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境陕西

一启程

在中国的西北一隅，有一个省份叫陕西。它的面积比英格兰和苏格兰加起来还大，人口将近八百万。它古老而闭塞：古老到全中国没有人说得清它的来历，闭塞到北京人谈起它来，仿佛那是一个异国。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被迫出奔之际，选中陕西省城西安作避难之所，因为那里没有洋人的眼睛来窥看、来亵渎。极少有白人到过这深藏的陕西。即便在中国，它也算是守旧而恋古的地方。它地处全国仇洋最烈、最深的一带。我初到北京时打听到的陕西，不过如此；无论怎样用心访求，再也问不出更多。纽约的《基督教先驱报》为陕西饥荒的灾民募集了一笔款子，已电汇给该省唯一的一位传教士。我作为这笔赈款的代理人，被派到中国来察看灾情、据实报告。我原以为从北京往内地走上几天，便足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消息，不久却发觉自己想错了。横亘在北京与西安之间的七百五十英里，是一片寂静的空隔，其辽远不亚于远东与远西之间的距离。倘若以音信往来的难易来衡量远近，那么西安离中国海岸，就和它离纽约一样远。在北京，中国官员知道陕西正闹着饥荒，这件事美国公民也已从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那里得知；至于详情，两地所知同样寥寥。在北京待了两天，我便认定：要弄清陕西的情形，非得亲自去一趟西安不可。

这一路的凶险，旁人都一一向我说明了。他们告诉我，我要走的路有三百英里经过山西省，而在十八行省之中，山西被杀的传教士最多；我打算前往的那一大片地方，差不多全是义和拳与仇洋之人的老巢；执意要去陕西，简直就是把性命攥在手里。我不顾这些警告，并非出于什么过人的胆气，那种胆气我是没有的。一个比我勇敢得多的人，倘若相信危险真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一开头就不得不放弃，因为他必定明白，自己要对抗的形势是压倒性的。可我宁愿相信，我不至于要去搏斗，等着我的无非是在中国旅行常有的那些辛苦，不会有更坏的麻烦。联军撤出北京之前，中国政府已经立誓，要保护在内地旅行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我拿定主意上路时，是相信中国人说话算话的，我决定姑且信他们一回。这个决定我从未后悔过；我穿越这个帝国腹地一千五百英里的经历使我深信：倘若外国人能多给中国人一些信任，对与他打交道的外国人自己也更有好处。我准备行程的第一步，是弄到妥当的凭证，好让我在途经的各省随处都能要求官府保护。

于是有一天下午，我坐在一乘轿子里，摇摇晃晃地穿过北京的街道，由美国公使馆参赞卫理先生陪着，去见京中政府的首脑庆亲王，商谈护照的事。那天下午，沙暴正刮得凶。中国的沙暴是一种压倒一切而又自相矛盾的东西，它刮起来的情形，似乎与它所处的天气格格不入。万里无云的天空下，风并不特别大、特别猛，却有沙云升起，将一切笼罩、制伏。谁也说不准这沙子从哪里来，有一种说法是它出自戈壁大漠。它是铅灰色的，无处可躲。蒙古人种的面孔、绿色的宫殿屋顶、使馆街上的高顶礼帽，连太阳本身，都染上了这无所不在的灰色。满城的人揉着刺痛的眼睛，退到墙后去躲避。沙子无孔不入，吞没一切，把所有的妩媚与美丽都化作暗淡，使新的显得旧，旧的显得更旧。这是一种并不使万物凋萎、反倒使之封存的力量，它逼着大地只能隔着一副墨镜去看阳光。

我们的轿子在阵阵风沙里颠簸摇晃，过了一个半钟头，才砰的一声落在一座大门前，一队中国兵士向我们举枪致敬。一名军士领我们穿过一个石板铺地的院子，进了一间客厅，庆亲王正站在那里等着接见我们。他引我们到后面一间屋子里的一张小桌旁，自己坐在卫理先生和我中间，一个仆人端来三杯茶和一篮点心。

论爵位与地位，说庆亲王是当今中国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也不算过甚其辞。他是满洲人，是皇帝的叔辈。除了兼领许多较低的官职与封号之外，他还是外务部的首长；外务部的创设他出力甚多，那场错综复杂、最终保全了中国领土完整并向列强赔款了事的交涉，很大一部分责任也落在外务部身上。交涉进行期间，朝中显要留在北京的，只有他和李鸿章两人；而李鸿章病体日衰，庆亲王几乎是孤身一人，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外交力量周旋。

庆亲王看上去约莫六十五岁。他的辫子和长长的山羊胡子都已花白。他的眼睛锐利，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额头很高，嘴唇薄而紧抿。中等身材，肩膀微微有些佝偻。卫理先生替我转达了我想去西安的愿望，以及我为何要作此行。亲王听罢，赞许地笑了笑，向他的秘书要来名片匣，从里面抽出一张红纸。「这是我的名片，」他说，「在中国无论什么地方，有了它就足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帮助。我很少把名片给人；只因为美国人如此关心我们挨饿的百姓，我才送给你。」亲王的名片并不是什么气派的文书。它约有十英寸长、三英寸宽，一面写着他名字的三个字，此外毫无装饰，在我们国内，很容易被当成一张中国洗衣铺的取衣单。它看上去实在不像有「芝麻开门」那样的神通，恐怕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疑惑已经流露在脸上了。卫理先生代我向庆亲王致谢，不过又补充说，他以为最好还是让我的美国护照能在中国通行有效。

亲王欣然应允。他接过我的护照看了看。我的英文名字是全然不行的。「我给你改一改，」他说。他告诉我，在中国，一个名字若不是《百家姓》里认可的，便不算合法。

我起身告辞的时候，庆亲王瞧见我衣袋里的柯达相机，问那是什么。我给他解释了它的用处，他便问能不能给他照一张相。我说我想是可以的，他就在院子正中对着镜头摆好姿势，让能从沙云里透下来的一点光亮全都照在他脸上。

第二天，我那本改过的护照送回了美国公使馆。上面盖着北京道台的印，用三个汉字写着我的名字「那可苏」。护照上说我此行的使命是和平的，并饬令直隶、山西、陕西、湖北、河南各省巡抚尽力给予我一切帮助和保护。这正是我想要的那种文书，那一行行森严的字和那方古雅的印，使我确信不需要别的凭证，便可以进出陕西。我那时还不知道，中国所有的文字、帝国所有的印信，加起来也抵不上那一小张红纸的十分之一；而那张红纸上，只有中国首相的名字而已。

我没费多大周折，便雇到一个山东人做厨子。他是个入了教的基督徒，当过类似本地布道人的差事。他在教会学堂里学会了用响亮的中国话唱《坚守堡垒》和《金城耶路撒冷》，还学会了照着发酵粉罐头上的说明煎火腿、做荞麦饼。可是找一个通译，却是难得多的事。我对中国的一切一无所知，因此非得有一个熟悉官场规矩的人跟着不可，他既要替我传话，还得给我提词、为我引路。找了好几天，有人把王介绍给我。他二十岁，个子相当矮小，皮肤清黄，两颊鲜红。他穿一件丝绒短褂，一条灰色的百褶骑马裙，腰间系一条黄带子。辫子编得整整齐齐，辫梢照北京阔少的时兴扎了一个丝结。我探问他对陕西知道多少，他立刻答道：「那个地方，先生，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它路远。可是我要是跟你去，我会尽力伺候你，我们就能行。」

这个回答打动了我，我当场就雇下了他。

我们一行三人，带着几堆行营用具和一批美国罐头食品，一天早上七点钟，在前门外的月台上登上了南行的火车。

庆亲王的名片揣在衣袋里，我在车厢一角的长凳上，坐在一堆毯子上安顿下来；这节车厢与别的车厢的分别，只在于贴着一张「头等座位」的标签。长长的列车另一头，那台小小的机车鸣着汽笛、喘着粗气。中国的列车员把两个苦力从车门踏级上踢了下去。月台上的人群叽叽喳喳、大呼小叫，车轮缓缓转动起来，碾过我这七百五十英里行程的头一英里。我动身去陕西了，那是伏羲与龙的故土。陕西，中华民族的摇篮，「世家」的故里；在那里，北京的两千年只算得是昨天；当罗慕路斯和雷穆斯还是母狼哺育的婴孩时，它的文明就已经古老了。

二从北京到保定

从北京到西安的大路要穿过三个省份：直隶、山西、陕西。山西与陕西之间只隔着一条黄河，据说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后，最早的华夏先民便是顺着这条河下来的。中国人说起他们的发祥之地，常常把山西、陕西连在一起。其实这两个名字拼法上元音的不同，只是外国人的变通。在本地的叫法里，两省的名字读音相同，只不过陕西的声调比山西更往下沉一些。

没有铁路以前，这段旅程分为四程：头一程一百五十英里，到直隶的正定；第二程距离相仿，到山西的太原府。第三程最长，从太原府到陕西边界上的潼关，约三百五十英里；第四程也是最后一程，一百英里，由潼关直达西安。照本地的走法，全程从前要走五到六个星期。

头一程的大半有铁路可乘，我离开北京后二十九天便走完了全程。

直隶境内的这条铁路，为求生存而挣扎得十分艰苦。它铺下了两条起伏不平的铁轨，却得同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成见相抗衡。它是多国合力修成的，沿线处处可见它的路权是怎样一英里一英里地从朝廷手里争来的。第一段是英国人造的，第二段是法国人造的，最后几英里则是比利时人添上的。结果它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各种筑路方法的大杂烩。路基一部分铺碎石，一部分铺沙土。这一段的桥是石桥，下一段就是木桥。机车有的是美国造的，有的是比利时造的。车厢是照法国式样在中国造的。司机、司炉和列车员都是中国人，站长则通常是法国人或德国人。

中国人起初虽然很厌恶铁路这个主意，近来它却在他们中间大受欢迎。他们为它十分自豪，很爱告诉你如今半天就能走三百里，也就是一百英里。

这里的列车全是美国人所说的「混合车」。只有几节车厢载客，其余的不是货车就是敞篷平板车，上面挤满了你想象得到的各色货物和牲口：鸡、成包的棉花、煤油、马匹、大车、草料，乱得无法形容，货主们就坐在自己的货物旁边。中国的发货人大多不大信得过运单，凡是交铁路运送的东西，通常都亲自一路押到地头。

这条铁路虽然简陋，却是一个开端，有朝一日或许会把汉口和长江同北京连起来。另有一条往北的铁路，已于一九〇二年一月由汉口通到河南南界。过些时候，这两条路将在古城开封附近相接，到那时，「火龙」便要称雄中国了。

从北京出发的铁路，沿着直隶平原上的老官道走。一路上几乎没有哪一分钟，从车窗望出去看不见大车、骡子和马匹，在尘土里沿着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的同一道车辙艰难前行。这种新旧并行的景象，我在中国别处从未见过。换车的地方是直隶省城保定，离北京一百英里。铁路并不进城，而是从城西三英里处经过。火车停在一堆铺路基剩下的沙子旁边。货物、行李和乘客被一股脑儿卸到沙堆上，再由车夫们来揽走；这些车夫的殷勤与争抢，比起纽约四十二街的马车夫毫不逊色。有一位传教士曾对我形容保定，说它是一座「迫害先知、终被踩入尘土」的城。我们的车轮陷进白沙里，一直没到轮毂，那条沙床便是通往城里的路；这时我想起了他这句话。不管可怜的、阴沉的、肮脏的老保定遭受了怎样的屈辱，那屈辱无疑是满是尘土的。

保定的人口，有人估计三万，有人估计六万。义和拳起事以前，人们把它看作华北少数几个显出向基督教之光转身的城市之一。它是传教活动的一大中心，城里有两处规模很大的教会机构。城南一处围墙之内，是美国公理会的学堂、医院和礼拜堂；城北边上另有一套同样的机构，由美国长老会经营。

天主教也有一座大教堂和一所学堂，每年收的信徒有上千人。三派的传教士都满怀希望地盼着，有一天直隶的省城能从异教的黑暗中被拯救出来。然而一九〇〇年初的一天，风暴起来了；几乎没有什么预兆，也没有引起多大的骚动，成群的义和拳突然涌进了保定。至于他们从哪里来，说法不一。也许来自山东，也许来自山西；不论他们来自何处，也不论是什么直接的缘由把他们引到那里，可以肯定的是，几个钟头之内，他们便塞满了城里的街道，开始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地扑灭一切「洋光」。

他们包围了各处教会大院，把传教士一个不留地杀了。屠杀之后没有幸存者，要知道当时的情形，只能靠本地目击者的叙述。这些叙述虽然出入颇大，却都表明，那几桩可怕的杀戮并没有比他们认为必要的更加残忍、更加张扬；他们只要让全中国知道这件事做得干净彻底就够了。没有一个人得以幸免，连铁路上的几个外国雇员也被处死了。教会的房屋被烧毁，如今若不是原公理会驻地附近的一块白菜地里立着一排小小的墓碑，标出二十多个男女的坟墓，那些废墟恐怕已难以辨认。随后风暴过去了，保定又安顿下来，重新走上它的祖辈走了几百年的老路。可是这份安宁没有维持多久。联军攻下北京之后，保定是他们最先注意的地方之一。

好几次最早、也最严厉的「讨伐」，都以这里为目标。英、法、德三国的队伍争先恐后地要让保定的居民明白，阻挠福音的传播是徒劳的。城里为首的官员经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定是义和拳，当众斩首。

一代又一代人在那里向金身佛像和孔子牌位叩拜的庙宇，被夷为平地。神像被推倒、砍碎。古老的城墙被炸药炸开一个巨大的豁口，好让城里人相信他们以为它牢不可破是想错了。保定被勒索了好几万两银子的赔款，「传教事业」重新开始的道路就此扫清。在中国西北，被义和拳杀害传教士的地方并不止保定一处。这场屠杀虽然可怕，被杀的人数却不及山西省城太原府；在太原，动机与手段都更加蓄意、更加冷酷。可是太原只付了一笔赔款，外加一道令该省巡抚自尽的谕旨，便了事了。要到太原，只能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拖运炮队和辎重车极其艰难；而保定从北京很容易到达。所以，受惩罚的是保定。

在保定，我在一位长老会传教士家里做了两天客，他是当地唯一的白人。他是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屠杀发生时他恰好偶然不在驻地，今天才得以活着。那场义和拳狂热风暴的受害者，都是他的至交好友。然而对于杀害他们的凶手，对于他献出一生的这些百姓，他口中只有宽厚的话。「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精神始终占着上风。保定仇洋仇教的情绪虽然那样强烈，这位传教士却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他那小院里的会客室，是城里读书人最喜欢聚会的地方，他们爱同他讨论儒学与《圣经》孰优孰劣。我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一回吃惊地看见一个和尚走进院子，深深地叩了一个头。我问起这不同寻常的来访是怎么回事，主人答道：「哦，那家伙是来谢我保住了他的庙。」他接着说：「你瞧，照他自己的见识，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同他辩论已经好多年了。德国人决定把庙宇除极少数外统统毁掉。念在我同那和尚的交情，我去找那位上校，恳求他饶过这和尚主持的庙。我的请求获准了，那座庙至今还在。这不过是谁都会为朋友做的事，他那样谢我，我实在担当不起。可最妙的是，他开始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古怪的宗教，竟会使我这个外国人、这个传教士，特意为一个佛教徒出力。他刚才问我要一本《新约》，想亲眼看看里面关于饶恕仇敌是怎么说的。」

倘若中国有朝一日真会皈依，使它皈依的将是这样一些真正合乎基督精神的小小善举，而不是马克沁机枪、炸药或赔款。在保定款待我的这位先生，是一位难得的传教士。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希望，正在于他这样极少数的人。

保定既是省城，名义上便是直隶总督的驻地。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去世前好几年都没有到过这座城。然而城中心的总督衙门，也就是他的官邸，却一直修葺完好，随时备他来住。那是一座狭长的平房，大门口有两只石狮把守，两根长长的斜旗杆常备不懈，万一总督想来他的省城看看，随时可以挂起他的旗号。总督不在时，全省政务由藩台，也就是布政使署理。我到访时任此职的是周馥，一位上了年纪、身材肥胖的官员，他之所以被选中担任此职，是因为他素有处事公正的名声，又善于同外国人相处。真正送我启程进入内地、在我告别铁路和一切新式事物之前发给我最后凭证的，正是周馥。我到后不久，一个差人送来了他的红名帖，几分钟后，名帖的主人便在传教士大院门口下了轿。

他带着二十来个随从。他直截了当、公事公办地告诉我，庆亲王已经打电报告知他我要来，他决定派一队兵护送我，一直送到山西边界，我在直隶境内的安全由他们负责。「你不习惯在中国旅行吧？」藩台问道。我说是的。「那我给你几点忠告。尽可能穿中国衣服，吃我们的饭食，照我们的样子过日子。你要是这样做，会顺当得多。」

我问他，带一把左轮手枪以备遇袭时自卫是否妥当。「别带，」他答道，「要让你的护卫都知道你是空着手的，全靠他们保护。你若带着枪，他们也许会以为你能照顾自己；可你若手无寸铁，他们就会明白，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他们的脑袋就得搬家。」我听从了藩台的忠告，走遍中国，身上带的最厉害的家伙不过是一架柯达相机。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铁路的终点定州。我在官店门前看见一队兵士在等我。他们一共六个，都是魁梧壮实的大个子，穿着红号褂，肩上斜挎着毛瑟枪。我吃完一顿白煮羊肉和腌鸭蛋的午饭走出来，他们向我行礼。我们的行李被扔上一辆大车。两个兵骑马傍着大车，其余四个跟在王和我后面。什长回头看了看大车是否跟上，往他那匹小马的肋上踢了一脚，我们便出发穿越直隶了。

越往「中央之国」的深处走，就越是强烈地感到，自己原先对中国人的种种成见大多是错的。在通商口岸，虔诚的传教士告诉他，他将要去的那些地方的人是「异教徒」，他们的哲学和生活方式有很大一部分不过是魔鬼唆使的结果。外国商人和买卖人则向他保证，中国人是野蛮人、是劣等人，是一种孩子和无赖的混合物，严加管教或许能使他够格给白人当仆役，却永远不能认真看待，也很少信得过。

可是，一旦把通商口岸、轮船、领事和铁路都抛在身后，这位来自西方的旅人真正踏上了那片广袤、拥挤、边际模糊、被沿海的人称作「内地」的土地，他便渐渐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套完备的文明体系之中。这种文明与他自己的不同，往往恰恰相反，但在许多方面，却比他以往所知的任何文明都更为完整；在这里，没有什么事是偶然发生的，凡事都有其道理，而这些道理建立在一种从世界年轻时便已开始积累的经验之上。

最早显出这一点的，是持有官府凭证的人在旅途中受到护卫和照料的那套制度。庆亲王名片所提供的保护，远不只是一般的照看，比如派一队兵护送旅人，然后便任他自己去对付。

不论他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旅途中没有哪一分钟不是有某位地方官对他的安全负责。他沿途哪怕蒙受一丝一毫的损失，责任都能立即查明，事情发生在谁的辖区，谁就要被追究，并可能受到严惩。旅人的行程事先就替他排定了。他知道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走几天。通过官府的门路，他随时能弄到运送他本人和行李所需的骡子或大车。夜里有地方给他住宿，然而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由的。他绝不是被人「领着参观」。他从不会被过分的殷勤所烦扰，更不用说无礼或侮辱了。一到某个城镇或村庄，他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想看什么名胜就看什么，脑子里冒出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所受的待遇，远比一个初到美国内地小城的中国洗衣匠要和善得多。这是一套独特而新颖的制度，在西方，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我们乐于称之为文明的那些国家之间转运货物所用的提单。

「文书」就是中国人的提单，载明旅人及其一切随身之物。它由旅程起点所在县份的知县签发，是一张折起来的薄纸，一面写着旅人的相貌和他所带物件的清单，还记着他的护照和凭证，并开列运送他所需的骡子或大车的数目。

文书的另一面盖着签发它的知县的官印。它是发给约六天路程之外某县知县的，那位知县收到后，须另开一份同样的文书，发给同样远近的另一位知县。

此外，在每个作为一日行程终点的中途城镇，当地知县都必须在上面盖印、签名，并写上本县县名。这样，文书便成了旅人行程的完整记录，他的安全始终由最后签字的那位知县负责。文书的运作还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使持有者免受中国客店之苦。每一个城镇或村庄，不论多小，至少都有一家客店，为公众提供方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为公众提供不便。世界上很少有哪种人的居所比它更凄凉、更不近人情。设想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大车、货物、嘶叫的骡子和踢人的小马，你便对客店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样子有了几分概念。院子三面是长长的平房，泥土砌成，上面盖着草顶。客人们的房间就在这些房子里。每间屋里仅有的家具是两座泥炕、一张小桌和两把椅子。饭就在这里吃。饭菜通常有米饭、茶，在某些地方还有面，一种类似通心粉的东西。付上几个铜钱，你的厨子就可以用客店院子里的灶，把他在集市上买得到的东西做来吃。客店里另一样常叫人乐不可支的东西，是店主往往当作宠物养着的那些尖背瘦猪，他任凭它们在客人的屋子里随意游荡。这些猪驯养得很好，有个讨人喜欢的习惯：你吃晚饭时，它们会在你腿上蹭来蹭去；你吹熄蜡烛之后，它们会爬上你的炕。除了猪，还有成群的跳蚤，以及种种悄无声息、鬼鬼祟祟的虫子，这些东西人们多半是忍着，不大提起。凡是在中国旅行的人，都得准备在客店里领受一番「生活」；不过，持有文书的人，在较大的城镇里可以住公馆，免去这番领受。

公馆是一种官办的客舍，归地方所有，由知县掌管。管公馆的人叫「办差的」，是知县衙门里的人。一个持有文书的人到了城里，办差的就得带上他为此雇好的一班仆役到公馆去，把门打开，打扫干净，当然，是按中国房子一向被打扫的那种程度。他还得沏好两杯茶，让旅人一到就喝。这些准备停当，办差的便把他那顶脏帽子换成一顶官帽，以示他的公职身份，然后手持知县的名帖，站在门口，恭候他的客人。

公馆的建筑式样，在中国各地大致相同。官办客舍通常是石砌的平房，坐落在一进进院落的最后面。不到一百年的公馆很少，许多公馆接待第一位客人是在好几个世纪以前。由于住客通常是官员，公馆的布置特别照顾到中国官场的礼仪和体面。它建筑上的主旨，是左右之分的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官场生活和礼仪的每一个方面。在中国文明所及之处，无论吃饭、睡觉、谈话、走路，左边永远是上首。右边是下首，从西方来的陌生人若想赢得身边人的尊重，就得小心避开。公馆正中的一间是一座方厅，兼作客厅和饭厅。正对入口的墙边有一张大榻，也叫做炕，中间一张矮桌把它隔成两个座位。公馆的客人倘若骑了一天马累了，竟忘乎所以，一屁股坐在小桌的右边，那几乎是不可饶恕的失礼。正厅两侧各伸出一翼厢房，每翼一间。右边那间往往比左边舒服得多，可你万万不能住。你若住了，让通译住左边那间，早上办差的端来茶时，受他叩头的就是通译而不是你了。公馆里的陈设虽然远比帝国内大多数人家讲究，床铺的构造却和最穷苦的百姓所睡的一样原始。

中国的床是一堆砖，约五英尺宽、四英尺高，砌在一个壁龛里，或者靠着屋子的一头。睡这种床的本事，不是一夜就学得会的。你得骑着步态生硬的小马走过许多漫长的日子，得被烈日、尘土和风吹得筋疲力尽，才能在那堆硬邦邦的砖上睡得安稳。即便学会了，第二天头几个钟头里若是关节疼痛难忍，感觉像是风湿病初愈，你也绝不可惊讶或恼火。中国人睡觉时，用一种叫做「铺盖」的折叠被子把自己裹起来扣好。我把这个办法改了改，用山羊皮做了一个从头包到脚的睡袋。它倒是挡住了寒气，却丝毫没有减轻那堆砖带来的苦楚。我有一回问一个办差的，为什么不能用弹簧床或床垫。他回答的大意是：中国的虫子多得泛滥成灾，倘若引进西洋的床，睡觉的人就得忍受积极的苦处，那要比眼下这种消极的苦处糟得多。办差的认为，床上的东西太多，和太少一样是大错。我并没有逐字引述办差的话，但我希望我的转述足够贴近原意，能说明公馆的床为何如此冷酷无情。和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它们的构造里有真正的道理，那是手段对于目的的适应；而在这件事上，那目的无疑是极值得称道的。

每座公馆都备有一座上好的中国灶，做美国饭菜不费什么事；可是天天吃罐头番茄和咸牛肉，实在单调得很，不久我就乐得享用办差的给我备办的本地饭食了。吃过公馆的饭菜以后，我深信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烹饪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偏见；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洋鬼子」的食物那样极端鄙夷，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在中央之国，很难找到一道菜不是根据几百年前某位圣贤的方子做的，而他定这个方子时，心里是有一条养生的道理的。中国的饮食比我们的更偏于素食。除了回民，没有人吃牛肉。有些城镇买得到羊肉和猪肉，但唯一准能吃到的肉类是鸡鸭，中国人烹制禽肉的精致和花样之多，胜过我所遇见的任何民族。其他几乎在每一顿像样的饭里都能见到的东西，有藕和莲蓬、竹笋、燕窝、腌鸭蛋和鱼翅。用刀叉来吃这样历史悠久、别具一格的食物，简直是亵渎；要享受它，就得习惯用筷子，而这种吃法一点也不难学。

照中国的规矩，赶路的时间是从日出到日落。天刚亮不久，住在公馆里的人就被办差的叫醒，他叩一个头，又举起知县的名帖。这是讨工钱的一种客气说法。按理说，旅人是地方上的客人，住宿不必付钱，但长久以来的习惯已经为办差的定下了一份照例的小费，也就是赏钱，大约是住客店费用的两倍。每个旅人的队伍里都有一个要紧人物，那就是马夫。他的差事兼有马倌和向导的职责。他的本分是照看牲口吃好喂好，早上出发前把马肚带勒紧。马夫通常骑在护卫什长前面至少一百码的地方，给大家指路。快到当晚设有公馆的城镇还有五英里左右时，马夫便踢马飞奔，抢先赶去通报知县旅人将到，好让一切在他到达时都已准备停当。

一旦离开外国人常去的地方，中国唯一通行的钱就是银两。一两银子不过是一块重一中国两的银锭。它是论分量而不是论个数付的。为此需要一副古怪的小秤，装在一个专为旅人设计的木匣里。可是银两的麻烦，并不止于称量那些形状不规则的银块。几乎没有哪两个省的银价是一样的，因此，只走一百英里，银两的价值就可能相差不少。有些地方的银锭成色比别处纯。北京用的秤，刻度也和长江流域通行的不同。除了中国人，任何人都会觉得他们的钱是一个无解的谜。然而，这套制度虽然粗陋笨拙，它所依据的原则，在欧洲却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采用。你若细看每一副中国秤上那根小小的象牙秤杆，就会发现上面刻着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的刻度。银两是按十进制划分的。自从中国有了钱这种东西，它就一直以十进制为基础。最古老的算书里就有对十进制的阐述。那部算书是周朝时刊行的，而周朝在基督降生前一千一百年就已经在位了。

三穿越直隶

保定府以南以西，铺展着一片灰色的平原，几乎囊括了直隶全省，一直延伸到山西群山的山脚。平原上有几条官道曲曲折折，连接着较大的城镇，就像美国的铁路一样。这些路虽然古老，走的人又多，却既不由官府维护，也不像在世界西边那样属于公产。帝国各地的路并非都是如此，但在直隶确是这样。那个省里的一条路，不过是从田地边上划出来当作通道的一条连绵不断的地带。拿一部分土地作路，并不妨碍地主对它的所有权。他仍要把它当作自己产业的一部分纳税，而且对任何可能进一步侵占他田地的拓宽或修整，都会寸步不让地抗争。路既是私产，修路便既不是朝廷的事，也不是知县的事，结果它只成了一条被车辙磨出来的土道，雨水和融雪把它变成泥沼，夏天的烈日又把它晒成一道道尘土的垄沟。我们十月中旬离开定州时，路上正是尘土最高，或者不如说最深的时节。虽然刮着爽利的秋风，气温也颇凉，阳光却毒辣得厉害。我们遇到的男人几乎都戴着尖顶宽檐的草帽。有人告诉我，直隶到十一月还有中暑的事。方圆几英里的田野，看上去很像国内一座巨大的菜园。直隶的农庄很少超过三英亩，许多只有一英亩大小。本来就肥沃的土地不断地施肥，一年要收两季。每一英尺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气候和土壤都和伊利诺伊州北部相似。一块块白菜、葱、谷子和荞麦地之间，夹杂着一片片棉花和烟草；在中国，这两样东西各处都种，而那种温和的气候，在世界别的地方会被认为根本种不了。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左右，就能看见一头驴拴在长杆一端，绕着一架绞盘打转。它在用链式水车从井里提水，水再流进纵横交错穿过田地的沟垄里。有些井很深，是照自流井的原理造的，用一节节中空的竹竿代替铁管。井边拉磨的驴，是一样地道的中国东西。没有人赶它，也显然没有人对它有丝毫兴趣。它眼上戴着大大的草编眼罩，什么也看不见。它对周遭浑然不觉，驴子生涯中一切寻常的志向和抱负，它似乎都已忘却了。它一个钟头接一个钟头地绕着绞盘慢慢地走，不过是平坦原野上的一个小点，不过是那套简单而庞大、养活着千百万人的农业体系中的一个齿轮。

直隶的里程碑是砖砌的方形平顶塔，约二十英尺高，每隔五里立在路边。导游书和介绍中国的书通常告诉人们，一里合十分之三英里；其实一里简直算不得一个距离单位。说得确切些，它是在平路上从一处走到另一处所耗时间的量度。我们正在穿越的这片平原上，五里一座的里程碑以一英里半的固定间隔出现；可是到了山里，两座碑之间常常不过半英里；而一条一英里宽的河，通常算作十里，理由是坐渡船过河所花的时间，是在陆上骑马走同样距离的三倍。路边我们看见许多石碑坊，由两根直立的石柱构成，顶上架着一块花岗石板。石板的上沿通常刻着石龙，以及奇形怪状的狗和虎。石板上的铭文无一例外，说的是某位皇帝为表彰附近一位终身不再嫁的寡妇而立此坊。按中国的标准，这种贞节是一个女子所能有的最高美德；为了表彰它，朝廷每年从国库里拨出一笔款子，在全国各地修建这种牌坊，不过我在直隶见到的比在任何别处都多得多。中国这一带没有像美国那样孤零零的农舍。可耕之地太宝贵了，不容许让房屋或谷仓占去。为了省下每一平方英尺，人们都聚居在小村子里；穿越平原时，大约每走半个钟头就会遇到一个。

房子通常是平房，泥土砌成，草顶，窗户糊着纸，因为离开铁路以后，中国只有极少数地方才见得到玻璃。除了傍晚或清早，村子里很少看得见男人。村子几乎全交给了妇女和孩子，男丁们都在周围的田里干活。房子沿着路边挨挨挤挤地建着。最后一座房子过去不远，通常就是村里的碾子。它是一块直径约十英尺的圆形平石，离地约三英尺高。谷物摊在上面，一个沉重的石磙子连在石盘中央的一根轴上，推着它在谷物上碾过。在中国别的地方，我常见到用驴拉着磙子在底石上转，法子和井边的绞盘相似；可在直隶，推磙子的几乎一律是妇女。

她们用缠过的、残损的小脚，一瘸一拐地绕着碾盘转了一圈又一圈，慢慢推着面前吱嘎作响的磙子。那样子看上去苦不堪言，可妇女们一边蹒跚走着，一边说说笑笑，仿佛乐在其中。每个村子里至少都有一座小庙或神龛。它通常前面敞开，后部的台子上排着一列神像，个个涂着鲜艳的颜色，还抹了大量的金粉。庙往往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常常是砖砌的。在中国人看来，似乎什么样的黏土都能用来做砖。他先在自己地里找出一块可以不种庄稼的地方。这通常是件难事，所以他常挑路边的一块地。他在那里挖一个坑，把黏土铲出来，掺上草秸和水，再踩进模子里压实。他把砖坯堆在太阳晒得到的地方，便走开了。过上一个星期左右，砖就成了。和烧制它们的黏土一样，这些砖是暗灰色的，起初还有些潮湿；可是有些古城城墙那样的建筑经久不坏，证明它们最终会变得和用最先进的机器造的砖一样坚硬，一样经得起风吹雨打。北京人有句俗话说：「砖房盖好的头一年，让你的仇人去住；第二年，让你的朋友去住；第三年，你自己住。」

我们头一晚歇在新乐小城。我在公馆里刚安顿好，当地的知县差不多就来看我了。他是个朴实和善的人，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显然很有限。茶杯摆在我们之间，他立刻开始了一场大半由问题构成的谈话。「那位老皇帝被杀了，如今美国的皇帝叫什么名字？」他通过王的翻译问道。我回答说「罗斯福」，知县便笑得肚子直颤，嘴角憋着笑直抽动。「他笑，」王解释说，「一个人竟有这么滑稽的名字。」我的客人想知道这位「美国皇帝」多大年纪，每年收入多少。他提问时礼貌周到到了极点，可他的态度里却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正如一个家道殷实、极有体面的美国人同一个中国人谈话时可能流露出的那样。对这位「远方来客」要以礼相待，却不能让他忘记自己是个蛮夷，因而永远别指望平起平坐。庸人是一种在一切国土、一切文明里都土生土长的植物。

从新乐走一天，我们到了正定。正定是一座府城，法国军队占领直隶期间，这里是它的司令部。我们过夜的那座公馆，曾是入侵部队指挥官的官邸。馆里有一盏点不亮的瓷灯，一座怎么也走不准的钟，可是办差的却十分自豪地指着它们，以此证明正定对西方文明并非一无所知。离正定两英里是滹沱河，要走上往西通太原和山西的大路，就得先渡过这条河。我们沿着低矮的沙岸前行，直到马夫大喊一声，指给我们看三个人，他们把下身的衣裤捆成包顶在头上，正涉水过河。这表明那里的水浅得可以涉渡，于是我们便一头扎了进去，马、大车、骡子，连人带牲口，一路踩着沙底走了四分之三英里。涉水过河是在中国旅行的必修课之一；要涉得从容体面，既不湿脚，也不溅得水花四起，那是一门手艺，和睡砖炕一样，得靠练习才学得会。较宽较深的河上有渡船，可绝大多数小河，唯一的过法就是蹚水。小马和骡子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唯一的难处是别让它们在河中间停下来喝水。一匹小马会毫无预兆地突然停住，恰恰停在水流最急的地方，低下头去，大口大口地喝起浑浊的河水来。这个动作来得那样快，骑马的人若不当心，就会顺着马儿弓起的脖子一头栽进河里。

从滹沱河的渡口往西，路面比平原低约三十英尺。骑马走在这样的大路上，就像穿过一道峡谷。两边陡直地耸起硬黏土的灰色崖壁，中间只露出一线湛蓝耀眼的天空。这些沟壑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历经无数年代不断往来的结果。几百年来车辙总压在同一条道上，才把它磨到如今这样深。从来没有人修过这些路，也没有人改过它们的走向，直到它们纯粹因为磨损，陷到了今天人们看到的深度。

有些批评中国的人指出，中国没有多少彰显其伟大的纪念物，没有大理石的神庙，也没有珠光宝气的宫殿。可是中国用不着这些。像这样刻在大地本身面庞上的一道道沉陷的古道，便是一种延续不断、几乎与这个民族一样古老的文明的纪念物。

正是在穿过这些车辙磨成的沟壑时，我才第一次明白了直隶大车的道理。直到山西的群山为止，大车都是照北京的式样造的。它们笨重，没有弹簧，只有两个轮子。车轴从轮毂中心向外伸出六到八英寸。同别的车辆交会时，这截伸出来的车轴很碍事；可是在沉陷的古道上，路的一边比另一边高出许多，大车连同所载的东西，常常整整一英里甚至更远都压在一个轮子上，随时可能翻倒侧卧。遇到这种情形，照常理说，下面那个轮子会被压弯在车底下而折断。可是伸出的车轴承受了倾倒的冲力，保住了车轮，这样的灾祸便得以避免。从获鹿起，我们进入了山地。直隶平原的尘土被抛在身后，代之而来的是一条多石的窄路，在群山之间蜿蜒出没。获鹿是华北采矿业的中心。

中国的矿藏究竟有多少，大概没有人知道；不过，从四乡运进获鹿的成千上万口新铸的铁锅铁壶，可以略窥一二。有些山路很难往上走，因为挑着这些铁矿产品的男人和孩子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筐子吊在肩头的扁担上。这些锅壶只铸成寥寥几种形状，都是照千百年来流行的样子做的；可是每天从获鹿运出的数量之巨，表明出产它们的那些老矿想必几乎是取之不尽的。路上常常遇见长长的驴队，每头驴的驮鞍上平衡地驮着两块煤。这煤是最上等的无烟煤，全都得锯成这样的方块才好运输。锯煤的劳力和随之而来的损耗必定十分惊人。然而同样的煤在北京的售价，大约只合每吨十二美元。山西北部许多地方都烧煤作燃料，有人告诉我，虽然我自己没有见到，在许多地方，农民要煤，只需从自己地里的山坡上挖出来就行了。

从获鹿到太原，大车几乎不再是交通工具了。只是隔很久才偶尔遇见一辆，由三四头挣扎着的骡子拉着。通常的走法是骑小马或骑驴。中国的小马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照美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言是如此。早上头一回跨上一匹小马，总得料到它会又踢又跳，也许还想撒腿跑掉。这一招丝毫难不倒一般的中国人；他只管松开缰绳，由它去跑。过了半个钟头左右，它发觉逃跑这件事有些累人，便安下心来，迈起它平常的步子，那通常是一种生硬颠簸的快步，不过大约每十匹小马里有一匹会走对侧步。一旦走上了步子，小马便像一架小机器似的往前走。骑它总是松着缰绳，可它始终不离大路，从不失蹄。上坡下坡，穿过平原，走过山道，它始终保持着同样单调生硬的快步。遇到河，它一刻也不停，一头扎进去，能蹚就蹚，必要时就游过去。而这一切，靠的是一年到头除了铡碎的玉米秸别无饲料，也从未受过刷子或马梳的调理。一天的路程走完，马夫牵着它在院子里来回遛上半个钟头，以防膝盖僵硬。然后卸下鞍子，让它在路上的尘土里打几分钟滚。此后把它拴在棚下的槽边，第二天早上它又可以再走三十英里了。

路在山间蜿蜒，渐渐变得最接近我们所说的那种道路，那是我在中国还从未见过的。

获鹿附近好几英里的路，都铺着方块花岗石。石块露在外面的一面，约有百老汇人行道上的石板那么大，厚度却有两英尺到两英尺半。成千上万块这样的石头，在没有蒸汽起重机的情况下，是怎样安放到陡峭的山坡上的，这是中国内地诸多尚待解释的谜团之一。有些地方的石头亟需修补，被车辙压出了深深的槽沟和凹痕。如今那一带没有人记得，除了骑牲口，从前还有什么别的通常走法。一整年里经过这条路的大车，显然不够在花岗石面上留下丝毫痕迹。然而那里的车辙却常有五到八英寸深，这似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久已逝去的时代的遗迹；那时，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帝国的大驿道，路上挤满了汇聚于陕西都城的商旅。

在直隶的最后一站是井陉，一座秀丽的小城，被滹沱河的一条支流分为两半。河上原有一座石砌的大桥。约一百五十年前，一场春汛冲走了其中一孔。它从未被修复，残存的那部分桥，如今只当作城里人散步的地方。自从那一孔桥消失以后，一代又一代要经过井陉的人，都不得不在桥下游四分之一英里处涉水过河。中国人不愿修补旧东西，正如他们不愿建造新东西一样。他们有一种宿命论的信念：倘若老天有意让他们有一座桥，那场春汛就不会来把它冲毁。这场灾祸证明，桥不是井陉该有的东西。这座城的知县以格外清廉能干闻名四方。我去见他时，他正站在官邸门口。他以一种令人愉快的随和态度接待我，一边谈话一边吩咐摆上筵席。我此行的目的，只是为第二天的路程再弄两头驴，可我们的谈话很快便扩展成对中国时局的泛泛讨论。「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外国人，」主人说，「中国若想保持她的尊严和体面，就必须效法欧洲的某些办法；不过，」他又说，「我想也有一些事情，外国不妨效法我们，而且效法了会更好。」说着，知县笑了笑，用牙齿嗑开一粒西瓜子。「他是个聪明人，」王评论道，「他懂得做官的门道。」我们离开他的官邸时天已黑了，他执意派两个人提着纸灯笼走在我们马头前面，领我们到渡口去。我们身后跟着一百多个城里人，他们好奇地盯着我们，想听听我同王用英语交谈的只言片语。每当他们听到一两句，我们就能听见身后的人群里泛起一阵憋住的笑声。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头一回听到比满洲话更古怪的语言。

四长城以西的山西

井陉过去五英里的山坡上，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的大字记载着：此处是直隶与山西的交界。附近群山的山顶上，散落着一堆堆发霉的砖块。马夫解释说，这些就是「长城」。人们心目中的长城，高高耸立于四周原野之上，城顶宽得可容三辆战车并驾齐驱；带着这样的印象，看到这些砖堆，不免大失所望。就能否借以判断城墙本身的形制与特点而言，它们与其说是中国最伟大的建筑的遗存，还不如说是一座砖窑的碎料。不过它们确实证明，在公元前两百年替秦始皇督修长城的将军蒙恬，是清楚地懂得山顶作为御敌据点的战略优势的。砖堆顺着山脊向南北伸展，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之处。长城沿山西东界的这一段，走向与主线几乎成直角；主线从直隶湾畔的山海关向西，差不多一直通到甘肃省的尽头。长城的这条南支，显示出修筑它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疆域。那时鞑靼人的侵扰，不仅要防北面，也要防东面的平原，也就是如今划入直隶省的那一片。蒙恬督修长城之时，黎民百姓还聚居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一带。进山西的路先绕上一座山坡，再向西急转，从砖堆之间穿过。这样做的用意，显然是要让敌人尽可能难以接近城墙。当年横跨在石板路上的一座关门，它的敌楼至今仍依稀可见。

就在我们到达长城之前，迎面来了一队六名兵士，他们的举止和整个模样里，带着几分异域的、不全然是中国的气息。他们没有穿平常的红白号褂，而是穿着全套蓝卡其布制服，比我以前在中国见过的任何军装都更合身、更利落。他们肩上斜挎着毛瑟枪，子弹带佩得神气十足，放在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里都不会丢脸。我正纳闷这种新式兵士是什么来头，那位佩着一把刀以示身份的什长走上前来，把手举到头巾边上行礼。这在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动作，因为帝国的普通兵士敬礼时，只是双手在面前抱拳作揖。什长指着他右臂上的一块白臂章，上面用英文写着「山西巡警」。他解释说，他这一队是派来迎接我们、护送我们到太原的。我向他道了谢，递给他一支纸烟；他颇为狐疑地打量了一番，才用火镰打火点上。然后他向手下短短地吆喝一声「嗨」，他们便跳上小马，我们穿越山西的旅程就此开始。山西的马巡是今天中国内地最新近的洋派事物，也是我在这个国家任何地方所见到的、唯一真正表明有某种倾向于西方办法的迹象。

由于杀害了传教士，古老的山西差一点就被联军入侵并「惩办」了。德国人派了一支队伍一直开到长城，扬言该省若不立即就范，就要如何如何。惊慌失措的省政府不仅答应支付所索要的全部教案赔款，还推行了若干新政，以讨好这些「远方来客」，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山西巡警。他们的专职，是保护一切偶然路过本省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有巡警护送，文书就不是必需的凭证了。去太原的人，只要带着本国政府的护照就行。什长查看护照、认可之后，便跳上小马，招呼手下跟上。沿路每隔三四十英里的城镇里，都有一座房子，挂着一块牌子，说来稀奇，上面竟用英文写着「巡警局」。护送的巡警进了这座房子便不见了，换上另一班同样人数的巡警，陪着旅人走下一程。考虑到这套制度施行的时间之短，又与中国兵士平常那种散漫无纪的作风如此相悖，它的完善和组织之严密实在令人惊叹。诚然，他们枪上的枪栓表明这些枪是一八七六年造的，一个山西巡警身上同时有三发以上子弹的时候也不多见；可这些都是细枝末节，这支新组建的队伍那种应变之能、纪律之严和从容的步态，足以表明中国人若经适当的操练和武装，能成为怎样的兵士。除了别的差事，山西巡警还负责把太原新设的邮局的邮件送过群山。他们马鞍的前桥上挂着皇家邮政的生皮邮袋。从我所见他们处理邮件的方式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一般的山西巡警对信件是什么东西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常常把封好的邮袋举起来对着光，想看透它。夜里拿它当毯子，白天拿它当坐垫；可是他知道，这些神秘的袋子若有一只丢了或被偷了，他就要永远「丢脸」，结果如今山西的邮件每周两次准时送到北京，从无差错。山西巡警差不多是在中国任何地方所能遇到的「最好的伙伴」。他具有全世界真正的兵士都有的那种坦率和无忧无虑的快活。他有时笑得很开心，这在中国人是不常有的。他的长烟袋和烟荷包总是拴在子弹带上，最让他高兴的事，莫过于用自己火镰打出的火星给洋人点烟斗。他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对他骑马走过的这片地方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关于英雄、神灵和龙的传说，它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在这些山的历史里扮演过角色。他能讲出路边庙宇的种种生动掌故，还能讲出几乎所有那些石碑点缀着山岭的已故官员的生平。

一越过长城，旅人便开始体会到古老的中国和新的中国有何不同。

山西和直隶彼此之间的差异，不亚于马萨诸塞和堪萨斯。最先注意到的不同之处之一，是山西的纪念物和宏伟庙宇比直隶平原上多得多。去太原的路上，常常有巨大的方形石牌坊横跨在路上。它们没有明清两代建筑风格所特有的那些雕刻和奇异装饰。它们属于一个古老得多的时代，轮廓里明显缺少曲线。建造它们的人要么不懂曲线，要么有意回避它。支撑牌坊的柱子总是方的，立在四方的石座上。路边还有灰色的石碑，纪念很久以前死去的男男女女。石碑常常驮在石龟背上，那些石龟雕得惟妙惟肖。在中国神话里，龟的地位很高。据说最早的文字就是从龟甲上的纹路得到启发的。又因为龟很长寿，它也被视为不朽的象征。有些石碑是为纪念「好官」而立的，碑文述说这位已故的官员如何「修治」本县的道路，或者如何「捐银千两以济贫民」。另一些碑是感恩的弟子献给已故恩师的，是那位先生最早向他们阐发孔圣的智慧。还有少数是纪念出身十分卑微的人的，但他们的德行给同乡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些碑文是中国人善恶标准的有趣注脚。它们大致是这样写的：「此人一生安于贫困，以奉养其父。」或者一块纪念妇人的碑上写着：「她顺从丈夫，丈夫死后，终身为他守丧。」有些石碑前面竖着一排石栅，使它们看上去有几分像兽笼。石碑与石栅之间的那块地方，据认为隐隐约约是死者魂灵的栖身之所，因此，常能看到虔诚的亲属在那里放上几碗米饭和别的食物，好让亡灵不致挨饿。进入山西不久，路过一片树林时，我注意到有一棵树的枝条上系着许多写着字的小红布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棵「许愿树」，这种树在中国西北各地散布于成百上千个地方。人们相信它们是神灵的居所，那些神灵有治病消灾、使种种烦难化险为夷的法力。人们虔诚地礼拜这些树，凡是受过它们恩惠的人，都要在树枝上挂一块红布记下此事；这块红布所起的作用，同我们那半边世界里成药的感谢信差不多，都是要引人注意这棵树的神奇功效，招徕别人去礼拜它的神灵。至于民间的信仰为何选中某些树作神灵的居所，而排除其他的树，我从未听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二三十棵树龄与大小都差不多的树中，只有一棵会挂满红布条，以表彰它的疗病之能。一个生了病的中国人是否会把遇到的每一棵树都试一试，直到找到一棵能治好他的病的为止，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许愿树」的选定似乎全凭偶然，在「化外蛮夷」的眼里，看不出有什么神灵栖居的迹象。群山那粗犷的美，在某种程度上被从山脚一直覆盖到山顶的梯田遮掩了。梯田的土由约四英尺高的石墙拦住，石墙沿着山坡伸展。砌梯田墙的石头都是些零散的卵石，只有花费巨大的劳力、以无限的耐心，才能把它们放到现在的位置上。山坡与墙沿之间的每一小块地都种着庄稼，通常是小麦或别的谷物；可是就人而言，我见到那些山间梯田时，它们是空无一人的。哪里也看不见男人和女人。有人向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不在，是因为春季的庄稼刚种下不久，因此那时不大需要照料。

路边的村庄和直隶一样多，但建造的方法往往不同。在山西，房子常用粗石砌成，一层叠一层，靠着山坡而建。一个几百口人的村落，住处往往只占几英亩地。远远望去，这样的村子像是一座大建筑，与新墨西哥州祖尼印第安人的村落颇为相似。每户至少有两间屋子：一间是起居兼卧室，另一间用作库房，存放一家人过冬的口粮。可是，不管一个村子为了省下耕地而挤得多么紧凑，从哪一边走近它，路上总会横着一堵高高的石墙，正中开着一道门。墙上通常用鲜艳的颜色画着一条怪模怪样的龙或一只虎。这堵墙和这幅画，是用来吓跑那些可能扰乱村中安宁的恶鬼的。在山西山区，每二十四小时之内，准会经过两座或更多颇为重要的城镇。那里成交的买卖之多，集市上出售的土产之丰，表明从这坚硬贫瘠的石头地里争取生计的奋斗，比乍看之下要成功。

这些城镇中最富庶的之一，是长城以西约两天路程的平定。在一座气势宏伟的庙宇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集市，五十多个菜贩蹲在地上，向过往行人吆喝着叫卖。在他们的几只筐子里，我发现了白皮马铃薯，个头之大、口感之粉，就像是在爱尔兰或美国种出来的。它们不是这里的土产，在外国人居留地以外很难弄到。据说白皮马铃薯是约五十年前由耶稣会传教士引进中国的。

离开平定后的一两个钟头里，陡峭的山路沿着一座山的侧面盘旋而上。快到山顶时，一堵约二十英尺高的石墙横在路上挡住了我们，墙顶有一座神龛，正中一道拱门，宽度只容两头骡子擦身而过。路在这里已经陷下去五英尺多深，所以乍一看，这堵墙只不过是大路上又一个障碍；我不明白建造它的人出于什么动机，要把它放在这样别扭的位置。可是当我们穿过拱门，从另一边出来时，原因便一目了然了。

在我们脚下极远极远的地方，是一片灰色的、沟垄纵横的平原，形状几乎是正圆的；从平原上升起一层又一层的梯田，一直升到差不多我们马蹄下面，整齐而和谐，把平原团团围住，俯视着它，犹如某座巨大的圆形剧场的看台。远处的北面和西面，是另一些更高的山，太阳从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渐渐西沉，去迎接那些积雪的山巅，它们长长的紫色阴影斜斜地投在梯田上。然而在这绵延十五英里以上的广阔全景之中，只有一个有利的位置，能让观者一眼尽收全貌；只有在一个地方，群山、梯田和平原这几样元素才在画面中保持着应有的比例，而那道横跨大路的墙，恰恰就在那个地方。再往山下走一点，就只能看见一部分梯田。从更高处望去，平原又会显得微不足道；唯有从那道拱门里望出去，这支交响乐才是完美的。

「这堵石墙是一道幕，」什长用马鞭指着身后的墙说。几百年前，有一个人领悟到从这道山脊望出去的景色有多么可爱。他不愿后世那些在这条陡路上辛苦上下的人，错过脚下铺展开来的这座天然剧场那无与伦比的浑然一体之美。于是他设计了一道石幕，只在正中开一道窄窄的口子，让人们在这里驻足惊叹片刻之时，那壮丽的景色便豁然展现在他们眼前。然而这位筑墙人，这个对他所生活的世界之美有着如此非凡感受的人，并不是一个「白人」。他拖着辫子，他是一个「异教徒」，他是一个中国人。

五大地上的疫病

从长城到太原，沿着穿过山西群山的大路，一串村庄几乎全都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人口超过三百的村子很少。它们或许和地球上任何同样人数的聚落一样闭塞、一样孤寂。村民们没有奢侈品，也没有多少舒适可言，然而他们快乐而知足，他们当中没有乞丐。中国的村子里没有「贫民巷」。整个村子里也许没有一个人一天挣得到二十五美分以上，可这点钱已足够他和一家人穿衣，也足够他把石屋或土屋的库房装满玉米面和小米，应付漫长寒冷的冬天。村民们很脏，几乎违背了一切已知的卫生规律，可他们照样活下来，并维持着一种境况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使得我们在西方文明中习以为常的野心与不满都无从产生。

我说「几乎全都」，是因为在山西山区行路，每二十四小时之内，几乎准会遇到至少一个村子，它的境况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绝不能说是快乐或幸运的。即便从远处看，这个悲惨的村子与其余村子的差别也十分明显。村口的墙坍塌着，仿佛村民们对鬼神，无论善恶，都已不再理会。房顶残破，满是窟窿。走近一些，便看见窗户上的纸已经没了，门只靠一个合页吊着。路上没有人卖菜，村里原有的一两家铺子都关了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或躺或蹲，看样子昏昏沉沉。他们的脸干瘪如皮革，眼睛呆滞无光。他们的衣服是一堆堆破布，而最叫人绝望的是，男人们连辫子都懒得编了，头发蓬乱纠结。甚至女人怀里抱着的一些婴孩，也是同样干枯的皮肤、同样苍白憔悴的面容。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鸦片。

这样的村子，我对它的悲惨与堕落描述得远远不够，在周围四乡都被称为「烟村」。护送我的山西巡警不论多么快活，每当我们经过这样的地方，他们总是沉默下来，脸色变得凝重。他们几乎总是在走近时使劲踢着马肋，飞奔而过。什长很不愿意谈论烟村。这个话题显然令他反感。我问起烟村时，他通常只是含糊地摇摇头，而他的回答经王翻译过来，无非是「他们一定都要死的」，「他们没有指望了」，「鸦片把他们缠住了」。不过从山西的传教士和本省官员那里，我对鸦片在中国西北诸省造成的祸害又了解了一些。每年都有一些山村染上这大地上的疫病，沦为「烟村」。全村的人几乎同时染上烟瘾。鸦片被带进一个村子。某人吸了第一口，为随之而来的感觉所陶醉，便告诉了邻居。大家都来尝试。他们也都为它迷住了，因为它能让人快乐地忘却寒冷、疲乏和生活沉闷的单调。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开始有规律地吸食鸦片。他们成为它的牺牲品，只是时间问题。田地荒了，他们不再在乎有营养的饭食，生活中唯一的兴趣就是那致命的罂粟果实；人们不再把他们当人看待，他们只是「烟村」里的住户而已。从那时起，他们的命运便注定了。人人都尽可能避开他们的村子，说起他们来，就像说起一群迷途的人，仿佛他们已经死了一般。渐渐地，他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耗在满足烟瘾上。或是直接因为吸烟，或是因为随之而来的饥寒与无人照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直到这个几百年来一直是安居乐业的农人栖身之地，只剩下一堆没有形状的颓垣断壁和没有屋顶的房子，荒废而无人居住；在那里，没有人声打破山间的寂静，冬天凛冽的蒙古寒风，毫无遮拦地横扫过一座座家园的残骸。

中国没有死亡统计，因此无法用数字说明鸦片贸易对人口的全部摧残。可是凡是走过山西和陕西的人，都一刻也不会怀疑，单是这两省，每年鸦片的牺牲者就数以千计。很难找到一个稍具规模的城镇，里面没有至少一处戒烟所或戒烟局。这些机构的作用，同美国的戒酒疗养所和醉汉收容院有几分相似，只是规模大得多。有些是中国医生开的，他们声称找到了戒除烟瘾的方子；但许多是由各县设立的，作为对那些被这诅咒缠身、神志昏聩的可怜人的最后一线希望。有些教会医院也设有戒烟所，其中一些用吗啡丸代替鸦片的疗法，治好了一些人。吗啡的分量逐渐减少，直到病人完全不需要它为止。然而，戒烟所虽多，它们救下的生命，比起鸦片之祸已经并且正在给中国带来的大规模、大范围的毁灭，实在微乎其微。

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讨论英国的鸦片贸易，这个题目人们已经写了好几大卷，而这桩贸易至今仍在继续，大概还会继续下去，直到「无助的中国」强大到足以抵抗，或者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良心不再那样心安理得地麻木不仁为止；可是，山西那些荒废枯萎的村庄既然给了我无法不深的印象，我便忍不住要就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顺便说几句。

几乎整个文明世界都在大声疾呼，指责坚持印度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为了回应这种呼声，一八九三年英国议会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对此事作全面彻底的调查。委员会在伦敦的会议，于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冬天持续了好几个月。他们工作与调查的结果，后来刊印成一份报告，足足七大卷。就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而言，这份洋洋大观的文件的全部要旨是：鸦片根本不是坏东西；适度吸食对谁也无害；在中国，过度吸食的人极少；中国人总的说来并不想停止这桩贸易。

可惜的是，这份报告没有在格列佛先生出游之前问世。从这七卷书里摘出几段，本可以成为他凑在大人国国王耳边朗读的绝妙读物。即使只凭人人都知道的鸦片在欧美对吸食者的影响，委员会认为鸦片几乎无害的结论，表面上看来也简直就是一个归谬的笑话，本来几乎不值得认真对待；只可惜支撑它的是一大堆证词，而作证的人理应是熟悉中国情形的。依我看，比起报告本身，正是这些证词，才可能使一些人误以为皇家委员会的结论多少有些事实根据。下面是这类证词的一个样本。委员会写道：「我们还收到达夫先生的一份书面来函，他是一位在中国经商已有三十年的商人，他的意见是，就中国人的生活境况、饮食、气候和居所而论，鸦片对他们没有害处，恰恰相反，鸦片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必需品，没有它他们就活不下去。」竟有人能发表这样的「意见」，若不是报告里明明记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倘若「商人达夫先生」发表的「意见」是河水天然要往山上流，或者说他对着月亮凝视了三十年之后，「意见」是月亮是用绿色干酪做的，那对他的判断力和观察力，也同样是一份荣耀。也许在达夫先生于中国「立足」的那段漫长岁月里，他像许多外国人一样，很少离开通商口岸。读了他的「意见」之后，我一直在想：倘若达夫先生在某个垂死的山西村庄里「立足」，不是三十年，而是三十分钟，好让他亲眼看看当地居民的「生活境况」和从前那些「居所」的可怕残骸，他是否会想修正他那鸦片对中国人没有害处的「意见」呢？

中国或许有些中国人相信鸦片无害，希望让它继续售卖。有人告诉我确有这样的人，可我承认我从未遇到过。恰恰相反，同我讨论过鸦片问题的几十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里，我没有发现一个人不把鸦片看作今日笼罩在中国头上最黑暗、最不祥的乌云。有些官员甚至把中国无力应付新近出现的局面，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损失与挫败，归咎于一个世纪的鸦片使她的百姓心智衰弱、品格昏聩。山西洋务局的道台要向我保证将护送我走过该省一段路的兵士品行优良时，他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吸鸦片的。你会发现，我们的人只要不沾鸦片，当兵也好，干什么也好，都是好样的；可一旦吸上了，他们对谁都没有用了。」在中国内地，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推荐或赞誉，无一例外总是：「他从来不吸鸦片。」

可是，中国人既然明白鸦片的可怕害处，为什么还要坚持吸它呢？单从吸食者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把中国人看作个人和自主的行为者，我承认为鸦片贸易辩护的人这一部分论点是对的。就他本人而言，每一个鸦片牺牲者那毁掉的生活、败坏的心智和身体，责任都在他自己。不可否认，一般的中国人虽然惧怕那只盛着罂粟制品的小罐子，一见就发抖，它对他却有一种微妙的诱惑，他无力抗拒，正如据说被蛇的目光迷住的鸟儿无法逃脱灭亡一样。然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这一祸害延续下去的过错，并不在中国人。自从一七七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试运鸦片以来，中国一直在抗争、抗议、恳求，要求停止输入这种毒品。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是否还有别的哪个国家的历史，展示过这样一场为坚持一条原则、以寡敌众的漫长而无望的斗争，是很可怀疑的。鸦片最初从西亚传入中国时，朝廷就预见到，它若普遍使用，将给帝国带来死亡与灾难。种植罂粟被明令禁止，严厉的禁烟律令也成功地把鸦片挡在国门之外，直到英国船只开始从印度运进鸦片为止。一切恳求都无济于事之后，中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销毁了好几千箱英国鸦片，其结果便是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战争以中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并把香港岛的主权割让给这个得胜的基督教国家而告终。

一八六〇年，又一场对英战争之后，《天津条约》宣布鸦片的进口与售卖合法；可即便在那时，被击垮、受尽屈辱的中国也没有放弃斗争。一八六八年，首辅大臣文祥以皇帝的名义，向维多利亚女王陛下递交了一份极为动人的呼吁书，恳求她制止她的臣民强加给中国的可怕的鸦片罪行。这份呼吁书「表示愿意在帝国任何地方给予英国贸易所希望的一切让步，事先便同意满足任何要求，只要能除去中国多年来徒劳抗争的这一个祸害」〔注一〕。对文祥的呼吁，唯一的回应是英国驻北京公使一纸简短的答复，大意是他没有收到本国政府对此的回复，中国内阁也不必期待会有什么回复。

中国政府虽然没有改变它恳求所有基督教国家停止这桩贸易的态度，近二十年来却已允许本国臣民在本国境内种植和售卖鸦片。在山西南部和渭河流域，我见过成百块开满鲜艳罂粟花的田地。本土鸦片的生产已发展到如此规模，以致印度政府从鸦片销售中得到的收入，从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度的八百二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英镑，减到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度的三百一十五万九千四百英镑〔注二〕。本地人如今自己种植鸦片这一事实，有时被拿来当作论据，说明中国其实希望这桩贸易继续下去；可事实上，它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形。禁止种植和售卖鸦片的古老谕令从未废除，直到今天，在北京和一些大城市里，公然违禁者仍不时受到惩处；然而，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失败、屈辱和丧失领土之后，中国政府认识到，要阻止这场受英国保护的祸害是徒劳的，又知道英国真正的动机不过是英镑、先令和便士，于是决定：如果必须靠延续一桩民族的罪行来赚钱，那么这份利益就该归于它自己那些受害的臣民。以四千年传承下来的那种忍耐与尊严，中国今天对这个最伟大的基督教国家说：「你们比我们强。我们无法阻止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来摧残我们的这场致命的祸害，它使人麻木、堕落、枯萎，使一度快乐的村庄变成尸骨堆积的所在。我们挡不住你们的手，但我们能够、也一定要把这桩买卖的利益留在自己手里，让你们的贪婪落空。」

然而英国和美国的基督徒们，有时还纳闷，为什么福音之光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照进中国「异教」的黑暗。

（原注一：见何天爵《真正的中国问题》，第二百七十八页。）

（原注二：见福斯特《鸦片委员会的报告》，载《当代评论》，一八九八年。）

六到太原去

平定大约在山西群山的正中。过了平定，去太原的路便穿行于一片荒野之中。梯田和庄稼地只是间或出现。城镇相距更远，除了路上川流不息的行旅，很少见到人烟。在山脚丘陵间那样惹眼的岩石和巨砾，也随着旅人前行而消失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山坡全是坚硬的红褐色黏土，上面仅有的植物是一种粗草和几棵矮小的树。为数不多的住处，不过是些凿在山坡黏土里的成簇窑洞。另有一些窑洞开在高出路面三四十英尺的地方，那是给旅人避难用的，否则春天从山上冲下来的突发洪水会把他们卷走；这足以证明那洪水的威力。窄窄的路沿着深涧和沟壑的边缘伸展，两岸陡峭，我时时担心会看见一头犟骡子从崖边滚下去，可这样的灾祸从未发生。这些骡子是中国骡子；它们虽然显得非常喜欢悬崖，却从来不会慌乱到失去平衡而跌落下去。

这里是中国最常用骆驼驮货的地方。中国小马怕骆驼，就像美国马怕火车头一样。因此，驼队只准在夜里穿山而行。清早或日落时分才会遇到它们。每逢这时，在寂静的山谷里，你多半会听到远处传来叮当的铃声。铃声越来越近，直到一头骆驼黄色的脑袋和长长的、笨拙的脖子从路的拐弯处摇晃着出现。那铃铛是头驼的标志，它是驼队的领头。其余的骆驼排成单行跟在后面，铃声引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驼队的领班骑在头驼上，另有三四个驼夫散在队伍中间，但绝大多数骆驼，除了领头驼的铃声，从不受别的引导。

亚洲骆驼的故乡是蒙古，大多数驼夫也来自那里。他们是天生的游牧者，许多人除了骆驼背上的那个位子，别无家园。他们的装束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也更加别致。他们穿着短短的山羊皮袄，样式和美国水手的厚呢短大衣不无相似，脚上是过膝的生皮高筒靴。中国人说，驼夫们懂得骆驼的语言，还常常用它交谈；事实上，经过一支驼队时，常常可以看见所有的驼夫都在压低嗓音同胯下的牲口说话，仿佛相信它们听得懂似的。骆驼可以说是中国西北的「长途」货运列车。本地的转运和「短途」由大车或驴子承担，但要在任何别的运输方式都走不通的路上把货物运出几百英里，靠的就是骆驼的驼峰。它们那笨重的驮鞍上，载着中央之国所知的一切货物，从成袋的大米到日本的硫磺火柴。沿途几乎每座大城镇外面，都有一处砖墙围起来的场子，那是骆驼歇脚的地方。它们白天在这里睡觉，驼夫们就躺在它们身旁的地上。

有一天早上，我们从一个叫甲树的地方的公馆出发时，我注意到我的马镫带是用几截打了结的旧绳子做的。我通过王向马夫提出抗议。这马夫是个身高六英尺以上、膀大腰圆的壮汉，可他向我保证，我会发现这绳子比我用过的任何皮带都结实。出城不到半个钟头，我们突然撞上一支驼队从一条陡峭的山沟里钻出来。我的小马一惊，猛地站住；两根马镫带都断了，我干净利落地从马头上滑了下去。我肩膀疼得厉害，勉强爬上路边的土坎。我定下神来四下一看，只见王正使劲踢着马夫，嘴里一边噼里啪啦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但从那说话的架势判断，我想那绝不是什么恭维话。王比马夫矮得多，为了踢得有力，他只好站在比马夫高出两英尺的土坎上。我喊他住手，他走到我跟前，黑眼睛冒着火，黄脸气得发红。

「你踢他干什么？」我质问道。

「我告诉他，他是坏人，他是蠢人，他给我的主人会断的马镫。我在教训他。他是个日本人。」〔注一〕

我告诉他，他关心我的安危我很感激，但我认为他最好别再去教训马夫了。我还想让他明白，去踢一个比自己大一倍的人，对他自己也不无危险。

「哦，那不要紧，先生，」他认真地答道，「马夫知道他做错了。他知道他不中用。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不作声。所以我可以踢。」

王说得对。马夫对他受的惩罚似乎毫不介意。他把我的小马牵回来，把马镫绳系牢，一直撑到下一个城镇，我在那里弄到了一副皮带。这件事第一次让我注意到中国人性格中的一个奇特之处，后来我又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每当什么事出了差错，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凡是负有责任的人，不管是否有意为之，都会立刻变得逆来顺受。他既不辩解，也不反抗，只是默默地等候那几乎必然随之而来的惩罚。

即使在群山最荒僻的地方，路边也常常能遇到小小的神龛。有的不过是在黏土坡上挖出的洞窟。村子附近的讲究些，用砖砌成，但所有的神龛布置都一样。后面的架子上总有六到八尊神像，是中国三教，即儒、释、道的神祇和圣贤，从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清楚地看得出，三种信仰是怎样交融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合而为一了。神像通常是泥塑的，涂着俗艳的颜色。这些神龛的奇怪之处，在于礼拜的人那样少。在一千五百英里的旅途中，我经过了成百座乡间神龛，记得见到有男女在那里虔诚礼拜的，不过三处。后来西安一位中国学者向我解释说，人们把神龛看作辟邪招福之物，而不大把它当作礼拜的场所。神龛是官府建的，但它所占的地皮是私产，地主非常乐意把地献出来作此用途，因为他相信，只要那些彩绘的神像立在他的地上，他和他的家人就不会遭遇不幸。有时他还每月给神像洗两三次脸，好让它们多欠他一份情，这份殷勤远远超过他对自己的脸。他还给神龛掸灰，修修补补。大多数神龛都是这样照管的，不过也有少数由云游的僧道看管，他们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偶尔可以看见他们站在神龛前，捧着铜钵，接受虔诚的过路人丢给他们的几个铜钱。

山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也许要数皇家的驿卒，他们把公文从一个省城送到另一个省城，又从北京送到内地各城的官员手中。不论路多么崎岖陡峭，驿卒总是纵马飞驰。靠着官府设置的驿马接力，一个驿卒一天能跑一百英里。他很少戴什么帽子。他光着脑袋向前探着，辫子紧紧缠在头上，朝你飞奔而来时，活像一颗骑在马上的炮弹。他的公文装在一条宽宽的黄腰带里，紧紧系在腰间。

离寿阳城还有约两英里时，迎面来了一群杂七杂八的人，有兵士、官府的仆役和小孩，都穿着红白号褂，戴着圆帽。领头的是一位老人，他佩着一把刀，表明他是个退职的武官。见我走近，他从小马上爬下来，告诉我，他和他的随从是当地知县派来护送我进城的。他们跟在王和我后面排好队，我忽然发觉自己享受着一种全然新鲜的感觉：我成了一场凯旋入城式的主角。城里人拥到街上，挤满了门口和窗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连寿阳的狗都兴高采烈地冲着我的小马狂吠。热烈的程度达到了高潮，好几个市民在公馆门口放起了一挂挂鞭炮。倘若任何一个像我这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想知道被人闹哄哄地强加以伟大是什么滋味，我可以推荐他到山西某个城镇去来一次公开入城。与之相比，马戏团花车上赶车人的处境都显得安静而低调了。有一阵子，我不明白古老而肮脏的寿阳为何要如此礼遇我。我开始怀疑，莫非我那寥寥几样美德的名声，竟已传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我几乎已认定确实如此，正带着一种极不寻常的问心无愧之感啜着茶，这时我注意到王和办差的正认真地交谈着。「这个地方有过很多教案的麻烦，」王随即解释说，「办差的在讲这件事。」

他告诉我，有一位名叫毕翰通的英国传教士，曾被戴上镣铐从寿阳押送到太原，后来在那里被处死。下令干出这桩暴行的寿阳知县，此后已被革职，身败名裂。王说，他的继任者「很怕欧洲人。他不想见他们，也不想跟他说话，因为他以为他们会给他惹麻烦，他会像别的知县一样被革职。我们来到寿阳，知县跑掉躲起来了，但他派了老头子来接我们，这样要是有麻烦，就落到已经活了很久的老头子身上。」

「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来接我呢？」我问道。

「老头子也很怕欧洲人，」王答道，「他想讨你喜欢，所以他叫他的朋友跟着他，弄出热闹来。你会喜欢，你就不会给他惹麻烦了吧？」

发现自己依旧没有被人赏识，我不免有些失望。我喝完了茶，派人去请我那凯旋行列的年迈领队。我告诉他，世上从来没有人像寿阳的市民这样高兴见到我，我受过的欢迎，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令我如此感动。我向他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并请他代我向知县致意，未能见到知县，我深感遗憾。我这第一次致谢辞一段一段地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不由得注意到，我这位客人那张干瘪的黄脸露出了较为愉快的神色，他在茶杯那一边安坐下来，像是心头卸下了一副重担的人。我递给他一支纸烟，他点着之后，有些迟疑地问了一句什么，传到我这里是：「他想知道你是不是传教士，先生？」我不但回答「不是」，还把庆亲王的名片拿给他看。效果神奇极了。他以与他的年纪全不相称的敏捷，走到屋子中间，向我叩了一个头。「知县明天就回来，」他说，「你若肯等，就能见到他。」我深表遗憾地说，前面的路程还长，我不能在城里多享受几天款待了。退场的时候，我坚持请这位花白辫子的老兵走在我前面。我最后一眼望见的寿阳，是两排欢迎的人在大路两旁相对而立，他们的领队站在中间，牵着他的马头。他用一种狐疑的神情目送着我，仿佛在纳闷：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传教士，却来拜访寿阳。

离开寿阳一天之后，山地已被抛在身后，我们走上了一片一直延伸到太原的沙质高原。离开北京后第十天的早上，我们的什长在马镫上站起身来，指着几英里外横在我们路上的一道仿佛灰色山岭的东西；可是走近一看，那原来是太原的城墙。太原是山西的省城，也是我前往西安的旅程中头三百英里的终点。翻了翻日记，我发现那天是星期日。那时大约十点钟，尽管我这时已经习惯了中国的一星期里没有休息日，却仍不免隐隐期望看到街道寂静、店铺关门、一部分居民正在去某个礼拜场所的路上；可我很快就醒悟了。我们进城的那道城门，直通太原最繁忙的地段。店主们站在柜台后面，各色货物的小贩在街上吆喝叫卖。官员的轿子来来往往，连一家戒烟所也显得很忙碌，大门敞着，好几个人进进出出。太原确实毫无「永恒安息的象征」。

此后三天，我在城里唯一的一位传教士、也是唯一的一个白人家里做客，得以对山西这座少有白人到过的偏远省城略作观察。太原的人口约五万。它位于从蒙古往南的驼队商路上，因此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商业中心。城里除了几家大商号，还有好些中国钱庄。它的街道肮脏，没有铺砌，中国城镇的街道通常如此；而且它也不像帝国的某些城市那样规划整齐、布局有序。在太原的街道上，几乎不可能朝同一个方向走上四分之一英里。街道毫无理由地七拐八弯，常常突然被横跨其上的某座房屋的砖墙截断。太原两千年的历史里，见识过许多种治理之术，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切之中，道路专员从来没有扮演过什么重要的角色。

太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宋太宗曾围攻并攻克了它。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一直是北汉国主的都城，他与契丹人结盟，自立一国，与当朝分庭抗礼。公元九八〇年，宋太宗和他的大将潘美率军来攻，将城围住。城中百姓饿死了，却不肯投降。那高大的城墙上，没有一块石头不是破碎或被砸坏的。终于，北汉国主刘继元见再抵抗也无济于事，便打开城门，放得胜的大军进城。宋太宗为他英勇的守城所感动，不但饶了刘继元的性命，还封他为公爵。被攻克的都城里，男女老幼一律被迁往直隶，又把直隶一座城的居民迁到太原来顶替他们。

太原的百姓，实际上山西全省的百姓，向来都极端仇视外国人。从太原到西蒙古边界不到两百英里；那片土地至今仍珍藏着对成吉思汗的记忆，并与新疆接壤，而新疆正是端郡王如今的住处。这位大首领的名声遍及山西北部，正是他下令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他住在新疆，表面上是应外国联军的要求而受到的流放；可是熟悉这个人性格的人，倘若发现他被逐出朝廷的这段时期，其实只是在为再一次驱逐外国人出中国作准备，是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的。我到山西时，这类传闻在全省到处流传。我在太原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端郡王正在边疆招兵买马，夸口说不出五年，北京就不会有一个活着的外国人。不论这些传闻有几分真实，也不论端郡王将来作何打算，毫无疑问，在义和拳起事的时候，他的影响和他所代表的思想在山西是压倒一切的。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的排外运动，正是在这个省里首先发展到足以称为危险的规模。

外国使馆在北京被围之时，毓贤是山西巡抚。他着手剿灭外国人，其手段之有条不紊、冷酷残忍，即便在义和拳暴行的可怕历史中也几乎无出其右。那时和现在一样，省里的外国人只有传教士。毓贤命各县知县把他们逮捕起来，押送到省城。有些传教士要从相当远的地方押来，把他们集中到太原花了好几个星期。毓贤把他们关在一座舒适的房子里，给他们送饭，还允许他们用仆人。谁也不知道，连巡抚最亲近的幕僚也不知道，他打算怎样处置这些囚犯。有人告诉我，有些传教士相信他的用意也许是保护他们免遭暴民的毒手。就这样，五十四名传教士被集中在太原，其中有一些天主教修女，还有新教传教士的妻儿。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他们被带进巡抚衙门的院子，他的兵士把他们全部处死，毓贤就在一旁观看并指挥这场屠杀。对于太原的这些杀戮，无法以暴民的狂热来开脱。那是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奉慈禧太后朝廷的「剿灭令」而故意为之的蓄谋行为。后来北京的联军要求处死毓贤，慈禧太后不得不下令让他自尽。他在屠杀传教士后不到九个月，便在太原自尽了。朝廷另派了一位排外情绪较淡的新巡抚接替他；太原设立了一个洋务局，专门处理赔款问题，由沈敦和主持。此人是中国当前这一重建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曾在剑桥大学读过两年书。他英语流利，对当今时事的了解，丝毫不亚于任何欧洲人或美国人。由于他对外国人素来友善，招致了朝中守旧派的敌视；为了把他打发开，他被派到蒙古边界附近一座小城去做知县，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待了十多年。等到山西需要一个能使全省免遭入侵、免为毓贤的罪行受罚的人时，沈敦和被匆匆召来，出任洋务局道台，全权尽力料理一切。他没有把精力只局限于金钱赔款上，而是推行了一套怀柔的方针，迄今为止，这套方针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中间都收效卓著。他创设了山西巡警，在太原设立了邮局，不仅是为了外国人的安全和方便，也是为了使他们与本地人有更多的接触，好让山西百姓明白，「化外蛮夷」终究也是人。

能同沈敦和聊上一聊，大概是来太原的外国人所能遇到的最愉快的事了。过了多少天沉闷的、端着茶杯的官场礼节之后，我去拜访他时，听到他开口第一句便问：「您喜欢雪茄还是纸烟？」真叫我高兴。他十分得体地向我谈起他访问美国的经历。「我想在死前再看一看纽约，」他说，「我想看看那些高楼。我上次去剑桥途经纽约时，它们还没有盖起来。我非常喜欢美国，」他接着说，「说实在的，我喜欢它几乎和喜欢英国一样。」

我称赞了山西巡警，告诉他，他们是我在中国任何地方遇到的唯一坚决拒收「赏钱」的人。

「啊，我很高兴您有这样的经历，」他笑着答道，「我正在努力把他们练成兵士，不只是能打仗的人，而是你们外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兵士。我正在设法让他们明白，他们必须有兵士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不容许他们仅仅因为尽了本分就收钱。」

我在太原的最后一夜，约莫十一点钟，街上一阵喧闹把我惊醒了。人们大喊大叫，匆匆奔跑，敲着鼓，吹着号。街角上放着枪和鞭炮，仿佛群魔乱舞。我知道平常中国的城镇夜里总是格外安静，便意识到一定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我脑子里浮现出义和拳和别的种种麻烦，匆忙穿好衣服冲进院子，却见一家人都聚在那里，传教士站在人群中间。

他指着月亮，月亮的边缘因月食而暗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照中国的天文学，月食是一条龙在吃月亮。市民们闹出这些声响，是要把龙吓跑，好让它放过月亮。接着传教士十分清楚地讲解了月食的真正成因，还在院子的石板地上画出假想的圆圈，表示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听众中有王，他在讲解的过程中神情十分严肃，显然完全听懂了。

「你明白了，是吗？」传教士讲完后问我的通译。

「哦，明白，先生，」他答道，「耶稣会的学堂里也教同样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月食过去了，城里又安静下来。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了去西安路上、太原以南三十英里的小城徐沟。辛苦骑了一天马之后，王和我坐在公馆门口。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毫无瑕疵的月亮又一次安详地俯视着这个民族，它认识这个民族的世代，比认识人类任何别的子孙都更久远。王望着月亮，默默地凝视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说：「我想，主人，龙在太原吃了那么多月亮，现在它已经吃饱了。它现在会放过月亮，去吃别的东西了。您说是不是，先生？」我回答说，我只希望那条龙不要闹消化不良。

（原注一：以「日本人」一词骂人，是日本尚为中国藩属之时留下的遗风。尽管中国近来受日本的屈辱甚深，今天的北京人骂仇人时，最狠的话仍是称他为「日本人」。）

七尧舜之乡

在我们那半边世界里，人们总喜欢把「约翰中国佬」看作一个孤立的、自成一格的类型，永远一个样子：狡猾、不动声色，而且是「异教徒」；有些可敬的人士还形容他「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一只蛤蟆」。然而，哪怕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随便观察一下这些「蛤蟆」，任何人都不能不深深感到，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笼统的中国人类型。诚然，所有中国人都留辫子，他们语言的原理是相同的，他们都信奉孔子的智慧；可是，在种族上，以及在语言、风俗和思维习惯上，两个相邻省份的居民，往往就像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一样不同。在直隶，鞑靼人的痕迹随处可见。那里的人身材较为修长，皮肤比中国别处白得多。西南的居民，尤其是四川省的，显出与印度种族接触过的迹象。四川人矮而敦实，肤色深褐，外貌与喜马拉雅山麓的廓尔喀人十分相像。他们的性情远不如北方邻居那样矜持庄重。

在山西中部和南部，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河谷里，住着另一种人。他们比四川人高，却没有鞑靼人那样端正的五官。他们的皮肤毫无疑问是黄色的。他们鼻子小，嘴唇颇厚。他们是华夏的原始血统，不过他们的世系不如陕西南部的居民那样直接，关于后者，我以后还要谈到。山西人沉默寡言、勤劳、有条理。他们既没有满洲人承袭下来的那种传统上对征战与统治的爱好，也没有四川人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他们眷恋家园，尽量少到帝国的其他地方去，满足于从耕作了无数遍的田地里收获微薄的庄稼。也许正因为他们时时贴近自然，他们崇拜树木和岩石中的神灵，比平原上的人更为频繁、更为虔诚。山西人的衣着在一些细节上与别省不同。男人的短褂在左边扣纽，而不是右边；妇女虽然缠足，却常在小脚外面套上高筒靴，靴尖长而尖，与查理二世时代骑士画像中的靴子相似。山西的话也是一种独特的方言，与直隶话不算相差太远，但与陕西或豫西的话则全然不同。

我离开太原，带着一份新的文书和另一队护卫的兵士，一头扎进的正是这个不同的中国。从太原到西安四百五十英里，走了十七天，我遇到了四个白人。他们是传教士，穿着本地的衣服。从北京出发，越是接近山西，对外部世界的门道与办法有所了解的迹象就越少，离开太原以后，便完全消失了。这里不再是新的中国，而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旅人早上从一座也许有四万人口的城镇的公馆里出发，中午在另一座两万人的城镇里打尖，晚上在一座有五万居民的城里歇宿，而在每一座城里，他都会发现当地关于几千年前统治过这里的君王和朝代的传说。

从这第三程开始，我就不能不注意到，这里的道路和公馆比以前遇到的任何地方都好。不错，没有哪一段大路的变化是十分根本的。它们的修筑，或者说不如说它们的不加修筑，仍然地道是中国式的；可是路上有些坑洼新近用石块或树枝填过了，走遍山西全程，没有哪一段是大车走不通的。我在第一个歇脚处从办差的那里得知，这些改进是为了方便慈禧太后和皇帝经这条路出奔，或者照他的说法，经这条路巡幸。出于同样的缘故，公馆也都打扫过，添置了新家具，大多数还为了迎驾，新糊上了红黄两色的纸。

太原以南四天路程是介休，那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奇特的城。周围四乡的房子都是泥土或砖砌的，没有一座超过一层；而介休的房子却全是两层，而且无一例外是石头的。建筑风格不合中国平常的标准，却极像一座十五世纪的德国小城。二层整个正面有一道游廊，从院子里沿着房子外侧盘旋而上的石阶可以通到那里。屋顶全铺着瓦，山墙上通常饰有龙和鸟的塑像。山西的主干官道南北贯穿介休，它是城里的大街，也是唯一真正的通衢。其余的街道都是约十英尺宽的小巷，向四面八方弯来绕去，绵延数英里，把这座城变成了一座足以让弥诺陶洛斯引以为傲的迷宫。设计房屋时，显然有意不让任何窗户朝向小巷，所以走在巷子里，看到的只有两堵光秃秃的墙。

我由护卫中的一个兵陪着，开始在城里作一番小小的探察。出了公馆，我们拐进一条小巷，一直走了约半个钟头，突然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我的向导告诉我，我们回来的路和进迷宫时走的路不同；也许是这样，可我这一趟走下来，印象中确实只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房屋的门户也是迷宫的一部分。光墙上的一扇小门，经一条过道通到一个院子，这院子仿佛专门是为了叫人迷路而建的。院子四周通常也是光墙，乍一看，除了来客进来的那条过道，似乎别无出路。过了一会儿，向导在远处的墙角发现一个小口子，通往另一个院子，他要找的那座房子就在那里。

中国内地的城镇，夜里从不设法照亮街道，介休也不例外。倘若能知道那些日落后想回家的市民，是怎样摸到各自的院子里去的，那一定很有趣。然而这座迷宫并非出于偶然。小巷都是按照设计者心中的某种规划排列的。墙与墙之间的过道从不突然断绝，总是通向某处；有人告诉我，一旦掌握了它们总体布局的诀窍，这些错综复杂的巷道就会像曼哈顿岛上编了号的街道一样一目了然。为什么要有这座迷宫？它的诀窍是什么？为什么这里房屋的高度和建筑风格与山西别处都不相同？介休是一道中国谜题。

介休以南约一百英里，山西群山的一条支脉横过大路。山势极陡，只能经一条叫做灵石口的狭窄山道穿过。这条山道虽不到十英里长，我们这支小队伍却花了四个多钟头才走过去。我们前面有三辆大车，载得那样重，每爬上一刻钟，拉车的骡子就得趴下来歇一歇。路窄得不容我们越过那几辆挣扎着的大车，于是我们走得也不能比它们快。我觉得自己从未走过比灵石更糟的路，所以听什长说这条路的状况非常好，不免吃惊。他解释说，为了减轻行路之苦，在慈禧太后和她的嗣子经此前往西安之前，五千名兵士修了两个星期的路。可怜的光绪啊。倘若我所见的灵石的状况，已经是他的臣民能为他做到的最好地步，那么他在流亡路上所受的颠簸，想必让他的脑袋像在北京戴着皇冠时一样不得安宁。

然而灵石的险阻是三道屏障之一，若防守得当，这三道屏障几乎能使西安与外界隔绝；知道这一点，或许正是陕西省城被选为避难之所的原因之一。从沿海到西安有三条路。东路横穿河南省，要经过潼关，那是黄河上的直布罗陀。从汉口和南方到西安的唯一通道，要穿过陕南的荒山野岭，那里没有称得上路的路，许多小道连炮车和辎重车都走不过去。北路则有灵石口把守。在铁路纵横交错地铺满中央之国之前，任何一位避难西安的中国皇帝，不论他的敌人多么急切，他的流亡生活都不会受到惊扰。

太原与陕西边界之间的半途是平阳，那是中国黄金时代的都城。和别的古老民族一样，黎民百姓喜欢讲述一个太平而完美的时代，他们常常拿眼下的苦难同那个时代相比，徒然地盼望它重返人间。那个时代远在中国历史的开端附近，是尧舜在位的时期，即公元前二三五六年至前二二〇五年，比亚伯拉罕的降生还早两百年。后来孔子把尧舜理想化了，如今帝国各地都尊奉他们为最伟大的两位英雄。他们的仁德甚至影响到了风雨。风总是轻轻地吹，每半个月下一场雨。人人诚实，没有盗贼，不知贪婪与觊觎为何物。据说尧身高十尺以上。他在位一百零二年，由他的女婿舜继位。「那时天上下金子。」那时没有义和拳，没有传教士，也没有鸦片；那是一个安宁幸福的时代，过了四千年，中国仍深情地怀念着它。尧舜在平阳建都。据中国的传说，舜晚年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是巡狩帝国的五岳。回到平阳后，他在自己创建的一座庙里祭祀祖先〔注一〕。

中国人说，这座庙在平阳以南约三英里，就在今天尧舜庙的原址上；这座尧舜庙如今是帝国最著名的礼拜场所之一。据说自舜的时代以来，那地方就一直有某种庙宇存在。现在的建筑，是当今皇帝光绪最近下令扩建、几乎重建的，他在前往西安途中曾在庙里的祭坛前礼拜。庙地约十英亩，由高高的砖墙围着。庙周围立着上古各朝君王的碑，但那些常见的神龛和彩绘神像却明显地没有。庙宇位于围墙正中，是一座约六十英尺高的单层建筑。门廊里有两尊尧和舜的巨像，从地面直抵天花板。它们涂着蓝、红、黄三色；从它们的相貌上，看不出人们归于他们的那种心灵的安详。他们的神情显然很不愉快，脑袋向前探着，那角度使他们看上去仿佛在怒视任何胆敢抬头仰望他们的后世崇拜者。庙堂正中的高桌上，有一块纪念这两位英雄帝王的石碑，但和外面的院子一样，这里也没有神像。尧舜生活的时代，远在中国染上佛教之前。他们祭祀祖先和上帝，也就是天帝。如今只有北京的皇帝才有资格祭祀上帝，所以平阳不祭「唯一至高的神」，已经有许多世纪了。这座庙现在只用来纪念它的创建者，但它至今仍未被「人手所造的偶像」所亵渎。

平阳城显出它的古老和它昔日的重要地位。它黑色的城墙，即便就中国城池而言也是厚重的。城墙围起的地方极大，萎缩了的城市人口只占了其中一部分。没有房屋街道的地方，分成了小块农田，与周围乡间的田地一样。平阳的城门有一种奇特的墙垣布局，证明古人所具有的筑城知识，即便放在欧美的现代工程师身上也足以增光。城门的瓮城是圆形的，大小和外观与美国火车头的圆形机车库颇为相似。从正中的门洞进去，便走上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两侧各有一排平行的高墙，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这条街在两墙之间蜿蜒将近半英里，才穿过另一座同样的瓮城进入城内。这样的布局似乎使平阳对于任何没有重炮或炸药的进攻者几乎都是攻不破的。即使一支军队攻破了外门，在穿过那条窄街时，也会被从两侧墙头掷下的矢石歼灭。

我骑马走过平阳的街道时，遇到了一行人，起初似乎是一位官员带着随从穿城而过。可是那乘轿子比平常的大，轿夫也差不多是平常的两倍。他们走得很慢，仿佛担子很重，还不时用褂子袖口擦着脸上的汗。轿子过来时，几乎人人都匍匐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一直等轿子过去才起身。我好奇地想看看这位备受尊崇的官员是谁，便在一堵墙的阴影里勒住马，从轿子掀起的帘子里往里瞧。里面坐着的不是人，而是一尊巨大的神像。他或她或它（因为神像的性别有些难以确定）穿着官服，戴着丝绒帽。轿中那东西的面孔丑陋而涂满油彩，带着神像特有的那种嘲弄的斜睨。那神像仿佛因骗人得逞而幸灾乐祸，仿佛在嘲笑那些匍匐在地、有灵魂的男男女女。这类游行在山西、陕西内地的城镇里很常见。知县有责任让辖区内所有的神像都尽可能过得舒适。一尊规规矩矩的神像，据认为会厌倦成天待在霉气沉沉的庙里，会觉得为城里人预言吉凶这份差事有点单调；为了让它保持好心情，人们偶尔把它抬出来透透气，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游行一番。据认为这番出游能使神像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地在往后一段时间里施舍好运。

我在中国遇到的其他一切迷信或宗教的表现里，似乎至少都有一点来自神所赋予的普遍灵魂的火花。龙吃月亮，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永恒斗争的古老寓言。庙宇里的许多偶像崇拜，可以解释为只是一种让礼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偶像所代表的那位看不见的神灵上的办法，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偶像崇拜，正如天主教徒在圣母龛前的膜拜不能这样称呼一样；可是平阳街头的神像游行里，既没有寓言，也没有灵魂。它只是对一块彩绘木头的麻木的崇拜；对于一个曾经产生过孔子的民族和人民来说，这是可悲而令人伤心的。看过之后，我不再奇怪，为什么老尧和老舜在他们那座没有偶像的庙宇的门廊里，显得那样疲惫而忧心忡忡了。

（原注一：见麦高温《中国史》，第十六页。）

八成吉思汗止步之地

到了平阳，我们进入了汾河河谷；汾河是黄河较大的支流之一。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大路沿河岸而行，时而穿过肥沃的河滩地，时而傍着高高的黏土崖壁。在河流于群山间转弯处的岬角上，我们看见好几座宝塔。宝塔很少低于十二层，有的多达十六层乃至十八层。它们呈八角形，塔基有时占地两英亩。每往上一层，周长就比下面一层小一些，所以远远望去，整座塔很像一座巨大的方尖碑。宝塔并不像人们有时以为的那样是礼拜的场所，尽管它们常常建在寺庙旁边，由僧人看管。它们更像是纪念某位圣贤或德行特别高尚的人的纪念物。

我们此刻所走的这片地方，是成吉思汗为征服中国而用兵的战场。成吉思汗忙于平定西亚诸回教王国时，派他的大将木华黎入侵山西北部。从一二一八年起的四年间，蒙古人烧杀抢掠，直到汾河河谷沦为一片荒漠。后来成吉思汗亲自统兵，正率军向河南进发之际，于一二二七年死在陕西的六盘山。他的儿子窝阔台继续作战，一二三一年一路打穿山西，进逼都城开封。成吉思汗入侵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他似乎也始终最觊觎中国的皇位，然而中国却是这位伟大的蒙古人唯一没有征服的王国；这件事足以说明当年山西人和陕西人是何等英勇、何等足智多谋。

由于所处的位置，这两个古老的黄土省份首当其冲。它们的百姓为保卫家园成千上万地死去。田地荒芜，城池焚毁，然而他们以古老的华夏血统素来具有的那种顽强、坚忍、永不言败的执拗，继续战斗下去。他们没能击退入侵者，却成功地使蒙古大军疲于奔命，以致到了黄河边上，蒙古人已无力再征服黄河以南的地方。亚洲和欧洲有四十个王国倒在成吉思汗的蒙古铁蹄之下，可山西和陕西从未投降。

他们一直坚持战斗，直到成吉思汗死后将近六十年，他的孙子忽必烈被拥立为中国和蒙古的皇帝为止。然而，蒙古人在征服这个帝国的漫长岁月里，已对中国人的技艺与学问生出了深深的仰慕。忽必烈甚至比他之前的某些汉族皇帝更加竭尽全力，使伏羲的制度和孔子的智慧不被外来的接触所玷污。他给自己创立的王朝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元，并采用了臣民的服饰、语言、风俗和宗教。就其长远的结果而言，蒙古人的胜利实际上是被征服者的胜利。它意味着北方那些未开化的蛮族，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那不断扩展的文明吸收了。

当年长久地把成吉思汗挡在门外的山西人，与今天在这个省里见到的兵士，形成了可悲的对照。平阳是一个旅的驻地。我从统领该旅的将军那里，领到了护卫的一班接力兵。他在派人时十分客气地向我保证，这是他手下最好的六个兵。他们友善，也很有好意，可他们个个都吸鸦片，吸到早上得把他们从砖炕上拖起来，骑在马上又常常睡着，我时时刻刻都担心会看见他们从小马上摔下来。

六个人里有四个除了背上斜挎的大刀，别无兵器。另外两个配着老式的毛瑟枪，但一行人里没有一个有子弹带。一天早上我们骑马穿过田野，看见一只大鹰安然栖在不到一百码外的一块岩石上。这样绝好的一个靶子，所以看见一个兵下了马，拉开枪栓，我并不惊讶。他走到队伍里唯一另一个同样配枪的人跟前，两人压低声音，却热烈地商量了一番。结果是第二个兵从小马上爬下来，解开他的铺盖。他把铺盖摊在地上，摸索了好一阵，从深处掏出一个帆布袋；他解开袋子，从里面取出一发子弹，递给他的同伴。找出这发子弹足足花了五分钟，等它装进枪膛、准备射击时，那只鹰已成了蓝天上的一个小点，远在射程之外了。这发独一无二的子弹的主人，丝毫不露不耐烦的神色，费力地重新捆好铺盖，又把它绑回马鞍上。

穿过山西的路上，我遇到了好几营兵，他们从北方义和拳起事的地方回来，要回到本乡或别处的驻地去。他们的办法和装备，没有一队比陪我的这六个人更新式。有些兵有各式各样的枪，可子弹少得可怜。事实上，弹药似乎几乎不被看作一件兵器发挥威力所必需的东西；西洋造的火器在中国内地至今还是那样新奇，以致人们以为，不需要火药或子弹，火器本身就足以防身。行军中的中国兵士，看上去像一出滑稽歌剧头一次排练时的合唱队。我相信他们的军服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军队的都更加别致。他们的号褂有红的、紫的、黄的，前襟用白布镶成奇特的图案，背后绣着佛教的标记和穿衣人所属营伍的名号；他们的头巾和肥大的裤子是黑色的。他们毫无行军队形可言，三三两两地沿路散漫而行，有时排成单行，有时两个三个一伙。他们的军官常常骑马走在所统率的兵士前面一两英里，任他们自行其是。有一天，在汾河岸边，一位年轻的哨官同我结伴而行，他的一哨人马拖拖拉拉地落在后面不知什么地方。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骑在马上格外神气。他一开口就说，我们虽然走了很远的路，他见过的大地，大概比我们一行任何人都多。「我走遍了全世界，」他说，「我北边见过蒙古，西边见过西藏；我在香港和上海见过大海。这些地方都靠近世界的边缘了。往哪个方向都走不了多远了。」

然而，中国兵士虽然头脑简单，却有许多长处。他有耐心，身强力壮，能吃大苦。他一天几碗饭就能活，从不抱怨。和他的同胞一样，他总是镇定自若，想必不会轻易临危而逃。诚然，他怕鬼怕得要命，也怕祖宗的魂灵，但这只应当促使他忠实地尽其职守，以免招致他们的怒气。从我在山西所见的兵士来看，我深信，倘若能劝他们戒掉鸦片，再给他们适当的武装和训练，他们会像他们的祖先在成吉思汗时代那样善战。中国人自己似乎也认识到他们军队的弱点，而且比对他们制度中的其他毛病认识得清楚得多。在我看来，内地百姓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新政，是那些与军事有关的。

自从在对日战争中惨败以来，军制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这些改革虽然推进缓慢，却十分彻底，目标不下于对帝国庞大的军队进行全面改组。十八行省中的满洲人，几百年来一直作为后备的旗兵由朝廷供养，如今必须熟练使用步枪，而不再是弩和大刀，才能领到钱粮。根据一系列上谕，近两年来每个省城都设立了一所武备学堂。学生由巡抚委派入学，颇像某些西点军校的学员由总统委派一样。他们学习欧洲的战术和现代火器的使用，以备日后充当军官。至少，设立这些学堂的初衷是如此。离开沿海，这个计划尚未实现，因为很难找到受过外国教育的教官。在旧制之下，内地各省的兵士都归驻地所在县份的知县管辖。他们听知县调遣，由知县负责他们的操练和兵器知识。知县纯粹是文官，通常对军事几乎一窍不通，因而听任手下兵士的军纪日益松弛。如今文武两途已经分开，凡有兵士驻扎的县份，都委派一名军官作为武官统辖。武官全权掌管与军队有关的一切事务，与知县品级相同，而知县如今已不再管辖本县的兵士了。

山西的一个特色，是关于巡夜人的一种别出心裁的理论。在那个省里，巡夜人的目的并不是把盗贼和歹徒挡在外面，好让他所保护的人安心歇息，无虞危险。恰恰相反，巡夜人时时用心的，是不让他所照看的人睡得太沉，好让他能迅速起身，同任何突然闯入的人搏斗。为此，巡夜人带着一截中空的竹筒，每隔半个钟头就在窗下用一根短棍敲打它。这番描述也许传达不出这件器具有多么可怕，可是骑了一天马之后，从酣睡中被它惊醒，那恐怖便开始领略到了。一个格外热心尽责的巡夜人，还不满足于按时敲打。他会一直敲着他的竹筒，直到他所守护的人叫出声来，表明已被成功地叫醒为止。我住过的公馆里，只有一部分配有巡夜人。倘若每座公馆都有，我在山西就根本不可能睡觉了。

我在太原买了一匹小马。结果证明，它是我在中国任何地方骑过的最好的马。可是连续赶了八天路之后，它累垮了，到了平阳以南五十英里的侯马，它已经走不动了。它只是劳累过度，需要歇三四天，可我没法让它歇。我护卫的兵士们都议论着它无精打采的样子，个个都惋惜这样一匹好马竟再也不能用了。我们到了公馆，兵士们去向当地的武官报到，那匹小马则在马槽前躺下睡着了。武官穿过院子来看我时，它还躺在那里。他来拜访，我有些吃惊，因为我同他并无公事，而且到那时为止，所有纯属友谊性质的拜访都是文官来的。我的客人先叩了一个头，然后问我，侯马有没有什么人能做点什么，让我更舒适、更快活。

我答道，承他美意，我想请他帮一个忙。「我的文书上，」我说，「写明可以调用四匹官马。到目前为止我只用了一匹，可现在我自己的马累垮了，我得再要一匹。」他听了这话，脸色大为开朗，立刻问我要不要他的小马。「你要什么价？」我问。他说他无意出卖，恳请我把他的小马当作礼物收下。他越说越热情，表示对我无限敬仰；他把头往地上磕，双手按在肚子上。我竭力想劝他收下马钱，可他坚决不肯，我终于接受了。我用最漂亮的言辞谢了他，还把我最后一把雪茄送给他，他说他要终生保存，作为对我的纪念。我想他很可能会遵守这个诺言，因为我敢肯定他从来没见过雪茄。武官起身告辞时，问我是不是打算把我的小马留在侯马。我说是的，他立刻说：「那我现在就把鞍子换过来；我把我的小马留在这里，把你的带走。」他就这样做了，他和我那匹垂头丧气的小马一起消失了。

我吃惊地发现，王并不像我这样对武官心怀感激；我们的谈话是由他传译的。他对整桩交易显得忧心忡忡，说道：「这是一件怪事。他对您客气得太快了，先生。」第二天早上启程前，我去察看我那匹新得的礼物马，这才明白武官为何那样慷慨。这匹小马四个膝盖全都劳损变形了。隔着院子就数得清它的肋骨，全身的骨节像挂帽子的钩子一样凸出来。昨晚来访的那位客人，从我的兵士那里得知我那匹马的情形，便用这个法子趁黑换了马，他得到了山西最好的马之一，留给我的是一只会动的骨头口袋。我但愿大卫·哈鲁姆能会一会这位武官，然后骑上我的新马，踢了一整天、催了一整天，总算把它弄到了我们的下一站闻喜。到后一刻钟，什长上来说有话要对我讲。「他说他有坏消息，」王翻译道，「可是它在他心上，他一定要说。」

我回答说，最坏的消息我也已经准备好听了，叫他说下去。

「他认为您的马有病。他相信它很快就要死了。他说它不中用了。」

「我完全相信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对的，」我对什长说，然后走进院子去看那匹马。那是我在山西见到的最凄惨的东西。它低垂着头，嗅着地上的尘土。两条前腿的膝盖半弯着，仿佛累得站不住，又厌烦得不想躺下。

有一阵子，我们都默默地打量着它；然后王说：「也许办差的能把它卖掉。蹄子和皮是好的，穷人可以吃它的肉。」

我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吩咐办差的设法把这件垂死的礼物卖掉。他卖成了。扣除他的佣钱，我实得四两银子，合两块八毛美元。王称着那几块银子，十分认真地说：「那位武官还只是个年轻人，先生。」

「是的，」我附和道。

「他这么年轻，却这么聪明，将来总有一天会当上将军的，」王又说。

此后一直到西安，我都骑着文书上准予调用的官马。我们经过的各县知县都极其乐意地提供马匹，除了给马夫一点赏钱，从来不让我为马匹付一文钱。所以，说到底，在马匹这件事上我没有理由抱怨；我衷心希望王的预言能够应验，希望那位武官有朝一日能统率成千上万穿黄紫军服的兵士。不过，倘若我能知道，在他得意的时刻，他骑着去作头一次检阅的，是一匹粗脖子的红色小马，它的鬃毛和尾巴从来没有梳过，只有往它左胯高处踢上一脚，它才肯走对侧步，那将使我大为快慰。

到了闻喜，我们离开了肥沃的河谷，横穿一片干燥起伏的黏土平原。厚厚的白色尘土和干裂的田地表明，我们正在走近饥荒之地。玉米和谷子只有这个时节应有高度的四分之一，连罂粟也显得枯萎病恹。在好几个村子里，我们从横挂在路上的黄色幡条下走过，幡条上写着向神灵祈雨的祷词。造成陕西可怕饥荒的旱灾，在山西南部也持续得同样久；但陕西在挨饿的时候，山西却能从始终肥沃的汾河河谷得到粮食。

离开闻喜后的第四天下午，我们骑马走在一条陷下去的路上，两岸高得把我们完全围住，看不见四周的田野。路突然向右急转，沿着一道陡坡下去。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黄河的沙滩上。隔着一英里宽、缓缓流动的浑浊河水，对岸黑色的山崖从水边陡然耸起，阴沉沉的，崖顶上是潼关的城墙和雉堞。潼关，几百年来一直扼守着通往西安之路的潼关，成吉思汗始终未能攻破的潼关；它依然在那里，古老、灰暗、坚不可摧，俯视着中国这条最初的河流。什长指着它说：「那就是陕西。」

九潼关与中国最初的河

成吉思汗初次用兵征服中国时，派一员名叫三木合拔都的大将，率一万人去攻取河南的开封，开封当时是帝国的都城。在山西经过几场苦战，大军到了黄河边。从北岸的某个地方，大概离我们从那条陷下去的路上钻出来的那片沙滩很近，这些剽悍的蒙古人望见了潼关。他们所属的民族是当时的世界征服者，可他们明白，自己过不了对岸高处的那座城。直取开封的计划只好放弃，三木合拔都绕了一个大圈子，穿过陕南的群山。他的人马被一路的艰难弄得筋疲力尽，还没到都城，就轻易地被打败，被赶回了黄河以北。

今天见过潼关的人，没有谁会奇怪成吉思汗的兵士为何放弃了攻取它的念头。这座城虽在陕西境内，却紧挨着河南和山西的边界，是三省的锁钥。通向这座巨大石城的唯一通道，是一条从水边沿山坡盘旋而上的大路；路的一侧有石墙护卫，另一侧有一连串的石堡。潼关的商业区在石城下面，在山的陕西一侧。我们渡黄河所乘的渡船，是一条一头竖着桅杆的大平底船。那面拍打着桅杆的旧帆收卷着，看不出有什么用过的痕迹；推动它的力量全靠船夫们的篙和桨。一看见这条渡船，我就纳闷我们的全部行李怎么才能拖上船去。我们站着的沙滩上没有码头，也没有上下船的地方，要把大车推过那片渗着水的沙地，看来几乎是办不到的事。船夫们从船舷到岸边搭上木板，把小马沿着木板牵上船。接着又把木板铺开，对准车轮；一个船夫钻进车辕中间，其余的人，兵士、车夫和马夫，用肩膀顶住大车后部，一片震天的吆喝推搡之声，总算把大车推上了船。我们一行人上了船，留给其他乘客的地方便少得可怜，有好几个人不得不到小马的腿缝里去找安身之处。过了三刻钟，我们的大车、小马和我们自己都在陕西岸上卸了下来，被领着穿过城里的大街，到了我们的公馆。

在这里，我看见一个小个子在等我，他脸上油光发亮，笑容满面，一双小眼睛锐利有神。他自称是陕西巡抚的委员，并出示了巡抚大人的名帖。后来我才知道，委员是一种小官，由一省巡抚或北京的朝官派去办理某项专差。来接我的这位委员所领的差事，是代表官府欢迎我来到陕西，并亲自护送我到西安。我把庆亲王的名片递给他时，他小心翼翼地摸着它，仿佛生怕碰坏了这样一件珍贵的文书。他把名片放在面前的桌上，默默地端详了好几分钟。然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告诉我他对我无比敬重。他双手按着肚子，对着孔夫子发誓，他要以性命保护我。他表示仰慕的言辞那样热烈，我开始担心他的欢迎也许又是另一场换马交易的开场白；可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委员替我料理行程的四天里，我发现他是个和善、无害的人，他生活中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让我在陕西过得像一个蛮夷所能过得那样快活。

潼关最时兴的是四个轮子的大车。这种车没有车轴，车轮在从车厢四角垂下的铁架里转动。对四轮车的偏爱，是从河南传到潼关来的，在河南很少见到两轮车。我在潼关见到的大车，是一个实物教训，说明在描述任何中国事物时，一概而论是错误的。帝国各地的风俗和做法差异如此之大，关于它们的一句笼统论断，局限在某一个省里也许是对的，用到相邻的省份就可能不准确了。一位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曾告诉我，中国人的头脑想不到车子可以有两个以上的轮子。我发现在我们经过的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唯独潼关例外，可这个例外如此鲜明，足以推翻那条规律。

潼关靠近黄河与渭河的交汇之处，渭河发源于甘肃，离西藏边界不远。从潼关到西安的大路，横穿一片平原，平原北起渭河，南至陕西群山的山麓。有五十多英里，大路两旁都栽着一行行柳树。栽下这些柳树，是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三年回民起事期间的一段插曲。

黄河流域的人们远离我们所说的「世界」，以致即便是一些关于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大部头史书，对这场战争也只是一笔带过；然而这场战争蹂躏了三个省份，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使陕西陷入无助与荒凉。由于邻近西方的回教诸国，陕西居民中穆罕默德的信徒，大概比十八行省中任何一省都多。他们的衣着语言虽与四周的百姓相同，却也未能免于这一信仰的信徒在各地向来显示出的那种宗教狂热。趁着太平天国之乱后帝国的混乱局面，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而反抗中国政府。他们表面上的目的，是要把一个穆罕默德的信徒扶上龙椅。他们在渭河以南始终没有多大作为，但在渭河以北，一座又一座城镇落入他们手中，男女老幼都死于刀下。他们造成的荒凉如此之甚，以致叛乱最终被平定之后，陕西剩下的男丁已经不够耕种田地了。朝廷只好从别的省份迁来移民，以充实战争留下的这片荒漠。

回民起事带来的奇特后果之一，是使许多人在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你信真主还是信偶像？」这是起事者对俘虏提出的问题。若回答说拜偶像，立刻就被处死；可是宣称信真主，通常也只不过是暂缓同样的命运，因为下一队经过那里的官军，准会把所有背弃孔教或佛教的人统统杀掉。进退两难之际，成百上千个可怜的男女便宣称信奉基督徒的上帝；回民并不否认这位上帝，而官府当时也没有迫害信奉他的人。经过八年最为血腥的战争，官军统帅左宫保终于平定了叛乱。左宫保在征战中常常苦于缺粮缺饷，因为国库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有整整一年，他让兵士们变成农夫，就这样备足了军粮，使他得以把仗继续打下去。有一回，他的兵士们闹着要补发欠饷，他就用繁重的劳作让他们忘掉怨气：他让全军忙着栽柳树，这些柳树如今就荫蔽着从潼关到西安那条尘土飞扬的白色大路。

潼关以西五十英里，在华山脚下，是华阴的庙宇。中国有五座圣山，华山是其中之一。其余四座是山东的泰山、湖南的衡山、山西的恒山和河南的嵩山。崇拜这些山，是中国上古一神信仰以一种衰退了的形式留下的遗存。在他们历史上那些朦胧神话所遮掩的一个时代，黎民百姓的宗教与希伯来先祖的宗教不无相似。那时他们崇拜上帝，即天上的至高主宰，那是一位看不见的神，不用偶像来代表，也从不显现在岩石或树木之中。君王们每年一次，在后来成为圣山的五座山中的一座上向他献祭。为什么要从帝国所有的山中选出这五座，这个问题不易断定。五座山中有三座离西安比较近。几百年间，祭祀上帝成了皇帝独享的特权，理由是只有他才配向至高者进言；不过，要恢复普天之下人人都可祭祀上帝的那种回潮，也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例如，公元六二五年，唐朝皇帝高祖厌恶佛教僧侣的腐败，颁下一道谕旨，准许他的臣民为天帝设立祭坛〔注一〕。

中国的皇帝至今仍每年祭祀上帝一次，但已不再在山顶上。本朝用北京城南的「天坛」来行此礼。百姓既然不再被准许崇拜唯一至高的神，便转而崇拜那五座曾经「敬拜天父」的圣山，作为替代。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帝国各地的香客去朝拜它们。为了筹措路费，各省组织起合伙的香会，由邻近几个村子的男人结成一个专门的朝山团，朝山的费用从共同的香资里开支。许多较大的城市里，也有供奉五岳的庙宇。对圣山的崇拜，完全在三大宗教体系之外，超乎其上。在沿着山道疲惫地攀登的漫长香客队伍中，儒生、佛教徒和道教徒各占一份。山脚和山顶上那些香客留下成串铜钱作供奉的庙宇，与散布在帝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别的礼拜场所并无实质的不同。里面只有神像和牌位，它们特别的好处，在于靠近那云雾缭绕的峰顶。要一个中国人令人满意地解释，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走上几百英里到山顶上去礼拜，是很难的。关于这个问题，他所肯承认的，大致不过是「山是一样好东西」，而说到底，这个回答离真相也不算太远。在中国以外，很少听人说起圣山。传到我们那里的有关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描述中，提到它们的次数，远不及提到「偶像崇拜者」和「义和拳」那样频繁。圣山的山顶，是那布满偶像与悲苦的尘土平原，同那永恒者所居的天空之间的媒介。中国人在灵魂的摸索之中，是向上摸索的。

华阴现在的庙宇，或者说围墙内的那一组庙宇，据说是约两百五十年前康熙皇帝建造的。它们的布局奇特地糅合了儒佛两种信仰。庙院的前部是一座无声的动物园。一排排装着粗栅栏的砖笼里，是石雕的动物。它们都与真的一般大小，雕得极好。其中有象、虎和猴子，雕刻它们的人想必是从离陕西很远的地方找来的模样，因为陕西并没有这些动物。这些石兽代表佛教的轮回观念。它们被当作神圣的东西来崇拜，据认为隐隐约约是有生命的。笼子前面装着木栅，就是为了防止它们逃出来，从崇拜者那里跑掉。给我当向导的和尚解释说，每个祈求者挑选一只动物，向它祷告。若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应验，他就拿同样的祷告去试另一尊石像，希望它那颗石头心肠不像头一尊那样硬。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石兽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它们恰好立在一座孔庙的正前方，而那座孔庙里唯一神圣的东西，是它所供奉的那位圣人的牌位。香客们在石狗石马面前匍匐礼拜之后，便转向这座供奉着世上最伟大的无神论者的祠堂。一条石路通到院子后部，那里有一座四层高的佛殿，里面满是神像。这座佛殿和中国许多较大的建筑一样，在构造上显示出对某些原理的认识，正是这些原理使美国得以建造二十层的大楼。佛殿的屋顶和楼板架在横梁上，横梁连着竖立的木柱，柱脚埋在嵌入地下的灰浆墩子里。在陕西，和在纽约一样，墙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像这座佛殿这样的建筑，总是先把骨架差不多全部完成，然后才开始砌墙把它围起来。

两座庙之间有一个池子，是放生鱼的地方。放生动物这种做法，在实际效果上很像世界西边的保护动物协会。基于任何畜类都可能是某个前世之人灵魂的栖身之所这一理论，瘸腿的和生病的动物都由僧人照料；有些较大的寺庙还专门设有照料病猫病狗的地方。放生任何一种动物，都被认为是至高的善行。为了求得好运，虔诚的中国人有时会买一条活鱼，请和尚替他放生。做法是把鱼放进庙旁专作此用的池子里。华阴庙里僧人的主要收入之一，是出售院内各处石碑碑文的拓片。香客们买了去，挂在家里的墙上，用来驱邪。

我们在瓢泼大雨中离开华阴，这是我一路上第一次遇到下雨。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里，我得以见识陕西的天空在极难得的开闸之时能下成什么样子。暴雨开始不到半个钟头，我们一行人就浑身湿透，无精打采。一个钟头前还尘土飞扬的大路，变成了一片泥沼，大车陷到轮毂，在泥里挣扎前行，小马低着头，在泥里滑来滑去，跌跌撞撞。一道道细流顺着兵士们号褂的后背往下淌，红色和紫色洇在一起，看上去像是波纹绸做的；雨水浸透了一切，辫子散乱了，头巾也软塌塌的了。我们原定当天走到华州，可路况使我们天黑前赶不到那里。我们只好在离华州约十英里的敷水村一家破烂的小客店里过夜。我房里那扇唯一的窗户，窗纸上满是破洞，雨水从洞里哗哗地灌进来。我叫店主来看，他答应把窗户修好。不一会儿，一个脏兮兮的小孩端着一碟面糊，从挤在院子中央、浑身滴水的骡马堆里钻了出来。他开始把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碎纸片糊在窗纸的破洞上，把它糊得活像一床新英格兰的百衲被。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整张破窗纸撕下来，换一张新的，他答道：「我的工钱是按天算的，可纸要两个铜钱。」王把这句警语翻译给我听的时候，用马鞭的柄戳穿窗纸，把它扯了下来。那孩子嘟囔着这笔被迫的破费，慢吞吞地走开了；王说：「陕西人跟北京人不一样。」

（原注一：见麦高温《中国史》，第二百九十页。）

十陕西：古老的民族

最初的中国人从哪里来，是一个有趣的、朦朦胧胧的小谜题，许多史家和人种学家对它有过种种揣测与争论，却谁也没有解开。然而，不论他们的出发点在哪里，人们最早听说中国人，是在陕西的河谷里；黄河从蒙古蜿蜒而下，穿过这些河谷，直到与渭河相汇。正是从黄河里，那条原初的龙给伏羲送来了刻着「八卦」符号的图卷，中国的文字和哲学体系便由此发展而来。伏羲属于传说时代。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一切法度与政事都从他开始。他出生在离西安十英里的地方，据说他于公元前二八五二年开始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君主在位，比《圣经》所记挪亚去世的年份早四十七年〔注一〕。伏羲臣民的直系后裔，今天就住在渭河以南。内战和外族入侵，已使陕北原来的种族有所改变，部分地湮没了；但在渭河与汉水之间的地方，他们从未被取代。陕南那些古老血统的人，构成了中国又一种与众不同的类型。他们的皮肤是黄的，却从不发灰。日晒往往使陕西人的面色变红。这一点，再加上他们高高的颧骨和端直的五官，使许多乡村居民看上去像北美的印第安人。

比我所遇到的任何别的中国人都更甚，陕西人富于哲思，深沉好思；在所有中国人性格里都很显著的那种务实精神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好学之心和一种细腻的公正感，那是我在帝国别处都没有见过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传承，并以之为荣。他们喜欢讲伏羲时代的事，仿佛那是昨天刚发生的。说起本国的历史，他们很少提到近一千五百年来发生的事。在他们看来，蒙古征服者是现代人，他们对之没有多大兴趣。陕西省的居民属于世家旧族。他们只是偶尔才称自己为「中国人」。他们更常以「汉家子孙」这个称呼作为自己的特权，借以纪念陕西的鼎盛时代，即公元前两百年、汉朝初建、定都西安的时候。汉家子孙颇爱对帝国其他「较新」地方的居民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北京人也许穿得更好，也许属于朝中的时髦人物，可他们做中国人不过一千年，他们缺乏教养，他们新得无可救药。

对于上海和汉口那些靠同外国人做买卖发了财的中国人，陕西人那份客客气气的居高临下，丝毫不亚于波士顿比肯街对蒙大拿百万富翁的态度。北京因为是京城、是朝廷所在，城里人说的方言，比帝国任何别的土话都更接近官话。北京人夸口说，在他们城里，「连叫花子都会说官话」。可是在伏羲的故乡，北京话不大受青睐。它土气，而且很不体面。对官员说话时可以用，绅士之间交谈却不用。「我们说的是纯正的中国话，」西安一位老学者对我解释说，「我们不像鞑靼人那样发音。」

即使以我这双外行的耳朵，出了潼关以后，也听得出方言的不同。那种送气的「斯」音，仿佛掉进了黄河里；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顽固的「齐」音，在每一句话里都占着显著的位置。陕西的省城不再叫「西安」，而叫「期安」，重音沉沉地落在后一个字上。在中国最古老的省份里，汉家子孙对外国人怀有强烈的反感，这本是意料中事。然而，尽管他们有种种成见、那样排外，却很少有别的一些省份里那种狂热和残忍。外国人是蛮夷，还有几分傻气。永远不该让他忘记自己是劣等人，他说的做的一切，都只配受明理之人的鄙夷与轻蔑。可是，说到底，何必把他看得那么重，把他当作敌人呢？迫害他，只是抬举了他。他虽可憎，却是无害的。让那条狗对着月亮叫去吧。自伏羲以来，陕西见过许多蛮族来了又去，它们最终都消失在中华文明的大海里了。只要给这些穿短衣的现代蛮夷足够的时间，他们也会落得同样的命运。

从我所见的陕西人的性格来看，我相信正是这种心理占了上风，才使陕西免于邻近各省在义和拳起事时出现的那种流血和杀戮。风暴爆发时，端方是陕西巡抚。他是满洲人，与朝中排外派那位嗜血的首领端郡王沾亲。端方和其他巡抚一样，接到了剿灭省内一切外国人的上谕。北京同情义和拳的人警告他，他若抗旨，就要以脑袋抵罪。可是与此相对的，是他所治理的这些守旧恋古的百姓中最优秀的人物的劝告。他们提醒他，杀害外国传教士就是杀人，而他身为儒者，若犯下这样的罪行，陕西将蒙上一个洗不掉的污点。他们的劝告占了上风，端方以卓越的道德勇气，决心救下传教士们的性命，哪怕危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他把传教士们召集到西安，派大队武装护送，分批把他们送出省境，送到去汉口路上的一个安全地方。由于被迫离开得太突然，有些传教士没有路费。端方用自己的钱给他们置备。他现在是湖北巡抚，在华的外国人都把他看作英雄，看作当今在世的最高尚的满洲人。他无疑是这样的人；然而，倘若没有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百姓在道义上的支持，他是否敢违抗满洲朝廷的命令，却是很可怀疑的。要知道，这片土地鼎盛之时，满洲人还只是北方荒野里的一个部落。

一个陕西村庄很少超过两百口人，照中国人的算法，也就是四十户人家。整个村子里唯一有点权力的人是「乡约」，由本县知县委派。乡约不带任何职权的标志，只不过是个农夫，和别的村民一样。他之所以被委派，通常是因为他受乡邻爱戴，乡邻们向知县禀报了他格外聪明、有德行。我一向以为，在中国政府的绝对专制之下，臣民几乎没有什么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可我发现在陕西，情形恰恰相反。没有一个村子里有巡警这种东西。在极少的需要拿人的场合，由乡约禀报知县，知县派一个衙役来办。村民们很少给人惹麻烦，因此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没有人去管。

他们议论时事，谈论政治，闲扯彼此的家长里短，同美国的风气不相上下。在陕西，茶馆代替了美国的酒馆或乡间杂货铺，成为聚会和消磨时光的地方。一杯茶有时要十个铜钱，还不到一美分，这个过高的价钱使茶成了一种奢侈品；可是两个铜钱一杯的开水，却是几乎人人喝得起的大众饮料。就着一杯杯开水，激进的和守旧的政见、慈禧太后的功过、「蛮夷」的所作所为，都随意地议论着，间或还引几句《论语》，谈谈庄稼的收成。只要一个人不公开声言要造反，他在陕西想信什么、说什么都可以，不必比在纽约更害怕官府干涉。事实上，我发现每当有人想让我觉得他学问才能过人，他总要评论一番国家大事。陕西村民也并不像我们往往以为的那样，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上谕由知县公布，其中的消息经乡约一层层渗到村民中间。我遇到的办差的，早上见面时不告诉我当天的新闻、不对它发表一番见解的，实在是例外。我正是从陕西一座小城公馆里的办差的那里，得知李鸿章去世的消息的。「他是个聪明人，」告诉我消息的人说，「他从中国身上捞了很多钱，可是同样聪明的人还有的是。」

陕西完全没有我们所谓的「贫穷」那种状况。不过相对而言，同美国工钱最低的短工的收入相比，陕西所有的村民都必须算是穷人。在陕西，一天的活能挣相当于二十美分，已是很好的工钱，而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远用不了这么多。一整个村子里，也许没有一座房子不是泥土砌的；可是既然每户人家都有这样一座房子，村里又没有人住得比这更好，也就不会有那种「向往更高更好之物」的烦恼。陕西的路边有一些职业乞丐，他们大多是鸦片的牺牲品；可是，除了饥荒或水灾那样的普遍灾难所致之外，「失业」的人极少。陕西的农庄很少超过三四英亩，却常常世世代代归一家所有。似乎谁也不想要更多的土地，也没有人为了转手倒卖而囤积土地。每家人耕种自己的一块地，从中收获足够自家吃用的粮食。父亲老了或病了干不动活，儿子们接着在同一块地里播种收割，他们的孩子又步他们的后尘。

只有几个较大的村子才有铺子，不论是哪一类的。村民们用的东西，几乎全是自己做的。照料棉花是妇女们的专责。她们摘下籽棉，纺成线，织布染布，给全家人做衣裳。有些研究社会学的西方作者，把中国的土地与农业制度描述为乌托邦式的。从我在陕西所见的这套制度的实例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固然有一些长处，却也有明显的短处，这些短处促成了这个国家眼下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它使帝国庞大的农业人口得以生存繁衍。它把竞争限制到如此地步，以致几乎不可能有谁比同伴富得多。它给每个人一块地方，让他靠自己的劳动只生产足够自己所需的东西，从而既防止了游手好闲，也防止了生产过剩。

其结果是，汉家子孙人人辛勤劳作，心满意足，却没有多少雄心，而且害怕变化。这套制度对于一个或许有意「在同伴们熟睡的夜里向上攀登」的人毫无激励，虽然那些宁愿睡在床上的「同伴」也不会嫉妒他。这套制度只为农业作了安排，因而妨碍了兴办别的实业，而没有这些实业，中国的巨大资源就永远无法开发。比如说，倘若要在陕南某处兴办一座大工厂，就得征用一些小农庄作厂址。这些地的主人在工厂里找不到活干，因为他们除了种地别的什么行当也不会。他们因此会失去谋生之路，他们所在村社的全部经济状况都会被打乱。

汉家子孙很脏，他们的家人和家也很脏。说他们从不洗澡，几乎不算夸张。为了让衣服耐穿，妇女们隔很久才把一家人的衣服泡在流水里，然后用棍子捶打。作为一种疗法，中国医生有时会给病人开一个洗澡的方子。这是我在陕南所能发现的仅有的两种洗涤办法。对外用清水的偏见，仅次于对外国人的反感。肥皂无人知晓，看来许多年内也别指望它会传进来。陕西的男孩子从不「下河游泳」。不管他们住得离河多近，从来不下水。船夫和渡工在船搁浅时，有时不得不下河蹚水推船，可他们总是小心地避免没入水中。然而，反对外用清水，并不减少水作为饮料的受欢迎程度。陕西各地都用一种野生的谷物酿造生烧酒，用洋泾浜英语说，叫做「三烧」。酿酒不纳税，到处都能花很少的钱买到。除了三烧，较大的城镇里还卖一种米酿的甜酒。可是汉家子孙喝酒极有节制。醉酒几乎闻所未闻。在陕西住了多年的传教士告诉我，他们从未听说过有人饮酒过度。

陕西人的节制更值得称道，因为好的饮用水极难得到。也许是几百年来土地不断施肥的缘故，井水浑浊而带咸味。谁也不认为刚从地下打上来的水能喝。它必须先烧开。为此，几乎家家门前的院子里都常年烧着一炉炭火，上面坐着一壶水，从不让它凉下来，而总是趁热喝，刚从壶里倒出来就喝。我喝惯了滚烫的开水之后，觉得它和我在世界另一边尝过的任何冰水一样解渴。然而，陕西虽然没有酒瘾之害，鸦片之祸却远远取而代之。在路边乞讨的，在房檐阴影下睡觉的，在茶馆的长凳上无精打采闲坐的，都是这大地上的疫病的牺牲品。他们总是以面色蜡黄、衣衫褴褛而与众不同。

在我看来，陕西的孩子总是那样可爱。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那种普遍的爱，是这个古老民族性格中最美好的品质。陕西人似乎就是为孩子而活着。在许多年复一年在古老田地里播种收割的单调生活里，孩子是唯一的光亮与欢乐。夏天傍晚日落时分，骑马走进随便哪个陕西村子，你都会看见一对父母坐在他们的泥屋前，四五个小男孩小女孩围在身边，玩耍嬉闹，大家都一起欢笑，快快活活。陕西人把孩子看作自己的伴侣，喜欢随时带着他。遇到一个去赶集的农夫，发现他的一只筐里坐着他五岁的孩子，孩子的分量正好和他肩上扁担另一头挑着的农产品平衡，这绝不是什么稀罕事。陕西的孩子很少受罚或受管教，而据我所见，他们也很少需要这样。从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把父母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长大一些，他们似乎真心乐于「孝敬父母」，其程度决非规定孝道为义务的律法所能解释。我相信，孝道在中国的法律与宗教中之所以地位显要，是建立在子女与父母之间天然的、相互的爱与敬之上的，这正是他们「异教」文明所特有的光荣。

同基督教城市里某些在血汗工厂做工、住在廉价公寓里的孩子不同，陕西的孩子强壮健康。他们面色红润，眼睛明亮。他们欢笑，享有生活的快乐，这是孩子应有的权利。他们对陌生人有一种单纯信赖的态度。在童年的平等世界里，他们还没有染上年纪大了才有的那种对外国人的猜疑。西方来的旅人在茶馆里歇脚时，他们偎到他身边，对他叽叽喳喳地说话，至少看上去对他听不懂他们的话大为失望。他们天真自然，从不胆怯，也没有被「宠坏」，虽然他们确实算不上「有家教」。陕西的孩子脖子上用绳子挂着一把锁，据认为能把他的魂牢牢锁在身体里，不让恶鬼偷走。孩子很为他的锁得意，一跟你认识，总要把它举起来让你欣赏。孩子的名字虽然总是从《百家姓》里取的，父母却很少用它来叫他。他们更常用某种低等动物的名字来叫他，比如「蛤蟆」或「猪」。这也是为了哄骗恶鬼，恶鬼在搜寻孩子的魂时，被叫做「蛤蟆」的孩子不会像被叫真名的孩子那样容易引起它们的注意。陕西男孩差不多刚会走路，头顶就被剃光，只留一小撮头发，作为日后编辫子的根基。

女孩子在大约八岁以前，可以和男孩子一起玩耍，过得和她的兄弟们一样快活。到了那个年纪，可怕的缠足便开始了，要五六年的工夫，才能使她的脚终身变形，无可挽回。等到这件事完成，她就被看作一个女人，不许出家门了。在北京和其他满洲影响占优势的城市里，人们略有放弃缠足之残酷的倾向，但在陕西，这个习俗是普遍的。一个女人若不缠足，不把脚弄得变形，几乎就是一种耻辱，可能使她嫁不出去，而且必定使她被看作「古怪」，以致在她所住的村子里成为人们厌恶和嘲笑的对象。但愿这个在中国一切习俗中最野蛮的习俗，有朝一日能被法律废除；可是在废除之前，不能公正地指责中国的母亲们这样折磨女儿是残忍的。倘若哪个陕西母亲不让女儿受小脚之苦，她就是在判女儿过一辈子屈辱与悲伤的生活，甚至可能是耻辱的生活。

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所学堂，十二岁以下的男孩都送去上学。一个村子想办学堂时，村民们便在自己中间凑钱，聘请一位先生。在陕西和在我们那里一样，教书是一种职业。一个村子不大会聘请一个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人来教孩子。按中国的标准，初步的教育在陕西几乎是普及的，一个人连一种方言也不会读写，实在是例外。差不多每个十岁的男孩都能背诵《论语》的篇章和历代朝代的名称。女孩不送去上学。在一些较大的城镇里，有少数人请家庭教师给家中的女眷授课；可是在农家，一个女人除了懂得织布、纺线和家务杂活，还受过别的什么教育，是罕见的事。

陕西人生活中的大事，是每年一次在村里的戏台上演的戏。戏台是一座砖砌的台子，上面有顶，由木柱支撑。台后有时有一块固定的布景，上面画着龙和神仙。一个村子要提前几个月约请一个跑江湖的戏班来演出。戏钱由众人凑份子，没有门票，也没有预订的座位。全村的人都可以围在砖台四周看戏，戏通常是历史戏，一连演五六天。每天从上午十点演到下午五点，中午两折之间歇一个钟头。我知道世上很少有什么东西，比陕西的戏更刺耳、更叫西方人的耳朵受不了。台后蹲着一班乐手，拿着铜鼓和铙钹，不规则地敲打碰击，直到喧声震耳欲聋。

为了让人在这片喧闹之上听得见，演员们念台词时不得不用一种尖利的假嗓，叫人听得嗓子都跟着发疼；可是观众看得兴高采烈。他们虽然从不拍手叫好，人群中却不时掠过一阵表示赞许的「啊——」声。一年一度的戏也是村里生活中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那是妇女们唯一可以体面地参加的娱乐，因而也给了陕西的青年一个机会，去见见平时见不到的村中姑娘。戏台四周的空场上，演出着许多小小的眉目传情，这实际上是唯一容许有点像谈情说爱的事发生的地方。中国人的婚姻完全由当事人的父母包办，但在陕西，有时儿子也会告诉父亲，他更想娶他在看戏时遇到的某个姑娘为妻，请父亲去求得她父母的同意。

陕西的丧事，并不伴随着美国丧礼上那种悲伤消沉的气氛。一个汉家子孙死了，全村人守着他的遗体，欢欢喜喜地办一场持续好几天的守灵。为了让死者在阴间有足够的钱过好日子，他的朋友们焚烧一长串一长串的锡箔纸，据认为火焰会把它们变成银两。为了让他有匹马骑，他们烧一匹纸马，据认为纸马立刻就会化为魂灵，找到它的主人。大约到了第三天末，出殡的队伍便向村外的坟地出发。三四个穿白袍的和尚在前面领路，后面是装着死者的沉重木棺。紧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村里所有的男人，他们说说笑笑，看样子十分享受这场丧事带给他们的这次出游。最后，一辆敞篷大车里坐着死者的寡妇和孩子。她们大声号哭，以示悲伤，这哭声往往使人老远就听见出殡的队伍，而人还没有出现。可是在西方人的眼里，妇女们脸上很少流露出看得出的悲痛。她们一边号哭，一边在车里坐得笔直，向朋友们点头微笑。我在华州附近一个村子里见到的一支出殡队伍里，女眷的人数比平常多。年轻一些的轮流停下号哭，停得够久，便从车沿上探出身去，同走在车旁的小伙子们热热闹闹地聊天。中国丧服的颜色大概会令罗斯金先生满意。丧服本色是白的，可是守丧的人并不比别人更常洗衣服，这悲伤的衣裳很快就染上了这片土地泥土的颜色，变成一种暗灰色。在一群穿蓝穿黑的陕西农夫中间，一个守丧的人的白衣有时使他看上去像个幽灵。日落后骑马穿过平原，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寡妇的身影映在昏暗的天幕上，会让人生出一种阴森之感。

陕西的村落间，散居着一些因在帝国别处犯了罪而被判终身流放的人。中国的城市虽有监狱牢房，却很少对罪犯判以长期监禁；而是把他们流放到遥远的省份，服刑若干年。流放之刑，是基于「改过永远不嫌迟」的道理，认为给一个「走了邪路」的人一个在新环境里重新做人的机会，要比强迫那个使他蒙羞的地方在牢里养活他好。按照这种纯属「异教」的、给坏人「再一次机会」的观念，每年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判流放。陕西离中国人口较稠密的地方那样遥远，便成了南方和东方的官员最常流放罪犯的省份。流放的判决总要指明犯人必须居住的县份。他由官府派人押送到那里，交给知县看管；在刑期内若企图逃跑，就要被处死，但在那个县的地界之内，他的自由与任何别的百姓并无两样。他可以经商或务农，在各方面都受到鼓励，去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若过了两三年，他的行为得到知县的认可，便准许他把妻儿接来团聚。不过，流放之刑只判给偷盗或诈骗之类的罪行。杀人或谋反，一律处死。有一天，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我看见一个年轻人靠在墙上。他手脚都戴着镣铐，神情却极为快活，正同围在他身边的一群车夫兴高采烈地聊着天。我凑到他们中间，过了一会儿，通过王问他犯了什么罪。「我杀了一个人，」他笑着回答。

「那你现在是在流放的路上吗？」

「哦，不是。知县要砍我的头。你能给我两个铜钱，让我喝一杯开水吗？」

（原注一：据理雅各教授之说，伏羲即位之年为公元前三三二二年。）

十一官员及其行事之道

在陕西人的生活里，高于一切、凌驾一切的，是官员。对内地百姓来说，政府、法律与权力，并不是北京的皇帝，而是本省的大小官员。陕西官场运转的门道，与全国各地并无根本上的不同；不过我既然写的是陕西百姓的生活，便把自己对官员及其行事之道的观察，一并写进这篇讲述该省若干制度与风俗的短文里。中国的政府，是一级套一级的个人责任。无论托付给一个人的权柄有多大，他总要为自己奉命办事、主持衙署的结果，向上面的一位官员负责；而那位官员又要向离御座更近一级的人交代。在中国内地，政府的职能不像我们那样分作行政、立法、司法三部，而是统统集于一人之身。此人至高无上，他那一方地面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由他担待。中国的政府，不妨说是一架个人责任的梯子，从帝国最卑微的村落，一直架到北京的龙椅跟前。

梯子上的一级级横档，便是官员。一县的知县，要对县内所有的村子负责。若干个知县归一位知州节制；知州又听命于厅里的同知；同知对知府负责，而知府在这阶梯上的位置，仅比一省的巡抚低一级。这套制度有一个特别之处：皇帝虽然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大权，却极少直接施加于臣民。一道关系到某个人的谕旨，先下达给此人所在省份的巡抚；巡抚经由知府把命令一路往下传，最后到了知县手里，由知县执行。然而官员所负的责任只管结果，不问手段。一个官员用什么法子去执行命令，怎样审案断狱，平日如何当差，旁人一概不管，全是他自己的事。一个官员若是收不齐派给本县的税额，便要丢官，或许还要受重罚；可他若是用酷刑拷打穷苦的农夫，把钱硬榨出来，却没有谁会出来干涉。在自己的地面上，每个官员都是至高无上、独断专行的。律例和成案固然是有的，但只给他的施政定下一个大致的方向。辖区之内出了什么问题，怎样了结，全凭他自己裁夺。只要还在任上，他可以砍人的头，可以把人关进牢里，差不多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一省的巡抚，实际上就是一省之王。皇帝一句话，就能罢他的官；不经审判，就能要他的命；他随时可能接到御赐的「白练」，命他自尽，而身为官员、身为一个讲体面的人，他必须遵命。可是只要他活着、当着巡抚，全省几百万居民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权威有片刻的质疑。层层往下，每一级政府都指望下一级能把本地出现的一切难题自行料理妥当。一个省份遭外敌入侵，募兵御敌是巡抚分内的事。战事只要局限在那一个省里，省外便没有什么人关心胜负如何；正因如此，帝国三分之一的地方可以烽火连天，其余三分之二却照常过日子，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个巡抚若平定不了本省的叛乱，不管实际上是不是他的过错，都要终身蒙羞，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丢了脸」；他的不走运，甚至可能要用性命来抵。

凡有凶杀或抢劫的案子，缉拿凶犯、依法惩办，是知县的职责。他要是办不成，几乎一定会被撤职。一个人要当官，先得有功名，按说是经公开考试取得的；可实际上，在眼下官场普遍腐败的风气里，功名常常是花钱买来的。全国的官员，都由北京的一个部来委派，通常凭着某位巡抚或大员的举荐。每个缺位都至少有三四个够格的候补者，所以一个官员治下的事情若办不出他该负责的结果，朝廷撤他的职是毫不迟疑的。反过来，一个低级官员若显出格外的才干、超乎寻常的能耐，也可能被擢升到阶梯上更高的位置。这一切的结果，便是官员们极想维持那种被他的同胞称作「太平」的局面。

陕西人心目中的太平，与美国人的想法大不相同。说那是「停滞」，也许更能道出汉家子孙心中的理想境界。进步或改良，与它是水火不容的。一个官员无论多么清楚地看到现行秩序的弊病，只要动手去改变什么、改良什么，必定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他若把一条路修好，好让大车通行，那些生意受了损害的骡夫，几乎一定会跟车夫打起来，而在他县里闹出乱子，是要他负责的。他若对西学表示兴趣，仇洋的那一派人就可能被激怒，在随后的争吵中，说不定有人会往教堂的窗户里扔一块砖头。他的顶头上司会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个官员就得担下罪责。所以，一个识时务的官员，总是奉行「凡是现存的，都是对的」这条原则。他会留心，让自己的辖区在卸任时和到任时一模一样。他的宗旨永远是：什么都不许越出那几百年来走惯了的车辙。只要始终如一地奉行这一方针，他便会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会称他为「好官」，看着他靠「揩油」发一笔大财，他们反倒挺乐意。

这个常用的洋泾浜英语词，翻译过来就是「偷」。许多人之所以急着要当官，图的并不是官位带来的荣耀，而是它给人发财的机会。一个小州县的官员，只要够精明，能在任上待个十年十二年，下半辈子几乎一定是个富翁。陕西每一座县城里，最有钱的人无一例外是知县；他的财富是从公款里偷来的，这一点他自己不遮掩，旁人也不遮掩。官员从朝廷领的俸禄少得可怜，有时还不够他养家、养一班仆役开销的十分之一。缺的那部分，他从经手的每一笔银钱里抽一份来补足。但他并不以够付衙门开销为限；他还要为自己截留一笔盈余，这在中国叫作「做官的利钱」。每个官员都兼任本县的钱粮总管、估税官和收税官，所以他「揩油」的便利，只以他辖区能榨出多少钱为限。他公然地偷，而朝廷心照不宣地默许。组成朝廷的那些人，本身就是分享「油水」的官员；倘若下面的官员都清清白白地办事，朝廷就得给他们加俸，结果梯子顶上可揩的油水就没那么多了。北京下令征收每年的各省赋税时，巡抚在上头索要的数目之外，替自己再加上一大笔，然后把征收的份额分派给各位知府。知府们各自抽一份丰厚的佣钱，再容许下面的人照样行事。结果，落在穷苦农夫身上的赋税，比本该有的重得多；但也不比往年更重。他一声不吭地交了自己那一份，指望这样就能得个「太平」。「揩油」是整个官员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做官的诱因，给朝廷招来一大批够格的候补者；它也是润滑油，让这整部庞大的机器顺顺当当地转下去。正如一个陕西人有一回向我解释的：「官员要是不揩油，就不成其为官员了。」然而，倘若能把「揩油」从官场里除掉，这套制度就不能说没有它的好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官员制度保障了个人的自由，并且隔在专制君主与百姓之间。

除了在叛乱或动荡的年月，不得不委派身负特殊权力的官员之外，官员是一个县里唯一直接代表朝廷的人。所有属下的吏员，诸如刑名书吏、收税的、狱卒、差役，都只是官员的仆人。他们由他雇用，由他自掏腰包付给工钱。他们住在衙署里或衙署附近，构成他官场上的一家人。他们听他使唤，和他的厨子、轿夫并没有两样。一个属吏的差事无论多么要紧、多么责任重大，人们提到他时，除了「老爷的下人」之外，从不用别的称呼。「下人」之首，是一个兼有宰相和书记两种职责的人。他的薪水很高，是这个家里唯一被官员多少当作平辈看待的人。他有权不先磕头就同主人说话，还可以力劝主人采行他认为于本县百姓有利的措施。这位「首席下人」通常年事已高，孔子和历代注疏他张口就来。凡遇棘手难决的问题都要同他商量，官员的往来书信也归他掌管。

哪怕写一封短笺，要合乎官场体面的种种讲究，也是一件艰巨的工程，一座陕西县城里能胜任的人寥寥无几。每一封信不但必须用官话来写，那是一种日常谈话里从来不用的语言；而且凡是盖着官员名号的文书，其中表达的意思，绝不能显得是写信人自己想出来的。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看上去是在重复几百年前某位大人物的作为，或者是把某位古代圣贤的智慧拿到今天来应用。官员信里的每一段，结尾通常要引一句经典，或者提一件中国历史上的旧事，好叫谁也不会有片刻以为这位官员竟犯下了做什么新事、说什么新话的大错。把官方文牍里的一切新意剔除干净，这个担子落在「首席下人」身上。他的本事高低，就看他能不能给主人的每一个想法都穿上一身衣裳，让它们变成属于过去的东西。

官员的服饰由朝廷规定，旁人哪怕在最细微的地方模仿一下，都是犯法，要依律治罪。官员戴一顶圆帽，帽檐往上翻，看上去很像一只锅盖。帽顶上覆着一种红绳结成的缨饰，正中是顶珠，顶珠的颜色标明官员的品级。他的下人在办公差时，准许戴式样相仿的帽子，但无论如何不得戴顶珠或任何饰物。从脖子一直裹到脚踝的长袍，是棕色的绸子做的。唯一准许的装饰，是前胸后背各一块方补，上面用金线或银线绣着图案。袖子格外长，为的是遮住双手。在公开的谒见场合，一个官员若露出哪怕一点指尖，都是极严重的失仪。官员的靴底厚得出奇，这是为了让穿靴的人仪表威严，显得比凡夫俗子高出一截。每逢官员被上司正式接见，他脖子上都要挂一长串木珠。走进品级比他高的那位官员的厅堂时，他必须单膝跪下，双手把念珠擎到离脸一臂远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盯着它。在这种场合，他的目光若有片刻游移到地面或天花板上，那就是他倒霉的日子了。这一过失会立刻被报上去，他要受申斥，他的「脸」也就永远丢了。

到西安的时候，我已经见过好几十位官员；要在别处找到比他们更可爱、更好相处的人，恐怕是很难的。在公馆里同一位官员相处的那半个钟头，渐渐成了我一天里最盼望的快事。我交谈过的官员，没有一位不是举止间透着极高的教养与风雅，也没有一位不具有某种处世的圆熟，这种圆熟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标准竟出奇地相合。官员总是沉静而庄重的。他没有拉丁民族那种感情外露、滔滔不绝的毛病；他有幽默感，会讲故事，谈话里常常夹着几句玩世不恭的俏皮话，而「西方来的人」若以同样的腔调回敬，他也并不介意。官员通常随机应变，场合需要庄重便庄重，需要欢快便欢快。他从不用客套把生人压得透不过气，而往往像美国人那样问一句：「有什么我能替你效劳的吗？」官员必定是饱学之士，凡是与他治下这一方的历史和古迹有关的事，他都是行家。尽管有「揩油」这回事，在同个人打交道的一切事务上，他都有一个男子汉的信义，话一出口，必定算数。陕西有些县城偏僻得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治理它们的官员，放在纽约的任何一个场合里，都会被称为「见过世面的人」。

十二西安与西安人

「中国人没有美感。」一位传教士有一回这样对我解释。到西安前的最后一夜，我们住的公馆就在临潼温泉附近。山坡一侧有一眼温热的硫磺泉，泉上砌着一座石窟，围住一池约莫四十英尺见方的水。在我们那半边世界里，帝国兴了又亡，这黄色的泉水却一直咕嘟咕嘟地涌进这只凿石而成的大碗里。石窟门口上方的题刻说，两千年前在位的一位中国皇帝曾将它修葺过。冒着热气的泉水经一套地下管道，引出去约一千码，流进山坡上的一处洼地，积成一片人工湖。湖岸上浓荫匝地，栽着陕西少见的各色花木。窄窄的栈桥架在木桩上，从岸边伸向湖心的一组亭子。一条窄窄的步道把亭子连在一起，在亭间曲曲折折地穿行。步道两边围着低矮的栏杆，栏杆是一节节蛇形的横木，红蓝相间，一路排在黄色的水面之上，细处的用心真是精妙之至。设计这些亭子时，显然特意留心不让任何两座亭子的琉璃瓦顶同一种颜色。湖的上方，迷宫般的小径沿山坡盘上去，通到山顶一座小小的神龛。

我初见这湖，正是太阳朝着远处西安方向的平原沉落的时候。白昼最后的光斜照在亭子的琉璃瓦顶上，瓦顶闪闪烁烁地亮了几分钟，接着各样颜色便开始交融。紫的、绿的、红的，都化成了金色，而黄色的蒸汽化作薄雾，轻轻地吹进岸边的树丛里。我望着这天造的阳光与人造的色彩相互嬉戏，直到上升的雾气遇上降落的暮色，天黑了下来。这时我才想起：「中国人没有美感。」倘若这片带着湖和亭子的山坡，是某个创办了托拉斯、或者合并了一大片铁路的人家花园的一部分，那么可以断言，我们早就把它的一切都听遍了。它花了多少钱，我们会知道得一清二楚；它的园艺师是从哪里「得来灵感」照着设计的，我们也会知道。可是临潼没有惹人注目的福气。那闪光的瓦顶，同落在一片灰暗的、被遗忘的土地上的阳光嬉戏着；这片土地上的「异教」百姓，向来鄙薄众人的瞪视，也从来不为赢得赞誉而劳作。对临潼周围陕西村落里的男男女女来说，石窟在山坡上，黄色的雾永远在青紫的亭影下升腾，这就足够了。他们爱这一切，就像他们的父辈爱它一样。他们也许不懂今人所说的「美感」是什么意思，但总有一天，西方会到那片古老的灰色土地上，去找那个黄种民族，对他们说：「我们还是孩子。请教给我们什么是美。」

我们在临潼的那个晚上，王发现他带在身上、专供一路上每天打发「赏钱」用的几两银子被人偷了。王说，车夫见过这钱在他身上，他很疑心贼就是车夫。我的损失虽然很小，但为了防止以后出更大的盗案，我决定不能不闻不问。委员由王陪着，到镇上的客店里把车夫抓了起来。我们一起把这名犯人押到本地知县那里。这时已将近九点钟，知县这么晚被人打扰，就算露出不耐烦来也不为过，可他只是客客气气地问我有何贵干。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便问车夫钱是不是他拿的。我们的犯人双膝跪倒，指着孔夫子和别的好几样东西发誓，说他是清白的。他赌咒发誓得那样起劲，我倒有一半信了他；可知县只是温和地一笑，对一个衙役说：「打二十板。」犯人的右手被绑在腰间的一根绳子上，衙役拿一根藤条，在他摊开的掌心上短促而狠辣地抽了二十下。「你还说你没偷那袋银子吗？」知县问。回答仍然是否认，不过这一回说得犹豫多了。「打五十板。」第二轮打到第十下左右，车夫举起左手，示意停下。他从褂子里掏出那只装过银子的空布袋，哭天抢地地解释说，那诱惑太大，他实在抵挡不住。钱是他偷的，也已经花掉了。「给他戴上枷，在这里关十天。」这就是对他的判决。我们那倒霉的车夫被带下去的时候，知县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再有贼的麻烦了。不过万一再有，不要自己去了结，报给当地的知县就是。」

我谢过知县为此事费心，起身要走，他却拦住了我。「你在我的辖区里受了损失，」他说，「就这一点而论，我在你面前、在你所持名帖的主人庆亲王面前，都丢了脸。你被偷去的数目，是我欠你的。」我再三向他说明他什么也不欠我，倒是我欠了他的情；损失是我的，不是他的；可知县的脸色严厉起来了。「我非要你收下车夫偷去的数目不可。」他吩咐他的师爷把银子称了出来，事已至此，我只好收下。我听说过纽约莫特街的华人在包厘街上被「地痞」拦路抢劫，我也相信有些劫匪受到了惩处；可是哪一位警长把失主的损失照数赔给失主的，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一桩。不错，「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古怪」。

西安平原的东界，在临潼以西约两英里处。群山在那附近折向西南，把一片从西安往北延伸几百英里的平坦高原半围了起来。平原的土是一种盐碱土，水浇得足，可以种得很肥；可一遇旱年，便化成一种细细的白粉，什么也长不出来。平原上没有树，天然生长的植物只有一种粗草，这种草在整个陕北都长得极其茂盛。好几条流入渭河的小河，在平原上弯弯曲曲地横穿而过。从临潼来的大路，走石桥跨过这些河。那些石桥当初高出河床十五到二十英尺，可河水冲下来的泥沙不断淤积，把托着桥身的石柱埋得太深，如今桥面离水只有两英尺上下了。

西安方圆五十英里之内，没有造这些桥所用的那种石头。这成吨的花岗岩，要在某个遥远的采石场里开凿出来，再运到它们如今安身的地方，这不过又一次说明了中国人办难事的法子何等别出心裁。我初次骑马走过西安平原时，因旱灾而误了播种的庄稼刚刚冒出地面，田里有男男女女在干活。这里那里，耸着一座庙宇或一个土坯村落，像大洋里的一座岛。朝四面八方，平坦而单调的平原一英里又一英里地伸展开去，一直伸到目力的尽头，哪里也没有一样叫人赏心悦目、引人兴味的东西。这片土地仿佛是大自然本来设计成沙漠的，除了汉家子孙，世上任何民族到了这里都只会绝望。

不久，我注意到西边天际有一道起初被我当作低矮丘陵的东西。那道岭脊隔一段便被尖峭的峰头截断，那些峰头看上去像是微缩的山巅。离它们越来越近，轮廓显出一种棱角分明、线条峭利的样子，这才让我第一次疑心它们也许不是山丘。我把什长叫来，指着西边天际的那道岭脊。

「那是什么？」我问。

「那是西安。」他答道。

我当作山丘的，原来正是我们要找的那座城的城墙。那些峰头是箭楼。这时的我，对中国的城墙已经看惯了，却没有料到西安的城郭竟如此雄伟。比起西安城墙的高大与完好，北京的城墙便显得零落而微不足道了。西安城墙长约十五英里，现在的样子是明朝洪武皇帝于一三六八年重修的。城墙没有哪一处低于三十英尺；靠近城门的地方，从地面到墙顶马道足足有七十英尺。城墙上的箭楼都是庞然大物，每座四五层，开着六七十个窗洞，弓箭手可以从这里朝着从平原上逼近城池的敌军往下射。城墙是西安人的骄傲。谈起城里值得一看的地方，他们总要请外来人留意城墙，就像一个芝加哥人会问「你看过屠宰场了吗」一样。自从有了改良的兵器，蒙古人入侵的危险也已消失，中国大多数城市对城墙都不像从前那样上心了，眼看着有一种任由旧日的防御工事颓坏下去的趋势；可西安还没有新派到害怕炸药或「二十磅炮」的地步。它的市民每年仍要缴一笔巨额的税款，让城墙时时保持完好。城墙外是一连串的关厢，我们朝东门走去时，便穿过了这些关厢。

世上各民族彼此虽然那样不同、那样陌生，他们的文明却也有相触之处，在那里差异便消失了。在隔开东方与西方、隔开最古老的民族与最年轻的民族的汪洋大海里，有几座小岛，两个大陆的人可以在那里相会，可以说：「这一小块土地，属于我们共同的人性。」我们往往把住在城郊的人看作极其现代的产物；可是当王把什长的解释翻给我听，说「有些人喜欢住在城墙外头，因为地皮便宜，每天又能进城到铺子里去」时，我不由得寻思：西安的城郊住户买月票通勤，比照常票价能便宜多少呢？西安的关厢，颇有几分纽约近郊附属小镇的味道。它们的人口常常相当可观，有学堂，有庙宇，却没有店铺和集市。居民买东西得进城去；西安的城郊住户每天在家和铺面之间往返，已经往返了五千年。

我们从东门前护城河上的一座桥上走过，进了城。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英国传教士敦崇礼先生的住所，美国的赈灾款项一直由他主持发放。骑马去他家的这一路，使我对西安之大、之广得了一个印象。我们骑了三英里多，街道两旁尽是店铺、钱庄和市场。大车、官轿、骑马的人在流动的人群里穿进穿出，处处都是熙熙攘攘的生气。我越往中央之国的深处走，便越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还是入乡随俗为好。我不但已经成了使筷子的好手，还在路上陆续置办了一身中国外衣，在人前总是穿着它。我发觉穿上这身衣服，一般便能免去沿途城镇百姓的好奇；同官员们谈话时，也能省掉一个问题：「西方来的人为什么非要把裤腿套在靴子外面？」

我骑马进西安城的时候，裹着一件长长的羊皮袄，穿着中国的高筒靴，戴一顶压过额头的皮帽，可西安人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伪装。街上的男人停下脚来盯着看。妇女和孩子出现在窗口，对我指指点点；我的护兵忙着驱散跟在我马蹄后面的一群小男孩。人群里的议论我自然听不懂，王告诉我：「做爹娘的要孩子们看看，洋人长得是个多滑稽的东西。」不一会儿，给我们带路的委员在一座低矮的门前下了马，门上挂着一块纸板招牌，写着「美国公馆」几个字。门前站着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隔着金丝边眼镜望着我，眼神里透出一种真诚的和善；有时我觉得，只有苏格兰人的眼睛才会有这样的神色。

「你好，敦崇礼先生，」我一边说，一边浑身僵硬、跌跌撞撞地从马上爬下来，「我找你找了好些日子了。」

他打量着我这副蹩脚的中国扮相，眼镜后面那一点快活的闪光，扩成了一阵爽朗的大笑。「美国佬要扮成中国人，可真是件难事，」他说，「不过见到你我很高兴。巡抚告诉过我，说你快到城里了。我还担心你到不了呢。乡下还剩着几个义和拳。进来吧。我给你备了点午饭，你可以用刀叉吃。」

我就这样初次结识了这位「西安的传教士」。他是那种少有的胸怀博大的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种族或国家，而属于人类的兄弟情谊；他们在世上隐僻的角落里默默劳作，正把这个世界编织在一起。敦崇礼先生受过牛津的教育，为了「总要救些人」，在那座遥远而广大的城里住了多年；他从一个几乎被视为化外弃民的外国人，成了官府的顾问，成了在整个陕西都有分量的人物。

西安是何时、由何人创建的，没有人知道。就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能查到的一切来看，我不禁相信：挪亚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西安和今天的样子也差不了多少。伏羲出生时，西安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城镇，而伏羲是站在中国传说历史开端的人。黄帝于公元前二六九七年即位，定都西安。黄帝发明了车，发明了弓箭，还制定了中国的历法。他的元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织丝，至今仍被所有织丝的人奉为一种护佑的神明来祭祀。「大禹」是西安早期历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公元前二二八六年，尧帝派禹去治理黄河与渭河的洪水，当时洪水几乎淹没了整个陕西。尧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禹用了八年，才把洪水引回原来的河道。他从一只龟背上的纹路得到了疏导水道的主意，把全国分为九州，后来九州又扩展为行省。他把陕西叫作关中，这个名字直到今天有时仍在使用。开创周朝的武王，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在西安即位。在武王和他儿子的时代，远方各国的使节带着礼物来朝见西安的「圣明天子」。据说马来半岛某地的一位国王进献了一只「白雉」，这也许是关于白色交趾鸡的最早记载。

秦王政，也就是秦始皇，于公元前二四六年即位，西安大约在他的时代达到了权势与繁盛的顶峰。秦始皇被称作中国的拿破仑。他筑长城，开运河，辟道路，把零散的各省凝聚成今日帝国的规模。在西安城内城外，他修了一连串的宫殿，其富丽堂皇，后世没有一个继承者比得上。离西安约二十英里的咸阳有一座宫殿，他把臣服于他的列国君王的器物珍宝都收聚在那里。秦始皇的陵墓在临潼附近。从公元前二〇六年到公元二十五年，西汉的皇帝们在西安坐着龙椅。这是中国的「伊丽莎白时代」，艺术和文学昌盛，被秦始皇摧残的好学之风重新兴起，孔门的十三经被刻上石碑，立在碑林里。西汉诸帝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版图。他们的军队越过中亚，一直打到里海，带回西安一些关于西方罗马人的传闻，说那里的人「质直，市无二价」〔注一〕。说来也巧，基督降生时在西安统治的皇帝是平帝，「平」就是「太平」的意思。西安曾被东汉的光武帝攻陷焚毁，但几乎随即便重建起来；从五八九年到九〇六年的隋唐两代，它又成了帝国的都城。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在他之前的几百年里，中国一直分作两个帝国：杨坚统治的那一个称雄于陕西和山西，另一个的都城在长江边的南京。五九〇年的某一天，南朝的皇帝陈后主被当作俘虏，在凯旋的行列里押着游过西安的街道，还被迫在杨坚的宫殿里祭拜杨坚的祖先。「英明的」唐太宗于六三〇年在西安临朝。他击退了西方和北方的蛮族，在西安创办了一所国学，声名远播整个东亚。朝鲜、日本、突厥斯坦的年轻王子都被送到西安来求学。说出下面这番话的，正是唐太宗：「君主若能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百姓日用有余，又选用廉洁之吏治理他们，则天下太平，盗贼自然绝迹。」〔注二〕

（原注一：见卫三畏《历史诸章》第二十九页。）

（原注二：见麦高温《中国史》第二百九十五页。）

蒙古人对西安一向不大亲近。忽必烈汗于一二六四年定都北京，派他的儿子忙哥剌镇守陕西、四川和西藏。西安成了行省的首府。忙哥剌在离城五英里的地方修了一座宫殿，马可·波罗说它「宫内宫外，都点缀着许多喷泉和溪流」〔注三〕。

（原注三：见《马可·波罗游记》赖特译本第二百四十九页。）

一六三〇年，明朝已无力抵挡满洲人的侵逼，一个名叫李自成的陕西人起兵造反，公开宣称要推翻当朝，把中国从满洲蛮族手里拯救出来。李自成攻下西安，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朝代的都城，国号「大顺」。整个华北东部都承认李自成为皇帝；一六四三年，他率领一支大军进逼北京。北京城门为他打开了，崇祯皇帝自缢身亡，于是一个起自西安的朝代又一次统治了中国。然而李自成的胜利好景不长。明朝的残部说动满洲人，帮他们把李自成赶下皇位。联军迫使他从北京退回西安，他在那里作最后的抵抗。他又一次被打败，带着一小撮随从逃进潼关以南的荒野。他在那里被一群农夫杀死，这些农夫已经受够了他的战争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祸患。随着他的死，对当今清朝的最后一股反抗也消失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安是中国最后一个承认满洲人统治的重要地方。

西安一直存在着，这本身就是它独特而无可比拟的魅力所在。漫长的世纪里，西安被围过、被攻陷过、被洗劫过、又被重建过，不知有多少次。在它的城墙之内，有君王遇刺，有王朝倾覆，可这座古城始终活了下来。正是这种万物恒常的气象，让一个从欧洲或美洲来的现代人觉得西安有一种奇异的魔力。西安人谈起时间的流逝，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简直不像凡人。听他们讲黄帝时代发生的事，熟稔得仿佛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我这才开始懂得德·昆西在鸦片带来的一阵幻觉里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倘若我被迫离开英国，住到中国去，生活在中国人的风俗、起居和景物之中，我会发疯的。」在西安，人们会给你讲伏羲和继他之后的神农的轶事。神农先生有一副水晶般透明的肚肠，他常常透过它来观察各种草木菜蔬是怎样消化的。根据观察的结果，他定出了好些菜肴的做法，这些菜今天人们仍在用筷子吃着。神农先生讲解他体内研究心得的那所义诊堂，就在西安；一位领我在城里游览的老学究谈起「神农疗法」来，那份若无其事，就跟我们谈起科赫医生或巴斯德的实验一样。陕西兵勇的校场，就在那位修长城的伟人秦始皇的宫殿旧址上，而秦始皇与亚历山大大帝是同时代的人。一个古董商想卖给我几块烧过的陶土，说那是秦始皇宫殿的砖。我问一个西安人，他看这些砖是不是真的。「多半是假的，」他答道，「不过就算是真的，也还不够老，没什么意思。」

西安现在的人口，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无法确切算出。本地官员估计，这次饥荒之前城里有一百万居民。这恐怕有些夸大。说它眼下约有七十万人口，也许是个比较近实的估计。

中国许多城市有一个通病：街道的布置毫无章法可言。一座城镇无论人口多么稠密，在西方人眼里，很少有大都会的气象。大街小巷通常没头没脑地朝四面八方乱伸，既无规划，也无条理。可西安是这杂乱通则里的一个例外。它的街道虽没有人行道，却条条宽阔，从这边城墙一直通到那边城墙。街道总是直角相交，几条主要的通衢铺着石块，那些石块经过几百年的踩踏，已经磨得很旧，满是沟痕。西安布局紧凑，街道整齐，所以看上去远比北京气派。西安人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常常问外来人：比起满洲人的京城，西安是不是给他留下了更好的印象？

城中央，巡抚衙门前面，是一片公共广场，从日出到日落，那里一直在赶集。广场四周排满了小贩、变戏法的、算命先生的帐篷和摊子，还有陕西人所知的每一种耍把戏逗乐子的营生。到了傍晚，一天的活计干完了，广场上便挤满了欢声笑语的人群，从这个摊子挪到那个摊子，给各样表演喝彩，把铜钱抛给卖艺的人。

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式的木偶戏，就是在这片广场上。一男一女两个木头人，由人在一道屏风后面操弄着。它们吵架，以互相砍掉对方的脑袋为乐。操弄的人用尖细的假嗓子念对白，那腔调和英国木偶戏艺人让美国人听熟了的一模一样。不过所有的把戏里，最有意思的是一个被当地人叫作「说书的」人的摊子。大部分时间里，说书人端端正正地坐在一只凳子上，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可他会冷不防一跃跳上一座台子，扯开嗓门大声嚷起什么来，一边嚷一边使劲比画。每场开讲时，他都把脸扭成一副怪相，像面具一样把他本来的表情完全遮住，直到故事讲完才变回来。他时而讲笑话、出谜语让众人猜，中间穿插着几句人们爱听的经书名句；有时他换个花样，把听众熟悉的某个人物或某一类人物滑稽地模仿一番。我在一个说书摊的布篷下看他学一位老官员，那是我在任何地方见过的最巧妙的模仿之一。他那番独白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可他学的是什么人物，我立刻就认出来了。

西安的西北角是回民聚居的地方，那里有两座清真寺，还有研习《古兰经》的学堂。先知的信徒和西安其他市民的不同，仅仅在于宗教。回民的母亲给女儿缠足，和信佛、信道的母亲一样一丝不苟。信奉本土宗教的人，同那些店铺遍布全城的回民商人时时有生意往来。想到就在不多年前，正是这些回民曾企图为伊斯兰教夺取龙椅，杀害了成千上万无力自卫的陕西村民，那么他们今天在西安过得如此太平安稳，就很能叫人怀疑：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对外来宗教怀着种种狂热的偏见。中国人说回民在西安已经住了很久，这个说法可以从一件事上得到佐证：马可·波罗提到，十三世纪时西安的各种教派之中就有「萨拉森人」。他常常提到鞑靼和印度的「萨拉森人」，可是在他对十八行省的全部记述里，只有写陕西省城的那一段提到了回民。

西安的「百老汇」紧挨着东城墙，从北门一直通到南门。街两旁的店铺有许多规模很大，摆出来出售的货品又多又杂。无论是店铺本身，还是店里的货物，都不像上海和南方一些城市那样带着浓重的集市气息。西安的柜台上很少卖银首饰、象牙雕刻和玉器小件。这里要的似乎是更实在的东西，比如绸缎、棉布和茶叶。西安靠近甘肃和西藏的崇山荒野，那里野兽成群，因此西安是西北各省皮货贸易的集散地和转运站。全国各地的官员用来做官服里子的貂皮和水獭皮，都出自陕西。长街上有好几段专门做皮货的买卖。在美国人看来，皮货的价钱低得可笑。十两银子，合七块美元，就能买一张大豹皮。西安有一家百货店，叫作「京都号」。有人对我说那是卖洋货的地方，可我去了一看，店里不是中国出产的东西，只有几块法国香皂和大约十包美国纸烟。

西安的钱庄向来闻名全中国。在北京，西安人有时被称作「开钱庄的人」。从公共广场往西伸出去约半英里的一条街上，有将近二十家钱庄，每年的营业额达好几百万两银子。像今天这样的钱庄，西安已经有了几千年，可它们一向遵行的那套经营方法，竟和美国的十分相似。在帝国所有的大城市里，西安的钱庄都有联号，在联号那里存有款项，凭这些存款开出即期汇票、出售汇单。汇水的高低，要看汇票所开向的那家钱庄离得多远、兑取有多难。陕西的汇票是见票即付给持票人的，可承兑的钱庄非等到持票人的身份验明无误，绝不付款。西安的钱庄对商家的往来账户付给利息，不过商人很少让存款超出生意上眼前所需的数目，他们的储备和盈利通常另作别的投资。钱庄还发行面额五千文、一万文的钱票，在陕西各地都当钱通用。

然而，西安和纽约的银行制度虽有相似之处，办事的方法却有天壤之别。西安钱庄的柜房里，沿着一边墙摆着一张长柜台，柜台一头放着称银子的天平。柜台后面坐着伙计，每人面前一只算盘。你若问哪一个伙计：若干两汉口银子，按百分之四又八分之七的汇水，该是多少？他立刻就把算盘档上的木珠拨上拨下。他的手指在算盘上飞舞，像是在下一盘闪电般的双陆棋，大约一分钟后，他便给出答案，准确到一两银子的千分之一。西安钱庄的伙计算账时，从不用一张纸，也从不写一个数码，全凭他的手指和他那中国人的头脑。在我看来，西安钱庄最奇怪的地方，是它记账之简便。一笔买卖无论是什么性质，一经成交，伙计便拿毛笔在柜台后面桌上的一本簿子里写上几个字。不管是卖一张汇单，是收一笔存款，还是付一笔利息，都记在那一本簿子里；可是西安的钱庄老板只要翻一翻它，就能把你的账目开给你，和纽约任何一位簿记员一样迅速、一样准确。倘若有朝一日人们细细研究起中国人的办事方法来，弄明白一桩又大又繁杂的钱庄生意，怎么能靠一本黄纸簿子办得妥妥帖帖，那倒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陕西七百万居民五千年来没有邮局，是怎样过下来的，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还有待圆满的解释。整个陕西省，没有任何收寄信件的设施。西安的商人要给汉口的联号寄一封信，就付钱给某个驮队的骡夫，托他把信捎到。西安附近的传教士，有时雇一个脚夫，把他们的信件送到最近的邮局，那是在北边三百英里外山西的太原。一个西安市民要同外面的世界通信，其实只有这两个办法。赫德爵士创办的邮政，如今已经通到十八行省中的大多数。比如在四川，一条官办邮局的线路差不多一直延伸到西藏边境。

可是陕西坚决反对设邮局。北京的外务部屡次就此事试探过西安的口气，得到的答复总是断然拒绝。西安人所以反对定期的邮政，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他们不喜欢写信。西安市民十个里有九个一年到头从不写一封信。信是同外面的世界往来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汉家子孙同洋人接触，所以被当作危险的东西而加以回避。西安唯一一样源自外国的设施，是电报局。大清电报局的那根单线，如今已经通到中央之国最偏远的地方，每天都有朝廷的谕旨和给官员的命令从这根线上传过去；可除此之外，一座二十万人口的内地城市的电报局，一个月能发两份电报，就算生意兴隆了。陕西的农夫大多打心底里讨厌「杆子上的线」，把它看作邪魔的住处；义和拳起事后最先干的事情之一，便是把电线毁掉了几百英里。西安的电报局大约八年前开设，可一直没有谁把它当回事，直到流亡的朝廷到来，它才一下子成了太后每天申斥北京的李鸿章和庆亲王的工具。电报既然连皇上都用了，在商人和钱庄老板当中便大受欢迎，这是它以前从未享有过的。我到西安时，电报局雇着四名报务员，其中一人有一样殊荣：他是全城唯一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和议那时候，为了便于把朝廷的电文传给各国联军的代表，特地把他从南京调来。

西安城南住着城里的上流人家。从外面看他们的宅子，很难想见里头有多美。临街一道矮墙，墙上开一道门，进门是院子，院里通常有一座喷泉或一池金鱼。正房在院子后头，厢房三面环绕。富人家的家具总是檀木或柚木的。房间的角落里挂着色彩艳丽的丝绸帷幔，靠墙的柜子上摆着稀有的瓷器，其中许多在中国的身价，和拿到纽约去一样值钱。收藏「桃花片」和「康熙青花」，是西安大多数富人最心爱的癖好。西安的冬天很冷，所以上等人家的房子用热风取暖，这套办法比美国的暖气炉早了好几千年。屋外紧靠墙根，有一个加盖的坑，约五英尺深、四英尺见方。坑口稍下，开着一排孔洞，通向一组包着铜皮的木槽，木槽从房子的石头或砖头地面底下穿过。冬季的几个月里，坑里的火一直烧着，从火里升起的热气在这些烟道木槽里流转。陕西木材稀缺，所以很少拿木头当柴烧。上好的无烟煤从山西用平底船沿渭河运上来，在西安卖的价钱很公道。

西安也有它的会馆和会友。除了中国各大城市都有的文人学子的会社之外，还有一些会所，由各色各样身份境况的人结成圈子，办法和美国的俱乐部颇为相似。有「文官会」，有「武官会」，此外还有几家门槛高、花费大的，会员几乎都是官宦子弟或城里的阔少。为了方便那些因生意从帝国各地远道来到西安的商人和生意人，城里的富户办起了「各省会馆」。这些会馆占据着城中心的大宅子。每一家只供以它命名的那个省份来的人使用。一个从汉口来的皮货商会住进湖北会馆；西安某家钱庄在北京的联号的人会去直隶会馆。外地来客在西安逗留期间，照例以本省的会馆为落脚之处。他在会馆里租一间屋子，拿来接待同他有生意往来的人。

倘若「没有女人就不成其为社交」这话不假，那么西安便没有「社交」。妻子和女儿很少在人前露面，就连在自己家里，也绝不许她们见来拜访她们丈夫或兄弟的男客。一个人越是富有发达，便越要把家里的女眷深藏起来。在西安街上碰得到的寥寥几个女人，都属于穷苦人家。可是西安虽没有「社交」，古老的世家却不缺。比西安人的家谱更古老的家谱，世上别处恐怕找不到了。今天的西安人当中，有好些人家的血管里，流着当年辅佐西汉登上皇位的那些人的血。作为祭祖的一部分，中国人极看重自己的世系，那些他们可以自称是其后裔的前代伟人，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谈起中国早期历史上某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时，同你说话的那个西安人补上一句「他是我的祖先」，是一点也不稀奇的。

西安人不大喜欢轻佻浮华的娱乐。在陕西省城的社交生活里，戏院所占的分量，远不如在别的一些大城市里那样重。一般说来，中国人最爱看的莫过于一场锣鼓喧天、嘈嘈杂杂的戏了。可在西安，我常常听到人们说起戏台来带着鄙薄。好几个人向我保证，说他们从不进戏园子，因为孔夫子表示过不赞成。西安最常见的应酬是晚宴。东道主通常为此在饭馆或他的会馆里订一间屋子，客人很少超过二十位。这样一席酒通常要吃上半夜。十二道或十五道菜吃得极慢，中间穿插着一些十分严肃的长篇议论。

我到西安时，这座城正开始从本世纪最惨烈的饥荒之一中恢复过来。就在我到达之前不到半年，街上还有人肉当作食物出售，一处关厢里就有成千上万的男女饿死。自从回民起事以来，西安还没有经历过一九〇〇年饥荒之后接踵而来的这般贫困、凄惨与苦难；过去三十年里，任何时候去看西安，都不可能看到比我从北京骑行二十七天抵达时更糟的光景。然而，在那座人口稠密、行业繁多、百业杂陈的广大古城里，却没有贫民窟。没有哪条街能和我们所说的「穷人区」相当。城外的路边有些窑洞，几百个可怜人在那里饿死了。可是窑洞里那些人所受的苦，是一个特殊而非常的原因造成的，那就是旱灾之后的饥荒。饥民并不是西安人所谓「常与我们同在」的那一类「穷人」。

在平常的年景里，西安城墙之内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房子住，都穿得暖暖和和。几乎唯一的例外是吸鸦片的人。骑马走遍整个西安，也看不到那种长年无望、心碎潦倒、沉沦不振的人群，就是纽约东区小巷里挤满廉租公寓、向来被说成「必要之恶」、有时又被叫作「沉沦者」的那一类人。我并不是说西安人贫富均等。恰恰相反，在官员、商人和钱庄老板当中，有一二十个人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富翁。可正因为如此，事情才更显得奇怪：西安有一些人我们会称为「巨富」，可是按基督教世界所理解的意思，能称为「赤贫」的人却几乎没有。住在南城墙边别墅里的最富的人，同西安最穷的居民之间，在教育、机会和环境上的差距，远没有第五大道的百万富翁同包厘街廉价客栈的房客之间那样悬殊。

中国人天生就是赌徒，似乎出于本能地酷爱碰运气的游戏。在村子里，农夫们会围着一种用铜钱玩的、类似旧金山「番摊」的游戏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有钱的人拿骨牌赌输赢，就连在神像前求签问吉凶，也是一种宗教性的彩票。可是西安没有赌场，也没有公开的赌局。赌博不但有律例禁止，而且这律例是切实执行的。陕西的传教士告诉我，一个官员治下若不能禁绝公开的赌博，那是他政绩上最不光彩的事。官员的许多过失都可以得到上司的宽容，可他的辖区里要是哪里开着一家赌场，他便要终身「丢脸」，多半还会被流放或下狱。

西安卖酒的铺子很多，却没有酒馆。一个人可以买一瓶三烧，拿回家去极有节制地喝。只有在大宴会或酒席上，他才当众饮酒，即便在这种场合，他若喝得过量，也会给他的家族和亲戚带来长久的耻辱。

西安没有「下等窟子」，没有罪恶与人性堕落的渊薮，也没有纸醉金迷、放浪形骸的去处。这类地方在中国只存在于外国租界里，存在于通商口岸，那里是中国法律管不到的地方。我所听到的对我们这个文明最令人伤感的评语，也许出自一位可敬的回民老茶商之口，我在西安同他相当熟识。一天下午，在他北门附近的铺子里，我们谈起那场差一点成功、终究失败了的回民起事。我的朋友说，他已不再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有得胜的可能，因为信奉先知的那些国家不够强大，撼动不了孔教的文明。「就我来说，」他接着说，「我倒很愿意看到基督徒推倒偶像，让中国改信『独一的神』，可是，」他又补了一句，「麻烦只有一个：西安要是成了基督教的城市，就会跟上海一样糟。」

为什么基督教大都会里这些「必要之恶」，在中国一座古老而隐秘的城里却闻所未闻，我不想拿我自己的什么理论来烦扰读者。倘若一个西安人到过纽约，回来后向同乡描述那座城，他自然会提到「沉沦的那十分之一」，提到赌场和酒馆，把它们当作他不习惯的城市生活景象，因而觉得新奇古怪。我发现这些东西在西安显然没有的时候，也感到了同样的惊讶和兴趣。我若只写事物而不写境况，便不算把我的见闻老老实实、公公道道地讲出来。我无意在两种文明之间作比较。我完全明白，读者已经不知多少次听人说过，中国人「不开化」，中国人是「黄祸」。

十三西安与西安人（续）

西安的重要，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的显赫角色，在西半球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的。就连在北京这样离陕西很远的中国地方，人们对西安也知之甚少。陕西和西藏之间只隔着一个甘肃省，所以西安常被称作一座边城。外国人能在西安居住，不过是最近十二年的事；到过西安的白人，屈指可数。即便在今天，住在西安的外国人也没有一个能安心无虞。朝廷一旦委派一位守旧的巡抚，或者仇洋的势力一旦发作，随时都可能下令把所有外国人逐出城去。

马可·波罗在从北京到西藏的一段行程里，描写过一个叫京兆府的地方〔注一〕，注家们一般认定那就是西安。也许是吧，可我亲自走过马可笔下那位虚构的旅行者走过的同一条路（相信《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从未到过他所描写的那些中国地方，这不过是厚道罢了），这番经历使我对他关于任何事物的说法都将信将疑。在我看来，他对十八行省的记述里若还有些真实的东西，大抵也只存在于他那些现代编者所加的繁多脚注里。自从读了那个「金王」的荒诞故事，据说他在「太斤」的城堡就在平阳和黄河之间的某处，我便倾向于相信：这位威尼斯老旅行家倘若能预见后世的注家们把他的故事解读得那样一本正经，定会捧腹大笑的。

（原注一：赖特译本第二百四十八页称这座颇难确指的城为「京兆府」；据玉尔的考订，则另有一种写法。）

「离开河中府，」马可·波罗说，「往西走八天，一路上城市和商镇接连不断，经过许多园圃和耕地，桑树遍地，那是产丝所需的树。走完这八站，便到了京兆府城。这座城古时是一个广大、高贵而强盛的王国的都城，许多出身显贵、武功卓著的君王都在这里建都。」〔注二〕近代注家们用尽了心力去考查，也没能查出河中府指的是什么地方。如今离西安最近的产丝之地，是南边两百英里外湖北的老河口。陕西的气候太冷，桑树种不好。也许从马可·波罗的时代以来气候变了。古伯察神父和理雅各教授在描述景教碑时都提到过西安，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到过那里。理雅各教授手里的碑文抄本，得自一位名叫理一视的传教士，此人于一八六六年游历过陕西〔注三〕。

（原注二：见《马可·波罗游记》赖特译本第二百四十八页。原注三：见理雅各《基督教在中国》第三十四页。）

罗马天主教在西安维持一座小教堂已有二十多年。驻堂的神父除少数例外，都是中国的教徒，不过这座教堂归约三十五英里外高陵的意大利多明我会管辖。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新教的医药传教士在西安开了一家施药所，想在那里立一个传教站。一群暴民捣毁了他的礼拜堂，逼得他逃命而去。此后三年里，仇洋的情绪十分强烈，任何外国人都不准进入西安，更不必说在那里居住了。一八九〇年，英国浸礼会的敦崇礼先生藏在一辆由本地教徒赶着的中国大车里，穿过了西安的街道，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起初他在城墙外的一处关厢里布道，可不到一年，他就获准在城中心租下一所房子。几乎从一开始，敦崇礼先生就受到本省官员的喜爱。他在会馆里同城里最有学问的文人就天文和地理问题举行了一连串公开辩论。辩论听者云集，成了年轻官员和巡抚身边那些人当中时髦的事。

敦崇礼先生开了一家书店，出售英美名家著作的译本。一八九八年，由于一阵仇洋的叫嚣，巡抚特地下了命令，禁止出售哪怕一码中国以外的国家织造的布；谁的衣服上被人知道钉着一颗洋纽扣，就要罚款或坐牢；洋人写的书也禁止出售。可这道命令丝毫没有影响敦崇礼先生个人的声望。西安人已经不再把他当作外国人，而渐渐把他看成自己人了。他成了巡抚的朋友，替巡抚设计了一套灌溉渭河谷地旱田的方案。若不是义和拳起事，逼得敦崇礼先生和别的传教士一起离开陕西，这个方案本来是要付诸实施的。一九〇一年七月他回来时，受到的简直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受爱戴的同城人来迎接。他虽然总是留意从不批评、从不干预官府，可是最高品级的官员都向他求教，并且以称他为朋友为荣。说陕西本地的平民当中，没有一个人在本省事务里比这位传教士更显要、影响更广，这话几乎不算夸张；我在他的公馆里同住了三个星期。

我到西安时，太后和朝廷离开那里刚好三个星期。六个月来，陕西省城一直是帝国一切狂热的、反动的、仇洋的势力的中心。在北京，有人告诉过我：「在太后的流亡之地，一个白人的命值不了五两银子。」这些警告，可一点也没有让我准备好去领受我在西安遇到的那份和善与体贴，以及几乎每一个同我打过交道的人对我的款待。在调查饥荒情形的过程中，我不得不骑马走遍全城，四处打听。这样出去的时候，通常只有我的译员王陪着我。我不但从没受过骚扰或阻拦，而且各色各样的人都特意来帮我，给我提供消息。

每逢我有事走进一家铺子或一处字号，主人总要奉上一杯茶，问我路上的情形，问我从那神秘的西方来有什么见闻。促使他们发问的，也许并不是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真有什么好奇，而更多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挑一个我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来谈。我在城里闲逛时偶然结识的好几个人，都到公馆来拜访我，向我致意，说能同我相识很高兴。官员们对我的礼遇和体贴，可以解释为对庆亲王名帖的尊重，以及对美国人的感激，因为美国人的慷慨使几百个人免于饿死；可是我的凭证，我同赈款的关系，一般的西安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好意，也许可以归因于大家知道我是敦崇礼先生的朋友，因此不在人们对洋人的普遍嫌恶之列。「西安的传教士」在世界那个遥远角落里所处的独特而颇不寻常的地位，只是因为他的一生，正印证了他常说的那句信条：「人总归是人」，不论他是什么肤色、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语言。我所以用较多的笔墨来写他，不只因为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也因为他在西安的生活与工作说明了一件事：中国虽然还在用银本位，可是那条「金律」在那里受人珍视的程度，同在我们这样「开明」的国家里并无二致。

我到陕西时，陕西巡抚是李绍棻。全省七百万居民提起他来，远比提起北京的皇帝要频繁得多，也畏惧得多。一个新到西安的人，若从没听说过光绪或太后，一定会以为他所在的中国是一个以陕西巡抚为最高权力的王国。在陕西百姓看来，谒见任何一位官员都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同巡抚说上几句话，差不多就是一生中的大事了。可是当我的东道主敦崇礼先生派人去告诉巡抚，说我想同他谈谈饥荒的情形时，一个差人几乎立刻就带回一封短笺，答应了，并约定第二天下午接见。

李大人的住所叫作抚署，房子又长又矮，离城中心的衙门不远。约定的时间一到，敦崇礼先生和我在门口下了车，一个衙役迎上来，接过我们的名帖，领我们穿过一进又一进的院子，一直走到离抚署那两扇大门约一百英尺的地方。他在这里突然丢下我们，从一座偏房里消失了。有好几分钟，我们独自站在院子当中；从关着的门后传来的声响表明，里面正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有人大声发号施令，还有一阵像是在石头地上挪动家具的声音。几个在门边懒洋洋闲荡的兵丁突然打起精神，匆匆进了屋。这看不见的准备，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戏园子里等着开戏。那两扇门更增添了这种效果。门极大，门上画着龙、神仙和花卉，拿来做一幅垂幕是再好不过的了。

不一会儿，从屋子深处的某个地方响起一声刺耳的号角，两扇门向里打开了。巡抚的一位年轻文书走出来，在胸前拱了拱手。我们跟着他走到门口，朝一间长长的大厅望去。厅中央站着两排兵丁和衙役，面对面排成一条夹道，一直通到厅那头的一张炕榻前。兵丁属于陕西一个精锐的营，是巡抚的亲兵，个个佩着大刀，军服崭新，一尘不染。我们从这条人墙夹道中走过时，每个人依次单膝跪下，行一种屈膝的礼。炕榻左右两边，聚着城里的下属官员。他们前面就是巡抚，一个须发铁灰的人，下颌刚毅，一张脸纹丝不动，不露一点表情。他身材偏高而清瘦，鹰钩鼻，薄嘴唇紧紧抿着；这是一个无论在哪里都算得上贵胄的人，一个因为先学会了驾驭自己、所以能够治理别人的人，一个出于天性与教养的守旧者，一个统治汉家子孙的人。这就是李绍棻大人给我的最初印象。他的举止，比大多数官员更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他谈话，一个美国人不会有那种陌生感，不会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办，而在同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官员会面时，他倒可能有这种感觉。李大人坚持要我坐在他身旁炕榻的左手位上；在一位如此显赫的大人物面前，这份荣耀我实在不敢领受。在随后的会见中，那两排兵丁和衙役始终一动不动，面对面站着，目不斜视。我觉得他们心里一定在咒骂我让他们站了这么久，我真心希望中国的礼节能允许给官方会见的旁观者设几把椅子。

「我陕西的百姓，」巡抚说，「非常感激那些把这笔钱寄给饥民的西方人。你说捐款的人是美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什么分别，我一直弄不明白。他们穿得一样，同属一个种族，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只是方言不同。凡是属于我们这个种族的人，我们都看作中国人。同一个血统的两个人却属于不同的国家，西方人的这种想法我不懂。」

我试着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稍稍解释了一番，接着我们便谈起赈济饥荒的办法和措施来。我发现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巡抚都了如指掌。下属官员在敦崇礼先生发放美国赈款时给予的协助，全是奉了李大人的命令。「你走了很远的路，」他说，「我的省份和我的百姓，你也见过一些了；要不是闹饥荒，他们本来会过得很快活的。你看该怎么办，才能防止这样的灾祸再度发生？」我回答说，他对自己百姓的境况和需要比我清楚得多，我一个外来人在这件事上发表意见，恐怕是非常冒昧的。「哦，不，」他很快地说，「我若不想听你的回答，就不会问你了。告诉我，你认为要永远杜绝饥荒，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他这样催促，我别无他法，只得把在我看来唯一能使陕西今后不再闹饥荒的办法告诉了巡抚。「倘若有一条铁路，」我说，「把西安同帝国的某个粮食市场连起来，比如汉口或北京，一场大饥荒就可以避免；因为这样一来，不管陕西的旱灾多么严重、持续多久，总能从国内较为富庶的地方运来足够的粮食，满足您百姓的需要。」

「在某些方面，我同意你的看法，」他慢慢地说，「我们的饥荒确实可以靠铁路来避免，可铁路也带来几样坏处。它会把洋人引进来，我不喜欢洋人；它还会叫人丢掉饭碗。一条通到西安的铁路，会断了几百户人家的生计。我一向反对铁路，可自从见了这场饥荒的惨状，我差不多已经认定，铁路是非有不可的了；一条以西安为终点的铁路，我是不会反对的。」

在抚署会见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回来发现我们公馆里的人都处在一种不寻常的激动之中。院子里一条长凳上摆着一排脸盆，仆人们正在洗脸。一个高个子的教徒在扫石板地。这种非同寻常的爱干净的景象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叫人去找王。他从院子一侧的屋里出来，头发松松地披散在肩上，后面跟着一个拿着梳子和剃刀的剃头匠。

「这都是怎么回事？」我厉声问道，「你们大家洗什么脸？我不是告诉过你，辫子要到晚上一天的活干完了才许编吗？」

「我知道，我知道，老爷，」他嚷道，「可是巡抚，他派人来说，一个钟头以后他要来拜你。巡抚是件大事。这么大的事，人得洗脸，得编辫子。」于是我也染上了这股忙着准备的劲头，努力把这场面应付过去。我屋里的砖炕上铺了一块红布，便成了一张炕榻。我叫厨子摆好架势，站在一个角落里的茶壶旁边。我穿上了唯一一件干净的亚麻衬衫，那是在这没有洗衣房的国度里长途跋涉之后仅存的一件。

这些准备刚刚就绪，街上一阵吆喝，就宣告李大人到了。他的轿子有大约二十名骑兵护从。一个文书把巡抚的名帖递给我，我赶忙到门口去迎接他。我们一起穿过院子时，我为接待他的地方如此简陋而道歉；可是巡抚在我们临时拼凑的炕榻上坐定之后，通过敦崇礼先生对我说：「我看你已经学会了黑发之民的规矩。你懂得左手位和右手位的分别。」

我们谈起我穿过他的省份的这趟旅程。我发现，没有哪座城镇的人口他不知道，也没有哪座庙宇的建造者他不能随口说出。「我听人说，」他淡淡地说，「基督教教人宽恕得罪过自己的人。这笔赈款似乎表明确实如此，因为义和拳那样迫害传教士，美国的基督徒很有理由讨厌中国人；可是在这以前，我从未见过基督徒真的宽恕仇敌的任何迹象。当然，我的百姓为什么不喜欢传教士，你是没法理解的。谁也不能指望一个西方人理解这一点。也许，现在乱子过去了，我们彼此会理解得更好些。孔夫子教导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的百姓若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再去为难传教士了。」

巡抚对我的一张中国地图颇感兴趣，我在上面按日期标出了从北京一路走来的各站；可他很快转过身来问：「那么美国在哪里？」我取下一张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想解释东西两半球的相对位置。敦崇礼先生翻译我的话时，巡抚脸上浮起一丝和蔼的笑容。「你那蛮夷的地图画错了，」他说，「美国和中国接壤；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是中央之国，居于万国的中心，而大地是平的。」我回答说，在我们国家，我们误以为大地是圆的；不过说到底，知道大地是什么形状，远不如恰当地了解住在大地上的各国人民来得要紧；而且我的学问远不及巡抚，所以我在陕西逗留期间，就姑且认定大地是平的好了。我们就这样谈了将近一个钟头。谈话简单自然，就像我的客人是一位新近结识的美国人一样。巡抚的举止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浮夸，也没有庸人那种自鸣得意。对我这蛮夷的无知，他所表现出的尊重，远远超过美国许多可敬的人士对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会有的尊重。陕西巡抚没有拿我关于大地是圆的那番话作题目，大讲非孔教文明如何无望地蒙昧；也没有把我当作异教徒愚昧无知的一个可悲的反面教材。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他愿意让我保留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李绍棻是一位绅士；无论在纽约、伦敦还是在西安，他都会被当作绅士的。

在敦崇礼先生和我离开西安的前几天，有一天晚上，城里的几个年轻人设了一个小宴为我们饯行。我们的东道主没有一个是基督教徒。他们或是官宦子弟，或是新近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的人。设宴的那家饭馆，几百年来一直是西安的德尔莫尼科餐馆。那是一座狭长的房子，后头有一道楼梯，通向一排雅座，我们占了其中一间。等上菜的时候，我们坐在屋子一头的一张大炕榻上，东道主们抽着水烟袋，给我们递纸烟。宴席有许多道菜，摆在一张大圆桌上。除了筷子之外，东道主们的举止仪态，同西方宴饮的礼数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每上一道菜，他们总要等敦崇礼先生和我这两位客人先动筷子。他们说话不大声，也从不把胳膊肘搁在桌上。我们谈时事，说笑话，讲故事。他们对北京朝廷那班人的装腔作势都很瞧不起；圣驾流亡西安期间，他们同那班人打过交道。东道主们说，那些满洲阔少根本「不像样」。他们喜欢穿花花绿绿的短褂，帽子歪戴着。他们喜欢在街上出风头。他们实在很好笑，可话说回来，你也不能指望他们是别的样子。他们其实算是外国人。他们的祖先进入中国才四百年。

话题转到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上，有一个人说：「当然，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去的，都是最无知、最没出息的那一类人。一个中国人想离开自己的故土，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他身上一定有什么毛病。上等人是绝不会想到去外国住的。美国政府不许这种中国人登岸，一点也不奇怪。我只奇怪他们居然还能被容留下来。」这种看法我在陕西听人说过好几次。陕西人当中听说过美国排华法案的，并不因此对美国怀多少恶感。陕西人对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看法，香港和上海的居民并不赞同。在那些地方，人们大声疾呼反对「美国的歧视」，还夹杂着要采取报复措施的议论；可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相信，今天的中国对他们这个种族来说，同过去五千年里的任何时候一样是块好地方；他们打心底里瞧不起移民。

宴会在一片「晚安」「再会」声中散了，我们骑马穿过黑沉沉的街道回家，我心里最萦绕不去的念头是：辫子、黄皮肤和筷子，说到底，只是一层很不完全的伪装，薄薄地遮着那「一点人之常情」。

十四光绪西狩的日子

在中国，女人向来被看作低人一等，律例所规定的地位也从来比奴婢好不了多少；可是她们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显要的角色，而且不止一次有女人像今天的太后一样，成为帝国真正的主宰。远在公元前一八一八年，桀帝的美貌王后妺喜，便因奢侈残暴激起了一场变乱，招致夏朝的覆亡。继妺喜之后掌权的女人，几乎个个在邪恶上与她不相上下，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伟大的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她在西安临终时对丈夫说：「不要在我的棺材里放珠宝。让我的头枕一块木瓦，用木簪子挽住我的头发。不要听信小人，不要营造奢华的宫殿。你若答应我这几件事，我便死而无憾。」然而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女人，要数武后。唐朝时，武后是高宗的皇后。公元六八四年皇帝驾崩，她的继子中宗年幼，她被立为摄政。武后以铁腕治国。她残忍而狂热，成批地折磨、诛杀她的仇敌。她迫害景教徒。她的种种怪癖与放荡的风流韵事使西安为之哗然，可是在她治下，帝国繁荣昌盛。她的军队平定了叛乱，击退了蛮族。人们怕她，却也爱戴她；直到今天，人们提起她来，通常还用她给自己加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当今的太后慈禧，是自武后以来第一个坐上龙椅的女人。说中国的历史会重演，意思若是说它包含着其他国家历史里那种零星的相似之处，那便是用词不当了。中国的历史是一场漫长而连绵不断的重演。它的潮流从不改道，也从不加快。时间对风俗、制度和观念都不起作用。中国的同样境况连绵不断地存在着，便只可能有相似的事情一再发生。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这是理所当然的，变的只是日期和当事人的名字。慈禧同武后一样，是一位皇帝的遗孀，另一位皇帝的监护人。慈禧同武后一样，是个女人，而在这个国家里，女人向来是被人轻贱的。当今的太后同她那位一千二百年前的前辈一样明白：她若要掌权，就必须比任何男人更强硬、更咄咄逼人、更残忍。为了遂其私图，慈禧的仇敌拿来攻击她的理由，同当年图谋推倒武后的那些人所用的一模一样。他们说她不过是个可怜的弱女子，不配治国。她砍了他们的头，灭了他们的族，抄了他们的家，以此向她的臣民表明，她的仇敌错了。

武后和慈禧都是中国女人，除了从自身阅历中得来的见识之外，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她们两人都格外狂热，格外迷信。武后帮着驱逐了景教徒，慈禧则一向憎恨基督徒。可是恰恰是这些缺点，使当今的太后像武后一样，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她们两人都一直被看作古老信仰与制度的捍卫者，都受到了开天辟地以来刚强的性格总能赢得的那种敬服。在慈禧这一次垂帘听政期间，蛮夷的态度同武后时代如出一辙。在一个像中国这样闭关自守的国家外面，总有一些民族因不得其门而入而恼火。在她的蛮夷仇敌一时得胜之际，太后自然便带着她的朝廷和她所监护的皇帝，退居武后当年同样的统治曾使之增辉的那座城市；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伟大的女人，把西安定为了帝国的都城。

她离开北京虽是被迫的，可我一向觉得，把这件事叫作出逃并不十分确切。京城陷落后的三十六个钟头里，没有谁去惊扰过太后；不管联军打的是什么主意，也还没有人试图把她拿作俘虏。各国全权大臣对一切中国罪魁都奉行放任政策，照这样看来，太后究竟会不会受到严厉的对待，是很难说的。外国占领北京期间，慈禧和光绪大可以被具结软禁，等乱子平息后再予以释放。可以肯定的是，一九〇〇年八月的一天早晨，太后和她的继子爬上大车，悄悄地从北京的北门驶出去的时候，联军的所作所为里，并没有什么让她们有理由立刻惊慌的。没有人去追赶；在直隶北部的张家口附近稍作休息之后，便定下了去西安的行程，并给这场帝室的流亡披上了一件处心积虑的欺瞒外衣，从那时一直披到现在。命令传给了沿途每一座城镇的官员，要他们准备迎接中国皇帝的驾临，说皇帝决意巡幸他的疆土。官方宣布说，北京的洋人太多，皇上不喜欢；皇上忠于祖宗的成法，已决定迁都西安。

自尧舜以来，中国的皇帝便有一种惯例，时常从容地巡行天下，察看百姓的境况，到名山古刹去进香。光绪效法他的先辈，是一件很值得称道的事，也使他的臣民大为欢欣。在他们眼里，他离开一座被蛮夷亵渎了的京城，更是一桩特别的德行，不愧为中国的皇帝。山西和陕西的百姓，就是这样看待太后和皇帝穿过这两个省份的行程的；今天，整个中国内地对西方所谓「流亡」的看法也还是如此。就这个问题向我发表过意见的几十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暗示过他相信太后是被迫离开北京的，或者外国联军在任何意义上是胜利者。谈起同蛮夷的这场纠纷时，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蛮夷对中国无论抱着什么图谋，都没有得逞，因为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一切敌人最终都必定会退走，把一切照原样留下；而事实上，在流亡的朝廷答应回銮北京之前，发生的差不多正是这么回事。

沿途将近八百英里，每一个官员都知道，太后若发现他的辖区里供应不周，他的脑袋多半就要为她的不快抵罪；官员治下的百姓也同样清楚，他们若不遵照官府的命令迎驾，就要处死。结果，山西和陕西的大路上呈现出一派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忙碌景象。村子扫了又扫、掸了又掸；破败的公馆翻修一新，重新装饰；庙里的旧神像重新上了漆、贴了金；成千上万的人去修路补桥。随皇帝西狩的朝廷成员，都聚集到张家口附近的那个歇脚处。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长串的随从，以及三四个营的兵丁。这支小小军队的大批行李，装在大车里，走在皇帝和太后的黄轿前面好几英里。

照中国人的礼数观念，赶路赶得快是极不体面的。旅行的人身份地位越高，走得就得越慢。太后和皇帝在沿途每一座重要的城镇里都至少停留一昼夜；他们到所有主要的庙宇里进香，接受几百位官员的禀帖与颂词。他们从不匆忙，而且总是摆出一副样子，仿佛北京的外国联军以及联军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无足轻重，不值得他们费心。他们成功地在各处造成了一种印象：去西安不过是他们高兴罢了。直到今天，淳朴的农夫们谈起这对流亡的帝后，还像是他们巡幸这片古老的土地给它带来了永久的荣光。

帝后一行从张家口往西南走到山西的太原。从那里到西安的路线，就是我十五个月后所走的路线。当时圣驾巡幸仍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看样子，这个话题还要再谈上一代人。在山西城镇那种沉闷的、终日劳碌的地方，天子的驾临是一件永世难忘的事。不止一位官员对我说过，他把自己能够迎接太后当作一生中最大的事。在较大的城镇里，圣驾驻跸在县衙；在较小的地方，官员穷得置不起衙门，公馆便成了中国君主的临时行宫。至少有十座这样的官驿，我在门上看到了写着「千岁」字样的匾额；那是中国人向皇帝致敬的一种说法，大约相当于法国人的「万岁」。办差的郑重其事地提醒我，说我睡的那堆砖炕，正是「天子」歇过一夜的那张床；我对此也渐渐习以为常了。往后十年里，陕西的办差的大概还会对过路的旅客说：「我的皇上喜欢这茶」，或者说圣母皇太后说过：「这糊墙纸多好看哪。」全线的城镇里，几乎没有哪一座没有一段圣驾巡幸时的逸事。在发生这些事的沉闷小城里，人们无疑把它们的分量夸大得过了头；不过这些逸事都表明，太后始终是那个主宰一切的人物。同她那从不迟疑地行使的权力、同她所到之处人人畏惧的威势相比，皇帝的权威不过是一个孱弱孩童的权威。从离开北京之时起，太后似乎就已认定义和拳运动是一场可悲的失败，对它只有厌恶和憎恨。叫官员们大吃一惊的是，沿途凡有重新煽起仇洋狂热的企图，都被迅速而无情地扑灭了。慈禧进入介休的时候，一个穿着义和拳装束的人跑到路当中，跪在她的轿子旁边，开始颂扬她剿灭「洋鬼子」的功德。一个亲眼见到的人告诉我，太后只朝她的一名侍卫做了个手势，那侍卫便悄悄走到那拳民身后，一刀下去，把他的颂词和他的脑袋一齐斩断了。太后召来介休知县，当众斥责他竟容许发生这样的事，把他革了职。说来凑巧，这位知县在他的县里已经尽力镇压了义和拳，还救过一位传教士的命。他之所以让那拳民去上颂词，只是因为他以为这会讨太后的欢心。可他还是被革了职；我到介休时，他仍然赋闲在家。

有人禀报太后，说宫里的一个人，一位地位很高的满洲人，在承包朝廷行李大车的买卖里大大地「揩」了一笔。她立刻宣布：官场的贪腐既是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源，就必须拿这个贪官来儆戒众人；几分钟后，他的脑袋就滚落在山西大路的尘土里了。人们为了说明太后真正的伟大而讲给我听的故事，几乎都以「于是他的头被砍了下来」作结。官员们和办差的所讲的帝后巡幸山西、陕西的经过，很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里爱丽丝同那位王后打交道的经历。可是这样大批地砍头，并没有让太后在她的臣民当中不得人心。

近来有关中国时事的一些记述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位了不起的老妇人之所以能保住她的地位和威望，全靠她在百姓心中造成的恐惧；百姓恨她，巴不得看到她永远被赶下台。这种情绪在通商口岸和受外国影响的地方有多普遍，我无从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帝国的内地，中国当今的摄政慈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人爱戴。中国人对君主本人并没有那种盲目的崇拜，那是驯服的俄国农夫的特点。眼下对太后的这种极度忠诚，是出于对她品格的极大钦佩和尊敬，出于对她才干的无限信任。一些年轻的官员承认她犯过错误，可那是因为她对臣民的福祉过于热切了。普通百姓简直把她当神一样崇拜。在他们眼里，她的过错和残忍都是美德。他们相信，她砍那些胆敢违抗她的官员的头、给他们上刑，唯一的动机是维持「太平」。太后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太平」。因此她是一位理想的君主。「愿她活一千岁。」

西安城北的一座园子里，有一座又长又矮的砖房。它非常古老，好几百年来一直是西北诸省总督的官邸。自从东突厥斯坦并入中华帝国以后，总督的驻地移到了甘肃的兰州。有一段时间，园子里的这座旧宅由历任陕西巡抚居住，可是大约二十年前，有人宣称这里闹鬼。究竟是哪些鬼魂偏爱这座阴森的老房子，它们又是怎样显形的，我始终没能打听出来。反正这里闹鬼，于是将近二十年里，它被丢给了老鼠和蝙蝠。陕西巡抚端方接到通知，说西安要成为中国的都城，太后和她的继子一到，必须有一座宫殿准备停当迎候他们，那时这座房子便是这个样子。中国的鬼魂对寻常人无论多么可恶，一遇天子驾临，总是要逃之夭夭的。它们绝不会去惊扰光绪和他的嫡母。这座旧总督衙门比西安任何其他官署都大，于是被选作了行宫。三百名木匠和油漆匠被派来翻修装饰。附近地段上的好些房子被征用来给朝廷的成员居住。这些房子也都改建了，周围的空地上修起了凉亭和花架作点缀。然后整片地方，约十五英亩，用一道高高的砖墙围了起来，显然是在模仿北京的紫禁城。

在中国人眼里，皇帝住过的宫殿都是神圣的，必须在好几个月里保持他离开时的原样。朝廷一动身回北京，西安行宫围墙上的门就关上了，门前驻了一队兵把守。派了一位官员和一队兵丁看管这处地方，务使家具一件也不挪动，房屋每天早上都要掸扫干净，那份仔细，就好像慈禧和光绪还住在里面一样。巡抚下令，任何人未经看管官员的明确许可，不得试图进入行宫地界，违者重罚；而这种许可，只有高品级的官员在难得的场合才能得到。连我的东道主敦崇礼先生也对我说，行宫是西安城里唯一一处他认为外国人不宜、也不安全去尝试参观的地方。

我到西安大约一个星期后，有一天下午，王和我从公馆出来，想在晚饭前散散步。我们在公共广场上转了一会儿，然后朝北门走去。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去处，正悠闲地溜达着，却发现我们走的那条街，尽头正是行宫的大门。那道门我以前经过好几次了，只是从没有顺着这条街走到它跟前。参观行宫的念头我早已打消了，可那天下午那道门横在我们面前，一股突如其来、无法抑制的欲望涌上心头，我想看看门后面有什么。

把守大门的是两只巨大的石狮子。哥伦布第一次扬帆驶向美洲的时候，它们大概就已经蹲在那里了；不过最近它们刷上了一层鲜亮的绿漆，恢复了青春，垂在嘴外的舌头也新贴了金。这颜色把它们原有的一点凶相消除得干干净净。它们看上去像是换上了爱尔兰颜色的英国狮子，因而格外兴高采烈。两只狮子张着大嘴，从底座上俯视着王和我，好像在笑我们。「试试看，」它们仿佛在说，「容易得很。」我决定照这个主意去办。

「王，」我说，「这事就看我们的了。我们要进行宫去。」

「说不定我们要掉脑袋，」他说，「不过老爷要是这么说，对我来说就是必得能办。」

我们走到站在岗亭前的一个兵丁跟前。我把名帖交给他，请他去叫那位官员来，说我想同他说话。那兵丁推三阻四，不肯接我的名帖。王转过身去冲着他，用中国话滔滔不绝地训起话来。训的是什么，我只能从那兵丁的反应来猜。他每回想插一句嘴，王就说得更快。王并不提高嗓门，只是以每分钟大约一千字的速度倾泻出一大串话来。过了一阵，那兵丁在这一通火力下似乎蔫了。他垂下头，羞愧地望着地面。王没有降低嗓门，却戛然而止。那兵丁接过名帖，慢吞吞地进门去了。「他现在能办了，」王解释说，「我跟他说话用的是骂。」

按我以前同官员们打交道的经验，我想象中看管这座空行宫的人，一定年事已高，格外庄重持重。回到门口来的，却是一位年轻得出乎我意料的官员。他不过二十五岁，穿一件紫绸短褂，下着灰色的裙裳。他帽子上的顶珠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他的品级。他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样的职位，似乎说明他的才干非同一般。我对他说，我很想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因为这里曾经住过一位统治的人口比世上任何人都多的君主；我请求他准许我在行宫里走一走。「天子在这里住过，」他说，「他待过的地方，谁也不能进去。不过请到我的公事房里来吧，」他又说，「我想跟你谈谈。」他领着我们走进大门里面的一座小房子。一个仆人给我们端上茶来，这位年轻的官员说：「我也是个外乡人。我家在四川。我来陕西才一年。

四川是个美丽的地方，有瀑布，有高山，有竹林。」谈起家乡，他那份拘谨和官场上的矜持便消失了。我忘了他是中国人、是官员，他也好像忘了我是个外国人。我们两个都只是在谈论家乡的人。

「每当我想起故乡，」这位看管行宫的官员说，「我的思绪就化成了音乐。家乡这样的东西，是没法用言语说出来的。」他从屋角一只柜子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琴，放在面前的桌上。「我在四川的一座山上，」他说，「阳光透过竹叶照在我身上。我听得见瀑布的声音，白兔在我身边嬉戏。这是人不由得不快乐的时刻之一。」他的手指在琴弦上拂过；他那张黝黑的四川人的脸亮了起来，眼睛闪着光。一时间，他仿佛忘了我们，忘了周围的一切。他的琴声起初轻柔，渐渐变得响亮、急促，在高音上流连不去，然后在中音一带化作一种如梦的单调，慢慢消逝了。他弹完后，我问：「你是随兴弹的吗？」「当然，」他答道，好像对我这一问感到惊讶，「音乐是一个人灵魂的言语。没有两个人的灵魂是一样的，一个人也读不懂另一个人的灵魂。我若弹别人写下的曲调，说话的就不是我的灵魂，那也就不是音乐了。蛮夷的音乐不是灵魂的言语，是噪音。我听过基督徒在教堂里唱歌。」

「你说中国基督徒唱的歌，是很有几分道理的，」我答道，「可你若以为我们的音乐全都没有意义，那就完全错了。黑发之民和我们蛮夷之间，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大的分别。在乐理上，就像在别的一切事情上一样，分别主要在于：你们早已是老生常谈的东西，在我们却是新鲜事。近一百年来，一种新的音乐在蛮夷的国家里风行起来。每一个音都有意义。它的声音算不了什么，它的意趣才是一切。懂它的人，还有更多不懂它的人，都说那是他们灵魂的语言。我是个老派的蛮夷，就我自己来说，我更喜欢那种是噪音的音乐；不过我完全明白，一个人没法用言语诉说他出生的那片土地；我们蛮夷也歌唱我们的家乡，我们爱家乡，就像你爱四川一样深。」

「那么，这张琴至少让你懂得了我对我国家的爱，你也尊敬这个帝国了？」他问道。我回答说是的，心里纳闷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为你弹琴，」他从桌边一跃而起，说道，「是为了让音乐使你感受到我们对国家的爱，好让你尊敬它。你若尊敬它，也就会尊敬我的皇上住过的地方。准不准人进这片地方，由我负责。我通常不许我的同胞进来，因为连他们也体会不到，走过我的国家曾经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那些屋子，是何等庄严的事。你是个蛮夷，不能指望你尊敬这座行宫，所以你请我准许你在里面走走的时候，我拒绝了。可我改了主意。你懂得了这张琴所说的话。你是我的朋友。我要亲自领你看看行宫。」我想向他道谢。可这出人意料的结局来得那样雅致，把我压倒了。这回轮到我说不出话来了，不光是说不出中国话，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竟忘了官场的礼数，同他握了手。我转向王，他的翻译本事已经被用到了极限，我对他说：「告诉他，他说得对。我是个蛮夷。」

我就这样碰巧成了第一个进入西安流亡行宫的白人。那位年轻的官员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到公馆来拜访我，我也到他门边的公事房里去看过他好几次。他不但守信领我看了行宫，还给我讲了许多围绕着太后的那个深宫朝廷里的逸闻。其中有几段大概言过其实。也许有几段不是真的，不过他绝不是存心说假话。有好几次，我的这位向导兼朋友表示惊讶，说我一个蛮夷，竟然能听懂他讲的宫廷礼仪和宫闱阴谋是什么意思。

行宫的正殿漆成红色，盖着褐色的瓦顶。和大多数上等人家的中国房子一样，正门开在正中。没有什么门厅或过道，一进门便直接进了御座所在的大殿。天花板很高，糊着鲜黄的纸。地上铺着一块用红布小块拼缝成的地毯。正对着门，靠后墙摆着一张方形的柚木宝座，靠背和两侧雕刻得古雅别致，上面悬着一顶深红的华盖。每逢大典接见满洲的皇族亲王，光绪皇帝就盘腿坐在这张宝座上。即便宝座空着，我那位官员向导走近它时，也总是怀着极大的敬畏，不由自主地朝着新近端坐其上的那位至尊磕一个头。所有官员和一般的朝臣，都在行宫的左厢接见。那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里面主要的家具是一条铺着黄绸垫子的竹榻。每天召见臣工时，太后和光绪就坐在这条竹榻上。前来觐见的官员，第一个头总是磕给太后的，她也总是坐在左首。除了几张乌木凳子和坐榻之外，别的家具只有两座从北京运来的法国大钟；这两座钟从来连装作报时的样子都不曾有过，可这个毛病丝毫无损于它们在皇帝眼中的价值。他很喜欢这两座钟，官员们向他的嫡母呈递奏本时，他常常定睛望着它们。

正殿的正后方是一座相似的房子，是流亡帝后的寝宫。它两边也有宽大的厢房，太后的屋子在正中入口的左边。当初把总督衙门改建成行宫的原计划里，右厢的一大套房间是留给太后的；可她一到，发现给她安排的是这样的住处，便勃然大怒，扬言要把所有参与翻修行宫的营造匠人的头都砍掉。只有让她自己挑选房间，她才平息下来。她挑的，就是左厢那套尊位上原本留给光绪的房间。光绪照例让了步，乖乖地退到了房子的右厢。

西安最好的两名厨师被请来给帝后做膳。从一开始，太后就吃不惯他们陕西的做法。她不断地骂他们，常常叫人责罚他们。一天夜里，充作厨房的那座棚屋着了火，烧成了平地。太后的怒火烧到了那两个厨子身上。她叫人在行宫的院子里把他们斩了首。

西安行宫里最有意趣的地方，是留给大阿哥的住处；几年前，大阿哥被宣布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这位殿下住在园子后部的一座大房子里，离正殿有一段距离。他的房前有一口人工池塘，养满了金鱼。大阿哥住处的一边厢房里，有一间长长的厅堂，厅的前墙经过一种巧妙的安排，可以像屏风一样卸下来。在炎热的夏日，这里是年轻的王公们最爱闲坐的地方。他们躺在坐榻上说长道短，抽水烟，也抽一点鸦片，看看金鱼。

大阿哥是端郡王的儿子。人们认为他之所以被选为皇储，是因为他父亲在朝中权势极大。北京方面以为大阿哥已经随端郡王去了新疆，其实这位皇储却来到了西安的流亡朝廷，在那里立刻成了满洲王公中所谓少年一派的首领。大阿哥是中国的「英俊王子查理」。他大约十九岁。在西安几乎每一个人看来，他都是十八行省里最英俊的少年。他是满洲皇族，显然觉得西安这座都城非常沉闷，于是自己想法子给它添些热闹。他不带一个随从就骑马出了行宫，常常到街上最后一盏纸灯笼在黑暗中熄灭之后才回来，这使汉家子孙大为骇然。一连串的风流韵事，给他赢得了满洲唐璜的名声。他由几个年纪相仿、意气相投的同伴陪着，常去茶馆饭馆，有一回因为在一杯米酒前流连太久，闹闹嚷嚷地被人送了回来。看管行宫的那位官员非常欣赏大阿哥。他讲皇储的故事给我听，从来不嫌厌倦，不过他说，大阿哥的嬉游轻浮招来了「圣母皇太后」的嫌恶。她不快的结果，在我逗留西安期间颁布的一道上谕里显现出来了。

这道上谕是从开封发出的，朝廷在那里歇了几个星期，再继续回銮北京的行程。上谕宣布大阿哥不再是中国皇位的继承人。他已被逐出宫廷，奉命回新疆他父亲那里去。大阿哥为人那样好，想要快快活活过日子又是中国人身上那样少见的毛病，这些品性说不定本可以成为一剂解药，化解那世代相传的狭隘与狂热。想到他永远不会盘腿坐上黑发之民的宝座，人们很难不感到惋惜。为了安抚外国联军，陕西巡抚端方被调往更富庶、更重要的湖北省，官方宣布他的升迁是因为他阻止了义和拳杀害传教士。接替端方的，是一位名叫升允的官员，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一天夜里，大阿哥那一伙里的一群满洲阔少出去，要把西安城闹个天翻地覆。他们大吵大闹，砸了铺子的窗户，搅得满城不得安宁。巡抚的衙役把他们抓了起来，锁进了城里的监牢。第二天早上他们被带到升允面前，对他态度十分傲慢。他们对他说，他们是帝国的王公，品级比他高得多，他们不承认他的权威。升允当即告诉这些年轻的王公：他们现在是在陕西，在这个省里满洲人算不了什么；他身为古老陕西的巡抚，是要执法的。接着他给他们讲了一通王公应有的操守，严加申斥之后把他们放了，告诉他们若再扰乱他这座省城的安宁，就要把他们当作寻常罪犯处置。王公们赶忙跑回行宫，向太后诉苦，可太后只是又骂了他们一顿，还夸奖巡抚秉公无私、有胆有识。

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便有在天亮前召见臣工的惯例。官员的品级越高，君主召见他的时辰就越早。在西安时，太后的军机会议在凌晨四点钟举行。朝中的小官在六七点之间召见，而陕西巡抚和各位官员则要到十点钟才准进见。一天的例行公事通常到中午就办完了，这时太后要批阅外务部的王文韶同北京的李鸿章、庆亲王之间每天的往来函电。作为李鸿章的继任者，王文韶如今是对各国交涉的全权大臣。在西安，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和善可亲的老人，从不是激烈的党人，却始终对太后忠心耿耿。

在旧总督衙门的院子里常见的人物当中，有好几个是被义和拳奉为首领、外国将领却不知其下落的人。这些人对外国人的狂热仇恨，在西安并不比在北京时稍减。他们怂恿太后再作一次努力，把西方来的蛮夷从中国赶出去；幸而这位统治中央之国的奇特女人已经得了教训，暂时听从了较为温和的一派的主张。据说有一回，荣禄就洋人的狂妄自大发表了一篇演说似的议论。他坚持说，洋人都来自同一座小岛，因为岛上大批居民移居到了中国，那座岛如今已经差不多没人了。洋人为了欺骗、诓骗中国人，才用不同国家的名号来称呼自己，比如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种族，只说一种语言。照荣禄先生的说法，洋人有一种习惯，改换国籍就像换一套伪装，所以星期一的德国人常常到星期二就成了法国人。

在我们这半边世界，人们普遍以为中国没有报纸，只有通商口岸印行的一些相当拙劣的仿洋刊物。几百年来，帝国的京城每天都要发出一道或几道「上谕」。这些上谕同这个名称在欧美所意味的东西大不相同。上谕除了载有给官员的通令抄件之外，还是政府一切官方行为的记录。每一道命令都说明缘由，每一件案子都加以评述。上谕汇编起来，是中国时事的极好的评注，拿来代替报纸是很不错的。主要的缺点，是其中所载的消息大多带着丧葬的气味。「朕今日将某地知县斩首，因其侵吞税款，或因其不忠，或因其附和叛乱。」上谕里最常见的，就是这样开头的一段。在交代这位官员已经伏罪之后，接着是一篇简洁的讣告，写明他何时何地出生，历任何职，儿子叫什么名字。上谕一经颁布，立即电传各省巡抚，再由巡抚转发给下属官员。朝中有一位官员享有特权，把上谕按月汇编成册出版。这些册子用黄封面装订，卖给帝国各地的订户。在西安行宫里，我发现四处散落着几本上谕汇编。它们被揉得皱皱巴巴，很像家乡俱乐部阅览室里放了一夜的报纸。

皇帝来西安时，是从东门进城的。因此他离开这座流亡之城时，就必须从西门出去，尽管回北京的路线是往东经过河南省，而且直到潼关为止，走的都是他来时走过的那条路。皇帝出城若走进城时的同一道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凶兆。

启程那天的仪仗行列，是太后的一场凯旋。它的用意是要让汉家子孙铭记：中国已再次在万国之中称雄。蛮夷已被迫退走，不再亵渎京城，天子又可以在满洲人的城里重设龙椅了。北京的成例被弃置不顾，成千上万跪在路旁的西安人，获准仰望他们君主的面容。光绪坐着一乘黄轿走在行列的最前头。接着是太后，后面跟着光绪的正宫皇后。大阿哥坐一乘紫轿，是这一行里的第四位。他后面是一长队妃嫔、王公和朝中的随员，还有三千多名兵丁组成的护卫。行列出了城门，在城墙外绕城一周，然后便开始了回銮途中那一站又一站迁延缓慢的行程。陕西巡抚升允得了极大的荣宠，奉命督率走在主队前面十英里的几百辆行李大车。

朝中那班年轻人还记恨着升允在西安给他们的那番申斥，便想出一个报复的计策。他们买通了一个赶牲口的，让他在潼关以东的山里，从一条岔出的山谷赶出一长串驴子，去截断行李车队。就制造升允的仇人们想要的那种混乱而言，这条计策灵验得很。驴子在大车之间乱窜，惊了马，掀翻了行李。前队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恢复秩序，就在这当口，太后到了。行程被这样耽搁，她大为震怒，召来了升允。升允跪在她的轿旁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时刻；倘若砍掉他的头能使圣心稍安，他情愿当场受死。他不否认这一切麻烦都该由他负责，但他又说，他知道驴子为什么要来冲他的车队。那是因为那班少年又在耍他们的老把戏了。太后当即饶恕了升允，把怒气转到了那班少年身上。她对他们说，行李车队若再出什么乱子，砍几个年轻满洲人的头，会叫她很高兴的。升允和他的车队再也没有碰到驴子；不到三个星期，可怜的大阿哥就被废黜了。

每到一座陕西城镇的城门前，皇帝通常要下轿，跪在尘土里，直到太后过去，往她的衙门或公馆去了才起身。回銮路上耗去的五个月里，中国真正的都城，就是那个自相矛盾的老妇人的黄轿，它正缓缓地穿过她的疆土。上谕每天极有规律地颁下来，总是注明轿子恰好停驻的地方。这些上谕表明，太后过的绝不是游手好闲的日子。她心里念念不忘的问题，似乎总是：「今天该谁的头落地？」

太后来到陕西时，所有传教士被逐出这个省份才不过几个月。教堂被焚毁，教徒受到恐吓。大约一半的人同情义和拳，另一半人则切齿反对他们。长期的旱灾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走投无路。一些小官利用帝国混乱之后不受约束的机会，劫掠、苛征他们无力自卫的百姓。自从回民起事以来，这个古老的省份还没有这样动荡不安、这样困苦过。

当中国的太后慈禧离开西安时，义和拳运动已经被镇压得干干净净，传教士在省内任何地方旅行都安然无虞，所到之处受到的款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诚得多。百姓回到了他们的田地上。官员们过分的「揩油」，已经靠砍掉几个主要罪魁的头而被制止了。陕西「太平」了。

太后无疑是个非常邪恶的女人。传教士的报告里常称她为「中国的耶洗别」，这个称号她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倘若我是一个住在西安的中国人，用中国人的眼睛目睹了近来陕西的种种变故，我承认，我也会想说一声：「愿她活一千岁！」

十五陕西的饥荒

截至一九〇一年七月的前三年里，陕西饿死的男女老幼超过两百万。据一八九九年的《政治家年鉴》，该省人口为八百四十三万二千一百九十三人。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三十，死于因天不下雨而来的饥荒。如此可怕的死亡收成，若是落在世上几乎任何别的国家，都会成为举世议论的话题，受灾的国家也会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同情。可是陕西离西方所谓的世界的边缘太近了，从遥远的地方望去，这个古老省份里无论发生什么，都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除了英国有少数人经由传教的渠道捐了款，对这个忍饥挨饿的黄种民族稍稍表示了一点关心的，只有美国人。美国募集了一笔款子，经由一个总部设在天津的传教士委员会转送到陕西。

饥荒的首要原因是旱灾。在任何一个农业社会里，三年不下雨都会造成困苦与匮乏；可是若不是陕西格外偏远、格外闭塞，死亡的收成是绝不会随之而来的。这个省份南面和西面被高山环抱，又有别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把它同沿海隔开，所以要从外面把粮食运进陕西是办不到的。本省的出产一旦断绝，百姓除了饿死，别无出路。

从蒙古边境到渭河，陕西的土壤是一种多孔的黄土。水浇得足时，它的性质和黏土差不多，很适合种小米和玉米，这两样是本省主要的食粮；可是这片不长树的平原上吸水的土壤，存不住多久的水，只要雨量稍稍减少，地面就化成干燥的白粉，庄稼在里面焦枯、凋萎、死去。旱灾与饥荒，对这个隐秘的省份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几乎每一朝的史书里，都有陕西闹饥荒的记载。公元五九五年，隋文帝杨坚不得不带着朝廷从西安迁到河南省去，因为陕西的粮食连皇帝都供养不起了。

这次饥荒之前，最后几场雨下在一八九八年的春天；从那时起直到一九〇一年五月，全省七十二个县里，有六十三个县一滴雨也没有落过。农夫们存在村中粮仓里的那一点储粮，很快就吃光了。帮着灌溉平原的井和河都干涸了。黄河与渭河所有较小的支流都消失了。整个地方变成了一片广阔、灰白、焦干的荒漠。雨水断绝之后，省里的官府意识到，陕西又一次面临一场可怕的饥荒。他们以手头有限的财力，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向帝国的其他地方发出了求援的呼吁。各方捐来的银钱很慷慨，可是没有粮食可卖的时候，钱是买不来粮食的。陕西城镇里，甚至有些富人也出多高的价都难以买到面粉和食物。一蒲式耳小麦的价钱，从四百文涨到了六千文。面饼卖到一百二十文，恰好是平常年景的十倍。

田地一直荒芜，农夫们便开始成群地涌进西安。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的冬天，有三十多万走投无路、饥肠辘辘的村民来到省城。巡抚害怕发生抢粮的骚乱，不准他们进城。饥民们只好住在关厢的田野里。他们在路边的土崖上挖窑洞栖身，靠吃粗草和野菜苟延残喘。我到西安时，城的四周尽是这些阴森的、熏黑了的窑洞。它们几乎全空了。住过这些窑洞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已经死了。据本地的统计，单是一处关厢就饿死了十三万人。三个月里，巡抚的衙役每天早上都要收殓六百多具尸体，埋在东门附近的一块地里。由于饥荒的缘故，西安爆发了一种似乎兼有痢疾和霍乱症状的疾病，城里好几百个熬过了最严酷的饥饿的居民，也因此丧了命。

而粮食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少。渐渐地，西安的关厢里开始有人卖人肉了。起初这种买卖是偷偷摸摸地做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一种用饿死的人的尸体做成的肉丸子，竟成了一种常见的食物，每磅售价约合美国的四分钱。人肉的买卖已经做得相当大了，才被巡抚端方断然制止；他砍了三个贩卖人肉的人的头。

端方委派了一个赈济委员会，委员都是城里有名望的商人和钱庄老板。他们在西安开设了三十二处粥厂，赈济关厢里的饥民。委员会从各位官员那里取得了赤贫人家的名册。三年饥荒期间国内各方捐助的三百万两银子，都由这个委员会掌管。这些钱来自北京的国库、陕西本省的公款，以及中国的各个慈善团体。赈款还靠出售功名进一步得到了扩充。朝廷竟然采取这样的办法，足以证明在同笼罩全国的这片饥饿阴云搏斗时，它已经窘迫到了什么地步。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人有时可以靠贿赂主考官取得功名；可是功名无论怎样得来，要当官都是绝对少不了的。奉巡抚的命令，陕西的功名不经考试就卖给任何愿意向赈灾款捐纳一定数目的人。西安的情形固然可怕，乡间的苦难却更甚，如果还能更甚的话。整个整个的村子，有一阵子靠吃猫、狗和马肉活命，然后便慢慢地饿死了。为了买粮食，农夫们先卖掉他们仅有的一点家具和农具，然后卖掉房顶，最后卖掉他们的孩子。

中国的父母那样深爱自己的小儿女，一旦到了肯把他们卖掉的地步，饥荒的惨状便到了最坏、也是最后的一步。在中国，孩子总是有买主的，而且求常常远远大于供。内地城镇里当丫头、做家务活的女子，通常是没有工钱的。她们出嫁之前，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在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把她们买了来。自从洋人和通商口岸的文明来了以后，女孩子被买卖去受的命运，比做中国人家的丫头更坏。在帝国各地，孤女，或者因为父母吸鸦片而成了地方上累赘的女孩子，多多少少一直有人在贩卖。

孟子教导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在祖宗的祭坛前奉祀，是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过。一个人若没有子嗣，就必须买一个男孩，当作儿子养大，这孩子对他负有同亲生儿子一样的孝道义务。然而，让有些人肯出高价买一个小男孩的那个理由，也让做父亲的极不情愿把儿子卖掉。除了对儿子的深爱之外，每一个中国父亲都喜欢想到：自己死后，眼下在田里跟在他身边一步一步走着的这个小男孩，会在他的牌位前祭拜他。只有在闹饥荒的时候，一个儿女众多的穷苦农夫，才有时会同意卖掉一两个儿子，好让其余的孩子免于饿死。陕西的饥荒最厉害的时候，西安出现了一些坐大车来的人。他们是投机商，专做在饥荒市场上收买孩子的生意。他们以西安为这门买卖的大本营，从那里到四乡去兜揽。他们从窑洞里的饥民和村民手里买了好几百个孩子。一个小男孩的寻常价钱约两千文，一个小女孩花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孩子们被成批地买下，送到中国各地去零卖。

太后和她的宫眷来到西安时，古老的陕西就是这样一副凄惨的光景。人们害怕朝廷到来，因为那意味着要从日益减少的粮食里再多养活一万张嘴。可是「中国的耶洗别」，却给陕西带来了三年灾荒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救济。她一到，就立刻在西安和南方、东方的各城市之间设立了官办的驮队，运来大批粮食，数量之多，是省里的官府凭它有限的财力所办不到的。这些驮队除了供应兵丁和朝廷的随从之外，还另外运来一批玉米和面粉，在市面上公开出售，多少缓解了饥饿之苦。

太后亲自察看了饥荒的情形，发现国内各方捐来的大笔银钱，对本省百姓的苦难并没有起多少缓解作用。凭着她同官员们打交道多年、深知他们的种种习性的经验，她得出结论：一部分赈款被经手发放的官员「揩」掉了。照西安流传的说法，圣母皇太后有一天出现在她的军机会议上，一手拿着十两银子，一手拿着一串铜钱。「这是一个谜，」她说，「我要你们来解。」军机大臣们都说解不出来，她便解释说，那银子代表给陕西百姓的钱，那铜钱代表百姓收到的钱。为了查清银子和铜钱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随后便清查了赈灾的账目，结果砍了本省三位最显要的官员的头。从那以后，赈款就再也没有人敢「揩油」了。

一九〇一年五月初，陕西又下雨了。这场雨使一部分农夫得以播种。雨后便颁下一道上谕，宣布饥荒已经过去，不再需要帝国其他地方的捐助了。可是离收成还有五个月，每天的死亡人数几乎和从前一样多，尽管官办的驮队已经使情形有所改观。在西安，从外省运来的粮食现在可以买到了，可是熬过了三年饥荒的村民，却没有钱去买。第一场雨后不久，第一笔美国赈款由敦崇礼先生带到了陕西。太后听说他要来，表示希望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他之所以得到全省每一位官员、从巡抚直到知县的合作与支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太后的嘉许。陕西的律例禁止外国人使用公家的房屋，可是为了让敦崇礼先生在发放他所掌管的赈款时不缺必要的便利，本地的赈济委员会把西安城中心的一座大房子拨给他作办公和居住之用；而就在不到一年前，所有外国人都被逐出了这座城。敦崇礼先生住所的门上，挂了一块写着「美国公馆」字样的招牌。

敦崇礼先生经手的几千两银子，全部经由中国的渠道、按中国的办法发放。他估算饥荒受灾范围的依据，是本地赈济委员会编制并交给他使用的那些名册。在中国的饥民名册上，一栏一栏排列着的字，代表本地区的贫困人家。丈夫兼父亲的名字总是写在一页的最上头。靠他养活的女人和孩子被称作「口」，在名册上只记数目，不记名字。敦崇礼先生通过他自己雇用的人，核实「口」的名册是否准确，然后发给每一户的户主一张票，凭票可以分得一份美国赈款。接着便通知知县，他的县里哪一天发放。各村的头人通知所有持票的人，在指定的日子到他为此指定的某座房子里集合。选来发放赈款的房子，通常是庙宇或衙门。它们总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地方，在平常的情况下，是世上最不欢迎外国人的去处。

每一次公开发放，都由知县主持，由他的兵丁和衙役维持秩序，钱则由西安赈济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发放。每一次发放，敦崇礼先生都亲自监督，每付出一两银子，他都要官员们严格交账；可是他始终奉行一条原则：这笔钱既然是给中国人的，最适合办理发放细节的人，就是中国的官员。除此之外，敦崇礼先生从根本上信任中国人、尊重中国人；他们那一方也喜欢他；结果在陕西发放美国赈款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对外国人的成见。

把钱从西安运到发放地点，是这件工作中最难办的问题之一。要把款子零零碎碎地发出去，唯一能用的只有成串的铜钱。一串约值七十美分的铜钱，重四磅多，所以相对来说为数不多的美元，折成铜钱就是两头骡子拉的一车。在临潼发放八百美元，就需要五十二辆大车来运铜钱。也试过用发放地所在县的本地钱庄开出的钱票来发放，可这个办法不得不放弃，因为那么多钱票同时兑现，引起了钱庄挤兑，几乎闹出乱子来。

经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渠道，美国的钱最近只能汇到汉口，到不了西安。通过同那里的一家中国钱庄商定，赈款分批电汇到西安的钱庄，可西安的钱庄起初要价极高的汇水。巡抚李绍棻得知此事后，派了他的一个文书到钱庄街去，传话说：巡抚大人听说钱庄竟要对美国人寄来救济饥民的钱索取高额汇水，掠夺他忍饥挨饿的百姓，深感痛心；下一个索取超出寻常汇水的钱庄老板，要受惩处。钱庄老板们知道，巡抚的惩处常常是要人命的。他们认定，自己的脑袋比汇水的利钱更值钱。巡抚的文书来过之后，为赈灾往西安汇款的费用就微乎其微了。

我在西安期间，举行了一次向仍住在窑洞里的人家发放美国赈款的活动。巡抚指定的地方是五岳庙，城里所有庙宇中最大的一座。发放那天早上，敦崇礼先生和我按约定的时辰在庙前下了车，发现庙院里挤着三千多名男女老幼。他们个个衣衫褴褛，头发纠结成团，面容枯槁，脸上带着那种只有饥饿才会烙在人脸上的、绝望的穷困神情。庙院被一道高高的栅栏隔成两半，栅栏立在一座从院子这边一直伸到那边的石台上。在石台上等候我们的，有赈济委员会的主席、二十来位官员，还有大约五十名兵丁和衙役。人群被赶到后院，再从栅栏上的一道门一个一个地放进来。他们从我们的桌前经过时，我们发给每人一张面额从五百文到两千五百文不等的钱票。

这些古老黄种民族的可怜饥民所表现出的感激之情，我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可以与之相比的。那些黄纸钱票从我们手里递到他们手里时，许多人哭了。在我们的桌子和兵丁的行列之间那狭窄的空当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跪倒在石板地上，可怜巴巴地想要磕头。站在我身旁的什长似乎认为，磕个头不过是我们应得的；可我告诉他，我作为一个美国蛮夷，更愿意看到人们无论何时都挺直身子站着；他照我的请求，制止了磕头。给饥饿的人群发钱的工作持续了五个钟头，可是最后一个手持钱票的人消失在庙门外之后，官员们还不肯让敦崇礼先生和我离开，直到他们把全体兵丁排成一行，单膝跪地向我们致敬。

《基督教先驱报》募集的美元喂饱了成千上万张嘴，这其中没有种族、信仰或政治的分别。在陕西领到铜钱的男男女女当中，有义和拳，有道教徒，也有回民。他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人，他们都得到了食物。美国的钱来到西安之前，陕西的居民大概有三分之二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今天，从这个省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人们都知道美国是唯一一个真正友好的外国，它的人民虽是蛮夷，却出奇地仁厚。

十六西安四郊

为了对饥荒在整个陕西造成的荼毒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在西安以北约三十英里的三原县城一处废弃的传教站里住了五天。由一位协助敦崇礼先生办赈的传教士陪着，我们从三原出发，到西安平原上四处走访。这片地方处处显出从前人烟稠密的迹象。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有一座土坯村落从那灰白的、不长树的荒漠里冒出来，荒漠朝北、朝东、朝西伸展开去，像一片无边的大洋。广阔的平原一片寂静。在那些磨损塌陷的古道上，我们碰不到一个行人。田里没有农夫。有些村子里有几群半饥半饱的男人和孩子，他们是那些已经灭绝了的村社里仅存的活口。平原寂静无声，是因为它的居民已经死了。难得在哪里看到一座有房顶的房子。中国房子的房顶是用茅草苫的，茅草在城镇里总能当柴火卖掉；饥饿的村民在彻底绝望之前，作为最后一招，把遮蔽他们家园的东西也卖掉了。

除了残破荒弃的土坯村落之外，打破这片景色的单调的，只有散布在西安与渭河渡口之间平原上的一些土丘。这些土丘是人筑的，可是何时所筑、为何而筑，却是一个谜。土丘都是金字塔形的，用一种黏土筑成，看来同平原上的黄土不是一种材料。它们的四坡覆盖着一层粗草和低矮灌木的绿色。时间和风雨的侵蚀虽已部分磨去了土丘原先棱角分明的轮廓，它们本来的形状仍然清晰可辨。它们都是方锥形的，从底面中心到顶尖约高八十英尺。每一座的四条底边等长，通常约三百英尺。它们在修筑时似乎有一种明显的用意，要让四个面方方正正地对着四个方位。从西安到三原的大路是正南正北的，我们从路两旁一连串的土丘旁经过时，我注意到迎面对着我们的总是土丘的一个面，而从来不是它的一个角。它南北两面的底边，总是同大路成直角。我还发现，这些土丘虽然散布在十平方英里的范围里，任何两座土丘的对应的面，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它们的方位我虽没有精确地测过，但我很相信，从任何一座土丘四条底边的中点引出垂线，都会正指北、东、南、西。

这些土丘一向受到四乡百姓的极大崇敬。它们处在一片平原当中，在饥荒之前，这里的每一尺土地都有人争着耕种，可是从来没有人在土丘的坡上播种或收割过。人们把它们看作神秘的东西，因此谁要是想挖开它们，是要倒霉的。西安人解释说，它们标志着某几位上古帝王、或者中国历史上某些伟大人物的葬身之地。从前有一种习俗，皇帝死后，把他的遗体放进一座巨大的陵墓，他的妃嫔和几百名仆役同他葬在一起，好陪他到阴间去。整座陵墓之上，再堆起一座巨大的土丘。这样的帝王陵墓在中国各地都有，通常在某座曾经做过都城的城市附近。

可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西安平原上的土丘。中国人比大多数民族都更仔细地记录他们的古迹。确切地知道古代伟人葬在哪里，是这个国家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倘若陕西的每一座土丘底下都是一位皇帝的陵墓，这件事就会人人皆知，而且土丘旁会立一块碑来记载它。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些金字塔附近找不到任何碑文。它们阴森森地、默默无言地从平原上耸起，仿佛守着过去的某个秘密，这秘密神圣得连汉家子孙也不得与闻。土丘的形状，也是反对帝王陵墓之说的另一个理由。帝王陵墓上通常堆着一大堆大小形状都不讲究的土，日久天长便成了一种圆圆的卵形，和天然的小山包差不多。可是金字塔或者任何像金字塔的东西，从来没有人尝试过。金字塔在中国建筑里是罕见的，虽然宝塔那渐渐收小的八角形塔身，也许是由它演变而来的。

我们后来在汉水上同行的人里，有一位从西安来的学者兼塾师，他对陕西的历史和古迹格外熟悉。有一天谈起西安平原上的土丘，他说它们也许是从前遍行于全中国的原始宗教的祭坛。我不是考古学家，也从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古迹，可是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听到的关于这些金字塔的最合理的解释。在孔子于公元前五五一年诞生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崇拜的是上帝，那独一无二的至上之神。陕西作为最古老的省份，所保存的旧日信仰的遗迹，自然会比帝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几百年来从西安平原上指向天空的这些无名的金字塔，会不会是那古老的普世信仰的遗存？那信仰随着人类在中亚发端，又在埃及的金字塔里得到了体现。我无意在这个问题上贸然下一个断语。描述一个未解的谜，作一点推测是可以的。在中国的古代遗迹当中，有不少谜，研究它们可以大大增进世人对许多事物的了解。可是要指望这些谜有哪一个得到解答，恐怕还要等很久。除非西方明白了中国不只是一个「黄祸」、一片「传教区」和一个鸦片市场，否则这些谜连被认为值得去解的时候都不会有。

从西安到三原，一路要渡两次渭河。第一次坐渡船，第二次涉水蹚过湍急的河流。在渡口以西十英里，河水冲过一道深峡，这道峡似乎是它自己在平原的地面下冲刷出来的。河水在狭窄的两壁之间翻腾起沫，水流虽然湍急，却比从前浅多了。就在渭河重新流上西安平原的那个地方上方，岩石上凿着一些深沟。它们现在高出水面好几英尺，可当初是用作灌渠的，把河水引过来浇灌周围的田地。

陕西的气候虽然同俄亥俄州北部差不多，渭河以北的地方却一向以产棉闻名。我骑马走过荒漠般的平原时，到处可见枯萎的棉株。在三原方圆二十英里之内，我碰到的唯一看上去没有受到饥荒侵害的人，是一个原有将近一百口人的村子里幸存的十二个人。他们都是纺棉织布的，旱灾一开始就迁到南边去了，饥荒过去了才回来。头人家的两间屋子，一间里放着他的织布机。他解释说，他从日出干到日落，为三原的一个批发商织布，一天大约能挣十九美分。他家有妻子和一个五岁的儿子。他们看上去很快活，为逃过了饥荒而深深感恩。

我看着他在织机上来回抛着梭子，便说起那些绕线的线轴的样子来。「看上去像是机器绕的，」我说。「本来就是，」织布人答道，「我的线轴是从美国来的。」

除了赈款之外，这棉线是我在陕西任何地方发现的中国同美国之间的第一条联系纽带。我问起来，织布人告诉我，美国的棉线比陕西出产的任何棉线都好，价钱却差不多一样。他解释美国棉线为什么便宜，理由是美国是离中国不远的一座岛。我告诉他，出产这棉线的那个国家离西安平原有一万八千里，他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线要是得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来，」他说，「价钱就会更贵了。」

饥荒之前，三原是一座有五万人口左右的富裕城镇。我去的时候，人口已经减到不足两万。在较小的规模上，三原经历三年旱灾的情形同西安非常相似。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从四乡涌进三原，徒劳地想逃避饥饿。他们几乎都死在了他们逃来避难的这座城里。死者就埋在靠着城墙外侧的一道土堤里。尸体上盖的土刚够把它们遮住，却不够挡住那些总在中国城墙边游荡的狗。土堤上有一个个窟窿，从里面露出骸骨和碎布片来，那是三原的狗来过的痕迹。

大概没有谁能比中国人更有耐心地忍受苦难，也没有谁能比中国人在苦难过去之后更执意地把它忘掉。把一切不幸、不愉快的记忆从心里抹去，似乎是他追求「太平」的一部分。三原三年来一直是一场可怕饥荒的现场，人们也许会以为那里的居民会不寒而栗地背离这座城，永远抛弃它；可是恰恰相反，我发现他们心里想得最少的就是饥荒。饥荒已经结束了，他们连谈都不愿再谈它。三原是华北棉布贸易的一个中心。想想全国人口有三亿多，其中百分之九十穿棉布衣服，就可以对帝国棉布贸易的规模有个概念了。驮着成包棉布的骆驼队从三原出发，前往甘肃、新疆和内蒙古。陕西棉花歉收，似乎丝毫没有让三原的商人灰心。他们立刻开始用进口的棉布来供应订货。他们的货栈里堆满了英国和美国织造的成包棉布。

一天下午，王和我站在城墙外的路上，望着那道可怕的土堤，这时我们不得不让到一边，给一长串骆驼让路，它们正摇摇晃晃地朝南门走去。骆驼驮着成包的棉布。王指着它们说：「上面标的是英国字。」我一看，果然，棉包上的标签表明，骆驼驮到古老的三原来的，是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的产品，而这座古城，大概见过它的白人不超过六个。

十七陕西的几处碑碣

在中国各地，路边、村街上、庙院里，散立着深刻着铭文的花岗石碑。按西方对「现代」的算法，它们没有一块是现代的。自费城签署《独立宣言》以来立起的碑很少，不过有些碑比另一些要古老得多。它们大多记载前两朝生卒的官员们的德政，但偶尔也会碰到一篇铭文，讲述很久以前发生的某件事；或者是由历史上某个事件引发的一点哲理；或者是对某位英明皇帝的纪念；有时则刻在一个因重大事件而出名的地方，比如一场战役，或一位圣人的诞生。石碑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东西。所谓祖先崇拜，很大一部分其实不过是借助这种全民族的办法，给前代人立起一座永久的纪念物。

中国人的灵魂，在这灰色石头上的刻痕里说出来的，远比在那些笨重而做作的文章里说出来的要多。石碑除了记载公众关心的事件之外，还常常用来储存个人最好的思想。我们喜欢拿来画漫画的那个古老黄种民族里，若有一个人心中涌起一个伟大的思想，他会对它掂量再三。它若经得起他的反复思量，他便默默地珍藏它多年，也许终身珍藏。他把它看作一种更高的力量对他灵魂的照亮。他的志愿便是把这个曾在他一生中闪现过的伟大思想，传给后来的人。他把自己灵魂的光，刻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好让世人看见。它通常以一句格言或一首诗的形式出现，但偶尔也化作刻出来的一朵花，或一张脸的轮廓。

在我看来，陕西的石碑始终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它们仿佛是那强烈、深沉而受压抑的火焰的一部分；这火焰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在民族性的坚忍面具之下，在中国人天性的根底里闷燃着，也许有一天会以一种凝聚的光芒迸发出来，使世界为之震惊。有些碑可以用灯烟墨在薄纸上拓下来。庙里的僧道把这些拓片卖给香客，香客把它们挂在家中的墙上。我在穿越陕西的旅途中，在各处买了几张这样的碑拓。

一三六八年开创明朝的洪武皇帝，梦中见到了神圣的华山。后来他亲临华山，发现登顶的路径正和他梦中所见的一样。洪武的一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奋发有为的一生之一。他推翻了忽必烈汗所创的朝代，摧毁了蒙古人的势力。他的军队征服了朝鲜和缅甸。他是一位武人，一位实干家，可他始终把那个梦看作他一生的光照。

那座神圣的山在洪武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幅图景被刻在山脚下庙院里的一块石碑上。白色的虚线，是沿山坡蜿蜒而上的艰险山径。在登山各个阶段出现的那个人形，就是一身寻常香客打扮的洪武。那些白点表示一只兔子的行迹，在皇帝梦中的朝山路上，是这只兔子给他引路。画的四周，刻着他用自己的话写下的那段经历：

「西岳之高，何其崇峻。

朕尝梦游其上。

去山尚百里许，忽见山巅破云而出，直插霄汉，

五色灿然。

须臾之间，不知何以，已至绝顶，俯视群峰如海，青松覆被，怪石嶙峋。

一时失了引路白兔的踪迹，却有白鸽一双，飞下相迎。

朕正绕行高声祷祝，有人跪于面前曰：

『宜肃敬，上帝在侧。』

朕闻之，低首礼拜。」

在华阴那座古庙院子里的另一块碑上，刻着一个「福」字的摹本，那是几百年前一位姓谢的中国将军挥毫一笔写成的。中国人对笔画和曲线的观念，同我们大不相同。文人和好深思的人有一种奇特的习惯，在反观内心的时刻，用毛笔写出一些理想化的字来。这时一个中国人的心境，同一个美国学童想用花体写自己名字时的心境大不一样。拿着砚台和毛笔的人，是在努力诠释他的灵魂。他随意挑一个字母表里人人熟知的字，然后任他的笔在纸上挥出一道道曲线，尽可能不让他自己的个性掺进字里去。我见过一个中国人在灵光乍现之际默默地坐上好几个钟头，手里的笔如在梦中一般在面前那张黄纸上游走。他只有极难得的时候，有时一生中不过一两次，才能写出一个让他从中看见自己灵魂的字。这只有在「我」被完全剔除、是他的灵魂而不是他自己在挥毫的时候才会发生。谢将军碑上的那个字就是这样的字。刻石时特意保留了原迹上毛笔的笔锋。谢将军的一位朋友侯国栋很喜爱这个字。碑的一角有一段题记：

「谢将军兴会淋漓，书此『福』字，意态飞动，余以为宜勒诸石，以娱他人。——侯国栋」

对「福」字的另一种构想，是一个名叫陈敦的人所立碑上的一个合体字。这个合体字由表示「口」的字，加上供给所需的「田」，再加上表示神佑的第三个字组成。

西安东南角的一座园子里，有一排长长的单层砖屋。这就是所谓的碑林，作为保存古代石刻最古老的收藏，它闻名全中国。碑林大约在公元前一百年的汉朝重建，碑石也在那时安放到现在的位置上，不过有些花岗石碑在那以前很久就已立在西安早先的一处收藏里了。和陕西的许多别的东西一样，碑林的起源属于传说的时代，而不属于历史。这些砖屋大约有六座，每座约长二百英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碑，一排排并肩立着，中间只留出够一个人走过的空隙。这里保存着中国从伏羲到唐朝的历代君王、圣贤和帝王的纪念碑。北京的「明代碑廊」，就是受了西安碑林的启发。不过西安碑林里的石刻并不限于纪念人物。它收藏着成千上万块各式各样的碑，它们之所以有资格在那长长的廊道里占一席之地，是因为它们特别出色或特别有趣，这有点像把格外出色的画作选进国家美术馆一样。

一块碑要进西安碑林，雕刻必须精湛，铭文的书法必须完美。在中国人眼里，碑林最珍贵的宝藏，是孔门十三经的原刻。它们曾经构成国子监那座不朽的藏书，国子监是世上最古老的大学，至今仍以一种衰颓的形式存在着。「当科学之光尚未照临希腊，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还在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们探问秘密的时候，它就已经盛极一时了。」〔注一〕几百年间，中国的一切学问和文章都渐渐以孔子的著作为中心，于是一座纪念这位伟大圣人的石刻，作为一所大学藏书的根基，被刻在石头上，立在了西安的碑林里。在那位修长城的秦始皇的时代，朝廷所能搜到的孔门典籍曾被尽数焚毁过一次；主要是为了防止这样的灾祸重演，才选了石头作材料，来保存这座藏书里最珍贵的宝物。国子监是由皇帝庇护的，所以北京成为京城以后，它便迁到了北京；仿照西安的石头藏书，十三经被刻在了今天国子监房舍前的石柱上。

（原注一：见丁韪良博士《汉学菁华》第三百七十一页。）

一个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充分造诣的人，若能花几个星期去研读西安碑林里那些古老的灰色石板，世上再没有几件事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了。我同王去碑林的那天下午，请了一位和尚作向导。有一些中国人，看样子是学生或游客，散在各条廊道里读着碑文。他们的举止，很像国内画展上一群规规矩矩的观众。人人低声说话，尽可能轻手轻脚地走动。我虽然不懂那些碑文讲述其故事所用的语言，却很容易体会到这些碑所引起的那份肃静。除了它们的古老之外，我觉得石头上有些线条里有一种冷峻的美，使平常的议论听来都显得刺耳。

有一个以拓碑为业的人，我从他那里买了几张碑拓，都是我走过时特别吸引我的碑。一块长方形的大碑，大部分刻着一连串分量很重的箴言，比如：

「真理不限于言语，然言语之用，在于显明真理」；以及

「空无形，而形显空」。

可是在这块石板的正中，嵌着一块同那些箴言毫不相干的画版。画版上刻着一枝菊花和几枝竹子。在粗糙的石头上刻画花瓣虽然很难，那轮廓却精致得完美无缺，谁见了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菊花四周题诗里的那番意思：

「形神何其肖，

其白欺霜雪，

几欲闻其香。」

落款是刻工张泰和。这块碑当年一定颇有名气，因为有好几位香客，差不多都是官员，在石头的上端刻下了他们的名字，记下他们来看过这块碑。碑上的纪年表明，它是在公元六七九年，也就是高宗二十九年，安放到现在的位置上的。这位皇帝就是武后的丈夫。张泰和的凿子刻出这些菊花的时候，她正是西安乃至全中国的主宰。这也许只是一个无谓的遐想，可是不止一次，当我望着这幅十二个世纪前开放的白花的灯烟墨拓片时，我相信把这块画版嵌进石板正中的，正是武后本人。用一束不相干的花来打破那些沉闷的老箴言的单调，这不像是男人的作为，哪怕是中国男人。在我看来，它像是一个女人的手笔。而武后，同她今天在龙椅上的那位继承者一样，虽然是皇后，是「耶洗别」，却仍然是个女人。

西安碑林里的另一张碑拓，是佛教祖师达摩的画像，他生活在公元后约两百年。按照中国人的礼数观念，达摩不是把光环戴在头顶上，而是坐在光环上。画中的他作沉思状，凝望着膝上的一只香炉。题记写道：

「达摩祖师真容。昔以忠实之手绘于纸上，然纸墨不能……抵御岁月之侵蚀，故勒之于石。」

达摩的这幅画像是冯迪画的，这块碑是它的石刻摹本。想来冯迪从没听说过什么曲线的和谐，可他却做到了让达摩外袍的线条与衣袖的褶裥，同他面部底下的线条完全协调。冯迪先生也从没学过印象派招贴画描绘头发的手法，可达摩的鬈发却全是一连串交织在一起的圆圈。

西安城里唯一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引起西方世界注意的东西，是那块被称为景教碑的高高的花岗石碑。自从它大约三百年前被发现以来，围绕它的争论从未停止，伏尔泰、勒南、古伯察神父、理雅各这些人都参与过。它证明了基督教在中国并不是新东西，而是在公元六三五年就传入了陕西，所以景教碑一向是传教士们很有用的一个论据；有些古物学家对它的真实性抱怀疑态度，比如耶鲁学院的索尔兹伯里教授，他在一八五三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要证明景教碑是伪造的，传教士们则竭力为它的真实性辩护。不过，理雅各和伟烈亚力较近的研究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景教碑正如中国学者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的真实记录。可是我去看了这块著名的石碑之后，确信写过它的那些博学的传教士和俗人当中，到过碑前的寥寥无几。

景教碑最早见于罗马天主教中国与日本诸省的司库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他讲述了一六二五年工人们在西安为一座房子挖地基时发现这块碑的经过。曾德昭说，陕西巡抚「命人将它安放在一座精美的碑座上，上覆一座小拱，拱的两端由柱子撑着」〔注二〕。古伯察神父在描述景教碑时说，西安的耶稣会传教士告诉他，碑上建了一座塔；韦廉臣在《华北游记》里则说景教碑是嵌在一堵墙里的。这些描述没有一个能让人对这块碑现在的样子有丝毫概念；我所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在西安肯费点事、走到西门外约一英里的一片荒地里去的人都能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形。

（原注二：见上海《北华捷报》所刊《西安今昔》。）

在那片荒地的后头，离大路有一段距离，有一座破败的小道观；观前散着一堆堆发了霉的砖头和断了的石柱，它们也许是、也许不是景教大寺的遗迹。废墟当中，并排立着三块碑。它们既没有防人破坏的保护，也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只是照中国许多碑的样式，驮在石龟背上。三块碑里，有两块只是些寻常的官员纪念碑。当中那块比另外两块高，碑的上端隐约可见一个小小的希腊十字，这就是景教碑。十字下面是三行短短的汉字，构成下面碑文的题额。题额可以译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注三〕。碑文的大部分是汉文，但也有几段补充的叙利亚文，这种文字如今在中国已无人认识。碑文在长篇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包括被称为「大秦」的基督的降生之后，说在唐太宗在位期间（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有一位「上德」名叫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西安。他带来了「真经」，向皇帝讲解，结果太宗颁下一道诏书，开头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诏书称阿罗本的「道」「济物利人」。

（原注三：此处所引景教碑碑文的几段短短的摘录，取自理雅各教授的译文，载于一八八三年伦敦特吕布纳公司出版的《基督教在中国》。）

据碑文说，其后高宗在位时期，是基督教在中国大为兴盛的时期，读了碑文，几乎会推断皇帝本人也皈依了这个宗教。「于诸州各置景寺。」武后的迫害，碑文只用一句话巧妙地一笔带过，说「释子用壮，腾口」，「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碑文说，在八世纪其后的历朝，这个新宗教大有进展，陕西的人口想必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基督徒。碑文最后用一段过分的颂词赞美了当朝的建中皇帝（七八〇年至七八三年在位），以及他的一位名叫伊斯的大臣；伊斯原是从印度来的一个僧人，看来已改信了基督教。

中国的古物学家把景教碑当作一件历史珍品而极为崇敬，碑文主体部分的拓片在西安很容易买到，可是碑顶刻有十字图形的那一部分的拓片，哪里也买不到。我不得不雇了一个人来拓，就是对页所印的那一张。我还弄到了碑侧一段小小题记的拓片；据我所知，这段题记是所有研究这块碑的著名注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丁韪良博士替我把这段附刻的题记译了出来，大意如下：「咸丰年间，距立碑时一千零七十九年，武林韩泰华来观，并重建碑亭。惜吾故友吴方伯不能与我同游。」咸丰是当今朝代的一位皇帝，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在位。这段题记也许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这块碑立在一座碑亭里，韦廉臣一八六六年到西安时，看到的就是嵌在这座碑亭墙里的碑；而且，韩泰华的碑亭又是早先关于这块碑的记述里提到的那座旧亭的后继者。

那些怀疑景教碑真实性的人，最常提出的质疑是：景教徒后来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教徒、他们的三千名教士、他们的寺院突然消失，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几乎没有激起一点涟漪。八四一年唐武宗颁布的一道诏书，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消失。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佛教徒和景教徒一概受他迫害。他的诏书说：「其外国之教，传教之人，并大秦……勒令还俗，勿使其虚妄之谈再闻于世。」景教徒的命运，在我看来并不难推测。像其他一切从外国生出来、被丢下去独自同陕西传统的保守势力搏斗的影响一样，八世纪的基督教就这样被它周围的环境溶解了，容易得就像一眼泉水消失在沙漠的沙子里。一旦被朝廷列为禁教，景教徒便又变回了中国人，那「景教」也就消失在汉家子孙的文明里了。

可是石头上的十字留了下来。

十八翻越秦岭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敦崇礼先生和我踏上了重返「文明」的旅程。这时节华北的天气已经太冷，不容我们循我来时的路回去。唯一可走的路，是顺汉水而下到汉口，往南将近六百英里。我们从一个驮队头目那里得知，汉水这时从龙驹寨起就可以行船了；龙驹寨离西安只有一百二十英里，可是要走一条极难走的山路才到得了，骑中国矮马，一般认为得走七天。上海有事等着我去料理，我非得赶快回到沿海不可；可敦崇礼先生在西安的工作还要好几天才能办完。于是我们决定试着把七天的路程五天骑完。我知道这意味着要拼命赶路，可是别无他法，我们便照此作了准备。

我们向知县要了六名兵丁护送，骑的都是据说格外耐劳、格外有力的矮马。离开西安的前两天，王带着我们的行李，用三头骡子驮着，先往龙驹寨去了，吩咐他在那里等我们到来。我们的铺盖里只带了两罐牛肉、几罐炼乳和三块巧克力。我们给自己定的时间那样短，要把去龙驹寨的路程分成规规矩矩的几站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打定主意不指望公馆栖身，而是每天能骑多远就骑多远，太阳落山时碰巧到了哪个村子，就在那村的客店里过夜。我们一行里有一位西安的文人，他奉陕西巡抚之命，到上海去考察外国的教育办法。动身前一天晚上，那位看管行宫的官员来向我道别。「有朝一日，」他说，「我也许会去蛮夷的国家，要是去了，我会设法去看你。」我敢说他以为中国以外世上所有的国家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陕西省；可尽管如此，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他的脑袋至今还好好地长在肩膀上。

我们在「美国公馆」门前爬上矮马、嘚嘚地踏过石板路出了南门的那天早上，一阵寒冷的北风把西安街上的尘土卷成了一个个旋涡。白色的大路穿过平原伸向东南，在天边附近尽头处是秦岭山脉高高的青山，秦岭构成了西安平原的南界。较高的山峰上覆着雪，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秦岭是中国的分水岭。汉水的一个源头就在秦岭顶上附近，我们要顺着汉水的曲折一路走到长江，走到大海。出了西安城门约半英里，我们发现一队骑兵在路边列队等着我们。他们的头领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红顶子和马尾缨表明他是一位武官。我们走近时，兵丁们都下了马，站在马头旁，单膝跪地行礼。那位武官俯伏在尘土里，然后站起身来，扶住了敦崇礼先生的马镫。他说，他是巡抚李绍棻派来的，代巡抚向他的「朋友」、那位「西安的传教士」道别，这位传教士为陕西做了许多事，为救济陕西饥饿的百姓出了大力。离开西安大约一个钟头后，我们在路边经过一座小庙，它同陕西成千上万的小庙没有什么两样。门上的题额写着：「伟大的伏羲诞生于此。」一个兵丁指给我看时那样漫不经心，叫人很难意识到伏羲比华盛顿要古远得多。

天黑时，我们到了山脚下的蓝田小城。我们在那里过夜的客店里，有两位官员来拜访我们。一位是本城的知县，另一位是从十英里外的另一个县来的。几天前，西安颁布了一道上谕，命令全省官员在他们辖下的学堂课程里增设「新学」。在中国，「新学」是泛指欧美教育体系的一个名词，包括学习地理和中国以外各国的历史。几年来，新学一直是朝廷里开明派和仇洋派争执的焦点，直到最近还受到太后的强烈反对。可是，不知是为了笼络传教士和各国公使，还是因为近来发生的事使她相信教育办法非改不可，她竟让这道了不起的上谕从她回銮路上的轿子里颁了出来。

这道上谕在陕西官员当中几乎引起了一场恐慌，他们一个不落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学。蓝田这两位官员来访的目的，是同敦崇礼先生商量怎样才能尽快地把新学办起来。他们显然相信，蛮夷所掌握的任何专门知识里那一点点好处，一个中国人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学到手。他们问哪里能买到供学堂里孩子们用的课本。敦崇礼先生提出送给两位官员几本不同的中文学堂用的地理书和历史书，让他们从中挑选。这个提议被他们客客气气地谢绝了。「哦，不，」一位客人说，「我们只读用文理写的书，外国人写的东西，语言上的错处一定多得很，实在叫我们读着倒胃口；再说，新学的书也教不了我们什么。我们的皇上吩咐在学堂里教某些外国的学问，我们必得遵命，可我们身为官员、身为上等人，是不愿同它沾边的。」蓝田这两位官员的一番谈话，极好地说明了人们谈论得那样多的「教育觉醒」，在中央之国的内地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被接受的。

走近秦岭时，一点也看不出它有多难走。平原平得像桌面，单调地一直伸到山脚下。没有一点先起的坡地，车辙累累的大路就收窄成一条只容一匹矮马或一头骡子通过的小径，接着突然来一个急转，径直往上去了。从平地到上坡的转折那样陡，矮马一开始往上爬，骑在鞍上的人几乎猝不及防地往后一仰。大约一刻钟后，我们的矮马开始冒汗起沫，喘得很苦。到了格外陡峭的一段四分之一英里的路上，什长下了马，用鞭子狠狠抽了他的马一下，一把紧紧揪住马尾巴。一行人都照着什长的样子做，于是我们排成单行，被拖着爬上了山坡。我们穿越群山的一路上，这个招数每天要重复许多次。说真的，翻越秦岭，不妨说成是「从马尾巴上看中国」。

不过，这种走法需要有一定的判断力，也得懂得矮马的脾性。中国的马有一种可喜的本领，一点小事就会尥蹶子。只有在路又陡又多石头、它若抬起后腿踢人就会摔下悬崖或往后滑倒的时候，揪住它的尾巴才是安全的。矮马和它拖着上山的人一样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到平地之前它一声不吭，一到平地，它总要狠狠地踢上几脚。一行旅客排成单行往上爬的时候，每个人都焦急地从自己的马肚子旁边往前张望，望着领头的什长。什长快到上坡路上一处暂时可以歇口气的地方时，便尖声喊一声「嗨」，松开马尾巴。其余的人立刻都照着做，同时远远地躲开前面的马蹄。矮马一匹接一匹走到平地上，便又踢又立又跳；然后安静下来，准备爬下一段坡。

在第一座山的山顶上，我们停下来最后望一眼平原。它像一幅巨大的地图铺展在我们脚下，白色的大路纵横交错，土坯村落星星点点。古老的渭河弯弯曲曲地从北面横过平原，要到潼关同黄河汇合。远远的西北方，西安灰色的城墙和城楼，在陕西天空那浓重的蔚蓝的衬托下，勾勒出粗犷的轮廓。我们走的这条山径虽然又陡又险，可是自从伏羲五千年前在那片黄土平原上迈出他蹒跚的第一步以来，就一直有人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几百代人望过秦岭脚下的那片土地。然而他们几乎都是黄种人的子孙，都是「汉家子孙」。对西方来说，它仍然是一个隐秘的国度。

一头扎进陕南的群山，中国稠密的人口便被抛在身后了。那唯一的一条山径穿过一片荒野，越往里走，人烟的迹象就越稀少。离开蓝田之后，就没有村子了，在孤零零的几个驮队歇脚的小镇之间，只有几户零零散散的农家。走到第二天，连这些农家也看不见了，旅人一连好几个钟头骑着马、攀着、滑着，穿行在一片寂静之中，那寂静之深，不亚于世上最新发现的地方。在孤寂的山谷里，听到远处一支驮队走近时的铃声，真叫人松一口气。那几乎是打破秦岭寂静的唯一声响。这片荒野里没有树。山坡上长满了粗糙的灌木和草。没有低语的松涛，也没有歌唱的鸟儿。唯一会飞的东西是几群乌鸦。直到山脊为止，没有一条像样的溪流，群山千篇一律，在这一段谈不上有什么风景之美。

山径上能碰到不少步行的人。他们肩上挑着扁担，扁担上挂着装货的筐子，从长江一带挑到陕西，一走就是几百英里。偶尔也会遇到一队队扛木料的人。没有砍削过的圆木用绳子扎成一个「人」字形，扛木料的人把头伸进顶角里，便扛着这一担东西挣扎着往山上爬。深山险要处有几伙强盗。其中有些是被通缉的政治犯，除了打家劫舍，他们没有别的活路。因为有强盗，步行的人从不单独穿山，总是结伴而行，互相照应。就连骡子驮队也从不夜行，赶骡子的人里总有两三个佩着大刀。秦岭里的县城，不过是山径旁一簇簇凄凉的小房子。两三百个居民，靠给过往的驮队供应食宿过活。

每个镇上最重要的房子是客店。客店总是又大又吵又脏。中国赶骡子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能靠很少的睡眠过日子。吃过晚饭，他们便聚在客店某间屋里的一支蜡烛周围，玩骨牌、赌铜钱，一直闹到半夜以后很久。天一亮驮队就出发，赶骡子的人里很少有睡足四个钟头的，可他们总是快快活活、有说有笑，准备再爬十二个钟头的山、再打十二个钟头的骡子。我们是在山里赶路冲刺，所以每天都得在日出前一个钟头离开客店。我们的马会备好鞍，牵到大门前的路上，我们尽可能不出声地从屋里出来，跨过那些横躺在院子硬地上、睡在骡子旁边的赶骡人的身子。

我们的午饭通常在某户农家附近吃。我们可以向农夫买一点米和几个鸡蛋，从他的井里打够冲三杯巧克力的水。爬山骑马七八个钟头之后，我们常常又累又乏，可中午吃饭时从不敢久留，生怕关节发僵，下午就走不了同样远的路了。客店和砖炕很快就不再叫人害怕了。一天里最令人欢喜的景象，就是我们要在那里过夜的那一簇脏兮兮的房子。喝两杯茶，吃一碗米饭或一点罐头牛肉，我们便钻进羊皮里，像只有精疲力竭的蛮夷才会睡的那样沉睡过去，直到早上觉出什长来推醒我们的手。我们总是就着星光出发，看着星星在太阳的光芒从某座山顶后面射上来时一颗一颗地熄灭，真是美极了。

山里有几只豹子，还有一些狼，关于狼的劫掠，流传着许多了不起的故事。陕西的店家，同世界各地的同行一样，最爱给客人讲他们的客店所在的那一带发生过的奇事。在这类谈话里，狼是最受欢迎的话题。我听过狼怎样进村叼走孩子，怎样袭击驮队，怎样在庙宇周围游荡、躲在神像后面寻找不提防的香客，可我从没听说过哪只狼到客店里去觅食。店家从不把他们故事的场景放在自己的店里。陕西的狼无论怎样胆大凶恶，总还识相，懂得避开这一带那些可怕的客店。

我在秦岭里从没碰到过野狼，可是山中农家周围那些奇怪的狗，在我看来总像是驯化了的狼。你骑马走近一户山里的农家，便有三四只活脱脱像美国草原狼的畜生跑出来迎你。它们的毛色是棕灰色的，尖鼻子，毛茸茸的尾巴。它们看上去货真价实、凶猛异常，你心里犯嘀咕，不知道一罐咸牛肉能不能让它们暂且止饿，好让你赶紧逃命；可是等你下了马，同它们一打交道，便发觉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像狼，只是些朴实、和善的狗，在你腿上蹭来蹭去，并没有沾染上它们主人对洋人的成见。

第三天早上，我们碰到路边一座小庙，拱门上刻着「分水于此」几个字。庙旁有一眼泉，一股细流从泉里沿山坡涓涓流下。这就是中国的大河之一汉水的一个源头。我们到了分水岭。庙的这一边，所有的溪流都朝北流向黄河；那一边，溪流都朝南流向长江。站在庙门口，我们的马旁，可以望着泉水的曲折。在山脚附近，这道溪流汇入了另外两条小溪，开始作为一条羽翼丰满的河流穿过一道峡谷。穿山的其余一路上，山径都顺着这条河的曲折走。有时我们在河水涨时漫过的砾石河床上一走好几英里。我们常常涉水过河，偶尔也在峡谷两壁上一道窄窄的石棱上骑行，下面几百英尺才是河水。

越往峡谷深处走，景色就越美。在中国人看来，一条大河是神圣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是崇拜的对象。在汉水边最荒僻、最难攀到的岬角上，都有小小的神龛和庙宇。有时我们从某处悬崖上往下望，能看到一道小小的瀑布，或者一段急流，河水在那里翻搅成白沫。峡谷的两壁是光秃秃的岩石，仿佛是被大自然的某次剧变劈开的。沿着崖壁，山径似乎是先从岩石里凿出一部分，再用石墙加宽的。在河面一百英尺之上、六英尺宽的峡谷石棱上骑行，不是最惬意的旅行方式；不过只要能在脚步稳健的矮马背上坐稳，就没有什么危险，除非迎面碰上一支长长的骡子驮队。路宽刚够两匹牲口错身，更麻烦的是，骡子总会惊得矮马躲闪乱跳，表现出一股想跳下悬崖边的强烈欲望。

一天下午，我们的矮马沿着石棱小心翼翼地蹭了半个钟头，突然听到一支骡子驮队刺耳的「得儿——得儿」声，从我们正在绕过的那个岬角的另一边传来，岬角把它们挡住了，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什长猛地勒住马，回头飞快地下了一道命令。行列里的每个人都让马侧着身子紧贴岩壁，好占住路的里侧。一分钟后，领头骡子的鼻子和耳朵从岬角的尖端转了过来。每一匹矮马都吓得发狂，前腿腾空立了起来。可什长只是挥鞭催马向前，我们也跟着走。倘若那一刻我们停下来，说不定就有人连马带人掉进一百英尺下的汉水里；可是我们坚持往前走，就被一道骡子的屏障夹在了里面。我们的矮马没有掉头的余地，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贴着头顶上耸起的崖壁往前冲。驮队很长，有几头格外讨厌的骡子扬起后腿朝我们踢过来。兵丁们对此早有防备，一看见哪头骡子靠得太近，啪的一鞭子，那头骡子便垂头丧气地赶紧回到驮队里去了。在我看来，这是一段极其惊险的经历，它在那岩石的棱上平安结束，而不是在下面奔腾的急流里结束，我很庆幸。

我通过敦崇礼先生的翻译，对什长说，我非常钦佩他领着我们闯过骡队时所表现的胆量和镇定。他对我这蛮夷的害怕和善地笑了笑。「骑马嘛，」他说，「只要你能让你的马照你的意思做，就一点危险也没有。」这位什长，是在中国一路护送我的那类兵丁的一个不错的样本。这类兵丁的饷银约每月三块钱，吃的是米饭和茶。他们那副古怪的样子，是驻在天津和上海的每一个外国少尉取笑不尽的笑料；可我恰好外行得相信：这些穿着花哨军服、把辫子盘在头上的兵丁，要是能受到英国大兵天天抱怨的那种训练和操演的一半，说不定会叫那些佩着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黑鹰勋章的人大吃一惊。

秦岭人口之稀少，从一件事上就能看出来：从西安到河南边界的整个地区，只归一个商州管辖，商州是汉水边的一座古老的有城墙的城。在商州以南五十英里内，常能看到高高的山坡上有些洞口，大小刚够一个人一次钻进去。这些是巨大洞穴的入口，是这一带零散农户的避难所。遇上战乱或叛乱，一有敌人逼近的警报，整个乡间的居民便赶紧跑进这些洞里，躲到危险过去为止。我经过的那些洞口，总是在山上最陡峭的地方，没有大路或小径通过去。避难的人是怎样钻进去的，我始终没能弄明白。在俯瞰汉水的一面陡崖上，我数到了多达十五个这种样子古怪的洞，一个兵丁告诉我，这是回民起事时挖的。

爱挖洞穴，是陕西人的一个特点。较大的农庄上，粮仓和库房通常是山坡上的一个洞。几千个饿死在西安关厢窑洞里的饥民，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在三原附近的平原上，我见过几户陕西人家，他们的家干脆就是在黄土下挖出来的地洞，像兔子窝一样。有些地洞还隔成几个房间，靠地面上开的一个洞口采光。可是秦岭里的避难洞，是我在中国任何地方所见到的这种挖洞习性最奇特的表现。我们骑马匆匆而过，没有机会进去探察。研究一下陕南的这些洞穴，说不定能解答我们本国崖居遗迹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离开西安后第五天的傍晚，我们嘚嘚地踏上了龙驹寨那条唯一的长街的石板路。我们的矮马浑身汗沫，垂头丧气。我们最后一块巧克力、最后一滴炼乳，已在当天午饭时吃光了。我们嗓子沙哑，衣服上满是风尘。当我终于又累又痛地在客店门前勒住马时，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王，他只比我们早到一个钟头。他身上也带着穿越秦岭的痕迹。他的丝绒褂子上落满了尘土，辫子乱得一塌糊涂。他爬山时碰伤了膝盖，一瘸一拐地走得很吃力；可是他已经从院子里那一堆堆还捆在驮鞍上的行李里，把我的剃须用具找了出来。

一个兵丁把我半抱着扶下马鞍，王把剃刀递给我。「五天了，」他说，「老爷的胡子一直在长。我想他也许喜欢把它剃掉。」我谢谢他想得周到，可我又说：「你比我狼狈得多。不用为我操心。把辫子编好，躺到你的铺盖上睡一觉吧。」他露出他那个民族所特有的、悠远而带点忧伤的微笑。「先生，」他说，「我没看到您歇下之前就去睡觉，那是不对的。辫子是中国的，它可以耐心地等；可胡子是欧洲的，它等不得，得赶快去掉。」

十九汉水之上

除了中国人，谁也不会想到把汉水上游称作可以通航的河。龙驹寨以下一百多英里，水深很少超过两英尺，许多地方的沙底在五英寸深的水下就看得见。

为了便利经由汉水运进陕西的大量货物，任何寻常的民族都会疏浚河道、把河挖深，可那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河的天然深度是不可改变的。船必须去适应向来如此的情形。汉水上的船，同中国沿海和各大河上常见的帆船截然不同。穿过汉水峡谷的船是独木舟式的小船，和北美印第安人的独木舟出奇地相像。船的两头都是尖的，船首和船尾都高出船舷，弯成长长的弧线。汉水的这种小船虽然没有龙骨，船帮却陡陡地斜向船底的中线，船底宽很少超过四英寸。这种形状有助于稳住船身，在急转弯处或穿过急流时不致翻船。自从中国人有了船，他们就把船分隔成一个个水密舱，这和近二十五年来远洋邮轮建造中采用的原理是一样的。

许多帆船的隔舱板只高到足以护住龙骨，可汉水小船的隔舱板一直高到船舷。人要从船的这头走到那头，爬过它们很不方便，可有了它们，万一出事，船也绝不会沉。汉水上的一条船即使被截成两段，两段也都还会浮着。这种小船虽是造来运货的，但在船上用竹架撑起一个席篷，也就可以住客了。在各个隔舱之间钉上木板，白天当凳子，夜里当床。船首和船尾各有一小块三角形的甲板，装着一个笨重的桨架，架上插着一根长柄，柄端有一块扁平的木板，既当桨又当舵。水深到能用它的时候，船夫们轮流去摇这支桨；可是大部分时间，推船前进的只有那几根长篙，船夫们撑着它们，累得汗流浃背。

一条小船的船工通常有五个人，归一个叫作「老板」的船主管。有时老板也就是船的主人，不过汉水上的小船大多属于一家总号设在河南的中国转运行。运货和载客的契约都同老板订。为了穿过峡谷，我们包了三条小船。两条收拾出来给我们住，第三条用作厨房、饭厅，兼作仆人和随行兵丁的卧处。我们的饭在一个小泥炉子里做，炉子是在龙驹寨买的，一同买下的还有些柴禾，以及一批新鲜鸡蛋、大米和茶叶，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给养。到龙驹寨的第二天早上天刚亮，几位老板便朝船工们吆喝起来。长篙插进河底的泥里，我们的三条小船排成一列，朝汉水下游驶去。

峡谷里的船夫是一群奇特的人，他们的相貌举止都不像别的中国人，无论外表还是神态，都同北美印第安人十分相像，就像他们的船像独木舟一样。他们的皮肤是古铜色的，五官端直，颧骨高耸，眼睛不像蒙古人种那样呈杏仁形。他们身材高大挺拔，非常敏捷，筋骨强健。他们寡言少语，脾气有点粗。说起话来通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他们有时也笑，偶尔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又响又冷不防，叫人吓一跳，可他们话很少。在我看来，他们身上始终没有寻常中国人那种好争辩、好作严肃谈话的癖好。汉水上游的这些人，是我遇到过的唯一不喜欢自己辫子的中国人。我从没见过哪个船夫摘下他那顶裹头巾，辫子就紧紧地盘在头巾底下。在船夫们当中，让人看见自己的辫子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这种看法从前在全中国都很普遍。辫子本是四百年前满洲人强加给黑发之民的臣服标记，可是编起来的发辫很快就时兴起来，如今满洲人和汉人一般都把它看作男人最主要的美饰。

汉水的船夫从不往帝国人口稠密的地方去，最远只到湖北省的边界，所有往上游或下游去的货物，都在那里从他们的小船上转到大帆船上。他们的妻儿难得见上一面，住在藏在群山之间的一些偏僻的村子里。

船夫的日日夜夜都在这条古老的河上度过。几千年来汉家子孙在这条河上来来往往，却从没有搅扰过它原始的荒野气息。对峡谷里的人来说，这条河不仅是谋生之道，它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宗教。

汉水两岸最荒野的崖壁上虽然有神龛和庙宇，慢慢撑船经过它们的人却对它们不大感兴趣。船夫们有一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峡谷里流行着一种原始的泛神论。树木、岩石和河流本身都住着精灵，有的善，有的恶。精灵无所不在，从不睡觉；它们全都归一个叫作「河龙」的神秘存在管辖。河龙偶尔也帮帮好船夫，可是据我所能打听到的，他大部分时候是一个极其讨厌的家伙。他送来逆风，在浅滩里放下暗礁。像印第安人传说中的马尼图一样，河龙有时化作一只鸟或一棵树。河龙的家在河底下的某处，那里有绿色的田野，没有山。每逢峡谷里刮起逆风，全体船工便停下活来。老板盘腿坐在船头的三角甲板上，嘴里学着风声低低地哼唱。这算是向河龙祈求顺风的一种祷告。在龙驹寨登船后的头几天里，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船夫们从不肯说一天走了多少里，一被问起行程的事就总是闷闷不乐、沉着脸。

有时我们需要对行进的速度有个大概的了解，于是有一天，我为老板这种古怪的、不愿谈论路程的脾气狠狠地责备了他一顿。「我不想再听这种胡闹了，」我说，「问你走了多远，你就得回答。」

「您难道不明白，」老板用恳求的语气问道，「那些恶鬼在听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吗？它们要是知道我们赶路，就会纯粹出于恶意给我们设下障碍。唯一的办法就是别让它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夜里，船工把长篙穿过弯曲的船首上的孔，插进河底的泥里，把船停住。船工们吃过晚饭，便在饭锅里用香烧起一小堆火。这是一种祭献，用来平息河龙，求他保佑第二天的行程。围着这堆香火，船夫们似乎抛开了几分平日的矜持。他们讲古老精灵的故事，有时由老板领着唱起歌来。那是在全中国都能听到的同一种歌，一种用喉音唱出的单调吟诵，通常刺耳难听。我觉得它还算听得下去的唯一时间和地点，是夜里在峡谷之中，那刺耳的歌声被四周的崖壁和群山的回声柔化了。船夫们大部分时间都不穿鞋，裤腿总是卷到膝盖。每当一阵刺耳的摩擦声警告小船搁浅了，船工们便跳下水去，开始一连串的动作要把船弄出来。有时在船首船尾又拉又拖就能办到，可是浅滩若延伸得很远，老板便从甲板底下拿出一把大木锄，船夫们用它挖出一道通往深水的小渠。

浅滩、逆风和礁石，使汉水上的旅行慢得出奇。一天走十二英里就算走得不错了，我怀疑世上还有哪里的船夫有这份耐心，哪怕只是走这么短的距离，也要用肩膀那样吃力地推船。汉水虽浅，却每隔二三十英里就会碰到一处急流。沿岸散着许多小船的残骸，它们是撞在急流中耸起的嶙峋礁石上撞碎的。每到一处急流，我们三条船的船工便上岸去，把长绳拴在船尾上。然后大家合力往后拽着，把一条条船顺着急流放下去，就像把一只桶放进地窖里一样。

峡谷有些地方窄得几乎容不下两条船错开。每当有一条船在浅滩上搁浅，河道就被部分堵住了。所有往上游或下游去的重载小船，都必须等着，直到搁浅的那条船重新浮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得先卸下一部分货，或者补好船底被礁石撞出的窟窿。

我们常常经过三四十条被耽搁的船，它们都在等那条搁浅的船挪开。我们的船总能从这拥挤的船群中挤过去，一部分是因为它们比别的船轻、吃水浅，也因为庆亲王的名帖在汉水上也像在中国别处一样，给了我们特别的方便。每遇到一处堵塞，我们的三个兵丁就逼着那些被耽搁的船上的船夫来帮着推我们过去。二十个健壮的峡谷汉子用肩膀推着一条只载着四个人和他们的铺盖的船的船尾，这股推力足以把我们在干地上推出好一段路去。

中国人懂得怎样等待的这一特性，没有什么比汉水上的这些堵塞更能说明的了。有一天，我们在一处浅滩旁经过一处堵塞时，一条船上的一位乘客用英语招呼我们，他是一个中国电报员，正要到湖北的某个城镇去。他说他的船已经在我们看到的那个地方停了三天了，可他又说，汉水上的日子同别处一样愉快，再等三天他也不介意。我们的船工把这些堵塞看作歇脚的地方，有好几次还抱怨我们急着要挤过去。

像这里的小船和船夫一样，汉水峡谷本身也同我在中国见过的任何别的东西都不一样。没有居民，没有农田、道路或大车，汉水蜿蜒穿过的这片土地是一片孤寂的荒野，把古老的中国同新的中国隔开；在拥挤、灰暗的北方平原与南方平原之间，它是一段可爱的间歇。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是研究孤立的人、研究他的劳作、他的学问、他的独创与他的恒久的一片平坦的田野；可是在龙驹寨以下三百英里，随着小船顺流而下，在人眼前展开的，是一幅永无尽头的全景长卷，那是美丽而原始的大自然。在这个孤立的人的国度里，能找到一样比他还古老的东西，真叫人松一口气。他仿佛从没有开端，也从没有变化。他向来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是远在他到来之前，崖壁和群山就已经像现在这样荒野而质朴了。

这份宁静，给汉水懒洋洋地流向长江所经过的峡谷更添了一分魅力。有时浅浅的河水在一座高耸入云的山脚下流连不去。有时河水被挤成一股急流，在一道仿佛专为容纳它而备下的裂缝里翻腾冒泡。在这样的地方，峡谷两壁从水边拔地而起，像房子的墙一样陡直而坚硬，常常高得遮住了一部分阳光，正午时分席篷下的船舱里也昏暗下来。然后又一连几英里漂过一片片沙滩，那是汉水退下去后露出来的，在画面的底部镶上了一道白边。

峡谷沿岸没有岩石的地方，丘陵和较低的山上长满了灌木，灌木的色调随天色和时辰而变。正午时分，峡谷是绿色的。清晨时分，它们是紫色的；当一道夕阳掠过它们时，山丘、崖壁和河流都染上了一层金褐色。河流常常像是在河心的一点上到了尽头，那里两座相对的山合在了一起；可是走近了，才看见它们分开来，给绕着其中一座急转而去的河水让出路来。船夫们跳下水，默默地用肩膀顶住船尾。老板喊一声号令，小船便又唰唰地往前驶去。

峡谷里也有鸟，可是像它们周围的环境一样，它们也是沉默的。这片寂静里听不到长着翅膀的歌声。野鸡偶尔从灌木底下钻出来，瞪眼看着小船驶过；还有一种灰色的鸟，样子像长着又长又尖的嘴的大鸽子，有时飞进船里，打量席篷下的人。这种鸟总是成双成对的，因此被叫作「夫妻鸟」。它们几乎不怕人，常常飞得近到几乎伸手就能摸到。船夫们认为这种鸟也许是精灵变的，待它们极其恭敬。他们常常把米粒撒给它们，而这些米是他们从自己那点可怜的口粮里省不出来的。

啊，汉水上的那些夜晚！长篙都插在一片白色的沙滩旁，或插进某个小河湾的泥里，星星从十二月晴朗的天空照下来。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王和我会设法让老板在他的香火旁打开话匣子，给我们讲河龙、风神以及所有那些可爱的古老谎话的故事，那些谎话还没有被对事实的了解弄得枯萎。我想在王的内心深处，他对老板讲的故事是半信半疑的。在我们围着香火谈天时，他常常趁机问我一些「半是野孩子」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在别的时候都小心地藏在心里。他问的时候总是怯生生的，好像料定我会笑他似的。

「老板是个傻人，」王有一次对我说，「他不明白对的道理。龙不只是汉水的。他是到处都在的那条大龙。有一天他会把世上所有的好东西都吃掉，叫世界干枯、碎成一块一块的。欧洲人和传教士说这种事是傻话。我想你也这么想吧。」我回答说，在很大程度上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当然相信有一条无处不在的龙，它一直在同真理和光明作对，无疑很想让世界枯萎；可是我说，我并不认为龙的胜利是早已注定的。在我看来，龙正不断地被逼到幕后去，也许总有一天，它会完全消失。

汉水上游最像城镇的地方，是一簇叫荆紫关的房子，它是陕西和河南的交界。仲夏水位格外低的时候，荆紫关就是通航的起点，因此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地方。义和拳起事之前，这里是相当活跃的传教中心，可是传教士们被迫逃命，他们的传教站被一群暴民毁掉了一部分。河在荆紫关折向南流，五十多英里的河道穿过河南的西端。

在汉水上的某一天，我染上了轻度的热病，凡是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迟早几乎一定会染上这种病。和通常一样，热病来得突然，来势又猛。出现最初症状半个钟头之后，我已经躺在席篷下的铺位上，脑子乱成一团，体温迅速上升。「奎宁、非那西汀、发汗」，这是敦崇礼先生的疗法；在艰难的境况中对付中国的热病，我宁愿信任「西安的传教士」，也不愿信任世上最高明的医生。药很快就给我吃了，是从这位传教士总是装在一只生皮匣子里随身带着的药瓶里取出来的；可是疗法的其余部分需要一些看护，而这就得靠王了。

将近两个月前，他因疲劳过度得了一种神经衰竭，被人抬进了山西的一座公馆。我那天夜里守着他，照料他，可我能为他做的一切算不了什么，我几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了；可是在我发热的那天下午，王对我说：「我生病的时候，你对我就像父亲。你是我的老爷，可你也是我的朋友。你是欧洲人，我是中国人，可我们还是一样的。你生病了，就该我来表明我能跟你同甘共苦。」

除了我自己所有的毯子和羊皮，他又把他自己的铺盖堆在我身上，虽然那是他夜里抵御十二月寒风的唯一一床铺盖，而我们船舱那单薄的席篷挡不住多少风。他从老板那里偷来几张羊皮，也加在那一堆上。我发热的那些时候，王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他不肯到伙房船上去吃饭，只靠从老板那里要来的几碗米饭过活。夜里，他躺在我铺位旁边那条窄窄的龙骨板上，可他什么时候睡过觉，我不知道。每当我从一种谵妄的昏睡中醒来，总看见王的一双黑眼睛在黑暗里朝我闪着光。我若把一床铺盖踢开，他便立刻跳起来，把它重新盖回那一堆上。他什么也不说，可有时他以为我睡着了，便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看看我的体温降了没有。

在毯子底下捂了大约三十六个钟头之后，一天早上我醒来，热退了。「你好，王，」我说，「现在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走一些了。我好过来了。」他的回答是从地板上一跃而起，朝正在船头同老板在一起的敦崇礼先生喊道：「好事了。他现在不糊涂了。」此后有许多次，每当我读到有些人认为异教的黑暗和原罪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两大要素时，我便想起那一双忠诚的黑眼睛，在汉水峡谷里那些发热的日日夜夜里，它们从没有合上过。王，有着一张纹丝不动的黄脸和一条长辫子，「只不过是个中国佬」，他只有一颗中国人的心，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可是没有他，我永远也走不完中国这一趟。他也许救了我的命。我可以骄傲地说，他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二十乘帆船穿行湖北

倘若汉水的风神不特别作梗，旅人在离开龙驹寨约第十天，便会随着水流绕过一个岬角，来到河面陡然开阔的地方，乍一看几乎像一个小湖。一边的河岸耸起一道高高的陡崖，崖顶有石墙和城门，那是一座城池无可错认的标志。一座石码头伸进河里，从码头有一道石阶盘旋而上，通到城门。这就是老河口，湖北的沿河城镇之一。汉水正是从这里起，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商业河道。河床里停着二三十条中国所有的各色帆船。有的载客，有的运货。有的系在码头上，有的泊在河心。帆船上和码头周围挤满了人，把货物从一条船搬到另一条船，或者扛着货排成长长的单行队伍，沿石阶蜿蜒而上。刚从寂静的峡谷里驶出来，两相对照，这番景象的生气与忙碌就更加显眼了。那道屏障似的群山在身后隐隐耸立。旅人已经来到商业中国的一条强大的商业河流上了。

同湖北西部的大多数城镇一样，织丝是老河口的主要行业。城外的田野里有成千上万棵桑树，蚕茧从那里采来，装在筐里送到城里的作坊。一家中国丝绸作坊的外观，很难让人看出里面所做生意的性质和规模。各行各业的中国商人，似乎总是急于掩饰他们生意的规模或成就，正如美国人急于张扬一样。门上一块小小的招牌，告诉过路人这是一家「丝绸铺」的门。前面的小屋里摆着一张炕榻，照例有茶杯，照例分左手位和右手位。哪里也看不到丝绸或任何别的货物，店主和伙计的举止里也看不出一点想卖东西的意思。顾客在炕榻上坐下，一个仆人给他端来一杯茶。他若表示想买，店主才从屋角的一只箱子里一卷接一卷地取出丝绸，铺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小桌上。这时他的态度极其冷淡。他默默地展示他的货品，不屑于作一句解释，更不必说劝人买了。他特意先打开便宜的次等丝绸，把好货留着，等顾客表示想看时才拿出来。穿过铺子后面的一个院子，便是作坊。作坊有三四间大屋，从蚕茧到织成布匹的整个织丝过程都能在这里看到。

中国的丝织业始于公元前二八〇〇年的黄帝时代，所用的工艺同今天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可这套织造方式同我们那半边世界的大丝厂里的却出奇地相像。织机同美国用的一样复杂，唯一根本的区别是湖北用脚踏板代替了蒸汽作动力。每架织机用两个人，织工坐在前面踩踏板、抛梭子，另一个人在上面的一张肠线网上提花。织丝是一种技术活，要学三四年才能掌握，所以织工能拿到每天五十美分的极高工钱，比湖北任何别的行当里的工人所能挣的多一倍还不止。我在老河口的织机上看到织出来的那种丝绸，同纽约当作中国绸出售的那种轻薄料子大不相同。湖北的绸缎非常厚重，织着各种色调、各种图案的提花。朝廷规定，成千上万的官员都只准穿一定质地、一定精细程度的绸袍，这就给这些作坊的产品提供了一个永不衰竭的市场。在老河口的作坊里，好几百码这种棕色的「官绸」正从织机上慢慢地卷出来。

在老河口，我们告别了小船和峡谷里的汉子。船夫们把我们的行李小心地堆在码头上。王把我们欠几位老板的银两交给了他们。他们把每一块银子在石板上敲一敲，验验真假，把钱塞进挂在腰带上的荷包里，然后双膝跪下，郑重地把额头碰在码头上，表示感谢。他们的船到了河心，船夫们聚在后甲板上，回头望着我们，挥手作最后的告别。我望着他们逆着水流摇橹往上游去。当他们绕过那黑沉沉的岬角消失不见时，我觉得那把我同古老的陕西、同那古老平原与原始群山的国度连在一起的最后一环断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河龙和精灵们居住的那条小路，来到了一条挤满了人和物的大道上，而大道上的人群，即便在中国，也总是被推着奔向现实。那流连与梦幻的国度已经过去了。

同那些小船比起来，我们在老河口乘上的那条大帆船，算是一条现代而方便的船了。它分成五个船舱，还有一间小小的饭厅，饭厅里有一张桌子和三只木凳，这可是难得的奢侈。在那又大又笨的船尾上加盖了一截，里面有一种小屋，船主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里。对他们来说，这条帆船既是家，又是生计。船主是一个和蔼可亲、颇为新派的中国人，常去汉口。他解释说，我们虽然是他的帆船载过的第一批非中国人的乘客，可他以前常常见到洋人，「留心过他们的做派」。帆船上有一根桅杆和一面笨拙的方帆，升起来极费劲，一升起来便吱吱嘎嘎、噼噼啪啪，响得叫人难受。汉水上坐船的经验使我相信，这里的船挂帆，与其说是为了借风力，不如说是出于习惯。

这条河几乎没有哪一英里不是至少有两个急弯，帆船必须绕着它们转向。几分钟前让沉重的帆鼓满的同一阵风，到帆船转向时就会让帆扑打，或者往回兜。可是落帆是件那样难办的事，所以帆虽然常常碍事，早上升起来以后，通常还是整天挂着不落。比帆有用得多的是桅杆。大半路程上，桅顶差不多和构成河岸的黏土陡崖的顶端一样高。从桅顶牵一根纤绳上岸。船主和船工把绳子拴在腰上，然后沿着悬崖或陡岸的顶上走，慢慢地把帆船拖在后面。

汉水上的帆船多得很，纤绳若像美国运河船那样拴在船头，河上所有的船就会不断地被一张低低地悬在水面上的绳网缠住。可是把纤绳升到桅顶，帆船就能从纤绳底下穿过去了。

到了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峡谷便消失了。从那里直到在汉口汇入长江，汉水都在高高的黏土河岸之间流淌。河水是褐色的，浑浊不清，同陕西山中泉水汇成的那道清澈、闪亮的溪流大不相同。河岸陡崖上的城镇都很相像。它们都有石头城门，从城门有一道石阶下到伸进河里的码头。偶尔在墙一般的陡崖上某道裂口里的沙滩上，有一个小小的土坯村子，村里的人拼命地向过往的帆船兜售鸡蛋和蔬菜。村子后面常常有一片片竹林，远远望去，和美国的柳树差不多。湖北也是水牛之乡。在汉水上每走几英里，就能看到水牛那长长的、下垂的角刚刚露出水面。

在湖北，水牛和黄牛分担耕田耙地的活计，不过水牛干活的本事比不上那耐劳的、从不挤奶的中国黄牛。水牛每天都必须在水里泡上几个钟头，只露出头来，才能保持平常的好脾气。它大部分时候是一头最驯顺的役畜，可是如果不让它每天到河里泡一泡，它就会发狂，横冲直撞，见谁都要去踢、去顶。湖北人形容一个人暴怒，就说：「他疯得像一头水牛。」

要是知道汉水每年的货运吨数，那会很有意思。倘若能用数字表示出来，西方或许就能对中国的国内贸易有个恰当的概念了。像汉水这样的河有七八条，一年到头每一天，河上都挤满了成千上万条帆船，船舷齐水地装满了黑发之民所知的每一种货物。

这些帆船吃水浅，按照西方的造船观念，又笨又头重脚轻。可就是这样一条单薄的船，却能装下足以难倒一艘美国大型沿海纵帆船的货物。一队帆船能从河上的一处运到另一处的货物，几乎没有限量。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装货的方法上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船舱和上层结构不用钉子，只是用巧妙的榫卯接合在一起。货物多得船身装不下时，就把船舱拆掉，多出来的货物高高地堆在船舷之上。长木料的货，就横绑在两三条并排的帆船上，把它们连成一只巨大的双体筏，船工们在上面睡觉、吃饭、做饭，就像在房子的地板上一样舒服。我们经过了二三十条满载着成包美国和英国棉布的帆船。要多装一包布，总有地方：把那包布打开，临时拿它当一面顶帆。这面布帆从不裁剪，到了目的地，再把它卷起来，照发货人交给船夫时的原包交给收货人。

在中国的一条大水道上航行一趟，谁都会相信，中国人反对改用先进运输方法的那些理由，是颇有几分根据的。汉水上这些粗陋笨重的帆船，想必养活着几十万户人家。若把这条河疏浚到能通轮船，或者沿河修一条铁路，所有直接或间接靠帆船谋生的人都会失业。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他们或许还有机会在别的行当或生意里找到活计，可是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分工是固定不变的。人口的中心不会迁移，也不会开辟新的行业门路。

每个中国人从生到死，都走在一条他的祖辈在他之前走过的路上。只要容他留在那条路上，他就永远不会闲着，也不会缺吃少穿；可他若被逼出了那条路，除了饿死、当流民或当义和拳之外，就别无出路了。想到成千上万的船夫将永远失业，一个远比中国政府开明的政府，在着手兴办会招致这种灾祸的河道改良之前，也会迟疑的。值得注意的是，义和拳的狂潮最初是在天津和北京一带爆发的，在那里，一条通往海边的短短的铁路，在很大程度上断送了千百年来在白河上上下下运货的帆船的生意。以前的船夫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义和拳。

从老河口到汉口，汉水上有一艘接一艘的战船巡逻，它们的任务是防止走私，剿灭那些不时在夜里偷偷出来、抢劫停泊在岸边的货船船队的河盗。这时的我，对凡是属于官府的东西都带着的那副邋遢与荒废的样子已经看惯了，所以战船的整洁与利落的美，倒叫我又惊又喜。它们是河上最快捷、最齐整的船。它们虽照寻常帆船的式样建造，线条却格外优美。船舷在船腹处低下去，船首较低，船尾的悬出部分也不像别的船那样笨拙。

一艘战船配有约二十名兵丁，由他们摇那些长桨。战船上的兵丁以他们军服之美而自豪。他们的号褂总是颜色最鲜艳的，粉红的、绿的或紫的，镶着白色或黄色的绦边。船尾上方的一间小舱里住着管带，他在中国军队里的品级相当于少校。可是战船最奇怪的地方，是它那一尘不染的整洁，同它周围这个国度完全不相称。甲板每天早晚都要冲洗擦拭，船工们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给船上一种虫胶漆上，这种漆使船的外表永远不会显得肮脏或污损。汉水上最美的景象，就是一艘战船劈开浑浊的河水前进，二十名兵丁摇着桨，脊背整齐划一地起伏。因为我有一小张写着庆亲王名字的红纸，一路下行都有一艘接一艘的战船护送我们。每一艘在它巡逻段的尽头离开我们时，船头上一尊小小的铜炮就要鸣放三响致敬；接替它护送我们走下一段行程的那艘战船，也鸣放同样的响数作答。

夜里，停泊在我们旁边的战船上的船工，照中国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我们安全的关切：整夜每个钟头敲一次鼓。这办法虽然叫人没法睡觉，可在我看来，要是告诉管带们我讨厌他们的人好心为保护我而弄出的响声，那就太忘恩负义了。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战鼓给我的荣耀，我完全领情；可是有他们勇敢的部下在我身边，我觉得十分安全，我相信可以免了这鼓声，好让战船上的人去睡觉，而不必为了弄出响声而熬夜。这个制止夜夜敲鼓的办法灵验极了。战船的管带们总是感谢我体恤他们的部下，夜里除了河水在船首周围泛起的涟漪之外，不许有任何更响的声音打破夜的寂静。

老河口以南五十英里，河道一处弯曲的两岸，是樊城和襄阳两座县城。如今它们只是两座昏昏欲睡的沿河老城，城墙倾颓，码头破败；可是七百年前有一个时期，它们成功地抗住了忽必烈汗围城的大军。北边的整个地方都已被蒙古人征服，可是樊城和襄阳的中国守军扼守通往都城的要道达两年之久。忽必烈的兵士一次又一次地想爬上城墙，又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忽必烈眼看这两座顽强的城池总也攻不下来，绝望之余，派人到波斯他的侄子那里去求一种改良式样的炮。

靠着这些新式战具抛向樊城城墙的巨石，城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蒙古人得以攻入。襄阳无力独自再战下去，投降了。守军的英勇赢得了蒙古人的钦佩，忽必烈饶了他们的性命，把他们全都收归自己麾下。樊城和襄阳一陷落，从鞑靼人手里拯救中国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此后不到一年，忽必烈汗就在北京被拥立为中国和蒙古的皇帝。

今天的樊城有一个大市场，还有几家丝绸作坊，可襄阳却大体上靠它的往事过日子。因为有这些传统，它成了一些年老官员最爱居住的地方，他们靠多年的「揩油」攒下一笔丰厚的家财，退隐下来。城墙之内的地方被分成一个个园子，环绕着居民们的别墅。在全中国，襄阳以其往昔的荣光和今日的门禁森严而闻名。

一天清早，在岳家口村对面，我们发现了一艘拖轮，出于客气，人们管它叫轮船。它属于汉口的一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专做沿河载客、运送邮件的生意。我们招呼了轮船，爬了上去，把我们所有的毯子和铺盖在甲板中央、在中国乘客当中堆成一大堆。我们问年轻的船长预计几点钟能到汉口。「大概半夜，」他答道。路程只有七十英里左右，这艘脏兮兮的拖轮每小时能走约九海里，所以我们一时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路要走十六个钟头；可是到了下午，原因就明白了：我们在一座城镇前抛了锚，陡崖顶上的一面龙旗宣告那里有一处厘金局。

厘金是一种可恶的国内通行税，一切中国船只在帝国的河流上来往时，每隔一段路就必须缴纳。厘金按说是归中央政府的，可事实上，大部分都被厘卡所在辖区的官员据为己有了。在厘金局前，我们轮船的炉火任它熄下去，准备着久等。我们的船长要缴的厘金只有两千文，约合一块四毛美元，可他解释说，管厘卡的那个官是个「刁钻」的人，不喜欢轮船抢帆船的运货生意。「就是为了跟我们找麻烦，」船长说，「那个收厘金的人通常要扣我两三个钟头，才肯收我的钱、放我走。」照敦崇礼先生的主意，我把庆亲王的名帖交给船长，叫他缴厘金时拿给那个「刁钻」的人看。

他离船不到十分钟，就满脸堆笑地从厘金局沿着小路跑了下来。他立刻下令起锚重新开船。他把在厘金局发生的事讲给我们听。「我把庆亲王的名帖拿给那个刁钻的人看，」他解释说，「他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我说是轮船上一位乘客的。那个刁钻的人对我说：『你要是十五分钟之内不开船，我就叫人打你板子。你连不能耽搁一个带着王爷名帖的人这点见识都没有吗？快走，别在这里站着。』」我们帮船长占了那个「刁钻」的人的上风，他对我们感激不尽。过了厘金局，他给了我们在拖轮上的种种特别优待。机舱后面那间脏兮兮的客舱让我们独用，所有头等舱的中国乘客都被赶到甲板上去了；还派了一个小厮，每隔半个钟头给我们端一杯茶来，我敢说那孩子的脸一个月都没洗过了。

那处厘金局，是庆亲王的名帖最后一次对我派上用场的地方。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离开西安二十一天之后，我们的轮船在汉口的华界外面下了锚。我们把行李装上三条舢板，在帆船的拥挤中慢慢地摇着橹，驶进了宽阔而黑暗的长江。一个钟头后，方头的船首擦着了从江滩通到水边的那道堤岸的石头压顶。我们头顶上是外国租界的电灯和高大的石头楼房。其余的人都上岸去找脚夫把我们的行李搬到旅馆去，只剩下王和我留在舢板上。这是十二月一个星光灿烂、清冷爽利的晚上，十点钟。江滩上寂静无声，只偶尔有一辆人力车嘎啦嘎啦地载着某个在俱乐部里流连的人回家。堤岸顶上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两个人。看样子他们刚一起吃过一顿很晚的晚饭。他们的谈话飘下来，飘到我们躺在铺盖堆上的舢板里，大致是这样的：

「他的手气可真顺哪，」一个人说，「三回大彩池——全让他吃了。那家伙喝醉了总是这样。哎，他清醒的时候，手里的牌从来没有比九点更好的，可今晚他醉了——哈哈，醉得都快漫过船舷了。最后一把，他的听差不得不扶住他，免得他从椅子上摔下去——可是真有种——他叫出那副同花顺的时候，眼皮都没眨一下。了不起，是不是？」

「反正是好事，」另一个人答道，「他正需要转转运。上个月上海赛马，『金雉』只跑了第三，他输了不少。今晚那苏格兰威士忌真棒。听说是管事的前些日子特地订的一批——昨天才搭怡和洋行的船到的。对了，小丘普金斯今晚没在他那个角上。他很少缺一场牌局——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哦，我猜是有了姑娘了。今天听说他快要宣布订婚了。」

「古芬巴赫的女儿？」

「是啊。只是传闻。」

「丘普金斯可交了好运。她是独生女。古芬巴赫年纪已经很大了，可他是这条江上头脑最清楚的人之一。你知道，他上一回做鸦片投机，进账两万两银子。」

我在一片「异教」国土的「异教」地方待得太久了，对「黄种蛮夷」的那一套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基督教文明这些熟悉的只言片语头一回传进耳朵，听来竟那样新奇而刺耳。王坐在舢板的船尾，正对着电灯眨眼睛。「欧洲人住的地方真好，」他说，「房子大，街道干净，灯又亮；可是对我来说，老爷，还是公馆、官老爷、船老板和大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