那两个年轻人待我好得不能再好。他们给我备了点心，备了滚烫的热水洗掉一身沙尘暴的痕迹，还给了我好谈伴。我们坐着说话——自然是说白狼——这时候，一出人生的悲剧走到了我们跟前：一个女人，她连布坎南那点本能都没有。

石家庄难得见到外国女人；一个月来一个就够人念叨，一个礼拜来一个便算是人多了。所以当我们在大客厅里说着话，门一开，门口站着个外国女人，满屋的人都惊得站了起来。朗先生刚从铁路上头下来，站在她身旁；她身后是个中国人，怀里抱着个混血的婴儿。她年轻，个子高，模样还算俊。

「我给你们带来一位落难的太太，」朗先生有点匆忙地把事情说了个大概，「我在火车上遇见张太太。她盘算错了盘缠，剩下的钱不够到北京。」

那女人开口要解释；可要向陌生人解释自己身无分文、又拿不出什么凭证，实在是件尴尬事。我迟疑了。我但愿自己最后还是会帮她的，可我的善心和好意，无论如何不像我那位慷慨的年轻主人来得那样爽快、那样自然。他一刻也没迟疑。你会以为身无分文的女人带着孩子找上门来，是他天天要办的差事。

「哎呀，那还用说，」他用那口悦耳的美国腔说，「只要我帮得上忙。不过您今天走不了了，张太太；您当然得住在我们这儿——哦，是的，是的；您要是不肯，我们才真要难受呢；还有，您得让我借些钱给您。」

于是她就在我们中间安顿下来了——这个女人犯了东方最不可饶恕的罪，负了自己种族的罪，一桩无从赎回的罪。都这么多年了，说过写过那么多了，竟然还有英国女人，出身体面、有身份的女人，这样把一切体统和分寸都践踏了，真是叫人费解。这女人说个不停。她不喜欢中国人，她不肯跟他们来往；她丈夫呢，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他待她好；只是这乱世里活计难找，找到了钱更难要，所以他出门谋事去了，她便要上北京去散散心——说到这儿她转向那两个年轻人，讲起她指望在京城的外国人里头过一过的交际、舞会和热闹，她这么久以来困在中国腹地、在一群异族人当中，早就断了这些乐子。

我们听着。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英国国内的人，」她说，「其实不懂什么叫流落异乡。他们不懂那种想回家、想跟自己人说说话的念想；可到了北京，多少总有点像在英国了。」

我们另外五个人连眼色都不敢交换一下，因为我们心里明白，却又简直不能相信：她至今还没醒悟过来，她嫁了个中国人——哪怕是个在英国长大的中国人——就已经把自己彻底放逐了。中国人瞧不起她，不肯认她；在外国人里头，她是被逐出门墙的。这两位满心好意赶来搭救她的年轻人——「我总不能眼看一个外国女人落难在中国人堆里」——日后在街上遇见她，至多点个头就过去；能躲开就只当没看见；要是叫他们在意的人撞见他们跟她说话，他们准要不乐意。而他们的态度，不过是中国的外国人里多数人态度的写照罢了。她的小孩不能跟外国孩子上同一所学堂，正如也不能跟中国孩子上同一所学堂。她犯下了那一桩把她从自己的阶层里除名的错，此后一辈子，日日都要苦着还这笔账。屋里每一个人，一面怜惜她，一面都认定——而且认定得很坚决——外国人和中国人这两边的这份态度，是该维持下去的。

「东是东，西是西，两下里永不相遇。」可如今这里那里，你仍旧碰得见一个糊涂女人，就因为像是从没听过这句箴言，把自己一生毁了。她说了又说，讲她丈夫待她多好；我们这些听的人事后都说，她这是「辩得太多，反倒可疑」，她说服的是她自己，不是我们。还说他既然是个中国人，生下来是个女儿，他自然是失望的；他一个人走掉，便是结局的开头。我们庆幸她是「她母亲膝下唯一的女儿」，这样等那注定的一天到了，她还能回到母亲身边去。

真是可叹！那些足不出户的英国人，几时才肯明白：他们的女人一生里能做的最糟的一件事，就是嫁给一个东方人？不过每当我想起那个在偏远的中国村镇里、走错了路的女人，我也总会想起那两位在石家庄开英美烟公司的、豪爽的年轻先生，他们那份彬彬有礼的和善，是无可挑剔的。

第二天，布坎南和我，还有我的一行人，登上了那列考究的小山地火车，往太原府去。

这条铁路，在我这种一窍不通的人看来，简直是工程技术的奇观。一座座峥嵘的大山，又陡又多岩石，火车就在其间盘绕，贴着悬崖的侧面走，穿过黑洞洞的隧道，穿过高高耸在头顶的堑壕，转过那样的弯道，以至于一列长车的车头和守车正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真是了不起的一条铁路。我对它格外上心，还因为早在我来中国之前就听说过它。

中国一乱，外国人总是趁早逃为上策，因为那地方对人命的神圣还没琢磨透，外国人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先给杀了，过后才被人发现他原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用的。所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那个冬天闹革命的时候，尽管火车已全线停开，太原府和更远处的传教士还是沿着这条铁路逃了出来。我有位朋友是个画家，恰好住在山里一处教堂，也在这一伙里。那是山西的隆冬，大陆性气候的隆冬，一天里最暖的时辰寒暑表通常也在零下十五度以下。这一小队逃难的人，坐着由队里男人自己摇的手摇车，顺着这条线一路逃下来。夜里就歇在废弃的车站上——站上的人员早跑光了——乡下人穿着褪了色的蓝布棉袄过来看他们，伸出手指头指指点点，那架势跟我在伦敦街上见人指点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穿着古怪衣裳的阿拉伯人一模一样，嘴里说：这些人是去送死的。

「死！死！」四面八方都是这个声音。乡下人是太平人，他们自己是不会动手杀的；他们不过是把这些人当作一件有趣的展品看，因为他们是外国人，而且就要死了。至于这些看客究竟是不是说错了，那被看的人心里可没有他们希望的那么有底。何况在山地里，单线铁路上摇着手摇车走，绝不是好对付的事。他们走到一些架在栈桥上的路段，可以看见脚底下深深的石峡里一条河蜿蜒流过，问题是怎么过去。要在那副骨架似的桥上走过去，需要的胆量比他们多数人所有的都大。据说办法是：把每一辆手摇车狠命一推，人跟着一跃跳上去，随后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上天，指望平平安安落到对岸的实地上。隧道和急弯也一样吓人，因为他们对线路另一头的情形一无所知，说不定就会和一列迎面冲上来的火车撞个满怀。

他们最后到底闯了过来，可是吃了不少苦头；那一小队人有多少天没脱过衣裳，我实在不敢说。我们的火车每进一个隧道，我就想起他们；也想起给我讲这段故事的那个爽朗姑娘——她讲的不是不便和凶险，而是随凶险一道来的兴奋和快意。

「我活过了，」她说，「我活过了。」我的心一下子就偏向她了。正是这个「小店主的民族」身上的这股劲，如今在帮我们打败德国人。

我们经过的景致很美——搁在哪个国家都算美；而这是在中国，我原本指望在这里看见的不是美，是勤劳。勤劳的痕迹倒是触目皆是。这些人跟那伙把我逼得往北走的土匪是同胞兄弟，而他们准是世上最勤劳的人。在这些石头山里，哪怕只有一块巴掌大、小得像块手绢的地能种，也一定种上了。到处都看见人在地里做活：刨地，薅草，用一头干瘦的母牛、或是一头干瘦的母牛加一头驴子拉着那副原始的犁耕地；或是赶着一串串驴子骡子，驮着货物走陡窄的山道。还不止一回，我看见成串的骆驼，那种老天荒地里走出来的骆驼，把我带回到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年月去。它们只走谷地，显然是顺着河床走的。

穿过山间的避车道和隧道，我们终于来到那片奇特的黄土地。那疏松的土被切成巨大的台阶，把高高的山岭切得像一座座泥色的阶梯砌成的金字塔。此时正是四月，绿油油的庄稼已经冒了头；再过一个月，便是一坡一坡起伏的绿了。这里的人很穷，脸让日头和风吹得焦黑，衣裳单薄破烂，原先的蓝色褪尽，人和衣裳都成了和四围土地一样单调的泥土色。我在这一带见到的女人很少，后来才知道缘故：山西那穷苦不堪的庄稼汉把自家女人的脚裹得那样彻底，多数人挪步都成了办不到的事。

我们一路往上爬，穿过群山，进到黄土地里，最后上了高原——海拔约莫四千英尺——省城太原府就在这高原上。这一带还有别的城，一座座带城墙的小城；火车停在灰砖城墙外的车站上，最古老的和最摩登的碰在了一处，巴比伦遇上了克鲁。哦，听了那么多白狼的事，如今我算明白这些城墙有什么用了。躲在那灰墙后头总还有几分安稳，只要匪帮不大、那包铁的大城门顶得住；可万一敌人进了城，把城门一闩，把百姓困在自家的城墙里头，那城的下场就惨了。

不过这些人此刻是太平的，他们没想着什么土匪。白狼在五百英里之外。车站月台上挤满了要出门的人，行李打成包袱；隔开月台的栅栏外头趴着一大群人，扯着嗓子吆喝，挥着白布幡子，幡上用黑字写着各家客栈的字号，每个举幡的都扯着嗓子夸自家东家的店有多好。辫子眼下是不许留了，可这些衣衫褴褛的拉客的和许多庄稼人，脑门前头还剃得光光的——寻常中国人，尤其是穷苦人家，是舍不得丢掉祖宗传下的样式的。

每一个火车月台都是人间鼎沸，因为月台上人人都在扯着嗓子叫喊。干线上每个车站都由邋里邋遢、蓬头垢面的兵丁把守，扛着步枪；可在这条小小的山地铁路上，站岗的只有巡警，一样的邋遢，穿着落满灰的黑白衣裳，手里拿着看着挺结实的大棍。他们隔着一定的距离沿线站着，一个个面善。我心里琢磨：真出了事，他们到底顶不顶用？还是会拣那条最省力的路，索性投到打进来的那一伙里去？

我们一路穿过那片耕熟了的平原，那里连一寸地也不肯糟蹋。傍晚五点半，我们到了太原府——确切地说，是到了小南门外的车站。

太原府是一座大城，城墙周长八英里，开五座城门。这些城门和从车站通上来的那条看着很摩登的碎石马路摆在一处，对比古怪得很。我也说不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毕竟有史以前的年月里人家也是有铺石的路的。城墙外头齐齐整整，大概四十英尺高，灰砖砌的；进了城你才看得出这些城墙是怎么造的——里头是没修完的土坡，只在外面包了一层砖。我去的时候正是春天，土坡上到处冒着草，灌木正要抽叶。可那些土坡给了我一种古怪的感觉，像是站在戏台的后台。

到车站来接我的是英国浸礼会的几位女士。她们特意来迎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要拿好心的款待招呼我。我们一同穿过城门，走到城里的教堂去。路不长，又短又尘土飞扬，可挤得水泄不通。整条路上塞满了人力车和大车，排成长队等着过那道城门洞，门洞上头压着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多层谯楼，一副阴沉面孔；每有一辆车或人力车上来，跟车的人就被穿黑灰衣裳、满身是土的兵丁拦下盘问来意。

我在月台上的时候，抬头望过那古老的城墙，在湛蓝的天底下轮廓分明。来接我的女士们则拿眼角瞟着蔡师傅——他一副气派十足的样子站在我身后，怀里抱着詹姆斯·布坎南，头上一顶黑缎小帽，一条辫子垂在背后。

「城里正闹着一点小风波，」富兰克林小姐说，「他们在剪辫子。」

她们说给他听时，辎重总管宽厚地笑了笑，摘下帽子，把辫子在头上紧紧盘了一圈。

「我知道，」他说，那神气像个见过世面的人，「如今有些人是不留了。可我一向留着，我喜欢它。」他那副派头分明是说：倒要看看谁敢来指点他该怎么梳自己的头发。真打起来，他准也不含糊。

这倒没用上。他一路过去，没人拦他。他穿得素净，不惹眼，那魁梧的身量替他挡了事。旁边有的是身板单薄、好拾掇的人，何必找上他。我倒看见一个坐人力车的汉子打了一场漂亮的架。末了他还是让人从车上揪了下来，头上的小圆帽也给掀掉——这一掀才看明白，他那辫子是剪不成了，因为他秃得跟台球一个样！中国人是懂笑话的，哪怕一群暴民也懂。他们哄笑起来，又喊又叫；我们从那阴沉的门洞底下过去时，还听见笑声一重一重地回荡，脚下踩过一堆堆积了灰的粗黑头发——那是从死抱旧样式的倒霉人头上胡乱剪下来的。传教士们说，蔡师傅怕是太原府里唯一还留着辫子的人了，而且往西走这辫子会很有用，那边还没弄明白革命是怎么回事。她们疑心他保不住这条辫子，禁令实在太严；可他到底保住了——依我看，这是我那位「辎重总管」气势的功劳。

这几位女士住在紧挨城墙的一所中国房子里。这种围着院子建的中国式房子自有一种韵味：空气和日光总是足足的。不过多数屋子只朝院子开门，我承认赶上坏天气必定有不方便的时候；而当院子给冰雪盖住——山西的冬天向来如此——寒暑表接连几个礼拜远在零度以下，从卧房走到客厅非得裹严实了不可。可话说回来，中国不是个潮湿的国度，所以这样的安排永远不至于像在英国那样别扭；接连几个礼拜里，它都是极可人的安排。我是四月里住在那儿的，觉得惬意得很。布坎南和我住的那间屋子外头有一棵大树，刚刚透出第一层浅浅的绿意。那几位年轻女士待我的好意，我会一直记着。

我们从那里出门，看了看太原府。另一位好心的传教士替我雇了脚夫，把我横穿山西、陕西、甘肃到兰州府的行程都安排停当。

只是太原府这地方，住着不叫人舒服。

「这座城，」传教士们说，「是又进步又仇外的。」确实如此。你一脚踏进城墙里头，立刻就觉出这里的人态度不一样。我看，万一真出了乱子，把铁路一占，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外国传教士同一切援手切断，因为最近的援手隔着大山，至少也在半个月之外。

义和团那年他们吃过惨痛的苦头：四十个男人、女人和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孩子，在衙门里被活活屠杀。通往医院的那道门洞至今还立着——女教习库姆斯小姐当年就是在那里，为了护住她那些无助的学生，被人成心烧死的。在衙门里，他们施刑施得别出心裁：先把小孩子一个个剁碎，然后是女人；天主教会的修女被凶暴的兵丁凌辱；最后才把男人全数杀掉。街边城墙下立着两块寒碜的石碑，是政府被迫为这些惨遭杀害的外国人立的；可更深的一块碑，刻在人心里。过了几年，当年杀人的那棵树遭雷劈中，毁了半边；而就在那同一块地方，前不久的革命中，本省的道台被杀了。

「报应！」迷信的百姓说。「报应！」连有学问的人也这么说。

上一回革命时，白人同本地人一样，熬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们被围在医院里，外头是发狂的人群，他们等着这地方被点着。大街上最新的铺子正遭洗劫；满城——大城里头的一座带墙的小城——被毁了。虽然他们开了城门，叫满人逃命，人群还是把逃出来的男人一个个追上杀掉；不过比起西安府，他们到底仁慈些，放了妇孺一条生路。人的血性上来了，杀性罩住了他们，医院墙内的男男女女都在发抖。

「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女士对我说，「万一他们把这里点着，我们就冲出去，混进那等着杀我们的人群里。他们那模样太可怕了。我没法跟你形容那是什么模样，可那总比像耗子一样困在笼里烧死强。」

在我这双西方人的眼睛看来，中国人的人群，蓬头垢面、不洗不整，向来就是可怕的；他们真要动手杀人时会是什么模样，我想都不敢想。

她接着说：「你可知道，我其实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害怕。要想的事情太多了。」哦，仁慈的上帝！但愿人到了那样的时刻，总能有「太多的事情要想」。

暴民洗劫了城。他们毁了大学堂。他们灭了满人。可他们放过了外国人。至今城里还有英国浸礼会的一处教堂和天主教的一处，兴旺如故。不过我去的时候，这城还没有安定下来。人心不宁，传教士们心焦地盯着南边，盯着白狼的动静。在保定府我们也想着他，可在这里危险近了一点点，援手远了一点点。何况这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没那么恭顺，对外国人也没那么和气；要把这堆火绒点着，费不了多少事。

就我自己而言，我庆幸当初凭直觉雇了个身量高大的用人。在这里我可再不敢像在保定府那样一个人上街。在我心里，这是一道跳板的起点。从这儿起，我彻底把西方的文明抛在了身后，尝到了东方那份古老的文明——当我的祖先还是赤身的野人，在北欧的沼泽湿地里追猎鹿、熊和狼的时候，这文明早已运转得热火朝天了。我原以为住在北京时、独自住在山里庙中时、到保定府时，就已经踏进了这文明；可到了太原府，这感觉更深了。我和这陌生的东西之间，隔着的只有几处教堂。街上的人拿眼角瞟我；院墙外头飘进来一个古老民族做活的种种怪响：上了油的独轮车的尖叫，锣声，卖绣线的拨浪鼓的嗡嗡声，驴子骡子颈上铜铃的叮当，卖烧饼、卖肉丸子的小贩的吆喝——一座勤勉城市的一切声响。而我是个局外人，是个多少有点稀奇、可无论如何算不上一号人物的外人。老实说，我不喜欢算不上一号人物。说实在的，我把中国人关于举止得当的一切观念都冒犯了。一位有教养的中国先生到了生地方，是不东张西望的，对周遭一点好奇也不露；他回到自己屋里，饭菜给他端进来，他就安安静静待在歇处，直到该动身的时辰。这是说男人；搁在女人身上，自然要加倍。可我是来看中国的，我使出浑身解数，能看多少看多少。我一想到山西的居民心里是怎么看我的，就要发抖！说不定正因为我把他们所有的体统规矩都冒犯尽了，我才算走运——他们只当我算不上一号人物罢了。

在太原府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极为挂心一件事：一个外国女人出了城墙还有几分安稳？我的这趟冒险明智不明智，众说不一；不过总的说来，我问过的人都认为我不会有事。他们其实还有点羡慕我能这样四处漫游。只有一点他们十分肯定：可惜爱德华兹医生不在，那位资深的传教士医生，论对中国和在中国旅行的了解，他一个人抵得上他们所有人加起来。可他自己出门去了，正在去西安府的路上——就是我已经死了心的那座城。他不打算走潼关那条路进去，而是从北面进；他们估摸他不会遇上什么难处。

后来我发现带的钱不够，传教士们又借给我一些。他们替我雇了脚夫，备下四头骡子和一头驴，要把我送过山西省城到甘肃省城之间那一千英里路。两个人押队，到那儿的一应花销——他们自己管自己和牲口的吃食，我只管我自己用人的吃住——总共正好十八镑。我一直觉得这价钱便宜得荒唐。在中国钱一定很经花，不然两个人赶着四头骡子一头驴，驮着货走一千英里，再空着回来，一路上还要养活自己，怎么可能只花这么点钱。

于是我头一天先把用人打发走，随后布坎南和我便向传教士们告了别，沿着铁路往回走了第一天的路程，到榆次——从那儿起，通往黄河的大路就开始了。我下了火车，让蔡师傅和王先生领着走进他们过夜的那家客栈院子时，我觉得自己是真真切切把西方丢在身后了；如今唯一的伴、唯一的朋友，就是詹姆斯·布坎南。好在他一个顶得上一群。

第三章动乱的头一个兆头

我要骑的是一头驮骡。骑驮骡这件事，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赶路的一种难受法子。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不舒服的走法。它还不如坐在桌子上两腿悬空来得舒服，因为桌子是不动的，骡子却在走，而你的两条腿是分在它脖子两边悬着的。既没有缰绳，也没有马镫，骡子爱怎么走就怎么走；用不了多久你的背就开始发酸，几个钟头以后，那酸痛简直没法忍。为了解这个难，那位传教士把一把椅子的腿锯掉了，说是把椅子安在驮子上，我坐进去大约会舒服些。舒服不舒服我不知道，因为骡子不答应。

那天早上出太阳，头顶一片湛蓝的天，一切都像有好兆头——除了我那头骡子，它用极不客气的言辞表明了它对那把椅子的厌恶。蔡师傅刚把我举上去，它就竖起后腿，拿后腿当轴，直立起来，两只前蹄在空中乱刨。客栈院子里人人尖叫喊嚷，我希望我自己没有。后来蔡师傅——我也不知他怎么办到的——把我从那尴尬的位置上救了下来；我发觉脚重新踩上了实地，心里好一阵感激。它是一头地道的中国骡子，凡是新花样一概反对。椅子一撤，它就老老实实站着了。

我要横穿亚洲，可才刚起步就撞上了这样一场灾难！最后我还是被搁到了驮子上，椅子没有了；布坎南递上来偎在我身边，队伍便动身了。我的心往下一沉。这一点我如今不怕承认。我至少还有一千英里路要走，而动身不到半个钟头，我就彻底弄明白了一件事：在一切赶路的法子里，驮骡是最可恶的。它那份难受，我实在没有词儿形容。

那一天，山西的景致我几乎没看见什么。我一门心思抓住我的驮子，琢磨自己怎么才熬得下去。我们走的是中国那种一如既往、叫人绝望的车辙道。我从前把北京的骡车避开了，只当那是苦中之最；如今我开始琢磨，无论怎么说，车的苦好歹是被动的苦，驮骡背上的苦却是彻头彻尾主动的。布坎南是条乖小狗，可那一天里他也好几次表示他不舒服，而且觉得我在干一件蠢事。他的意思，我大体赞同。

那一天没完没了。我们横穿一片平原，两边是刚透出绿色的粗糙田地，穿过带墙的村子，穿过小镇；我什么都顾不上，只顾抓紧，只顾盼着这一天早点完。终于，暮色落下来时，脚夫指给我看：一座大城长长的城墙，在晚霞的天色里轮廓分明——太谷。总算到了！总算到了！

我要在一所大教会学堂里过夜，那是沃尔夫夫妇办的。我只盼着一张床的舒坦，什么样的床都行，只要它是平的、暖的、不动的。我们走啊走，进了城关，又像是绕来绕去，在没完没了的黑暗窄街里穿行，满地是车辙和坑洼，两边黑黢黢地压着房子的轮廓，偶尔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或中国纸灯笼的光透过纸窗漏出来。

我们一次又一次停下，跟黑暗里那些裹得看不出形状的人影搭话，然后又往前走。如今我想，多半是蔡师傅和王先生都听不懂多少本地话，没法让脚夫或被问的人明白我们要去哪儿。可最后——大概是运气好，不是本事好——有人看出我是外国人，把我们送到了他们知道的那几个外国人那里：在漂亮的「花园」里办着一所一百二十五个男孩的学堂的那几位。那地方确实漂亮，是一所旧式的中国宅子，有小院子、有池塘、有台阶、有花有树——还有我惦记了那么久的那张舒服的床。我们在黑暗中进院子、蔡师傅把我抱下来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只剩那张床了。

可第二天我居然又上路了——如今想想都不知道当时哪来的胆子。我们沿着太谷的城墙走，绕过两面，随后——每逢我累到极处总要这样——我的气紧犯得厉害。那驮子我知道是待不住了，只好让辎重总管把我抱下来。我坐在土坡上，给方圆一带所有的小男孩提供了观瞻；他们即便知道我难受成什么样，大概也不会在意。就在那儿当场，我打定了主意：骑驮骡这事纯属办不到，非得另想法子不可。于是我费了老大的劲，折回教会学堂，问沃尔夫先生有什么主意。

传教士们又一次对我好得没话说。他们体谅我的难处，把我收留下来当客人，一个钱也不肯收；而且更进一步的好意是，他们准我付我用人的伙食钱。他们极力主张我该雇一乘轿子。我便决定雇一乘。

依我看，这该是人类最早的一种代步工具了。它由两根长杠子组成，两杠的间距约莫和寻常大车的辕一样宽；中间吊一张粗网眼的绳网，网上罩一个席篷——就是我们这里见惯的、包茶叶箱用的那种东西。零碎行李统统扔进网里：衣裳袋子、水壶，凡是不便驮在骡背上的都往里塞；铺盖搁在最上头，毯子、坐垫按将来坐在里头的人的心意摆好；然后你钻进去，附近能使唤的人一律被叫来，把这一整套家什抬上两头骡子的背——骡子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后一头骡子的脑袋在两杠之间，杠子的末梢搁在它的驮鞍上；前一头骡子的后半身也在两杠之间，正像寻常的轻便马车那样。自然是没有缰绳的。起初我觉得自己完全听凭骡子摆布，不过我得说，主持我这摊事的那头大白骡子像是很懂行。可话说回来，眼看着自己好像全无人照管地顺着又陡又多石头的山路往下走，或是一头扎进一条湍急的河里去，那滋味最客气也只能说是不舒服。不过总的说来，轿子是一种很舒服的赶路法子；在驮骡之后，它简直是天堂。我从此一点也不怀疑自己能舒舒服服走完前头那一千英里——如今大约已经少了三十来里。只要到得了兰州府，再往下怎么走，届时有的是工夫想。

也就在这件事上，脚夫们把我拿捏住了。我讲定要一乘轿子的时候，自然是另外加了钱的，而且说好要再添一头骡子来驮一部分货。他们把钱收了，也答应了。可我不妨说：那另一头骡子从来就没出现过。离开太谷时，他们说再雇不到骡子，我信了；等这个借口磨得实在薄了，我却已经有太多别的事要操心，也就忍下了——尽管我们这一路上连一头驴也没添。

我随身带的钱是一块块的银子，元宝——他们管它叫「鞋」——这实在是很不称手的带钱法子。又沉，而且你有钱这件事根本藏不住。一路上我们只把很小的一块一块兑开来应付日用，能少兑就少兑，因为兑成的制钱是个难以忍受的累赘。有一回在汾州府，我给了蔡师傅一小块银子去兑，说我想看看兑出来是什么样。我估摸那块银子值五先令上下；可不多时，我的辎重总管和一个脚夫踉踉跄跄地进来，在我面前摆下一串又一串的制钱！我这辈子没觉得自己这么富过。打那以后我再不问兑的钱了。我只笼统地照看着开销，我估摸唯一的漏处，也就是天下用人向东家抽的那点公认的成数。在他们大可以骗我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用人待我的福祉总是有一份值得称道的用心。

不过王先生偶尔还是叫我吃一惊。在保定府时我觉得学会用中国话数数很有用，这样在食摊上人家要我多少钱，我大致心里有数。有一回我看见几块撒了芝麻的小饼，想吃，便叫王先生给我买一个。我听见他问价，那人说三个钱，可我的通译回过头来跟我说是四个！我吃惊得没吭声。这也许就是那份约定俗成的成数，二成半在哪儿都算不薄；可当时我只觉得稀奇：一个自认属于上等阶层的人，竟犯得上从我这儿昧掉一个钱——那一个钱值多少呢——算了，我认输。我不知道它值多少。我在山西时，一镑折十块五毛三分钱，一块钱约合一千三百个制钱；那一回我究竟被昧掉了多少，还是留给比我强的算学家去算吧。

还有一位对这乘轿子很满意，那就是詹姆斯·布坎南。可怜的小家伙，我们离开「花园」前不久，他让一条狗咬得很重，重到走不了路，我只好把他放在垫子上抱着，跟我一同坐在轿里。我从前不知道人能这样疼一条狗——我怕得要命，唯恐他死了，剩我一个人在这世上。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不肯吃东西，仿佛一动就疼；而我每碰上一个传教士——自然，也只有他们我能说上话——他们总说他的脊梁断了。

我记得在祁县，人家待我极其殷勤，传教士的太太也极体谅；他病得那样重，我守了他一整夜，只当他准是活不成了。可到了早上他还活着。我们把他抬进轿子时他呻吟，我下轿时他可怜巴巴地哀叫——而我是不得不下去好几回照相的。

「别丢下我，别把我丢给中国人，」他说；等我回来，他就高兴得直嗥来迎我。等他好了一点，能把那颗漂亮的黑白小脑袋从席篷边上探出来，盯着我做事——那对我们俩都是个大日子。说实在的，他是个再理想不过的病人，那么乖，那么能忍，人家给他一点照应他都那样承情。打那以后他一天天见好，等我到汾州府时，差不多又是从前那个欢天喜地的小家伙了。

太谷是一座两千多年的城，正在死去；中国的死城我从前也见过。人越来越少，街上长起了草，城墙上的砖一块块脱落，房子塌了下去，到后来，昔日商贾贩夫熙熙攘攘之处，只剩下几个牧羊人或庄稼汉住着。

从太谷起，我一路穿过富庶的山西平原。正是春天，金灿灿的日头底下，麦苗刚出土，把大地染成一片鲜绿；天是无云的蓝，一切都浸在华北那金子般的阳光里。空气清冽提神，像香槟一样。「处处景物皆可悦，」赞美诗里说，「独有人心最卑污。」他并不卑污；说真的，我看他照自己那一路来说是个很好的人——只不过他那一路我从来没进去过、大约也永远进不去。可他无疑是不洁的、无知的，是个农奴，穷得那种穷法，我们西方人几乎想象不出来。而且我离太原府越远，越觉得他和气。这地方不像英国：直到最近四年为止，我们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记忆里只有太平。哪怕现在，我写这几行的此刻，世界大战正打着，留在国内的英国人所遭遇的最坏的事也不过是一次空袭。而山西却是一回又一回地遭过劫。饶是如此，地还是种着的，而且种得很好；到处是苦干的人，从天亮干到天黑，而且在一个外人看来，是为着整个乡里在干——因为田与田之间既没有树篱也没有栅栏，偶尔有一株白杨或榆树，坟头倒是到处都是，可没有什么标记能说明王家的地到哪儿为止、刘家的地从哪儿开始。那条被称作「南大路」的曲里拐弯的沙土车辙石头道，就在这片熟地里漫无目的地蜿蜒，除了中国大车，任何带轮子的东西都走不了，而且中国大车也常常走不了。路边没有住家，除了那几株树，没有什么打破这单调；只是这儿那儿有一座村子躲在高墙后头，墙有时是土的，一般是砖的，而且是结实厚重的砖。倘若像常有的那样，孤零零立着一所农庄，那它也在高砖墙后头，修得像中世纪的男爵城堡，有瞭望楼；墙内的地方不单住得下主人家上上下下三代四代，连他所有的雇工和依附的人也住得下。整座宅子显然是按着守御的心思盖的，而且看样子是打算传几百年的。因为山西值得来抢。这里有油，有多得很的麦子。也有钱，其中许多是从蒙古和满洲来的。票号商人（山西人被称作「中国的犹太人」）走出去，一直贩到俄国境内很深的地方，而家还安在种地的山西；可以断定，这些地方——连俄国在内——一有乱子，山西的兴旺就受影响。我不知道俄国的革命在那儿有没有感觉到。多半是有的。

山西还富在别的东西上，只是中国人还不懂得它们的好处。她有铁，有铜，还有几乎没动过的煤，因为民间的风气是反对开矿的。人说地球上没有哪一处藏着这样的煤。引一个德国人的话我是有点犹豫的，不过他们告诉我，李希霍芬男爵说过：照眼下的消耗，这个省的煤够供全世界烧两千年。这位男爵的说法值不值钱我一点数也没有；可若是值钱的，那么德国——她那双眼睛永远盯着实惠——被逐出中国会痛心至深，也就不奇怪了。

有那么多的煤，旁边又有铁，山西开发起来该值多少！

祁县是座小城，城周五里。大致三里合一英里，不过这也有点说不准。譬如说，太谷到祁县是五十里，这五十里是十六英里；祁县到平遥也是五十里，可这只有十四英里。中国人解释这不对头的地方时说：那地是荒年里量的，那时候地不值钱！真是个十足中国式的解释。

祁县城里非常非常拥挤，有成百上千的小院子和平屋顶。给传教士的房子照相时，我没能把屋顶收进去，因为那院子——在城里的院子里算相当大的了——还是不够大。我已经尽我所能退到最远处了。福尔斯夫妇属于中国内地会，他们住的房子有三百多年了。和山西许多房子一样，它有两层；而且奇怪的是，楼上的地面是砖铺的，这我在别处从没见过。

住在这样挤的一堆人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滋味，可有时候它自有它的好处。革命那阵子，凡熬过义和团年月的传教士都为前途发愁不安，福尔斯夫妇却决定守在自己的站上不走；隔壁一位有钱的本地郎中——是个不信教的，可也是个朋友——赞成这个决定。

「干吗要走？」他说。「你们的院子和我的挨着。真出了事，我们搭一架梯子，你们过来就是。」

而那时候，乱子已经有了苗头。我们坐着吃晚饭的时候，中国的邮差进来了，穿着他那身脏兮兮的蓝白破制服，一顶大军帽推在后脑勺上；他给福尔斯夫妇带来一封信，是爱德华兹医生写的——就是太原府所有外国人都说我该见一见的那位传教士医生。

我还在北京那几份外文日报能够到的地方时，报上提到白狼，那口气就像提到伦敦的一个窃贼，把他夹在最近的赛马日程和最新的电影节目中间；可这位资深的传教士从离西安府只有一日路程的一座小城里写来的信，口气就大不一样了，而我们在另一座小城里读得屏住了气。

他说：白狼已经把西安府围了；那里是去不成了，他正在往回走。

夜已经黑了，桌子当中那盏灯照着信，也照着俯在信上的那对中年传教士夫妇的脸。这对他们可能意味着很多。对他们在西安府的朋友无疑意味着很多。对我——一个一个钟头以前才闯进他们生活里的外人——也意味着很多。因为我开始担心：这个土匪到底还是会连累到我，我往北绕，只怕并没有绕到他侧翼之外。照爱德华兹医生说，他已经拿下了西安府西北一百里——约莫一天路程——的一座小城；而白狼拿下一座城，意思就是杀人和劫掠。就在那间老式的中国屋子里，这两位懂中国的人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一个女人独自在乱地方走动，可能落到什么下场。

他们说，地方一乱，传教士从不离开自己的站，待在家里、有朋友在四周，反倒更安全。地方一旦遭了匪帮的劫——记着，这在中国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乡的坏人便都冒出头来，和原先那伙毫不相干的匪帮也纷纷冒出来，各城对一切生人关门闭户，护照不过是一张废纸。私下里说，我觉得护照在中国向来就是废纸。我自己那张护照和我同脚夫立的字据，我几乎分不出哪张是哪张；我心里还隐隐不安：只怕有几回该递护照的时候，递上去的是那张字据。

眼下谁也说不准白狼是不是打算拿兰州府，可看样子那正是他的目标。他若是把城拿下了，我到那儿也没多大用处，因为票号必定没法给我兑钱；就算他只在四乡劫掠，地方也乱得我的脚夫准要惊慌。他们若是撇下我——而只要他们觉得骡子有被抢的可能，就一定会撇下我——我就完了。那不单是这趟远行的完结，也是我这条命的完结。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个既没钱又没朋友的女人，在中国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人家凭什么帮她？他们自己不被淹死就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何况甘肃向来不安分，只要一根火柴，就能把火点着。福尔斯先生和太太——愿上天报答他们的好意和关切！——认为我要去冒这个险，简直是疯了。

于是我就在那间本是为一位富商巨贾设计、后来落到这两位一心要把西方的宗教带给中国的人手里的客厅里坐着，议论这个新添的障碍。都走了这么远，花了这么多钱，难道能在危险还没直接逼上来的时候掉头回去？我觉得我做不到。可主人家又向我指出：真等危险直接逼到跟前，我就走不脱了。白狼若是拿下了兰州府，甚至就算他没拿下，他也很可能觉得值得掉头往东，来劫掠富庶的山西。像祁县这样一座小城，也有很值得抢的东西。革命那阵子，城里一个票号老板被绑了勒赎，照当地人的说法，付了三十个一万两（一两约合三先令，看银价而定）；他们还说，这对他不过是小事一桩——「叮一口跳蚤」，我记得原话是这么说的。我完全信得过：想想寻常中国人身上受着的那些更厉害的寄生虫，「叮一口跳蚤」在这里的分量，可比在英国轻得多。

不过我还不想就此罢手，于是决定继续走到汾州府去——那里有一处美国人的大教会——看看他们对这事怎么说。到时候我若非逃不可，传教士们多半也要逃，好歹有个伴。

而就在第二天，我碰上了一件我认作是警告的事。

那是极好的一天，无云的蓝天，灿烂的阳光；我路过太多值得照相的有趣东西了。有几座奇特的坟，有一座古雅的村门——他们管它叫「永安门」——可我还是乐得钻回轿子里，盼着能在里头多待一会儿，因为要从轿子里出来，除非你身手真的很利落，否则是有点麻烦的。跨过杠子跳到地上，那可是不小的一跳；另一条路是从骡子的后胯后头跳下去，再从杠子底下钻出来，可我对我那头骡子从来没那么大的信心，所以我一般是叫蔡师傅把我抱下来。我动身的时候满心惶惶，可给这些安宁的景致照几张相，把我那乱糟糟的神经抚平了。我说服自己：我那些害怕是夜色生出来的，是我置身人群之中、却想着要独自上路、把一张张和善的面孔丢在身后时，有时会袭上心头的那种对孤单的畏惧。

然后我就撞上了它——动乱的头一个兆头。

蜿蜒的路略略上了个坡，我看见正前方一大群人，显然很骚动。我叫王先生去问是怎么回事。

「请再说一遍，」他照例说，然后骑上前去，回来说：「我不知道那个词。」

「什么词？」

「一大群人加一个死人，那叫什么？」

「啊！」我毫无根据地一下就下了结论，「那是出殡。」

「出殡！」他得意地说，「我学了一个新词。」

王先生总在学新词，而且学一个乐一个；可我雇他时是当成品雇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委屈、觉得自己出薪水是为了买一份教他英文的乐趣，也不算太无理。不过这一回他的得意没维持多久。

「您要看看出殡吗？」他说。

我表示要看。我那魁梧的辎重总管把我抱下来，挤着的人群让出一条道让我过去，一半的人把注意力转到了我身上——因为大城里虽有传教士，一个外国人对这些乡下人还是件稀罕物。王先生在前头开路，我们走到了跟前：一个人，脑袋被砍掉了！幸而他身上压着不少席子和木板，可那双可怜的死脚、脚上那双磨破的中国鞋朝天翘着，是绝错不了的。

想想我们都是要死的，一个寻常人竟这样难得见一回死，实在稀奇。它来的时候总是叫人一惊。至少从前是这样。我想这场战争已经让我们当中一些人看惯了，于是对凡人和他在世上最后一位朋友会面的结果，看得比较像是本该如此的平常事——它本来也该这样看的。这自然是战争的后果之一。

我姐姐的儿子在加里波利负伤，住了半年医院，后来住到我这儿。有一天他散完步回来，说没看见什么；当晚吃饭时却顺口提起，他看见两个死人被从一幢大楼里抬出来，放进一辆汽车。

我吃惊地说：

「那不可能是死人！」

「当然是死人。你当我见了死人认不出来？我见得多了。」

见得多到这个地步：一个安静的乡下小镇街上躺着两个，都不值得一提。

可我连想死人都还不习惯，便冲着王先生发起火来：

「那不是出殡。那是一具尸首。」于是他又一次为学了个新词而欢喜，叫我更添了一层恼。

「谁杀的他？」我问。

「他们想是仇家干的，」他一本正经地说，这话其实多余——我对中国的事再无知，也难想象连他们都会把这算作友善之举。尸首是前一天发现的，乡里人为这事很不安。平遥来了一位官——照我们的说法大概叫验尸官——要出来查办；因为日头已经晒得厉害，人们搭了一小片席棚，摆上桌椅，好让他坐着问案。

传教士们警告过我的，就是这个。他们说，乱子总是从发现来历不明的尸首开始的；而这具尸首就在南大路上。也许不过是一桩寻常的凶杀案，正如你偶尔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也可能碰见的那种；也许是因为大批兵正涌进这一带——有人说是去守黄河渡口的。可对我来说，它是一记有力的提醒：福尔斯夫妇的警告不是随口说的。一路到平遥，我都在琢磨这件事。

一整天，兵一队队从祁县过；一整夜，兵一队队从平遥城关过。不从城里过——只要城里人做得了主，他们是不会让兵进城的；而既然这显然是急行军、队伍是夜里走，他们就做得了主，因为每座城门一到日落就关。中国内地会在东关一家旧骆驼店里设了个站，传教士的年轻妻子独自带着五个小孩住在那里，全是奶娃娃，我就在那儿找到了她。我想她见了我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有个人可以商量商量。晚饭桌上我们两个女人说了又说。她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年轻女人——连那身难看的中国衣裳，连那照中国样式一丝不乱地往后拢的头发，都遮不住她那份叫人心疼的美。而且她还是我的同乡，跟我生在、长在同一个州，维多利亚；她的家乡是阿勒拉特，在山丘间一片青翠新鲜的地方。她讲起澳大利亚来那个劲头！那是多美的一块土地啊！还有那里的人！那些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人！那些走起路来从从容容、不怕任何男人的女人！要真正体会一个民主的国家，你得在暮气沉沉的中国住一住。

可她也害怕，这个女人，为自己也为五个小小的孩子害怕。真要走，那可不是件容易事。我把我看见的那个死人告诉了她——我怎么能不告诉她呢？——她打了个哆嗦。

「多半是那些兵干的，」她说。「我怕中国兵。」成堆的中国兵我也怕，虽说单拿出一个来，他们像是些人畜无害的小个子。

「五月里柳绿杏黄时，」那一年——一九一四那个不祥的年份——南京掘出的一块石头上有这么一句有韵的刻文，「汉地将有大祸。」依我看，汉地总是有大祸的；可倘若这话说的是外面那个大世界，那这块石头说的当真是实话——只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

傍晚，我那位澳大利亚同乡的丈夫从乡下布道回来了——他出去了一两天；城那边还来了两位传教士，是来看看这位生客的。这几位不列颠血统的男男女女坐在那儿，穿着周围人那身古怪的衣裳——依我看这是个傻风气，因为一个欧洲人穿一身纯正的中国装，就跟一个中国人套上硬领、扣上圆顶礼帽一样难看、一样不搭调。整晚上我们议论那些兵和我看见的那个死人，对这是什么兆头，各人说法不一。

其中一位在这地方待了多年、是个纯粹的传教士——除了手上那摊工作，什么也不上心，而这大概正是把事情做成的法子——他说，不错，一具尸首，尤其是大路旁边的一具尸首，常常是动乱的征兆；可同样常见的是，它跟别处的一具尸首没什么两样。他若是见一具尸首就掉头回去——

好吧，那我也不掉头回去。至少眼下不。

我向来是写文章反对传教士的，可我从没这样替传教士难过过，像替这位从不想着替自己难过的年轻同乡难过。那是一座又大又难看的教会院子，屋子一间通着一间，素净得没有一点装饰；小孩子们把在满是尘土的院子石缝里挣扎着长出来的花浇上水，就算是天大的乐事——连那把浇水壶都是中国人的巧思，用一只旧煤油桶做的。我总觉得那些小孩子若是长在他们母亲的国家、或是父亲的国家（他是加拿大人），在世上那些自由的民族当中，机会要好得多。可我何德何能，敢来评断？依我看，世上没有谁像中国的穷人那样需要帮助，他们的一生就是跟疾病和贫穷没完没了的一仗；也许这些清贫的传教士帮上了一点，很小的一点。可教会越穷，他们够得着的人也越穷，而我在这里看见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起了身，我同男女主人和他们的五个孩子一道吃早饭。孩子们的谢饭歌至今在我耳朵里响，我想它会一直响下去——那些童音唱得那样热忱，那样笃信：

「日日，日日，我们颂赞你，我们颂赞你，

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赞美你的名，

永永远远！」

在中国腹地，这几个在我看来几乎没什么可感恩的小孩子，全心全意地谢他们的上帝；而当他们的长辈同样带着朴素的热忱跪下来，求他们的上帝引领和帮助这个过路人、给她指一条道路时——虽说这完全不合我所接受的那套体面规矩，我除了单单心存感激，还能怎样呢。

平遥是座大城，坐落在一片产麦的地方；据说它是照乌龟的形状建的，至少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自己看得出来的是：它的城墙不是通常那种四四方方、正对四方的样子，而像是不规则的，上头有许多小楼。据说这些楼是为纪念孔夫子的教习而建的——这是我听到的唯一一处说他有七十二位教习的说法；另外还有三千多个小突起，像岗亭似的，是纪念他的门徒的——这我也只是照人家的话重说一遍；我没数过，就算数了也一定数错。我不知道平遥为什么要这样把自己献给这位大圣人的纪念。它总得有点什么来给自己长脸，因为它留在我记忆里的样子，是一座光秃、难看、拥挤的城，尘土、污秽和暑热都格外多些，没有一点绿色来打破那份单调。

我于是又动身了；虽有这一切，我的脸仍旧朝着西。

第四章山脚下的城

我在山西一路走下来，见识了两套传教的路数：要办的事是一样的，做法却南辕北辙。当然，我是个外人，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说三道四；不过老话说得好，看棋的比下棋的看得清。中国的差会多得很，我常想，中国人若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只怕早给这些洋人弄糊涂了——从罗马公教到第七日安息会，各宗各派都来递给他一份救赎。就我个人而言，英国浸礼会、内地会、美国长老会和公理会，都待我极好。他们当中，我——我坦白说，我并不赞成办传教，我以为该先喂饱自家的孩子——也看见许多值得敬佩的东西，许多个人的勇气和牺牲；但若论那一整套办法，我觉得美国的差会最见效力，也最有指望办成他们要办的事。

首先，中国人根本不觉得自己需要皈依。他不像寻常的黑人，对白人既不羡慕也不佩服，而且总以为自家那一套好得多。可中国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极佩服办事有效力，又极信重教育；一个差会带着医生、护士、医院，带着教员和学校齐齐整整地来了，他一旦克服了对新东西的那份怕，便先用起医生和医院来——中国最缺的正是医药——接着再用学校。皈依是最后的事。人家告诉我，真心信教的也有不少。我只留意到：那些又大又阔的美国差会，收信徒是十个二十个地往里搂；而那些信心差会既给不了医药，也给不了学费，信徒便一个一个零零星星地滴进去。信心差会的人干得并不轻松。我见过一个女传教士刚从乡下巡行一个礼拜回来，她说这一礼拜都和那家的女人们同睡在炕上；她一回来便极仔细地把衣裳一件件剥下来，用篦子篦她那一头长发，因为她走动的那一等人家的女人，身上都有那种我们不便提起的小虫。中国有句俗话，说「皇后娘娘身上也有三个」，所以并不算丢脸。她自己全不把这点牺牲当回事，她本就是为这个来的，换了谁都一样肯干；可既然给出去的这么多，我总愿意看见大的收成，像美国差会那样。他们有钱，而中国人——除了少数几个扎眼的例外——是极讲实际的。要他为了来世的好处改换信仰，未免求得太多了。他若真要改，便觉得不如换一个肯在今生给他点回报的神，抵一抵被同族人撇开的苦。至少，这些结果在我看来是这么回事。你看汾州府，美国人在那里办得红火，在城里很有分量；再看更西边的永宁州，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信心差会在那里立了二十多年，乡下或许还有几个信众，可城里——那是一座商人的城——据我所知，一个也没劝过来。

内地会当然不打算做富户。无论收到多少捐款，每个传教士一年不过五十镑；钱多了，就多派几个传教士出去；钱少了，那倒霉的传教士便只能在这五十镑里按款项所及领上一部分。立教的那一位本是贫寒卑微的，所以传教士也得踩着他的脚印走。这道理我懂，男男女女为信仰交出一生，那牺牲里自有一种高贵；可我不但更喜欢美国那一套的成效，而且极不愿意看见一个欧洲人在东方的国度里过穷日子。传教士若非去中国不可，我愿他们是为中国人的好处去，为他们自家那个民族的体面和光荣去，而不是为了修自己的灵魂。

我进了汾州府，径直去了美国传教士的大院——三男三女，都出自俄亥俄的欧柏林学院。他们有医院，有学校，有幼稚园，整座院子是一处兴旺的作业中心。他们传他们的道，那本是他们出来的本分；可他们也教西方那些五花八门的学问。卫生和保健在他们的功课表上占着很大的分量；天知道，就算全不论来世，单看今生，那些在苦境里熬日子的男男女女有了他们，也算是有福。汾州府这六位传教士，正用一种美国式的、务实周到的常识，尽力去改善那些境况；这一点叫我佩服。

汾州府不像太原府，它对外国人是友善的，一向友善。就是义和团闹得最凶的时候，本地人也不忍心杀自己的传教士；后来上头下了令必得杀，他们不肯在城墙里头动手，把人送出城去，在离城七英里开外的地方杀了——好一个中国式的洗脱血债的法子。

这城给我的感觉出奇地安宁——一路上听够了骚乱、劫掠、凶杀那些没完没了的话头，到这里竟像换了天地。天气转暖了，我们都在华生医生家的廊子上吃晚饭，灯把桌子照出一团柔光，城里的声响隔着距离传来，也软了；瓦特·派先生对我打包票，说他刚从乡下回来，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一点也没有。照他所见，中国人的毛病是不少——至少在传教士眼里算得上罪过的行为差失不少——可据他所知，我一路平安走到俄国边境是不成问题的。他到这地方没多久，我猜连爱德华兹医生待的时候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可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又存起指望来。

这城很老。公元前二二〇五年它就已经是座城了，而且和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一座都不一样。它是座方方正正的小城，周围约莫九里，四面各带一个关厢，关厢也都有墙。城与关之间是几条沟壑似的路，通向城门。东关差不多有主城的两倍大，围着一道高高的砖墙；其余几关的墙就只是大堆的夯土，顶上长着草。我进城那天，看见这土墙顶上有一群羊在吃草，竟一点也不觉得奇怪——那地方给羊待着再合适不过，乍一看，谁也看不出那是一道城墙的顶。

满洲人赶走明朝的时候，那一败之家的皇族逃到这座西边的城里，把早已失修的城墙重修了一遍，而且修得堪比巴比伦。砖是在七英里外的山里烧的，由一长列人一手传一手地递过来，直递到地头，再一层层砌上去，给那道四十六英尺高、护着全城的大土墙包上砖面。按中国人的想法，一座城要防的不单是人间的敌人。西边和北边的山压着它，各样的邪气都从北边来，百姓极怕这些东西作祟。说不定这城永远派不来一个好官；就算派来了，也可能死在任上——所以凡能防的，他们都防了。他们把神安在城门上的谯楼里，那些神至今还坐在那儿，是木雕的：一尊胖大的神——一座城要发旺，它的神难道不该先发旺么？——四围拱着几位小些的。有几尊已经倒了，鸟雀在上头做窝，尘土和蛛网积了一层又一层，可至今也没人去清理。底下一间屋里，堆着一堆生了锈的老式炮，像废木料似的丢在那儿；再往下，全城的车马人流便从城门洞里进进出出。那门洞里立着两块竖石，凡带轮子的车都得从两石之间过去；两石之间的距离，就是这窄街所容的车轴的长度。轴再长一点的车，进不来。山西的路坏到什么地步，是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尽的；乡下人为了少翻几回车，把车轴做得极宽；城里人知道这一层，便在城门上给你标明：能进我这街的车，宽窄以此为准。别的，一概不许进。

除了城门上那几位神，汾州府因为位置特别，正压在山脚底下，还得另有把守，所以北边谯楼旁的城墙上立着两只高大的铜凤凰。我很高兴能和凤凰结识一回——书上读过，真的却从没见着。在汾州府，一只凤凰有三四十英尺高，样子活像一只滑稽画里的鸡，脖子又长又弯，头上顶一副公鸡冠。一个邪祟若见了这个还笑不出来，那真是不近人情。不过形体虽粗，那铜座上和鸟身上却极精细地做着一段长长的故事：龙、狐狸、兔子，还有许多我看不懂的古怪符号都在里头。可这些究竟怎么护城，除了讨神的喜欢、逗邪祟一乐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来。倒是城里的父老把最要紧的一桩事忘了：城墙一修成，泥瓦匠似乎就再没请过，眼看着它一点点烂下去。到处都有砖掉出来；我去的时候正当春天，空中的飞鸟便在这些窟窿里安了家。乌鸦、鹰、喜鹊、啸叫的鸢，一只只从洞里钻进钻出，嘴里衔着草茎树枝去做窝。其实它们在哪儿大约都安全，中国人爱鸟；可在这儿是加倍地安全，因为除非费尽力气再借一条长绳，谁也上不去。

上城墙的马道陡得吓人——爬上去简直要人的命——可我和布坎南还是常带着那位替我们扛相机的辎重总管，有时还有传教士李特先生，上去活动活动；因为在一座有城墙的城里，那些窄巷里的空气总不够我呼吸。这里的气候大体只有冬夏两季：不久前夜里还结冰，如今晌午已经很热，窄街上的尘土成团地扬起来。尘土格外浓的一团，多半是猪。猪在华北是很走动的，正如澳大利亚的羊和牛。在山东，一个人赶着一群猪起身，慢慢往西走，很慢很慢，一路沿着道边吃食——天知道它们吃的是什么，我看那儿什么也没有，不过大约总还捡得着点东西；我猜这么走的意思，是好赶在收成的时节，或是粮食货物最便宜的时候到各处去。山西有专给猪和赶猪人歇脚的客栈，汾州府有几家那样的店，门外的臭味比寻常的臭味还要高出一头——而中国城里那寻常的臭味，本就是叫人一辈子忘不掉的。城墙上还看得见别的：一长列一长列的骆驼驮着货进城出城，还有驴、骡子、大车，都在那条没人收拾的路上搅起尘土；小脚女人坐在自家门口，望着街上的动静，或骑着驴，或从车篷里探出头来。殷实人家的院子我也看得见，里头有小池、小桥和花园。全城的日子都摊在我们脚下。这大约就是城墙上难得碰见一个中国人的缘故吧——我想，往邻家院子里张望，大约是、多半是件失礼的事。

那城墙也没白立着，虽然在我看来又中古又过时。墙顶上每隔一段就堆着一小堆大小合手的石头，是革命那年知县叫人放上去守城的。起初我笑，心想这也太原始了；可等我往下看那近五十英尺的路面，才明白：一只硬拳头从那么高的墙上掷下一块大石头，这兵器实在轻慢不得。

不过城墙固然常能护人，有时也是祸患，而且不止在挡住新鲜空气这一桩上。华北的夏雨很大，汾州府又像只桶似的存水，出水的口子只有那几道窄窄的城门，水便一寸寸地往上涨。我去之前不久，全城东半边淹得那样深，淹死了一个女人。水最后总算从东门泄了出去，可一出去又被那几座大灰堆挡住——那是几百年积下来的、全城倒的垃圾，就堆在东关的墙外。这一场洪水要慢慢渗过东关的门洞，最后在那座受尽委屈的城另一侧的洼地里安身，足足费了很久很久。我承认，有城墙的城还有这样一个坏处，我先前从没想到过；不过站在那儿，看着那几扇大门、那几道厚墙，我总觉得自己不知怎么走进了第四维——它们离我那个世界，实在太远了。

城里一座道观有大庙会，有一天我同李特先生带着他的教习和我的仆人去赶了一趟。中国的庙会真是件妙东西。这种会究竟为的什么，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虽然我赶过不少。它是不是像我们这里教堂办义卖那样替庙里筹钱，我说不上来。中国的庙通常是一组房子，常常分在一道围墙里的几进院子里；这些房子不单是供神的殿，也是住人的屋，往往租给合适的房客。大体说来，外乡人只要门路熟——我从来不熟——是可以在庙里给自己和仆人找到住处的，比客栈里的强得多。价钱贵一点，可样样都便宜，对外国人来说贵那一点根本不算什么。我去那天，道观里简直闹得嗡嗡响，到处是摊子，人群买的买、卖的卖，或者只是闲话、看热闹。我给几个衣裳花哨、脸上也涂得花哨的烟花女子拍了张照——可怜的东西，拖着一双残废的脚一摇一晃地走；就在同一处，紧挨着神的供桌，我又给那位道士拍了一张。他犹豫了半天才肯站定。他手里原拿着几支签，照相时却不敢拿。好在李特先生的教习是个胆大、开通的人——还戴着一顶洋盔帽——他替他把签攥着，两人便一同上了照片。但愿那位好汉后来没出什么事。

在汾州府，我一个人在街上走是没人会来惹我的。我从没这么走过，因为那样不成体统，而且我不会说话，常要闹尴尬；不过这里的人一向和气。总的说来，可看的东西并不多。太阳一天天从万里无云的天上浇下来，窄街两旁不是摊子就是一堵堵灰砖的死墙——墙里圈着各家的院子——路面又尘又坑洼，去年夏雨把地泡软时轧出的车辙，至今还在。东南边远处立着一座大塔，是中国第二高的塔，隔着平原几十里外都望得见。这塔同那两只凤凰一样，是风水。我始终没参透塔里头的道理，它们像是随随便便地点缀在山川之间。造它们必定花了极大的人力，可又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汾州府这一座，据说是为了和北墙上的凤凰略作平衡，护住城南的来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它还派什么用场。它就那么立着，又高又威风，把眼所能及的一切都比下去了。城墙东南角上那座文昌楼，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它表示这城里或是已经有、或是指望有一位学问极高的人。不过凡是中国的东西都要问个用处，那是傻事；许多力气花下去，纯是为了好看。在中国的城里走一走，尽管脏、尽管无人过问、尽管处处破败，你总会觉得：中国人是个从头到脚的艺术家。

比如汾州府美国教堂的那道门，是个圆的，美得出奇。你设想一座英国城里开这么一道门试试；可在这儿，它却显得极自然、极好看。他们没有钟，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中国哪座庙的檐下都挂满了铃，风一动便满空里都是乐声，而传教士总急着要在样样事上同那些他们叫作拜偶像的做法撇清——哪怕那些做法在我这样的外人看来还挺可爱。总之，招呼信徒上教堂，是有人敲一面锣。

不过汾州府有一样东西是断然实用的，就是西北角上的那几口井。要我说，中国人用的水大概比世上大多数人都少：生下来三天洗一回澡，成亲时洗一回澡，此后尽可以安安稳稳地撑到死——一般人以为他的洗漱就是这么回事；可他到底还得有点水才能过日子，城里这一角的井，供的就是这点必需。水有些咸，可还喝得，而且全城就指着它。这几口井我百看不厌。它们是在有史之前那些遥远的年月里凿的——也许正因为这里有水，才在这儿起了一座城——从此便一直在这儿。井口都用石头砌着；年复一年，来的总是那几辆实心轮子的车，套一头牛，或是一牛一骡，车上载着桶来打水。千百年来，也总是那几样的人，穿着洗得发暗的蓝布衣裳，头上缠一条同样的布条挡尘、挡冷或挡太阳，赶着那些牛，打着那些水。说句实在的，我们自家的水，一拧龙头便冷热俱来，那才真叫奇妙有趣；可那个我看作理所当然，这些史前的水车我却怎么看也看不厌。那一角也着实荒凉。高墙在旁边黑着脸立着，墙的里面凡没包砖的地方，只是酥松的土，上头有灌木和藤蔓刚刚抽叶，还有几条山羊或是手脚利落的男孩才走得的小径，弯弯曲曲一直通到墙顶。要到那一带去，我得经过旧衙门的废墟——义和团那场祸事之后，官府翻悔了，把它夷为平地，夷得那样干净，只剩下两根做成狮子样子的门柱，中国式样的石狮子。当地人说这地方带着咒。反正我隔了十四年再去，也没见有人动手重建过。总不会是没有人力吧。中国没有工会；在汾州府，天一亮到天黑，我天天看见小工一路小跑，给砌墙的师傅送料；街上遇见挑着水桶往各家送水的男人；如今正是春天，更有源源不断的小男孩，只穿一条裤子、或是连裤子也不穿，用一根扁担两头挑着柴——说是柴，其实不过是些碎屑，换了别的国家，连运费都抵不上。任哪一天我也可能撞见一口棺材抬着走过，不是像我们那样趁夜里偷偷抬进屋去，而是大白天里堂堂正正地抬着走；因为人人都知道，棺材是最体贴、最厚道，也往往是最贵重的一份礼。

我在这儿赶上过一场婚礼。中国人的婚礼我一共见过两回。头一回是在保定府，正当圣诞节；成亲的两位，一个是教会的传道人——他在俗务上是个身量高大的洗衣匠——另一个是牛顿小姐学堂里的姑娘。他们从没说过话，说话可是极大的失礼；不过两人上同一个教堂，那教堂里男女之间没有隔屏——中国许多教堂是有的——所以他们大概面熟。传教士在有些事上一味迁就中国的规矩，在另一些事上却半步不让，这实在有意思。在保定府，教友一概不许吸烟，可女人却看得极严，深居不出；而学堂里的女教习——她自己还是个未嫁的女子——和医生的太太，便替她们监护之下的姑娘们张罗婚事。这个我当然明白：照中国眼下的社会光景，别无他法；这些女学生，正因为略识几个字、受过点教育，倘若不给她们把将来安排好，便成了四邻少年的诱惑和猎物；而且即便受过那样用心的教育——那确是用心的教育，牛顿小姐是千里挑一的女子，我一直舍不得把她给了中国——她们也全然不会照料自己。

尽管如此，看着这两个女人——两位来自弗吉尼亚的中等人家的美国太太，模样好，心地也好，很有幽默感——一本正经地议论差会四周哪些青年配得上、哪些姑娘最合适，我总忍不住要笑。那是我平生所见最不加掩饰、最明目张胆的做媒。不过大体上我相信她们做得很成功，因为有一件事是断断不错的：她们是真心为那些姑娘着想。

这一桩正是她们保的媒。有案可查的是：那新郎在这桩事上还得了女教习的首肯和帮衬，写信给新娘，勉励她用功，指点她说女人读书明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又说她既出身贫寒，也就算得上世上有福的人了，因为新郎正在供她读书。中国一般女人的无知是叫人吃惊的——比她出身高得多的圈子里也一样。

婚期定在圣诞节，那天是个极好的冬日，金亮的太阳照着新娘，华北那股清冽提神的空气里满是霜花。这一场婚礼——同我后来赶的那一场正相反——是照所谓西式办的；不过中国人从不是死学样子的人，他要变，可他按自己的路数变。教堂由虔诚的中国教友布置，结果在西洋人眼里便有几分古怪出奇。在英国国教堂里该是祭坛的那个台子上方，堆着一堵绿枝，很好看，上头星星点点缀着花，花间用棉花摆出几个中国字：「地上欢腾，天上歌唱」；再上面横着一串万国小旗；教堂两壁之间又扯着五色纸花的彩练——就是新共和国的那五色。想到扎那些彩练要费多少工夫和耐性，我很替它们惋惜：它们叫我想起了粘蝇纸。可压轴的一件装饰，是那位悬在众人头顶的中国天使。这位仙家一身白衣——用的是护士的围裙，照洋人的样子在腰上一束；我很难过地说，他们没给她留多少喘气的余地，虽说在腰带上掖了一朵粉花。背后张着两只大白纸翅膀；头上垂下金色的鬈发，把那张分明是蒙古人的脸框在当中——那鬈发是心灵手巧的布置者用燎过的棉花做的。

婚礼定在一点，十二点三刻，教堂已经坐满了。

新娘没坐红轿。众人的意思都不主张。「如今北京的上等人家都不坐了，一般都用马车。再说这也是笔荒唐的开销。」于是议定新娘步行。教堂离她住的学堂本来只有一箭之地。新郎站在教堂男客那一侧的门口，是个高大结实的中国人，黑头发抹得油亮，照时新的样子剪短了，身上一身黑绸，很合体。他叫我想起「威廉」——我小时候的一个洋娃娃，是拿一把旧绸伞的残料做的衣裳。这话绝不是贬低新郎，「威廉」是个极上等的娃娃，总是拾掇得体体面面的，只是偶尔有点自鸣得意。可话说回来，一位已经挣到洗衣匠兼传道人这份体面身份的先生，娶的又是他自己花大价钱供出来、专为这个位子预备的姑娘，他若还没资格自鸣得意一回，我真不知道谁还有。他身旁站着他的挚友，就是教会里的首席传道人，自己也不过四个月前才成的亲。风琴前坐着美国医生那位年轻漂亮的太太；一句「新娘来了！」传过来，她便奏起婚礼进行曲，女客们的眼睛齐刷刷转向女客那道门，男客们却断不肯失这个礼去看，一个个直挺挺地望着前面。

可婚礼进行曲来回奏了好几遍，她才出来：一身光彩，照洋人的样子蒙着盖头——那盖头是白蚊帐布，头上簪着粉的蓝的花，手里另捧着一把。新郎本想叫她这大日子里穿绸，便租了一身衣裳来，一条绿绸裙，一件古铜色缎子的织花袄。

那新娘真是中国规矩的活样板。白盖头底下头是低着的，眼睛钉在地上，往前挪的时候浑身上下一块肌肉也不动。她想必是一只脚一只脚地在走，可看上去竟像个由两旁女人摆弄着的机关人——一个是她母亲，一个佝偻着背的小老太太；另一个是穿亮蓝织花衣裳的高个年轻女人，就是新郎那位挚友的妻子。两人一边一个，各把着她胳膊肘上边一点，像推着一辆带轮子的东西似的把她推上过道。另一条过道上，新郎也这么过来，同样低着头，眼睛钉着地，由他朋友照样地推着走。

这两个从没打过照面的人，在牧师面前会了面；牧师念了那段简短的婚仪，最后一句话音刚落，那位中国传道人便当起司仪来。

「新郎新娘，」他说，「照新式鞠躬一次。」

新郎新娘便在牧师面前照新式深深一躬。

「再鞠躬。」两人又是一躬。

「三鞠躬。」两人再深深一躬。

「向牧师鞠躬。」两人像操练纯熟的兵一样转过身去，向那位替他们证婚的白发老人一躬。

「向来宾鞠躬。」两人朝着众人深深一躬，满堂的人都站起来还礼。

「现在请来宾向新郎新娘鞠躬。」于是全场——中国人，还有那两三个外国人——都欣然起立，向这对新人行礼，我猜也是照新式行的。

礼成了。婚礼进行曲又响起来，两人竟是一同出的教堂，走的是女客那道门。可新娘并没挽着新郎的胳膊，那不合中国的规矩。新郎在前头略走几步，由朋友推着往前，像自己没有半点自主的力气似的——我又想起了「威廉」，那娃娃早没了，早忘了，直到这一刻才想起来——后头跟着新过门的妻子，也照样被人往前推着，眼睛仍旧盯着地，浑身绷得像块木头，也像个娃娃。

「天下人都爱有情人」，可在中国这个礼数之邦，是没有情人的。这个男人在求妻这件事上，已经比大多数男人走得远了；他们开头的日子，很有几分成事的指望。可就算这样，这姑娘也别想有自己的一个家。

那可是最不成体统的事。这位传道人兼洗衣匠没有母亲，可他唯一的姐姐顶着婆婆的位子；他和新妇要同她及她丈夫住在一处。

我在汾州府赶的那场婚礼，可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时是春天，或者该说初夏了；我们坐车去新郎家——那是明朝一位王爷的旧宅，他同母亲住在里头——一路上街道积尘极厚，太阳当头烤着。新郎出自一户体面的殷实商家，他要娶个基督徒妻子，因为他自己是教会里很出力的一员；可汾州府的教会做了太久的光棍会，男女之防又严得那样，八九百个青年男子才摊得着五十来个待字的姑娘，所以他只能有什么要什么——他要到的，是个十八岁上下的异教小姑娘，花了三十块墨西哥洋，折合起来不到三镑。我这样一个教外之人，只要一个人过得规矩，向来不大在乎他信的是什么；可我懂那个男人为什么要个基督徒妻子：在内地，那意味着她受过一点教育，识字，会写，会算，也懂得一些干净和卫生的事理。

正日子到了，传教士们和我都被请到新郎家去观礼赴宴。款待是早上八点钟光景就开始的，我们到时已过正午。我们两个女人——格蕾丝·麦康纳基小姐和我——被引着穿过几进院子，来到最里头的一进，那里挤满了各色人等：有穿着节日衣裳的，有穿乡下寻常蓝布的仆人，还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正等着富人桌上掉下来的残羹，这会儿已经在喝茶吃点心了。头顶上，天让各样的旗子幡子遮严了，上头写着中国字。进得门来，我们从拥挤的人群里挤到房前。大约算作正门的地方，对面摆着一张桌子，蒙着红布——红是喜色；桌上立着两支红蜡做的长方蜡烛，上头描着金字，据说保准能烧一昼夜；两支蜡中间是一盆好看的矮树，虬曲有致，开着数不清的白花。那张桌子既雅致又好看，可它左边堆着一大堆煤，煤旁边是一个炉子和一张长桌，一个穿蓝衣、剃了头、留着辫子的男人正当着众人的面备席。我倒宁愿这待客的排场不要这样摆在明处，因为我完全相信那位厨子自打三天上洗过一回澡就再没洗过；桌子底下还有一只大瓦盆，盛着极脏的水，我们一会儿要用的碗正在里头涮着。

家里的女人们出来迎我们，把我们领到新房去。新房又暗，又挂满了红，几乎不通气，里头挤得人喘不过来：都是穿着盛装的女人，头上箍着绣花的黑缎箍，花花绿绿的袄，宽松的裤子，一张张笑脸，还有山西女人无一例外的那双小脚。能在炕上坐下来，对面是一位胖胖的、喜气洋洋的老太太，倒真叫人松一口气。她满面光彩，看着像个殷实农家的婆娘。其实她是个无儿无女的寡妇，可她挣到了「圣经女人」这份体面差事，每月支四块墨西哥洋的薪水，因此自有她的身份地位。照我的经验，世上没有什么比确知自己有分量更受用的了，那实在最能叫人快活。我知道那些传教士——上帝保佑他们！——会说我这看法不对；可不论底下的缘由是什么，这位快活、舒泰的圣经女人，总归是他们的功劳。而中国看上去快活的女人，实在太少了！

我们坐在炕上等新娘，一面说话。我的脚——我从来不会把脚盘到身底下去——蹬着结实的皮鞋，在四周那一双双小脚旁边显得极大；连这位圣经女人的脚也是小时候裹过的，如今虽放开了，断了的骨头自然再也直不回来，脚跟和脚趾之间的肉也长不起来。她看看我的脚，我笑了；她便像个地道的中国人那样，一本正经地说：

「脚越大，女人越有福。」

我问她当年裹脚疼不疼。

「疼得要命，」我身旁那位女传教士替她翻过来，「不过如今好了。」

新娘半天不来，直到四点过后，我们才听见锣鼓、乐声和爆竹，报她到了；众人便一齐出去迎她——或者说，去看她。先出来的是新郎，这位殷实的生意人真值得出来看一眼。他穿一件极体面的黑缎褂子和一条很好看的蓝绸裙；脖子上绕着一条橙红色的绸带，在胸前交叉，带上别着一朵不小的、艳得刺眼的品红假菊花；头上戴的是一顶在中国难得一见的黑硬毡帽，还略嫌小了些。帽檐两边各竖起一道铁丝，在帽顶上搭成一个拱门，上头串着铜饰。我不能不说，这一身的效果实在扎眼。

新娘进来成亲之前，先出去两个女人，掀了她的盖头，拿葱在她脸上抹。她们说，这本该由新郎的母亲来做，可算命的说这两个女人八字相冲——这个我想不用算命的也料得到——所以这道礼便派给另外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学堂里的幼稚园教员。于是，一边是这位教员，一边是个丈夫儿女俱全的全福人，那小新娘便从人丛里被领来成亲。她穿一件绣得极密的红袍，把身形整个盖住，胖瘦全看不出来；头上扣着一顶铜冠，把脑袋罩得严严实实；脸上蒙着一块厚厚的大红绸盖头。她既看不见人，人也看不见她。她的脚是我生平见过最小的，看着像十二个月大的婴孩穿的。那双小红鞋的尖头上缀着绿穗子，还有小小的婴孩似的高跟；人家说这脚多半是假的，可就算是假的，藏在那层层红布条里、装作一双纤细齐整的红脚踝的真脚，也一定小得出奇。

新郎新娘在牧师跟前站定，面前是那盆花，旁边是那堆煤。想到要人踩着那样一双脚站上哪怕一秒钟，我的背都替她疼。仪式开始了，自然全用中国话，虽说主礼的牧师是个美国人；唱了两首赞美诗；念到新娘名字的时候，满堂人都笑出声来——因为她是用乳名成的亲，她母亲没给她另起过名字。

那位好妇人一心盼儿子，所以给这个女儿起名叫「引弟」。

仪式行到一半，新郎掀了盖头。他一把匆匆扯下来，像是全不当回事，随手挂在铜冠的一个突棱上；于是他和我们，才头一回见着新娘的脸。他们已经尽力用胭脂糟蹋她的相貌了，可她有一个秀气的小鼻子，一张甜甜的、微微发颤的小嘴，很讨人喜欢；我想那新郎虽然一块肌肉也没动，心里总该满意自己这笔买卖。

礼毕，她和我们这些正经客人一同回到新房的炕上。她的冠和外头那件红袍就在众人面前除了下来；又抬进一只装着部分嫁妆的小方匣，屋里每一个女人小孩都伸手进去翻，把绸子、绣件、小鞋一样样掏出来，当众品评。

「哼，是假绸子。」一个说。

「新媳妇，你多大啦？」又一个问。

「模样儿也不怎么样。」第三个说。这话可冤了她——把胭脂洗掉，她想必是好看的，只是显得累。

到五点钟我们才入席，女人一处，男人一处，每桌四五个人；新郎脱了那顶荒唐帽子，同他母亲——一身素蓝绸——不时过来一趟，劝我们多吃些。

我们每人一只小碟、一双筷子、一把瓷调羹——那调羹的样子，同我祖母从前舀茶用的一模一样——这一副家什要应付全席。幸亏我从早上七点起就没吃过东西，不然见了那做饭和洗碗的排场，未必还有胃口。事到临头，我饿得顾不上计较这些小节。我那位圣经女人朋友把自己的筷子嘬得吱吱响之后，便用它来给我夹菜，这个我也忍了。酒我尝了一点。酒是用小碗盛的，那碗还不如极小的盐碟大，真真是一顶针一顶针地上；可我一口就受不住了。那味道又像烈火烧的，又像泥土；我觉着我这位同伴自称滴酒不沾，其实并没亏了自己多少。我们吃的到底是些什么，只有天知道；可大出我意料的是，很好吃。中国人只要有条件，是极好的厨子。

整席之间，新娘都坐在炕上，两只手——有三个指甲上套着长长的银护甲——藏在淡紫色的袄底下，面前的碟子堆得满满的，可礼数要她一样也不能吃。众人拿她打趣，笑她，她只低眉垂眼坐着，像尊石像。席散之后，又领进两三个新郎的男朋友来，每来一个她都得起身行一个礼；虽说男女之间几乎不看也不说，可谁都看得出，这一天她就是件供人品评、打量、取笑的东西。这可怜的小姑娘忍得很好。这时有人来报，甘太太的车到了——我就是甘太太——我们便趁着暮色回家去。我吃得又饱又好，可这一场热闹把我折腾得精疲力尽，屋里那份不透气实在可怕；连那条窄街上满是尘土的空气，我也深深吸进肺里，谢天谢地。重新到外头来真好。更好的是想到：无论我有时怎样咒骂自己的命，我这辈子会碰上的任何事，也不会像一个寻常中国女人的命那样苦。

不过，这姑娘的新日子，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是真开始了。新郎要回太原府做他的生意——他是个照相师——把妻子留在母亲身边。她要被送进传教士为已婚妇女办的学堂，她的脚当然也要放开。说不定——我但愿不冤枉他——新郎自己对小脚并不反对，可他确实要给自己的孩子找个受过教育的母亲；而传教士是不收裹脚女人的。他们会尽力去补救那已经造成的损伤，虽说她这辈子再也不能不做个残废；可她往后至少不必再受那份疼了，她那昏暗的人生里也会进来一点学问、一点亮光；而她的女儿们，日子一定会更快活，前头也会更亮堂。

在中国办差会，要想做出点好处来，就少不了要像家长一样。他们把信徒从摇篮管到坟墓。那所幼稚园由一个中国姑娘照管，上头有年轻的格蕾丝·麦康纳基小姐母亲似的眼睛看着，真是好看的一景：一个个小不点穿着五颜六色的古怪衣裳，头发梳成——或者说脑袋剃成——那种在中国做父母的看来极好的荒唐样式。中国父母又骄傲，又疼爱孩子，虽说他们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古怪。可天下的娃娃，不论黄的黑的白的，总是招人疼的；这幼稚园里的娃娃更是可爱得很。

「贵客，贵客，」我进去时人家教他们向我问安，他们便齐声唱道，「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我在院子里走动的时候，他们还用尖细的小嗓子叫我「老太太」。老太太的意思是上了年纪的妇人——就是年高，又富到雇得起用人的女人——我生平头一回被人这么叫，便去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生了白发添了皱纹（骑了那么久的驮骡，什么样子都不足为奇）；随后我想起来：在中国拿不准的时候，把人往老里说才算有礼。我敢说，在孩子们眼里我是老的。我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一位没出阁的姑母问我猜她多大；我知道她比我母亲大，便觉着她一定老得快走不动了，很诚心地说，大约九十吧。我想那位女士当时刚满三十五岁，还很以自己显得年轻自豪。总之她那天的脸色教会了我：猜年纪宁可往小里说，别往大里说。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在东方，我则是承蒙人家客气，做了「老太太」。

在中国，人生的大事是起头很早的。幼稚园里有两个小不点，一男一女，已经定了亲。男孩是差会一个厨子的儿子，女孩是他妻子的女儿。那厨子是个鳏夫，想找个女人照看他的小儿子，便便宜买了这个年轻寡妇。她的身价是三十吊，合一镑挂零；起初他还嫌贵，说出不起，可一听说她带着个小女儿，就改了主意，东拼西凑把钱凑齐了——因为这女孩可以许给他的小儿子，将来省下一笔娶媳妇的钱。

这一对小东西怪招人疼的，都穿着袄和裤子，又旧又破，一看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两个人的头都剃了，只这儿一撮那儿一撮地留着头发。男孩的那几撮剪得短，女孩的却由着它长，编成一条小辫。他们真是一对快活的小夫妻，总在一处；幼稚园做游戏要配对的时候，这两个小的总是挑对方。说不定那家里新过门的女人是个明白识趣的人。想到不必和女儿分开，她心里大约也高兴。总之我想，将来汾州府总算会有一对真心相爱的夫妻。

我想中国的夫妻偶尔也是彼此有情的，不过中国人看夫妻这件事的眼光，和西方人全不一样。我听说过一位新寡的妇人，去探望一个大病初愈的女传教士。人家好好地谢过了她，那传教士又照本地话说：

「你也吃了苦了，我心里难过。」

「我？」她一脸不信，那神气仿佛在说：谁想得出我有什么伤心事？

「可不是么。你不是没了丈夫么？」

「那也算苦？」这寡妇笑嘻嘻地说。那位要来劝慰她的人，只觉得脚底下的地被抽走了。

不过那一位的窘，也许还比不上另一位太太在同样场合上碰的钉子。那位新寡的是个快活的老婆子，她扬一扬头，从容地说：

「唉，咱们有了福音，这些事还值得操心么！」

这句话弄得那位好心的女教习有点拿不准：自己把新教的道理教给她，究竟教得对不对。

汾州府是座宜于革新的城，简直是在讨革新。我在那儿的时候，本地的知事是在日本读过书的，凡对全城有益的举措他都肯撑腰。他身上的新思想太重，做不成基督徒；可欧柏林学院来的这几个热心的年轻人所主张的许多办法，他都极佩服。这里有一所很大的官学，从城墙上望得见它那几进带荷池和小桥的院子，已经办了几百年；这位知事请传教士把它接过去，办出他们那一套新法子来。他说，他们甚至可以在里头传他们的教。唯一挡路的是没有款子——学堂虽有产业，可在中国，钱经谁的手总要粘住谁的手。我想传教士们对劝化他多少存着点指望；不过我看，一个心胸开阔、能看出各教之长的人，是不大容易劝化的。这位知事一心要帮他那些陷在愚昧里的百姓，又明白得很，凡到手的法子都要用上；因为他深知本国人：你永远不能把一个中国人变成西方人。他会把西方一切合他脾胃的好东西——或坏东西——都拿过来，再按自己的路数捏成他要的样子。这位知事正在差会近旁盖一所收容犯事少年的工艺学堂；而且比西方自己还开通，他让他的妻子同他并坐堂上，审问、判决那些证实犯了罪的妇人。

第五章主啊，可怜可怜吧

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在我看来，这世上最叫人受不了的事，就是做一个中国女人。我记得刚开始写中国那会儿，我请一位朋友替我看稿子，他嫌我把女人的处境说得太过张扬。

「哎呀，人家要当你是个妇女参政论者了！」他说。他是在找一个他觉得断断安不到我头上的骂名。

可我本来就是个妇女参政论者，而且是个热心的：我明白，一个女人最有价值的时候，既不是做天使，也不是做奴隶，而是做一个有用的公民。我那时便看出来，他对本国女人的处境大概知道得很少，对那些在他身边成群结队的这一族女人的处境，则多半一无所知。他遇见的那些女人是不作声的；再说，凡是心地端正的女人，也不会一见生人就诉自己的委屈。在哪个国家这都算失礼，在中国更是失礼到没有话说。我只好到别处去打听，而我是从医药差会那里打听到的。我当初到中国，是带着一肚子对传教士的成见去的，到了那儿也找到不少替我撑腰的人。后来我忽然想到：我还是该亲自到一处差会去看看，看看我这样匆忙地、一口咬定地评判的，究竟是怎样一班人。

我去了。而我所看见的，叫我替大不列颠和美国——更不必说斯堪的纳维亚——惋惜：这些男男女女把自己给了一个异族，本国却因此少了他们的效力。当然我知道，许多传教士是有「召唤」的，天主教徒大约会管这叫「圣召」。

「教这些女人，是件好事，」我说——我这个人平常是不大夸人的——「不过无论我多么佩服她们的德行，我自己并不愿意同她们打交道。」

那位女传教士怜悯地看了我一眼。

「你以为，」她说，「我们大老远跑这一趟，是来教中国女人认字、写字、算账的么？」

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件了不得的事；哪怕只是教会她们洗个干净，也是了不得的事；可我这种只会可怜她们的人，是断不肯留在那儿去改善那些苦命女人的境遇的。而降到她和她同伴身上的，是那个千百年来降到各族人身上的神秘召唤，是旷野里的呼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她看重这召唤的分量，远远超过我看重她那桩明明是好事的工作——那工作，若不是我走了旅行者不曾走过、说实在的连白种人都不曾走过的路，我是永远看不见的。

传教士当然也分三六九等，甚至还有半路变节的：他们借着差会的荫庇学会了这难学的语言，转头就去做古董买卖，或是别的什么行当——凡在懂中国的人面前，那些买卖都是极招手的。可哪一层社会里都有变节的人，不该拿他们去论定绝大多数。评判传教士这一整个行当的时候，也不必把他们的偏狭太放在心上。要在中国一个偏远的站上全心全意干下这份差事，恐怕非狂热者不可，而狂热者大多偏狭。也有一等人，把这当作一门职业和一个生计，算准了替异教徒出力可以换来房子、进项、地位和仆人；可他们也算守信，合同是照办的。一旦亲眼看见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怎样的穷苦里过日子，我可以老实说：凡我所见的每一处差会，都是一个中心，从那里至少辐射出一点指望，指望日子能好一些。他们把生活的标准抬高了；而且，虽然我不在乎一个人拜的是哪路神，也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在乎这个，可对这些坐在黑暗里的人，总该有谁来指给他们看：这世界的背后有一股大的力量——上帝也好，爱也好，你爱怎么叫都行——是朝着好的方向使劲的。读过点书的中国人自己琢磨出了一套信仰，正如西方许多人一样，这我承认；可我所见的大多数人，仍旧坐在黑暗里，需要人帮。这帮手，他们是从差会那里得的。大体而论，中国人是个讲实用的人；差会若没有用处，早就被他撵走了。至于传教士本身——我说的是外站上那些——我看没有一个，一个也没有，会在中国人中间待下去，除非他确信是他的上帝差他来的；因为那日子难过，就是阔气的差会也有许多缺欠。所以，他们既然也是人，有时把自己的上帝描画得慈悲而多情，那模样在旁人看来未免小气琐碎，这也该多多原谅。他们是在尽力而为。

这事对西方还有另一面。这些传教士是用和平渗透的法子在征服中国。他们受迫害，受苦，常常被杀，可这赶不走他们。他们一回一回地又来了；凡传教士把脚立稳的地方，中国守旧的人那股对洋人洋物的仇恨，就一点点松动，最后垮下来。中国是个富国，对世上各国的通商都珍贵得很；传教士若被问起，在许多事上其实是反对白种人进来的，可他确确实实是开路的人。

中国在试着自己改良，只是过程慢得很。照我在山西和我所熟悉的直隶那些地方看来，好处要渗到底下的百姓、渗到那些巴比伦式的奴隶身上，若没有传教士，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而医药传教士我尤其佩服，因为中国是一个大疮。

「一个大疮」正是保定府那位女医生用的字眼；早上去她的诊室坐一坐，我也就觉得她说得对。在中国，穷人的日子人人都难过，可压在女人身上尤其重。她们走进那间干净的、有太阳的屋子，那股气味直冲上天——秃了头、掉光了牙的老婆子，穿着早就看不出本色的棉袄；年轻姑娘和小孩子，身上是最旧的衣裳。倒睫毛的人多得那样，医生索性专拨一天出来给她们做这一项手术，治这种又疼又毁相貌的毛病。她给我看是怎么在上眼睑上开一个小口——恐怕我说不出正经的外科名目——把睫毛翻回去，叫它照本来该长的方向长，好保住这些苦人的眼睛。中国人的睫毛为什么要往里长，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可我从没听说世上别处的睫毛会这样不合常情；而在保定府，这毛病寻常得像伦敦的流行感冒。还有些女人，嘴让疮封住了，常常封得那样厉害，只能靠吸吮活命，不止一回得给人另开一张嘴；还有长瘤子的——照片上那个女人等了二十年，才张罗出这一趟不到一百英里的路来看医生；还有头上生疮的，浑身生疮的；这些大约连同那倒睫毛在内，都是营养不足闹的，还有腺子肿的，流脓发臭的疮。总之，那间诊室里聚着这么一大摊人间的苦难，骇人而可怕，真要叫人怀疑：那推着万物的力量，除了魔性和残忍，还能是别的什么？好处在哪儿？在哪儿？

可好处确实是有的。在这些女人中间走来走去的，是护士。她们是些眉清目秀的姑娘，穿蓝袄蓝裤，一头浓密的黑发梳得溜光，白袜子干干净净，脚上是最精巧的小鞋。她们那双秀气灵巧的手用起海绵和面盆来极麻利；她们和她们的病人成了最大的反衬，可她们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正是从她们如今伺候的这些人里头出来的。其中一个——几乎看不出来——装着一只假脚。她小时候裹脚裹得太狠，自己的脚不得不锯掉了。

那里治的病，多半大概是本可以不生的；可最坏的还是裹脚，以及女人因此得的种种病。谈一个女人的脚是不合礼数的，女人自己也难得提；可我自然对这风俗有兴趣，所以医生每碰到一双「好」的裹脚——「好」大约就是坏得出奇——便打发人来叫我去看。凡见过一回裹脚的人，一辈子忘不掉。裹布刚解开时，气味总是难闻得要命；护士头一件事，就是端一洋铁桶热水来，把脚好好泡上一泡。

洗干净了，那脚才好看。山西尤其是裹脚的老家，多数女人的脚小到一辈子多半时间只能困在炕上。我记得刘易斯医生一本正经地说，他觉得大体上讲，中国女人没有脚倒还好些。我也有点觉得他说得对。除了大脚趾，别的趾头统统压回去，一直压到贴着脚跟，然后缠上布，一天比一天勒紧；姑娘要是身子壮、骨架大，那就更倒霉。不管姑娘个头多大，脚必得合上那独一份的尺寸。我在山西那会儿，鞋子一般四英寸长上下；我从一个身量高大结实、拄着棍子一摇一晃走路的女人脚上，脱下过这么长的鞋。要把脚弄到那个尺寸，她受过的罪简直不敢想。就这个而论，她想必到现在还在受。若是缠到最紧了，脚背仍旧拱着，那姑娘的婚事就大受妨碍；于是她母亲或是哪个女性亲戚便操起一把剁肉刀，把骨头砸断，直砸到能缠得够小为止。这些是汾州府差会里管女人事务的那位美国太太告诉我的；到了太原府，女医院的护士长又添了一笔阴森的细节：有时候她们把小女孩的脚趾甲拔掉，免得碍着缠！

在保定府的女医院里，我见到了这门手艺的成品。大脚趾直挺挺地伸着，红的——大约是热水泡的缘故；没泡过的我从来没胆量看——样子骇人。别的脚趾都压回去贴着脚跟，脚跟则拱起来，活像时髦女人爱穿的古巴跟，只不过这一只是用血肉做成的。从大脚趾到膝盖，整条腿硬得像石头，一动也不动。寻常的肉你按哪儿都会陷一点、让一让，中国女人的脚和腿却不然：又瘦又枯，实实在在硬得像大理石。一旦见过一双解开的脚，我倒奇怪她们居然还走得动路。可她们确实走。她们把两条胳膊伸出去，一边平衡一边走，还要拄棍子。有时用脚跟走，有时试着用脚尖。可自从我明白了那些裹布底下藏的是什么，看一个中国女人走路，对我便成了一件又痛又可怕的事。肉虽硬——或者正因为硬——她们撑着走的那一点上会长厉害的鸡眼，还会生疮，那疮往往是痨性的，一点点往脚里吃。

不过这祸害并不止于脚。在山西，我觉得每个女人脸上都刻着一种逆来顺受的苦相。赶路时我常瞥见一张脸从车里或轿里探出来看这个外国人，那张脸无一例外是忍耐的、发白的、耗干了的；因为裹脚带来的祸患没完没了。汾州府那位医生断言，来找他看病的女人里，十个有九个害着这样那样的痨病——而这地方的气候，冬天的干燥怕要盖过达沃斯。还有不少人腰下部的脊柱弯了；又常因为脏腑移了位，死在生产上。我路过的一个小城里有位传教士，是受过训练的护士，她告诉我：一个女人若害了她们自己叫作「腿腰疼」的病——医生管它叫软骨病——那就没救了，她生不下孩子来。这位护士常被请去看这样的病人，可她一点忙也帮不上，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她死。这些受苦的事我完全信得过。在汾州府和保定府，穷人家的女人是随便上街的，她们那副残废模样谁都看得见。可有些城里，女人上街被看作不成体统。这规矩是很久以前因着什么缘故立下的；缘故早过去了，可中国是世上最守旧的国，规矩便留了下来。至于裹脚的缘故，倒不很清楚。我相信底下有些男女的意思在；可一个病歪歪、身上不受用的女人，为什么就比一个健壮的女人更愿意承欢于她的主子，这我实在想不通。当然我们记得，不久以前的维多利亚朝，那种老是病着的娇弱女人几乎是人人称羡的。看看狄更斯和萨克雷笔下那些动不动就昏过去的女主角吧。可谁也别把束腰同裹脚摆在一处说。我听不止一个男人这么说过，我毫不迟疑地断言：他们错了。裹脚的罪要重得多。束腰总得等姑娘至少长到十几岁半大了才开始，而且只有极端的几个——我想那也是她们自愿的——才一天到晚勒着不放。夜里总还有歇息的时候；中国女人受的这份刑，却是一刻也歇不了的。

汾州府的传教士极想抬高女人的地位，常在他们的大厅里办专给女人听的讲演，又把四乡有头脸的人都搜罗来，讲些女人该感兴趣的题目。这些讲演照理是不沾宗教的；他们公开谈女人的地位，讲卫生和育儿；那位在日本读过书的知事太太，还给她们讲了些关于中国女人地位的实在话。

「美国女人，」她有一回说，「走到世上去，帮着世界往前走。我们中国女人待在家里，由男人拖着走。到了该学点更好的东西的时候了。」

可有一天，我看着七十多个富家女人聚在一起，听一个热心的中国青年讲他那套关于女人地位和男女平等的新派见解。他讲得慷慨，讲得动听，也确实是拼了命地认真；可明摆着，他是对牛弹琴。我不信那些女人里有哪一个听懂了，或者说在乎他讲的是什么。在中国腹地，女人离同男人平等还远得很。这些女人是宠物，是玩物；她们到差会来，多半因为那阵子这算是时髦的消遣。她们听着，耳朵却是聋的，心也无从领会。她们穿得花团锦簇，绫罗绸缎，绣工繁密；头发多的抹了油，梳成繁复的样式，插着金银簪子；头发少的便用绣花绸带罩住。她们中间没有一个穿裙子的——裙子留给讲演的先生穿了——蓝的绿的和大红的裤子都相当窄；她们的脚就是在山西也算最小的；脂粉底下那一张张熬坏了、受着罪的脸，是空的。有几个带了娃娃来；只有孩子一哭——孩子倒是常哭——那些脸才亮起来。那才是她们真懂的东西。

可那位热心的年轻学人，穿着他那条宽大的裙子，顶着一头时新的短发，仍旧一路讲下去，讲女人的权利，讲女人该占的地位！

可是女人的地位啊！她们是玩物，是奴隶；从有史以前起，她们的母亲、她们的祖母就是玩物和奴隶。日子可以更好这个念头，渗到中国百姓中间去，慢得很慢得很。我想它总会来的，因为如今已经有了官办的女学堂，虽然稀稀落落；有些地方，要自由的心已经走得那么远，姑娘们结起社来，声言宁可自尽也不嫁一个从没见过面的男人，而且已经不止一个当真寻了短见。可在我所到的那些山西和直隶的地方，这道光还没照进去。做妻子做母亲的自然有她的影响，因为凡是同我们朝夕相处的活物——哪怕只是一条小狗——都不能不影响我们；可话说回来，中国女人照例不过是个物件，整个儿依赖着她的男人。中国人说的五福是：长寿、有儿子、有钱、有官做、有胡子；女人轻得连进这个账都不配。

「天离地有多高，我离我妻子就有多高。」一位中国教习傲然宣称。他说这话的口气，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不言自明、无可置疑的事实。「她怎么配同我平起平坐？」——正如我也许不愿意被人同我的骡子或我的小狗摆在一个台面上。其实我很怀疑，他待他妻子，还不如我待我那条极受宠的小狗周到。

这当然不是说男人不体恤女人。他们是体恤的。

我记得保定府差会的看门人交他女儿的学费。那是个乐呵呵的老头儿，老得叫我听说他还有个娘时吃了一惊。

「我短了钱？」他高高兴兴地说，「短了？哦，那一块半哪！」他停下来想了想，又添上一句：「我正打算跟您借一块钱呢。我娘快不行了，我想给她买条裙子！总得预备下，您知道！」

牛顿小姐说，那老太太这辈子多半从没有过裙子这样的阔东西；可这就是她儿子对她好的法子，因为百姓有句俗话，说人生第一要紧的是入土入得体面——这个念头在西方那些更开化的地方，也不算全然陌生。可怜的老太太，一生唯一的一条裙子，是等着入殓才到手的；说不定下葬前还要脱下来，因为中国人是会过日子的。我记得有个俭省的男人，把他母亲的丧事和儿子的喜事并在一天办，丧宴的熟肉正好供喜宴用，乐班子一班兼两头。那口沉甸甸的黑木棺材，高得齐壁炉台，停在院子里，长子和长媳穿着白孝守着；其余的人在屋里为这桩喜事闹得高高兴兴。这是省俭到家的一手；中国人在过日子这件事上，是数一数二的经济家。

我在保定府碰见了唯一一个当面诉说女人处境的女人；而她也只是被逼到那个地步才说的。

看门人正望着别处，她从差会的院门里溜了进来——一个可怜的、蓬头垢面的女人，头发毛糙，一双残脚。她那身最便宜的蓝布袄裤又旧又脏；怀里抱的孩子除了前面兜着一块方蓝布，浑身赤条条的。她不过是个百姓家的女人，在这人人只勉强不饿死的地方，她穷得要命；在这许多女人都不好看的地方，她年轻，也生得好。她站在树荫底下，眼巴巴地看着差会一家人和他们的客人在门廊上吃早饭！那是个六月的早晨，七点钟的阳光还是金的——再晚就要毒了——微风在枝叶间轻轻低语，仿佛说中国，连保定府在内，在初夏的清早也是个可人的地方。

可一双热切的眼睛盯住你送进嘴里的每一口，实在叫人不安；在中国这个讲究礼数的地方，那更是失礼。再说她本来也不该在这儿。医生太太便转过身去同她说话。

「这是什么规矩？」她用本地话说，「你怎么进来的？」

「我趁看门的没留神，跑进来的。」——跑，天可怜见，用那么一双压断压挤坏了的脚跑——「我这可不是饿了一天。好几个礼拜了，吃了这顿，不知下顿在哪儿。」

「你不是有丈夫么？」

「他从前是有钱的，」那女人应道，「都赌光了。」

这话听着很像真的。院子里另一个做活的女人说确是真的。她男人不好——嗐呀！坏得很。他打她，常打她。有时候兴许也怪她，因为她脾气不好。可一双残脚、一个空肚子、两个饿着的小孩，谁能脾气好？不过他打她也常常全无缘由。谁都知道，中国男人有打老婆的十足权利；他不打，那是他开恩；而女人本身不过是他的物件，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医院的棉被——他们叫「被窝」——要拆开来洗。工钱是一天二十五个铜子，饭食自理。一块洋钱合一百三十个铜子，那时一镑合十块三毛五，所以这活儿算不上给得多；可这是中国，女人像是从地里冒出来似的抢着要干。坐在差会院子里的树下草地上，一边闲话一边拆被子，显然被当成一桩消遣。这位新来的便加入进去，快快活活过了一天，至少这一天她和孩子的饭是有着落了——那饭未必合我们的口味，可小米粥总归管够。

这一天和第二天她都来做活。到第三天晌午，她回去吃饭，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回来。医生太太责备她。

「你去了三个多钟头。这是为什么？」

她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很难有话直说。

「我跟我娘说话来着。」她说。这话本该讨人同情，倒惹恼了人。

「这算什么托辞？」医生太太说，「你自己走开，我问你为什么，你说你跟你娘说话去了！你娘该明白事理，不该耽误你做活！」

「可我男人把我卖了！」这「犯人」分辩道。我们这才看见她的脸哭得肿了。「我是个年轻女人，男人把我卖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他留下，把我卖了；买我的那个姓曹的，是个坏人。」她说着坐到地上，眼泪落在手里的活计上。

「我年纪轻，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她翻来覆去的一句。也许她至今还在这么哭，因为我走的时候这事还没个了局。她年轻，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买她的那个男人好一些，离开丈夫她倒也不在乎；可那人的名声比她男人只有更坏的。她愚昧无知，世上的事一样不懂；可她和她周围的女人，都一清二楚地知道她将来是什么下场。曹某玩腻了会把她卖掉，下一个买主照样办；等她老下去，白牙坏了，亮眼睛暗了，人也不好看了，她的身价就越来越贱，挨打和挨饿便是她的分，直到死来把她慈悲地解脱。可是，正如她一遍遍可怜地念叨的，她还年轻——而死，是一条又长又累、教人心碎的路的尽头。

因为她丈夫完全在他的权利之内。他可以卖她。当然，也许他会顾忌众人的议论，而众人的议论是不赞成这样处置妻子的。

「叫她去告官。」我很有把握地出主意。

可那些懂门道的明白女人听了，惊骇地跳起来，觉得我无知得没了底。

「上衙门去告她男人！」

男人卖妻子不算罪，女人说丈夫的坏话却是天大的罪！她还没被交出去。他只消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她就要坐实这条罪；除了原有的那些苦，再添上一层官府的怒气。不成，得另想个好些的法子。

她是卖了一百吊的——合不到四镑；钱一交，她就得跟着新主子走，远远离开所有认得的人。

「嗐呀！」别的女人都说，「好个坏男人！」——可见众人的议论是不赞成的！

替她赎身也没有用，除非赎她的人肯把她往后一辈子的路都担起来。在中国，一个女人总得归属于某个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和极开通的人家，她被当作不能自己拿主意的东西。就算把钱付了，那男人仍旧当她是自己的妻子，还会再卖一回。

后来一个有着民间智慧的女人开了口。

「只有一个法子，」她说，「你得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等姓曹的来了，把你卖出去的时候，你寻个由头往衙门跑。说不定官会管，这到底是件缺德事。」

「往衙门跑！」——用一双只能一步一颤地挪的脚。可那位明白女人连这个也想到了。

「把路记牢，好在拐弯的地方躲。」

多么孤苦、多么可怜的一线指望！可她也只能将就着安下心来。那天夜里她不声不响，装作不知道头上悬着什么。我走的时候，她还在同别的女人一道拆被子。她自己对这命运是一点也插不上手的，因为这个男人不是她挑的。直到成亲那天被父母交出去，她才头一回见着他。

「什么，」有一处的女人见了新来的传教士，说，「四十岁还没成亲！多自在！你是怎么办到的！好福气啊！」

听说中国话里没有一个体面的词来称单身汉；而至少在旧朝的规矩下，几乎不存在老姑娘这样东西。每个女人都得归属于某个人，而养得起不出嫁的女儿的人家少而又少；所以女人们见了那些外国女人——传教士也好，别的也好——看她们显然可以自己拿定自己的路，便觉得她们是顶顶有福的。

当然，寻常的丈夫决不会动卖妻子的念头，正如英国人不会；可跟英国人不同的是，他知道自己高兴起来是有这个权利的，正如他对她和孩子有生杀之权。她是他的物件；对她守信，简直是傻。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发火的父亲，被人撞见正在挖坑，要把儿子活埋了。那儿子对他不敬，而有个不敬的儿子是件可怕的事。孩子的母亲哭，父亲却不理。一个过路人问起这一家子的缘由，心里可怜那女人和那孩子，便盘算怎么帮一帮。他的办法可不像我们西方人的办法。

他先顺着那父亲说。有个不敬的儿子，真是可怕的事。他自然该死。不过，将来没有儿子在祖宗牌位前祭扫，可不妙。

这个早预备下了，那盛怒的爹说。他还有两个儿子。

那好！那好！那两位自然都有儿子了？

没有，他们还年轻，还没有儿子。

啊——！那么，万一出个什么事，两个都死了呢？

过路人让这话在他心里坐一坐。他拨对了弦。没有儿子在祖宗牌位前祭扫，是可怕的事——何况是自己亲手弄成的——

中国式的道理占了上风，那儿子的命保住了。

可中国人又是疼孩子的，而且照他们的道理，也算待妻子好。只是在这宗法的规矩底下，孩子和女人——女人永远是个孩子，照例还是个极无知的孩子——没有权利。他们全靠主人家的善意过活。

所以那个坐着等丈夫会不会把买卖做成、把她卖掉的女人，是没有权利的。在律法眼里，她只是件物件。而且没有人能帮她。主啊，可怜可怜吧！也许众人的议论还救得了她。那是她唯一的指望。主啊，可怜可怜吧！主啊，可怜可怜吧！

汾州府的传教士办起了一所女子成人学堂。起初，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教福音；后来他们很聪明地把它扩开，教认字、写字和算术，学生们确实极热心。说句公道话，常有做丈夫的、或是做公公的——因为女人归属于她丈夫家的家长，至少要听他的——处处帮衬撺掇；必要时还打发学生从山里坐车坐轿赶二三十英里路来上学。有一个女人带着四个都不满五岁的小孩，肚子里还有一个，是最用功的学生。她的孩子送进幼稚园，那园子由一个传教士教出来的年轻中国女教员管着。

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说中国人自己没有为改善女人的处境做一点事。我只能讲我亲眼所见；而我在山西所见的，是最穷苦的农人的妻子沉在愚昧里，几乎爬不下她们过一辈子的那铺炕。饭是男人做，因为女人干不了；孩子的死亡率高得吓人。一位医生告诉我，他常常给一个女人接生第十三或第十四胎，而活着的只有一两个！

一个男人能有几个妻妾，我不知道。只有头一个才算数，其余的多半以他的财力为限。我听说过一个姓冯的男人，刚把他的二房转嫁给了别的男人，因为她把他的日子搅得太难受。这是男人那一头的说法；上一回我听的是女人那一头。我很好奇这种场合上话是怎么说的。男人是不是会说，他万分不舍地同这位女士分手，只因为水土不服她，或者因为大太太不喜欢她，或者因为家道骤变、不得不裁减人口？真正的缘由，他是断然不会说的。我的朋友法勒先生一提中国的事就眉飞色舞；可我不能不说，我所见的他们的家庭生活叫我反感。我倒有点赞成我认得的一位传教士——虽说是个单身汉——的话：这种日子能把一尊铜像也逼出神经衰弱来。

愚昧的地方少有快活可言；而山西的女人，多数总归是愚昧奴隶的愚昧奴隶。主啊，可怜可怜吧！

第六章越山涉水

一趟长路走下来，一天不过三十英里，慢慢地挪；我发觉自己并不是时时刻刻把终点摆在心里的。下意识里自然是摆着的，不然根本走不动；可我总是挑一个两天开外的点，一门心思奔那儿去。到了那儿，我便很为这份成绩得意，于是又能一门心思奔下两天的去。这么着，我就舒舒服服地往前走，心里还有一股「办成了一件事」的提神劲儿。

这样说来，汾州府是我起跳的一个点。

而在汾州府，我的脚夫开始抱怨了。照西方的眼光看，他们早该抱怨了；可他们抱怨的内容出乎我意料。他们打发我的通译来说：我们走错路了。这条路要把我们带进一大片光秃秃的沙地。风一起，就会卷起漫天的沙把我们埋掉；天上若是聚了云，我们便看不见太阳，分不清方向，只能凄凄惨惨地死在那儿。把这条宝贵而不祥的消息递给我之后，他们退后一步，看它怎样往我心里沉。

它并没有起到他们无疑指望的那种扫兴和沮丧的效果。头一件，我不信中国的天上会有看不见太阳的时候。云是会聚，可照我的经验，几个钟头也就散了；至于在沙里迷路——这个我更不信。在中国，凡我到过的地方，总有的是人可以问路；每个人走动的圈子大约都不大，可每隔一码总归有个人。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链子。

「他们是不愿意走么？」我问王先生。

「请您再说一遍。」他照那套惯用的程式说。

「他们是不肯走？」我觉着这事还是弄清楚为好。

「您说『走』，就必得走。您怕——您就不走。」

我领会了：我若是害怕不肯往前，我付给他们的钱就要作废。

「可我非走不可。我不怕。」

「他们说您该走西安府。那才妥当。」几个竖着耳朵听的脚夫朝我温和地笑。

「可我不能走西安府，因为有白狼。」我没说那还等于绕一个三角形的两条边，因为这话打动不了中国人的心思。

「他们不晓得白狼。」王先生摇摇头说。

「好吧，我晓得白狼，」我说——这话离实情稍稍远了些——「我要过河到绥德州去。」

「您说『走』，」王先生伤心地说，「就必得走。」他看看脚夫们，脚夫们也伤心地看看他，一个个伤心地下了廊子，去预备走那条无人可问路、只有沙没有太阳的孤路。

我们动身那天太阳可足得很。那是个极好的夏日清晨，我这支小小的商队出了北门，进了那些压在城头上的山。这下才是没人知道的中国了，是恺撒时代的中国，是更早的巴比伦诸王时代的中国，是埃及第一朝之前的中国。我们出了北门，经过那土墙围着的北关，经过几座像小山脉似的大灰堆——几百年的垃圾，如今圆缓的坡上已经染上春天的绿——几乎一转眼，我的队伍就到了山脚下。那些山让千万人日日的劳作切成了一级一级的梯田，看上去却像是哪只巨手削出来的。可我们一进山，山就不见了，因为路是陷下去的：陡直的土壁高高地立在我们头顶上，把一切景致都挡住，只剩上头那一条亮蓝的天。

我在此记上一笔——我想我从前记过，不过这话实在怎么重复都不嫌多——驮轿这东西作为一种坐具，实在差得远。我坐在上头的铺盖和靠垫中间，詹姆斯·布坎南在旁边，比坐北京车是舒服多了，可也无助多了。北京车到底有个车夫管着；我这驮轿，那位有时牵一牵的先生，多半觉着把事情交给前头那头大白骡子更稳妥；路一陡一坏，他索性全交给它去斟酌。传教士嘱咐过我，一到险处一定要下来，因为中国骡子的脚力靠不住，在坏路上很可能一滑就翻下去。等我当真身在险处、被撇给这些牲口的慈悲时，想起这话来真是提神得很。带头那头骡子确实是把好手；可我一回又一回地对王先生说，我宁愿脚夫们别这样一味信它。我学会了在要它停下时喊「吁——吁——」，可我不敢常喊，因为我怕在紧要关头反而碍了它的事，倒霉的是我自己。我告诉王先生，到了坏路上要把我抱下来；可这也几乎行不通，因为我们碰上许多地方，我凭自己两条腿断断过不去；至于骡子怎么把一顶笨重的驮轿弄上弄下，我实在想不明白。想来想去，若有谁想踩着我的脚印走一趟，我唯一能给的忠告，就是像我一样把眼睛闭上，把自己交给骡子。而我们下过的有些地方，足够把我头发上的卷儿吓直了。

在这种时候，詹姆斯·布坎南是我极大的安慰。他偎在我身边——离开汾州府之前他那回受的伤已经好了——总是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好的。有一件事他是断然不肯的，就是跟仆人们一道走路。我从前以为那对他身子有好处；可英美烟公司那条小北京狗教给他的道理扎得太深，除非我也下来走，他不肯把自己交给他们；我一走，他便快活得发疯。要是单把他放下去，他就发出一声可怜的哀号。

「布坎南不肯。」王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于是我那位辎重总管便把他抱回驮轿里，那派头简直像抱一位皇亲。若有谁觉得我为一条小狗小题大做，我得提醒他：我孤身一人在一个异族里，那小狗的情分对我意味着太多了。有他在，孤单的感觉就没有了。回头看，我如今明白：若没有詹姆斯·布坎南，我根本走不下去，这本书也就永远不会写出来。

去黄河的路，大体是先穿过一带山，再过一片多石的高原——永宁州就在这高原当中，是座相当热闹的商城——再穿过另一带山，黄河就是从那带山里硬挤出去的。我头一回钻进黄土里那条沟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永宁州，再远的不去想。我想到那座城里看看：那儿七个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干了二十年，一个信徒也没劝过来。土崖在头顶上黑着脸压着；在我，那感觉就是沿着一条极硌脚、又处处是陷坑的路走，耳边是一片骡铃的叮当和没完没了的「打！打！」的吆喝——那是脚夫催牲口出力的一句恐吓。一般说来，管着我这顶轿的人我是看不见的，因为他落在后头，轿篷把他挡住了。除了知道他在照看差事、照看我，我倒也不见得想看他。他那副模样，正好叫我觉得自己还没从噩梦里醒过来。有时他头上裹一块脏布，可同样常见的是他就以本来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前半个脑袋剃得精光，后半个是一蓬乱糟糟的粗黑头发，四面八方地支棱着。太原府闹维新那阵子把他的辫子剪了，我猜在头发长回来之前，他也只能这么凑合。那实在是一顶令人肃然起敬的头面。

我们一路走，一路都是铃声当当，因为这支队伍里四头骡子一头驴，凡是挽具上能挂的地方都挂着一只铜铃；路上过去的每一头骡子、每一头驴也是一样。别看我的脚夫嫌这条路，这可是一条往西去的商队大路，我们难得有看不见人的时候。就在黄土里这条沟中，我才明白这些铃铛是何等要紧：路常常很窄，听见对面有队伍来，我们便好早早安排，或让或过。骆驼队很多，都是些毛脱得稀烂的骆驼；我的牲口对它们的敌意，把跑了一辈子路还剩下的那点血性全用上了。在黄土沟里近身碰上一串骆驼时，我那头带头的白骡子几乎要发癔症；照驮轿的动静判断，后头那一头也是一般心情——两个都想往土坡上爬，存心寻死，对我的感受毫不体恤。

每逢这种时候，我的脚夫便咬紧牙关、聚起全副精神，冲那头头骡子说话：

「嘿！你娘是谁？你就算死了！」

那骡子显然觉得事情严重了，便拼死再往高处挣一挣；伺候它的人于是挖苦起来：

「你还算头骡子！你还称老爷呐，先生！」

听后头一片铃铛乱响和众人的叫喊，我知道别的牲口也一样难受；而且我不止一回看见我那位倒霉的通译——他显然不大坐得住驮子——愁眉苦脸地从地上爬起来，拍身上的土：他的骡子为了抗议一队骆驼污了这条路，把他给掀下去了。

骆驼走起路来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气；可骡、马、驴都怕它怕得厉害，所以另有专给骆驼歇脚的店，而且照理它们只该夜里走。不过我猜这条规矩是犯的多、守的少。路上多数地方，我看哪一支队伍夜里也过不去。至于那专用的店，在我这不带成见的眼里，和寻常骡驴店的难受劲儿并没有什么两样。有一天我在黄土里一家这样的店歇晌，那店不过是个院子，四围的屋子——「窑」——干脆就是把口子砌上砖、安上门的洞。窑里头又暗又不透气，全部家具就是那铺处处都有的炕；灶不是在正中就是在一头，底下的烟道把热气引到炕底下去暖炕。这样苦的住处，我从前没见过，以后也没见过；可在黄土地带我见了几百处，里头住着成千的人。吴城尤其叫我记得清楚，因为在那儿我头一回明白：指望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对这地方要求太高了。

出汾州府头一天，我们就翻了那道山口。那口子陡，陡得像房顶；我们连滚带爬地下了另一面，正当暮色降下来的时候，到了吴城——一个多半由山腰上的窑洞组成的村子。吴城，有几百人在那儿生老病死的地方，凡是叫日子过得像个日子的东西，它差不多都短缺：水少得可怜，鸡蛋是没有的。我们这一小队人必得赶紧往前走。再说，那家店只有一间屋。

「炕大。」我的通译说。他大概觉得，一个肯出来走这趟路的女人，是不会计较同别的客人、店家和伙计共睡那铺炕的。炕确实相当大。我朝那个土洞里望进去，三十来英尺开外的那一头，在昏光里几乎看不清。天花板上挂着大团的蛛网——是借着那层充作窗户的脏纸透进来的光，隐约看见的——高高的炕占了整间屋的长度，只在炕和左墙之间留下一条两英尺宽、夯土地面的窄道。那是我见过的最不招人进的屋子之一。再说，撵走其余所有的人、只留我和布坎南，也明摆着不成；于是我定下：给我半个钟头独用，好洗脸换衣裳。为这份特权我付了约莫二十文，合半便士上下。然后我们就睡在驮轿里，像后来许多回一样，睡在院子里的驴骡中间。我最后看见的是明亮的星星俯下来瞧我，最后听见的是骡子嚼它们挣来的草料；醒来时仍是那些星星、那些声音——早睡自然早起，可脚夫们总比我起得早，已经在喂牲口了。我天天是同一套：上床时绝望、厌恶，还有点害怕；睡在外头便睡得像死人一样沉；醒来看日头升上去，指望便又续上了。

中国有几百个、多半是几千个吴城这样的村子。山西山里的冬天冷如北极，这些人受的罪是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出的；女人尤其受罪，因为再穷的农人也要给女儿裹脚，他的妻子几乎爬都爬不动。在直隶，你还能看见女人拄着那双残足一摇一晃地转着磨；在山西，能干到这一步的女人就算有福了。寻常农妇除了做点针线——倘若还有东西可缝——或是在不下炕的前提下熬一点粥，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给男人弄点东西下锅，想必是桩苦差事。土豆是一个一个卖的，别的菜蔬切成半个或四分之一个卖，鸡永远是按块卖。也许真有人整只地买鸡，不过那大约是百万富翁。我想，一整片地方的人总不可能全靠别人的旧衣裳过活；可山西这一带人的穿着，看上去就是这么回事。那已经不是二手三手的衣裳了，看着简直是第三个买主也看不出用处、扔下来的边角。

有一回我看见的事，我一辈子忘不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稻草人似的汉子，用一根竿子挑着一条死狗——还不是条寻常的死狗，是一条浑身生疮、病得叫人恶心透顶的。我问王先生他挑那狗去做什么，那位年轻先生诧异地看着我。这个愚蠢的外国人，他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明白。

「吃。」他简简单单地说！

黄土地上的人什么都糟蹋不起，除了他们女人的健康。狗——他们叫「汪」——同黑白花的乌鸦一道，分担着中国城里打扫垃圾的活计；城里人想必不像爱一条肥嫩的羊腿那样爱吃它，可若有一条觉着中国城里的日子太难、干脆死了的狗，他们是决不会扔掉的，正如我不会为了更爱吃的嫩鸡就把昨天的羊腿扔掉。

我特别留意的头一家骆驼店，离汾州府不远。他们告诉我，许多年前，有位医药传教士下乡巡行，在那儿撞见店家的妻子一只裹脚坏到了极处。她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娃娃，人疼得要死——那只脚已经生了坏疽。医生又发愁又为难。他没有器械，也没有药；可照这样撂下不管，母子两个本来就半饿着，是必死无疑的。于是他像个好汉一样把胆子攥在手里，拿一只美国货箱上拆下来的废铁片做了一把锯，就用这么件粗家伙、一点麻药也没有，把那只脚锯了下来。那女人竟活了下来，活着看见孩子长大；我路过那儿的时候她还活着。我就坐在她家的院子里吃我的煮鸡蛋和米，拿茶送下去。那时那院子已是她儿子的了，说不定正是当年传教士救了他母亲、也就救了的那个娃娃。因为中国人没有奶牛也没有奶羊，对用别的法子喂婴儿知道得很少。

每天晌午，驮轿都要从骡背上卸下来，我的桌子和椅子从驮子当中哪个缝里掏出来，蓝布桌布铺上，蔡师傅抄起一口煎锅热米饭，连同几个不知放了多久的煮鸡蛋一起端给我。我这位出色的辎重总管是个糟糕的厨子；这一套一天三顿、一连几个礼拜分毫不差地端上来，实在不叫人振奋。我这辈子没对什么东西腻到这个地步。有时我想换换花样，买些撒着芝麻的小饼小馍，可我不能不说，那些东西一律难吃。我总觉得磨盘上掉下来的砂子，不公道地进了太多到面里。中国人在吃上是行家，可山西西部山里那些穷村子不算；那儿的人只要能把饿瘪的肚子填上就知足了。拿这些山里人的吃食去论断中国人的口味，就好比我们只在四便士能买一份牛排布丁的铺子里尝过，就要断定伦敦的饭食如何。

而这些小店，这些地底下的店，名字往往响亮得不得了。「增义客栈」——但愿真是增义吧，反正也没有别的可取之处；可那家「万便客栈」才真是把我的信心考验到了家。丽兹或是卡尔顿也未必敢夸这么大的口——一个土洞，独独一间屋，夯土的地，全部陈设就是那铺店主同客人合睡的炕。

可汾州府到永宁州之间这些不舒服的店，家家都挤满了人。外头路上堆满了骡驮驴驮的货包，院子里一片忙乱：饮牲口，喂牲口，还要伺候人。那些人像是多半就着小碗用筷子吃点东西；阔一点的，或是碰上大日子，便用小小的无把杯喝不加奶不加糖的茶——那自然才是喝茶的正路。除了热水，我不知道他们还喝什么。反正我从没见过他们喝带酒劲的东西；而且我相信，中国本部是没有酒馆的。

黄土里的路时不时地宽出一点，便有一道拱门，门上有座楼，门后是个挤挤挨挨的村子。村子永远是挤的。主街上常有一两棵树遮点荫，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丝园子或绿色的意思。铺面——都是敞口的摊子——一家挨着一家。这些小村子整个就是贫民窟，一点乡下日子的影子也没有；街上满是人，褴褛的人，多半是男人和小孩。男人们身上的破衣裳是各种深浅的蓝，那蓝穿旧了、也洗旧了——至少「洗」是靠不住的，我们只说穿旧了吧——褪成了灰扑扑的土色。那不是好看，是脏；唯一带点阔气意思的东西，是一根一码来长、烟锅极小的烟袋，不抽的时候挂在脖子上，或是从褂子底下往后支棱着。脖子上还挂着一只刻着花纹的小铜烟盒，里头装着他们抽的那种气味难闻的混合物。有时他们在露天的灶上做活——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饭是在户外做的——有时在给骡子钉掌，有时守着他们的棉布、瓦器或是不诱人的熟食等主顾；而且常常在哄娃娃——一个个黑眼睛的、裹在杂色脏布里的小包裹，细看才辨得出是一件褂子一条裤子，不管那娃娃多大、是男是女。我也从没见过这么多做父亲的。中国男人是个好父亲，抱自己的娃娃并不觉得丢脸。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女人只偶尔见到一两个，坐在自家门槛上晒太阳或乘凉——看天气冷热而定——一面说闲话。男男女女都拿眼睛死盯着这个外国女人看，因为在这一带，外国人就像六月天里的雪；我一到，那聚拢来看我、议论我的人群大得那样、热心得那样，简直像是村里来了一班杂耍马戏。

出了黄土地，路便顺着一条弯弯的深涧上去——那是亘古以来水切出来的。崖壁在我们头顶上高出五百到一千英尺，崖脚下淌着细细的一线水，连脚脖子都没不过；可当年必定是滔天的大水下来，才在这万古的山里给自己切出这么一条道。因为这条路不像黄土里那条：它很宽，容得下好几支商队。而这一线细流，就是黄河一条支流的起头。商队的路就沿着它弯曲的岸走。

来往的商队很多。中国没有一处地方是荒凉的。有一串串骆驼，毛掉得稀烂——马克·吐温管这叫「二手货」；有一串串驮骡，还有更长的一串串小毛驴；还有许多男人，肩上一根扁担，两头挑着担子。这些人里有的是从北京来，要往陕西那一边远远的甘肃去的；可我越往前走，往甘肃去的担子越少，多数人到永宁州就打住了——那是河这一边最后一座像样的有城墙的城。一路上，穿黄土，穿深涧，翻山口，过石头高原，一直到那座山里的小城，这来来去去的人流从不断：把北京货广东货驮进山里去，再驮着麦子回来——麦子是这些地方的主产。

你问赶车赶牲口的人往哪儿去，不论赶骆驼、赶骡、赶驴的，回答永远一样：往东，或者往西——这个自然我们自己也看得见。此外也没有别的方向可走。管事的人知道去处，无知的脚夫却只知道方向。至少这是一种解释，也是我当时接受的解释；后来我才晓得，在中国露出好奇是失礼的事，很可能我的通译不过是同那些商队打个招呼，然后自己编一句来回我的话。这话叫我满意了，至少叫我不再问了，也保住了他的面子。

不过有一件事越来越显眼：驮着货的牲口都是往东来的，往西去的驮鞍都是空的。商人心里有了怕，不肯把货送过大河、送进不太平的陕西去。

我的通译说，如今他们连往山里送货都开始怕了——我看那些空驮鞍，也判得出这话不假。这对我可真是好消息。我开始盘算起来。我能商量的只有布坎南，而他有一桩大毛病：凡我觉得对的，他一概附和。这种脾气我在朋友身上是极赞成、极愿意鼓励的；可人生总有些时候，一点全然不偏不倚的劝告最是难得——而这个我得不到。我极想横穿亚洲，可若被「土匪」——本地人管强盗叫这个——挡住，我就横穿不成了。这些风声是真有其事，还是我的通译编出来的？一边是传教士的告诫，一边是那些空驮鞍；而空驮鞍说的话很响。可我还是觉得不妨再往前走一点，詹姆斯·布坎南也给我打气。

穿山去大河的这条路，实在难走。把所有的难处堆到一块儿看，像是根本过不去；可一样一样地对付，我总算对付下来了。而狗，还是我的难处里不算小的一桩。

这山里有一种极漂亮的大白狗，长毛——至少我断定，若是喂得饱、照看得好，它们一定漂亮。若不是怕伤了布坎南的心，我准要弄一条小狗带回家去。这些狗没有一条不跟我这位小朋友开战；他把自己看得极重，多半也把店院里那些饿得没精神的家伙惹恼了。他会昂着头、白尾巴像翎毛似的一摇一摇，大摇大摆地闯进院子去，那神气像是说：「瞧，我们来啦！你们有什么话说？」再过两秒钟，一条稻草人似的大白狗就咬住他的脖子，拖着他横穿院子，打算在饮水槽后头把他结果了。他会尖叫一声求救，我便扑向那狗的脑袋，揪住它的耳朵或脖子上的毛，跟着被拖着走；直到机灵的蔡师傅拎着一根木棒出现，那倒霉的畜生才被赶出院子，或是拴起来，等我们走了再放。我常常想起人家提醒过我的狂犬病，可我从来没工夫去想它，事后才想起来——当然，那时候真出了事，也已经晚了。

内地的中国客栈有一样好处：它可以难受到极点，可也便宜到极点。一宿的店钱照例是四十文。十一文大约合一分，一分呢——这又要看银价——不到一个法寻。这么算，四十文还不到一便士。热水八文，鸡蛋一个六文，我买来代替我仆人做不出的面包的那种麦饼也是六文，有时低到三文一个。我当然明白，我这个有钱的过路人样样都付的是头等价，多半是寻常旅客的两三倍；传教士听说我买鸡蛋的价钱，简直吓着了。另外，我在纸上也总挨宰。因为尽管我情愿睡在院子里的驮轿上，可常有睡不成的时候——院子里牲口太挤，而且是挤得不能再挤——那我就把住的那间屋的窗纸撕下来透气，透那么一点点气；于是就要照我这份破坏赔上三十到八十文。后来我才知道，一整张新纸不过十文，而我撕掉的那张连半张也没有，还蒙着几辈子的灰！在山西的山里，玻璃自然是几乎没人见过的，窗子都糊白纸。

过了山，是一片多石的高原，不险，却难走；因为这虽是条大商路，却没有一寸平整的路面，每一步都得在乱石间小心挑着落脚。不多时，我们进山时还只有一巴掌宽的那道细流，已经成了一条在乱石间盘绕的河。起初我们一跨就过去；它渐渐宽了，便给步行的脚夫摆下几块过河的石头；再后来骡子得趟水了，脚夫便爬到牲口背上，或爬到驮轿前头去——后一样叫我很不受用，因为我记得我那位专管我的汉子，一辈子顶多大约洗过两回澡，而他的衣裳我敢断定从来没洗过，多半从去年十月起就没离过身。最后我们要过桥了——那桥还算牢靠，三块板宽；可骡子总得大加鼓励才肯信它，每回都先用蹄子小心翼翼地试一试板，仿佛信不过中国人和他一切的工程。那工程大约是不坏的，只是失修得厉害，所以骡子谨慎，我也不好怪它们。有一天，我们把那条河过了二十六回！

山西的乡野，除了阳光和那股提神的空气，是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是有的，凡能长出一根麦子的巴掌大的地，都侍弄得极仔细，没有一根草是多余的，没有一片叶子长错地方。有些地里的庄稼正绿油油地起来，有些地里农人还在耕，犁上套着一头耐性的牛；可这些地之间没有界，没有篱笆；树又少又瘦；没有园子；没有农舍，无论好看不好看的都没有。农人一律挤住在一处，简直就住在山坡里头；而生活的美，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劳作，不歇气的劳作，一天也不得闲。就连那蓝天、那阳光、那提神的干空气，也得把屋子和地底下的窑洞那份脏、那份暗、那份不透气折算进去。中国农人盖房子的宗旨，像是要把光和空气统统撵出去——依我看，偏偏就这两样东西才让他的日子过得下去。而那些残废的女人，就在这些又暗又不透气的洞里过她们的日子。年轻些的女人——我偶尔碰见，穿得花花绿绿骑在驴上——脸色像蜡，带着一种受苦的神气；上年纪的满脸皱纹，带着一种爱抱怨、易动气的样子，那是男人脸上没有的。我见过许多老头子，那张脸简直可以做「兴旺、知足、安详的晚年，回望一生过得不错」的样板；可我从来、从来没在一个女人脸上见过这样的神气。

最后，过了一道跨河的长桥，我们到了永宁州。深灰色的城墙衬着蓝天立着；同我见过的多数中国城不一样的是，它的城门上没有谯楼。它有关厢，关厢像汾州府的一样，围着正在飞快走向它必然结局的土墙。那些墙如今连只兔子也挡不住，更不用说人；可进关仍旧要穿过带拐弯的大砖门洞，走在那门洞底下，我照例觉得自己回到了《圣经》的年代。城本身——那座挤挤挨挨的小城——的墙保存得好些，高高地耸在绕城而过的商队上头；因为永宁州城里没有客栈，所有商队都得住东关。城里是一条条窄窄的石头小街，房子紧挨着房子；粗糙的路面上挤满了来往的人、驴、驮货的骡子和哼哼的骆驼，终日不断。顺着东门到西门的那条主街望过去，像望进一条黑洞洞的隧道，里头飘着各样的招牌幌子——白布上印着中国字。照我通译的翻法，那些招牌大同小异，据说向识字的人宣告着「德厚流长」之类的意思。可没有人能告诉我，这座千年前大约就是这个样子的山中小城里，究竟有没有真的财富。我忍不住想：白狼来打它，值不值得？我又想：他若真来，进得来么？城墙是高的，城门不带谯楼，直上直下地立着，那样的砖石堆垒，像是征服过的尼尼微或巴比伦筑的。不过墙上这儿一处那儿一处，水钻到土底下去，把砖顶出一道道又长又深的裂口；这些地方若不严加防守，来犯的人马是可以攻上来的；而在关厢里、在紧挨着这护身的城墙挤住的那些房子中间，什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来。可那西门，依我看，几乎是攻不破的。那样的地方开一道城门，除了中国人没人想得出来。门朝外开出去，正对着一片陡崖，笔直落下六十英尺就是底下的河。中国的城总要造得对称：四面墙上至少各该有一道门，所以这儿就有一道门。似乎从来没人想过，城墙上开门是为了走人走车方便；在一个根本无人能过的地方开一道门，纯是白费工夫白费力气。就这件事而论，我倒觉得这么陡的崖顶上连墙都可以不要。

那些二十年来忠心耿耿在永宁州做事、成效却这样少的斯堪的纳维亚传教士，我路过时都不在。这里只住着两个，其余的散在北边的山里。我在汾州府时遇见过一个女人，是挪威人，正要去同他们会合。她留在我心里，是一个为牺牲而生的可怜身影：一个眼神里带着渴念的女人，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出去，却又被一种恐惧缠住——怕自己所给的这一切其实不值什么。这大约是世上最苦、最伤心的一个念头了。她年轻时就在中国做过传教士。她对我说，对他们这些北方人来说有多难：要学中国话，得先学英文。后来她成了亲，小女儿生下不久丈夫就死了，她便把这块心头肉带回挪威去受教育。可女儿也死了；她觉得自己的本分在中国人身上，于是这孤零零的母亲又回来了。我遇见她时，她正动身去山里那座小城，同另外几个女人住在一起。她们那日子必定孤单得出奇，一点乐趣也没有。叫这位虔敬的女人高兴的那些小事，叫我心里一动——那么小的事，而我们这些天天享得着的人，只管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从不知道珍惜。她穿着不合身的中国衣裳，白头发从脸上往后梳着，一双蓝眼睛带着渴念望出来，仿佛舍不得放弃一个指望：总有一天、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单单属于她自己的幸福落到她头上。革命那阵子，她们记着义和团那年的祸患和危险，避到天津去；那些日子显然是她日历上用白石头做记号的日子。

「那真是快活，」她用她那口漂亮又工整的英文说，「能看见欧洲孩子在花园里玩。」

她的心是怎样地向着那些孩子。我想，他们叫她想起了自己留在挪威群山里长眠的小女儿。

看着她动身回她的家，我心里也是一紧：驮轿里挤着两个黑眼睛的中国小姑娘，是她从汾州府的学堂里带回去的。她那日子多孤单！那是怎样的舍弃！我不知道这三个关在那座小城里的女人，究竟劝化过什么人没有。我很怀疑，因为她们那一处同永宁州的差会一样，是纯粹的信心差会。

这三个女人，不是没出嫁的就是寡妇。永宁州的差会，则是四个老单身汉和三个老姑娘。我一刻也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是一群过着苦行日子、为信仰舍了一切的男女；而在这个爱孩子的中国，他们身边没有孩子，这对他们传教必是很大的妨碍。想一想吧：这些人在一个异乡、在一群又穷又异样、头一个念头必定是瞧不起他们的百姓中间，年复一年地熬着，那样地劳而无功。虽然就人眼所能看见的而论他们没有办成他们要办的事，虽然他们要办的那件事对我这样的人毫无吸引力，我仍旧要向这些人致敬。

于是我出了永宁州，过了那片石头高原；最后，在一个叫柳林镇的村子里，我被一个关于白狼的消息猛地拽住了。

我正在吃晌饭。其实早不是晌午了，已经四点钟，而我是早上六点吃的早饭；可在中国，时辰是不作数的。柳林镇是照规矩该歇晌的地方，所以虽然路太坏、耽搁了，我们也不歇，一直走到了那儿。我正坐在店院里等蔡师傅端来那千古不变的煮鸡蛋和米，王先生过来了，两个脚夫跟着；他们——就是那两个脚夫——一屁股坐到地上嚷起来。我从他激动的叙述里弄明白：绥德州的城门为着白狼，已经关了四天了！而绥德州正是我过了河之后打算歇脚的头一座城！我若要去兰州府、再由新疆到俄国边境，就非经绥德州不可。没有别的路。这些天在山里已经让我看明白：要离开商队走的大路，是绝无可能的。就算我是个懂本地话的本地人，我想也不可能。事到如今，我只有两条路可挑：往前走，或者往回走。王先生显然觉得这根本不该有什么犹豫。他分明指望我当场掉头就回。而我自己也明白——自从在吉县差会里围着桌子读了爱德华兹医生那封信起，我就一直在明白——我横穿大陆的行程是完了；可就这样灰头土脸地掉头，什么也没见着，据我估计离黄河不过二十五英里，而四下里太平得像我如今住的肯特郡的那条路一样——叫我怎么掉得了头？说实在的，这儿还更太平些：如今夜里探照灯在天上扫来扫去，离我家不到一弗隆的地方落过炸弹、死过人，白天黑夜都有满载军械战具的汽车轰隆隆驶过，把房子震得直晃。可在山西那边，地里的人勤勤恳恳地做活，村里那座唱戏用的牌楼上贴满了告示，我坐着的这个店院里，人们照旧忙着伺候牲口，像是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而我觉得孤单；詹姆斯·布坎南紧挨着我坐，因为那极窄的院子那一头，有一条脸相凶恶、身上带着一块癞的大白狗正凶巴巴地瞪着他。

「你们这些客厅里养的狗，这儿不认。」那狗像是这么说。

可布坎南的难处，只要向我求救就解决了。我——这一点我当时感觉得可怕——却没有人可以求救。我只能靠自己。

偏偏这时候又添了一桩烦恼：下起雨来，是那种柔软轻细、能催庄稼的春雨，对这一带乡野想必是天赐之物。

雨停了，王先生和脚夫们不安地看着我。

「我们往前走，」我斩钉截铁地说，「走到黄河。」

他们的脸沉了下去。我看得出那份失望；可我仍旧判断，走到那儿总还是安全的。

「他们是不愿意走么？」我问王先生。

「请您再说一遍。」他说。于是我又说了一遍，他便照先前说过的那样说：

「您若说『走』，就必得走。」

我说：「走。」

第七章中国的忧患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耳闻不如目见」——其实该倒过来说：宁可听人讲，也别亲眼去看。这一路走下来，我对后面这个说法着实深以为然。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薛村。这名字我念不上来，拼法也不敢担保；不过有一件事我十分有把握：那村里没有一个人拼得出它，更不会晓得它被人写错了模样传到世上去，所以我尽可放心。

我们从柳林镇那座贴满戏报的牌楼底下穿过，出了村口的券门，走进旷野，天又下起雨来。倒不算倾盆，却是那种不紧不慢、越下越有劲的雨。路面不是滑溜溜的石头，就是骇人的烂泥塘，而我那乘骡轿，好像总悬在什么悬崖的边上。崖下不过二十英尺时，我已经不大自在；再深些，我便痛切地希望自己压根没来过中国。这个愿望我许了不止一回。雨下了又下，下了又下，无声地下，浸透一切地下，钻进骨头里地下；我隔着一层水雾看那如画的山乡。

薛村是个又小又脏、七零八落的村子。我们照例从一座上头带谯楼的券门进村，正赶上落日撕开厚云，金光泼洒在铺着主街的湿滑卵石上。那金色的阳光和一道绚烂的虹，给眼前的一切添了点光彩——它们确实需要添点光彩。最像样的那家客栈，也还是老样子：一个不小的院子，粗粗铺过石头，此刻却泡在一汪脏水里；四围是牲口棚，另有一间空着的大敞棚，本是存石灰用的。棚里地上铺着石板，屋顶漏得像筛子。我便在这儿安下身，尽量躲开顶上的窟窿，又把骡轿横在棚口权当屏障——因为这些山里客栈照例只有一间屋子。

又冷又脏。我这才明白外国人在此地稀罕到什么地步：连这种能把中国人挡在家里的、湿漉漉的蒙蒙细雨，都拦不住成群的人来围着我看。我是不动的，于是女人们也来了——脏、破烂、面有菜色，拄着棍子，把怀里的娃娃举起来，好让他们瞧一瞧这个正在吃饭的外乡人。渐渐地冷得实在受不住，我觉得非上床不可了，便请王先生去向众人说明：外国女人想要清静的时候，这么盯着看不合礼数。天下最讲礼的人哪！那些人竟一个不剩，全都散了。

「您可以洗个澡，」他说，「没人会看。」——我要在这里向晋西那些穷苦的庄稼人致以全部的敬意：真的没人来打扰。倘若换个位子，一位孤身的中国太太到英国乡下去，我怕未必能受到这样的礼遇。

第二天雨还是泼下来。鸡在院里啄食，淋得透湿，浑身滴水；一两条可怜的、生着癞的米色狗过来觅食；人们把棉袄和油纸顶在头上，又来看这镇上新到的一场把戏。灰天上却始终不见一道裂口，我除了坐着挨冻，在我那张小旅行桌上写信，听我的通译说话，别无可做。他和店家攀谈，隔一阵子便把那位老板对白狼近况的高见转述给我。

这些高见一个钟头变一个样。起初他一口咬定白狼正在攻绥德州。依我看，这未免把那位赫赫有名的强盗在地面上挪得太快了些。接着又说绥德州怕的是土匪——也就是成伙的强盗；最后，把话滤到底，我得出的结论是：绥德州多半是因为四乡不靖而关了城门，凡在城里没有相识、又拿不出什么担保的人，一概不放进去。这恰好印证了我在吉县那些朋友的话：这样乱的地界，不是一个女人单身可以来的。大约是因为雨和灰天罢，我得承认，那一天我确实不快活，而且相当害怕。我孤零零地夹在一群异族人中间，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一场不要钱的把戏；没有人可以商量，我那通译只叫我心烦；更倒霉的是，我冷得厉害。我这辈子很少熬过比薛村那天更长、更沉闷的日子。除了看那蒙蒙的雨，简直无事可做——我要是走出去，淋得比在漏雨的棚子底下还湿（我穿着雨衣），就再没有法子把衣裳烘干，除非摊在客栈那唯一一间起居屋的热炕上，而那炕上已经住着许多人，还有许多以人为食的小东西。于是我就待在原处，把自己的脚同来看我的女人们那一截截残根比一比——我这场戏分明是演给女人看的——拿葡萄干分给那些脏兮兮的小孩，一面盘算：我还来不及掉头，白狼会不会先打这条路上来？万一雨一直下，骡夫们会不会逼我在这儿待到白狼扑下来为止？

不过这念头并没有搅扰我：一来我时时刻刻盼着放晴；二来我十分笃定，能把我困住的雨，也一样困得住白狼。我实在不相信一个中国人——哪怕是强盗——但凡有办法，肯在雨里出门；正如我也不相信中国的雨会下过一天。

「这些人不害怕。」我对通译说。我正看着一个操劳过度的老婆子，穿一身补了又补的蓝布袄裤，头上顶着一件破到不能再破的棉袄挡雨；她那双脚看得我发抖，她的指甲看得我起鸡皮疙瘩，她身上散出的气味叫我作呕——可她喜欢看我写字，我猜她那辛苦一世里，快活的事本就不多。

「他们还不知道，」他说，「只有赶路的知道。他们告诉店家。」

不错，赶路的人自然最清楚。

他整天来来去去，带来各式各样的消息，又说据店家讲，最后一支路过此地的商队已经原路折回了。这事我本该记得的。我确实记得——长长的一列驴和骡子。

然而白天过去了，夜也过去了，第二天太阳出来，暖洋洋的，好生受用，我的种种疑虑一并有了着落。我的行程已经断得没有指望，非回头不可；但不看一眼黄河，我是不肯掉头的。

我们带着全副家什动身。按说饭后就要原路折返，可王先生和骡夫们在这一点上斩钉截铁：我但凡还想再见到自己的东西，就得把它们一件不落地拖过这些山。我依了——因为我确实觉得，不回到文明地界，我的家当一样也少不得。

出村几乎立刻就开始上山。愈上愈陡，到后来我那骡轿的口子径直朝着天，我一看别无他法，便叫人把我抱下来，表示我要走路。

这里只有一桩妨碍，就是喘不上气。我一累一急就犯气喘，如今眼前横着一座极陡的山，除了两条腿再没有别的过法，它自然要作威作福一番。我的运输总管和王先生，像两个极守规矩的中国下人，一边一个把手托在我胳膊肘底下；布坎南在四周欢天喜地地兜圈子，庆幸主人总算有一回明白事理。这支小小的队伍就这样上路了。吃力，真是吃力。实在走不动了，我便坐下歇着，等觉得还能再走，再起来。一边是山壁直上直下地竖着，一边是山势陡然落进底下的沟里，到了沟那头又重新拔起来。可就在这些最上不去的地方，偏偏有一块一块的庄稼地，麦子长得好好的。我想不出人和牲口怎么能在这样的斜坡上站得住脚，至于他们如何犁、如何种，更是我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不过山坡大半连他们也奈何不得，于是便把畜群放出来——温顺的米色绵羊和放肆的黑山羊——在贫瘠的山草上啃。自然是有牧人看着的，因为四下没有篱笆，而新抽的麦苗，比起那点稀稀落落的山草，想必要诱人得多。

到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切都值了——从汾州府起的长途跋涉、薛村那沉闷的一天、比白天更沉闷的几个夜晚、这一段抽走了我本就不够用的力气的硬爬——因为到了一处高敞的地方回头一望，那景致实在美。这是些奇怪的山。脚下的路以极陡的角度向上翘去，四周的坡上只有山羊和绵羊才立得住脚，可远远望去，那总体的气象却并不显得险峻。这不是那种嶙峋、蛮荒、雄伟的大山，环着我的是一重重温柔的丘陵和谷地；我从它们中间穿过来，前头还有；我看得见一脉接一脉，浑圆柔和，先绿后褐，再往远处便成了蓝的，虽无一棵树，却美；前一日的雨把空气洗得像镜子一样透。美，真美，带着一种叫人心醉的柔情——那是从这些夹着黄河、把它送出晋陕之间的山头上望出去的景色。这样的景致，除了这些从泥土里硬拧出一口活命的穷苦庄稼人，难道当真再没有别人看见么？他们一年到头、从天亮做到天黑，从这肥沃的土里所得的，不过是够吊住一条命的麦面、一间容身的破屋，和几件不堪言说的破布来遮体。放眼所及，人人穷得叫人绝望；而这些山里，煤和铁却近在咫尺地并生着，是说不尽的、无人开采的财富。可惜啊！不开采，百姓便穷到饿死的边上；一旦开采起来，这片乡野娇柔的可爱，也要像英国「黑乡」的美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而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得好处的会是庄稼人？

我们还在往上，往上。这些看似温柔可亲的丘陵，爬起来我只觉得难。陡啊。到最后，正当我觉得说什么也走不动了——哪怕代价是几乎望得见河而不得不回头——我却发现，当初开路的人也是这么想的：这里正是垭口的顶，顶上凿通了一条隧道，约摸一百英尺长，仔仔细细砌了砖。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穿过去，出来是一小片平台，一条窄路从那儿蜿蜒而下，坡陡得同我们刚爬上来的一模一样。这里有一家再原始不过的小饭铺，看铺子的是个女人——真是女人，而且没有缠脚——端出一种稀汤寡水、像极淡的大麦水似的饮料。至少现在我知道那是寡淡无味的；当时我只觉得是琼浆。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千恩万谢地喝着，对盛它的碗有多脏连想都没想，只顾长长地喘气，四下张望。

两边山峦拔起，远处山口豁开的地方，是禁地陕西那些不长树的秀美山岭——一样地诱人，一样地安详，同我一路穿过来的山没有两样。这趟又长又苦的路走得值，连我受过的那些惊吓也一并值了。

随后我们往下走，往下走，可我不敢坐进轿里去：路太陡，翻下去的机会太大。看来中国人凡有一丝可能不修路，就绝不修路。逼到没法，他们才在山里凿一条隧道；但只要小心些，牲口不至于必定滚下悬崖，他们就绝不会去铲平一块地、搬走一块石头。

终于，从山的一道豁口里，我望见了世上一条大河——却失望了。那背景是再理想不过的：两边山势陡峻嶙峋，是真正的山；野鸡在叫，岩鸽在哀鸣，喜鹊在聒噪；头顶是清亮的蓝天，只东一片西一片地缀着几朵绵软的云；再往那边是陕西的群山，浑圆的峰顶上一层金阳，起伏的褶皱里一片紫影，极远处融成蓝色，化进蓝天里去，近处则绿着春天的那种绿，只有犁头新翻出来的一块块褐色沃土是例外。而在这一切的脚下，滚动着一股浑浊的洪流，说它是水不像正经的水，说它是土又不像结实的土——那便是那条伟大的黄河，中国的忧患。真真是中国的忧患：虽说在这里它被群山夹着，没法乱挪河床，可看那样子，它是要把群山的魂魄一并卷到海里去。

沟口通向河边的地方有一座庙，庙旁一个小村子。庙里挤满了穿蓝衣、样子邋遢的兵，他们立刻围上来，要看我的行李——就是那些我们为了稳妥起见、硬拖过十四英里山路的沉重行李。想来是搜军火的。我们好歹说服了他们：里头没有军火，那些驮子里也没有什么会搅乱太平的东西。随后我们下到河边，走的是一条弯弯绕绕、乱石嶙峋、极不好走的小路，一路上尽是人住过的臭气；那座兵村里的居民把我团团围住，把我身上穿的一件件都验看过来，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评说一番。

他们是驻在这儿守渡口的。我万不敢说他们不顶用；果真顶用的话，那也是他们的模样冤枉了他们。他们连玩具兵都不像。没有一个人穿着整齐的号衣。看样子他们是有什么穿什么，仿佛全队的衣裳凑不够人手一份；个个都脏，蓬头垢面，松松垮垮，可个个又都笑嘻嘻的，和气，好脾气。我能把他们从周围的乡下人里分出来——那些乡下人说句良心话，也脏得、穷得够可以了——全凭一点：兵们已经剪了辫子，而四围的百姓同一切乡下人一样，还留着。当兵的头发留到四五英寸长，东一绺西一绺地支棱着，锈黑色，蓬乱不梳；至于有没有一顶帽子，结果都同样不成体统。

我断定军渡不是什么要紧的渡口。陕西那边的路如何我不知道，山西这边嘛，我看我们刚翻过的那道垭口本身就是极有效的屏障。要在半打带枪的人跟前把队伍从那条路带上来，须得是个胆子极大的头目；其实那半打人也不必多有胆气。那些兵看着就不像有胆气的。不过他们心肠是好的，而且身边带着老婆孩子——我断定是他们自家的，因为他们抱着那些脏兮兮、浑身补丁的小娃娃，神气得很，又特别用心地让孩子把这场把戏（也就是我）看个明白；我实在不能不同情这份当爹的心肠，便尽力予以成全。我的善意一般总是化作葡萄干。既然已经断了行程，我出手也阔绰了；我的运输总管分发时那副架势，倒像我赏下去的是金银。

他把我的桌子摆在客栈院子的卵石地上，摆在太阳底下。我想，我若是个真有身份的旅行家，就该忍着那间又闷又暗的客房；可我觉得，那没完没了的煮鸡蛋、炒米，外加一种蒸饼——那饼里磨盘的成分比面粉还多，连本地的蒸饼都少有这样的——这些罪已经够受了，何必再在难受里硬撑身份。

我吃饭的时候，众人轮流从我照相机的取景框里往外看；女人们——小脚的、脏兮兮的生灵——竟排在前头，叫她们的男人大为诧异。这些女人赌咒说从没见过外国人。个个都缠着脚，那一双双小脚只勉强支得住身子颤巍巍地挪动；个个都穿着极脏、补丁摞补丁的蓝布，颜色褪成了一种灰扑扑的泥色。多数人头上紧箍着一块黑布罩住头皮，往往显然是为遮秃——她们中许多人害的是「操心太过」的毛病。中国人半真半笑地说：人之所以秃，是因为这倒霉的男人或女人替旁人想得比替自己还多。我怕她们并不信这个说法，要么便是不愿张扬自己的好处，因为说到秃，她们绝不以为荣。此地的人，还有一路上的人，嘴大多长得不好，牙齿坏得、缺得叫人吃惊，女人尤其如此。山西的主食是麦面，看来光吃麦面是长不出好牙的。这里的人蒙古人种的特征并不明显。西边那些民族似乎已经在他们身上盖下了印记；有几个年轻些的姑娘，一头浓黑的头发从中间分开，颊上带一点血色，脸上那副带些凄楚的、若有所盼的神气，放到哪一国都算得上好看。

随后我又好好地看了一眼这条河——我此行最西的一点，我跑了这么远特地来看的河。午后的阳光下一切都那么安宁，不再往前走仿佛是件傻事。陕西的山在招手，我的种种恐惧都从身上落了下去。我非常非常想往前走。可理智跟着就来了：陕西遍地是土匪，这是人人一致的说法，去冒这个险简直是发疯。在这明晃晃的太阳底下，身边是笑闹的人群，我并不害怕；可等到天一黑——不行。哪怕那些兵肯放行（王先生一口咬定他们不肯），我也不敢。于是我怏怏地、万分不舍地掉转头，往汾州府去了。

倘若我真往前走了，等我到俄国时，正赶上战事打得不可开交——所以总的算下来，我倒要感谢陕西的土匪逼得我逃了回来。也许等到天下太平，我会再去试一试那趟迷人的旅程。只是我要找个伴；而且哪怕仍旧带上那位举世无双的运输总管，我也一定要办到一件事：带一个好厨子。

第八章在中国的最后一些日子

罢了，我失败了！这个可恨的字眼在我耳朵里响个不停；比它更可恨的那个念头，则日夜盘踞在我心里——我一路循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走，而我出身的那个家族，是不喜欢失败的。

我琢磨着，有没有可能顺着西伯利亚那些大水路走一趟。那边有几条极大的河，我见过，都是世人知之甚少的河；我想，在重新往西去之前，或许可以先看一看它们。于是当我的骡子小心翼翼地淌过溪水、踏过石头路，经过一座座带城墙的城、穿过一个个忙碌的小村时，中国其实已经在我身后了：我心里盘算的，是用什么法子、花多少盘缠，才能钻进西伯利亚去。

在汾州府，众人待我极好，可我知道他们心里觉得我认输认得太容易，是见了个影子就掉了头。到了太原府，我遇见老资格的传教士爱德华兹医生，这才得了安慰，不再那么强烈地觉得自己满身都烙着「失败」二字——因为他感谢上帝，说他那封信总算起了作用，让我把自己的路数仔细想了一遍；有一件事他是断定的：那趟远征只会有一种下场。要走到兰州府，根本不可能。

不过我心里到底还是不十分踏实，时不时就要想一想：假如我有个好厨子，是不是就走下去了？这念头实在丢人！所以有一天遇见雷金纳德·法勒先生，我着实松了一口气——他与珀登先生离开北京去甘肃采集植物，比我原定动身西行的日子还早十天。

「我常常想，」他说，「你后来怎么样了，走得顺不顺。我们还琢磨着，你莫不是落到了白狼手里，那样一来——」他没有说下去。

他断言陕西是一锅滚开的乱局。要是渡过去，走进我从黄河左岸望见的那些安详山岭，等于送死。我们谈起各自的旅行，发现对中国的看法正好南辕北辙。可人总不能样样都要，总得挑一样；我宁取新世界的粗糙——那份忙乱、那份你争我抢、那份一直往前拱的劲头——也不取东方的安详。这多半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在东方，女人的地位是从属的，她没有自己的人格；而我来自最新的新世界，那里女人的地位实在很高，算得上公民，而且是有用的公民——我自然不能指望自己会去赞美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女人一生就是一场折磨，她的位置高低，取决于她对那个占有她的男人值多少钱。我把这话说给我那位朋友听，当时他正在赞赏中国的太太们；他笑了。

「我承认，」他说，「年轻女人年轻时候过的是——」他用了一个很重的字眼，可依我看还是不够重——「那样的日子；可是，倘若她有个儿子，等丈夫一死，你瞧她的地位有多高。炕上坐着的那个小小的老太婆，管着一整族的人呢。」

到这里我就不辩了，因为我们的立足点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可我要谢天谢地：命运没有把我——一个女人——生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在那里我得不到半点体恤，没有半点求得幸福的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挣不来什么大的影响或权柄；除非我生下一个儿子、而且这儿子还活着、我丈夫又死了，人们才肯认我。

回太原府的路上，除了汾州府，我没有在任何一处教堂落脚。我走的是另一条路，夜里住在破破烂烂的客栈里；那些店家好心，住一宿只收我一便士，还许我睡在院子里自己的骡轿上。离汾州府约八十里的地方，我碰上了另一派传教事业的痕迹——这在我先前借住的那些新教徒眼里，大概是该咒可诅的。同奉一个据称相同的信仰，却裂成两派，这事很奇。我记得平定州一位医生的太太，也是传教士，属于一个叫「弟兄会」的教派，她说起天主教徒的口气，仿佛他们同她周围那些愚昧的中国人一样亟待归化。这叫我好笑；不过我很怀疑，法勒先生看我，只怕正如我看我那位平定州的朋友！总之，在这些阿尔萨斯神父照管之下，田野耕作得极其漂亮。麦子长得又高又壮，五月的阳光下一片翠绿；路边有成行的树，披着春天那种娇嫩的新绿；我还撞见整整一村的男人和小子，正忙着在一条溪上架桥。在中国，我从没见过这样一副农事井井有条的景象。这些神父还是尚武的：他们当年有枪，如今多半也还有；义和团那场祸事里，他们把教堂守得像一座堡垒，凡逃到他们那儿的传教士，都保住了性命。那所天主教会里可称道的地方我发现了很多，我觉得他们于乡下人的用处，正如美国人于城里人的用处一般。

另一座小城外头，百姓像是整个儿扑在做草纸板上：大片大片的土坡上糊满了一方方摊开来晾的纸板，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人正忙着往上贴新的。一面土坡糊满黄澄澄的方块，坡顶上麦苗青青——这景象看着颇为滑稽。

沿途依旧是一队队的骆驼、骡子和驴；还有最古怪的一种运具——独轮车，而且装得满满当当。中国的独轮车把货分放在一只大轮子两边，一个人扛起车把推着走，通常肩上还套一根带子；前头或者再有一个人，或者有一头驴，套上去帮着拉。这样的车要走几百英里，路又极烂，那份气力实在是重的；可我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这一点反复砸进心里：在一切生产的活计里，人是最不要紧的那一项。用到他垮掉为止，然后随手一扔，心里连一丝不安都不会有。愿意顶他位子的人多得是。

我曾因为把中国比作巴比伦而挨过训；可我总得打个比方，才好让读者明白。这一趟在暖融融的春阳里穿过乡野的路，同我在欧洲、非洲或澳大利亚走过的任何一条路，都不能再不像了。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欧洲还年轻的时候它就老了。我住的客栈是贫民窟里才生得出的那种恶心东西；我经过的田间劳作的人，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孑遗；而凡我路过的房子，只要不是窝棚，就一定深深地藏起来，好让主人和他家的女眷同四围的无产者——那些替他们、围着他们干活的农奴——隔开。

离太原府只剩一天路程的地方，我到了一座小镇，叫晋祠镇。那里有家格外恶劣的客栈，没有院子可供我睡，只有一间屋；屋里老鼠又多又凶，凶得把布坎南赶到我床上躲难。我用硼砂粉和基廷杀虫粉把炕上那些讨厌的虫子撵走——地布上下都撒了——它们便顺着墙爬上去，再从房顶上掉到我身上。可怜的布坎南和我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我本来就不喜欢老鼠；何况就在眼前的、又凶又饿的老鼠，比起将来也许会有的强盗，搅起觉来要厉害得多。那一整夜我睡睡醒醒，一面按住布坎南的兴头，一面赌咒说自己来中国真是个傻瓜；到了早上，一切又照例被我原路走了回来，而且我很庆幸，因为王先生来找我，摆出一副库克旅行社专职向导的最佳架势，说明此地有一座庙，「必须看」。

在这一带，我对庙本不抱什么指望；不过我还是往镇里折回去一小段，结果到了一座真正了不起的庙，我想是建在九眼温泉之上的——就是这种东西，能把天平重重地压向法勒先生那一边。一个造得出这样一座庙的民族，还有什么要向西方学的？正门柱子上盘着的红金二色雕龙，那些虬曲的老树，泉眼上的殿宇，还有守在门前台上的铜像，我永远不会忘记。上门的石阶被无数年月里无数双脚踏得残缺不平；屋顶的黄瓦破着、落着；那些铜像手里原先执着的兵器，或被人拗走，或自己掉了。整座地方活画出中国任凭自己圣地朽坏下去的那副模样；可在清晨的光晕里看去——脚下草在抽芽，树上叶已长满，阳光照亮了黄瓦和树的嫩绿——它华美极了。随后云聚起来，下起雨来，是那种柔软、温暖、能催生万物的细雨；我离开它时，它裹在一层撩人的灰雾里，雾替它遮住了残缺，只给我留下一段记忆：世上美的地方之一，我庆幸自己见过。

到了太原府，我替王先生付了回保定府的路费，欢欢喜喜地同他道别。中国也许还有更糟的通译，可我实在希望这样的不多。他放在哪一国都会是个派不上用场的人；他是那个年深日久的中国造出来的一件束手无策的产物。我相信他是平安回去了；不过我得承认，打发他上路时的心情，同我把一个四岁的娃娃放到伦敦街上、叫他自己走回家去，差不了多少。说实在的，我在澳大利亚见过好些四岁娃娃，依我看，比这位承担着护送我横穿中国之职的通译要能干得多。

如今我是散了绳的了。我一心要去西伯利亚；可这事得先在我自己心里排布停当，排布的这些日子里，我便在获鹿逗留了一两天。倒不是我想看那座城——不知怎的，我对中国已经了了——而是因为中国内地会的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这两个人，我很感兴趣。

获鹿是座带城墙的小城，同其他几百座带城墙的小城一模一样，四面城墙正对着四方；它坐落在直隶与山西之间群山开始隆起的地方，教堂后面有一座方方的山，叫抱犊寨。这山四壁陡峭，几乎没法把牲口弄上去，山顶却有约莫一百亩可耕的地；照中国人那份实打实的俭省劲儿，这地当然不能撂荒。于是有了这么个说法：趁小牛还小，有人把它背上山去；牛在山上长大，人便靠它耕地、收庄稼。这是个地道的中国故事，而且极可能是真的。这正是中国人做得出来的事。

获鹿是格林夫妇住了许多年的地方，他们那时正在盖一座新教堂。在他们身上，我头一回接触到真正在义和团手里受过几乎丧命之苦的传教士。坐在教堂住宅的廊下，望着院里安安静静的花和灌木，听他们讲所受的苦，实在惊心动魄。

义和团的祸事蔓延到获鹿，教堂住宅明摆着不能再待了，他们便躲进城外群山里的一个山洞。他们的教友和朋友——他们有不少并非教友的朋友——几乎不敢靠近；死近在咫尺。虽是夏天，洞里又潮又冷；渐渐地，吃的喝的都尽了，他们心里沉重，不单为自己，更怕小孩子要受的罪。

「我实在忍不住，」格林太太说，一面为自己终究是个凡人而自责，「我常常看着我的孩子，心想：那些圣徒究竟怎么能为殉道而欢喜！」

正当他们绝望，打算出去投案的时候，忽然听见压低了的说话声，洞口伸进一只手来，递上五个大麦饼。有几位朋友——又是非教友的、纯粹的异教朋友——记挂着他们的苦。他们仍旧疑疑惑惑地看着那几个饼；两个小孩子——一个才四岁，一个六岁——巴巴地伸手要，他们只得求孩子别吃，因为吃了会渴得不得了。可他们那几位中国朋友不单好心，还想得周到：不一会儿，还是那个轻轻的声音，那只手又递上来满满一篮鲜嫩的黄瓜——凉沁沁的，含着一肚子水。

可他们不能永远待在洞里。最后他们下到河边，那是清河——我们叫它「清水河」，我也听人译作「深蓝河」，其实它既不深，也不蓝，也不清，不过是一条浑浊的水道罢了——顺着河慢慢往几百英里外的天津方向挪。这一小队忠信的人流离奔走的故事，读起来叫人心酸。有时坐船，有时在高粱和芦苇里匍匐着走，最后到了西安近郊——不是陕西那座大城，而是直隶清河上一座带城墙的小城；中国叫「西」字头的城，多得像英语国家里叫「新」字头的镇。在这儿他们听说有一伙人正在追捕他们，便藏进高粱地——那种长得又密又高、齐着人头的庄稼。他们疲惫不堪，饿得脱了形，几乎绝望了——换了我，早绝望了——可他们的信仰仍旧撑着他们。正是盛夏，太阳泼下火来；临近傍晚，云聚了起来。他们知道：一下雨，带着小孩子就非离开这处藏身之地不可。

「可我知道，一定的，」格林太太说，「亲爱的主绝不会叫它下雨。」

我看着她，仿佛看见她当时怎样以一种痛切的祈望望着那两个孩子——一场雨就要把他们判进中国的牢里，或者更坏的地方。在那些密实的高粱秆中间，他们是待不住的。

雨下了，是中国夏天那种倾盆的大雨。这几个逃亡的人爬出来，投了案。

「这正说明我们多么无知，多么不配替自己拿主意，」讲故事的人恳切地说，「因为我们落到的那一伙人，比较起来还算仁慈；而没过多久，那片高粱就被另一伙心狠手辣的人搜了个遍，那伙人我们是绝逃不脱的，落到他们手里必死无疑。」

然而「最仁慈的那一伙」的温柔，也是该求上天免了的。他们抱孩子倒还和气——中国人再坏，对小孩子似乎都好——可对大人则不住地以死相吓。他们说得明明白白：你们是往死路上去。他们把这些人的手脚捆在杠子上抬着走；女人长发上的簪子掉了出来——同行的还有一位女教习，是个姑娘——头发就拖在中国那些脏路的土里。格林先生脖子上有伤，昏昏沉沉，虚弱得很，他们照样毫无怜悯。

这些忠信的人仍旧彼此宽慰。这是主的意旨。主始终与他们同在。他们被押到保定府——那个刚刚烧死了自己的传教士的保定府——关进那里的牢里。我领教过中国的客栈，实在难以想象中国的牢狱能可怕到什么地步。他们连一点私处都不许有。格林太太害着痢疾；他们连一件换洗衣裳都没有；可兵们总在屋里陪着他们，至少也在外间待着。这自然是蓄意为之，因为天底下没有谁比中国人更看重自家女眷的私处。那姑娘讨到许可，去河边给大家洗衣裳，却总有一个兵跟着；她顶着白花花的日头走过去，一路上人群总是起哄讥笑，她觉得自己在这些鄙夷的目光前面没有一处遮掩。唯独对孩子，他们倒奇怪地好：兵们常给孩子铜钱，好让他们买点小饼小糕，补一补那少得可怜的口粮。有一回——这件事让我懂得那种日子的匮乏，恐怕别的什么都不及它——女人们没有去买最要紧的吃食，却买了整整一便士的发簪，因为她们的长发披散在肩上，虽然尽力用手指理过，在她们自己看来终究是不成体统。

后来那道令下来之前——中国什么都得有令——那道令是说饶她们性命、把她们送往天津；而那位为宽解这段苦日子出了许多力的小姑娘，已经躺着快要死了：艰苦和粗粝的饭食把她拖垮了。她就躺在那可怕的中国牢房的污秽与凄惨里，她们俯下身去，一只一只替她捉虱子。你们这些把自家孩子小心呵护、疼爱如命的人，想一想罢——这些自觉蒙召去归化中国人的传教士，疼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的。

受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回去了，回到获鹿，回到抱犊寨下那座荒废了的教堂，并且一直做他们的事做到今天；我想他们会一直做到底。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所熬过的难，把他们打磨得极合于这桩他们心心念念的事业——没有这样受过、熬过的人，绝不可能这样合用。所以我想，时间这架转盘，到底是会替人讨回公道的。

我顶着一场极大的沙尘暴，穿过城去城那头的火车站；这位受过那些可怕事情的女人——她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甜和、最动人、最可亲的女人之一——陪我一路走着，为我此行祝福。同她分手的时候我明白了：在一个我直到来中国以前一向竭力反对的群体里，我遇见了一个不但值得我敬重、而且叫我爱慕钦佩的人。

回保定府，像是回到老朋友中间。他们没收到我的信。王先生也还没露面。所以当我和詹姆斯·布坎南由运输总管陪着，在一个大热天里突然出现的时候，只见传教士们正在廊下吃午饭；他们——愿上帝保佑这些好心肠的人——张开双臂接住了我，随即着手向我解释：我回来这一步有多么明智。他们说，我一走，他们心里就不自在，觉得当初不该帮着把我送上路。

这真是厚道。人一辈子总有几个日子是永远记得的——比如结婚那天之类——而在那个暖洋洋的夏日，从西关又热又土的街上走进保定府美国传教士那片阴凉、洁净、绿树遮天的院子，就是其中一个。那座院子，也是世上我极想再去一次的地方之一。

还有一天，我也不会轻易忘记。我们管那叫「保定府旅行家俱乐部的最后一次聚会」。这俱乐部只有两名会员，朗先生和我，外加一名荣誉会员詹姆斯·布坎南。这一天俱乐部决定聚一聚，朗先生请我吃晚饭。他住在北关的中国大学堂里，房子离我们不过两英里，平常绕着城墙西北那个圆角外头的田地和坟地走过去就是——多半是坟地。中国的城外头是难看的。不错，城墙古气森森，别有一种旧世界的味道，护城河也是往昔的遗物——在如今这个时代，倒很便于处理不想要的小狗；保定府似乎从来不像山西那样缺吃的——可除此以外，那片地看上去很像我小时候巴拉腊特周围被人废弃的冲积金矿场；房屋破败到不能再破败，田地即便绿油油地长着庄稼，也总有一副没做完的样子。而保定府西北角那一带，坟是压倒一切的。坟成千上万。

偏偏那一天下雨，下了又下，下了又下，是稳稳当当的暖夏之雨，直到傍晚六点才停，把空气洗得清清爽爽。我雇了一辆人力车——保定府的人力车是极原始的家伙——不过天气暖和得舒服；我把詹姆斯·布坎南抱在膝上，穿着我仅剩的那一件晚礼服，拿一件绣花的中国短袄权当歌剧斗篷，就这么出发了。我动身早，因为下过雨，传教士们估摸路上或许会有点麻烦。可我并不怎么担心，因为总共才两英里，我自己走过去往往用不了三刻钟。车夫居然选了穿城而过，我有点意外；可我不会说这里的话，也就无从理论；而且我知道回来时是不能走这条路的，因为一到日落，除西门之外所有城门都关，西门也只等到九点最后一班火车为止。

我们出发时，西关的路是烂泥，红的黏土泥；进了城北那片地方，我便想起汾州府夏雨时节的灾难来：水没到车轴，整个地方像一片湖，人们正把湿淋淋的货物往高处垛，好躲开那极脏的洪水。我的车夫只停下来把裤腿卷到大腿根，接着又走——趟水显然是包在车价里的——不过走得实在极慢。晚饭要到八点才开，我本留足了工夫，这时却开始怀疑还能不能按点到。转眼我就明白：到不了了。

我们出了北门。叫我丧气的是，在渐渐暗下来的天光里，那片乡野仿佛整个泡在水下。路的两边、以及远远超出路面的地方，全是水；这水底下藏着什么，我一想就发抖，因为中国的路本来就靠不大住，根本谈不上什么安稳，多半还有深坑。可我这位苦力显然毫无疑虑。他照旧以他那蜗牛般的步子淌了进去，水打着旋儿漫上车轴，漫上车厢的踏板；等我把脚缩到座位上、我们正走在那一大片极脏的水中间时，这位车夫停住了，让我明白：他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再不能往前了。他撂下车把，走开几步，拧起衣裳上的水来。

自然没有什么危险，可着实难受。我已经看见自己穿着晚礼服，在两英尺深的脏水里蹚到旁边那道又黏又滑的土坡上去。这前景并不叫我喜欢，我便等了一会儿；四周房子不少，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天又在黑下来，已经过了八点。

过了一阵，那道黏土坡上现出一个人影来，我拼命朝他招手。

保定府是见过外国人的，不多，可到底见过；在他们看来，外国人意味着一点额外的进项。于是坡上那位先生撩起衣裳，蹚过水来。他同我原先那位朋友费了长得叫人发狂的工夫商量局势，随后动手把车斜斜地往坡上拖。坡顶有一条窄道，他们大约是断定：只要把车弄上去，我们就还能接着走。头一件是我得下车，而那坡看着滑得叫我心里没底。作为第一步，我把詹姆斯·布坎南递给那位生人，因为它是要坐我膝上的，我不愿它弄得比必要的更脏。布坎南不喜欢这个生人，勉勉强强地忍着；可我一迈出车，就在黏土上一滑，仰面朝天摔了个结实——它当即咬了抱它的那个人一口，挣脱出来，用舔我的脸来表示同情。那阵乱哄哄啊！我那两个人吓得直嚷，布坎南狂吠不止，我费了好大劲才重新站起来，因为路太滑。这时已经远过八点了；能回头我早回头了，可显然回不去。于是我比画着雇下了二号人——他的伤得拿药敷一敷，铜钱办成了这事——叫他在后头推，我们重新上路……

长话短说：我到大学堂时，早过了十点。我的东道主老早就把我当成没指望的事放下了，加上身上不舒服，已经睡了。这却没有法子，只得把他叫醒，因为我想说明：回去那一段路更坏——就在城外，我是知道的——我最好再添一个人。

他极热诚地招待我，随后向我说明了一件叫我发愁的事：那两个人死活不肯再走，一口咬定人力车过不了去西关的那条路，我非得雇一辆车不可。这话说得不错，可这么晚了、城门又关着，我到哪儿去弄车？

朗先生说他的用人是个明白而有办法的人，多半能弄来一辆，只要我先进屋吃饭。于是旅行家俱乐部的两名会员坐下来吃了一顿极好的晚饭——中国厨子并不因为你迟了两个钟头就把饭做坏——我们还想给这场盛会拍一张镁光照。可惜！那天我运气不佳，镁光灯出了岔子，把好些东西烧了个焦。好在我们自己没事。到凌晨两点，朗先生用人的叔叔、或者堂兄、或者什么亲戚，赶着一辆北京骡车、套着一头结实的好骡子来了。说实话，我对回去这一程有点不放心，因为路上有两座桥是什么模样——说得准确些，是烂成什么模样——我心里有数；不过桥总算过去了，天刚蒙蒙亮，我到了教堂的院子，赏了这几位陪我历险的人一笔在他们看来很多、在我看来很少的银钱。我这辈子赴过许多次晚宴，可保定府旅行家俱乐部的最后一次聚会，始终刻在我记忆里。

动身去西伯利亚之前，我在保定府又等了些日子，因为出发要从天津起，而传教士们正要坐船去那儿。他们是往北戴河过暑假的，头一程便是顺清河下天津。我想这倒是穿过这片地方的一种颇为惬意的走法，而且有伴同行也惬意。我并不迷恋自己一个人的滋味；我一个人应付得来，可有伴到底大有好处。

于是我等着；等着的这些日子，我买古董。

保定府在辛亥革命里被抢得很凶；等秩序一恢复，谁要想把抢来的东西脱手，就得拿命去换。一个肯把东西整个儿带出国去的外国人，简直是天赐良机；于是我一开始收货，消息传开，就有人整天整天地守着我，我只要把鼻子伸出门外，立刻被想卖东西的人扑住。我同时应付过九个卖主；他们还把用人也拉下水，瓷器沿着厨房地面排开，刺绣、铜器和镜子塞满了备餐间。说实在的，我和我那些跟班对传教士们肯定是个天大的麻烦。他们不懂英文，可我会用中国话数几个数，弄不到通译时也就将就过去了。我料想自己买下了大量的破烂；可我这辈子花钱，从没有比这更痛快的。等我在英国拆包时更是得意，而且从那以后一直得意。

那些卖主锲而不舍。他们的意思无非是：这样的机会他们从来没碰上过，非好好利用不可。我们雇好了船；我们下到船上，船离了岸——就是这样，还有卖主一心要把最后的机会用尽。我在船上买了一只宝蓝色的瓶，两块钱；又买了一面嵌在雕木框里的古怪旧铜镜，也是两块钱。随后船夫把这些商人赶散，我们才开船。

我想，在有史以前的年月里，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的岸边，人们来来往往坐的，大约就是我们在保定府南门外那条小河上登上的这种船。我们有三条船。刘易斯医生夫妇带着孩子和用人坐最大的一条，大家说定都到他们船上吃饭。牛顿小姐和一位朋友坐另一条，带着其余的用人。我呢，像个百万富翁，独占一条。运输总管已经在保定府同我分了手，如今是刘易斯家的用人徐森伺候我，在船上敞开的那一段、小篷子底下给我铺床。舱在后头，低矮得像兔子笼，小窗小门，我得跪下来才钻得进去。我只拿它们堆行李，因此还能匀出一个位子，捎上一个对传教士们极有用处的女裁缝。她幼时缠过脚，因此走起来有些跛；一路上她在沿途的地方自己买吃的，正如我自己买水。她同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是个憨气的人，对布坎南兴趣极大，总把自己的饭分它一份——她的饭看来主要是黄瓜和那种寡淡无味的中国甜瓜。詹姆斯·布坎南极讲礼数，凡是给它的一律接下，可黄瓜和甜瓜它无论如何吃不下去；于是我夜里上床，常常碰到一样又凉又黏的东西，每回一查，都是这位女裁缝赏给我这条彬彬有礼的小狗的残羹。我原谅了它，因为它礼数周全。那些东西实在也没别处可藏。

顺着河慢悠悠漂下去的那些日子很受用。我们经过小农庄，经过村子，经过渔梁，经过带城墙的城。西安府的城墙带着雉堞，河水就在墙脚下流，活像一座传奇里的城；等我们撞见水边的小集市，那份传奇味更浓了，因为到这时我们才晓得这里的人怎样过日子。有时我们停下买些食物，有时上岸，在宜人的夏日里沿河岸信步。我从没走过比这更可喜、更独一无二的一段水路。最后我们到了天津，我同朋友们分手，他们往北戴河去，我则去利顺德饭店，预备我那趟往东往北的行程。

就这样我离开了中国。我在这里住了十六个月；这个文明了这样久、自成一个世界的中国。如今我坐在英国自家舒服的起居室里，读报上关于中国的消息；我所认识的中国，同报纸上的中国，完全是两个地方，是另一个世界。中国参战了。自然是在我们这一边：中国人精明得很，绝不会去掺和一桩注定要输的事。可说到底，直隶的庄稼人、山西窑洞里的穴居人，对一场世界大战懂得什么？统治中国的是极小极小的一撮人，这些事由他们来料理；而人口的大多数，同恺撒时代，甚至同埃及第一王朝以前，并没有两样。

「中国，」我临走前，一位在商务上极熟悉中国的人对我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指望。各项税都收得上来，钱从来没有这样好弄。」

「为新税闹过一场，」一位传教士伤感地说，就在我很熟悉的那一带，「过去一点的一个小村子。村里打了收税的，兵便扑上去打村民，打死了十三个人。哦，我知道他们说那税不过是名义上的一点；可对这些穷苦村民来说，外人眼里名义上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全部。他们要么交了税饿死，要么抗了税被打死。」

他没有说他们是进退两难，因为他是传教士；这话我替他说了。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月里，我耳目所及，这样的事就有两桩。

我想，事情的真相大约是：外人只能笼统地判断，而中国始终不失其本色——在那里，个人从来不算数，如今也仍旧不算数。张家口几千名欠饷的兵闹了变，算什么？一个强盗把甘肃祸害得不成样子，算什么？二三十个村民因为交不起税被打死，算什么？放在那一大片人里，什么也不算。我是个女人，是南方那些新兴国家里来的女人，忍不住要觉得——而且觉得极强烈——个人应当算数；一个国家，除非绝大多数的个人都过得安稳、活得快活，便算不上真正的兴旺。那个「除少数例外」我本想一并划掉，可这对眼下这个世道未免要求太高。至少我愿意想：多数人总有一个求得幸福的机会。而在中国，我觉得连十分之一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

中国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象是奇特的。这里的人有礼，心肠也好，比英国同一阶层的人有礼得多；然而我从内地回来，心里有一个很强的感觉：这地方不安全——不是因为百姓普遍怀有敌意（他们并不敌视），而是因为在这里，苦难和性命都太不当一回事。他们自己就成千上万地受苦、成千上万地死。

「什么！农忙正紧的时候带儿媳妇去看大夫！哪成！」他们明明知道她疼得死去活来，明明知道看大夫是她保住眼睛的唯一机会！可她没有看成。正在收割，谁也腾不出手来！

那么，多一个少一个外国蛮子的命，又算得了什么？这些有礼的、心肠好的、脏兮兮的人，把你当作一场杂耍来看；他们看你死，也会带着同样的兴味。他们或许会伸手帮一把，正如英国人也许会拦住一个虐待马匹的人；但是肯为此费一番事的有一个，耸耸肩走开、心想这不干我事的就有两个。他们中的大多数，一辈子天天看着自家女人受苦，从不放在心上。一般男人所盼望的，恰恰是娶一个这样受过苦的妻子。把女人一直摁在从属的地位上，对整个民族有没有反作用，我不知道；不过我想，那拖累是说不尽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比我这趟中国之行，更把我变成一个热切相信女权的人。

「英国的女人，」前几天有个男人对我说——他是外国人，我们的盟国之一——「配有选举权；可欧陆的女人是小孩子，不能给。」中国女人也是小孩子，而且是极其无助的小孩子。我觉得，而且觉得极其强烈：中国若不教育她的女人，不把她们变成这个民族有用的那一半，而只把她们当作男人的玩物和奴隶，中国在世界的进步里就永远要落在后面。

中国已经被划成了一块块「势力范围」。不论她愿不愿意，她都得认清：北方那片大草原上，俄国那套糟糕的治理是说了算的；东北大半由日本主宰，它那条从奉天到长春的铁路，是效率的典范；英国则以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最要紧的影响所在；法国在云南有几分发言权。我不能不想：倘若中国被地球上那些稳定的国家——也就是日本、英国和法国——瓜分了，对中国、对她那几千万看不见指望地苦干着的百姓来说，倒会是一个大日子。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请我的读者去听听法勒先生那一面的看法。他的看法同我的正好相反。

第九章哈尔滨与海参崴

在天津，我在利顺德饭店里热得发昏。我要在此郑重记上一笔：华北比我在西非几内亚海岸时还热。这自然多半要怪我住的那个地方——那饭店为了熬过酷冬，布置得实在太妥帖，任哪一间屋子都没法穿堂过一股风。詹姆斯·布坎南也不喜欢那儿：在中国的英租界里，狗一律被疑心带着狂犬病，出门非牵着不可；于是我只好把这可怜的小家伙带到中国人的街区去，它才跑得痛快。它关在我卧房里的工夫，比它和我所愿意的都多出太多。

不过天津是个别处没有的地方：说它是中国吧，同我所认识的中国又不一样；说它是欧洲吧，当然更不是。它留在我心里的印象是：中国的手艺在这里学着迁就欧洲人的需要。东西两半球所有的民族都在这儿碰头：英国人的地界上有锡克人和别的印度族类；法国人的街上则由戴着古怪尖顶草帽的安南人看守。我喜欢天津那些街，走在上面既觉得十分安全，又有一种妙不可言的历险的滋味——一种不花钱的历险；而且我随时知道，我可以去朋友家吃饭，或者回来同说我本国话的人交换些看法。可天津于我这个旅行者是没有用处的。六十多年来，写它的文字早已连篇累牍。我往前走了。

一天夜里，布坎南和我——没有用人，我们很想念在中国时一直有的那个用人——走到火车站，在一节开往奉天的头等车厢里安顿下来。车要到夜里很不像话的钟点才开，可车既已停在站上，我便讨了个准许提早上去，铺好毡毯和靠垫，把自己安置得舒舒服服，车还远没有开，我已经睡熟了。等我醒来，离目的地已经不远。

我同一位英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交上了朋友，他带着妹妹，正要取道俄国回去。他一直在学日文——于是我又纠正了一个错误的成见：英国人有时候也是学本国话以外的语言的。在奉天我们吃了饭，洗了澡。我发觉从此以后，我每一处落脚的地方都是用澡来断句的，要么就是用「没澡可洗」来断句。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到奉天时实在该洗一洗；而一家由能干的日本人经营的旅馆，把这件事办成了一桩乐事。据我所见，满洲是日本人在经营；如今俄国退了出去，他们想必比先前更有势力。哈尔滨是俄国人的，奉天是日本人的。从那儿到长春的火车是日本人的，我们一车人都坐在一节敞开的大车厢里，干净，而且以那样的拥挤程度而论，空气也还算流通。每个人都有地方躺下，刚刚够躺。能干的日本人把我同我宝贝的詹姆斯·布坎南拆散，把它塞进另一节车厢里一只大箱子——一只相当脏的箱子；我想他们大约不把牲畜当回事——它在里头凄惨地嚎叫。我翻过一堆行李，又从另一大堆行李底下钻过去，看看它可还妥当；日本乘警看我像看一个不甚厉害的疯子，轻蔑地笑。我不喜欢被东方人轻蔑地看着，所以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有点着恼。随后我又觉得好笑了。

在这样一车人中间，我自然不打算脱衣睡觉，只把靴子脱了了事。可我旁边那位日本海军军官全然是另一套看法——我同他讲法语。我的法语相当糟，他的法语则糟在另一处，所以我们谈得并不快。我怕他临了还以为我是奥地利人，因为他似乎从没听说过澳大利亚。不过我们总算彼此表明了善意。接着他动手宽衣。这套程序，我从没见过有谁做得这样利落。他怎么从蓝呢子和金穗带里脱出来、换上和服的，我实在说不上来，虽说他就在我眼皮底下做的。随后，他极有远见地把衬衫上的袖扣和领扣取下来，安到第二天要穿的干净衬衫上，把两件都收进他的小箱子，然后在铺上安顿下来，抽起烟、说起话来。我也抽了一支——他的烟——两人便和和气气地睡了。早上我们到了长春。可怜的小布坎南一见我，又发觉自己关在一只带栅的箱子里，便把天都嚎破了。这事不久就解决了；它告诉我，从一条狗的眼光看，俄国和中国那种散漫随便的火车，比日本人办得井井有条的火车不知强多少倍。

这条大铁路沿线的城镇是些古怪的小地方：不过是些散落的房子和几条通向大平原的宽路，铁路从远处来，又往远处去。住在里面的人像是各国的杂拌，也许是各国沉淀下来的渣滓。在这里，那位陆战队军官、他妹妹和我落到一个相貌奇特的人手里；那人看着像俄属波兰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又掺了点朝鲜血统。他自告奋勇，说要带我们去一家比长春旅客通常投宿的更好的旅馆。我实在想不出都是些什么人会来长春，反正照例不会是英国观光客；而假如最像样的那家旅馆比我们吃早饭的那个破地方还差，那可真是差得可以。不过在明晃晃的暖阳里，一切总还惬意；虽说幸亏前一夜在奉天洗过澡——这儿能拿得出的最好待遇，是把我们让进一间再原始不过的卧房：我猜那是人类放弃了炕之后，在「卧房」这门学问上的头一次尝试。屋里有一只极小的盆，盆里有一点极少的水，旁边一张邋遢透顶的床；我就着这些，试着把一夜旅途的污渍洗掉。搁在今天，这样开始一天准会叫我倒足胃口；当时我刚从中国旅行的种种难受里出来，只觉得这是分内之事。

我还发觉自己办错了一件事：带的钱不够。给布坎南买了票以后，我身上一个子儿也不剩了，非等到哈尔滨的汇丰银行不可。我常犯这一类的错；我总觉得钱搁在银行手里比搁在我手里稳妥得多。

我们继续穿过肥沃的满洲，看见了来时在夜里错过的那些丰饶的田。这趟车是俄国人的。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个兵，是查验旅客和车厢的军官的先头。他一眼就看见了布坎南——它正对着窗外的景色显出通达的兴致，它向来非趴在窗口不可。我见他——见这个兵——为难起来，便试着告诉他我并无恶意，到哈尔滨一定补票；可我想他没听明白，因为他慌张地把车厢扫了一圈，一把抓起那条小狗，塞进角落，扔了个靠垫盖上。布坎南和我都吃惊得一动不动。那位俄国军官往里瞧了瞧，只见一个孤身的女人举着车票，便过去了。直到他走得远了，堪称珍宝的詹姆斯·布坎南才探出它那漂亮的小脑袋，就「偷运小狗不买票」这桩罪行发表了几句议论——我干的显然正是这件事。

我们夜里九点光景到哈尔滨。我踏上月台，只见天下各族的人穿着脏衣裳，像在合唱似的一齐吼叫；这时走来一个人，用英语同我说话。方才帮着窝藏布坎南的那个兵就站在我旁边，显然指望着点什么表示；我正盘算着向那位陆战队军官借一点，可他们要继续往前走，我不走，这么开口我不大情愿。那个英语的声音问我要不要旅馆。我自然是要的。那人说他是大饭店的引客，不过他自己另有一处小地方，比大饭店好得多，他能把我安顿得很舒服。我便说明：要到第二天银行开门我才拿得到钱。他两手一摊，那架势活像个中国人。「不要紧，不要紧，」他来付，他的钱袋就是我的钱袋。

我肯不肯上他家去？

在那个当口，我还能怎么办？我当即拿他的话当真，问他要了一个卢布——哈尔滨是中国的地方，通行的钱却是卢布——把那个兵的功劳打发了。我同朋友们道了别，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敞篷马车，穿过哈尔滨的街道走了；走得那么远，我不禁疑心自己这一步走得明不明智。结果证明是明智的。

不过后来我听说，即便在那时候，哈尔滨也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那里的人口是日本人、中国人、俄国人，外加这三样凑成的一种邪门的混合，更不用说天下各国星星点点的无赖。

「整座城里，」一位极熟悉那地方的人说，「找不出一个正派的中国人。」

其实它实实在在是俄国的。街上有穿着制服的俄国学生；蓄着大胡子、扎着腰带的车夫赶着敞篷马车，辕外还并驾着一匹拉套的马，同在俄国一模一样。总之依我看，哈尔滨的罪恶是俄国那种生猛的、原始的罪恶，不是老中国那种颓靡的罪恶。

我一九一四年在哈尔滨时，那里有六万居民，另有两万五千名俄国兵守着这一带的铁路。俄国警察不许我照相；至于死法，你尽可以自己挑：中国的红胡子，或者俄国的强人，会在市中心你自家门口把你抢了、杀了。至少一九一四年是这样，如今大约更坏。所有招牌都是俄文的；看惯了中国字之后，我起初觉得自己大约看得懂，凑近细看才明白：那些字母虽然模样我都认得，却像是在外面浪了一整夜，正往家走，状态不大符合我们的期望。平原那头不远有一座没有城墙的中国城——同别的中国城一样，是个又脏又臭的地方；还有一条大河，松花江，是黑龙江的支流，我头一回见到这一带那些气派非凡的内河轮船，就是在这条江上。我很想给它们照相，可俄国警察说「不行，不行」，得先向驻防的上校讨一张执照才成；而那位上校不在，要到下星期中间才回来——到那时我想我已经在海参崴，说不定已经到伯力了，因为哈尔滨实在算不上一个值得旅人盘桓的地方。

那位自称波兰先生的人尽了他最大的力。他给了我一间不算小的屋子，里头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坏了的、打不开的衣柜。他把一家子的待洗衣裳从浴室里清了出去，于是我洗澡时四围飘着他那一大群儿女的湿衣裳；可到底是有一个澡盆，还有一个烧水的炉子，只要肯费些柴，总能出热水。跟这么一台叫人心惊的机器关在一处、贴得这样近，固然可怕，可它到底帮我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干净；何况我在中国待得够久，不至于挑剔。

不过在自己卧房里吃饭是沉闷的。我知道自己这一步终究不算明智：就算那家大饭店住着不舒服——我并不是说它不舒服，因为我压根没去过——看看别人总比一个人待着有趣。

到的第二天，我去拜访英国领事斯莱先生。听见我的名字通报进去，他屋里传出一阵极可疑的动静，我觉得好笑。

我赶紧把空气廓清：「我不是落难的英国侨民，我不要钱。」——不过我得说句公道话，他那副样子够好心的，我要真要钱，他也会给。随后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赞成我抵埠的方式。

「上一个这样掉进哈尔滨的人，」他说，「我找了他一个星期；两天以后我去送了他的殡。」——那人被人收拾得就是这么惨。不过看来那人钱很多，缺的是见识。我的麻烦正相反，至少在钱这一头是如此。为我那点家当来害我，对谁都不划算。我落到的这人是个波兰犹太人，名叫波隆涅茨基，对我却只说自己叫波兰——我想他是觉得我这条英国舌头对付不了更啰嗦的那个名字。他住在斯特拉特科尔斯卡娅街的一所楼里——别忘了哈尔滨是中国的地方。我答应他：只要他好好待我，我就把他这家公寓推荐给所有要来哈尔滨的朋友。他确实好好待了我。他为我提心吊胆得厉害，简直不肯让我离开他的视线；他自己不能奉陪时，便派他妻子或者他兄弟出马看着我。

「我眼下同斯莱先生交情很好，」他说，「我不想出什么事。」

我们发现斯莱先生认得我的一位兄弟，他便很客气地请我吃饭。这一来我便结识了此地的上层人物。饭后——在边地上，中国厨子依旧是极出色的——我们坐他的私人马车出去兜风，最后在公园里结束了这个晚上。这里的马车夫是很有排场的角色：不论他们属于哪个说不清的民族——我想多半是俄国人，不过我也见过中国人和鞑靼人，赶起车来活像宁示的儿子耶户——一律戴一顶灰色海狸皮帽，帽檐卷起，就像尊尼获加，又像摄政王时代的那些纨绔。当我发觉自己正坐在两顶这样的卷檐帽子后面一路飞驰时，简直喘不过气来——我还以为这种帽子早在我祖父那辈就绝迹了。

哈尔滨的公园是了不得的一桩事业。夏日的晚上，园里小路两旁全排着灯；有露天的餐馆；有乐队，有招展的旗；有极好的冰点和各式各样叫人上瘾的饮料；还有成群衣着鲜亮的人——中亚腹地的蒙特卡洛！哈尔滨的夏天热，很热；哈尔滨的冬天则冷得刺骨：满世界是冰和雪，气温能一直掉到华氏零下四十度左右，而且太阳还照得明晃晃的。那是一种阴险的冷，悄悄摸上来，趁你不备把你拿住；不像英国那种阴沉生硬、把自己的厉害处张扬到十足的冷。他们给我讲过一个姑娘的事：她去溜冰，下了冰才发觉两只脚已经冻坏了，可她自己毫不知道有危险，一直以为好好的。狗常常冻死在街上，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有个习惯，爱在稀奇古怪的地方睡觉，而在哈尔滨冬天的街上睡下去、从此再没醒来的，不知有多少——那是些又宽又散的街，房子、花园和空地错落着，活像澳大利亚的市镇。说到底它是一座边城。我们已经把中国那密密匝匝的人烟抛在身后了。

随后我预备先往东去海参崴，再往北进西伯利亚；我向英国领事和我那位自封的向导波兰先生都讨了主意。

他确实照料我。我东行的前一天，他把我交给他妻子，提议由她带我去市场，置办路上的必需品。路程不过二十四个钟头多一点，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不过我想，在市场里走一走总归有意思。果然有意思。

我发觉这一类市场全世界都大同小异，因为它们卖的是百姓过日子的必需品，差别只在土产不同罢了。哈尔滨的市场是一连串的大棚；虽说摊子大半是中国人开的，它同中国城里的市场却有一点不同：这里有大量的黄油、干酪和奶油出售。真正的中国人一见欧洲人爱吃牛奶、黄油和奶油，是要惊骇的。他觉得这东西恶心，许多人根本没法坐在桌旁看别人吃这些美味。这自然同他见了人家把一大块牛肉或羊肉端到食客面前时的惊骇是一样的。这类东西，中国式的讲究是要把它们装点得看不出本相的。我疑心我在山西所接触的那些百姓，给什么都会高高兴兴地吃下去；不过我说的是讲究的中国人。在这个市场上，无论讲究不讲究，他都已经把这些忌讳克服了，黄油和鲜美的酸奶油多得很。我那位波兰犹太女伴和我照例苦于语言不通，可她还是让我明白了：我最好买一只装干粮的篮子、一只盘子、一把刀、一把叉——这些东西我都丢在中国了，没想到还会用得着——一只玻璃杯，还有两把水壶。照她说，凡有点自尊的人，绝不会想着不带上至少两把水壶就去西伯利亚旅行。我买了两把蓝搪瓷的；我得说，此后有无数次我都要为她这份远见念佛。

随后我们去买食物，到这儿我就摸不着头脑了。她雇了一个闲着的中国人——至少我想他是中国人，身上有几分大猩猩的味道——来扛东西；我还以为她是在给自己一家子备着围城时的存粮，或者哈尔滨一个月才有一回集。总之我并不觉得自己有插嘴的道理。这似乎与我不相干，况且她有一大群小孩。我们买了一大堆面包、十根黄瓜、两磅黄油、两磅奶油——为这奶油还买了陶罐——两打香蕉、十个鸡蛋和两磅茶叶。然后我才发现：这是我去海参崴这一路的口粮，总共二十七个钟头的路！我至今也不大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要备干粮，因为这趟车虽然没挂餐车，沿途停靠的站上却有饭馆。斯莱先生叮嘱我要坐头等，我本来也没打算坐别的——俄国的旅行又便宜又舒服——可波兰先生另有主张。

「我来安排，」他说，「我来安排，您瞧着，包您舒服。」

我得承认我确实舒服，非常舒服：布坎南和我独占了一节很不错的二等车厢。每到一站，就有一位乘务员来问我要不要开水；吃的东西更是应有尽有，因为那十个鸡蛋已经由「波兰」太太煮成了硬心的，而面包、黄油、奶油、黄瓜和香蕉，都同我吃过的任何一份一样好。我另外还有两磅方糖，我想是德国甜菜糖，还有几个柠檬。

于是我们向东穿过满洲那些长着树的山冈。山上铺满丰茂的草，绿得叫人歇心；有花，紫的、白的、黄的、红的，把一张张星形的脸仰向多云的天；柔软潮润的空气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比起中国那副硬邦邦的蓝天、耀眼的阳光和干燥提神的空气，这变化真大。不过满洲人同中国人一样勤勉，凡有田的地方，庄稼照料得同关内一样仔细，只是田与田之间还夹着草场和野花——这对我是一大快事，因为自打到中国以来，除了盆里养的，我再没见过花。

我摊开毡毯和靠垫，脱掉衣裳换上和服——也是在哈尔滨市场上买的；买的是男式的，因为女式太窄——安安稳稳地睡了。早上醒来，发现我们已经爬到了岭脊，爬到了分水岭上；宜人的雨轻轻落着，四围是放肆的绿；农人，有俄国人也有中国人，提着青枝编的小篮来卖甜甜的红树莓。

还有花，西伯利亚的花！关于它们我早听过许多，可它们仍旧美得超出我所能指望的。随后雨过了，那给万物生机的雨，那把一切粗硬处都抹平、给这片景致添上无限娇媚与柔和的雨。而且这里是辽阔的。中国太挤，我在那儿从来没有过辽阔的感觉；这里却像澳大利亚：大片大片的地摊在天底下，绿，肥厚而丰茂的绿，远处是一抹淡淡的青山。接着会冒出一座铁皮屋顶的小城，散散落落地铺在这大平原上，一条小路穿过四围的绿通到城里；随后太阳出来，云投下大团的影子，地方大得足以让你看清那些影子在绿草上的轮廓。

车站上仍旧有中国人，只是越来越俄国化了。他们还留着辫子，却穿着束腰的俄国罩衫和长筒靴，同一样打扮的亚麻色头发、蓝眼睛的俄国人和和气气地混在一处。傍晚的影子又聚起来，我们驶进了新世界里的海参崴。

我所遇见的俄国人并不领新鲜空气的情。一个旅馆的门房把我和布坎南截了去；我们是七月里一个大热天到的，他把我领进一间卧房——双层窗密封着，缝隙还拿棉花塞得严严实实！

我激烈地抗议，那门房惊愕地看着我。把那些精心塞好的缝隙拆开！想都别想。不过我到底说服了他：那些棉花非取下来不可。他万分不舍地扯了下来。第二天我去英国领事馆，请他们给我推荐本城最好的旅馆，他们却告诉我：我住的就是，再换也换不出更好的。于是我索性去逛这座远东的城——如今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已经在这里立住了脚。

这城的位置极美，坐落在山间，傍着一道狭长的海湾；海是灰的，天也是灰的；四围的山披着盛夏那种葳蕤的绿——在这个几乎到六月还是冬天的地方，这才是盛夏。海参崴主要的建筑相当漂亮，可全都沿着海岸排开；一往里走便进了山，那里铺木块的街道往往不过是一道道台阶。这地方之所以成其为一座城，全靠那道遮风的海湾。

岸边泊着各式各样的船。英国舰队来访，灰沉沉、阴森森地停在灰色的海上，活像一幅透纳的画，只有米字旗添了一点颜色。俄国舰队也在，招待着客人。我雇了一条小船，划船的是本地人，一望而知是蒙古人种，自然说着我不懂的话，究竟是赫哲人还是吉利亚克人我不知道。他船划得好，因为起了一股恶浪；詹姆斯·布坎南几次三番告诉我，它不喜欢我们这趟航程的新花样，随后这可怜的小狗就吐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晕船之苦不是轻易受得了的，所以绕着两支舰队转了一圈之后，我便上了岸，在硬实的陆地上研究这里的船。

这时我很庆幸哈尔滨的斯莱先生一定要我来看一看这个俄国口岸。整幅画镶在绿里，柔嫩的绿，边上滚着灰色的雾；而那些被世人忘却的老木船——也许我祖父当年在东印度公司就驾过这样的船——仿佛都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它们或靠岸停着，或扯满了帆顺湾而下；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点在白帆上，把它们变成一座座雪山。自然也有造船的——后头森林里不是有大宗的木料么？——还有卸货的船。有船运来蔬菜和水果，有船运来肉；渔船更是成百上千，沿岸一条挨一条；所有的小船桅顶上，都有小小的白旗像蝴蝶一样扑扇。它们挂在那里做什么、表示什么，我不知道。哦，指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那位将军有了一个极好的基地。我祝他一切顺遂。这里还有猎海豹的船，过不多久它们就要北上到海豹聚居的岛上去取皮。

我的一位兄弟从前在那艘看守「北纬五十三度以北」海豹场的英国军舰上当过航海中尉；我和布坎南沿岸走着时，想起了他讲过的这一带的生活。他那条船上有一回弄到了两只羊——对于长年在中国海面上、鸡吃到腻的人，这可是不小的收获。他们吃着头一只的时候，想着替第二只省下一趟远航，就把它放到一座岛上，托给了岛上管事的人——我兄弟说那是个阿留申印第安人。回程时他们已经只剩下腌菜和罐头，却拿「重逢那只羊之后能大快朵颐的羊排」来给自己打气。可怜这些水手！他们找着了那个印第安人，羊却没了。

这位一度的看管人极有礼数。他让他们明白：他万分抱歉，可他杀鸡的时候，不得不把那只羊也一并杀了！

军官起居舱里的诸位这才恍然大悟，未免太迟了些：原来世上懂得欣赏羊肉的，不只国王陛下的军舰而已。

我原以为天下各族都在哈尔滨聚齐了，可这个港口只怕也差不了多少。这里有日本人、中国人、俄国人，有戴马鬃帽、穿白衣的朝鲜人；有这地方的土著，还有数不清的德国人。而在一九一四年七月，这些人，我想，谁也没有想到世界大战。

在这里我还见到一种新的扛东西的法子：脚夫一律在背上绑一把椅子，不论什么货，都搁在椅子上。我见过的种种法子里，这一种我看是最好的，因为分量分布得最匀。我想脚夫多半是朝鲜人，虽然他们不穿白衣，头上也不戴任何帽子；他们的长发像女人一样在头顶挽起来，可个个精壮结实。我们把孱弱留在中国了。这里的人看上去像是吃肉长起来的；他们也许脏——通常确实脏——可个个看上去都是吃得饱的。

几条大街上总是挤满了人。入夜满城灯火，像一弯闪着钻石光的新月抛在山坡上。我去火车站搭车往伯力——三十个钟头的路，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的地方——那座又大又宽敞的车站里，人山人海，看样子各个阶层、各个民族都有，个个扯开嗓子把心里的意见嚷出来。我想人人都有一肚子委屈，而且都在把它发挥到十足。这回我没有能干的波兰先生替我张罗，便买了头等——票价究竟多少我忘了，反正低得荒唐——布坎南和我独占一个包厢。说实在的，我相信头等车里只有我们两位客人。我带着我的篮子和水壶，干粮也置办得停停当当。我们先往西倒回去两个钟头，随后往北，进了那片宽绰的绿色原野——那里的地方够所有人用，而且绰绰有余。

第十章世间的大河

整个下午，我们沿着干线往回走，一边是海，一边是绿得放肆、绿得丰腴、绿得奢靡的田野，直到最后抵达海湾的尽头，末了再望一眼北方的海；它像一面银盾似的灰蒙蒙铺展开去，而那鲜亮的绿一直逼到水边。随后我们折向内陆，不多久便离了干线往北走。头顶是灰色的天，空气柔软、清凉、可口。我受的刺激实在太多了，正如少年时熬过一整个夏天后盼着雨来，如今我也这样迎接西伯利亚夏日那份温柔的清新。

到处是兵，高大、结实、精力充沛的俄国人；有束腰罩衫的农人，领口密密绣满花样；还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以及本地的土著，一副浓重的蒙古人面相。比起人挨人的中国，这地方空得出奇，可这些人都坐火车，或者在我们经过的车站和渔场上见得到；至于坐头等车的臃肿贵族，看样子只有我一个。太平年月，这倒叫人在俄国旅行相当省心，因为票价贱得很，通常还能独占一整节车厢。

哦，可它真美；这一片绿，对于被中国的尘土与污秽磨累了的眼睛，简直是休息。而且有树——不是那种被砍剥得只剩下勉强够人糊口的木料的树，而是自自在在、枝叶繁茂、由着性子长开的树：橡树、杉树，还有白身子的桦树，姿态婀娜地在软风里低头。停靠的小站上，本地人——脏兮兮、破衣烂衫，和中国人一模一样——捧着草莓来卖；而且永远有花，紫色的野豌豆，艳丽的红罂粟，高高的毛地黄，蓝色穗子的飞燕草。这是中国的反面，因为这里是荒地，是没开发的地方。连火车头都是烧木柴的，路旁堆着一垛垛等着进炉膛的木头。我心里难过——不能不难过。我亲眼见过我自己的同胞把西维多利亚的大森林砍倒，这里的人在做同样的事，同样的挥霍无度，全无顾忌，而在这个一年有七个月苦寒的地方，树木长到成材，多半要花上三倍的工夫。可这是处女地，这片壮丽肥沃的土地，从前几乎无人居住，直到俄国政府在这儿那儿安插下几支哥萨克；据说那些人并不曾费心去开发它。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一点点渗进来，俄国人却想方设法把他们挡在外头。饶是如此，人口仍旧稀薄。不论何时——那还是在大战之前——总有兵：单个的兵，成对的兵，三五成群的兵；荒路上出现一个骑马的，是个兵；赶着车过来一个人，是个兵；可我们见到的百姓寥寥无几，因为这片可爱土地的冬天酷烈得骇人，而且这里正是俄国流放犯人的去处，离家乡远得没边。

再往里，我们进了山；清凉带露的早晨，有布谷鸟在叫；有孤零零的小屋，木头屋顶，圆木墙壁；窗子四周绕着开花的藤蔓；有一回我看见一张女人的脸，怅怅地探出来望着驶过的火车——这新修的火车终于把她拉近了旧日的家，却又仿佛把那段距离衬得更远。我们沿着一条河走，是乌苏里江，它在林木葱郁的绿山之间蜿蜒，流过一泓泓静水，水底映着蓝天和柔白的云。真是壮丽啊，这片流放之地！在下一个停靠的小站上，有人正坐在树荫下的桌旁吃饭。随后是一座新木做的孤零零的十字架；有人已在这片荒野里躺进了他最后的长眠，再也回不了神圣的俄罗斯了；我便又想起那扇花边窗子里探出来的、怅怅的女人的脸。

这是一条新线。从前去伯力，是从西边顺黑龙江下来的；我想，正因如此，江之南、江之东的这整片阿穆尔省才这样冷清。

快到伯力时，垦殖的痕迹出现了，是我在澳大利亚见惯了的那种痕迹。有树桩，越来越多；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一片新砍下的树桩林更荒凉的。在我看来，那永远意味着不留余地的毁灭。这里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砍得毫无节制，一路横扫。这情形像在喊叫——凡我见过的新垦之地都这样喊，而我见得不算少——喊出那些打算在此安家的人心里的厌嫌。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树；它们不像我们老家的树那样好看；砍了吧，多得是；将来等我们有空了，等我们安顿下来了，再种些真正值得种的树。我们自然是看不见了，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多少好处；可要是我们撑得那么久，孙辈总会享用的。可谁也不信自己会待那么久；他们指望赚一笔钱就回去。眼下他们要木料，却懒得补种新树。

他们要木料来盖伯力。这是一座前哨的城，一座边地的城；不列颠诸岛上没有这样的城，那里的人珍惜土地，城镇盖得紧凑；可我在澳大利亚见过它的同类，见过许多回，我也知道美国和加拿大必定有它的同类。它沿着江岸一路散漫地铺开，街道宽阔，路面这儿那儿铺着——或者说垫着——木板，房子却稀稀落落。有一桩事，澳大利亚的边地城镇要明白得多：既然通了火车，他们盖车站时总还顾及居民的方便与舒适。在俄国，凡我到过的地方，火车站总离它所服务的城镇老远，有时要坐半个钟头的车。我想这是上一个糟糕政权留下的弊病之一，将来——属于人民的将来——总会有人来纠正；可实在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用处。我只得雇一辆敞篷马车去旅馆。我们先走了一段乡下的路，然后穿过城里长满荒草的宽街，到了那家头号旅馆，老板是德国人，规矩却是俄国式的，因为餐馆同起居的房间是截然分开的。我要在此郑重记上一笔：那是家极好的餐馆；那天天热，那道冷汤，还有那香喷喷的咖啡，我到今天还记得。

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我看见了世间又一条大河。眼前是一大片在阳光下闪烁的水面：那是乌苏里江与黑龙江的汇合处，像一片大湖，又像海。水面极静极静，清亮如玻璃，蓝天与白云都映在里头，还有绿色的岛屿和低低的绿岸。满眼都是颜色，却是没有轮廓的柔和的颜色，像一幅透纳的画。

黑龙江一年里有五个月左右封得死硬，另有两个月左右既不是能走人的实冰，也不是能行船的活水。它由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相汇而成，约在北纬五十三度、东经一百二十一度；把石勒喀河算进去，全长将近三千英里，而我如今已经走了将近两千英里。我当然谈不上懂得黑龙江，可至少可以说同它见过面了；我想，这一点是大多数英国人做不到的。哦，这真是一条雄浑的大河！在伯力，离海一千多俄里——约合六百四十英里——江面至少宽一英里又三分之一；到了近江口处，连上汊流和沼泽，有时要占去四十英里宽的地面，主河道也往往有近三英里宽。它发源于外贝加尔的山中——我上学时我们管那叫雅布洛诺夫山脉。我想那其实是那道纵贯东西伯利亚中部、把水引向浅浅的鄂霍次克海的分水岭；它在林木葱茏的山间凿路而行，穿过农耕几乎还不曾染指的沃土，那些山美极了，陡峭而多林。它下到平地，随后临到入海之前又一次进山，这回是更冷的山；虽说黑龙江入海之处与它发源之处几乎在同一纬度上，可在我看来，越往东走，气候越冷，也越走极端。江口的庙街与伦敦同纬度，作为港口却一年封冻七个月。不错，西伯利亚的冬天很美，明亮、清冽、干冷，一种硬朗透明的清亮，可温度计常常掉到华氏零下四十度以下；一到那时候，人和牲口都难过日子。难怪这是一条空荡荡的河。在我看来，反倒是它居然还有这么多生气才叫人称奇。因为在通航的那五个月里，有很漂亮的大轮船从庙街经伯力开到海兰泡，还有些小一些、可仍旧相当体面的船开到斯列坚斯克——大船的河运到那儿就止住了。有那四五两月、九十两月共两段日子，河根本用不得；还有冬天的几个月，河面可以当路走，也确实多少有人走，只是温度计掉到零下老远的时候，谁都不大乐意出门。这法子有它的不便。所以来往多半在夏天；一九一四年那年，轮船挤得满满的。如今嘛，我想他们在那儿打仗了。那是一块很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方。

空寂的河与挤满人的船，是个奇特的对照。遇上另一条船便算一桩大事；两条就算热闹；一天里碰上两条以上的时候，极少极少。可在江上行走实在惬意：满载的大轮船在宽阔的江面上不过是个小玩意儿，水面静而清，映着蓝天与柔白的云，还有远远的、低低的岸。有山的时候，山通常离得近些，仿佛河在这儿开路费了更多的劲，因而来不及像在平地上那样铺展身子。山上林木森森，多半是深色的杉，偶有一株落叶树在暗绿里亮眼地立着；海兰泡一带有一种漂亮的橡树，叫绒毛橡，木料很受做家具的人青睐。森林再密，也总隔不多远就有一条宽宽的无树绿带——那是防火道；因为这些林子一到夏天就烧得凶。回程时我看见山谷里浓浓的蓝色木烟打着卷，闻见杉木燃烧那股辛香，夜里看见山的轮廓被火焰勾出来。那景象华丽极了，可对这地方是毁灭性的，何况是这样一个树长得如此之慢的地方。不过起初还没有火；打动我的是这条雄浑大河的浩渺与孤寂。我在热带的刚果河上有过同样的感觉，也是一条空岸的大而孤独的河，可那不过两百英里不到的一段。而在这北方，这条孤独的大河一路漫游，路程是那边的十倍，人一旦从船上的人群里抽身站开，心里升起的仍旧是孤寂与雄浑。人在这里是这样渺小的一件东西。夜里有一缕小风在水面上叹息，或者顺着山谷扫下来；船头四周的水泛起白色；四下是一片翻涌的水，天低沉沉压着，远岸消失在昏暗里。会有一星灯火出现，也许是两星，从黑暗里亮出来，可它们只把那孤寂衬得更深。多了不起的一条河！

在这条江上行船，本身就是一门行当。海兰泡有一所领航员学校，正经受训。一路上我们见到标航道的红色浮标，白天还能看见浮标旁边那些看守人的孤零零的小屋。

夏天顺黑龙江走一趟，实在不容易忘；可如今我坐在肯特郡自家的园子里写它，有时竟疑心这一切是不是我做的梦——那份浩渺、孤寂与雄浑，同我家所在的这片果园之乡是这样地不同。黑龙江上是看不见果园的，气候太严酷；我怀疑那里除了浆果之外长不出多少东西：大量的蓝色浆果、树莓；回程时我们买过黄瓜。

哦，那条江上真是美。我多想有个同伴，能同我一道领略、一道谈论；可不知怎的，独自上路似乎就是我的命。

当然，我并不是真的孤身一人。轮船虽少——也许正因为少——总是挤得满满的。江上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索尔莫沃，即快班公司，一家是阿穆尔公司；我在此郑重记下：阿穆尔公司好得多。「约翰·科克里尔号」——名字取自某位早已作古、当年曾在黑龙江上待过的英国工程师——是其中最好、最舒服的船之一。

到了伯力，得知船要到第二天傍晚才开，我自然进了旅馆。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我错了。俄国那几家大轮船公司，出于留住旅客、让他们过得舒服的好心，一向准许打算乘船的人在港口先上船住上至少两天，自然，饭钱要自己付。而我，不过早到了三十六个钟头，竟去住了旅馆，「约翰·科克里尔号」就停在码头上。华俄道胜银行——由一位女职员出面，她是那里唯一会说英语的人——对我这般挥霍大为骇然，而且直说了出来。这些女职员叫我有点意外，因为一九一四年那时，我还不习惯在银行里看见女人；可在东西伯利亚这里——海参崴、伯力，以及黑龙江沿岸各城——她们和男人一样寻常。

「约翰·科克里尔号」叫我吃惊的程度，不亚于我叫那位银行职员吃惊。首先，我根本没认出它就是「约翰·科克里尔号」，因为我不识俄文字母，而俄国人念出来的那个名字，起先我也没听出是它。那是一条极华丽、极舒服的船，有餐厅，有休息室，绿丝绒装点得富丽堂皇。可它并不是邮班船，大半时间是拖着装货的驳船走，沿途在这条大河上各式各样孤零零的小码头停靠卸货装货。船很大，分四等舱，挤满了客人：头等、二等、三等是俄国人，间或有个德国人或日本人；四等则是一大堆混杂的人——较穷的俄国人、中国人，还有本地的土著吉利亚克人和戈尔德人，一副蒙古人面相，粗硬的长发，多半还留着胡子，脏——寻常的中国穷人同他们一比，简直干净齐整。

不过头等舱是奢华的。我们有电灯，有冷热水。舱房至多住两人，铺盖自备。我想船上多半也能租，可语言不通总拦着我；而且一离开东北亚的海岸一带，除俄语之外还可能通行的欧洲语言就只有德语了，德语我一句不会。我在「约翰·科克里尔号」上运气好，遇上一位俄国上校的太太，会说一点英语。她同丈夫正上庙街去消夏，很好心地把我和布坎南收在羽翼底下，替我们做翻译。这对我真是好事。那条船上我唯一要抱怨的，是值夜的人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时，总把我的窗子关上，还把百叶哐一声扣死。他们每晚都这么干，那份关心我的福祉，我本可以不要。河轮的舱房都在船身中部，四周是甲板，值夜的人显然想不通：哪有女人真会想开着窗子睡觉。我素来一早起来在甲板上绕圈子走，发现头等和二等的窗子一律关得严严实实，尽管夜里向来只是凉得正好；于是舱房之间那些过道闻起来像动物园，还是一座没人打扫的动物园。人家说俄国人老得早，而且个个面色苍白。见识过他们那份怕风的劲头之后，我一点也不奇怪。人家一遍遍对我说：「穿堂风不好！」穿堂风！叫我睡在飓风里，也强过睡进那些旅客在河轮上把自己塞进去的密封盒子。「约翰·科克里尔号」上，餐厅和休息室的窗子还是能开的；可我溯江而上时搭的那条船——「卡诺维娜号」，索尔莫沃公司的邮船——头等舱只有一间大厅。我们在那儿吃饭，也在那儿过日子。那是间很不错的大屋子，设在船的前部，几扇漂亮的大玻璃窗，隔着它能把沿途景致看得清清楚楚；可那些窗子是死的，开不了，本来就不是做来开的。每天早上我进去吃早饭，里头的空气总是浑浊的；我千方百计想把顶上那一圈小气窗打开。我自己办不到，因为得爬到大厅的顶上——就是瞭望的人站的那层甲板；何况那也不过是些小东西，一英尺高，两英尺宽。可这样的革新显然被看作危险举动。除了穿堂风不好这一条，人家还向我保证，说没准要下雨——雨总不会两边一起进来吧；到了夜里，人家又向我保证说不能开，因为灯光会叫别的船看糊涂！

那种能拿刀切开的空气，似乎谁也不介意。我敢说，要是把墙拆了，它准会自己立在那儿，一大块结结实实的——我想，是暗色的、气味冲鼻的一大块。我不再违着众人的意思做好事了，索性把饭端到外头，在甲板上东一张西一张的小桌子上吃。

说到底，除了空气这点小麻烦——而且，假如道理站在多数人那一边，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派只有我一个人——那些轮船是我生平所经历过最舒服、最便宜的旅行方式。从伯力到庙街，三天多的航程，我独占一间头等舱，票价十二卢布，约合一镑四先令。回程搭邮船，是十五卢布，约合一镑十先令。这自然不含饭钱。在俄国轮船上吃饭，同在火车上一样是自己买的。你可以同餐厅讲好，每天多少钱，包早餐、午餐、下午茶和晚餐；也可以一顿一顿地点，吃一顿付一顿；也可以在沿途各停靠点买了吃食，花个小费把水壶灌满热水，关起舱门自己招呼自己。我没带用人，发现最省事的办法是按日付钱——大船上五先令，小船上四先令——就像住旅馆一样过日子。阿穆尔公司的船上饭菜极好。有鸡，有鲑鱼——鲑鱼不多，因为太便宜了——还有鲟鱼。鲟鱼，鱼中之王，是难得的享受；鱼子酱则寻常得像从前英国早餐桌上的果酱。多半是红色的那一种，我们这边见不着，看上去很像一串串红醋栗，只是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醋栗。我吃得津津有味，直到有一天，我从栏杆上往船尾看——那里是粗粗料理食物的地方，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瞧见一个极脏的本地女人，一个吉利亚克人，穿着一件极脏的衣裳，光着的脏胳膊一直没到肘子，插在她正给餐桌上备的红鱼子酱里。从那以后有一阵子，我发觉自己不大喜欢鱼子酱了。可我此刻倒真希望手边有点那种好吃的红鱼子酱。

二等和头等差别很小。大厅里装饰不那么讲究；「约翰·科克里尔号」上头等有两间屋子，二等只有一间；饭菜也大致相同，只是道数少些。分量是足的，而他们四顿饭一天只付三先令。人也和我们头等舱的差不多；我遇上一个从俄国中部萨马拉来的姑娘，会说一点法语。她是教员，正上庙街去度假，同我在英国见惯了的教员去瑞士度假一模一样。

可头等二等与三等四等之间，隔着一道深渊。三四等都在下层甲板，三等在头等底下，四等在二等底下，中间船腰处是厨房、机器和烧火用的柴堆。三等没有舱房，人们睡觉——看样子白天也在那儿打发日子——的地方像旧式的餐车小柜；饭食自备，或在船上买，或在沿途停靠点买，就坐在铺上吃，因为他们没有厅。四等就更原始了。旅客——男人、女人、孩子——被塞在一层层的架板上，三层摞在一起，每个男人女人的位置用柱子划出来。分开男女的事，全无人过问。依我看，他们就像牲口一样混挤在一处。

船挤得满满的。那位俄国上校太太同我常在长长的甲板上来回散步活动筋骨，布坎南跟着；她练她的英语，我一句俄语也没学会。黑龙江沿岸大城市里的人，显然惯于每年夏天沿江出游一趟；穷些的人，三等四等的那些，是上庙街去打鱼。于是就有了那些挤满脏人的架板。我后来发现四等舱外头有洗涤的槽子，是我们头等舱那种奢侈浴室的缩小版；可我不得不说，它们并没怎么派上用场。这样的热天——天确实暖得舒服——洗澡这件事，还是不办的时候多，办的时候少。头等舱的浴室，在我看来唯一的毛病是不透气。它们造得仿佛根本没有法子把新鲜空气放进去；每回为了干净起见去洗个澡，我总自认为是个很有胆量的女人。热水加上不透气，总把我弄得头晕眼花，往往非得冲出来躺到舱里的沙发上缓一缓不可；这时候要是外头有人自作主张把窗子哐一声关上，我可就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约翰·科克里尔号」上的规矩像军舰一样。钟点和半点都敲钟，船长和高级船员一身白衣，铜扣锃亮，水手穿的是正经水手装。有一个人跑来向我说明——他不会说任何我听得懂的话，可意思明白得很——布坎南不准上头等舱的甲板；上校太太说，规章上写着不准。可看样子没人当真计较，我便想拿半个卢布把事情抹平；结果我发现，凡遇上的水手似乎个个都来讲这同一番话。听了一两回之后，我终于决定一个子儿也不再掏了；而后来大约是大家公认布坎南已经交过了入场费，他们便不再为他来烦我了。

一天里我们要停三四回，多半是些路边的小地方，不过两三间木屋，门窗漆着颜色，偶尔有一小片土豆地，还有给轮船添燃料的大垛木柴。一阵吆喝之后，他们放下长长的跳板，趁着往船上搬柴的工夫，我们都上岸去看看这地方。这地方总是一模一样：辽阔、碧绿、荒寂，那零星的人烟反倒把辽阔与荒寂衬得更分明。人很少。男人穿束腰罩衫和高靴子，虽是夏天，也常戴着皮帽；女人穿极肥大、极脏的裙子和不束腰的罩衫，肩上搭条披巾，蓬乱的头发上包着头巾。她们脏；她们邋遢；她们没受过教育；她们出身最穷的阶层；可我敢说，从伯力到庙街一路上，我所见到的唯一称得上农事的，只是零零落落几处割了草、堆成草垛的地方。然而这些人却叫我感到一种生命力和力气——这种感觉，我在中国人中间行走时从来不曾有过，那里除了坟地，每一寸土都被用得妥妥帖帖。是不是因为妇女的境况？我也说不准。我只知道，每见一个这样壮实的女人迈着一双大平脚咚咚走过，我心里总生出一阵欢喜和感激。这里至少有好材料。自然，粗糙，未经打磨，可它就在那儿，等着陶工的转轮。在革命与战争的乱局里，我们找得着那位陶工么？

我们继续往北，略微偏东，天愈发凉了，暮色也愈发长了。我不知别人怎样，我总是拿少年时熟悉的某一段路程来计里数、来估距离。所以我知道，从伯力到庙街，比墨尔本到悉尼还要远一点；而我们一路走的，永远是那片空阔的大地，那条空阔的大河。有时远处能望见蓝色的山；有时山就在近旁；可永远是空的，因为那寥寥的居民——停靠点上堆着轮船用柴的一两间屋子——只把那份荒寂与空阔衬得更深。你可以把我们所见到的全部人口放进伦敦一条郊区的街上，转眼就找不着；而我想，我们走过的路程，差不多等于从伦敦到阿伯丁。这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有一种奇妙的魅力，只是它还在等一个肯挨过严冬、肯来把它住满的拓荒者。

终于，我们驶进了庙街港，它坐落在浅浅的鄂霍次克海的入口处，远在世界的东头。当我在挤满木桶的码头上落脚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走出这么远，离我惯常的路线这么远。我一个兄弟总说，是我把他打发去当水手的，因为我自己的性别不许我去；可如今你瞧，我虽背着这桩天大的不利，却站在了一个连他也未必指望得到的、地球上这样偏远的角落里。

那是七月里的一天，晴朗而暖和。他们已在塞尔维亚杀了一位奥地利大公，世界正站在这场旷世大战的边沿上，而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我踏下轮船，动身去打量庙街，对自己走到了这一步，心里很是满意。

第十一章天涯地角

庙街在我看来就是天涯地角。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因为我是坐一条挺舒服的轮船到那儿的，而我去过的难到得多的地方还有的是。我想缘故大概是这样：凡我去过的别的地方，我都在地图上盯了很久很久，所以到达时只觉得是抵达了自己早已定下的目标；而庙街呢，我不得不承认，在英国领事斯莱先生替我把西伯利亚河道之行的终点画在这里之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十天之后，我人就在这座远东的小城里了。我记得有个兄弟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写信给我，说：

「我一向说我的通信地址早晚会是堪察加，如今果然到了！」

我可从没说过我的通信地址会是庙街，因为我压根没听说过它；然而我到底还是到了。天气暖和，太阳从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直泼下来；宽阔的、长满荒草的街道——这样的街我在澳大利亚的小城里见过——微风一起，黄尘便扬到空中。城沿着江的北岸散漫地铺开，房子大都是矮矮的一层木屋，间或有一两座两层的，所有窗子都配着厚重的百叶。这里出奇地不用石头；街道若是铺过，也就跟伯力一样，是一溜木板，有时三块宽，有时五块宽，两边随情形不同，是一片尘土，或是一片烂泥，或是一片荒草。

我觉得俄国人真是好心到了家。在海参崴，我遇见一个认得我一个兄弟的人——我有时想，这世上有没有哪个偏远角落，是我到了之后遇不见一个认得我这几位无处不在的兄弟的人的呢——这位好朋友既然领教过我们这一家子，便信得过我，又替我找了另一个人，写了一封信给庙街华俄道胜银行的经理。这真是天赐之福，因为巴甫洛夫先生英语说得极好；他和他的通信文书——一位中年的俄国太太，在法国住过很久——把我接了过去，领我看了各处景致。舒尔曼太太、我，还有布坎南，坐着一辆我生平所见最古老的维多利亚式马车在城里各处转——最古老的那些其实在库页岛，那地方比天涯地角还要远一层——她还很好心地领我到城里的头号旅馆吃了一顿饭。我在四下打量的这几天里一直住在船上。跟这位太太吃的这顿饭，让我打定主意不搬去旅馆。那大约是下午四点光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顿饭算正餐、算下午茶还是算午饭；我记得汤很好，酒也不错，咖啡更是上乘，只是那空气实在叫人不敢恭维。我猜自从这地方盖起来，窗子就没开过；而且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开的必要。女主人见我难受，笑了。她说她自己也喜欢新鲜空气，可她整整一年住的那间屋子，窗子就是开不了的。她曾想把其中一格玻璃——不是整扇窗，只是一格玻璃——改成能开的，好透点新鲜气进来，还表示费用自己出，房东却不肯。那会破坏屋子的样子。她极力劝我：要是想要新鲜空气，就在码头的轮船上尽量多住些日子。我决定听她的。

华俄道胜银行倒有点像我在澳大利亚小镇上见过的银行：一层的木屋，经理和太太就住在里头；只是那屋顶远比澳大利亚承受得起的要花哨，添了一笔东方的意味，便有了些浪漫气。经理好心请我吃晚饭，还把布坎南也捎带上了，因为我不忍心把这小可怜关在舱里。这一顿是名副其实的正餐，就叫正餐，时间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五点；席面极好，汤里放了鲜美的酸奶油，还有上好的南澳葡萄酒——不是英国那种冒充澳大利亚酒、许多人当药喝的东西，而是真正的好酒，澳大利亚人自己喝的那种。屋子盖得出奇地少隔断，因而显得敞亮，你从这间晃到那间，几乎不觉得已经从起坐间走进了卧房；而詹姆斯·布坎南一路探险，不巧发现了那只摇篮，叫它的女主人狼狈不堪。它站住了，瞧着摇篮汪汪叫。

「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古怪东西！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玩意儿！」

我也没见过；可当一声啼哭宣告了这家嗣子的存在时，我羞得满面通红。

我自然表示——而且是真心的——对这座城很喜欢，巴甫洛夫先生便朝他不会说英语的太太笑着点了点头。

「她讨厌这地方，」他说，「自从我们来了这儿，她就没好过。」

可怜的小人儿，脸白得像我此刻写字的这张纸，看上去很单弱；可似乎从没有人想到把双层窗打开会有好处。屋里的空气闷到那个地步，闷得我头晕作呕。

「她从不出门，」她丈夫说，「她身子不够好。」

我相信，在我们祖母那一辈的年月里，我们也有过怕新鲜空气的时候。

在这一点上，这座城同我所知的任何一座澳大利亚城镇都大不相同。七月的暖天里，双层窗一律关得严严实实，所有缝隙都用棉花塞死，中间那道夹层里还常常拿彩带或彩纸装点一番。此外还有很厚重的百叶窗；我原以为那是用来挡冬天的风雪的，可巴甫洛夫先生似乎并不把冬天的风雪放在心上——虽然他也承认这儿有几场厉害的暴风雪，温度计照例要掉到华氏零下四十度以下。

「不是，」他说，「我们是夜里关的；冬天四点关，夏天九点关。不关是不行的。」

「可为什么呢？」我还当这是又一种把空气挡在外头的法子。

「有危险，」他说，「人带来的危险。」

「他们偷东西？」我吃了一惊。

「还杀人。」他很笃定地补上一句。

原来当年日本人进占黑龙江口对面那座大岛库页岛时，放走了至少三万名苦役犯，还把档案烧了，以至于谁也无法证实这些人的旧案；而这三万人里头，不巧并不全是受苦的政治犯，也有罪犯，其中不少是恶贯满盈的。这些人起先把库页岛搞成了一个不宜居住的地方，后来渐渐迁到了大陆上；庙街和东西伯利亚别的城镇，因此绝不是什么安稳去处。舒尔曼太太告诉我，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杀人的事，出过不知多少回；冬天的黑夜里她回住处，总是害怕得很，所以一向尽量趁天亮的时候走。

庙街在官面上算有一万三千居民，可巴甫洛夫先生说，实际上冬天要缩到一万，夏天却涨到四万以上，人人都为打鱼而来——为那规模浩大的鲑鱼渔业。

「这儿什么也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只有鱼。」

这句话他隔一阵就要说一遍。他嫌自己说得还不够勤，仿佛是在提醒我：对这世界的偏远角落别指望太多。可老实说，那些鱼倒真叫我感兴趣。我在的时候正赶上夏汛，可据说那同秋汛比起来算不得什么；秋天里，鱼是成坨成块地涌进这条宽阔的大河的。那时候整个地方都交给了打鱼，以及因打鱼而生出来的种种行当。整个夏天，顺流而下的轮船都挤得满满的，还载来大批木料；我在的时候，码头上堆满了木桶和板箱，照巴甫洛夫先生的说法，里头「只装着空气」。那都是给鱼预备的。如今，一条区区的鲭鱼要花我至少九便士甚至一先令，我便怀念地想起当年：常见一个人，像中国人却又不是中国人，肩上一根竹扁担，两头各挑一条大鲜鲑鱼，那鱼几乎和挑的人一般长，而我花十戈比就能把两条都买下来！

机会不趁，追悔莫及！

沿江而下的买卖虽大，可吃食——杂货、面粉之类——多半是从上海运来的；运来的船再把木料装回去做家具。我在的时候，同澳大利亚的冻肉生意也颇兴旺，庙街一年要吃掉约二十四万磅。冬天里，自然，一切食物都是冻的；牛奶倒进盆里，插上一根棍子，就绕着棍子冻成一坨；于是卖牛奶的不提大罐，而是拎着一排棍子，棍头顶着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奶。牛奶、肉、鸡蛋，一应吃食，从十月冻到五月。

如今战争和革命也到了庙街，我不知道那地方怎么样了。至少这两样东西让它同外面的世界搭上了关系。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我便眼馋地望着港外，琢磨自己是不是可以去一趟库页岛。

巴甫洛夫先生笑话我的心思。庙街要是没什么可看的，库页岛便连没什么可看的都算不上。那地方是死的。它本来就没兴旺过，日本人那一来又把它弄死了。倒不是说他心里对日本人有什么怨气。他断言俄国人同日本人相处得很友好，日本人虽占了库页岛，占领期间却不曾有什么暴行来玷污自己。庙街的人个个都说，俄国人是搭在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一座桥。俄国农民同中国农民能和和气气地并肩干活；能住同一家客栈；俄国女人不嫌中国人做丈夫，俄国男人也娶中国女人。当然，这说的是农民阶层。至于俄国官方，倒是订了很明确的章程把中国人挡在西伯利亚之外——这一点，我后来溯江而上时便见识到了。

可我越想越拿定主意：不到我所能到的最东头，我决不回头。我打听到，俄国义勇舰队在海上不封冻的那几个月里定期停靠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而以庙街为最北的一站。我可以搭南下的船去，再由北上的船接回来。这样能在岛上待两天，而巴甫洛夫先生认为，两天实在太长了。

可「约翰·科克里尔号」要回去了，布坎南和我得另找一处栖身之所。照当地人的说法，睡在街上是不安全的，而我对那家旅馆已经生出了分明的厌恶。好在「埃里温号」正泊在江心，我们便带着行李搬了过去；那船上的大副说英语，一口浓重的格拉斯哥腔，事务长也略通一点。不过也就是略通而已。我那天午饭吃得极早，又没喝下午茶，所以傍晚六点上船时，饿得相当厉害，便要吃的——或者说，问什么时候有吃的。事务长犯了难。依他看，这时候吃正餐分明太早，喝茶又分明太晚。他搔着头。

「午餐！」他得意地说，把我领进大厅；厅里挂着沙皇、皇后和那位相貌俊秀的小皇太子的大幅照片。角落里供着一幅圣像，我想是圣尼古拉，水手的护佑者。于是在傍晚六点钟，我老老实实地一个人坐下来吃了一顿「午餐」。

泊在那儿，我把这座城看了个痛快。夜里，它像海参崴一样，沿着江岸摆成一串钻石；白天呢，那些线条柔和的圆浑绿山，灰蓝的天，灰蓝的海和海上细碎的白浪，还有夹在绿与蓝之间只剩一条线的小城，教堂和别的公家建筑的尖顶与圆顶，绿的蓝的红的白的——这一幅景致，值得人跑这么远来看一眼。湾里也有船——不是很大的船；可船总有一种吸引力：它从未知的地方来，又要往未知的地方去。我坐在甲板上的时候，那位苏格兰腔的大副过来，把看得见的船一一讲给我听。

这地方是一座要塞，他们打算把它修成一个大港，把水填起来，好让大船能靠到岸边。这得花不少工夫，因为我们泊得离岸很远；可他从不怀疑其可行。眼下呢，货物是用驳船送到船边的——那些驳船就是一路顺江载货下来的那些——干活的工人，据大副说，一天挣十二先令。

「他们扛的差不多有我们那么多。」他说。

此外还有别的船：一条运鱼的船，运夏汛的鱼往日本；几条去海豹聚集地的猎海豹船；还有几条装木料往堪察加的船。我想效法我那位兄弟，也去一趟，那位俄国大副觉得完全办得到，只是极不舒服。他说得走三个月，而且这时候节令已经偏晚了。何况这些船装木料装得满满的，甲板上只剩一条窄道可以走，人又挤得满满的，多半是趁短短的夏季上去做工的工人。

我那老毛病——缺空气——上了「埃里温号」还是跟着我。甲板上很凉爽，夜里温度计大约在华氏五十五度；可在我的舱里，布坎南和我喘得直不起气，温度计超过九十度，而且舷窗——虽然是很小的一个——还是开着的。那份闷，实在可怕。浴室活像一只锅炉，正当船腰，配一扇严丝合缝的铁门；我看了一眼，实在没胆量把自己关进去洗澡。那感觉像是要把自己活埋了。既然如此，下头我是睡不着的；我便常常溜上甲板，垫上厚厚的毯子和靠垫，把自己摊在长椅上，在新鲜空气里睡；不过说到舒服，长椅确实还差着点意思。

可清早实在是美。头一线微光照出绿山上悬着的雾，把山的轮廓勾出来，绿的、蓝的、灰的；随后便满是灰雾；可东边是绯红的曙色。有一天清早我们解缆起航，径直驶进那片绯红里。太阳从银灰的云间升起来，而我们沿江前行，山一次次把它遮住，它便一次次重新升起。宽阔的江面上拖着长长的银带；杉木覆盖的山坡缓缓从雾里显出来，空气潮润而清香，里头有海的气息，也有松的芬芳。那是北方一场妙不可言的、精致的日出；这样的日出，我此前此后都不曾见过。往后也再不可能见到更美的了。

大江愈发宽了。有些零星的聚落，有俄国兵的五角帐篷，还有许多捕鱼的处所。难怪鱼——在这儿说鱼永远是指鲑鱼——喜欢这条宽阔的大河。褐色的水湍急地流着，晨风把它抽出没完没了的波纹，粼粼地接着日光。多了不起的一条河！多惬意的一条河！我为许多河动过情。我熟悉自己国家的墨累河，也熟悉热带非洲的大河——刚果河、冈比亚河、沃尔特河——条条壮丽可爱。望着它们时，我觉得自己是望见了主的荣光；可黑龙江那种温柔的美，那种笼在雾里的夏日之美，那种转瞬即逝的美，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这工夫，「埃里温号」上的旅客和船员为我大费脑筋。一个英国女人上库页岛去能有什么事？叫我意外的是，我发现从没有英国人在那儿住过，只有一桩记录：曾经有一个人从轮船上上过岸。大副的话很不留情。

「那儿有蚊子，」他说，「听说个头很大。」他把那个卷舌音滚得地道苏格兰派头。

「可我能住在哪儿呢？」他摇头。

「旅馆你是住不得的。那不可能。」这我完全信得过；可话虽如此，旅馆既然住不得，我又能住哪儿呢？

不管怎样，我人已经在这儿了，而且我不打算走海路回海参崴。到了库页岛的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我就打算上岸；我觉得没到那儿之前愁也无用。

我们在一片柔和的灰雾里驶进德卡斯特里湾，那雾把背后的群山都遮住了。随后雾散开，露出守在湾口的一串岛屿，像镶在海上的一串珠宝，岛上的山头都戴着杉林的冠；接着雾又落下来，把万物重新遮起。

那是个荒僻的地方，我既是外国人，便不许上岸；我们也没有靠到岸边去，倒是岸边划来了几条白色的大捕鲸艇。许多农民和士兵在这儿下了船，我看见他们的行囊里露出锯子和铁锹——那是移民的行囊。里头有几个女人，脸上是坚硬的、原始的神气，同中国女人那种空洞而秀气的面孔截然不同。我想起汾州府听讲演的那些女人，长长地舒了口气。看着这些胯骨宽大的女人，一双双又宽又壮的脚，一双双又宽又壮的手，头上包着脏兮兮的小头巾，真叫人精神一振。原始、粗糙、粗鲁，可我为她们高兴。有一个在艇上给孩子喂奶，神色安然，仿佛这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不知怎的，看着真好。那是生命的开端。

第二天早上起了浓雾，雾散开时，眼前是一片闪亮平静的海，灰蓝色，同头顶的天一个颜色；还有一座小小的木头城，依偎在杉林覆盖的山脚下。我们到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而我不知道自己会落到什么下场。

于是我又一次领教了：我们这个常被自己数落的老世界，是多么厚道的一个地方。我上那条船时，没带任何一封介绍信，只有一本护照可以证明我是个体面的社会成员。我一个人不认识，也全然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人家为我操心。可「埃里温号」上载着贵客。有库页岛的副总督，带着太太、儿子和随侍的兵；还有一位相貌端正的年轻人，头发剪得短短的，一双眼睛带着梦意，是全岛的警察副长官——总督吩咐下来，由这个人来照管我。

此后我再听人说起俄国警察，必定会想起我欠库页岛的弗拉基米尔·梅罗库绍夫的那一份深深的情。

我想，一般来说，人从轮船上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上岸，是不会踏着红地毯、在飘扬的旗帜和乐队的奏鸣里走下来的。可我们就是这样；警察长官——他除了俄语什么话也不会说——示意我稍候片刻；等总督安然送回府上之后，他带着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出现，把我和布坎南拉到警察局去。那是一幢很可爱的一层小楼，埋在绿荫里；他把我们安顿在那儿。对布坎南，他的赏识正合一条狗所乐意的那种赏识；他还把自己的卧房让给了我——那屋子窗上最上面的一格玻璃，居然是做成能开的。他的起坐间简直是一座花木的凉棚；那天晚上我要睡了，他把上了年纪的女管家领来——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他管她叫「斯捷拉」——叫她把自己的床搬来，横放在我的门口；我的门是朝起坐间开的。我怎么推辞都没用；她非得睡在那儿不可。可怜的老人家，我住得不长，她准是庆幸的。她天天穿一条蓝裙子和一件不束腰的灰褐色罩衫，灰白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乱蓬蓬的髻；不过她菜做得极好。那位年轻人换上他平日穿的夏布上衣，为了招待我，开始置办起足够供应一整所饿学堂的食物。他先把东西一样样拿给我看，问我喜不喜欢——人家这样好心，便是鲨鱼我也会说喜欢的。不过说实在的，样样都极好。他端出一大听还在爬的螯虾；等我不但表示赞成、而且表示欢喜之后，它们便红白鲜亮地上了正餐的桌；然后我才发现，那不过是俄国人所谓的「小碟」——也就是他们用来开胃的冷盘罢了。我生平过过不少好日子，可从没有比得上这一回的：一个异乡的过客，被好客的俄国警察接了过去，连一个便士的食宿钱都不许我付。我们整天都在吃。我只消走进屋，便有一瓶酒或一瓶啤酒端出来。他派了一名宪兵替我拿照相机，又派一名照看布坎南。好客的库页岛待我这个外乡人之厚，只怕是空前的。那位警官让我明白，他还是个作家，送了我两本他写的关于库页岛及其居民的小册子；我虽珍藏着，却读不懂。随后他把日本照相师请了来，替我们两人在他那绿叶掩映的门廊里并排坐着照了相。而最妙的是：因为我不会说俄语，他请来了两位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姑娘，英语说得几乎同我一样好，尽管她们从前从没同英国女人说过话。她们是玛丽和拉丽莎·博罗金姊妹，父亲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开着最大的一家铺子。两个都是细致漂亮的黑眼睛姑娘，对我真是天赐的帮手。她们为我办了一次茶会，把我介绍给库页岛煤矿的经理，还尽她们所能，让我把岛上的情形都打听明白。

那时岛上约有五千人，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本城一千；可人天天在走，因为苦役犯的阴影笼罩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最好的一座煤矿因失火封了；我见到的那位经理管的一座，是按年租给一家公司的，由中国人用最原始的法子开采。他告诉我这儿有金子——这位生意人挥霍香水之勤，倒叫我意外——不过他不知道开采划不划算；金子加上煤，对一座岛来说未免福气太大了——东岸到处有石脑油，只是从没打出来过，所以人们认为主矿脉大约是在海底下某处冒头的。可它毕竟在那儿，等着有胆识的人去开采。

他们告诉我，日本人撤出北半部之后，库页岛曾同庙街一样坏；可如今那些最有闯劲的苦役犯都跑到大陆上去了，自由的移民虽然稀稀落落，我所见到的人也大都是苦役犯，可都是些无害的，浑身的邪气早已去尽了。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是一座空屋子的城。日本人来的时候，人都逃了，东西原封不动地丢下；虽说日本人作为一支入侵的军队，举止已经克制得可佩，可这些人中许多再没有回来过；而当初把不少苦役犯违着本愿送到这里来的那股干坏事的机灵劲，一等他们自由，又把他们送走了。沿着那条伸进海里的长长木码头，一路都是大木仓库和营房，全是空的；假如还需要什么东西来做纪念，这便是日本人打起仗来何等有礼的纪念碑。他们告诉我，日本人烧了博物馆，打开了监狱的门，又烧了监狱，别的房子却都留下了。于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便有了许许多多空屋子。

天底下最老的车子，全漂到库页岛来了。

西西伯利亚的车子已经破败，东边的只怕更糟；可在库页岛上，我实在不知道那些车是怎么还能连在一块儿的。也许它们不常派用场吧。我雇了一辆生平所见最古旧的维多利亚式马车，两位姑娘陪我绕着城里城外兜了一圈。那一趟真值得记着。初夏正当最鲜嫩的时候，红白花的牛站在没膝的草里，遍地的草又绿又肥。山上、每一道山梁上都有杉树；树篱上开满了野蔷薇；有一片片深蓝色的鸢尾；有小小的红色卷丹，还有一种穗状的、像婆婆纳的天芥菜样的花，只是每一朵各长在自己一根梗上；有紫色的野豌豆，湿地里有白色的绣线菊；土地上密密长着香甜的苜蓿，蜜蜂在里头嗡嗡地飞；一个小村子里有一座希腊教堂，嵌在翠绿的田野中间，简直是一场颜色的狂欢。屋顶上有宝蓝色的球，屋顶本身是淡绿的，墙是不曾上过漆的褐色圆木，窗框用白色描出。我给这座别致的小教堂照了相，也给站在自家木屋门口的农妇照了相，还照了我们坐的那辆古怪的破马车；可惜啊，我所有的照片后来都在俄国凄惨地毁掉了。两位姑娘很纳闷：我怎么会这样喜欢这座城和这片乡野，怎么会在什么东西里都看出这么多美来。

「唉，太太，」她们叹气道，「可您明天就能走了呀！我们要是也能走就好了！」

她们是在修道院学校受的教育，把读过的英文书拿出来给我看。她们很不好意思，说觉得那些书未免平淡。我读过没有？我笑了，因为拿出来的全是查尔斯·加维斯的不朽之作！

我们在饭厅里喝茶——父亲就睡在这间屋里，因为铺子占的地方太大，家里挤得慌；茶也很不错，有装在小碟里的树莓果酱，我们照俄国的规矩拿勺子舀着吃；园子里的玫瑰敲着窗玻璃，要进来同我们一处坐；布坎南则得着了它心心念念的东西——好多好多蛋糕。她们为没有水果而道歉。库页岛上除了浆果，什么水果也熟不了，草莓要到八月过半才下来。她们待我这个外乡人有多好，我的笔是写不出来的。

我在长长的、凉爽而安闲的暮色里回去，坐在绿荫遮蔽的警察局外头打蚊子——大副听来的话没错，这里的「蚊子」多得富余，正是马克·吐温要动枪去打的那一种。我看着灰色的雾顺着那些美丽的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爬下来；等它把山整个裹住，夜也就来了，是该进屋吃晚饭、然后睡觉的时候了。

在库页岛也许待久了不行。这里没事可做。她像一位睡美人躺着，等王子的一吻。这场战争会把她唤醒么？我在那儿的短短几天，每一刻都过得很快活。

那里的人叫人说不上是什么来路。上层无疑是俄国人，男人一律戴军帽，头发剪得极短，看上去像剃过；可要说农民属于哪个民族，那是绝对说不清的。当然有亚麻色头发的俄国人，可也有深色胡子、蒙古人模样的男人；还有许多勤俭的中国人，留着辫子，穿束腰罩衫和高靴子，多半开着小饭铺。也许有日本人，多半是有的，毕竟岛的南半部在他们手里；只是我没留意到。而且我只怕，在这个满是可能性的地方，那个奋发有为的民族眼下实在无事可做。

我那两位漂亮姑娘抱怨得厉害。她们看着铺子，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冬天嘛，她们说有冰可以溜，她们最喜欢冬天；可像库页岛和庙街这样的地方，真正难熬的是那两个月——既不算冬天，也不算夏天。那时候，她们同外界唯一的通路，河与海，冰多得行不得船，却又不够坚实，跑不得狗拉的雪橇；所以电报一断——而电报是常断的——她们便同世界彻底隔绝了。库页岛自然比那边的城更糟，因为大陆上大概总有些像样的路，必要时还走得通，岛上却是全然孤立的。冬天里，邮件从大陆上跨过冻海过来要走五天，遇上暴风雪往往还要更久。想想看：住在一座横跨将近十个纬度的岛上，一年里五个月靠狗拉雪橇取邮件，另有两个月干脆没有邮件！总的说来，住在库页岛，是有些不便之处的！

我是晚上九点走的，天已经黑了；那位警官和两位漂亮姑娘送我上了船，那船要把我带回庙街去。

她们抱了满满的花给我，满口都是舍不得。

「哦，太太，太太，您能离开库页岛，真是好福气！」

可我很实在地说：我觉得我的福气在于到过这里。如今我坐在肯特郡自家的园子里，看着蚕豆开花、玫瑰绽放，看着花坛里热闹的红罂粟和乳白与紫色的堇菜，或者踱来踱去盘算樱桃树和梨树今年结果的指望——我更加庆幸自己知道：在东方世界那样遥远、遥远到近乎西方的地方，躺着一座什么样的岛。

第十二章掉头向西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九点，我离开了库页岛；当船驶离那片陆地的暗影、进入夜色时，我知道：在东方漂泊了十八个月之后，我总算把脸掉向了家的方向。这一路我是快活的，可我想回家了；翻开我的笔记本，这份盼望的痕迹处处可见。我终于开始数日子——一天到庙街，三天到伯力，再三天到海兰泡——而我这笔账，从一开头就算错了。义勇舰队的船慢条斯理，我们沿着库页岛晃了三天，停靠的那些港口，我想邮船从前根本没停过；这才重新转向大陆。

不过这倒也有它的意思，因为我由此见到了岛上的一些居民，那些土著居民，否则我是永远见不着的。他们是吉利亚克人，水像是他们的本行。他们有蒙古人那样又长又直的黑发，有时穿着毛皮——破的、旧的、磨秃了的，毛皮的最后一点残余——有时不过是脏衣裳，是远方各国淘汰下来的旧货。

他们靠鱼过活。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极力想给这些土著照相，使尽了各种花招想把他们诓进镜头里。我拿出香烟，我递上糖；可他们一旦看出我在干什么，立刻就跑，哪怕船就拴在舷梯边上、跑就意味着丢下一个还在船上的同伴，也照跑不误。我最终还是弄到了几张照片，可它们同我在俄国拍的其余照片一样下场；我很惋惜，因为我想我这辈子再不会有机会在吉利亚克人的故土上给他拍照了。人家告诉我，他属于一个正在消亡的族类，他们中间孩子很少。

我们在德卡斯特里湾停了很久，可他们根本不许我在那儿拍照。那是禁的，我只好尽量隔着舱里的舷窗将就。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那位警官还怂恿帮衬我照相；可在庙街，这是一桩犯禁的消遣，因为就照相而言，这座城算是一座要塞。等我在江上登上「卡诺维娜号」——那是开往海兰泡的邮船——麻烦就更多了。

船上有一位玛丽·斯基比茨基太太和她的丈夫，丈夫是庙街实科中学的校长；她英语说得很好，待我是个好心的朋友。船长托她带话给我，说他本人并不介意我给他照相，只是俄国禁这个，恳请我别当着人的面干。这一来差不多就没指望了，因为船上挤得要命，边上从来不只一个人，多半有二十来个人饶有兴味地盯着看。这位船长不像「约翰·科克里尔号」上那位一身铜扣；他和他手下的高级船员一律穿卡其布，戴军帽，我过了好一阵才认出他们是船上的官。在我看来，那船长活像一个愁眉苦脸的下士，正为班长的事犯难；而这条船，虽然到海兰泡的船钱比阿穆尔公司要多收我们三个卢布，却又脏又没人收拾。我在这条船上遇上了那间窗子开不了的大厅；我舱里的水管又出了毛病，等我一口咬定没水就没法安生时，水是用一把茶壶给我拎来的！这船上不像「约翰·科克里尔号」那样按钟点敲钟，那位出色的厨子也没了，饭食大半是肉——我得说，肉倒是要多少有多少。

可尽管有这许多不是，船还是挤得满满的；船上有许多军官和他们的太太，也有许多军官带着并非他们太太的女人。后面这些人亲热得如此招摇，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度蜜月的夫妇，直到后来路上遇见的一位哥萨克军官给我点破：

「不是太太。哦，不是！向来如此！这是船上的规矩罢了！」

这些小小的出格该算在船上的不舒服头上，还是算在江上那股撩人的空气头上，我说不清。也许是我碰巧遇上了一船特别多情的人。我得说，除了我，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尴尬。看样子这不过是家常便饭。

重新溯江而上是愉快的，身边又有个能给我讲解的人。天一天比一天暖，因为不单北方短促的夏天正到顶点，我们也重新往南走了。斯基比茨基太太坐在我身边，把她的英语重新拾掇拾掇，告诉我她打算两年后带女儿们到英国去受英国式的教育；我答应替她留心，教她门道，告诉她在伦敦怎样过日子最省心。两年后！而我们两个谁也不知道，我们正站在世界历史上最大一场战争的门槛上。

我对那场战争的爆发，竟是那样地不动声色。

我们到了伯力。我同要去海参崴的斯基比茨基太太分了手；第二天我去找在「约翰·科克里尔号」上同行的那位上校太太。她张开双臂迎我，可她家的猫飞扑过来，呲牙裂嘴，毫不含糊地把它对布坎南的看法表达了一番。我还没弄清出了什么事，那位太太已经一把抓住了猫；转眼之间，猫的利爪就在女主人的胳膊上划出几道红线，血直往外冒。她平平静静地看了看，走进厨房，在伤口上抹了点黄油，回来时笑吟吟的，仿佛天底下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可那并不是没事。我极佩服她，是个很勇敢的女人。不一会儿她丈夫进来了，她只把袖子拉下来遮住抓破的胳膊，一个字也没同他提。他正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随后她对我说：

「打仗了！」

我以为她说的是布坎南和猫，便勉强笑了笑，因为我同我的狗惹出这场乱子，实在羞愧；可她又说了一遍：

「打仗了！奥地利同塞尔维亚！」

这似乎同我不相干。我不敢说自己从前当真把塞尔维亚当作一个独立的民族看待过；而她懂的英语那么少，我又一句俄语不会，所以这事也没法多谈，虽然那位上校显然很激动。我想这也是自然的。他是军人。打仗是他的本行——虽说在这儿，我想他干的是训练小伙子的差事。

午饭之后——我想我们管那顿叫「午餐」——她和我出去散步；不多时，伯力的宽街上走来一小队人，共四个，领头的是个装着木腿的人，举着俄国海军旗，白底上一个蓝色的圣安德烈十字。我看着他们。

在那条又大又空的街上，他们对我毫无意义；街边新栽的小树才刚扎下根，新盖的红砖邮局在一片片空地和矮小的建筑中间显得格外突出。

「他们要打仗！他们在请战！」我的朋友说。我这是头一回目睹反德的示威！而我对它的在意程度，同我对此刻这肯特村子里街上玩耍的孩子的在意程度，也差不太多！

她送我上了船，道了别；随后我的麻烦就开始了。那条船上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不过我一向觉得俄国人极好心，所以顺风顺水的时候彼此听不懂话，似乎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我没料到打起仗来的俄国人是什么样子。

在伯力，这条江成了中俄的界河；再往前不远，它到了最南的一点，约在北纬四十八度。可我们左手边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中国。这是满洲，绿意鲜嫩，同西伯利亚本身一样；虽然除了这儿那儿一小片菜地之外，几乎谈不上什么农事，可宽阔的江水两岸都是一片可爱的土地，有山，有肥草，有树。这儿有杉、有松、有雪松，它们的森然与夹杂其间的椴树、榆树、白杨和秀气的桦树相映成趣。俄国人的城镇很小，简直就是村子，间或有一座教堂，顶着他们爱用的那种彩绘的球形圆顶；房子都是没上漆的圆木，门窗却一律漆成白色。

每一座小城边上都堆着大垛木柴等着轮船；我们一停，就有人急急忙忙动手往船上搬柴，把我们烧掉的补上。而我们烧得毫不吝惜。饶是西伯利亚这般宏伟的森林，也经不起这样长久地抽。

前些日子国民义务征召的表格发下来，有一张寄给了一位可敬的老「姊妹」；她差不多一辈子都在伦敦一个偏远教区里为教会做事。如今她已做不动了，可还能去同老人和病人说说话，也许再给带孩子的出出主意——她的能耐大致也就到此为止。她看了看表格，尽本分填了，年龄一栏填的是七十岁。谁想部里立刻给她回话，建议她志愿去务农，还开出好处来劝她：工钱优厚，一顶合身的帽子，一双高筒靴！那个部门的这一支，显然已经变得相当机械了。而从库页岛到彼得格勒一路上，俄国人待我始终好得没话说，弄得我险些要用国民义务征召部发表格那样的套话来写他们。幸好他们自己把我从这个错处里救了出来。有过三天，是我永远忘不了的：那三天里，俄国人待我并不好。

那是我在黑龙江上最暖和、最舒服的几天，我们穿行在秀丽的景致里：江面很宽，蓝天映在蓝的水里，两岸绿树覆盖的山向两边让开，露出远处的群山，紫的、蓝的，叫人心动。那是盛夏，夏天最好的时候，一个碧绿而润泽的夏天。我们贴着俄国一岸走，满洲那一岸显得很远；只是看得出来：凡俄国人在这边立起一座小城的地方，对岸总有一座大得多的中国城。俄国的城很小很小，而所有居民似乎都出来迎接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们同外界唯一的联系。

轮船一靠近到够得着，缆绳便抛上岸去系住，跳板也常常搭出来；这时对我是个提心吊胆的当口，因为布坎南总站在跳板尽头——它永远第一个把两只精巧的小爪子踏上跳板，就那么站着，任跳板这边晃那边晃，拿不定主意最后该落在哪里。随后是一阵拥挤，一股下船活动筋骨的人流，同一股上船卖东西的人流擦身而过。卖的永远是吃的。黄油、面包、肉、牛奶、浆果，三等四等的客人买得很起劲。

我跟着布坎南上岸，可除非浆果勾人，我难得买什么。那里有草莓、树莓，还有一种蓝色的浆果，有时甜得很可口。

起初人们很和气，对这个外乡女人和她漂亮的小狗很感兴趣；可离开伯力、我身边再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人之后，情形明显变了。我若想照个相，哪怕只是照一张轮船靠岸的照片，相机就被人粗鲁地一把夺走，还用一种不必懂俄语也明白的方式让我知道：再敢这么干，对我可有更难看的。可怜的小布坎南挨了踢，还被人拿木头块子砸。我在下层甲板上来往进出时被人粗暴地推搡；上了岸，人们不但敌意地围拢过来，而且——叫我恶心的是——朝我吐唾沫。

这变化我实在不懂，因为连头等舱里的人看我也是斜着眼的。而到斯列坚斯克换火车之前，我还有十天的水路要走。孤身一人处在满怀敌意的人中间，实在可怕；我把布坎南紧紧带在身边，一是作伴，二是我不知道它会遭什么殃。这要是在中国，我倒不至于吃惊；可这是俄国，一向那样友善的俄国。我烦恼得厉害。

随后，解释来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解释。

正当江面在群山之间收窄、终于有点像条江的样子、并且折向北去的时候，在一座路边的小城里，上来一位高个子的年轻哥萨克军官——他自称是哥萨克的百人长。他穿卡其布上衣，戴卡其布帽，深蓝马裤，马靴。他额上有一道大疤，是中国刀砍的；一双和气的蓝眼睛，一口整齐的白牙。他生得高大好看。我正坐在甲板上的小桌旁喝下午茶，他大摇大摆地沿着甲板走来，一只手搭在躺椅上，站在我面前。

「太太，可以么？」他用法语问。

太太自然是可以的，还叫人再添一只杯子，请他喝茶吃点心。也许他自己的茶点多得是，可那不打紧；做了三天被人唾弃的人之后，能重新以友善的方式招待一个人，实在是好。而要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倒费了一点工夫，因为他实在太客气了。

「太太知道我们打起仗来了么？」

太太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巴尔干各省的一场战争，同她在几千英里以外的东方、在黑龙江上所受的待遇，能有什么相干？

不过她还是说她知道。

「那太太知道——」他顿住了，随后很厚道地把自己的同胞交待了出来，「太太看得出，这些人不像话吧？」

太太完全同意。他们不像话。这位和气的年轻人既然为他同胞那种可恶的行径向我表示同情，我喝起茶来倒很有胃口了。

他摊开双手，仿佛在为这般糊涂人的想法告罪。「他们以为——船上的人，岸上的人——以为太太是个德国人！」

原来如此。我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我对这场战争实在太没有感觉了。

「德国人！」我没有像他那样把这几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我那时还没学会恨德国人。

「是——奸细！」

「哎呀我的天！」我随即飞奔去取护照。

那年轻人白白地拦着，说不必了。他说从看见太太的第一眼起，就确信太太绝不是德国人。他跟船长说过——原来那位愁眉苦脸的下士也一直在留意我——说她也许是法国人，或者甚至是西班牙北部人，可绝不是德国人。可我坚持要他看我的护照，好让他能一口咬定我是英国人；从那一刻起我们成了朋友，他自任为我的护卫。

「这些人不像话，」他对我说，「太太，他们又气又浑。他们说不定会伤着您。往后您上岸，我陪您去；到了海兰泡，您向总督讨一张俄文写的保护令，好让人看得懂。」

接着他给我讲了这场战争。俄国和法国正在同德国打。他是从蒙古边境上的齐齐哈尔穿过满洲来的；再往前，是从西蒙古大山腹地的科布多来的；他正尽快赶往赤塔，再往后，他想大概就是上前线了。

「打仗可快活呢，太太，快活得很！」但愿如此。我诚心诚意地盼着他果真觉得快活，因为他是个好人，待我好得没话说。

不过他也叫我有点不安，因为这时我才醒悟：德国既同俄国开了战，取道德国回去是不可能了；而我这位朋友同样断定，取道圣彼得堡——那时我们还这么叫彼得格勒——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反正我们还在阿穆尔省，还在东西伯利亚，所以我也没怎么发愁。人们既然重新和气起来，那一切便显得那样遥远；而每回我们上岸，我这位哥萨克朋友总把事情给人讲明白。

可他心里有点犯嘀咕。

「太太，英国怎么还不参战呢？」他一遍遍地问。我自离开天津以来一张报纸也没见过，而那时看的还只是一份《北华捷报》，实在想不出英国同这事有什么相干。世界大战这念头，根本无从谈起。

如今溯这条美丽的江而上，更有意思了；江收窄了，真像一条江的样子。两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这位朋友一两年前曾驻防在这一带，他告诉我林子里老虎很多，还有野猪和熊，狼倒不很多。那些老虎又漂亮又凶猛又危险，是熬得住严冬的北方虎；而且它们不等你打它，它们先打你。一两年前海兰泡有一位德国教授出门捕蝴蝶——这消遣听着无害又安全，连最较真的良心反战者也该满意了吧——一只老虎盯上了他的踪迹，毫不客气地把他吃了。人们去寻他时，只找到他的捕蝶网和上衣的纽扣。

这位军官在江上驻防期间闹过瘟疫，当局拉起一道哥萨克的警戒线，不让惊恐的疫民逃散、把病带得更远。他指给我看他同两个同伴住过的屋子。那不过是一个陡斜的屋顶，矮墙埋在土里；只在朝江的一面开着一个小窗——那窗开不了——和一扇门。看上去实在不像个舒服地方。

「可为什么要在墙边堆土呢？」我问。土上如今长出了草和黄色的毛茛，看着倒喜气好看，是这地方唯一称得上悦目的东西。

「太太，是为了防冷，」他说，「为了防冷。」想起人家讲给我听的哈尔滨的冷，想起我自己来时在满洲里——纬度同这儿差不多——亲身领教过的冷，我完全信得过：这可怜的小屋哪怕陷在土里，御寒也算不上多得力。

江面又宽了，蜿蜒着穿过一片台地。中国那一侧有大片橡树林，我的哥萨克朋友说那儿野猪多，很够他们打的，蜜蜂也多；可这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他说那里住的是游牧的部族，个个是好骑手；我们看见零星的村落，还看见了——这可是难得的景象——红白花的牛，站在没膝的清水里。牛尤其叫我注意，因为这几千英里走下来，我见到牛群的次数掰着指头就数得过来——其实一只手的指头都嫌多。一回是在库页岛，还有两回，我想就是在这儿；说来也怪，因为江对岸纯粹的中国人是既不喝奶也不吃黄油的。当然某处总该有牛，因为牛奶、奶油和黄油都有得卖；只是从江上看不见罢了。

俄国这一岸的停靠点变化不大，只是叫卖的女人当中如今夹杂着中国人，穿着束腰的罩衫，绿的、黄的、蓝的、粉的、红的；他们在颜色上放纵得很，在自己国土上可从不这样；而且一律穿着水靴。

离海一千二百多英里了，它仍旧是一条大河。随后我终于看见了自打上船以来一直在找的东西——庄稼地，熟得可以开镰的庄稼。这片可爱的土地所缺的正是这个：一片庄稼地；可它照旧不在俄国这一岸，而在中国那一岸。

阿穆尔省的省城海兰泡的尖顶和圆顶出现在眼前。这座东西伯利亚的城市沿着江的俄国一岸一路铺开。它的建筑映在身后清亮的天上；驶近它，就像驶近一个大港。江面我想至少有一英里宽。我不大会估距离，可它给我的印象是一条很宽的江，横在一片平原之中——自然，那其实是台地，因为我们已经穿过山地了。

我这位哥萨克朋友到这儿便来道别，并且再三叮嘱我，一定直接去找总督讨那张保护令。他很抱歉不能把我送到底，可他奉命尽快赶往赤塔；再说海兰泡是座大城，总会有人说英语的。随后他最后一次问道：

「可是太太，英国怎么还不参战呢？」

于是那个一直叫我烦恼的问题有了答案：因为我们刚一靠岸，就有人激动得发狂地上了船，又喊又叫，传报着战况——就在这一天，看样子就在这一刻，英国参战了！

而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我似乎是不列颠唯一的代表！从来没有哪个人这样受欢迎过。开船的水手们，三等四等那些穷客人，全都挤过来看这个英国女人。我只消说一声「英吉利」，人人便向我鞠躬、吻我的手；我那位哥萨克朋友道别时，似乎觉得去找总督已经大可不必了——除非是说，一个伟大盟国的国民，理应受到像样的接待。

可我已经吃过一次亏，决心尽量把往后的事弄得稳妥些。于是我雇了一辆敞篷马车——一辆快散架的维多利亚式车，全靠几段绳子绑在一处，赶车的说是俄国人也行、说是中国人也行——带着布坎南，穿过阿穆尔省省城那尘土飞扬、阳光灿烂的街道，往总督府去了。

第十三章黑龙江上游

海兰泡的格局，同我见过的其他西伯利亚城镇差不多：一座木头城，多半是平房，沿着平原东一处西一处地铺开，街道宽阔，彼此成直角相交。它还是很像一座澳大利亚的城，说到底就是一座边地的城。岔路上尘土积得极深，城里头一号的铺子是一家大商店，算是哈罗德百货的一个温吞的仿本，从一根针到一只锚，你什么都买得到——我在那里给布坎南买了一副带铃铛的狗项圈——老板是德国人。这是德国「和平渗透」成功的一个样本。可如今看来，她像是丢了肉去追影子，因为那些店员——四百号人——全给拘禁了起来。眼下这些人多半已成了替德国出力的布尔什维克武装的骨干。

督军的官邸在城外，里头挤满了人，多半是男人。我和布坎南被人从一间屋子递到另一间屋子，递我们的人显然对我们想干什么毫无概念。人人都用法国话说「您好」，督军和别的每一个人都吻了我的手。我说我是「英国人」，于是似乎全城的人都跑来看我。可事情半点也没往前挪。

我开始又饿又累，各色人等拿问题来试我，却什么确切的结果也没有。最后，约莫过了两个钟头，我正认真地打算绝望罢手时，进来一位高个子、模样体面的军官，穿一身卡其。他把脚跟一并，像别人一样彬彬有礼地吻了我的手，随即用极漂亮的英语告诉我：他是边界委员，他们把他找来，是因为来了一位英国女人；虽说大家都极想对新盟邦的代表客气一番，可谁也闹不明白她到这儿来究竟干什么、究竟要什么！

我把来龙去脉说了，事情立刻好办。他对布坎南很是赏识——这赏识很合规矩——他用车把我们两个送到他家，把我介绍给他太太，还给我开了一纸极其气派的保护令，用俄文写就。这纸东西我至今留着，只是一次也没用上。

海兰泡对面是一座中国城，名叫萨哈连，地图上却从不这么标；在海参崴和北京，人们又另有各样叫法。可它的正名就是萨哈连，这我知道，因为我在那儿住了将近一个礼拜。

萨哈连的中国海关税务司是位丹麦人，保罗·巴伦岑；我欠他和他太太的情分很重。我带着给他们的介绍信，便问我那位好心的俄国边界委员朋友认不认识他们。他认识。他跟我说，过江须有通行证，他可以给我开一张，为期一周。一周似乎太长了些，可他解释说，俄国政府不许人自由往来两岸，有一张能把整趟逗留都罩住的通行证总归稳妥。直到今天，虽然我那一周确实住满了，我仍没弄懂这些繁文缛节所为何来：这条又长又长、又寂寞的大江，每一处小小的渡口都看住，断无可能——容易过江的地方总有好几百处——我想不过是说，凡陌生人，迟早都难免被叫去交代自己的来历罢了。

渡黑龙江到中国一侧的渡船是大船，造出来是要载许多客的，可过江的种种安排，把中国人和俄国人两边的颟顸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同精干的日本人不同，在我看来，这两个民族办事，总是以当官的最省事为准——换句话说，就是以所有相干的人最费事为准。因着地方上的政情，渡船享着专利，于是高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渡口的生意又大又忙，船却从不肯一小时开出一班以上，而上下船的地方，简陋得不能再简陋。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沿墙围着一圈长凳，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同中国小贩们并排坐着等船来。等船真来了，乘客们在长长久久的等待之后，顺着江岸那条粗糙的小路爬上来，一个个像是被搜身搜到了皮肉。

中国这一边放我过了，我毫不费力便找到了保罗·巴伦岑先生的家：一座两层的舒服房子。他和他太太热情地邀我住下。

这是不该错过的机缘。我实在乏透了，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是累的；在中华帝国的极边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住到说我母语的好心人家里去，岂可轻易放过。我感激地应了，这份感激至今犹深。巴伦岑先生是丹麦人，英语却说得同我一样好，若说有差别，他比英国人还英国。他太太是英国人。那天夜里，他为英国参战庆贺了一场，请了我，请了俄国边界委员夫妇，还请了另一位俄国先生，一同到海兰泡的花园里吃饭。

那地方灯火通明，到处是旗子、灯和乐队，全城张灯结彩，为协约国新添的这一员道贺。我们在园里逛累了，便进了那家头号饭馆，里头挤满了吃饭的人，台上各路歌手唱着甜美的曲子，挥着协约各国的旗。可英国的旗还没传到这黑龙江省的省城来。事实上，再往西去很远，我看见代表英国的是一面红旗，上头照画者的意思画了些黑十字，又大大方方地写上「英国」二字，算是补足了一切不足之处。

巴伦岑先生早料到这一层难处，给我们每人预备了一面精致的小丝质米字旗，别在胸前。十点钟光景我们坐下用饭，饭菜极好，有鲟鱼、酸奶油、鱼子酱，东西伯利亚出的好东西一应俱全。满满一屋子人也在吃饭，台上的人唱着爱国的歌，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丝质的节目单作纪念。他们唱了比利时国歌、法国国歌、俄国国歌，最后我们要求唱英国的。

指挥极客气地传回话来，说他万分抱歉，可英国国歌的调子也是一首德国赞美诗，他若敢奏，听众会把他撕成碎片。想起我不久前在下游吃的那些苦头，我完全信他的话，便提议改唱《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可惜他闻所未闻。这下僵住了，我们面面相觑。

这时同席的那位高个子俄国人把椅子一推，站起身来，行了个礼，把《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吹成了口哨。全场那个掌声啊！英国就这样在远东西伯利亚参了战。

那一天我们确实是直到天亮才回去的。说起来，寻常人夜里大约是不许过江的，海关的官员或许另有特权。总之，天刚破晓时我回到了轮船上自己的铺位，还有一只焦急等着我的小狗；第二天我便过江到萨哈连，住进了巴伦岑家。

那时俄国人为把中国人挡在江对岸，费了好大的力气，以至于全省的俄国军官和文官都不许用中国仆人，太太们为此懊恼得很。护照的费用涨到了——我想是——十二个卢布，一个中国人再为挎一篮子菜去叫卖而办护照，就不值当了；结雅河——黑龙江在俄国一侧的一条支流——上的金矿产量也跌了下去，因为再雇不到便宜的工。真办下护照来的，倒是中国的妓女，虽说在中国，女人并没有独立的身份，不许有自己的护照。不过这也有法子绕开。由一个男人去申请，护照批下来，他收一笔好处，把护照交给那女人；到了对岸，凡中国的文书，在俄国官员眼里大抵都是一回事。想想我自己的经历——我曾经分不清哪张是我的护照、哪张是我同赶骡人签的字据——这故事我全信。

海兰泡是一座地道的边地城，据巴伦岑先生说，并不安全。我头一回同他过江时，掏出了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我几乎还没把它搁下，就被那位中国海关税务司一把夺了去。

「你疯了吗？」他说，随手把钞票在掌心里揉成一团，另外递给我一个卢布。我极力解释：我身上没有零钱，颇觉不便，心想这倒是个换零钱的好机会，因为收税的那人身上准有的是。

「那是自然，」我的主人挖苦道，「我不想败坏谁的名声，可我敢说，一嗓子喊得到的地方，」——我们周围围了一圈人——「至少有十个人，为了十个卢布会高高兴兴地割断你的喉咙。」

这个话题他后来又发挥过。我们常坐在他家阳台上，望出去不是江面，而是萨哈连这座城；英美烟公司厂里的人常来坐坐——一个穿长筒靴、英语说得极好的俄国人，还有一个姓海德的年轻美国人。他们讲的故事，倒有点像我小时候听人谈澳大利亚「金子冒出来」那阵子的事：有人淘到了大把金子，随后被人诱走，为着那份财富送了命。他们显然并不认为海兰泡或萨哈连是女人可以安心闲逛的地方。事实上，他们知道的西伯利亚城镇，没一个不在此列。

不过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战事，以及只能从电报里得着些零碎消息，真叫人发疯。那个美国青年热切得很，我记得。不知他后来是否真有耐心等到自己的国家参战。开战头一个星期里他就在说要设法回加拿大去，看看能不能在那儿入伍，因为即便在那时，我们也确信各自治领会要出手帮母国一把。还有，德国人已经围住了列日——他们拿得下来吗？联想真是件古怪的东西。此后每逢听人提起列日，我心里浮起来的都不是那座比利时城，而是一张舒服的阳台座椅：暮色四合，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着中华帝国极边上这座小城里星星点点的澡堂子——那是城里的灯火。中国城的种种声响与气味，混着说话人的嗓音和咖啡的香气；八月的暖意使空气发闷。我又想起那个热切的、一心要去打德国人的美国青年，和那个穿长筒靴、生怕自己只会被派去看守德国俘虏的俄国青年。

萨哈连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却偏向俄国，所以才有澡堂子——这原是中国文明里没有的东西；我眼里进了一粒沙子，怎么也弄不出来，去看的也是一位日本医生。陪我去的是主人家的中国佣人：我用英语把毛病说给他听，他用中国话说给另一个人听，那人再用俄语告诉医生我哪儿不舒服。幸而那位医生手极巧，我猜他就是一句解释也不听，照样办得漂亮。我对在萨哈连看过的这位日本郎中，敬重得很。

礼拜天我们大大地野餐了一回。俄国边界委员带着太太和几个小女儿过江来，巴伦岑太太带了她的小女儿，中国的道台也赏了我们一个脸。他是这场热闹的主角，因为他是个大人物——身量上是，身份上也是——出门不能没有一大帮随从，于是有一队骑警照料我们。这位排场十足的中国老爷——那一队随从正是冲他来的——不会说英语，只朝我慈祥地笑，穿一件长袍，戴一顶俄国军帽！野餐的地点在离城七英里左右的一条小溪边。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回，为着那齐腰深的丰茂青草，为着那些可爱的花。我曾在轮船上远远望着西伯利亚的花，够不着；后来在库页岛欢欢喜喜地采过；如今它们又来了，就在我手边。他们说六月里满地都是铃兰，我懊悔没赶上六月。我实在觉得，能看见野地里长的铃兰是一桩乐事；不过就眼下而论，那些花也够美了，而且多得成堆。有极好的风铃草，有一种绚丽的紫花，还有华美的白罂粟。我从没采过更可爱的花，也从没见过野花长得这样铺天盖地。论天生的艺术眼光，没有谁比得上寻常的中国人，我想那位道台必定也玩得高兴——尽管在中国，东张西望是有失体统的。

没过多久，我便要去求这位父母官帮忙了，因为我那心肝宝贝布坎南丢了。巴伦岑家里，同所有由外国人操持的、规矩齐整的中国宅子一样，每间卧房都带一个浴室；我要洗澡时，佣人便把一只大木桶的半截灌上温水，做成一个极好的澡盆。我自己洗完，又给布坎南洗了——它那身白毛在中国街上的浮土里脏得不成样子。它一洗完就跑下楼去，我磨蹭了一会儿穿衣裳，等我下来，它已经不见了。我到处翻找；我沿街来回叫它的名字，我知道，只要在听得见的地方，它一定会应——它向来会应。海关的人全给调了出来，我又去找中国道台，他立刻把所有的警察都派了出去。可布坎南一夜没回，我绝望了。巴伦岑先生的仆人头儿摇着头。

「老爷说，」他说，「一定要把那只狗找回来。」我这才明白自己是在闹事，可当时我顾不上。道台的看法是，狗不是被偷的。城里像它那样的小狗多得很，他说，没人会偷一只。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父母官也未必事事不错，因为我确信布坎南决不会自己情愿离开我。

后来仆人们到底得胜而归了：布坎南被仆人头儿抱在怀里，一见主人便高兴得发狂。警察四处搜过了，可仆人们记着主人的吩咐，又惦记着我许下的赏钱，另外打听了一番，探出有人看见一个小男孩把狗抱进了某户人家，那家住着一位官儿，管的是街道洒扫的差事。我这才头一回听说中国人竟也扫街：我一向以为这活儿是留给野狗和当清道夫的乌鸦干的。警察去问过了。没有，那儿没有小狗。可仆人们——精明的中国仆人——同左邻右舍交上了朋友，邻居们说：「你们盯着。那儿有条狗。」于是派了个小伙计去守着，等院门一开，他溜了进去，可怜的小詹姆斯·布坎南正拴在一根柱子上。那伙计一把抄起狗，得胜而逃。

邻居们说，是那位官儿的太太看中了这只漂亮的小狗。

我失而复得，欢喜得很，事情到此为止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巴伦岑先生却不然。他把那位官儿请了来，就在客厅里，我同他一起会见了这位富态的中国先生：一身灰色长袍，一条长辫子，一顶黑绸小帽，套在小指长指甲上的银护甲，尖儿刚从宽大的袖口里露出一点来。

「刁奴才干的，」他说。他万分抱歉，叫税务司先生和他的朋友受了这么大的搅扰。那仆人已经辞退了。于是我们一躬身送他出去，面子保住了，各方满意。这是很中国的。可我们心里明白，而且明白他也明白我们心里明白：真正收下这只小狗的是他太太——凡沾边的人，都必定看得出这狗值钱，也必定看得出它是偷来的。

也是在萨哈连，我听说了我这一路上唯一一伙「狼」的行径。江上的小码头里泊着许多挂俄国旗的小轮船，装着一只只大桶，桶的两头漆成鲜红色。税务司告诉我，这些桶里装的是酒，俄国人一心要把它偷运进俄国境内。中国方面对这些酒出境毫无异议——只要出口税缴清。酒沿江运来运去，末了在某个小埠头卸下，再从那儿偷渡过江。这买卖大得很。干这一行的人称作「黑龙江的狼」，多半是高加索人和犹太人。一九一三年——我手头有统计数字的最后一年——这些酒缴的出口税不下两万五千镑，先前的年头里还要多。我在想，战争和革命之后，纪律一松，这笔出口税收怕是只会更高吧。

这一段的江面很宽，也很美；海兰泡横在水那边，塔尖与圆顶映着晚天，轮廓都柔和了下来，仿佛是画里意大利的某座城。我很庆幸自己见过它。至于巴伦岑先生的好意，我不敢再多说了。我那位下手极狠、却又极其宝贵的批评者说，这本书里讲人家好心的事已经堆得太多，所以我只能说：我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随后搭上一艘较小的轮船，溯黑龙江、石勒喀河而上，往斯列坚斯克和铁路去。

不过我留下了一桩憾事。我把拍了黑龙江和库页岛全部照片的底片和胶卷，稀里糊涂地带过了江，到了萨哈连，就再带不回去了。俄国的规矩极严。照片一概不许带。凡过江的东西都要查验。而查验我那些没冲洗的胶卷和底片，就等于毁了它们。我找过萨哈连这边的一位日本照相师，可他在冲洗一道上像是全然的外行；最后我极不情愿地决定，把它们留给巴伦岑先生，等他有机会时寄回国去。这机会直到一九一六年年中才等着，而我很遗憾地报告：等到我们动手冲洗，每一张都毁了。

我这回上的轮船小得多，因为江面渐窄。舱房外围的那圈甲板只有三十英寸宽，还挤满了孩子；更糟的是，我和詹姆斯·布坎南每天出来溜达，路总被女人们挡住——是母亲还是保姆我不知道——她们推着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坐的小车，并且认定布坎南是专为她们带来的，而这位先生本人可不这么看。不过它到底是我同她们唯一的沟通手段，因为她们既不会英语，也不会法语。

可我运气不坏：有一位大副，一身铜扣、白得一尘不染，同许多俄国人一样在英国船上干过，英语说得很好，还带点苏格兰口音。我常同他每日交谈，谈的总是战事。可他谈起来直摇头。沿途停靠的小地方是打听不到什么消息的。那里没有报纸——在仁慈的沙皇治下，俄国农民是不被鼓励识字的——而就他而言，他对那些电报一个字也不信。一切当然都会好的，可我们得等到了某个大而有分量的地方，才能得着可靠的消息。

可那个大而有分量的地方迟迟不来，实际上我可以说，我在江上的日子里它始终没有出现。从海兰泡到斯列坚斯克，沿途至少标着十一座「城」，可即便是额尔古纳河与石勒喀河汇成黑龙江的那个河口上的城，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边境村子；其余的，就我所见的江岸而言，只是几间木头棚屋，住着些农人，看样子是替轮船看守并供应那一堆堆的木柴。

现在这是一条可爱的江，向北，向北，再向西——或者不如说，是我们向北去，江水朝相反的方向流；江面窄了，在林木蓊郁的山间蜿蜒，非常寂寞。偶尔，非常偶尔，有小小的村落；中国一侧我连一间棚屋都不记得见过，尽管那是一片可爱的绿色土地，江水清可见底，把我们穿行其间的树木与岩石都映在胸怀里。

有一回，在俄国一侧，我们用小船送上岸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和数不清的包裹。我猜她们是到海兰泡那文明的中心去过一趟，如今回家来。暮色里我们把她留在那儿，她正若有所思地低头看着自己那一堆累赘；四下里不见一个活物，不见半点人工的痕迹。我希望那一带没有老虎；可她此后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像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这样没有结局的故事——不是因为拖得太长、等不到下文才没有结局，而是这故事必须戛然而止，只因我们被抽身带走了。有一次我从英格兰中部一节火车车厢的窗子往外看，看见一头公牛在追一个女人；她拼了命地尖叫着往一道篱笆跑，可她到底够没够着，我无从知道。又有一次，还是从火车车厢的窗子里，我看见两个赤条条的男人在草地上互相追逐，然后我把他们留在那儿了，因为火车开走了。当然，热带地方不穿衣裳的男人我见得多了，可在英格兰腹地，这就不合画面，是要解释一番的。这解释我永远得不到了。我也多半永远不会知道，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和她的孩子究竟有没有回到那不知名的家。

那条小轮船上我们吃得极奢。俄国茶配柠檬，还有面包和黄油，都好吃；奶油也尽有，只是再往东常见的红鱼子酱没有了。可我乏了，终于也觉得孤单。我开始数着到家还有多少天。

在黑龙江上天气一直极好，可一进石勒喀河，我们又到了北纬五十三度以北，深深地进了山里；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是个灰扑扑的日子。雨下了又下，不是热带的那种雨，是绵密的、渗人的雨；两岸的杉树山被罩在一层银色的雾里。江水弯曲得厉害，往前望去，我们像是径直朝山里开去。去路仿佛被山堵死了，有时山全埋在雾里，有时绿色诱人地从雾中透出来；偶尔雾散日出，各条山沟里还会赖着几小片灰云，像是没来得及逃走被逮住了，便躲在山的屏障后头等着，等雾再落下来。偶尔有孤零零的房子，更偶尔有几处木屋小村，窗子漆过，封得严严实实；有一两回见到一片熟了待割的庄稼，却被这没完没了的雨泡坏了。可空气柔软、甘美，简直神妙；只有这挤满人的船上的舱房里，气味叫人受不了。大副告诉我，六星期前他上一趟上行时，有个英国人来推销收割机和捆扎机；他觉得如今我又冒了出来，英国人在黑龙江上未免太多了些。

有时船一停，乘客们便上岸去采浆果，回来时抱着大枝大枝缀满果子的枝条；我和布坎南也上去走一小段，始终把船看在眼里，看着花、看着绿、闻着湿土浓郁清新的气味，欢喜不尽。我不记得这辈子还有哪一回这样享受过下雨。当然，我在澳大利亚的少年时代，向来是欢迎那赐人生机的雨的；可在英格兰住了十三年，一心只盼太阳，那些记忆不知怎的就淡了；如今江上的雨又一次把欢喜带给了我。那雾本身就是一件美物；而当一线阳光寻路照进一条绿色的、被雾笼着的山谷，把那可爱的寂寞照亮，我便真的知道了：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

有时我们从江上的木排旁边过。那是许多圆木捆成的大长方块，两头各装着十二支长橹。每张木排上至少有十二个人，还搭着草、帆布和木板做的小屋。他们把木材放到庙街去，再装船运往上海和世界各地做家具；这些桦木、榆木、杉木和橡木的大森林，对它们的主人来说必定是一座金矿。我不知道伐木有没有什么章法，也不知道这些大木排同我在林子里看见的那许多枯树有没有关系——那些白色的树干鬼影似的立在绿色的山坡上。

这些可爱的地方，我一张影像也没留下。我的照相机如今锁在箱子里，因为在打仗，而俄国——这也在理——是不许拍照的。

离开海兰泡七天之后，我们到了斯列坚斯克，我第一次触到了这场世界大战。

第十四章东西伯利亚在动员

到了斯列坚斯克，我才恍然醒悟：我确确实实身在西伯利亚，而且已经在西伯利亚走了约莫两千英里。少年时我一直以为，那是一片阴沉晦暗的土地，上面拖着长长的、戴镣铐的囚徒队伍，有时踏着酷冬的冰雪，有时顶着毒日头，可他们总是绝望的、饥饿的、疲惫的、心碎的——一个被奴役的民族心里种下了对政治自由的渴望，他们便是这渴望的祭品。

说来也怪：多少年来我一直认定库页岛是一座可怕的岛，一座政治犯的地狱，有点像一百一十年前流放犯时代的范迪门地，只是这座亚洲的岛上境况更残酷，逃跑更是想都别想；可当我真的置身那座美丽的岛上时，我被它的魅力迷住了，它同我心目中那幅图画实在太不一样，我几乎没把两者联到一处。黑龙江一路上去是一片新土，一片喊着要拓荒人、牧场主和农夫的土地，所以我心里最先冒出来的念头，是它同我待了那么久的古老中国之间的对照。可到了斯列坚斯克，我忽然记起：这就是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正心窝，人在这里受过说不出口的苦——就我所知，说不定此刻还在受。于是我下了船，预备去探一探，心里觉着随时都可能撞见一座用粗大圆木垒成墙的牢狱，随时会看见裹得只剩一双眼睛的毛皮岗哨在雪里踱步。可这是八月，热得要命，雪和裹毛皮的岗哨自然都排除了；等我和布坎南在城里走了一圈，连那座孤零零的木头牢狱也只好一并排除。牢狱也许是有的，多半是有的，只是它并不主宰这幅画面。我从小熟识的那个西伯利亚，不在这里。

斯列坚斯克同我见过的所有西伯利亚城镇一样。房子多半是一层的木屋，圆木垒的；街道又宽又直，彼此成直角相交，整座城都甩在平原上；其实我想它在山里的位置相当高，只是你在城里感觉不到山，不像在船上那样。

雨停了，天很热。我们出门很早，因为我打定主意，若有可能，当天下午就往西走。我们走得小心翼翼，因为在海兰泡我已被反复告诫：一个看上去还算阔绰的人，在西伯利亚城里是有风险的。我犹豫着不敢离轮船太远——船上那位大副会说英语。可我们到底还是走了。那个梦里的西伯利亚，能不错过我就不肯错过。

我看到的东西，比梦里的西伯利亚还要了不得。

雨下个不停，木屋之间那些漆过窗子的街道泥深及膝，是一片望上去过不去的泥沼。空气里有军乐的声音，军官和他们的传令兵纵马来去——若不是那胶似的烂泥拦着，那来去的架势简直可以叫作不要命。这就是战争，我头一回看见它。战争顶替了政治流放犯的位置；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梦，梦里西伯利亚是流放犯的背景，如今看见的却是它忙着备战。那些路像是烂泥坑，我要真陷进去，怕是爬不出来。我自然不敢冒这个险，只好绕大圈子去我想去的地方。要看一座城，这倒不算坏法子。

那些墙壁厚重、专为抵御西伯利亚寒冬而建的房子，像是从庙街或伯力搬来的；虽说太阳从万里无云的天上直泼下来，我穿着一件薄薄的山东绸都喘不过气，它们却还是封得死死的，双层窗之间塞的棉花上照例装点着花花绿绿的缎带。我敢说屋里大约是够凉快的，可也必定闷得叫人受不了。人行道在烈日下也很快干了。那是寻常的西伯利亚人行道，一长条一长条的木板，像铺地板一样。我不知道，当年那些被迫远徙的人，一面绝望地回望西方，可曾在这样的板道上走过。最后我们逛进了公园；从那些小桌子和许多座椅看来，夜里这儿必定照例是一片热闹，可清早时分，一切都显得蓬头散发，我连一个能给我弄杯凉饮料的人都找不着——我实在渴得厉害。最后我们回到船上。大副已经忙完了靠岸的那一通折腾——这是轮船的终点——便好心地腾出工夫来管我的事。我要一辆马车送我去火车站，可四下里我连铁路的影子都没见着，得先问明白车站在哪儿。

大副笑了，指着远远的、江对岸的下游。事到如今，我本该把西伯利亚的脾气摸得更熟些才是。铁路可不是为了方便城里人修的。没别的办法。我总得设法过去，而火车是五点到六点之间开，于是将近晌午，在大副帮忙下，我雇了一辆敞篷马车。在这个国家里走到末路的马车，比库页岛的那些略微年轻一点，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大副替我雇的这辆，辕里套着一匹结实的小马，毛也没刷过，旁边还有一匹拉边套的。座位上堆着我全部的行李：两只小提箱，一只大帆布口袋——毯子、靠垫、七零八碎全塞在里头，包括我宝贝的那几只水壶。两匹又小又邋遢的马拖着我们，穿过那片泥海，往渡口去；到了那里我才看见，场景确实换过了。我遇上的不是戴镣铐的长列流放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外人是；此刻在亚洲腹心，俄罗斯正以她全副的力气聚拢队伍，准备一跃。那条大平底渡船来来回回地摆渡，顺着那条被客气地称为「路」的泥塘，涌下来一队接一队方方正正的卡其色大车，赶车的人戴平顶帽，穿束腰的卡其布衫，个个高大白皙，常常是巨人一般，脸被太阳晒得通红，头发亚麻似的白；他们吆喝、大笑、唱歌、把帽子抛向天空，人清醒得像法官，却又兴奋得发狂——他们要上战场去。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可高兴是不会认错的，这些人对自己的命数欢喜得很。我心里想：这是囚徒获释呢，还是说，旧制度下俄国乡村的日子闷得发霉，对这些新兵来说，这是一辈子里难得的机会？

有些人再也不会回到东方来了，无论是带着爱还是带着恨，他们再也见不着西伯利亚的草原、鲜花、金色的阳光和雪了，他们把骨头留在了那些战场上；可我盼着，另一些人能活到看见俄罗斯脱胎换骨的那一天，那时人人都有机会得着自由和幸福。我想，当一辆又一辆大车驶上渡船、汉子们兴奋地吼着叫着的时候，那场革命已经在空气里了。一小队往东去的人宽容地看着他们——我敢说那是宽容——随后他们也染上了这股劲头，齐声吼了起来。

我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

然后半个钟头过去了，他们还在来；一个钟头，我有点担心了，因为他们还在往那边涌。两个钟头——我宽慰自己：火车要到下午很晚才开；三个钟头，那股人流一点没有断的意思。而我当然没法叫任何人听懂我的话。看情形我怕是要在这儿等上一整夜。最后有一个人纵马过来，一望便知是个军官，我用法语跟他搭话。

「渡船上能过去吗？」

他很客气。

「过不去，夫人。过不去。当兵的先过。」

我又打量了一遍那些性情和气、身板结实、金发的卡其军人和他们的卡其大车。摆过去的渡船上装得满满的，另有几百人在等，其中还夹着不少乡下人。他们提着包裹、挎着装满东西的篮子，看着像是进城买过东西、想回家去的人。这些是流放犯吗？我不知道。他们看着就是些朴实的农民。不管他们是谁，他们和我似乎都没什么指望，于是我说了我会的唯一一个俄国字——「轮船」，比划着说我要回那儿去。尽管我归心似箭，尽管我走得实在够了，我还是决定把火车这一程推迟一天，趁便享受一下俄国那条舒服的规矩：船在港里的两天，你可以住在船上。车夫点点头，我们连滚带爬地赶回码头——轮船不见了！

我这辈子有过几个难挨的时刻，那一个至今还突出地立在那里。为什么，我也说不大清，因为如今坐在自家园子里回想，这似乎算不得什么可怕的事。我口袋里有的是钱，城里也有旅馆。可是不！如今安安稳稳地待在肯特郡，我比当时更怕西伯利亚的旅馆！那时我是实实在在地害怕。我大可以就这么消失掉，而此后好几个月都不会有人来问一句。我想告诉那车夫，我要去那些叫我害怕的旅馆之一——我觉得这险非冒不可，因为我总不能在一辆敞篷马车里过夜——可我没法让他听懂。也许像在库页岛一样，这里根本没有能接待我这个身份的女人的旅馆；也许——这多半是实情——旅馆全叫当兵的住满了。总之他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我和布坎南对看了一眼。布坎南反正是不怕的。它十足地相信我能照看好它。我又看了那车夫一眼，随后，他像是忽然得了神启，把我拉回了我们来的那个渡口对面的地方。当兵的还在那儿，一堆一堆的，带着他们的小车和马，正拿互相偷草料取乐；渡船回来了，上头没有兵，只有乡下人挤着往下走。我是被禁止上船的，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违抗命令；可我那车夫另有看法。他等到没有军官看着的当口，抓起我的行李，往那条大渡船上一扔，正扔在军需物资跟前，紧挨着那个卖吃食的摊子——摊上卖香肠、卖农民吃的那种圆圈形的面包，还有茶和柠檬水。我没想到在西伯利亚的江上会碰见这么家常的东西。我在那辆破车里已经坐了四个多钟头，乏得要死，何况我也不能同行李分开，于是我把布坎南往胳膊底下一夹——泥太深，它没法自己走——尽快跟了上去。我的守护天使提醒我，得重重地赏那车夫。大副说过，若我等上半天该付多少，我付了他双倍，而我这辈子没有哪一笔钱花得比这更值。他转身对旁边站着的一个大个子说话——那人穿着高筒水靴、系红腰带的衫子，戴一顶黑色的高高的阿斯特拉罕羔皮帽，那帽子在我心里一向是同切尔克斯人连在一起的——他对那人说了句「英国人」。显然他的意思是：照应照应这一位，或许有好处。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是不是高加索人，是不是「黑龙江的狼」中的一只；可不管他是谁，他是个极壮实、极能干的人，对一位外国太太该怎么办，心里有一套极清楚的主张，当即自任为我的监护人。

说到底，这世界整个看来，是个很仁厚、很诚实的地方。我多少次孤身困在半途，本来轻而易举就会被剥得精光，可总有一位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来搭救我；至于报答，尽管我尽了力，却从来抵不上人家出的力。

斯列坚斯克渡石勒喀河的渡船是个大家伙，像一块漂在水上的小牧场；船上除了马和车，还有许多带着包裹的乡下人。我坐在那里，多少有点不自在，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只打定主意绝不同行李分开。不一会儿，在一片狂呼乱喊中，这个巨大的浮台漂走了。我在俄国那阵子，许多事都是伴着大呼小叫办成的；我隐约猜想，这条渡船此番是擅自出的一趟私差。石勒喀河在这里很宽，离河口还有半个月的船程；可渡船开到河心便停住不动了，一条摩托艇靠了上来，那艇看着连一半人都装不下。

「快！快！」众人喊着，人们开始翻过船舷往艇上跳。军方是在干脆利落地把他们的老百姓打发掉。几秒钟工夫，那条艇就装得齐了舷，而我还在上头往下看。布坎南在我胳膊底下；它向来是只懂事的小狗，到了紧要关头知道自己的本分是安静下来，尽量不添麻烦。我另一只手里提着我的公文箱，而我这人天生毫无杂技的本事，只觉得要下到那艇上是根本没指望的。哪怕不下去就是死罪，我想我也办不到。然而这事轮不到我作主。那个穿红衫子的大个子俄国人把我一把抱起，连人带狗带箱子扔进了艇里，正落在已经坐着的人堆顶上。起先我在顶上，随后，我一手死死抓着我的小狗，一点一点往下滑，可脚下没有着落；我被尖叫的人群卡在了中间。跟在我后头下来的是我的监护人，肩上扛着我的行李；他不知怎的在舷边上寻着了一块摇摇欲坠的立足之地，又让我明白，他要两个卢布做我们的船钱。他就是要十个，也照给不误，只是我当时究竟怎么摸到钱的，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条艇晃得叫人心惊肉跳，我心里想：好吧，眼下我们在上头，可不多时艇一翻，我们准保就在下头了。我听出乘客们在同船家争论过河该给多少钱——这可不明智，因为那条大渡船随时都要把我们挤到石岸上去。他要六十戈比——一先令挂零——众人异口同声说四十就够了。看这一船人的挤法，我倒觉得四十已经付得很阔绰了。我给了我的监护人更多，这并不叫我心疼，因为他多挣的那些完全该得：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桩差事我自己万万应付不来。

正当我快要绝望、布坎南也开始表示它快闷死了的时候，船钱的纠纷了结了，我们朝岸边靠去。可我们没去那个惯常的码头——那地方，我猜，是划给当兵的、禁止外人靠的——我们是靠上了一道陡峭高耸、砌着花岗石的堤岸。

「快！快！」这一回更是非快不可，因为那条大渡船眼看就要把我们压扁。众人开始往上爬。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无论出什么事，我知道我绝不可能爬上那道石墙。我只能紧紧抱着我的小狗，听天由命。我那位监护人却完全应付得了。艇上的人走空了些，有了转身的地方，他把行李往下一放，像抱婴儿一样把我抱起来，连人带狗抛上了岸头。那条艇后来有没有从渡船底下脱身，我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到那地方去看，没有残骸，所以我推想它是脱身了；可当时我的全副心思都在赶一趟火车上。

我的监护人雇了个男孩扛轻些的行李，自己扛起其余的，挽着我的胳膊，一路把我推着跑上那道陡坡，到了火车站——站上是黑压压一大片穿卡其的人。

「买票！买票！」他一面喊，一面抹着满脸淌下来的汗，在拥挤的新兵中间给我开路。有一列车正要进站，他显然是打算叫我赶上这一班。

那样的人群啊！车站里更是乱上加乱。站里挤满了人——穷苦人家——还有兵，人人都扯着嗓子发表他对天下大势的高见。我那壮实的监护人用胳膊肘挤出一条路，挤到售票的小窗口，嘴里还喊着「买票！买票！」；我因为要一张到彼得格勒的票，便掏出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窗里的人轻蔑地把它推开，用几种我不懂的话回绝了。我又递过去，又被粗鲁地挡了回来，我的监护人抗议得愈发激烈，至于他说了些什么，我是半点也不知道。我第三次递过去，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把钞票一把抄走，连我也一把拉走了。

「夫人，您疯了吗？」他问——一个多星期前巴伦岑先生也是这么问的——只是他说的是法语，很俄国腔的法语。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解释：周围全是贼、强盗和杀人犯——哦，这苦难流放者的国度啊！——动员把他们都征了来，他们中间随便哪一个，为了远不及十镑的钱都会割断我的喉咙。说着他干脆把那张惹祸的钞票塞进了自己口袋。这是我生平参与过的最霸道的一桩事，我惊愕地看着他。他穿一身绿制服，戴一顶军帽，帽上镶着白色和紫红色的滚边，上衣和裤子上也重复着这白色和紫红。总的说来，这身打扮叫人放心：一位穿成这样的先生，实在太扎眼了，干不了什么伤天害理的营生。

他接着解释说，这趟车我坐不成。

车让给部队了。他们正在把已经上车的人往下赶。这多少解释了站上那一片乱糟糟的缘故：不愿意在这儿被撵下车的人，和急着要走的人，正互相诉苦，而人数太多，只好扯着嗓子诉。

「下一班车什么时候开？」我问。

我这位新朋友面露难色。「也许明天夜里吧，」他说。这可真提神。

「哪儿有旅馆？」

他朝河对岸的斯列坚斯克指了指。

「这一边一家也没有？」

「没有，夫人，一家也没有。」

我盘算了一下。为了过到这边来，我已经费了那么大周折，再渡一回河，我可办不到。

「那我能待在哪儿？」

他四下里一看，那神气仿佛是在给我安排华屋广厦。

「就这儿，夫人，就这儿。」

在火车站里；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于是我就在那火车站里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傍晚火车进站。

这桩小事定下来，我转身要酬谢我头一位朋友为我出的力，觉着五个卢布也算不得多。我这位新朋友很不以为然，照他看来，一个卢布足够了。我那张十镑的钞票还在他口袋里，而我恐怕心里很清楚：他还没有证明过自己，而那一位却实实在在替我卖了大力气；我这辈子没有哪十先令花得比这更痛快。那是他挣来的。

此后我打起精神，尽量把眼前的局面过好。车站里挤满了各色人等，看上去是一群凄惶的人；而他们的家当，更是稀奇古怪的漂流杂物。寻常旅客的行李自然是有的，可另外还有些东西，是我没想到会在西伯利亚的火车站里碰见的。有一台缝纫机；有一只留声机的大喇叭；有一块钢琴的背板，琴弦全露在外头；还有一个裁缝用的人台，一个塞得鼓鼓的女人形体，在当兵的包裹中间显得凄惶而不合时宜。

可这些人把这一切当作分内之事受着，看着兵士们上那些自己被挡在外头的车厢，向他们挥手、喝彩；尽管头一列不论开往何处的车，要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一刻才走。他们心甘情愿地让当兵的先走。他们三五成群地在露天月台上、在小吃部里、在候车室里安顿下来，父亲、母亲、孩子和狗，用一壶壶的茶、黑面包和香肠慰劳自己。

这一切同我预想的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而它头一个效果，是把一件事重重地压到我心上：西方正在进行一场大搏斗，东西伯利亚也被卷进了这漩涡，正把她最好的人送出去——不管他们是我梦里的流放犯，还是我这位最新的朋友口中的贼和强盗——去帮着搏斗！比起有些人必须付出的，在火车站里等上一天一夜，实在是极小的牺牲。那一群西伯利亚人等得多么快活、多么耐心啊！没有抱怨，没有哀叹，只偶尔有个女人把头埋进披巾里，为她最亲最爱的人哭一场——那人上战场去了，走进了未知里，她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也许连他的下落都永远不会知道。真是：「侍立等候者，亦是在侍奉。」

我到小吃部去弄点吃的，喝了加酸奶油的汤，吃了鸡、面包黄油和黄瓜，又喝了克瓦斯，算是换换口味，免得整天只有茶。我看着月台上的人，等夜色降下来，开始盘算该在哪儿睡。我本想挑月台，可天像是要下雨，于是我进了女宾候车室，把一张长椅拖到敞开的窗子前，铺开我的毯子和靠垫，就在那儿安了家。我要先把那扇窗子占住，因为这山里的夜是凉的，我准知道会有人进来要关窗。我的直觉不错。我和布坎南守住那扇开着的窗，对抗一屋子人。每一个进来的人——屋里很快就挤满了——都想关窗。他们从我身上探过去，我便从睡梦里坐起来抗议。因为除了人挤，这里的卫生实在糟糕透顶，窗子一关，那空气会成什么样，我想想都发抖。我记起从前听说的那些流放途中被塞进去的、瘟疫似的歇宿站，便对这扇窗子心存感激，也感激这是夏天——若是冬天，我想我们就只好把它关上了。末了有个女人扯着我的毯子说——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她的意思却再明白不过——你倒好，毯子有的是，我们才是什么都没有。这抱怨很在理，于是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把毯子分了出去，夏天的夜就这样慢慢熬到了天明。

而早晨又带来它自己的难处。俄国人洗漱的那套家什，在我总是难对付的。我头一回碰上它是在哈尔滨波兰德先生家里。在库页岛警察局长家里我又同这同一样东西搏斗过，如今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它以变本加厉的形式又出现了。俄国的脸盆没有塞子——据说用流水洗才干净——水龙头是个带两个出水嘴的怪东西，按下一个小扳手，两边一齐喷水，照理说你可以随意把水引向你要去的地方。实际上我发现：我正把一股水引到手上，另一股就打在我眼睛上或耳朵上；等我把这一股治住了，头一股又趁我不备，把我腰身周围浇了个透。也许是我不会用，可我不喜欢俄国的脸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流水——全都流走了。

不管怎样，我尽力对付了过去；洗完之后，因为前一天烈日晒得我脸上有些粗糙生疼，我掏出一罐夏士莲雪花膏，往脸颊上抹。这个举动在周围的女人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她们以为这膏子是做什么用的，我不知道；可她们一个个都过来讨，只要那罐子里还有，凡够得着的女人，都在自己饱经风霜的脸颊上抹了一块夏士莲雪花膏，而且抹上就不揉开，显然当它是一种装饰。不过话说回来，夏士莲雪花膏总归是个叫人舒服的东西。

穿戴停当，我和布坎南面前还有漫长的一整天，而我不敢离开车站去逛，因为惦记着行李。我把行李搁在了小吃部的角落里，据我看没有任何人对它负责；而人整天进进出出，我觉着非得盯着它不可。我还怀着不小的兴趣等着那位穿花制服的先生和我那张十镑的钞票。他终于来了，用法语解释说钱他换开了，可要等火车进站才能给我，因为有贼和强盗——他像是非要把我给西伯利亚披上的那层浪漫的面纱扯下来不可。上帝饶恕我，我竟怀疑过一位极其和善、极其有礼的先生的诚实。

那是很长很长的一天，因为实在无事可做，只能为着布坎南走动走动；我便变着法子给自己找事，每逢觉着非做点什么不可，就到小吃部去吃一顿不合时辰的饭。可我实在乏透了。我开始觉得自己在路上走得太久，我真觉得，若不是布坎南体贴我，我准要哭出来。下一班西去的车什么时候能来，似乎谁也说不准；从他们指着钟的手指看，说法在下午两点和第二天凌晨三点之间不等。不过，等到暮色开始落下来，真有一列车进了站，我那位穿制服的朋友忽然冒了出来，说这就是西去的车。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一节车厢，关上门，拉下窗帘，把我那十镑钞票换开的钱交到我手里。

「看好您的钱包，夫人，」他说，「看好您的钱包。到处都是贼和强盗！」

一路穿过西伯利亚，我总是被人警告这地方不太平。在哈尔滨、在庙街、在海兰泡，那些我不能怀疑其诚意的人都对我担保说：一张十镑的钞票再加上孤身无助，很可能就意味着我的一生突然而不体面地收场——而这还是在没有人怀疑沙皇威权的年头里；对一个专制政体来说，这实在是一句刻毒的评语。如今的西伯利亚成了什么样子——各路人马在境内厮杀，放出来的德国俘虏又把他们的分量押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我想想都发抖。

等他确信我已把钱仔细藏好、也彻底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我这位朋友便提议替我买票，他建议买二等的。我不大愿意。我并不有钱，也不是不肯省几个小钱的人，可头等票那么便宜，又能清静得多，二等这一笔俭省，我实在不想省。他指了指我们正坐着的这节车厢：这还不够好吗？确实够好。我只得承认；而最后一锤定音的是：这趟车上根本没有头等车厢。车票只花了五镑上下，另外一镑给布坎南买了一张。我们上了车——我那位患难中的朋友也同我一道上了车，那位被我错怪了的朋友；看来他是这条线上不远处一个小站的站长——我们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踏上了西去的路。

第十五章俄国军列上

我到底上了火车，实实在在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欢喜。可这欢喜没维持多久。我开始盼着自己还留在斯列坚斯克的火车站上——那儿至少有新鲜空气。起初我把窗子开着，占了个靠角的座位。俄国长途车上一条座位只坐两个人，因为夜里他们会把上面那块板放下来，给第二个人做铺。可我坐的是二等，我这一格同车厢里别的格子之间没有门，另外还横生出两个铺位，全塞满了人。我们是四个女人、两个抽烟的男人、一个啼哭的婴儿，外加我的小狗。我摊开毯子和靠垫，等我要开窗，多数人都反对。不但窗子关着，凡是通气的装置也一概关得死紧，不多时那空气就成了瘟疫。我急了。我走出车厢，到车尾的连接台上去，那儿的冷风——虽说是八月——像刀子一样割人。众人不愿意那股冷风进来，等我下一回再出去透口气，就发现门被闩上了，我怎么央求也开不开。那节车厢里的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可我都憋得只剩四分之一口气了，别人却半点也不见难受。第二天早上我连早饭都看不得，同车的其余人却个个精神抖擞，从随身的篮子里高高兴兴地取食。后来我总算找着一个要去西西伯利亚一所大学的学生，他会说几句法语，我便托他转告当局：若不能把我调到头等车厢去，就请在下一站把我撂下。我在火车站里过过一夜，那滋味我全领教过；不好受，可比起在挤满人的二等车厢里过夜，那是好过一万倍。

过了一会儿，列车长来了，借着那学生的口告诉我：再往前会挂上一节头等车厢，若有空位就让我去，一个钟头左右便知分晓。

于是我撑住了。到了山里一个小城，我被领进了一间头等包厢。那节车厢里只有三间——就是六个铺位——占了半节二等车厢的地方，可它们豪华极了，镜子、洗漱的家什一应俱全。我进的那一间已经住着一位极胖的太太；虽说我们没有一句共通的话，她还是让我明白：她要去第二天早上到的一个地方动手术；她又为着让我睡上铺而道歉——这道歉全无必要，却极有礼。她带着一条大爱尔兰塞特犬，管它叫「博克斯」——照她的说法，这是「英国的」——而「博克斯」远不及它女主人客气和善，不但反对布坎南在场，而且把这反对表达得毫不含糊。我只好整日把我的小狗圈在上铺，它便从铺沿探出头来，隔一阵就抗议似的呜咽一声。有一桩不便；这位同厩的伴儿这样好心、这样殷勤，我简直不好意思提：那间包厢里的空气，是可以拿刀子切开的。我发疯似的想把窗子打开，她惊讶地看着我。可我的态度太激烈，于是那学生又被请了来做翻译，随后人人都轮流上阵试着开那扇窗。我得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实在是极好心、极殷勤的，因为这些人怕过堂风的危险，就同我怕关窗的闷气一样厉害。可这一切都白搭。那扇窗自打车厢造出来，显然就没开过，它极英勇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一同商议了一番，末了那学生转向我：

「夫人，您镇静，您镇静；会有人带家伙来的。」再往前三站，果然来了一个人，带着家伙，把那扇窗打开了，我便深深吸进了几口灰尘极大的新鲜空气。

那位原住的太太同我分享早饭。茶是她煮的，壶也是她收拾的，法子很简单：把茶叶倒进洗脸盆里。据我看，铁路上配的那套极好的洗漱家什，她就只派了这一个用场。可我没有资格挑剔，她实在好心，而且单单因为我不喜欢闷气，就勇敢地忍着满是灰尘的风在包厢里吹了一整夜。等她走了，哦，好奢侈！我和布坎南独占了这节车厢，一直到伊尔库茨克。

而这就是西伯利亚。我们向西走，走得诚然慢；可当我想起——我又怎么可能有一刻不想起？——这就是当年流放犯们徒步走过的那条伟大而悲惨的路，夏天的太阳会把他们烤焦，这些大平原会盖上雪，那刺骨的寒风会在他们到达之前很久就把他们冻僵——一想起这些，我便觉得我们走得快得出奇。我满心向往地朝西望去；可我是往那边去的，至多不出两个礼拜就能到，而他们那不情愿的脚步却挪得极慢，日子拖成了星期，星期拖成了月份，他们还在一步步向东走，走进一场就他们所知也许是终身的流放。啊！这条路上必定洒过血和泪。每一条河，不论他们是摆渡过去还是踏着冰过去，在一个动着逃跑念头的男人或女人眼里，必定都像又添了一道关卡；每一片森林，于他们不是庇护便是凶险，说不定两样都是——我可没有忘记黑龙江的老虎，和再往西的熊和狼。然而那些草原，那些叫人绝望的平野，给逃跑的机会怕是更少。

哦！我早年的想法到底还是对的。在西伯利亚，光是大自然就足够做狱卒了。有人逃脱过，这我们知道，可死在逃亡路上的必定多得多，而认命领受那苦命的，必定多得更多——因为地上、空中、天上的一切力量，显然都站到了沙皇一边。这样美的一片土地，人竟戴着镣铐从上头走过！

到了赤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那位哥萨克百夫长上了车，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招呼。我确实很高兴又见着他那张笑脸，布坎南更是大得其利：好些回我没法带它下去跑一跑，我们这位朋友便过来替我们代劳。

西伯利亚各站的月台都短，而这列挤满兵的军列很长，所以我们这节车厢常常压根儿停不到月台跟前。这就是说，车厢的门离地面通常有五英尺，往往还不止。我是个小个子女人，五英尺已是我的极限，再多就不成了。跳下去当然是能跳的，可要再把自己拽上来就绝无可能，更不用说还得把布坎南弄上车。俄国的邮车——这列军列，实际上也是照邮车的规矩办的——沿途在各站停靠，好让乘客买吃的；开车前五分钟打一遍「预备」铃，一分钟后打第二遍「上车」铃，第三遍铃一响，车就走了。而且它是铁面无情地要走的，哪怕我爬下去之后再也爬不上来。为此我和布坎南对那位哥萨克百夫长感激极了——他看出了我们的短处，从来没有把我们忘掉。

比起那趟豪华专列，连人带舒适带那一股子五方杂处的气味，我要喜欢这些俄国邮车得多。那年月俄国邮车自有一股子味道。它也便宜得多。从斯列坚斯克到彼得格勒，连布坎南的票算在内，车票不过九镑挂零，吃的我沿途自己买。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在哈尔滨买的那些家什，尤其是那几只水壶，又派上了用场。车一停，兵就一窝蜂涌下去，一大群一大群地往食摊和那些盛满开水的大锅炉跑——这种锅炉是横贯线上每一个俄国车站的特色。锅炉总是关在车站外头的一间屋子里，出开水的龙头，两个、三个、有时四个排成一排，从墙里伸出来。每个龙头旁边有一根铁把手，一拉，开水就哗哗地涌出来。即便在革命之前的那些年头，俄国给我的印象也是出奇地平民化：兵、士官、军官以及车上所有的人，全混在一处抢热水。我自己是绝对轮不上的，可我那位哥萨克朋友总记着我，他自己来不了，便打发人来替我灌壶。说实在的，人人都争着对这个英国女人好；我想，他们是要向车上唯一一位盟邦的代表表一表善意。

一个暖和的早晨，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头一回认识了别人口中那位「极了不起的军官」——「阿斯科尔德号」的舰长。他穿着全套海军军服；那时候我还不习惯在军舰之外看见海军军官穿制服。他手里拎着一把小茶壶，正沿着月台飞奔，一心要灌上开水冲咖啡。他并不觉得停下来帮一个外国人有失身份——他认定那些农民在无耻地宰她：他们居然要她一个法寻买一条他们最大的黄瓜！他会说法语，我们便能交谈；他又好心地对我上了心，宣布黄瓜由他来供给。他给我弄来四条大的，我要还他钱，他笑着说犯不上，因为一共才半便士！他的包厢就在我隔壁，那天早上他给我送进来一杯咖啡——这趟车上我们是讲究不起茶杯的。那咖啡也着实好。说实在的，我被吃食淹没了。一个女人本吃不了多少，可我若不把自己的存粮备得阔阔绰绰、并且叫人人都看得出我吃的尽够还有富余，我的邻居们准会出于对我的国家的友谊来接济我。那位哥萨克军官，那位从蒙古库伦上来的骠骑兵军官和他的太太，还有「阿斯科尔德号」的舰长，总在送我东西。鸡、熏鱼——很油，用一张纸包着，生吃，极好——覆盆子、蓝莓，更不用说黄瓜，像雨点一样落到我头上。

有些站上有餐室，摆着小桌子，一二等的乘客可以坐下吃午饭或正餐；可更多的时候，尤其在东边，我们一二三等一齐冲出去，在那些小摊上买想要的东西——摊主头上包着头巾，赤着一双结实的脚，这些女人在我看过中国那些孱弱的女人之后，真叫人看着高兴——买了带回车厢里吃。我的餐具全装在一只篮子里，连布坎南的小碟子也有。这实在是极省钱的安排，而我很少吃东西吃得这样香。面包和黄油极好。你买得到上等的白面包，也买得到品质各色、直到农民吃的那种粗黑面包；我不得不承认，我很爱上等白面包。有极好的奶油；有覆盆子和蓝莓，值不了几个钱；有泡茶用的柠檬；有德国甜菜糖；有六便士一只的烤鸡；有两便士半一个的小馅饼，味道极好；还有榛鸡——一种比山鹑略大的小鸟，鲜美得很——五便士就买得着；有时还有的是蜂蜜。牛奶，只要你自己带瓶子，一夸脱才一便士零一法寻；我的邻居们很快就看出，我没有犯那个花三倍价钱的奢侈——连瓶子一起买就是那个价。

英国人真有钱！他们说；等他们看见我买牛奶的法子，这信念就更坚定了。煮鸡蛋要多少有多少，一便士零一法寻买两个，有时三个。我是把一戈比算作一法寻的。这还是一等的价钱，当兵的买得便宜得多。一个人一天吃的肉，一便士零一法寻就买得到，而且是好肉——这样的肉，如今我至少要付五先令。

这一片富庶，难道是因为流放犯们曾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这片草原？这地方的开垦，他们出过多少力？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许多回，却在哪儿都找不到答案。车站上一般总是挤满了人，可四围的乡野却同黑龙江沿岸一样空旷。

火车稳稳地往前走。不过慢得很——我们一天只走三百俄里，何以如此，我不知道。我们就那样钉在月台上，无事可做，只能来回踱步，看那两条平行的铁轨从东边的地平线上过来，又跑到西边的地平线上去。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了，」我不耐烦地说。

「啊！夫人，我们会到的，会到的，」那位骠骑兵军官说，话里带着一点伤感。我这才记起：对他来说，到了，就意味着要同他那位标致的年轻太太和小儿子分别。他们带着一条猎狐㹴，我常请它到我的包厢里来同布坎南玩，他们管它叫「斯波特」。

「一个英国名字，」他们笑着说。我若是哪天养一条猎狐㹴，我要管它叫「斯波特」，好亲切地记着我在那趟穿越旧世界的漫漫长路上交下的这个小朋友的主人。还有，我在此郑重记下：那位骠骑兵军官的太太同我一样爱新鲜空气。我在车上来回走动时，哪怕是暖和的夏天，我也一眼就能认出我们那两节车厢，因为不顾灰尘，我们的窗子是开着的。其余乘客都把窗子关得严严实实。二等车厢挤得满满当当，三等车厢里的人干脆是一个摞着一个——我看再塞一个婴儿都塞不进去——那些敞开的门里冒出来的气味，和从门里出来的人身上带着的气味，叫人作呕。

我有时请我那位哥萨克朋友喝茶——路边上我总买得到点心——他是我生平见过的唯一一个喝茶放盐的人。他向我担保说蒙古人一向如此；可我得说，茶的种种喝法我都试过，唯独这一种我不喜欢。

蒙古西部群山之中、海拔一万英尺的科布多，有一位大喇嘛；那位哥萨克满肚子都是这位大喇嘛的预言。

大喇嘛说，三位皇帝将要交战。一位将被击垮，彻底覆灭；一位将损失巨额的钱财；第三位将得着极大的荣耀。

「沙皇，夫人，」我的朋友说，「沙皇当然就是那第三位。」

我不知道他在那场革命里扮了什么角色。他是个波罗的海人，来自波罗的海诸省，一颗心全向着波兰人，连俄国人都不肯自称。如今沙皇已经被击垮了；可要得着极大荣耀的那一位，究竟是谁呢？说到底，眼下这年月对国王和皇帝并不算好。我对他们整体是断断不看好的。也许那位喇嘛指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我们绕过了贝加尔湖。这片「圣海」，我从前见它时是一整块亮晃晃的硬冰，如今依旧亮晃晃地铺着，在八月的阳光里仍旧是美的。湖上有白帆，有一两条轮船，还有人在紧张地赶工，改造铁路。安加拉河水流湍急，是一条大河；我们沿着它开进了伊尔库茨克站——那站其实压根不是伊尔库茨克，因为那座城按俄国的规矩，在河那边四英里以外。

到了伊尔库茨克，我觉着我们又依稀有点西方的味道了。而当年走到这里的流放犯，我想是在这里把希望撂下的。他们所爱的一切——他们的整个生命——都留在了身后。如今就是我自己，要掉头往东走，怕也难下决心。那么对他们来说，面朝东方，又该是怎样的滋味？

他们把我们赶下了车，我和布坎南对着堆在月台上的家当发愁：这些东西究竟怎么弄到寄存处去？就算弄进去了，又怎么再取出来？正没主意的时候，「阿斯科尔德号」的舰长带着一个脚夫出现了。

「夫人可否允许，」他问——那语气全然不像是在施恩——「把您的行李同我的一起存进寄存处？」

夫人简直想抱住他。暮色已经落下来了，是那种柔软温暖的暮色，人们急急忙忙地往城里去，或者往餐室里去。我这位好心的朋友说，今晚不会有车了，也许明早会有，可今晚断断不会有。我叹了口气。我又一次无着无落，这滋味并不好受。

倘若夫人愿意用晚饭——夫人正愿意用晚饭。

那么倘若夫人允许——夫人当然允许。

她感激极了。我们便在车站餐厅外头同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我就爱这种在露天吃饭的规矩——头顶是明晃晃的电灯光。他把一切都替我安排好了，连布坎南的晚饭都弄来了。我把那些缠了我一路的流放犯忘了，把这里是西伯利亚也忘了。在这餐厅里，若不是有鞑靼侍者，简直可以当作是在法国。

「也许，」喝咖啡时我这位同伴客气地说，「夫人愿意到我住的旅馆去。我可以替您翻译，这地方除了俄语，没有人会说别的。」

我又一次简直想抱住他。我表示我的梳妆袋存在寄存处了，他却笑着耸了耸肩。

「就一夜嘛！」

他自己也什么都没带。于是我们当即坐上一辆照例是破破烂烂的兰道马车进了城，去安加拉河畔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腹心。当年我还是个小姑娘，对着世界地图册用功的时候，若能知道有一天我会坐着车驶进伊尔库茨克，那张地图必定要在我心里荣耀上一辈子；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坐落在一片夏日的土地上，暖得同我自己的故乡一样，而我会觉得，到了这里便是朝西方的文明迈出了一大步。

那是夜里，一处处成簇的电灯像钻石一样闪着，把它们中间的空处衬得更黑。到早晨我才看清，这座东西伯利亚的首府同那个国度的所有城镇一样，是一座地道的边地城。一样是宽阔的街道，边上长着草；大房子和小房子并排挨着；还有空地，上头还没盖起房子。我们去的是中央旅馆。

「我不住贵的旅馆，」我这位同伴对我说，「这一家是中等的。」

可即便是中等，它也确实是一家又大又好的旅馆。俄国的旅馆通常不管饭，餐馆一般是另开的；不过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那位海军军官替我把一切都办妥了。他甚至向一位惊愕的女侍——那姑娘头发梳成两条长辫子——解释说，我要把所有的窗子都开着；我想洗个澡，他也尽了力。可他解释说，俄国人一般是上澡堂子的，这旅馆里只有一间浴室，已经被一位先生包了两个钟头；他想，既然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那时候再洗怕是太晚了，不过我若愿意，早上可以给我用。

若是当年有人对我说，我到伊尔库茨克去，会对一个澡这样上心！

我把那浴室在早上包了一个钟头，因为这似乎是合规矩的做法。随后我上床睡了，打心眼里羡慕布坎南——它不必为梳洗的事操心。

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我说了声「进来」，本以为是送茶的，进来的却是我那位穿全套军服的海军军官，笑着宣布：澡已经给我备好，账他付过了，等上了车我再还他就是。那位女侍——头发仍旧是两条辫子，我颇疑心她是梳着辫子睡的——领我去了浴室；至于没有发刷、梳子和牙刷的种种难处，我就略过不提了。反正我把头发里的灰洗掉了，尽我所能收拾得齐整之后，我去同「阿斯科尔德号」的舰长会合，一同坐车穿过城，回到火车站。

车站里是黑压压一片人，人人都在同时说话，我想人人都在咒骂铁路当局；可我们两个在宜人的阳光里一同吃了早饭。我们吃了新出炉的小面包、黄油、咖啡、奶油和蜂蜜——只要这几样东西是好的，我再不想要更好的早饭了——其间不断有人、有官员来来去去，显然在同我的朋友商量什么要紧事。他离开了一会儿，随后我认识的另几位过来了——我那位哥萨克朋友和那位骠骑兵军官——他们告诉我，要开出去的这趟车是军列，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平民、还是个外国人，绝无可能上得去。我说「阿斯科尔德号」的舰长向我担保过我上得去，他们摇了摇头，随即又抱着希望说：不过他是位极了不起的军官，一舰之长；我这才明白，这件事若非这样大的权威，根本办不成。可就连他也拿不准，因为他回来接着吃那顿被打断的早饭时说：

「车满了。军方不许您上车。」

那一刻，这在我看来确实像是一场悲剧。我把那些满心愿意在伊尔库茨克结束旅程的伤心人忘了——他们的脸可是朝着东方的。我也忘了，一辈子里多耽搁一两天其实算不得什么；或者不如说，我想我是舍不得同这些在车上结下的好心朋友分开。我脸上大概显出了失望。

「等等。等等。事情还没完，」我的朋友和气地说。「他们给了我两间包厢」——这时我才觉得他真是「一位极了不起的军官」，因为那趟车上人是一层摞一层地塞着，像桶里的鲱鱼——「四个铺位我可睡不过来。这太荒唐了。」

话虽如此，他肯把其中一间安顿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实在是好心到了家。那包厢舒服极了；我和布坎南安顿下来，行李也平安到手，我便把重新回到手里的发刷和梳子好好用了一通；那个阳光晴好的早晨，我们飞驰过绿色的原野，我觉得这世界实在是个好地方。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片丰美的土地，就是我从来惯于当作活地狱、当作人被送去送死的地方。

随后我就顾不上别人的烦难，只顾自己的了，因为我那包厢里空着的铺位招来了眼红。那位海军军官若是坚持四个铺位全归自己，谁也不会梦想来干涉；可既然他把一间包厢的权利让给了一个外国女人，那么被挤得没处待的人自然就要替自己的舒服打算了。各色人等来同我交涉。我恐怕他们要什么我是完全明白的，只是我不懂俄语，我把这个短处利用了个十足。而且我那些会说法语的朋友一律避得远远的，我想他们是不愿意帮着别人来搅我的清静。末了，来了一个极其古怪的人物，脖子上系着一块手帕权当领子，脑后歪戴着一顶小小的旅行帽；他用法语告诉我：车上医护车厢里有一位医生，一个礼拜没有上过床了，他们总不能把兵赶出去——兵是必须休息的——我可否让这位医生睡在我的包厢里？

「夫人，」他说——旁边站着的那些官员还加重了语气，虽说这话本不需要加重——「这是战时。这趟车是给当兵的。」

我在这儿当然是人家容留的。他们愿意的话，有权把我赶下去。于是那位医生来了，翻身睡上了上铺，他那拖得长长的鼾声，把我那点私密的感觉一扫而空。

我想他自己也不怎么喜欢，因为不多时他就换成了一位列车上的职员，那人醉得厉害——不过我得说明，从斯列坚斯克到彼得格勒这一路上，他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醉汉。偏偏我们挨得这样近，运气实在不佳。而且人人都一迭连声地道歉。

他是个好人。这是件不幸的意外，他自己准会羞愧得很。

我想他确实羞愧了，因为第二天他也不见了，接替他的是西伯利亚某所大学里一位寻找镭的教授。那是位和蔼的老先生，学过英语，却从来没有机会听人说英语。白天他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多半是到朋友的包厢里去；我和布坎南便独占了这地方。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请那位哥萨克军官、那位骠骑兵军官连同他的家眷、还有那位海军来喝茶，又同隔壁那条小猎狐㹴「斯波特」玩得不亦乐乎。可夜色一落，那位教授便出现，通知我他要就寝了。随后他退出去，我先在下铺睡下。他敲门进来，爬上他的铺位，我们便议论起天下大势，我一面替他改正那古怪的发音。他实在是位见过世面的人；他正是我原以为会在西伯利亚遇见的那种人，只是我从没想象过他是自由的，还同我合住一间火车包厢。我本该料想见到他时，他正吃力地走过平原，脚镣的链子为了便于携带而挂在腰带上。可他的模样和谈吐，同任何一位有教养的老先生并无两样；如今回头看，我发现他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底讲的那番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是我听过的最中肯的。

「协约国会赢的，」他常说，「是的，他们会赢。」说着他摇一摇头。「可这将是一场长久的战争，这地方先要被血浸透。两年，三年，我想是四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预见到将要降临在俄国头上的那场大乱。

这些看法同别人抱着的很不一样。

「夫人，」那位哥萨克会笑着说，「您知道柏林有什么好旅馆吗？」

我诧异地抬起头。「因为，」他接着说，「我要在那儿订一个房间。我们要去柏林！」

「和约在柏林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和约在柏林签。」那正是俄军头一轮猛攻的时候。后来受了挫，两座城被占了，德国人向每座城勒索两万镑的赔款。

「很好，」那位哥萨克板着脸说，那位骠骑兵点了点头。「调子是他们定的。如今我们知道该开什么价了。」

可那位教授神色凝重。「还会丢掉许多城，」他说。

另一件叫我印象深刻的事，是军官同下属之间那种亲近的关系。作为车上唯一一位西方盟邦的代表，我多少算件稀罕物，士兵和士官们爱找个由头来看看我。我只恨自己没能为着国家的体面打扮得利落些、长得好看些，因为自一九一二年底以来我就没添过新衣裳。不过也只好将就；那些人在月台上或到我包厢里来找我，都毫不拘束。他们若碰巧会几句法语，就同我说话，词儿不够时由他们的军官帮着补。

「夫人，夫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士官说，「可否劳您驾，告诉我英语里那个『兹』音该怎么念？我先自学法文，如今自学英文。」

也罢，他们待我都很好，而我没有别的法子报答这份好意，只能借别的途径还情；于是我把他收在门下，靠着国际卧车公司那份介绍横贯西伯利亚旅程的小册子帮忙，我们两个一同攻打起英语里那个最难对付的齿音来。

那是一趟长长的、长长的旅程。我们爬过大草原，在一个个车站上流连，有时有湖，有时有大河，可永远是那一片大平原。目力所及，绿色在清澈的蓝天下起伏铺展；我们常看见成群的牛和成群的马，又一回一回看见成队的兵；然而这国土太辽阔了，留给一个外人的感觉仍旧是空旷，是一片肥沃丰饶、嚷着要人来住的土地。我从车上睁大了眼睛看它，却开始明白，我心里那幅把这可爱的土地当作黑暗可怕之地的图画是怎么长出来的。对被押到这儿来的囚徒来说，这片平原，无论是绿意盈盈地笑着，还是深埋在白雪里，都只能是一道屏障，把他们同家、同希望、同一切使生命可亲的东西隔断。他们要怎样在这里把破碎的人生重新拾起来呢——他们多半是城里人啊。

这儿是一团兵；在这广袤的平原上，那算不得什么，什么也算不得。兵操练过或宿营过的地方，毛茛、雏菊和紫色的野豌豆被踏倒了一大片；可那也算不得什么。有大片大片的原野，牛在那儿安静地吃草，花朝着蓝天仰起含笑的脸，一望几十里，叫我忘了这里从前是一片人生阴翳之地，也忘了远在西方，人们正为着自身的存亡厮杀，扭在一起做着世界前所未见的死斗。

幸好外头还有可看的东西，因为那趟车实在可怕。我多少体会到了当年囚徒们夜里被锁进去的那些歇宿站是何等光景。每一站我们都买得到好东西吃，可在车上，我们离地太近，而我们身上的臭气直冲到天上。我觉得这列车的气味亵渎了我们所经过的大平原上那清新明净的空气，觉得我们非生出瘟疫来不可。这旅程像是没有尽头；而它结束时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的意见相当一致：他们都断定我到不了英国！

「阿斯科尔德号」的舰长再三道歉之后，才容自己开口问我钱够不够用。我只是个萍水相逢、在车上认识的陌生人，而且是个外国人！我告诉他，我有四十镑挂零，若不够，我本想可以写信到伦敦去要。

他摇了摇头。

「我看连信都未必寄得过去。」

我叹了口气说，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在彼得格勒一个朋友也没有。

「请恕我，夫人，」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随即把他太太和女儿们的地址给了我。他叫我去看她们；他向我担保：如今俄国人人都想学英语，我要找学生毫不费事，这样便可以过得很舒服，「一直到我们再开得出去英国的船为止」。

快到车里雅宾斯克时，他来告诉我：他听说有一列西行的快车空着一个位子，而有一条军舰在等他，快是极要紧的，因此他要下这趟车了。随后在一个较大的停车站上，他俯身在我手上深深一躬，道了别，冲出去赶上了那趟快车。此后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可他一直留在我心里，是我走遍世界所遇见的极和善的人之一。

在车里雅宾斯克我们耗了整整一天，因为列车的主体载着兵去莫斯科，而我们这些要去彼得格勒的人得赶傍晚的一趟车。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触到了西方。这儿有个书摊，英文报纸我买不着，英文书却买得到、也买了一本：陶赫尼茨版的约翰·高尔斯华绥。能再一次接触到我读得懂的东西，真是一大乐事。这儿还有一间大餐室，各样可口的东西应有尽有，只是鲟鱼我们已经走过去了，鱼子酱也只剩下一个天价——对一个已经吃得够饱、又要省下几个钱以防万一的女人来说，那价钱是不必考虑的。

不过有一样东西我确实享受到了，那就是洗澡。事实上全车的人都洗了澡。车站附近有长长的一排澡堂子，可我每进一家——看着都不是什么舒服地方——里头都挤满了兵。第三回碰壁之后，我那位哥萨克朋友遇见了我，一听说我要上那种地方去，大为骇然；他说我若信得过他，午饭后他带我去个像样的地方。

我自然是欣然信他。我们坐上照例是一辆快散架的兰道马车，一直驶到城的另一头，那儿有一排相当高等的澡堂子。我的朋友说他对这地方熟得很，「上一回革命」时他就驻扎在这里——那口气，好像革命像四季一样按时来。

那真是一间气派的澡堂。那个年轻人给我买了肥皂；给我买了一种擦身用的丝瓜瓤；他领我去看三间大屋子，我把它们包了两个钟头，又——令众人大为诧异地——把窗子打开，随后他便走了，向我保证马车两个钟头后会回来接我。热水尽有，冷水尽有，毛巾要多少有多少；我和布坎南把一路的尘垢都洗了去，然后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歇着。我读约翰·高尔斯华绥，到点分毫不差地下楼上街，干干净净、神清气爽，我们的马车正等在那里。

回车站的路上我们买了西瓜，因为街上堆满了那种墨绿皮、粉红瓤的大西瓜——我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就没见过。秋天到了这片土地上，这些西瓜便是凭据。

一路往西，麦田越来越多。麦子大半已经割下，捆成金褐色的麦垛立着，等着人去收——收麦的是老人、男孩、结实的乡下女人，还有留下来的那些年轻人，因为一九一四年的俄国远没有征到她最后的兵源。还有大片大片的森林，原始的森林，密密的杉树；我记起来，这里必定就是我一向同俄国连在一起的狼和熊出没的地方。不但如此——虽然缘故我也说不清——我的思绪飞回了游牧部落的年代：他们从中亚出来，把自己的统治加在已经定居于欧洲北部平原上的金发雅利安人身上。那些森林于我意味着传奇；我原先对西伯利亚的种种成见被打破之后，心里生出一种平淡无奇之感，而这些森林把那感觉驱散了。在一片有这样的森林、这样的大河的土地上，几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过如今河我是不大许看的。总有人进来把我包厢里的窗帘拉下——自车里雅宾斯克起我便独占一间了——每逢过桥，就告诉我不许到连接台上去。他们显然是在防间谍，只是太有礼貌，不肯明说。沿途有大城，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在彼尔姆我们遇见了一些德国战俘；到处是兵，兵，兵；终于，在九月头一个礼拜里的某一天，我们驶进了彼得格勒。

第十六章芬兰人的做派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彼得格勒。这座北方的都城，我盼着看它已有许多年。我一向把它想成是一个天才规划出来的城市，在四围的沼泽中间慢慢长起来；小时候我还给那天才描过一幅像：他像个木匠一样不停地干活，头上戴着白纸帽，心里始终悬着那座将要在波罗的海边长起来的城，那个能让他的国家自由地通向西方文明的海港。我崇拜他，是因为他办事有本事；如今我明白了他也带着他那个时代、那个位子上难免的毛病，可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他从神座上请下来。

然而人生里的事，总跟你设想的两样。生活里那些琐碎的必需，非要冒出来，非要头一个打发不可。我最先想到的，是得同这一路上结交的朋友分手了。从中国边境起，那位哥萨克军官就同我一道走；骠骑兵军官和他太太，是我上车不久便认识的；我们仿佛是一同从一个世界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就结下了情分，至少在我这边，分手是舍不得的。他们要去投自己的朋友，或是住俄国人的旅馆；大家一致认为，我住一家有英国人、至少有法国人的旅馆会舒服些。

「太太，您去大饭店吧。」那位法语说得极漂亮的骠骑兵太太出主意道。

于是布坎南和我把行李装上一辆马车——比起我在亚洲坐惯的那些，这辆算得上漂亮了——同朋友们道了别，说「等打完仗再见」；那哥萨克到时候是要上英国去的，说是「买一条狗」。我们便往大饭店去。

大饭店说一口漂亮的英文，看了我一眼，然后——不肯收我，因为我带着一条小狗。我大为诧异，可我总不能把布坎南丢下，只好转去英吉利饭店，那边也不肯收。我一家挨一家地跑，说的全是一句话：带狗的客人，他们想都不必想。天色渐渐暗了——已经黑了；在火车上颠了两个礼拜，我累得要死。我正发愁到哪儿才能安身，哪里还顾得上想俄国都城的荣耀？我不能把布坎南撂到街上去，我自己也不能在街上露宿；那些会说英文的门房，对我这位小朋友该安置到哪里去才稳妥，一个主意也提不出来。我们跑了六家旅馆，家家态度坚决，也家家客气：狗，是不能收的。末了有一个门房灵机一动：阿斯托里亚饭店是收狗的。

「这话怎么不早有人告诉我？」我说罢，立刻奔阿斯托里亚而去。那大约就跟住进丽兹饭店差不多；我倒是乐意住丽兹，只是不敢推荐给这样一种人——她怕自己要在这个国家里滞留得没个尽头，名下只有四十镑，还完全没把握再弄得到钱。不过阿斯托里亚收小狗，而且是真心欢迎，每天收四先令的伙食费。我把彼得大帝和俄国都城的营造全忘到了脑后，只顾享受一间四壁皆镜的好房间，享受连着的浴室，享受一顿值得为它横穿半个地球的晚饭。我的精神振作起来，开始十分笃定：所有的难处都会过去，我准能回到英国，也用不着那样死命地俭省。躺进一张不摇不晃的床，钻在洁白的干净被单里，听着雨点打窗，知道至少今夜一切安好——真是快活。我没见过一份英国报纸，对战事一无所知；而人一舒服，看世事的眼光也就跟着染上颜色，这是实情。布坎南同我的看法一致：这世界很可爱——照例我总觉得世界可爱——这里头是断不会出岔子的。

第二天，我却挨了一记冷脸——还是自己同胞给的。

我满怀信心地去了英国领事馆。一路上我遇见的每一个外国人，见了我都那么高兴，那么殷勤周到，我要帮忙时从不计较代价，以至于我对自己的同胞简直不知怀了多大的指望。我盼着见他们，盼得很。结果那位办公室里的年轻先生，把我不冷不热地顶了回去。他不愿同那种横穿大陆的糊涂女人打交道；我是从库页岛来的也好，还是刚从涅瓦大街上溜达过来的也好，他一星半点也不关心。他那副神气让我明白：反正我是个麻烦，因为我搅了他的清静；我越早滚出这个国家，他越称心。他总算屈尊指点了我一句，说哪里能买到直通纽卡斯尔的票；这条路天天有人走；至于战事，他一概不知——那副神气又让我明白：给旅客通报消息，不在他的差事之内。我走出那间办公室，一身的轻快劲儿全叫人抽干了。后来我也想过，兴许他是让法国传来的消息压得心里发闷，兴许有人拿他没去投军的事奚落他，再不然就是他想投军而人家不放。偏偏隔了这么久，我遇见的头一个英国人竟是这么个没气度的样本，真是不巧。我当下认定：除非到了真正山穷水尽的地步，遇上急难我是不会去求英国领事馆的。直到我去了那家卖联运票的公司，我才缓过劲来——那票一路穿芬兰、穿瑞典和挪威、越北海，直到纽卡斯尔。我在那里花十五镑买了一张票，可以一直把我送到头。我想那是家瑞典公司；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俄国人，都是入了美国籍、想回「家」去的。人人都对布坎南关心得不得了，关心到那位管事的开口问我，是不是真要把它带上。我说「那还用说」，他摇了摇头。

「您绝过不了瑞典。他们查得最严。」

可怜的布坎南！我心里一阵绝望。刚去过英国领事馆，我知道那里是不必再求教的。想来是我太累了，否则我该记起美国人向来热心肯帮忙，去他们那里问问，甚至硬着头皮闯一趟英国大使馆也好。可这些念头，来得太迟了。

你可以走遍天下，而你到过的地方留在心里是可喜还是不可喜，往往不在于那地方本身有什么，而在于你在那里受过什么样的情绪煎熬。眼下我人在彼得格勒，不去看街道、运河、教堂和宫殿，满心里只挂着我那条小狗的命运。我「把一颗心交给一条狗去撕碎」，如今正自食其果。在彼得格勒的日子——我在那里待了三天，四处找路子——我的心思全给了詹姆斯·布坎南。我同旅馆里会说英文的管事商量过，最后布坎南和我一路跋涉到了瑞典领事馆。那里比英国人可要客气得多，对我和我的事也上心得多，可一说到狗，哪怕是布坎南这样一条乖巧的小狗，他们也毫不通融——经瑞典，它过不去。

前些天我在报上读到一句话，说这世界可以分成三类：男人、女人，和讨厌狗的人。后一类人自然要笑我大惊小怪，可男人和女人们会明白的。我这位亲爱的小伴儿、小朋友，把一路上的荒僻处都变得有趣了，而如今我要把它弄出这个国家，除非掉头回去，重新横穿欧洲、亚洲和美洲！

我又回到买票的地方。他们也同情我。办公室里人人都关心这条黑白相间、一脸高兴的小狗的苦难；它坐在柜台上，友好地摇着尾巴。愿意替我照看它的，有好几位；而大家一致的主意是——偷偷带过去！于是种种传说都讲给我听：某条狗藏在大衣里过了境，某条狗藏在皮手筒里，某条狗下了药装在篮子里。

最后这一条打动了我。布坎南个头稍大，不容易藏着带，可以给它下药，盖在篮子里。我回到阿斯托里亚，差人去请兽医，又买了一只花花绿绿十分好看的篮子。门房觉得我狠心。他说不如把狗留给他，等打完仗再说；不过他还是替我把兽医的话翻译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磺胺类的安眠药。他向我打包票，说小狗不会有事。我便把烦心的念头推开，去看看彼得格勒，看看沙皇的都城。

可我看的东西已经太多了。哪怕你再热衷于看世界，总有那么一刻，你什么新鲜东西也不想看，只想闭上眼睛歇一歇——我正到了这一刻。宽阔繁忙、被运河切开的街道，浩浩荡荡的涅瓦河，那大教堂，那冬宫，于我都没有分量；连那座被砸毁的德国大使馆也不能叫我动一动心。

所以第四天早上到了芬兰车站，我倒是高兴的。芬兰车站挤得满满的，那趟开往劳马的芬兰火车也挤得满满的，车上只有二等和三等车厢；看情形它自己也认不大清路，因为这条线是刚刚开通，用来接济从德国那边改道向西的客流。半个月前，谁也没听说过劳马这个地方。

此刻，眼前的整个景象变了。这趟车虽然一样塞得满满当当，却不是军列，而是一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挣命似的要逃出这个国家——是战事一起便浮到水面上来的那些漂流之物。而且自从离开天津——那已是隔了几个世界之遥——我头一回又听见有人说英文，而且不是冲着我说的。当然，那英文是带口音的，是俄国人、立陶宛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美国化之后特有的那种口音；夹在其中的，还有一位来自俄国腹地的年轻乐师那鼻音浓重的腔调——他把那新入籍之国的语言说得口音夸张得出奇——以及一位牛津人那从容有教养的嗓音。

我是从东方来到西方了！

那节车厢从头通到尾，他们不许布坎南进去。可怜的小家伙给关在那只它极不待见的华丽篮子里，发落到行李车厢去了；车厢里又热，我又觉得它同我分开会孤单，便过去陪它。

就在那节行李车里，我又遇上一位俄国海军军官，把我欠俄国海军的人情又加深了一层。他在我旁边一只箱子上坐下来，个子高，肩膀宽，肤色白净，把胡子一剃，活像个维京人。我惊喜地发现他会说英文，便向他诉起我早饭的难处来。我此时已是个老资格的旅人，懂得粮秣之事非仔细盘算不可。他是要到芬兰边境上他所统带的炮台去的，不过在他下车之前，我们会到一处餐车站，他答应替我张罗。他也果然张罗了。

彼得格勒起得晚，至少阿斯托里亚饭店是如此；我动身前至多喝到一杯咖啡，可在那头一处餐车站上，我全补回来了。那位海军军官一手包办；我享受着自己被人这般看重的风光，不但吃了一顿极好的早饭，还抓住机会尽情采买，为往后的日子把篮子装满，好在去劳马的路上同同车的人礼尚往来。我买了鸡蛋、香肠、新出炉的面包和司康，还有一大堆水果，更不必说糖、柠檬、奶油，以及给布坎南的肉——那位海军的先生在一旁笑着看。等我实实在在把自己安顿妥当了，我转过身问他该付多少钱。

「一个子儿也不用，太太。在俄国，绅士请女士用点心，是绅士付账！」

你想我有多窘！我还把篮子装得那样满！

我怎么推辞都没用。我被一路护送回我们的行李车厢，我的思绪也被人轻轻地从我吃下的咖啡鸡蛋、塞进篮子的香肠面包，引到了战局上去——引到俄国海军心目中的战局上去。

地中海那场海战，我听说了没有？竟没听说那艘小小的「格洛斯特」号去斗「戈本」号！那艘小小的「格洛斯特」，德国大战舰一口就能吞掉的！一个侏儒对一个巨人！太太！太太！这一仗是要传之万世的！全俄国都在传！

「您在英国海军里可有熟人？」

我说我有两个哥哥在海军里；再过些时候，我本可以说三个了。

「那就告诉他们，」他恳切地说，「我们俄国水兵，能同一个养得出『格洛斯特』号那样人物的民族做盟友，是感到骄傲的！」

芬兰边境很快就到了，他下了车；一天渐渐过去，规矩想必也松了，我把布坎南带进了车厢，同左右的人交起朋友来。那一刻我又一次感激哈尔滨那位波兰犹太女人的远见——是她一再叮嘱我，非带两把水壶不可。在那节车厢里，这两把壶真是天赐之物。我们征用了玻璃杯，在沿途小站上打来热水，我给伸手够得着的人都沏了茶；而对一个口渴的旅人——尤其那旅人是个女人——一杯热茶，无疑是通往她欢心的一条路。

芬兰同俄国很不一样，不一样得奇。从前帆船的年代，人们都信芬兰人个个是魔法师。他们是不是魔法师我不知道，他们的国土却是好看的；只是这好看同黑龙江的好看两样，正如泰晤士河同远在澳大利亚的墨累河两样。大地上那种辽阔的空旷没有了，那些原始的族类也没有了。我们穿过耕作的田野，经过湖泊、河流和树林，越过一条极好的鲑鱼河，沿着芬兰的内海走；这里那里，有一座城堡俯临着农舍和小镇；树叶在变色，才刚被秋天那金色的手指轻轻碰过。我记起来，我曾在地球的另一面看着春天那一层嫩绿醒过来；何止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路上。这叫我觉得倦——倦极了。然而，留意这些我走过的土地彼此的不同，到底是件好事。这里的空气清亮，清亮得跟在中国时一样；那是隔着一面镜子看风景时才有的一种奇异的妩媚，除了这么说，我再找不出别的话来。这里的小河不像俄国的大河，它们在石头上吵吵嚷嚷地流，是那种叫人觉着可以据为己有的、亲切的小溪；你可以在它岸上消磨一个愉快的下午，等暮色降下来，再回到暖融融的炉火和一个热闹的家。

而这天傍晚，也就是我们上路的头一天，我们——我那节车厢里的这一小群人——遇上了麻烦。

我们这一伙人说着许多种话：英语、法语、德语、波兰语、俄语、拉脱维亚语；还有一个人，嘴里是杂烩，心里想的是意第绪语，人是从伦敦的街上、从那些「下作街巷」里出来的。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会说芬兰语——魔法师的语言——甚至连一个字也听不懂。这很糟糕，因为那些芬兰人要么除本国话外什么也不会说，要么是同我们有仇，偏不肯听懂我们的话。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当晚把我们撵下车，撵在芬兰腹地的一个火车站上，让我们自己去发现：这小镇上每一家旅店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又一次面对同一件事——在火车站上过夜。不过这回有人同我做伴，还说着我的语言，处境就不算太坏。有那位牛津人，有那位鼻音重的乐师，有一位美国律师的太太带着她的小儿子，一位美国医生的太太带着她的几个小女儿——她们说的都算得上英文，平日也用英文——另外还有四个奥地利姑娘，正设法回匈牙利某个地方去。照道理，她们算是我们的敌国人，而美国人是中立的，可我们全都混在一处。那位俄裔美国乐师在莱比锡待过，满口都是德国如何了不得的威风，叫人听着恶心。

餐厅关了门，整个地方黑漆漆的；但那是个和暖的夜晚，一轮壮丽的九月月亮驶上了清朗的天空。就我个人而言，把毯子铺开睡在外头也不打紧。说实话我还乐意如此，只是西伯利亚不太平的种种传闻还在我心里盘桓；后来那位牛津人说，有个站上的搬运工可以让我们在他家里将就一夜，我便欣然同大伙儿一道去了——更妙的是，我把我那几捆毯子和靠垫也一并带上了。

我这一辈子睡过的地方哟！那搬运工有一所古怪有趣的小木屋，坐落在一个园子里，整座房子仿佛是从安徒生的故事里整个儿搬来的。厨房任我们用，是一间极干净的厨房；我们在那里沏了茶，吃了各自篮子里带来的东西。奥地利姑娘们单占一间屋；我把毯子借给那几位年轻人，他们就在门廊里凑合；最好的那间起坐室让给了女人、孩子和我。屋里支起两张小得不能再小的床，并得紧紧的，两位太太和三个孩子睡了进去；分给我的，是一张小得出奇的沙发。我不是个大块头女人，可那沙发还是盛不下我。至于布坎南，它一脸嫌恶地看着我，意思是床才是狗待的正经地方，说着便一纵身跳了上去。可那床上挤满了女人和孩子，一个个累得死沉地睡着；它便同样利落地又跳了下来，下一刻就端端正正坐在我的沙发跟前，两只小前爪垂着。这是一条受了委屈的狗。它向来是想要我给它什么，就作揖讨；如今它作揖，是要让我明白它当真需要一张床。那屋子有两面墙上都开着不挂窗帘的大窗，屋里摆着一盆盆的花和蕨；满月的光淌进来，把一切照得清清楚楚：塞得太满、样子有点花哨不经用的家具；那只盛着明早给我们洗脸用的水的桶；睡满了女人孩子的床；还有那条黑白相间的小狗，端坐着，对它心目中这处境的种种不适提出抗议。我真正受不了的，是那几扇密封得严严实实的窗子——太太们怕孩子受风。所以这一夜好不容易熬过去，天光从窗子里悄悄渗进来的时候，我便悄悄穿好衣裳，跨过门口那几个睡着的年轻人，带着布坎南出门去看芬兰了。

我们那位搬运工显然还经营着某种茶园，因为园里立着几架大秋千，一架能坐四五六个人；我们试了试，弄得布坎南很是狼狈。我们沿街散步，那是一条乡间小镇的街，一座座小木屋坐落在一个个小园子里，整条街笼着一派安息日的宁静。那天是礼拜日，人们都还睡着，秋日的阳光把整个地方照得光辉灿烂。秋天里有一种那样的安歇与太平：一切都已成就，如今正是圆满之时。我从来说不上哪个季节最合我意，每一季各有各的美；但我往后想起芬兰，总会把它想作一片小小事物的国土——一件件可爱的小小事物，浸在秋天的阳光里。

等一行人全醒了，我们发现弄点吃的并不容易。搬运工供不起我们；到了车站上，人家正起劲地扫地——芬兰人是极爱干净的——却死活不肯开一等餐厅的门。我们只能在三等餐厅里弄到点东西吃。我们这一伙人之间有一种极浓的同伴之谊，彼此照应；我记得就在这里，那位律师太太非要请我们大家吃早饭不可，照她的说法，她欠着我们大伙儿的情。也是她把那位意第绪女人添进了我们这一伙——一个又胖又方的小妇人，浑身上下挂满了大包小包，因为她随身带着一个月的口粮，够她一路吃到美国：她是个极严守教规的犹太人，除了按教规宰杀的肉和按教规做的面包，什么也不能吃——至于那究竟是怎么个讲究，我就不懂了。我只知道这叫她成了个累赘：一个月的口粮就是好大一堆；再加上铺盖和一定数量的衣物也得自己背，又雇不着搬夫，那行李便格外碍事。这一路上，随时都可能看见这个胖胖的小妇人，驮着她那许多包裹费劲地挪。你会看见她卡在一扇门里；会看见她精疲力竭地瘫在月台正中——她那些包裹多半是一路滚下楼梯再被人捡回来的——再不然就是她把那道旅客一个一个通过的小闸口堵死了，于是北欧各国语言的粗话一齐骂将起来，只怕给天上那位记录的天使平添了不少本不必有的麻烦。可那位牛津人和那位乐师总是随时上前帮她；美国律师太太把她添进这样一伙有热心肯出力的年轻人的队伍里，她该谢天谢地才是。

我不久便发觉，这一伙里手头有钱的只有牛津人和我，只有我们两个是自己付账的；其余的人，我敢说比我阔得多，却被卷进了战争这个漩涡，如今从一个美国领事手里传到另一个美国领事手里，没法从本国弄到钱。看样子这过程颇不受用，意味着手头一直紧巴，因为一位美国领事自然不可能在落难的同胞身上大把花钱。命运的讽刺在于：他们中有些人显然是不惯于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算计的。

我们穿过芬兰用了两天。快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路边小站下车喝茶，那站上居然还开出了火腿、茶、面包和蜂蜜；就在那里，我们同一位芬兰人交上了朋友，他父亲是苏格兰人。我们总算能同这个国家的人说上话了！而且，我恐怕我们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他，我们对他的同胞评价不高。这实在有点过分，因为他好心得很。他告诉我们，他正要去英国替俄国军队采买羊皮；他对我为布坎南犯的难十分关心。他把狗仔细看了一遍，断定这是条完全健康的小狗，便提议在到瑞典之前把它借给他，因为他是当局熟知的人，芬兰的狗是准进瑞典的，而从俄国来的狗准得被挡回来。我因他这番好心而爱上了这个人，把装着布坎南的篮子交了过去，一丝犹疑也没有。

暮色里我们的火车驶进劳马时，我们这一伙倒真称得上一支体面的队伍。站上像是空无一人，我们也不怎么在意，因为我们那位新交的芬兰朋友出主意说，最好的办法是径直下到码头，上「乌利奥堡」号——一条芬兰船——在船上吃了晚饭，就在船上过夜。哪怕它今晚不开——他也不认为它今晚会开——我们至少能舒舒服服地歇一歇、睡一觉。我们都赞成；火车既然要一直开到码头去，我们便公推他做代表，先上船去看看能替我们安排出个什么名堂来。火车一停，他就去了，布坎南也跟他去了。这时我对布坎南的心已经放宽了些——先前那给它下药的念头，把我看风景的兴致都搅坏了。然后我们就等着。

天下起雨来。今夜的月光被雾遮住，透过那雾我们只看得见船的暗影；船身都是白的，舱口的灯光在雨雾里透出来，昏昏的。码头上乱堆着货物、桶和包；靠岸的又不止一条船，又显然没有人来指引我们，那位苏格兰血统的芬兰人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去找那位似乎管着这码头、正倚在车厢上的俄国宪兵搭话。

「您会说芬兰话吗？」

「啊！头一枪就打中了我的短处。」他笑着说。他，他们的守护者，同这些人交流的本事也并不比我们强。接着——叫我们大惊失色的是——还没等我们的信使回来，那列火车根本不把一车难民放在眼里，鼓起蒸汽，掉头开回劳马去了！

十来条嗓子拼命抗议，可这口气全是白费：火车自然不理会我们，一路全速开回镇上去了。它总算停了，这还算叫人宽心，因为照我们看来，它保不齐会一直开回彼得格勒去。而布坎南，关在一只篮子里，被丢在了后头，丢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全撂在那车站上，撂在雨里。我们在这里比在码头上还糟：在码头上，好歹还有一条船、一点舒服的指望在远处影影绰绰地立着；这里只有一个空落落的车站，五六个男人像看展览里的野兽一样看着我们，还有一部通往码头的电话——那电话我们爱用多久用多久，可就我所能听出的，唯一的结果是各种语言的一通粗话。我们虽属许多国族，在讨厌芬兰人、讨厌一切芬兰东西这一点上，却是众口一词。我要是没记错，中世纪里大多数人也是又怕又厌魔法师的。

我们好歹把行李弄进了车站大厅，厅里点着几盏昏暗的电灯；为着迎接我们，他们把车站上的水瓶都灌满了。可他们所预备的，也就这些。如果有餐厅，那早就上了锁；而据我们所能弄明白的——如今翻译走了——这里既无旅馆，也无客栈。我们那位苏格兰血统的芬兰人说过，劳马是住不得的。我们面面相觑，满心沮丧，可这沮丧里到底还有几分滑稽。落到我们头上的这桩事，正是一个爱捉弄人的魔法师才想得出来的。我们又累又饿又没好气；我呢，还惦记着我的小狗。我开始手里攥着钱，四下里找人替我把布坎南找回来。

我是怎么把意思说明白的，如今我自己也弄不清了；可钱能创造奇迹。不多时便有一个人提着那只篮子进来，一条欢天喜地的小狗被放了出来。它先前在哪儿，我一点头绪也没有，也没法问；我只看出，那送狗来的人表示，只要照这个价钱，他愿意通宵替人去找小狗。那位乐师用他高高的鼻音说，看来是别指望冈特太太再对旁人的苦处有什么同情了，她如今拿回了小狗，心满意足了。其实呢，心一放下，我倒正有余力去理会别人的难处了。

我们去缠住周围那几个人。

我们的信使在哪儿？

没人知道。

哪里能弄到吃的？

一脸茫然。劳马这地方还不习惯外国人。这车站是刚刚开的。乐师取出他的小提琴，那呜咽的调子在大厅里一遍遍回荡。听众那神气，仿佛以为我们忽然疯了；有一个人走上前来，打着手势告诉我们，必须离开车站。这话说得倒好，我们对这车站也并无留恋，只是我们估摸着港口至少有四英里远，谁也不愿在漆黑的大雨里往一条不认得的路上走。他们商量了好半天，我们盼着这商量是为了吃的，可惜不是。从一大堆废话里，我们最后打捞出一个有趣的事实：我们若肯凑上五马克，这几位先生里有一位愿意领我们到警察局去。我们中间似乎没有谁对上警察局怀着什么迫切的向往；那把小提琴发出一声轻蔑的怪叫；于是一位站上的职员干脆把电灯一关，把我们撂在黑暗里！

我们人多，烦恼一分摊便成了乐子。我们笑，笑得不可开交，那把小提琴则在各个音阶上呜呜咽咽地爬上爬下。难怪芬兰人斜着眼看我们。连黑暗也没能把我们赶走，因为我们没有别处可去。最后来了一个会说英文的人，是那条瑞典轮船的代理。他本以为不会有旅客，已经上床睡了；想必是被站长叫醒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可能应付得了这群搅扰芬兰小村太平的麻烦人物的人。

我们一拥而上——我们大约有十来个人——把去坐芬兰轮船的票亮给他看。他露出一副高人一等的笑容，说我们会被德国人逮住的。

我们对德国人并不怎么当真，因为我们中间许多人刚从一个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国家里出来。这时，一位带着两个女儿旅行的太太——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尽管她们的母亲说英文的口音古怪得出奇——高声宣布：既然有瑞典轮船，她就坐瑞典轮船，因为她怕「那些德国银」。她和她的女儿们要退掉原来的票，改坐瑞典船。抗议是没用的。我们若情愿把这一伙拆散，那就拆散好了。反正她是不坐「乌利奥堡」号的。再说了，今晚我们上哪儿睡去？芬兰船在三四英里外的码头上，而我们人在这里，同瑞典代理在一起。

那位瑞典代理抓住了这个递到嘴边的机会。旅馆是没有的；客栈是没有的；不行，这个钟点是弄不到任何吃的东西的。喝的？——他用一种诧异的口气说——车站上水不是多得很么？——水确实多得很——他还可以给我们安排一列火车睡觉。第二天早上十点的火车会把我们送到船上去。

我们退到那列火车上。只有一节车厢有灯，大家一致同意把它让给那位因为怕德国人而替我们把事情定下来的太太；她作为回报，请我们分享各自剩下的干粮。我们把存货凑到一处——我想我大概什么也不剩了，可别人都分了给我——我们便吃了一顿并不算坏的晚饭：沙丁鱼、黑面包、香肠和苹果。这一场普遍的亲善里，唯一被撇在外头的是那位意第绪太太。她东西多得很，却不提分给谁一点。

「她不能，」乐师说，「她得给去美国的航程省着。你要知道，船上的东西她一样也不能吃。」他自己也出自同一支严守教规的犹太人，他在小俄罗斯住过的祖父母，给他备了多得不得了的按教规宰杀的肉做的香肠；可一旦离开了自家人，他显然一点也不守规矩，什么中意吃什么。他把自己的东西同大家分了。也许他替那位意第绪女人说的话是对的；我们少吃一顿挨到第二天早上，想来也并没真吃什么亏。可那样子实在贪得难看；至今我还佩服这女人的脸皮：一伙人就在离她一箭之地处——正是这伙人千方百计帮过她——把苹果梨子切成四瓣分着吃，嘴里明明白白盼着再多一点面包，而她能坐在那里吃香肠、吃面包、吃种种这类好东西。我佩服她这份胆量。到了美国，我毫不怀疑她要发财的。

晚饭后，布坎南和我退到一节没灯的车厢里，裹着我的鸭绒被睡去，一觉到天亮；两个能干却不好看的芬兰姑娘进来打扫车厢。我想那些水手的说法准是错的：芬兰人不可能个个是魔法师，否则他们不会容自家的女人都生得这样平常。我起身穿好衣裳，预备出去看看劳马能不能弄出咖啡和面包卷来。可我刚要动身，隔壁格子里的提琴手就出声拦阻。

「我要是你就不去。我猜您还没摸清这些芬兰火车的脾气。它说不定一时高兴就开了。您就不能等到了船上再说？」

我把这话细想了一想；正想着，那火车果然一时高兴，比规定的钟点早了四个小时就开了。它一路开去；末了，在北方那个清凉带露的早晨里，太阳刚刚升起，把长长的低斜的光线洒过海湾上跳动的水面，我们驶到了码头边；那些白色的船就泊在那里，是要开往波罗的海那一边的瑞典去的。

第十七章被德国人截下

可我们没能马上上船。不知为着什么缘故，海关那边拖着；出境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得查一遍。不过——我们一见之下欢呼起来——货棚底下摆着一张张小桌，可以买到咖啡、面包卷、黄油和鸡蛋。此时已是秋天，在这样高的纬度上，任你太阳再好，空气里也带着一股寒意，热咖啡是极受欢迎的。我们还遇上了前一晚的那位朋友，那个苏格兰血统的芬兰人；只是他身上的光环已经褪尽，他说瑞典轮船「戈泰德」号比「乌利奥堡」号小得多，说风正起来，我们个个要晕得要死——这话我们全没理会。我们说，宁可晕船，也不愿叫德国人逮住。他便笑我们。在波罗的海这么靠北的地方，用不着怕德国人。

到了晌午，我们才获准上那条白色的小船；可它仍旧不走。我倦了，倦极了，连这等待也像是一重倦怠，我是那样急着结束这漫长的行程回家去。随后我忽然觉得家近在眼前了，因为我耳边响起了地道的苏格兰乡音；五十五个人成群结队地上了船，是四条英国船的部分船员——这些船被战争的浪头卷住，扣在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如今有了机会，他们取道瑞典回去，把船留在那里，等打完仗再说。在那条轮船上，我们都不觉得这仗能打得很长。

这些苏格兰人显然是早有预备的，因为在这条小船——她不过三百吨光景——船头的甲板上，摆开了长桌，桌上是满满当当的煮香肠、板油布丁和土豆，看着很叫人有胃口；虽说我漂泊这许多年，还从没碰上过煮香肠这道菜。水手们坐下来大吃，我们那位意第绪朋友替我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英吉利，」她冷不丁冒出一句，「好英吉利小伙子。祝你们胃口好，好英吉利小伙子！」

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兴致很高；他们在利斯是不习惯见她这号人的，可他们还是咧嘴一笑，领了她这份好意。

我们开船的时候，船长冲我发作起来。

「这狗是谁的？」他气冲冲地问。船上人人都说英文。没等我回答——我也不怎么急着回答——他又添上一句：「它不能在瑞典上岸。」

我的心直往下沉。他们要把我这可怜的小狗怎么样？我打定了主意：要伤害它，先得伤害我；它若非回俄国不可——好吧，我陪它回去；可一想到要回头，我就难受得不行。我暗暗立下重誓：倘若我竟能侥幸平安过关，此生此世，再也再也不带着狗出门旅行了。

我正这么想着，过来一位年轻的官佐——大副，或是事务长，说不定是厨子，我也弄不清——他说：「这狗要是您在芬兰买的，哪怕是在这船上买的，它就能上岸。」

这是黑暗里的一线光。我不妨直说：凡事涉及我的狗，只要能让它免受罪，我是半点道德也没有的。它同我朝夕相处一年多了，我知道它完全健康。

「我愿出个好价钱买它，」我说，「这是条漂亮的小狗。」

「等等，」他说，「等等。回头我看看。」

我们刚出海湾，船长便宣布，他根本不去斯德哥尔摩，而是去更北边的耶夫勒。为什么，他不知道。上头的命令如此。太平年月里，你明明订的是去伦敦，却发现要被撂在利物浦，那是要叫人光火的；可在战时，这不过是家常便饭，水手和挤得满满的旅客只是一笑了之。

「开吧，」水手们说，「开吧。」

空气清亮洁净，洁净得仿佛头一夜的雨把每一粒尘都洗掉了；湾口那些小岛在蓝色的海上显得又绿又新鲜。只是顶头风把海面搅成一片碎浪，船上又没装货，颠得像个软木塞。蓝的海、雪白的云、跳动的浪上的阳光，于我们都不相干；我们当中凡不主张就此淹死、就此了结苦难的，所求的只有一桩：在瑞典上岸。布坎南先是端坐着，一脸幽怨地看我，随后它也垮了，吐得一塌糊涂。我看着旅客一个一个下舱去藏起自己的狼狈，连那些赌咒说自己从不晕船的也下去了。我留在甲板上，因为我觉得在新鲜空气里要自在些；于是我看见了那场日落。那是一场华丽的日落：云一层压着一层堆起来，血红的太阳把它们染成最浓的绛色。那景象惊人到让我忘了自己的晕意。

接着我忽然察觉，海上不止我们一条船；尤其有一条黑色的、贴着水面的家伙，正绕着我们兜圈，一声声挑衅似的汽笛。远处还有另外三条船。我走到船舷边，往那渐渐暗下去的海面上望。

在我们同落日之间，就是那条低伏的家伙，近得我能看清一个穿制服的人的绑腿——他站在一个比同伴略高些的台子上；小小的甲板上挤满了人，一门长炮正对着我们。整条船都是黑的，轮廓刀刻一般，剪影似的衬在绛红的落日上。

我们的船慢了下来，几乎不动了，浪拍着船舷啪嗒啪嗒响；旅客们连滚带爬地涌上甲板。

「德国人！德国银！」他们喊。那条鱼雷艇上，有个声音经过传声筒传过来。

「你们船上带着这么多好小伙子，是要做什么？」那声音用极漂亮的英文问——英文是海上的语言。

那条黑色的鱼雷艇靠上了我们的船舷。

晕船被忘得一干二净。那位提琴手走到我跟前。

「他们要把年轻人带走，」他说。他既难过，又有几分得意，因为他一路上满心都是德国人的威风。

我想起那位牛津人，正当壮年。

「你告诉他了吗？」

「我猜我是不敢。」他说。

「那我看你最好去告诉他，否则我自己去。他们要搜船，他不会愿意事到临头才知道。」

他便下去了，不多时两人一同上来。那位牛津人晕船晕得厉害，还以为这一阵喧闹是船触了水雷；他难受得那样，若真要这么了结，他倒也平静地认了——可被德国人捉走是另一码事。头等舱里只有他一个英国人；我们听说他们是冲着年轻人来的，便都认定他是非走不可了。

我们伏在「戈泰德」号的栏杆上，能俯看鱼雷艇那黑黢黢的甲板——在这傍晚的暮色里更显得黑，因为太阳落下去了，黑暗来得很快。一架绳梯抛了过来，上来两名德国军官。他们说一口地道的英文，而且自始至终说英文。他们下到舱里，索去旅客名单，仔细研究。

「这些英国人我们必须带走，」为首的说；接着他挨着每一个舱房走了一遍，看有没有藏起来的。

船长提了抗议——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在三条巡洋舰在旁看着、一条鱼雷艇紧贴船舷的情形下，所能提出的那点抗议。

「这是战争。」那德国人干脆地说。暮色里，他把水手们一溜儿排在甲板上，五十五个一个不少，挑出年在十九到四十之间的。其中竟有一个倒霉的十七岁小子也被挑走了；不过他生得魁梧，他们说他就算不到二十一岁，看着也有了。

这是桩惨事。当然，里头准有人通风报信，否则德国分舰队怎会知道这些英国人正好在这个钟点过海？可就在片刻之前，他们还指望着回家，如今却是要去德国的牢里了！在越来越浓的黑暗里，他们站在甲板上；短促而碎的海浪把那条铁的鱼雷艇一下下撞在船舷上；船长站在挂在小舱房上的一盏提灯的光里，活脱脱是一幅绝望的画。

「她受不住！她再受不了多久了！」

砰！砰！砰！

「她受不住！她本来就不是造来经这个的！何况她已经老了！」

可那德国人理也不理。一条客船就是毁了，放在天平上，同弄到三十六个能打仗的壮丁一比，也算不得什么。

他们一个个静得很。他们把信、把小包裹，有时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饷银，交到同伴或是旁观的旅客手里，然后顺着那架梯子下去。除了水手，谁也下不去：两条船一上一下地涌，有时撞在一处，有时中间隔着一道涌动的黑水，仅有那架脆弱的梯子架在上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下去，落到那敌人的甲板上，迎接他们的分明是对他们这份倒霉的嘲笑。下去是很难的；不止一次有包裹掉进海里，旁观的旅客便叹出一声近乎哀号的气，因为他们以为掉下去的是人；而我想，人若落到两船之间，是一点指望也没有的。

天越来越黑。「戈泰德」号上甲板还亮着灯，下面鱼雷艇上的人却成了模糊的影子，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那昏暗里分辨不出。地平线上耸着巡洋舰阴沉的轮廓，每条船的高处点着一盏亮灯；四下里是涌动的海，碎浪的白顶衬着更暗的浪谷，透着股凶险。

「英吉利小伙子！英吉利小伙子！」那意第绪女人哀哀地喊，她的声音切进这等待着的沉默里。那是给他们唱的挽歌——给他们眼前那漫长漫长的牢狱岁月唱的挽歌。而我们还盼着这仗打不长呢！我能听见那位牛津人不时深深吸一口气，硬起心肠等着轮到他的那一刻。

那一刻始终没有来。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没弄清他的国籍：他是苏格兰人，在旅客名单上填的是「不列颠」；而在那时候，「不列颠」这个词还不像今天这样人尽皆知——今天，不列颠的儿子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聚来，同共同的敌人作战，才把这个词叫响了。

「可怜的伙计！可怜的伙计！我这是折了几个好兄弟。」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伏在舷边叹道，一边冲着「安德拉」大声道别。

我含含糊糊说了句「等打完仗」，他却板着脸把我的话截断了。大家普遍的看法是：这些人会被派去给德国军舰烧锅炉；而英国人必定要打赢他们，那么他们就会随船沉下去，不明不白地送了命。这念头，对鱼雷艇上的那些人来说，必定是苦的。可他们受下来了，像英雄一样。

最后一个人下去了。鱼雷艇驶开的时候，被夺去了人的客船上升起一片近乎呻吟的声音；我们继续上路，船长庆幸我们还没被撞出个窟窿就脱了身。

他庆幸没有更坏的事落到自己头上，于是话也多了起来。

「他们是去逮『乌利奥堡』号的，」他说，「他们会把她炸掉；明天早上之前，劳马就要烧起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瑞典对德国的威力深信不疑。我希望这份信心如今总算有点动摇了。不过那船长还是声明，凡是碰得上的船，他都要去警告。他知道有两条芬兰船当晚要从斯德哥尔摩开出来，他打算去找它们，给它们报信。

于是这一夜里，明晃晃的电灯信号和汽笛狂野的鸣叫此起彼伏。他终于找着了它们——这位好心的水手，该当受人称道——那两条芬兰船得了警告，掉头回瑞典去了。

不过，你再怎么替旁人的苦难难过，这份难过也丝毫不能减轻你自己那点私心里的愁烦。倒不如说愁烦还要更深，因为当人人心里都装着更要紧的——在他们看来更要紧的——事情时，同情和援手就不那么容易得着了。所以我因为惦记我的小狗而睡不着。只有在那些人被带走的那一刻，我对他们的怜悯才把它的处境从我心头赶开了一会儿。

我们正在靠近瑞典，每一刻都更近一分，而我还没有为它的安全做下任何安排。它蜷在座位上，用毛茸茸的尾巴掩着它那小小的塌鼻子和小小的白爪子，因为秋夜寒凉；我躺着，怕它也要进班房，怕它到时候会以为它素来信赖的女主人辜负了它。全船的人都为那桩掳人的事激动着，我那桩盘算好的不法交易只好搁在一边。指望他们中有谁肯听一条小狗的委屈，那是没指望的。所以最后，我极不情愿地给了它一片磺胺安眠药，弄得它很是诧异。我打了个盹；等我看表到了四点，布坎南精神得像只蟋蟀。那药对它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我又给了它一片，它说这东西难吃得很，还说它对我的行径感到意外——除此之外，它一切照旧。

清晨灰白的天光里，我们靠上了码头，船上通知把所有行李搬到下层甲板去让海关检查；而布坎南欢欢喜喜、精神抖擞，仿佛根本没吞过两片安眠药。我心里一沉，又给它喂了一片，把它装进篮子，提到指定的地方，拿一条毯子盖住，再把我两只手提箱摞在上头。幸亏四周是一片吵吵嚷嚷的人群，用许多种语言把昨夜的事翻来覆去地讲，我真是谢天谢地。他们还为行李、为位子争吵；而在这一片喧闹之上，我听得见可怜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在呜咽，在哼唧，在问它的女主人为什么这样待它。

接着海关的人来了，我的心停住了跳。他把手伸进我的手提箱里掏了掏，问我——他的话我听得明明白白——把底下的东西拿给他看。布坎南的声音他若没听见，我可听得见；我便装作以为他是想知道我箱子底下有什么，把里头的东西翻来又翻去。他不耐烦起来；幸好周围的人也不耐烦起来。一个女人硬把他拽走去看她的东西，好让她赶紧上岸；就在这时，我极其宽慰地发现，水手们已经开始往码头上搬东西了。幸好我前一晚留了心，换了些瑞典钱——我是不肯冒半点险的——一点小小的润手的油水，就让那水手殷勤地替我办事。谢天谢地，四下里这一片乱哄哄！两分钟以后，我人已经在瑞典的土地上，正把我的行李同一道穿过芬兰的那伙人的许多行李一起，堆到一辆小手推车上，车是往火车站去的。

「您的伞落下了。」提琴手喊道。

「我不管。」我说。这么说来，我连仅剩的一顶帽子也丢了，天知道它到哪儿去了；可我是绝不肯再走到那些海关人的眼皮底下去了。体面算什么！把詹姆斯·布坎南弄进瑞典，我这趟旅程上最难过的一道坎就算过了；自从在彼得格勒买下那张票以后一直缠着我的噩梦，如今醒了，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气了。

我们把行李寄在车站上，我却把布坎南的篮子提着；大家一齐过马路，进了一家刚要开张的餐馆，因为我们实在太想吃早饭了。我爱这些同船的旅客。我往后想起他们，心里总是感激的。他们个个都那么好心，那么体贴。餐馆里的人正满口都是英国人在一条瑞典船上被掳走的事——欢喜和悲苦就是这样掺在一起的——他们看见我们一伙人围成一圈，不先点早饭，倒先打开一只篮子，放出一条漂亮的黑白小狗来，准以为我们有点疯了。

接下来——说来惭愧——我们笑了，连我也笑了，是松了一口气地笑；不过我当场立誓，再也不给狗下药了，因为可怜的小詹姆斯·布坎南醉了。它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又下不了决心像条明白狗那样躺下来睡它一觉；它话多得很，傻乎乎的，得有人管着它才行。可怜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可它到底是条瑞典狗了；我的早饭吃得很香。我们都在猜，那个失了约的苏格兰血统的芬兰人究竟怎么样了。

耶夫勒比芬兰更叫我想起安徒生。它有整齐的街、整齐的房子、整齐的树，还有整齐而白皙的女人。耶夫勒正为「戈泰德」号被拦下的事沸沸扬扬。那还是战事之初，瑞典还没习惯德国人这种海上劫掠的做派，于是每一张告示上都把这桩事大书特书，处处都有人在谈；而我们这些在街上走动的旅客，便成了万目所瞩。

我这漫长的旅程快到头了，很近很近了；我做什么，于我似乎都无所谓了。我们——我从彼得格勒一路结识的这些新朋友——个个都邋遢、风尘仆仆；若说我头上罩着一块花边纱，那位提琴手的鞋上则裂了个大口子；他没钱再买一双，便走进一家鞋铺补了补。我抱着稍稍缓过来的布坎南，坐在旁边等他补完。

下午，我们坐火车穿过那整齐洁净的乡野——塞尔玛·拉格洛夫的乡野——去斯德哥尔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歇息，像是歇过来了，因为我不再为布坎南提心吊胆，它正安安稳稳睡在我膝上。倘若有谁觉得我为一条小狗如此小题大做，荒唐可笑，那就请他记着：在地球的偏远角落里，当我周围只有陌生的面孔时，它是我忠实的伴儿和朋友；多少回，是它挡在我同彻底的孤单与沮丧之间。

我们议论起这些结实的瑞典人。那位芝加哥太太的女儿，带着美国少女那份俏皮又精准的劲儿，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断了个明白。

「男人好看，」她四下里打量着说，「可女人——嗯，女人少了点什么——我说她们『温吞』。」

我知道她算是说到了家。从此以后，我再看见一个整齐洁净的瑞典女人——头发是白皙的，却没有那一点能成金色、能给人生气的红意，在脑后盘着；一双温和的眼睛平平静静地望着周遭的世界——我心里总要觉得：我也要说她温吞。

到了斯德哥尔摩，我们多数人就要各奔东西了。美国领事把同我们一道穿过芬兰的那些人接管了去；只有那位牛津人和我住进了大陆饭店——我想那是这座城里最好的旅馆。我们一起吃了顿晚饭，那间屋子很叫我想起我做姑娘时墨尔本那种被称作「咖啡宫」的地方；而且我在这里久别重逢地喝上了用杯子盛、加牛奶和奶油的茶。那茶极好，我觉得自己当真是快到家了。一切都渐渐变得平常，冒险正从生活里退出去。可我累了，我也不再想要什么冒险。人总有腻味的时候。

我记得我姐姐有一回从马来丛林里某处的家中写信来，说她丈夫出门在外，日子有点不好过，因为每天夜里有一只豹子来，在屋子底下占好位置；她虽然相信那豹子不过是冲着鸡去的，可她不喜欢，因为家里有孩子。往后她若抱怨这辈子冒险冒得不够，我就拿这件事提醒她，她便说那不是她想要的那种冒险。事情总是这样的。冒险来的时候，未必是你想要的那副样子。我的冒险像是够多的了，可我倦了。我只想在秋天的阳光里坐在一个舒服的英国花园中，忘掉世上还有火车、还有轮船这种东西——至于骡轿，想都别叫我想起。我数着钟点。不会太久了。我们走下大厅，才发现旅馆的住客名牌上，我被登记成了那位牛津人的太太。可怜的年轻人！这对他有点难为，因为我连顶帽子都没有，自觉一副破败相。

我也确实破败。那天夜里，在开往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卧铺车上，睡下铺的那位女士英文说得极好。她是去某处温泉的，给了我一番忠告。

「太太，您病得很重，」她说，「病得很重。」

我说没有，我只是有点累。

「我看，」她接着说，「您病得很重；您若是明白人，到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就上维多利亚饭店去，躺下睡觉。」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觉得非尽快赶到英国不可，我也这么说了。

「去卑尔根的火车要到夜里才开，」她说，「白天就在床上躺着。」随后，我们过边境时，一名海关人员进了车厢。本来我很容易把布坎南藏起来的，可我以为它做了瑞典狗，一切麻烦都过去了；它便端坐在那里，俏皮地看着那穿制服的人，像是在说：「你来这儿干什么？」

「那条狗，您有健康证明吗？」那人板着脸问。

我说「没有」——我想起自己是何等小心地不让它撞见任何可能关心它健康的人。

「那么，」他说，「您必须打电报给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警察。他们会来接您，把它带到兽医那里去。」

「然后呢？」我发着抖问，由我那位瑞典朋友替我翻译。

「它若健康，就还给您。您在旅馆里开一间房；它若健康，就准许它在街上蹦跶。」

我十分有把握，它会获准在街上蹦跶的。我在维多利亚饭店开了房，承那位牛津人好心替我们张罗到底——这里他们把我们记成了冈特先生和冈特太太——而在车站被警察接管了去的詹姆斯·布坎南，回到了我身边，随行的还有一名挪威警察，他要了五先令，给了我一张证书，证明它是一条完全健康的小狗。

等哪天我不再疲惫、不再对旅行厌烦了，我还想再去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给我的印象，是一座可爱的、有家常气息、叫人爱得起来的小城；横穿多夫勒山的那趟火车，连清早送进车厢的早餐篮子，都是值得记住的事。我在那些山上看见了雪——是入冬的初雪，还是上一个冬天留下的雪，我不知道——那些景致美极了。我问自己：既然离家这么近就有这样的地方，去又这样容易，我何苦要往天涯海角去漫游？离家这样近。我们离家这样近了。我再也想不了别的。我把这话说给布坎南听，它体贴地舔了舔我的手，叫我永远记住：不论我在哪里，于它都足够好了。随后我们到了卑尔根，一座木头造的小城，坐落在群山之间一条峡湾的尽头；我们登上了「哈康七世」号，开往纽卡斯尔。

接着，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了——在我这趟堪称奇妙的旅程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们横穿了整个旧世界走来，几乎是从旧世界最远的一角走来；这是一趟了不得的旅程，不是可以轻易动身的，也不是可以很快忘掉的。然而我踏上那条船时，只觉得它实在是桩微不足道的小事。从那以后我一直有这种感觉。船上有一个英文说得好的挪威人，正要回伦敦去；他同另一个人说话时，随随便便地提到了在欧洲大陆登陆的那支英国部队。

这话叫我一惊。我这一辈子没有过这样的事；我父亲那一辈子也没有过；说实在的，上一回英国军队在法国登陆时，我的祖父们想必还是很小的孩子。

「英国军队！」我诧异地叫出声来。

那挪威人转过身，笑着。

「是啊，」他说，「不过他们当然只是个善意的表示。用处是微不足道的！」

我居然同意了。我真的同意了。在我看来，不列颠的角色是在海上！

而四年里，我看着不列颠长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我看见我自己同胞中的男子成群越洋而来，给母国出力；我看见我姐姐的小儿子以当那支军队里的一名兵士为荣——不过是那支既骄傲又谦卑的队伍里的一个，去撑起不列颠的力量。这一切，都是自我站在挪威峡湾尽头、看着西斜的太阳在细小的波纹上闪光、听一个友善的外国人谈论那支「微不足道」的小小军队以来长起来的。

我累了。我羡慕那些能做事、能出力的人，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国家的前途若指望我，我是什么也做不了的。我正回到一个劳苦的时世里去，而我渴望歇息。我想要一所自己的房子；我想要花园里的一把椅子；我想看花长起来，听鸟在树上唱。我们的男儿正为之作战、要保它神圣无恙的那一切，正是我所渴望的。

而我也得着了——多亏那些为我牺牲自己的作战的人，我得着了。坐在花园里是好的——那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忠实小朋友，长眠的地方就在那园里；看玫瑰长起来是好的，听云雀、杜鹃和画眉鸣叫是好的。可我们这一族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静不了多久的；我想，正是这样东西把我祖父送上了海，把我父亲送去了澳大利亚，把他的儿女撒遍了全世界。前些天我收到一个当兵的哥哥来信。战事自然把他拴住了，可他仍旧写道，引了几句诗：

「我唇上咸涩，

是远行的渴望；风的野歌

把我的心举向大洋，

举向那些摇摆着的大船。」

我的心也应声答道：「我也是！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