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纸集

缘起

太阳整整一天都明晃晃、火辣辣地照着那条浑浊的大河，照着两岸的稻田，也照着中国船工汗淋淋的紫铜色脊背——他们在舢板和帆船上摇着橹。这一天的热，就算在上游一带也算得上厉害；雨后空气潮得化不开，那热便一个毛孔一个毛孔地往身上钻，连帆船上光着半身的舵工，握着舵把也是一身汗。

可这会儿太阳落下去了。四下里响起绞盘的咔嗒声，沉甸甸的篾帆吱吱呀呀顺着桅杆滑下来，坠着石头的木锚扑通一声抛出船头，一条条帆船便随着那藤绞的缆绳，在中国河里这种被称作淡水的豆汤中荡开了身子。潮湿沉重的空气忽然被一声军号划破：那是泊在浊流里的炮舰上，代表爱德华七世陛下主权的那面旗帜正在降下，要到次日上午八点才再升起。

只消把画报翻上一阵，我们对一位寻常海军军官的模样便能有个大致的了解；而且从同一处还能得知：他若不是正推着野战炮去追剿土人，便是在各处总督府上赴舞会，或者站在灯火通明的巨大后甲板上同漂亮太太小姐们说话，其时月色正静静照着地中海某个风景如画的港湾。

我们这几位朋友，当年想必也都尝过这些交际场上的快活；只是眼下，他们离那种熨帖的境地远得很。不过我们要说的这条炮舰多少还讲究几分体面：在这里，吃晚饭并不兴穿薄纱背心配白裤子。军官起居舱和别的「臭虫窝」上的没什么两样，可有一样大大的排场——一台拉风扇，开饭的时候由一个矮小的、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的「学徒仔」拉着。灯已点上，桌上摆好四副刀叉，「学徒仔」守在食品间的递菜口边，只等着拉扇；一有军官进来，他便进屋，在小凳上坐下，猛地一下一下扯那根穿过铜滑轮的绳子，小小的风扇便扇动起来，把几只又大又肥的青头苍蝇轰开。

这位军官叼着烟卷，穿白帆布裤、软领白衬衫、白色小礼服——单凭这一身，就足以证明我们是在一条讲究的船上。他懒洋洋地踱到舱壁上挂的温度表跟前，见水银柱停在八十四度。他懒洋洋地把烟头凑近温度表的球泡，看着水银一路升到九十五度，「学徒仔」则在一旁把风扇拉得呼呼作响。这桩简单的手脚做完，他往藤椅上一坐；又一位军官进来，一言不发地往长沙发上一摔。

「晚上好啊，药丸，」先进来的那位说，「今儿晚上够热的。」

「不敢苟同，」另一位说，「反正我敢打赌，到不了九十度。」

「好啊，」轮机长说——先进舱的这一位，我们就这么称呼他吧——「赌一杯雪利加苦精，我说到了。」

军医跳起来看温度表，然后探身过桌子按电铃，扯着嗓子喊：「阿兴，两杯雪利加苦精！」

苦酒端上来，喝完，又一位军官进来。

「今儿晚上倒凉快，药丸，」他说。

「不敢苟同，」军医说。

「可我觉得凉快多了，」航海长说——新来的这位就是干这差事的。

「那好，我赌它在九十度以上，」军医说。

「赌什么？」航海长说。

「哦，赌一杯鸡尾酒，明天上午喝。你自己看去，」军医说。

航海长踱到温度表跟前，说：「八十八度。」

「胡扯八道！」军医说，「我倒要看看。」可他一查水银柱，果然停在八十八度，便嘟囔了一句：今天真是人也跟他作对、事也跟他作对；说着坐下，冲阿兴喊了一嗓子，叫快快开饭。

「快着点，阿兴！」大副一进来就嚷，「嗨，几位活宝！今儿怎么样啊！怎么样，药丸，钓鱼佬的运气吧？打着什么没有？」

「打着了，」药丸说，「打得可太多了！」

「那还不快讲讲。轮机长，你八成又在中国城里东翻西找，淘古玩去了吧？」

「是啊，」轮机长说，「淘着两件青花，还有一尊古气森森的神像。」

阿兴端汤上来，大副说：「行了，大夫，你就把你那番奇遇讲给我这个倒霉蛋听听吧——我可是一步没离这条船，在这条臭河沟里闷了一整天。」

军医被这么一请，就开讲了——

「这样的天气，足够叫人心都碎了。眼下这光景，就是手里攥着四张王，我也没胆开牌——总觉得准有人手上是四张爱司外带一张百搭，专等着治我。你们知道，我们俩去打猎，把轮机长撂在中国城里淘古玩。上了岸雇了两个苦力，一根扁担抬着酒水和吃食，我们就往右手边的稻田里去了。稻田里除了青蛙、蛇和些叫不上名的小雀儿，什么也没有，我们便朝山那边走。山上也一无所获；过了一个小村子，钻进一片灌木和深草，忽地惊起一只鹌鹑。它往我左后方飞，我给了它一枪。它又从我背后掠过去，我再给一枪——这一枪结结实实打进了食盒，把食盒轰得稀烂。慌乱之中我压根没留意，两个苦力就在我身后几步远。当下就闹翻了天，一个苦力倒在地上又蹬又搓，拼命揉自己；两个人尖声嚎叫，那动静简直要命。我跑过去看是怎么回事，见他胸口全是血；可我怎么也看不清那伤口，因为他两只手一刻不停地在胸前乱抹。依我看，他身上顶多中了一粒铅砂；可我再没工夫管他了——不消几秒钟，附近村子的男人、女人、孩子、疯子、烂到没治的麻风病人，把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推推搡搡，眼看要出事。一个个都用中国话嚷嚷着什么；等他们上手来扯我，我火了，动手推开他们。他们就把我的枪夺了去；这工夫人越挤越多，几乎要把我们挤扁。为了几发六号铅砂去惹出国际交涉，那是划不来的，我们便决定不抵抗，跟他们回村去，把这桩事了断。于是这群又嚷又臭的人把我们押进村子，穿过一条条肮脏的、猪满地跑的巷子，到了村子中间一片空地上。空地上立着一棵阴森森的榕树，树荫底下有一两个娃娃、五六只母鸡和几头瘦猪在拱来拱去。一位相貌十分慈善、留着花白胡子的中国人走上前来；押我们来的那些人嚷得更凶了，我们由此断定，此人在村里颇有身份。他不紧不慢地把我们打量了好一阵，又神色平静、语气里不带一丝火气地同那些暴跳如雷的告状人说话。受伤的苦力在一片喊叫和比划中被推到前面，我们这位老先生随随便便地问了他两句。

「这一套吵吵嚷嚷，我们正听得不耐烦，那位老先生忽然转过脸来，冲我说：『喂，这事你打算怎么办？』听他讲英语，我们两个都吃了一惊，不过我倒挺高兴，总算有人能听懂我们说话。我解释说，这整件事是个意外，那人伤得不重，既然如今彼此说得通了，我们就该回船上去——午饭也没了，这一天我们也没心思再打了。我们这位和善的朋友慈眉善目地冲我们一笑，说：要让他那些没念过书的可怜同村明白这枪不是故意打的，只怕很难。他解释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傻到会以为，但凡有点见识的人会去打飞着的鸟——鸟不停住不动，是断断打不着的；我那一枪打进食盒，不过是个幌子，为的是趁两个苦力最没防备的时候把他们一齐打死。他还说：『你的枪在我们手里，我看少说也值四十块金元。你要想回船，最好还是把钱付了。我们知道，过些时候你们的人会派登陆队来救你们；不过我们想，比起在我们这跳蚤成堆的村子里过上一两夜、回去再叫同舱的人笑话，你们还是宁愿掏钱。』我听了火冒三丈，说：『我要是这会儿手下有几个水兵和陆战队，非把你这破村子砸个稀巴烂不可！』

「那老头笑了笑，说：『在贵国有一部《雇主责任法》，照那部法，这苦力的伤，你也是要赔的。』我们这才明白，碰上的是个念过书的人；我便说，只要在情理之内我愿意赔，但我急着回船，而且这辈子再不在中国打猎也罢。

「接着就谈到钱。我身上有两块银元，还有一张十元、一张五元的香港钞票。我这位中国朋友解释说：纸币在村里没用处；我若把这些一并交给他，他会把那两块银元赔给受伤的人，日后或许还能设法把纸币兑出去（自然是为全村造福）；至于我那支枪，只要明天我再给他的代表二十块钱，就还给我。他同时又添上一句：航海长若是打算动枪反抗，村里人会把我们生吞活剥了。

「我们只好服软。我们在一群嚎叫的人押送下出了村；如今我得先付二十块墨西哥鹰洋给那个满嘴漂亮英语的中国人，才拿得回我那支十二号口径的猎枪。

「阿兴，再给我来一杯威士忌苏打。」

太阳又照在那条浑浊的豆汤河上，照着蒸腾的稻田，也照着纤夫们晒得黝黑的脊背——他们正吃力地把帆船一步一步拖着上水。一长串帆船顺流漂下来，靠笨重的舵和大橹掌着方向；不时有一条客家船驶过，装着烧蚝壳烧出来的石灰；偶尔也有一艘挂着中国旗的小火轮驶过，是盐务衙门的，或是大清海关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这时一只舢板从岸边划出来，靠上了那条英国炮舰。一个花白胡子的人踏着舷梯上来，把一支双筒猎枪递给值更的舵手，说：「劳驾交给大夫，再告诉他，有人在等他。」

舵手哼了一声，那意思是：「真他妈见了鬼！」他把枪送到军官起居舱交给军医，说：「有个中国人要见您，长官。」

「请他下来吧，舵手，」军医答道。于是那位老成的中国人被引进了起居舱。

「我说，」军医开口道，「我的枪这会儿已经到手了，我这就叫人把你从舷边扔回你的舢板里去，再叫你永远别靠近这条船——你说，有什么拦得住我？」

那中国人笑了笑，说：「没什么拦得住，除了一种可笑的体面：它叫你不肯赖掉自己许下的话，哪怕你明知自己被狠狠敲了一笔。我把枪送下来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你可能把我扔进河里，而且你还占着几分理；可我也知道，你是白人，一定会守住昨天讲好的话，把那二十块钱付给我。我并不因此佩服你，我不过是懂得你们西方人的路数。」

「听我说，」军医道，「你这英语讲得真他妈地道。你的二十块钱在这儿，从此两清。喝一杯吧，讲讲你自己的事。」

「好，」那中国人答道，「不过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都无所谓。我叫自己冯华春。」——至于军医所听到的冯华春的故事，那要留待下文了。

冯华春的故事

阿兴把酒送了上来。军医把烟卷推到冯华春面前，等他开口。

那中国人抿了一口酒，那神气像是早喝惯了洋酒的，于是讲了起来——

「我大概是在香港港里一条舢板上生下来的；这一节我也说不准；反正我记事最早的光景，就是住在一条船上，那船全靠我爹娘两个撑持；我们就在那船上住、在那船上做饭、吃饭、睡觉。我们也接送洋人上船下船，不过最好的买卖是在夜里。天一擦黑，我爹就从船当中的睡处里取出一张结实的绳网来。那网的每一个网眼上都坠着沉甸甸的铅弹，他有一手巧法子，能把网拴在船尾我们那顶竹篷的里面。我娘在艄上掌舵兼摇橹。我爹划一支桨，兼管我们那张独帆；坐船的客人，就坐在船尾竹篷底下。

「夜里的客人一般都是醉的。我爹装了个极简单的机关，等船摇出港里一段路，只消一拉绳子，那张坠着铅弹的网就罩在半昏半醒的客人身上，我爹我娘再几刀捅下去，就结果了他。接着便是数点他身上的东西，剥光衣裳，把尸首推下水去——日后有人捞着也罢，捞不着也罢，全凭天意。

「我记得有一回，天黑透了才接着一个客。那是个身量极大、黄头发的人，醉得厉害，我看是个苏格兰人。我爹我娘把舢板摇到港心，我爹一拉绳子。网罩下去，他攥着刀，朝那团扭动的东西狠狠扎了两下。那人又踢又打，凶得很。他把网扯破了，几乎把船舷也撞断，末了一口咬住我爹的脚踝，就在脚跟上头一点。我爹一刀一刀地捅，又不敢叫出声来；我娘只好丢下舵把，拿了菜刀过来帮手。她把我们那张网剁得稀烂，总算把人杀了；随后我爹的脚踝才从死人嘴里脱出来——也是靠那把菜刀。那个苏格兰人身上搜出来的钱不到一块，我爹叫他咬的那条腿，瘸了一辈子。

「那时候我虽然极小，可有些事情——本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却牢牢地刻在我心里。

「我们有一根沉重的铁杆，上头带着铁爪，专拿来捞溺死的尸首——在那些年月，收成还不坏；不过捞上来的多半除了身上那件衣裳就没别的了，所以我们一直也没发起来。

「有一夜，我们把船泊在一条洋鬼子兵船的正后头。天黑了好一阵，那船的甲板上忽然大乱，像是有人落了水；不过一分来钟工夫，我们的舢板猛地一沉，一个呛得直吐水的白人抓住我们的船舷，想要爬上来。我娘那会儿正煮晚饭的饭和鱼，抄起一把大刀就朝他一只手剁下去。她剁掉了四根手指，那人一声惨叫。我爹立刻蹿上前去，一斧头砸在他脑袋上，他就像块石头似的沉了下去。兵船上放下两三只小艇。他们听见那人叫过，有一只艇就靠到我们船边，一个军官跳了上来。他叽里呱啦一通英语，一把揪住我爹的辫子。我们自然听不懂他说什么；可我娘一向机灵，忽地把那四根人手指拾起来，往正煮着的饭里一扔，急急搅了几下。那军官找不出可疑的地方，不多时就撑着艇走了，到别处去找他那个失踪的人。米是不能糟蹋的，我娘把手指挑出来之后，我们就把晚饭吃了。吃完起锚，放下铁爪去捞那个死人。我爹杀他的时候差不多正是平潮，我们知道他漂不远；约莫两个钟头以后，果然钩着了，拖了上来。那一回我才知道，你们英国水手把钱藏在哪里：贴身系着的一条绒布腰带里。我们从那人身上得了十一块钱，外加一枚银戒指和他的衣裳，然后把他推开随水去了。这一夜不算太差，虽说我们那锅饭叫他脏手指弄坏了一半。

「可这好日子不久就到头了。我九岁到十岁之间，天花来了。我爹先害上，烧得糊涂，跳下水淹死了；我娘同时也害上，躺在船中间的睡处里。第二天她就死在那儿，舢板上只剩我一个，又孤单又害怕。不过我还是煮了些饭和咸鱼吃；第二天我想把我娘从舱里拖出来推下水，可她那会儿已经硬了，我怎么也挪不动她。一连好几天，我照旧煮饭，照旧试着挪我娘，总是不成。我刚说过，我那时还不到十岁，一个人还撑不好一条舢板；终于有一天，巡捕看出我那条船不大对劲，就靠了上来。他们在舱里发现一个死了的老妇人，还有您这位卑贱的仆人——那年九岁半——在当家。跑是跑不掉的，只好跟巡捕走。在他们那里待了约莫两天，来了一个中国人看我，说是我的叔父，我爹的兄弟，往后会拿我当亲儿子看待。于是我连人带船——那船里的银元可着实不少——一并交给了这个人，他把我领回他的字号。可惜得很，这位叔父是个极坏的人，坏到了家；他待我坏得没法说。」

「这可真叫我意外，」军医说，「听你把令尊说得那样可亲可爱，他的兄弟怎么会不是个万德俱备的人呢。」

那中国人只当没听见，接着讲下去。

「在我叔父家里的日子又苦又无趣，我若是走得脱，一定早跑了。他开着赌馆兼客栈：一个人把钱输光了，还可以再往下输，连自个儿的身子也输进去。输得精光的人，可以拿自身的自由押上一笔钱，或者五块，或者更多；这一注一输，他就成了赢家的财产，被送进『极乐居』——换句话说，就是我叔父的客栈；在那里管住管吃，逢到哪条船要人，就把他发到海上去。说白了，我叔父是个专替洋船拉水手的猪仔头。凡是跑中国生意的没有不认得他的，无论一条船要多少人手，交给他准能凑齐；实在说，我还见过他往船上送死人——碰上『极乐居』里的人数不够船长要的数目，他就说这人喝醉了，趁夜里抬上船去，塞进前舱，船第二天天一亮就开了。他把发出去的人和上的哪条船都记得清清楚楚；等那些倒霉的人回到香港，我叔父头一个上船，仍旧把他们领回『极乐居』看管着，等下回再用；工钱则由他自己到船务局去支。您想想，我这位缺德的本家能不很快就发起来么。我呢，他留着当个小厮，伺候『极乐居』里那些倒霉人；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多，挨打，做牛做马，又吃不饱。若不是先前在水上过惯了那种见风见日的日子，只怕早就熬不住了；好在污浊的空气是呛不死中国人的，我居然也长大了，也有了力气。有一阵子『极乐居』里想必是人手空得反常，因为一天里我事先连个风声也没听见，就和叔父剩下的那些客人一同被送上了一条轮船。那船装着茶叶开往伦敦，我的差事是给火夫、司炉煮饭。这差事逼得我每一班更都得爬起来。机舱里的人个个都踢我打我，我日里夜里随叫随到。觉是有空才睡，饭是偷着才有，工钱一文没有；这没完没了的苦，把我心里对我那位叔父的恨和报仇的念头一天天养得越发大了。去英国那一路我什么也不记得；伦敦除了码头我什么也没见着，因为差事从不许我上岸。不过我倒从装卸工人嘴里学了几句英国话；出门九个来月，我又回到了香港。要说我叔父那一套手段在他有些『客人』心里多不得人心，只消讲一件事就够了：进香港港口的头一夜，他门下的三位纵身跳进海里淹死了，也不肯再领他的款待。不出所料，这位大受敬重的羊群之父头一个上了船，中国人照旧一齐被领进他的『客栈』；我叔父则彬彬有礼地同船长说话，把第二天支钱的事谈妥。

「我们中国人是极好管的，我们那一伙里，谁也没动过逃走或是抗命的念头，于是一个个上岸，老老实实走进『极乐居』。到了那儿，居然有一顿比平日强些的饭菜；我又发现小厮的位子已经换了一个小孩子来做，于是我也能像当年别人打我骂我那样打他骂他了。我们这些『客人』的境遇也大有长进：手里偶尔有点钱可以赌一赌，晚上还时不时有人来奏个曲子。不知怎么，我叔父打听出我会说几句英国话，从此就把我叫到他账房里整日伺候着，怕的是哪会儿用得上我这点英文。我很快又从英国船长们嘴里学去了不少，日子一长，我叔父竟离不得我了；可这整段时间里，我等的不过是一件事——报小时候他叫我受的那些罪。我很快就摸清了：我这位『大班』——我叔父在字号里就是大班——身上从不离一支锃亮的手枪，藏在他那件宽松的绸褂子里某个地方。他身边还养着一批眼线密探，凡是与他的主顾、他的下人有关、又于他有用的事，都一一报给他听。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替我叔父出了力。我读书识字，学会了记账，不久便获准在『坐班』之后有不少自由。我一心要让东家离不开我；凡是交代下来的事，我办得成，也守得住口，很快就在他眼里抬高了身价；而我经手的事既然要紧，我便也摸清了他这门生意里许多内里的门道。我叔父在账房里，总是坐在一张沉重的黑木大桌后头，桌子正对着门；进这道门要走一条窄过道，过道是从街上一段陡楼梯上来的。坐在桌边的人，这条过道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而那段通街的楼梯又陡得很，街上的人瞧不见过道里出的任何事。我在东家跟前越来越要紧，别的伙计待我也越来越低声下气，后来竟成了规矩：叔父出门时，我便去坐他的位子，端端正正坐到他那张桌子后头。这叫我十分得意。有一回我正坐在那里，顺手拨弄起座位旁边的一些旋钮和抽屉把手。不想一拉其中一个把手，我桌子对面那条过道上竟合上了两扇铁栅门——这一合，凡是已经上了楼梯、正要进账房的人，就既出不去也进不来了。伙计们全吓了一跳，我自己也怕得不轻：万一东家回来看见这铁门关着，就知道有人擅自动了他的桌子。好在我把那把手朝相反方向一扳，铁门便缩进过道两边的暗槽里不见了；几分钟后我叔父就进了门，我们中间纵有什么话要议，也议不成了。这件事在别的伙计心里可曾留下什么，我不知道；可它叫我好几夜睡不着，我打定主意：一有机会，非把这里头的名堂弄明白不可。一连几天没有机会；约莫十天以后，我叔父不得不到城里另一头去赴几位阔商人的席，把账房交给我看着。机会来了——别的伙计巴不得早走——天刚擦黑，账房里就只剩我一个，坐在那张黑木大桌后头，屋里只点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我先静静抽了一会儿烟，等四下里都没了动静，就照先前那样一扳把手。铁栅门当即合上。我把把手扳回去，它又开了。接着我又去试别的把手——有几个不过是安在锁着的抽屉上——可我拧动其中一个之后，听见过道里有一大块什么东西沉沉地落了下去。我提着那盏昏暗的油灯走到栅门跟前，往下一望，是一个黑洞洞的深坑，那情形，便是中国人看了也要打寒噤。我赶紧回去把把手扳回原处，再就着灯光从铁栅缝里看，过道已经复原，地板平平整整。于是我再把那把手一扳，铁门便隐去不见了。再细细查那张有趣的桌子，剩下的都是锁着的抽屉，其中一个我知道是我叔父放手枪的地方——他上街时，习惯只在袖子里藏一把刀。这个大有斩获的晚上过去以后，我便一步步把报仇的计划盘算成熟。到那时我已攒下几块钱，加上我行动颇自由，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能进城去。有一夜我带上全部的钱出门，买了一支亮闪闪的镀镍手枪。店家还要我一并买些子弹，可我对那玩意儿有点怕，就说我家里子弹多的是。我把家伙仔细藏好，心里颇有几分得意，回了字号。报仇的机会第二天就来了——东家又出去赴席；我便揣着枪坐到他桌子后头，静静地等他回来。我这一生最风光的时刻眼看就到了：那个下作的坏蛋要跪在我跟前，哭着求饶。我一路想着那些刻薄话该怎么说，我这些年的委屈该怎么一桩桩数给他听，再想到那可怖的收场，想到我要加在他身上的那份毒辣的刑罚。这么着，等他的那几个钟头过得别提多快活了。」

「这我一点也不怀疑，」军医淡淡地说。

冯华春又点上一支烟，抿了一口酒，脸上像铜佛一样一丝表情也没有，接着讲下去——

「终于，我听见他的脚步上楼了。我的心猛地一跳。一级，两级，三级——他怎么还不上到平台？接着一停，一声轻笑。我这位可敬的本家显然有几分醉了。我的手在把手上直抖，生怕在他还没上到平台时就把门关上。他这么一步三摇、走走停停，真叫人心焦，弄得我数不清他究竟上了几级。他还时不时往下滑一级；我急得浑身发烧，因为我用的那盏油灯太暗，照不亮过道。这会儿他站在楼梯上，醉醺醺地自个儿笑——该死的！我这场仇要叫他这一身酒气搅掉一半。我要他一丝一毫都尝个够，而且要尝得真真切切——如今他脑子泡在酒里，只怕领会不了我为他备下的那一整套精致的恐怖。像是过了好几分钟，听那动静，他总算上到了最上一级，就在那儿停下咳嗽，喘着粗气。然后他跌跌撞撞进了过道。我的心撞着胸口，几乎不敢喘气。终于到时候了。我一拧旋钮，听见铁门哐地合上；我抓起枪和灯冲到栅门跟前。里头我瞧得见他，晕晕乎乎靠着墙，可脸上没有怕，也没有惊，只有跟先前一样一副傻乎乎的醉笑。灯太暗，照不清他的脸。他醉成这样，我怎么才能让他明白：如今把他攥在这可怕的手心里的，正是我这个被他踩在脚底下的下人？

「我轻声对他说：『是我，最可敬的叔父，是这个下贱不足道的冯华春，斗胆向您老人家进言。』——『可敬的冯华春不必害怕，尽可把您那尊贵的胸中所藏的温柔念头讲出来，』我背后有个声音说。我回过头去，吓得魂飞魄散，心都停了跳：我叔父正端坐在他的桌子后头，不慌不忙地把那支锃亮的手枪对着我的胸口。『唉，聪明而有远见的冯华春啊，』他低声道，『你当我那些眼线就这样不中用，连你摸透了过道的机关都不来报我？你当我不晓得你买了那支好生漂亮、此刻正在你有点发抖的手里的手枪？』我把那东西甩了出去，因为我火了，答话时大概也失了体统。我说：『您那些学问深不可测的高论落在我这下贱的耳朵里，就跟给聋猴子唱《三字经》一样白费。』我叔父笑了，说：『我先放我那位可敬的朋友苏荣出来，然后我们正经谈一谈。』他按了一下按钮，醉醺醺的苏荣跌进屋来，往椅子上一倒，摆出一副呆头呆脑、自得其乐的样子。我叔父这才接着说：『对动手伤我的人，我极少留情——那条过道的活地板，能讲出些稀奇的故事来。可是，好侄儿，我观察你和你的行事已有些时候，本就有意收你做儿子，立你为我的承继人。我宁愿人因为怕我而听我使唤，不愿人因为爱我而听我使唤；你不爱我，今夜这桩事已经证明了；可你怕我，我如今也大致有把握了。因此我饶你一命。你要知道，好侄儿，你摸出来的这几样机关，比起这宅子里藏着的东西来算不得什么；不过你将来地位一高，我的眼线盯你的一举一动只会加倍地卖力。所以明天我就当众收你做儿子，我有把握：出于怕，你即便做不成一个孝爱的子嗣，也会做一个忠实的子嗣。去吧！』我回房睡觉，心里像一个已经判了死罪、忽然又意外得赦的人。事情败露时我叔父会杀我，这我原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如今忽然发觉自己脱身了、自由了，那份滋味我说也说不出来。我昏头昏脑地摸到床上，几乎一沾枕头就沉沉睡去。

「那一夜账房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没人知道；也许我叔父同那个贪杯的苏荣痛饮了一场。反正我是在酣睡中被一声『走水了』惊醒的，睁眼看见我们那一大片房产已经烧得不可收拾。救火全然无用；第二天早上，眼看就要承继一大笔家业的我，在香港成了个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人。我叔父和那个贪杯的苏荣，想必都做了这场灾的牺牲品；从那片废墟里抢出来的东西，我连一文也讨不到。有三天我几乎饿死，在香港四处找账房的差事，最后为着挣一口饭吃，只好去当差，做了名『华人巡捕』。露天的营生我倒喜欢，可这一行油水极薄；我又没有荐信，寻不着更好的去处，虽说凭着我会英文，升得算是快的——当然，也不过是那么点出息。我在警队里待了几年，直到出了一件事，才使我能够离开这份差使。

「我说的那件事，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夜过了半夜，我在城西当值，听见一条横街上有动静。我照我们的老规矩，小心翼翼摸上街去，看见一个衣着体面的欧洲人正被两个轿夫围攻。他一见我就喊救命，那两个轿夫撒腿跑了。我赶紧奔过去，一看街上空无一人，那欧洲人又已筋疲力尽，便抽出佩刀，照他脑袋砍了一下。他像根木头似的倒了；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匆匆一搜他的口袋，搜出厚厚一沓汇丰银行的钞票、一只金表连表链，右手小指上还有一枚大钻戒。钞票和戒指我自己收了，口袋里留下五块零钱，那只表也留着——我不愿叫人看出他被抢了。褪那枚戒指时我注意到，他小指上留着一道白圈，因为他的手叫太阳晒得很黑。我那把刀又派上了用场：我砍下他的小指，扔进阴沟里，同时拼命吹响警笛。不多时便来了另一个华人巡捕和一个欧洲巡捕。我说明我刚巧发现这人已经这副样子，我们就把他抬回了警署。当局大张旗鼓地缉拿凶手，可始终没拿着。上头还嘉奖我在这件事上出手迅速；那沓钞票我一数，是两千多块；那枚戒指后来卖了两百块。为着不招人疑心，我又在警队里多待了几个月，然后辞了差。带着两千多块本钱，我下一步的身份是阿冯——一条美国运输舰上的膳务承办。美国人在伙食用度上的手笔阔绰得很，他们的军官薪水又高，什么都按金元算；几年下来，我轻轻松松就发了一笔小财。这么一说，我这英文讲得还算像样，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拿出一部分积蓄，从本地的官儿手里买下了岸上那个村子里捕头的位子。如今我正用功攻读圣贤书，下科考试我打算下场应试；一旦得中，凭我这点本钱，在地方衙门里谋个位置自然不难；到那时只要一心办差，我盼着能升到大员，说不定还能做到总督。谁说得准呢！」

「多谢你了，」军医说，「我要是会写小说就好了，真想把你这一段拿去发表。」

于是冯华春回他村里，接着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风水

风水二字，直译就是「风与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指的是人们对城池或宅第周遭地形所抱的一种迷信：一处地方的福气运道，据说同它与山川河流之间的吉利关系成正比。

兴发正窝着一肚子火。惹出这份心境的事情不止一桩。这里得交代一下。兴发住在福建省——这名字的意思是「福之所建」——是个颇有体面的商人，做的是猪鬃和草帽辫的生意。

聪明的读者，你或许以为这两样东西与你毫不相干，那你就错了，相干得很：你用来刷你那尊贵的大牙的那把不起眼的牙刷，是中国上等猪鬃做的；你消夏时戴的那顶帽子，说不定当初就是在福建的稻田里出生的。

这一整个热腾腾的上午，那个死缠不放的乞丐阿王一直在兴发字号对面尘土飞扬的路上哼哼唧唧。阿王早就是一切正经商人和有钱人的一块心病；这一天，他想出了一条讨「文钱」的妙计。一大早他就在兴发的账房对面占好位子，还随身带了一块大石头。他把石头往土路上一放，锲而不舍地拿他那颗剃得不干不净的脑袋往上撞。这会儿早过了晌午。四个钟头以来，阿王的哼哼一直搅得兴发不得安生；那块石头和阿王的脑袋上都溅满了血。阿王照旧哼哼，照旧把脑袋往石头上撞；照这么撞下去，十有八九他终究会撞破天灵盖，死在兴发字号那道体面的门前。

这天早上，兴发一条装猪鬃的帆船在河里沉了；前不久他一间货栈又烧掉了，连同里头好几吨草帽辫。这两桩祸事意味着数百两银子的亏空；如今这些不幸之上，又添了下作的阿王的哼哼与溅血。兴发的火气发得有理。他把那管兔毫笔掷到屋子那头，怒气冲冲合上账簿，大步跨出门去，走到尘土路上，赏了下作的阿王三脚和五文钱；随后由三个汗流浃背的轿夫抬着轿子，回城外的宅子去了。

钱一赏、兴发一走，那个被人瞧不起的阿王便停下了他那一套凄惨的自虐。他扔下石头，把头上凝住的血抹掉，揣着那五文钱奔进一家小饭铺，饱餐了一顿米饭。阿王做的是乞丐这一行，同乡人家的许多事情他都门儿清，兴发新近的亏损他自然也听说了。饭吃饱了，他到近旁的河沟里把头上的血洗净，便动身往兴发那座宜人的宅子去。到了门上，他对看门的说了一番得体的话：「至可敬的看门老爷，小的这下贱、卑微得不足挂齿的人，有要紧事要禀告至尊至善的兴发老爷。」

看门的回说：这左近的空气本来就够浊的了，再添上他阿王这可厌的一身，简直叫人受不住。阿王回说：他也深知自己这下贱之躯上发出的那股说不出口的气味，对看门老爷这样尊贵体面、出身高门的人自然是难闻的；不过若是不放他进去，他就领一万个比他更臭的叫花子到门上来，在这儿守着，嚷着要进去，一守一百年。两下里用这一路客气话来回说了半天，那位凶巴巴的看门人到底把身无分文的阿王放进了兴发的院子。阿王朝屋子走去，专挑路边走，小心翼翼不让自己这双下贱的脚玷污了那条体面的砖铺甬道。

到了屋门口，他不敢擅自叫哪个家人，只跪在那条窄砖路上，一下一下有板有眼地把头往砖上磕，时不时发出几声几乎听不见的呻吟。兴发的两三个下人闲闲地瞧着；等那可怜的阿王头上血流下来，一个下人才斗胆进去禀告：外头有个可怜人，看样子是求见的。兴发这时已用过饭，正抽着雪茄，啜着甜香槟，心里对这世道和气了些，便传话说愿意见一见那乞丐——他想，这人这样锲而不舍地要惹人注意，说不定真有什么要紧事要回。等阿王的叩拜磕得够卑顺了，可敬的兴发才吩咐他开口，同时点了一句：倘若这乞丐所回的事情不足以抵偿他把这副讨厌的身子硬凑到可敬的兴发跟前的罪过，那么赏他一百下光脚板，也还算是轻责。阿王卑卑地跪着，额头贴地，说了下面这番话——

「小的这全不足道的人听说，可敬的兴发老爷近来在银钱上颇受了几次重创。」这话若叫兴发心里不受用，他也小心藏住了；乞丐接着说：「有远见的兴发老爷可曾想过，这一天天加重的晦气，根子究竟在哪里？全福建可还有比这更清雅、更好的宅第，让小的这全然下贱的人此刻斗胆呼吸着这里活人的空气？请可敬的兴发老爷向四下里看一看，凭老爷天生的聪明，一眼就能看出这祸患的症结所在。」

兴发这下当真恼了。他目光森森地盯住这讨嫌的阿王，命他把话说明白些，否则——兴发把胳膊一挥，意思不言自明。

于是阿王站起身来，指着敞开的门，越过那座美丽的花园，说——

「洋鬼子盖了一座高庙。」

兴发沉思了好一会儿，把那乞丐忘在了脑后；随后吩咐下人把他带下去，给他饭吃。阿王退出来时，脸上仍旧是那副卑微到骨子里的样子，心里却在暗暗得意：疑心的种子他已经撒下了，他指望这颗种子日后能长成一场对教堂的洗劫，自己也好分得一份像样的赃。乞丐走后，兴发沉入了长长的思量。他想到洋鬼子，想到他们宣讲的那个教——那个教他还特意打听过一些。他知道洋鬼子在他院子附近有一所房子，知道偶尔有些最下作、最不成器的人去他们那里做礼拜；可要说这些人竟能危及他的家业，这念头听着实在骇人，也实在难以叫人相信。

兴发和阿瑟·琼斯牧师，各按各的路数，都算得上好人——都诚实，都肯下苦功；只不过一个是信基督的威尔士传教士，一个是奉佛的中国商人。琼斯牧师个子小，近视，极肯做事；他太太在这三样上和他一模一样。两年来，他们在兴发宅子附近办着教堂和学堂；洋鬼子一旦看惯了，有钱的中国人家的当家人便也懒得再去理会传教士们的举动。

琼斯牧师眼下正要了却一桩心心念念的宿愿：盖一座真正的教堂。此前做礼拜都在教堂附设的学堂里；牧师这些年老老实实的功劳，终于得了国内教会当局的认可，给他寄来一座小小的瓦楞铁皮礼拜堂，是拆成一块块运来的。这礼拜堂如今正在搭建；乞丐阿王那颗歹毒的心，一眼就看出这是自己往上爬的机会——疑心的第一粒种子，正是他撒进兴发心里的。这一整天兴发都在出神，连他那美貌的妻子马素百般温存，也几乎没能把他从那阵心灰意懒里拉出来。

第二天，兴发进城去字号时，留神看了看洋鬼子那座灰色的铁房子。果然像可恶的阿王暗示的那样，这建筑正长到一个过分的高度。它开始在兴发的宅子上头竖起一座尖顶的塔——就是说，远远高过兴发住宅的屋脊，高到那尖尖的塔顶正好横在兴发的宅子和城后那片山中间。

兴发确实觉得，自己的运道多半要叫这座房子搅坏；不过他是个持正的人，不愿仓促下断语，把新近的亏损一股脑推到教堂头上。然而乞丐那句藏头露尾的话仍旧梗在他心里；这天到了账房，他又发现一个最信得过的伙计卷走了九百来两银子。丢的数目算不得大，可搭上前一天那些损失，兴发心里到底受了触动。此后几天生意照旧做着，兴发仍旧拿不准那座洋庙究竟是不是在害他。瓦楞铁皮的房子照旧在琼斯牧师手下一天天长高，而下作的阿王一连几日藏得不见人影，再没抛出什么新说法。城里人人都明白，传教士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才来的。没有谁傻到会以为这些人白干活；不过既是做工的，挣多少就该得多少——这原是公道。这会儿兴发心里转的念头是：洋人也许是想拉拢人心、扩张自己的势力；可害他的生意，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兴发对外国人怀着中国人素来怀有的那一份寻常的轻蔑；不过他还是决定去拜访琼斯牧师，按中国人绕圈子的法子，探一探对方是不是真有意坏他的买卖。中国人是断断不会开口就问：「你为什么盖这么高的房子？你是不是想拿它把我的宅子压住，好叫我败落？」不会的，中国人的做法是另一路。

于是他登了琼斯牧师的门，寒暄的礼数一一做足。兴发和和气气地问起琼斯牧师尊翁的近况、令祖的近况，两位老人家的身子、年纪，又问到琼斯牧师本人的年纪、身子、营生，末了问到今年稻子的收成。琼斯牧师的本地话说得不错，可对方这趟来访究竟为什么，他一头雾水。兴发接着谈城池，谈宅第房舍，绕了许多弯子之后，才碰到教堂的新房子上。

「你盖这座灰色的高铁房子做什么用？」兴发说，「派什么用场？」

「是做礼拜的地方——说起来，就是一座小庙，」琼斯牧师答道。

「你还在盖一座尖顶的塔？」

「不错，那叫尖塔，」传教士答道。

「你们在里头存放贵重东西么？还是个避难的所在？」中国人问。

「不，」传教士答道，「我们不拿它派任何用场。」

「可盖起来是要花钱的，」兴发插了一句。

「是要花钱；不过它指着天，能把人的心念引到那上头去。」

兴发大为吃惊。他心想：这下可碰上一个天字第一号的说谎人了。一个人盖一座望楼（不知作什么用），花了钱，然后说它不过是为着指一指天。他险些按捺不住，可表面上还是一团和气，答道：「指着天！人走路也指着天，树也指着天，每一根草也指着天，山也指着天；这世上除了虫和蛇，差不多样样东西都指着天。」说罢兴发告辞，对这些基督徒的疑心比先前更深了。两人就此分手，各人做各人的事。此后福建一省遭了难：庄稼歉收，久旱不雨，秧苗长不起来；等雨水来了，秧苗长到六寸来高，大水又来了，把稻子、田地、一切都冲了个精光。兴发的生意越来越坏；琼斯牧师的尖塔越长越高；年成艰难，逼得多少快饿死的苦力去信基督，好给自己和一家人讨一份赈济的米。在兴发看来，自己这一步步的败落，恰好同教堂一天天的兴旺齐头并进。饥荒之后跟来的是瘟疫：这一带本已穷得见底，又闹起了霍乱。河里如今漂满了发黑发胀的尸首。人穷得买不起棺材，死人便用席子一卷，扔进河里；有时为着省俭，三四具尸首捆成一捆，裹在一张席子里，一齐扔下水去。富人和穷人一样染病，兴发的妻子也死于这场疫症。兴发悲痛欲绝：比起爱妻之失，生意上的亏空简直不算什么。他正在这样怨恨命运的当口，歹毒的阿王又找上门来了。

兴发本是肯把命数当命数认下来的；可乞丐阿王为着自己的算盘，偏要把兴发的怒火引到传教士身上。乞丐用最卑贱恭顺的姿态凑上前来，得了准许便开口道：「可敬的兴发老爷新近的惨痛损失，小的这不齿于人的东西就不多说了；可那些洋鬼子呢？他们盖了一座塔，居高临下压着这座清雅的宅第！老爷你要知道！可敬的兴发老爷，他们的恶行一天大似一天。他们先是要败你的家，如今是要败这左近一方的人家。他们两口子眼睛都有毛病，非戴眼镜不可；如今你看！他们买起我们的孩子来了——买去做什么？还不是为着挖出孩子的眼睛，用咱们这些无辜骨肉的眼珠子狠心熬成药，来医他们自己那双坏眼睛！」

兴发表示他不信阿王这一套猜疑，冷冷地把他打发了。

实情是这样的：闹饥荒这一季里，琼斯牧师发现那些快饿死的穷苦母亲愿意把孩子卖给他，好让孩子不至于饿死。传教士便把孩子买下，打算把他们养大了信基督。不幸的是，买来的孩子多半已经奄奄一息；琼斯牧师很快发现，自己成天做的竟是掘墓的营生，为的是埋葬他那些小小信徒可怜的尸身。

因着饥荒，兴发的生意每况愈下，银钱上的亏损着实不小；他成日闷坐着想自己的晦气，阿王那些恶毒的话便在他心里扎下根来，弄到后来他真以为，基督徒竖起那座尖塔是给他下了咒。他的恨一天天涨，一天天涨；他借酒解愁，借酒催眠；可不多久，「传教士把他整个一生都害了」这个念头，就在他心里压倒了一切。教堂左近的人家，如今个个心里都生了疑。琼斯牧师的院子里已经埋满了坟；他还在不断买婴孩，只好把婴儿的尸首葬到院墙外头去。该死的阿王一天夜里自作主张，掘开了一座新坟里的婴孩。尸体腐坏，眼珠照例已经陷了下去；乞丐便把这个拿给众人看，指着说这就是洋鬼子的罪证。传教士两口子眼睛有病，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他们戴着眼镜嘛；这一来，他们买婴孩的缘故也就有了解释：挖走孩子健康的眼睛，配药来治自己的坏眼睛。这一带的民情顿时紧张起来——这样灭绝人性的妖孽，非除不可。穷苦人本已被饥饿逼到绝路，什么过头的事都干得出来。加之阿王又慷慨激昂地演说了一番，说他们遭的这些祸事，连这场饥荒在内，统统是洋鬼子作法、那座塔的邪气招来的。这番话一说，众人疯了，狂了，嚷着要见血。

「我们去求可敬的兴发老爷，」阿王说，「请他带我们去打这共同的仇敌。」

一大群人杀气腾腾、嗜血如渴，涌到兴发的宅子前，口口声声喊他救星。兴发半醉着，正被一连串的不幸逼得什么都不顾了。乱民的鼓噪起了作用；他抄起一把刀，在一片喊声和无数火把的红光里，带着这群乱民扑向教堂。教堂院子的大门是关着的：人群的喧嚷早已传进教堂，他们怕有闹事的人闯进来，只当是附近有人喝醉了在撒野。兴发一声令下，大门很快被砸开，有人一刀杀了那个上了年纪的看门人。血一见，饥饿与困苦煎熬着的人群里的杀性便被勾了起来；他们在兴发带领下冲过院子，一路砍杀、砍伤吓破了胆的中国仆役，直扑传教士的住宅。琼斯牧师站在亮着灯的门口，两手高举，像是在叫众人肃静；可兴发怒得眼里什么都看不见，抢上前去，一刀朝他脑袋砍下。传教士倒了下去，被人又踢又打，成了一堆不成形状的血肉。灯被打翻，门被撞开；楼上找到了琼斯太太，她正发疯似的祷告，吓得尖叫。她跪在那里，二十把刀一齐捅进她身上。这时已癫狂了的乱民把屋里的东西砍的砍、砸的砸、踢的踢，到处是一片骇人的狼藉。接着，火警骤然响起。堂屋里打翻的一盏灯把这座木屋点着了，楼梯已经起火；乱民一窝蜂往下冲，把楼梯压塌了。骇人的一幕来了：屋子已烧得通红，楼梯没有了，从楼上平台跳下去就等于往地狱里跳。凶手们东奔西突，到处找活路。乞丐阿王在楼梯被火烧毁之前就已经冲了下去；兴发却还留在楼上，那里的空气已经叫人无法忍受。他冲向一扇窗子，一路用刀砍倒两三个挡路的人，纵身跳了出去。别的人留在里头，在烈火中受尽可怕的死。

兴发在教堂大火惨红的光里翻滚呻吟，不多时便被乞丐阿王找着了。他跌断了一条腿，由一身臭味的阿王背回了自己的宅子。洋人的本国政府大为震怒，这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向中国政府索取十足的赔偿，本省总督奉命查办，惩治凶犯。

倒霉的兴发拖着一条断腿，被人一路痛苦地拖到法场上砍了头。一座崭新的教堂连同一座格外漂亮的石砌礼拜堂和尖塔盖了起来，钱是由本已赋税不堪、又逢饥荒的地方百姓出的；如今住在里面的，是一位黄头发的苏格兰传教士麦克塔加特和他太太。

他们手下有一位热心的皈依者，也是极能干的售书人，名叫阿王。他那颗剃得干干净净的脑袋上满是疤；当地人说，他从前是个叫花子，惯会拿脑袋往石头上撞，好博善心人的怜恤。

已故兴发的那座宜人的宅子，如今荒作一片废墟：人人都说，住在洋鬼子竖起的那座高尖塔阴影底下的房子里，是要倒霉的。

劳道台的堕落

且说劳梧涛是位二品文官，出身世家，学问不浅，又兼着崇英府并附近一带的道台——这就是说，他手里有着、或者随时可以弄到手的财富着实不少。他还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胸襟开阔，不像寻常中国人那样被守旧的成见捆得死死的。有一回他上京城去，娶了美貌的马素为妻。他献给她那双可敬的高堂的厚礼何等丰盛贵重，我们且不去说它；他自己收到的厚礼何等精美，婚礼的仪注办得何等尽善尽美，我们也不去说它。有七十八位诗人为此赋诗，其中许多在京城里颇有声望。这些诗作，只怕到今天在北京还买得到，所以这一场大喜事的热闹，我们也不必细表了。另有十八位手笔高明、毫无疑问是画坛翘楚的画师受聘前来，要把那迎亲行列的煌煌光彩画下来；可他们一致声称，那情景灿烂如日，把他们这几双下劣退化的眼睛晃得全瞎了，以致凭他们手边那些低贱粗陋的颜料，实在连画中的一角也画不出来。等到诗人、画师、乐工各按其作品的优劣，分别用弓弦、热油和竹板受了应得的公道与赏赐之后，可敬的劳梧涛便带着美貌的马素做妻子，在相称的仪仗护送下动身回崇英府去了。

马素是位满洲女子，除了面容姣好，还有一股罕见的活泼与开朗，小时候也没有缠过脚。劳梧涛疼爱妻子，喜欢她的机敏与才艺；她对丈夫也一样中意，对他大把大把送来的珍珠、金子、玉器更是中意。这样过了两年，两口子在崇英府里安安稳稳，和美非常。马素的嘴唇是天下最红的，牙齿是天下最白的；她一面同丈夫说笑，一面咬着什么蜜饯或果子，那口牙便格外显得好看。她对油桃有一种特别的偏爱；有一天吃了差不多半挑子，到傍晚便病倒了，绣袄下摆一带疼得厉害。做丈夫的眼看着自己举世无双的妻子在那张体面的床上翻来滚去，有时疼得格外钻心，一时忘了身为劳梧涛这样一位大员的夫人所必需的端庄仪态，竟摆出些叫人难过的不雅姿势，急得他六神无主。这位忧心如焚——而且忧得合乎情理——的丈夫立刻看出非请大夫不可；只是他那可敬的心里拿不定主意：究竟该请洋人的传教士医生，还是请那位贤明的、受人敬重也受得起敬重的荣丰。

早年劳梧涛在汉口住过，在那里同一位英国人交情极好，对那人的学识与阅历他评价很高。每逢劳梧涛心里冒出洋教士这个题目，他总要想起老朋友那句话：「传教士做的好事和坏事常常一样多。」这念头颇使他那颗精明的脑袋偏向去请崇英府的教会医生；可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荣丰又怎么说呢？当年霍乱侵入崇英城的时候，不正是荣丰在病人肚子上点起小火么？连最下贱、最卑微的病人他不也照样这么办，有几回连柴火都是他自家仓里出的么？再说，可敬的阿黄害了一种恼人又难以启齿的皮肤病，不正是荣丰用蟹眼精心配成的丸药治好的么？高贵的发昌崴了脚踝，痛得要命，不正是靠着静养、外加时不时吞几条蜜浸的活蚯蚓而痊愈的么？还有，可敬的宋义海的太太，不正是靠着一份精心配的白脸猴拇指甲的食谱调理好的么？前前后后想了一遍，劳梧涛便决定在这桩动人心魄、叫人乱了方寸的事情上起用那位有名而又仔细的荣丰。这一步他是走错了：他若去请那位教会医生，至少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诊断，因为美貌的马素正躺在那里，痛得厉害，发着高烧，姿势也不雅——右腿蜷着。说得准确些，这位绝代的马素害的是一种在西方人看来时髦得很的病：急性阑尾炎。

于是那位博学的荣丰来了，一路行着许多相称而得体的礼。他说，以他自己这副卑污之身，实在不配玷污劳梧涛尊夫人的清听；又说他那点微末的医道，几乎已被四下里这一派至高的文雅在他愚钝的脑子里所激起的敬畏冲得干干净净了。

劳梧涛听得不耐烦，只把大夫话里随手撒下的那些经书典故恭维了几句，便求他去看看夫人，开一剂能止痛的方子。

那大夫戴上一副铜边眼镜——那镜子放大约莫三百倍——进了马素的房间。他细细察看了许久，回到劳梧涛跟前，说有两种治法可用：一种是把病人在屋里快步来回赶，直赶到她大汗淋漓，然后浇她一身冰水；另一种是让她绝对静卧，同时用烧红的炭火烧她的脚心。荣丰说明：不细细参详星象，断不能有定论；这番功夫得由他今夜通宵推究；所需费用，至少六两银子。劳梧涛把六两银子交出去，荣丰便走了，留下那位再也无可替代的马素依旧在痛楚之中，留下劳梧涛心里同样难受。

第二天早上荣丰又来了。他说他已参详过星象，从星象上得知：至可敬的马素夫人体内被一只极凶恶的耗子侵入，此刻那耗子正在啃她的五脏；再加十两银子，他便能把星象参详得更透，查出用什么法子才能把这耗子从仁厚的劳梧涛至可敬的夫人的腹中逐出来。

荣丰领了十两银子，又走了；第三天再来时，样子有些狼狈。我们得明白，这位博学的大夫这时已经四十八个钟头没合眼了——他走路歪歪斜斜，说话含含糊糊，还染上了个不巧的毛病：动不动就傻笑；再加上打嗝，多少坏了他那句「再要十五两银子，好继续在星象里做学问」的气势。

这一回劳梧涛火了。他说，荣丰的星象学问就在这屋顶上做去；又派了个苦力看着，不许这位大名鼎鼎的荣丰打盹，还给那苦力配了一根又沉又趁手的竹板。

这一整天，靠着竹板才勉强没让荣丰睡着；可等到夜里，星星出来了，尽管随从在他背上一下接一下地打，他还是几乎睡了过去。末了荣丰求见可敬的劳老爷。他这才说明：他是个「外科」大夫，凡是眼睛看得见的事他无不通晓，至于人身子里头的构造，他是外行。他求劳梧涛去请一位名医，叫郝瑞，那些事情郝瑞样样懂得；他把郝瑞的住处交代明白，便求准他去睡觉。

劳梧涛回说，他很愿意让荣丰去睡；说着向刽子手一使眼色——荣丰便睡了，同他的列祖列宗睡到一处去了。

于是劳梧涛火速差人去请那位有名的郝瑞。他这番心意实在恳切，以致郝瑞先挨了二十四下脚板，才被四个苦力抬着轿子火速送到劳府。

一到地方，郝瑞就给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竟走不了路；劳梧涛的不悦，表现为吩咐在他身上另一处地方再打二十四下，弄得他除了站不起来，如今连坐也坐不成了。受了这番鼓励，这位名医便以极恭敬的姿态、手脚并用地爬进了病中的马素房里——他如今也只能这样挪动了。

马素这时已病得很重；那可怜的大夫在她房里尽可能多待了一会儿，生怕出去又受那位心急如焚的丈夫的一番「鼓励」。终于，劳梧涛一道不容违拗的命令下来，逼得大夫忍着痛爬出房门，到这位道台跟前。到了这里，倒霉的郝瑞又走错一步：他不知道博学的荣丰是什么下场，一心想讨个宽限，也让自己这副被打烂的身子歇一歇，便请求先支二十两银子，好去参详星象。劳梧涛脸上一丝不露心里翻腾的怒火，只吩咐随从把大夫带下去，叫刽子手进来。偏巧刽子手找不着了。原来他在荣丰身上施展过本行的手艺之后，便上寡妇家去，把账单当面呈上，亲自讨那笔「临终前后照料死者」的工钱。他讨得比自己预想的还顺当，一高兴就贪了几杯烧酒；等他很晚才回到衙门，那副样子，不把酒睡醒是别指望他动手办差的。这一节对郝瑞来说可算是大大的走运，因为就在这一夜里，美貌而出身高贵的马素死了。

劳梧涛被这场天塌地陷的大祸震得目瞪口呆。他对自己的事、对国家的事都再提不起兴致；等丧妻之初那阵麻木过去，他决定上书「天子」，请求辞官。

然而，墨还没在砚上磨开，兔毫笔还没蘸上那种漆黑而带香气、被蛮夷称作「印度墨」的东西，别的事情就来了，弄得劳梧涛没能把那道呈给中国之主的奏折写成。事情是这样的：绝代的马素身故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崇英府，又由行商和过客传到四乡八镇。于是，劳梧涛还没来得及好好地哀恸一番，就发现一群一群穷苦而有情义的亲戚已经拖家带口地到了他家门上——带着孩子、苦力、行李、骡子，还有一片号啕大哭。劳梧涛按着自己的身份，把他们连同仆役牲口一并妥帖地招待、安置下来。姑妈姨妈、叔伯舅舅、侄儿侄女、隔了好几代的远房表亲，一个个都带着仆人和帮闲来了。劳梧涛是有钱人，宅子也大，可不多久就非得另租房子安置客人不可。除此之外，家里还挤满了成班的哭丧人，越发叫人不得安生。屋里日夜不断地响着胡琴的吱吱声、哭丧人的哭声、亲戚家娃娃的嚎声、亲戚家苦力在院子里的吵架声，还有亲戚家马匹骡子的嘶叫声。既要照应这些不速之客，又要张罗像样的丧仪，还要发泄自己那份真真切切的丧妻之痛，劳梧涛自然把国家的公事撂下了。

好容易那口沉重的漆棺打成了，看着一切都齐备，只等下葬——这时坟地择址的问题来了。于是请了风水先生来参详。崇英府并附近一带最高明的风水先生都被请了来。他们参详星象，屋里但凡有的东西都吃得津津有味，可就是定不下来。这一个刚看中一面合适的山坡，那一个便从星象里看出：这块地对劳家上下另有一种凶煞之气。这一拖再拖、一失望再失望，劳梧涛的姑妈、表亲、隔了好几代的远房亲戚以及其他亲族，倒都承受得极好。他们本着真正东方式的自我牺牲精神，一致表示：只要丧事样样办得妥帖合规，他们在可敬的劳老爷家住多久都无所谓。那些按日子领钱的哭丧人、风水先生等等，在这种情形下也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坚忍；众口一词的意思是：这种事绝不可冒险，务必等到把天象细细参详透了，得出定论，再一切照规矩办。

这样没完没了地求上天指点坟地，加上招呼这一大群不速之客的种种杂务，把心力交瘁的劳梧涛的心思占得满满的；于是地面上许多歹人便得着机会大干他们那些勾当，衙门竟无人过问。崇英城四周这片道台辖地越来越无法无天，到后来，成群结伙、四处横行而无人管束的强盗，简直成了一桩丑闻。

终于——道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专家们有了定论：那位去得太早的马素的下葬吉地总算择定了。于是丧事的准备加紧办起来，样样都照最铺张、最费钱的规格办。远近各支的亲戚都拿劳梧涛的钱定做最贵的衣袍；看情形，劳梧涛的麻烦眼看就要到头了。然而青天之上，还给这位倒霉的道台留着一个霹雳。就在一切齐备的当口，一位最有学问的风水先生发现：行礼的吉日还没定下来呢。这个可怕的疏忽，把每一个人——大概除了劳梧涛——都震得不轻。姑妈、叔伯、表亲等等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位精明的高人，说他救了大家，免得铸成一桩或许再也无法挽回的失着。于是众人又一次安心等着，等那全知的星象把它的裁断显示出来。

下一个当头的打击不是从天上来的，是总督来的——一封给道台的信。这篇措辞极其漂亮的公文说：至尊的总督大人已经听闻，可敬的劳梧涛所辖之地因有若干不法团伙盘踞，秩序大坏，这些团伙劫掠天子的子民；兹令可敬的劳梧涛克期剿平，并将匪首首级解送北京，以儆效尤。公文末尾还委婉地点了一句：倘若一个月之内不能把乱党剿灭，道台自己的脑袋，说不定就要去给京城的木杆增色了。

私事上已经这么多烦恼，这道命令几乎把劳梧涛逼疯了；不过身为朝廷命官，他明白私情须让位于王事。于是他赶紧调兵遣将，去征讨如今已成崇英府心腹之患的那些盗伙。

劳梧涛带着一支花团锦簇的队伍出征：旗帜、伞盖、火绳枪、笼子里的鸣禽，以及中国兵所偏爱的其他种种致命兵器，一应俱全。同敌人一接火，道台那支金光闪闪的乌合之众便一个不剩地倒戈投了对面。劳梧涛奋力抵抗了一阵，终于寡不敌众，被擒住，由捉他的人押进山里去了。

他从捉他的人嘴里听说：他率军出征这些日子，他那些亲戚在他家里大摆筵席、日日狂欢，铺张得没个完；那几位自命会看星象的先生则整日醉着，要他们找出马素下葬的吉日，只怕要遥遥无期了。

劳梧涛被擒的消息很快报到总督那里，总督立刻转奏朝廷；结果朱笔一批，下了一道上谕：前崇英府道台劳梧涛着即斩首，首级解京，家产抄没，宅第夷为平地，宅基之地须深翻二尺；其塾师若尚在人世，该可怜虫着重责竹板一百。而最重的一项惩罚是最后一条：劳梧涛已死了六十来年的曾祖父，着由一品降为三品。

听到这个消息，劳梧涛怒不可遏；强盗头子趁这个当口请他做他们的首领、同这世道为敌，当即得到了他爽快的答应。

劳梧涛入伙做强盗的消息不久便传进总督耳朵里；总督不多时便调齐人马，亲自领兵去剿灭这个抗命的道台。头一仗、第二仗、第三仗，劳梧涛那支乌合之众把总督的官军打得节节败退。于是北京的当局改换了手段：他们许劳梧涛统领官军的最高兵权，顶戴、黄马褂、双眼花翎——只要他肯为中国至高的君主效力，样样都许给他。

可是劳梧涛心里另有一笔私仇要算。朝廷那样待他，他信不过朝廷，宁可做个化外之人。那些表亲、姑妈和极远的亲戚，更不用说那些风水先生——他们靠着劳梧涛的钱过了这么久的日子——如今开始害怕了。马素的遗体当即入土，亲戚们还为纪念她立了一座巍峨的牌坊。

只可惜劳梧涛至今还是个化外之人。崇英一带的亲戚他差不多杀光了，风水先生也杀掉了大半；可是尽管北京的天子屡次许他做统领官军的大将军，劳梧涛至今还做着强盗——因为他有几个表亲还活着，而且崇英府一带活着的风水先生也还不止一个。

阿洪受刑记

英国领事馆的看门人阿洪，身量魁伟，膀大腰圆，租界里没有一个不认得他。他穿一条宽大肥阔的白裤子，一双厚毡底鞋，一件白色的宽袖褂子，两只袖臂上各缀着一顶红色的王冠，头上一顶白色圆帽，尖尖的帽顶上披散着红丝穗子——这一身行头，看着颇有几分气派。

他那张又大又壮实的脸，平时总是没有表情；可他那坦荡的目光里没有半点低三下四的奴气，在他那张永远客气、大半时候却叫人猜不透的面孔上，偶尔能瞥见一丝诙谐。有时候，那双含笑的眼睛会闪得格外亮，那张老实的大脸会现出一种忠犬似的、慈爱而护人的神气——那是有孩子同他说话、缠着他的时候。租界里的白人孩子最懂得他；这些孩子里头，领事家八岁的儿子杰克和五岁的女儿多萝西，更是被这位巨人阿洪当作神明一般又敬又爱。

多萝西一头黄鬈发，一双大蓝眼睛，人人都疼她；杰克有一股男孩子的英气，凡是过路的生人没有不注意他的。从轮船上下来的客人，总要问他们的朋友一句：「那两个漂亮孩子是谁家的？」

在杰克眼里，阿洪身上始终笼着一层传奇的神秘，他想象阿洪从前当过海盗，要么就是当年威风凛凛的太平军里的一个。阿洪在门房里一直存着一把大刀，那不过是唱戏或是出会时用的家伙；可杰克少爷早已围着这把刀织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传奇，织到后来，他竟觉得开口向阿洪打听这刀的来历，是一件失礼而冒昧的事。

杰克和多萝西都听得懂也说得来本地话；不过阿洪早上问安，一定要用洋泾浜英语，随后若有故事讲，才用本地话讲——那些故事，为着照顾读者，我们就译出来。

杰克少爷先开口：「早啊，阿洪；我的想，今天是顶热。」

「早，杰克少爷；早，多萝西小姐。我的想，等一歇顶热。这会儿不算顶热。」

「阿洪，你拿到过大刑没有？」杰克说，「拿到过竹板打，或者那一路的事？」

阿洪脸上险些漾开笑意，可他还是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答道：他从前确曾被判过一种极痛苦的死刑，而且那判决还执行了一部分。

「快讲给我们听，」杰克说；多萝西却嘟起嘴来说：「阿洪，宝宝不要听可怕的故事；假使你讲可怕的事，宝宝就走开。」

阿洪立刻端正了脸色，说：「不，小姐，阿洪不讲可怕的故事；假使欢喜听，他讲一个从前老规矩的故事。不是可怕的。」

睁着大眼睛的多萝西这才放了心；她和杰克在门边的长凳上坐下，阿洪便讲了起来——

「许多年前，两位少爷小姐都还没出世的时候，鄙人住在福建的镇文府。那时的道台是可敬的郝立老爷，镇文城里可以消遣的雅事乐事很多。讲这故事的人那时很爱看戏；他年轻力壮，身量又大，有时也在公众场合下场比试力气，偶尔还上台去凑热闹——出会或者那一类的排场，遇到要一个大个子来扮皇帝、扮将军、扮别的什么大人物，就少不了他。

「那一年凑巧来了一班走江湖的戏子。戏台正搭着，班里一个人病倒死了。他们要演的是一出极叫座、极逗人的戏，全出戏的成败，多半系在一个角色身上：这角色是个道台，喝得烂醉，因此闹出许多纠葛。讨价还价了好一阵，末了议定由鄙人来扮这个角色——我的身量做派都合适，戏词又不多，到开演那天我已经能上场了。

「我们的道台郝立老爷是个矮个子；可我在褂子里塞上垫子，嘴唇上粘一副假胡子，扮得同他一模一样。头一回登台就大获成功，那场醉戏逗得台下笑个不住；第二天夜里，戏园子挤得水泄不通。那一夜看客逼着我把醉戏重演一遍，第三夜他们要看三遍。我渐渐有点自负起来，便同班主说：这戏我得拿工钱，不然就不演。班主晓得这出戏眼下全靠我撑着，晓得我一演就夜夜满座，便答应了。看客对我那场醉戏越来越着迷，我也就开始翻新花样。我叫人牵一匹马上台，照着我们道台的模样上马——他本不会骑马，上马时怕得很。这一下满堂喝彩，闹到后来，班主许我许多两银子，要我把这一段做工拖足三个钟头。这活儿累得很，我到底做成了。一连许多夜，每夜三个钟头，我在台上装醉。我上马，我在公堂上判荒唐的案子，我打架，我赴席——总之，凡是能讨好看客的，我样样都做。这出戏的名声传得太响，竟传进了我们这位道台的耳朵，他决定亲自来看一看——这对我可是件不幸的事。

「道台来看戏的那一夜，我想我是超水平发挥了。我比平日更逗人。我叫人添新马、添新证人、添新犯人。我足足醉了三个钟头三刻，道台从头看到尾。那一夜我在扮相上大概格外用心，因为我活脱脱就是一个郝立；台下的人像着了魔似的。

「多莉小姐，第二天早上是可怕的。

「朋友们道贺，闹得我大半夜没睡；第二天早上我正睡得死沉，衙门里两个差役上来，粗手粗脚把我从炕上拽了下去。

「他们没把我提到公堂上，只把我带到衙门里一间小屋，严加看管。从看守嘴里我什么也问不出来，只知道道台大人极怒，并且全城的戏都停了。我在那间屋里被严严看管了七天，这七天里顿顿吃得又好又足；到了第七天，我被带到道台跟前。他用许多冗长堂皇的词句指出：我是个下作可鄙到极点的贱人；胆敢拿天子的任何一位臣仆来取笑，这是无论怎样严办都不为过的罪；虽说我这番取笑道台的企图明摆着是失败了，可为着儆戒旁人，对我的惩罚也该从重——判我万足践踏而死。

「随后我被押回牢里，照旧好吃好喝。当天就有消息传来：道台已下令用竹子和席子搭一座极其华美的戏台，从前那班戏子一律传来登台；又出了告示，凡是手脚齐全的男人、女人、孩子，都必须来看这场戏，戏定在七月初七开演；末一条是：我先前演得那样出彩的那个角色，由他们的父母官、道台大人亲自扮演。当天晚上又出了一道告示：凡来看戏的人，一律须赤脚或是穿软底鞋。我实在看不出这些事同我有什么相干；连看守告诉我道台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还添了许多新「做工」时，我也不过客客气气地应了一声。

「可是等到开演那天天一亮，我就看明白了：这桩事同我干系极深。天刚破晓，看守把我押到戏台所在的那片坚硬的沙地上。那戏台造得极大，屋脊上两条好龙抢着一轮鲜红的日头。台前的席子上画着鲜艳的图画，画的是古来的英雄好汉；四围一圈摊棚，卖着热饭、热汤、花生、烧酒、凉粉和蜜饯。

「这座戏台有一样与众不同：只开一个入口，而通往入口的那条过道窄得很，一次只容一个人过去。这是什么缘故，我不久就明白了。看守把我带到这条窄道当中，那里已经打下四根木桩；他们叫我仰面躺下，把我的脚踝和手腕平平地绑在地上。戏定在早上七点开锣，一直演到夜里九点；我刚被牢牢绑定，看客就陆续来了。他们发现除了从我身上踩过去，再没有别的路进戏园，都吃了一惊；不过人人都说了得体的道歉话，我呢，也一一回说不必客气——头几百人从我身上过去，还算过得舒坦。可越临近开锣，人来得越稠密，道歉的话也免了；我当时想，这回我准死无疑。他们多半，这话不假，都尽量踩我的胸口；可有些人年老眼瞎，踩脸的也有，乱踩一气的也有，那呛人的尘土几乎把我闷死。我不敢喘气：胸口一松，我怕肋骨就要被踩塌。开锣前最后那四分钟，有一千二百来人从我身上冲了过去。我累到那个地步，只当自己要死了；好在看守随即过来，用茶和饭把我救了回来。此后有几个钟头，我一个人躺着，四下无人；听那戏园里笑声不断，我料想道台演得很不坏。

「太阳升高了，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忽然被可敬的郝立老爷本人惊醒。他似乎恼我居然还活着；他对着我发表了一篇措辞工整精当的训话，斥我受了这样的刑罚竟还活着，实属大逆不道；训完便往外头那些卖吃食的摊棚去了。他把那里凡能入口的东西一概买下，回到戏园，在台上宣布：中场歇七分钟，这七分钟内，外头摊上的饭食一律白吃；等到重新开演，他要把那场醉戏再演一遍，并许下这一场要演足四个钟头，而且为着特别酬谢诸位看客，他这一回要真的喝醉。

「看客们的同情心，毫无疑问是在我这边的；可是白吃一顿饭的指望，加上亲眼看本县道台喝个烂醉的热闹，实在太诱人，一时间把我这些乡亲心里那点细腻的情分全磨钝了。他们一窝蜂涌了出来。这会儿顾不上道歉了——吃食在那一头呢——于是全场看客从我这副可怜的身子上冲了过去。上一拨脚刚捶完我这倒霉的身子，仿佛才过了几秒钟，锣声一响，人人又冲了回去，嘴里塞得满满的：烤鸭、炖肉、米饭、瓜子、鱼、糖姜、梅子、硬糖、通心粉——总之凡是想得出来的吃食都有。

「我昏了过去。醒来时天色将晚，戏园里仍旧坐得满满的，我却已经提不起多少兴致了。看守又喂我吃了东西；散戏时，众人又一次从我这副青一块紫一块的身子上过去，不过这一回他们走得轻，没叫这个被钉在他们脚下的可怜人受多少罪。

「随后道台来了。他本想亲自在我身上踩一脚，可他醉得站不住；于是我被押回衙门的牢里，浑身是伤，精疲力竭。第二天我一直睡到日上三竿；那位为着把醉汉演得惟妙惟肖、不惜以身殉艺的道台，也睡到日上三竿。

「他约莫晌午醒来，身上极难受，可心里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仍旧恨得冒火。他头一件事，就是出告示：当天下午四点，人人都得到戏园去；告示上还写明：至可敬、万民爱戴的道台大人将登台四个钟头，除了上马之外，还要在喝下十六瓶烧酒之后试着骑骆驼，此外还有种种逗趣的把戏——比方屡试上轿、屡试上北京车。除此之外，他又下令在通往戏园的那条窄道上挖一个深坑，戏演的时候酒水一律白送，并派了两名衙门里最壮实的差役，手执皮鞭守在坑边，好「帮」那些不敢跳的人跳过去。随后鄙人又被押出来，仍旧钉在地上，钉在坑的那一头，这样凡是跳过坑来的，落脚处必定是我这副可怜身子的某一处。

「一切齐备：戏子们候着上场，看客站在坑的那一边，我这可怜人则钉在地上，任人往身上跳。差役手里的鞭子已经备好，只等着「帮」那些不敢跳的人——这时道台出场了。他是台柱子，全场就等他一个；可他对我恨得狠，偏要带头猛跳一记，跳过坑落在我胸口上，好给众人做个样子。他那时肚里已经装满了好酒；他还嘱咐那两名执鞭的差役：轮到他不必动鞭子，他有把握不用人催，也能跳过坑，稳稳落在我胸口上。他把闲杂人等挥退，好生助跑了一段，可距离估错了，纵身一跃跳得过猛，一头栽进坑里，昏了过去。

「随从赶紧把他拖出来，一看：人昏着，腿也断了。众人立刻个个满脸关切，道台被抬上轿子送回衙门。这场大祸闹得人心惶惶，我那几个朋友便趁乱把我放了；我从此离开镇文，再没回去。」

「那后来你就当海盗了吧？」杰克少爷说。

阿洪意味深长地朝门房里那把铁片打的大刀看了一眼；杰克觉得自己踩到了圣地，便不作声了。

「谢谢你，多谢多谢，」多萝西说，「那不是可怕的故事，阿洪。」

阿洪心里暗暗笑了。

骨中之骨

阿玛逮住多萝西，把她拖去洗澡；杰克少爷一见这光景，赶紧从走廊上溜了，穿过傍晚那一片又热又香的空气，跑到花园那头的门房去。他的好朋友阿洪正靠在门上抽烟，那是一支呛人的本地烟卷，用黄纸卷成细长的锥形。阿洪的妻子刚虔诚地烧完纸钱，望着最后几点火星和轻飘飘的黑灰在静止的空气里往上浮；她又在门前砖地的缝里插了几炷香，便回屋去做她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了。

一见东家的少爷来了，阿洪那张平静的脸便笑开了；他摆上一张矮竹凳，请杰克坐下。

「阿洪，讲个故事吧。讲讲你逃出来以后干什么了。你后来是不是去打仗了？」

「不是马上就去，大人，」阿洪蹲在脚跟上，把烟灰弹掉，答道，「朋友们把我从绳子和木桩底下放出来，我逃出镇文府以后，一口气赶路，不敢歇脚，只想让我这卑微不足道的人同那手眼通天、无所不能的道台之间隔得越远越好。可我身上没有钱，靠着生人的施舍苦苦挨着，眼看就要饿死了；碰巧得很，我遇上了从前搭过的那个戏班——他们也是从镇文府和道台的怒火底下一路逃出来的。于是我入了他们的班子，做了戏子。」

「我想那一定很有意思。去年冬天我爸爸妈妈也在这里演过戏——演得真好。」

「两位大人演的戏我看过，」阿洪一本正经地答道，「有无知的人在旁边取笑，我还训过他们。做戏子这一行是好的，虽然在我们国家，戏子是不受人敬重的，被看作下九流里的下九流，连科举也不准应；可在你们国家，连国王都抬举戏子，追封他们的祖宗，赐给他们田地和爵位。是不是这样？」

杰克说这话千真万确——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不愿意叫阿洪的学问受一点怀疑。

「一位国王能这样行事，是有德的；鄙人深信，天子若听说中国之外的君主竟有这样敬贤的举动，一定也会喜欢。」

杰克听着这一段闲话，脸上有点厌烦，阿洪便赶紧往下讲。

「在我们这地方，戏子是没法保长久赚到钱的；有好一阵子，我那个班子穷得厉害。那时候没人要看戏，我们四处漂泊，靠变戏法、说书东挣几文西挣几文；我则花了许多工夫学新戏。

「我看过一个故事，」杰克插嘴道，「里头有个小丑，说自己在台上逗人笑的时候，老婆正在家里病死，他心里多苦。所以我想，戏子这一行常常是很悲惨的吧。」

「不，」阿洪接口道，「我看总的说来，这是一行快活营生。你说的那个小丑，若真是个好戏子，一上台就把自己的愁事忘了——忘得比家里有难处的商人彻底得多。真正的好戏子，演什么便是什么；商人呢，永远只是他自己。」

「话是这么说；可你演苦戏的时候，心里苦不苦？」

「演那一段时，人自然是能哭出来的；可下了台又能笑，而且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当时那份苦既然是真感觉到了，这戏就算演得好。」

「那演坏人的那一个呢？他又有什么满足？」

「他满足的是：他把台下的人得罪了。人家的嘘声在他就是酒饭；他高兴得很——他把这角色演成了，把自己演得可憎可鄙，叫台下的人瞧不起，因此觉得自己把写戏人的意思传达对了，心里是骄傲的。」

「我懂了，我懂了，」杰克少爷答道——他一点也没懂阿洪这番话——「那打仗的事呢？」

「哦，打仗！对，我想起来了。我们走了好几个礼拜，挣的钱极少，末了到了一个村子，叫三桥村。名字是这么叫的。其实村里只有一座桥，村人却把这座桥宝贝得不得了——宝贝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怕这还不够唬人，索性把村子叫作三桥村，好叫不知底细的过客看过这一座、赞过这一座之后，以为另外还有两座一样好的桥。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这村子同邻村闹得不可开交。邻村叫十里村，又叫歹路村。叫这名字，是因为村里开着好几家客店；凡是有客人到了那里，要接着赶路，问一句到下一个镇子还有多远，村里人的回答千篇一律：最近的歇脚处在「十里」之外；再问那条路好不好走，回答也千篇一律：路坏得很，简直没法走。其实这两个村子——十里村和三桥村——彼此依靠得很深。十里村有上好的陶土坑，三桥村把陶土做成陶器，再用船顺河运出去；照道理，为着两边的好处，他们本该和和气气。可这一阵却打起仗来了，天天有人厮斗，常常有人受重伤，甚至送命。这场争端的起头，多多少少是个意外。十里村出名的陶土——三桥村的窑业全靠着它——是在村外大路旁边挖的，挖下去有一丈八尺深。土挖走了，就留下一个个深坑，日子一久便积成深深的水塘。陶土越要越多，从三桥村通十里村的那条路便被挖土的一点点蚕食；到后来路窄得连车也过不去，事情就闹到了头：三桥村一辆装着陶器的车翻进了一个深水坑。十里村的人在旁边看着，非但不去救那位倒霉的三桥村商人，反倒幸灾乐祸、笑得不成体统——那可不是小事，淹死了一头骡子，一车陶器也全完了。这件事结下的怨气招来了报复，到后来两村之间差不多就是打仗的局面了。

「我们向三桥村的人提议演一台戏，换来的是他们的讥笑。他们说，买卖停滞，又要同十里村那帮野人打仗，早把他们穷得精光。他们倒愿意让我们这一班人替他们上阵厮杀，可工钱是一文也没指望的。我们的处境实在不妙：地方上乱着，前头走不了；往回走又挣不着钱；眼看大家都要饿死了——不想忽然有几位天赐的聪明脑袋想到了「公断」。两村的长者聚到一处，把这场纷争害得两边折了多少买卖、多少银钱、多少人命细细算了一遍，末了议定：再痛痛快快打一场大的，赢的一方有这个体面，摆一台大戏款待输的一方的活人，戏连演三天，搭台的费用和客人的饭食都由赢家出。听了这条高明的主意，我们自然大喜过望；于是两边开始大张旗鼓地备战。一天工夫就备齐了；第二天早上，两村展开一场极血腥的大战，整整打了八个钟头。两边各死一人；可评判的人判三桥村赢，因为三桥村那个人是自己拿抬枪打死自己的，而十里村那个人，是实实在在被对头按进泥坑里淹死的。

「这以后就是一片忙乱和兴头。地皮金贵，我们的戏台很快就搭在河心的木桩上；我们最好的行头都取出来晾了，一台要演三天的戏，我们日夜赶排。我扮的是一位有名的大将。我穿明朝的华丽戏装，脚下的厚底靴底子足有四寸，挂着一尺半长的髯口——我能一口气把它吹得直挺挺竖在脸前头；脸上勾一张大红脸，以显我的身份。

「那真是气派。头一天一切都顺顺当当。我把英雄气概演到了十分。第二天演得更好；第三天，三桥村人的喝彩和十里村那帮下作东西的咒骂响成一片，我的嗓子几乎叫人听不见了。那一夜是我一生的一块界碑。三桥村人把我捧成了英雄；等灰头土脸的十里村人一走，到处有人设宴请我。三桥村上下，毫无疑问个个把我当亲兄弟爱着，十里村上下则个个想喝我的血。可我们的得意没享多久：第二天十里村就凶狠狠地向我们开战了。我说「我们」，是因为我这时已经爱上三桥村的人了。妒火把十里村人心里的恶念勾了起来；而三桥村呢，我看多半是前一夜乐得过了头，手脚不大灵便。我的朋友们败了，十里村赢了；他们把我们这一班人当战利品拖了去，又照自己开的条件，勒令三桥村来看一台五天的戏，费用由他们这些胜家出。于是又搭起一座戏台，这一回搭在陶土坑上头，比三桥村那座还要华丽得多。排戏又占去了我们的工夫，我这个角色比先前更英雄。这一回我成了神人：我不但在地上以一敌万，还升到天上，同妖魔、恶龙和数不清的、能千变万化的邪祟厮杀，末了一一把它们降服。我从前的朋友和捧场人阴着脸看这些戏，心里冒着火；而我从前的对头则把我捧上了天，给我又吃又喝，几乎把我撑破。三桥村已经被打仗、搭台和付我们的戏钱拖垮了；可十里村为着在自己村里演这一台戏，欠下的债只怕要还到天荒地老。这般铺张，非但没有讨得客人的欢心，反倒把他们心里最恶的那点念头勾了出来；演到第三天头上，我从前三桥村的那些朋友，已经成了我最恨之入骨的仇人。他们的怨毒全撒在我身上——我是班里头一号的角儿，捧场的人夸我夸得最多，恨我的人也就恨我恨得最狠。

「三桥村人做起对头来可不是好惹的。戏演到第五天头上，我忽然从十里村万人偶像的高位上摔了下来：村里的地保把我拿了，罪名重得很——竟是弑父。我手上脚上都钉了铁镣，被推进一间坚固的小屋严加看管；一转眼，我从万人捧着的偶像变成了千夫所指、人人唾骂的东西。我从前在三桥村的那些朋友，被我替十里村人演得那样出色的妒火烧昏了头，设下了一条极毒的计要害死我。他们弄来一具颅骨和一堆枯骨，一口咬定那是我父亲的；颅骨的眼窝里还插着半截锈刀。他们硬说这些骨头是从我父亲坟里挖出来的；我父亲咽气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于是我就被指为弑父之徒。其实我父亲是两年前死的，死得极舒服：肥猪肉和酒吃喝得过了量，发了一场急症，就这么去了。他咽气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这倒不假；不过按律例，还得再证明那堆骨头确确实实是我生身之父的，不是别人的。我在牢里候审的时候，我们班里那个变戏法的龙福来看我。他客客气气问过我身子好不好、吃得下饭不下，便说——

「『老兄，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你必受弑父之罪的全刑，那不是别的，正是「凌迟」，千刀万剐。凡事让我做你的朋友吧。依我看，你演戏的工钱还有许多没收进来。你立个遗嘱，原是合情合理的；你既已用不着那些钱财，还有谁比我龙福——你无论从哪一头论都算得上知心的朋友——更配承受呢！』

「我觉得龙福这番话在理，也就这样对他说了；不过我求他再讲明白些：那堆骨头究竟怎么个证法，才能证明是我父亲的。

「『这事简单得很，』变戏法的答道，『骨头又老又干，验的法子是靠血脉相亲、血认血。到时候会叫你咬自己的手指，咬到出血；血滴在骨头上，若渗进去了，那骨头就的的确确是你父亲的；若血不渗进去，只浮在骨头面上，那便是外人的骨头，同你没有半点血亲。唉！那骨头干得很，我知道，什么血滴上去都得渗进去。』

「『可是，』我说，『这刑罚未免太狠了。来罢，老兄，替我想条活路。』

「『真的！我想不出有什么活路。我们的律例实在是公道的，不过我看，也不能说它失之于严。』

「『依我看就是失之于严，』我说，『因为不单我要受千刀万剐，我的承继人只要过了十四岁，也一概要斩首——唉！好兄弟，我已经立你做我的承继人了。』

「『我们的律例或许严，』他答道，『可总不至于是存心报复吧；照这情形，这笔遗产我就不领了。』

「『可怜的兄弟，这只怕不中用，』我说，『因为弑父之人的知交是要处绞刑的，而你我交情之深，是人人都知道的。是啊，』我末了说，『我想来想去，对一个连生身父亲都杀得下手的恶人，这刑罚或许也还算公道；只是一想到你，我的朋友，也得陪我一同受刑，我这死就越发苦了。』

「听了我这几句话，龙福大为震动。他急着要证明我是清白的，那份急切看着真叫人感动。他把我们国朝的刑律骂了个遍，为我即将受的酷刑掉泪，再三央求我想个法子把这律例绕过去。我则指出：律例是公道的，并不失之于严；我又就绞刑如何不痛，很讲了一番——当然，前提是行刑的人得是个老手。我想起十里村的刽子手不过是个后生，人还有几分迟钝；不过我相信，到时候旁观的人总能给他出些有用的主意和指点。龙福这下真慌了神，许我许多两银子，只要我能想出个法子来证明我的清白。那天我用最亲热的口吻同他告别，请他第二天再来，到那时我或许已想出主意了。临了我嘱咐他好好睡，别操心，第二天千万记得把钱带来。

「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慌得不行；等我告诉他我已有几分把握能证明那骨头不是我父亲的，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不过我先请他把银子交出来——他交是交了，交得有点不情愿。

「我的法子是这样的。龙福有一套戏法：把一个小孩装进筐里，看着像是一刀把他杀了，反正演的时候血是淌得很欢的。我告诉龙福：他得教会我怎么弄出这种血来，而且得配得叫它滴在干骨头上渗不进去。他听了像是松了口气，便走了；他有两天工夫去试，试出一种像血而又渗不进去的汁水来。

「隔了一天他回来了，带来一个兔尿泡，里头灌着红汁。他说他把平日变戏法用的那种汁水掺了漆，已经在好几根干骨头上试过，怎么也渗不进去；因此他认定我这条命——顺带也包括他自己那条——是保住了。

「到了过堂那天，我戴着镣被带到堂上；镇文府来了数不清的证人，一口咬定我素来是个出了名的恶人。我从这里看出了老对头道台的手——他听说我被拿了，巴不得再把我攥回他掌心里去。不过这些证人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证明那堆骨头果真是我父亲的。于是我被带到一张桌子跟前，桌上摆着那具颅骨和许多别的遗骨，堂上喝令我咬自己的大拇指，咬到出血。那个灌着汁水的尿泡早已妥妥当当藏在我手心里；我装作咬自己的肉，一面一点一点把汁水挤出来。不多时我那只手看上去已是血淋淋的，血珠慢慢滴在骨头上。一丝一毫也没有渗进去。满堂的眼睛都紧盯着看；不多久，我的清白便明明白白了。我的对头们气疯了，我的朋友们松了口气，县官除了当堂把我开释、宣布我全然无罪，也没有别的可做了。

「不过我想想自己性命还是不稳，觉得最好即刻离开十里村；于是我又一次做了个无家可归的人，独自漂泊，直到——」

一阵车轮声打断了阿洪的故事；领事驾着双轮马车转进大门时，只见一个小小的身影正从亮着灯的走廊上一溜烟逃过去。阿玛尖着嗓子的责骂声戛然而止——两条胖胖的小胳膊已经搂住了她的脖子；她底下还要说的话，也全被一个小男孩落在她那张又老又丑、像旧羊皮纸一样的脸上的亲吻淹没了。

睡觉以前，杰克悄悄告诉多萝西：他想阿洪下一回的故事一定是讲真打仗的，因为他已经听到阿洪从此不再当戏子的那一段了。

佛林的忧郁县官

新来的那只松狮狗崽，着实是懂得逗趣的。这会儿它正滑稽得厉害，而且看样子它自己也知道；它越是把人逗笑，就越是卖力去讨好看客。它活像一头方方正正的小黑熊，那条小尾巴在背上卷得紧紧的，紧得仿佛要把两只后脚从地上提起来；两条前腿在身上的长法，又像是只要它打算跑快些，就非得一头栽个嘴啃泥不可。它那双小圆眼睛像两粒活了的靴扣，满满盛着乐子；末了它叼着一只旧鞋横穿院子的那一手，直把杰克和多萝西笑得直不起腰。看门人阿洪站在旁边看着，心里乐个不住。他有着大多数中国人共有的那一样本事：心里笑翻了天，面上一丝不露；他对诙谐的领略极深，却难得见他一笑，更没人见他笑出过声。

「你怎么从来不笑？」杰克忽然转身冲这大块头下人问道，「这还不够好笑么？」一面指着那狗崽。

「好笑，实在好笑得很，」阿洪答道，「不过，大人，鄙人已经学会了不笑；这门功夫是在极苦的学堂里学来的。」

「来，讲给我们听，」小少爷吩咐道。不多时两个孩子便在阿洪身边坐下了；多萝西搂着那只新狗崽，睁着一双满是疑问的大眼睛仰头望着这个中国大汉的脸。

「这算不上一个故事，两位大人，」阿洪开了头，「不过既然如此，鄙人也就讲一讲。十里村过堂之后，我便离开了梨园子弟。」

「那是什么？」杰克插嘴。

「梨园子弟，大人；在我们国家，唱戏的就是这么个称呼。除了变戏法的给我的那笔钱，十里村的好心人也送了我好大一笔，因为在他们眼里，我还是那个万人捧的名角儿。于是我又一次上了路，这一回境况可好：一身好衣裳，一头白骡子骑着，一个用人替我挑行李，袋里还有钱。我就这样轻轻快快地离了十里村，指望时运继续照应我，在钱花光以前给我找着个行当。那一天我们走了十六里路，傍晚时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镇子。我在最大的客店里包下上房，摆酒请客，气派十足。那一晚过得极舒心——有钱人是不愁没朋友的，只要他肯痛痛快快花钱。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晚，一看大惊：用人把我的钱席卷一空，连骡子也牵走了。店家立刻上门要账；我身边剩下的那点钱，加上身上那套还算体面的衣裳，刚够把他的账打发掉，此外还够我买一身蓝布衣裤和一顶竹笠。几个钟头之间，我就从一个衣冠楚楚的阔人，变成了一个身无分文、没有活干的苦力。可我要脸，不肯回十里村去找朋友——回去也只能招人笑话；于是我在老郎神像前烧了纸——」

「老郎神？」杰克插嘴。

「是的，大人；他是唱戏这一行的神。我既然吃过一阵这碗饭，就想他兴许肯替我出面照应照应。」

「他照应了没有？」

「谁知道呢？兴许照应了。总之，鄙人且把后来的时运一一讲来。

「烧过纸，我便出了镇子，走的方向同我从十里村进来的路正相反。我身子虽壮，可整整一天粒米不进地走路，究竟不是好受的；将近日落时我到了一条大河边上，那时已累得几乎脱力。过河靠一只渡船，是条大平底船，用铺在河床上的铁链子两头拽过来拽过去；人、牲口、行李、货物，都靠它从这一岸送到那一岸。我身上没有钱付渡资，只好没精打采地坐在岸上，心里盘算：还不如干脆投河，一了百了。离我不远处蹲着一个又高又瘦的大个子，衣衫褴褛；我只顾想自己的心事，直到他开口说话，才注意到他。我那一串愁绪，就被他这句话打断了——

「『可敬的过路人，我看你是想寻死。在这条河里想过去见祖宗的人多得很，不过他们十有八九还没淹死就又想活了——那时候就轮到我了：换句话说，我救他们的命。我也很愿意替你效这个劳，因为鄙人手头实在窘得很。所以，好先生，我求你快些下手，天都要黑了。』

「我说我确实是个不幸的人，方才当真动过投河的念头，因为我身上连一文钱也没有了。他一听就换了口气，说：既然我没钱，那我尽可去淹死，他绝不拦着；因为世上再没有比救了人而对方无力答谢更叫他窝火的事了。我倒喜欢这人的老实，便求他把这一行细讲一讲。他这才告诉我：他的营生是救生；渡口上常有人落水，他总在近旁把人拉上来，靠着被救者的酬谢过日子；只是近来过客太少，一连几天没人来过渡，这买卖若再这样冷清下去，他准得饿死。他这番话勾起了我的同情。眼前这个同类，处境同我一样凄惨；我便在他身边默默坐了一阵，闲闲地望着那浑浊的河水，望着穿蓝布衣裳的人们收了工，沿河边的石板路往回走。忽然我心里一动，一跃而起。

「『你等着，』我对那渡口边的愁人说，『天黑以前，你还能挣上一笔。』说着我装出十万火急的样子，沿着河岸的堤道一路飞跑。我跑得飞快，人人都在那条窄路上给我让道；我却专挑那些看着体面些的行人，装作失手撞上去，把他们一个个掀进河里。身后骂声、喊声一片，我只管往前跑。我个大力壮，凡是我看着值得一救的，一律推下水去；这么一路推到我筋疲力尽、天也几乎黑透了才停手。停下来时，我推下去的总有八九个、十来个人；我想去同我这位新朋友会合，便也跳进河里，不费什么力气就被水冲着往渡口漂去。快到那地方时，我只顾浮着不沉，忽听岸上一阵狂喊；几乎同时，我觉得衣领被人一把揪住，脑袋被按进水里，背上狠狠挨了几脚；等我精疲力尽、几乎淹死了，才被拖上岸来——一看，把我糟蹋得这样狠的，正是我那位救生的朋友。他发现救上来的竟是我，本来懊恼得很，可一想到我替他供了这许多施展本事的材料，那份恼便让位给感激了。他救起的七个人个个身上有钱；至于几个逃过他手、淹死了的，他但愿他们身上本来就没什么值钱东西。于是我们两个高高兴兴回村，在客店里同吃了一顿；那一夜就着一瓶烧酒，我们订了盟约：从此合伙救人性命。

「我在这一带是生人，头几天把人推下纤道很容易，我们这买卖做得不坏；可没多久，人人都留了神、起了疑，再不肯独自一个走近河边。我这搭档性子急，买卖一冷清，他对我的脸色就一天难看似一天。糊口一天比一天难；有一夜，搭档说了几句话，讥讽我履行盟约不够卖力，我便打定主意：第二天非拼死给他弄些施展本事的对象来不可。我小心翼翼在纤道附近转悠，可敢走那条路的只有最穷的人。我又往远处走，却遇不着一个落单的。末了，到了下午，我又饿又急，便离开河岸，朝山脚那边去。离河一里半路上，我碰见一个砍柴的。他掉头就跑，我追上去把他扑倒。一场恶斗，四下无人帮他，他的呼救也没人理会。我力气大，不多时便把他制住，一路挟着他，任他又喊又叫，挟到那没人的河岸上，使出全身力气把他掼进浑浊的河流里。随后我累得脱了力，拖着步子回渡口去。到了那里，我见我那搭档正发着我从没见过的大脾气——那火气大到他简直话都说不成。人他是救上来了，可原来那人是他一个穷得叮当响的远房堂弟；不但不能酬谢他，那人还表示打算赖在恩人家里，吃他的住他的，理由是：谁把他这样一条苦命延长了，谁就担上了让这条命接着活下去的干系；从此他若饿死了，这笔账就得算在救他的人头上。我记得那一回，救人的和被救的两个都朝我掷过几句很不讲理、很难听的话；于是我离了他们，那一夜露宿田间，没饭吃，也没被盖。」

「可这些跟你从来不笑有什么相干？」杰克说。

「而且那个故事我不信，」多萝西添了一句，「前几天那几只小狗你都不肯淹死，所以我准知道，你从来没把人推进河里过。」

这话是真的。阿洪是信佛的，杀生这件事他心里是有忌讳的；前不久领事馆里有几只刚生下来、眼睛还没睁的小狗，大家觉得多余了，叫他弄死，他就没能下得了手。若说一个中国人也会有窘住的时候，那阿洪此刻——被两个孩子的眼睛直直盯着——便正是窘住了。他太爱同他们说话、太爱把他们的心思拢住，一开口就编出了没完没了的长篇；如今却猛地被勒住了缰绳。

「说得是，高贵的小姐，鄙人一时忘了；不过请听下去，两位大人，马上就知道鄙人这卑贱之人是怎么学会不笑的了。人总得活下去，于是我试着在能聚起几个听众的小村子里背几段戏文，挣几文钱。我发现我把英雄豪杰那些段子念得气壮山河，人家并不买账；倒是把班里丑角那些老笑话重说一遍，还能有点小小的收成。有一天，我又饿又惨，站在一个小村客店门前的泥晒场上，用一副凄凄凉凉的腔调，把我记得住的最好笑的笑话念给一群呆头呆脑、毫不领情的乡下人听；我没留意，一位大官带着随从已骑马来到人群外围。看来他把我那些逗趣的俏皮话听了进去，同时把我那副潦倒不堪、愁苦到家的模样细细端详了一番；等我念完、从听众手里收了几个钱，他便进了客店，叫一个用人来传我。我进到客店上房、到了这位大人跟前，他告诉我：他乐意收我到他手下当差，我须随他的行列走，至于我的职分，日后自会讲明。我那时窘迫到了极处，什么命都肯认，于是随着他的队伍到了佛林——我这才知道，我这位新主人是这一城一县的县官。到了衙门，我分到一间自己的屋子，还有一顿丰盛的饭食——这正是我急需的；吃过之后，我又觉得自己是个人了，往日那点自信也回来了。后来有个下人进屋，忽然笑得不可收拾；我只要知道他笑的是什么，也立刻愿意跟着一块儿乐。

「『来，』我说，『说呀！这一脸乐是为着什么？』

「他好几回想说都没说成，末了在笑声的空隙里才告诉我：在这座衙门里，能笑是天底下最大的一桩特权。他接着又说明：这位县官是个从没尝过凡人那些寻常心绪的人，他自己却是天底下最逗人的一个；他不知什么叫怕，不知什么叫愁，不知什么叫疼，也从没人见他笑过。笑声是他最厌恶的东西；谁要是忘了分寸，在这位老爷跟前笑出来，一律要受最严厉的责罚。他之所以一眼相中我、认定我配在他手下当差，正因为我看样子既讲得出好笑的故事，同时又能绷着一张像穿旧了的靴子一样的脸。

「我还从这人嘴里得知：我这位新主人自己处处逗得人要命，他的随从天天为着憋住笑而受活罪；对他那些妙语报以一笑是重罪，笑出声来则是死罪。他最近的一桩妙事，是在园子里盖了一座极精致的凉亭；盖成之后，他领他丈母娘去看。问她觉得这亭子如何，她照女人的常情，提了几句挑剔，又出了几条改进的主意。这位县官假意附和，把她奉承得高高兴兴，又请她说一说：这亭子怎样才算尽善尽美。她于是提议：屋脊正中该添一件雕刻或是一个头像，好给整座亭子收个漂亮的顶。县官热烈赞同她的高见，并且提议：用她自己的头来给这件东西收顶最合适不过。他丈母娘再三分辩，说自己的姿色不配受这样的荣耀，又提议用她女儿——也就是他妻子——的头，说那才格外相称。他便同她把这道理细细地辩了一番，而且辩得极风趣，逗得她浑身发抖、笑个不住，直笑到刽子手的刀把她那阵咯咯的笑声截断为止。

「听了这些故事，我居然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自己已经能端出一副合乎规矩的哭丧脸去见新主人了。头一回见面一切顺利：我那张瘦得脱了形的脸，加上一副饿殍相，在县官眼里已经是一幅够不逗乐的画了。可我吃好喝好，气色一天天转好，我这个戏子的本事便一天比一天更吃紧，越来越难在主人跟前绷住那副正经。我常常整夜躺在床上放声狂笑，指望借此把白天那份绷劲儿泄掉一些。我这位主人似乎从不会词穷，妙语和趣话一句接一句，而且句句都用一副佛像般的木然神气讲出来，越发显得滑稽。我眼看着他的下人一个接一个因为失态而被贬斥，直到我成了他跟前的第一红人；可我心里明白，这份绷劲儿我迟早撑不住：我那张脸常常像烤焦的羊皮，眼睛烧得像两块炭；为着不冒犯他，我使的劲儿大到常常怕自己噎住，眼泪顺着脸直淌。我在别的下人中间也很得人心，常常有人笑意压不住、快要闯祸时，我就上前把主人的注意引到自己身上，替那倒霉蛋解围。终于有一天，我绷断了——多少夜笑得不睡，早把我弄得又虚又怯。我垮台那天，县官的兴致格外好。他升堂断案断了五个钟头，没有一句笑话重样，凡是被他送上法场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是笑得直不起腰才走出公堂的。那一下来得毫无预兆，像一阵疯病发作：几个月憋住的劲儿一齐脱了缰，满肚子积压的心绪忽然化作一串串疯魔般的狂笑冲了出来。我在地上左滚右滚，一会儿尖叫得像鹦鹉，一会儿呼哧得像害百日咳的孩子，一会儿打嗝像个醉汉，一会儿又像没驯服的骡子那样尖声嘶叫——禽兽世界里的每一种声音，仿佛都从我嘴里冒了出来；我就这样满脸是泪地在那位骇然的县官面前滚来滚去。面对我这副骇人的丑态，只有他一个人仍旧镇静如常。他先说了一番我如何叫他失望的话，随即判我死罪，并指出：我是承他的恩才有今日的，如此忘恩负义，罪就更重；他又引了几句孔夫子的训诲，还把这几句押成了韵，中间夹杂着几个好笑到要命的双关——说完便把我从他面前打发了出去，那时我已是一摊软瘫瘫、兀自咯咯直笑的烂泥。这下我认定自己是要以死囚之身了此一生了；可心上那副重担一卸，反倒痛快得很，那一夜我在朋友们中间快活到了极点，还大摆了一场惊人的送别筵。酒碗一轮一轮欢欢喜喜地传下去，直传到行刑的时辰；我兴致极好地被押往法场，预备最后再看一眼这美丽的世界。

「兵士列成一个空心方阵，刽子手赤着上身站在当中；队伍前头略靠前一点，那位忧郁的县官骑着一匹雪白的小马坐着。清晨的太阳照在兵士鲜亮的号衣、闪亮的兵器和花花绿绿的旗帜上，这世界看着从没有这样明亮过。作为特别的恩典，我获准不上绑；我走到方阵正中，恭恭敬敬向县官行了礼，谢他往日种种照拂。不料他回了一句极妙的俏皮话，又把我的笑勾了起来。我心想：也罢，今天我索性放开了闹一场。我的机锋格外锐利，便转身冲那刽子手取笑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这汉子凭他那副迟钝的脑筋，勉强跟我对了几句；可我一面慢条斯理地做着准备，一面把他逗得笑也不是、怕也不是——他既想笑，又怕冒犯了那位大人，抖得没了主意。连兵士们也开始为我的反唇相讥和刽子手那副明摆着的窘态偷笑起来。忽然，我心里起了变化。我为什么要死？我做了什么恶？一股滔天的怒火朝这个从不露一丝笑的无情东西涌上来。心绪这一翻转激出的疯劲，叫我猛地扑向那已经手足无措的刽子手，一把夺过他的刀，像疯子似的大吼一声，朝人群冲去。兵士们个个是孬种，在我这一冲之下纷纷后退。我怒得眼前发黑，直扑那个可恨的道台——他仍旧稳稳坐在马上，镇静如常。刀已举起，再一瞬我就要把这个铁石心肠的家伙劈了，可他脸上有什么东西把我的胳膊定在了半空。会有这种事？真有。他笑了；那笑越咧越开，佛林这位忧郁的县官终于放声大笑起来。我像个傻子似的呆望着，手里的刀掉在地上——这情形是天下少有的。我几乎为自己方才的举动难过起来；在我看来，叫人震动的是：连我心里那尊偶像也碎了。

「他终于开口，我低着头听。他用一种近乎慈和的目光看着我，说——

「『兄弟，我这一辈子从没尝过凡人那些心绪，直到此刻——此刻我尝到了怕。方才我这条命，的的确确捏在你手里。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动情，那滋味奇怪得很，我一想就笑了。我为此谢你；可你必须离开我。倘若我日后还想再笑一回，你未必还能给我这个乐子。所以我们两个还是分开的好。别了，兄弟。』

「两位大人，鄙人学会一本正经的秘诀，就是这么来的。」

「阿洪，那些都是真的么？」

「高贵的少爷，请你细想哲人这句话——『撒谎撒得不高明的人，也强似一个聋哑人做伴。』」

驼子的孝心

百姓在本地县官杭鼎的苛政底下受苦呻吟已经很久了。他毫无疑问是个坏官，是个没有半点人情温厚可言的人，为着自己升迁，把穷人榨到骨头里。在他的治理之下，盐上加了不该加的税，本不该有的地方设起了厘金卡，牢里挤满了不肯再受他勒索的倒霉人，全境上下都在喊冤。

终于，忍到极处的穷人使出了他们手里唯一能让「天子」注意到他们悲惨境遇的法子。一场民变被煽动起来，很快烧成了一场严重的叛乱。村子被洗劫，整片整片的地方被荡平；不久，这些事情的奏报便到了北京。一道盖着「朱笔」的敕令由最快的差使送到杭鼎手里，命他即刻招兵剿灭乱党；同时晓谕所有安分之人，切勿惊慌浮动，只须专心修养各种德行，尤其是俭省、勤勉与诵读圣贤书这三样。

杭鼎的兵，饷早就欠着，本无心作战，多数还暗地里同情乱党，头一仗就溃了；从此全省陷入一片杀戮、劫掠和种种无法无天的乱象。

第二道上谕紧跟着第一道来了，召杭鼎进京。他赶紧动身，临行前先把他搜刮来的不义之财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指望拿去贿赂宫里的小人，好把自己应得的罪责多少减轻一点。

他到了北京，却不准他见天子的面；一位官员送给他一条华美的绸带——这是一个客气的暗示：他可以自己上吊，免得再受斩首那更大的羞辱。杭鼎就此从这故事里退了场；接他位子的，是一位精干的官员，名叫叶乐。

叶乐以铁腕平了乱党；三个月之后，这一境虽说人口稀了些，却已被奏报给「天子」，说是「安乐、知足、太平」。叶乐接着把心思转到地方治理上，一查之下发现：各处衙门无一不是一团乱麻。牢里挤得不成话，那些倒霉的囚犯多半连一条罪名也没登记在案。叶乐为他们心痛不已：这种骇人的情形非立刻整治不可。把人不经审判就无限期关在牢里——这念头触犯了叶乐心中一切关于是非公道的感觉。于是他下令：把他们四十个一批押出去砍头。每天四十个，直到牢里空了，凡是被冤枉关着的人一个不剩。

骆兴穿着一身破蓝布衣裳，蹲在路边一只花生铁罐后头；一把旧伞替他挡住毒日头，他那身通风又宽绰的衣裳，使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挠到身上任何一处。他是个没有志向的人，甘心靠卖花生挣几文钱，一辈子在一种哲人式的忧郁里打发过去。他正用一片长指甲敲着铁罐，拖长了腔调哼着替自己的货色唱的一支哀哀的颂歌，驼子杜涛打这儿过。

杜涛因着残疾，做不了重活；可他那副扭曲的身子，仿佛有一种奇异的本事，能把天生的东西也弄得同样奇形怪状。方圆几百里之内，没有一个人能把小树培成他那样离奇的形状、那样古怪的长势。所以，杜涛外表看去几乎同骆兴一样穷，实则颇有几个钱——那些有钱的乡绅，巴不得把他悉心侍弄、凭着一手绝活养出来的奇树怪木买回家去。

杜涛走过时，骆兴轻轻唱道：「昨天四十，前天四十，一共三百六十，如今全完了。」

「老兄这话是什么意思？」杜涛问道——他一心侍弄他那些花木，外头的事一概不知。

「一连九天，每天砍四十个，如今只剩一个了；我们县太爷今天要把她绞死。」

接着骆兴便把那个仅剩的囚犯的事讲给驼子听：那是个老婆子，犯的什么罪没人知道。她在牢里关了四十来年，连她自己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被关进去；叶乐听人讲了她的冤屈，大为感动，发誓不把这桩公道办到底——也就是把她妥妥当当地绞死——就不吃不喝。

驼子听着，面上没有一丝波动，心里却沉得像铅。这老婆子的来历，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是他的母亲。他父亲当年是个有名的大盗，母亲被当时的道台抓去做人质，扣着等那大盗落网或是被杀。可杜涛的父亲后来寿终正寝，活到很大的岁数才善终；这些年来，驼子一直每天往牢里送吃食和一点小小的受用，供养他这仅存的一位亲人。

眼下却什么也做不成了：那队人马已经顺着尘土路过来，两个壮实的苦力用一根粗竹杠抬着一只筐，老婆子就坐在筐里。

驼子匆匆从骆兴那儿买了些花生，走到筐边，从那稀疏的筐眼里递给他母亲。老太太感激地接过花生，津津有味地嚼着，一直嚼到脖子上那根绳子最后一紧——再往下咽这件事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了。

随后，众位官长、差役、兵丁和闲人便各自散去，做各自的营生、寻各自的乐子。杜涛心里烧着怒火，也回家去了；他家里早就存着一口好棺材，为的是替他这位老母亲把最后一件事办得体面。杜涛替那老囚犯备下棺材这件事，被众人算作他的一桩义行——两人之间的干系，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样一来，地方上太平了，一应政务也都顺顺当当运转起来；这位新县官原是个讲究享乐的人，便开始把心思转到修整衙门、把种种奢华拢到自己身边这些事上。他花钱不吝，雇了成群的泥水匠、木匠、油漆匠和别的工匠来装点他的宅子和园子；这样一来，倒也很快博得了「仁明父母官」的名声。可叶乐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招来了驼子不死不休的恨——在驼子看来，他老母亲那场处决是非法的；为着替她报仇，他的孝心不容他放过任何一条门路。衙门里头装点停当，县官便把心思转到宅子四周那一大片园地上；要说堆奇石、设水池、造桥、叠山理谷，再用巧妙的盆景小树把这一整套收拾圆满，还有谁比驼背的花匠杜涛更在行呢？

于是——这叫驼子心里说不出的痛快——他奉命去伺候这位大人。他那些别出心裁的想头和古雅的点子，处处叫县官满意。杜涛的做派也无可挑剔：县官的每一个念头，几乎不等说出口他就领会了；他自己客客气气提出来的改进，又件件正合叶乐的心意，于是彻底赢得了东家的信任。杜涛收藏的树木，没有一株贵重到舍不得给叶乐的；不多久，衙门的园子在驼子那双点石成金的手下，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境。等一切都完工，叶乐执意要把驼子长留在府里做花匠总管；这刁滑的家伙照例推辞了一番，便在县官府上受了这个职分。他那报仇的计划，第一步就此走成了。

衙门里的下人，只有驼子是本地雇的；叶乐其余的随从，都是从这位官员先前主政的一个远省跟着他来的。这一节对杜涛极有用处：他一面越发讨得主人的欢心，一面除了侍弄花木之外还被派去办各样差事，而他熟悉本地，凡是交到他手里的事都办得叫他家老爷十分称心。这一境如今已归于平淡无事的太平，买卖也有了几分兴旺；叶乐便在种种享乐里寻消遣，也沾了一点放纵。杜涛在这上头又显出他的能干和可靠；他很留神，不动声色地怂恿他主人——起初不过是些不打紧的奢侈，在杜涛不着痕迹的推波助澜之下，不久就长成了恶习。

驼背的花匠如今已把主人的信任彻底赢到手，便常常替他跑远路到广州去。这些差事的结果，是一箱一箱的甜香槟运进了叶乐的衙门，更不用说歌女舞女、成班的杂耍艺人和翻筋斗的，以及那座城里出名的娇弱美人了。纵情享乐非但没有叫叶乐腻味，反倒把他的胃口越吊越高；他越来越依仗杜涛的门路和眼光，替他源源不断地弄来花样和新鲜——这些东西如今仿佛已成了这位县官活命所必需的了。

每回出门回来，县官总要他把大城里的种种闲话一一讲来；驼子想象力极活，从没有一回不把主人逗得又有兴致又开心。于是叶乐除了收下一位新美人之外，还有这份乐子：从他这位忠仆嘴里听说另外那些美人，听说这个能干家伙自称在外头亲眼见过的许多新鲜乐子、风雅的消遣和华丽的场面。

有一阵子，叶乐听人把广州花艇上一位叫素馨的美人夸得天花乱坠，心里痒得厉害；末了，驼子出门去了颇长一段时日，总算把这位求之不得的尤物护送回了衙门。素馨的相貌、举止、才艺，叶乐无一不中意；当晚一顿盛宴之后，他兴致极好，正想听听他这位忠心的差人一路上的奇遇。

杜涛被传进来，见主人正斜倚着，一只胳膊搂着新宠，抽着雪茄，啜着甜得不能再甜的香槟；在座的另外一人，只有这位新美人的贴身丫头。叶乐吩咐驼子尽管放开了讲，说他们四个在这里断不会有人打扰、有人偷听；他对这位新欢中意到这个地步，连自己一应的事体、机谋，甚至风流韵事，都愿意让她与闻。

杜涛本是个不俗的说书人；足足一个钟头，他讲他在大城里的行止，讲要人的趣闻，讲最新的闲话丑事，甚至还讲了些隔着大海、与中国不相往来的化外蛮夷的事情，把一屋子人逗得开怀。

「在广州我还见过一桩稀奇事，」驼子接着说，「是一种验麻风的法子，那些阔少爷上花艇的时候，有时就这么验。」

一提到这个人人畏之如虎的病名，叶乐身子几乎察觉不出地一颤——杜涛一眼就看出来了，胸中涌起一阵狂喜。他手里到底有了法子，可以叫他这位主人把处死那老婆子的账，一笔一笔全还清。

「讲给我们听听，」叶乐强作轻松地吩咐道，「兴许还有趣。不过这类迷信，多半是没有一点根据的。」

「法子是这样的，大人。把有嫌疑的人，连同一两个明知没病的人，一齐带进一间暗屋。取些酒精掺上盐，倒在盘子里，丢一小团麻絮进去做灯芯，然后点着。大人知道，这样点出来的火是青绿色的；在这火光底下，凡是没病的人，脸都白得像死人一样，独有麻风病人的脸红得像火——哪怕他身上再没有别的病征，任凭最仔细的人也看不出来。」

「来来来，我们就试一试这条愚蠢的老迷信灵不灵，」县官嚷道。

家伙备齐了，四个人退进一间没点灯的小屋，杜涛把酒精点着。叶乐急切地扫视着四周那几张被绿光照得惨白的脸——忽然，他发现两个女人脸上现出了骇然的神色。素馨放声哭了出来，她的丫头则脸朝下扑倒在地。独有杜涛纹丝不动。

「说！快说！」县官尖声喊道，「这是发的什么疯？」

杜涛低着头，恭顺地答道：「没什么，大人，这两个丫头蠢，吓着了。请您信我，没什么。她们必定是出身低微，不然也该懂得在您威严的跟前该怎么规矩。」

可叶乐远远没有释怀。他传下人进来，吩咐掌灯，把两个女子打发出去，独留杜涛。屋里只剩两人，叶乐手忙脚乱地倒了满满一杯香槟，喝下去，喝令驼子立刻讲明白。

「说！」他说，「而且要说实话；不然，我只怕不得不用刑来问你了。」

杜涛求主人饶了他，反复说这整件事不过是那两个丫头蠢。叶乐勃然大怒，说驼子若不立刻讲明白，他就叫下人进来，把杜涛交给刑房。于是这浑身发抖的仆人垂着眼睛说——

「大人，您的脸在那绿火底下——」

「底下怎样？」叶乐吼道。

「是红的，」瘸子哆哆嗦嗦地说。

叶乐一晃，眼看就要倒下去，幸得杜涛扶住。又灌下几口香槟，县官才略略定住神，吩咐驼子退下，天亮再来。这仆人心中狂喜，退了出去，对自己复仇的头一步效验十分满意。

第二天一早，杜涛被传到叶乐榻前。县官的气色骇人，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年。

「我血里带着这种腌臜病，是不肯再活下去的，」他说，「我这一辈子都被怕染上它的念头缠着，如今它到底来了。不过洋鬼子有一种奇妙的毒药，我要用那个死。那药装在一支配着推杆的玻璃管里，用针扎进皮下推进去。我听说，这样死法极舒服。你即刻动身去香港把这些东西弄来；你不在的这些天，我把后事料理停当。去吧！」

杜涛本更愿意留下来，细细赏玩他仇人心里那份煎熬，可这乐子他享不成了。他走了四天才到香港；皮下注射器容易买到，吗啡却难弄。杜涛又花了两天工夫结识一个医院里的杂役，买通他把那药偷出来。随后杜涛便回来了。他出门这十天，叶乐是在发热一般的煎熬里过的。他把一应事务都料理停当，对外说自己病重（他也确实病着），又把所有的歌女、姬妾和卖艺的都结清工钱打发走了。

叶乐的变化本该叫杜涛看着骇然，只不过眼看仇人受了这样惨的折磨，在他那颗复仇的心上倒像一剂清凉的膏药。叶乐一见药就急不可待——杜涛纵然万分不愿，也没法子扣着不给。于是叶乐在榻上安顿好身子，杜涛独自守着，面无表情地静静看他。药力不久便上来了，一阵舒服的困倦罩住了县官。

「大人，您听得见我说话么？我有许多话要说。」

「听得很清楚，兄弟。一切都静了，」县官答道。

「那就好，」驼子接着说，「在这病缠上您以前，您这一世过得很受用，是不是，老爷？」

「是啊，受用极了，受用极了；可如今我宁死也不愿做个麻风病人活着。从前活着是甜的，如今死倒好得多。」

「可您并没有害麻风。」

叶乐猛地一撑，用胳膊肘支起身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追问道，几乎完全醒了。

「我的意思是，」杜涛答道，「素馨和她那丫头都是我的人，同我一起设了局要害死您。我有多少回可以用毒药结果您，可我要您先受足了苦；我叫您信了自己染上那腌臜病——我想，我是真办成了。」

叶乐沉默了一阵，杜涛怕他就此沉进死的睡眠里去。末了他梦呓似的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因为你杀了我母亲——牢里那个老囚犯。她如今报了仇了。」

又是一阵沉默。药力正迅速占据叶乐的整个脑子。他极慢地说出了最后几句话。

「兄弟，你做得好。你尽了一个孝子该尽的本分。我在四川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我这死法若叫我儿子知道了，他们也会照样待你，而且还要更狠。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想，也许不知道倒好些——因为你实在是个了不起的花匠。把我的尸首送回四川去，现在——现在——我要——睡了——」

叶县官就这样睡了。杜涛虔虔敬敬地办完了亡故主人这最后一桩嘱托，回他的园子去了。

他培育盆景小树的名声一天比一天传得远；这名声加上他一天比一天兴旺的家道，足见德行是有报的。

德和的女儿阿荷

安益的住处坐落在一道狭窄的山峡里，风景十分可爱；峡中有一道小急流，冬夏不断。但凡有活水的地方，中国人那份心灵手巧、肯下苦功的本事，总能把水派上一切用场，这道溪水也不例外。这一条山溪总共不过两英里长，源头是海拔一千五百来尺的岩石间冒出来的一眼泉，末了淌过大角村的沙滩入海；可就是这么一条溪，被人牵着哄着，先推动三架水碾，再灌满一亩一亩的稻田——那些田用泥埂围着，形状弯弯曲曲，大的小的，有的像一块台布，有的像一座校场，有的作新月形，有的作六角形；此后它又供养着许许多多鸭子，给它们戏水之乐，又浇灌山坡上的菠萝地，还供大角村那些安分百姓煮饭，大概也供他们洗涤。这条无名小溪，千百年来默默无闻地造福着华南成百上千位吊梢眼的同类。

以上这一切，安益早已看惯，大概从来不曾想过。今天他坐在自家碾坊外头编竹筐，心思与其说在这水利的精打细算上，不如说在德和的女儿身上。生人沿着乱石铺地的山峡往山里走，最先觉察到的是一阵不停的捣击声；再走近些，除了声响之外，空气里便弥漫开一股无处不在的檀香甜味。中国到处是气味，好闻的气味却少得可怜。这股香，正是从安益的住处直接飘出来的。溪水推动的碾轮，轴的一头伸得很长，轴上装着凸出的木齿；轮子一转，木齿便把几根穿过屋墙的沉重木杠压下去。木杠的另一头是沉甸甸的方木，一起一落地捣进泥地上的石槽里。槽里装满檀香木的碎片和零料，轮子转，木杠捣，把它们捣成细粉；细粉里最细的一层在空中飘着，从村里上来的人不多时便会在鼻子里觉出它的存在。

捣得够细了，这香粉便紧紧包在棕榈叶里，装进竹筐，从大角村用帆船运到最近的城或府里去，在那里做成「线香」，好让这股香气叫数不清的油腻神像鼻子舒畅，也叫数不清的庙宇和民房的屋顶更黑上一层。

这一天，安益已经打发村里的媒人到德和家去说合，先探探口风：碾坊主安益要娶草料商德和的女儿。

安益同德和的女儿是怎么认识的？那一节不合规矩；不过，就女方而言，倒并非全无预谋。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晴朗的冬日早晨，德家的女儿阿荷上山坡割草去；偏巧安益正坐在自家门外晒太阳，补一只草鞋。他身上只穿一条蓝布裤子，晒得黝黑的宽脊背舒舒服服受着日头的暖气；阿荷从他背后经过，实在忍不住那一时的手痒，捡起一只青蛙朝这位俊俏的年轻碾坊主掷了过去。她掷得极准，那软乎乎、鼓囊囊的东西不偏不倚打在安益两片肩胛骨下头。他猛一回头，迎面是一串清脆的笑，再就是赤着脚的阿荷一溜烟往山下跑的背影。

从那一刻起，安益心里的情火便点着了。把德和的女儿阿荷娶到手，成了他梦里唯一的事。爱神攻人心的法子多得很：有时是一握手，有时是掉一条手帕，有时是撕破一件舞衣。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是朝一个情窦初开的青年背上掷一只活青蛙呢？只要人还在这地上走，爱就总会有的。至于每一桩爱究竟由什么由头引起，又有什么打紧！

头一天的说合进行得很顺当；当晚媒人便到安益的碾坊来回话，说德和对他和他女儿结亲这桩提议，看来颇有几分中意。安益大喜，重重赏了媒人，便上炕去，不多时就坠入了最美的梦境——梦里阿荷、青蛙和一座檀香碾坊都扮着要紧的角色。

把阿荷妥妥当当嫁出去，这主意叫德和十分称心。他是个鳏夫；这个女儿虽说才十六岁，却三番五次叫他提心吊胆。单看那只青蛙的事，就知道阿荷身上极缺中国姑娘该有的那份持重。她不守规矩的又一个例子是：她居然藏起身来，把她父亲同媒人谈她婚事的那番话偷听了个遍。

同安益不一样，阿荷早把青蛙和光脊背那回事丢在脑后了；可一偷听到她父亲同媒人那一长篇的话，她心里对安益便生出一股狂热到了极点的痴情。

阿荷这姑娘，脑子里那杆秤本来就有点不稳；她父亲对这一点是深知的，因为她拿他开过好几回很不像话、叫人忍无可忍的玩笑。德和急着把这个女儿用一门合适的亲事打发掉，缘故就在这里。

情与婚这个念头，恰恰给阿荷那杆本就不稳的秤添上了那么一下，把车子彻底掀翻了；结果是：在种种风花雪月的痴想、对安益的爱恋和几乎整日的闲散之中，她多多少少成了个偏执的疯子。她满脑子都绕着安益转；可脑子里那点小小的拧劲儿，偏叫她永远在该做对的时候做错。

这时媒人和安益正忙着商议：该送德和一份什么样像样的礼。当然，谁都明白德和只会留下所送礼物中的一小部分；可场面还是越气派越好。

到末了，苦力雇齐了，礼物也交到他们手上，送往这位未来的岳丈家。那些礼是：半只小猪，从鼻子到尾巴对半劈开，上了油；两只活鹅，两只白鸡，许多糕点，一坛蜜饯，一大捆线香，还有两瓶烧酒。

德和欢喜得很。他按规矩挑下该收的那些，把余下的退还碾坊主，又赏了脚夫几文钱。礼送到的时候，那位随性的阿荷不在家。她满脑子都是她的情郎，想同他说话的念头把她烧得没了分寸，竟拿定主意去做一桩闻所未闻的大胆事——给他写一封信。她自己不会写字，只得去找村里的代笔先生；为着付这笔润笔，她偷了她父亲那管黄铜烟锅、碧玉烟嘴的长烟袋。信送出去了，阿荷回到家，见她父亲脾气很好，笑眯眯的，就是不大说话。他身边那两只空瓶子，大概就是他笑容可掬而又沉默寡言的缘由。于是阿荷去睡了，那颗傻脑袋里装满了最甜最美的梦。

安益接到信，立刻急不可耐地盼着媒人来——他不识字，得请这位学问极高的人把信里的意思讲给他这不识字的人听。媒人来了；其实他早从他那位代笔朋友嘴里知道了信的内容，此刻安益把信往他手里一塞，他便戴上铜边眼镜，清了清嗓子，念道——

「啊，至可敬、至亲爱的人！小女子为着见一见情郎的身影、听一听他的声气、得一得他臂间的相抱，人都憔悴了。来吧，来吧，我的郎；你的婢子在日落时分，在第三家屋子同石板路之间等你。来吧！来吧！你的侍婢昏昏欲绝，思你如水手之思陆地，如乞儿之思衣裳，如饿殍之思米饭。」

这封信辞藻虽算不得多雅，却仍旧把安益胸中的情与喜鼓荡得沸沸扬扬；他望着日头一寸寸西斜，急得不行。

与此同时，德和家里的事却不大顺当。德和前一夜喝多了，醒得晚，醒来一身没好气。他在屋里翻了好一阵，末了问他女儿：他的烟袋哪儿去了。阿荷于是不得不絮絮地解释一番：昨天夜里她被一条小小的、心地慈善的龙唤醒，那龙原来就住在她父亲睡的那面炕——也就是灶——里头；龙要她把德和的烟袋给它，她照办了，把烟袋塞进烟道里烧得通红的谷秸余烬中；那龙看着十分满意。

德和听了这番话，气得不轻，出门去找几个老伙计，好过一过烟瘾。找着了投缘的伴儿，又把女儿快要出嫁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人家自然拿烟和烈酒好好款待他，他也就一整天没回家。

害了相思的阿荷给安益指的地方本就含含糊糊；安益对大角村的地形又不够熟悉，加上天黑得快，他走岔了路，结果误了这场幽会。大角村临海的屋子一共只有三间。过了这三间，走路的人要么往村里别的屋子那边折进去，要么顺着一条沿海的石板堤道往前走。堤道靠岸的一侧长着一排露兜树作篱，篱笆里头又是一条窄路，再往里便是沼泽，沼泽把它同村子其余的部分隔开。阿荷的意思是在沼泽和露兜树篱之间那条窄路上同安益相会，可安益却顺着堤道一直往海那边走去——这一误会，便酿成了祸事。露兜树远远望去，给任何一处风景添的都是画意；可你若同这种草木走得太近，就要吃苦头了。倘若地狱里也长草木，露兜树多半是那里的一种。比方说：它在沼泽里能长，在滴水不见的沙地上也能长；濯它根的水是热病熏蒸的泥沼水也好，是纯净的海水也好，它似乎都无所谓。它的干虬结扭曲，硬得很，可做不了木料；它那好看的绿叶子上生着倒刺，钩起人来像鱼钩，扎在肉上像烧红的针。什么牲口也不肯吃它的叶子；就是拿火烧过，它照旧再长，跟没受过伤一样。而最妙的是它还结一种果子，在寻常人看来同那甘美多汁的菠萝没什么两样，其实一无用处——论养分、论汁水，它跟一块红木也差不多。要拦住牲口闯进来，或是挡住敌人推进，露兜树在造化所设的种种不可逾越的障碍里，是名列前茅的。这一段离题的话，本该写进植物学或林学的书里去，就此打住罢。

日落时分，害相思的阿荷如约沿着沼泽边的泥路慢慢走来；同样心急如焚的安益则到了村里第三间屋子跟前，迈开大步顺着石板堤道往前走，要在这转眼便浓的暮色里同他心上的人相会。

阿荷在泥路上心慌慌地小跑着，终于听见脚步声过来了。安益那双毡底靴踩在石板堤道上没什么声响，因此黑地里阿荷只当他是从泥路上朝她走来的。

「可是我的郎来到他的婢子跟前了么？」阿荷柔声唤道。

「我来了，值一千两银子的明珠，生着金翅的鸽子，长着玉角的小鹿！」安益用他最缠绵的声气答道。

「可是您卑贱的侍婢看不见她此生的光，看不见那解她心渴的清泉。你在哪儿？到我这儿来，不然我要思得昏死过去了。」

安益听了这几句动人心魄的少女情语，便从堤道上朝他心上人声音的方向猛地一扑。结果十分不幸。安益一头栽进那道无法穿越的露兜树篱里，绸褂子和罩裤撕得再没法补，新的黑绒面白底鞋也丢了，两条腿、两条胳膊和一张脸更被篱上的利刺扎出许多难看的伤口。阿荷呢，自然又是做错了事。她非但没有奔过去救她的情郎、帮他脱困，反倒放声大笑，笑得收不住，一路笑着跑回家去；剩下那可怜的安益独自从刺篱里挣出来，摸黑回家，一身泥一身血，衣裳撕烂，那双新绒面鞋则永远埋在他栽进去的那片烂泥里了。

德和天擦黑时回家，指望有一顿热饭，饭后再在烧得暖烘烘的炕上美美睡一觉。不料他一进门，女儿不在，饭和肉也没预备，把他气坏了；他到家不久阿荷便回来了，他登时大发雷霆，一顿好打，打完气呼呼上床睡了。阿荷也没吃晚饭就上了床，一肚子闷气。她一夜没合眼，一心要报复她父亲——是他猛地一把，把她从那高高的、罗曼蒂克的情梦上拽了下来。

一夜好睡之后，头脑健全的安益把前一晚那些倒霉事全忘干净了；第二天早上，他高高兴兴收拾停当，预备去见德和，把他同阿荷的婚事最后定下来。

德和心里正窝着火，可他还是按规矩体体面面地接待了这位求亲的人。只要能把这个可怕的女儿弄出家门，什么都好说；因此安益提出的条件，他这位未来的岳丈无不爽快应承。阿荷早不见了人影，早饭既没吃也没做；两个男人便一直谈一直谈，抽了数不清的烟。这两人的谈话一直客气到十二分，两边把每一处礼数都守得周周正正。德和正在发表一篇极渊博、极得体的高论，讲女婿对岳父该尽的种种本分，安益忽然觉出屋里有一股很浓的焦糊味。不多时他又看见一条细细的火蛇顺着头顶一根梁爬过去；可礼数还是压着他不作声——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怎么好打断德和的宏论，去告诉他老人家宝宅着了火呢。

不过德和这番可佩的训诲，还是被一星落在他光头顶上的火星硬生生打断了。他顾不得体面，跳起来冲出门去，安益跟在后头。一出门，两人眼前那副丢人的景象，将永远是德和子孙的一桩羞耻：两大垛干草正烧得旺，连屋顶也着了；而最骇人的是阿荷——她这时显然是被几百个鬼附了体——手里举着一根燃着的柴，又跳又舞，嘴里嚷着极不成体统的话，把她父亲连同他所有的祖宗一并糟践。她父亲一露面，阿荷便往山里去了；大角村的人手全都立刻扑在救火上，她跑掉是极容易的。

这场火烧掉了两垛草和一所房子；不过德和的家当大半是银子，埋在他屋里泥地下三尺深处，所以银钱上的损失不算大。可他女儿这番丢人现眼，叫他大大地「失了面子」，于是他决定下一剂狠药。

文元的帆船正泊在大角的港湾里。文元替村里往大些的城镇运货，此外，若碰上机会，多半也做海盗。德和去见了这位可敬的文元，同他讲明（外加十五两银子）：他文元尽可把阿荷掳走，随便卖给什么人做奴婢，卖身的钱也归他文元，只要他把这个显然被鬼附了体的阿荷捉走、弄走就行。

文元的手下果然搜着了她；阿荷就此永远离开了大角村。安益如今有了一位妻子，她做梦也不曾梦见过青蛙，更不用说朝年轻男人身上掷青蛙了；他的碾坊越来越兴旺，他的儿女也越来越多。

另外，还有一位琼斯太太，住在佩克姆莱迪普登路的石楠铃别墅。这位好心的太太，常把她女儿的信摘出来念给客人听——她女儿在中国。琼斯太太女儿信里最近的一段是这样的——

「中国人实在难懂，不过亲爱的乔治总是满怀指望。到现在我们还没劝化成一个人；不过有位帆船的船主，看样子很想学『真道』，给我送来一个极好的中国姑娘做用人，我们已经大有指望，能把她从黑暗里领出来。她那些中国人的想头有趣极了。她拿橘子皮补我的长袜，还在乔治那条白帆布裤子的裤脚上缝了一圈黑靴扣。她的工钱很少，我们按月付给她的叔父文元。她的名字叫『阿荷』；虽说她粗心大意，已经三次险些把传教所烧掉，我们还是忍不住喜欢她。只要她一显出求真知的心愿，乔治就会把她接纳进『教会』。」

蜗牛的德比

你认得谢尔福德吧？什么！连海关的谢尔福德都不认得？那你一定没听说过他怎样赢下平度的德比。我方才说了，谢尔福德在海关当差，命运叫他在平度这个口岸待了许多年。平度这地方，你多半在地图上找不着；不过中国的地图本来就常常不准，加上欧洲人拼写地名的花样太多，制图的人便弄出许多混乱来。总之，平度不算个无足轻重的镇子。河道在它上游还能通航五十来英里，谢尔福德便是大清海关在这个小小社群里的总代表。除此之外，这一带的欧洲人里，只怕再没有谁比他更懂中国人；而且他样样运动都来得。

平度的运动家很多——或者不如说，这个小小社群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自称运动家。他们在河岸上有一所俱乐部，在那里喝鸡尾酒和威士忌苏打，打台球、玩滚球；而且每天下午三点到七点之间，太太小姐们还可以在廊子上做东或做客。

平度此外还有一处高尔夫球场和一处赛马场；我要讲的，就是这赛马场和蜗牛那场叫人难忘的德比。

平度的赛马会每年二月举行，凡是出得起钱的人都会报上一匹马。我说马——我的意思是中国矮马。而这赛马会上头一等的大事，自然是德比。马是从北边来的，由认捐的人抽签分派，跟抽彩一样。抽着了马，接下来的事就是调教；一连好几个礼拜，俱乐部的酒台边、廊子上、江堤上、太太们的闺房里，唯一的话题就是这些其貌不扬的牲口的表现。

谢尔福德抽着的是一匹毛色斑驳、看不出一点指望的蒙古劣马。它是淡黄色的，脑袋沉得同前腿全不相称，鼻子活像个罗马元老。除了这副不讨喜的模样，它还极厌恶白人：头一个礼拜里，它咬掉了一个马夫胳膊上一块肉，又咬掉了一个割草工人的膝盖骨。这些劣迹，若是这畜生显出一点出息，谢尔福德倒也能宽宥；偏偏这倒霉牲口试跑起来慢得出奇，于是他给它取名叫「蜗牛」。

调教照旧进行着，平度城里对即将到来的赛马会的兴头越来越高；此外，口岸上还来了一位新的英国人。他是个瘦长而稚气的青年，刚从爱尔兰来，背着「格宾斯」这么个名字。

格宾斯可以用「年轻」两个字来形容。直到几个礼拜以前，中国对他不过是个地名。可他到底来了，在沙丁与巴特沃思洋行里做文书；他身上有那股从本国带来的干劲，而这股干劲正是中国通们常常缺的。

格宾斯那副热络的做派和一腔少年人的兴头，立刻叫他在平度的交际场上大得人心；谢尔福德手底下又实在找不出更好的骑手（人人都不肯骑如今大名鼎鼎的蜗牛），便雇了格宾斯替他出战平度的德比。

赛马会开幕前约莫两个礼拜，顺流漂下来的尸首多得叫人吃不消。泊在江心的商船上，许多水手和高级船员染上了伤寒；照各方面的说法，上游六英里外的黄寨镇上正闹着一场厉害的疫病。事情越来越严重，非想法子不可；谢尔福德既然对当地的语言和思路了如指掌，便奉派乘小火轮到黄寨去查明情形，若可能，再提出个法子来遏住疫势。谢尔福德到了那座极不卫生的小镇，二话不说先去会了本地的父母官——一位名叫杜发的文官，又懒又迷信。黄寨的武官是个受过西式教育、颇有见识的人，当时不在镇上。谢尔福德看见镇上肮脏得很，人成百成百地死；照他看，只要他们一天不明白吃的水未必非得从阴沟里打，这种死法就会一天天继续下去。

杜发舒舒服服坐在他的衙门里，承认黄寨眼下的死亡之多确实惊人；可谢尔福德每提一条病因或是防治的法子，他都拿那副堂而皇之的无知装聋作哑。他——杜发——对这场可怕的死亡的根由，是一指便能指出来的。这病全然是自然而然的，本就该来；实在说，这一整件事已经有一个姓程的给他解释得明明白白了。于是把阿程传来，好让他向这位脑筋迟钝的洋鬼子讲一讲：这场夺命的疫病为什么要来折磨黄寨那些爱好太平的百姓。谢尔福德一眼就认出阿程是衙役里最典型的那种恶棍——专会挑事，是拿钱办事的密探兼告密人。不过谢尔福德还是客客气气、一本正经地听这个满嘴谎话的无赖讲下去。

阿程解释说：这件事可敬的远客也许不知道，可在黄寨却是无人不晓的——本镇有幸建在其上的那道缓坡里，住着一条龙。几百年来，这位慈祥的神物给这方欢喜的百姓降下无数福泽；不料近来有人对它大不敬。头一桩，外国人——那些宣讲奇怪道理的人——在龙头上盖了一所房子：其结果是黄寨出去跑买卖的船接连折了好几条。而最要命的一桩侮辱，是在这位恩主的肚子上盖了一所学堂。这最后一下冒犯，招来的报应就是降在这作孽小镇上的瘟疫；至于末了会落到什么地步，谁也料不着。

阿程讲这一番话时，谢尔福德一直盯着他；这恶棍心里明白，谢尔福德把他那颗怯懦的心看得像一本摊开的书。可那位浑身发软的杜发，只顾一脸油光地自鸣得意坐着；等谢尔福德告退，他才客客气气地松了一口气。

谢尔福德随后去了传教所。一路穿过镇子，他看见许多迹象，脸色越来越凝重。牧师热情得很，欢迎他，能同一个白人同类说说话，高兴极了。他哀伤地承认这场疫病害人极惨，可显然完全不觉得自己和自己人有什么危险，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基督教将来在黄寨该有怎样的长进。谢尔福德还打听出：那个衙役阿程本是他们最早的皈依者之一，可惜大大地堕落了，几次三番小偷小摸，末了因为敲诈上教会学堂的女教友，被革出了教门。

离了传教所往他打算过夜的客店走时，谢尔福德又添了一层忧虑。他早已察觉自己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这会儿他更看见镇上到处新贴了告示。这些告示措辞极巧：劝人镇静，劝人不要对外国人动武；接着又提到眼下流行的疫病，恳请百姓以虔敬和祈祷去查明这场灾祸的根由，并找出使这一方重归康泰的法子。

告示上一律没有落款；可在眼下民情这般的光景里，它们不折不扣就是一纸杀害传教士的煽动令。谢尔福德决定不把他的小火轮打发回平度去搬救兵——那样一来，他和传教士们唯一的生路就断了。再说，但凡露出一点害怕或是想逃的样子，多半会把事情逼到爆点，立刻闹出乱子来。于是他神色如常地踱回客店，叫了晚饭。饭前、饭间、饭后，他都同大批看热闹的镇上人说话——那些人挤上来要同洋鬼子搭话，几乎把他压在墙上。这位洋鬼子好脾气地忍着他们的纠缠，可心里自始至终不痛快地感觉到那股弥漫的仇外情绪。于是他早早地装出困意，客客气气同这些不速之客道了晚安，请店主领他去睡处。那位点头哈腰的店主领他进的屋子，空得正如人所料；而客人非睡不可的那面炕——也就是那盘高起来的灶——正对着房门，门上满是洞和裂缝。

谢尔福德很快上床，把那盏充作灯的可怜油捻吹灭。等到店里一切都静下来，他小心地起身，摸黑穿好衣裳，把炕上的被子摆成像有人睡在里头的样子，自己握着左轮枪坐在屋角，静候下文。

他足足等了两个钟头才有动静：随后门外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门缝里透进一点微光。有人在低声说话。门缝里的光越来越亮，末了一道刺眼的光从门上一个洞里射进来，照在炕上那个像是熟睡的人身上。那光在那躺着的形体上定住，接着枪声炸响，在这小屋里震耳欲聋，满屋是烟；谢尔福德攥紧了枪跳起身来，预备拼死卖一条命。随后门外有人说话，谢尔福德一听就听出是那个恶棍阿程的声气，他一口咬定人已经死了。另一个声音催他进去，亲眼确认炕上那人是不是当真死了。阿程争辩说：他们的枪响过之后那睡着的形体一动没动，可见他不是睡着，一定是被打死了。门外的人个个都不情愿进屋；又低声商议了一阵，这几个行凶未遂的人便走了——不过走之前，谢尔福德听见阿程说：

「如今这鬼子既已宰了，明天夜里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杀掉那些传教士，把他们的屋子抢了。那条玻璃船——小火轮——上的人已经买通了，不会说出去。」

说完他们就退了。谢尔福德从屋角那个僵着的姿势里站起来，把左轮枪搁在手边，在那盘烧得暖和的炕上一直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一露面，店主人吓得几乎要逃走，只因一心要「保住面子」，才硬撑出一副镇静的样子。店里凡是见着他的人脸上那副神情，谢尔福德一一看在眼里；不过他判断白天不会再有人对他下手，便吃了早饭，告诉店主：他今晚还在这店里睡；又说昨夜他睡得又舒服又沉，他看黄寨的空气里一定有什么滋补的精气，叫人睡得格外解乏。

再去传教所会招人疑心，于是谢尔福德整整一个上午在镇上闲逛，指望碰巧遇上传教所里的什么人。时候一点点过去，他越来越急。自己被人盯得死死的，这他是知道的；到后来他不敢再这样没来由地逛下去，只好又回客店吃饭。但愿老天开眼，传教士给他捎个信来才好！又白白耗去两个钟头——谢尔福德坐在客店的堂屋里抽烟，面上镇静如常，谁同他搭话他都应付着，心里却焦躁难当，暗骂自己这被逼出来的束手无策。

眼下离天黑只剩一个钟头了；总得做点什么。他把店主叫来，请他到小火轮上去取一身换洗衣裳和几样零用东西，又吩咐把那条小艇泊在岸边等着，等他到了再吩咐几句，好预备第二天上午十点启程回平度。随后谢尔福德心里急得几乎要炸，出了客店，又一次穿镇而行，一路祈祷着能撞见传教所的什么人。人们虽没有动手骚扰，那股薄薄一层遮着的敌意却看得出来；他明白，天黑以后若还这样闲走，性命就危险了；可他若径直闯进传教所，又可能招来一场围攻，把里头的人尽数屠戮。

终于，离天黑还有十五分钟光景，他碰上了前一天那位传教士朋友。谢尔福德神色平静地迎上去同他握手，随即用最平淡不过的口气说：「我下面要说的话，你听了千万别露出惊讶；我们此刻被人盯得很紧。立刻回家去，换上中国衣裳，尽快把你们的人全带上，到河边去，那里有一条白色的小船。我若不在，就即刻上船撑开，划到小火轮那边去，逼水手送你们到平度。你们也许能平安脱身；不过什么东西也别想带走。我想，往下这半个钟头会相当热闹。晚安！」

幸好这位传教士是个聪明人，也有几分演戏的本事——他看得出谢尔福德不是在说笑，而是万分认真。这时天已近黑；谢尔福德往客店走，那恶棍阿程的耳目紧跟在他脚后。他托辞要同店主说句话，离开堂屋，朝店主的私室走去——他知道那私室通着一个小天井，天井里也许根本没有出路，可这个险非冒不可。他把店主拉进屋，两个密探在外头盯着。谢尔福德一面接着说话，一面用脚把门轻轻带上。他这位东道主立刻起了疑，伸手要把门重新推开；谢尔福德电光石火之间，用手枪照他太阳穴狠狠一击，又在他瘫倒下去时一把抱住——免得外屋的密探听见响动——无声无息地把这昏死过去的人放在地上，嘴里还用中国话不停地说着，好瞒住外头那两个。随后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往天井那边挪。在几乎全黑的光线里匆匆一看，他看出那堵墙很容易翻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他已经翻了过去，穿过空荡荡的街巷朝水边飞奔。往河边跑的时候，后面追着三个中国人。要不要开枪？他的左轮已经端好；一个追他的人绊了一跤摔倒了；小船就在眼前——谢尔福德正要转身朝追兵开火，忽然——谢天谢地！——他听见一声英语的惊呼。原来是那几位传教士；可这时另有人举着灯追了过来。他脱身的事已经被发觉了！四个人跌跌撞撞上了船，扑到桨上，拼尽全力要把船撑开。船上那个中国人扑向谢尔福德，同时朝迅速逼近的中国人大喊。谢尔福德一挣脱身，照那人两眼之间就是一记重拳，把他掼下水去；随即自己跳进水里，使尽全力把小船推进深水——就在这时，阿程的爪牙们冲到了水边。小船仿佛只几秒钟就靠上了小火轮，可岸上已经排开了一群举着摇曳灯笼、狂喊乱叫的人。谢尔福德把同伴一个个推上船，自己也一纵而上，任那条小艇顺流漂走。

「到前头去，立刻起锚，」他喘着气对传教士们说；他们利利索索照办了。谢尔福德奔向舵轮，见舵边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国人。他说时迟那时快，一把卡住那人的喉咙，说：「你敢叫一声，我就勒死你！」那人挣着要脱身，谢尔福德把他一直逼到船舷的铁索栏杆上，将他朝后压弯过去，再横着一脚踢他的脚踝，把他掀进河里；随后跑回舵轮，朝机舱摇铃传令。

「正在起锚！预备开车！洋鬼子都杀光了，我们得往上游走，把船抢滩了抢东西。」

机舱里那个中国人只当是自己的同伙在说话，便照令行事；不多时锚起了，小火轮顺流朝平度开去。

谢尔福德这时心里有了几分把握；可还有一重危险：对方可能驾船来追；万一黑夜里搁了浅，他们就会被逮住，那时候——

小火轮缓缓顺流而下，谢尔福德把着舵，传教士们吓得不敢作声地坐在近旁，人人都盼着天亮，盼着这难熬的一夜过去。

将近拂晓时，一位传教士凑到谢尔福德耳边低声说——

「我妻子觉得很虚——我想是松弛下来的缘故。船上有酒么？」

「天哪！你们里头还有一位是女的？」谢尔福德说，「有，舱里威士忌多得很。带她下去，让她躺在长榻上——还有，牧师，等你给她喝过威士忌，顺便也给我斟一杯来，我要为一位勇敢的女士的健康干一杯。请原谅我方才像是粗鲁，我原以为你们都是男人。反正我看我们大家都该喝一杯；柜子里还有几听饼干。」

谢尔福德随后自言自语的那几句话，以及他如何冤枉自己对一位遇难的女士缺乏体贴，幸而没人听见，也幸而不便付印。

威士忌苏打和饼干在这一小队欧洲人身上起了奇妙的回生之效；这时小火轮缓缓顺流而下，第一道灰白的曙色开始露头。那对夫妇在舱里的长榻上睡着了，另一位传教士在舵轮旁的藤椅上打盹；天光渐亮，谢尔福德认出了两岸的地形，便朝机舱摇铃传令全速前进。日出后不到一个钟头，他们已平安到了平度。朋友们迎上船来，传教士们由岸上那些一向好客的人细心照料；机舱里那两个人则大出意料地忽然被捕了——他们参与了谋杀白人的密谋；谢尔福德则去英国领事处呈报。随后有一封抗议照会送给了那位肥胖嗜睡的杜发；不过人人都明白：黄寨镇上若不等那位开明的武官霍祖同回来，是什么整顿也办不成的——他眼下还在外头。

谢尔福德在俱乐部里不大说话，传教士们又被那惊心动魄的几个钟头弄得晕头转向，讲不出多少经过；于是这桩事很快就被一件更要紧的大事——临近的赛马——盖过去了。

格宾斯显出十足的干劲，居然已经能牵着那匹大名鼎鼎的蜗牛绕场走一圈了——这可是大有长进，因为先前无论如何，这畜生连栏杆中间都不肯进。如今格宾斯有把握：蜗牛只要能上场，不是赢，就是把场上别的马一匹匹咬翻。

开赛那天终于到了。平度的赛马会值得略述几笔。

赛马场离镇上两英里，有一条好路通着。跑道绕一片洼地铺成，椭圆形，将近一英里长；一边临河，一边是低矮的灌木山。场心被种菜的人开垦到了极致。

外圈上，转过弯来要直冲终点柱的那一段，长着一丛茂密的露兜树——那一丛，下文还要提到。终点柱对面是看台，砖砌的，底下辟着马厩。平度的太太小姐没有一个不去看赛马的，因为人人都为此从英国置了新衣裳；男人也没有一个不去的，因为人人都报了一匹马，至少也占着一匹马的一股。场上有一片硬竹草的围场，一处酒台，还有一段围起来的散步道，专供太太小姐和会员用；围栏外头则挤满了中国人，身上的蓝布衣裳穷富各色俱全，从殷实人家那种最新最挺括的，到穷苦人那种洗得发白、补得整整齐齐的。

平度二月里的天气是靠得住的；所以每位太太小姐都高高兴兴，知道自己尽可以穿上最好的衣裳。

赛马一开始，这个社群里便是一片过节的气象：买卖停了，男人们上俱乐部去，一品脱一品脱地分喝香槟，太太小姐们则给自己的装扮做最后的润色。这会儿人都到场了：英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别国的领事偕夫人；各家洋行的人携着家眷；末了还有克里特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等——正如《公祷书》上说的那样。

英国领事把他那队十二名锡克巡捕的领事卫队带来了；黄寨的武职长官恰好赶回来，来得及看这场赛马，当天早上带着两百名中国兵到场弹压清道。到处是忙乱和兴奋，香槟塞子的砰砰声混在无数人声的和悦嗡响里；那位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武官在人群中来来往往，操着一口地道的英语同人说话。

黄寨的武官霍，前一天才回到他的驻地；他发现传教所被洗劫一空，又听说谢尔福德受了那样的暴行，心里极为挂虑，可他那点爱运动的天性到底把他先引到了赛马场上，然后再去严办那些行凶的人。到这会儿为止，霍还没得着同谢尔福德说话的机会。

接着，这一天最大的一场——德比——就要开始了。投注处被欧洲人和阔绰的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号码牌一挂出来，全场就沸腾了。出场的共有七匹：蜗牛，粉红衣、黑帽；一文不名，蓝白格；富士山，绿衣、白帽；再试一回，樱桃红；灰蹄，黄衣、蓝帽；大日本，蓝白环纹、黄帽；滑头，朱红与暗金四分色。

这一场赛程是一英里半；看台上每一个人都举着望远镜，紧盯起跑点，急切等着马出闸。他们的心思专注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围栏外头那黑压压的中国人群里腾起的喧嚷，竟没有一个人听见。终于起跑了，起得很齐；蜗牛照旧不负它的名声，看样子是落在后头了。冲着谢尔福德的一片善意的哄笑立刻响成一片——正在这时，看台上所有人的眼睛一齐被围栏那边吸了过去。那里显然正打着一场比寻常凶得多的架：锡克巡捕挨了打，栏杆被拔起来，中国人拿着它们打那些印度人，印度人则被人多势众压了下去。人群漫过跑道涌了过来，有几个人跑去把看台的几道木门关上。头一个看清局面的是谢尔福德——他认出了在人群里煽动的阿程。霍也看出事态严重，冲到看台边沿，朝他的兵大声下令；可那些兵正忙着扯下自己的号衣，往翻腾的人群里混。「杀！杀！」的喊声四面响起；看台的几道门前，仅剩的几名锡克巡捕同人群厮打得难解难分。男人们拆下看台栏杆上的铁条，在谢尔福德和霍的带领下奔到门口同人群交上了手，对着周围一颗颗剃光的脑袋左劈右砍。何等的处境！这里是一群手无寸铁的欧洲人，眼看要被一群同样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毁掉；而他们的女眷就在头顶上那座砖木搭成的脆弱房子里。霍气得几乎发了疯。地方上百姓安分与否，他多少是有责任的；而此刻他束手无策，兵还叛了他。旁人不得不拉住他，免得他独自冲进人群去送死。这时来了一个岔子。一骑人马发狂似的从人群中疾驰而过，把人撞得东倒西歪；那匹坐骑一路凶狠地乱咬乱啃，凡够得着的人都不放过。那不知名的骑手像一道闪电似的去了，中国人又扑了上来。白人们拼命朝他们这些黄皮肤的同类身上打；不少满身是血的欧洲人也证明：中国人这边同样打得不轻。中国人再一次大喊着退开，那位拼命的骑手又一次出现了；他翻身下马，加入这一小队守门的人——随即演出了一幕极离奇的景象。一匹小马，浑身上下仿佛只剩下蹄子和牙齿，独自接过了这场架。它又撞又踢又咬，冲进吓坏了的中国人堆里；那些已经脱了力的白人守卫，一面惊叹这匹神物一般的牲口，一面喘过气来，准备再战一场。这匹马就是蜗牛，骑它的是格宾斯。蜗牛把自己的同胞折腾得鬼哭狼嚎——倒不是因为它对英国主人有什么忠心，而是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个魔王。

忽然，一声军号压过了狂喊的人群，几个穿着花绸号褂的骑手冲进乱哄哄的中国人中间；救兵到了——是一小队美国海军陆战队，领头的是一位拔出军刀的年轻少尉。

「嘿，敢情这么个巴掌大的小镇子上，到底还是有热闹可看！」这位笑吟吟的军官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他手下那几个陆战队员已转过身来，正面迎住四散奔逃的人群。「喂，太太小姐们都没事吧？好样的，我就知道你们照应得住。看样子，你们德比的头名来得正是时候，倒把我们这场热闹给挤掉了。」

这时，气氛忽然从凝重一转而为诙谐。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收都收不住，眼泪顺着脸淌下来。连那几个木头似的陆战队员也笑了。而这场出人意料的大笑，起因正是格宾斯。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一顶黑帽，此外便一如天生的模样。他发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脸上顿时泛起一种可以叫作鲑肉粉的颜色。好在他这脸红很快就被一件长身骑装外套遮住了——有人还能把笑压住、脑子还转得动，给他递了这么一件。这位少年格宾斯被遮起来正是时候，因为太太小姐们这会儿都急着要离开马场，回自家屋里去求个稳妥。美国陆战队和锡克巡捕护送女眷们回了家，镇上各处设了守卫、派了岗哨；那一夜虽说人心不大安稳，倒也再没出事。

第二天一早，霍骑着马来了。他夜里骑马往黄寨跑了个来回，办成了许多事。他把各国领事和本地主要的商界人物挨个拜访了一遍，说明：阿程和这场暴乱的其他首恶都已拿获正法；他有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可靠精兵正在开往平度的路上；而为着全体欧洲人的体面，赛马今天务必照常举行。欧洲人起初还犹豫，可不久便明白了霍的道理；随后这提议照例先说给各位太太听。这里必须替温柔的一方记上一笔永远的功劳：没有一个女人迟疑。既然男人们觉得这样做才对，她们便一概照办；于是从「家乡」带来的漂亮衣裙，又一次把赛马场的看台点缀得花团锦簇。

到这里，我们还不明白格宾斯为什么只戴一顶黑帽、骑着蜗牛在那要紧关头闯了进来。要解释这一节，就得说破这出戏里的一段小小的暗线。英国沿海有些地方，小孩子从前临睡祷告，词儿大略是这样的：「上帝啊，求你赐福我爸爸！上帝啊，求你赐福我妈妈；还求你在天亮以前送一条船来触礁！」这些天真孩子的祷告，在赛马那一周里，正对应着平度某些安分百姓心里的念头。不过他们祷的是：但愿有骑手在露兜树丛那个弯道上摔下来，好叫他们把那件人人眼馋的花绸褂子、绸马裤和好皮靴剥下来。为着帮「天意」一把，有时便会有骑手的镫革被人用快刀割去一半，这样在急转弯时一边的镫革一断，人就掀下来了。这一回他们挑中的牺牲品是格宾斯，他的镫革果然被他的「马夫」做了手脚。一切都照着这些温良的天朝子民的心意，按部就班地发生了：蜗牛远远落在后头，果然在弯道上把骑手摔了下来。格宾斯摔得不轻，有几秒钟不省人事；就在这几秒钟里，他被剥得只剩一顶帽子。他忽然醒过来，发现自己被一圈中国人围着，以为自己要被杀了，惊慌之下一跃而起。也算他运气好，蜗牛正在几步开外又尥又蹦。格宾斯吓得发了狂，冲到那马跟前，翻身上鞍——后来的事我们知道了：他绕场跑了一圈，直到第二次跑到看台前才勉强把这畜生勒住；而他到得正是时候。

赛马的第二天平静而有秩序地过去了。霍的兵及时赶到，弹压那些乱民绰绰有余。到末了，英国领事夫人站起来给各场比赛颁奖。前三场的奖颁过了，接着便是德比那只漂亮的银碗。

「德比！怎么，只有蜗牛一匹跑完了呀！」众人都这么说；于是满脸通红的格宾斯被推到前头。

「我抗议，」美国领事说，「他没有过磅。」

「那就去过磅，」谢尔福德说。

这当然全不合规矩；可不管怎样，格宾斯还是取了他的马鞍，在一大群笑着的男人中间只戴着一顶黑帽过了磅。幸亏他原是超重上场的，如今这样一站，分量刚好不多不少。这个裁定换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谢尔福德确确实实赢下了德比；格宾斯匆匆穿回衣裳，被人抬到英国领事夫人跟前。

他腼腆地接过银碗；可当领事夫人说「格宾斯先生，我记得您的赛衣是粉红配黑帽吧」，唔，格宾斯先生此刻的颜色，简直可以称作大红了。「不过我们当时都吓坏了，谁也没顾上看您，」这位太太又和气地补了一句，「反正我们都觉得，是您和蜗牛救了我们的命。」

是啊，这一场赢得极得人心。传教士们如今又回黄寨去了。猪一样的杜发已被调往别的地方，传教所和学堂也重建起来了；而且我很高兴地奉告：新址无论如何也没有侵占到黄寨山底下那条大名鼎鼎的护山龙身上的任何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