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蓝色长袍的国度

一初访北京：围城之前

从北京回来，我仍觉得那是我平生到过的最奇妙的地方。一到天津，头一样映入眼帘的，便是新近运到的德维尔式蒸汽机车和铁轨，虽说只是些小玩意儿，却仿佛我们在短短三天之间跨越了好几个世纪——三天前，我们还骑着牲口，磕磕绊绊地穿过北京的城门。天津的轮船汽笛尖声长鸣，工人们叮叮当当地敲打，水兵们沿着外滩吆喝着驴子和矮脚马，十足英国派头；领事馆门前泊着一艘真真切切、活生生的现代军舰，美丽的白船旗在桅头飘扬。而三天前，驮行李的还是一串串长长的黄褐色双峰骆驼；我们吸进的每一口气都在提醒我们：这里尚处于「卫生以前的时代」——不但阴沟之类的麻烦还无从谈起，连一切同类的东西也都闻所未闻，唯有那最新式的发明——污水农场——是有的，就开在北京大多数城门外头，通州则就在城门里头，而且全然不顾气味，叫人不免怀疑，在北京骑马下乡，是否真像人们描绘的那般赏心乐事。

厌倦了伦敦，或许也有些腻烦于时下那一套套的高调——审美的、卫生的、社会经济的——我想象不出对这样一个病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到北京住上一阵更好的补药，我是说当年那个北京。即便奎宁吃起来是苦的。可那些黄琉璃瓦的皇家亭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环绕着汉白玉桥，一路迤逦上煤山，那余味又是何等悠长！还有那些入口处的亭子——就是所谓「亭儿」——深蓝、翠绿、朱红，被那些悠然自得、一派皇家气度的金龙调和得浑然一体；再加上那空气，澄澈得连一堵泥墙都显得好看！还有这样的余味：发觉这里的女人——几百年来一直穿着裤子，穿着哈伯顿夫人所倡导的那种分叉裙，却依旧是女人！还有这样的余味：置身于这样一个民族之中，他们民主到连波士顿人和旁人都不加区分，却又没有丝毫激进色彩，随时乐意给「公认的贤能」让路——所谓贤能，便是那坐着八人大轿、身后跟着一群骑马随从的官老爷！

我们顺白河而下，顺着水流、逆着风向慢慢漂行，与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员同船。他活脱脱像是一个世家大族里病恹恹的后裔，刚承袭了祖上的爵位：脸色铅灰，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望着我们，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可我努力提醒自己，眼前这位正是「公认的贤能」，在等着应得的酬报。我不是刚刚在北京看过那座大贡院的外观吗——那时候人们看东西大抵只能看个外观——还看了那三年一度大比的考场，中国的读书人就在那里角逐最高的功名，中式者的名字刻在巨大而不朽的石碑上，供千秋万代观瞻。

中国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就是这座考场，即便那时仍被中国最出类拔萃的人用来博取最高功名，却比意大利那些早已死去、埋入土中的罗马时代遗迹，显得荒废冷落得多。在意大利，人走进异教神庙，那里几百年来早已不行任何异教仪式，可看上去倒比中国的庙宇更像是香火犹存；而中国的庙宇，直到围城之前——如今或许也还是——每年至少两次举行盛大的祭典。我所见过的阿波罗和朱庇特，比起中国的菩萨和观音娘娘来，受人敬奉的气象要鲜活得多。在那以前，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幸看到一星半点宗教仪式。

说中国至今仍信佛教、儒教或道教，或许不假。可我在中国住了几个月之后，倒比来之前更不相信了。因为除了庙宇和神像之外，并无别的凭据；若照这样的凭据，罗马至今也还是异教之邦了。我记得有一回在伦敦陪几位外国人游览。我们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礼拜还没有结束。他们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却都为那庄严肃穆所深深打动，直到最后，一位活泼的德国女客悄声问道：「请问可以用我的看戏望远镜来看看这座美丽的建筑吗？」在孔庙里，谁会对用看戏望远镜有半点迟疑呢？我们接着去了下议院，议员们正在祈祷。我们又转到上议院，却连往里看一眼都不许，因为勋爵们还没有祈祷，据那警察说，在他们祈祷之前，谁也不得往里张望。「天天都这样吗——天天都这样？」一位瑞典教授郑重其事地问道，「那么，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并非出于真心，我还是要说，你们英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在我看来，中国在怠慢礼规这一点上，要了不起得多。而这种怠慢多么合乎人心，我想，从它在旅华欧洲人身上日渐滋长的情形，便足以看出。我差不多一辈子都住在所谓的「外国」，可是来中国以前，比方说，我只听一位太太说过一次她星期天去野餐了。在这里，这似乎倒成了常例而非例外。「这是男人们唯一能出去透透气的日子。」她们这样辩解。可这个理由，放在烟雾弥漫的利物浦或伦敦，倒更说得过去。在整个文明世界里，哪里的欧洲人教堂会像在中国这样门庭冷落呢？我常常想起一位海关税务司的话：「中国人使英国人异教化的功劳，比英国人靠着他们所有的传教会使中国人基督化的功劳还要大。」

望着北京这座巨大的客栈，我暗自纳闷，究竟是什么微妙的力量，竟连征服者满洲人也被它征服了？因为乍一看，一切都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地可厌，那样肮脏得无以复加，你会以为它眼下的景况只该当作一个骇人的前车之鉴。那句俗话「中国人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除了钱什么都不谈」，能够解释几分吗？就我所见，欧洲人想从中国人身上得到的，似乎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连那些被派来宣讲「贪财是万恶之根」的教士，看来也有不少染上了这种病。

北京有些很可爱的花圃。我们经过时，里面开满了花。从里面出来的人，个个手里捧满了晚香玉。正阳门，也就是前门，那座主要的城门，被一排排待售的小海桐树熏得满是香气，树上开满了花。中国人欣赏花似乎单单为了它的香气，而且只喜欢香气浓郁甜腻的那几种；看来他们天生有福，鼻子只能领略快感。因为对那些难闻的气味，他们似乎从不费力去除掉。

从城墙上望下去，北京与其说是一座人烟稠密的城市，倒不如说更像一座园林，满城都是树，许多树还十分高大好看。有些王府门前种着一排排秀美的树，几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至少有一棵树，大些的院落更是树木成荫。说真的，如果北京是它本可以成为的样子——或许也是它从前曾经有过的样子——我想象不出还有哪座城市比它更宏伟。它的总体布局规模何等恢弘。从钟楼眺望鼓楼，或从鼓楼眺望钟楼，尤能领会这一点：透视与比例安排得那样巧妙，既加深了远景的效果，又使细部显得庄严。因此，一座楼上的一处阳台，本身并不怎样出奇，却因为所处的位置，在我看来竟是平生所见最壮观的阳台。的确，蒙古人似乎恰恰擅长英国人格外欠缺的那一门本领；看看我们的法院大楼，看看为新帝国学院选定的那块地皮，便可见一斑——那肯定是忽必烈汗绝不会批准的。大概从来没有哪座城市的规划比北京更宏伟：它的骨架是巨大而壮丽的。它作为那个我们常在书里读到的过去的遗存，极有意思：那时候，大人物们住在巍峨的宫殿里，被种种奢华——而不是舒适——所环绕，难得出门，即便出门，也有成群的仪仗或随从簇拥着，把平民百姓赶开，仿佛那些人呼出的气息都会玷污了他们的尊严。我可以想象，某位心肠比常人软些的妇人，某个胸襟比常人开阔些的少年，从轿子里往外望，或者从没有弹簧的骡车帘缝里往外窥看，心里满怀着对这些平民百姓的深切怜悯——他们身躯畸形，满身疥疮，有时只有一件破烂的、打满补丁的衣裳勉强遮住赤裸的身体——却又正因为这种境况的可怖和卑贱，而对一切改善它的积极努力望而却步。北京的街上似乎满是无赖，或许是些大人物的帮闲。他们显然动不动就要吵架撒野。那些养尊处优的贵人的怜悯，在他们深宅大院的庇护之下——院子里既有满院的绿荫，又有满院的阳光——很快就会化为厌恶或麻木。时不时有一个蒙古女人坐着车经过，脸面干干净净，自尊自重，笑容和善，显然满心觉得有趣，对这座城市和它的种种习俗半是惊奇——正像我们读到的，中世纪乃至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那些善良安分的人所感到的那样。

忽必烈汗或他的哪一位继承者是否曾把他的城市弄干净过，是否曾把它维护得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妥当，史书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我离开北京时所怀的心情，确确实实是一种深深的惋惜：这样壮丽的构想、这样宏伟的规模，竟任其被糟蹋成这副模样。回到通州，看到它那条大街的污秽，我禁不住满怀愤慨的怜悯，脸上发烫：那条街满是车辙和脏物，满载的大车在上面挣扎前行，好像海上风暴中的船只；那些勇敢的小矮马和结实的骡子竭尽全力；那些赤着上身、皮肤黝黑、筋肉结实的汉子，何止是用肩膀顶着车轮。年复一年地这样搏斗、挣扎着前进，想到人性——唉，甚至是兽性——竟被用在这样卑下的用途上，去把一辆满载的大车或一辆独轮车拖出一道本不该存在的车辙，真是令人痛心。没有人比我更相信体力劳动的高贵。可那必须是用得其所的体力劳动，而不是徒劳无功的虚耗。把通州来的那条路修一修吧！那时再看人和牲口竭尽全力，一样是汗流满面地挣得每日的口粮，却能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百倍的好处，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看见那些汉子满是伤疤的身体、未老先衰的面容、粗鲁无礼的举止。我也见过圣味增爵会的修女们所照料的那些孩子，面带病容，头上生疮，眼睛坏了。人们说中国的穷人并不觉得苦，照样说说笑笑，无忧无虑。人们当初说黑奴也正是这样。他们也笑。可我们谁愿意同他们换个位置呢？谁又愿意如今同中国的穷苦劳工换个位置呢——他们被那么多人为的困难拖累着。中国穷人的境况，一天比一天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因为这并不是气候、土壤或民性的缘故。只要政府允许，很快就会有人觉得值得去修路、养路，去除掉那无数其他妨碍往来的障碍——这些障碍，每一个往返北京的欧洲人一眼就能看到。在阿马尔菲时，我觉得自己仿佛真的回到了中世纪：那里的街道是一级级的石阶，窄得很，往往又很暗，每走一步都可能有歹徒埋伏，贵族少女根本不可能独自行走，甚至根本不可能走路而不玷污她洁白的衣裳和纯洁的灵魂。可北京规模更为宏大，属于一个野蛮得多的时代。而笼罩着整个北京的，是那座皇宫的神秘——那座紫禁城，从未有欧洲人的脚踏进过，那位少年皇帝也从未离开过。据种种传闻，当今的皇太后必定是一个性格极为刚强、意志不屈不挠的女人，凡是她决心要做的事，从来没有做不成的。她是为了权力本身而爱权力吗？她想用权力来行善吗？她是否也像我们的维多利亚女王那样，深情地怀念着亡夫和母亲？她毕竟是个女人。当少年皇帝端坐朝堂，大臣们在他面前深深跪拜，她坐在帘子后面，只听不说——那时她是否有时会觉得被中国几百年的陈规旧习束缚住了手脚？抑或她像女人那样，相信既定的秩序，也像女人那样，害怕革命？似乎并非如此——倘若真有其事的话：据说她本人想要住进那座欧式房子，就是达理布主教和他的神父们因为楼上的钟塔俯瞰御花园而不得不迁出的那座。她还特别要求把谭卫道神父那批珍贵的中国鸟类标本原封不动地留给她，连同大教堂里的管风琴。传闻说她打算把大教堂改作一座接见厅，在那里接见外国人。若果真如此，若是外国人将得到太后的接见，若是火车——我那时听说——很快就要把他们一直送到差不多北京城门口，那么这座巨大的遗存不久便会成为过去，北京也会变得更像别的城市。

它会因此而有所得吗？我不禁黯然想起白金汉宫的女管家对我说过的话：「那位波斯沙阿真是像个上等人，星期天就躺在床上不起来，样样都像。」而各国后宫里的女眷，表示自己欧化的方式，似乎一般都是去看一场芭蕾舞——而照现今的演法，芭蕾舞大概和北京城本身一样，也是过去的遗存。

可是要用全然不带成见的眼光去看任何事物，又是多么难啊！望着那一大群挣扎着的人和牲口，拼命要把大车和独轮车沿着那条石路往前推拉——那是明代的一项杰作，从通州通往北京，可是唉！如今比根本没有路还糟，凡是能够的人，都从路上下来，拐到路边随便哪块荒地上去走——我心里发烫；再想到盛夏里那刺眼的酷热和尘土，或是寒冬里的泥浆和冰冻之中，这番景象该是什么样子，我心里就更烫了；这时我不禁想，我们把所有的污水白白浪费掉，拿去污染我们的河流和海洋，在一个中国人看来又是怎样的呢？伦敦的大雾造成财产的损耗——且不说人命——妨碍了贸易和交通，这大雾大概和通州路上的车辙一样可以补救，而我们对此显得漠不关心，他又作何感想呢？

每个民族都对自己的短处习以为常，对邻人的短处却看得清清楚楚。

二领港镇：大沽

往年路过大沽的人，大概很少有上岸去看看领港镇那个小小社区的。可是那里住着领港员，是他们引导轮船越过那宽达两英里的大沽拦江沙；而且——尽管据刻薄的传闻说，他们常常竭尽全力要把自己折腾死——他们却死不了，那里的空气就是这样有益健康。不管传闻怎么说，这些领港员总归给自己建起了一个井井有条的小小聚落。他们的房子大多是泥墙泥顶，和附近中国村庄里的房子一样；可是泥墙刷上新的石灰水之后，能显得多么干净整齐，人们非得到领港镇去才看得到；同样，门柱上把煤焦油和白漆搭配得恰到好处，能平添一种多么奇妙的神气，也得到那里去看。领港镇就像一个道地的、老派的英国乡村绕着村中草地而建那样，绕着它的草地网球场而建。我们去的时候，那里有两个球场，居然还有几条长凳，似乎是全镇公有的，看热闹的人可以坐在上面看人打球。他们那时夸口说镇上有十三位太太，据说领港镇的风气在她们的柔化之下已经大为改观。他们也办了女王登基大庆，虽然并不像上海和北京那样夸口说自己的庆典是全世界最美的，可看来他们也玩得十分尽兴。「一场野餐，一顿晚宴，一场舞会。在华北，什么事要是不以一场舞会收尾，我们就觉得什么都不算数。」

大沽周围的乡野，哪怕是最宽厚的来客，也无论如何不能说它美。说穿了——就像斯纳格斯比先生常说的，不必说得太委婉——那是一片泥滩，看上去仿佛海水刚刚才从那里退去。可领港镇自己修了一条路通到大沽。它还把路一再加高，洪水再也冲不走了。它在自家小小的院落里种了树木和灌木，于是在那一整片褐色的地面上，成了唯一的一小块绿洲。它把自己的小街道规划得十分整齐体面，每条街的中间都铺上砖，以防洪水。总而言之，它正是那种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一群船长在几乎得不到大自然任何帮助的地方为自己创建起来的整洁利落的聚落。然而不知怎的，这些人——他们本该比谁都更看重领港这门行当——却没有给自己请来任何一位「天国的领港员」。他们既没有教堂，也没有礼拜堂，只是偶尔才有一位教士到来，给他们做一次礼拜。冬天有三个月，河面和海面都封冻了，北上的船只都在芝罘停泊卸货，领港镇就与世隔绝了。那时领港员无事可做，他们便骑马、坐雪橇、跳舞，照他们自己的说法，玩得痛快极了。可刻薄的传闻又说，他们也吵架；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关起门来只守着自己和自己那点事，人人都盯着别人穿过那片草地出出进进——请领港镇原谅，我是说那片草地网球场，和华北大多数网球场一样是泥地的，在领港镇也只能是泥地的。他们没有镇长，没有市政会，无论是市政上还是精神上，显然都没有任何正式设立的权威。不过，他们倒有一家新开的旅馆，是一位有进取心的居民办起来的，领港镇上人人都自然而然地为它骄傲。旅馆里有两张台球桌，园子里种着不少向日葵，有时候有人从天津下来享受大沽更有益健康的空气，于是这些名流的莅临便用大号字体登在一份《中国时报》上。就在前些日子，还有一对新婚夫妇在那里度蜜月。大沽旅馆的客人们不睡觉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传闻没有说。不过那里的空气无疑是好的，旅馆看上去也有家的温馨。

不过，从领港镇出发倒有一条路，本该多有人去走走才好。先沿着那条他们自己修筑、加高的路走——从领港镇出发的每一趟远足，都得先走这条路——穿过泥滩，到中国人的大沽镇，然后向左拐，上到南炮台。当年英法并肩作战，焚毁了圆明园，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他们并没有学到——那时英国人就是从背后攻下这座炮台的；在中国人看来，这实在很不光明磊落，因为他们只准备迎战一个堂堂正正的敌人，那敌人会敲锣或吹号以示警告，然后从正面进攻。不要试图进入那座炮台，因为没有信函是不许进去的，而你想看的大概站在门口往里望望就都看到了：士兵们的服装和姿态全无军人气概，年轻军官们穿着淡蓝、淡紫的长袍，面色苍白，神情忧郁，一副女人气。可是就在那里，在炮台的阴影下，有一处英国人本该多去走走的地方。因为就在那里，围墙坍塌了，大门敞开着，安息着一八六〇年、六一年和六二年在华北阵亡的人的遗骸。墓碑被不知什么人的手推倒了，砌在坟墓表面的砖头也被不知什么人撬走了。但在那里，人们仍能读到：这块墓碑是一位朋友所立，这一块是纪念皇家炮兵的将士，那一块是纪念皇家工兵的将士。

有一块非常简朴的木牌，纪念英国皇家海军「黄鼠狼」号的六名水兵和两名司炉，因为不像别的东西那样便于拿去当建筑材料，躲过了粗野之手的劫掠。它还立在那里，依旧笔直，简单的碑文清晰可读，看上去仿佛是船上的木匠满怀深情地用一块珍贵的新加坡木料雕成，来纪念他的同船伙伴。因为周围的花岗岩和石碑都已残破不堪，这一块木碑却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第六十七团的马拉基·纽金特上尉，这是一块碑上的名字。另一块上是列兵墨菲。有一块纪念第九十九团某人的碑，而最大的一块碑，是纪念一八六〇年、六一年和六二年在华北殉职的某某旅的官兵的。可是「旅」字前面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已经无从辨认了。

领港镇的人们为这块英国墓地的状况忧虑已有些时日了。他们曾试图引起领事的注意。他们曾想过写信给沃尔斯利勋爵。女王登基大庆之际，他们打算把整修这些为女王效命、死在华北的士兵和水手的坟墓，当作献给女王的庆典贺礼。可是后来，出于某种世故的考虑，他们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认为这会开一个坏先例；因为这些坟墓并不是他们的亲人的坟墓，而是国家的死者的坟墓；他们不过恰好那时住在附近，做着领港员的营生，凭什么要把照料英国死者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

即便在那时，所需的花费也不过区区之数。可是，如果整修南炮台墙下的这些坟墓对我们伟大的国家来说都嫌负担太重，那么，何不干脆把这块地方铺上草皮，把残存的墓碑迁到北京的使馆礼拜堂去，而不要任由它们一点一点地被人偷走——偷走它们的，恰恰是我们的将士战死沙场所征服的那些中国人的后代？推倒、搬走那些墓碑，偷走那些砖头，拆毁墓地围墙的，不是岁月，不是洪水，也不是风雨。那是人的手；同样，也是人的手，就在我们英国人的坟墓之间、在我们英国人的这块地上，新近放了一口中国棺材，还没有下葬，只草草盖着粗糙的草席。中国人把自己的死者视为神圣，却认为不妨把他们的一位同胞放在我们的死者中间，这件事本身倒并不令人不快；然而，这块地毕竟是英国的土地，当初是由英国出资围起来的，是用英国人的鲜血换来的。万一哪一天中国政府心血来潮，要把这块地划进炮台的某个新外垒里去，该由谁出面反对呢？而现在，确保个别中国人不拿那些随手可得、无人看守——或者照他们的想法，只有阵亡将士的鬼魂看守——的建筑材料去盖房子，难道不也是这同一个人的责任吗？

我们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坟，身边很快就聚拢了一小群中国人；我们辨认不出一处碑文，又辨认不出另一处，他们那通常毫无表情的脸上掠过一阵又一阵的神情，看起来十分奇特。似乎理当趁碑文还没有完全消失之前，把这块墓地整修好，好让我们死者的安息之所不再像那时那样，每天都受到每一个进出大沽南炮台的中国兵的嘲弄和讥笑。

然而，自从一九〇一年我们到大沽一游之后，大沽炮台旁的这块墓地，倒证明比北京的墓地更能让死者安息。大沽炮台离得近，便于海军将领们照看；而现在，一如往昔，海军将领们似乎正是英国荣誉最好的守护者。但愿不要有人去掣肘他们！

三芝罘的八月

在中国，再没有什么比女人们疲惫憔悴的神色更叫人触目的了——我说的是欧洲女人。为什么她们会渐渐凋萎，而面色红润的英国男人却青春常驻，以至于我常常把三十五岁的男人错当成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自从我在上海跑马场上头一回见到欧洲侨民，这个问题便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如今来到芝罘，我想总算找到了答案。在中国的英国女士们束得紧紧的，戴着手套，穿着靴子，就好像要乘马车出门，到海德公园去兜一圈似的，而那里的温度计不过华氏六十几度。可这里一连几个月，温度计似乎总在八九十度上下，这就等于说，一连几个月，这里的女士们几乎不做什么运动，有些人干脆一点也不做。她们当中不在少数的人既不打草地网球，也不骑马。与此同时，男人们却在散步、划船、游泳、打猎、打板球、打网球，如此等等；我想，这便是一方面脸色红润、另一方面苍白倦怠的缘由。

我清楚地记得法国北部的那些海水浴场，巴黎的时髦女子们在那里整天披着最宽松、最朴素、最方便的罩衫四处闲逛，以此弥补先前为梳妆打扮所受的劳累；或者在那些更原始的浴场——那里丝毫没有沾染英国式的体面讲究，也因此格外为巴黎人所钟爱——她们就穿着泳衣，裹一条被单或披肩，撑一把阳伞。有这些法国浴场的鲜明记忆在先，我满以为五方杂处的中国总会在这些轻飘飘的衣装与英国海滨的衣装之间取个折中——英国海滨的人穿着棕色荷兰麻布或哔叽，看上去既像准备越野步行十英里，又像要去礁石上攀爬一番。可是不然！我至今还没在礁石上见过一个人，没见过一个人散步，连坐在海边沙滩上的人都没见过。其中缘故也不难找。她们的衣裙合身紧窄，鞋子单薄，鞋跟高耸，在这饱含湿气的温室般的空气里，稍一动弹，想必就会给她们的新手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她们面色苍白，神情忧郁，坐着轿子被抬来抬去，或者叫人把轿子放在海边，依旧像在海德公园里那样坐得笔直，好把在上海中断了的闲话接着说下去。

芝罘本身倒也不坏，天气虽热，空气却清新，海水蓝得称心如意。有繁星，又有格外明亮的月亮，夜晚不用电灯也亮得几乎过了头。这一带的景致虽有点叫我想起骚塞在《克哈马的诅咒》里描写的那片土地——四下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一片绿叶——然而海湾曲折多变的岸线，以及西面环抱海湾的那道锯齿般的山脊，使芝罘在风景如画这一点上名列前茅，远远高出布兰肯贝赫或斯海弗宁恩，而可以与霍利黑德或埃特勒塔相提并论。

说真的，当你渡到港湾另一边的烟台——那才是真正的芝罘——爬上那里的一座小山，坐着向海上眺望时，它很叫我想起霍利黑德来，只是朝鲜和日本代替了多灾多难的爱尔兰，成了那光秃秃的山坡与辽阔的美洲大陆之间仅有的陆地。霍利黑德有同样湛蓝的海，高出海面的高度或许也与这里的一座小山差不多，可它无疑更能让人鲜明地想起曾向它肆虐的冬日风暴，就这一点而言它更显雄伟。另一方面，它却望不见南面那一片仙境般湛蓝的群山所构成的迷人全景；那些山看上去像是从阿拉伯的佩特拉那边走来的，仿佛自有人类以来就不曾落过一滴雨。它当然也没有真正芝罘的石匠——没有芝罘村的，也没有那座借用了芝罘之名、欧洲人俗称为芝罘的市镇和浴场的。芝罘的特色是墙，用不规则的石块巧妙拼合、以生灰浆粘砌而成的墙，极能抵御围攻。最寒碜的房子——其实这一带并没有寒碜的房子——也有一道足以令别国的要塞眼红的围墙。而且样样东西似乎都收拾得十分周到，极其用心，趣味也极好：窗子、门、屋顶、内院的四壁都漆成黑白两色的方格，有时还另加一道黑白图案，简朴而雅致。

欧洲侨民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而且干得漂亮：他们有一座凉爽、通风、看上去很结实的俱乐部，极其慷慨地在上午时分向女士们开放。有一个草地网球俱乐部，还有教堂和礼拜堂，足以适应大多数不同的信仰。芝罘的欧洲人能为来客做的都已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他们甚至请道台下令，禁止中国人在欧洲人的旅馆前面赤身下海洗澡。可另一方面，任何刚从欧洲来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这里缺少某种生气，那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主动。哪怕是为了从我们身上赚钱，他们也不肯费点心思来招徕我们。没有挂着艳丽旗子的漂亮帆船为了那点铜臭来引诱你。沙滩上没有女人出租椅子收钱。没有卖花的姑娘让空气里弥漫着花香。没有矮种马，连那些披着红挽具、人见人爱的毛驴也没有，站在街角等人雇用。没有招揽生意的轿子。就连海滨那种再熟悉不过却最不讨人喜欢的音乐，在芝罘的沙滩上也听不到。

屋里的温度计很快升到了九十二度。我们刚到时那样令人心旷神怡的东北风，转成了西南风，却仍没带来盼望已久的雨，太阳依旧从熔化了一般的天空里照着四周处处可见的旱象。

因此，尽管有所谓的礁石岛、「布洛涅森林」、竹林寺和灯塔可供游览，尽管可以游泳、驾帆船、骑马，我还是有点想念欧洲沙滩上那些热闹的小贩，想念欧洲大陆上那些五花八门、新奇又着实有几分撩人的随便装束。英国的朋友们纳闷我为什么不觉得中国更有趣些。我自己也纳闷。可是各国有各国的不同。我虽然非常热爱英国，却怀疑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在英国旅行究竟有什么趣味可言。不管怎样，我连芝罘都不觉得有趣，尽管它当时是中国唯一的海水浴场，而我们离开时正值芝罘旺季的高潮。那时夏日的炎热已成过去，只是晴朗稳定的秋季天气还没有到来——到了那时，风向稳定，你每天早晨可以扬帆出海，傍晚也准能乘风而归，赶得上吃晚饭。因为我们还不时遇上暴雨，有一天还像在家乡那样「凄凄地下着毛毛雨」。不过天气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凉爽宜人，却不寒冷；可以整天待在户外，即便傍晚坐在外面也无妨。

与此同时，我对这一成不变的布景有点厌倦了。现代舞台已经把我们惯坏了，总指望不断地更换布景。所以，尽管从我们的游廊望出去的景色十分赏心悦目——一个人还能要求什么呢？隔着一道富有艺术趣味的中国栏杆，在富有艺术趣味的中国芦苇帘子之间，望着一片蓝得不能再蓝的海，对面以岛屿和灯塔收束，左边以突出的山丘收束，山上有平房和嶙峋的岩石，退潮时下面的海里还映着可爱的绿影——可人还是渴望有些变化。有时一队天主教修女，面无血色却容光焕发，灰白的面纱垂在脑后，灰白的长袍拖到地面，稍远处看去，就像穿着寿衣的尸体，站在礁石上，或是从沙滩上走过。每天夜里灯塔亮起，每天早晨太阳从海里升起。我若愿意，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可我渴望换一换景，而不仅仅是这些光影效果——这样的光影，我们在舞台上见得太多了，伴着轻柔的音乐，预示着反派登场，或者一身白衣、披头散发的女主角出场。

在芝罘，似乎根本不可能换景。沿着沙滩走啊走，总是那些岛，那座山，那片蓝而又蓝的海，那座在同一时刻亮起的灯塔。即便爬上那些干旱的山坡——山坡上从没有一茎青草在它们傲然的干枯之上摇曳——景色也还是一样。我曾登上烟台那一边最高的山顶。那是刚刚日落之后，景象生气勃勃得出奇：一种介于蟑螂和蜘蛛之间的大虫子让小路热闹起来；螳螂，或是它们的嫡亲表兄弟——中国人管它们叫「斗士」——一身碧绿，虔诚地跪着；无数蜻蜓扇着宽大、薄如轻纱却没有颜色的翅膀扑向猎物；雨燕疯狂地追逐食物，翅膀扇起的风拂过我的脸颊。那里如此热闹，我真想留下来。可是不得不回去吃晚饭，这件无可奈何的事逼着我回到我们寂静的沙滩上——如今酷热已退，人们可以去野餐、四处走动了，沙滩却比从前更加冷清。

芝罘有四处传教机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原定的目的，也就是使中国人皈依，我无从知晓。但我不能不注意到，除了那个中心目标之外，它们还做着多少别的出色的工作。美国差会的倪维思博士引进了一种梨，每个九月来芝罘的游客都该为此感谢他，这梨汁水丰盈、滋味鲜美，入口即化。中国人已经得了接穗，在市场上出售嫁接出来的梨，而这梨迄今卖得相对高的价钱，大概会让更多的中国人「皈依」——就种梨而言。这位好博士引进的几种葡萄，他们似乎还没有那样乐于接受；那些葡萄无疑胜过马德拉的葡萄，即使是在马德拉最鼎盛的年月，也胜过梅拉诺的葡萄，简直是我尝过的最甜、最多汁的葡萄。把马铃薯引进中国的是天主教教士。关于鲜为人知的民族的语言和风俗，我们几乎总得求助于教士。无论他们改变所到之处人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努力成功与否，这样一群大体说来如此有干劲、如此献身的男男女女所带来的间接成果，恐怕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在芝罘与教士们来往不多，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对山东省所知甚少；山东是中国的经典之地，大概也是它最古老的省份之一。它的岩石是那种原始的劳伦系岩层，这种岩层在马尔文的比肯山露出地面，此后便再也找不到，直到它构成圣劳伦斯河的两岸。在芝罘又能见到它。在它那闪闪发亮的云母片岩里可以找到小颗的石榴石，它的白色大理石和粉红色石灰岩也十分可爱。

我们住在租界里的人，几乎不出绕山散步、或在黄沙滩上漫步看海的范围。要朝那些把我们围在中间的嶙峋山岭出发，需要我们鼓起极大的劲头，因为除非我们非常巧妙地拿准方向，否则准会发现自己陷在最肮脏的中国房屋中间，街边的阴沟在污秽和气味上小规模地与北京的阴沟一争高下。中国人的镇子不大，却四处蔓延，自有一股中国独有的气味，饿着肚子回来吃晚饭的时候，谁都不愿临了再碰上它。它伸出水螅般的触手把我们裹住，直到没有路可走，我们只好像那首有名的歌里的椋鸟那样哀叹：「我出不去。」芝罘要是只换一换背景，该是多么宜人的海滨胜地啊！照现在这样，它叫我想起爱丽丝说的那只猫：「我常常见到没有笑的猫，可从来没见过没有猫的笑。」它有一道海岸线，三家旅馆，极好的海水浴——此外一无所有！

上海县城城墙上

潮水涨得很快，东北风清爽宜人。窗外的帆船一艘接一艘飞快地逆流而上，叫人几乎顾不上写字——每艘船都有五张帆，挂在五根不同的桅杆上。这边来了一艘，帆是红褐色的，像太阳下熟透的栗子。那边来了一艘挂着欧洲国旗的轮船：一艘远洋不定期货轮！她沿着海岸跑了多少疲惫的路程，才揽到这批货，运费收得或许够本，或许不够。可从这么远看去，她夹在笨重的帆船中间，显得轻捷而神气。太阳照着，清风诱人地吹着：真难抵挡诱惑，不去拿起帽子和手套出门。可是过去吧，褐色的帆！过去吧，红色的帆！我不看你们。然而——远处那段江面上，那一定是轮船的烟吧。会是——是吗？是的！是本国的邮船！

不过那两声炮响还没有传遍上海的整个欧洲侨民群体，叫人心头一震：对这个人来说，是家与母亲、家与孩子、家与妻子的消息；对那个人来说，是茶叶每磅亏本三便士卖出，或是丝没有销路的消息。即便炮响过了，那些信——那些令人愉快、絮絮家常、如同握手、如同贴心的家书——也不能当即送到。所以还有时间来描述一下我最近一次绕着那座鲜为人知的城市——上海县城——的城墙散步。在此之前，我们散步大多只限于外滩的草坪，那里人群形形色色，看着船只往来。又过去一艘，分明叫人想起丁托列托画中古老的威尼斯桨帆船；那边又有一艘古老的维京船迅疾地逆流驶来。「满载诅咒！」我仿佛看见它以此为题，挂在皇家美术院的墙上。这当然是想象之眼所见。实际上它不过是一艘老老实实的中国帆船，轻载而归。

上海的欧洲侨民很少走出租界；有些人来中国已经二十年，还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他们自己引以为荣，也从未踏进县城一步，他们深信那是全中国最脏的城。可要当得起这个名头，那可不容易。不管怎样，沿着城墙绕一圈，可以走上五英里——大概还不足五英里——全是平路，绕到城外靠乡间的一面时，还有清新的田野空气。在另一面，你可以不受推挤、从从容容地轮番偷看中国人的屋内情形和街头生活。看一家木匠干活是很有意思的：每当胶锅需要加热，大儿子就用风箱把刨花中间地上烧着的火吹旺，小孩子们在一旁玩耍、赞叹，心想将来他们也要当木匠。一个小女孩把她抱着的一个非常壮实的婴儿举起来给我们看。「你们想不想要他？」她问。「想啊，扔上来吧。」我们回答。于是他们都高兴地笑了，小保姆自己又笑又抱着那个大娃娃，几乎撑不住了。在这间屋里，我们看见他们在洗地板——我们很高兴他们有时也这么做——烧饭、干活、享乐，享受中国人的那个理想——「清闲雅逸」。再往前走几步，我们俯瞰城门口旁边的一条街。从这么近却又居高临下、完全从容地看那条窄街上的人群，是很愉快的。这里是一座衙门的入口；那位大人物显然要出门了。好几个小男孩被拉来给他充当差役或开道的人。他们乐滋滋地把鲜红的号衣披在肮脏的破衣烂衫上，戴着古色古香的尖顶帽子——那帽子与大学的学位帽算是远亲，却又带点小丑铃铛帽的味道。不过此刻他们尤其得意的，是那长长的白冠长尾雉的尾羽：不到两码长，却也差不了多少。他们挥舞着这些尾羽，然后才把它们插到帽子上，好列队游行。

城墙上有一段路被占用了，不是像中国常见的那样用来搓绳，而是用来纺丝。一个男孩拿着两个小梭子，抓住丝线一端系着的小坠子，灵巧地转上几转，就让那根由几股纤维合成的丝线整根旋转起来。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如此下去，直到五根丝线都用手纺着，不借助任何机器。另一端挂着坠子，把丝线绷紧。可另一端离得很远，我们一路走过去，很难不碰到那些颜色好看的丝线。这里有个人在把丝绕成绞。他和我们攀谈起来。原来兵丁们把城墙的某些部分租出去绕丝，赚几个老实钱。他们也把哨房租出去。

俯瞰全城，总体的景象有一个滑稽的特点。凡是有条件的人家都有一棵树，有些树还很好。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他们把乡间的树砍得精光，却在城里小心地保护树木。而我们的城镇则可悲地几乎没有树。可是这景象的滑稽之处在于，每一棵中国树都派有用场：每棵树高处都挂着一只鸟笼。没有树的人家就立一根高高的竹竿，在上面绑一两根树枝——无疑是哄那只鸟的。每只鸟笼都能像旗子那样用绳子轻松地升上降下；我们还遇见好几只鸟笼被人提着走，好让笼中的鸟到城墙上享受新鲜空气。鸟儿们显然领情，因为它们正尽情地歌唱。它们大多是一种画眉，叫「花眉」，也就是有花纹的眉毛。显然，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那个与他同悲同喜的生灵，就是一只鸣禽。中国人爱菊花，他们称之为傲霜之花；可他们的宠物和伴侣却是鸟。我们走过一个女人身边，她在采一种长在城墙上的野生小黄菊，用来装饰女人插在头发上的梳子。有时她们也用同一种植物的绿色浆果做成更硬挺的饰物。我们遇见的人照例都很乐意攀谈；不过也有些人乞讨，还有几个傻孩子用上海人对外国人的称呼叫我们，那是葡萄牙语「拉德朗」——也就是强盗——的讹音。

城墙一个非常幽静偏僻的角落里，掩藏着一座如画的寺庙，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访。太阳已经飞快地西沉——一个金红色的圆球——在四周的平野上投下长长的紫色阴影；于是我们匆匆往家赶，虽然很想结识县城里一座小岛上的一小群住户——这座岛与外界隔开的只是一些敞开的阴沟或污水沟，可岛上的房屋造得如此精致整洁，叫人很想知道住在那里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给自己修了一座很整齐的小桥，桥上横着一道竹篱，篱上开一扇竹门，门后还有一道屏障。篱笆、墙、门，样样都整洁至极；桥上走过两个衣着素净的中国人，拖着辫子，是规矩体面的活画像。可是邮件到了！现在让我们忘掉中国，重回英国吧，各人同自己的亲人亲切地叙谈！

四上海城内

我在上海度过的第一个真正称心的下午，是那回没带名片夹就出门的时候。上海是个处处要登门拜客的地方。那天我们一小伙人坐着黄包车，沿外滩一路飞驰。外滩向来热闹非凡，人群五光十色：拖着长辫、穿短绒褂子、罩着蓝长袍的中国人；身材魁伟的锡克巡捕，古铜色的脸庞神情严峻，头上的缠头红得惊人，也高得惊人；夹在他们中间的是苦力，竹竿上挑着货包，嘴里哼着「嗨——呀！嗨——呀！」；帕西人戴着他们那种古怪的高筒帽；犹太人国籍五花八门，模样却都是一个类型；还有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等等，等等；几个水兵把拉车的当驴子使唤，好脾气地拍打着催他们快跑，其实一点用也没有；一两个缠足的中国女人站在一旁，看得觉着有趣；还有一支迎亲的队伍，大半是一片猩红，在「蛮夷」中间灵巧地穿来穿去。忽然，我们瞧见有人挑着几筐鸭子——满满当当，简直要溢出筐来——都是羽色鲜亮的紫绿两色番鸭，个个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们的兴致立刻高涨起来，彼此点头赞叹，拐进一条又长又窄的街，经过旧日的法国领事馆；就在它的对面，正正对面，显然是在法国的特别保护之下，我们看见了那座大烟馆——它毁掉的中国人，比中国任何一处地方都多。我们又拐过一个街角，跳下黄包车，便要去探访那座很少有人去、几乎无人知晓的城——上海的华人老城。

可是别急！说来容易做来难。黄包车——那桩讨人喜欢的教士发明，原名「人力车」，很快就被日本人叫走了音，因为日本人听不出那两个音有什么分别——黄包车在狭窄拥挤的中国街道里是跑不动了，不过那里停着一长排独轮车等人雇用。街道窄，拐弯急，有一个推独轮车的汉子打定主意，我们至少得雇他一个。他一会儿从这边推过来挡着我们，一会儿又从那边推过来，把路堵住，前前后后仿佛同时都是他。而他自始至终都那么和气，一声不吭，叫人除了也和和气气、一声不吭之外，别无他法。好不容易我们闯过了推车的人群，又穿过城门——城门一点也不气派——走过几个脖子上套着木枷坐在那里的可怜人。这种刑罚我是头一回见，可在上海华人城里似乎多得很。是这里的巡捕捉贼比汉口或北京的更高明吗？是这里的人更坏，还是诱惑更大？总之，那些可怜的人就在那里，套着大木枷，躺也躺不下，连往后靠一靠也不行，日夜都卸不下来，连自己吃饭都做不到，一个个看上去病恹恹、饿坏了的样子，伸着乞求的手，指着自己的嘴，等人来喂。不过，一个激动的那不勒斯人做个手势，所表达的饥饿与绝望，要比这些中国囚犯强烈得多。中国人总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们的表达方式贫乏，要表达的东西也就很少。没有会说话的闪亮眼睛，没有不出声也能传情的面部变化，没有一里开外都看得明白的戏剧性手势，最后，连说出口的语言也几乎含糊不清。倘若他们真有许多话想说，整个体貌大概早就变了。然而他们是个极能忍耐的民族，可以说是生来就要劈柴挑水、默默忍受许多事情的。

上海华人城素有肮脏恶心之名，可是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并不觉得如此。只是走过一条街时，对那里的污秽略感诧异。那条街上的中国房屋密密地挤在一条窄窄的小河边，倒也颇有画意；房子的上层看来是些木板棚子，每家屋顶上都有一座晒台，照我的叫法，就是意大利式的凉廊。不过在这里，屋顶上的小阳台或者凉亭，可不是像意大利人说的那样，为了晒太阳、享受「眉目传情之乐」而建的，而是为了晾衣服。那时正值涨潮，所以不大有气味，可是我们和那些房子之间的河水看上去污浊迟滞，不像河，倒像一条运河，而且是一条被糟蹋得很厉害的运河，什么东西都往里扔。这些穷人洗衣、做饭、饮用，全靠这点水。可是近在咫尺就是外国租界，有充足、洁净、卫生的自来水，还有一家有进取心的公司，想必巴不得道台一准许，就把水管一直延伸到华人城里去。与此同时，穷人们死于霍乱；看看那样的水，谁会觉得奇怪呢？退潮的时候，那水想必更加不堪。每家都有一座自己专用的小桥跨过小河，窄窄的，没有栏杆，不用时就侧立起来，朝上的那条边上钉子尖朝天，不想接待客人的时候，连一只猫也过不去；可即便把桥放平、表示欢迎来往，对于富于想象、因而容易头晕的欧洲人来说，走过去也够难的。

在上海，最值得一游的是茶园，它和那有名的柳树图案瓷盘上的画面，依稀有几分相像。这里有水，水上架着古雅曲折的桥，先朝一个方向，又转向另一个方向；有亭子，也有假山。人不禁会想，当初造这园子的时候，水一定清澈些，假山石间也一定种着几株花木，不像如今只有死水潭和污秽。不过这布局确实很漂亮。每当人们纳闷，它为什么也像中国的一切东西一样，衰败了，没人照管，大家照例含糊地说一句「长毛」。可是长毛闹事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不禁想，上海城若真有心修葺它的茶园，近半个世纪的工夫早就修好了。于是我开始怀疑，东西之所以这样凌乱荒废——这种景象在英国，只有在酒鬼女人的家里才看得到——恐怕不是长毛的缘故，而是鸦片吸得越来越多的缘故。说到底，中国人大量吸食鸦片，也只是近些年的事。第一代吸烟的人，或许还吸得有节制。无论如何，他们的体质还没有被鸦片浸透，而他们的孙辈、曾孙辈想必已经如此了。嗜酒成狂在英国也是晚近才有的现象，喝杜松子酒是比较新近的事，把吸烟草当作寻常事而非奢侈享受，也是如此。科学至今甚至还没有着手去研究，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体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食物决定的，饮食的改变又会对它产生怎样的影响。倘若真是鸦片使中国人变得这样漫不经心，那么英国或许也正在发生别的变化，只是我们习惯了现状，没有察觉罢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比上海茶园那一派颓败的风雅更让我为英国的前途忧虑了；因为那时生意虽然不景气，上海华人城一定比当初造园时富庶得多。

我们在一座亭子里坐下，喝了极好的茶，佐以葵花子和花生，都是从流动小贩手里买的，这些小贩显然都是被鸦片毁了的人。葵花子就像小虾，真吃到嘴里倒是很有滋味，但所得的那点美味和费的工夫是否相当，就难说了。一个吸鸦片的人过来，要卖给我们一只鸟。他的鸟学会了一手漂亮的把戏：他把谷粒往空中一抛，它就去接。它照中国笼养鸟的惯例，站在一根弯得很巧的小棍上，脖子上系着一根丝线。外面，在那些斜斜的小桥和水面之间，正开着一个像模像样的鸟市。一个人把他的鸟往空中一抛，鸟扑腾几下，又飞了回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抛；有时鸟会在茶园亭子弯弯的檐角上停一会儿，但终归还是飞下来回到他身边，一群人站在旁边看。有一只华美的金鸡要卖，关在一只破旧的小笼子里。除此以外，这里的鸟和天津、北京的比起来，羽色都很暗淡。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那里正有一个大集，最让我心动的是那些戴着头罩的鹰。我们看到一只最漂亮的，要价三两银子，约合十二先令。可是我们的仆人不赞成买，说如果我们能驯它、带它出去放，那就没问题；可如果把它关起来，或者一直圈着它，「鹰是没有良心的」。驯好的鹰要值四五十两。这一只还年轻，是新捉来的。还有许多可爱的小鸟，喉部红中带金，我想是鸫鸟一类，听说好的——也就是驯得好的——能卖到五百元。北京人还教一种鸟去接小球；据说你把三个小球抛到空中，它能一一追去，把它们都衔回来。我还见到一只极神气的黑鸟，我想是蒙古鸦，又大又肥，羽毛乌黑发蓝，油光锃亮。鸦被称作蒙古人的坟墓，不过是不是真像有人告诉我的那样，他们把尸体捆在野马背上，再把马放走，我实在不知道。正如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件事是否属实：法国使馆有位新近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的人来信说，那边的四轮马车由好多匹马拉，马上一般骑着女人，而且挽具是女人套着，不是马套着。这也许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从前竟没听说过，倒也奇怪。

还是回到上海来。我们经过一个卖假牙的摊子，上面贴满了告示，说什么牙痛都能立刻治好；又在一个走江湖卖草药的摊前停了好一会儿。他摊子上的东西可真奇妙，有虎心，有虎牙，还有一个胖娃娃的小怪模型，分头、身子、四肢三截拼起来，一点也看不出身体结构，大概是给病人用来指出自家孩子哪里有病的。他正要收摊，所以我们没能听到他的吆喝。近旁照例有些好看的小瓷杯躺在尘土里待售，还有中国人别出心裁的笔架：一根绿色的山楂枝，开着四朵白花，花间偎着一只白绿相间的鸟，鸟背上留出几道恰好的凹槽，好让蘸墨的毛笔搁在上面晾干。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逛过绸缎铺，买了各种可爱颜色的丝线；看过中国人的荷包——拿来做旅行用的信夹也许很合适——还有他们的鲨皮眼镜盒。我们还看到了用鳄鱼皮做的漂亮小乐器，只有两根弦，弓就夹在两弦之间，挂在闺房墙上很有装饰效果，只是声音不大和谐。中国裁缝用的剪刀实在叫人忍不住，我们非买不可，心想要是它在英国流行起来，能替英国的裁剪工省去多少手指的酸痛。在街上赌糖果也很难忍住不玩，赢来的糖就送给那些站在四周、看着眼馋的小女孩。她们打扮得很俏，梳得油光的后脑勺上插着黄色蜡菊或小黄雏菊编成的梳饰，显得十分雅致。我们没能买到刮舌器，虽然好几家铺子门口都明明白白挂着出售的招牌；至于中国熨斗有多方便，我们留待改天再细看——这种熨斗最近在美国被当作新发明申请了专利，就像我们英国把平衡舵当作新发明一样。俗话说「犹太地并非万事皆知」，可是在中国，要想出一样生活便利之物是往昔中国人所不知道的，简直几乎不可能。他们老早就发明了分叉裙，哈伯顿夫人至今连仿制都没仿成；他们还懂得怎样裁大衣的袖子，让你两只胳膊能一下子同时伸进去，用不着费力地推推拉拉——英国男人一想到要穿外套、或是穿着外套时一想到要脱下来，就因为这份费力而发怵。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最新成立的一个协会——章程还没付印——叫做「顶针夫人会」，宗旨是给缝补女工提供工作，替她们找补缀的活儿。在中国的城镇里，你就能看到这样的缝补女工，整整齐齐的妇人，两人一伙，提着小凳子走街串巷，或者坐在人家门外替人缝补全家的衣物。这在这里是老规矩了。美国人常说，英国人哪天要是真在国际帆船大赛上赢了，那也仍然是美国的胜利，因为那一定得用活动龙骨的船，而活动龙骨是美国发明的。不对，美国！老实的约翰中国佬驾着活动龙骨的船四处航行，已经好几代了，那时你们还压根没想到呢。

身体疲惫已极，精神却为之一新，我们回到了电灯、马车、访客和苏格兰人中间。

五进入中国内地

溯江出游，是上海生活的一大乐事。人们一说起「上山去」，脸上就放出光来。这里没有路，真想到乡间去，只有两个办法：要么雇一条住家船，在大大小小的河汊里曲曲折折地穿行；要么驾一艘游艇，顺流下到吴淞，或者逆流驶上黄浦江。我们在一个冬日走了后一条路，这趟出游倒叫我颇有些感触。先前在北方，我断定坟地是唯一住得人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树，遮得住日头和风；到了这里，我发现坟地又是唯一使景色有些变化的东西——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处处都种着庄稼，隔不远就有一座坟丘！这情景叫人不由得想到，周围人们的一生都是平平的，满是劳作，只有死亡才带来一点变化，而那死亡也并不惨烈，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之处。

我们一程又一程地驶去，顶着风抢行。听人说，英国没有一艘游艇能这样逆风而行，只有上海的游艇可以，因为它巧妙地采用了中国式的帆装。我们经过闵行，那里有别致的厘金局和救生局，有漂亮的亭顶门楼，还有一段江堤，全都沿着江边朝南排开。强劲的西北风刮着，再没有别的船敢逆风而上，快到大港宝塔的时候，江面上显得冷冷清清。不上岸去看点什么，似乎有些可惜。

于是我们上了岸。田地没有篱笆，也没有树；稻子刚收割过，田里的泥全都干了！路倒也好走，换了一年里别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田地干透了，也就没有气味。时不时我们要过一条小河，桥只是一块木板，或者更糟，是两块很窄的木板，彼此一点也不相连，只是并排搭着，你若愿意，可以一脚踩一块走过去，两块板子各自颤得不一样。时不时我们会碰到几户看上去很舒适的农家，弯弯的屋顶，挑出的屋檐，映着黄昏的天空十分入画，四周居然还有几棵树，还有一堆堆稻草垛，看着就叫人觉得日子过得宽裕。可我们心里太清楚了，一走近，那气味准会叫我们后悔走近。最后到了一个村子，气味格外浓烈，仿佛全村的营生就是给周围乡间供应肥料！村子后面，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就是那座宝塔！塔门锁着，塔身已经破败。有人架了一把梯子爬上屋顶，从里面打开了一扇门，我倒有些懊悔，因为这样一来，似乎就非得上去看看平原和群山的景致不可了，可是看起来又不大安全。塔上各层回廊的栏杆，显然是靠不得的，都在一点点碎落。那时我想，要是知道这座塔是什么时候造的，既然当初值得造，为什么后来一直没人修，倒是件有意思的事。不过如今我知道了，在中国，修缮什么东西向来被认为是不值得的。一个乐善好施的人造了一座桥，就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桥上的一块石碑上。可你若只是年复一年地换掉一两块破砖，名字是不会因此流芳后世的。七层塔我们爬了三层，这可叫我紧张了好一阵。因为穿着带跟的靴子和裙子，倒退着下梯子，还要从这架梯子上下来，换到另一架方向正好相反的梯子上去，实在叫人发怵。除此之外，爬上去也没得到什么。山我们确实看见了，平原我们也确实看见了。那些山看上去比坟丘略大一点；而且人也可以心满意足地亲自证实，除此之外，放眼所及，平原处处都是一个样。村里的人都聚到塔下，等我们下来就盯着我们看。他们看上去很穷，也很愚昧。我不知道我们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可我确实注意到，除了一个男孩以外，他们都很明智，谁也不去爬自家的宝塔。

我们在月光下顺流而下，第二天一早在闵行上岸。又是平坦的冲积平原，只有坟丘点缀其间！不过在这里，江水把四周的地势垫得够高了，种的是棉花而不是稻子，人的模样也就大不相同。闵行街上熙熙攘攘的，是我到那时为止见过的最好看的中国人。他们看起来也兴旺富足。城边有一座庙，看上去几乎像是偶尔真有人去那里烧香拜佛似的。走进里殿，高高的供台上方是一尊庄重而颇为美丽的观音，很像一幅俄国的圣母像。殿顶里外都很壮观，有粗大的梁木和龙。可前殿，也就是所谓的「厅」，却十分滑稽。那里坐着一尊镀金的佛像，看样子正在尽情享受人间的种种好处；两边是四尊巨大的神像，腿不是断了就是磨没了，别的地方也饱经岁月的改变。本该是它们脚的地方，坐着一个可怜的乞丐，凄凄惨惨地乞讨着，两条腿肿得吓人，满是疮，他急着要给人看。可是对大家来说，给他点东西似乎比去看更好受些！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这条路——在中国真是难得——竟能容两个人并排走。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过了好几条河汊，走到一座营地的废墟，最后来到两根高高的烟囱跟前，它们是这一带的地标。我们纳闷的是，那两根高烟囱里究竟烧的是什么燃料。原来是稻壳。一个人坐在地上，一只手拉风箱鼓风，另一只手撒上一小把稻壳，分量正好不至于压灭那被风鼓旺的明亮火焰。另一个人把轧碎的棉籽称进一只小筐里，倒进火上的一口锅里，烧到刚刚滚开，再倒进另一个容器——如果那也算得上容器的话——一个用劈开的竹篾扭成的圈子里，趁热用脚把它踩实，然后堆起来等着压榨，上面总要压一块竹编的东西。我们等着看压饼。压出的饼像干酪，每一块周围都箍着扭成的竹圈。一个槽里塞满了能塞的饼之后，就往里打楔子，把整堆东西压到比起初看上去的一半还小，这期间，油从槽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一个人抡锤打楔子，到后来用的是一把石锤，重得我只勉强提得起来。这些人的礼貌颇为有趣。其中一个想抽烟，抽之前先把烟袋递给我丈夫，又递给我，那神气分明是料定我们会接的。我穿着一件阿尔斯特大衣，他们都很称赞那料子，一个接一个地说，他们敢肯定这是哔叽，也就是长呢！还有水牛在碾棉籽，可怜的眼睛上蒙着竹编的眼罩，一圈又一圈地走。说来也怪，它们拉着转的那些沉重的碾盘，虽然都是最坚硬的花岗岩，却还刻着花纹。有一块刻着回纹，还有非常仔细刻出的字，说这是「仙车」和「龙轮」。

在这样一个十分家常的作坊里，碰到这一点审美的意趣，似乎有些奇怪。这作坊的全部设备想必花不了几个钱，因此虽然很合用，却简单得完全可以拿来给一本机械入门读本作插图。

的确，这种在家里、在露天里办的作坊，正是罗斯金所描写的那种理想，英国国内最近成立的乡村工业协会，就是要在英国把它实现出来，如果还能实现的话。在中国，它已经遍地实现了，可是他们并不幸福！

我们穿过一条又长又拥挤、十分兴旺的街往回走。有一户敞着门，里面坐着一些年轻和尚在念经，他们带着乐器和锣。一个人在桌子后面忙着往信封上盖印，那种信封是中国官员用的，很大，上面写满了字。他好心地停下手来，给我们看这些信封里要装的信，很长，写得很漂亮，折叠得极其整齐巧妙。这户人家有人病得很重，这些信是写给天上的，把他可怜的病况一五一十地陈述出来。过一会儿就要把信烧掉，这样就送到了。这家挂的灯笼是蓝色的，表示半孝。说来也巧，只隔几户人家，我们又碰上了一场婚礼。大门敞开着，我们看到一进又一进的院子和厅，门全都开着，一眼望到尽头，那里站着一些人，我以为是一群衣着光鲜的仆人，但说不定他们就是主人。第一进院子里有一班乐手，用的正是我先前在上海城里十分喜欢的那种样子古雅好看的鳄鱼皮乐器。人人都显得那么随和，我便请求看看花轿里面。花轿十分华丽，外面满满地绣着花，真是漂亮。可是叫我大为扫兴的是，新娘要坐的那个垫子，却是一个又旧又普通的红垫子，角都磨破了，简直是脏的，轿子里面也没有打扫过。

不巧的是，跟在我们身后的一群街头孩子，全都随我进了院子来看花轿，我觉得自己不仅是闯了进来，还实实在在挡了人家的路，就又退了出来。就在这时，几位女宾在门口从一乘轿子里下来，抱着一个打扮得十分出奇的婴儿。她们好心地请我一起进去，甚至拉起我的手要领我进去。可是我觉得，要是我穿着这件粗糙的阿尔斯特大衣，又连一句中国式的客套话都不会说，就走进宾客中间去，我就会像中国人说的那样，「丢面子」了。

正如前一天我们上行时顶着强劲的逆风，这一天我们下行时几乎一点风也没有。可我们那艘了不起的游艇照样前行，恰好赶上把我们送回去看上海剧院重新开张。那天座无虚席，门口竟然有钱都不收了。

说来也怪，开幕之夜选的戏是《拐杖与牙签》，戏里一再重复的教训是：「富人的本分就是花钱。」还有它虽未说出口、却表达得淋漓尽致的推论：「靠干活谋生是下贱的。」这出戏似乎不大适合上海，可是大家都笑了！难怪中国人那么爱看戏。他们平坦的乡野，正呼唤着一点人为的热闹。

六宁波近郊的四月

两年前的六月，我在英格兰湖区旅行，那里的杜鹃花和映山红开得极美，看得我满心欢喜。其时我读到戈登·卡明小姐写宁波后山映山红的文字，心想总有一天要专程到中国来看一看。可那时并不真以为自己会来。如今，好船「江天号」载着我们从上海出发，在船上过了一夜，便到了宁波，时候正好赶上吃早饭。第二天，我们已舒舒服服地坐进一位朋友的住家船，往江口去，打算在那里换乘轿子，前往雪窦寺所在的雪窦山谷。宁波的船极好，借给我们的这一条由两个船夫在船尾摇橹，滑行起来像条鳗鱼。一路虽也惬意，却没什么值得记下的。不过在上船之前，我们已把宁波的各处名胜都看过了：有名的木雕铺子；宏伟古老的福建会馆，雕龙的石柱十分精美，透着一股昔日繁华已去的气象；再就是洋人居留地里的跑马场，不是圆的而是直的，从来也不在那里赛马；还有那座教堂，里头纪念禄赐主教的彩窗做得极好；最后，当然绝非最不足道的，是新修的外滩。

宁波的店铺里，看来有的是新鲜洁净的草席，还有各色竹编的小器物，一样样都清爽可爱。我又很高兴地看见宁波的水手走来走去，裤子上绣着的，正是我们家乡赶车的小伙子几百年来觉得极耐用的那种褶绣针法。如今我们当中许多人喜欢穿褶绣的衣裳，想必不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为中国的「水手」和英国的劳工都各自发现了它的好处。

到了江口，立刻有二三十个人拥上来，耐着性子等了一两个钟头，争着要替我们挑行李。要从他们当中挤过去颇不容易。好在九点钟我们终于动身了，四五点钟之间到了雪窦寺。每乘轿子付一块半银元，每个挑行李的付半块，这是定价。路起初相当单调，一路又闷热得厉害。可后来有那么一刻，我们激动万分：头一回望见了映山红，粉红的一片，开在松树底下。接着远处有一两面山坡，整个儿被它们染得通红。最后我们被抬着翻过这样一座山，便跳下轿来，采了满满两手的花，有淡粉的，有玫瑰红的，有淡紫的，也有紫中带红的。它们和英国园子里的一样好看。一丛丛花开得满枝满树。然而不知怎的，我却说不准野生的映山红是否能像那一望无际、随风起伏、满空气都是甜香的黄灿灿的油菜花田那样叫人称心。也许是联想的缘故，映山红看着总嫌太精致了些，不像是野地里的东西。我们在一条急流边上吃午饭，岸上长着些看来像紫罗兰的花，可叶子却一点不像紫罗兰的叶子。我们坐在那里看竹筏一只只过去。竹筏是用五根或七根毛竹松松地捆在一起做成的，水可以从竹竿之间冒上来，一头的竹梢略略向上弯起，像个船头。竹竿上搭着一块平台，有时坐着一群妇女，她们梳的发式很是优雅，是一种发髻，不垂在脑后，而是向后远远地翘出去，给脸庞添了一种梦幻般的、诗意的神气，在中国实在少见。有时平台上堆满了各色赶集的货物。竹筏总是飞快地一掠而过，我暗自琢磨，要是坐在上面会是什么滋味，因为我知道不久我们就要乘它赶路了。

午饭之后，景色越来越有意思，叫人想起蒙特杰内罗索山和意大利北部的风光。可忽然间，我的目光落在路边一丛不起眼的灌木上。我确信自己认得这丛灰扑扑的灌木，它有点像一株极潦倒的山茶，远远望去又像冬青，只是没有刺。不过直到第二天，我才得以确证自己没有认错——它正是茶树！随后我们经过了许多茶园。听说有些是采茶的，有些是用茶籽榨油的。看上去全都一样荒疏。

一路上鸟儿都在唱，杜鹃不停地啼叫，雄雉也时不时叫上一声。空气里有一种春天的气息。两个农妇说说笑笑地走过去；她们前身穿得极端庄，短袄往下拉，罩在长长的围裙上，那围裙看着像衬裙，却在后面戛然而止，只露出裤子来；原来那是她们的开衩裙子的一半，另一半为了走路方便已经解下了。她们和我们聊天，也和路上遇见的零星男人聊天。路上散落着映山红，是前头过路的人随手丢下的。我们碰到的人差不多个个手里拿着一把映山红。然而到了那高处的山谷，我并不觉得可惜。山谷里有一块平台似的地方，上面立着那座有名的寺院，据说是九世纪末唐僖宗年间创建的。最后一段山路很陡，我的一个轿夫还只是个半大孩子，抬不动了。我只好下来步行，空气闷重，这一段走得浑身是汗。于是客房显得格外潮湿，我很快便乐得离开，出去看那美丽的瀑布。瀑布四周是宏伟的岩石，围成一座圆形剧场，映山红一丛丛盛开着，像纤巧的粉红和淡紫的仙子，探身在悬崖之上；一种常绿灌木上覆满了像是加倍美化了的桃金娘似的白花，如同落了一层雪，散出沁人的香气，满处都是。可就在去的路上，我被一样对我来说确实新鲜的事物吸引住了——寺里的一场法事。

我在中国这么久，从没见过任何一种宗教仪式，哪怕是一点尾巴。所以这回我自然停下来看。六个和尚，穿着肮脏得叫人恶心、打满补丁的宽大灰白长袍，每人斜披一件黄色袈裟，用一个环扣和别针系在一边肩上，直挺挺地跪在佛坛前。随后他们站起来，拜倒三次，其中一个俯伏下去，额头抵在手上，手搁在他跪的蒲团上。他似乎是领头的，也许就是主持法事的和尚。他们敲钟击磬，擂着一面声音极沉的鼓，绕着殿堂列队诵经。他们在殿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眼睛低垂，神情极为虔敬，似乎压根没有注意到我。我不时仿佛听到「主啊，主啊，荣耀，荣耀」。那诵经声确实和我在欧洲天主教堂里常听到的一模一样。这里没有会众，中国和尚的举止更恭敬些，我能看出的不同仅此而已。一千多年来，他们就是这样在这块地方敬拜我们的天父。据说这座寺院一度有三千僧众。他们的敬拜可曾蒙悦纳？想来那些老一辈的决疑论者是对的，他们断定，在上帝眼中，要紧的「不在于好不好，而在于好好地做」。不在于敬拜的方式好不好，而在于做得好不好，也就是真心的敬拜。

如今这些和尚也许愚昧无知，沉溺于迷信，而非宗教。欧洲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可是看着他们的敬拜方式，谁也不能不相信它与天主教的敬拜同出一源，而我们的礼拜不过是天主教礼拜的一种改译罢了。改革或许是需要的，只要人终有一死，就永远需要；可是「阿弥陀佛」！我们当中有谁不能跟着说这一声呢？

一个老人从窗口望着我们，一直在数着念珠。每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都显眼地挂着一串念珠。我们似乎终于来到了中国一个信教的地方。

大岚山同黄包车一样，是教士们的发现。它是高山谷里的一块台地，四月的气候叫人想起约克郡的荒原，或是坎伯兰的春日。早晨起来，处处是白茫茫的雾；到了傍晚，浓雾像一幅棺罩般沉沉地落下来，先遮住远处的山顶，再把山下的田野笼进阴影里，田野在雾纱底下闪着光，斑斑驳驳全是日影和云影，最后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被罩住了。这里地势极高，在邻近的山上走上几个钟头，也几乎不必往下走多少路。

这些山上长满了松树，映山红那时才打苞，还有可爱的白色和紫色的紫罗兰，有茶园，山坳里则照例是水稻田。冬天的枯草还没褪尽，竹子也还没换上夏日的盛装，那时的山上多少有点冷清。可再过三个星期左右，想必是赏心悦目的，叫人羡慕那几座洋房的主人，他们能在这里消夏。

听说仅仅六个星期以前，这里还积着六英尺深的雪，茶树上仍留着许多被霜打过的痕迹。有些茶树，主人说有七八十年了，另一些他说有三十年。有的地方茶树长得简直成了一道道树篱。我不由得想，印度的种茶人看到一行行茶树夹种在一行行油菜中间，或者更常见的，夹种在一行行大麦中间，而且茶树周围的土全是硬邦邦的，从没翻过，不知会作何感想。可人家又告诉我们，那年的茶会很好，因为下了那么多雪。而阿萨姆茶，我相信，是用不着雪来帮忙的。所以大概两处的茶树颇有些不同。

村子里没有一个和尚，看来也没有一串念珠；可是有个年轻人，是村里一位头面人物的儿子，主动对我们说，这里的人太好了，用不着皈依，他认为某位教士想要劝他们入教是很不对的。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是这地方唯一的基督徒，另一个却说一个也没有；而教士们在这里有房子已经六年，常来常往已有九年了。

从雪窦山谷到大岚山的路，穿过一道格外秀美的峡谷，满是竹林，有一处很像司各特笔下圣约翰谷中的魔堡，树木很好，一路都有一道清冽的溪水流淌。这个山谷里的男孩子穿一种古怪的高筒靴子，也许该叫长袜，因为他们在外面还套上草鞋。不管这东西该叫什么，它长及膝头，在那里往下翻出深深的一道褶，是用人的头发编成的，又粗又糙，男孩子们穿了活像一只只小熊。我们没弄清那是用他们意中人的头发做的，还是用他们自己的。浙江全省的男人都在腰间系一种极便当的篮子口袋，用草绳束着，垂在身后。里面通常装一把刀或一杆烟管。可拿来装午饭或野花正合适，所以当一家茶行的老板送我一个时，我高兴极了。他还领我们去看他的宅子。宅子的门是雕花的，客厅整整一头都是奉化工匠雕的，他雇着五个这样的工匠。宁波最好的木雕全出自这个县城的人之手。伸出墙外承托屋檐的梁头雕得那样古雅有趣，我不禁再一次惋惜：上海没有一个人想到去盖一座堪称中国艺术杰作的房子，而只知仿造家乡的什么东西。一道带着这种雕花梁头的游廊会是一件赏心乐事，远胜过在一间欧式屋子里东拼西凑地摆上一打所谓的古玩。中国的肮脏似乎叫人看不见中国图案那变化无穷的美；这些图案也许很简单，却几乎没有不优雅的，往往优雅至极，而且总与它们所装饰的部位相称。不过这宅子里最叫人喜欢的，还是客厅顶上椽子间的燕子窝，我们拜访的整段时间里，燕子一直飞进飞出，轻捷如梭，对周围的人一点也不怕。中国人很喜欢让鸟在自家屋里筑巢；这样白白给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灵一个栖身之所，似乎远比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好。

在通商口岸以外难以租到房子，这个难题在这里已圆满解决了：由洋人预先借钱给地主盖房，然后向他租住，本钱就这样从房租里逐步扣还。在此期间，房屋由房主负责修缮。那时这里有四座洋房，彼此相隔一段距离，都能远眺开阔的景色，三座属于宁波的教士，一座属于海关税务司。这里的空气似乎比雪窦山谷清新、有益健康得多，可雪窦山谷有更多引人前往的「景致」，四周是悬崖和瀑布，花和鸣禽也多。雪窦寺的和尚们为客人提供的住处里，有一样值得一提的，是一本留言簿。它不像大多数旅客留言簿，每个旅客似乎都用心想写点值得一读的东西。有玛高温医生的笔记，略述此地的历史。麦华陀爵士写了周详的建议，说该走哪几条路、按什么次序走，虽然四周处处皆美，这一点似乎也就不那么要紧了。有人列了一份鸟的名录。至今还没有人列过花的名录。美查先生选了一则传说：有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想杀寺里一个和尚，和尚举起一根手指，刀便砍不进去，于是那魔头悔悟前非，捐资给寺院。傅兰雅博士也添了他的一份，特别指出寺门口的两棵树是银杏的上佳标本。不过最妙的一条大概是靠后的这一首：——

「上面的忠告，要旨尽在此处：

若是你执意要攀那险径，

劝你穿上胶鞋（虽说不是去打牌）；

因为雾虽没有，路却可能迷雾重重，

而且无疑——这倒不必叫人惊慌——

在雪窦寺，出游多半要失足。

至于那到处可见的石阶，

从谷底一直通上崖顶——嘿，正好叫人瞠目。「

（署名）约克夫妇。

我坐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交通工具，可从没想到会有一整天被装在一只衣篮里，吊在一根竹杠上抬着走，从雪窦山谷到这里，我就是这样来的。这似乎就是这一带山区的轿子。我们这一程走得比应有的要久，我想有十个钟头，中间只歇了半个钟头吃午饭。每乘轿子要付两块银元，每个挑行李的付六角。抬轿的人似乎兴致极高。

大岚山最大的妙处，在于那些散步的去处有意想不到的美。你在松树和映山红之间信步走着，忽然就站到了一块突兀的高台上，它正伸到一个山谷的中央，望出去的景色美得无以复加。不过在所有这些去处里，我想去四岭的那一条要算拔得头筹；时间稍紧的人，可以在从雪窦山谷去大岚山的途中顺路走一走。岩石和小小的悬崖给景色添了许多美，但它的妙处是言语说不出来的，只有画家才能试着描摹。同时也值得一提的是，那草木的繁复多样，倘若全是出自最高明的园丁之手栽种而非野生，那条通往四岭的陡坡简直就是园林艺术的杰作了。各色映山红开得正盛，垂挂在悬崖上；松树立在崖顶。下面是一丛丛金竹、棕榈、杉木、嫩绿的落叶松、开花的冬青、王紫萁，还有一大群蕨类跟着，都在抽出新叶；有流水；对面的山坡上，据着形胜之地，排列着四岭那些造得结实而又入画的农舍。金庵也有同样一处伸出去的山岬，在那里可以环顾四方，只是气象不及四岭那般动人。

大岚山附近另一桩叫人高兴的事，是当地人极为友善好客。走得浑身燥热的时候，被迎进农家阴凉幽暗的客堂，奉上一杯热茶——有时那茶的滋味当真极好——是很惬意的。他们还给我们端来鸡蛋，配着盐；当然没有面包；又请我们喝酒抽烟，还端来一盆热水，里面浸着一块布，是给人擦凉脸和脖子的。再没有比这更合情合理、更叫人受用的礼数了。只是那块布大概已经被许多中国人用过，虽说在热水里浸过，要拿来用还是得下点决心。

妇女们头上插着各式好看的簪子，有时伸出去老远，我不禁想，会不会有哪位小姐，拖着她那双可怜的畸形小脚蹒跚走动时，用她那伸出来的簪子戳瞎过哪个小弟弟的眼睛。

天气渐渐热起来，我们在大岚山有幸见识了两场雷雨。不过我们取道五岭底山谷下山时，四下都凉爽了，白雾流动得很快。这山谷越往下越美，一直到大桥，所以我认为它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山谷；虽然话一出口，眼前便浮现出远方马德拉岛上的一处「天堂谷」，带着几分责备的神情：那里的栗树总在摇动着繁枝，淡粉红的孤挺花愁苦地低着头。不过有一点，五岭底要长得多，变化也多得多。到过日本的人说它像日本，只是更美。它确实很美，却一点也不雄伟。它的特色，或者说特色之一，是那些高大壮观的乌桕树。像月桂一样的石楠，开成一道白花的拱门，我们经过时也给它添了许多美色。它有一种浪漫的气韵，叫人恨不得把整个上海都搬到这里来，痛痛快快地走上一遭，再神清气爽地回去。到了大桥，我们一路沿着走了那么久的溪水可以行船了，我们便换了船，在更美的景色中冲下一道道急滩。两岸处处是雅致的小路，一级级石阶修整得很好，许多农人在上面走着；处处有凉亭，还有宏伟的宗祠。

我在《字林西报》上读过一篇写温州附近急滩的文章，写得极有趣，于是满心盼着这回自己的心会跳到嗓子眼，或者至少会有点惊险的感觉。可我得承认，这些宁波的急滩只叫我觉得愉快，只叫我赞叹那船的形制，和我们那个年纪很小的船头艄公掌舵的好手段。我们下滩时总是全速冲下去，那动势叫人极为畅快。

到了鄞江桥，我们那几位好心朋友的住家船已在等着我们，于是循甬江驶往宁波。头半个钟头的景色比先前经过的任何地方都美，叫人想起怀河，却因映山红的鲜艳色彩衬托出那一片宁静而更加动人。渐渐地，景色变得平淡无味了。可在此之前，我们先看见几百只大白鹭聚在一两棵树上，每一个能落脚的枝头都被这些像寒鸦似的鸟占满了，它们嘴长长的，胸脯鼓鼓的。翠鸟在我们面前飞过——杜鹃在啼。还有一种鸟，发出奇怪而凄凉的「噢——噢——」声，中国人认为是不祥之鸟。第二天早饭前我们到了宁波，痛痛快快地过了一天，买绣品，买糖果，赴过一场晚宴之后，又踏上那条舒适的住家船，一觉醒来，又已置身远离城市的乡间，四周风景秀丽，正往有名的天童寺去。

浙江这个格外友善的省份，特色似乎是凉亭和宗祠。不过还有一样特色：这里的人稍稍讲究一点体面。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头一个讲究这个的地方。而其结果之滑稽，即便是最假正经的旅客，也免不了至少在心里暗笑。我得承认，我有好几次笑出了声。花一块银元雇一乘轿子，就可以从船上到寺里去，大约五六英里，一路风景如画，路却极硬，然后再抬回来。到了那里，可以住进一间宽敞的客房，由和尚们招待，每天所费极少；可以在竹林里闲逛，或者研究佛教的真谛——如今在那些厌倦了一切的伦敦人当中，佛教正是一门极时髦的宗教。五月里，那里的映山红又会把山坡染成一片片黄的、粉的、淡紫的。我们四月去时还不大见得到，可黄色的映山红正要开了。黄色的鸢尾还没有开。不过另一种鸢尾，像百合花徽的那一种，铺满了寺门外的地面；紫藤把它美丽芬芳的花串抛过墙头，抛到松树上，简直到处都是，满空气都是它的甜香。

上山的路上有一条长长的、长长的松树夹道，有好几座亭子，即入口处的牌楼亭阁，还有两个湖泊似的池塘，这两个池塘尤其美，倒映着四周生长的壮观的古树。有些树的周围还搭着小小的神龛，仿佛是供奉树神的。我们去的时候，遇见成百上千的人往回走。大多是妇女，都穿着最好的衣裳。可照例每家都有一个男人跟着，照料他家的女眷，看上去活像领着一整个后宫出游。不过大概她们只是他的「姐妹、表姐妹和姑姨们」。乡下人大多坐的那种衣篮似的轿子，在看惯之前，样子是很滑稽的。

时令还太早，凉亭里还没摆出那一大桶一大桶的草药茶——那是极能解乏的补品。夏天里，这些茶桶每天由有钱的善人出资灌满；也是这些善人，隔一段路便竖起一块块巨大的石条，让疲惫的行路人可以把担子搁在上面歇一歇。中国人的善举似乎总是格外实际。许多人的肩膀已被担子压得快垮了，要不是有这些石头，他们连片刻卸下担子也做不到，因为许多挑夫挑的担子太重，一旦放到地上，没有人帮忙就再也挑不上肩了。

我有时真希望英国的慈善事业也能采取这样实际的形式。禁酒会为什么不在八月里在各个火车站免费供应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呢？约克郡的荒原上和整个湖区里，为什么不盖些备有生火用具的避难小屋呢？既然提了这些无人作答的问题，不妨再问一句：一个教士，在花大笔钱送他深入内地之前，为什么不先要求他证明自己有劝人皈依的本事，至少劝一个和尚皈依呢？天童寺就有两百个和尚。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容易被说服的人，却都是些友善快活的家伙，穿着灰色的布袍，外披一件斗篷或披肩，是用一小块一小块红绸仔细缝缀成的，白色的缝边露在外面，系在一边肩上；这样费力拼缀起来的小块布片，象征着贫穷的破衣。有一座天王殿，佛坛上供着一尊极不像神灵的像，大腹便便，那肥厚下垂的腮帮和半眯着的笑眼，处处显出口腹之欲得了满足的样子。再往里还有一座大雄宝殿，供的是佛陀，那是高贵得多的形象，无论塑成苦修相，还是欢喜相，还是他的本相。殿里佛坛上有他的三尊像，坛后是他母亲的像——他们称她为「释迦牟尼的母亲」，却不给她的儿子别的名字，只用他成道后的尊号。有些香客一路走过去，跪下来，磕头到地，或是在每一尊罗汉像前依次挥动着香。和尚们正极单调地诵着一场经，那是一位官员特地做的法事，为他新近升官还愿谢恩。

从大岚山到大桥，每个轿夫得五百文钱，每个挑行李的得三百文。（一块银元合一千文，一块银元当时合两先令。）从大桥到鄞江桥，每条船花了六百文。由此可见，这一趟旅行的花费是多么少，即使加上上海到宁波的往返船票十五块银元也是如此。有十天时间就足够了。那些正打算去日本的人，不妨把眼光转向宁波周围开满鲜花的山顶和更美的山谷。而那些对中国宗教仪式有兴趣的人，要结识它，再没有比天童寺庄严的殿庭和肃穆的禅院更好的地方了。

芜湖的九月

芜湖大约在镇江和九江之间的半路上，乍看之下是长江沿岸最宜人的口岸之一。它不是挤在中国人的房屋中间，而是坐落在群山之间，宝塔又格外多；华人城里那一座，正立在一条桅樯林立的宽阔河汊从大江分出去的地方，是我所见过最宏伟、最古色古香的宝塔之一。欧洲人的圈子很小；领事的房子在一座山上，景色很好，税务司的房子在一座更高的山上，景色更好；教士们则搬到了几英里开外，他们漂亮的房子建在一座林木葱茏、俯临大江的山上，四周是无人居住的乡野，惹得商船船长和轮机师们大为眼红；他们凭着芜湖附近看到的外表，便忍不住断言在中国当教士是件极舒服的差事。可是在他们的别墅底下，偎着一所学校，而教育年轻人大概是传教工作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种；山顶上那座大楼则是一所医院。耶稣会士在中国邻舍的旁边盖起了一座看来简直庞大无比的建筑，但那是打算给两省所有本会会士做休养之所的。这样，每座大建筑都说得出来由，可它们看上去却颇像一座座堡垒，围困着那座只有一层平房的中国城。

荷花盛开的时节，芜湖想必是很美的，因为四周都是湖泊似的大池塘，池中挺出一片片硬挺的、蓝绿色的、盘子似的叶子，不像我们的睡莲那样平铺在水面上。那一小群欧洲人往来于平原上的草地网球场，走的正是荷塘和一行行高大挺拔的向日葵之间的路。住惯了中国的人，自会在这些缝隙里填上污秽和臭气，于是那本可以浪漫迷人的景致，便成了叫人难受的左拉式场面。

芜湖的华人城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地方，但那里买得到可爱的丝织品，还有大绞大绞的绣花丝线，颜色各式各样，美不胜收，也可以按人要求染色，价钱低得难以置信。四周的乡间也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去处。有一天我们去了金山。我们驶过的河汊有一处满是小小的鸬鹚船。这些样子笨拙的鸟先把鱼赶到一处，很像我们在家乡驱赶野鸡那样，然后才捉住，最后交给它们的主人。我们在一个小港湾里吃午饭，身边有各种开着花的植物，然后上岸，穿过芬芳的野迷迭香和紫藤——芜湖在紫藤花开的时节想必也很美——走到金山附近的几座小山。一只野鸡几乎就从我脚底下扑棱棱地飞起来，同行中有一位打到的沙锥鸟足够大家吃一顿晚饭。我们左边的乡野看上去像威斯特摩兰，中景里有一座可爱的农舍，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前面又耸起一座山，站在上面显然可以环顾四方；我们右边下方的山坳里偎着一座寺庙。「看山只看山脚！看庙只看庙外！」同行中有一位低声说。我们拿不定主意。说来奇怪，在中国待不多久，人就会倾向于这种只看底下、只看外头的看法。可有一位喜欢冒险的已经登上了山，这时正往那座庙走去。于是我们也想抄近路过去，找到一条相当多石、有些陡峭的路，就在最多石、最陡的地方，长着一簇簇纤巧的黄色百合。那是水仙一样的黄色百合，却大得多，长得像孤挺花，一枝上开六朵或更多，有一股淡淡的、沁人的幽香。我们采了满满两手，挖了几棵根，赞叹了一番百合生长其中的那种细沙似的泥土，然后下山往庙里去。

庙门口坐着一尊不知什么神的像，是个极肉感、极快活的福斯塔夫式人物，金身彩饰，装扮得很是体面。后面的佛坛上照例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四周是十二位弟子。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可是在这座庙后面，我们走进了一座内殿，那是我在中国至今所见最了不起的。因为那里，就在天然的岩壁上，一直到四十英尺或更高的地方，雕着数不清的神像，有的突出来成为圆雕，与真人一般大小——我是说与人一般大小——有的只是高浮雕。两边各有一个古怪的像，一个是某种神话里的马，另一个，照我记得，是一头牛。岩壁上的群像中间，高处有一只鸽子，完全是圆雕，独自突出在那里。「你看见那只鸽子吗？」一个中国人问道，「原来有两只，另一只飞走了。」整个岩壁上盖着一个粗陋的屋顶，护着神像鲜艳的色彩和金箔。在欧洲，这样一座神殿会有长篇大论的介绍：神像是什么时候雕的，是谁雕的，用意何在。在中国，你什么也听不到！我们所有人——新来的和老住户都一样——可以说都是偶然撞见它的。看管这里的只有两个年轻和尚，住处极为简陋，院子的一半用来存放金身神像，还有一座与那座内殿性质相同的小神龛。他们看上去很穷，脸上一派朴实天真。

我们离开寺庙的时候，夕阳正开始把远处的长江，以及中间一片湖泊似的水面，染成各种美丽的橘黄和红色。回头望那寺庙，我们看见一只大猫头鹰缓缓地从它上空飞过，落在一道山梁上，那山梁全是岩石，一直伸进冲积平原里去。岩石周围的草都已烧成了黑色，更衬出岩石和泥地的反差。我又转过身来，不由得想起梅森画的一幅黄昏景色：我们一行人的身影映衬在灿烂的晚霞里，那一大捧黄百合与夕阳的黄色霞光交相辉映，仿佛是从天上带到人间来的一角。可渐渐地，泥地开始发出臭味，蚊子和蠓虫又惹得人一声声叫苦。我们的船撑离岸边时，岸上有二十来个本地人站着看，他们的身影在最后一抹鲜红中成了黑色的剪影；河汊左边有一片竹林，河水在暮色里已看不出浑浊，显得十分静谧，如在梦中。那天酷热难当，坐在住家船的船顶上，在月光里被人静静地撑着前行，真是十分惬意。

我们的另一次出游是去三山。这几座山比别处的高。山脚又是一座庙，但这座庙没有什么特别有趣之处，只是通向它的一片林荫极为可爱，春天紫藤花开时想必是很灿烂的。我们爬上了三座山中的一座的山顶，可四周的景色与其说是美，不如说是有趣。山顶上有一个坑，据说深不见底——可我们觉得看见了底——还说它由地下通道同附近乡间不止一处地方相通。坑里长着许多美丽的蕨类。于是又是那个问题：它是怎么来的？坑壁笔直向下，几乎像是一口开凿出来的井。乡下人讲了许多关于它的奇闻：说有一天一只像鸟似的东西从山里飞出来，在它飞出的地方留下了这个洞；说有一条龙嘴里衔着一颗蛋，从这里钻进地下，那蛋就成了这个坑，等等。回来的路上，我们穿过一个相当大的村子，发现村里正在过节，那条又弯又长的大街上面盖着席棚，满街挂着灯笼，一盏挨着一盏，几乎碰在一起。灯笼大多是红的，偶尔也有些更精巧的；即便在白天，效果也美极了，到了夜里一定更美。狭窄的街心每隔一段就摆着一张供桌，上面点着蜡烛，插着假花；每扇门口、每扇窗口，都是村里的全体居民，穿着节日的衣裳，静静地等在那里看我们走过。我从没见过一个村子这样倾巢而出。我们走过时，许多男人和男孩子离开人群，跟在我们后面。我们经过一些大荷塘和寺庙，那些寺庙比例匀称，又是一派彻底荒凉的气象，很叫我想停下来看看。可天色已晚，跟在我们后面的人这时已有好几百了。看来还是上船撑开为便，一路留心看那长腿的、奶油色的鹤，还有萤火虫；萤火虫飞到我们船上来，原来是些胖胖的、会发光的甲虫。

如今，在芜湖愉快的一个星期已经结束了，长江的水黄褐色地流着，我们驶过一片片小米地和高粱地，驶过绿树环绕的宁静农舍、屋顶弯得很好看的寺庙、远处的青山，还有桅樯林立、通向那些青山的河汊。这里有一座城，全城都轰动了。穿蓝袍的中国人成百地聚在这里，那里，又一处，在水边每一块空地上看轮船经过；穿蓝袍的男人和穿红裤的女人立在高高的城台上，映衬着天空，拼尽全力地张望。那边有一支迎亲的队伍，打着鲜艳的大红伞；或者，是百姓在迎接哪位大官？因为那里搭着彩牌楼。这里有受了惊的水牛，还有停下日常活计的朴实农民。我们乘着轮船驶过，就像我们在人生中那样，看到许多公众事件、许多个人生活的外表，对它们底下的实情却全然无知，而正是那些实情，使我们所经过的这些人觉得人生值得一过；我们忙着自己的事，一心只顾着它，正如他们也一心只顾着他们的事。

七宜昌的龙王洞与圆顶山

天气实在太热，一直没有心思动笔，记下我们那趟龙王洞与圆顶山之行。去那里要穿过宜昌东南那片奇妙的砾岩地带。这一带与宜昌峡那种相形之下秀美宜人的石灰岩山地截然不同，却更值得一记，因为据我所知，世上另有一处规模相仿的同类地貌，只有西班牙的蒙特塞拉特。我们是午后动身的，立德和我坐轿子，穆先生只信得过自己的两条腿，可到头来过河时还是得让人背过去。那条溪我们过了又过，来来回回，过得我都快烦了。直到傍晚，我们才进入砾岩地带：巨大的岩块坍落下来，立德指给我看，构成岩块的花岗岩卵石大多断成两截，可见当初把它们崩裂开来的力量何等猛烈，而把它们胶结在一起的砾岩质料又何等坚牢。干涸的河床满是乱石，山体鼓胀凸出，山上的裂缝总是水平的，笔直得像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山体上还有许多小孔，就像煮葡萄干布丁时布丁上冒出的那种，叫人想起这种石头的俗名——“布丁石”。这里的山谷并不是越往上走越窄越曲折，而是戛然而止，尽头便是绝壁。天色渐暗，我们走的那条窄路看上去仿佛要把我们领进大山的腹心。后来，在几株阴森如丧的柏树底下，我望见一座肃穆的山门，路在这里陡然一转，仿佛要把我们径直带进去，我着实得鼓起一番意志才能继续往前走。我完全想象得出自己掉头就跑，像被魔鬼追赶似的一路奔下陡路，逃到下一个村子去。不过进了山门又是一个急转，又是一道门，再登上柏荫下长长的一段石阶，我们便来到大门和院落前。院子上方俯临着几座俏丽的庙宇，饰有仙鹤与龙，全都安安稳稳地坐落在龙王洞那悬垂的洞顶之下。高处那间大客堂的窗子里透出十分亲切的灯光，只是被一道水帘遮得朦胧了些。那水从洞顶不断滴落，宛如一幅泪帘，落进下面院子里专为承接它而修的大石池中。

再上两段石阶，便进了寺里。唉！这些和尚长得真丑！我们发现所有的人——连同轿子行李——都还落在后头，于是穆先生和立德都一再劝我换上他们各自带着的一件备用外衣，因为我们身上的衣服自然全被汗湿透了。可那里又潮又冷，我想与其两个人受罪，不如一个人受罪，便一直等到行李来了。客堂没有门，我便郑重其事地尽量通知每一个人，说我这就要洗漱更衣了。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三个和尚端着糕点、瓜子和茶走了进来。我叫他们别进来，我连比带划，我叫他们走开。我喊苦力去叫他的主人来翻译。可谁也丝毫不理睬我——不过在那种情形下，这或许倒也无妨——直到他们以数学般的精确把桌子摆好，自己对这番布置心满意足了为止。像中国人这样油盐不进的，除非你用他们自己的话同他们讲，我真是从没见过！最后总算吃上了晚饭，然后上床睡觉——睡在桌子上！

第二天早晨，我们动身去文佛山，也就是圆顶山。一路走过的地方荒凉得很，这里那里刨出一小块一小块耕地，看上去像是刨得太狠，把底下的岩石都刨出来了——山体总是鼓胀凸出，带着笔直的水平裂缝和小圆孔。河床总是干的！只有一道瀑布里倒真有水，一跃而下，我们都估计足有一千英尺高。小路沿着一面绝壁的侧面走，大约在绝壁半腰。走在上面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可从对面回头一望，我完全想象得出有人会看得起鸡皮疙瘩。另一边是极陡的一段攀登，全都修成了台阶，眼下倒是很好走。我们热得气喘吁吁，这时穆先生仿佛把满腹的学问翻检了一遍，搜罗出他所听过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一切，说他相信要爬山，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吮一只橘子。我们当即找到一块极好的平石坐下，着实快活了一阵。随后再往上爬，立德忽然在前头喊道：“得了！我不管了。再往前走之前，我非得坐下来抽支雪茄不可。”我正要狠狠数落他和穆先生，怪他们没到山顶就要抽烟——前一天傍晚，他们在溪里痛痛快快地洗澡游泳，已经害我们晚到了——可我那句“哼，真是的！”还没出口就咽了回去，因为我这才发觉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所爬的这座山的顶上。就在我们脚下是山谷，而对面，只由一道窄窄的石脊与我们这座山相连、两侧都是绝壁的，便是圆顶山。它高出我们三四百英尺，几乎笔直地插进我们脚下的山谷；它的右边伸出一道石壁，我估计高出下面的谷底八百英尺，光滑得几乎像刨过一样。圆顶山矗立在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所构成的宏伟背景之中，那些远山本身便已是绝美的景致，更不必说还有这座奇妙的文佛山作为惊人的近景。另外两位早知道会看到什么，对着我的惊讶和他们的烟颇为得意地暗笑。随后我们沿着绝壁边缘走到那道相连的窄石脊前。过去之前，穆先生拍下了圆顶山和山顶的树木庙宇，我则量了量他拍照时所站的那条小路：恰好放得下我四只脚，再多就不行了。

那道相连的石脊，连我都有些不想往下看，因为要先顺着几级崎岖的石阶下到石脊上，更添了头晕的感觉。不过我当然克服了这点不情愿，四下环顾，眼前是我所见过的最怪诞、最狂乱的一片山野。当年那些被赶进猪群、闯下山崖的鬼，我想必定就是挑了这样一个地方。不过这里也并非全然交给了邪祟，因为四周有美丽高挑的白百合守望着，比圣母百合高一倍、大一倍，人们称之为布朗百合，这名字多少有些不相称；我也从没吃过比这里更好的黑莓，虽然它们成熟时似乎懒得变红。

山上的庙宇收拾得很好，上山的石阶也整整齐齐。可山顶闷热难当，我很高兴又下到了最初那片景色如舞台一幕般骤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地方。不过下山前，我们先沿着长江的曲折望了很久，一直望到目力所及之处，想看看有没有从汉口上来的轮船的影子。什么也没看见，我们便又在龙王洞住了一夜。头一天晚上，一个和尚擎着一支摇曳的蜡烛，领我们穿过那间宽大如洞窟的厨房，上台阶，下台阶，穿过一座又一座佛堂，直走得我们晕头转向。可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走，那份奇幻的感受更是深了许多。洞后有一个地下湖，据说一直伸展下去，没有尽头。曾经有个人想去探个究竟，却再也没有回来。如今湖边存着一条很大的船——是某位官员捐的——每逢天旱，便郑重其事地把船放下水，和尚们乘船去恳求龙王转过身来降雨。他们把龙王看作赐水之神，所以修了这三座庙把他关在里面，以免他跑掉，从此大地永远干旱。湖水清得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几乎看不见，生怕一不留神踏进水里，更何况水面上还浮着一层奇怪的蓝色雾气，我总觉得它在引我往前走。但我还是继续探下去，忽然发现自己进了一座先前没见过的佛堂，里面坐着一个神情凝重、肤色黝黑的人，裹着一件猩红的斗篷，低头沉思。他酷似不久前到伦敦来的一个印度人——那人自称是来教导英国人，说他们沉溺于物质，已看不见真实与灵性的东西了——有那么一刹那，我竟以为就是他。那蓝色雾气又弥漫到这座庙里，一种视错觉使那尊像仿佛动了起来。这是宋朝一位能施神奇医术的人——张禄。如果塑像与本人有几分相像，那么我想他的有些疗效恐怕是靠催眠术得来的。我从没见过比这更栩栩如生的塑像。即便此刻写到它，那股力量仍压在我心头，何况在中国，我还没见过别的哪一尊像给我留下过哪怕一丁点儿印象。

我回去时，看见立德坐在客堂的窗前，透过窗外那道永不停歇的水帘，望着外面奇幻的景色：杉树和柏树林半掩着山尽头兀自独立的一座金字塔形石峰和一块方形巨石，那座山在右边围住了山洞。他正在接见一些拿着脏手稿的脏和尚。我则接见了一个两岁的小和尚，是他父母许愿舍给庙里的，家里另有三个比他大的孩子。他怕我怕得要命。

随后我们取另一条路下山，回宜昌去。大雨倾盆；那泥泞！唉，我只能说，有那么一两回，我觉得水田都比那条路好走。不过凡事总有了结的一天，最后我们终于到了流入长江的那条小河边，河口便是风景如画的安安庙村，那是从宜昌望去景色中最可爱的地方。我们上了一条船——旁边另有一条船，上面的鸬鹚脖子上套着环，正安安静静地捕鱼——尽管大雨如注，回到家时身上几乎没怎么湿。宜昌所有的汉学家都来迎我们，说道：“哎呀，你们准是存心要‘出名’了，这样的天气也敢步行下山。”立德几乎来不及换衣服，就又动身回安安庙去，那里的官员们正按西式规矩宴请欧洲人，不过这并没妨碍他们在宴席未散之前就按中国规矩把上身脱个精光，因为天气实在闷热。至于我，在我从未见过的那种泥泞里跋涉了七个钟头之后，躺下便睡着了。

为了对龙王洞公道起见，我应当说一句：那里固然潮湿，但我现在想来，那蓝色雾气大概并不是我当时所想象的龙王吐出的毒气，而只是从那间洞窟般的厨房里冒出来的无害的青烟，那时我们的早饭正在那里煮着。无论如何，它为这处住所增添了几分魅力；在我至今住过的地方里，我总要认为这里最富戏剧色彩。

谁若像塞尔伯恩的怀特那样，认为“白垩山那匀称的形貌，比石山别有一种甜美宜人之处”，那就请他别到长江三峡来。因为三峡全是石灰岩、白云岩、花岗岩、斑岩。然而，三峡虽然够“破碎”、够“陡峭”，有时像被匕首劈开一般，而且据说论雄伟，比起伊洛瓦底江的深峡或科罗拉多的大峡谷也毫不逊色，却始终是“匀称”的，丝毫没有阴森或“粗犷”之处。

在去往第一道峡口的三游洞的路上，蝴蝶在我们路旁飞舞，还时时殷勤地停下来，于是不到两个钟头，我便细细观赏了八种不同的蝴蝶：小小的蓝色赛克拉蝶，或者说它在中国的同类；大白菜粉蝶；黄蝴蝶；一种粗俗贪婪模样、却生着漂亮燕尾的蝴蝶；一种硕大的蝴蝶，翅上有孔雀蓝的鳞羽，光彩夺目；最有意思的是一种柔和红褐色的蝴蝶，带着宽阔的鲜黄条纹，展开宽大的翅膀起飞时，着实是一只华丽的生灵；可是一旦合上翅膀，那两片翅膀活脱脱就像两片枯叶，边缘的斑点甚至使它们显得皱缩，中间的翅脉恰好模拟出叶子那根粗壮的中脉。一只长尾蜥蜴停下来侦察我们。它背部两侧有描画精美的金色条纹，四条腿极其纤细优雅；可它转过来看我们的，却是一颗颇大的、蟾蜍似的脑袋，上面满是小疙瘩。一只红蜻蜓在水面上悬停着，身子像蜜蜂一样收在它那条优雅的尾巴底下。因为尽管天旱，溪水仍欢快地流下山谷；我们踩着垫脚石一次又一次地过溪，大多是在悬崖的阴影下。

从三游洞可以翻山越野，经过太平山——那里是随便哪里都难找到的绝佳宅址，正对面便是太阳台：一座小小的庙宇，嵌在约两千英尺高的一座绝壁顶上，浩荡的长江在两者之间奔流，四周群山环抱如同剧场，紧挨着右边便是金刚山。金刚山高三千多英尺，山顶也有一座庙，所在的平台只略大一些。可要到达山顶，就得走过一道那样的相连石脊，起初难免让不惯的人有点心惊。你可以一路走下去，经过金刚山，经过令人生畏的南沱漩涡，走啊走，一直走到三峡的尽头，愿意的话，一直走到重庆。一路上你都可以沿着蜿蜒的山路，上上下下一段段石阶，信步而行。没有一寸车道！没有尘土飞扬的大路，也没有人傲慢地把你推到一边，好给坐马车的阔人让道！徒步旅行的人再找不到比这更惬意的地方了。不过，这一切在我丈夫的《穿越长江三峡》里不是都已写过了吗？所以我不该在这片迷人的地方——这步行者的真正乐园——流连下去了。

八丰都：中国的阴曹地府

在全中国，每逢有人去世，总要郑重其事地写一封信寄往丰都城。可曾有人在英国收到过从那里寄出的信吗？而且还是用英文写的——在这片住满中国鬼魂的地方，凡是不会说中国话的，都被算作哑巴。寄往丰都的信由写信的道士郑重焚化，认为这是把信送达阴天子手中的最好办法；阴天子有形的居所就在这里，正如天子——阳世的皇帝——住在北京一样。不过我希望我这封信不会被烧掉，至少在送到之前不会。

跟班刚把他的账目交上来。他最新学会的本事是用英文记账，为此得意得不得了。可有一天晚上，账上有一项叫我吓了一跳：“冥王的祭司，五千文。”“冥王的祭司！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叫道。跟班却不动声色。“那个和尚——上船来的那个。”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谁教你管他叫冥王的祭司的？”“我晓得他是冥王的祭司。”看来这准是从他的书上学来的。我们学外国话都有书可依。而冥王的祭司似乎也有一本书，一本很大的红簿子——上面记的数目都很大，少于五千文的根本记不上去。据说他的庙建于后汉（公元二二〇年），要是不加修缮，那就可惜了。庙在一座山顶上，满山都是庙宇，山脚下有一座可爱的绿顶宝塔。山上还长满了美丽的树木，俯瞰长江，那景色引人入胜，叫人看了还想再看。然而庙本身并没有什么很美的地方，它所立足的红砂岩山，它所俯临的明媚风光，也丝毫说明不了它为什么要供奉阴间之主。这片极乐之野虽不怎么令人敬畏，至少带着一种半死不活的气息。

我们看了那口枯井，据说一直通到江底，可是人们为了显示它有多深，不断往里扔燃着的纸，已经把它填到离井口只有三十英尺左右了。我们还看了阴天子的像，坐在他的两位夫人中间。左手那一位据说是一具女人的骸骨，大约三百年前被他娶作第二位夫人，那时她其实正坐着花轿，要去嫁给别人——一个凡夫俗子。可我们只看得见她那身十分华丽的绣花衣裳，骸骨嘛，只好姑且相信了。我很想买一件纪念品，留作这个有趣地方的念想，跟班说，挂在一座庙里的许多小弓——每张弓上系着两支小箭——都是卖的。于是我把它们取下来挑选，结果原来是替生病的孩子许愿的还愿供品。他现在又说，立在一座庙前、上面挂着一只小铃的一把巨大铁刀也是这样的供品。和尚和百姓都极其和善。我们信步走进后院，发现了那口神井的一个装饰铁盖，顶上有个龙头，我想拍张照片，便问能不能把它搬到外面去，并吩咐我们的两个兵去搬，谁也没有丝毫异议。一个和尚甚至很乐意站在旁边照相，只提议说要是手里拿一炷点着的香，会更好看些。于是他就这么拿着。

我们一行人着实不少。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跟班；有厨子，他觉得自己也想去；还有忠州那几位好心的官长派来保护我们的差人——一个破旧不堪的老头，可也算得上一位颇有威势的老先生，这是我有一次在乡下散步时领教到的：一个小顽童扔了块小石头，大概是想引我注意，而不是出于恶意。此外还有我们炮艇上的三个兵，最后但同样要紧的，是我们的小狗，人群一挤起来，总得有人抱着它。上山时我们走的是最僻静的路，只有五六十个人护送。可到了山顶，人群越聚越多，下山一路上都有一群群人在等着我们。而下山——人群密密层层——经过一长溜蜿蜒排列、形容凄惨的乞丐，着实令人不快。不过百姓们都很友善，有个妇人甚至上前来，求我们行个方便，把小狗放下来一会儿，因为她非常想看看它。山上有好几处阴曹地府和审判的塑像，我们下山时，一连经过三座桥，都装饰得十分华丽，就像人们认为只有善人死后才过得去的那种桥。但最有意思的景象是那些香客，许多衣着整洁的妇女，穿着这一带人穿的极短的裙子，戴着大耳环。一船船的香客正往上游去，我们也就这样溯江而上，经过丰都城（一八七〇年大水把它冲毁之后重建的），泊在一道道雄伟的城墙之下。那些城墙是当时的知县为一座新城修的，稳稳地建在山上，避开了水患，却也避开了一切生意，因此从来没有人住过；连衙门都空着，城门楼和一部分城垛已经塌落了。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泊船，是因为总算弄到了一根新桅杆。我们的桅杆起先用一只旧鞋修补，可那终究撑不长久。旧鞋外又加了一根结实的棍子，三天前那根棍子也断了，桅杆哗啦一声倒下来，横砸在我们的舱顶上。第二天我们又撞上了礁石，漏了个大洞，船夫们的铺盖全都得搬到岸上去，花了半天工夫才修好。忠州的官长们就是在那时认为有必要派个保护人给我们的。又有一天，我们撞上另一块礁石，这回倒没漏，却把纤绳绷断了，船顺流疾冲而下，幸亏没冲多远就停住了。我真心盼着此后再不出事故，平平安安到达重庆。因为这时的风景已不那么雄奇，而在城镇里或城镇附近被人围观，着实叫人疲惫不堪。万县是最糟的地方。在那里，三个兵竭尽全力，才勉强挡住人群不挤到我跟前。可在忠州，我带着五个兵到一处僻静的卵石滩上拍照，江滩上的人全都绕过一长段江湾跑了过来，后来好些人想跟着我们坐船回去，挤进船里的人太多，船干脆就在他们脚下沉了。最后总共装了三船人，我们离开时，还有更多的人等着接回去。

乡下人太过惊奇，倒不怎么闹事。不过我们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人，是一个和尚，他出门云游，带着两个人替他挑东西。那两个人每逢有事要同他讲话，都毕恭毕敬地躬身；而他说话时，没有一句不在哪里夹上一声“阿弥陀佛”，我想那意思是“佛是神圣的”。所以，如果在中国也像在中洛锡安一样，只要自称善良就能赢得名声，那么他大概被尊为格外圣洁的人了。四川是中国一个十分虔信宗教的地方，庙宇极多，更不必说那些围着黄葛树修的小神龛了。黄葛树是美丽的遮荫大树，几乎每座山头都有它，山谷里每一处好地势也都被它占着，盘根错节，四季常青的枝叶铺展开来。四川似乎也是出美人的地方。在万县，我们隔壁的船上就有一位真正的美人，那里的妇女几乎个个好看，脸颊红润，眼睛明亮。还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女孩倚在农舍墙头，模样像贝雅特丽齐·倩契，当然这相似有一部分是那方四川白头帕造成的，或许也因为她那种茫然、绝望的婢女神情。一般说来，这里的女孩可绝不是绝望的。人们一路走去，耳边尽是清脆的笑声，就像在日本一样。事实上，再也想象不出比这里更不像通商口岸那些油滑的黄脸中国人的了，因为这里的男人包头帕包得神气十足，长得格外英俊，女人也着实风情万种。不过我得记住，我此刻身在丰都城，紧挨着幽冥之境。我只要往外一望，便看得见“冥王”的和尚们的灯火，四周则是一行行笔直的罂粟，精心除草，精心浇水，长得十全十美，健壮之极——恰与吸食它的人相反。在丰都城，是不该拿这样的题目来说教的。

九廉价的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士问题永远是当日议程上的题目；而义和团起事前夕人们议论的，尤其是所谓“廉价传教士”。因为凡是了解中国内地的人都必定明白：这样那样的传教士，已经来了，正在来，而且还会不断地来。那么，究竟是派一位传教士，每年有比方说二百镑的薪俸作后盾好呢，还是派四位传教士，每人靠一年五十镑、甚至更少而且未必有着落的钱，去同中国的气候和中国语言的艰难苦苦周旋好呢——可争论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是怎么过下来的，这才是问题所在。内地会替会员付房租，可其余的一切都得他们自己张罗：吃的、穿的、药品、旅费、分送的书籍或布道小册，还有中国助手的工钱。贺斯伯先生说，他一个月十块钱就能过活。我们家的中国苦力算过，光他一个人的伙食，三十一天的一个月就要花四元六角五分，剩下五元三角五分管一个月其余的一切开销。可是一位吃惯了老英格兰丰盛饭食的英国绅士，怎样靠一个中国苦力赖以果腹的东西活下去，这又是一个难处。

有一年夏天，我们有幸走访了华西的几处传教站，其中既有天主教的——大多数旅行者对他们不吝赞美，而对本国教会的传教士却吝于一词——也有内地会的，还有贺斯伯先生新办的圣公会差会的。不消说，我们在每一处都受到了殷勤的款待，而且还得到了对旅行者来说无比宝贵的好处：每到一地，都能听到一些关于附近一带的、相当确实的情况，这些情况要从周围的中国人嘴里掏出来是万万办不到的。至于各差会的男传教士——我们当时并未遇见女传教士——拿他们来作比较，是最招人嫌的事。只说一句就够了：我们见得最多的那些人，给我们的印象也最好，这本是理所应当的；倘若世上还有圣徒，那么我们遇见的人中有一两位，就很像我们心目中的圣徒。不过也有另外一些人，似乎并不最适宜于唤起中国人去体会一种新信仰的可爱之处。

且不说人，来说传教事业本身。先从天主教说起，因为它在这里立足最久。我们最先走访的是一个天主教村子，大田子，约莫一百五十年前便已皈依了基督教。村里没有教堂，也没有常住的神父，无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只有一所村民自己出钱、亲手盖起来的房子，预备神父能来的时候接待他，房子有个宽大的门厅，布置成礼拜堂的样子。村里供养着三所女学——说来也怪，我们没听说有什么男学，不过想必是有的。其中一所由一位老太太教着，很让我们想起英格兰那种由村妇教书的乡间小学堂，如今在英国只能在油画里见到了。学堂设在一所大农舍里的一间小屋，来的学生不多，孩子们太怕生，没能把学到的本事好好显露出来，老太太又耳背，不大好搭话。另外两所就明显强些。女孩子们念书念得还算不错，接着又唱了一回，唱得也还像样；算术题她们答不上来，可个个脸颊红润，脸面干净，眼睛明亮而聪慧。

这最后一点，看来正是这个村子的特色；论相貌，它可以同我们在中国见过的任何村子相比。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它和周围村子的对比极其显著，它相对的洁净也是如此。我们去走访外围几户农家，向一个样子笨拙的男孩问话，其实不必听他回答也就知道了——“不，我没有‘领洗’”（这是中国人对受洗的说法），“我是信三教的”，想来指的是道、佛、儒三教。因为那邋遢的四周已足以表明，屋里的人在清洁这件事上，是信奉着中国的现代信仰的。而紧挨着基督徒村子的那个村子，简直像是歹人聚集之所，人人烂着眼睛，脏得连路过时在那里吃顿饭都几乎不可能。有一个看上去很干净、很体面的人，与我们同路，说他在前头开着一家客店，又说他也是基督徒。虽说路程远了些，我们当即决定赶到那里去吃晚饭，结果得到的报偿，是许多日子以来我们所见过的最干净的房间之一。后来才知道，他是基督徒村里那家客店老板的连襟，两人都不过刚过壮年，却都夸口说自己已有六十多个子孙了。如此看来，那基督徒村子的端正相貌和强健体格，或许与其说得益于信仰，不如说是因为村里住的大半是一个人丁兴旺、身体健康、相貌俊秀的大家族。不管怎样，这无疑是传教最廉价的办法——让百姓自己盖房子、盖教堂，自己供养学校，一年里只派一位神父偶尔来住上几个星期看看他们。不过要这样，你得先把整个村子劝化过来才行。

我们经过一个可爱的偏僻基督徒小村落，它坐落在一片高原台地的坡上，四周有大群牛只在吃草，另有几户散落的人家；随后翻越高山，走了约莫二十七英里，终于到了黄木厂神父的住所。那房子从外面看颇有几分气派，其实不过是一座普通的中国宅院，有三进院落，还有一个很好的园子。紧挨着住宅的教堂，以及拐过墙角的女学——这样就与神父有所隔开，又同规模大得多的男子寄宿学堂小心地隔开了——在这里都办得很令人满意。尤其是那座教堂，装饰简朴而鲜亮，在周围的中国人眼里，想必是美得出奇，干净得叫人吃惊。我们赶到时，正好看见星期天清早很早的弥撒散了，会众四散回家，许多人留下来同神父谈话，彼此也交谈。神父本人是一位来自法国中部、身体结实的年轻山里人，他颇为得意地指给我们看书桌旁窗户上新近装上的几块玻璃，有了这几块玻璃，中国人因纸糊的窗户太暗而不得不停下手来的时候，他还能接着工作。他那宽敞的起居室里再没有别的奢侈品了，除非把一个极简陋的书架也算上，里面放着他从法国带来的几本书。没有桌子，三把椅子，此外一无所有！他穿着中国衣服，戴着当地那种式样花哨的大草帽。除了做弥撒用的酒，他没有别的酒。不错，他有一头骡子，是头好骡子，好骑着去探望散居得极远的教友。可他是孤身一人，不像我们的差会里常见的那样，是一家人，或是一对朋友。离他最近的欧洲人，也要翻山越岭走整整一长天的路，再往后便是好多好多天也见不到另一个了。不会有什么七年十年的期限，让他有资格回一趟故乡，回到那法国的群山里去——他给我们看过一本小小的、带插图的那片山区的导游册子，但我们注意到，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并不敢去看它。法国人重感情，家乡的景物有时会唤起过于鲜明的回忆。他收不到报纸，信件似乎也很少。我们问他冬天孤零零的夜晚怎么打发，他恳切地说，那是头一年最大的考验，过了那一年，也就熬过去了。这看来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廉价传教了。我们几乎不能不认为：倘若能再来一位神父，对前面说的那个村子的基督教会有好处；而在第二处，若能多一点同欧洲人的交往，要保持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也会容易些——而没有这种力量，按常情说，劝人入教是难以成功的。

又走了一个星期，我们才遇到下一个基督教前哨，又是天主教的。那里有三位神父，在打箭炉城外有一座气派的宅子，城的另一边还有一座看上去极舒适的农庄，他们在那里坚守阵地；可是看那小小的礼拜堂，和那只有八个学生的女学，就很难说他们有多少进展了。女学由一位中国修女管理，而且管理得极好。这里的女孩子——都是藏族人——虽然显然怕生得厉害，书却念得真好，歌唱得很甜，算术题问什么答什么。一切确实都安排得格外妥帖。可是当我们想到三个男人，为传教工作准备了许多年，想到花在他们房子上的开销，想到我们接触到的那些出色的仆人，那头披着华丽鞍具的高大骡子，而多年过去，信徒和慕道者还不足以挤满那小小的礼拜堂，愿意接受极好的免费教育的小女孩也不过八个，我们便觉得，不管这几位穿中国衣服的神父生活得如何清苦，这都是一处非常昂贵的传教站。应当看到，这里是有些交游的；虽然也没有报纸，那纯粹是中国邮路的过失，并非有意如此。这里有一个开满鲜花的园子，还有一个大鸟舍，直到不久前还养满了鸟。墙上挂满了图画，地图多得很，那间可以称作会客厅的屋子，陈设得颇有中国式的富丽，不过这富丽想必也就到此为止了。

与英国传教士不同，那位特别出面款待我们的神父，一心要把他所知道的消息，政治的和其他的，全都告诉我们。我们听说英国大选的结果了吗？于是他赶忙把各党的票数说给我们听。我们最近有没有收到我们所住的那个遥远城市的消息？那么，我们听了那里有人死于霍乱，一定会难过的。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到过他这座城的各位知名旅行家，谈他们走的路线和经历。他讲这一位说过什么，那一位做过什么，我们事后才意识到，他随口提及的这寥寥几次来访，前后跨越的不是几个月，而是好些年，实际上约莫二十年，而这便是这地方在这段时间里同外界的全部往来。“你们决不会后悔到这里来，”分手时他热切地说，“这会成为你们一辈子的回忆。”“是啊！我们带着回忆走了。可是您——您留下来——守着这些回忆。”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一年，可说起从前的经历，仍然那样新鲜，仿佛那不过是前一年的事。我们想，这真是一处代价高昂的传教站。

又过了许多天，我们才回到先前在嘉定遇到的第一个新教前哨。那里有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和一位贺斯伯先生圣公会差会的传教士，合住一所不怎么好的中国房子。那城确实秀丽，可房子没有园子，没有景致，也没有临街的礼拜堂，而这在开拓工作中是极需要的。他们对我们表现出那种殷勤好客——这或许是我们英国差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拿出他们所有的一切，极其诚挚地欢迎我们。他们的房子虽然既不好，恐怕也不卫生，可在住过了中国客店，受够了那里的肮脏、气味和围观的人群之后，竟像是一处可以安歇的港湾。内地会在此已经四年了。起初遭到许多反对，连找一所房子都极为困难，如今他们似乎普遍受到尊重和喜爱。对门的那位将军看来同他们交情不错；随新任巡抚来到本省的两位武职随员，同我们谈起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时，也颇为赞许。城里的一位要员前一天刚来向他们请教过眼疾。他们只雇了一个苦力烧饭伺候，只有一位布道员协助传教。夏天的暑热一过，他们照例分开，一人留守，另一人步行走遍全省，与其说是去劝人入教，不如说是为人们接受福音做准备，但无论如何，总是在破除偏见。他们显然过着再简朴不过的生活，宁可把钱花在布道员和布道小册子上——“我们想法子卖出去，可常常只好白送”——也不去给自己添置些小小的享受，如果一年五十镑、有时只有四十镑而且未必有着落的钱，真能买得到什么享受的话。可他们既不提经费微薄，也不说艰苦，更不动情地诉说背井离乡，反而显然认为他们这座城的位置是最好的，他们这里的中国人是再和气不过的。这又是我们英国传教士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似乎总是喜欢中国人。我们从未听法国传教士说过他们喜欢中国人，倒常常听他们说相反的话。或许正因如此，旅行者一般才认为法国传教士更能刻苦自持。与全然格格不入的人住在一起，无疑是更为刻苦自持的；然而是否格格不入，说到底往往是自己选择的事。

我们去峨眉山途中，因为大雨倾盆，又无法渡过大渡河，在这个传教站耽搁了三天。有一天，下了一夜大雨之后天色像是好了些，我们便打发领头的伙计去打听，可他回来说，渡口已经封了。后来我们看见屋顶、淹死的狗等等顺江漂下，又听说，倘若雨再不停，官府就要下令百姓不许再杀猪，也不许杀生。不过我们希望在那道命令生效以前就能离开，因为连我们的寒暑表上都长了厚厚一层蓝霉，而我们的狗一面翻来覆去，一面抗议似的低吼，说明跳蚤成群。这一切都发生在客店最好的房间里，不用说也可以想见气味有多难受；我们巴不得离开，到那座伟大的圣山峨眉山去呼吸新鲜空气——尽管嘉定的位置是那样美：城墙之内大片地方是葱郁的树木和青翠的园子，山景绝佳，三条江在此交汇，还有林木葱茏的小岛、红砂岩的岬角、秀丽的亭台、古老的方塔，更不必说那依山崖凿成的巨大佛像，据说高三百英尺。那里还有岩洞。我们探过的一个有上下两层，另一个深一百英尺，都是从整块岩石中精心凿出来的，高六英尺有余，凿有睡觉用的壁龛，看来还有当橱柜用的，门洞的形状也相当讲究，门洞里显然曾装过构造极巧的门，能让空气进来，从外面却打不开。

而与这些早被遗忘的时代的遗迹相对照的，便是现代的最新产物——这个内地会的传教站，而且如今常常如此，站里附带着一位圣公会差会最新一支的成员，为的是学习和节省开支！贺斯伯先生那一派的人，似乎每年应当靠四十镑过活，而且还悬着一个理想，要做到每年只用二十镑。不过这后一个数目究竟是否可行，他们自己也还没有把握。知情的人说，在打箭炉是可以办到的。那些以为传教士来中国是为了捞好处的人，不妨试一试这样一个夏天的食谱：肉只有猪肉和鸡，中国糖得先洗过才能用，当地的盐是青蓝色的，还有其他种种美味，全都得靠一年四十镑来置办，而在那里，从上海运东西来的运费，约莫是从英国运到上海的三倍。那些以为传教是出于爱好旅行和冒险的人，也不妨试一试在他们所熟悉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里一关就是四年，因为四年前在那里创办内地会传教站的那两个年轻人，至今仍驻在那里。以前从没有一个穿欧洲服装的女人走过嘉定的街道，可只有一处地方的人想给我们找麻烦：他们在一段台阶上画了一个十字，以为这样我们就没法从上面走回来了。传教士刚到那里的时候，百姓以为他们会偷孩子，干出种种可怕的事情，于是常常把十字别在孩子的衣服上，以为这样基督徒就不敢碰他们了。那里当然也有一个天主教传教站，其中一位神父说，二十八年前他初到四川时，吸鸦片的人约占百分之一，决不超过百分之三；而他估计如今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吸。这是我们听到的最低的估计了，想来一定还是偏低的。他似乎认为，这里的百姓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自己杀死自己。的确，我们从重庆到嘉定十一天旱路上所遇见的人，那种病恹恹的样子，我但愿今生不要再见到了。有些地方真是叫人触目惊心：四周是极其丰饶的沃野，接着便是一个村子或一座小镇，满是面色惨白异常、胸膛凹陷、形销骨立的男人，或者不如说只剩一副瘦骨嶙峋的肋骨，因为身子似乎已经没有了。那些在路上走着、可以说是出门消遣的人——就是说，不是像牲口一样驮着重担的——大多随身带着一只小盒子，我们起初以为是一种新式的柯达相机，比平常见到的略小些，也显得更结实。原来那是他们的烟具盒。孩子们看上去倒还健康。这一带的庄稼之丰盛，就连日本静冈到名古屋之间的也几乎比不上，一直到我们来到那大盐区，那里有成千上万口盐井和高高的井架，就地出产的天然气用来煮盐，也用来照亮盐场。这条路上的另一奇观，是快到荣县时，整面山坡被凿成一尊巨大的佛像头肩。它新近贴过金，所以看上去不像嘉定大佛那样古老——嘉定大佛的眉毛是垂下来的一丛丛草，头顶上的头发是些小灌木。荣县附近的这尊最称得上美，如今正修葺一新，金光闪闪。

再往前走一天，到了叙府，那里又有一个内地会的传教站，同样有两位贺斯伯先生差会的人在学中文。这一回，那位内地会传教士身后还有一位卧床的妻子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说这里的百姓很友善，却极不愿意听福音，就在前一天，还把他张贴的写有基督名字的告示全撕了下来。他来这里还不到一年，有一所很好的中国房子，房间明亮宜人，可作书房，也可作学堂，学堂的学生很多。他把临街的两间铺面改成礼拜堂，平日使用；再往里还有一间相当大的厅堂，他说星期天做礼拜时通常坐得满满的。再走不到一天，我们又来到另一个内地会传教站。房子极好，只是不那么明亮，从前是一处官员的宅邸，后面有一个大园子和一片空地，通向山里，这样去山里就完全不必穿过街道了。这对那位传教士来说尤其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的妻子来中国十年，眼下正病着，还有五个小孩子。那里也有几位贺斯伯先生差会的人在学习，在先前那场病中帮了很大的忙。这个传教站工作了两年半，已经为五个信徒施了洗，此外还有许多慕道者，不过他们宁愿先把慕道者至少考察一年，然后再进一步。自从我们走访以后，这几个传教站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而当时那里的百姓就已被说成非常友善，愿意听道了。可是在他们的朋友中间，过去那个夏天就有八个人死于霍乱，要他们去埋葬。说他们吃得不够好，他们听了只是笑；他们住得也确实相当不错，而一年只花十六镑——要记住，这笔钱还包括学堂、礼拜堂、会客室等等的租金。至于这地方是否卫生，他们似乎没有那么肯定，因为这个夏天格外炎热。的确，从外表看，这最后两个传教站住得极好，吃穿也相当充足。内地会的成员中，有些人在英国家道殷实，地位显赫；也有些人出身十分卑微，自小就惯于不是样样都拣最好的，也不居于要位。倘若圣灵感动这两类男男女女来到中国，过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去做那本来就已够叫人灰心的工作，而偏要叫他们在激烈争论的非难声中去做呢？

我们何不也把这件事交给时间，让时间去显明那只有时间才能显明的事——金钱对传教事业所能给予的最直接、最实际的帮助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得出的唯一明确的看法是：那些希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或得到改良的人，即便不愿捐钱给各个差会——那些差会可能会把钱花在派遣更多靠微薄经费过活的传教士上——也一定能用别的办法推进他们所关心的事业：给如今驻在内地的传教士送去一包包好的中文布道小册子，那是他们如今想必常常短缺的；送去图画，装点他们那过于简陋的礼拜堂和教室；再不时捐一点钱，帮他们支付一位本地布道员或教师的开销。另外，传教士虽然未必有多少闲暇去读时事新闻，可有许多时候——生病的时候，或是漫长炎热的夏日，或是徒步远行疲惫不堪的时候——翻一翻从家乡寄来的画报，对他们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慰藉。他们一两个月才见到一个欧洲来客，从不出门赴宴，也没有图书馆可以换书，而且非得特别当心，才不至于变得像他们想要激发的那些有些暮气沉沉的百姓一样缺乏活力。至于那些不愿看到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人，他们既不赞同这个目的，也就很难公允地评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尽可以放心，在他们看来，传教士无论是廉价的还是昂贵的，直到世界末日，总是花钱太多了。

十在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农家过日子

有一年夏天，我们住在中国遥远的西部重庆，离海一千五百英里，那时离轮船所能到达的地方还有五百英里——过了好几年，才由我丈夫以船主兼船长的身份，把第一艘轮船开到重庆，船上的欧洲人只有他和我两个。重庆是四川的商业重镇，城很大，四面围着城墙，房屋挤得密密层层，连一块透气的空地都不剩。为防城里太热，我们在城外租下了一面山坡，打算在上面盖一座避暑的小屋。可是地方官却以乡民极其仇视洋人、他不敢准许我们住到他们中间为借口，叫我们停了工；随后又把说动某位农户收我们做房客当作天大的人情，还提议说，我们若是到他家去住上三个月，乡里人或许会慢慢看惯我们。

白天非常热，我整天关在农家那唯一的一间堂屋里，于是开始记起日记来，缘由大概和我常见人们在海上航行时记日记差不多。他们一般都坚持不到底，我也一样；不过只要还在写，我便把所能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都记了下来。这便是那本日记，里面记着许多简单的乐趣，也有一些难熬的日子。

“小安妮，人生就是悲伤与阳光，花朵与荆棘。”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日子太平淡，不值一读。另一些人则会因为它是一幅未经修饰的图画，画的是远在内地的中国人的生活，而且是在还没有人听说过义和团之前，反而更觉得有意思。

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　结果我还是一个人到农庄去了，十点钟动身，过了十二点才到。其实横渡长江并不慢，倒还颇为惊险，因为眼下并没有涨水。那些可怕的礁石，冬天里围成了龙门那个奇特的小港，如今全都淹没在水下，我们的船便从上面飞驰而过。上岸以后天气热得厉害，苦力们吃饭歇脚耗了好长时间，才把我从江边抬上一千英尺，到了第一道山岭顶上的涂山寺。到了农庄，我很恼火地发现家具还没有擦洗干净，污垢散发出一股浓重的气味，尽管已经派了好些人出来打扫了好几天；堂屋一头的那座神龛，我原跟主人家说过可以搬走，却还摆在那里。我一提起这件事，厨子便嚷道那是搬不得的。“那好，总得打扫干净，”我说着，拿起鸡毛掸子就动手，顿时扬起一阵灰雨。苦力们一齐叫起来：“你不能碰它！我们也碰不得！”“去把女主人叫来，”我说。可她也连连摆手，嚷道：“我碰不得。”苦力们齐声附和：“她碰不得！她是女人！”不一会儿，农夫出来了，十分客气，却也十分郑重。原来只有他才能打扫。可他动手时那样毕恭毕敬，一看便知那层层积灰是永远也除不掉的。于是我便又擦又刷，把东西敲打得七零八落，让别人再去归置，直到整座龛架在灰土纷飞之中渐渐散了架。“菩萨（神像）不会喜欢脏的，”我一再地说。可是最后他们总算让我明白了，那并不是供菩萨的神龛，而是供奉祖宗牌位的神圣所在。“哦，是祖先啊！”我于是说，“那好，祖先也不喜欢脏。他们会愿意干干净净的。”农夫和他妻子听了似乎都觉得很好笑，尤其是女主人，她完全赞成，可就是什么也不肯碰。“我们在祖先的画像前供鲜花，”我说。孩子们听了，便在我面前挥舞起爆竹来，表示他们敬祖的办法好得多。这时农夫和大儿子擦拭了牌位和牌位前插着香的香炉等等，我高兴地发现，现在有一个苦力真可以去擦神龛的外面和顶上那些格外肮脏的木板了，而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把下面柜子里所有发霉的书都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掸去灰尘，末了再整整齐齐地放回去。随后大儿子撕下旧的红纸条，在新的红纸上写了“如在其上”几个字，贴在祖宗牌位的上方，正中还小心翼翼地挂上一面小镜子。我恳求他们先把镜子洗一洗。经过这一番隆重的敬礼之后，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现在竟可以随意把我们的储备物品放进下面的柜子里了！我们的听差更是若无其事地把两只气派十足的瓶子立在龛顶上，正对着祖宗牌位。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样摆放有什么不妥。

他们正忙着织棉布，我们是听着隔壁屋里的织机声入睡的，早上醒来，又听见织机已经响起来了。

七月七日　第一次穿上中国衣服，觉得凉爽宜人，决定天热过去之前再不穿别的了。非常难熬的一天！雷雨交加，即便在我们这座位于第二道、也是更高一道山岭上的山顶，也没有一丝风。这里高出江面一千三百英尺，海拔两千英尺。

七月八日　今天农庄里忙着纺纱，我们窗外那片三合土打谷场——月夜里坐在外面乘凉最好不过的地方——全被绷在长架子上的棉纱占满了。我发现去年穿草鞋时裹的棉布带子不舒服，农夫的妻子便提出替我裹脚。她裹的法子跟裹她自己那双可怜的、畸小的脚一模一样，只是因为我的脚大得多，用的布带宽一些，约有两码半长。让我意外的是，她的裹法不但齐整，而且极其舒服，正好在脚需要托住的地方托住了它。

上了山；后来看见一场大雷雨越过我们从那里望得见的百来英里原野压了过来，我便赶紧下山，也没换衣服就坐在外面看雨逼近。唉！我身上穿的是凉爽的中国衣服，根本抵挡不住天气的骤变，结果腰腹受了重寒，便没有力气跟农夫的妻子出去看了。她可是急切兴奋得很。原来就在我们头顶上，突然响了一声尖利的霹雳，像是猛然放了一枪，后面却没有接着隆隆的滚雷，有什么东西落到了下面的一块水田里。一大群人聚拢过去，我们后来听说那里有一股浓烈的硫磺味，还看见路边一座神龛的石角被打掉了，可是落下来的东西却陷在松软的水田里找不到了。

七月九日　一夜高烧，浑身骨头都疼！傍晚冒雨被抬回城里，立德穿着睡衣裤，裤腿挽得老高，大步流星地走着，不过还不及苦力们挽得高，他们那双线条匀称的腿几乎整条都露在外面。我又被仔细地换上了西式装束。这样当然方便得多，也体面得多。

七月十九日　空气清新芬芳，令人想起翻晒干草的日子。农庄的女主人打了小孙子一顿，因为他腿上长了疮，却没有好好洗。她洗衣服的样子最叫人喜欢：搬出一只大木盆，架在条凳上，就放在给我们打谷场遮荫的那棵大核桃树下。她不用肥皂，却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今天他们在用米汤浆纱，煮过之后放在极猛的太阳底下晒干。因为我们要给小马找个马厩，又嫌茅厕和猪圈的气味——在四川，猪圈照例设在茅厕下面——他们便把旧的让给我们做马厩，自己另盖了一个新的。新茅厕简直富丽堂皇，是农庄上抹灰抹得最用心的地方。当然，我们周围所见的一切丰饶，都是从这里来的。

大女儿回娘家来住一天。她坐着轿子来，带来一桩伤心事：她丈夫打了她。她丈夫开了一家卖布料的小铺子，据我所能弄明白的，她找裁缝做了新衣裳，却没有坚持要用丈夫铺子里的料子。所以账单送来时，丈夫不肯付钱，反倒把她打了一顿。我们带着小马和轿子到后山去，虽然五点多才出门，斜射的阳光还是晒得我直犯恶心，我们便只在山的背阴面静静地躺着，眺望风景。那风景沐浴在阳光里，分外清晰，而我们是从石灰岩山岭的阴影中望过去的。远处那座高山，我常看见雷雨在它周围聚集，如今却清清楚楚地耸立着，山顶平如桌面，几层峭壁在阳光下闪着白光。原来那就是金佛山，有三天的路程，刚有两拨教士到那里去寻找疗养的地方。我们的一个苦力当过兵，他说曾跟着他的将军到那里去烧过香，可是那时山顶庙里的住处太糟，没法在那里过夜。他说那里有汉人，也有一族苗子（土著），山就在贵州省的边界上。乡里人都围拢来同我们的人说话，似乎极有兴致谈论其中一拨教士，他们带着一个小孩，还有五个挑担的苦力，一共九个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听说沿途的客店都不错，只是一路很热，看上去也确实如此。

晚上，我们坐在外面的月光下，享受着最沁人心脾的凉风，正要睡着，农庄上的一个男孩又跑来问立德什么时候把他的洋枪拿出来。这孩子一整天都对这支枪兴趣十足。不一会儿才知道，原来农庄上所有的男人都要带着粗棍和简陋的长矛出去，猎捕一种偷吃他们玉米的野兽——究竟是什么，我们没弄明白。于是我们也去了，厨子、苦力，一个不落。我们一直往上爬，爬到了耕地的最高处。男人们在那里动手挖起来。他们白天已经用石头和泥土堵住了一个洞口，可他们说一共有三个洞。正挖着，又来了一个人，拿着我们的一支蜡烛——是厨子为这件事拿出来的——那是洋蜡烛，在风里淌得一塌糊涂。接着两条狗也找来了，我们非常担心，生怕那条长毛㹴在摇曳的光影里被当成我们大家出来要打的野兽。男人们一个劲儿地恳求我们那条漂亮的黑色指示犬来指出野兽在哪里，照他们的说法是来替他们挖。可是博不肯有半点兴趣，这也是对的，因为原来我们大家出来要打的是一头野猪，而现在看来它显然不在家，任凭我们的苦力挖了又挖，把长矛往它鼻子该露出来的地方捅了又捅。于是，那繁星满天、没有月亮的夜空的宁静之美，以及那片景色——前景那些不甚好看的水田如今被夜色遮住，景色便显得美不可言——都没有被杀戮所玷污。我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清新得多，还试着叫出一颗颗星星的名字，然后又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下陡峭的山坡。农庄女主人很遗憾自己没能一起去，可她说，男人们都出去了，总得有人留在家里。现在才知道，这个非常殷实的农家，总是把烤玉米棒子往我们手里塞，却连一支中国蜡烛也没有，他们的照明只限于一碟豆油里点着的一根灯草芯子。

七月二十日　大约两星期前，农庄的孩子们无比得意地拿进来一枝漂亮的卷丹，说它的花苞放在水里就会开，每天早上都来夸耀一番，如今花已经谢了。前天他们拿来的一枝橙黄与乳白相间的百合，一来就把卷丹比得黯然失色，如今也谢了。那种样子奇特的猩红色花，我只知道叫龙船花，也已经枯萎了。厨子告诉我们，他终究不打算娶四川女人了。我们原以为事情都已经说定，还借了钱给他办喜事。他现在说，等我们能放他走，他想回自己的湖北老家去住一阵子。因为照他的说法，这里的女人个个抽烟，还有许多抽鸦片，事先你怎么能知道呢？不错，她们是便宜。十两银子（约合一英镑十先令）就能娶一个老婆，二十两就能娶一个很好的。可是万一你付了钱，到头来才发现她抽烟，那你的二十两银子就白白扔了！而在湖北，他挑中的姑娘，家世亲戚他都能打听得一清二楚。真是聪明人！显然，不用高尔顿来教，他也深信遗传之说。可这些中国人又是多么古怪啊！我们的一条货船刚刚出了事，账房的管事对立德说：“我已经给下游捎了话，以后再也不要给虾子保险了。这种货可怕得很。你想，它有气味，江猪和别的大鱼就这样知道了是什么东西，便在水里闹腾起来，想钻进去救它们被囚的同胞。”连那个信天主教的文书也说：“那一船出事的虾子里，一定有千千万万的魂灵。”沿着南边的山岭散了一回步，十分惬意，一路走在松林的阴凉一侧。一只小鸟几乎从我脚底下飞起来，我在四根高茎之间找到了它的巢，里面有四枚带斑点的蛋；我请苦力们别去动它，一个钟头后再经过那里，满意地看见同一只小鸟又飞了出来。今天有一只可爱的绿色螳螂飞进了我们屋里。可是夜里月色朦胧，看得见的星星也不多。看样子又在酝酿一场暴风雨。天气很热，不过农庄里的温度计没有升过八十六度，因为那间屋子高敞，茅草屋顶又厚，挡住了不少热气。

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农庄上已出嫁的女儿，带着个三岁的小男孩，脾气很坏，还没断奶，身上主要穿着一件围兜，前后都是他母亲用十字针绣满的花样。另一位是个年轻女人，脸上精心搽了胭脂，指甲染成粉红，头发梳成两绺，一绺向右、一绺向左横过额头，在额头正中交叉，不见发缝，这种发式实在难看得出奇。她脑后的发髻上围着一圈白花。一条镶蓝布边的白布裤子，一件同样镶边、颇长的白布褂子，便是她的全副打扮了。她太讲究，干不了什么活。可是这家的女儿一到就动手帮她母亲从一种荨麻里剥取织夏布用的纤维，除了给孩子喂奶，差不多干了一整天。要把茎秆折断而不弄断外皮，然后再把这层外皮剥下来，看来需要些窍门，我没有去试。不过有了合用的工具，我发现把皮从纤维上刮下来倒很容易。右手拿一把边缘锋利的小铁刮子，右手拇指套进一个卷筒，这卷筒放进刮子里时正好把它填满；然后左手拿着高荨麻的皮，在锋利的刮子和套着的拇指之间一遍又一遍地拉，直到纤维完全干净为止。天阴着，坐在外面很舒服，可是农庄的女主人不让我学成这门手艺，她给我看她那双被荨麻染得斑斑驳驳的手，要我小心别让衣服沾上，免得也染了色。随后她们用本地土话议论起我来，互相说：“她听不懂！”唉，这倒是真的。不一会儿，来了一个人，扁担两头挂着两只筐，装满了爆米花，有些用糖稀做成了糕，大多数是一包一包的。谁也没有急着要买，连孩子们也不例外。我尝了一块米糕，然后把它送给一个孩子，并吩咐我们的听差给其他孩子也买一些。可是这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主意，他们却完全不能理解，个个都自己掏钱买了起来，一会儿便都嚼上了。他们嫌价钱贵，卖糕的人说从重庆挑到这里路远，于是我原以为这些糕看上去这样干净，是因为出自附近哪家清洁健康的农家，这个想法便落了空。

下午，我骑着我们那匹漂亮的四川小马到了山顶，然后吩咐我们雇来在这里照料它的那位老汉，把它牵去接立德。可是结果倒是小马牵着老汉，在山顶上到处追逐一片片好草，把他遛得团团转，中间还时不时连鞍子一起就地打滚。老汉同它说了许多话。可是到头来还得我亲自出马，不然他们根本下不了山。他们走了还不到半个钟头，就传来一阵欢快的嘶鸣，只见山腰转角处出现了一匹披挂得花花绿绿的小马，配着高高的红色中国马鞍，脖子上挂着一整圈大铃铛，颈前垂着一大绺红缨。一个人在前面牵着，一个人在后面跟着，不一会儿，那座大宅子里的少爷也来了。他家的大花园是个地标，我们要绕过它才到得了我们的农庄。他一边走，一边摇着扇子，可是一见我就径直走过来，没完没了地问：我们卖不卖我们的小马、我们的洋鞍子、我们的狗，买不买他的小马，什么时候到他家去“耍”——那是重庆话里一个极传神的字眼，意思是尽情玩乐。他最大的乐趣，是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肯不肯卖我们那条长毛㹴杰克，就是中国人叫作狮子狗的那种，因为我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卖。不过看来他真正想要的是那副洋鞍子。他说他那匹小马是从贵州来的，花了五十两银子（约合八英镑），又想知道我们的要多少钱。最后太阳快落山了，他认为还是走为上策，因为他说太阳一下山准要下雨。结果却又是一个晴朗可爱的夜晚。现在才知道，隔壁屋里织布的人家也和我们一样，只是农庄上的房客。昨晚他们织得比哪一天都晚。这实在叫人烦恼，因为他们织布，吵得我们睡不着。他们从不停手。我倒很想知道他们付多少房租。我们经地方官安排，两间屋子三个月付六英镑——是一户中国人家租同样房子的十倍。不过我们本来有权再用一间，却让了出来，因为农庄的人声称，他们一大家子人，我们要是用了那间屋，他们就得搬出去，可现在我们才发现，他们一直把这另一间屋租给了别人。

七月二十二日　今天是难熬的一天，因为立德请了邻近各地的十六位团首来吃饭。我们搬出城之前，他们曾来拜访过他，带着一张写满他们名字的大红帖子，祝贺我们乔迁。他们正好坐满两桌，没有立德和他买办的位子了，于是他又请了六位重庆人来坐第三桌。定的是重庆所能办出的最好的酒席，每桌八个人，连碗盏在内，要价四千文（按目前兑换率约合十先令）。我们的人一大早就从城里陆续过来了；他们断定二十四个人不可能都在我们的堂屋里吃饭，尽管有太阳，也得在外面摆两桌，于是派人回重庆去取我们院子里用的凉棚，好挂在外面的核桃树上。凉棚到一点左右才送到，城里的客人却十一点就开始到了。先来的是那位钱庄老板，穿一件夹着细纱条纹的白绸长衫。他脱下长衫时——他们吃饭时都脱了——里面是一件带灰条纹的硬挺黑纱短褂。买办穿一件灰色茧绸长衫。那位读书人和立德穿的是白夏布长衫。团首们差不多都穿短褂，也有一两位为这个场合穿了新长衫，而且个个都套着极讲究的绸套裤。他们看上去是一群极体面的人。他们坚持要城里人坐在屋里，因为那里凉快些，他们说自己都是乡下人，惯于坐在露天。城里的先生们随后派人来请我入席同他们一道吃，因为要在我卧房里单独给我上菜有点不便。可是我谢绝了，因为我想他们也许想光着膀子，中国人夏天照例是这样的。不过因为是在乡下，他们觉得凉快得多，到头来也就不想脱了。我想开席大约是在两点钟，最后总算也有几道菜端给了我，味道似乎很好。饭后，我给他们拍了两张照片，团首们似乎高兴极了。他们告辞时看来兴致勃勃，再三道谢。城里的客人四点三刻一起走了。随后我们照例到山顶去，坐在我们那座未盖成的房子的地基旁。我骑的是英国女式偏鞍，发现比跨骑累得多。不一会儿，那匹漂亮的小马和大宅子里的少爷又带着全班随从出现了。过了一会儿，立德把他带回我们农庄喝茶。原来他才十七岁，正在攻读准备考秀才。他看上去倒更像二十四岁，而且已经娶了亲。他恳请我们第二天到他家去耍。他家里是一位退职的富有官员的几房遗孀和儿子们。

酒席散后，我们所有的苦力和客人们的轿夫立刻坐下来吃剩下的东西。农庄的女人们单独坐了一桌，也分到了她们那一份酒菜，看样子高兴得很。大家都吃完以后，我们的一个苦力非常急切地要我亲眼验看，搬出来的那一大坛酒已经一滴不剩了。这我完全相信。可是他说那酒好极了的那副腔调，倒真值得一听。开席时先放了约莫五分钟的爆竹，爆竹一长串一长串地挂在树上，看上去颇为好看——像一串串红辣椒——直到它们噼噼啪啪炸响起来。我们备了不少，此外钱庄老板又带来一批作为礼物。我听说，按照规矩，凡是坐轿来的客人，我们都给了他的轿夫一百文（约合三便士）。他们给了我们的仆人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团首们都是走来的，我们还多亏了他们当中为首的那位借给我们额外的桌子和板凳。我们的房东也是团首之一。晚上我们在月光下下棋，农庄的人看得非常高兴，可是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棋子都能过河，也就是越过棋盘的中线，而他们的棋子只有一部分能过河。这一切过后，立德叫人把蚊帐挂在核桃树上，睡在外面一张行军床上。

我今天注意到，屋前那棵小橘树上结满了很大的青橘子，旁边那棵石榴树也结了许多果子。他们从葡萄藤上摘下了许许多多硬得像石头的葡萄，见我没法吃这种样子的葡萄，大为失望，恐怕藤上已经一颗也不剩，等不到成熟了。孩子们又给我拿来一大把一大把新鲜的猩红色龙花。原来它叫龙爪花，不叫龙船花，因为花形像爪子。它通体鲜红，花萼、花冠、花茎，无一不红，同蕨草和青草插在一起很好看。

按照中国历书，今天是大暑的开始，可是这里的温度计整天都在七十八度到八十一度之间，而且一般总有一点微风。

七月二十三日　我们带上小马，沿着一条阴凉宜人的小路向南边的山岭走去。随后立德非要走下那条全是石阶的陡峭山路，去看看那家路边客店，我远远望见时就很喜欢它。客店的位置很好，门前有两棵高大的黄葛树（榕属），是一种榕树，浓荫蔽日，面对着林木葱茏的山丘，谷中是一片片清风习习的山坡。可是它周围又脏又荒废，推荐给需要换换环境的重庆朋友看来是白费力气。店里有两间还算宽敞的屋子打通成了一间，可里面只摆满了铺着草垫的床，别无他物，而且相当暗，对着一个肮脏的院子；当然，这比我们旅途中常住的地方好得不知多少，但毕竟不值得为了一夜而离开自己的家。我们俩都睡在核桃树下，可是没有一丝风，狗又叫得厉害。

七月二十四日　立德今天一早就到了他的办事处。他走后，我穿好衣服出去散步，十分惬意，六点半回来。我朝着避难寨走去，寨子在附近最高的那座山顶上，海拔两千五百英尺，在四周的景色里都是那样醒目。它的雉堞把山的两个峰顶连在一起，最后由一道寨门相接，今天我正是从这道门里看见太阳升起来的。空气那样清新，那片荒野景象又那样令我想起坎伯兰的荒原，我不禁纳闷，为什么人们要抱怨这里的夏天。不过温度计在二十四小时里只在八十度到八十六度之间变动；后来一大群女人蜂拥进来看我，互相招呼着坐下，往我卧房里张望，处处自便，全然不顾我的感受，这以后我便只有力气在傍晚让人抬上山去，坐在轿子里吹吹风了。远处有雷声。看样子很像要来暴风雨，一个人睡在外面又显得毫无遮护，我实在一点也不想这样。可是蚊帐已经挂在那里，厨子也理所当然地在下面给我铺起床来。于是我不好意思说自己害怕，况且还有三条狗，有人走近它们会给我报信。可是等我出去上床的时候，却看见我们那个当过兵的苦力不仅直挺挺地躺在我们的一把山轿椅上，而且把椅子摆在了我的床边。“你在那里干什么？”我问。“这是我的床，”他答道，“我一向睡在这把椅子上。”“为什么不在原来的地方？”“屋檐底下蚊子太多了！”他厚着脸皮，满不在乎地答道，“今晚蚊子多得要命！”“好吧！你知道你不能睡在这里，挨着我的床。把椅子搬开，搬得越远越好。”他照办了，丝毫没有难为情的样子。

农夫的妻子正忙着一边唠叨，一边把夏布草的叶子剁碎喂猪。已经十点钟了，他们向来四点钟就起床，我想她也该去睡了，好让我睡觉，可她剁了又剁。于是过了一会儿，我想，不如就在蚊帐里看着她吧。我盖着一条毯子，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凉风习习，到快天亮时，风竟把蚊帐从我身上吹开了。接着有个人举着火把走过，所有的狗都狂吠起来。不久农庄的人起来了，生起了火，男人们在曙光中出来洗脸。头顶的树上，核桃开始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地往下掉。风越刮越大，我不禁想，要是有一颗碰巧落在我眼睛上，会是什么后果，最后我觉得还是进屋为妙，在清新的晨风里又安安稳稳地睡了两个钟头，才算睡足。

七月二十五日。立德很晚才出城来，告诉我说，离汉口约一百英里的地方，有两个瑞典教士刚刚被当地百姓杀害了。据说事先已贴出告白，说他们若不离去，到某个节日便要取他们的性命。可他们不肯相信。知县请他们到衙门里避一避，却也说他管束不住百姓。他们仍旧住在自己屋里，暴民把他们赶了出来，终于把他们杀了。怎么杀的，我们还不知道。汉口人心惶惶。

七月二十六日。夜里凉爽，清晨更是凉意袭人。厨子说自己病得厉害，一个苦力也病了。自六月二十九日来此以后，我们头一回有了欧洲客人——一家苏格兰圣经会的代理人。他骑马上来的时候，我简直觉得不知该同他说些什么才好。袁家那个年轻人又到山上来找我们，还带了一位表兄弟和另一匹小马，于是山上一共有了四匹小马。两个年轻人不请自来，又回来吃点心，像两个小男孩一样，把我们的蛋糕吃得一块不剩，趁我不留神还想自己动手去拿。

七月二十七日。厨子又不舒服。天气凉爽！远处四面都是雷雨。又朝寨子（避难的堡寨）那边走去，看那些雷雨，它们把各重山岭远近的层次分得清清楚楚。据我估计，南面望得见七重山，有一重甚至在金佛山之外——据说金佛山有九千英尺高——西面还有三重。太阳透过云层洒下银光，底下一口大荷塘看去像一片银池，墨绿的大荷叶在银光里衬得十分好看，叶子最密的地方，仿佛杂着朵朵银花。

我们那只可怜的黑色小猎犬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我们不知道它得了什么病，正拿甘草试一试中国的土方子。今天给那只长毛㹴洗了澡，我和那个当过兵的苦力花了好几个钟头替它捉虫。它每两个脚趾之间至少有两只扁虱，有的地方三四只。我每天都要在它身上花好几个钟头，却一直没去看它那毛茸茸的小爪子，以为爪子上要是有什么毛病，它走路一定会瘸的。

七月二十八日。立德一早就走了。我七点钟起身，觉得依旧十分凉爽，寒暑表只有七十九度，便想在早饭前散几分钟步；谁知空气潮得很，回来时浑身汗湿，只好把衣服全换了，擦干身子。好闷的一天！重庆上空乌云密布，那片阴暗像热雾一般，慢慢朝我们这边爬上来。我们吃的水来自一眼泉，泉水流进一个小池塘，今天发现池里满是青蛙，小小的，模样极其匀称，通体鲜绿。今天鸟儿在起居室里飞进飞出，好像也被这天气搅得不安。下午一点动身去重庆，一路草木繁茂，向日葵在抽了穗的稻子中间有气无力地耷拉着叶子，还有玉米、小米、四季豆、芋头和荷。只有后两样壅在塘里的泥中，看上去不缺水；有些荷已经在拔起来取藕了。到江边一看，江水涨了许多，水流湍急，难怪雇船颇费周折。我们等了好一阵，打发人到老远去找船，结果只有一条大船可雇。船家起初不肯载我们，最后才答应，要一百八十文钱，是我们平常所付那笔已算不小的数目的三倍。苦力每人付八文。上船十分钟后，我们反倒比出发时往下游漂了一大截，原来拉纤的人怕从陡岸上被拖进江流里去，把纤绳撒了手。厨子便想劝我回去。当初要不是他一再催促，我想我根本就不会动身。此刻我却不愿回头了。多亏他出了大力，我们终于到了对岸，前后差五分钟就两个钟头。这才听说，早上另有一条船也像我们一样脱了纤绳，船上八个人淹死了三个；立德还派了个苦力来关照我，别想过江，太危险了。可大概是因为水势的缘故，他派的人没能及时过来。过江时觉得很冷，人们说这回江水陡涨，是西藏雪化的缘故；上一回则是因为云南下雨。

七月二十九日。和 立德坐在屋顶上的晒台——也就是晾晒东西的地方——看雷雨在四周移动，却一场也没落到我们这里。他注意到隔壁染坊里一个踹布的苦力，正在他那晒台上对着雷声叩头！居然在门口买到了一些葡萄，还没十分熟，但也差不多了，而且串串都很好。晚饭有一盘藕丝，拌了糖。味道还不错，似乎是要配着鸡吃的——那鸡同黄瓜、姜和一种白菜一起炖，这样炖出来的鸡汤鲜美极了。这样的搭配看着古怪，吃着却可口。

七月三十一日。原打算昨天过江，可江水很大。接着下起雨来，最后我们的男仆病得走不动了。第二天我决定只带厨子和挑水的苦力动身，可挑水的病得厉害，便找了个人来替他。这闷人的天气，中国人似乎受的罪和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还多。我们从很上游的地方过江，那里水面平些，是被下游的水顶住了的缘故。可是一条支流上的桥，从前架得那么高，这时还淹在水里，只有栏杆上石柱的顶端露出水面。农家里凉爽宜人，下午我们骑马走了好长一段路，见到一塘荷花开了，只是花朵很小，大约只有日本荷花的一半大。

八月五日。这几天有客人来，我的时间被占去太多，只顾得上欣赏四周辽阔风景里那些绝妙的云影变幻——雷雨总是来势汹汹，却始终没有落下。不过昨天终于来了一场，我想连重庆也一定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了。我们只沾到它的边，但泉水已经重新满了，几分钟之内寒暑表就从八十五度降到了七十七度。立德来时犯了很厉害的腰痛，这病在此地似乎很常见，所以我们只散了很短的一会儿步。想在一处有凉风的观景地坐坐，便向附近一户农舍借一条板凳。送板凳来的小男孩，人家客客气气同他说话，他也一一用恰当的客套话作答；他还郑重其事地央求我们买他家六个鸡蛋，说家里只有六个。我们的苦力马上回答说，一次买不到十个我们是不要的；我们却坚持要买这小家伙的六个鸡蛋。不一会儿他就拿着蛋来了，我们给了他两块小小的洋点心，他显然高兴坏了，连礼数都忘了。这场暴雨打落了许多核桃，农家的小男孩——昨夜他呻吟不止，吵得我睡不着；他两条腿上长了可怕的皮肤病，膝盖底下尤其厉害——满心欢喜地给我送来四个。一场雷雨从十点钟起时断时续地下起大雨，一直下到四点。在那以前，空气一直很闷。我们到南面的松林里闲逛了一回。我们有两个仆人请假出去——一个用中国话说是去「敬神」，一个用英语说是去赴「四人席」——原来附近庙里在办庙会，昨天傍晚我们看见一个人挑着一担沉甸甸的米，摇摇晃晃地往那里去。几个从庙会回来的乡下人过来，在晒坝上随处坐着；几个脸色明快、看上去很是体面的妇人还想同我攀谈。接着，带着中国人身上那样显眼的不知分寸，我进卧室去换衣服时，她们竟凑到窗前往里瞧，而这种事要是换了别人对她们做，她们是不会乐意的。我于是气冲冲地拉下了窗帘。晚上天蝎座、仙后座和大熊座都很醒目，不过四川那柔和的雾气，似乎总是把此地星辰的光芒冲淡几分，正如它也仁慈地冲淡了太阳的光芒一样。

八月六日。空气中有一股清爽的秋意，我们起床时寒暑表居然只有七十四度，自七月三日以来还不曾有过——那时这里凉了两天。重庆上一回是七十四度，还是在六月二十一日，一个地地道道的雨天。今天北风清新，阳光灿烂，蓝天美极了，飘着白絮般的夏云，我们觉得再没有比待在农家更好的了。早饭前我到山背后去，好清新宜人的风！金佛山——据说离这里有四到六天的路程，说法不一——那平平的山脊一路清清楚楚，只有一两片白云从山后升起，看样子过了晌午就要把它遮住。农家的人正在剥玉米，所以此后再也没有烤玉米或烘玉米棒子吃了，改吃「粑粑」——他们管玉米面做的热饼叫这个名字，去年往西藏去的路上，我们吃得很是开心。粉红的紫薇似乎已经开过了，如今我们只有白木槿和蕨草，桌上还有一枝红玫瑰。村里的塾师来看了我们几次，跟他同来的还有个穿着寒酸黑色长衫的年轻人，我原以为是他的助手，他却说他家拥有那座寨子——那座避难的堡寨雄踞在这一带最高那座山的两个山顶上，把两峰连成一体。他说一百五十年前他们花了两万两银子修建，如今要卖得八万两。寨子附带有稻田，每年进项六百两。他家就在寨子后面稍低的地方，据他说住着一百口人。旁人告诉我们，那是一座很气派的宅子，还有个好花园，所以他邀我们去，我们很高兴。那塾师看来是个很快活的人。今天是收拾各样种子的大日子，一筐筐玉米在剥皮，红豌豆、黑豌豆先摊在太阳底下，用叉子翻来翻去，像翻晒干草一样，然后再收进筐里。天气这样好，引得我拍了好几张照片，可我想后来我是因为在太阳底下晒得太久而吃了苦头。傍晚上山，发现景色又是清朗极了。许多大鸟正飞进一片松林去栖宿。它们样子像野鸡，可苦力们说那种鸟不能吃，所以我想大概是松鸦。它们似乎很不安宁，飞来飞去的。

八月七日。今天进了重庆城，好在寄出的邮件发走以前，先看看寄到的邮件。早上在农家是七十二度，到了城里九十二度，觉得热极了；而邮件照例又叫人失望。信没有预期的多，报纸一份也没有。到明天，我们就整整四个星期没收到报纸了，虽然照理每五天就该有一班邮件到。账房的掌柜请我去赴一席晚宴，是他太太和买办太太在天主教会馆的花园里设的。可我得回农家去。苦力们闹起脾气，偷起懒来，临时只好另找两个人替换。回来的路上拐了个弯，去看几块姜田——刚种下的时候我们在有塔的那座大寺院附近见过。姜看来像一种藤竹之类的东西，现在才一英尺来高。听说应该长到两英尺。它种得十分仔细，一行行笔直，行与行之间有五英寸宽的沟，沟里看来一直保持着满满的泥浆，但比植株低得多。整片田上似乎都笼着一股姜味，可我尝那叶子，却尝不出一点姜的味道。天黑才到家，路上看见一两只萤火虫。

八月八日。去拜访袁家。人全都到重庆去了，只剩下我们那位骑小马的年轻朋友的曾祖母。她告诉我们她七十七岁了；看来眼睛耳朵都还很好，说话清清楚楚，听着叫人痛快。可她说不能陪我们去逛花园，因为她走不动，而且园里这时也没有花了。上回我们来时开着那样华美花朵的山茶树，如今许多都长出了白叶子和杂色叶子。我在外面当作红叶的东西，原来是紫薇，看去像一团火焰；还有一株栀子，另有一种珊瑚色的花，我虽常见，却叫不出名字。仆人们给我采了几株兰花，虽然不算很好看，我见了却很高兴，因为我早就留意那些叶子，一直在猜它们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来。我们的苦力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口正在为老太太预备的大寿材。立德要我告诉她我看见了寿材，并恭维几句，这在中国是应有的礼数；可我实在说不出口。她的举止完全是大家闺秀的气度，我觉得她那双手也是，可穿戴却和随便哪个穷妇人一样。仆人们把我那身中国衣裳的每一处都细细察看，赞不绝口，我穿欧洲衣服时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端详过。显然她们喜欢得多，也看重得多。墙上像日本挂轴那样挂着一幅水彩画，画的是一位身穿隆重官服的先人。看来画得极为逼真，那张脸凸现出来，叫人简直不敢相信不是浮雕。

今天我们的晒坝上又摊满了豌豆，还有漂亮的玉米棒子，像干草一样被耙来耙去，准备剥皮。这户农家确乎是样样都出产。农夫这一两天出门去了。原来他在附近最大的一座煤矿做煤炭生意，就地买煤，运到重庆零卖。要不是有这样一位能干的妻子，他手头的事就够他忙的了。现在的情形是，农庄和孩子似乎都由她操持。她不肯让那个腿上生病的小男孩进教会医院，说这孩子很难管，到了那里一定会哭闹淘气。再说，谁给他饭吃呢？医院会管饭，她大概觉得难以置信；就算她信了，也会马上疑心这样的慷慨背后藏着什么深远的图谋——当然确实是有的，那就是让病人离弃他们祖宗的信仰，转而倾向另一种信仰；而这个安于现状的妇人，像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大概会把这看作最可怕的事。然而这可怜的小家伙不进医院是治不好的，因为他必须完全静养，所以他多半还要随着天气对他腿的影响，夜里一直呻吟下去。眼下他好些了。

八月十五日。自上次记日记以来，出了一桩很不幸的事。我们的小狗老是叫，吵得我们实在受不了，为了夜里能睡上一觉，九日那天我把它关进一只筐里，外面再套一只筐。那一夜下雨，冷飕飕的，我们关上了前门，这差不多是来此以后头一回。可第二夜又闷又下雨，我便让前门开着，却仍像前一晚那样把可怜的小杰克关了起来。第二天早上 立德一醒来就说：「睡在外头这里真是没用。我觉得昏沉沉的，倒像是要上床去睡，而不是起床。」可我的注意力却被别的事引开了：我看见自己的衣服——原先整整齐齐放在一只旅行筐顶上的——乱七八糟地扔在泥地上，筐里的东西也有一些丢在泥土里。接着又看见柜子里的衣服也有几件落在地上；我原先放在窗台里面一角的梳子和刷子，挪到了别处，搁到了木栅栏外头；烛台也在栅栏外头，而且我觉得蜡烛比我留下时短了许多。床那一边，我的墨镜和腰带也掉在地上；床底下，恰好在我睡觉的位置正下方，放着一只托盘，是从一只筐里取出来的，显然是夜里放到那儿去的。我完全糊涂了，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往起居室里一看，灯还在我放的地方，可灯罩和玻璃罩都搁在旁边，没有套在灯上，好像有人把它也点过了。稍一查看便发现，我们两人的表都不见了，还有 立德的罗盘、我们两人的眼镜、所有的匙叉，以及我们带出来的床单和桌布，还有 立德所有的中国衣服，和我的许多欧洲衣服。不过有个苦力四下里找了找，不久就把我的欧洲衣服全拿了回来，连同一些毛巾和餐巾，都是被扔在近旁的玉米地里，被雨淋透了。看来这些东西一概被当成了不值钱的，因为那料子裁剪得太零碎，中国人用不上。我们那只小狗的举动十分古怪。它不像往常那样一下子从筐里蹿出来，而是呆呆地坐着，由着农家的人全涌进屋来，说着话，四处张望；而平常哪怕农夫的妻子进来，也得把它按住才行，它就是那样恼恨我们自己仆人以外的任何人走近我们的东西。它显得非常困倦，过一会儿便坐下来，盯着隔壁那间屋子的门，可谁也不去招惹。我当即的印象是它被下了药。可要是一只狗的姿态可以相信，这可怜的小家伙分明是在说：「我累极了，可你们到那扇门后头去看看，就会找到你们的东西。」然而它盯着的那间屋，住的是农夫夫妻和他们一家人，似乎不可能疑心到他们头上。农夫是这一带维持治安的保甲之一，当下就去报了案。不久来了一个本地衙门的差役，听我们讲了经过，说是要把一切记下来，可他似乎并没有记，只是随便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几个钟头以后，县衙门里来了三个坐轿子的人，后面跟着一大群随从。在我看来最奇怪的一件事，是每个人都那样安静！没有惊叫，也没有哀叹！农家的人也丝毫不想洗清自己的嫌疑！这几个人倒是把一切都记下来了，尤其要一份仔细的失物清单，把每样东西描述清楚，好去各家当铺搜查。此后不久我们进了城，因为下雨，我一直到昨天才又出来，可昨天又出了一桩事。我们的小马独自在这里待着，精神养得太足了，驮着我就往屋后的山上奔去，山那么陡，它却因为又能出来而高兴得尥起蹶子来。于是我索性骑着它一直上到一座我们从没上去过的山顶，在那里碰见农家的孩子们在采一种东西，看去像是最小、最疙里疙瘩的山楂果，却是从一种贴地生长的灌木上摘下来的。他们嚼得津津有味，照例急着要分给我一些，可我一点味道也尝不出。不过我还是下了马，好观赏风景和格外红艳的落日，然后把小马交给我们的老仆人牵下山去，打算过一会儿再骑上，沿着大路再骑一小段。可那小马心想：「这不是回家最近的路。你们弄错了。」便把头一甩，挣脱了老仆人，尥起蹶子，沿着山坡飞跑而去。这小东西——十一掌四英寸高，身材匀称极了——这样奔跑起来，样子很是好看，幸好除了挣断一根缰绳，没有闹出更糟的后果。好在我们还有一根可以替换，等那根修好，所以倒也不大要紧。可如今没有表，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桌布也少得可怜。去年一连好几个月旅行都没有镜子，可现在旅行袋里那面方便的手镜不见了，我还是觉得懊恼。现在我又发现，那些贼是先把我腰带上的扣子拧了下来，才把腰带扔在地上的。立德说，据说中国的贼会点一种东西，叫人昏睡。要是没有这类东西，真难以置信我们怎么会一觉睡过去，任凭他们把两只筐翻得乱七八糟，还打开了一个柜子、一个抽屉和一只箱子。那只箱子里还塞了我的一只拖鞋，好让它关上时不出声响。农家的东西也被偷去了一些，特别是两个烛台和两顶草帽；可他们对此却出奇地不大声张。我忘了说，他们的狗平常睡在外头，会叫，那一夜也因为下雨被关了起来。可他们说狗确实叫过，他们中有一个人还起来看出了什么事，却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另一只狗那一夜也因为下雨，睡在后面的厨房里。今天早上，我早饭前骑马跑了好长一段，决心好好耗一耗小马和我自己的精力。可即使在山顶上也几乎没有风，空气沉闷，好像又一场雷雨正在酝酿。他们正在拔屋边的玉米秆，已经露出一行行长得很好的辣椒秧，别处则是芋头。

八月十六日。到处都是向日葵，可大多并不朝着东方。今天空气里满是桂花的甜香，我们屋里也插了一枝，还有一阵可爱的凉风。昨天屋子四周的空气里，却弥漫着三个粪坑的浓重气味——这片石头多、土质轻的地能否肥沃，全靠这几个粪坑，可人常常巴不得它们离得远些。昨天核桃像下雨一样往下落。昨夜我又睡在外头，可一丝风也没有；接着狗叫得厉害，蝉声尖利刺耳，像巡警的响板，片状的闪电似乎连续不断。我想我本该从一开始就在日记里把既没有闪电也没有雷声的日子记下来——不过我怀疑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一天——同样也该记下农家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挨打的日子。今天那小男孩哭叫得那样凶，我走出去看他们拿什么打他，因为有一天我见过他母亲拿着一根往火里添的大木柴追着他、吓唬他。可今天似乎只是一根大小还算适中的棍子。不过打下去的声音听着很重，我很高兴看见他父亲替他求情。这两晚的落日都红极了！昨天那小马又差点从牵它的人手里跑掉。它尝过一回撒开蹄子乱跑的乐趣，显然想再来一次，所以今天早上我又骑它出去了一趟。最有趣的是看它进来以后，鞍子一卸下就在地上打滚。这些西边的小马似乎像孩子一样爱打滚。我们的小马夜里躺在它那蕨草铺上，要不是那张十分严肃、十分聪明的脸，看上去活像个婴孩。那时再看，骑这么小的东西简直显得荒唐。可它一天走三十英里却毫不费力，而且还驮着分量。孩子们和农家的人近来在嚼小米秆；我觉得这像一种很差的甘蔗，唯一的好处是软得多。他们的葡萄还硬硬的就全摘了，说是葡萄攀附的那棵漆树叶子太密，果子熟不了。可我怀疑他们分得清熟果和生果。因为他们总是在果子没熟的时候就摘。他们吃这些葡萄似乎很是享受，他们劝我尝一颗、看我皱起脸来的时候，就更享受了。

八月十七日。昨夜人人都被叫去从棒子上剥玉米粒，因为这里不像去年我们在富林与雅州之间所见那样把玉米挂起来晾干——那样子非常好看，一个个村子都挂满了玉米，金黄的、红的。我终于弄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种木槿，它那娇嫩的白花眼下正开得最好。原来是用来煎一种清凉的汤饮，为此他们把绿色的花萼剥掉，把花掰开，取出花蕊等物。屋边有一株向日葵竟然高过十二英尺。今天清早寒暑表是八十二度，好久没有这样热了，不过因为有清新的风，并不觉得那样热。我们又睡在外头，不怕核桃掉到头上来。他们似乎根本想不到去摇树，只是捡落下来的。不过我就用这个法子，昨天攒了大约二十个，好送进城给朋友们，他们很难买到新鲜核桃。我们虽然总是在那棵树下坐着睡着，我至今只被砸中过一次，而且是砸在胳膊上，没什么要紧。一个出了嫁的女儿给 立德和我做了凉鞋，连鞋底都是她做的，做得很成功！她来商量一个睡衣袋，我想请人用十字绣绣得像她小儿子的围兜一样精致。她说要绣一个月，要价一千文（三先令）。可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裁缝曾替我找人绣过一个，我付了一千文。于是我出价六百文，因为我有个朋友绣一个只花了四百文，不过我想她那个的绣工大概没有我要的这样满。

八月十九日。厨子昨天居然给我们做了木槿汤，算是清凉解暑。味道还挺可口。昨天天气很热，账房的掌柜传话出来给 立德，说天太热了，他最好等到星期一再进城，这样的天气大概谁也不会做生意。就连在这农家，我们自己的仆人也都光着膀子，当然听差除外；如今他们也不再为了见我而胡乱套上件衣服了。前一天傍晚，我们散步回来，看见袁家那两个年轻人正和农家的人围坐在一张桌旁，喝不兑水的中国烧酒。他们给我带了些花来，想让 立德给他们看看他的打字机，并且一再邀我们今天到他们家去，因为上回我们去时，他们到重庆去了。于是我们五点过后去了。先在大门外停了一停，立德骑马来的，要穿上长衫。接着又停了一停，等仆人们穿上衣服。进去以后，看见门厅里有许多纸扎的马、轿子和随从，还有一个道士独自在那里诵经，四壁都挂着祖先的画像。那天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的冥诞。他八年前去世，享年八十三岁。一个年轻人出来接待我们，不是我们那位五少爷——他骑马出去了。接着进来了许多妇女。她们既不向我行礼，也不请我坐，穿得十分平常，只是些最粗劣料子的长褂和裤子。所以我压根没想到她们就是这家的太太小姐。可是那年轻人原在大门厅另一头同 立德说话，这时走到女眷这边来，把她们一一介绍给我。其中一位是他的母亲；我听出来，她就是我们头一回来时主持款待我们的那位主妇。一位是五少爷的母亲。此外还有他的妹妹和他的妻子，或许还有别的人，我把她们同女仆弄混了。五少爷的母亲被推出来陪我，她是个又高又瘦的妇人，一点也不像她那胖墩墩、宽脸盘、为人和善老实的儿子。不过她面容开朗。我四处走了走，请太太们允许我看一看旁边的一间卧室，于是大家都进去了，她们在那里给我端上茶和蛋糕。她们察看我的衣服，掀起我的衬裙等等，和穷人家的妇女一样毫不拘礼。我正同她母亲说话，就觉得五少爷的妹妹在我背后摸我衣裙上的褶子，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据我所能听懂的，五少爷的母亲告诉我，她十点钟起床，十点钟睡觉，整天什么也不做，只是抽烟和「耍」，也就是「消遣」。她说她不会做活，也不会做饭，也不读书。我没有弄清她是不是不识字。她说那两个年轻姑娘是读书的。我们再出来时，五少爷已经回来了。他从小马上摔了下来。他和另一个年轻人领我们到花园去。太太们迈着小脚，费力地跟着穿过两进院子，便推辞不再往前走了。我们经过那位老太太的寿材——她后来也出来接待我们，却是从另一边来的，始终独自站在一旁。她们笑着说那是她的，其中一个还往后仰着身子，比给我们看老太太将来怎样直挺挺地躺在里面。有十来个纸箱，装满了纸钱，要烧掉给老祖父送去，那就是道家的邮路。我们回来时，看见几个书法特别好的人正在给亡人写信。那炎热的一天已经变得十分凉爽，吹着清新宜人的风，看样子随时都会下雨。可两个年轻人急着要我们去看一棵非常好的紫薇树，他们说，只要在树干上搔一搔，它的叶子就会抖动。可此时满树的叶子都在风里抖动，我们也就无从判断这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不过是个传说罢了。随后老五竟真要攀上树去，替我折几枝那可爱的粉红花。他简直兴致高得按捺不住，接着又非要把我的椅轿连同我和杰克一起抬起来，他和我们的一个苦力抬着我走了约莫一百码。之后两个年轻人又送了我们一程，要看看我们的小马驮着立德还能怎样一路撒欢。我们回到家，坐在月光底下，尽情享受凉风，直到竟觉得太凉了才罢。只好进屋去睡，风呜呜地哀号，好一阵我才睡着。今晨大雨，起居室有三处漏雨。

八月二十二日。二十日星期天又是雨天，我们傍晚进了城。一路走过，乡下人正忙着摘辣椒；河边烧着许多小堆的纸钱，是烧给淹死的鬼魂的。起初没有一条船肯载我们，后来总算有一条说要三百文才肯渡；我们平常只付六十文，如今水这样大，苦力过河也得八文多一点。叫我们颇感意外的是，只听厨子连价也不还，当即答应了三百文。可到了对岸，他只给了一百二十文。照例闹了好一阵，他才终于给了一百六十文。问他缘故，他说：「只有这么办才行。要是一开头就给一百六十，那人是不会要的。要是起先不应承三百，他们早就撑走了，你们就没有船过河了。现在你们也看见了，到头来他们拿了一百六十，心满意足。」看来事情果真如此。昨天去买东西，街上正在炒红辣椒，那股辛辣的气味几乎把我呛死。下午到「公谊会」的乡间房子去，发现本地的教士差不多全在那里；而我在路上，出城门时，城外坟头上烧假纸钱的无数小火堆冒出的烟，已经几乎叫我窒息了。天黑些回来时，那呛人的烟还是一样，可那些火堆看上去却很美。四处都是，遍布那片从河边一直铺展到城门、四面无边的大坟场；但据我所见，我出城走的那道城门外头，那些烧纸的围栏里火堆似乎格外多。今早回到乡下，只觉清新凉爽，美极了。眼下城里的空气好像全无养分，吸进去叫人几乎要发晕。

八月二十六日。昨天农妇把大包大包的纸钱都拿了进来。这些天来，大儿子一直忙着用他最好的字在包上写明寄给祖父、伯叔和所有过世的亲人，一共十一位。他照着一张单子写，每人该寄多少钱之类都仔细算好了。农夫走进来，把纸包沿着桌子的三面排成一行行；然后由几个小男孩帮着，拿来许多双筷子，摆上一桌饭菜，四周都斟了酒。农夫先仔细点上一小排香，又焚了些檀香，然后对着这一切和祖先牌位叩了三次头。接着他极恭敬地在桌前地上烧了些纸，又往地上浇了两杯酒；之后整桌饭菜撤下去吃掉，那些封套则拿去烧——晚上就烧了，火光熊熊，一片欢腾。那天他们本想请我们一同吃饭，可立德直到傍晚才出城来，我又有客人。前一天袁家也送来请帖请我们吃饭，仆人回话说立德在重庆。碰巧那天我正陪着一位出城来透透气、活动活动的教士，从九点到一点，把我们这一带的山头走了个遍。八月二十五日居然能这样走，似乎真是奇事，何况还出着太阳。可那风实在宜人。眼下蜻蜓很多，颜色比初夏时鲜艳得多。蚱蜢如今也又大又多。我们特别欣赏一只绿色的大蚱蜢，红脑袋，背上从头到尾一道宽宽的琥珀色条纹。农家似乎总算把玉米剥完了，这是过去许多个晚上的活计。

九月三日。上星期二，八月二十九日，似乎是今年最热的一天，重庆一间病房里，温度计在十二小时之内从一百度以上降到了七十度。这里最高没超过八十七度，虽然感觉要热得多；到午饭时分已经转凉了。接着刮起大风，人几乎顶风走不动；第二天早上冷得很，我赶紧去了重庆，发现温度计只有七十二度，便添了一身衣裳，还是浑身发冷。前一天我看见几丛茶树开了花；今天进城的路上，稻子正收得热火朝天，每块田里都立着一面挡席，稻子一割下来，就在挡席后面用棍子打。昨天农妇穿着新衣裳来看我们，求我们出面护着她，因为知县硬要她供出那个人现在的下落——就是失窃之前她叫到这里来织布的那个人，如今她说对他一无所知。我们当然不会出面，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觉得那人很可能是同伙。凡是遭了窃的外国人，或是依附外国人的中国人，似乎不是追回了失物，就是得到了地方官的赔偿，所以我想我们也该得到点什么。昨天我一整天都在讨价还价，买那种蓝白花样古朴的床单，拿来当桌布，还有枕套，拿来当椅背套。做法是用一块画着或印着花样的硬纸板作漏版，再用大刷子把石灰刷过花样。之后把布晾干，等干透了再把白石灰刷掉。据说这样洗得越多越好看。我花一块钱买了一大块桌布，比那人要的价少了三分之一，不过多半还是买贵了。有人拿来些茧绸给我们看，有的未染色，有的染成最美、最雅致的色调，叫我恨不得全买下来。每匹六十中国尺（二十四码），宽十七英寸半，约合十先令。城里的消遣就是这些！可在这乡下，清风吹来，叫人精神一振，足以弥补而有余。不过，据说一条从宜昌（轮船所能到达的最近一处）出发已走了三个月的木船，终于要载着我们的东西到了，所以我得进城去看看；也得去盯着裁缝，确保他在我定做的那件丝绵晨衣里絮的是我付了钱的丝绵（而不是棉花或半棉），那是我要送人的结婚礼物。

九月五日。昨天一整天看着两个裁缝往晨衣里絮丝绵，再用一小团一小团的棉絮把边缘压平。随后他们宣布要八天才能做完，就把晨衣拿走了；如果他们起了这个心思，在自家屋里悄悄把丝绵换成棉花，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拦得住。不过那裁缝头儿是个基督徒，他父亲也是，所以他应当不屑于做这种欺骗的事。然而他同那位同样是基督徒的管栈房的人一样，有一张叫人全然捉摸不透的脸，这总让我觉得后者是回回的后代；可他虽是从回回很多的云南来的，却说自己不是。我们早上出城来到农庄。原先种稻子和那极秀美的高粱的地方，如今只剩下茬子，乡间一片枯黄。玉米也都砍倒了，向日葵高高地立着，隔得稍远，成了一丛一丛的小林子，看上去像一座荒废的花园。有些萝卜和豆子已经栽下，但眼下才刚冒芽。

九月七日。昨天骑马走了很远，沿着山顶走，再上涪州路，绕经矮橡树小径，又沿山顶回来。那小马驮着我走下的地方，真是惊人；有一两回着实考验了我的胆量，尤其是小马通常在坡顶停下，看我要不要下来。可随后它驮着我走下去，显然毫不费力。有一两回我认错了路，这小东西竭尽全力要走对的路，虽然据我所知，它从前只到过那一带两次。一路上多半时候都落着颇大的雨点，又有阵阵狂风，我只好把帽子摘了；到家时已是正经下起雨来。不过暴风雨直到入夜才真正开始，风那样猛，核桃像阵雨一样往下掉，孩子们像快活的蟋蟀似的跑进跑出去捡。接着我们的一扇竹帘被猛地吹得撞上，打破了；再接着核桃树上咔嚓折下一根枝子。我只好把所有的门都闩上挡风，这是我们来这里以后头一回不只是把门掩上而已。雨似乎下得很大，可叫我松了口气的是，起居室只有一处漏雨，我便决定睡在那里，因为比卧室干一些。尽管立德想尽办法要让卧室干燥通风，我们几乎已不再用它，只当作更衣室。陡峭山坡上的泥地，一下起雨来，是不合欧洲人的体质的。不过我并不觉得像农家人那样冷，他们冻得脸发青，兴奋地跑来跑去，嚷着冷死了；孩子们把衣裳撩到大腿上，生怕弄湿。杰克非要人给他拿来一只铺了稻草的筐子才肯罢休，他立刻钻进去蜷成一团，舒服得像只猫；小马也被牵回马厩，照样歇下。

九月十一日。九日我们又回到农庄，天气好极了：阳光明亮，空气清冽纯净，微风宜人，天空一片澄蓝。星期六几乎整天都在山上。傍晚去拜访一位教士，他们觉得我们这里的空气很能提神，如今在内地会去年住过的那所房子里租了几间屋子，比我们这里低约一百五十英尺，离村子更近，房子也比我们住的气派，还有一座围墙圈起来的园子，他们居然觉得这是大好处。我可一点也不喜欢，因为围墙挡住了风，却把蚊子关在里面。朋友们不在家，房东家的人接待了我们，仿佛我们是来拜访他们似的；女主人戴着琥珀镯子，举止极有礼数。我们的房东从前是她的佃户，也在那里，正专心看着几本基督教的小册子。他似乎真有兴趣，早先有位圣公会的教士住在我们这里，由农夫一个古怪的误会引出了一场谈话，他跟着谈了很久——原来他把日光肥皂广告上那三个洗衣裳的老太婆，每人面前一只洗衣盆，当成了三尊英国菩萨，坐在莲花上，头戴高帽算作佛光。不过他和我们的女主人除了关心宗教之外，还滔滔不绝地说起官府为了搜寻我们的失物，给这一带带来了多少苦楚。他们把差役分派到附近各户人家去吃住，我们听说有个穷人为了供这些人吃饭，竟卖掉了自己的衣裳。他们求我们出面干预。可这正是中国人的办法，借此逼迫百姓——他们知道其中必有人知情——供出消息。园子里有一丛极美的紫茉莉，正开得五彩缤纷，还有些红百合、马雷夏尔·尼尔玫瑰和凤仙花，园子看来十分热闹。立德先前曾应房东之邀，同他到涂山寺去吃饭、去耍。中国人通常另有所图，所以立德想，或许是拉他去做个见证，因为那次到寺里去，是要叫那里的和尚付清他们从我们农庄拿去的一些粮食钱。然而农夫没能讨成，回来时便趁机对立德说那些和尚是多么懒惰的一伙，又说他自己决不给庙里捐钱，只捐给修好路、造桥、设义渡之类的事。有一位女教士曾在我们这里待了一天，农夫想知道她来是图什么，能得多少钱。立德告诉他——就她而言确是实情——她很富有，分文不取，只是因为爱这里的人，一心想为他们做好事才来的；又说他自己曾对她讲，她最好别来这里，还是回国去，在那边做好事，因为这里的人不需要她，也不喜欢她。这话只是为了让农夫明白她的处境——这是极难办到的事，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处境简直不可思议。可农夫却嚷道：「谁不喜欢她？只有坏人。正经人都该感激她来帮穷人。」她走的时候，农妇送了她那棵独株石榴树上结的两个石榴，还有些新鲜核桃。昨天傍晚农夫拿着他的小册子进来，满面愁容；他眼睛不好，字又太小，看不了多少。他希望我喜欢他带来的那束红百合，接着问，上帝（至高的主宰）是什么？是不是和天地、和天主一样？后者是天主教在中文里对神的称呼，前者是中国人对神的称呼；而天地，要么是神的另一个名号，要么是中国人这样敬拜的一位神。我懂的中文刚够说上帝和天主是同一位，天地是他造的。「就是，」农夫说，「就是！」可我真希望能传达出他说这话时那份极度的虔敬，以及他把手向四周一挥的样子，仿佛指的是天地万物。「偶像没有用，」他接着说，随后又对偶像长篇大论地痛斥了一番，我跟不上。「它们没有用，是吧？」他急切地问。「是木头做的，」我迟疑地说，因为我会的字太少。「对，木头的，或是泥的，」他说。可他显然急着要人把书念给他听，而我只能东一个西一个地认出几个字，他便走开自己去琢磨了。他的面相同我们去年在峨眉圣山山顶借住的那座寺里的方丈一模一样，显然生来就有宗教的倾向，佛教满足不了他。可立德不得不进城去寄信，因为他忽然想起这个月是小月，邮班之夜比平常早一晚，所以没人能同他谈。

昨晚的落日很美，红色渐渐褪成种种橙黄的色调，像北极光似的，同之前许多个夜晚一样，向四面八方射出一束束光芒，有的直射到我身上——我坐在一座新找到的山头上观赏。可今天农家生活的种种不快又开始了。我原本坐在外面，心想空气多么清新纯净，如今太阳温和些了，人可以真正享受户外的生活，不必整个白天都闷在屋里，多么愉快。农家人照例在屋外吃早饭，围着一张很小很矮的桌子坐在矮凳上，孩子们坐在高高的门槛上，个个捧着碗忙着。可吃完以后，有人挑着担子来了，大肆重新搅和粪水——粪水对农作物几乎和干粪一样宝贵，而干粪若要买，每两桶得付四分之一块钱。那气味虽然只是每搅一次飘来一阵，实在叫人受不了，我便进了屋。据说城里的猪如今得了猪瘟，成百地死，所以有人告诫我们不要吃猪肉，我们又把这告诫转告仆人，可他们全不当回事。据说奶牛又奉知县之命第二次进了监牢，因为被控糟蹋了坟地——城外所有能放牧的地都叫坟占了。不过，这会不会是送奶人编的故事，好抬高奶价，或是为某些短缺找个借口，还有点可疑。因为每回说奶牛全都送进了监牢，总有些人照样有奶喝。

我们开始怀疑，借口我们的失物这样搅扰四邻，是不是为了叫他们反对我们在附近租下的那块地上继续盖房子。失窃一发生，就有一位教士说，如果这是知县指使人干的，好借此声称他无法担保保护住在城墙外的外国人，他也不会觉得奇怪。这阴谋似乎太周密了些。可他们要利用这桩窃案叫我们在邻里间招人嫌，那倒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去年租下的那块地，至今不准我们盖房，退钱的事再也没有下文，准我们继续盖房的事也没有下文；而为了让百姓同我们熟悉起来之类的缘故而要在这农庄住上的三个月，已快满了。其实从头到尾，乡下人都再友善、再热诚不过。听说乡下人对那两位被杀害的教士也是如此，如今他们全都遭受酷刑、倾家荡产，为的是逼他们也来控告那两个死者。想起这事就叫人热血沸腾：凡是同他们有过交情的人都在受迫害，而那些从远处来杀害他们的人——自然是受人雇用的——却安然无事。我觉得，假如我是那两位遇害者的朋友，我一定要请求替那些可怜无知的中国人受刑，他们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可我不敢想下去了！

深红的辣椒和玉米摊在打谷场上晒着太阳，玉米还没剥壳，这会儿正被人仔仔细细地一遍又一遍翻耙，好晒个透。

九月十三日。我们常爬屋后那座山，偏偏最后一段极滑，我便带了我们最壮的那个苦力去凿台阶——我们有时叫他「野人」，因为他就是个力大无穷的蛮汉。在那里我听见铃铛叮当作响，从山顶往下一看，原来袁家有几位来拜访我们，见我们不在，正同农家人围桌而坐。我下山时立德刚从城里回来，大家称赏了一番他们那副花十两银子新买的马鞍——着实很漂亮，只是装在他们的小马背上显得很笨重——之后我们的厨子端出酒来招待众人。我们事后才知道，他往红葡萄酒里掺了一半水，又加了糖，一来叫酒多出些，二来更合中国人的口味。可此后好几个月，大家提起这回的酒，总说是他们喝过的最好的洋酒。恰好有四只杯子给他们一行传着喝，另有一只给立德。可我们那位特别要好的年轻朋友竟客气到把他的杯子让给我。我谢绝了，但叫我留意的是，他们一行中有一位随即把自己的杯子递给了马夫——马夫也同他坐在一条长凳上，因为我们的洋椅子不够这么一大伙人坐——马夫喝过之后，又递给农家的一个男孩，这样围坐的人个个都有份。立德拿出来的雪茄也是这样。我们那位年轻朋友饶有兴味地端详了一番，却不肯抽；可他的一个兄弟——他早先已表示，只要立德肯教，他很愿意学英文——抽了一会儿，又递了出去，于是雪茄像中国的烟袋一样由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每人轮流抽上一口。

农家那位出了嫁的女儿，一直在给我绣一只睡衣袋，背面用十字绣绣一支迎亲队伍，绣得极美，如今却害了严重的眼病，几乎看不见了。听说这病眼下流行得很。我们十分担心。男孩们兴奋极了，因为我们那几位教士朋友星期四晚上要在庙外放幻灯。我们的桌上如今摆满了红色的根西百合，中间夹着几枝香气扑鼻、形似猴脸的兰花。昨天又有客人来住。不巧狗对着挑煤走过的人叫得凶极了，叫人难以入睡。今天他们又在各处粪坑上动什么手脚，气味难闻透了。小男孩们在吃葵花子，那东西看来像巨大的洋蓟，其实当然就是老了的向日葵。

九月十七日。刚才好一场可怕的闹剧！人人都跑来冲我大喊大叫，手舞足蹈，仿佛以为要叫我听懂，就得先把我震聋；可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同我们的失窃案有关。先来的是个穿蓝长衫的男人，坐下来，把扇子威风凛凛地朝四面八方挥，做出那样可怕的鬼脸，我便拿出小照相机要给他拍照。可他一见，就一动不动地坐着，顿时变得不值一拍了。接着女主人哭了起来，显然是在苦苦求我帮忙；随后她穿戴整齐，同那穿蓝长衫的男人和女儿一道过河去了——那女儿嫁得不好，正要回到她那狠心的丈夫那里去——同去的还有小海清，他为此特意打扮了一番，头发全从脸上梳开，整整齐齐编成辫子，辫上还额外缠了红绳；另外还带着一只看来格外沉的篮子，装着农家的出产，鸡、向日葵等等。大家很懊悔立德已经过河去了，看样子他们打算先去见他。我猜想那妇人得到衙门去为失窃的事受审问，可我却越发硬起心肠来，因为近来身体不好，睡眠又难，常被狗吵醒，实在叫人难熬。今天一大早，我好不容易才睡得正安稳，却被我那可怜的小杰克一阵决绝的狂吠吵醒，只听有个人显然正要从我们的门进来，哈哈大笑着退了出去——显然是这家的什么人。前一天夜里大家都起来捉贼，说是至少有一个贼就在屋后。我们如今睡在起居室，因为卧室里泥土的气味和屋后飘来的气味太难闻；而起居室没有窗户——只有那扇门——所以除非夜里冷，得开着门，昨夜并不冷。

昨天，也就是这场叫人莫名其妙却又颇为动人的场面的前一天，是个好天气。立德一早就过来了，早饭后我们牵着小马一同出发，竟一直走到了铜锣峡，一路沿着这道山梁走，从头到尾不曾下山，多半时候穿行在橡树和松树的矮林里，蕨草长得密密的，还有一股说不出是什么的怡人香气，闻起来像多花蔷薇。我们沿着山顶的平台走，两边的景色都十分壮观，傍晚时分，金佛山和东南方的群山都看得清清楚楚。北面那座久闻其名的华蓥山，我们来这里以后我只见过一回，这次却不肯露面。我们歇下时，给打箭炉卸了笼头，让它在身边吃草；可它还有点瘸，因为我们在城里的时候，厨子骑着它在石板路上飞跑，把它摔倒了，自己也跌下来，摔得浑身青紫。我们回到这里，我问厨子放了假不干活，是不是很快活，他却做出一副极可怜的模样，后来事情就全抖出来了。刚才在我的监督下，他给打箭炉敷了冷水绷带，用的是我一条长长的蓝色裹布；这小马之所以叫打箭炉，是取自我们买它的地方——打箭炉的藏语名。它裹上绷带，看来又挺精神、挺舒坦了。

我们在一户农舍歇脚，请人烧些开水喝，因为一路上都找不到好的饮用水。苦力们似乎很怕上哪儿去讨水，可专管小马的公道——一个滑稽的老怪人，与其说是他牵马，不如说常常是马牵着他走，四乡八里没有不认得他的——在附近一户农舍有些朋友。于是我们去了那里，除了热水，还得了一个柚子。随后立德在一口灌溉稻田的源头水塘里泡了一回，面上很暖，底下却凉；我们那个当过兵的苦力居然也下了水，说冷得很。

昨天出发之前，我们看见挂着一条野猪腿，就是我们有一夜去猎却没打着的那头。自然是我们不在的时候给打死的。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一块露了面，我们看见时已经熏过了。

教士们的幻灯会只有一个毛病：据说它从四乡引来了许多人，都留下过夜，第二天早上还要吃早饭。说也奇怪，那天晚上刮起了大风，这在这一带是很少有的，所以没能照原定在外面放，只好改在庙里。庙里的人群一心要看，我不想挡他们的道，何况室内人多气味也重，我不久便走了；可同我一道去的农家人似乎看得很开心，只是他们一向不露声色，很难说他们是满意，还是只是莫名其妙。海清把那些画片，以及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讲得头头是道，因为下半场的幻灯片演的是他的生平。我很能理解，人们一直想使中国人皈依，却一直不成功，于是先抓住这样一种辅助手段，又抓住那样一种。可是向中国人放映耶稣生平的幻灯片——他们从没听说过这个人，而在他们看来，片中人穿着十分滑稽的衣裳，做着十分可笑的事——而且还是在一座佛寺里放映，我觉得并不妥当。

我们另找了一所房子，洋行正搬进去，这样我们在城里现住的那所房子，就只剩我们和自家的仆役了。这会给我们更多的地方，也清静些。近来实在吵得厉害。我也希望这样能免得我们的仆人全被四川生意人那种放纵的习气带坏，那些人心里似乎只有请客吃饭、喝酒两件事。昨天立德要过河来，那个「仆欧」——我们的男仆头儿——始终没来伺候他。一打听，才知道他一夜没回来。等他露面了，他极平静地说，前一晚他同木匠吃饭，喝多了酒。他脸上没有一丝羞愧或慌乱。因为中国人觉得多喝酒反倒是件体面事。前几天，一位衣着很整洁、十分端庄的妇人到乡下来看我们。原来她是那个瘸腿年轻人的母亲——我去看龙舟会时，那年轻人带着他一对打扮得很漂亮的双胞胎小女儿到我们船上看，还先带她们来给我请安。他是个外场的生意人，不拿薪水，只吃洋行的饭，揽到生意便抽佣金。可到现在为止，他似乎一桩生意也没揽到。他母亲为他十分苦恼。她先是求立德给他一份薪水，交到她手上，因为他从不拿一文钱回家养他的小女儿、他妻子和她自己。她原本生意做得很兴旺，可他的挥霍把她败光了，逼得她先卖掉一样东西，又卖掉另一样。接着她又求立德把他打发走，也就是派他到别处做事，因为她说他在这里交了些坏朋友，把他带坏了，整天同他们去耍，不去结交他那些极好的生意上的关系。立德答应尽力而为，首先决定训诫那年轻人一番；他说他训得颇为严厉，只是对他母亲来过的事只字未提。他又说，他特意让那年轻人站在亮处，仔细盯着他的脸看，却发现对方神色一丝不乱，叫人什么也看不透。

裁缝已经把那件丝绵晨袍做好了，我打算寄给 白君，贺他新婚。改了一遍又一遍，他都不急不恼。起初他哪儿都做得太紧，大概以为洋人就喜欢这样，后来一点点放宽，总算有了几分中国衣裳的宽松。可现在他一口咬定，再也不做洋装了，说是太叫他操心。好在裁缝多的是，他要我们的工钱又似乎比别人给的高，所以我也不怎么觉得可惜。

九月十九日。那场可怕的情景总算弄明白了。两天前，那可怜的农妇进屋去跪在 立德面前，原来是被辞退的织工受刑不过，招认自己是贼（人家都说是屈打成招），却又说是受了农家长子的唆使。这位长子人很好，已经成家，住在城里，有一天还同 白先生的小男孩一起到城里我们那儿坐了好半天。据我们所知，长子已经下了狱，他母亲想请 立德出面说一句，她儿子与此事毫不相干。可他怎么能说呢？尽管他很想这样做，因为我们一刻也不相信那是真的，而且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年轻人！

这么一来，出嫁的女儿因为给我绣那只袋子，害了眼病，眼睛几乎瞎了；长子又因为我们进了监牢。

团首（地方上的耆老）也来见过 立德。昨天出来比手画脚的那个人并不是衙门的差役，而是这家的族长，出来报信的。这事被看得十分严重。

我们下面山谷里一间茅屋中，一个很穷的妇人死了。夜里，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好长一段都亮着灯火，很是好看。这里的人说那是烧纸的火堆，烧的是不是纸钱，我就不知道了。可惜现在通宵都在做道场。那乐声远远听来并不难听，在我耳里倒还颇有几分欢快；只是每起一阵，狗就被惊醒，汪汪地叫。人不免想，这可怜的妇人活着的时候，要是也能有人这样替她张罗一番，总比如今这般热闹强些。

四周的地都有人在挖，四五个人一伙，我想大概要种什么新的庄稼，比萝卜要紧些——到目前为止，不管收了什么，似乎总是随即就种上萝卜。农舍后面那排茶树篱笆正开得繁盛，白木槿也美极了。早饭前我又出去了一趟，采到了看来是最后的几枝红色的根西百合。我还采了些金银花，又找到两种蕨和一种很好看的苔藓，同我从前在宜昌附近发现的那种一样——那种苔藓在那以前还无人知晓——三样都长在一处。那片乱石嶙峋、高低错落的地上，百合开得那样繁茂，似乎另有一套全新的草木。天气如今又十分宜人了，只是昨天日头晒得有些过分。

九月二十二日。传教士们借住的那座大宅子里好一番忙碌，在为中国八月十五的节日做糕。两个人抡着四尺来长的木槌，槌是用整棵槐树做的，当杵来使；一个人灵巧地一击，就把粘在另一人木槌上的黏糊糊的糯米敲下来。那位好太太的四个佃户进来操持，一大群人围着看，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叫我们想起家乡搅拌圣诞布丁的光景。后来一伙男人得意洋洋地把糕抬进去，拍打压平，做成大约餐盘大小。我们晚饭时也分到了一些，觉得格外粘牙，不过我想，人饿极了的时候，就着糖水吃，大概是好吃的。

我们这座农舍里却没有什么欢快事。高粱倒是前几天收进来打了，可人一个一个都走了，农舍渐渐空了。那位能干的女主人两天来一直跪在 立德的办事房里哭，求他说她儿子与我们的失窃毫不相干。立德借给她一万文钱，好让差役们心软些，别把她儿子放进一种刑具里去——那刑具似乎就相当于我们中世纪的「铁处女」；最后他说，她要是能请本地二十位耆老的首领——这些人想必是看着她儿子长大的——为他的品行作证，他就把这份证词递给领事，请领事尽力设法。今天，那可怜青年的妻子也进城去了——她是个满身污垢、终日劳作的苦命媳妇，在中国做人家的儿媳，真是何等的事！——农夫本人也不再露面。于是这里只剩下三个孩子：一个是笑脸明亮的小海清，他整天都在学堂里；一个是他那害着可怕皮肤病的弟弟，前几天夜里又哭着睡着了——可家里似乎不肯送他进医院去治，而 狄医生说，唯一能治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住院治疗，静静地躺上两个星期——再有就是那个最小的弟弟。除了这三个男孩，现在就只有其他几户房客和我们自己了。每夜都闹贼，狗狂吠不止，吵得谁也睡不着；前天夜里邻村真的遭了窃。

今天，立德一想到我们无论如何总是给这些可怜人招来了苦难，再也忍受不住，便写信给领事，问他能否查明我们听到的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就请他转告知县：我们当然不敢干预中国的司法，可如果只是为了追回失物，他宁可永远不要那些东西，也不愿给我们的房东招来这样的祸事。不过农夫最后一次露面时，倒叫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那是两天前的晚上，我一眼就看出他喝过酒，他是那样兴高采烈。立德不相信，因为他说他是在涂山寺吃的饭。可一问才知道，他在那里又喝了酒，又吃了肉。「在佛寺里？」立德追问。「那还用说！」农夫道，「您不知道，今天是一个很坏的菩萨」（或者说神像）「的节日。」「你们拜一个坏菩萨做什么？」「嗨！不能不拜呀！他是所有狼和夜里出来偷东西的人的头儿。」接着大家谈起我们在峨眉山住过的那座寺院，还有华岩寺，那里都不许喝酒吃肉，也没有坏菩萨。我们那个湖北厨子十分热切地插嘴，问道：「你们不知道武昌吗？我们省城龟山背后那座庙，同华岩寺是一脉的，那里也没有坏菩萨。」农夫接着说：「你们要是想在我后面松树林里那块地上盖房子，那儿凉快得很，我乐意成全，您真是个厚道人，又那么好。」「你明天在家吗？」立德问。「不在，后天在。」「好，后天我同你去看看。」他光着膀子，仿佛还是盛夏似的，好让酒后的身子凉快凉快。关于他关在牢里的长子，关于一家人的忧患和耻辱，他一个字也没提。此后他就再没露过面。我们也不大明白这一幕是怎么回事。正如 立德所说：「中国人奉承你的时候，就是你该提防的时候。」只是这个时候挑得未免古怪。

鸽子孵出了两只小鸽，大孩子高兴极了。他老是拍着手，让他的鸽子飞起来或者飞回来。雄鸽尾巴上系着一只哨子，鸽子飞过空中，便奏出一种风弦琴似的乐声，那哨子发出一个悠长的乐音，飞得快时高些，慢时低些。星期天出游之后，小马的脚踝又肿了，我们一直用冷水给它敷，再用我一条长长的蓝色布巾包扎起来。这小家伙似乎很懂事，自己抬起蹄子让人包扎，只是不喜欢人家摆弄它的腿。天气又变得十分闷热。立德说昨天城里足有华氏九十好几度，他认为是今夏最热的一天。傍晚时分，云在这一带山头聚拢，我们随时都以为要打雷下雨了。可是云又散了，又是一个可爱的月夜，只是风比平日大些。乡间到处都在烧地，把干草掺在土里，好让它慢慢地闷烧。昨晚我们就坐在离我们最近的山口的一堆这样的火旁，闻着烧野草的气味，吹着微风，望着眼前月光下的一片旷野，十分惬意。不过今年夏天实在长，四月中旬以前就已经大热了。可是在这里住了几年的人却说，这是他们在此地经历过的最凉快的一个夏天。

九月二十三日。农妇昨晚回来了，神情十分凄楚；那儿媳只出去了一整天，也回来了。笑脸明亮的小海清如今坐在核桃树下哭，想到哥哥受辱，眼泪无声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据说他哥哥在衙门里挨了板子；我们还听说上了夹棍。我们的厨子求我们立刻过江去，说这事一传开，乡间就要闹事。我们派过江去送信的那个苦力没有回来，另找了个人来顶替，听差也一直没回来，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不过这也许只是因为星期天过节的缘故。明天本地的耆老全都请来吃饭。立德又给领事写了一封信，但决定不进城了，好留在这里赴宴，告诉大家他已尽力设法让长子脱身。我们心里太难过，连谈论这些事都不想谈了。今天早上重庆上空笼着一层黑雾，天色阴沉晦暗，自然也凉快些。立德和我一直在练习打手枪。耆老们正一个个走过去赴宴。一切都显得那样凄凉，和我们刚来时大宴宾客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原打算再请一次客，可就在要发请帖的时候，房东的儿子下了狱，我们觉得不宜再请了。

九月二十四日。又是一个阴天，山顶上都笼着雾，不过不像昨天那样是沉甸甸的黑云。等了好久好久——大概因为这天是中国一年中三大结账日之一——宴席总算开了。耆老们对 立德个个都极客气，说他们知道他是个大好人，这事怪不得他。他们带来一张字据，大家都在上面签名，证明这家农户父系母系两边都是良善人家。两家在此地已定居了一百五十年，人人都知道。反过来，那织工却是个出了名的坏人，农妇雇他，只是可怜他的母亲——一个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寡妇，有两个儿子，不幸都不成器。我们的厨子在席上似乎吃得兴高采烈，立德离席之后，他请假过江去作证，说贼案发生时，长子并不在这边。农妇在席间伺候，挨个在每位耆老面前哭。农夫本人虽也是耆老之一，却不能到场。出嫁的女儿眼睛已经坏了，事先就来了，一双可怜的眼睛红肿流泪，跪着哭道：「放了我哥哥吧。」立德只能说，他已第二次写信给领事，请他转告知县，他宁可放弃对失物的一切要求，也不愿给这家人招祸；可是放人不在他的权力之内，他甚至也不能直接去找知县求情。我们担心领事根本不愿插手此事。他当然不会乐意这样做。

与此同时，我真想不出庄稼的事怎么样了。只是翻动粪堆、挑着粪从旁边走过时散出的那股气味，实在可怕。

下午出去骑马。我坐在一个山顶上，读着英国国内为爱尔兰自治法案争吵不休的报道，两个苦力觉得坐在另一个山头上很舒服。小马驮着鞍子在一片蕨丛坡上打过滚，他们索性把鞍子、辔头和铃铛都卸了下来。于是打箭炉尽情地打起滚来，我们都笑了。之后它心满意足地吃了一会儿草，后来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拴着，不如回家去。它说走就走，一上小路便小跑起来，我以为要等我到家，才会看见它照旧拴在它那棵树上了。那老头显然也是这样想的，把鞍子和铃铛都扛在身上，准备背回家去；不料在路上一个很陡的拐弯处，那当过兵的苦力把小马捉住，牵了回来，能再派上用场，他高兴得很。路上遇见一大群鸭子，约莫有一千只，分成三队，摇摇摆摆地沿路回家。柿子正当令，梨也还有。一般说来，重庆的水果似乎每样只上市一个星期。我们也已经吃过三回栗子了，还有人在分送一种小青橘，我们的听差说那是「和柠檬一样的」。橘皮香气宜人。

九月二十五日。三个月前我们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玉米和高粱随风摇曳，如今地已全部翻过，等着撒罂粟籽了。他们只等着下雨便下种。天色一天比一天阴沉，每到夜里就落下几滴雨，仿佛头顶那块沉甸甸的黑海绵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挤了一下，可是到现在雨还没有下来。去年这时候，我们正从嘉定顺流而下，漂过一道道险滩，天天下雨。雨总该快来了，我们只遗憾重庆在我们进城以前还没被冲洗干净。上个星期，好些人屋里的寒暑表不止一次升到九十七度，都说那是整个夏天最难熬的时候。

昨天因为过节，海清的哥哥的事什么也办不成；家里也没有人在祖宗牌位前行礼。这一回，那么多信都是小海清代他坐牢的哥哥写的封皮，我不知道那些信后来怎样了。不过下午我去看了 狄医生 家，见他们桌上已摆好了酒席，香炉里点着两炷香。他们家的长子进来行礼，这一回他把每对香都举到与眼睛平齐，这是我从前没见过的。随后酒席撤到后面什么地方去吃了。不一会儿，看见年轻人乃至男孩子们出来时，一个个脸都涨得通红，眼泪汪汪，分明是喝了烈酒，叫人有些难过。在村子里走一趟，好像家家都是如此。不过中国人会说：「和你们过圣诞节一样。」

我们的苦力昨天来问，这个时节要不要他们按中国的规矩进来给我们拜节，还问我们是不是也要每人赏他们五百文钱。两个问题这样凑在一起问，实在滑稽。我们稍一商量，决定三个人合给一千文，也就是三先令；我说他们当然应该照中国的礼数给我们拜节。于是他们进来，在地上磕了头。至于那个听差，他是在「蛮夷」的上海调教出来的，自然想都不会想去做这种事。

十月三日。洋行一直在往新址搬。搬家那天，我们最大的炭盆里堆起一大堆火，把炭盆绑在两根竹竿中间，火点着后，像抬轿子一样抬着穿街过巷。听说买下一所房子，要把屋顶的正梁拆下来，换上一根新的，免得新业主要替前房主所欠的债务之类负责。晚上的光景十分好看。新宅里一进院落连着一进院落，挂着数不清的中国灯笼和油灯，摆着一盆盆的花；椅子都罩着红色的绣花椅披，最里面那间屋子的地上铺着红毯，四壁挂满了深红色的挂轴，都是为这场喜事送来的。行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穿着全套礼服：高筒靴，长及靴面的缎子外褂，红缨官帽。他们都来向 立德行礼，十分庄重，把合抱的双手一直垂到膝前，再迅速举到嘴边。叫我意外的是，他们还走进我避在里面的那间内账房，很客气地在我面前把同样的礼行了一遍。各戏园请来的艺人用他们特有的腔调唱着，我觉得有一两回唱得还颇动听，但多半听来像是一声比一声刺耳的呻吟，而最常听到的，当然是他们最爱的那种尖细的假嗓。客人很多，都在散摆着的小桌旁坐下吃晚饭。那是九月二十九日的事。如今，湖广会馆——城里最气派的会馆——里一连四天都在摆宴唱戏。昨天大约有九十人入席，我想城里的大商人大概都到了；八大会馆的首领坐在首席，是一位白须飘飘的老者，据说已经八十九岁，看上去却硬朗得像七十二岁。请帖上写的是一两点钟，可我想客人们差不多都是四点以后才到，个个穿着官服。六点左右开席。最有意思的一幕，是行里的一位头面人物挨个走到每位客人面前，照前面说的那样郑重行礼，客人也照样还礼；然后他至少陪客人走一段路，引到指定的席位上去，途中停下来斟一杯酒，连同一双筷子供在神案前。在这以前，他先奠了两回酒，一回在前，一回在后，同时鞭炮齐鸣，还有一阵锣鼓。接着奏起了慢板的乐曲，扮旦角的戏子们穿着红袍出来，给客人斟酒。这时所有的客人和行里的人都站在两边，挤成一堆观看。在此以前，他们一直坐在小桌旁喝茶抽烟，直到开席前端上点心来：两个肉馅包子，两个甜馅包子，外加一碗汤。几位较有身份的客人进场时的情形也颇有趣，他们一桌挨一桌地走过去，郑重地作揖，满脸堆笑。

我坐在旁边一间四面围着屏风的包厢里，那位头面人物的妻子和孩子们陪着我。看到丈夫引客人入座时，她那份得意劲儿，真是有趣。她穿了五件袄子，外罩一条好看的茶绿色丝裙。她和几个儿子都很活泼，最小的才四岁，一本正经地一再请我同他喝酒。本地的酒很淡，杯子也很小，不过我想这早熟的孩子还是不喝的好。两天里，我一露面，戏子们就把一块写着「五福」的牌子朝我这边亮出来，虽然照理我是不该被人看见的。他们来问 立德演哪一出。他们拿着一根巨大的象牙签，上面写满了戏名；他挑了一出，他们当即就演了起来。当然没有布景，但各色华美的戏装却多得很。他们得有多好的记性，才能把那么多戏记得烂熟，不用准备就能上场！百姓们站在下面院子里，不花分文看热闹，看得津津有味。有个人带着箩筐进来，放在自己跟前。忽然只见他拔腿去追另一个人，原来那人想提着他的箩筐溜走！人群里别的人一动不动，都看戏看得入了迷。昨天的开场戏据说与这场喜事正相应，讲的是一个渔翁，心地仁慈，只用直钩钓鱼。鱼若是命该被杀，他才钓得上来，否则便钓不着。于是皇帝对他另眼相看，擢他居于高位，他便在御座周围安置的尽是忠良正直之士。

今天演的是一出滑稽戏，看客大多是做药材生意的。与此同时，农家那可怜的长子却始终没能出狱。他母亲一趟又一趟地来，昨天又借去一万文钱；今天我们的厨子在县衙里待了好久好久，可是看来得有人作保，而愿意作保的人还没有找到。

十月十五日。饶先生原说今早八点带他的两个小男孩来吃早饭，我们等了半个钟头，等他们到时，我们早已吃完了。早饭又端了上来，他们也早已吃完了，这时院子里屈膝行礼地走进来一个极雅致的身影——他们十三岁的大姐，一身今天的盛装，确实是个很美的姑娘，一双明亮的褐色眼睛，脚虽小得不能再小，步态却轻盈灵巧。不过这位小姐是涂了胭脂、扑了粉的，嘴唇也点了颜色；头发全挽在头顶，插满了很好看的簪子，是用假珍珠和翠鸟羽毛做的；外面围着一顶帽子（或者说帽箍），上面缀着翠羽和珠宝；脑后用金簪别住头发，额前围着三道绢花，两鬓各簇着一团，脑后和颈后也缀着一串，排得很好看。她穿一件可爱的玫瑰色织锦外袄，镶着黑缎领子，里面一件淡紫色的小袄，并不露出来；裤子是更浓一些的玫瑰色，也满绣着花。她六岁的小妹妹打扮得只稍稍逊色一点，戴着帽子，两根长长的黑丝穗子垂在脸颊两边，我让她仰靠在我们一张铺着山羊皮毯的椅子上，装着睡觉，她那模样活像一个最可爱的洋娃娃。那个最小的弟弟显然是全家的宝贝，照旧是一身刺眼的配色：玫瑰色缎帽，紫色褂子，红裤子，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和尚。我给小姑娘们拍了两回照，她们终于走了；可是直到十二点半我们动身过江的时候，那两个小男孩还赖着不走。中国人的拜访要是有个完的时候，也就不至于这样叫人吃不消了。

前几天早上，我们正在吃早饭，立德意外地接待了两位先生来访。一位是我们乡间的邻居袁家的四少爷，另一位是个卸任的官员，刚从北京回来。原来他们真是想见见我，于是便请上楼来。那位卸任官员坐了一会儿，说要是我肯教他的儿子们英文，那就太好了。我问孩子们多大。原来有两个，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四岁。我笑着说：「他们也许会怕我吧。」「哪里会！」我终于答应了，心想反正我们不久就要走，要是麻烦，到时候也就断了。不料接着才知道，他打算让孩子们住到我们家里来，因为他家在华岩寺那边，就是我们去年住过的地方，离这里约有一天的路程，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说：「他们说不定会淘气——英国男孩子就会！说不定会打坏东西。」那位父亲举止斯文，面容十分庄重温和，听了这话似乎大为震惊。不过他说，我要是愿意，他可以在客店里给他们租一间屋，每天打发他们来学一个钟头英文。他们整天都得用功念中国书，因此是不会有工夫淘气的。说完他就走了，至今我还没有再听到我那两个少年学生的消息。我本是乐意教他们的，这件事却就此搁下了。立德倒是见了那位长子，要设法在行里给他谋个差事——如果办得到的话。至于那个小的，据说竟已认得两千个汉字了。想起来真叫人害怕。

前几天我白天过去看了看新行址。他们没法多照应我，因为领我四处看的时候，有人一眼瞥见一扇门，通到外面一个门廊上，从那里望出去，整条江都尽收眼底。从门廊通进屋里的这扇门恰好开在门廊正中，也恰好在整座房子的正中，照他们的说法，这就给鬼怪开了极方便的门路。于是人人都出主意，说该怎么办才好，因为很显然，鬼怪想进来就长驱直入的房子，谁也别指望在里面赚钱。我建议开一扇叶子形的门，因为那种门弯弯绕绕得特别厉害，可他们显然觉得我是在说笑。于是我接着去看我们将来也许要住的那一部分。现在里面住着四户中国人家，女人多得很，一个个又脏又邋遢；其中为首的一个，额头上长着一个大肉瘤。可是那些雕花描金的床架，其富丽堂皇真是我从未见过的！床一侧有一道凸起的台沿，被子不用时，或是有什么多余的铺盖，放在上面非常方便。另一侧，也就是朝屋里的那一侧，有两个座位，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中国人穿衣脱衣时就坐在这上面，脱下的衣裳大多搭在床上，当作多加的盖被。屋子有两面墙都立满了柜子，黑漆，带吊环拉手。柜前一溜摆着没有靠背的凳子，排满了整面墙；似乎哪里也没有做事的地方。除了家具以外，样样都显得那么肮脏破败，我真不知道我们将来怎么能在那里住。可是行里说，这房子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修整好，而且还带一个小天井，这可是极大的好处。

大出我意料的是，行里一心想让我在 立德不得不下江去的时候留在这里，掌管印章和银钱，总理生意上的一切事务。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一位中国太太也会这样做的。

一八九四年八月三日，日本日光。我这本农舍日记，开头时心情那样轻快，就这样突然地、多少带着几分伤感地结束了。也许是那些可怕的气味引起了血中毒——医生说是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给别人带来了苦难，心里难过——这也很有可能！——总之我再也没有写下去。然而，即便在中国，事情有时到头来也会好起来。有一天，一个形容极其凄惨、骨瘦如柴、两眼通红、面目全非的人扑倒在我面前的尘土里，一下又一下地磕头。我有些匆忙地从他身边走开了，因为那边农夫和他妻子正请 立德坐下同他们喝酒，庆贺他们的儿子出狱，我想去向他们道喜，问问他怎么样了。这时我才猛然惊觉，刚才跪在我面前的那个可怜人，就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爽朗热情的汉子，他常回父母家来，每回总要用那样响亮快活的声音嚷道：「太太，您够凉快吗？」见到他这副模样，我们觉得实在无法去赴那庆贺的酒宴。可他毕竟是个中国人。从那以后，他在衙门里受的酷刑，似乎已完全恢复过来了。我们的东西都追回来了。几个贼被关在四只木笼里，在农舍外面示众，这户农家的名誉又完好如初了。我们那个粗壮蛮横的苦力，有一天连工钱也不要，就不见了。他是我在这一带遇到过的力气最大的人。可是他偷了别人一件褂子，虽然褂子追了回来，他却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的厨子尽管满口格言道理，到底还是娶了一个四川女人，由那位农妇做的媒。我们在山里得了一块新的地基，又在乡间江边给自己盖了一座住宅，这样一来，我们大概再也不会住进四川农舍了。不过，那户农家过日子的这些家常琐事，对于那些愿意去体会的人，也许还有几分意思：人类中那一大支被称作中国人的，并不只是些「中国佬」，而是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他们所求所愿都很朴素，说到底，与我们自己的并没有多大不同。

十一华西的排外骚乱

一八九五年四川教案的真相，究竟有没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实在难说。长江沿岸此前历次的骚乱，从来没有人做过调查——我是说，从来没有一个外国委员会去调查过；至于中国人自己的调查，凡是在中国住过的人，没有谁会把它当回事。那种调查的结局一向如此：砍几个穷苦力的头，谴责一番外国人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已经被杀、再也不能替自己说话的外国人——迫害所有曾经站在他们一边的朋友，再把地方官调走，也就是说，升官。寻常的中国人——街上的百姓之类——说，这几场骚乱既不是反教，也不是排外，全是为了“叫皇帝晓得，叫日本人晓得”，尤其是叫皇帝晓得，“中国人不喜欢，气得很”。消息灵通的外国人说法也大致相同：说这完全是一场党派之争。湖南人——在英国，我们所知道的湖南人的代表就是已故的曾侯——当时失了势，想把安徽人，也就是李鸿章和他那一伙人，赶下台去，便用这种法子叫他们陷入困境。湖南人可以称作爱国党，自然是排外的。人们或许还记得，已故的曾侯因为同英国人交好，从此再也回不了湖南。

不管起因是什么，一八九五年五月底，有人贴出了告白——至今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是谁——成都的城墙上满城都写着这样的话：“兹特晓谕：目下有‘洋夷’雇用歹人偷拐小孩，取其身上之油以供己用。我有一女仆姓李，曾亲眼见过此事。故劝尔等良民，切勿让小孩出门。望尔等照此遵行。”

要评判后来发生的事，就必须记住：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张无名告白并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地方。即便是最开明的中国人，在美国受过教育、主持着大实业的，也会斩钉截铁地说：“天主教的人把墙砌得那么高，把门关得那么紧，总不会没有缘故。”还有一个男仆，品格极好，一辈子都在英国人家里当差，大半是在领事馆里。又有一回有类似的谣言，他的女主人问他：“你总不至于信这些话吧？你认得老爷，也认得我，你不会相信老爷会挖小孩的眼睛吧？”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老老实实地答道：“我不晓得。”全中国普遍相信，外国人挖小孩的眼睛，取他们身上的油，拿去照相，拿去做更坏的用途。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成都的加拿大美以美会教堂遭到攻击。那所房子恰好离抛李子的地方最近。抛李子是一年一度的风俗，在成都，它代替了别处的龙舟会。圣公会的杰克逊先生从他在外地的传教站进城来——路上要走五天——为的是治牙。治完了牙，他和医生都已疲惫不堪，忽然发觉面前来了一群怒气冲冲的中国暴民。加拿大人跟美国人一样，手边似乎总备着火器；而大多数英国传教士，自幼生长在警察林立的英国，用不惯这种东西，认为动用它是不对的。两位医生先是把人群打退了一次；随后，他们把女眷们安置到隔壁医院的院子里，算是比较安全了，又把守大门将近两个钟头，枪亮在外面，却没有开，一面派人去请官府救援。后来来了几个衙役和几个没带兵器的兵丁，说他们来驱散暴民。两位医生便去找他们的妻儿，暴民立刻冲过衙役，动手捣毁一切。传教士们接着想藏到一堆木料底下，可一个中国人警告他们，藏在那里会被活活烧死。他们又发现后门也被围住了，便朝人群头顶上开了一枪，子弹从门楼顶上穿过去。这真是一个再幸运不过的主意，因为它不但把人群暂时驱散了，还给他们打开了一条出路。

这时传教士们明白，他们非离开这所房子不可了。四个大人、四个很小的孩子，从门上打出的那个洞里爬了出去。他们四处求人收留，却没有一个人肯收，他们在“打死他们”的喊声中顺着街往下走。不过应当说明，这种喊声在中国是常有的，我们住在内地的人，大多听惯了。逃难的人接着想躲进一处兵营，兵丁却把他们赶了出来，其中一个还踢了一位女士一脚。于是他们设法爬上了城墙。只有那位圣公会传教士在黑暗中拐错了弯，和众人走散了，最后到了内地会的住处；还有一个孩子也走失了一阵。其余的人在城墙上一直待到半夜前后，光着脚，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事，就在那里望着他们的院子燃烧。到了后半夜，有人送来了轿子，把他们抬到内地会，在那里和杰克逊先生会合，走失的孩子也找回来了，是一个仆人从城里另一头送回来的。哈特韦尔牧师和内地会的几位女士也到那里同他们会合，她们两处的房子都已经被毁了。街上的人对内地会的人说：“你们在这里十多年了，做的是好事，没有人会碰你们的。”然而暴民又开始聚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跑到衙门去报信。美以美会的一位，早在二十九日凌晨三点，就抬了一只箱子到县衙门，请县官至少替他们保管一下东西，可是又不得不把箱子抬回去，因为县官一再担保说，他们十分安全。然而这并没有妨碍第二天早晨成都所有的外国人都聚到那里，除了身上穿的，一切都毁光了。那些不幸的加拿大人，这回又有内地会的人同行，又只得从后面逃走，暴民则从前面翻过堵死的大门涌进来。这一回，他们搭梯子翻过后墙，进了一户小人家，给了这家三兄弟三十两银子（约合四英镑），换得一个藏身之处，就在后屋一张床的蚊帐里。这一伙人有六个左右的大人和几个孩子。成都所有的外国孩子都不满三岁，最大的难处就是叫这些孩子不出声。在中国那特别早来的夏天的酷热里，他们就这样一起藏了三个钟头，说话不敢高过耳语，而就在几尺开外，他们的房子正被抢掠、被捣毁。这家的男人把床拖到门前，躺在上面抽鸦片，这家的女人照旧干她们平常的活计，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直到天终于黑透，这一伙人才全部被轿子抬到了衙门——只有一个男人又不见了。这个人摸进了一个中国郎中的家里，在那里有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把他冒充成病人。他们用一顶红蓝两色的中国风帽把他裹得严严实实，又给他戴上一副中国大眼镜，由两个人架着肩膀扶到门口，就在那群正在捣毁的暴民当中，把他塞进了一顶轿子。轿夫们得了嘱咐，说这人病得极重，活不过这一年，所以轿帘必须拉得严严的，一丝风也不能吹着他，直到把他送进县衙门为止。就这样，他也平安脱身了。

美国人从衙门回来——衙门拒绝替他们保管贵重物品——才三个钟头左右，就不得不翻过侧面的界墙逃走。他们要是翻的是后墙，就会落到一伙赤身露体的强盗手里，就像他们那位本地帮手那样，他花了十两银子，合一英镑多，才得脱身。他们藏在一间阁楼上，竟亲眼看着自己的财物被捣毁、被抢走、被焚烧——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新娘，到这里才十一天——直到那可怕的一天终于过去，又过了半夜；因为官府直到凌晨一点，才认为可以放心把他们送到衙门去。

五月二十九日，弥撒刚做完，天主教的人就接到一封信，说所有的外国人都要遭到攻击。主教写信向总督求援，总督衙门就在隔壁。没有得到回音，他便去将军衙门，打算请求派一百名兵丁。他没能进门，反而受到辱骂，还挨了石头。“后来我的轿子被掀翻了，轿夫也挨了打。我只得在雨点般的石块中尽力逃开，许多石头打在我身上。我正要逃走时，人群中有一个官员想用斧头砍我，那一斧要是砍中了，我的头就掉了。我身上受了伤，青一块紫一块，头也破了，保护我的那个人（一名小官）也被石头棍棒打得遍体鳞伤。过了一阵，他总算把我平安护送到一处小衙门。我离开教堂的时间并不长，就在这段时间里，暴民把天主教的房屋毁了。事情完得那么快，神父们除了几张文件，什么也没来得及抢出来；前后只有一个半钟头，所有的家具都被砸碎，各处房舍都被洗劫一空。可是房屋还立着的时候，有几个官员来到现场，没费什么劲就劝暴民住手走开了；可是暴徒们过了几分钟又回来，把房屋拆倒，完成了他们的勾当。正在这时，总督本人从那里经过，对暴民喊道：‘你们爱拆什么就拆什么，爱抢什么就抢什么，只是不要放火，免得烧着了邻居的房子。’人群中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和正直的人，一直在替我们出力，听了这话，便都罢手走了。在毁坏我们财产的时候，我们一位主教徐德新大人的坟墓也被掘开了——他是七十年前被中国人斩首的。殉道者的遗骸被从安息之处拖了出来，那可怜的骨头被暴民抬着在街上游行，为的是进一步激起百姓对我们的愤恨。暴徒们喊着：‘看哪，这就是被传教士害死的人的骨头，我们刚从洋鬼子的房子底下挖出来的。’育婴堂、教堂，我们所有的房屋都被毁了。如今那里连一块叠在另一块上的石头都没有剩下。

“三十日凌晨三点，我们都被轿子抬到华阳县衙门，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十八个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连同女眷和孩子，他们都和我们一样，成了穷人，成了乞丐，在这世上一无所有。那里的县官倒还算客气，可是住处极其不够用。我们都在那里一直待到六月一日，那天又被送到知府衙门，我现在就是在这里给你写信的。”

就这样，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英、美、法三国的外国人一共三十一个，聚在一起，全都无家可归，一贫如洗。有人给重庆的领事发了一封电报，消息传到了北京。不然的话，谁知道他们还会遭遇什么？总督一听说有这封电报，就派人去叫电报局的人把它截住——幸而为时已晚。此后外国人便被告知电线断了。与此同时，又是天主教主教的骨头，又是有人杀了一只鸡、把鸡血洒在墙上，百姓一直处在狂热的激动之中，直到他们扬言要砸毁衙门，杀掉外国人。

比这更坏的是，有人把一个乞丐孩子带到衙门来，他的舌头被割掉了，说这是传教士干的。孩子的舌头既被割了，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单是一群暴民，是不敢干出这样残忍的事来的。街上有人拿着几罐牛奶四处给人看，说里面装的是捣碎的小孩脑髓，传教士就拿这个来养肥自己。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一位女士早产了。衙门里医生倒是多得很，可是他们当中连一味药、一块布、甚至一根别针都没有。后来，一件极其离奇的巧事发生了：一位医生获准出去，看见一个人走过，两手白白的，拿着一个瓶子。那是石炭酸，是从这位医生自己的医院里抢走的，那人用它把手烧伤了，巴不得把它卖掉。照人事来说，要不是有这瓶石炭酸，那位可怜的女士是活不下来的，因为那年六月华西的天气热得异常。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这就是全体人员所有的药品了。

五月二十九日，正当焚烧和抢掠如火如荼的时候，周道台出了一张具名的告示：“目下我等已获确证，洋人诱拐小孩。尔等兵民切勿惊扰慌乱。案件解到之时，我等决不宽贷。”三十日，又出现了下面这张无名告白：“目下日本侵占中国土地，尔英、法、美诸国袖手旁观。尔等日后若欲在中国传教，须将日本人逐回本国，届时方准尔等在本国各处传布圣福音，不受阻挠。”就在这一天，三十日，总督终于出了他的告示：

“本部堂闻得，昨日端阳节，照本省风俗，男女聚众观看抛果，又闻有外国人前往观看（此说不实，并无一人去过），以致滋事，教堂被毁。此必系歹人从中煽惑，意图抢劫。除彻底查究外，特出示晓谕尔等耆老、保甲、兵民知悉。

“尔等良民，各安本业，倘有冤抑，可向成都、华阳两县官员具禀，本部堂自当秉公判断，决无偏袒。

“尔等切勿妄助此等歹人，自投罗网。当使其伏法！凡纠集歹人者，决不宽贷。”

此示晓谕众人知悉。三十一日——可以推想，他这时已接到北京的消息——宣布了戒严令：“照得有歹人多名聚集，散布谣言，本部堂已奏明皇上，尔等可将其格杀勿论。”

直到骚乱过后十一天，官府才认为可以让传教士们离开衙门了。于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又在凌晨一点被护送到岷江边上，有两三名官员和六小船兵丁一同前往护送。内地会的一位曾打电报给重庆的英国领事，请求准许他留在成都。可是官府拒绝替他发这封电报。

杰克逊先生被极其小心地护送回他的传教站中坝，打扮成一个中国官员，戴着官帽，穿着长靴，等等，还给了他一顶华丽的轿子，请他千万不要下轿；护送的队伍也排场极大，他到了中坝，几乎引起一场骚动。人家给他戴上墨镜，请他把胡子染黑，又吩咐护送的人，要是有人问起他是谁，一律答道：“一位去迎接新任总督的中国官员。”因为当时局面有一个奇特之处：总督刘秉璋——李鸿章的一位知交——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被革职，他的继任者正在等候到任。从成都来的那一船人平安到了重庆，在被赶出家门之后大约一个月，抵达了宜昌。宜昌在长江上游一千英里处，平常总有一艘兵舰泊在那里；可是那时候，连那里也一艘都没有。

六月二日，星期日，灌县的圣公会和内地会房屋遭到攻击；被偷走了几件东西，好在衙门派了人来救援。在新都县，一座属于几位女传教士的房子遭到攻击；她们从后门逃了出去，可是没有人肯收留她们。起初县官什么也不肯做，最后总算驱散了暴民；据最近的消息，那几位女士如今由兵丁守护着住在那里。

内地会有三位女士正在邛州访问，那里天主教的大宅院被捣毁了。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拿出他带着的一把大刀，就在女士们门口的平石上磨起来，一面不许众人碰她们，说她们是好女人，终于把人都驱散了，于是一位女士带着一个中国妇人，壮着胆子到衙门去求援，却被拒之门外。那中国妇人于是放声大哭，说如果不给保护，她们就死在衙门口，永远不走，最后总算让她们进去了，却见县官正吓得发抖。那个拿刀的人则替其余几位女士找来了轿子，由三个暴徒把女士们护送到了官员的住处。

六月四日，在嘉定——那座美丽的城市，大渡河、雅河、岷江三水在那里汇合，岷江是从成都流下来的——圣公会、美国浸礼会和内地会的三所房屋都被抢掠，部分被毁，天主教的教堂也是如此。女士们又是翻过后墙逃走的，有几个男人被打得很重。内地会有两位成员，带着他们的小孩，当时正在乡下；他们听说有人密谋要杀他们，便认为还是回城为妙。到了嘉定，船老大叫他们下船。接着他们发现舱门口站着一个拔出刀来的人。他们的东西全被抢光了，没有一户人家肯收留他们，于是父亲和母亲手拉着手，带着他们的小孩，在一片号叫的人群中间穿过去，发现他们的传教站已成了一片废墟，最后是三个老太婆发善心收留了他们，把他们藏得好好的，直到天黑，他们才得以到衙门去同其他外国人会合。

在泸州，内地会的房屋遭到损坏，被人闯入，但没有被毁。在叙府——嘉定汇合的那三条河就在这里流入浩荡的长江，是一座极重要的城市——官府行动迅速，制止了骚乱，不过那时美国浸礼会的房屋已经被毁，他们已乘船逃走了。内地会有几个人想留下来，可是县官告诉他们，无论在他的衙门里还是在别处，他都再也保护不了他们了，他们也只得上了船。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极其意外而又叫人欣慰的相逢。雅州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发现他们与外界的联络全被切断了，心想成都骚乱的消息一传到雅州——那是与西藏进行大宗砖茶贸易的中心——那里多半也会闹起来，便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设法把妇女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在后半夜，他们像罪犯一样，从那座沉睡的城里偷偷溜走——不到一年前，他们是怀着那样大的希望进城的——在一队武装卫兵护送下，上了一只竹筏，那是顺着极其秀丽的雅河而下的唯一工具。一路上，他们经过一个又一个正在被捣毁的天主教传教站。到了嘉定，他们发现所有的传教士都还不敢离开衙门；而他们自己已经受够了自家卫兵的粗暴对待，其中一个人还被一个兵丁拿大石头袭击过，所以能在嘉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竹筏换到一只船上，他们高兴极了。可是到了叙府，他们的船不敢驶入浩荡的长江，却又不敢在那里停泊，因为有几个往上游去的中国人警告过他们，千万不要停。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望见河对岸有一只大船。原来船上正是当地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同从雅州来的人一样如释重负：一拨人因为没有现钱走不了，另一拨人因为没有船走不了。这次相逢更是幸运，因为不久就有几只武装的船划过来攻击他们，可是一面对一个意志坚决的美国人手里的温切斯特枪，很快又都散去了。这些武装的人本来不会这样轻易被放过的，要是那一伙逃难的人知道了真相的话：美国浸礼会的人上船的时候，留下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带着钱和给从上游下来的人的补给品；那个被留下来、手无寸铁的人，就遭到了这些武装的人的袭击，不但给别人的东西被抢了个精光，连他自己的东西也被抢了个精光；他们扬言要他的命，有好一阵子，他只得攀在船底下，任那些中国人拿长矛往水里捅来捅去地找他。

英国领事把女传教士们从泸州召了回来，县官把她们的门封上了，在门前派了卫兵，天主教的房屋也是一样。

天主教的人很早就听说，全省有二十处传教站的神父被赶走了，教堂被毁，许多地方的中国教民正在遭到抢劫。在彭山和新津，他们的传教站被捣毁了，离叙府十英里左右他们的那所大修院也是一样。从一些更远的地方，想必还要过些时候他们才能得到消息。

十二骚乱的余惊

一八九五年七月，我们听说那位竭尽全力、坚决维持秩序的道台被召进京去了；又看见太平门外搭起了华丽的牌楼，迎接从成都来的总督，不知道他的随从里会有些什么人；只知道成都又一次贴满了排外告白，尽管那里已经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了——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确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再过五天就要开考了。人们说——虽然听来难以置信——大约会来两万名考生。这就是说，连考生带他们的随从算在内，接下来几天里，至少会有六万名男子，大多在十九岁到三十岁之间，涌进重庆。他们当中当然有许多人相信近来告白上那些关于外国人的坏话，许多人想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如何在他们面前狼狈奔逃，至少也难免有几分兴奋。必须承认，我们这些西方国家在华西的姿态，实在谈不上体面；而任何一个政府，要在这样一大群新来的人当中确保秩序，也都是很难的——这些人对骚乱的事全都听说了，而骚乱绝不会叫他们更怕外国人一些。

不过，那张告示倒是在的：“照得有歹人多名聚集，散布谣言，本部堂已奏明（皇上），尔等可将其格杀勿论（不必议论）。”就这样，在中国戒严令的保护之下，我们平静地读到消息：英国连想都没有想过派人来援助我们，最近的援兵也只到宜昌，离这里有一个月的路程。其实，当初华尔身爵士开放这个口岸的时候，要是提出中国人那时最乐意答应的条件——划出一块租界给外国人居住，他们说，这样保护起来要容易得多，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那么现在根本就用不着什么保护了。我们这一方呢，也希望有一块租界，因为只要我们有几个人住在一起，就能够自卫，其余的人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避难，而不必躲进衙门。六个带着步枪的英国人，一定能够保护那里所有的妇女和孩子，抵挡住满城的人。可照现在的情形，万一出了什么事，在重庆这里，连保护妇女和孩子的话都没有人提起。女人们呢，早就觉得自己只会拖累男人，在戒严令宣布以前，就都已准备好下江去了。孩子们不再来上学，病人不再来诊所，除了几个可靠的中国人，人人都躲着他们，而那几个中国人则苦苦哀求他们趁着还来得及赶快逃走。传教站里资格最老的传教士说，考试期间他们只好走开；再留一个月，整日提心吊胆，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可想而知，各差会怎样召集委员会，商定哪一位男子有病，因而最好陪着女眷们下江；那些可怜的女士又怎样收拾行李，挑拣哪些心爱之物只得留给暴民。一个差会的女士们派人去同另一个差会的女士们商量，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合雇几条船同行；接着又要商量，各人该带些什么到船上用。当然，每一处资格最老的传教士都是要留下的，当然，他们的妻子得去安排船只，她们第二天早上就要动身，而恰在这时，每周一次的祷告会到了。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中国教友和慕道友——那为数不多的朋友——那一场场可怕的洒泪告别。祷告会上几乎没有人说话——大家心里太难受了。一位女士说：“因为我们知道，要是我们走了，把他们丢下，我们会时时刻刻以为那里正在闹事，我们的丈夫正在危险之中。所以我不敢同某某太太说话，因为我知道她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我们肩并肩坐着，谁也不对谁说一句话，直到最后她对我说：‘有人说你想跟我说话。’于是我问她打算带些什么，这么一商量，我们心里倒好过些了。她认为我们不该带床，免得引人怀疑，只带些毯子铺在地上就行了。”

第二天，好像是一大清早，那位苏格兰圣经会最有斗志的干事骑着他那匹了不起的马——那匹马驮着他到八莫走了个来回，至今还健壮得很——挨家挨户告诉女士们说，戒严令已经宣布了，他认为她们现在可以留下来了。她们已把敢带的东西收拾好，把箱子搬上了船，心想夜里上船可以悄没声息些；有几位要同从叙府逃来的人结伴的，已经下江去了，因为领事不准从别处逃来的人留在重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中国人开始说，官府如今防范得那样严密，他们认为留下来是安全的了。于是过了一阵，女人们又把箱子取了回来。可是船还停在那里等着，要等考试结束，等我们大家都知道，究竟可以指望在这里度过夏天，还是非得赤手空拳地逃走不可——闹骚乱的时候，人们似乎总是这样逃的。

与此同时，谁也不要以为传教士们有丝毫惧色。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有些人的箱子没有打开，可是除此以外，他们一切照旧，只是几乎没有女孩子敢来女塾，男孩子也比平常少了，诊所里的病人也少了。

然而，谁能想象得出，嘉定衙门里被关着的那些人还在过着怎样的日子？内地会的几位成员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已经到了重庆。那地方当然很小，没有一点眺望，连遮太阳的地方都没有。逃到那里的人，所有的东西都丢光了。只有一个小院子可以活动活动，如此而已。

那是在六月四日，正当那里考试的时候，传教士的房屋遭到了抢掠洗劫，有一个男子的腰带被暴民两头揪住，差点被扯成两半；据我们所知，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英国人是太有丈夫气概了，不会不钦佩那些女子的勇气：她们经过那样一场推搡，又已经被关了一个半月，却仍然挺了过来。这是任何男人都不愿意经受的事，而女人的神经比男人更容易垮下来。然而她们挺住了——不过，让她们承受这样的压力是否明智，那是另一个问题。有一个难处是：人们要是从重庆下江去，十月以前就回不来，因为夏天江水最大。即便过了夏天，从宜昌溯江而上也要将近一个月；到嘉定，即便你冒险走旱路，也至少还要再走两个星期左右。

不错，没有一个人被杀，所以人们也许会认为，重庆的人是虚惊一场。然而成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从他们的藏身之处亲眼看见了那焚烧抢掠的暴民；从他们的神情看来，他们几乎毫不怀疑：要是抢掠还没有结束他们就没能逃进衙门，会落得什么下场。抢掠让人群忙了一阵。衙门也受到了威胁，看来它之所以能够保全，全靠那封发给重庆领事的电报——总督派人去叫电报局的人截住那封电报，幸而刚好晚了一步，电报已经发出去了。要不是有那封电报，衙门里的人会是怎样的焦虑，我们大概不难体会，他们并不知道，骚乱到目前为止会在没有人被杀的情况下过去。

天主教主教是最后一个逃进衙门的，他跑进来的时候，从他的衣着和样子可以看出，暴民对他已经相当粗暴了；他一路跑着，直穿过划给男人住的那几间屋子，又一路奔跑着，穿过了划给女士们的那几间屋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坚守到了最后一刻。很明显，如果他还想逃得出来，那真是最后一刻了。

还有一件事应当记住。我们在华西有不少美国和加拿大的差会，这些差会的男子习惯随身带着火器，他们也就带着，也就用它。要不是一个美国浸礼会传教士手里有一支温切斯特枪，至少有一次脱险的经过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情形了。到目前为止，历次骚乱中，总有美国人或加拿大人在附近什么地方；要不是这样，我们还真说不准会出什么事。正如包尔上尉所说，在手持火器、意志坚决的人面前，中国人是不勇敢的。

七月二十六日，我写道：海关的人出来进去仍旧带着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领事来喝茶，也只是把左轮手枪同他的帽子一起放下；各差会，连公谊会在内，每户都有十名中国兵丁守卫，每人每天付五十文钱。太平门外那些花花绿绿的小牌楼还立在那里，只是那位为了迎接他而搭起牌楼的前任总督，再也不会来了。他终于离开了成都，过了嘉定，过了叙府，他的船队神气十足地浮在浩荡的长江之上，可是到了泸州——离这里最近的那座城——他却被迫掉头，沿着那两条河一寸一寸地退回成都去。大家欢欣鼓舞。中国人说，一定得叫他赔。外国人说，一定得叫他为自己的罪孽受罚。天主教的中国教民得意扬扬地说，只要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四川就再也不会闹教案了。可是他会受到惩罚吗？英国怎么想、关心不关心，至今我们一个字也没有听到，而成都闹事到现在，只差两天就满两个月了。我们也不能不相信，要不是我们的领事务谨顺先生办事得力，中国官员防范严密，这里也会闹出一模一样的事来。

“天主教在本省似乎有四十多处传教站被毁。可是没有一个法国人离开华西。‘一个也没有！既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私事，也不是为了去北京！一个也没有！’司账神父颇有几分自豪地说。不过，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其中一位在法国本国还是伯爵——被赶出了建昌谷那边遥远地方的传教站，赶得那样彻底，他们一连四十天翻山越岭，走人迹罕至的小路，最后才在边界那一边，在云南的省城云南府，找到了避难之所。但愿有一天他们能把这场历时整个大斋期的逃亡的详情告诉我们。其他的神父则在中国人的茅屋里、在衙门里避难，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可是除了被赶出本省的这四位之外，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就连在西藏边境上，打箭炉的一处外围传教站也遭了骚乱。在某个地方——中国地名实在太难记了——有一位神父保全了他那座美丽的教堂。他弄到了十几支长矛，叫十几个中国人拿矛尖对着敌人，然后把大门敞开，请暴徒们进来。他们看见了那十二支长矛，好几百人一见这阵势就散了。

“中国教民大概能讲出许多离奇的故事。他们当中许多人家境很好，品行端正，生活富足。在成都，他们没有遭到抢劫。可是在其他偏远的地方，他们失去了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而且人人都知道有什么样的厄运在威胁着他们。人们不难想见黄木厂的情景：那是一个集镇，我丈夫在他的《峨眉山及其以远》一书中描写过，建在一片清风习习的高台上，一侧是极深的峡谷，另一侧是奔腾翻滚的大渡河，隔河便是高耸的倮倮山；背后是一道约一万英尺高的山口，如果你从东边来，就要翻过这道山口到富林和建昌谷去。它就在嘉定和富林之间那些背着沉重得残酷的盐包的挑夫们常走的路上。那些——我们姑且称之为异教徒吧——听说了成都那边的‘好日子’——每一处的骚乱，都是随着消息往前传而闹起来的——便起来攻打教民，教民们用石头自卫，打了两个多钟头。后来当地的头面人物，一个教民，大声喊道：‘石头打够了。咱们拿枪来吧。’异教徒们一听这话，就散了。从黄木厂到大田子，要走长长的一整天的艰难山路——立德先生和普拉特先生都描写过这地方，我想巴伯也提到过——两处归同一位神父管。不过他住在前一处，一年只到大田子来一次，那里的人为他盖了一所房子，供他居住和做礼拜。这所房子是全村的骄傲——那是个富裕的村子——曾经好几次借给过往的旅客住，大田子就坐落在那座奇妙的赛景山脚下，那是一座奇特的平顶山，和峨眉山一样被奉为圣山。黄木厂的教民派了一个信使翻山到大田子去报信，大田子全村都是教民，村里的男人们便聚集在一所房子里，那所房子正好扼住两地之间唯一的一条路。那些面容俊俏、脸颊红润、眼睛明亮的妇女和姑娘们这时在做些什么，传闻里没有说，不过我们可以想见，当那伙一心抢劫的乌合之众走过来，大田子的男人们开了枪，打死了十一个来犯的人，她们是在喝彩的。在多少偏远的村子里，不是都发生过类似的冲突呢？只是很少有这样见效的。因为大田子——有三所女塾，还有那叫人忘不了的巢蜜，带着山花的芬芳，甜极了——大田子是保住了。在叙府也有人被打死，却是被暴徒们自己弄死的。他们急于抢劫离城三英里的那所大修院，有人爬上屋顶去抢木料；有几个掉了下来，据报有六个暴徒摔死了。怎么会有人知道重庆刚刚有一大笔钱送到这所修院来呢？怎么会有人知道那笔钱埋了起来，又埋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国，要藏住任何东西都难得很，至少有六千两银子一定是被找出来抢走了。

“考生大多已经到了，学台预计明天到。晚上不准任何教堂开门。不准卖书给考生。一张告示只是告诉他们，他们到这里来的正事是应考，劝他们安分守己。

“对我们这里来说，关键的时刻在于：如果前任总督再一次获准离开成都而不受惩罚，那么全省的每一个暴徒都会以为自己可以随意抢劫放火了。再有，我们那位出色的道台离开的时候，也有一种较小却仍然实在的危险在等着我们。他现在要留到考试结束。可是等他走了，如果那位新道台——他上回在这里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排外——不赶快做点什么来扭转这种印象，那么，从成都来的那些暴徒——已经知道其中许多人到了这里，而到目前为止只抓了五个——至少会来试一试的。不过，中国的暴民确实很古怪。在嘉定，内地会资格最老的那位成员，长久以来一直平平静静地住在那里，赢得了四邻八乡的敬重和好感，他冒险从衙门里回来，亲自察看暴民怎样抢他的房子。人们都在往里走，随手拿东西，每当他看见有人拿走一件他特别珍视的东西，他就说：‘哎，把那个放下，好不好？’他们就放下了。另一方面，有一个女人冲出来，把一件睡衣高高举起，两只袖子张开着，嚷道：‘这是什么？’他笑着说：‘噢，拿回家去，给你的小孩子们做衣裳吧。给他们穿正合适。’就这样，他们抢他们的，他在一旁看着。”

十三温汤浴场

重庆以南二十英里，那道屏障着四川这座商业中心东面的山岭，怀抱着一条幽僻的山谷，谷底冒着温泉，中国人叫它“温汤”。我们从没有到过中国内地的温泉胜地，心想到温汤去走一遭，倒是圣诞假期里一次惬意的出游，于是收拾起铺盖和一身替换的衣裳，在圣诞前夜动身上路。我们乘渡船过了大江，到海棠溪——那是一个长长的、稀稀落落的村子，只有一条狭窄曲折、由陡峭石级砌成的街，是黔渝大道的起点——随即登上一千英尺，到了“黄桷垭”山口。它得名于一丛极其壮美的黄桷树，树荫遮着那条盘旋石阶的最后几百码，石阶一直通到垭口顶上，高出江面一千英尺。我们把林木秀美的老君洞山峰留在左手——那里一组组殿宇庙堂，层层叠叠依山而上（有人说是纪念公元前六百年哲人老子曾在此隐居）——穿过那个街村，村里那条狭窄的、有顶棚遮盖的街，是从重庆往南去的旅客第一个歇脚的地方。这道山口通向一条高山谷地，东面以另一道更高、长满松树的山岭为界，谷底在这里有半英里宽，开成一层又一层、望不到尽头的水田，此时披着冬装，满是静止而清澈的水；田埂上一片青绿，豆苗刚刚开花。这些山岭的脊骨都是石灰岩，山腰却满是倾斜的四川红砂岩层。大路带着我们顺着山谷缓缓而下，坡度几乎觉察不出，走了大约六英里，到了房屋稠密的集镇老场；另一个集镇叫新场，坐落在山谷那一边高处，与黄桷垭遥遥相对。大路在这里走上一条高起的堤道，横穿山谷，路面宽四到六英尺，用坚硬光滑的石灰岩石块铺得很好，不久便登上第二道山岭，通到那边的乡野，再越过更高的群山——那些山的峰顶就是两省的分界，在晴朗的夏日，远远地刚好望得见它们蓝色的轮廓。可是在这冬季，一切都笼罩在雾霭之中，我们在一层薄雾里赶路，风平浪静，清凉宜人。

在老场，我们照例在一家敞开的饭铺里吃午饭，照例被一群好奇的人团团围住。从这里起，我们的路一直顺着山谷往下走，山谷渐渐收窄，路却开始往上爬，沿着极陡的山腰前行。这段上坡完全出乎意料，再加上山谷里没有一条溪流，这就证明了地下有暗河排水；后来谷底的落水洞和一道把山谷下端完全封住的高岭，又给了直接的证据。四野呈现出纯石灰岩地区那种荒蛮的面貌，只见一道道狰狞的暗灰色巨大岩脊，一浪接一浪地冒出地面，岩层几乎是直立的，乍一看，既没有人迹，也没有草木。可是仔细看去，当视线顺着岩层纵向望过去的时候，就发现一排排参差不齐、像酸模似的幼嫩罂粟苗，那是十一月播下的，这时刚刚从岩层之间积起的那一点薄土里冒出头来，那点薄土还要靠从最近的镇上辛辛苦苦运来的粪肥去补充。走过这一段贫瘠的地方（换了中国人以外的任何民族住在这里，它也就只能是贫瘠的了），山谷的秀美又回来了；山顶上长着成丛的矮栎、棕榈和黄桷，谷底是平整的罂粟田，山坡上是一座座笑盈盈的农舍，四周环绕着常青树林。我们的路刚够矮脚马站稳脚，是从陡峭的山腰上凿出来的，因为比较平坦，这时走起来十分舒畅；路旁凿开的石壁上缀满了铁线蕨和许多粉红色的野花。就这样又走了大约五英里，山谷在一道山脊前到了尽头，我们一登上脊顶，地势便在我们面前陡然跌落下去，我们走进了温汤的山谷。

顺着一条用零散石灰岩碎块铺成的、再崎岖不过的小路，险些摔断脖子地往下走了大约五百英尺，终于望见了一条蜿蜒的蓝色溪流，溪上架着一座极其坚固美观的三孔石桥，桥那边一条铺得很好的宽路，通到一个小村子有亭子覆顶的村门。村子房屋挤得紧紧的，偎依在最陡峭的群山之间，处在一条浪漫而幽僻的山谷里，除了最难走的山路之外，看上去与外界全无往来。长满松树的峰顶半掩在云里，山谷本身满是雾，温泉冒出的团团蒸汽又使雾更浓了。我们过了桥，进了这个肮脏的村子——一种中国式的芦之汤——在最好的一家客店里住进了最好的一间房，也就是说，一间挤满了人、还算干净的谷仓的一角。

浴池就在紧旁边，我们立刻去满足一下好奇心，看看一个有名的中国“浴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原以为除了脏什么也不会有，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便毫不犹豫地立刻在公共池子里洗了澡；我们觉得洗得极其爽快，只是烫得有些受不了。浴池四周砌了墙，上面有高高的瓦顶；分成两个池子，一个男用，一个女用，男池约三十英尺见方，水深约三英尺。池子有两面是天然的、有凹槽的石灰岩，这样的石头放在上海的花园里会是很好的点缀；另两面是开得很宽的台阶，下水和站在水里都非常舒服。像中国所有这一类的东西一样，这浴池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这天傍晚有两三个男孩和男人在水里，不过进水量很大，池水因而一直在不断更换，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同本地的浴客一起洗了。水是透明的，却有很浓的硫磺气味。我们看不见进水的地方，它在水面以下，不过从流出去的那一大股水来判断，水源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当地人告诉我们，冬夏的水量都一样。浴池旁边有一座庙，几块大石碑记载着它的创建，碑上的字已经认不出来了。在中国，没有一样自然现象不向那看不见的神明献上谢恩的供奉；这种虔敬之情，在四川尤为显著，面对眼下一种外来信仰的积极宣传，它的前途又将如何呢？也许，要是那种宣传成功了，中国就会像美国那样“开化”起来——在美国，几乎每一处自然美景、每一样天赐之物，都被“基督徒”投机商独占了，所以除了腰缠美元的人，谁也享用不到！可是在这个“异教”国家，在中国西部这里，宗教渗透在百姓的生活里，而不是一件视情形而穿穿脱脱的外衣。因此，所谓的“异教徒”厌恶收过桥费的桥、收买路钱的路，而各处的穷人都有义渡可乘（在重庆这里，整个冬天还有施粥米），如果需要，还有免费的住处供他们使用。这里也没有大片的私人圈地把山顶隔开，不让游人上去，而在英国许多风景最美的山区，情形正是如此。在这里，一切都是开放的，打猎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享受。

近旁有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洞里流出一条清冽的冷水河，洞口又装点着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金漆神龛。借着蜡烛，人可以往里走五十码，到了那里，有一道为安全而设的栏杆，不让人再往里走。可是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带最大的景致，是一位姓彭的人的乡间别业。八十年前，他在两英里开外邻近的一条山谷里，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堂皇的园林宅第。这些房屋园林规模之大、耗资之巨，简直骇人听闻，以致人们把他看作一个妖怪；乡下人说，他自己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他每天早晨都用冷水洗澡。为了去参观这座有名的乡间别业——它叫彭和林——我们沿着温汤河谷往上走，一条小路沿着一道浪漫的、林木葱茏的幽谷的一侧盘旋而上，谷底充满了河水，河水顺着构成河床的、在这里几乎直立的石灰岩层的一级级台阶，跌成一连串的瀑布。所以去彭和林的这一路是再赏心悦目不过的，可那地方本身却不大值得跑远路去看。那位了不起的妖怪大约三十年前就去世了，那座精心营造的宅第和园林从那以后便一直在荒废下去。大门前那片壮观的荷花池，约有一英亩大，已经改成了水田。大门前那片宽阔的石台，有几处正在坍塌。宅第内部叫人想起构成一座头等佛寺的那些建筑，能搬走的木器都被人偷光了；花坛里如今种着白菜。在主花园里，那些弯弯曲曲、走起来像迷宫似的围墙还立着，可是木亭子都没有了，只剩下搬不动的石凳石桌。树木倒都还在，都是极好的品种，只是我们叫不出名字。有一种极其雅致的冷杉，叶子像羽毛一样，当地人叫它“猫尾松”。

那些房屋——我们听说有三十六进院落，不过我们没有数过——后面是一片片美丽的珍奇树林，一直延伸到山顶，那些山构成了这座庄园的背景，林间有迷人的石铺小径，无论什么天气都能走。到目前为止，这些树木幸而还没有遭到毁林人的毒手，那些毁林的人正在竭尽全力把美丽的四川变成一片荒漠，而四川北面边境上的那几个省，差不多已经被他们变成荒漠了。

就这样，那些照例非看不可的景致很快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在一场苏格兰式的蒙蒙细雨中步行回去，浑身湿透，却仍然为这次圣诞出游而高兴，更高兴的是回到一所像样的房子里，生起一炉火来烘干衣服。在这样的气候里，水气蒸发不掉，客店里终年潮气熏人，旅客们居然能经得住阴雨天气，这只能归之于这个抽鸦片的民族那惊人的耐劳吃苦。换了欧洲人，这是会送命的；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每回出门，几乎不敢超过两三天。只要人在外面风雨里，倒也无妨，难熬的是在潮湿漏雨的棚屋里度过那漫漫冬夜。无论什么天气，这条通往贵州和云南的大道上，总有络绎不绝的旅客，坐轿的，骑马的，步行的，个个看来都对所提供的住宿十分满意。在华的这一代欧洲人，会不会看到在中国旅行变得舒服些呢？再问一句，即便变得舒服了，本地人会不会比现在更快活呢？他们如今所求有限，对事物的现状并无不满。

十四鲜为人知的边地部族

在中国的城市生活里，最叫人兴奋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有一位大旅行家路过。那时候，至少有那么几天，我们大家都坐在他的脚边，把本地的一切见闻和多年积攒的经验统统献给他，作为交换，我们求的是那份活泼的兴致——这是我们从住在中国的人身上永远得不到的，他们几乎个个都变得像中国人一样淡漠了——也求他讲讲自己的过去，到过哪里，见过什么，做过什么；而这一切，我们有的是闲暇来听，那是在世界的中心城市里永远找不到的。所以我们有时觉得，每逢这样的机会，我们同名流之间的交往，比在别处要充实丰富得多，除非是在类似的情形之下。这些旅行家大多是出了名在为自己的书搜集材料的，那些书后来都陆续出版了，丰富了世人的知识宝库；可是有两位，讲得出特别离奇的故事，却没有写书，看来也永远不大会写了，所以我想，把她们那些奇妙的经历记述一二，一般读者是会很欢迎的。一位是安妮·泰勒小姐，那时是内地会的协理会员。那年春天，她从西藏的漫游归来，途经重庆回国；那次漫游历时将近一年，大部分最艰难的路程都是在隆冬时节走完的。

西藏那样一个缺吃少住的国度，那样一种连最强壮的人也常常支持不住的气候，泰勒小姐除了要忍受在所难免的种种苦楚之外，她的中国仆人的背信弃义和残忍，又使她的性命更加危险；不止一次，全靠比较有侠义心肠的藏人出面干预，她才没有被人杀害；即便如此，若不是她有最坚忍不拔的决心，又有一份既惊人又可敬的沉着和胆量，她早已死于饥寒了——那样的饥寒，一个柔弱的女子竟能活下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泰勒小姐那时是个中等身材的女子，萨克森人的体格，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旅行者的肤色，神态像是吃过许多苦的人。从她的举止、她明亮的眼睛和生动的神情看得出，她是个足智多谋、富于想象的女子；看见她那活泼的样子——尽管她那时身体还很虚弱——人才开始明白，她在那些野蛮的民族中间把性命攥在手里独自旅行，为什么能对他们发生那样的影响。她对于开化藏人、使他们皈依，仍然满怀热忱，希望把这份热忱传给英国的人们。

不过，我们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刚完成了一桩壮举，其冒险之奇可与包尔上尉和柔克义先生的旅行相媲美，而在克服困难方面，则更胜一筹。她独自一人，只靠一个她从大吉岭带来的信教的藏人帮忙，一直深入到离拉萨只有三天路程的地方，而且活着回来讲述了这段经历。要不是她在甘肃雇的一个回族中国人卑鄙地出卖了她，看来她几乎肯定已经到了拉萨城里。泰勒小姐第一次试图进入西藏，是在一八八七年，从印度那边。锡金那时还不归英国，有命令下来，谁也不许替她做事。所以她虽然有的是钱，却什么也买不到，常常饿得厉害。后来她发了热病，没有胃口。可是吃了奎宁，胃口又回来了，她都不知道是热病难受还是饥饿难受了。有时候一连几天，她除了路上一边走一边吃东西的人掉下的几粒粮食——看来是出于好心掉下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因为所有的人都奉命不许卖东西给她，也不许以任何方式供给她食物。有两回有人想毒死她，整整十个月，她没有见过另一个欧洲人。

于是她决定试着从中国那边进去，从海上绕过来，溯长江而上，再走旱路到西藏边境上的松潘。她在边境上住了大约一年，过得很安静，不出门，却经常在家里款待藏人，后来便有人提出种种愿意护送她去拉萨的建议。不过，在越过边境之前——越境倒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她雇了一个回族中国人，他的藏名叫诺加。她有两顶帐篷、四个仆人，并设法弄到了几匹好马，答应在旅程结束时把马送给他们和诺加。可是一路上，她在马匹上的麻烦似乎就没有完过。她最早遭遇的严重险事之一，是遭到一伙穿白皮袄、每人牵着一匹备用马的强盗袭击。有两个人被杀，八个人受伤，她的马被杀了五匹，此外还损失了许多财物。要不是一个喇嘛向强盗们喊道：“她们是女人！全是女人！”她的处境还会糟得多，也许她那一伙人全都会被杀掉，结果强盗们没有追她。在蒙古人和藏人当中，打女人被看作一件可怕的事，所以所有的女人都不带武器出门，而每个男人都带着兵器。正如泰勒小姐所说，藏人的宗教禁止杀生，无论是跳蚤的命、羊的命，还是人的命。其结果似乎并不是人命受到尊重，而是一切性命都同样被看得很轻。

九月二十八日，这一伙人渡过了黄河。那里的河面很窄，却很危险，渡河用的是吹胀的牦牛皮，上面铺着篱笆，由马拖着过去。这种皮筏始终浸在水里，而河水冰冷刺骨。过了河，他们便到了面积极大的果洛地区，那里住的全是强盗。在这地方旅行，看来倒很惬意，因为果洛人从不在自己的地界内抢劫。可是要进去、要出来，就不那么愉快了。在西藏，旅客订契约的时候，总得答应：牦牛或马匹如果在途中死了或被偷了，要照价赔偿，但如果是被果洛人偷去的，就不必赔。果洛人的首领是个女人，在她的领地上，法律执行得很严，而且不收贿赂。这一点，主张妇女参政的人大可记上一笔。不过，恐怕女人越是开化，也就越是贪财。那时果洛人讲起，曾有五个俄国人到这地方来旅行，他们出动了五百人去攻打，却一个也没有杀死，反倒被打死了十二个。后来又来了一个旅客，独自一人，带着一只铁皮箱子。他们个个都想要那只铁皮箱子，至今还在互相埋怨当初没有把它抢过来，可是他们相信，一打开箱子，就会有一支军队从里面冲出来；对于泰勒小姐那两箱抽屉柜，他们也是这样想的。此外，关于她还流传着许多神乎其神的故事，这些故事大概都帮了她的大忙。

有一回天冷极了，手一碰刀子，皮就粘掉了，她的一个仆人躺在那里快要死了；可是他是个回教徒，死前必须洗身，虽说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事。不过总算想法办到了，这自然加速了那人的死亡；接着又遇到难题：怎样埋葬他。他们最后找到了一块沼泽地，因为还是初冬，能挖起几块草皮来。于是他们把他掩埋了，可是还没等埋好，狼群就已经在四周嚎叫了。她接着往前走，在那里看见五百个男人出发去打劫。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事，虽然在他们内部，小偷小摸是要受严惩的。随后她渡过了治曲，她认为那可能是长江的源头，又经过嘎拉，那里的房屋都靠山而建，一户人家的屋顶就是后面一户人家的晒台；她描述说，那里的人从不给土地施肥，连石头也不捡掉，只是隔一年种一季青稞，中间让土地晒晒太阳，恢复地力。不过，绝大多数藏人即便在那样的气候里也住帐篷，那气候，人们会以为是再不适于住帐篷的了。人们千方百计地阻止她进入拉萨地区，告诉她那里正在打仗，可是她打听到，双方已经商定，不得干扰过往旅客。然而就在那里，诺加在屡次抗命之后，开始对她动粗，最后竟想拔刀。是藏人把她从她自己的中国仆人手里救了出来，他们说那里没有能保护她的头人，便派人护送她继续前行。藏人说：“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你总是个女人。”泰勒小姐所吃的苦，要写一整本书才写得完。有三天，她那一伙人迷了路；他们没有帐篷。帐篷和一切舒适用品都已经卖掉，用来支付路费了，她的仆人在离开她之前，把能拿的东西都从她那里拿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们重新找到了路，便在山里躲了整整一个圣诞节，好好歇一歇。在这一段路程中，空气稀薄使她吃了极大的苦头：心悸，喘不过气，吃下去的青稞食物消化不了。就连这样的食物，他们也少得可怜。诺加散布谣言，说泰勒小姐腰间缠着一条满是金子珠宝的腰带。因此她只得夜间赶路，那种寒冷，没有亲身尝过的人是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茶一倒出来就冻住了；有三个夜晚，他们找到一个山洞避身，洞里刚够他们躺下，被烟熏得半窒息，只为了得到一点温暖，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渡过治曲进入拉萨地区，却不得不在那曲附近停下来，离拉萨只有三天路程，因为诺加先走一步，把有外国人要来的消息告了密，当作一大功劳。于是拉萨来了一位军官，衣着极其华丽，起初态度粗暴，后来变得友善，对那个中国人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慨。接着有了一场审问似的场面。凡是有机会的人，都不应错过亲耳听这位英勇的女子讲述：她怎样坚持作为一个英国女子的尊严，最后不但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还使那位头人相信了她所说的是实情，从而救了她那两个藏族仆人的性命——那个中国人曾想把他们诬为诡诈引诱她进入西藏的人。藏族头人们对她说，就他们来说，她可以继续往拉萨去，可是她要是去了，他们就会丢掉性命；同时，他们派了一名官员和九名兵丁保护她，防备那个中国人，此外还供给了她最急需的东西。她说，她到处都发现藏人表示喜欢英国人。锡金战争中的俘虏被保全了性命，吃得很好，回家时还发给了路费，这件事特别使他们感动。以至于甚至有人担心，万一再打一仗，全体百姓都会争着当俘虏。

回程中，马匹在冬天得喂羊肉、茶、酥油和奶酪，这些她一样也买不起，马饿得厉害，老是跌倒，后来泰勒小姐加入了一支牦牛商队。于是那两百头牦牛在二十英尺深的雪里为全体人员开出了一条路。泰勒小姐在一月二十二日离开西藏的拉萨地区，四月十二日到达打箭炉，一路上经历的艰难困苦，一个女子竟能挺过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在西藏，人们总是叫她“阿尼”，那是他们对女宗教师的称呼；为了更像一个阿尼，她把头发全剪掉了。在西藏，似乎有这样一些姑娘，她们同到父亲家里来的各色客人生下孩子——这些孩子归姑娘的父亲所有，很派得上用场。有的妻子往往不止一个丈夫，通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兄弟共一个妻子，等等；此外还有阿尼。西藏不像中国那样有溺女婴的事，而当喇嘛的男人比当阿尼的女人多，那些我们称之为“多余的女人”，就成了住在父亲家里的姑娘母亲。诚实，和我们所说的两性道德一样，在藏人当中似乎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美德。可是，不管是因为他们的恶习还是因为他们的美德，泰勒小姐回来时，一心要把福音的喜讯带给这个民族的决心，还是和从前一样坚定；正如她所说，这个民族即便做了错事，至少不加掩饰。他们是公开地做。

这幅藏人的图景，同我在任何游记里读到过的都大不相同，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记下来；不过这一切全要归功于这位极不寻常的女传教士。她如今又回到西藏的印度一侧去了，想在国外的藏人当中工作，因为要进入他们本国实在太难。从那以后，天主教由于那位最不知疲倦的法国领事哈斯先生的不懈努力，已经在西藏本土又一次恢复了他们的传教站。可是，要使这个民族基督教化，在边境外面工作是否更有可能成功，这是一个大问题；正如我多年来一直认为，向阿拉斯加鲑鱼罐头厂里、加拿大铁路上或者美国洗衣房里的中国人传教，可能比在中国本土传教更有收获。首先，这样的传教肯定不会激起反对；其次，凡是在本国以外住过一段时间的人，想必都知道，无论是好是坏，偏见会怎样消退，习惯会怎样……〔此处原书残缺〕……要完成这种转变，只需……〔此处原书残缺〕。在国内，处在他们的旧环境里，处处受到家族的要求和古老习俗的锁链的牵绊，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这番思索最初是在阿拉斯加的罐头厂里逼上我心头的。那里上岸很难，一群在那里做工的中国人站着看。轮到我下船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就有两个中国男人走上前来，各伸出一只手来扶我。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这两个人已经皈依了欧洲人那种男人帮扶女人的观念。我自己对藏人所知甚少：在边城打箭炉，我们所遇见的青年男子，最使我们惊叹的是他们的俊美和谦和的神态；可是我们所赞赏的那些人，似乎是野性的木雅部族，并不是真正的藏人。

普鲁恩夫人告诉我的，是中国边境上的另一个部族。她很难说是个旅行家，不过同安妮·泰勒小姐一样，也是内地会的成员，多年来一直住在贵州省，那里至今仍然到处是土著。在大多数地方，中国征服者已经把他们的属民同化了，把各种独特风俗的痕迹都抹掉了；贵州却不是这样，那里的土著至今仍像西方人一样，受到邻近中国人的鄙视。他们如今似乎主要住在山里，他们不供偶像，而是立起高高的石头来礼拜。除了伯恩先生——他的旅行笔记很不幸地在重庆骚乱中遗失了——似乎还没有人写过他们，这就使普鲁恩夫人给我的下面这些笔记更添了几分意趣：

苗族部落的聚会

“每年二月，有三天，黑衣苗子土著聚集起来，人数约有一千，跳一种宗教性的舞蹈，有点像古时英国人围着五朔节花柱跳的舞，只是庄重得多。

“早饭后，我们离开省城，由两个本地妇女陪着，坐着苗家的轿子，不久便开始爬山，到中午已经离城一里格了，走过的是些光秃秃的山，山谷里种满了罂粟、油菜和豆子，偶尔也有些荒着的地方种着稻子。路太坏了，我们乐得下轿步行。接着又往前往上走了十英里，恰在天黑之前走完，便到了一片被一座座圆锥形山峰环抱着的小小的高原旁边。一位中国煤窑主人极其殷勤地把我们这一大伙人接进了他家里；隔壁屋里有好几个‘苗’族妇女带着她们的女儿，是来参加跳舞的。第二天早上，我们看着姑娘们梳妆打扮，就像英国小姐要去赴舞会似的。她们梳妆花了四个钟头；不过这倒是十分得体的，因为那是从早上八点到中午。服装由好几套衣裳组成，颜色近于黑色，上衣的剪裁有点像水手服，胸口敞着，裙子是细密打褶的（手风琴式的）百褶裙，刚过膝盖，像苏格兰短裙。上衣和裙子都用彩色丝线绣得很美。姑娘们的头发稍稍偏向一边盘起，跳舞时部分插着宽头的银簪；未婚的姑娘头上缠一条白帕子，脖子上还戴着父母给的三只银项圈。

“中午，舞蹈开始了。从一座座圆锥形的山峰之间，成群成群已经长大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跑下山来，到了高原上；小伙子们穿蓝色或深色的长袍，腰间系着绣得很美的带子，带子在前面交叉，在背后折叠。小伙子和姑娘们背后都垂着飘带或流苏，头上都用银饰装扮得十分华丽，脚踝上缠着绣花布。可是姑娘们既不穿鞋，也不穿袜。小伙子和姑娘们脖子上都戴着银项圈，有的戴好几只。每个小伙子都拿着一支六管的芦笙（它的乐声像风琴的低音）。舞蹈每天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而且很安静，小伙子和姑娘们五个、六个或七个一组，围成一个个大圈子。小伙子们先在芦笙上吹几小节，吹完了把芦笙在空中挥一挥，然后离那些美丽的舞伴最近的一个轻轻碰她们一下，这一小伙人便侧着身子往左移几步，由姑娘们领头。接着他们都停下来；小伙子们再吹几小节，这个仪式就再重复一遍，这样到最后，他们全都围着那根柱子转了好几圈。太阳落山时，他们都散去，回到节日的住处；在这些时候，跳舞的舞伴们互相交换礼物，所以到了第二天，有些小伙子和姑娘们脖子上各戴着二十来只银项圈。”

一八九四年三月黑苗的聚会，约有四百个小伙子和姑娘。这种聚会每年举行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举行三年。他们的刺绣似乎是最华丽的。那同中国的刺绣完全不同，是绣在粗糙的土布上，整个布面都盖满了染得再浓艳不过的丝线，那样的颜色，我们在欧洲如今已经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总的效果几乎就像镶了珠宝的刺绣。苗族的银饰很奇特。有一个苗人从贵州的省城贵阳走了五天的路，去替我弄一些来，即便这样也没能买到，只好请他的族人打制。据说一个妇女用来把婴儿背在背上的那块绣得花团锦簇的背带布，要花她一年工夫才绣得成，这一点人们很容易相信，因为整块布全都绣满了。

又有一回，普鲁恩医生和夫人去参加了“仲家”部族的聚会。那是一个庆祝稻谷即将成熟可以收割的节日，同时也同男女求偶大有关系。他们说，这次聚会上几乎没有上了年纪的人，却有成群成群穿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服装同中国人的相像，只是不缠足，头上漂亮地缠着一条深色帕子。客店一整天都被人围着，集市上有好几千人。傍晚人们散去的时候，一群一群地唱着歌，姑娘们一群，男人们一群，可是他们的语言同汉语完全不同，唱的是什么，我们听不懂。“我们看见了六七个不同的部族，从服饰上可以分辨出来。就在我们住处的正对面，白天不同的时候，有小伙子们跳舞，吹着他们的芦笙，男人们成对地跳，场面十分动人。花苗的姑娘们站在一旁看着。她们的服装很特别，一顶紧贴头部的黑兜帽，裙子镶着白边，后面又长又圆，还打着褶。姑娘们走路的时候，这种裙子就像小裙撑一样左右摆动。

“安顺的花苗脖子上戴的是很素的项圈，我看过她们跳舞的青苗也是如此。跳舞时戴的头饰，打一两银子要收一两银子的工钱，因为要打出鸟儿之类的花样来。那条长链子应当在前面打成一个蝴蝶结或者一个结，垂挂下来，就像中国官员的挂珠子一样。我想，跳这种舞的时候，她们大概要戴四十两银子；这似乎很多，可是我见过一个男人戴了那么多项链，连脖子都弯不下来。

“裙子是买不到的；因为每个妇女都自己绣自己的衣裳，她们非常珍爱，我想那些卖衣裳的，都是离开了本族、到城里来住、改穿汉装的人。一条裙子用六丈棉布，三十一幅窄布，深深的刺绣穿在背后，裙子在前面交叉。上衣穿在围裙和裙子外面，在背后松松地系着。跳舞的时候要戴许多项圈和链子，头上用银鸟之类装扮得十分华丽，有时重到四十两。跳舞时穿的裙子，要是穿得起，绣花要绣一英尺深。当然也有穷妇女，买不起许多银饰。这个部族不穿鞋袜，穿的很少。仲家是穿的，他们的鞋子样子像广西或广东的鞋，脚尖是尖的。他们的舞同青苗的不一样。

“这种黑苗的舞在三月里举行，是这样安排的：拿着芦笙的男人在中间，五个或七个一组，姑娘们在外面围成一圈，亲友和父母又在更外面围一圈，作为保护。男人领舞，姑娘们跟着，步法是一只脚向前三步，另一只脚向前三步，然后转三圈；这步法很像苏格兰里尔舞。”

中国贵州省青苗（土著部族）舞蹈示意图。（普鲁恩医生绘）

一八九四年三月黑衣苗的聚会，约有四百个小伙子和姑娘。这种聚会每年举行一次，在同一个地方连续举行三年。

十五餐桌的装饰

在花展上，要是把餐桌布置比赛向中国男子开放，而不是只让欧洲女士参加，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这个念头，是最近在一个偏远的口岸看到的两桌装饰引起来的，那装饰精巧得出奇，又十分雅致，一桌出自一个宁波仆役之手，另一桌出自一个北京人之手。那宁波仆役几乎全靠在桌布上摆出平面的图案。有一幅是一丛小小的玫瑰，用一段段扁平的草作茎，配上叶子和玫瑰花苞，都是先摘下来，再极其巧妙地拼在一起的。旁边的餐巾扭成一条蛇，用红籽作眼睛，每只眼睛上还有一个小瞳仁；对面的餐巾则扮成一只狼。接着是一幅风景，用很小很小的叶片拼成，全是绿的，颇有几分诗意。另一只盘子旁边，平平地摆着一株小小的苘麻，又是用摘下来的花瓣和花茎拼成的，这一回连花朵都压开压平了。就这样摆满了一桌。

那北京人在平面图画这一门——宁波仆役的拿手本领——上，比不上宁波仆役。可是他在桌子当中放了一钵艳丽夺目的深红玫瑰，钵是垫高了的，底座四周围着一圈花环。他的几盘水果也格外成功，都用同水果色调相同、只是更浓一些的花来点缀，他的整张桌子全是橙色和深红色，只有桌布的白色衬托着。不过他的看家本领，是那一枝枝格外婀娜的花，都用铁丝扎好，弯成彼此呼应的弧线，就这样把整个装饰连成一体。这些花枝都是杰作，在任何花展上都一定能夺得奖赏。

还有一只用细碎的羽状叶片拼成的扁平的蝎子，还有一条龙；桌布上到处轻轻地落着一只只再精巧不过的姬蜂，是用豌豆花做的，长长的触角是用豆须做的。在唯一的一位女客身旁，特地放了一枝用铁丝扎好的玫瑰，轻盈到了极点：一个花苞上停着一只蝴蝶，翅膀张得大大的，羽翼看上去十全十美。后来有一只翅膀掉了，那北京人也应付自如，把花枝拿回去不多久，又送了回来，蝴蝶又是四只翅膀，完完整整。这两桌，每位客人的盘子两边，桌布上都仿佛有两幅专为他摆的图画，此外还有整体的效果，还有那些偶尔点缀着的小生灵。要是把各式各样这样的餐桌办一个展览，每一桌都同样新奇，只是构思各不相同，那真是再有趣不过的了。这难道不会在英国轰动一时吗？即便在上海，也肯定是件新鲜事，因为上海的中国式装饰，恐怕比哪里都少，肯定比巴黎还少。

在一家老字号的中国行号或商号里，或者在一个单身汉的家里——那里的琐事都交给中国管家和他的帮手去办，这些人我们一律叫作“仆欧”——有一种装饰的方法，我除了在中国，别处都没有见过。那是用一块剪得像镂花模板似的硬纸板，把彩色的沙子或锯末撒在桌布上。这样，桌子上下两边就会有一道宽宽的彩沙镶边，也许还加上一些回纹之类的花样。乍一看，好像桌布上有一道天鹅绒的条纹；虽然呆板了些，我却不能不承认，要是做得好，效果是很有装饰性的。可是所有的新娘都坚决反对它，因为它不是和我们在英国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吗？所以一个男人结了婚，照例就得同桌布上的彩色锯末告别了。然而在我心里，令人困惑的是：中国仆人是从哪里学会这样装饰餐桌的？我开头描写的那些压平的花草风景，他们又是从哪里学来、在哪里练成的？因为在任何一次中国人的宴席、婚宴或请客吃饭上，我都从没有见过桌上摆着任何一种花的任何一种布置。每个中国女子和小姑娘的头发里都戴着花，花瓶里插着花，可是饭桌上没有花。会不会有一天，驻在中国的印度兵能够告诉我们，我或许过于草率地称之为中国餐桌装饰的这种东西，究竟起源于哪里呢？

中国人的桌上不铺桌布，而我们的桌布由于颜色的缘故，在他们心里引起的，绝不是什么喜庆的印象，因为在他们那里，白色是同丧事联在一起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到处设法找些东西来添点颜色。在这方面，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差，因为他们不但没有桌布，连桌子也没有，他们跪坐在脚跟上，面前放着那种漂亮的食案，那算不得桌子。不过他们很常在饭食旁边放一只花瓶，插一枝花。中国人却不这样。然而我在内地试过，找一个几乎没有见过外国餐桌、从没有在外国宴会上伺候过的中国仆役，只吩咐他一句：“把桌子弄得好看些。”结果总叫我喜出望外。我记得有一回，别的且不说，我们把柚子（像大橙子）剥了皮，掏空了里面，放一盏小灯进去，就这样临时凑出了几盏额外的仙灯，一下子就把从伦敦带来的、相比之下显得笨拙的仙灯比下去了。就连替你挑担子的苦力，只要知道你有这个意思，也会立刻明白怎样替你装饰桌子。一般说来，我发现中国人越是没有受过调教，越是没有欧化，他插花插得就越有艺术气息，虽然他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犹疑——我在有些孩子身上也发现过这种犹疑——不知道哪些花该算作是枯死了的。枯叶往往有很美的颜色。他想，为什么枯花就不能也有呢？

他对颜色的眼光同我们的不一样，可是，看看一个年轻的中国纨绔子弟寻常的衣着里，许多淡雅色调那美妙的调和，再拿这种颜色的交响，同一个年轻的伦敦纨绔子弟衣着里那种强烈的色彩对比，以及一位时髦女士衣着里那些常常大声喧嚷的颜色相比，我有时不禁想，出了毛病的是我们的色彩品味，而不是他们的。当然，他们要是——发现我们会因为东西新而出更高的价钱来买——为欧洲市场做出一些刺绣，用的丝线为了便宜而用德国的染料染色，那也很难怪他们。发明这种染料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欧洲卖，中国买，再卖回给欧洲。那些老刺绣的色调，固然不如我在另一章里描写过的土著刺绣那样浓艳得惊人，但至少可以同英国公使馆和北京其他宫殿天花板上那些美丽的颜色相媲美。

十六传教士在做什么？

传教士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在英国常有人问——在中国倒不一定——所以一八九九年我溯长江而上的时候，所见所闻，或许说上几句，会有人感兴趣。先从第一个口岸镇江说起，那里美以美会的女塾已经颇有名声了。姑娘们有一位技艺高超、精力充沛的音乐教师，她们的嗓音甜美，而且，正如别的学校羡慕地说的，音乐是那么一种惹眼的东西。她们唱得确实很动听，也能对付极难的曲子。不过在我看来，这所学校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沿着长江上上下下，每逢你遇见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子，面容和悦可亲，眼神显出对周围的事物有一种聪慧的兴趣，人家总会告诉你：“噢！她是在罗宾逊小姐的学校里长大的。”已经有许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做妻子、做母亲的，所受的教育都得自这所学校。第二代的孩子如今也在上它的课了，罗宾逊小姐本人虽然总显得那么单薄，容易疲倦，却还指望着教育第三代呢。在她学校里长大的姑娘，出嫁以后，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园子里种满了花，许许多多的小事都做得来，而那些可怜的、脚被缠成畸形的中国妇女，一般连试都没法试；因为罗宾逊小姐的姑娘们从一开始就是稳稳当当地用自己的脚站着的，走起路来又蹦又跳，就像别国的姑娘一样。结果她们整个的体格都起了变化，容貌上的改善，即便是最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看得出来。她们比大多数中国妇女快活，我想，谁看了她们都不会怀疑。

这所学校约有七十个女孩，毗邻的男塾里男孩还要多一些，因此看来给姑娘们找丈夫并没有什么困难——而天主教直到前些日子，还一直拿这一点作为理由，不肯给托付给他们的女孩放脚。如果新教传教士能这样轻易地克服这个困难，天主教为什么就不能克服呢？难道他们对自己教民的影响力还不如新教？从那以后，我很高兴地看到，天主教的学校已经得出结论：并不是这样。

九江的美国学校唱歌如果不及镇江那样好，但哪怕只是为了看看姑娘们上体操课，也很值得去参观一下。看着六十多个中国女孩一起做操，姿态十分优雅，做着做着，脸蛋红扑扑的，笑逐颜开，真是赏心悦目的景象。我还满意地注意到，在上课以前，姑娘们个个都在起劲地踢毽子或跳绳。这所学校里有四个滑稽的小孤女，都是四岁，穿得一模一样，一身蓝白衣裳，浑身圆滚滚的，活像再古怪不过的荷兰小木偶。

那里还有一所很大的妇女学校，培训妇女做女传道。还有一些被送到美国去受教育的年轻男子；尤其有两位中国女医生，所有的医科考试都考得极其出色，那时正忙着诊治众多的病人，同时在修建一所医院。石医生（英文名斯通）和康医生是两位非常了不起的年轻女子。我不知道最该钦佩她们的是哪一点：是她们如今回到了祖国，就遵守中国的礼法，照本国的规矩过着安静隐退的生活呢，还是她们当中的一位，会在漆黑的夜里到十二三英里外的乡下去为一个危急的病人开方子，或者用一位中国女子那样柔和的嗓音，却能在一间很大的讲堂里让人轻松愉快地听清她的话。康医生会种花，她的菊花是一景，尤其是她把菊花摆成花坛、放在火炉两边的那种摆法。石医生的中文最好，不过两人的英语都很流利。所有这些美国化了的中国人，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人们不免有点好奇。从那以后，又有两个年轻的中国姑娘被送到美国去读书了。杰克逊先生那所大男塾，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差不多是一所学院，因为那些男孩差不多都是青年了；他们看上去肯定会不辜负杰克逊先生那种悉心尽责的教导——他似乎把整个心都放在了教学上。从那以后，他已经被调到别处去了，看来这是件憾事。

在南京，师图尔博士主持着一所大学，各种先进的设备应有尽有。一想到我自己从小受教育，连传统的一对地球仪、天球仪都没有，而这些中国青年却有仪器来演示月亮怎样绕着地球转、行星怎样绕着太阳转，还有种种科学事实——那些我只听人讲过、却从没见人演示过的——我不禁羡慕起他们来。他们也学英语，用的是最先进的方法，还有最舒适的座位供他们用功；尤其是，他们个个看上去都像是全副才智都调动起来了，确实有一种兴奋的神气，同中国人平常的样子大不相同。南京有三所医院，如果不止的话。有一所大学校，满是天足的女孩，我相信另外还有好几所。那里的房屋大多是热心这项事业的私人朋友捐赠的，并不是从差会的经费里支付的。不过我并不是在视察传教事业——只是在从事别的工作时，看到了一些东西，我想别人也许会有兴趣听一听。

在芜湖，传教士的房屋一向是显眼的景物。不过如今它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醒目、更庞大了。在芜湖下游不远处那座林木秀美的弋矶山上，房子没有那么大，不过看上去格外豪华，因为它们是一层层堆叠起来的，而且周围的树木又多又杂——这些树都是赫斐秋博士种的，他在离开以前替美以美会买下了这块地。可是宣道会和另外一两个差会，如今在芜湖的山上盖起了巨大的楼群。我总忍不住感到惋惜，似乎不盖这样很大的房子，传教工作就没法进行，给人的印象，就好像各个差会坐镇在一座中国城外的一座座堡垒里，要把它围困起来似的。不过在这里，新教方面最大、最显眼的建筑，是赫怀仁博士在弋矶山顶上新建的医院。而它充其量只能容纳七十个病人左右，虽然一切必需品都有，却肯定没有奢华过头。赫医生已经在计划扩建了。

五年来，他一直用自己私人行医的收入来支付这所医院的经常费用。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事？他是海关医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当中都行医，中国病人是知恩图报的。李中堂给了他一千元作为医院的经费，另外还送了赫夫人一套华丽的银茶具，以及其他种种礼物。另一个感恩的中国人本来也打算捐一千元，后来又想每年捐一千元。赫家的客厅里摆满了无价的古瓷，也是这样送的，美不胜收。这一切都说明他的医术多么受人推重，也充分说明了他的成功；因为可以注意到，李鸿章家里并没有付什么钱。要是李鸿章的病好了，本来是打算大大酬谢一番的。中国人付给医生的钱，不是看他的好心，而是看他的疗效。

人们常爱问：你以为中国人会对你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感恩吗？看来，他们感激的时候就会道谢，而当他们觉得自己确实得到了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感激。

在华的欧洲人当中，有多少人甚至听说过南昌府？直到前些日子，我自己也不记得听说过。然而它是那个有名的江西省的省城，老口岸九江就在这个省里。九江那位有名的昊格矩小姐说：“去年有几位士绅捎信来，请你到那里去开一次会。”我接着说：“啊——！可那是去年，是在政变以前。”后来我听说美以美会的尼科尔斯夫妇驻在那里，我认识他们，这就成了去的理由；可是尼科尔斯先生恰好要到南京去参加他们的年会，这又成了不去的理由。最后，一个在美国读过五年书的中国青年愿意同去当翻译，于是我便坐上一只小轮船出发了。这只小轮船属于一位很有进取心的左先生，他在鄱阳湖上开办了轮船，至今仍准许他的轮船做拖带之用——这些轮船原本就是为拖带而造的，虽然在别的情形下，轮船是不准在内河拖带的。他花了很大一笔钱疏浚航道，以换取十年的轮船专营权，可是还不到五年，就有一家对手公司开起了一只轮船，不是用来拖带，而是用来载客的，因而布置得更舒服些，就这样坐享他疏浚的成果，却不付一个钱。人生就是这样！正如维吉尔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教导我们的：“汝等为之，而非为汝。”

我们在一天下午四点离开九江，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到了南昌府，这一路远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有趣。我们在黑暗中经过了湖口和大孤山——从长江上望去，它们是那样如画——因为装煤耽搁了很久；第二天在吴城又装了一次煤，吴城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有一座漂亮的宝塔，还有一排又一排船头翘得很高的大帆船；过了吴城，地图上标着的湖不见了，只有一长片一长片的芦苇滩和浅水，一群群白鸽，一道道黄沙，最后我们驶进了所谓的内河，终于到了南昌府，城后远远的群山衬托着它，景色很美。尼科尔斯先生的新房子在城外一段路，快到的时候，它是最惹眼的景物，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大，因为它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沿江吹上来的每一阵风都挡不住。我们到的时候，正刮着刺骨的北风，人们不免惋惜，它竟这样暴露在外，更惋惜的是，它竟这样显眼，看上去比任何别的房子都要气派得多。不过它其实一点也不气派，甚至也不算很大；而正如所有的建筑师都知道的，要盖一所恰好适合它所在地方的房子，是很难的。进了城，比那所房子更显眼的，是中国人自己出钱、为自己礼拜我们大家共同的天父而盖的教堂。尼科尔斯先生在这个地区工作才刚刚三年，有六个月住在中国城里的一所房子里，在城外那所漂亮的新房子里大约住了六个星期。艾博特小姐和他的妻子是他仅有的外国帮手，而后者要照顾三个孩子，两个要教功课，小的一个要时时照看，所以在直接的传教工作上颇受拖累。这三个人正在设法使之基督教化的这个地区，有七百万人口。想想看，只靠这三个人，要在这么多人当中造成任何改变，似乎都是荒唐的。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大批本地传道人。我想，我看见大约有二十位要去南京参加年会，看上去是一群精力极其充沛的人。这个地区已经有了三十六处布道所。

在他们的十二个区里，如今每个区都有自有的或租用的房产。所需的这些钱，没有一个便士是从本国寄来的，全是中国教友自己出的，只有尼科尔斯先生迄今捐了五百五十九元。教堂也全是中国人自己为自己置办的。而且决不是那种有时可以看到的、开在偏僻肮脏的陋巷里的寒酸可怜的小教堂。南昌府是一座很好很富的城市，街道纵横交错，满是各色奢侈品，在美丽的万寿宫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市场叫人想起东京的浅草，那纵横交错的街道叫人想起从前的巴黎王宫市场——又暗又窄，却很好玩。就在那里，在这座庙和对面那座主要的戏园子稍过去一点，就在城里最热闹的那座城门外面，就是中国教友正在盖的新教堂，因为这座教堂虽然开工最早，却还没有完全竣工。钟楼高四十英尺，拱门上略加装饰，用的是蛇形的曲线；钟楼上还有尖顶。它是用红砖砌的，这在南昌还是头一次使用，颜色很红艳。那座教堂能坐三百人左右，不过临街还有一座能坐两百人左右的小礼拜堂，随时可以打开折叠门，同大教堂连成一片。楼上有一处很好的住所，给中国传道人住，景色很美，望得见那如画的城门、永远匆匆进出的人群、货摊、变戏法的，以及一切惯于聚在城门外的种种娱乐。正对面是一座香火极盛的庙，庙的院子比庙本身还大，院子里满是高高的红色衙门旗杆，那是祈祷应验之后送来还愿的。变戏法的，佛教的庙——我们碰巧去看的时候，里面正在演戏！如今又有了这座即将竣工的基督教堂，是百姓自己为自己盖的！哪一个会占上风呢？城的另一头还有一座稍小一些的教堂，除了油漆以外，已经全部完工。它坐落在一条主要的大街上，能容三百人左右，钟楼稍矮一些，用红砖和琉璃砖砌成。它很整洁，只因为那高高的、露着椽子的屋顶，才不显得平淡。它建在一座拆掉了的小教堂的旧址上，我到的前一个星期日刚刚举行过奉献礼。

我尽量用挑剔的眼光去看那些会众，可是——能看透人心的只有一位。我所看见的，是一群几乎全是男子的会众，看来大多是教书的或读书人一类，都显得十分专注。下午来的妇女就多得多了，因为预先宣布有一场劝放足的演讲，大家认为那是特别同妇女有关的，于是最好的座位都让给了妇女，男人们只给自己留下教堂的左边和整个后部。那时来了不少衣着讲究、样子整洁的妇女，而神情好学的男子就更多了。会是由一位衣着讲究、精力极其旺盛的商人主持的。他虽然仍在经营一桩重要的生意，却极其渴望取得传道人的执照，显然他有活力，又有诚意，这两样合在一起，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鼓动人心的演说者。到会的约有两百人。有几位不肯加入天足会，因为她们已经放了脚，所以她们认为没有什么可再做的了。有的人身上没有带钱。有的人说自己是外地人，其他的人入了会，等她们稍稍想一想，大概还会有多得多的人入会。不过描写这次会议，虽然是我到南昌府去的缘由，在这里却是离题了。

在丰城县，城里的百姓居然献出一座佛寺，改作礼拜堂，那里已经有十二个信徒受了洗礼。毗邻还有一座大庙，庙里的神像已经被搬走了，因为百姓不愿意神像留在离基督教布道那么近的地方。城里的耆老那时正在考虑把这座庙也献出来。那样的话，就会有一座能容一千二百人左右的礼拜堂了。

在建昌府，那座城里的基督徒自己出钱，把一处极好的产业献给了差会。那是古时殷王宫殿的旧址，在城中心一块高地上，俯瞰全城。尼科尔斯先生最近在那里为十个男子施了洗，其中四个是有功名的人，所以难怪那座城的知府去拜访他的时候说，城里许多最有身份的人都同基督教会有关联。

在南丰县，最近有十三个男子受了洗，其中七个是有功名的人，那里的百姓正在计划盖一座好教堂，只要能派一位传道人给他们就行。

抚州府的人也在谈论明年盖教堂的事。这样，这个地区当时报告有正式教友四百零二人，试用教友一千七百三十二人，慕道友四千人。这一年里，它为教会用途捐了六千八百六十八元八角九分，拥有的产业约值一万六千元（一元约合……）。

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工作是一八九六年十月才开始的，那么说一句“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希奇”，肯定并不是贬低主持其事的传教士们。如果正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这些奇妙的事情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出于动机不纯——比如想得到某种外国的支持，来同天主教对抗；诋毁天主教的人说，天主教的教民里有许多是这一带的拦路强盗和其他凶悍的人物——那么，君士坦丁之后接踵而来的那些洗礼，难道就没有一些是出于动机不纯吗？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起初之所以是基督徒，难道不也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在我们之前就是基督徒吗？无论如何，我试图略述其轮廓的这场运动，难道不是至少值得注意、值得观察，或许还值得帮助吗？

后来我继续在中国各地旅行，听说了许多类似的趋向基督教的运动，不过也许没有一个是这样全然了不起的。

十七劝放足之行（上）：汉口、武昌、汉阳、广州、香港

凡是记得自己小时候头一回被带去跳进冰冷的海水里是什么滋味的人，多少能体会到，当我打算动身到中国南方去巡游一圈，在素不相识的人中间反对缠足——这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家庭习俗之一——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感觉。

我们天足会——把它的中文名字译过来就是如此——的名誉干事已经尽力替我铺好了路，事先写信通知各地，说我是代表本会前去的；招商局——中国唯一一家大轮船公司——也极其慷慨，立刻给了我一张免费乘坐他们的轮船遍游中国沿海的通行证，可是这反倒使我越发觉得，我必须努力工作，多有成就，才对得起他们的慷慨。他们答应替我引见一些中国的头面人物。可是我手里介绍给欧洲人的信却寥寥无几，而且我大半辈子住在中国的远西，在南方几乎一个熟人也没有。

近来我们开始邀请中国官员来参加我们的集会，我至今还记得那一次心往下沉的滋味：汉口新落成的维多利亚大厅租下来了，工部局的总董亲自安排了座位，听众开始进场，一个官员接着一个官员，有的带着随从，有的不带，有的还摆出那种了不得的架子，叫人觉得，这样走路的人，天上地下没有一样事值得他感兴趣。领事三言两语介绍了我，接着我就得站起身来面对他们，我再充分不过地意识到，在这些中国官员看来，一个女人向他们演讲，本身就是多么奇怪、多么闻所未闻的事，何况讲的又是那个在他们看来格外不雅的题目——女人的脚。我的中国翻译顿时失了胆量，差不多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官员比在我看来要可畏得多。一位有名的传教士，精通中国口语，嗓门又洪亮，出来解了围。我紧紧地管住自己，免得笑出声来——整个场面在我看来实在是滑稽得不可抗拒——一面竭尽全力，要让我的中国听众觉得这事一点也不可笑。那次集会上，有两千多份反对缠足的传单和小册子被人拿走了，即便如此，有几位主要的官员临走时还在要。

汉口只是三座城市中的一座，三城聚在一起，只隔着汉水和长江。武昌与汉口隔江相望，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的驻节之地。他的文章被认为是无人能及的，我们特意用巨大的红纸告白装点了会场，上面写着他反对缠足的话，把废除这种极其有害的习俗的道理说得那样透彻，似乎再用那种典雅的中文——也就是文理，总督是此中的大家——写什么东西都是多余的了。显然，对“愚”民来说，是需要更浅显的文本的。有一位武官只肯屈尊研读这张告白，看来根本不屑听我那些金玉良言，可是到了最后，他却签名入了我们的会；而汉阳——三城中最小的一座，与汉口隔着汉水，同在长江的这一边——的县官向与会者表示，他从来不准他家里的人缠足。这自然产生了极深的印象。于是大家便争着要小册子了，因为既然武昌的大总督谴责缠足，汉阳的县官又让他家里所有的女眷都放了脚，那么汉口这座纯粹的商业城市，又算得了什么，敢去同高位上这样光辉的榜样作对呢？又有谁会不愿意说服自家的女眷，放弃这种最麻烦、最折磨人的做法呢？那位翻译在集会开始之前，还没有失声的时候，就已经私下告诉我，他曾两次把自己小女儿脚上的裹脚布解下来，可是她的母亲每次都又给她裹上了。因为女人给小女孩缠足，虽然是为了讨男人的欢心，为了给女儿找到有体面的社会地位的丈夫，可是年长的男人，尤其是读书人当中，却一再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它野蛮；正像在欧洲，上了一定年纪的男人谴责穿耳朵、束紧腰、穿高跟鞋，而女人们却再清楚不过地知道，男人中那些较年轻的、到了婚龄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眼光和心意，正是被这些或者别的显然是为了取悦而做的蠢事所吸引，因而这些蠢事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宣告了想要迷住人的心愿。

汉口的那次公众集会之后，紧接着在汉阳又开了一次会，到会的是些据信在这件事上已经被说服了的人。可是当请已经放了脚的妇女站起来的时候，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站起来，直到全体都站着了，我们大家都以为一定是弄错了，于是又更仔细、更缓慢地把这个请求向她们解释了一遍。这时，那一张张和气的湖北人的脸上都绽开了极其开心的笑容，妇女们又像一个整体似的全都站了起来。在此之前，在武昌已经为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子开过几次会，也为女士们开过几次会；在女士们的会上，有人向她们提出一个荒唐的问题：有没有哪个女人是为了自己好玩、自己快活而裹脚的？满屋子的人都窃笑起来。女士们的脚都在疼，她们却笑这个念头！第二天，我走在省城的街上，看到孩子们从相当气派的官宅里跑出来，问能不能匀一份传单给他们家里，真叫人高兴。不过，汉阳那次妇女们以放开的脚全体起立的集会，是锦上添花的收尾，此后我离开了熟悉的长江流域，回到上海，准备这次到陌生的南方去的奇异旅行。

那些在此之前素不相识的欧洲人，给了我多么亲切的欢迎，为了帮助推进这场让中国妇女重新站起来的运动，他们费了多少心力，真是难以言表。不过对英国读者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听听中国人的事。在广州的访问，最主要的一件事，是同当时的总督李鸿章会面——一提出请求，他就答应了。这件事更添了几分趣味，因为起初有人去问英国领事，能不能写一封介绍信，或者以任何方式促成此事，他宣称一位中国总督愿意接见一位女士，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似乎认为，对于这样一件完全有违礼法的事，连说一声他爱莫能助都是多余的。幸而驻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沃尔皮切利先生不这样看，他已经给了我一封信，介绍我去见他的朋友李经方——李鸿章的嗣子。于是我写信给李经方，说明如果能得到总督任何一点赞许的表示，对推进反缠足运动会有多大的帮助，问他能不能设法安排，同时提到，我本人愿意为此推掉任何别的约会，而且，如果能定下某一天，一位有名的、极受尊敬的美国女医生可以陪我同去；否则我就只好一个人去了。李经方立刻回信，约定了那位医生能陪我去的日子和时辰，虽然他并不知道，他挑的这个时间恰恰极不方便，因为那正是已经约好的一次中国女士集会的时间。在此之前，在长老会的礼拜堂里开过一次男女都参加的集会，开场颇为隆重，由富马利医生向两位中国女医科学生颁发文凭。她们穿得非常鲜艳，她们所有的亲友同伴为了给她们增光，也都穿得十分鲜艳。礼拜堂里装饰得极其讲究，摆着无数照中国式样扭扎过的小盆景；更添一分喜庆的是，这次用的赞美诗是印在浓艳的红纸上的。所以，当全体听众翻动那些诗单的时候，看上去就好像礼拜堂里满是一群飞舞的鲜红的鸟儿。

嘉约翰医生是广州资格最老的传教士，他那时看到自己毕生的事业就在周围——男医院和女医院，都是他亲手建起、又亲自管理了这么多年的——他主持了这次集会，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说那是他的医术所得到过的最大的恭维：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女士从远方来，要请他给她治病。她的两只脚都因为缠裹而坏死脱落了；可是她把两只脚带来了——泡在酒里——想请这位能创造那样多奇迹的外国医生，把脚给她重新接上去。在中国，要是这件事办得到，会有多少女人感激不尽，只要医术能够这样修补那痛苦留下的明显的后果，她们是不会计较自己受过的痛苦的！一位中国兵舰的舰长，从前在耶鲁学院读过书，极其热心地充当了翻译，从听众那热切的专注和一阵阵的哄笑看来，显然没有一点意思漏掉。不过有一两次，这位英勇的舰长明显地停顿了一下，犹犹豫豫地望着礼拜堂里用帘子隔开的那一边，他自己的妻子就坐在那边的妇女当中，她是出了名的广州最有钱的女士之一，也是脚裹得最紧的女士之一。不过他还是鼓起勇气，勇敢地翻译下去；我从没有对着一群听众讲话，看上去被打动得像那群广州听众那样深——如果可以从他们的笑声来判断的话，在中国，笑声一般是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志；或者从他们全都挤到礼拜堂前头去，每人交一小笔钱，领一张表明加入了天足会的纸片来判断的话。妇女们当场是没法入会的，因为她们挤不过那一大群男人；不过那位舰长的妻子后来找了个机会说，她要放脚了，其实已经开始放了；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急着要讲她的事：虽然谁也没有勇气劝她这么大年纪去放脚，她却放了；虽然有一段时间她确实吃了很大的苦头，可是她决心坚持下去，给别人做个榜样，现在她可以感恩地说，她不再受罪了，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即便单就她的年纪来说，她也走得好极了。

第二天定下开一次缠足女士的集会，别人一概不许入场。就在这时，李经方偏偏就约在这一天、这个时辰去见总督，最糟的是，天又下起大雨来——那是英国怎么也下不出来的大雨。结果只来了九位中国女士，即便如此，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已经很吃惊了，因为中国人怕雨，比英国的猫还怕。我只来得及说几句话，便连声道歉地离开了她们，可是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这些工具在这世上是多么无足轻重：虽然要不是我到广州来，这次集会根本就不会召开，女士们也是被请来见我的，可是我走了，丢下她们以后，别的欧洲女士劝说得那样有效，九位中国女士全都当场决定，不但加入我们的会，而且她们自己真的要放脚——我不相信我的任何口才能够达到这样可喜的结果。与此同时，富马利医生和我坐着轿子向总督的官邸进发，一路穿过狭窄曲折的街道，走啊走啊，雨水直往轿子里灌，淋着我们，一个多钟头以后，我们终于到了衙门，又冷又湿，可是至少我是满怀期待，坐立不安，因为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还从没有进过一处官邸。富马利医生倒是进过的，她从一开始就断定，那里一定是又脏、又破、又杂乱无章，一点也不叫人起敬。她凭想象所作的描述，结果证明相当准确，不过我想，要是那天不是那样阴沉……〔此处原书残缺〕……经过一间屋子，里面坐着一位官员，裹着毛皮缩成一团，十分焦急。两位翻译几乎立刻就来同我们会合了，一位是李经方，一位是麦医生，不久就有人来传话，说李鸿章准备接见我们了。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各有一个宽敞的院子，右边有一座养满了鸟的鸟舍，这位大人物站在他那间小客厅的门口迎接我们，那真是一个极其威严的身影，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穿着一件长及脚面的银鼠皮里子的袍子，披一件漂亮的貂皮披肩，帽子前面和手指上居然都镶着钻石。这至少是我那位传教士朋友告诉我的，她有美国人那种对钻石和貂皮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眼力。我只注意到他身材高大，五官长得异乎寻常地像欧洲人，目光锐利；他极其和蔼地接待了我们，挥手请我们在屋子当中一张圆桌旁坐下。有一把特别垫了软垫的扶手椅是给这位老人坐的，旁边紧挨着站着一个侍从，扶他坐下、扶他起来。我们在总督两边落座，李经方坐在对面，麦医生拉了另一把椅子，放在他右边稍稍靠后的地方，一排男仆顺着屋子的一边一直站着，恭恭敬敬地侍立着。这一排听着的仆人，在中国就相当于舆论和报纸。最重要的国家机密，也是通过他们，在外交官们还没有领会之前，就已经让街上的百姓知道了！

我总是努力——虽然大概并不成功——超脱于偏见之上，可是我必须承认，李鸿章接见过的人里，大概从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过去抱着比我更阴暗的看法，然而不过几分钟，他就那样叫我开心、那样叫我着迷，完全解除了我的戒心。缠足，我来要谈的这个题目，当然是他竭力回避的题目；既然我不是为他而来，总督便想同我谈我的丈夫，告诉我他们上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彼此都说了些什么，拿那次会面的结果、长江的礁石和险滩、轮船在长江峡谷里会遇到的那些不可逾越的困难来打趣我。我大胆地告诉他，尽管有这一切，我丈夫还是驾着一只轮船闯过了长江的险滩，那一回我是……〔此处原书残缺〕……唯一的另一个欧洲人。“你们真有胆量，”李鸿章说。“哪里比得上我斗胆来求见一位中国总督呢，”我回答道；既然已经把他的第一次进攻挡了回去，我便接着说明我此来的目的。“不，我不喜欢看小孩子为了缠足受苦，”这位和蔼的总督嘟囔道。“不过我从来也看不见她们，”他又赶紧补了一句。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后代，他自己的亲属，有许多都已经不缠了。他不相信这话，于是我大胆地提了提他的母亲。“噢，她是到很老了才放脚的，”李鸿章说。“我想李家所有的女人一向都是缠脚的。”我知道这一代的情形并非如此，却又不愿在这些家事上去纠正这位大人物，正在灰心的时候，李经方客气地插话道：“我可以告诉您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缠过，也永远不会缠，那就是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装作没有听见这话才是明智的，他接着说：“你是要我把中国女人的脚都放开吗？不行！这个嘛，实在是我力所不及了。你是不是打算弄出一种鞋子来，让中国所有的女人都合脚？因为我可以预先告诉你，那是办不到的。这个我敢担保。你是要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一篇文章吗？那你可知道，那就得是一篇策论了，”他一面带着开心的笑容，一面叹着气说，意思好像是说，写文章可不大是我的本行，我年纪也太大了，现在再来动手有些晚了。不过这时有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请他在我的扇子上写几个字，作为对这场运动的认可；他极其和善地叫了两个仆人把他从扶手椅上扶起来——因为他身材那样高大，年纪又那样老，那时他已经不能不靠人扶就站起来或坐下了——走到一张书桌前，当场就写了一段题词。从那以后，这段题词在每一次反缠足的集会上都展示过，分量极重。李经方特意指出，这题词可以作这样的用途，又和善地补充说，要是可能的话，他会请他父亲再写些别的，只是他实在太忙了，尤其是在这样大的年纪。我们把这当作该告辞的信号，可是总督请我们再留一会儿，等他送给富马利医生一百元给她的医院，坚持要她带走。钱还在拿来的时候，他问了种种有关医院的问题，把她的捐款名单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随后他转过头来对着我嘟囔道：“你要知道，你要是把女人的脚放开了，就会让她们变得那样强壮，男人也会变得那样强壮，他们就要推翻朝廷了。”从那以后，我常常想起李鸿章的这句预言，一面琢磨，他的态度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那样解除人的疑心，甚至解除人的厌恶。显然，不论在哪个国家，就他这把年纪的人而言，他都是异常敏捷干练的，在中国人当中更是出奇地如此；他还有那种直率坦白，那种仿佛不得不照直说出来的态度——拉布吕耶尔说，这是恭维人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就好像话不得不脱口而出，甚至违背了可能更明智的判断似的。除了这一切，他显然还有一种毫不做作、十足中国式的爱好：喜欢舌战，喜欢随处找乐子开玩笑。凡是同他谈过话的人，谁也不会怀疑他有一种魅力；我心里不禁掠过这样一个念头：慈禧一定常常懊悔，他不再是她的左右手了，懊悔竟有什么事或什么人插进他们中间来。因为有这样一位威严的人物站在宝座旁边，皇太后一定会觉得心情更舒畅，也更安全。

在香港，多亏总督夫人卜力夫人的好意，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她主持了由当时的代理律政司波洛克先生安排的集会。大会堂里坐满了人，而且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许多人似乎都急于尽力做点什么，虽然语言上的困难像一根铁棍一样横在许多人和任何实际工作之间。前一年仿照欧洲俱乐部的样子成立的华人俱乐部，接着也开了一次会；委员会的委员们照欧洲的规矩下楼来，领我们走进两间屋子中外面的一间——两间屋子连同各自的阳台都挤满了富有的中国男子——全体与会者都站起身来欢迎我们，演讲结束时，他们欢呼得同英国人一样热烈。通常被认为是香港首富的何东先生主持了会议，一位有名的中国律师担任翻译，以防到会的人里有听不懂英语的。可是这样的人极少，这从翻译还没有开始、笑声和其他表示听懂了的迹象就紧跟着出现，便可以看出来。不过翻译总可以保证不致被人曲解。在这些为讨论一个似乎可悲远多于可笑的题目而召开的集会上，我这样常常提到笑声，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可是，除了我总是尽可能多地讲些逗笑的话——我相信，人一旦被逗笑了，就容易被打动去改革得多——中国人也同日本人一样，认为流露悲伤是不体面的，而一旦受了感动，又总得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他们报丧的时候常常是笑着的。我在宁波讲起，我参观仁爱会修女的院所时，看到五个年轻姑娘，三个还完全是孩子，两个二十岁左右，五个人都因为缠足而失去了双脚，只能用手和膝盖爬着走动，我是怎样的难过；听众们没有像在英国可能会有的那样流泪，或者长长地“啊”一声，而是爆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

在香港华人俱乐部，演讲和掌声过后，委员会把我们领到楼上一间屋子里，那里欧洲式的舒适——窗帘和垫了软垫的扶手椅——同广东式的雅致——雕花的黑木器和山水纹的大理石——搭配得恰到好处。当中的桌子上为我们摆好了各色各样的糕点，可是在我同一两位中国维新派人士谈话的时候，方才主持会议的那位先生却请我们在劝人入会这件事上不要操之过急，提醒我说，据他所知，有一两位先生鼓掌鼓得最起劲，可是他们家里所有的女眷，脚都还裹得紧紧的。起初，在香港召集集会的难处在于，最老的居民们都断言，那里的女人很少缠足，要不是我对……记忆犹新〔此处原书残缺〕，我是不会坚持下去的。我曾同一伙朋友去参观一所常领游客去看的中国住宅，主人同他的客人——一位留着令人起敬的白胡子、从香港来访的先生——听到我的名字，便请我到女眷的住处去。这家的一个儿子陪着我们。我们往里走了一段，正要转身回来，有几个女仆掀起一道厚帘子的一角，招手叫我们进去。在里面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一群女仆簇拥着，我们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坐在那里，穿着华丽的衣裳，脂粉珠翠都浓艳得过了头。她没有起身迎接我们，我们很惊讶，但还是设法按礼节向她致意，而那些拦也拦不住的丫头们却把她的裙子撩到一边，叫我们去注意她那双小得几乎难以置信的脚。这可怜的孩子那时也许正被那双脚折磨得痛苦不堪，而且她显出种种厌恶我们闯进来的样子，所以我稍稍退后了一点，却从远处看见她怎样耸起肩膀，把脸扭开，几乎要踢我的同伴，发出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表示极深的反感。我想我们脸上一定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因为那些仆人开始道歉，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女人。这时她的妹妹进来了，她的梳妆还刚开了个头，一进来就摇摇晃晃地躲到屋子最暗的角落里，举起双臂挡在眼前，像是要遮住这可怕的景象，一面把我们往外推。我赶紧退了出来，请那位年轻人代我们向两位小姐表示，我们给她们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安，心里十分难过，要是我们想到我们的来访会这样叫人不快，我们是决不会进去的。他似乎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看上去也毫无愧色，他解释说，她们两个是姐妹，妹妹是他的妻子，两人都是那位白胡子老先生的女儿，老先生是香港最大的华人房产业主，两个姑娘都是在香港生、在香港长的，可是正如那些仆人所说，连一个外国女士都没有见过。这使我多少明白了，在香港，中国姑娘被关在深闺里关得多么严，因而住在那里的欧洲人，除非费些心思去打听实情，对她们的境况又能知道多少呢。轮船的船长曾告诉我，坐他的船的那些女人，是怎样由她们的男仆像背麻袋一样背上船的，所以有人告诉我香港没有缠足的，我就是不信；而现在，面对着满满两屋子富有的中国人，人家立刻就叫我记住，他们的女眷几乎全都是残废的。

“我们一定也得请她们来开一次会”——大家都这样想，这一回又是卜力夫人出来解了围。她广发请帖，请人到总督府来——那里还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女人踏进过一步——而且为了让她们来得方便些，她又邀请了中国的先生们，在一间屋子里款待他们，女士们则在另一间屋子里听演讲。在这次集会之前，承皇仁书院院长的好意，又开了一次会——这一回是男孩子的会。皇仁书院是英国似乎给中国带来的唯一一件无私的恩惠，因为那里提供极好的教育，而受了这种教育的中国青年，后来都散布到了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各地。维多利亚会督好意主持了会议，从他自己的圣保罗书院带来了一批学生，伦敦会的皮尔斯先生也带来了一批，他还极其热心地担任了翻译。到会的男孩和青年一定有五百多人，可是我至今想起这次集会，还觉得心惊肉跳，因为我的轿夫误会了我要去的地方。我没法让他们明白过来，好纠正他们的错误；后来多亏一位过路人的好心，我总算让他们明白了，可他们还是不认得路，我也没法告诉他们怎么走。结果会督、男孩们、翻译，大家都在那里等着，纳闷着，而我被抬着在维多利亚城的后街小巷里来来回回，急得要命，到了会场，羞愧慌乱得连自己的苦恼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拼命想把我的意思传达给那些青年，而他们，也许因为等了那么久也急了，掌声一阵接一阵，经久不息，笑声一阵阵回荡着，滚滚而来，我几乎没法把话讲下去。最后，到了展示李鸿章在我扇子上题的字、传看我那些中国女人裹着的脚和放开的脚的照片、还有免费分发——白送，分文不取——有关这个题目的小册子的时候，那些青年干脆冲上了讲台，把栏杆都挤掉了，然后密密层层、你推我挤地走了，虽然还没有吃饭，却满载着精神食粮。皇仁书院一定要过很久才会忘掉那个下午。

男孩子的会开过以后，就只剩下安排女士们的集会，为它担心了。开会前一个钟头左右，英国海军提督的夫人坐在那里，一只穿着精致鞋子的脚在炉栏上轻轻拍着，说：“就算一个也不来，其实也没有多大关系。”总督夫人却权威地说：“噢，总会有些人来的，要是人很少，我们就把她们请到客厅里来，把舞厅关上。”这时卜力小姐——她已答应担任香港的名誉干事——刚同我一起看过园丁们一上午搬来排列在舞厅通道两旁的棕榈和灌木回来，我们都断定舞厅看上去太大了。开会前半个钟头，我们大家都确信，没有一位中国女士敢来，就算她们动了身，也决不敢走过那些哨兵。可是后来我们往外一看，只见她们开始到了。不知怎么弄错了，她们似乎都在外面的大门口就下了轿，于是一路上摇摇晃晃，走得好不艰难，而舞厅里人越坐越满，直到哪里都找不到座位了。这时有两三位中国女士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位宣布说，仆人不应当在主人面前坐着，请所有的阿妈都站起来。这一下就让出了七八十个没有缠足的女人，她们从此就沿着舞厅的两边站着；一大群小女孩——是一所学校的——被请去坐在地板上，这叫孩子们颇为惊骇，因为她们认为坐在地板上，比英国孩子认为的还要古怪得多。可是没有别的地方给她们坐了。虽然有些人极力主张把这些小女孩打发走，说她们太小了，我却很高兴她们留了下来，因为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这些孩子数出她们捐的钱，居然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成了我们会的会员。她们当中有四五个已经缠了脚，所以毫无疑问，她们全都明白自己在抗议的是什么。有两位小脚女士坐在前排一端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一位从澳大利亚来的中国女士翻译了卜力夫人的欢迎辞和我演讲的开头之后，再也看不下去这两双脚了——那两双脚为了舒服一些，直直地伸在主人的前面，就这样横在她和听众之间——于是她用南方那种生动泼辣的土话，直接对着这两位女士说起话来。要是两位英国女士这样出乎意料地被人叫一大群听众注意到她们，大概会显得非常气愤，即便不气愤，也会显出窘迫的样子。可是这两位中国女士，虽然我想她们确实脸红了，却一点也没有显出气愤，而且镇定得出奇，年长的那位回答说，她年纪太大，放不了了。年轻的那位为什么不放，说了什么理由，我没有听懂。事后看到大厅里一排排的阿妈，等着扶她们那些摇摇晃晃的女主人上轿，真叫人可怜。不过有四十七位女士当场加入了天足会，还有一位让大家看她已经开始把脚放松了。在一家有名的中文报馆里，一位年轻人向我鞠了一躬，说：“我的妻子和我所有的姐妹都已经放了脚。”有一位中国医生曾经力辩香港的缠足是放不开的，可是事实证明他错了，虽然香港的脚似乎确实裹得格外紧。据一位中国作者说：“头一年，孩子要躺在床上，非到万不得已，不抱她下床。”

据上海的一次中国女士聚会上的人说，头一次给孩子裹脚，需要一个手劲极大的女人，她裹得那样紧，以致不把脚连同裹脚布一起浸在温水里，裹脚布就解不下来。如果不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所有的皮都会随着裹脚布一起脱落，大概还会带下一大块一大块的肉来。她们当中有好几位说，她们亲眼见过这种事。在福州的一次集会上，一位又一位女士说，她们见过有女孩子两只脚都因为缠裹而脱落了，一位中国水师提督的夫人说：“不是一个两个，在我自己的熟人当中，我就见过好几个。”在坏疽发作、发展到整只脚都脱落之前，她们必定受过怎样的苦，想起来就叫人痛心。

“她们穿得不是精美极了吗？你不觉得，就衣着打扮而言，满屋子的中国女士比满屋子的英国女士要好看得多吗？”这是会后有人说的一句话。可是那位英国海军提督的夫人——在衣着问题上我们都服从她的意见——却断然回答道：“这一点也不公平。我们穿的是晨装。等我们穿上舞会礼服、戴上钻石下楼来再说。她们穿的全是盛装。”接着她也对那些刺绣和色调的调和赞叹不已。不过话虽如此，香港的这些衣裳，同我后来在杭州和苏州见到的相比，简直就是粗野的了。

十八劝放足之行（下）：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苏州

不得不承认，这事有点叫人难过：在慵懒而阳光明媚的澳门，反缠足似乎比在熙熙攘攘的香港要进步得多。当然，葡萄牙人在那里已经立足了几百年，他们同百姓混居，互相通婚，我们却不这样。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差别。不过也有人说，是一位医生——维新派的一位主要人物——使澳门起了变化。在南湾——一个小小的那不勒斯湾，一头是格外浪漫的公园，另一头是总督府，傍晚葡萄牙乐队奏着音乐，海浪轻拍着岸边，母亲们带着孩子围在身边出来散步——在东方，我们似乎从来看不到英国母亲这样——还有年轻姑娘由她们的女伴陪着；就在澳门这里，有好几所最好的欧式房子住着中国人。其中一所，装着涂了厚厚一层金的栏杆，十分显眼，我很高兴地发现，那家所有的孩子长大都没有缠足。何穗田先生是澳门华人的领袖，又是葡萄牙的臣民，他不但为我安排了一次中国人的集会让我演讲，会后还带我到他家里去，向我保证他的一个小女儿不久就要放脚了。可是，虽然他们家里有种种奢华的东西，陈设既昂贵又雅致，甚至还有一张弹子台——他们说他们是玩的——看到年长的几个女儿都缠着脚，还是叫人难过。不过他并不是那位维新派医生所办的会的会员。我的翻译是会员，而且他似乎满怀热诚，因为在一次小小的基督徒集会上——那次会上人人都很热情，给我留下了极其清新的印象——最先入会的人当中，有一位缠足的女士，就是他的妻子，她笑着说：“要是您肯收下我的钱，接受我的保证，我就要放脚了。”葡萄牙俱乐部的秘书德阿松桑先生好意为所有懂英语的人在那里组织了一次集会。许多不懂英语的会员起初也进来听，后来便渐渐走了，走得不大安静，第二天看到听众中那些中国人愤愤不平的样子，倒很有趣：“葡萄牙人要是听不懂，至少也该安安静静的！”这句话似乎恰恰表明了，在澳门，中国人看待葡萄牙人的方式，同在香港他们看待英国人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不过，顺便我还不能忘了提一提他们当时的总督加利亚多先生的盛情，尽管他正为狂欢节所累——狂欢节在中世纪风味的澳门可是一件大事！

那绝美的景色，凌霄花那橙色的喇叭形花朵，穿着狂欢节服装的快活的孩子，柔和的阳光，贾梅士花园那份浪漫情调，处处浪漫的点缀，都把人带回了欧洲，使澳门在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我也不禁希望，它会是缠足最先绝迹的地方之一。天主教的修女们似乎很热心促成此事，不过照例，就连请她们为此同新教传教士联合起来，都是不可能的。

招商局给了我一张乘坐他们所有轮船的免费通行证，省港澳轮船公司也同样慷慨，现在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也这样做了。我开始觉得，轮船公司这样慷慨，旅馆还向我收钱，简直有点说不过去了。不过只有在广州和澳门，我才有必要住旅馆。在别的地方，人们都为了这项事业，极其殷勤地款待我。

在汕头——接下来要访问的那个条约口岸——我遇到了一种很不相同的缠足方法。那里的人不把孩子的脚缩短，而这一向是整个过程中最痛苦的部分。为了让孩子们下地干些活，他们要到十二岁、常常到十三岁才给孩子缠足，那时脚已经长得太成形了，除了把大脚趾以外的所有脚趾都裹到脚底下去，使脚变窄一些，再也不能做别的了。不过却要用一个高得异常的鞋跟，脚斜放在上面，看上去就显得短了。鞋尖上常常有一个小圆洞，从洞里可以看见大脚趾。显然这种缠法要放开容易得多；我乘小火轮沿江上行五个钟头到揭阳，被领着去拜访各个大户人家，发现他们差不多都在放脚，真是高兴。每一家里，女士们谈论的都是她们所有的脚趾是不是都已经翻上来了。她们那里有一种办法，用绳子把脚趾往上拉。有一位女士很自豪，说她的脚现在已经全好了。八岁缠脚，二十一岁放脚，这似乎就是她一生的记录。她说，她的脚花了三年工夫才恢复了自然的形状，不过现在她似乎很满意了。在另一家，有一位女士有两个脚趾，似乎简直要把她逼得发疯了；在又一家，有一位女士说，她几乎要对一个脚趾死心了。当地并没有中国人办的反缠足会，而在那里时间还不长的传教士们也完全不把这场运动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影响，说他们来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在进行了。这大概是康有为在这个省里发起的那个大会的结果；据说那个会的名册上一度有三十万个男子的名字，直到一八九八年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下令禁止一切会社，才被解散。有一家的四个儿子在科举中都很出色，都中了秀才，其中一个是那一年的头名，因此刚刚接到邀请，到北京去教满人；而大儿子已经中了举人。在那里，我很高兴地发现，桌上摊开着一本中国杂志，上面有我的照片，显然是有意表示恭维。在中国，难得有一回看到人们做的事同他们在欧洲会做的一模一样，倒觉得很新奇。

汕头的脚虽然裹得不算很小，可是在各次集会上，那些想放脚的妇女给我看的脚，也确实够叫人恶心的了，有一只脚给我留下的痛苦印象，那天整个晚上我都没法摆脱。

在明媚美丽的厦门，反缠足运动二十年来一直由麦嘉湖先生扶持照料，如今他满意地看到，当地为数众多的基督徒妇女全都放了脚，而且穿上了一种鞋子，在我看来，那确实是我见过的最整洁的中国鞋。在广州，天足的女人穿的是一种叫作船鞋的鞋，形状像船底，穿着它可以前后摇晃着保持平衡。那里的船家女和劳动妇女是不缠足的，于是那些往往从广州来获得对中国城市印象的外国人，便以为全中国都是如此。唉！在西部，妇女们甚至用裹得像蹄子一样的脚去拉纤，还要挑水；而在北方，不幸的劳动妇女下地干活，常常跪在沉重的黏土上，因为她们站不住。只有在广州，缠足才在某种意义上是高贵的标志，而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它是体面的标志。香港或广州那些不缠足的较有身份的女士，穿的是满洲式的木屐似的鞋——鞋跟很高，正好在脚心的地方。可是在厦门，在传教士们的调教下，设计出了一种很整洁的小鞋子，无论什么脚穿上都会显得非常利落。

在厦门，从一开始就决定要设法引起官员们的兴趣——这在汕头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没有官员。可是在这里，语言上的困难——这在全中国都是很大的，在南方更大——达到了顶点，因为大家断定这里需要两个翻译，一个翻成官员们说的官话，一个翻给厦门人听，他们说的是一种发音完全不同的话。在汕头的时候，我就已经发觉我那个宁波仆人遇到了困难；他能说一点官话，在广州和澳门一般也能让人听懂他的话，虽然他常常听不懂那些地方的人说的话。在汕头，正如他后来说的，他就像个哑巴，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即便在福州，他也要好过些，因为我们住的领事馆里有一个仆人是从远处来的。厦门是我唯一一处通过两个翻译来演讲的地方，不过这是因为在福州，官员的集会没有邀请当地的中国人，否则我在那里也得这样做。

厦门的道台是征服者满洲人，满洲人是从不缠足的，所以他在集会上带着一种完全同情、完全赞成的神气——他好意光临了在俱乐部剧场举行的这次集会。另外还有几位中国官员和有钱有地位的人也到了会，都是英国领事邀请来的。有几位慷慨地捐了钱，登记做了会员，答应合作，道台甚至答应在全城张贴张之洞总督反对缠足的话。女士们的集会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不过它居然开成了，也算是有点成绩，因为集会是在那座满是外国别墅和花园的岛上举行的，而中国人全都住在隔着一片相当宽的海面的厦门大城里，她们又没有出门的习惯，在一个风浪颇大的日子里渡海，单是想一想就一定觉得非常可怕，尤其是为了到一所外国人的房子里去。

从厦门到福州，是我到那时为止遇到的最颠簸的一次航行，而到了那里，真正的艰苦工作开始了。在厦门，学校和基督徒会众都倾巢而出，可是他们全都已经放了脚，所以在那里只需要给他们鼓鼓劲就行了；而且厦门的学校，同福州的学校比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福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中心。再说，厦门那座岛很小，就像一座开满了花的大花园，而在福州，路程远得吓人。更糟的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差不多一直在下大雨。所以我始终没能真正看到那些群山——正是这些山，使这个口岸成了中国所有口岸中以风景最负盛名的一个——却总是在滴滴答答的雨中，被人抬着在中国城里那些最长、最脏、最窄的街道上来来回回。

不过，看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福州办起来的那些大学堂，是很叫人高兴的。他们的教育机构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中国青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女子来教的。我仍然是足够英国式的，觉得这很古怪，不过就我所能判断的来说，这办法似乎很行得通，使中国青年变得温和了，我想这是别的东西做不到的。学堂里的一个学生给我当翻译，有两三位极其挑剔的汉学家断言，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好的翻译。而他们听他翻译的那一回，对这个青年来说是一次很吃力的集会，因为我在福州实现了另一个怀抱已久的心愿，在一座会馆里向一次集会演讲。

全中国到处都有极其复杂的行会组织，远远超过欧洲中世纪的行会，而他们聚会、办俱乐部、设宴演戏的那些建筑，一般都是中国城市里的大景观，可以同庙宇争胜，即便不胜过庙宇。我早就希望，要是可能的话，在其中的一座里开一次反缠足的集会，这个梦想在福州实现了。起初大家颇为犹豫，不知道哪一个如画的院子最适合这个用途，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从一个院子逛到另一个院子，后面跟着一小群、却越聚越多的听众，最后才在一个院子里安顿下来。远端向着傍晚的天空敞开着，有一些妇女居然在那里找到了站的地方。我们在对面一端的上首就座，几位头面人物坐在大厅中间面对面排着的两排大椅子上，可是大部分听众都站着；由于某种自然选择的过程，读书人阶层——面带愁容的年轻维新派——站在右边，商人阶层——看上去乐呵呵的买办和发了财的商人，都是些同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了鄙视古老野蛮习俗的人——站在左边。没有一个人肯开口讲话。可是当请那些希望废除缠足的人举手的时候，读书人那一边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伸得笔直。在迅速暗下去的暮色里，那是一幅动人的景象。他们个个看上去那样忧伤，又似乎那样喑哑无声。一八九八年政变时被冷酷的慈禧处死的六个青年当中，就有他们年轻的领袖林旭，他遭此横死的时候，正在很快地把全福州都争取到不缠足这一边来。谁也不愿意提他的名字，可是人人都在想着他。就在前不久，他还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商人那一边似乎也同样意见一致，只是不那么热烈。

有一位商人曾请我们去看看他的妻子，看能不能劝她不要再给他们唯一的小女儿缠脚，说他会请几位女士到那里来同我们见面。后面这一层没有办成，不过我们见到了那位妻子和孩子，留下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印象。那孩子是个弱小的东西，由于缠脚，眼睛底下的黑圈比寻常还要深，一张脸似乎全是痛苦，却又有一副特别讨人喜欢的可爱的小模样。我们的心都被这孩子牵住了，从她那孱弱的样子看来，我们认为，如果再缠下去，她是不可能活下来的——即便现在还有可能救她的话。所以，当那位母亲表示，她知道缠脚对她的孩子来说是太过了，她打算给她放脚的时候，我尽我所能地婉言劝道：“为什么不现在就放呢？能不能让我有这个荣幸来开个头？”那母亲没有反对，我便去碰那孩子的裹脚布，当然是想把它稍稍放松一些，好让她舒服些。自然，谁也不敢一下子就把裹脚布全部解掉。可是那可怜的小女孩，她的裹脚布从来只有被裹紧的时候才有人碰过，她哭叫起来，望着我，那种绝望的痛苦的神情，我在孩子的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也但愿永远不会再见到。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中国人很少这样看人——她的眼睛对我的眼睛说：“我受不了。我知道我受不了。我没有力气从你手里救出我自己。可是——这超过了我所能忍受的。”那可怜的、干瘪的孩子脸上那种无助的愤怒、痛苦和仇恨的神情，是我永远也不敢指望忘掉的；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激励我加倍努力，去废除这种习俗——这种习俗已经让那么多孩子不堪忍受，想必也已让那么多幼小的灵魂浸透了苦涩，然后才离开这个对她们来说已经活不下去的世界。有时候，我的确想过，上帝不让我享受亲身做母亲的欢乐，也许是为了让我对童年所能有的一切柔情，都倾注在中国那些受折磨的孩子身上，而不必为我自己炉边某个受庇护、受照看的孩子留下一丝一毫。无论如何，福州那个小家伙痛苦的眼睛，以一种言语无法形容的力量和哀伤向我恳求着。她的母亲还会给她放脚吗？即便放了，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呢？即便还不算太晚，又有多少千、不，多少百万的小女孩，从前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同样的处境——除非能够终止这种折磨柔弱小女孩的做法：折磨她们，为的是有朝一日，她们能以夸张到极点的畸形，博得那些品味败坏的男人的青睐。

美以美会那所大书院——那是我在中国参观过的教育机构中给我印象最好的之一，虽然我自己也说不大清楚为什么——的青年们，大声地、几乎是激烈地宣称他们对这种做法的厌恶。福州城里那所较小的美部会书院的青年们也是如此。另外那一所在城外的外国人居留地里。可是当圣公会的女士们举行一次大聚会的时候，她们所邀请的女士全都缠着脚，裹得叫人看着心疼；我所问过的每一位都说，她们自己就认识两只脚都因为缠裹而坏死脱落的女孩。

看着那些娇弱的福州女士，靠着一双小脚摇摇晃晃地走动，由她们的婢女照看着，最后被搀扶着离去，就像是给我的演讲配了一幅插图。那些婢女同福州乡间干活的妇女一样，看上去像亚马孙女战士，插着剑一般的银簪，戴着巨大的耳环。她们把健壮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比她们那些缠足的女主人至少高出一个头和肩膀，看上去真像是另一个更强壮的种族，被某种魔法吸引过来，侍候着一群侏儒。

如果福州的社交界是全帝国中国上流社会的一个样本，那么，坏死的脚该有多少啊！此外还有无数女孩死于瘫痪、湿疹和其他疾病，照中国人的估计，中国女孩中每十个就有一个。可是汉口那所意大利人办的大学校兼收容院——近来有七百人——的院长修女，她当院长已有大约三十年，在她去世以前告诉我，她认为就她那一带而言，这个数字是大大低估了。我之所以记得圣公会这次聚会，主要是因为那可爱的插花、漂亮的欧式衣裳和如画的房屋。她们把中国房子改建得适合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硬要把英国小教堂、寄宿房屋甚至教堂的建筑式样，连同那本来是从爱美的东方传给我们的美丽的福音，一起强加给伟大的中华民族——对这个民族来说，装饰图案是那样必不可少，就连最穷的农家盖房子也少不了它。传教工作常常因为它那极度的丑陋而叫我反感，所以在福州发现它同异教一样好看，而且因为干净整齐而更加赏心悦目，真叫人松了一口气。我又想起了圣公会在宁波盖的那所女医院，尽管它很简朴，却是在中国所能看到的最悦目的建筑之一。

它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而不是我们的习惯来盖，住在里面的中国人大概也舒服得多。福州因为四周的风景，因为从那里可以去作那些叫人心旷神怡的江上和山中的游览，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美丽的口岸。这一切，因为大雨倾盆，我都没能看到；可是作为一个大教育中心，它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想，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很少有人知道，那里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们——他们的思想各有不同，却同样是热忱的教育家——正在做着怎样伟大的事情。传教士们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很少有人谈论他们，而在他们所教育的青年男女身上，大概寄托着中国的希望——如果现在还有希望的话，此时欧洲各国都在争先恐后，要从那早已衰朽的满清王朝手里抢夺一份赃物。

福州的总督年纪已经很老了，那时又正被欧洲各国海军提督的种种要求缠得不可开交，所以我没有见到他；不过道台请我们到洋务局去，他和另外八位高级官员——其中有盐运使、布政使和本城的巡抚——在那座如画的中国建筑里接待了我们，然后领我们走进一间按外国式样布置的饭厅，用一席精美的茶点款待了我们。他们似乎很赞成这场运动，可是他们的态度里有某种含蓄，后来北方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变完全说明了这一点——那些事变的准备工作，他们大概是很清楚的，而我们却不知道。然而就在那时，道台给了我一个我永远不敢指望再得到的最高的恭维：他忽然定定地望着我，说道：“您活像观音菩萨”（中国的慈悲女神）。“从前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位观音。可是现在我们有两位了。您是第二位。”不过当我问他的小女儿是否缠脚，他答道：“没有！噢，没有！”的时候，他眼睛里却闪着一种古怪的光。我猜到了那是什么意思，便赶快转向我另一边的那位官员，他满脸通红，只好承认他所有的女儿都缠了脚。这时布政使得了分，他隔着桌子极其郑重地说：“我家的女人两百年来都没有缠过脚。”他家是汉军旗人，同满洲旗人连在一起，所以必须遵从满洲的习俗。可是道台觉得出于体面，必须向那位年轻的领事——他好意在福州为我尽可能地安排了一切——解释，说他自己把我骗得好苦，因为他的小女儿才三岁，无论如何都还太小，不到缠脚的年纪。不过但愿她永远也不会缠吧。

乘船颠簸了一小段回到上海，稍事休息之后，我又出发作一次环行，到杭州和苏州去，那是中国的两大时尚中心：杭州是宁波所在那个省的省城，宁波是它的商埠，杭州一度还是中国的京城；苏州是上海所在那个省的省城。差不多就在我自家门口，我上了一只船，由每天走这条路的一只小拖轮拖着，第二天夜里，经过一段极其单调、叫人想起欧洲低地国家的乡野——只有无数石桥和牌坊打破这种单调——到了杭州，中国最有意思的城市之一。那里的道台又在洋务局接待了我们，那洋务局比福州的漂亮得多，坐落在一座极其奇巧的园子里，园中满是假山石，还有一株极好的紫藤，一串串芬芳的淡紫色花朵垂挂在一条回廊上，回廊像上海城里茶园的桥一样，造成各种不同的斜度。可是天又在下大雨，所以我们只好匆匆走进前厅，道台和另外只有两位高级官员在那里接待我们，不过下级官员倒来了不少。领事夫人和我出于对外国观念的尊重，被请到台上的上座坐过之后，又被领去吃外国式的茶点，道台在席间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和他家里所有的女眷都是天足，真叫我们心里高兴。他还很热心地要亲自在全城张贴张之洞总督反对缠足的最有力的论述，不过后来这件事只好作罢，因为总督写这篇文章，显然是应他当时的密友梁先生之请，文中两次提到梁先生的名字。梁先生是《时务报》的前任主笔，文章写得出神入化，许多中国读书人说，读他的任何文章，眼里都会涌出钦佩的泪水；而他已被慈禧定了死罪，如今身负悬赏，四处流亡，所以一位道台是不能公开向世人发布任何含有他名字的文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请张之洞修改他的文章，好让我们仍然能用它，我们不敢自己去改，因为在中国，改动一篇文章里哪怕一个字，都同改动弥尔顿十四行诗里的字一样罪大恶极。总督说他一有空就改。那是五月下旬的事，到了六月，太后下了诛灭一切洋人的上谕，北京的使馆被围，要是以为长江的两位大总督从那以后还有闲暇去改一篇文章，那就不近情理了。

除了别的集会之外，有一天下午还有一次杭州女士们的聚会，非常可爱。说也奇怪，她们大多穿着同一种娇嫩的玫瑰色的最精美的锦缎，同她们那乌黑的头发上稍嫌过多的美丽的翡翠首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多半似乎太专注于自己的华服美饰，不大留心听讲。不过，说句老实话，必须记下一件事：在场穿得最漂亮的一位，是个十九岁左右的姑娘，当地一个大户人家——即便不是首户——的女儿，她断言她用裹着的脚也能跑能跳，说着就动起来，拉着我的手，做出一些最叫人吃惊的蹦跳和腾跃。她是个丰满的年轻小姐，我不禁想，她事后一定会疼得厉害，可是她宣称自己一点也不累，她的脸上也确实没有显出一点痛苦的神色。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脚已经畸形了的人——她的脚确实裹得非常小——竟能做出这样的腾跃和蹦跳来。可是我们想到，一个显然精力充沛到要溢出来、却几乎被切断了一切自然出路的姑娘，这么多被压抑着的精力将来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就不禁发抖。她非常有钱，也许自行车会来解救她，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确定的理由说一个缠足的姑娘不能骑车，虽然就她的情形而言，摔一跤大概会很严重。

我到苏州的访问完全是个例外；官员们都在调换，所以不可能有官方的接待，因为就像我访问宁波的时候一样，在任的人都忙着出去迎接新来的人。一位美国医生好意请我去见他的医科学生，我终于可以不用翻译，直接用英语向他们演讲了，虽然他们是不是都完全听懂了，还不大清楚，因为我用的字眼必然同他们在医科学习中惯用的不同，而且英国口音和美国口音的差别也很叫人费解。不过，在这里，我问起缠足有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处时，第一次有两个青年有胆量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有——“它好看！”后来我听说他们两个都已经同裹着小脚的姑娘订了婚，不禁几乎有点后悔，因为我问他们，他们指的是鞋子——鞋子当然是好看的——还是鞋子里面的脚——凡是我见过的，每一双都难看得可怕——这大概把他们弄得很狼狈了；因为他们当然从来没有见过那些姑娘的脚，大概每个中国人在抚弄新娘的脚的时候，都喜欢想象那双脚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小巧玲珑，裹着缎子，绣得很美。不过其余的医科学生都急于组织一个反缠足会；第二天中国男子的集会之后，听众们立刻自己又召集了一次会，决定组织一个会，到苏州周围所有富庶的丝绸市镇去做工作，并随时把运动的情况告诉各家报纸。他们派了两位代表来，问能不能借用医院的礼拜堂开每月的例会，如果不行，他们就另找地方，不过他们认为那里最方便。他们的认真和热切是极其显著的，因为苏州被认为是中国的巴黎，有人预先警告过我，说我会发现那里的人除了衣着时髦，什么也不关心。女士们的集会起初看上去倒真像是这样。她们个个都穿得非常雅致，彼此之间似乎有那么多的微笑和那么多好听的问候。她们确实很漂亮——而我在中国住了十五年，一直不相信中国女人会有漂亮的——而且她们大多非常俏丽。说也奇怪，她们全都穿着一种非常娇嫩的淡蓝色，正像杭州的女士们全都穿着玫瑰色一样，不过式样是一样的，比我们在华西所习见的要紧身得多，近似于英国的外套，镶边是在紧身的上衣袖子的肘弯以上，而不是在大约半码宽的袖子上围着手腕垂挂下来。确实，杭州和苏州女士们的服装——可以称之为中国女士服装的时下样式——似乎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它极其好看，要多华丽可以做得多华丽，却不失端庄自然；在这一点上，同我们那种别在头的一边的大帽子，那种巨大的天使袖，那种紧得几乎裹不住身子的、或者走路时要用两只手提起来的裙子相比，它显得优越得多。它一定极其方便舒适；单就衣着而言，我当然赞成英国女士模仿苏州女士的缎子外套、漂亮的分片裙（纵向打褶、由两片做成的裙子）、裤子等等，而不是反过来。唯一的难处就是鞋子。我认识的两位中国女医生穿的是欧洲的皮鞋。

这次集会是我讲过的最挤得难受的一次：所有的窗子都开着，可是窗口挤满了人头，都是想看想听、却挤不进礼拜堂的人，而礼拜堂里已经挤得透不过气来了。确实，集会还没有开始，就有四五位女士晕倒了，只好离开会场。我觉得我没能打动杭州女士们的心，看着这一群时髦的人，个个都挣扎着要把自己的同伴聚拢在一起，显然都把自己和自己的仪容看得很重，却又有那种即便听不懂她们的话也能感觉得到的迷人风度，我觉得，我之所以有理由向她们谈论一种民族习俗——她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它之下受苦，而对于它，她们必然比我知道得多得多——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的骇人听闻，在这种情形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坦率地直说，照直说出我认为它有多么可怕。那位好心替我翻译的女士翻得好极了，她在中国生、在中国长，却没有失去美国人的活泼，她的心也深深地系在这件事上。当我们两个都累得停下来的时候——屋子里热极了——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她大概是在场最有地位的女士，用简短的、一顿一顿的句子说道——每句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停顿——“这整个题目我听得厌烦透了——我听自己的脚听腻了——我要把它们放开，加入你们的会。”“不！我先！我先！”一位穿得很素的女士喊道，她坐在她后面大约两排，有人指给我看过，说她是在场最有学问的女士，居然写过文章，她丈夫为此十分自豪。接着一位盐运使的夫人为她家里的五个人要了会员证，而几位较年轻的女士在鞠躬告退的时候，有些伤感、却又不失沉静的尊严地说：“我上面有人管着，所以不能自作主张，得先回家请示了才行。”还有别的人入了会，许多人答应动手放脚。所以我离开苏州的时候满怀希望，心想如果这个时尚中心这样开始放脚，就会给这场运动一个有力的推动。可是几乎紧接着，北方就发生了所谓义和团的起事，太后下了诛灭一切洋人的命令，于是大家都有些仓促地离开了苏州……〔此处原书漫漶，约一页文字残缺不可辨〕……屠杀者……满人……所以在那里，女人是不缠足的。如果这一场……把从前的……一扫而空……虽然那些恐怖……究竟人类苦难的总量整个说来是否减少了，……因为战争只持续一时，而缠足却已经杀害了它的牺牲者好几百年，年复一年，一直在折磨人。可怜的华西——那里所有的女人都缠足，不只是像广州那样只有较富有、较奢华的人才缠——可怜的缠足的华西，还没有受过这样可怕的教训。但愿上帝让它不必经受这样的教训，就能听从反缠足会的劝导，不论是外国人办的还是中国人办的！因为北方所犯下的那些恐怖罪行，虽然在官方报告里也许被压了下去，在欧洲报纸上也被奇怪地沉默着略过了，却已经足以叫战地记者们都不寒而栗，他们伤心地喃喃说道：“那就像地狱放了出来。那就像地狱一样。”也许再没有别的说法能贴近义和团——唉！还有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所犯下的暴行了。

然而，如果未来的女人因此得救，那么总算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女人不但本身就是民族的一半，而且是男人的母亲。如果女人残废、无知、不健康，她们所生所养的儿子也会是这样；至少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自从缠足成了风气以来，中华帝国再没有诞生过一个中国人自己认为值得全民族敬仰的人。直到如今，人们还在呼喊：“那个人在哪里？”照中国人的算法，一位新的救世之人应当出现的时候，确实早就过了，就像从前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那样；可是大家仍然茫然地问：“那个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