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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中亚的荒漠与绿洲》封面

世界看中国译丛 · 游记与见闻

穿越中亚的荒漠与绿洲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

13.9 万字

著者
埃拉·赛克斯与珀西·赛克斯(Ella Sykes and Sir Percy Sykes)
译者
波多
原著
Through Deserts and Oases of Central Asia,1920 年
出处
英国总领事与其妹 · 喀什噶尔
卷帙
19 章
版权
公版 · 中译文 © 波多書屋

兄妹合著,一人写一半。哥哥一九一五年出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妹妹随行,在新疆住了将近一年。前半部是她写的行程——巴扎、婚丧、妇女的处境、一片绿洲靠一条渠活着;后半部是他写的地理、历史与制度。

导 读

这是一本兄妹合著的书。哥哥珀西·赛克斯是英国派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一九一五年赴任;妹妹埃拉陪他同去,在中国新疆住了将近一年。回来以后两个人一人写一半。

妹妹写的是路和日子。从印度出发,翻越帕米尔的雪山口进入新疆,一路到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她写绿洲里的集市、维吾尔人的婚礼和葬礼、妇女的处境、领事馆的生活、沙漠边上的村子怎么靠一条渠活着。她在波斯骑过侧鞍走长路,又在加拿大做过帮佣写过书,是个极能吃苦又极会讲故事的人。

哥哥写的是地理、历史、风俗和制度。喀什噶尔为什么要紧——因为英国、俄国、中国三个帝国在这里碰头,因为古时候那条把丝绸送到罗马去的路正从这里过。他把斯坦因等人已经讲透的部分有意让开,只补自己的新材料。

两种笔调放在一本书里,正好互为表里:她写人怎么过日子,他讲这块地方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扉页上引了普希金的几行诗:路没了,马也像中了邪,把人往荒野里带。这几句定了全书的调子。

全书十八章另加一篇自序,共十九章,底本是古登堡计划的电子本。

自序

真要命,车辙全没了踪影,

怎么办?我们迷失了路程,

是群魔把我们的马儿迷住,

引着我们在荒野里乱行。

——普希金

近年来,记述中国突厥斯坦,即新疆,以及帕米尔的著作出版得很少,然而亚洲的腹地,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与中国在此交界,永远不会不引起我们的兴趣。况且,昔日从中国通往罗马帝国的那条伟大商路,正是横贯中国突厥斯坦而过的,丝绸便是从这片遥远的土地传入欧洲。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各章记述九个月间在荒漠与绿洲、在高山与平原之间的旅程,由我妹妹执笔;论述地理、历史、风俗及其他题目的各章,则由我负责。

我们承蒙中国突厥斯坦瑞典传教会的博林先生,以及喀什噶尔英国总领事馆获「汗·萨希卜」衔的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多方襄助;又蒙印度事务部的托马斯博士通读了历史概述一章,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各章颇有不少新的材料;至于斯坦因爵士已经论述得精当详尽的题目,我们尽可能避而不谈。

我妹妹是第一位翻越通往帕米尔、又从帕米尔下来的那些险峻山口的英国女子;除利特尔代尔夫人之外,她也是第一位到过和田的英国女子,这份荣誉理应归她。

我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世界屋脊」上度过的九个月,过得十分愉快。倘若我们能引起读者对亚洲这片古老而偏僻的天地的兴趣,同时传达出它独有的几分风韵,我们的心愿也就满足了。

珀西·赛克斯

第一章战时穿越俄罗斯帝国

其城一名塔斯坎特〔注一〕,一名卡斯凯尔;与塔斯坎特交战者,号卡萨克,奉穆罕默德之教;与上述卡斯凯尔之国交战者,号柯尔克孜,乃异教徒,拜偶像者。

——安东尼·詹金森

(原注:即塔什干、喀什噶尔、哥萨克。)

一九一五年三月五日,我和哥哥动身踏上漫长的旅途,前往中国突厥斯坦的首府喀什噶尔。大名鼎鼎的总领事马继业爵士要回国休假,由我哥哥前去代理他的职务。

因为打仗,旅程的第一段我们只好绕道挪威、瑞典和芬兰,先到彼得格勒。我们在纽卡斯尔登上一艘挪威小轮船「伊丽丝号」,为了躲避水雷和潜艇,船先沿着苏格兰海岸北上,开到彼得黑德对面的一处地方,然后才横渡到卑尔根。我们在闷热的船舱里熬过了两个颠簸的夜晚,舷窗都用螺丝拧得死死的。头一天下午轮船的机器忽然完全停了,我晕船晕得爬不起来,也顾不上理会。我哥哥冲上甲板,去看是不是被德国潜艇拦住了,果真如此,他就免不了要尝尝被扣押的滋味。好在过了两个钟头,船又开动了,至于为什么耽搁,谁也没给我们一句解释。

大约三个月后,这艘船真的遭到了袭击,敌人向她发射了两枚鱼雷,全靠船长驾船巧妙地走「之」字形航线,她才逃过一劫。发现南极的阿蒙森当时就在船上,他写信给报馆讲述这件事,严厉谴责德国对待中立国船只的政策,并且宣称,正是这种政策使他转而站到了协约国一边。

言归正传。我们最后平安地驶进一道长长的峡湾,卑尔根背倚积雪的群山,耸立眼前,景色如画。我们觉得这些举止和蔼的挪威人,模样实在很像苏格兰人。一个结实的小伙子,活脱脱是苏格兰高地猎场向导的模样,很快就把我们领到了霍斯皮塞特旅馆。这座房子原本属于卑尔根的汉萨同盟,从前学徒们就住在里面,夜里给稳稳当当地锁起来。房子虽然经过大加修缮,依旧是一件很有特色的建筑。

第二天早上,我们穿着雪地靴在卑尔根四处步行,发现陡峭的街道上结着冻雪,滑得厉害,连本地人也不时一个跟头栽倒。到处都有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滑雪橇,不顾一切地冲过有电车往来的大街,又从街对面的陡坡上一头冲下去,看得我直打寒战。他们都穿着合宜的羊毛衣裳,红扑扑的小脸从皮帽或镶毛边的风帽里探出来,叫人看了心里舒坦。一支送葬的队伍经过,送殡的人全都步行,气氛这才肃穆起来。那位牧师戴着浆硬的皱领,手腕上缀着细纱褶边,仿佛刚从十六世纪回来,简直可以去给人画加尔文的肖像当模特儿。雪橇随处可见,拉雪橇的是些结实的小马,铃铛叮当作响,跑得飞快,蹄子却稳得出奇。

我们坐夜车离开,在克里斯蒂安尼亚换车,要坐二十七个钟头才到斯德哥尔摩。第二天,火车在一片冰雪与松林的土地上飞驰,住在这里的人身穿皮衣,看上去十分耐寒。鱼似乎是他们的主食,端给我们的有咸虾、鲱鱼沙拉、生沙丁鱼和凤尾鱼;肉菜则是小牛肉、火腿和牛舌,配上腌菜或冷的煎培根。没有甜点,也没有水果,不过作为补偿,有香醇的咖啡和奶油。餐车里的面包和小圆面包都用防油纸包好,糖装成一小包一小包,饼干装在封口的袋子里,免得被人不必要地摸来摸去。

我们的火车驶进这座「北方威尼斯」时,已经是夜里了。这座城从水中升起,夏天想必美丽极了;可我们去的时候,河面上漂满了灰色的浮冰,满城的人都在滑冰或者滑雪。

当地人对我们并不冷淡,不过我们从不止一处听说,瑞典人世世代代畏惧俄国,所以大体上偏袒德国;挪威人则恰恰相反,举国上下都热烈支持协约国。

我们五点钟吃晚饭,三点到五点是这里通常的晚饭时间,叫人想起维多利亚初年的风俗。饭后便在舒适的卧铺包厢里安顿下来,要在里面住上两夜,一直坐到卡伦吉,因为直接横渡波的尼亚湾,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不可取的。每个包厢里有四个放轻便行李的架子,一套方便的盥洗用具,一张小桌子,窗户也能打开;而到了俄国,我们发现窗户都用螺丝拧死,要等开春才打开。

不过有一件事,俄国火车要比斯堪的纳维亚的高明,那就是开车之前要摇三遍铃,而斯堪的纳维亚的火车开车时根本不给人像样的警示。火车头一声汽笛,马上就开走了,弄得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时总是提心吊胆,因为上车的铁踏板结了冰,滑溜溜的,要是慌慌张张往上爬,我怕会摔一跤。

隔壁车厢里有个俄国姑娘,把车票交给一位素不相识的法国太太代管,自己脖子上围着皮领子,没穿皮大衣,就在月台上闲逛,不料被火车撇下了。铁路上的人把车票给她寄了回去,也替她照管了行李,但愿有哪位好心人帮了她一把,不过她这一回一定吃足了苦头。有个瑞典人和我攀谈,我问他火车开动时为什么几乎不发信号,他说是有个缘故的,只是他忘了。

越往北走,雪积得越深。放眼望去,两旁起伏的大地上覆盖着无边无际的冷杉和松树林。我们不时经过一些小城和村庄,小木屋漆成五颜六色,看上去像是玩具房子。那些穿戴鲜艳、头戴皮帽、拖着金黄长辫子的小姑娘,仿佛是从我童年读过的童话书里走出来的;在那一望无际、杳无人烟的松林里,你几乎会相信真有地精和山妖。士兵们穿着蓝灰色或藏青色的军装,戴着白羊皮帽或别致的三角布帽,站在月台上。火车每停一站,我们就穿着雪地靴在月台上走来走去。车上没有餐车,我们就在车站的小吃部吃饭,每天上午十点、下午三点和晚上十点各停大约半个钟头。没有侍者,饥肠辘辘的乘客们便自己动手,从摆满各色鱼类、奶酪、腌菜等等的托盘里挑选,或者往盘子里堆上热腾腾的猪肉或小牛肉。我总是直奔那一大锅加了蔬菜的好汤,此外咖啡、牛奶、面包和糕点总是供应充足,旅客们也从不推推搡搡、争先恐后。

我们终于到了卡伦吉,这里是瑞典和俄国的边界。车站上候着几十辆雪橇,要把乘客送到不远处俄国一侧的卡伦吉去。俄国领事一表人才,身穿华丽的皮大衣,头戴配套的皮帽,十分殷勤,还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协约国舰队已经把达达尼尔海峡的炮台全部打哑了,叫我们大为振奋。唉,后来才知道,这消息完全不确!我哥哥去给我们的大件行李办瑞典的海关手续,我则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把我们的零碎东西归拢到一辆雪橇上。原来有五六个男人和孩子,穿着说不清是什么样式的皮衣皮袄,扑上来抓起铺盖卷和梳妆箱,往四面八方扛着就走,我怎么抗议他们也全不理会。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这些自封的脚夫里看上去最靠得住的一个,等他把东西放上雪橇,再哄着他陪我在一排排毛茸茸的小马之间搜寻:茶具篮在这里找到,帽盒或者一捆手杖和雨伞又跟别的乘客的行李混在那里,如此等等。领事叫我到小吃部去喝咖啡,还宽慰我说:「东西尽管放着,丢不了,这一带的人不懂得怎么偷东西。」

我们终于乘着雪橇出发了,迎着凛冽的空气,驶过一片平坦的雪原,又越过一条结冰的河,那才是真正的国界。颠颠簸簸了半个钟头,来到一道关卡,验过护照,我们便被放进了芬兰。

接下来要等大约六个钟头。我们有时在松脆的雪地上散步,有时坐在小小的车站小吃部里。我注意到,这里咖啡已经让位给了茶,那是俄国的国饮,盛在玻璃杯里喝,加一片柠檬和许多糖。从此以后,我们正餐的主菜就是鲟鱼了。炖的或者煎的,我还算喜欢,可冷着端上来的时候,往往又老又韧。据说这种大鱼有的重达两三吨。

火车姗姗来迟,却载不下所有的乘客,许多人只好留下来等第二天的车。第一站是托尔尼奥,战争爆发以前,铁路还没有延伸到卡伦吉,旅客们一向是乘车坐到这里来的。我们虽然身在北极圈内,又是三月初,可是火车飞驰穿过芬兰时,空气却显得颇为温和,烧木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团巨大的浓烟。我们在维堡进入俄国,第二天半夜抵达彼得格勒。

在阿斯托里亚饭店,人人都喝克瓦斯,不喝葡萄酒也不喝烈酒,这景象真是稀奇。克瓦斯是用面包或蔓越莓做成的饮料,味道有些甜腻。在芬兰,餐车里还买得到酒,可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国家,专制君主一声令下,禁酒禁得这样严,我们连给茶具篮烧水用的工业酒精都买不到!

我们认识的俄国人当中,有些人热烈称赞沙皇这道敕令的好处。一位很有见地的人士指出,俄国妇女那时刚刚开始染上酗酒的习气,长此下去,成千上万的家庭都要毁掉。另一方面,有钱人却颇有怨言,他们除非能弄到医生证明自己有病,否则就喝不上心爱的酒,不过这种证明似乎并不难弄。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乔治国王是不是也要效法沙皇,看来俄国人对君主立宪制下君权的限度不大清楚。

到处都看得见士兵,有时在红色的大冬宫附近操练,有时是背上用粉笔写着号码的后备兵,有时又是一小队一小队的伤员,由面容和善的护士照料着。英国医院由乔治娜·布坎南夫人主持,我听人讲起在那里休养的伤兵如何贫困不堪,听了令人心酸。布坎南夫人心地仁厚,想到等他们出院回乡务农时,给他们置办一身行装;完全残废的人则教他们编篮子。在彼得格勒,在我们的下一站莫斯科,亲身从事护理的人都极口称赞伤员们的勇敢和知恩。在莫斯科,有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英国姑娘和一位同岁的俄国小姐,两人都没受过护理训练,却主持着一所收治四十五名伤兵的医院。所有的包扎都由她们亲手做,每一台手术她们都在旁协助,还督率那些农妇去干较为粗重的活计。我这位忠心耿耿的同胞告诉我,伤兵们都叫她「小妹妹」,开刀时勇敢得出奇,说有她在场,他们就有了胆量。受过训练的护士绝大多数都上了前线,这些能干的业余护士便派上了大用场。我们听说,俄国医学界不赞成接种伤寒疫苗,所持的理由不大站得住脚,说是「比这更厉害的病多着呢」,结果士兵们深受这种瘟疫之苦。

我和哥哥游览了彼得格勒的名胜,城里有许多金顶、圆顶和尖塔。不过圣以撒大教堂富丽堂皇的内部、艾尔米塔什的藏画,乃至彼得大帝营建他那「通向西方的窗口」时所住的那座饶有趣味的房子,我都不打算描写了。

莫斯科有成百上千的圆顶,有的镀金,有的紫色、蓝色或绿色;有那座色彩狂欢、造型奇幻、光怪陆离的伊凡雷帝教堂;还有那座为抵御鞑靼人入侵而修建的古老的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正如它给大多数旅人的印象一样,是一座半东方的城市。

我们来到了俄国的心脏地带,谁都不会不为百姓那份虔诚所震动——我不愿称之为迷信。小小的加冕礼拜堂却很高敞,四壁简直镶满了缀着珠宝的圣像,在它幽暗的富丽之中,成群的人整天亲吻着圣像的手和脚,把一切卫生规矩全然置之度外。长发的神父们身披绣花的祭披,吟唱着礼拜经文。有一位几百年前去世的圣徒,遗体刚刚掘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这遗骸会显出许多治病的神迹。装饰华丽的小礼拜堂里立着镀金镶宝石的旗幡,是游行时要擎出去的;礼拜堂的门户十分华美,任何女子都不得从中通过。沙皇在加冕的大日子里,从这些门里进去,给自己行敷油礼、戴上皇冠,然后作为子民之父走出来,再给皇后行同样的仪式。

克里姆林宫有一道门,上方供着一幅格外神圣的圣像,君主从门下经过时,也和他最卑微的子民一样脱帽致敬。说真的,每一户俄国人家的每一个房间里,连旅馆也不例外,都挂着一幅圣徒像,像前点着一盏小灯;火车站和候车室里也都供着神圣的守护者。

对这些百姓来说,这场战争在当时是一场圣战。我们旅馆里那个打扫房间的女仆会说德语,而德语是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的。她含着眼泪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前线阵亡了,噩耗传来,孩子的父亲悲痛而死;她的女儿在一家医院做事,当兵的丈夫已经三个月杳无音信,女儿自然往最坏处想。「不过我们不该抱怨,」她最后勇敢地说,「这对我们大家都是可怕的事,可是有上帝保佑,我们的沙皇会战胜他的敌人,我们会重新过上太平日子的。」

我们觉得俄国人在街上有些沉默寡言,而且从没听见谁吹过口哨。有人解释说,他们对吹口哨和波斯人一样有一种迷信,把它看作「魔鬼的言语」。说到这里,有人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有一回,一位美国主教带着他的随堂牧师去参观莫斯科的一座修道院,那位牧师不时哼出几声口哨,把修士们吓坏了。可是有一位圣洁的修士应付裕如,他紧跟在这位浑然不觉的冒犯者身后,一遍又一遍地画十字,好把一切恶果都挡回去!

俄国办事效率之低,十分显眼。比方说,到银行去兑我们的信用证,就是一件磨人的事,钱要靠算盘一张一张慢慢地数。店铺老板也很依赖这种算账的家什。此外,这还是一个讲究小费的国度。在每一户私人人家,帮你穿脱皮大衣和套鞋的仆人都等着你赏小费;离开旅馆的时候,我们被一大群人团团围住,有侍者,有大大小小各个等级的脚夫,还有一帮小男孩,个个都一心等着领赏钱。

下一段旅程是去塔什干,火车远不如先前舒适了。车厢里唯一的照明,是车门上方高处一盏灯笼里淌着蜡泪的蜡烛。更糟的是,双层车窗为了过冬都用螺丝拧死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全靠车顶上几个很不顶用的通风口。半窒息地熬了约莫三十个钟头,火车在萨马拉和那座横跨伏尔加河的大铁桥前停下,这才松了一口气。过桥之前,上好刺刀的士兵鱼贯走进过道,沿着列车站好岗;从此以后,每个月台上都有上着刺刀的哨兵站岗。我们的火车没有直达塔什干,而是停了十八个钟头,我们只好坐车到当地最好的旅馆去。我被领进一间卧室,床架上只有一张床垫;好在一个快活的女仆很快就拿来了床单、枕头和毛巾,从此以后这几样东西都要在账单上另外算钱。她还把水箱灌满了水,水箱通过一种喷管往脸盆里放水,不小心的人难免被浇个透湿。在俄国,洗一回热水澡是一件昂贵的享受,要花三到五个先令;不过我始终没能领略它应有的妙处。澡盆里的水烫得我连手都伸不进去,洗澡总是在一间不通风的小屋里,屋里的火炉烧得正旺。服务员拿着一支温度计,每回我要求大量兑冷水,她总是惊讶得不得了。屋子有一半被一张长榻占去,上面铺着一条床单,供人浴后休息。有一两回,那女仆一心要再拿一条床单把我裹起来,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打发走——俄国人下水之前,是要拿床单把自己裹起来的。

萨马拉是一座重要的省城,可是整个地方看上去又穷又破,部分原因是房屋外墙上彩色的灰泥大片大片地剥落,很不雅观。宽阔的街道从一座小公园向四面辐射出去,公园里立着「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雕像。那天是星期日,又已经开始解冻,满城的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在雪水泥泞的人行道上散步。农民们的装束十分别致:短短的羊皮袄,毛朝里穿着;皮帽子带着护耳的帽耳;长筒皮马靴,裹腿用绳子扎着,还戴着厚厚的皮手套。那些黑色或白色的毛蓬蓬的羊皮帽子,叫戴的人看上去活像歌剧里的强盗。相比之下,那些妇女穿着腰间打满褶子的黑色长外套,头上裹着毛线披巾,就显得十分平淡了。

我们走到伏尔加河边,在结了冰的河面上散步。河面有一英里宽,我们看着城里人从冰上的一个个窟窿里汲取饮用水。

那天傍晚在火车站,我们看见月台上聚集着一大群人,热热闹闹地欢送一列兵车,车上的士兵显然都是附近一带的人。他们坐在运马的车厢里上前线去,倚在木栏杆上,狂热地欢呼,挥舞着帽子,个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一想到他们当中许多人将一去不返,或者更可悲的是,回来时已经落下终身残疾,真叫人不忍心想下去。

因为打仗,火车上都不挂餐车,而时刻表又没有改,所以我们一天只停三四次,每次不过十到十二分钟。每到这时,乘客们就疯了似的冲向车站上那些蹩脚的小吃部,能抢到什么算什么。我们先狼吞虎咽地喝下几盘叫作「希汤」或「罗宋汤」的上好白菜汤,通常再买些肉、奶酪和面包之类的东西带回车厢去。唯一一次长时间停车,停了四十分钟,偏偏是在一个连小吃部都没有的车站。越往东走,能买到的吃食就越少:有时小吃部里只卖几包蹩脚的俄国饼干,要不是我们自己带了汤料包,简直要饿个半死。即便如此,我们也常常饿得难受,唯一有把握弄到的只有热水。

尽管如此,这段旅程还是趣味盎然。我们穿越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积雪一块一块地融化,说明春天快到了,到那时太阳就会从灰沉沉、阴郁的天空里破云而出。在奥伦堡附近,我们看见好多吨干草,准备运往前线。火车在阿列克谢停下时,我忽然看见了骆驼那笨拙的身影。它们越走越近,迈着软软的蹄子踏过雪地,拖着满载干草的雪橇。我的心猛地一跳,意识到我们又一次来到了东方,欧洲已经抛在身后,我们已经进入了广袤而神秘的亚洲大陆——人类的摇篮,各大宗教的诞生之地。

第二天,我们经过了咸海,港口里停泊着竖着桅杆的船只。这时积雪已经踪影全无,沙质的草原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些粗硬的草。有时我们穿过一片片结着盐壳的土地;有些地方,起伏的沙丘上种了芦苇,把沙子固定住,免得它们侵占铁路;也有长长的一排排篱笆,用来挡雪堆,作用是一样的。

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生命的迹象。草原的寂寥,让我多少体会到亚洲那些辽阔的空旷之地,因为缺水,永远只能是人类遗弃的荒凉的不毛之地。然而车站上通常总聚着一群模样别致的人。他们脸上光光的不长胡须,颧骨高高的,有的穿着长及脚跟的棉袍,有的穿着羊皮袄,脚上是绳底或草底的鞋,用皮条从膝盖到脚踝交叉绑在厚厚的毛袜外面。他们戴的帽子五花八门,最古怪的一种,很像维多利亚初年那种在下巴底下系带子的煤斗式女帽。这种帽子用颜色鲜艳的丝绒做成,宽宽的帽檐衬着毛皮,后面有一块衬毛皮的披片,两边还有护耳。那些膀大腰圆的柯尔克孜人戴着它,手里拖着长鞭,在月台上大步走来走去,样子滑稽极了。

天气这时开始暖和起来。那些守着大铜茶炊卖茶和热水的俄国妇女,已经脱下冬装,穿上了印花布衣裙,头上包着色彩鲜艳的头巾。她们的孩子光着脚跑来跑去。有一回我看着一个穿得单薄的顽童和一个时髦的小男孩相遇,觉得很有意思。那小男孩跟我们坐同一趟热得过头的火车,穿着衬毛皮的长外套,戴着皮帽,靴子外面还套着套鞋。他抬起一只脚,让月台上的那个小家伙欣赏,那小家伙好脾气地哈哈一笑,也伸出他沾满尘土的脚趾头来回敬。

虽然阳光暖融融的,整列火车却只有我们的车窗是开着的。离开萨马拉以后,我哥哥给了一个极不情愿的列车员一大笔小费,才换来了新鲜空气;结果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跑来询问,这是不是弄错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再把窗子拧上!我实在想不通,同车的旅客为什么不学学我们,因为到塔什干之前,太阳已经从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火辣辣地照下来了;报春的戴胜鸟追逐着它的伴侣,凤头百灵在歌唱,孩子们捧着一大束一大束淡紫色的小鸢尾花来兜售。有些地方已经可以看到在耕地,一片淡淡的新绿正在辽阔的平原上蔓延开去,到了塔什干附近,平原又变成了长满青草的丘陵,牛群在上面吃草。

在气派十足的突厥斯坦车站,我们注意到每个月台上都挂着旗子,便打听是怎么回事,听说是为了庆祝攻克普热梅希尔,我们高兴极了。我哥哥同一位宪兵军官交谈,那人说这场胜利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当地土著居民中间颇有些骚动不安。

可惜我们没能去看帖木儿在突厥斯坦古城为纪念一位柯尔克孜圣徒而修建的陵墓。罗曼诺夫先生是研究伊斯兰艺术的权威,中亚的清真寺和圣陵他走访过一大半,他认为这座宏伟的建筑堪称杰作。

第二章越天山到喀什噶尔

费尔干纳地方不大,却盛产五谷果品,除西面以外,四面环山……安集延是它的都城。境内多飞禽走兽,可供游猎。这里的野鸡肥得出奇,据说一只鸡炖出的汤,四个人吃一顿都喝不完。

——《巴布尔回忆录》

在火车上熬了三天三夜,能在塔什干歇一歇,实在叫人舒畅,只是气候骤变,多少有点吃不消。塔什干是俄属突厥斯坦的首府,那时已近三月底,这座以果树闻名的城市整个儿掩映在粉白相间的花海里,大道两旁高大挺拔的白杨、柳树和秀美的突厥斯坦榆树,正纷纷抖开新绿的叶子。

大约五十年前,俄国人在考夫曼将军率领下攻占塔什干,随后规划了新城,街道宽阔,两旁种着好树,靠渠水浇灌。城里有教堂、公园、电车线路和气派的商店。俄国人口不少,看上去同萨尔特人往来相当随便——当地居民就是被统治他们的民族这么称呼的。在印度,一个白种女人不论出身如何,在当地人面前总有几分身份;可在这里,寻常俄国妇女似乎同他们平起平坐,嫁给当地人的也不算稀罕。城里最好的一家点心铺由俄国姑娘照应,当地人走进来买了糕饼糖果,就在店里吃起来,旁边坐着的是神气的军官和优雅的太太,显然都属于塔什干的上流社会。

即便在俄罗斯帝国这样偏远的角落,战争也近在眼前:城里关着一万五千名战俘,有德国人,也有奥地利人。奥地利战俘大多是斯拉夫人,可以进城买东西,听说他们和看守相处得极好;德国战俘就没有这样的通融。

一条狭长的街道从俄国城区径直通进土著城,那里是泥土垒的房屋、卖吃食和衣裳的小摊、清真寺和圣祠,最引人注目的是满街衣着鲜艳的人群。要不是这些人,我简直以为自己到了某座波斯城市;可波斯男人穿的是颜色黯淡的长礼服,戴高高的羔皮帽,女人从头到脚裹在黑色里,而这里的男男女女却尽情享受着色彩。人人戴着漂亮的丝绒小帽或绣花小帽,白胡子老人还在帽外缠上雪白的头巾。男人穿着五颜六色的条纹长袍,越鲜亮越好;小姑娘们也不甘示弱,专拣对比强烈的颜色来配,比方说一件镶金边的洋红丝绒短上衣,底下是一条印花的大红布裙,或者一件翠绿外套,里面衬一件湛蓝的内衣。她们大多是俏丽的姑娘,脸颊红润,眼睛像丝绒一般柔和,头发编成十来条辫子垂在背后。想到不久之后,她们所有的风致都得藏到长斗篷底下——尽管那斗篷也许绣得十分精美——再罩上她们母亲戴的那种难看的黑马鬃面纱,我心里不免惋惜。

有个迷人的小人儿,戴着大耳环和手镯,从一条小巷里一路蹦跳着来到街上,双手扯着蒙在头上的大红纱巾的两角,身上的布衫和裤子是深浅两种玫瑰色。她旋着舞步转到一个高个子男人跟前。那人穿着一件彩虹般的丝绸长袍,提着一只锡桶,正在清真寺的台阶前停下,让孩子们围拢过来。叫我吃惊的是,他竟用小玻璃杯一份一份地分起冰淇淋来,男孩女孩们递上小钱,换得美美地舔上几口。我想起小时候,看见英国街头的野孩子吃着在我看来简直是神仙才配享用的东西,心里多么眼红,可保姆从不让我有机会尝一尝。刹那间,东方和西方仿佛离得很近很近,卖冰淇淋的人就是架在鸿沟上的那座桥。

离开塔什干以后,我们穿过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那里有锡尔河灌溉,也就是古典作家笔下的药杀水。去安集延的路上,我们在古城浩罕停留了一下。和塔什干一样,这里俄国城和土著城也是分开的。我们雇了一个圆脸无须的萨尔特人赶车带我们兜一圈,他穿一件红蓝条纹长袍,剃光的脑袋上顶着一顶绣花小帽。

他赶着两匹精瘦的小马,沿着一条绿树成荫的宽阔大道飞跑,大道尽头是一座公园,园里立着一座丑得出奇的教堂。附近是俄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一辆辆小巧的敞篷马车疾驰而过,车上坐着身穿灰色军服的军官,或缠着头巾的萨尔特人;满载棉包的土车则吱吱呀呀慢腾腾地走过。这些车不少都搭着大篷,里面的木架子漆得花花绿绿,马身上也挂着漂亮的黄铜饰件。

老城有高高的土墙、平顶的破旧住房,有一个和任何亚洲城市都大同小异的巴扎,还有几座比较新的清真寺,没多少可看的,虽然一位知名的旅行家说城里有三十五所经学院。街道照例又坏又窄,一到雨天想必就成了泥河。

许多妇女不戴面纱,也有人戴着那种鬼魅似的马鬃面罩。她们有些绣花长袍的图案和配色实在可爱,我真想跟穿的人「做笔买卖」。很多人蹲在地上,吃着冬天储藏下来的甜瓜,或者喝茶,有一家围坐的人里显然还有一个俄国女人。我们的车夫在人群里穿行,速度快得全然不顾安危,一路上同其他同行互相对骂,那些车夫里也有俄国人,大红布衫外面套着一件黑色无袖、样子像教士长袍的衣服。我们好几次险些和别的马车撞个正着。小马的挽具上缀着许多彩色毛线穗子,穗子几乎扫到地面,或在空中飘荡,十分好看。路上的熙熙攘攘,春天的阳光,新绿的树叶,粉白的花朵,再加上居民们身上那一场色彩的狂欢,使这一趟兜风成了难以忘怀的经历。

几个钟头后,我们到了铁路的终点安集延。在抵达喀什噶尔之前,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干净的落脚处。我注意到当地妇女穿着镶黑边的灰色长斗篷,下摆收成两条尾巴,总是拖在尘土里,而且人人都用那种面具似的马鬃面纱遮着脸。那天是圣枝主日的前一天,傍晚我们沿着城里铺着卵石的街道散步,正赶上一大群信众从教堂里出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和一支小蜡烛,蜡烛都是在圣所里点燃的。黑暗中,几十点小小的烛光像萤火虫一样。我留意到大家多么小心地护着这圣火,不让一丝风吹着,因为把它不灭地带回家被看得极为要紧。我们的旅馆还算不错,可临睡时发现房门锁不上,窗子朝着一个公用的阳台,也没有插销,我很不高兴。为了弥补这种马虎的安排,我布置了好几个「机关」,只要有贼进屋,我就会被惊醒;幸好一夜无事,睡得安稳。

我们乘火车穿越的俄国平原有多么辽阔,说一件事便可略见一斑:从彼得格勒到安集延,数百英里的铁路,竟没有一条隧道。

三月底,我们坐车从安集延出发,走三十英里路到奥什。我们连人带手提箱和午餐篮子挤进一辆小敞篷马车,我们在塔什干雇的厨子艾哈迈德是个俄籍鞑靼人,他跟着笨重的行李坐驿车走。天上压着厚厚的云,没有刺眼的阳光,前一夜的雨把宽阔大路上的尘土压住了,路上满是车辙和坑洼。田里正忙着犁地,大麦已经长到几英寸高,到处是果树的花,沿着无数灌溉渠种下的白杨和柳树,织成一层淡绿的轻纱。耕地之外是光秃秃起伏的丘陵,丘陵后面耸起高峻的山脉,我们必须翻过它们,才能到达目的地。

整个地方人烟似乎很稠密,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热闹的村庄,这一切生机都来自那条河。这个季节,河水在宽阔的卵石河床里只是窄得出奇的一股细流,又浅得很,步行的人和骑驴的人不停地涉水过河。乌龟正从冬眠里钻出来,遍地是蛙鸣,戴胜鸟和那种几乎被奉为神圣、从没人去伤害的漂亮鸽子到处飞,鹌鹑和鹧鸪清亮的叫声从笼子里传出来,这些鸟是人们养着玩的。

男人们要是不忙农活,通常不是酣睡,就是坐在自家门前的土台上喝茶。衣着鲜艳的女人们偷偷摸摸地从这家溜到那家,要是骑马,就坐在男人身后的鞍垫上。和那些蒙着脸的姊妹们恰成对照的,是一位标致的柯尔克孜妇人,她骑马跟着丈夫穿过奥什的巴扎,身穿绿色长袍,头和下巴裹在一层层白布里,只露出一对沉甸甸的耳环,模样十分惹眼。她跨骑在马上,骑术丝毫不比男人逊色,一路和丈夫有说有笑,而且怀里还在鞍前抱着孩子。别的妇女有的带着摇篮,骑起马来想必很不方便;还常有孩子站在母亲身后,紧紧扒着她的肩膀。巴布尔在回忆录里说奥什的水土之佳、形胜之美无与伦比。我们一进奥什的土著城,就经过一座清真寺,它的土圆顶造得实在太糟,看上去像个萝卜。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绿树成荫的宽阔俄国大道来到「诺梅拉」。那是一所「出租带家具客房」的房子,小房间远谈不上干净,备有床、桌子和椅子。我们动手打开野营用具,又打发艾哈迈德出去买面包、黄油、肉、鸡蛋之类,准备骑马走那二百六十英里路到喀什噶尔。

房东压根不打算管饭,好在我们住处正对面就是军官食堂,食堂里的人拿出地道的俄国式好客,请我们去那里用餐。第二天午饭时,我们见到十来位军官,还有他们那位快活的长发随军神父,穿着黑色长袍,脖子上挂着一条宽宽的银链和十字架。我运气好,有两位军官会说德语,尽管别的人威胁要重重罚他们,谁叫他们竟敢用匈人的语言交谈。尽管沙皇有禁令,伏特加和葡萄酒照样畅饮——医生显然很大方地给食堂开了医疗证明——一杯接一杯地祝酒,每逢为乔治国王、为沙皇、为我们的旅途等等干杯,人人都要同我哥哥和我碰杯。大家都极其殷勤,只是我真希望俄国人的宴请别那么长——那顿午饭吃了三个多钟头。我们告辞时,满耳都是祝我们骑行到喀什噶尔一路顺风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的驮队——一群小矮马——到了,把我们吵醒。赶马人争吵了好一阵,驮子总算捆妥了。我们把马鞍套在两匹喂得半饥半饱的牲口身上,沿着奔腾的河水,踏上第一站二十英里的路程。这些小马比我们在波斯骑过的那些骏骡差远了,若不是我们一路上时常下马步行,我们骑的这两匹肯定走不到喀什噶尔就垮了。

起初路非常好走。小巧的奥什偎依在巴布尔所说的那座「形状秀美的山」脚下,我们离开它,沿着一条耕种得很好的山谷,朝远处的雪峰上行。护送我们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明伯克」,意思是「千夫长」,他系一条宽丝绒腰带,上面嵌着精美的布哈拉银饰钮扣和带扣。他戴着柯尔克孜人特有的帽子:白毡做的尖顶帽,黑色翻檐,帽檐上有四道黑条,从后到前、从左到右,在顶上交会,末端缀一个黑穗子。此后八个月里我们常常见到这种帽子,因为整个中国突厥斯坦,即新疆,和帕米尔一带都戴它。有这些明伯克在,我们处处受到格外的礼遇,每一站都有村里的伯克带着仆从护送,遇上驮队也总让我们先走。这份特权,就我来说是十分感激的,因为小路贴着山腰走的时候,几乎从来不够两匹牲口错身,我可不想被迎面而来的马驮的大棉包——我们遇到的马多半驮着这个——从鞍上挤下悬崖去。这些官员通常会找一处园子或田地,有树有流水,让我们中午在那里吃饭歇息,还常常拿来一个丝绸坐垫献给我哥哥。见他转手递给我,他们都很诧异,因为在伊斯兰国家,女人总是排在最后——如果还排得上的话。

奥什一带马、骆驼、驴、牛、山羊、绵羊多得很。绵羊长着肥尾,就是尾巴上一大团脂肪,冬天草料短缺时,就靠它维持牲口的营养。这种羊毛很长,像山羊,耳朵像兔子,有黑的、白的、棕的、灰的、浅黄的,和那些矮小的牛和马比起来,显得大得不成比例。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当地特有的大车,车轮高得出奇,轮毂突出。赶车人坐在马背上的鞍子里,脚搁在车辕上,这样一来马就白白耗掉一半拉车的力气。可见这个天生的骑马民族,连赶车最起码的道理都没有弄懂。这些车没有车厢板,货物装在一种奇特的格子架里,如插图所示。

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第一夜的宿处。我很高兴能下马,因为骑着一匹走得慢的牲口一步一步地挨,实在是件乏味的事。俄国境内这些歇脚的地方都大同小异——两间抹了灰泥的小屋,常常有床架、桌子和凳子,有时朝着一个院子,夜里小马就拴在院里,但也常常连牲口和赶马人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派来护送我们的听差贾法尔·巴依,在路上帮了我们大忙。我注意到,我们遇见的许多人向他行礼时,都把鞭子从右到左横甩过胸前,这份恭敬叫我明白他是多么受人尊重。他替我们支起行军床、桌椅,还给我们的折叠浴盆打水。夜里通常很冷,我除了穿暖和的内衣,还有睡袋、毯子和毛皮里子的大衣。我们总是清晨五点半起床,我借着手电筒的光,摸黑匆匆梳洗;艾哈迈德端上咖啡、鸡蛋、面包、黄油和果酱当早饭,贾法尔·巴依就去收拾铺盖。

有一两回,我们住在村里伯克的家里,地上铺着毡子和地毯,桌上摆着面包、糖果、葡萄干、杏仁和开心果。有一位主人把他的宝贝藏在一只金、红、黑三色的漂亮箱子里,从里面取出一块俄国人送他的精美怀表。这箱子一开一关就发出响亮的乐声,我猜是为了万一有贼来撬,好提醒主人。夜里他的仆人把他那套布哈拉丝绸被褥搬走了,却把箱子留给我们看管,真是信任得叫人感动!

第二天的行程把我们带近了群山。我们骑上一座矮山口的顶上,只见一重重山丘层叠而起,上面划着一道道大红、深红和金黄,最后耸立着天山壮丽的雪峰,在湛蓝的天空下轮廓分明。下山口时步行当然比坐在磕磕绊绊的小马上强,可我觉得相当吃力,因为小路通常很陡,满地碎石,一不小心就会崴了脚,或是一头栽下去。每每以为已经到底了,谁知一拐弯,小路又在脚下曲曲折折地往下伸,似乎比先前更长更陡。

这一程,我们遇到一队去喀什噶尔的汉人,有一位官员和一位富商,各带着随从。女眷们坐着四乘蒙着席子的轿子,每乘由两匹马抬着,一前一后。想到她们得坐着这种摇摇晃晃的东西下这些陡坡,我很替她们难受。伺候她们的是一大群仆人,穿着黑色短褂、紧腿裤,戴着衬毛皮、两边垂着护耳的黑帽子;领头的是几位老人,穿着锦缎,脚蹬丝绒鞋,头戴样子古怪的草帽。上等人家的汉人似乎通常不善骑马,他们也一样,坐在一堆丝绸被褥上,根本不去驾驭马匹,任由壮实的柯尔克孜人牵着笼头走。和他们恰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相貌堂堂的男人,穿着绿紫条纹长袍,漂亮的腰带上挂着一把银鞘短刀。他五官轮廓分明,鹰钩鼻,头戴黑毛皮帽,骑一匹漂亮的巴达赫尚马走下山口,人和马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画面。

驮着棉包的驮队吃力地朝我们爬上坡来,有时我们也遇到一串骆驼,不过这里干活的主要是小马,它们的小脑袋从庞大的驮子中间探出来。马脖子上挂着铃铛,驮队老远就能听见;特别受宠的牲口还戴着蓝珠子项圈,好辟邪。

除了驮队,我们还遇到一伙一伙的喀什噶尔人,他们夏天到奥什或安集延去做工,挣的钱够一冬的生活。这些人身强力壮,脸被太阳晒得几乎发黑,越发显得牙齿雪白。他们穿着各色棉袍,最常见的是大红色,褪成了很好看的颜色。袍子下摆翻起来,好走得利索,于是露出鲜亮的绿松石蓝、翠绿或紫色的里子,相映成趣。有的光着脚,有的穿长筒皮靴或毡绑腿,人人戴着镶毛边的皮帽。每人背着一包家当,里面常常露出锅碗来,一伙人里总有一个带着一把「塔尔」,那是一种曼陀林似的琴,好给大家解闷,或者带着一支风笛、一面土鼓。碰上这么一群行路人,一边赶着漫漫长路,一边听着东方人那般着迷的音乐,实在叫人愉快。

离奥什越远,地方越荒凉,我们真奇怪,那么稀疏的草木怎么养得活成群的牛羊。有一处,山丘是鲜亮的大红色,在这样浓艳的背景里看到一座红泥垒的村子,羊群在吃草,真是稀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渡过大河小溪,不过水都不深,因为山上的雪还没有化。倒是那些桥,用粗糙的白杨树干搭成,上面有大窟窿,塞着大石头,比水危险得多。就在这一程,我的小马差点把我们俩一起断送了:它驮着我倒退到悬崖边上。当时我们正经过一头驮着柴禾的驴——再平常不过的景象,我哥哥的马走在前头,看都没看一眼——我的马却猛地一惊。要不是贾法尔·巴依抓住我递过去的缰绳,使出全身力气往回拽,我又是挥鞭又是吆喝催马向前,我们俩准会一起跌进远在脚下奔腾的河里。

整个旅程的难关是翻越铁列克达坂,也就是铁列克山口,海拔一万二千英尺。前一晚我们没有住惯常的驿舍,而是在山脚下的毡房里过夜。

这是我头一回住进柯尔克孜人那种蜂窝似的家——「板条撑起圆顶,上面铺着毛毡」——最后一段路我们一直冒着大雨和冰雹骑行,所以掀开毡帘,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舒适的圆屋,四壁挂满毛毡和绣品,我真是感激不尽。屋子中央的地上生着火,烟从屋顶一个大洞里散出去,我们蹲坐在地上,多少能避开那股熏得人流泪的呛人烟气。

早上七点我们就出发了,一心要赶在太阳——如今白天已经晒得很热——把雪晒化之前到达山口顶上。叫我们大大松了口气的是,那天天气好极了,几朵羊毛似的白云飘过深蓝如绿松石的天空。我一身打扮半是北极半是热带:厚花呢骑装里面穿一件皮衣,打着毛绑腿,戴着毛皮里子的手套,同时又戴着木髓遮阳帽、蓝色墨镜和纱面罩。不久就到了雪地,我们排成单行,沿着一条窄道之字形往上走,哪匹牲口想超到别的前面,就可能一头栽进两旁又软又深的雪里,这天一早我们的队伍里就有两匹遭了这个殃。走了一阵,四面八方的大山高高耸立,在蓝天的衬托下轮廓鲜明——极目所见,一片皑白。雪里东一处西一处地戳出一副副骸骨,无声地诉说着每年有成百的马和驴得翻越这道狠毒的山口,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山就那样陡陡地压在我们头顶,我简直不敢相信能骑马翻过去。上坡最险的一段,几个壮实的喀什噶尔人迎面下来,尽管拄着长棍,还是费了好大劲才站得住脚,其中一个一头栽倒,滚出去好远。到山脊的最后一段几乎是直上直下,向来以出事闻名——我哥哥的小马就在这里差点翻下去——不过最后,我们连人带驮队平平安安登上了山口顶,下马欣赏那壮美的景色。眼前是巍峨的阿赖山脉,锯齿般嶙峋的山峰一座高过一座。头顶盘旋着一只巨大的秃鹫。我朝前方的小路望下去,那里的雪已化了一部分,露出一堆堆骇人的白骨。我心想,只要俄国不去整治这条糟透了的路,这只不祥的鸟就永远不愁没有吃的。

游记里的作者走这种地方,常常是「一路荡下山去」,我的经历却大不相同,最难走的几段,我们都是步行一点一点挪下去的。山那边的雪已经酥了,脚一踩就陷下去,底下是流水和大石头。这种路很容易摔断腿,对驮着货的马来说更是酷刑,简直是不可能走的。就连山脚附近雪已化尽的地方,路也是穿过一大片乱石和滑溜溜的烂泥,任何驮畜走起来都极其艰难。

我们自己倒没什么可抱怨的,走了七个钟头,就坐在小驿舍里吃午饭了;可我们的驮队就惨得多。路程只有十二英里,可是太难走了,小马虽然驮得很轻,也在路上走了大约十三个钟头,还有四匹可怜的牲口在外面过了一夜。我们直到九点钟才吃上晚饭。铺盖卷送到时,外面结着一层冰,冰水渗了进去,把被褥都浸湿了。客栈里没法烘干,我们只好和衣而睡。能平安翻过山口,我们已经谢天谢地,顾不上这些小小的不便。我们的确十分幸运:我们过去以后,这条路封了好几天,好赶着空身的牲口走过去,重新踩出一条道来。

第二天,驮队一直歇到中午,它们也实在该歇歇了。我们趁机打开箱子,把湿了的东西拿到太阳底下晒。我为自己的脸发愁:尽管我百般小心,两颊、鼻子和嘴唇还是肿得厉害,不但晒得通红,皮还一块一块地往下脱,模样难看极了。不久前我跟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兼旅行家说起这段经历,他告诉我,要是我在顶着太阳踏雪之前,在这张倒霉的脸上厚厚地扑一层粉,就会安然无恙。我把这个窍门记在这里,供将来的旅行者参考。

下一站是伊尔克什坦,位于奥什到喀什噶尔的大道和阿赖山路的交会处。在托勒密的时代,这里是从罗马横贯亚洲通往中国的那条大商道上的重镇,这位希腊地理学家提到的「石塔」,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附近。如今这里只有一座哥萨克驻守的小堡垒,外加海关和电报局,统统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荒凉透顶的地方。

海关官员的妻子和妹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惜男主人病着。九点钟吃过晚饭,我们就去歇息了。我哥哥睡在一间外屋里,我睡的那间小屋,是女主人的妹妹好心腾给我的,我在那里遇上了一桩怪事。窗子为了过冬封得严严实实,炉子又生着火,为了不被闷得半死,我只好开着门。床的上方,从天花板上挂下一大块地毯,越过床架,一直垂到地上;床上铺着一条床单、一条丝绒床罩和两个蒙着花边的枕头。我钻进毯子,熄了灯,正要入睡,忽然觉得床底下有动静,还有呼吸声。我以为准是那条狗或那只猫,两个我都已经混熟了,就拍拍地毯,「嘘」了一声。我心想,要是费事把它赶出去,它准会从开着的门再溜回来。见一切都安静了,我也就没再放在心上,睡着了。

半夜里,我突然觉得床被猛地一顶,吓了一大跳,接着就听见床底下传出响亮的、分明是人的鼾声。我惊得不轻,在漆黑里坐起来,听着那沉重的呼吸,一边盘算眼前的局面。这闯进来的不会是贼,因为屋里没什么可偷;我当然也没什么危险,门开着,我一喊就能把全家吵醒。可男主人病得那么重,我觉得闹起来不应该;我也没法去找我哥哥,因为根本不知道他睡在哪儿,何况外面黑灯瞎火,刮着风,还有凶狗乱窜,出门去找他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办法是点上灯,自己把那人赶出去;可我怕自己不会俄语也不会突厥语,这事不好办,而且一定会惊动全家。思前想后,我决定躺着等天亮,火柴就放在手边。那不知是谁的人又翻了个身,接着传来熟睡时均匀的呼吸声;没过多久,我也违背初衷,睡着了。

我醒来时大约七点钟,天已大亮。我有点心惊胆战地察看自己的床,发现床的两头和墙之间都留着空当。枕头后面塞着一块厚厚的红毡子,我把它掀起来,就看见我的床底下搭着一个临时铺位,有枕头有被褥。睡在那里的人已经走了,我还找到了床尾的那个空当,「那东西」准是从那里爬出来,悄没声儿地从开着的门出去的!

两位女主人一起床就过来,在我们动身前给我们端来面包和咖啡,我对她们只字未提。她们骑马送了我们两英里路,我有点吃惊地看到,她们只在睡衣外面套上长外衣,用披巾把头一裹,就上马了。直到同她们道了别,我才能把这番奇遇讲给我哥哥听,和他议论一番俄国人这种古朴风俗的奇特之处。

我们在克孜勒苏河边和两位女士分手。这条河是浇灌喀什噶尔的水源,我们过河时费了好大的劲,因为河心漂着半融的浮冰,两岸又伸出宽宽的冰檐。我们这就进了中国突厥斯坦,歇脚的地方也大大地变了样,越来越糟;说实在的,牲口住得比人还相对好些。通常我们骑进一个小院子,两边归马匹,留给旅客的只有几间黑屋子,靠屋顶上一个洞透光。顶棚没有抹灰,白杨木梁的缝隙里塞着干草,天一暖和,那里就会成了蝎子和毒蜘蛛的窝。这些「旅馆」土墙剥落,地面坑洼,屋里什么家具也没有。每回睡在里面,我总庆幸「虫季」还没有开始。在这种地方我很难睡着,因为仆人们似乎整夜说个不停;再说我的屋子只是一道抹泥的篱笆墙,隔着薄薄的墙,牲口的一举一动我都听得见:它们嚼草料,躁动不安,还时不时尖叫着想踢对方。我也常常被猫吵醒,它从屋顶的洞里跳下来,到处转悠,直到我生气地「嘘」一声把它吓走,可它多半过一会儿又回来,再搅我一回。

在第一个这样不起眼的驿站,一位「衙役」来迎接我们,他是中国当局派来护送我们走完余下路程的。这人模样很惹眼,胸前挂着一块红黄两色的胸牌,标明他的公职身份。

再往前,我们的路要翻过许多矮山口。我记得有一座山口顶上有一座废弃的堡垒,是阿古柏留下的遗迹。堡垒四周簇拥着许多圣祠——一堆堆石头,上面装饰着野羊角,插着杆子,杆上飘着无数布条,意思是提醒葬在那里的圣徒,替献上这块布头的人求情。过了这里,我们穿过一片遍地砾岩的地带,那些岩石形状千奇百怪,阴森诡异;接着又绕过一条长长的峡谷,两旁的黄土山皱褶层层,镶着花边似的,活像一排排芭蕾舞裙一条叠着一条扔在那里。

越往前走,山势越低,沙质的碎屑一路向下,铺进荒凉的山谷,我们在谷里几乎看不到什么生命的迹象。有漂亮的雪鸽,有随处可见的乌鸦,偶尔还有喜鹊站在几只山羊背上,啄它们毛里的扁虱,山羊则在啃几乎看不见的草,或者啃那些专门砍下来喂它们的柳枝上的树皮。

自从翻过铁列克达坂,天气一直又冷又刮风,沙暴频频,沙子卷成一团团红云,扫过没有树木的荒野,把我们和驮队裹在砂砾里,吹得眼睛刺痛。

山越退越远,我们终于走出群山,来到辽阔的喀什噶尔平原。在最后一个歇脚处明尧勒,灌溉过的田里庄稼一片青绿,树木已经长了叶子,一丛丛鸢尾含苞待放,蜥蜴在石头间乱窜,青蛙在水渠里大声唱着。要说天山山脉有多大,只消提一句:我们这一路十二站,有九站是在山里走的。

四月十日,也就是离开英国后的第三十六天,我们骑马穿过石头遍地的平原,朝着地平线上一道长长的绿线走去,那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路上经过一座古老的烽火台,那是旧时建在绿洲边缘、用来及时报警防备柯尔克孜人劫掠的。离城还有几英里,一匹好坐骑和一辆摇摇晃晃的带篷敞车来接我们。我哥哥骑上马,我坐进车里,在石头路上颠簸着,在滚滚尘土里向喀什噶尔驶去。绿洲里柳树、白杨和桑树成行,绵延好几英里环绕着城市。我们一进绿洲,马继业爵士就带着孩子们来迎接了。印度人也来向我们致意,我们走进一座花园,在一张摆满丰盛饭菜的桌子旁坐下。再往前走,我们停下来同瑞典传教士们互致问候,然后坐车穿过红色的尘土,到了俄国总领事那里,他和他的属员殷勤地款待了我们;之后又去赴中国官方的接待,又得啜上几口茶。这是最后一站了。车子绕着带雉堞的城墙走时,和我同车的孩子们说,我们终于快到英国总领事馆了,我听了真是高兴。

我们驶进一座绿树成荫的大花园,马继业夫人从一座宽敞宜人的大房子的台阶上走下来,极其亲切地招呼我们,领我们进了餐厅。能重新置身于英国式的气氛里,和一位同胞说说话,实在太愉快了,我忍不住又吃了一顿下午茶,尽管这已经是我们进喀什噶尔绿洲以来的第四回了。

第三章喀什噶尔的生活

在列城的街上昂然踱步,或是在巴扎旁静静坐成一排的,是一种与周围的人迥然不同的人。他们头缠宽大的白色缠头,蓄着胡须,宽松的长外袍几乎拖到地面,前襟敞开,露出腰间束带的短内衣,脚蹬黑皮厚马靴,这一切都使他们显得气度不凡;而他们举止庄重,待人恭敬,却丝毫没有印度人的卑躬屈膝,也没有藏人的插科打诨,同周围的人相比,简直像是猴群中的人。

——罗伯特·肖《高地鞑靼、叶尔羌与喀什噶尔游记》

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马继业夫妇便带着孩子们动身回英国了。女主人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抽出工夫领我看遍了住宅和办公处的每一处地方,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指点,这些指点后来都证明是极其宝贵的。

总领事馆名叫秦尼巴克,意思是「中国花园」,我一见就喜欢上了。房子布局得当,宽敞通风,坐落在河边一道不高的崖岸上。大花园里满是开着花的果树,最迷人的是一处平台,高大的白杨遮出一片荫凉,从那里望出去景致极好,河水在我们右手边蜿蜒远去,还可以俯瞰长着青青春苗的田地,看衣着鲜艳的人们在纵横交错的大路小径上往来。说实在的,我们高高在上,远离尘世,有时竟使我想起那位「夏洛特小姐」和她的魔镜:从这个居高临下的地方望下去,底下熙熙攘攘的人世几乎像一场幻影,而我们自己却全然不为人所见。

新家还有一点让我十分欢喜,就是可以在房子的平顶上散步。每逢无孔不入的尘土偶尔散尽,空气清朗的时候,我们就能饱览一幅奇妙的群山全景。那些披着白雪的山中君王一峰叠着一峰,巍然耸立,雄伟得无法形容,其中最高的一座,本地人管它叫公格尔,俯临一切。那时我万万想不到,几个月之后,我竟有幸站到这些壮丽群山的脚下,亲眼一睹那令人终生难忘的「壮丽幻景」。俄国人一向坚持说,从喀什噶尔可以望见慕士塔格山,也就是「冰山之父」的巨大圆顶,但迪西上尉的测量工作已经确凿地证明,这座庞然巨峰是被公格尔山挡住了的。

然而我在喀什噶尔的生活,散文远多于诗,尤其是起初那段日子,我整天忙于料理家务的种种琐事。我既不会用俄语同厨子说话,也不会用突厥语同别的仆人说话,处境很是不利。幸好老贾法尔·巴依会讲波斯语,他负责到巴扎上采买食物,而我的波斯语还够应付,他便可以给我当翻译。我虽然不通几种语言,好在对烹调颇为在行,又有一股子干劲。对付东方人的懒散,这种干劲很管用,在伊斯兰国家尤其如此,那里女人的地位微不足道,非得自己站稳脚跟不可。我很快就发现,艾哈迈德这个俄国人,在塔什干以每月五英镑的高价雇来,却几乎算不上厨子,只会做两三样汤,荤菜也只会那么两三样;而且他烤的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拿手菜里连一样布丁或蛋糕都没有!这已经够糟了,可他还不肯学,对我不恭不敬,又没完没了地同贾法尔·巴依争吵,一心想夺他的差事,弄得管家成了一件烦人的事。没过多久我就明白过来,付着大厨的工钱,大部分活计却得自己动手,实在不是上策;等我发现艾哈迈德还贪杯,便下定决心把他辞退了。

马继业夫人留下来的那个厨房小伙计,恰恰具备我那位前任厨子所缺的一切长处,从此我在厨房这一头总算过上了太平日子。他名叫达乌德·阿洪,照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诵读《古兰经》的大卫」。他是个身强力壮、头脑灵活的小伙子,我那掺着突厥语字眼的波斯话,他很快就听懂了。不过「阿洪」这个称号他其实当不起,因为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所以每道菜我都得亲手做上两三遍,他才记得住用料的分量,才能放心让他独自去做。我那本小小的殖民地烹饪书,所有的配方都以几杯几匙来计量,这个办法在英国也不妨采用,可以省下许多时间和麻烦。

萨土尔是府里的管事,一个像小地精似的小个子,为人十分诚实,心智却只有十二岁孩子那么高。旁人都管他叫「毛拉」萨土尔,他这称号和我那厨子一样,是因为他父亲当过毛拉,也就是阿訇,而他本人却是一点学问也没有。

有人督促的时候,他和他手下的帮工把屋子收拾得还算像样,但按西方人的标准,东方人懒散得不可救药,要维持一个极其寻常的整洁有序的水平,也得时时费力。起初我想教他把一块湿布绑在扫帚上来擦漆过的地板,不要只把灰尘从这儿扫到那儿,可他差点哭出来,嘴里一个劲地念叨「不好,不好」,他就是这样厌恶新花样。他上菜斟酒的时候,有个讨厌的习惯,总是把胳膊从我们身前伸过去;而且他天生就不会把饼干罐的盖子盖上,也不会随手关门。经过多次训斥,他终于学会先敲我卧室的门,而不是招呼也不打就闯进来,那一刻我真是得意极了!除了这些小毛病,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极其尽心尽责,做好了什么事,就盼着人夸奖,倒有几分像一条狗。

尽管他有种种长处,却也有一回险些闯下大祸,下面这件轶事便可说明。在我们来之前若干年,有一位英国军官暂时主持总领事馆的事务,他是个单身汉,仆人们很快就钻了没有女主人的空子。有一天,他撞见他们一个个从他的储藏室里拿了食物,满载着往各自家里走,他义愤填膺,把所有的人都辞退了,只留下没有参与偷窃的萨土尔。于是这个小个子一身兼任厨子、管事和女仆三职,看来干得相当出色,主人竟大起胆子请了一次茶会。客人们都到了,可是那道压轴的点心,也就是岩石蛋糕,迟迟不见端上来,只好把这位业余厨子叫来问话。萨土尔有些惊慌地解释说,他断定发酵粉出了毛病,因为他已经往面粉里掺了双倍的分量,那些小圆面包却说什么也发不起来。上尉要看看这种古怪的发酵粉,一看之下,他和客人们都大吃一惊,原来那是他用来处理猎获的走兽飞禽皮毛的砒霜!

维吾尔人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从来不洗澡。这里没有像波斯那样的公共浴室,每逢星期五上清真寺之前沐浴一次的规矩,在这里也不通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要他们穿干净的衣服,把手和脸洗干净。仆人们的袖子都很长很长,在主人面前把手藏在袖子里,以示恭敬。他们惯于拿袖子当抹布用,不过干活的时候就得把袖子卷起来。

贾法尔·巴依是听差头儿,肯干又靠得住,替我上市场采买。可是我们能指望的只有最老的羊肉和最柴的鸡,饭菜很难翻出花样来。有人警告我们,牛肉通常是病牛的肉;河里捉的鱼,有的有病,有的似乎长着毒腺,吃了得病的人很多,所以我们从来不敢碰这类食物;野味则要到秋天才有。

幸好鸡蛋很多,我们自己的两头母牛也能产些黄油和牛奶,只是有小牛跟着,母牛产的奶差不多有一半给小牛吃了。那点黄油刚够上桌,我便想从巴扎上买些奶油来补充,不巧喀什噶尔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讲干净。买来的奶油总是脏得叫人发愁,得先用细纱布滤过,再煮开,然后才能做成黄油,即便这样还是有一股难闻的气味,颜色也灰暗。试过种种办法之后,我改用板油做菜,又买来「敦巴」,那是中亚绵羊尾巴上一大坨肥油。我们到的时候,因为打仗,喀什噶尔买不到白面粉,在从奥什弄到俄国面粉之前,我们只好将就用本地面粉,里面掺着大量沙砾和尘土。

瑞典人告诉我,大约二十年前他们在喀什噶尔开办布道会的时候,食物价钱很便宜,因为当地几乎没有钱流通,那时做买卖都是以物易物,可是最近几年物价已经涨了三四倍。即便如此,我也不觉得贵得离谱:一条小羊腿只要一先令十便士,炖汤的肉每磅两个半便士,一只个头不小的鸡八便士,鸡蛋差不多一便士四个。糖、俄国熏肉、奶酪这一类进口货,因为运输困难,自然很贵。衡量的单位是斤,一斤合一又三分之一磅,十六斤是一恰拉克,合二十一磅;俄国的普特则合三十六磅。

价钱通常以天罡计算,一天罡约值两便士,可叫我大为惊讶的是,这种钱根本不存在。这虚有其名的一天罡合二十五个达尔清,而十六天罡零十个达尔清合一个西尔,那是一种约值两先令八便士的钱。这听起来倒也简单,可是中国的两、印度的卢比和俄国的卢布也一样在喀什噶尔通行,事情就复杂了。

洗衣这件要紧事安排得很圆满。每逢星期一,一个女人就来了,在院子里一个棚子底下安顿下来,那里有盆,也有灶。星期二,熨衣服的女人露面了,因为同一个女人没法把衣服从洗到熨一手包办;我们给她安排了一间屋子,里面有一张长桌,有放衣服的架子,还备着几把熨斗。马继业夫人早就提醒过我,这个女人喜欢在一块脏布上干活,我很快发现她果然名不虚传,除非我时常进去看看,她就会把我给她的干净床单搁在一边。她熨得还算可以,却完全不懂上浆,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位男艺人,他答应给我哥哥的衬衫前襟和领子上浆熨平,只是洗是说什么也不肯洗的。我额外付给两个女人几个天罡,条件是仆人们所有的布巾和抹布都由她们洗熨。我的规矩是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三,发给他们干净的布巾,换回脏的,这样一来,凡是我能合理期望的干净程度,总算都有了保证。

在我们离开喀什噶尔回英国前不久,那位熨衣女士不辞而别,到别的城里去了,好在那位男艺人热心地出来救场,接下了她的活计。他干活的时候总要发出极古怪的声响,我起初并不在意。有一天,我拿着一件起了皱的衣服走进熨衣间,他把衣服在熨衣板上铺开,接着,叫我大惊失色的是,他竟从嘴里往衣服上喷出一片细细的水雾,同时发出那种一直叫我纳闷的声音!

喀什噶尔的社交消遣不多,虽然这里有五十个俄国侨民,外加六十五名哥萨克兵和他们的军官。这些人当中只有十来位算得上「上流社会」,我们每星期在「俱乐部」聚会两次,轮流做东,备办茶点。四位男士和我哥哥在一块泥地球场上打网球,隔壁还辟了一块场地打槌球,我们其余的人就在那里玩一种球门很宽、正中摆着一只「笼子」、球槌槌头很小的槌球,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女时代。人人都不是击球,而是把球推到想要的位置,全然违背了新式槌球的每一条规则,大家却玩得兴高采烈。看仆人们打扫这些场地,方法之拙劣,倒也稀奇。他们跪在地上,一只手拿着小树枝扎的扫帚扫沙土,另一只手把尘土拢成一堆一堆,再堆到长袍的一片下摆上兜走。

总领事梅谢尔斯基公爵和他的夫人以及属员都极其友好,接二连三地请我们赴晚宴和午宴。我们回请他们的时候,艾哈迈德那副无能的样子,叫我提心吊胆了不知多少回。不巧的是,俄国人当中只有四五个会说法语或德语,而我又没有学语言的天分,想学俄语,成绩却很不理想。

这就颇为难熬了,因为俄国人的宴会总是没完没了。我们应邀参加的第一次午宴,我至今记忆犹新。宴会设在离总领事馆有一段路的一座花园里,我坐车前往,用斗篷和面纱裹得严严实实,免得路上腾起的令人窒息的尘土把我弄成一张混血儿般的脸。坐车也是活受罪,因为路面坑坑洼洼,一路颠来簸去,颠得人浑身酸疼。我们要去的是一处围起来的园子,里面满是开花的果树,还种着花卉,两张长桌摆在铺着地毯的泥台上,上面陈列着各种葡萄酒、水果、甜食之类。俄国侨民,连同那三位穿着最时髦衣裳的太太,都聚在第三座泥台上,台子四周挂着中国刺绣。桌子上方张着猩红色的凉棚遮挡太阳。客人到齐以后,我们先在第一张桌子旁坐了一个半钟头,其间各式各样的扎库斯卡冷盘和一道接一道的肉菜轮番端上来,祝酒更是没完没了。

我是只喝清水的,可很快就发现,要是不肯用酒回敬,就要得罪人,于是我入乡随俗,举起杯子,同别人碰杯,到了该喝的时候就抿上一口。沙皇的禁酒令还没有传到中国突厥斯坦,我从没见过这样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酒瓶。头几轮祝酒用的是伏特加,随后各种葡萄酒和利口酒川流不息地端上来。客人当中有一位学者,曾在戈壁沙漠里待了几年,抄录古代碑铭,这回是在返回文明世界的路上,在喀什噶尔歇歇脚。他那喝酒的本事实在惊人,和我同桌的人说,他准是要把两年来的干渴一口气解个够!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一直坐到三点钟,才被请到第二张桌子去,那里供应的是冰淇淋、甜食、香槟和咖啡,当然还有纸烟。这样又过了一个钟头,主人提议大家去散一散步,帮助消化,于是我们全体出发,走在两旁是高高泥墙、满是尘土的小路上,又绕着刚灌过水的田地走。要绕过这些田地,我们得小心翼翼地在灌溉渠的堤埂上走,太太们穿着鞋跟高得出奇的鞋,走起来颇为吃力。有一处我们来到一条沟边,沟其实很窄,轻轻一跳就过去了,可是先生们执意要扶我们过去;不过我的女伴们的裙子窄得出奇,没人扶确实也过不去。回到花园以后,公爵夫人想洗手,于是仆人送来肥皂和毛巾,我们轮流伸出手,让仆人往手上浇水,殷勤的主人则挥舞着一瓶古龙水,往太太们身上洒。

一看见又摆好了茶,还有数不清的蛋糕、饼干和糖果,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只好继续同语言障碍搏斗了好一阵子,幸亏在座的有三位能说流利的法语。等我偷偷瞄一眼表,看到已经六点半了,我们才起身告辞,众人却纷纷惊呼,说我们从午宴上走得实在太早了!

俄国人个个和气友好,可是我和哥哥过的日子同他们截然不同,实在难以打成一片。要是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不到半夜我们是走不了的。他们自己说,他们喜欢一直待到早上五点,仆人们用晚宴剩下的东西端上一顿夜宵,或者说是一顿早早的早饭,也许他们还要出去散散步,看看日出,然后才各自回家。他们爱熬夜,所以要到中午才起床,享受不到我们所享受的清晨的凉爽,便只好借着月光去「透透气」。

他们不打桥牌,他们那种难玩的纸牌我们又学不会,也没法同他们玩一种类似罗托的游戏,因为语言不通。

那些组成「上流社会」的人,似乎整天都在彼此家里泡着,从来不肯一个人待着。这个小小的侨民圈子使我们想起薄伽丘笔下那些因他而不朽的佛罗伦萨人:瘟疫肆虐的时候,他们离开城市,躲进城外一座可爱的花园,对他们如此巧妙地躲开的苦难与死亡全不放在心上。在这里,我们的邻居们似乎置之不理的不是瘟疫,而是世界大战,只有德国人偶尔逼近他们有亲戚朋友的什么地方时,才是例外。

我忍不住要把我们宴请俄国人的一次晚宴的菜单抄在这里,好说明我和达乌德同心协力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来。

菜单

冷盘

吐司鱼子酱。蛋黄酱三文鱼。煎香肠。

番茄汤

肉菜

鸡肉冻。图尔纳多式牛排。印度咖喱。时蔬。

甜点

屈夫儿。果酱挞。冰淇淋。

咸点——奶酪条。

饭后果品

这样一顿晚宴,我得在厨房里耗上两个上午的大半时光,而且菜式得照顾到达乌德的能耐来安排,因为东方人上菜的习惯是一道菜和下一道菜之间要等上老半天,我对此坚决抵制。每逢这种场合,我另雇一个帮手,凡是我那厨子允许的活计都由他去干;萨土尔则有贾法尔·巴依和另一个听差做帮手,两人都穿着金光灿烂的猩红色制服,缠着雪白的缠头。办公处的文书会说英语和突厥语,他总要把菜单给达乌德念上不止一遍,我还坚持要达乌德再复述一遍,好确保他记得一字不差。等到大家入了席,我的心也还是放不下来,因为尽管我事先再三调教,侍者们还是喜欢互相碍手碍脚,偶尔还会发生不雅的争执:萨土尔认为自己是头儿,而专横的贾法尔·巴依有时在萨土尔正要给客人斟酒的当口,硬是把酒瓶从他手里夺过去。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晚宴并不比俄国人的逊色,尽管他们的仆从更多、更有经验;客人们也很乐意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有些菜,比如咖喱,对他们来说多少是件新鲜东西。

我向来喜欢请客,可这回因为语言不通,每次晚宴结束,我总是筋疲力尽,心里还闷闷的,觉得没能让气氛活跃起来。我和哥哥都跟一个年轻姑娘学俄语,她是公爵夫人的女伴,可是她没受过什么教育,除了本国话以外什么语言也不懂,所以我得承认,尽管我想方设法要她用贝立兹教学法教我,她的教导对我并没有多大好处。不过她对我哥哥倒是有帮助,因为他从前在马什哈德学过俄语,在那里同俄国领事馆有过许多交往,只需要多加练习,就能说得很流利了。

其余的欧洲人是一小群瑞典传教士,有男有女,领头的是拉克特医生,他除了行医之外,还出版过一部突厥语语法和一部突厥语词典。瑞典人个个会说英语,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喀什噶尔及其居民的情况,特别是博林先生,他常常陪我们骑马出游。他们开办了一所医院和一个诊所,做了许多极有益的医疗工作,还拥有中国突厥斯坦唯一的一台印刷机,印出突厥语的书籍,供他们在全省各地的学校使用。

在东方,一位行医的传教士可以造福成千上万的人,拉克特医生的白内障手术尤其成功,连远在和田的病人都慕名而来。可惜喀什噶尔人深受阿訇和本地医生的影响,这些人反对外国的医术,这也不难理解,结果病人往往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来找瑞典人。况且,他们看上去虽然很健壮,却似乎没有多少抵抗疾病侵袭的力气,一场大病往往很快就要了他们的命。

布道会是二十五年前创办的,我们后来在叶尔羌见到的霍格伯格医生夫妇是会里资格最老的成员。起初布道会遭到迫害,中国人煽动喀什噶尔人把这个小团体围困在他们的房子里,幸好马继业——那时他还只是马继业先生——带着他的听差骑马赶来解救,几个俄国哥萨克也帮着他把暴民赶走了。

喀什噶尔的流氓们于是转而向正在修建的新医院泄愤,医院就建在它现今所在的地方。他们用尽种种威胁手段,想逼传教士们离开喀什噶尔,可是传教士们毫不退让。最后,那位与他们为敌的中国官员被召回,还被迫自掏腰包重建医院。他的继任者为了表明政策已经改变,邀请布道会的成员赴一场盛大的宴会,席上端出了备受推崇的燕窝汤,从此双方便永远言归于好了。

我总觉得,布道会的房舍井井有条,园子里种出的水果蔬菜又那样出色,对喀什噶尔人是很好的示范,他们也的确并非无动于衷,下面这件轶事就是明证。有一位传教士雇了一个仆人,他听见一个老仆人对这个新来的说:「你可千万不要邋遢,因为这些人干净得很,要是不得不说一句不干净的话,他们马上就去漱口!」给我讲这件事的人还告诉我,有位女传教士的仆人手头缺钱,就把她的盘子全拿到巴扎上卖掉了。女主人怒不可遏地数落他,他却说:「哎呀,太太,您骂得不够劲。」接着他竟一口气说出一串极其难听的骂人话,请求,不,是央求她拿这些话来骂他!

我们的日子很快就有了固定的规律,打破这规律的是英国来的邮件,带来一个月前的报纸,我们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个遍。从吉尔吉特翻山越岭送来的路透电讯,给我们带来稍晚一些的战况,俄国人也不时收到电报,可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实在有限,我哥哥要从他们嘴里问出前方究竟怎么样了,颇费了一番周折。

骑马是我们主要的消遣。我们买了两匹上好的巴达赫尚马,就是马可·波罗描述过的那个品种,通常七点半就上了马鞍。清晨的空气凉爽宜人,骑马的路线变化多端,我们常说,一个月里每天都可以换一条新路。数不清的灌溉渠里流水潺潺,我们在树下沿着沙土小道骑行,路上没有石头,放马小跑再理想不过了。还有一层可喜的是,围着园子和田地的墙都很低,庄稼通常根本不设围篱,只有一道道低低的土埂。

起初,我们散步、骑马的时候,总有别尔卡和布朗尼陪着,这两条狗是马继业夫妇留下来托我们照看的。别尔卡是一条很有力气的白狗,样子很像狼,不巧它对欧洲人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所以每逢有客人来,就得把它拴起来。我们刚到的时候,马继业夫人给我们「引见」它,交给我们几块肉,让我们喂它,算是求和的礼物,后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散步的时候看它和布朗尼真是好玩。布朗尼是一条胖乎乎、懒洋洋的长毛垂耳猎犬,十足的胆小鬼,却偏要去招惹那些野狗,惹出事来再叫它的同伴来助阵,别尔卡一露面,敌人就乱作一团,落荒而逃。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要是有哥萨克骑马经过,这条大狗就会像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想把他从马上拖下来;又有一回,同一次散步中我们还得飞跑过去,救下一对年轻的俄国夫妇,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这位自封的保镖从此只能留在家里。它苦苦哀求我让它护送我们的时候,我拒绝它,心里真是难受,因为它对朋友们极其可爱,而且整夜在院子里巡逻,让总领事馆里从没进过贼。

总领事馆虽然紧挨着城墙,我们出门却几乎马上就能拐进绿荫覆盖的小巷,路旁都是灌溉渠,渠边柳树、白杨和桑树长得十分茂盛;两旁伸展着田地,苜蓿青青,小麦、大麦和玉米正在抽芽。可是绿洲的一切生长与富庶,全靠水来维持,一旦这生命之源断绝,必定是一片荒芜。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因为一道堤坝决口,一大片灌溉渠网都干涸了,几百个人正在争分夺秒地抢修,好保住树木和庄稼。中国突厥斯坦实行徭役制度,按西方人的观念,这种制度虽然暴虐,但在这样的情形下,无疑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村民们被迫修缮本地所有的道路和水渠,而苦就苦在他们的中国统治者要从沙漠里开垦土地,从相当远的地方征调人力。照理说,在这种情况下每人每天应当发给三便士的饭钱,可是据说这笔钱通常都落进了头人们的腰包。

喀什噶尔绿洲靠克孜勒苏河,也就是「红河」,因河水的颜色而得名,以及它的支流吐曼河灌溉,这两条河把城市及其近郊围成了一座岛。四月里两条河的水都很少,我们骑着马就能轻易涉过去,可是到了夏天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提醒我们,要提防河里的流沙。博林先生有一回就险些陷进去,他觉得马在身子底下往下沉,急忙跳下马来,在齐腰深的水里蹚着,把马拉上了岸。还有一回,他看见几个人在设法救一匹马,那马陷得很深,足足花了一整天才把它弄出来。在深水里,水能把牲口托起来,流沙倒不那么可怕。喀什噶尔人走到任何可疑的地方,总是催着马快快过去,可是危险的地段经常变换,谁也说不准它们究竟在哪里。

中国突厥斯坦的春天虽然迷人,却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猛烈的沙暴,三月和四月尤其频繁。事实上,据估计,一年当中真正晴朗的日子只有一百天。我们到后的好几天里,空气里尘土弥漫,把太阳都遮住了,难怪旅行家们要抱怨喀什噶尔「灰蒙蒙的大气」和叫人郁闷的气候。无论白天黑夜,都会刮起狂风,从沙漠里卷来一团团沙云,给我们屋里的每样东西都蒙上一层红褐色的沙砾,要是我们碰巧在外面,就被吹得眼睛生疼。不过有人告诉我,当地居民倒是喜欢这层笼罩全城的薄雾,因为它换掉了耀眼的阳光,叫人松一口气,而且正午时分已经相当炎热,有了它,暑气也减轻了些。我们注意到气温变化很大,有时从这一天到下一天,竟会骤降华氏二十度之多。这一点我是吃了苦头才领教的:前一天穿着正合适的薄亚麻上衣,第二天早上天冷,我仍旧穿着它去骑马,结果害了一场恼人的风湿病。

据说正是这些千百年来肆虐不休的沙暴,造成了中国突厥斯坦极具特色的黄土地层,这种黄土一经灌溉,便很容易用铁锹耕作。那数不清的层层压实的沙土能长出极好的庄稼,只要有水这一恩物,中亚那看似毫无生气的荒漠,也能养活众多的人口。

黄土还有另一大用处:掺上谷壳和水,就是中国突厥斯坦的主要建筑材料。用晒干的黄土坯盖成的房屋,只要隔些时候修补一番,可以历经数百年而不倒。我常常看见农民用最原始的方法修墙,把湿泥填进缺口,再用手把泥拍实。这种建筑当然只适合干燥的气候,要是碰上长时间的大雨,这在冬天有时是会有的,就会造成严重破坏,房屋的平顶塌陷,墙壁也常常倒塌。对旅行者来说,黄土虽然在裂成沟壑、形如城堡的时候显得很有画意,却也有它的害处。没有开垦的黄土地荒凉得难以言喻,天旱的时候,来往行人车马扬起令人窒息的尘土,下雨的时候,又变成一片滑溜溜的泥海,再稳健的马也会跌倒。要是雨下得久了,土地往往变成真正的沼泽,吞没了不少可怜的小毛驴,把它们活活闷死。

我喜欢在星期四骑马穿过巴扎,那天是每周一次的集市,绿洲里许多村庄的人成群结队地涌进城来,一片五光十色。男人们的模样五花八门:上层的喀什噶尔人通常相貌英俊,留着浓密的胡须;一群阿富汗人侧影如鹰,神态高傲,格外引人注目,同那些扁平脸、红脸蛋、不长胡须的柯尔克孜人一比,叫我想起猛禽;而颧骨高耸、带着蒙古人相貌的下层百姓,则仿佛是伊朗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一个过渡。

男人们穿着长袍,有紫的、红的、绿的,也有五颜六色条纹的,腰间系着鲜艳的手帕当腰带。缠着雪白缠头的是阿訇和商人,其余的人戴着镶毛边的丝绒帽或绣得很精巧的小花帽,骑着烈性的儿马或毛驴经过,构成一团团鲜艳的色彩。女人们穿得比男人还要鲜艳,如果这还可能的话;她们的衬衣和裤子同外衣和帽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有一位美人,穿一件翠绿的外衣,里子是粉红色印花棉布;她的内衣是鲜亮的橙色,帽子是紫色的,帽檐下还俏皮地插着一枝花。这几乎叫人难以置信,可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树叶和庄稼的一片春绿之中,她同周围的景物竟十分相称。

男女服装看得出来的区别只有两点:女人头上披着长长的白棉布头巾,还有一小块面纱,通常是手绣的,有时镶着漂亮的花边和流苏。这些面纱缀在帽檐上,平常大都翻上去搭在帽子上,只有某位极其恪守教规的太太看见我哥哥时,才急忙把它放下来;可要是我碰巧骑马跟在他后面,她通常又会把面纱撩开,好仔细看看这位英国「哈敦」。好人家的姑娘要戴面纱,深居闺中;但喀什噶尔「上等人」很少,因为阿古柏死后,中国人收复这个省份时,喀什噶尔上层人士几乎全都逃到安集延去了。男人和女人都穿着长得出奇的袖子,天冷的时候可以当手套用,还都穿着长长的皮马靴。这种马靴常常是猩红色皮子做的,与其说是靴子,不如说更像长袜,外面再套一双鞋底鞋跟都很结实的鞋子。的确,这种长靴到处都看得见,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男人、女人、孩子全都穿。

有一回,我应邀到一位维吾尔太太家里做客,她好心地把她的衣柜摆出来给我看。她所有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用大块的布包起来扎好。一位讲究时髦的女人身上看得见的衣服有五件,头两件是长裙和里面的裤子。长裙用布哈拉丝绸或中国丝绸、织锦缎、俄国印花布之类做成,外面套一件背心,常常是金线或银线织成的料子,领口镶着库车出产的漂亮金线刺绣。再外面是一件长袖短外衣,通常是德国织的丝绒做的,饰着一道宽宽的金绣。我见过一件黑色织锦缎外衣,领口一圈绣着大大的金箔蝴蝶,上面还镶着人造宝石。第五件是一件丝绒或织锦缎的长外衣,一直盖到脚后跟;我看到一件很漂亮的洋红色丝绒长衣,纽扣是用金丝细工和小珍珠镶嵌的猩红珊瑚大圆扣,那是叶尔羌巴扎上的出产。头上披一条大大的白头巾,常常是很好看的轻纱料子,一直垂到脚后跟,头巾上面戴着精巧的小花帽,再加一顶镶毛边的大丝绒帽。这顶大帽子上缀着面纱,面纱是抽丝的细料,四周镶着金绣,顶上那道非常漂亮的宽宽的针绣花边却被帽檐遮住了。依我这英国人讲求实际的头脑看来,这未免太浪费了,可是我向那位太太指出这一点时,她解释说,时兴的就是这样。

许多年轻的喀什噶尔女人模样非常动人,有些小姑娘简直可爱极了,长长的发辫从一顶俏皮的绣花小帽下垂下来,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口闪亮的牙齿,橄榄色的脸蛋活泼动人,叫我想起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孩子。有一个极其漂亮的男孩,至今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穿着一身粉红印花的新衬衣和裤子,戴一顶绣金的深红丝绒帽,他笑着向我们行额手礼的时候,我觉得他活像一位童话里的王子。女人们把头发梳成两条或五条辫子,掺进牦牛毛,辫子就粗得多,也长得多;孩子们则梳着好几条细细的小辫。

农民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因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又不用花钱,赋税也比较轻。路上碰见他们赶着牲口去赶集,总是很有意思。成群的绵羊带着黑的白的小羊羔,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嗒嗒地走着;这边一只山羊像狗一样跟着它的主人,在农夫骑着的小毛驴后面小跑;那边几个穿着本地灰白土布衣服的男孩,冲着几乎被巨大的草料垛整个埋住的毛驴不停地吆喝,或者把鸡鸭头朝下一串串拎着,这情景总叫我恨不得去救救那些倒霉的禽鸟。

看见女人们独自骑马,把坐骑驾驭得得心应手,真叫人高兴。她们同她们的波斯姐妹形成鲜明的对照:波斯女人要么坐在丈夫身后,要么由人牵着马笼头;伊朗那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照规矩在人前不能出声,而这些农家妇女却在城外的巴扎上同男人们讨价还价,撩起面纱做买卖。

当然,阿訇们总是竭力要让女人守本分,常常鞭打那些在大巴扎上露脸的女人。但我听说,最近有一位伊斯兰教法的卫道者遭了报应:他错打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喀什噶尔女人,她那怒气冲冲的丈夫抄起一根大棍子朝他扑过去,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喀什噶尔的赶集日就像一只变幻无穷的万花筒。这边,一位缠着缠头的老爷爷骑着一头小毛驴,小孙子坐在他身后,紧紧揪着他的腰巾,正要走过那座气派的桥,桥上是众多乞丐最爱聚集的地方。河岸上,染匠们在浅水里捶打长长的布匹;马匹站在齐膝深的水里饮水;在渡口,可以看见驮着货物的毛驴踉踉跄跄地过河,男男女女把衣服撩得高高的,蹚水走向对岸。孩子们骑着驮了带盖木桶的毛驴,用葫芦瓢舀水,把木桶装满,供家里一天的用水。那些还走不大稳的小不点儿,骑起驴来却毫无惧色,有时一头驴背上坐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河水水质极好,所以喀什噶尔从来没有霍乱,居民也不得在中国突厥斯坦其他城市十分普遍的大脖子病。

巴扎上的小摊子摆着各色各样的货物。有贮藏了一冬的甜瓜;有摆在条凳上的马掌,或是看上去杀气腾腾的刀子;这里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巴旦杏、核桃和开心果,那里是本地做的面条和大米;路的一角,染匠们把他们染好的蓝布和猩红布挂起来晾干。就我所见,卖东西的人从不费力兜售他们的货物,干活似乎也没有固定的钟点,不论什么时候,人们好像都在睡觉、闲聊或者喝茶。面包铺里的炉子是与铺子地面齐平的大坑,面包师把扁平的面饼贴在炉壁上,烤好了再用一把长柄铁器揭下来。面包、那些涂着油光的圈形小面包,还有一堆堆面粉,全都落满了来往车马扬起的尘土。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整天蹲在这些炉子边上,常常一头栽进去,烫得厉害,真是可怜的小东西。铁匠铺里总是生意兴隆,钉掌的马被紧紧捆在一个巧妙的木架子上,动弹不得。不巧的是,维吾尔铁匠宁可削蹄子去凑马掌,也不肯让马掌去合蹄子,结果常常极不科学地把蹄壁削掉,这一点我们有时是吃了苦头才知道的。

关在小圆笼子里的鹧鸪和漂亮的小沙漠百灵鸟啼叫着,啁啾着,可是它们的歌声会被一班职业歌手的表演淹没,那些歌手的四周已经围了一大群人。领头的缠着缠头,穿着绸衣,腰带上一个大银扣,他唱着,或者不如说是喊着一段独唱,一个颤音接一个颤音,脸上的表情扭曲得叫人难受,单调的合唱则由班子里其余的人接下去。他们当中有些是白胡子老头,有些还是半大孩子,可是个个扯着嗓子拼命嚎叫的时候,都像在受酷刑,叫我想起我从前的那位声乐老师,要是我唱歌时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就会突然举起一面镜子摆在我面前。

然而喀什噶尔人素有极富音乐天赋的名声,即使在我这双西方人的耳朵听来,他们的许多歌曲也颇有魅力;可是我无论怎么努力,也学不会他们的任何一支曲子,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乐律同我们的完全不同。他们不懂多声部合唱,却会演奏好几种乐器,比如萨塔尔琴、鼓、笛子和手鼓。春夏两季,男人和男孩们会一直唱到深夜,天刚蒙蒙亮,我又常常被下地干活的农民们一路欢快的歌声唤醒。

人们说,四处云游的托钵僧把新的曲调带进城里,比如春天的曲子,等居民们都学会了,到秋冬就会换上新的曲调。这些叠句有时没有词,各人自己填词,就像意大利的即兴诗人那样。名声好的女人都不许当众唱歌,我只有一回听见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自顾自地唱着,显然唱得十分开心。连孩子也不许吹口哨,可我始终没能弄清楚,喀什噶尔人是不是也像波斯人那样,相信吹口哨会招来魔鬼。

喀什噶尔的女人被称作「哈敦」,也就是女主人,有时还被称作「汗」,也就是一家之主,所以我以为她们的地位比她们的波斯姐妹要好得多;然而伊斯兰教法在许多方面仍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由于男人从绿洲外流,女人大大过剩,因此求婚的人娶亲花费很少。父母往往把女儿卖给婚姻市场上出价最高的人,一点也不让她自己选择。不错,花上两个天罡,约合四便士,就可以离婚,可是女人要过一百天才能再嫁,这期间她往往难以维持生计,虽说照理男方应当退还结婚时随她带来的嫁资。要是她有孩子,七岁以下的都归她抚养;七岁以上的,儿子归丈夫,女儿归妻子,丈夫则要付一笔抚养费。

有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丈夫休妻,妻子可以把家里所有能搬动的东西都带走。商人的财产很大一部分是地毯和铜器,所以他往往觉得,与其休掉头一个妻子,让她把家当席卷一空,还不如再娶一个来得便宜。我承认这条法律叫我暗自高兴,因为伊斯兰教让我的同性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我一向愤愤不平,这回总算让她们占了一次上风,我很是欣慰。

喀什噶尔是商人云集的地方,临时婚姻这种有辱人格的风俗十分盛行,一个男人往往娶一个女人只娶一个星期,甚至只娶两三天,主持婚礼的阿訇同时就把离婚的事也安排好了。传教士们告诉我,喀什噶尔的女人大多结过好几次婚,这种不断的离婚,使得做妻子的能从丈夫那里拿什么就拿什么,偷偷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怪不得她们,因为一个男人要是想甩掉他的妻子,尤其是年纪大了的妻子,常常就虐待她,逼她提出离婚,这样他就不必退还她的嫁资了。她要是真这么做了,就可能落到走投无路、无以为生的境地,说不定还再也嫁不出去。

在这一切婚姻纠葛当中,孩子们的境况如何,只好留给读者去想象了。幸好在乡村里,婚姻是稳固得多的制度,那里通行一夫一妻,离婚的事也不常见。乡下的女人同丈夫比较平等,不过博林先生有一回看见一个男人在扶犁,拉犁的竟是他的妻子和一头毛驴!

中国人也实行多妻制,但只要妻子生了儿子,他们就决不休妻。据我了解,他们根本不赞成休妻,认为这会毁掉家庭生活,对孩子更是后患无穷。

第四章喀什噶尔四周

阿拉伯语是学问,波斯语是蜜糖,

印度斯坦语是盐巴,突厥语才是艺术。

——突厥谚语

我们在喀什噶尔一安顿下来,就急着要去看看这座城和它的四郊。几回出游,都多亏博林先生做向导,他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领路人。

中国突厥斯坦的这座首府,凭着它的地势,自古就是商贸重镇。我们所见的这座城建在吐曼河上方的高地上,四周围着泥墙和一道干涸的城壕;不过近旁还有喀什噶尔古城的遗址,这片绿洲也曾多次易手。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小商贩和自耕农,他们绝不是好勇斗狠的民族,命运给他们派来什么样的主子,他们似乎都能处之泰然。千百年来,如今叫作中国突厥斯坦的这片地方,各城仿佛从没想到过,与其任人逐个征服,倒不如联合起来共御外敌,那样会有利得多。

这座城当时叫作佉沙,最早见于记载,大概是在公元一世纪,中国名将班超征服了这片绿洲,大军几乎一直打到里海边上。于是我们头一回出游,就去看中国人为这位英雄修建的一座风景如画的庙宇。听人说,他曾极其英勇地守住这座城,抵挡了柯尔克孜诸部的猛烈进攻。这座祠庙其实是新近才建的,原来的庙在六十年代被伊斯兰征服者阿古柏毁掉了;至于传说中这位大将的遗骨就埋在庙下那座高丘里,也颇值得怀疑。

看守庙宇的是个邋里邋遢、一身黑衣的道士,他领我们看那些年久失修的神龛里的神像。神像都是真人大小的泥塑,披着华丽的绸袍,指甲长得吓人。战神是个漆黑的神祇,相貌格外狰狞。每尊神像前面都设着香座,供信徒烧香。庙还有一层楼,我们是从一架摇摇晃晃的木梯爬上去的,那梯子同墙壁全然不相连,给我的感觉是再靠不住不过的上下通道。我记得楼上有一尊模样古怪的学童之神,手里恰如其分地握着一根吓人的戒尺。不过真正叫我们流连忘返的是那片景色。站在这个高处,全城尽收眼底,神祠和清真寺从成千上万低矮平顶的土屋中间耸立出来。那天早晨天朗气清,锯齿般的群峰巍然矗立,好比「世界屋脊」的城垛,而那世界屋脊,我们后来是要亲身去走一趟的。

我们俯瞰那道筑着雉堞的城墙,两道高高的胸墙之间宽约十八英尺。有人给我讲了一个传说:这道墙是一群半饥半饱的奴隶筑起来的,监工拿着鞭子在后面驱赶。要是哪个苦力死了——这是常有的事——同伴们不许把尸首抬走,只能把它砌进湿泥里,成为墙身的一部分。后来我亲自站上城墙,这个故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如今的大炮自然可以轰塌这道城防,外面的城壕也总是干着,因为灌了水会把城墙泡垮;尽管如此,这道筑着方形敌楼的城墙看上去还是颇为雄伟。进城的四座包铜大门也是一样气派,每到日落时分便关上,关门时总要放一阵中国爆竹。

穆斯林崇敬的中心是阿帕克和卓圣墓。那位喀什噶尔的教主兼君王死于十七世纪末,同他的许多子孙一起葬在这里。阿帕克不但统治过中国突厥斯坦,在中国内地和印度也有门徒。人们相信他能治病,甚至能起死回生;喀什噶尔人敬他仅次于穆罕默德,把他同圣人尔撒,也就是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据说他曾使成千上万的人弃佛皈依伊斯兰教。通往圣墓的路是一大片墓地,长约两英里,两旁也向里延伸出好一段距离。斯坦因把这条路称作「阿庇亚大道」,葬在这条路边所费不赀,只有殷实人家才葬得起。那些圆顶的泥坟底下有一间墓室,里面有四个壁龛,家中的要紧人物就葬在这里,每具尸体轮流安放在朝向麦加的那个龛里。我们沿路走过,听见一些坟前有女人在放声哭泣,这其实是在仿照她们的中国主子行一种祭祖的礼,并不合伊斯兰教的规矩。她们的想法是,已故的亲人比圣徒更关心活着的家人的祸福,所以逢年过节都要去上坟,在这片亡者之城,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也要去。一家人若是蒙了什么特别的福佑,比如病好了,或是出远门平安归来,全家就一齐到父母或祖先的坟前去谢恩。

一路上有好些乞丐跟在我们马后面跑。其中有些就住在墓地里的小屋中,受雇看守某些坟墓。有人暗示说,坟墓塌坏了,这些人惯常把它们改成住处,等过上一段像样的日子,再把这块地当作坟地重新卖掉。

我们在通往圣墓的那座气派的大门前下马,迎接我们的是总管,他一人独得这里大笔进项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两位缠着头巾、穿着绿袍的谢赫。他们领我们走上一条白杨夹道的路,经过一个大水池,来到一座大殿前。殿的正面贴满了蓝白两色的瓷砖,上面有阿拉伯文的铭文,圆顶和正面的边框却是绿色的,同整体的主色调形成了奇特的反差。

这就是那座有名的圣墓了。主人请我们进去,只见里面挤满了蓝瓷砖砌的坟墓,那位圣王的墓上覆着红白两色的布。坟前插着许多旗幡,一边放着一乘轿子,阿帕克的一个曾孙当年就是坐着它往返北京的。他在北京时把女儿嫁给了一个中国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有个天朝人带着一帮亲戚来到喀什噶尔,要求分得圣墓那笔巨大财产中他的一份。他的凭据无可挑剔,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祖上一直领着中国政府的俸禄;只是革命以后,这笔津贴断了。这便是他找上门来的缘故,管理圣墓财产的人为此十分不安。

他们带我们看了圣人每次祷告前净身的水池,近旁堆着一大堆马可·波罗盘羊和别种野羊的角,都是许多猎人献上的供品。院子里有两座木结构的清真寺,回廊的屋顶和柱子都雕着花,涂着鲜艳的颜色,是本地特有的样式。两座寺之间原先有阿古柏的坟,可是中国人收复突厥斯坦后,毁了他的坟,把这位强悍统治者的骨灰也扬掉了。

另有一回,我们去看了中国人的坟地。阿帕克和卓圣墓四周成片的土地都盖满了穆斯林的坟,相比之下,这块坟地小得很。不过,统治中国突厥斯坦的人在喀什噶尔旧城本来就难得一见,况且他们总是巴望着,只要有可能,死后要归葬故土。这块坟地围着高墙,敞开的大门口通常站着一个相貌极其丑陋的看守。这地方还有一段惨痛的往事。它叫古勒巴格,意思是「花园」,从前是中国军队在喀什噶尔的营地。阿古柏从中国手里夺取突厥斯坦的时候,杀了许多天朝的兵士,他们的尸骨就丢在这个院子里,无人掩埋,直到一八七七年中国人收复这个省份。那时人们才把散落各处的骸骨收拢起来,安放在三座大泥圆顶底下,原来的营房旧址也就改成了天朝人的坟场。

一进大门就是一座庙,庙里有一堵墙,上面写着驱邪的字。每座长长的矮泥坟的一头,都开着一扇朝南的小门,据说死者的魂灵就从那里出来。大门附近的停灵房里,停放着一些富人的灵柩,他们想要归葬中国,棺木正等着合适的护送,好踏上漫漫长途。

有人告诉我,一个有身份的中国人死了——或者用诗意的说法,是「驾仙车远行」了——遗体要在家里停放好几天,其间有僧道在灵前念经超度,还要奏乐、放爆竹。出殡时,棺材上带一只公鸡到坟地,下葬那一刻把它宰了,好让这只雄鸡的魂灵在阴间随时唤醒死者的魂灵。纸扎的房屋、仆从、兵卒、马匹、车辆、床铺、箱笼、钱币——总之,凡是死者日常生活所用的东西——都在灵前烧掉,让魂灵在阴间样样都有,好在那边享有他应得的体面。若是富人,死后头三年的忌日都要把这套仪式重来一遍。在喀什噶尔城外一座庙前,有人指给我看一座宝塔模样的小塔,那里烧了成堆的纸经,为已故的建庙人祈福。

人们一般不认为中国人特别勇敢。不过,一个中国人虽然会千方百计地躲开死亡,到了躲不过的时候,却能坦然赴死;自杀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坏事,倒不如说是件值得称道的事。一个人若是被判了死刑,就用绞刑;罪行严重但还够不上杀人的,就重重地打腿。受过这种刑罚抵罪的人,常常被抬进瑞典医院,腿骨断成两三截,有的伤得太重,竟至送了命。

「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几分孩子气,也有几分老成气。」博林先生有一回引过这句话。所以喀什噶尔的道尹,也就是长官,设午宴招待我们的时候,我自然很感兴趣。请帖写在一条大红纸上,称我哥哥为「赛大人」,下面是我的称呼「姑太太」,意思是大人的姐妹。

我原本盼着能赴一场真正的中国筵席,席上有鱼翅、燕窝之类的珍馐。听说一桌头等筵席的菜竟不下一百二十道,二等、三等的也分别有六十道和三十道,我不禁有点咋舌。难怪这样大吃大喝一场之后,衙门照例要关门三天。可是这一回,宴席虽然从一点一直吃到四点,中间还歇过一阵,就吃的而言,却是一顿蹩脚的俄式饭菜。先上了许多冷盘小吃,主要是些来路可疑的罐头鱼,接着是汤、几道肉菜、果冻、冰淇淋、茶和香槟。俄国总领事和他的僚属也在座。欧洲客人都坐在凉棚底下一张长桌的一边,中国主人们坐在对面。这些主人时不时起身离座,叫我看得好笑。有的把道尹的孩子抱在膝上——他有四个儿子,十分得意——从桌上拣好吃的喂他们;有的拿着古怪的烟枪抽鸦片,呛得喘不过气来,便躲到花园里去安安静静地咳一阵;还有的离席去吩咐仆人,那两台留声机归仆人照管,自始至终放着流行的欧洲曲子。

那位统兵的将军模样古怪,一头灰发,脸色像油灰,留着爪子一般的指甲,看得我直打寒战。他穿一身卡其布军装,踱来踱去,同客人们说些客气话;别的官员也纷纷起身,给在座的人一个个劝伏特加和葡萄酒。唯一一个始终坐着不动的,是个小男孩,穿一身蓝紫两色的绸衣,十分可爱,头上戴一顶蓝色和淡紫色草编的水手帽。他每道菜都吃得很起劲,有几样极难消化的点心,他还要了第二份。可他看上去那么结实、那么红润,我猜他平日大概难得这样放开肚皮吃。

中国的婴儿要是母亲没有奶,死的就很多,因为天朝人对牛奶厌恶到了极点。他们说:「我们可不想变成小牛。」母亲要是死了,孩子就靠米粥和糖喂大。

这次宴会上来了一大群兵,有些已经上了年纪,穿着黑布军装,头上裹着手巾,拿着稀奇古怪的兵器,比如长杆头上装着钢叉之类,一个个毫无军人气概。在中国,当兵是被人瞧不起的,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由于这种强烈的厌战心理,稍有体面的人都不肯从军,只有高级将领是例外,打了胜仗的将军还会有人给他建庙。

主人送给欧洲太太们扇子和绸手帕作纪念,还教我们怎样手腕一抖,把扇子一下子全打开。然后他领我们到内宅去拜见他的夫人,夫人在门口迎接我们。她面容和善,头发抹得油亮,从额头往后梳,穿一件黑绸袄,一条紧身裤。她费力地跨过那道极高的门槛,踩着一双小得不能再小的脚,摇摇摆摆地向我们走来。我不厚道地想,我那些穿窄裙、蹬着高得离谱的鞋跟的俄国朋友,走起路来也好不了多少。

主人请我们在一间屋里喝茶,屋里挂着两幅可爱的中国画,此外堆着一大堆俗不可耐的欧洲照片和小摆设。随后我们进了两间大卧室,由儿媳妇出来接待,看了那挂着帐子的大床,床上放着包绸面的长枕,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摞摞绸被。我对这里的语言一窍不通,没法像本来可以的那样好好领略这一眼中国人的家居,心思便全落在了女主人们那双穿黑缎鞋的整整齐齐的小「蹄子」上——那就是她们的脚了。我听过立德夫人讲演这种风俗,她讲到成千上万的小女孩为了造成这种令人厌恶的残损而受的折磨——中国人委婉地称之为「金莲」——那番话叫我至今愤愤难平。可是最近有一位到中国游历的人却说,这种残废的脚对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异国魅力」,他还绞尽脑汁地揣测,究竟是哪位得宠于皇帝的妃子开了这个风气,「给她的同性平添了一种新的魅力」。这种风俗的起源,我提不出什么说法;不过从女人在中国的地位来看,我觉得这必定是某个男人想出来的办法,为的是把他家的女人牢牢拴在家里,正如伊斯兰妇女蒙面纱,也是男人的发明。

我们在道尹家喝茶的时候,道尹会说俄语,一直同梅谢尔斯卡娅公主谈笑风生。他几年前在中国内地见过她。后来公主向我转述了他的一句话,她对这话不大以为然。他说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时候还年轻,如今到了喀什噶尔,我们都老了!」我当时觉得道尹实在不会说话,可是一个人因为无知,多么容易妄下结论啊。后来我才听说,天朝极其敬老,说人年纪大是一种很高的恭维;一位老人哪怕又穷又瞎,也被看作有福之人。同这种敬老之心连在一起的,是对父母,尤其是对一家之长的极度孝敬。做儿子的绝不会在父亲之前就寝,父亲要是睡在楼下的屋里,他也绝不会睡到屋顶上去。

父亲去世是一个人所能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斯坦因讲过一件事,正可说明这一点。有一回,他从一次漫长的沙漠考察回喀什噶尔,途中得知他的中文翻译蒋师爷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一路上大家心照不宣,好意地把所有信件都瞒着蒋师爷,等他走完这趟路,回到家里,再让他尽情哀悼。

我们向主人告别,坐车离开,同来时一样,又是三声震天的炮响。这一回爆竹就在我们身边炸开,我们的马受了惊,竟没有把车子连同车上的人一起撞个稀烂,我真觉得是奇迹。

后来我哥哥赴过几次真正的中国筵席,规矩同我刚才说的大不一样。他坐车进了衙门的外院,乐师们在一道有格栅的廊台上奏着怪异的音乐,内院的大门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豁然大开。礼数是下车步行,穿过一座戏台,台的一侧设着香案。贾法尔·巴依走在前头,挥舞着主人的红名帖,高声通报他的姓名和官衔,按办则迎出半路,把客人接到席上。我哥哥的名字译成中文是「斯基苏」。听说名字以两三个字为雅,四个字就不好了,要是五个字,就会招人笑话,因为写名字的纸条得长出一大截。据说名帖这种风俗,早在基督降生以前好几百年就在天朝兴起了。

同波斯的习惯一样,中国人在正餐之前要花半个来钟头吃些水果、干果,喝茶、喝葡萄酒和本地的烧酒,烧酒是烫热了用壶斟的。主人坐末座,亲手给客人斟茶,用手指头往茶里放糖。后来他还给客人布各样的菜,殷勤备至。正式的菜盛在碗里摆上桌,每人用筷子自取,挑自己喜欢的夹到面前的小碟里。

鱼翅、甲鱼裙边、一道用鱼肚做的菜、炸鸡肝、隔年的蛋、可吃的海菜和腌鸭,都是那许多菜里的几样。我哥哥向来小心避开腌鸭,因为领事馆的翻译有一回吃这道美味吃得太多,生了一场病,结果耳朵聋了。迪西上尉写到中国筵席叫他吃了多少苦头,说得那么痛切,说不定就是这道菜害的。燕窝汤如今几乎弄不到了,价钱贵得吓人;面包很少上桌,就算有,也像生面团似的。

肉菜上完以后,仆人端来一盆水,把所有的筷子和勺子洗一遍,然后上甜食,其中有蜜饯豆子和一种类似葡萄干布丁的东西。最后一道是一碗米饭,那是国食;米饭一上桌,就表示筵席快散了,客人吃过便告辞。

马继业爵士告诉我,中国人在宴席上很喜欢玩手指游戏。有一种是两人各伸出若干根手指,谁先猜中手指的总数就算赢,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客人们并不直接喊五、六、七之类的数,每个数都有雅致的名目,比如「一品当朝」等等。另有一种游戏也很有趣:攥紧的拳头算石头,伸出两根手指算剪子,两根手指朝下垂着算口袋。要紧的是,剪子剪不动石头,石头却能装进口袋,可反过来,剪子又能剪破口袋。所以,对手攥拳出了石头,你要是出剪子就输,出口袋就赢。听起来像是孩子的玩意儿,可是中国人能兴致勃勃地一连玩上好几个钟头。

我还忘了说,凡是衙门、庙宇、驿站或坟地,大门前面通常都立着一段墙,为的是挡住恶鬼。万幸的是,恶鬼只会直走,不会拐弯,所以这堵墙一挡,就叫它们停住了脚,什么坏心眼也使不出来。

皇后的「命名日」在五月初——俄国人过的是受洗那一天,而不像我们那样过生日——俄国领事馆的哥萨克们为了给她祝寿,举行了一场马术表演,叫作「骑技会」。表演在河边他们那片沙地操场上举行,俄国侨民全体出动。兵士们演了一整套军中比武的节目:在飞奔的马上一跃而下,又一跃而上;倒骑在马上,脸朝马尾,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纵马跃过跪在地上的骆驼。这些「沙漠之舟」对最后这一项极不情愿,大声吼叫着挣扎要站起来,直到牵着它们的人拿布蒙上它们的眼睛才罢。照例还有抢救伤员的赛马。我们还从一场惊险的营救里瞥见了一点战争的影子:一个扮成女人的哥萨克,被一队扮作匈人的兵士劫走,又被救了回来。最惊心动魄的一项,是兵士们纵马冲过一大道燃烧的芦苇捆,一边放着空枪,火光和枪声把马吓得几乎发了狂。

公主给他们发奖,奖品主要是钱、短剑和硕大的银怀表。表演完毕,那些面容纯朴、脸色红润的小伙子们列队骑马走过,唱得非常动听。他们天生会唱歌,分声部唱仿佛出于本能。在宁静的傍晚,我常常侧耳去听他们唱圣歌。

喀什噶尔人成百上千地聚拢来看热闹。我们坐处的对面,高高的黄土崖上挤满了衣着鲜艳的观众,他们像猴子一样敏捷,爬到看上去根本上不去的高处占好位置。骑术自然最能打动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可是喀什噶尔人虽说可以算生在马鞍上,却似乎只把马当作代步的工具,不像年轻的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那样,总爱纵马赛跑。后来我们常看柯尔克孜人玩「叼羊」,可是在喀什噶尔,纵马飞奔的只有哥萨克,他们有时在狭窄的大路上横冲直撞,过路的人随时都有危险。

我们的俄国朋友出门坐车,不骑马;我和哥哥却宁可骑马,也不愿在马车里颠来颠去,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起组织过野餐。老实说,每次办宴会或游园会,我当女主人总累得精疲力尽:同这一位说法语,帮那一位把蹩脚的德语说下去,还得绞尽脑汁想出几句俄语的欢迎词,说给那些只会讲本国话的客人听——可惜这样的客人占大多数。俄国人很喜欢到我们的花园来,尤其是草莓当令的时候,我总是领他们把房子各处看一遍,最后上屋顶看风景。太太们对厨房的布置特别感兴趣,公主说,我们的领事馆处处都比正在为她将来盖的那座宏伟大楼方便得多。后来我和哥哥去看了那座楼,英国人和俄国人的理想如此不同,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喜欢家里舒适、清静,可我们的斯拉夫朋友似乎时时刻刻都要有人来往。他们在一小块地上挤了许多房子,每座房子都被别的房子的窗户看个正着,一条长长的林荫道尽头,矗立着那座气派的领事馆。它的内部格局叫我吃惊:有四间极大的会客厅,卧室却只有三间,大小还算过得去,另有两间小小的佣人房。好像没有备餐间、洗涤间、食品间,也没有储藏室;屋里又没有中间的过道,所有的房间都一间通一间,照英国人的想法,这是叫人受不了的布局。

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哥萨克营房,都是大房间,一排排铺着灰毯子的床,吃饭用的长桌长凳也摆在同一间屋里,圣像挂在醒目的地方。哥萨克们个个看上去健壮耐劳,军官向他们问好,他们齐声唱出一套问候的话来答礼,整齐划一。不过我想,这些人奉沙皇之命,离开了顿河边上的农庄,喀什噶尔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个流放之地吧,他们一定盼着服役期满,回去在农庄上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我们到了不久,来了一位有意思的客人,他就是罗曼诺夫先生,一位年轻的俄国考古学家,我哥哥在伦敦和布哈拉都同他见过面。他正在研究中亚的伊斯兰艺术,给我们看了他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买到的木雕、陶器、地毯和绣品,所以在我们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也能给我们出些主意。

和田的老地毯颜色是用植物染料染的,很是好看;丝毯更是名贵,极难到手。我们这位客人就有一条,是淡黄色的,可惜破损得厉害。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条和田毛毯,图案由一格一格的方块组成,主色是靛蓝、褪了色的茜红和黄色。图案里有中国花瓶,还有程式化的卍字纹。这个吉祥的符号原本来自印度,后来我看到它被用刺眼的苯胺染料仿制得多到叫人生厌。说实话,我遇见的老地毯,不论是毛织的还是丝织的,在图案、色彩或质地上,都比不上我所熟悉的那些精美的波斯织品。用苯胺染料染的新式和田地毯,很少有悦目的。常见的一种题材是一排洋红、紫色和橙色的花盆,里面直挺挺地伸出几枝花来,整个图案铺在一片大红的底子上,叫人纳闷富于艺术修养的中国人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拿来卖给我们的陶器,还有巴扎上卖的陶器,都很粗糙,花样也不怎么好。清真寺正面的瓷砖,以及少数坟墓上贴的瓷砖,差不多全是白的和蓝的,比起中亚许多地方的精美作品来,大为逊色。我见到的几件首饰都又沉又笨,在我看来毫无风致。本地的艺术似乎主要体现在清真寺和民居那带柱子的回廊上,廊柱和屋顶往往满雕着可爱的图案,用的是所谓的「削刻」手法;此外还体现在门窗的镂花上,那些镂花往往繁复精巧,叫我们强烈地想起克什米尔的艺术,说不定就受过那个地方的影响。

旧的铜器和黄铜器皿往往很美,上面的镂空花纹看得出波斯的影响。说实在的,我和哥哥有时觉得它们一定是从伊朗运来的,因为它们同我们在卡尚淘来的那些实在太像了。

在我看来,女人们做的刺绣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能代表这个民族。肖提到,六十年代这里的女人穿宽大的裤子,裤脚是绣花的;如今裤子窄了,也不绣花了,可我们还是收集到了许多旧时的绣品。还有,女人们穿的长袍从前也绣满了花,红、绿或黄色的绸料上,绣着程式化的花朵,效果十分动人。可惜如今这门美丽的手艺似乎快要失传了,只用在男女都戴的漂亮小花帽上;男女都在这种小花帽外面再戴一顶肖所说的那种镶毛边的「小圆馅饼帽」。

尽管本章开头引了那句突厥谚语,在我看来,中国突厥斯坦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这类东西无一不受邻邦——中国、印度或波斯——的影响。

这个省份是中华帝国的一潭死水,住在这里的小农种起地来仿佛出于天性。所谓的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小的城镇,生意做得不大。各城之间隔着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史以来,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征服、再征服,间隔之短令人目眩,这样的经历是不利于艺术进步的。

喀什噶尔城里城外,我们骑马都走遍了,叶尔羌和和田稍像样一点的建筑,我们也都一一去看过,却没有找到一座在建筑上真正有价值的;没有哪座清真寺或圣祠比得上印度或波斯那些宏伟的古迹。至于中国式的建筑,须知征服者把这个地方看作暂时流放之地,自然不大肯在这里修建华美的庙宇;况且泥土造的房屋,经过几百年就坍塌了;突厥斯坦历代众多的统治者中,又有一些惯于毁掉异教徒建造的礼拜场所。比方说,阿古柏自立为突厥斯坦之主后,就着手把中国人的建筑统统夷为平地;领事馆南北两边那两座残破的佛塔,所以落到这般破败的地步,或许部分也要归咎于早期伊斯兰征服者的怒火。如今这两座「提木」——喀什噶尔人这样称呼它们——已是两座不成形状的土丘,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斯坦因曾仔细考察过它们,认为它们建于公元六百年到八百年之间;但留下来的东西太少,他也说不出它们刚建成时是什么模样。据说喀什噶尔就是玄奘到过的佉沙的旧址,奇怪的是,他提到的佛寺有好几百座,留存下来的却似乎就只有这两座佛塔了。

第五章杂烩

中亚的这些城镇,究竟有没有「变过」,实在叫人怀疑。那暗淡的土墙、土屋、土造的清真寺,看上去仿佛要永远一成不变。换了别的气候,它们早就给雨水冲垮了;可是中亚几乎不下雨,于是它们一留就是千百年……

「起初如此,现今如此,将来亦如此」,拿这句话题在中亚某座城镇的城门上作箴言,那是再贴切不过的。

——荣赫鹏爵士《大陆的心脏》

我们是在春天到达中国突厥斯坦的首府的,一年里最好的时节还在前头。沿着数不清的灌溉渠生长的树木都已长满了叶子;「吉格达」,也就是巴比伦柳,正绽开花朵,一阵阵送来香气,其中有一种后来还结出黄色的果子,样子有点像椰枣,喀什噶尔人管它叫「馕」,就是「饼」的意思;白桑葚甜得发腻,大紫桑葚也渐渐熟了;田野里苜蓿和青苗一片碧绿,鲜亮夺目,许多围着矮土墙的果园开满了粉红的果花。那些风景如画的黄土崖——这是中国突厥斯坦极有代表性的一种地貌——把四野切割得支离破碎,河的两条支流给这片景色平添了许多妩媚,时常弥漫的尘霭又给整个画面笼上一层奇异的迷离之美。

我们在城外骑马时,常会碰见一座小清真寺,木柱木顶都雕着花,俯临着一个大「涝坝」,也就是水池,四周种着高高的银干白杨;或是村中小巷里的一片空地上,长着一棵枝叶四张的大白杨,或是本地那种美丽的榆树,或是颇为少见的垂柳。花倒不大看得到,只有坟地里常见的那种淡紫色小鸢尾,在坟茔之间铺开一片片蓝色;不过沙土小路旁一丛丛野蔷薇,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叫我们想起了家乡。

鸟儿很多,除了无处不在的乌鸦和麻雀,最常见的是戴胜和鸽子;偶尔还能听到布谷鸟叫,燕子掠来掠去追捕飞虫。园子里一棵高高的白杨上,有一对鹰胡乱搭了个窝,我对它们颇感兴趣,它们来来回回给雏鸟衔食,那野性的「哀号」整天响个不停。有一回罗曼诺夫先生站在鹰巢下面的露台上,举着一副望远镜眺望,竟遭到这对鹰的袭击。据他说,它们一次又一次朝他俯冲下来,翅膀擦过他的头顶,发出尖厉的叫声;他退到领事馆的屋顶上去继续观察四野,它们居然一路追了上去。他猜想,那对鹰一定把望远镜当成了对准它们窝巢的武器。博林先生有一回看见这种鹰在人山人海的巴扎当中俯冲下来,从一个男孩手里叼走一块肉;他还常常看见人们在河里洗羊的尸身,一边把下水抛向空中,一边吆喝那些鹰来接。

绿洲里的蛇都是无毒的,数量也不多。男孩子们喜欢把蛇盘在头上,用小花帽压住,他们还把蛇揣在衬衫里。另一方面,那种六英寸长的大蜥蜴却叫人害怕,据说被它咬一口毒得很。我们有时会看到漂亮的跳鼠;本地还有一种土生的小老鼠,当地人叫它「口袋嘴」,因为它惯于把粮食塞满两颊的颊囊,再搬去储藏起来。有一回,博林先生发现一大箱菜种子差不多空了,就派人守着,结果当场捉住这个机灵的小贼,正忙着往颊囊里塞种子呢。把它打死以后,他从它身上找回的赃物多得惊人!

新盖的领事馆里,可喜的是没有蝎子。蝎子通常夜里出来,爬得飞快,还发出一种古怪的窸窣声;可是蜘蛛却多的是。那种跑起来快如闪电的大蜘蛛,人家向我担保说是无害的;但有一位女传教士告诉我,她被这种蜘蛛咬过,疼得厉害,手指上的肿块过了好久好久才消。一位昆虫学家也证实了她的经历,说这是猎蛛,咬猎物一口就能把它毒死。这种蜘蛛有多大,看下面这件事就知道了:博林先生有一回看见一只麻雀想去攻击一只,那蜘蛛挥舞着几条腿自卫,这一招显然把麻雀吓得不轻,竟飞走了!每逢有这种东西闯进我的屋子,我就喊萨土尔来救驾。他常常要拿着扫帚追得惊心动魄,才能把这个灵活的猎物从藏身的角落里赶出来;它那一个个长长的跳跃,叫我提心吊胆,生怕它落到我头上,向我报仇雪恨。最后总是用一块布把它兜住,扔到屋外去;我这位跟班不肯把它弄死,因为杀蜘蛛不吉利这一举世皆有的迷信,在喀什噶尔也照样通行。有人告诉我,有一种个头比较小、浑身长毛的蜘蛛,毒性极大。园子里飞着大黑蜂和蜻蜓,我们骑马时,大牛虻常来叮我们的坐骑;到秋天头一阵寒气袭来时,我们又遭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黄蜂入侵,满窗满地都是爬来爬去的黄蜂,个个半僵不动。

夏天晚上几乎没法看书,因为灯光会招来成群的蠓虫、小甲虫和别的虫子;不过我们可以摸黑在露台上坐坐、走走,不受打扰,也不受蚊子的骚扰。

喀什噶尔的喧闹,在我习惯以前,着实搅得我不得安宁。天一亮,整个世界就都起来活动了,男人和男孩子放开嗓子唱歌,或是冲着毛驴大声吆喝。这些毛驴因为一天到晚叫个不停,得了个「喀什噶尔夜莺」的绰号,诗人笔下的那种鸟是不到这一带来的。一阵叮当的铃声,表示有结实的小马拉着蓝篷的中国「马帕」车经过;一阵更低沉的轰鸣,则说明有一队骆驼正要穿越沙漠,或许是去遥远的和田,甚至是去北京。城里的号炮,其实是一个中国爆竹,日出时砰地一响,宣告城门已开,仿佛一下子放出了一场震耳欲聋的喧嚣。女人们彼此尖声叫唤,孩子们哭闹吵架,狗吠、马嘶、鸡啼;成群的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处处是虫子的嗡嗡声,其中还分辨得出树蟋蟀尖细的鸣叫;水渠里无数的青蛙呱呱乱叫。

一天当中,隔一阵子就能听见吹北山羊角的声音,很像汽车的喇叭。这是城里众多磨坊中的某一家发出的信号,告诉主顾磨坊主已经准备好给他们磨面,或者是面粉已经磨好,等着他们来拉走。这些磨坊都是建在河边或渠边、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四面透风,丝毫没有遮挡风雨尘土的设施。麦子倒进箱子里,由箱子喂给磨盘,磨好的面粉落到平平的台子上;我注意到其中一张台子上,有人正用一顶脏兮兮的旧帽子把面粉扫拢。喀什噶尔的磨坊主在诚实方面名声可不怎么好。主顾的粮食磨之前是过了秤的,可是磨成面粉还给他的时候,多半已经掺进了次等的杂粮,甚至掺了沙子——沙子这东西,这里是多得用不完的。

到了正午炎热的时候,这场喧闹的音乐会总会暂歇片刻,叫人松一口气,因为这是大多数生灵午睡的时辰。但等太阳向西沉落,万物又都醒了过来,到日落时声音渐渐高涨,达到顶点,清早的种种声响又都重现一遍,成群的公鸡送别白昼时,似乎和迎接它时一样卖力地嚷嚷。顺便说一句,喀什噶尔人养的家禽品种很差,我们那句「鸡蛋还没孵,先数小鸡」的俗话,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到秋天再数小鸡」。他们说一个人胆小,也像我们一样说他「鸡胆子」。

除了我已经列举的这些声音,还得加上咚咚的鼓声、风笛的嗡鸣、萨塔尔琴的铮铮声,以及合唱的歌声,这些歌声在西方人听来往往十分悦耳。我也不能漏掉那些宣礼员,他们从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召唤人们去做礼拜,洪亮的嗓音响彻全城,带着一种庄严之美,宣告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

喀什噶尔的日落美极了,有一种独特的细腻和妩媚。它不像世界上许多地方那样,是猩红、紫、金交织的壮观场面;天空只是柔和地泛着淡粉、浅紫和浅黄,而一片奇妙的金色雾霭——我想是空气中的尘埃所致——在整个原野上闪烁。破碎的黄土崖上本来立着些简陋的土屋和毫无建筑可言的坟墓,此刻仿佛顶上都戴着城堡和圆顶,配得上某座传奇中的城市;河岸高处那座带柱廊的破败园亭,变成了一座希腊神庙;那些高高的白杨衬着晚霞,映出黑黝黝的剪影,宛如柏树,把我的心神带到罗马或「花之城」佛罗伦萨的许多意大利园林里去。我们脚下那条巧克力色的河,此时变得像鸽子的胸脯一样闪着虹彩;宽阔河床的沙地上,闪耀着那种迷人的光,给整片原野施了魔法。随后太阳落下去,转眼之间,一种灰色的、死人般的苍白便悄悄爬上万物,叫我打个寒噤,转过身去,心里莫名地一阵抑郁。

春天里,喀什噶尔人会到城四周的各处圣祠去游玩,与其说是去祷告,倒不如说是去吃喝赌博。一伙一伙的朋友惯于轮流在某个园子里宴请彼此,为此每星期要聚四个下午;我们傍晚散步时,有时会碰见这些寻欢作乐的人回家。伯克们,还有自称是先知后裔的赛义德们,骑着神气的儿马,或是喂得膘肥的毛驴,裹着雪白的缠头,穿着长长的绸袍,看上去仪表堂堂。他们通常都是美男子,鼻梁挺秀,面色鲜润,蓄着满腮大胡子。年轻人则留着唇髭,总要在绣花帽的帽檐下插一朵玫瑰或一枝花,所有这些人,同扁脸黄皮肤的中国人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女人们和所有伊斯兰国家一样,同男人没有社交往来;她们出游就是去朝拜圣祠,其中有一处是专归她们的,那就是比比阿娜麻扎。这位女圣人的坟在领事馆对面的一座陡崖上,土坟上飘着一面白旗,四周围着土墙。凡是想再嫁的寡妇和离了婚的女人,以及盼望找个丈夫的姑娘,都惯常到这里来;她们把手伸进坟上砌出的洞里,恳求这位圣女帮助她们。

我想尽了办法,也打听不到这位「比比哈努姆」——人们这样称呼她——的任何事迹。那面白旗使我常常想起她,因为我只要站在园子的露台上,就不能不看见它;夜里我也不时看见她长眠之处的上方挂着一盏点亮的灯。在一个理论上不大把女人当回事的伊斯兰国家,这位阿娜夫人究竟做了什么,竟能让人修一座据说会显灵的圣祠来纪念她?她生活在什么年代?她或许是喀什噶尔的「祭司王」阿帕克和卓的亲族?这些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只知道她极受人们尊崇。

有一回,好多女人聚在她坟前,我请其中几位把手伸进坟上的洞里,让我照一张她们这种姿势的相片,话一出口,我立刻明白自己多么冒失。那些女人满脸惊骇地解释说,这样做简直就等于亵渎神灵;不过她们并不反对坐在麻扎旁边让我拍照。

最受欢迎的圣祠,大概要数阿里·阿尔斯兰的那一座了。它在城北约莫两英里处,通往那里的路两旁都是园子,归麻扎所有,是一大游乐去处。高大的砖砌门楼口横着一根树干,拦住马匹和车辆,我们从树干上爬了过去,便到了一个大院子里,院里有一个大水池,四周种着挺拔的白杨,这是中国突厥斯坦圣地常见的一种赏心悦目的格局。圣祠就在水池后面,是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入口是一道古老的雕镂门户,在这个地方我们见过的这种本地工艺里,它算得上上品。一位老阿訇——他的职司是在坟前诵读《古兰经》,为亡人祈福——正跪在门前念着祷词;里面小小的空间被一座大坟占满了,坟上贴着蓝白两色的瓷砖,竖着成束的旗帜,还摆着盘羊的角。

这里供奉的英雄圣徒苏丹阿尔斯兰·博格拉,因为勇猛过人,号称「猛虎」。他英勇奋战,攻打和田的佛教居民,那些居民不愿舍弃自己的宗教,改奉伊斯兰的教义。他是最早征服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徒之一。贝柳记载说,率军抵抗穆斯林的和田异教君主曾悬下重赏,谁能取苏丹的性命,就重重有赏。那时景教在全亚洲都有信徒,传说有一位景教教士给佛教徒出主意,叫他们在黎明时分向敌人发动袭击,因为那时敌人正在做晨礼,一定猝不及防。佛教徒照计而行,在喀什噶尔东南约五十英里的奥尔达姆帕迪沙沙漠平原上大战一场,先知的信徒一败涂地,他们英勇的首领也阵亡了。

阿里·阿尔斯兰的首级被敌人得意洋洋地绕着喀什噶尔城墙示众,穆斯林那时暂时退守在城里;据说这首级就葬在我们参观的这座圣祠里。他的身躯却安息在奥尔达姆帕迪沙。斯坦因写道,那里标示这位圣徒坟墓的,只有一座长着白杨、树上飘着布条的土丘;不过那里却是一处格外神圣的地方,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朝圣者前去拜谒。

城外有好几座圣祠,号称能治某种特定的病。阿里·阿尔斯兰的一位亲属就葬在其中一座里,他的麻扎那雕花的窗前,有一棵古老的柳树,斜得几乎贴到地上。害风湿病的人要是心怀虔信,绕着这棵树走七圈,一边把腰弯得几乎对折,好在树皮上蹭自己的背,据说病就能好。有一天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老贾法尔·巴依试了试这个疗法,不过结果如何,我始终没敢问他。城外所谓的「蒙古人之墓」,在我看来有些名不副实,因为那些土圆顶的坟都是很新的。可是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去拜谒,在这片荒废的坟地里赌博、宴饮,玩上一整天;有人告诉我,其中很多人连祷告都省了。

换个话题吧。喀什噶尔虽是政府所在地,衙门口竖着约莫七十英尺高的旗杆,还有象征权威的怪模怪样的石狮子,可是中国军队却驻扎在六七英里外的新城营房里,维吾尔人管新城叫「扬吉沙尔」。这座城四周围着高高的土城墙,带着垛口,修缮得很好;要穿过两道营门才能进到大巴扎,照惯例,这些门洞都是曲折的,为的是挡住恶鬼。一进那座带顶的门楼「牌坊」,就有一座中国庙宇,门楼上方有一座小楼,逢年过节就在里面焚烧纸印的祷文,把纸灰扬向天空。

巴扎上的铺子装着木板窗,搭着席篷,看来同老城的差不多;但在新城,天朝人是在自己家里,而不像个外来的闯入者,到处可以看见穿卡其军装、戴德国式便帽的士兵。黑色是满洲皇室的颜色,这里的居民仍然喜欢穿黑,在这样一个尘土飞扬的地方,这实在是最不合适的衣着了;不过每座衙门上空都飘着五色的民国国旗。我听说黄条代表汉人,黑条代表满人,红条代表蒙古人,蓝条代表西藏,白条代表信奉伊斯兰教的百姓,觉得很有意思。

中国人统治这个省份,似乎靠的是虚张声势多于武力,因为军队人数很少,老老少少都有,也不怎么操练。省长和统兵的提督出行时,当然总是排场十足,还要放鞭炮,好叫百姓肃然起敬;可是中国人很傲慢,官员们不肯学任何外国语言,所以他们同自己理应治理的百姓始终隔着一层。他们对自己古老的文明无比自豪,坚决不肯与时俱进,也不肯吸收新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已经僵化了。

上等阶层从小就被教导要鄙视体力劳动,他们崇尚文笔,轻视刀剑,结果一旦受到攻击,往往无力自卫。社会地位是按学问高下来定的,一个读书人可以同任何人平起平坐,到了衙门里总被奉为上宾。他们落到这种不光彩的地步,大概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他们从不活动筋骨,喜欢待在暗沉沉的屋子里,又好酒,又吸鸦片。有一位省长说,他留的长指甲是自我克制的绝妙帮手,因为他再怎么生气,也没法攥起拳头打人!他们治理这个省份毫不费力,因为当地居民是个温和而不尚武的民族,几百年来一直惯于在征服者的脚下过日子,而且他们宁愿受中国宽容的统治,也不愿受俄国的统治。

阿古柏死后收复这个省份的将军刘锦棠,在新城外有一座为纪念他而修的大祠堂。一天下午,我们专程去看了。它就在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旁边,这条路上总是车马不绝,路上横跨着几座气派十足的彩绘桥梁,越过克孜勒苏河。我们到了以后,先骑马进了一个大院子,在那里下马,穿过一道装饰得光怪陆离的大门,进到第二个院子,城里的县官在那里迎接我们。他穿着黑蓝两色的袍子,头上却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的一个随从戴着一顶黑毡圆顶礼帽,同他其余的穿戴极不相称,看上去怪里怪气;其他随从戴的那些拙劣仿制的英国草帽,也是一样。县官陪我们走进祠堂,祠堂正面金、蓝、朱红交相辉映,夹杂着中国字的题刻。这位名将的墓在一座雕花的华盖下面,华盖上盘绕着几条腾跃的金龙;墓前供着这位英雄的肖像,是一张放大的着色照片。照片前面摆着一只焚香用的古铜三足鼎,还有一口大铜钟,县官敲了一下,让我们听听它那美妙的音色;墓的一侧有一幅黑白两色的老虎壁画。从前墙上有许多描绘这位将军生平的大幅壁画,可惜都在最近一场地震中毁掉了,祠堂实际上是重修过的,原有的装饰已经所剩无几。

我心想,不知刘锦棠是否有点像斯坦因给我们讲的一个有趣故事里的那位将军。这位中国将军率领一万二千大军,去征讨一个住在崇山峻岭中的敌人,要同敌人交锋,他就非得翻过一座极其难走的山口不可。他的兵士爬上山口的顶端,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个个吓破了胆,不肯再往前走;但这时有一队叛乱部族的人走上前来,表示归顺,士兵们这才重新鼓起勇气。其实这些人都是将军的忠实部下,是奉他之命乔装改扮的。他们一露面,大军士气复振,便兴高采烈地涌下山口,进入他们以为已经被征服的地方。事实上也真是如此,因为那些部族见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吓得赶紧投降,这位将军的妙计也就完全得到了印证。

看管祠堂的那位道士,一身黑衣,戴一顶古怪的帽子,长长的头发油腻腻的,从脸旁四下支棱着,模样十分古怪。我尽力用我的柯达相机把他那柴郡猫似的咧嘴笑拍了下来。等我们把一切都看过了,主人请我们喝茶,我们便在一张小桌旁坐下,桌上铺的那块布早该洗了。主人用手指把一大块一大块灰扑扑的糖放进我们的玻璃杯里,又用这同一双得力的手,给我们拿小松糕和用太妃糖和面做成的薄饼干。他自己用的是那种常见的小瓷碗,茶叶就在碗里泡;碗上倒扣一只小碗,不让茶叶漂出来,喝茶时就从两只碗之间的缝里啜饮。

这位县官同大多数上等阶层的中国人一样,面带病容,牙齿也坏了。天朝人喜欢昼夜颠倒,又处处小心避开新鲜空气,这当然使他们看上去同那些健壮的喀什噶尔人大不相同;喀什噶尔人在马背上最见精神,生来就是一个爱在户外的民族。天朝人以他们半英寸长的指甲为荣,这表明他从来不屑于干体力活;他要是住在外地,还会给父母寄去一包剪下来的指甲,好叫他们放心,自己是个读书人,而读书人在整个帝国都是极受敬重的。中国人不得不出门的时候,是不肯骑马的,而是坐「马帕」。这是一种彩绘的车子,有蓝黑两色的车篷,车后面还有一抹雅致的朱红,上面写着一道符咒;拉车的马身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铃铛,用来驱赶恶鬼。不过下层百姓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强壮、耐劳、毫无怨言,似乎正应了那句俗话:「中国人一辈子只病一回,那就是他快死的时候。」

喀什噶尔的中国女人不多。有人告诉我,这个征服者民族认为,只有同本国姑娘结的婚才算合法,而这姑娘实际上是买来的。想娶亲的人要为妻子付多少钱,由媒人根据姑娘的相貌和家世来定。价钱谈妥以后,一对新人穿上最好的衣服,走进亲友们聚集的屋子,彼此深深鞠躬,然后端着一盘盘茶碗,挨个敬给宾客。这个仪式一完,婚就算结成了;新郎在岳父母家住上几天之后,便把新娘带回自己家,从此她就归婆婆管了。

照英国人的看法,中国男人算不上什么好丈夫,可他对儿子却十分自豪。东方人重男轻女,天朝人更是把这推到了极端。比方说,有一位在中国住过的英国太太告诉我,她吩咐家里的中国保姆,小儿子要是淘气,就打他一顿,那保姆却惊恐地望着她,用骇然的口气说:「他是男人一个——我不敢碰男人一个!」我听说,做父母的喜欢男孩子任性不羁,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孩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孩子要是偷东西偷得巧妙,他们还很高兴,彼此说:「咱们的儿子早早就开始帮衬家里了。」撒谎在中国人和喀什噶尔人当中都是一门精巧的艺术,就是被人识破,也没有多少羞愧。

中国人当中用不着什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因为他们从小就受教导,要体恤「不会说话的生灵」——这是他们性格中非常可爱的一点。他们确实身体力行了自己的那句老话:「善待驮你的马,善待养你的牛,善待看家的狗。」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作喀什噶尔人的榜样,因为喀什噶尔人对待牲口即便算不上残忍,也是冷漠无情的。

天朝人养的马、骡和狗往往肥得过了头,同喀什噶尔人那些通常劳累过度、又吃不饱的毛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毛驴稍有一点不是,就要挨主人的打。可是这些小东西,有时几乎被成堆的柴禾埋没了,有时驮着一摞摞晒干的土坯,或是一副犁,犁把每走一步都刮着地面,一路踉踉跄跄,却奇怪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它们不像马那样听从主人的吆喝;一群毛驴里,每一头都自己挑路走,不像驮货的小马那样奴性十足地跟着领头的走。这样强壮聪明的动物,理当得到比挨打挨饿更好的命运吧。

凡是在伊斯兰国家游历过的人都知道,狗被看作不洁的动物。喀什噶尔那些饿得皮包骨、长着癞疮的野狗,不过是充当城里的清道夫罢了;另外一些养来看家的狗,待遇倒稍好一些。这些看门狗常常冲出来,朝我们的马扑跳,很是讨厌,后来我哥哥用猎鞭的鞭梢教会了它们规矩些。猫倒是走运,因为先知把这种动物当作宠物,所以它备受青睐。

五月底,我们来了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客人,那就是斯坦因。他在沙漠里待了两年,刚刚回来,又有了规模宏大、意义重大的新发现,出土的东西装满了一百五十个箱子。由于沙子有奇妙的保存功能,他发现了一些极其古老的纸张标本。关于这些纸,马继业提醒我注意沙畹书中的一段话。这位法国学者谈到斯坦因发现的两件文书时写道:「它们似乎确实可以上溯到公元二世纪,因而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纸张标本。」

斯坦因虽然非常喜欢中国人,却说他很高兴回到突厥斯坦,因为这里的居民最是好客,总是乐意把房屋和园子让给外来的人使用。事实上,他们慷慨到了这种地步:无论什么时候,有人上门,他们都要拿出吃的来招待;有钱人家似乎整天都隔不多久就要吃一顿。可是在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风俗就大不相同了,人们不许任何人进门,除非他带着引荐的书信。幸好神灵总是乐意接待客人的,斯坦因就有许多个夜晚是在满是丑陋偶像的庙宇里度过的。不过这种住处,夏天固然凉爽宜人,冬天却冷得像冰窖。

在中国旅行,还有一件事让欧洲人不痛快,那就是当地人总是围着陌生人看个不停。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表示关注,倒霉的旅人要是因此生气,反倒会招人厌恶。这种行为同维吾尔人恰成鲜明的对照。维吾尔人对旅行者极其有礼,颇有英国人的风度;我哥哥和我骑马、步行走遍了整个绿洲,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客气的眼神、一句不客气的话。其实,对我们表现出好奇的只有女人,而且她们的好奇也是极不惹人注意的。

第六章前往俄属帕米尔途中

中亚的这种风景自成一格,同瑞士或高加索的山景截然不同……

这里的山虽然更高,冰川却因为降雪稀少而小得多,山下则是一片极度荒凉的景象,世界上别的地方恐怕很难找到可以与之相比的。

——圣乔治·利特尔代尔

五月底,喀什噶尔已经热得叫人难受,气温将近华氏一百度;于是我们决定六月初动身,到俄属帕米尔去游历,那是一个一向戒备森严的地区。这趟旅行需要相当周密的考虑和准备,因为一离开喀什噶尔绿洲,除了肉和奶,我们就只能靠自己随身带的东西过日子了。我哥哥检查了帐篷,让人备足了帐篷桩和马掌,又安排了大约十八匹小马驮运行李,其中有大量的面粉和大麦。我得算出七个星期要用多少茶叶、糖、大米、罐头、压缩蔬菜、干果、果酱、饼干、蜡烛等等,还得缝些结实的白布袋子来装,此外还得精心装好我的储物箱。一来,箱子不能太重,免得驮畜吃不消;二来,每只箱子里都得样样俱全,这样我们歇脚时只消打开一只就够了。给养的问题困扰了我好几个星期,我生怕漏掉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不过我想出一个法子,给箱子编上甲、乙等等的号,再把每只箱子里装的东西记在笔记本上,这个法子后来救了我,也使我明白,事先越肯费心,旅行就越可能顺利。果子的季节刚刚开始,杏子上市了,我让人把一筐筐杏子去了核,摊在屋顶上晒干;达乌德则做果酱,把黄油加盐封进罐里,还烤了够头十天吃的面包和蛋糕。我们要在海拔一万到一万四千英尺的地方宿营,所以我带上了最暖和的冬衣、一套厚实的跨骑骑装、一件皮夹克和一件毛皮里子的大衣,还添置了一样铺盖,就是一只厚厚的棉絮睡袋。斯坦因执意送我一双双层衬里的本地靴子,配齐了我的行装,这份礼物夜里在营地真是无价之宝;我的木髓盔和蓝纱面罩也同样必不可少,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骑马,靠它们防止中暑,也免得脸上脱皮。

老实说,这趟远行我心里一点也不踏实,可我哥哥却怀着猎人那股急不可耐的劲头盼着它。我向来有点恐高,也怕在悬崖边上走路;从我读过的各种游记来看,要翻越那些通往「世界屋脊」的山口,似乎非得有过人的胆量和身手不可。不过我总是尽量给自己立个规矩,路上的狮子一次只看一头,不把力气和勇气白白浪费在想象那些到头来也许只是凭空臆造的危险上;何况一想到我就要踏上一场很少有女人能经历的冒险,我自然也热血沸腾。帕米尔这个名字一向有着神奇的魔力,叫人联想到高原、驰骋的柯尔克孜人、长着巨大盘角的野羊,以及几乎与世隔绝的境地;这使我为自己那一阵阵的胆怯感到惭愧,而一上了路,这种胆怯果然就一去不复返了。

动身的日子终于到了。俄国人对这件他们认为是发了疯的事颇为关心,听说我们定在星期一启程,大为震惊,预言要出祸事。我打听为什么这一天会被看作「凶日」,人家告诉我,至少在下层百姓当中,星期天照例要痛饮一场,所以一个星期头一个工作日往往事故频出。我们的仆人都是穆斯林,教规不许他们沾酒,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朋友们的预言也丝毫没有让我们泄气。

除了我们兄妹和仆人,同行的还有办事处的主事汗·萨希卜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他是一位见闻广博的印度绅士;还有那位爱好打猎的印度医生。

斯坦因、博林先生,还有一群阿克萨卡勒,也就是英国的商约——我哥哥刚刚为庆贺国王的生日招待过他们——骑马送了我们两三英里,他们那些漂亮的儿马时不时尖声嘶叫,想互相撕咬。这些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绸袍,裹着雪白的缠头,他们告别以后,我们就在克孜勒苏河岸边停下来,同我们的客人喝最后一杯茶。斯坦因要留在领事馆里,把他那些无价之宝重新打包,运往印度。一渡过河,我就觉得我们真的上路了,所有持家的忧虑都像脱掉一件衣服似的从我身上卸了下来;因为不管我有什么疏漏或差错,再操心也没有用了,现在我已经无从弥补。

我们一路向正南走,整段路程都是耕地,大麦正在变黄,小麦已经抽穗,人们正忙着耕地,准备秋天种玉米。我骑的是本地马鞍,跨骑。那匹结实的白色小马是我的第二匹坐骑,我叫它「汤米」,它有个讨厌的毛病,爱打前失,这多少减损了它作为坐骑的长处;不过说句公道话,它只摔倒过一次,那是在这趟旅行的最后一程,而且是在一条连颗石子都没有的沙路上。

骑马走了两天、宿了两夜营,我们到了塔什米力克绿洲。这里同喀什噶尔的耕作区之间隔着一条石头戈壁,中间夹杂着沙丘。尽管种了红柳和芦苇,沙子还是在侵蚀绿洲;最近就有一座房子连同园子被这个阴险的敌人吞没了,盛行的风把沙子堆成了一座座高高的沙丘。看到这些,我们就更能理解斯坦因所考察的那些城市了,它们被埋在沙下已有好几百年,沙子也堵塞了当年居民赖以为生的河流。

塔什米力克的伯克请我们喝茶,吃烤鸡、馕和煮鸡蛋。鸡蛋染成了红色,因为在中国白色是丧事的标志,突厥斯坦的居民把这一点,连同许多别的风俗,都学了那个统治民族的样。我们的老东道主陪我们一起喝茶,我注意到,每当他的碗要续茶时,他的仆人就殷勤地把碗里剩下的喝光,再倒上新茶递给他。

那天夜里,我们在一片四周环绕着树木和水渠的空地上宿营,因为天热,我们就睡在帐篷外面,露宿在星空下。入睡时感觉着凉爽的夜风,真是惬意;可是黑暗中猛然惊醒,觉得有个大东西正从脸上爬过,那滋味就不好受了。借着微弱的星光,我看见床上有东西在爬,打开手电一照,原来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甲虫——而我对蟑螂可是见识得不少了——有的趴在我枕头上歇着,有的嗡嗡地四下乱飞。我多么后悔没带蚊帐啊!幸好我的铺盖卷里有一顶防虫头罩,我把这些不速之客抖掉以后,便尽量让自己重新入睡,因为我知道这一夜并不长,四点钟就得起床。

第三天,我们骑马朝一片低矮的砾岩山走去,山后是积雪的群峰;不久我们就在盖孜河宽阔河床上光滑的大圆石之间磕磕绊绊、艰难前行了。盖孜河是我们这段行程头一部分的关键所在。在这一带,谁也不谈论天气——夏天几乎天天晴朗,单调得很——可是旅行的人见了面,都要问问水有多高,或者不如说水有多低。对我们来说,这个答案事关重大,因为要是来晚了,就过不了危险的盖孜河,只好绕道翻越山里一连串陡峭的山口。

我们运气不错,因为「大水」还没有来。大水一般在六月中旬到来,整个七月都不退。可是要再晚两三天,积雪迅速融化,河水就会暴涨,根本无法渡过;即便如此,也有一两回险些出事。接下来三天,我们都在漫长的盖孜峡谷里行走,阴森森的大山在许多地方从河床上陡然拔起,越往前走,河水就被夹得越窄。我时常想起不列颠哥伦比亚弗雷泽河那些幽暗的峡谷,一路上耳边始终轰响着河水冲过岩石和大圆石的咆哮声。每一程我们都要涉水过河五六次;起初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正被冲向下游,对岸的陆地好像漂离我而去。不过我在波斯渡过河,知道一旦头晕目眩,就会身不由己地跌进激流,所以我把眼睛盯住某个固定的东西,而不去看那打着旋的河水;加上有人细心照料我,我自己又不担什么责任,渡河时的那种刺激我倒很是享受。老贾法尔·巴依替我牵着一根缰绳,我哥哥的猎手纳迪尔骑马跟在我身边,万一我的马摔倒好救我,我什么都不用管,只需坐稳在鞍上,用吆喝和鞭子催马前进。那匹马不习惯深水,在滑溜溜的大圆石上找落脚处时,一冲一绊的,时不时还会心慌意乱,失了方寸,想要游起来。我们四周都是挣扎的马匹,骑手们一边赶着前面的驮畜,一边兴奋地扯着嗓子不停地叫喊,发出无数指令,可是河水冲过石头河床,一片喧腾,什么也听不见。有人劝我起初让马头朝上游,走到一半再让它顺流而下;还告诉我,马要是失足摔倒,我千万不能抓住它不放,因为它挣扎起来多半会踩着我。看来万一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任由河水把我冲走,指望有人来救。据说本地人渡急流时,即使水深齐腋,也能一路不停地跳着走,安然渡过——我想这一定是个累死人的法子。

我们的驮马虽然驮得不重,有时却好像几乎要被激流吞没了;好在护送我们的塔什米力克伯克和他的手下熟知这条可怕的盖孜河的种种脾性,赶那些吓坏了的牲口赶得十分巧妙。到了最深的渡口,就征用骆驼,骆驼们满腹牢骚地哼哼着,被硬逼着驮着我们的行李下水;每逢这种时候,伯克总坚持要我骑他自己的马,说那匹马是渡急流的好手。这一带的领主是个高大的红脸汉子,他平生头一回见到英国女人,眼睛几乎离不开我,尤其对我的侧鞍大感兴趣,认为那实在是个极不稳当的座位。他多少把我看作归他照管的人;我后来听说,他还专门派了三个水性好的手下盯着我,万一我的马沉下去好救我。一般说来,渡这些河最好是在清晨,因为夜里万物冰封,山上的雪是不化的,要等太阳出来几个钟头以后才会融化。有一两回,我们的驮畜被河水耽搁了很久;有一次,到宿营地的只有我们的铺盖。那宿营地是一片点缀着红柳丛的草场。那天夜里,我不止一次被黑暗中撞到我床上的吃草的小马惊醒。

我们越往盖孜峡谷深处走,这荒凉的峡谷就越显得狂野。到处是乱石层层叠叠,堆得一片混沌,叫人窥见冰与水那骇人的力量;景色之蛮荒,与其说像真的,倒不如说像一场噩梦。它使我生出一种敬畏,而且我不怕承认,要是我独自一人置身于这片荒寂之中,被高高的砾岩山围困着,只偶尔从山顶上方瞥见几座雪峰,我一定会吓坏的。这条河在下游造福一方、滋养生命,在这里却成了破坏的力量,两岸寸树不生,连草都几乎没有;可是就在最阴森的一段,正当我满心觉得大祸临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两只小鸟在空中你追我逐地求偶,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了。

我们要过好几座本地人用悬臂法架设的桥,每回都得下马,因为桥会左右摇晃,我们的马起初即使有人牵着过桥,也惊慌不安。在这些地方,汹涌的激流被束在窄窄的河道里,在我们脚下的巨石之间打旋、回转、翻起白沫。邓莫尔勋爵一八九二年游历帕米尔时写道,这些桥不过是两根横梁,上面铺着柴禾和大圆石;我很庆幸这些桥后来已经改善了。

遇到没有桥、水又太深马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就只好翻越一个个山口。这些山口的小路窄得只容一匹牲口通过,往往是由松散的页岩碎石铺成的,有些地方碎石成扇形从山坡上倾泻下来,沙沙地落到我们的路上,又顺着陡峭的山崖滚进远远在下面奔腾的激流里。我的小马偏爱踩着路的最边沿走,踢得一阵阵小石子哗啦啦往下滚,我可不欣赏它这个癖好;不过要我步行爬上所有这些山口,体力上是绝对做不到的——下山我倒是总步行——所以我常常这样自我安慰:我们的马可一点也不想自寻短见。

到了峡谷尽头,圆顶的慕士塔格山披着白雪,巍然耸立,仿佛堵住了这条狭谷的尽头。从那一刻起,它就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对它变得那样熟悉,又那样倾慕。随后沙路把我们带到浅浅的布伦口湖,湖的一大半已被四周群山吹来的沙子填满了;我们在一片有牦牛吃草的草场上歇下来,想到旅途中的一段险要已经平安走完,心里很是高兴。

我不妨讲讲这趟游历中我们是怎样赶路的,或许大家会感兴趣。规矩是清晨五点起床,要是不更早的话。我匆匆穿好衣服,走出帐篷,把木髓帽、绑腿、手套和手杖放在露天摆好的早餐桌旁边;然后钻回帐篷,把铺盖卷和梳妆箱最后收拾停当,这时贾法尔·巴依和他的伙伴胡马雍正忙着用毡子把我的床架和铺盖捆起来。拆帐篷的时候,我们就在清晨凛冽的空气里吃早饭,扎好绑腿,往脸上抹面霜,免得在极其干燥的空气里皮肤皲裂,然后便看着人们往我们的小马、牦牛或骆驼——视情形而定——身上装载行李。这最后说的骆驼是些笨拙难看的家伙,总是不停地叫唤抗议,要主人费尽周折才肯卧下,有时还把背上的东西甩掉。旅途中有一段,队伍里带着一头小骆驼,它的母亲非常不满被派去干活;所有的牲口这时都在褪冬毛,毛一片一片松垮垮、乱糟糟地挂在身上。我最嫌骆驼的,是它那股难闻的气味;我常常纳闷,一种吃东西这样干净的动物,怎么会臭得这么厉害。

等行李终于装妥,驼队准备出发了,我们便上马;或者由我们的一个手下牵着马跟在后面,我们先步行一个钟头再骑。我们两人共有三匹马,所以要是路好走,我通常前半程骑侧鞍,后半程骑「汤米」,用的是本地马鞍,上面绑着一个垫子。我发现换换坐法可以使我不至于过度疲劳,而我那套跨骑骑装两种骑法都穿得。

我们通常走五个钟头,然后停下来吃午饭,等驼队赶上来,从我们身边过去。萨土尔骑着他的小马跟着我们,他会打开午餐篮子,我们就躺在水边,可能的话就躺在树荫下,因为到了中午太阳很毒。等最热的时候过去,让驮畜先走一个钟头,我们再骑三四个钟头到营地,尽情享受下午茶和热水澡;我还有一桩额外的乐事,就是把早上匆匆挽起的头发梳开。接着就要和达乌德商量晚饭吃什么,打开一只储物箱,把晚饭和第二天早饭、午饭要用的东西都拿出来。晚饭后,我们通常裹得暖暖的来回散步一个钟头——因为太阳一落山就冷得厉害——然后便上床,睡个无梦的好觉。

从布伦口湖起,我们同柯尔克孜人打了很多交道。旅行家们对这个温和的游牧民族看法不一,我们自己倒很喜欢他们,觉得他们十分友善好客。他们宽阔无须的脸和高高的颧骨,显出他们的蒙古血统;不过他们虽然同黄皮肤、斜眼睛的中国人有亲缘关系,样子却大不相同,男男女女都是脸色红润鲜亮。

我们头一回同他们一起宿营,是在一个叫「石羊圈」的地方,得名于那里有一个用石头粗粗围起来的圈,夜里把羊群赶进去,由凶猛的柯尔克孜狗看守,防备狼。我们骑马穿过一片宽广的草原,朝一群毡房走去——这种当地人的住所看上去像一个个巨大的蜂箱——正赶上下午挤奶的时候,柯尔克孜妇女穿着色彩艳丽的袍子和长筒皮靴,戴着她们特有的高高的白头饰,正忙个不停。她们把绵羊、山羊和黑色、棕色或杂色的牦牛拴在长绳上,挤完一头奶就放走一头,咩咩声和哼哼声响成一片,一刻不停。一群群母马带着马驹在营地四周吃草,我们那几匹巴达赫尚马兴奋得不得了,那匹栗色马只好蒙上眼睛才安静下来;整个旅途中,我那匹灰马在喀什噶尔时一向泰然自若,这时却常常因为这个缘故闹腾起来,叫我很不好受。

那时已是六月中旬,却刮着大风,把山上的沙子卷成一团团的沙云,灌进小帐篷里,把帐篷的门帘掀得直飞。这顶帐篷除了正中间,我都站不直身子。我不把门口系上就没法梳洗,只好在几乎漆黑一片中摸索每一样东西;地方虽然小得可怜,东西却出奇地容易放错地方。下雨的时候,我这顶帐篷就更不宜居住了,因为过一会儿,在我的行军家具碰到帐篷壁的地方,就会有细细的水流往里渗,我的东西——大多只能放在地上——都变得又潮又黏。当然,装着云母窗的大帐篷是很舒服的——除了某些情形之外;可是我们听说过太多关于横扫帕米尔的风暴的事,所以这一趟只带了小帐篷。

下一站是昆提格马斯,意思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在那里我分到了一座毡房,独自居住。说实在的,只要有可能,我总是住在这种宽敞的「白房子」里。这种毡房直径通常是十八英尺,同波斯北部土库曼人的「基比特卡」一样大小。它的骨架是柳木做的格栅,约四英尺高,可以拉开,围成一圈立在地上。格栅的上缘绑着一根根弯曲的木条,间隔约一英尺,木条的另一头插进一个粗木圈的孔里,这个木圈就构成这座圆顶建筑的顶。然后用绳子把大块的毡子捆在毡房外面,顶上留出开口,好透光通气——有时也透进雨雪——并让火的烟出去。遇上真正的坏天气,可以拉一块毡子把这个圆口盖住,再拉开,同伦敦某些剧院的通风装置是一个道理。格栅的两头之间装一个木框当门,木框常常雕得很漂亮,门上挂一块草席和一块毡子或地毯。毡房里面,骨架全用毡子遮盖起来;整个旅途中,我注意到格栅顶上都有一道很好看的收边,是一条红毡带,上面有蓝色的花卉图案,绕毡房半圈,另外半圈也是同样的图案,只是颜色反过来。

这种住所花七英镑——也就是中国的一个元宝——就能买到,不过上等的往往要卖到三十五英镑。泥土地面夯得很结实,铺着地毯,正中留一个凹坑生火。有些旧地毯十分悦目,有柔和的茜红、靛蓝和绿色,最受欢迎的图案是图案化的花朵;可惜大多被生火用的柴禾迸出的火星烧坏了。如今的柯尔克孜人并不欣赏这些地毯那天鹅绒般的光泽,却喜欢和田新织的地毯,那上面粗俗的猩红、紫、黄和品红全都挤在同一个图案里,一连串色彩冲突得刺眼。

所有的旅行者提起毡房都赞不绝口;我也一直感激它的宽敞,天晴时还感激它的舒适,不过遇上下雪下雨,我发现它也有些短处。比方说,顶上的洞会漏进很多雨水,可要是拉上毡子,我又没了光亮;要是卷起门口的地毯,我就毫无遮蔽,还得受猛烈的穿堂风吹,因为毡房的墙绝不密不透风。蒙在墙上的毡子满是窟窿,下雨天把东西放在哪里才能保持比较干燥,就得好好斟酌一番;我不止一次把雨衣拉上来盖着头睡觉,免得夜里雨水溅到脸上。

这些住所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家具」,只有烧水用的、形状别致的铜壶,几只做饭和盛奶用的铜锅铜盆,还有几只粗糙的木桶。有一回,主人把我们让进一座毡房吃午饭,好避开刺眼的阳光;我们在一块毯子上坐定,毯子一头放着一卷棉被。贾法尔·巴依提醒我们,被子底下睡着一个小男孩,幸亏他提醒了,不然我们很可能一屁股坐到孩子身上。那孩子哼哼着咳嗽,接着听见陌生人的声音,吓得哭了起来,拼命想从被子底下挣出来,他在那底下大概都快喘不过气了。我们派人去叫他的母亲,可她太害羞,不肯露面,于是她的大儿子穿着一件长长的绿袍,壮着胆子进来,把受了惊的小弟弟抱走了。

从这时起,我们都在海拔一万一千到一万四千英尺的地方宿营,没有太阳的时候,虽然正当这个季节,也冷得叫人难受,阴湿刺骨。离开昆提格马斯不久,我们被大雪困了两天;偏偏天气变坏之前,一个柯尔克孜妇女刚给我们洗了内衣,于是我让人在毡房里生起火来,既为取暖,也为烘干湿衣服。纳迪尔是生这种火的行家,他抱进来一抱野薰衣草和一篮子「阿尔贡」饼,也就是晒干的牦牛粪;这一带根本不长树,牛粪是唯一能弄到的燃料。他蹲在地上,点着柴禾,把燃料围着它堆成一圈,用一把火钳拨弄着,再用一只拿整张山羊皮做成的精巧风箱把火吹旺。起初冒出一团辛辣的浓烟,熏得我两眼刺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要躲过这番折磨,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游牧人那样坐在地上。过了一会儿,烟散了,剩下一堆明亮的红火,发出相当的热量,可是很快就烧成了灰,我不禁怀疑,费那么大劲生火是否值得。拿它来烘干我们那一大堆洗过的衣服,确实几乎毫无用处,那些衣服只好湿漉漉地带着走,直到太阳再露面。

每逢我们在这些柯尔克孜营地歇脚,营地里有头脸的妇女总要来看我,通常还带来一样礼物,是一种盘子大小的千层酥,用奶油做成,非常酥脆油润,一层叠一层,约有三英寸厚。我回赠的礼物是色彩鲜艳的手帕和一串串珊瑚珠子,两样都叫她们非常满意。我的客人一进毡房,就把套在长筒皮靴外面的矮帮鞋踢掉——男女都穿这种鞋——然后坐在地上。她们穿着絮了棉花的印花布袍,戴着一种古怪的、像缠头似的头饰,是把细纱布缠在一个木架上做成的,在自己家里没有外人时就摘下来;她们这身打扮看上去很是别致。她们都戴着做工粗糙、却很好看的珊瑚和银子项链,挂着长长的坠子,袍子上有银扣襻和银纽扣。有些人戴着绣得很美的小帽,帽边镶着银纽扣,末端垂着带凸饰的链子,挂在耳朵上方,这种小帽是戴在缠头底下的。

年纪大些的妇女相貌粗犷,饱经风霜,这是她们常年经受各种气候的自然结果;不过有些年轻姑娘虽然脸扁平、鼻子有点塌,却脸色红润,模样讨人喜欢。老贾法尔·巴依和纳迪尔帮着我招待客人,把我说的波斯语译成突厥语,出了不少力。女客们很喜欢喝放了好多块糖的甜茶,而不是她们惯常喝的咸茶,也喜欢吃欧洲饼干和甜食。临走时,她们会把剩下的糖和吃食统统收起来,裹进缠在腰间的布里,或是塞进厚外袍的胸袋里。我觉得她们彼此相处得很愉快,脾气随和;告辞时她们连连行礼,十分有礼貌地谢我的款待。

我相信,柯尔克孜妇女的地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姐妹要高些;然而她们的生活很辛劳,终日劳作不息。帕米尔的女人明显比男人少,所以很金贵,一个男人要是有好几个女儿,就算得上真正的富翁了。有人想娶其中一个,便请部落里三位头面人物去同这位有福气的父亲讲价钱;有人告诉我,娶一个新娘,付一百只羊或五个中国元宝,合三十五英镑,算是公道的价钱。比方说,在我们宿营的一个地方,有人指给我看那里的头人,说他为了娶他那位其貌不扬的妻子,拿出了值五百英镑的钱和牲口。另一方面,姑娘出嫁时也带去一份嫁妆,有骆驼、马、牦牛、衣服和首饰,据说其价值同她父亲从新郎那里得到的相当。

同丧事相比,婚事花费不多,做父亲的只要请全部落大吃一顿就行了,这也不会叫他太为难,因为按照习俗,宾客要送实物给新郎,而新郎照例要把这些礼物转交给他未来的岳父。

恰普利茨卡女士写道,男人一般是分期付清新娘的身价,在头一批牲口送到她父亲手里之前,他是不登岳家门的。这一回登门,未来的丈夫也不许见他的意中人;婚宴上,新郎新娘都不露面。深夜,「吉奈」,也就是女媒人,分头把这对年轻人领到新娘父母的毡房里,姑娘假装抗拒,吉奈们则学狗叫,假装阻拦新郎。第二天一早,新郎就走了,一整天都躲着岳父母;等他把妻子的身价全部付清,就做出强抢的样子把她带走,她也配合着演戏,假装不肯被带到新家去。

有时男人没有足够的牲口买妻子,这时他就同想做他岳父的人立约,替他干活、放牧若干年,正像许多世纪以前雅各为了娶拉结所做的那样。他可以娶他看中的姑娘,服役期间同她的家人住在一起;期满之后,她父亲会给他一座毡房,还有牦牛、母马、绵羊和山羊,小两口便离开老人,自立门户。我哥哥手下最好的柯尔克孜猎手,名叫沙姆希尔,曾私下对他说,自己非常想成亲,可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到现在才攒下三十只羊。不过他的苦处打动了东家的心,所以我们离开那一带时,沙姆希尔得到一份临别赠礼,足以使他的婚期大大提前。

柯尔克孜人当中几乎没有离婚的事,婚姻被看作是终身的。妻子被认为属于丈夫的家族,守了寡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如果再嫁,她就得放弃她带给头一个丈夫的嫁妆。穆斯林可以娶四个妻子,但由于女人稀少,柯尔克孜人很少有谁能享受这项特权,不过偶尔也有男人在大老婆的再三要求下娶个二房。

对柯尔克孜人来说,一个贤惠的妻子确实是「价值远胜过珍珠」。牛羊多少归她照管,奶全归她挤,她还要做奶油、奶豆腐、奶酪和马奶酒,做饭,给自己和一家人缝衣服,当然还得养育孩子。除此之外,她还擅长擀制蒙毡房用的毡子,毡房上那些好看的绣饰也出自她的手,那些粗糙却悦目的地毯也是她织的。我见过她驮着构成「白房子」骨架的一大捆木条踉踉跄跄地走,搭毡房时她也要帮一把手,还要把蒙毡捆上去。她的老爷常常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看着妻子干活,叫我好不气愤。

女人骑马的本事虽然几乎同男人一样好,但她们骑马只是为了实际的用处,比如从一个营地迁往另一个营地,或是放牧马群和牛群。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消遣,在她们的生活里没有多少;要招待客人或摆宴席的时候,她们就得比平常更辛苦地做饭。所以,我听说一个柯尔克孜人清点家产时,先数他的骆驼、牦牛、马、绵羊和山羊,把老婆孩子排在单子的末尾,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依我看,男人在生活中担当的角色要轻松得多。他骑着他那些精壮的小马四处转悠,这一带凡有婚宴丧宴他都去赴,酷爱玩「叼羊」,要是缺面粉、衣服或靴子了,就把牦牛和羊赶到喀什噶尔去卖。他很明智,不娶喀什噶尔那些漂亮姑娘,她们到了毡房里会完全派不上用场,浑身不自在;他本部落那些勤快、饱经风霜的姑娘,也不向往城里的生活。

在我们去过的各个营地里,孩子往往少得显眼。有人告诉我,在漫长的冬天出生的孩子,大多熬不过严酷的气候,同样的缘故,还有很大一部分婴儿生下来就是死的。天花也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柯尔克孜人身体一般都非常好,可一旦生了病,就很容易死去,因为帕米尔既没有医生,也没有人懂得一点护理的常识。看来这是适者生存吧,因为我从没见过比这趟旅途中遇到的男男女女更结实、更强健的人。他们几乎全靠奶、奶豆腐和奶酪过活,只有在奶不够、来了客人,或是办婚丧宴席的时候,才宰杀牲口吃肉。他们最爱喝的是马奶酒,就是发酵过的母马奶。我只尝了一口就够了,又酸又有烟熏味,我再也不想尝第二回。面包、糖和茶都是奢侈品;他们除了在有些地方种一点大麦,什么也不种,所以从来尝不到水果和蔬菜;可他们靠着吃奶,确实长得很健壮。最好的奶出自牦牛。这些结实的牲口在这个季节看上去蓬头垢面,因为它们那蓬乱的长毛正一片片地脱落。它们比母牛耐寒耐苦得多,产奶虽然少些,奶却浓得多,产奶期也更长。

营地里的奶和奶油多得数不清,可我哥哥和我都没得到多少好处。柯尔克孜人是用敞口的器皿煮奶的,结果奶里总有一股呛人的烟味,我们觉得做成的奶冻和奶布丁简直没法下咽。而且他们惯于用手去弄奶油,手和碗都远远谈不上干净。只有两回,人家给我们的奶油是雪白的、没有烟味的,我们觉得美味极了。

牦牛有黑的、棕的、灰的,也有黑白花的,分两种,一种长着分叉的大角,一种根本没有角。它们力气大,脚步极稳,只是走得慢,我们常用它们驮行李。它们隔一会儿就发出一声古怪的哼哼,因此得了个学名,意思是「哼哼的牛」。我宿营时常常碰上这种事:一头牦牛就卧在我的毡房外面某个地方,和我只隔着一层毡子,夜里它简直就是对着我的耳朵哼哼。它们对主人似乎非常驯顺,可有时对欧洲人却极为厌恶;我哥哥有一回在拉达克就吃过这个苦头,被一头黑公牛追赶,费了好大劲才脱身。柯尔克孜人同他们的牲口亲密无间。我常常发现毡房里的一道屏风后面挤着一群小羊羔和小山羊,或者有小羊正挣扎着从某个地洞里钻出来;要是我把挂着的门帘卷起来,就常有最讨人喜欢的小山羊来拜访我,巴不得同我这个闯入者交个朋友。有人告诉我,柯尔克孜人养公鸡,是为了叫它们天亮时把主人叫醒;不过我们在这些游牧民当中游历,自己却从没见到过家禽。

柯尔克孜人可没有爱洗澡的特点;说真的,在一个七月里河流还有一半封冻的地方,也很难指望当地人喜欢洗澡。漫长的冬天寒风刺骨,即使在他们最低的草场上,他们也一定很难熬。羊群用蹄子刨开积雪,找雪下的草吃,可是到了开春之前,已经瘦弱得不成样子,还得小心守护,防备雪豹、豺和狼的劫掠。狼是成群结队出没的,埋伏着伺机下手。有一回,在一个冬日的大白天早晨,纳迪尔一下子就损失了八十只羊。替他看羊群的弟弟回毡房去了一小会儿,只留下一个小男孩和几条凶猛的狗看着。他刚一走开,狼群就扑向羊群,一只接一只地咬死,简直是一场血腥的狂欢,对那几条狗根本不予理睬,狗也无力阻止这场屠杀。许多羊吓得逃进山里,纳迪尔找回来的寥寥无几。

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给我讲过,他有一条格外凶猛的大狗,是怎样被两只狼咬死的。两只狼悄悄逼近那条狗,一只堵在前面,一只绕到后面;狗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先对付哪一个,这时一只狼以千钧之力猛扑上去,把它扑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这条狗已被撕成两半,两个胜利者各叼着一半战利品扬长而去。

冬天,部落里的人把雪堆在毡房四周,堵住所有缝隙,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因为火是不能随便生的,牛粪的储量绝不是无穷无尽的。

柯尔克孜人名义上信奉先知的宗教,属逊尼派,可是除了守斋月的斋戒之外,对教规很少理会;不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中间很少有阿訇给他们指引正道。他们死后,葬在部落的小坟地里,坟地通常在山坡上。有身份的人的遗骸上盖着低矮的土圆顶,远远望去很像毡房。这些人死了以后,亲属要请全部落大摆宴席,还要举办赛马,给获胜的人发丰厚的奖品。他们的想法是,死者举办这些铺张的款待,是要把自己用不着的财富散掉,因为柯尔克孜人并不在意「为后人积攒财富」。

我们一路上偶尔还碰见赛义德的坟墓,土圆顶外面围着一道粗糙的石墙,墙上插着竿子,竿上挂着飘动的布条。有一座圆顶是给一位了不起的猎人修的,猎手们在坟四周挂满了盘羊角,还惯于在坟上撒几撮火药,好让这位故去的宁录保佑他们打猎顺利。这些原始的坟墓,是我们这趟旅途中见到的唯一的建筑物。

部落或地区的头人叫作伯克。在中国突厥斯坦——我们起初就是在它的高原上旅行——伯克是由按办委任的,伯克为这份荣耀要给按办送礼,事后再从他治下各户的牛羊中抽取四十分之一,把本钱捞回来。这些官员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替我们安排驮运——这通常是在中亚旅行的人最大的难题——派人先行一步为我们准备毡房,陪着我哥哥,我们经过他们的地界时,还把我们当作贵宾款待。其中有一位东道主是替中国人当差的军官,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十二名兵士。实际情形是,按办领了三十二名兵士的饷,交给我们这位朋友的却只有「八」个人的钱。他又依样省下一笔,只给「三」个兵士发饷,剩下的「五」个,由他的老婆孩子充数。

我们离开一位伯克的地界时,通常要赠他一件「乔加」,也就是「荣誉袍」。他总是跪下来接受这件色彩鲜艳的袍子,双手在脸上抹过,表示他在我哥哥面前的谦卑。然后他高呼一声「真主至大」,一跃而起,兴高采烈地跑去,把他的「勋章」——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件袍子的——拿给本部落的人看。

我们刚到这片高原的头几天,虽然已是六月中旬,天气却很恶劣。有时风雨交加,夹着特别容易融化的湿雪;天干的时候,大风又把沙子卷成一团团巨大的沙云。有一两回,早上出发时天气晴好,到了一程快走完时,却不得不匆匆赶往要歇脚的营地,好躲开眼看就要到来的沙暴,兴奋的马匹在泥泞的地面上狂奔,要在平时,这种地方我们是要小心翼翼地走的。时不时能听到一阵阵我以为是雷鸣的声音,其实是雪崩的轰响,那些雪山几乎全被沙尘遮住了,雪就从山坡上滑下来。我们在一个地方耽搁了两天,因为当地的伯克说大雨把路弄得太糟,驮行李的骆驼走不了;那两天等得又潮湿又阴冷。我们要是冒险走出毡房,就会被淋得浑身湿透,而除了我前面说过的那种不中用的火,没有别的办法把自己烘干。太阳重新露面时我高兴极了;我们动身的时候,伯克的妻子来同我亲切道别,祝我一路平安。整个旅途中,每个营地里为首的妇女总是格外关心我的冷暖安危。

我们离开河边的草场,登上一条宽阔荒芜的山谷,山谷通向一列低矮的秃山,我们翻过几个好走的山口越过了这列山,接着有两天在顶上积雪的褐色群山之间,穿行于一片乱石遍地的荒凉之中。几乎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只有一回,一只蝴蝶在小路经过的大圆石和碎石堆之间无力地飞舞,我不知道这可怜的小虫怎么活得下去,因为方圆好几英里都没有任何草木。溪流两岸长草的坡上,常常开满了小花,我注意到有两三种报春花,有的小巧,颜色是最浅的淡紫,有的又大又茁壮,颜色很深。毛茛和一种小岩蔷薇铺开一片片金黄,深红的马先蒿把地面染得绯红;还有几十种矮矮的植物正绽开细小的乳白、黄色或紫色的花,我却一种也叫不出名字,深感遗憾。这里的植物全是高山品种,叫我想起常在瑞士欣赏到的那些美丽的花;只是这里的龙胆不是白的,就是淡蓝的。

有时我们能看到前方那些我们正向它们走去的大雪峰,景色壮丽极了;这些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美景,补偿了我们在圆滚滚的大石头和卵石上磕磕绊绊走过的那许多累人的路程。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走。马比我们更讨厌这段路,因为它们的蹄子走伤了;贾法尔·巴依得时刻留心它们的马掌,因为掌钉老爱脱落。

六月十八日,我们在卡塔达坂,也就是「大山口」下面宿营,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翻过这个山口,我们就将离开中国突厥斯坦,到达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俄属帕米尔。

第七章世界屋脊

我攀上积雪覆盖的悬崖峭壁,寻路穿过铁门的险隘;

我走过了帕米尔川。

——比尔英译《玄奘传》

帕米尔既肥沃又贫瘠,既可居又荒凉,既明媚可亲又令人生畏,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它是大自然有意为之的悖论之一。

——乔治·寇松阁下《帕米尔与阿姆河之源》

想到自己就要踏着高地亚洲那些无畏旅人的足迹前行,我心里激动不已:佛教僧人玄奘,马可·波罗,第一个进入帕米尔的英国人伍德,还有许许多多受了冒险之神的召唤、去完成种种壮举、经受种种磨难的人。不过比起他们,我的境遇实在轻松得多,因为我是队里唯一的女子,大家千方百计地照顾我、护着我。或许有些读者对「帕米尔」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不大清楚。著名地理学家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把帕米尔形容为「以绵长的缓坡一直延伸到群峰脚下的谷地」,波斯语管它叫「巴姆伊杜尼亚」,也就是「世界屋脊」。

那是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五点钟就起来了。夜里虽然下过雪,天气却很好,翻越山口大有希望。天冷得刺骨,好在我的皮外套挡得住风,一条设得兰羊毛披巾裹住了遮阳盔和脖子,脸上脚上又厚厚抹了凡士林,觉得不管碰上什么都有了准备。

看着驮行李的牦牛装好了货,我们便步行走上那条狭窄的山谷,谷底流着一条小溪,两岸长着稀稀拉拉的草。可没过多久,陡峭的山坡就开始了,我们只好上马。柯尔克孜向导每走几码就停一停,好让喘着粗气的马歇口气——说真的,这高处稀薄的空气折磨马匹,几乎就跟我们要是被迫步行会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一样。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雪线,牲口在新落的积雪里连冲带跌,我们排成一路纵队在窄窄的小道上前进。感觉走了很久,其实不过两个钟头光景,我们就登上了卡塔达坂的顶,站在一块海拔约一万六千英尺的小高原上。攀登途中云越积越厚,这时细雪下得正紧,我们生怕遇上风暴,说不定还会迷了路,因为那条小道全靠柯尔克孜人老练的眼睛才认得出来。幸好风来解了围,时不时把空中扫得一片清朗。我看见我们正处在一群白色巨人中间,他们彼此挨肩擦背,左边横着一条冰川,在时隐时现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前方是几座低矮的青山,零星点缀着白雪,山间豁然开朗,露出大喀拉库勒湖一角浓烈的蓝色。一层薄雾把景色遮去一半,整个画面美得无以复加,倒有几分像苏格兰高地。可这不是流连赏景的时候,我们开始下山。马在雪里深一脚浅一脚,挣扎得厉害,我可不想从汤米的脑袋上头被甩出去,所以很快就下了马。接下来是挣扎着往下走的一个钟头,有时雪没到膝盖,有一两回还一头栽倒;厚厚的衣服大大妨碍了我的手脚,倒也让我摔跤时不曾受伤。最后我们总算连爬带滑下到一条长长的峡谷里,落雪变成了冰冷的雨夹雪,打得脸生疼。不过这类事情都无关紧要了。我们喝着保温瓶里的热茶,我心里涌起一阵自豪:我不仅是第一个越过卡塔达坂山口的英国女子,而且真真切切站在了世界屋脊上——这个地方,我就是在最荒唐的白日梦里也从没想过自己会来。

我们差不多一踏上帕米尔,纳迪尔就在我们穿行的两座山之间,发现一座山的山坡上有一小群马可·波罗盘羊,这似乎是个好兆头。虽然其中没有一只值得一猎,却预示着后头还有更好的,我拿望远镜看着它们,兴味盎然。

从这时起,我们和纳迪尔打交道就多得多了。他来自色勒库尔地区,那轮廓分明的鹰钩鼻、又大又黑的眼睛、乌黑的胡须,都显出他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他相貌出众,满可以冒充西班牙人,只是摘下那顶白毡柯尔克孜帽子时,剃得光光的脑袋同整幅画面格格不入,显得有点滑稽。凡是跟打猎或这片地方有关的事,他都极其精明;他用惯了野外望远镜,一双锐利的眼睛透过镜片不停地扫视群山。可他偏偏弄不懂钟表,我们计算时间的办法在他看来毫无意义。其实,有一回我哥哥跟他说起「钟头」,他还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他是色勒库尔来的,那地方不兴这一套。我很佩服他支使人人干活的本事:他明明只是我哥哥的猎手,却自揽了好大的权威,对向导们、甚至对我们的仆人都颐指气使,派头十足。他样样拿得起来,是公认的好歌手,而且很清楚自己仪表堂堂,喜欢在帽子上插一束报春花,把那张英俊的脸衬得越发好看。当然,他的长处也带来了相应的短处。毛病之一是一心要摆出无所不知的架势,所以有时会告诉我们错误的消息;再者,他对温和的柯尔克孜人打心底里瞧不起,这也使他走岔了路,因为柯尔克孜人对道路和营地提出的建议,他有时根本不予理会。

言归正传,再说我们的行程。一道道乱石遍布的长峡谷,最后把我们领进一片砾石荒原,前方就是大喀拉库勒湖,远处一簇毡房白得发亮,让人盼着能歇脚吃饭。可是忽然间刮起一场猛烈的沙暴,就是那种把整片景色都抹掉的「山魔」,来得铺天盖地,所以当我发觉我们已经到了一条小溪边、对岸就立着那些蜂窝似的住处时,着实吃了一惊。我两眼几乎睁不开,跌跌撞撞走进一座肮脏的毡房,里头满是小山羊和小羊羔的膻味,它们刚才被圈在一道颜色好看的席帘后面。我的脸被卡塔达坂上的雪和雨夹雪冻得肿起来,眼睛被沙子磨得生疼,浑身上下灰头土脸。偏偏这时,四个穿得花枝招展、头戴高高白头饰的柯尔克孜妇女来拜访我,我实在算不上体面。其中一个是脸蛋红扑扑的漂亮姑娘,她说不知道自己多大,不过大概有二十岁了。她的头饰绣得很精美,四周缀着银纽扣,末端垂下几串錾花银链,挂在耳朵上方。

我累得当不好主人,觉得这几位女士好奇心太重了:她们摸我的遮阳盔,把手伸进我那副皮毛里子的手套,又翻看我的骑装。说实在的,这个部落的规矩是我碰到过的最差的,我那座毡房的毛毡上有许多窟窿,老有人从窟窿里往里偷看,害得我梳洗打扮都得大大删繁就简。

我们驮行李的牦牛虽然早上七点就从营地出发,却直到晚上八点才到,我们自然要再过一个钟头才吃上东西。上床之前,我还得打开储物箱,给我哥哥和纳迪尔备好三天的口粮,他们第二天天一亮就要动身,到湖边的群山里去打猎。

我们这时已经进入俄国地界。天黑时分,四个哥萨克骑马来到毡房前,奉命护送我们;第二天,他们陪我和仆人们到我们要落脚的俄国哨所去。这哨所是一排房间,门都朝着一个院子,全用砖砌成,四周围着高墙。看得出是为了迎接我们特地打扫过的。这里管事的下士把我请进一间粉刷得雪白的屋子,里面有一张桌子、两只凳子;我请他把双层窗户打开,他听了大为惊讶。我的东西一搬进来,我就骑上汤米,带着贾法尔·巴依和照相机,去看那个湖。湖的位置美极了,背后是锯齿般参差如画的雪峰,湖水和那一大片砾石平原被群山团团围住,山上半覆着新雪,外阿赖山脉连同雄伟的考夫曼峰直插云霄。湖水是浓烈的宝石蓝,夹着一道道宽宽的紫色和翠绿,湖岸四周结着一圈宽阔的盐霜,整个景象叫我想起画里的死海。

科博尔德上尉一八九六年到过这个湖,他提到有一道南北走向的沙梁把湖分成两半;可是此后湖水上涨了,我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分隔。他还说起湖里的鱼,可我听到的都是同一个说法,说这苦涩的湖水里没有任何生命,叫人失望:湖水是死水,没有哪种动物来喝,我在那里待了三天,见到的鸟只有一对赤麻鸭,偶尔还有一只秃鹫和一只渡鸦。盐霜使地面有些地方松软朽烂,有一回我给一群人拍照,让贾法尔·巴依牵着马,那几匹马竟陷进了一种流沙似的东西里,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拉出来。这一带叫作哈尔古什帕米尔,意思是「野兔的帕米尔」。我觉得这名字准是带着讥讽起的,因为这里其实是一片荒漠,有的地方遍地乱石,有的地方遍地黄沙。草场贫瘠得几乎算不上草场(我们前几天那些柯尔克孜东道主向我们要价那么高,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俄国驿站俯瞰着一片凄凉的荒地,地上是一道道结得硬邦邦的沙梁,看上去很像坟上堆起的低矮土丘。我觉得这景色叫人极其消沉,幸好它似乎没有影响哥萨克们的兴致。有六个士兵从奥什押运补给赶车来了,他们一到,整队人就在小院子里跳起舞来。一个人拉手风琴,另一个人身材矮小却很匀称,穿着浅黄色上衣、蓝裤子、长筒马靴,戴一顶灰色羊皮帽,要是进了在伦敦大受欢迎的俄罗斯芭蕾舞团,也毫不逊色。他和舞伴跳得劲头十足,身手矫健,可他们的面孔始终一本正经,没有一刻松弛下来,演绎着那些古老的主题:吸引与排斥,男子的大胆想要征服少女的羞怯。接着,那柔和的旋律会忽然变得狂野粗犷,舞者们也随之摆出好战的架势,成了冤家对头,互相威吓,假装扑向对方,气势汹汹地跺脚,有几分像那出激动人心的芭蕾《伊戈尔王》。

我哥哥的第一件猎物送来时,哨所里一片欢腾。可是那只羊头不大,他和纳迪尔又听说别处能找到更大的公羊,于是他决定我们最好接着往前走。

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到达帕米尔颇费了一番周折;可一旦到了这里,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竟那样轻而易举,倒叫我吃惊。我们这趟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片高原上,这高原其实是由一道道山谷构成的,山谷被千百年前冰川的冰碛填得满满的,正如弗朗西斯·荣赫鹏爵士所说:「帕米尔这些山谷的谷底,同阿尔卑斯山较高的峰顶一样高。」正因为如此,我们从一万三四千英尺的高处眺望群山时,那些山脉往往就失去了大半的雄伟气象;不过我们有幸见到的某些全景,那份壮美庄严是叫人终生难忘的。

我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中旅行过,对加拿大落基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高加索山也略知一二,可帕米尔的群山比这些都荒野得多、狰狞得多,因为山脚下全无生机。在瑞士、加拿大和高加索,大山脉的山麓都覆盖着松树和冷杉,长长的草坡上缀满小花,为景色平添了几分妩媚,而且通常还有鸟儿。就连光秃秃的厄尔布尔士山,较低的山坡上也长着刺柏和别的灌木,山谷里也有青草和花朵;可在这里,我们能一连几天走在一片几乎令人恐惧的荒凉之中。

我们常常整天赶路都见不到一个人,唯一的生命迹象只是偶尔一只秃鹫,有时是几只雪鸽、乌鸦、红嘴山鸦,还有无处不在的旱獭。要是碰上燕子、雀鸟、沙百灵,或者那漂亮却不能吃的赤麻鸭,那一天就值得大书特书了;说真的,我们在寂寥的小道上碰见一个柯尔克孜人,我的马有时竟会受惊。

我们是六七月间到这里的,这时的气候堪称世上最变化无常的气候之一。我们六七点钟离开营地时总是很冷,天空常常灰蒙蒙、阴沉沉的,群山笼罩在雾里。过一会儿太阳出来了,我就脱掉大衣;可多半不久又得穿上,因为山上惯常会突然刮下刺骨的寒风。到了中午又往往热得要命,即使午间歇脚的地方选得不错,比如在溪边,我也觉得很难熬,因为那灼人的暑气无处可躲。帕米尔没有树,我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在光秃秃的山坡上歇脚,连一块大得能遮阴的石头都没有;我们躺在那里,任凭烈日暴晒,我虽然戴着遮阳盔、打着阳伞、穿着厚衣服,还是觉得自己仿佛正被慢慢烤熟。看书写字都难,睡觉几乎不可能,我这才体会到那位犹太先知笔下的画面:「在疲乏之地,好像大磐石的影子。」我们最大的慰藉是保温瓶里的热茶,因为空气干燥,嗓子和嘴唇总是干得冒火;时不时我们还会意外地冲个淋浴。乌紫的雷雨云聚集在群山上空,雷声从山间隆隆回荡,突然间一阵倾盆大雨就向我们泼下来。可不消片刻,天空又像先前一样湛蓝,只是整个空气明显清爽了;到了下午晚些时候,这种急雨就变成了雪。太阳一落山总是冷得厉害,在营地里,我把能找到的衣服统统穿上,外面再罩一件皮大衣;脚伸进那双羊羔毛里子的大毡靴;头上再戴一顶毛线帽——我就是这副打扮坐在餐桌前吃晚饭的。夜里,我的睡袋铺在一张厚褥子和一条毯子上,因为身下垫的要和身上盖的一样多,这一点很要紧;再把皮大衣往身上一搭,也决不算太暖和。

我们住在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英尺的高处,空气虽然清冽宜人,就像阿尔卑斯山某个冬季胜地一样,我本人却从来没觉得精神抖擞,反而因为空气稀薄,总是懒洋洋的,什么力气活都不想干。骑马并不叫我疲乏,在平地上我也能走好长一段路,可稍一用力就气喘吁吁,还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有只手卡着我的喉咙。我确实睡得很沉,而且无论该睡不该睡,总想打盹;可我虽然运动了那么多,却毫无胃口,吃东西只是尽义务。我们一下到一万英尺的高度,我就像换了个人,生气、胃口和精力一下子全回来了,好像变魔术一样。

我原以为这里会有大片丰美的牧草,养活游牧的柯尔克孜诸部的牛羊;结果却大失所望:就我们这趟走到的地方而言,帕米尔是一片凄凉的荒原,常常覆盖着山上冰碛冲下来的乱石和砾石,只是隔上一段才有一小条草场。总的说来,牧草稀少,这里的居民不过几千人,到了冬天,想必常常要苦苦挣扎才活得下去。即使在夏天,他们也得频频把牲畜赶到新的草场,因为草很快就被吃光,人口要是多了就会挨饿。在帕米尔的游记里,给驮畜找饲料总被说成是旅途中要碰到的难题之一;我们运气好,因为我哥哥的官方身份,我们在这上头用不着发愁。我们不得不从喀什噶尔驮来好几驮大麦,好在当地的伯克能在途中几处给我们安排新的草料,通常还把我们领到牧草不错的营地去。

告别大喀拉库勒湖之后,我们沿着俄国的大车路走了三天,骑行九十英里,到了穆尔加布河畔的帕米尔斯基哨所。我们动身那天早上雪下得正紧,清晨三点半我挣扎着从暖和的睡袋里爬出来,心想幸好我的命运并没有注定一辈子留在帕米尔。可一旦上了马、裹严实了,路倒是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们走的是一条宽阔的土路,没有铺碎石,修路的办法大半简单得很,就是把路面上的大石头搬开了事;这些贫瘠的山谷里到处都是这种大石头,是从两旁的山脉上滚下来的。路边每隔一段就堆着一堆石头,按俄里和半俄里计程——五俄里等于三英里。每隔一堆,就有一块石头上漆着里程数,不过那些数字常常写得上下颠倒,偶尔还干脆漏掉了。我们的仆人人人都配了墨镜,起初却都不肯戴,比如萨土尔,他把墨镜架在嘴唇上,或者吊在下巴底下,过了一阵子才明白这东西确实有用。

护送我们的哥萨克是一个下士带三个兵,都是快活结实的小伙子,穿着镶蓝边的浅黄色军服和浅黄色长大衣。他们的军便帽歪戴在一边,很是潇洒;那个下士把一头浓密的黄发梳成一个油光光的大卷,几乎遮住了额头,显然对自己的仪表颇为得意。他们戴着蓝色眼镜,这是防止雪地反光刺眼的必要措施;他们骑着灵巧的小马,一看就是天生的骑手。我觉得在俄罗斯帝国的这些边远哨所里,生活上的舒适便利少得可怜,他们的日子想必很乏味,何况军饷又低,每月只有一先令四便士,外加肉和面粉的口粮、马匹的草料,每年再发一套军服、三件衬衫。他们服役三年,期满就可以回自己的农庄,过完余生。每人有一支步枪和数量有限的弹药,那个下士时时刻刻都在找东西开枪。

第二天行程中有一段,路在山间翻过一个山口。我哥哥和纳迪尔发现我们下方的山谷里有猎物,就去悄悄追踪,其余的人骑马继续往前走。在我们右边的一处悬崖上,下士指给我们看一大群秃鹫正在啄食一只死羊,他吹起尖利的口哨,那些大鸟便笨手笨脚地蹦来蹦去,样子难看极了。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它们,可当那个哥萨克朝它们放了一枪,惊得我们的马猛地一跳时,我的兴趣就变成了恼怒。那些鸟虽然毫发无伤,却吃得太饱,几乎飞不起来;我哥哥追踪的猎物却被枪声惊动,逃之夭夭。纳迪尔气得脸都青了,竭力向那个俄国人解释,他这一回对打猎的热心是多么不合时宜。这三天里,沿途的景色单调到了极点,遍布石块的高原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有一处的山是硬化的泥土构成的,纳迪尔告诉我们,著名的地质学家海登先生曾在这里找到过化石——海登先生到帕米尔考察时,纳迪尔就跟随过他。我们很想亲眼看看,他便领我们到一座形状古怪的小山跟前,摸索了一阵,挖出两三枚海贝壳。我看着这景象,心里充满了惊奇:原来这巍峨的世界屋脊,连同它那些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英尺高的山谷,在遥远的年代竟是沉在海底的;其实,我们正在刨挖的这座山,山体大半就是海沙。那天下午,在一阵阵时断时续的飞雪间隙,我们看到了一番奇景:右边的山脉里正下着一场猛烈的雷雨,左边的群山里同时也有一场雷雨在肆虐,而我们头顶上却是灿烂的阳光和明净的蓝天。

第三天下午,快到帕米尔斯基哨所时,有两位明伯克,也就是头人,前来迎接我们,他们穿着紫袍,系着錾银的宽腰带,缠着雪白的头巾,好不华丽。这两位官员领我们顺着山谷下到穆尔加布河——这是古典名川阿姆河的源流之一——俄国司令官带着他的哥萨克卫队在这里热情地欢迎我们。他十分好心地为我叫来了他的马车。我其实宁可一直骑马,可出于礼貌,我只好下马,尽力爬进那辆车,它实际上不过是个装了轮子的箱子。拉车的小马太躁动,我没法踩着车轮上去,车上又没有踏板,恐怕我上车的样子实在有失体面;接着车夫扬鞭催马,跑得飞快,我在车里被甩得东倒西歪。我们风驰电掣地奔到一座石砌的堡垒,它建在河流上方的一道山嘴上,四周围着高墙,我们从墙上一道大门疾驰而入,进了一个大院子。那位哥萨克上尉坚持要留我们住下,还把自己那间挂着地毯的屋子腾出来让给我。他的住处正对着士兵的营房,我从窗口就能清楚地看见那些闲荡的哥萨克,他们大半时间都在逗一大群毛厚爱打架的狗玩,要不就是冲着他们的小马吆喝——那些马每到日落时分,就从河岸的草场上被赶回来。

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位工兵上校,他正在附近的山上架设信号站,以便同霍罗格的司令部建立联络,因为帕米尔斯基哨所同外界之间没有电报线相通。他和我们的东道主都只会说自己的语言,所以晚饭时我插不上话;再说我也困得厉害,因为晚饭九点钟才开始,而我凌晨三点半就起来了,这个钟点只想上床睡觉!好在有一只小狼崽给大家解闷,那小东西模样古怪,招人喜爱,不过我可不愿意把这种动物养在家里当宠物。

第二天早上,我总算领教了英国人和俄国人吃饭钟点的不同。到了九点半还不见早饭的影子,我和我哥哥就下到搭在河边的营地里,在那里吃了一顿饭,我又分发了储备物资,安排人洗衣服。我们这时所在的地方海拔相对较低,暖和得就像英国的夏日,空气里只带一丝「凉意」;可这条狭长的山谷到了冬天想必是个凄凉的住处,因为它被高山团团围住,野羊从山上下来吃草,就成了猎人唾手可得的猎物。我们站在河边,谈起了伍德中尉——他是第一个在帕米尔旅行的英国人,在他笔下,牦牛还是一种无人知晓的动物。而俄国人占据这片荒凉地区之后,最早到帕米尔斯基哨所来的是邓莫尔勋爵和罗奇少校。前者描述过一八九三年那里的军官和哥萨克怎样住在毡房里,毡房里砌着砖炉。

就在堡垒下方,有个肮脏的小村子,都是泥巴和石头搭成的破棚屋,住着柯尔克孜人。这里堆着一捆捆野羊角,准备运到塔什干去,在那里用来装饰当地人的马鞍,或者做刀柄、梳子;而猎人卖一副羊角连一张羊皮,只得到一个半卢布——还不到三先令。

我哥哥和司令官商量我们在去色勒库尔的途中,最好到哪里去打猎,最后选定了三程之外的一条山谷,其中两程是沿着通往霍罗格的俄国大道走。宾主双方客套了一番,我们就离开了帕米尔斯基哨所。沿途大部分地方都寸草不生,只有翻过低矮的山口、不时下到河边时,河岸上才有稀疏的牧草和红柳丛,刚够养活几头骆驼、牦牛和几匹小马。一般说来,打破这一程又一程死气沉沉的单调的,只有旱獭。每逢出太阳,这些小动物就在洞口前用后腿坐着,看见我们经过,便兴奋地尖叫。它们比我在波斯熟悉的那种旱獭大,颜色是橙黄而不是浅黄,鼻子、爪子和尾巴都是黑的。它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冬眠,柯尔克孜人断言,它们从洞里钻出来时身上一根毛也没有。它们在白天正午时分也睡觉。我哥哥算过,它们一生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睡觉,对这些懒得可怜的东西很是瞧不起。可我却喜欢它们,因为它们吱吱叫得那么欢快,钻回洞里时又那么麻利。它们以草根为食,显然用不着喝水,因为一大窝一大窝的旱獭常常住在离溪流好几英里的地方。有些地方我们骑马得格外小心,免得踩进它们的洞口,那些洞有时就开在小道正中间。

第二天行程结束时,我们碰见了帕米尔专员亚格洛上校,他正在去帕米尔斯基哨所的路上。他会说法语,我便同这位有教养的人愉快地交谈了一番。他对这一带的地质兴趣浓厚,一心想开发这里的矿藏,据他说储量相当可观。

我们到帕米尔斯基哨所的时候,那里正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当地的明伯克被革了职,他为了表示不满,召集了本部落的四百户人家,带着他们越过阿富汗边境,逃到了瓦罕。那位哥萨克军官告诉我哥哥,等我们一走,他就要去追赶,把逃跑的人抓回来。这样的举动在喀布尔会被看作入侵阿富汗,会助长那个国家里反协约国一派的势力,所以我哥哥极力劝我们的东道主先等亚格洛上校到了再采取行动,最后终于说服他照此办理。我们遇见专员时,我哥哥和他商讨了瓦罕的问题。起初专员说他决心要追捕那个桀骜不驯的明伯克,还嚷道这关系到俄国的荣誉。不过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答应不越过阿富汗边界,而是向巴达赫尚的总督交涉——这位总督同时也是瓦罕的统治者——这样就可以不动武力解决这件事。

我们在猎场的营地扎在一条深入群山的长山谷的谷底,溪边有草给牲口吃,还有一簇毡房供我们和仆人们住。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好几天。我哥哥总是天不亮就进山去了,我就自己找乐子:骑马四处转转,拍拍照,招待来访的柯尔克孜女眷,重新整理储物箱,做做旅途中积攒下来的种种杂七杂八的零活。我喜欢采集那些小小的、短茎的高山植物,找到了雪绒花,白色和淡蓝色的龙胆,淡紫色的小野豌豆,乳白和黄色的山柳菊一类的花,除虫菊和洋甘菊;还有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暗绿色草丛,边缘上竟冒出极小的乳白、淡紫和粉红色的花朵。要不是有毛茛和黄色或白色的岩蔷薇,这里的植物几乎不会引人注意;不过到了低一些的地方,我找到了黄色的罂粟、大朵的黄色唇形花、散发着蜜香的屈曲花,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我哥哥猎到第四只羊头后,我们离开了那条山谷,沿着一条河往前走。这时虽然已是七月,河面上却还有长长的几段封着冰,让我想起道格拉斯·弗雷什菲尔德先生的话:世界屋脊的气候是九个月冬天,外加三个月冷天。

我们时不时碰到地上躺着漂亮的马可·波罗盘羊头骨,我挑了一个好看的羊头留作这趟旅行的纪念。有一天,一只小盘羊站在我们路当中,任我们走得很近才受惊,就是受了惊,也只是在我们前面一路小跑,直到后面驼队里的一条狗追上去,那可爱的小东西才一下子逃进了山里。

听人说,有钱的柯尔克孜人在毡房里挂着绣花绸缎,地上铺着漂亮的地毯,可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排场。我一直留心找地毯,却很少见到中意的,旧地毯不是破了,就是被火星烧出了许多小洞。有一条地毯,玫瑰色的底子很美,上面用靛蓝织着一种由人们熟知的松果纹样变化而来的图案,我非常喜欢,可惜正中间有个大窟窿。另一条地毯的图案是一排排斜列的方形十字,其中一半框着一个图案化的卍字,那是吉祥的标志,另一半框着各种器具的图形。听起来不怎么吸引人,可它确实是件织得很好看的东西,用色有漂亮的红、蓝、褐、绿。在别处我还见过一种平平常常的图案,是一小块一小块图案化的花朵,彼此用线条连起来。可惜的是,旧地毯上那些美丽的植物染料,正被和田风行的那种俗艳的苯胺染料排挤掉了。

我哥哥安排行程常常颇费周折,因为柯尔克孜人对时间和距离全然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概念,一程路有多长,除非能跟前一天那一程比一比,否则他们永远说不清。结果我们很少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营地,路程有时比我们想的远得多,有时又近得多。不过对一个真正的旅人来说,既然已经抵挡不住「大路」的诱惑,迷上了「天涯海角」的魅力,这点小小的不便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第八章色勒库尔的雅利安人

色勒库尔情歌

一

唉,我那负心的情人!

唉,我那无常的苍天!

我想你想得瘦成了一片草叶。

二

啊,你这天仙般的美人,

你的耳上缀着黄金,

但愿我能做你最贴心的伴侣。

三

你的胸脯好比新摘的苹果。

啊,骑上你的快马,同我一道走吧。

等马蹄铁磨坏了,我给它换上银的。

我们是翻过一个山口离开俄属帕米尔的。到了山口顶上,眼看一条乱石小道在脚下伸展出好几英里,下山的路简直像是没有尽头。下到半山腰,迎面来了一队部落民,穿着红的、蓝的、黄的、深红的长袍,戴着柯尔克孜人的白毡帽,或是皮帽、羊皮帽,颜色鲜艳的毛毡铺盖捆在马鞍上。等我们终于走出那条蜿蜒漫长的山谷,巍峨的慕士塔格山已经近在眼前,仿佛我们轻轻松松就能骑马到它的雪线跟前去。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突厥斯坦那片宜人的高原,许多天来头一回见到了一样客气点儿可以称作房子的东西。那是两间又黑又脏的屋子,朝着一个邋里邋遢的院子开门,院子四周围着土墙。我觉得柯尔克孜人的毡房比这强得多,因为毡房可以随处搬迁,周围也就保持得干干净净。有那么几处,柯尔克孜人给羊群筑了带围墙的圈,于是长年守着同一块营地不挪窝,这样的地方欧洲人是根本住不得的。

我们在塔合曼那片上好的牧场上停留得最久,那是一片开阔的平原,隔一段就有一处营地。那里已经为我们备好了一组毡房,我们骑马进营时,一大群人前来迎接我哥哥,许多色勒库尔人特地从约莫十六英里外的首府塔什库尔干骑马赶来向他问好。这里海拔约九千英尺,我在世界屋脊上那种浑身乏力、「仿佛有只手掐着喉咙」的感觉一扫而空,尽情享受着不冷不热的好天气。傍晚在山谷里散散步真是惬意,厚重的皮外套和羊毛衬里的靴子都用不着了。我爱极了那一片片淡紫色的报春花,大朵的白色岩蔷薇,白色和淡紫色的银莲花,黄心的蓝色小雏菊,千千万万朵乳白色的小花,模样像雏菊像得足以乱真,还有熟悉的蒲公英,以及别的花草。我在山里碰见一种古怪的植物,暗红褐色,大小和形状都像一条羊舌头,没有叶子,从沙土里直钻出来。拔起来摸着粗糙,剥去外皮里头却是白的,肉乎乎的,分量挺沉,闻不出什么特别的气味。

有一天,柯尔克孜人表演了「拜古」,也就是「叼羊」,这是他们的民族运动。先宰一只山羊,割去头、掏净内脏、把骨头统统打断,再把皮缝起来,扔到一群骑着精悍小马的汉子中间,这群人便扭作一团混战起来。头一个把羊抢到手的人把它夹在大腿底下,一只手按住,打马就跑,其余的人在后面紧追,一心要把羊夺过来。要是他能护住战利品,绕过一面旗子再回到终点,这一局就算他赢,然后重新开局。骑手们常把短柄鞭子衔在嘴里,好空出右手,从马鞍上俯身去抓那只羊。不过他们的马镫太短,骑得并不怎么稳当,好像很容易就摔下马来。我留意到马儿们一点儿也不起劲,主人只有拽着嚼口、抽着鞭子、用长靴猛磕马肚子,才能让它们保持小跑。我们隔着一条环绕赛场的小溪观看,却还是时不时得慌忙后退,因为有些参赛的人会哗啦哗啦地冲进溪里,甚至一跃而过,在看客中间横冲直撞。我们的仆人和一大群围观的人拼命吆喝、甩响鞭子,想把骑手们拦在溪水那一边,可柯尔克孜人兴奋得都快疯了,又是吼又是尖叫,互相拉扯,一刻不停地催赶着他们那些可怜的马。

每一局的胜者都得到我哥哥赏的一块彩色丝手帕,这份礼物很受欢迎。手帕发完了,就改赏几段上好的白细纱布,留在毡房里的妇女们会拿去缠在头饰的架子上。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哥哥见那些吃草长大的小马渐渐跑不动了,便为最后一局悬了一份重赏,比赛就此收场。环抱着我们的崇山峻岭,为这热闹缤纷的场面衬上了壮丽的背景,骑手们把鲜艳长袍的下摆往后掖起,免得碍事,于是露出了色彩夺目的衬里。

后来我听说,这些马常常被逼着一连赛上四个钟头,然后被紧紧拴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一直要到第二天早上才放出去吃草,从此「拜古」就不大讨我喜欢了。说实在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在我们看来很不会养马,几乎可以说,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就是让那些倒霉的牲口不吃、不喝、不歇。举个例子:驮货的牲口到了歇脚的地方,照例要把它们的头拴起来,路程走得越长,这些可怜的东西挨饿挨渴的时间也越长。主人们尽可能不许它们躺下,吃草时要是躺下了就把它们轰起来,夜里又把它们拴得紧紧的,理由是马要是躺着歇息,腿就会肿。我一次又一次看见马被拴在高高的土坎上长着的树上,脚下站不稳当,可怜的牲口就这样难受上好几个钟头。

我哥哥一直费尽力气,想让我们的马夫在中午长时间歇脚时饮饮马,老贾法尔·巴依却一口咬定,马要是喝了水就会瘸。有一回,我常骑的那匹马真的瘸了,他得意极了,逢人便说,这都怪我们在饮水这件事上偏要和老规矩对着干。可他没得意多久,因为把那匹灰马的蹄铁卸下来一看,原来是铁匠为了让蹄子合上蹄铁,狠狠削了一刀蹄子——这是常有的事。我哥哥在马吃草时用长绳把它们拴住的办法也挨了许多数落,凡是饮水论解释不了的毛病,都算到了这上头。

自从离开欧洲,我们还没尝过鲜鱼,所以塔合曼山谷里那条蜿蜒的河中捉来的一种大鱼,虽然有点没滋没味,我们也吃得津津有味,还想着自己去钓钓看一定很有意思。我们随身带了钓竿,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河里多得是一种鳟鱼。一天下午,暑气消了,我们便出发了,后面跟着一大帮光着腿的柯尔克孜人替我们拿抄网,结果把我们看见的那几条鱼都吓跑了,忙了半天连一口咬钩都没有。一打听才知道,本地人显然瞧不上我们这套正规的钓法,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在浅河里找个合适的地方用土块把水拦住,造出一个死胡同,把鱼往里赶,鱼便手到擒来了。

我们离开塔合曼前往塔什库尔干那天,是纳迪尔扬眉吐气的日子,因为那是他的家乡。我舍不得离开那片绿草如茵的宜人山谷,那里点缀着一簇簇毡房,看守绵羊、山羊群的长毛狗冲出来朝我们汪汪直叫。我们离群山越来越近,最后到了一道峡谷,色勒库尔河从谷中流过。穿过这道峡谷,便进了宽阔的色勒库尔山谷,一大群当地人在那里迎候,领头的是阿克萨卡勒,也就是英国的代理人,一位拉合尔人。他们照例搭了一顶帐篷,殷勤地请我们吃抓饭、喝茶、吃甜食,还有一小方一小方硬邦邦的土馕。纳迪尔算是阿克萨卡勒的副手,头衔是「守望人」,他得意洋洋地把小儿子领来给我看。来接他的亲戚有祖孙三代,个个相貌出众。我们四周全是说波斯语的雅利安人,跟周围的柯尔克孜部落毫无相像之处。他们是一些英俊健壮的男子和少年,鹰钩鼻,轮廓分明,一双漂亮的黑眼睛,浓密的黑胡须,一个个看上去都机灵又精神。

我们骑马去营地,路过墓地时,我注意到这里的坟墓比柯尔克孜人的讲究,坟的一头还有些奇怪的泥塑,让我想起直起身子坐着的兔子。人家告诉我,那是用来放灯火的,这个风俗和伊斯兰教的规矩毫不相干,大概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

我们的毡房扎在河的一条支流边的一片草地上。这条河的支流众多,把山谷切得七零八落,夏天水又深又急,每年必定要夺去一些人畜的性命。在我们头顶高处,耸立着那道长长的山梁,塔什库尔干就建在上面。所有地图上都用大字印着这座城的名字,所以我发现它不过是一小片破败的土屋,而且许多已经倒塌,不禁吃了一惊。不过,这正是七世纪到过此地的中国旅行家玄奘所提到的地方。最高处矗立着一座带雉堞的中国大城堡,不远处另一个同样居高临下的位置上,是一座小小的俄国堡垒,驻着一名军官、他的妻子和一队哥萨克。那位年轻的上尉来拜访我们,说他妻子已经两年没见过欧洲女人了,请我们当晚去他们那里吃饭,我们也回请他们到营地来做客。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十分沉闷,因为他们几乎和外界完全隔绝,色勒库尔山谷里又没有多少可以消遣的东西,漫长的冬季尤其如此。那位俄国太太见了我非常高兴,只是她除了本国话什么语言也不会,交谈起来很吃力。她领我去看她那小小的花园,那是一块围着墙的小地,哥萨克们替她清掉了里面的大石头,几棵杨树苗和一些小得可怜的卷心菜、莴苣,正挣扎着想从这片贫瘠的土地里讨一口活路。她无比自豪地指给我看一朵孤零零的木犀草花,那是这座徒有其名的花园里唯一的一朵花,可那时已经是七月中旬了,我看得几乎要掉下泪来。为了逗我开心,她叫哥萨克们把关在院子里一个窝里的两只小狼放出来。这两只可怜的小东西拔腿就往外逃,我暗暗盼着它们能逃掉,尽管有句波斯谚语说:「善待狼,就是残害羊。」

我哥哥进塔什库尔干的时候,中国按办虽然出来迎接,在路上给他备了茶,也登门拜访过,却显然不愿让欧洲人进城堡,推托说没有招待英国客人的东西。我想这大概是现成的托词。后来我读托马斯·戈登爵士的《世界屋脊》,看到他记述自己到色勒库尔的经过,不禁注意到,当年——那是一八七四年——的中国官员,在托马斯爵士一行想去回拜时,也是用同样的托词把他们挡了回去。

色勒库尔人是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信徒,奉阿迦汗为精神领袖。他们说波斯语,口音有点土气,他们之所以那样热烈地欢迎我哥哥,一部分是因为听他说一口地道的波斯本土的波斯语,觉得欢喜。

有一天,我们涉过河的许多条支流,爬上山间一道陡峭的山脊,去眺望那条通往乱石遍地的塔格敦巴什帕米尔的长谷。脚下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小村子,四周是长得不成样子的小麦、大麦、豌豆、苜蓿和芥菜。芥菜种来是为了榨油,点本地那种小油灯用。人家告诉我,色勒库尔人从来不吹灭火苗,这是在仿效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做法,可见他们的祖先拜过火,至今还留着痕迹。在世界的这个偏僻角落里,竟然发现和古波斯的传说有着密切的关联,我觉得很有意思。纳迪尔告诉我们,我们身后那座山名叫阿夫拉西亚卜山,又指着山谷对面一座形状奇特的山,说那就是贝希斯敦,法尔哈德完成那桩几乎不可能的工程壮举的地方。让我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把这个古波斯的著名传说讲一讲:

阿夫拉西亚卜王〔注一〕深爱他美丽的王后席琳,再不把别的女子放在心上。他发觉王后的美貌迷住了建筑师法尔哈德,使他神魂颠倒,不由得大怒。离国王的宫殿不远就是贝希斯敦山,山后有一条溪水从上面的山里流下来,这给了这位威严的国王一个主意,可以治好他这个仆人的痴心妄想。于是他把法尔哈德召到跟前,对他发誓说,只要他能在山里凿出一条隧道,让溪水从中流过,就把美丽的王后赏给他。

(原注:这里说的那位君主,其实是霍斯劳·帕尔维兹。)

阿夫拉西亚卜知道这件事非人力所能办到,可是爱情使法尔哈德的力气增长了百倍,一年过去,隧道已经快要凿通,国王大为惊慌。最后他想出一条计策,既能留住心爱的妻子,又不至于违背帝王的誓言。于是有一天,趁法尔哈德正在峭壁上一处险要的地方干活,一个王宫的仆人突然向他宣告,美丽的席琳已经死了。她的情人一惊之下失了脚,从山上一头栽下来,当场摔死了。

此外还有一样法尔哈德留下的工程的证据,就是一块岩石上长长的一道沟,当地人人都相信那是这个波斯人用凿子凿出来的。

我们在这高处鹰巢般的地方一边饱览开阔的景色,一边听纳迪尔讲故事,忽然发觉有个老人正沿着陡峭的小道往上爬,身穿花袍,头缠雪白的头巾,脚趿拖鞋,由两个仆人搀扶着。那是「穆基」,色勒库尔人的教长,在山谷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点,我看我们的猎手赶紧迎上前去,亲吻他的手,连他仆人的手也一并亲吻,便明白了。老先生爬得气喘吁吁,是来请我们去做客的,一定要我们下山到他家里喝茶。不一会儿,我们就被让进一间抹了灰泥的小屋,天花板是精雕细刻的木头。我们在一张铺着红绸桌布的桌边坐下,桌上摆着饼干、葡萄干、杏仁和方糖,仆人们递给我们俄国式的小玻璃杯盛的茶,还想往每杯里放上三四块糖。当地的头面人物都蹲坐在地上,听穆基对我哥哥讲他怎样每两年去一趟印度,把信众的供奉带去献给阿迦汗。主人一心要我们等一等,让他那些不露面的女眷为我们备一桌筵席。我们虽然谢绝了,这次拜访却办成了一件好事:有兄弟俩,都是有钱的地主,彼此结仇已久,那天早上一起来向领事致敬,竟就此和好了。

回到营地,我接待了阿克萨卡勒的妻子。她是喀什噶尔人,穿一件绣花的蓝绸袍,打扮得十分华丽,还带来了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一个五岁的小姑娘最是可爱,穿着条纹绸袍,戴一顶金线绣花的绿丝绒小帽,帽子底下垂着四条乌黑的辫子。她很喜欢看我们的画报,见到画上有孩子,就按大小指着说这是她自己,那是她的哪个哥哥。萨土尔给她倒茶的时候,要多少牛奶、放几块糖,她都说得斩钉截铁。我送给她几串珊瑚,她屈尊表示满意,又让我在她和她哥哥们的口袋里塞满花式饼干,我真是谢天谢地。

色勒库尔人非常喜爱音乐和舞蹈。一班少年由一个打鼓打得出神入化的汉子领着,为我们表演助兴。两个人吹笛子,其余的人唱了许多歌,中间穿插着舞蹈,其中一个小男孩跳着极复杂的舞步,两臂挥舞得十分优美。他们都穿着厚实的蓝色、红色、浅黄色或条纹长袍,两手都缩在袖子里,头戴黑边的柯尔克孜白毡帽,脚穿皮靴或笨重的毡制马靴。他们唱得兴致勃勃,有些曲调虽然单调却很动听,另一些却伴着一种古怪的嚎叫声——我实在找不出别的说法来形容。表演一连持续了好几个钟头,那班人时不时分成两拨,轮流对唱,唱的大致是这样的内容:

第一拨:「你的脸颊像郁金香。」

第二拨:「你的眼睛黑得像春天的泉水。」

只有老一辈的人还记得那些打仗厮杀的歌,如今年轻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只爱听情歌。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好心替我记下了其中两首歌的歌词,一首就放在本章的开头,下面是另一首:

歌

啊,我那负心的爱人,你的衣裳是金子做的,

全世界都在把你称颂,

你真不愧是你母亲的女儿。

你银色的头饰闪闪发光;

你的牙齿白得像珍珠,

你的嘴唇红得像珊瑚。

啊,眼波流转的美人!

合唱

我称颂你,世人却责怪你。

你风风光光地走进筵席。

你的斗篷是丝绸的,头巾在头上绕了两道。

我的爱人比所有的女子都美。

好母亲生下了一个绝美的女儿。

她胸前戴着珍珠,

这些珍珠都是我的赠礼。

她的靴子是最柔软的猩红皮革,

她身上披着一件印度来的斗篷。

如今色勒库尔山谷太平无事。山梁上那座有城墙的城已经塌了一半,下面村庄的防御工事也处处是缺口,从前的居民大多住到城外去了。

色勒库尔人在他们心爱的山谷里只能勉强糊口。山谷一年中有好几个月被大雪覆盖,他们那点少得可怜的小麦、大麦和豌豆里,还夹杂着大量杂草。他们的妇女地位很高,不戴面纱;当地的习俗是一夫一妻,离婚的事很少见。他们是一个好客的民族,男人设宴请客时自己从不露面,要等宴席散了,经客人再三恳请,才走进屋来。客人向他道谢,他便说,他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顿便饭,不过是「岩石底下的一处避身之所」;客人告辞时,他送他们上路,祝他们「路途洁白」。

他们有个奇特的风俗,把刚生下的婴儿放进一只装满牛粪末的皮囊里,只让头露在外面。皮囊里的东西每天更换,冬天还要在婴儿脚边放一块热石头。

到了我们该动身的时候,我最舍不得的,是告别从我们营地望去的那一幅慕士塔格山的景色。它那积雪的圆顶仿佛堵住了山谷的一头,显得无比雄伟庄严,月光下尤其如此。

这时我们的仆人已经十分得力了。贾法尔·巴依打起行李来是一把好手,什么活儿都肯伸手去干,我总疑心别的仆人在欺负他。他处处替我们着想,又靠得住,我要是忙不过来,常把储物箱的钥匙交给他,让他去发放用品。这份特权我可不会给那个膀大腰圆的达乌德,他能顺手牵羊的东西一样也不放过,还总说他那只储物箱里「希奇」,也就是什么都没有。我那位老管家有一回把我的厨子和我的管事拿来一比,概括得真是干脆利落:「达乌德总跟你说他什么都没有,萨土尔却总是什么都有。」

不过达乌德到了要紧关头也能露一手,家里来了客人,他总是发挥得比平时还好。老实的萨土尔则以让我们的茶叶、糖之类的东西用得越久越好为荣。他与其说是个要养活老婆孩子的成年男人,倒不如说更像个孩子。起初他摆桌子,或是在野外开午饭,总是从箱子里一次只拿出一只杯子或一只盘子来。我们说他手脚太慢,有一天,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裹在一块花桌布里一股脑儿兜了来,一边想象着我们会怎样惊叹他的聪明,一边自顾自地轻声笑着。

在返回喀什噶尔的路上,我们头一处营地扎在伊萨克布拉克,那是高高藏在山里的一个僻静的小山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热泉」。向导找不到路,我们只好穿过一连串陡峭的冲沟,马在一碰就塌的沟岸上爬上爬下。最后我们来到一处山坳,里面有一条橙黄色的溪流,水源是从山坡上喷涌而出的硫磺温泉,水温有华氏一百五十度。我和哥哥攀到水源处,我小心翼翼地把一根手指伸进其中一眼泉里。两眼泉水从光秃秃的岩石里迸出来,注入下面一个大水池,害风湿病的人常来这里,整天坐在热水里泡着。萨土尔给我提来一桶差不多滚烫的水洗澡,一边往里倒一边咯咯直笑,这种省事省力的天然奇观,在他看来实在好笑得很。

伊萨克布拉克是个天涯海角般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营地后面,一条长长的曲折峡谷一直通到群山的腹地。我们拐过一个又一个弯,我盼着能碰上什么野兽,可唯一的活物只是一只鹰,它俯冲得那么低,几乎擦着了我的帽子。我们这一路上见到的鸟都出奇地不怕人。戴胜和红嘴山鸦飞得很近,仿佛要来打量我们;漂亮的黄鹡鸰见我们走过只是往旁边跳一跳;欢快的漠百灵几乎让我们踩到身上;鸽子和石鸡也不大怕枪。

在苏巴什歇脚时,我头一回骑了牦牛,当地人叫「库塔斯」。我早先看过这些家伙顶着吓人的犄角,在牧场上笨手笨脚地走动,也笑过它们的小牛犊玩耍时那副笨拙的蹦跳样,可我并不想和它们再亲近些。不料一天早上,我们望着慕士塔格山那巍峨的山体,我哥哥提议去走一走,看能不能到达挂在它雄伟山坡上的一条冰川,于是我们就骑着牦牛出发了。牦牛没有笼头,只有一根绳子穿过鼻软骨,对老手来说这就够了,生手却得有人牵着走。我跨坐在一副前桥高高翘起的中国鞍子上,发觉库塔斯走起来虽然慢,却很舒服,不久我们就在没有任何路径的山腰上一步步往上爬了。给我牵牦牛的柯尔克孜人长相丑陋,脾气却好,穿一件红、蓝、黑、黄条纹的棉袍,脚蹬红皮长马靴,丝绒帽子里外都镶着毛皮,腰上缠一块布,里面揣着刀子和各种零碎,其中有一大块土馕。「我不懂波斯语。」他用波斯语对我说。我答道:「我不会讲突厥语。」不过尽管语言不通,我们彼此倒十分明白,牦牛往后赖、扯着鼻绳不肯走的时候,我也尽了我那份力气催它。要到冰川得爬很长一段陡坡,等我们下了牦牛,在那厚得惊人的冰帘子底下乱堆着的大石头上磕磕绊绊往前走时,牦牛一头头都在喘粗气、哼哼、磨牙。高海拔叫我喘不过气来,连那些吃苦耐劳的柯尔克孜人也抱怨头痛欲裂。一条黄色大狗,想必是看守着在下面稀疏草场上吃草的哪一群羊的,忽然冒了出来,发出极其凄厉的嚎叫。柯尔克孜人从来不敢深入慕士塔格山的险要之地,他们相信这座「冰山之父」上有仙女出没,有白得不似凡间的骆驼,还有鼓声,这鼓声也许就是雪崩的轰鸣。来到这座大山的山坡上,真叫人心潮激荡。尽管斯坦因努力过,它的峰顶至今还没有人登上去过。我们从这个好位置眺望群山的壮丽全景,看得如痴如醉。下山的坡很陡,我们又骑上了牦牛,我哥哥领头沿着山腰走去。可我的向导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叫我惊恐万分的是,我们竟顺着一道在我看来简直是笔直的悬崖往下走。抗议毫无用处,他充耳不闻。我只好把脚死死蹬在马镫里,身子尽量往后仰,紧紧抓住鞍桥,觉得随时都可能从牦牛头上被甩出去。说实话,我的库塔斯一溜一溜地滑下山去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每当我以为它就要一头栽下去、连我一起摔个粉身碎骨时,它总能稳住身子。我对这坐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更锦上添花的是,我们沿着冰川融水的溪流走,两岸堆满了大石头,它在石头中间择路而行,一步也没有走错。野大黄长得十分茂盛,我叫我的小厮去采了些来,因为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尝过新鲜水果或蔬菜了。我在喀什噶尔买的俄国果酱都发了酵,一开瓶就像炸弹似的爆开来,倒是达乌德做的杏子酱,经过长途跋涉却一点也没坏。

我们从慕士塔格山的山腰上看到的景色已经极为壮观,可是比起在小喀拉库勒湖岸边所见,就又算不得什么了。这个湖就躺在这位帕米尔巨人的脚下。北边,那道把我们和喀什噶尔隔开的大山屏障,在这里显出了它的全部雄姿。我们从前在总领事馆的屋顶上难得望见它一回,总当它是一幅迷人的幻景。「冰山之父」和它的对手——当地人管它叫公格尔——从湖边拔地而起,后面群峰重叠,个个都是高贵的锯齿状,裹着终年不化的积雪。它们是世界屋脊的守护者,那些高傲的、处女般的峰顶,至今还没有探险家的足迹踏上去过,对于感受过那「不可企及之境」的诱惑的人,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我们这趟行程快要结束了。要离开这高原上的自在生活,把毡房换成房子,我心里很是惆怅,而且我也已经喜欢上了这些友善的柯尔克孜人。他们极疼爱自己的孩子。在一处营地,伯克把他的小女儿领来见我,我这位小客人用她那把粗糙的自制萨塔尔琴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手指灵巧得惊人。说真的,她会的曲子太多了,我生怕这场演奏永远也完不了,于是拿出一串珊瑚给她看,她立刻停了下来,欢喜得满脸放光。看她把那串饰物举给她那得意的父亲看,又凑在他耳边悄声请他代她道谢,最后才对着送礼的人羞涩地笑着把项链戴上,那模样真是可爱。我还记得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壮实男孩,他是一位伯克夫人的儿子。人家告诉我,这位夫人实际上统治着整个部落。她十分和气,又很健谈,带着儿子来拜访我,送来的礼物是几块脏兮兮的奶酪、一皮囊哈喇了的油脂和一条织出来的毯子。那天是斋月的第五天,她连声说可惜,因为斋戒,不能尝尝我的茶和饼干。可是库利却把样样东西都吃了个够,喝茶喝得呼噜呼噜响,还兴奋地挥舞着茶匙,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弄不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第二天,我看见他正起劲地参加「叼羊」,腰上系着我送给他母亲的一块绿丝手帕。这场比赛是他父亲为了向我哥哥致敬而举办的,我们离开他们的营地前往新的歇脚处时,骑手们一路陪着我们。

比赛以一阵狂野的吼叫开场,骑手们横冲直撞,不顾一切,尽管贾法尔·巴依和我们的柯尔克孜向导不停地大声警告,我们还是真有被马撞倒的危险。叫我们好笑的是,达乌德也加了进去,硬逼着他那匹不情不愿的小马跑起来。可羊躺在地上时,他没法从马鞍上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于是被萨土尔和我们那些没那么大志向的随从好一阵嘲笑。比赛最后在布伦口湖岸边结束。这个湖被近旁山上冲下来的沙子淤塞得厉害,我们穿过去的时候,发现它几乎成了干地,湖底只有几条浅浅的水流蜿蜒其间。那时已近七月底,我们的马被牛虻折磨得够呛,我们只好在地面不太崎岖的地方就放马小跑,尽量躲开它们。营地的草丛里满是蚊子,我们一走过,它们就成群飞起,贪婪地叮在我们身上。好在它们叮得不重,而且这一路上我们也只碰上这一回,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离开布伦口湖之后,我们可以说是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昆提格马斯,在那里停了两天,为的是等候斯坦因,他正要前往俄属帕米尔和波斯。

我们没法走盖孜峡谷回喀什噶尔,因为这时河水正当汛期,根本过不去,所以我们翻越了难走的乌鲁格阿特山口。这个山口只在夏天通行,就是最好的时候,牲口走起来也很危险。一条长长的乱石山谷领着我们经过一些巨大的冰川,冰川被掏成了冰洞,洞口挂着一圈冰钟乳,两边的山似乎越逼越近,越来越森然可怖。说实话,到了山口脚下,看见一道道之字形的小路隐隐约约地画在一面在我看来简直是悬崖峭壁的山壁上,我几乎吓得没了胆子。这种地方骑马是绝对过不去的,好在牦牛已经备好了,我满怀感激地骑了上去,心里还感激地记着那头驮我上慕士塔格山腰的长毛公牦牛。

可是我这才懂得,牦牛和牦牛可大不一样。分给我和哥哥的那两头,对这份差事极不情愿,我看看前面的路,也就不奇怪了。它们一再撂挑子,不肯往前走,最讨厌的是,它们会倒退着下了小路,在长长的流石坡上险象环生地往下滑。扯它们的鼻绳,它们好像全不在乎。我紧紧抓住鞍子的前桥,使劲捶打坐骑毛茸茸的两肋,可它只有自己高兴了才回到路上来。我替哥哥捏了一把汗,因为他的鞍子绑带断了两次,要不是他及时发觉自己已经坐到了牦牛的尾巴上,而不是背中间,他早就从悬崖上翻下去了。他把猎鞭的皮绳拴在他那头库塔斯分叉的犄角上,这才没出事。为了帮帮忙,我们俩都学柯尔克孜人吆喝牲口的叫声:「哈尔宾!哈尔宾!哈尔宾!哈!」这些柯尔克孜人也被高海拔折腾得够呛,隔一会儿就停下来歇歇,双手抱着头,原来是犯了高山病——山口有一万六千多英尺高——有个可怜的男孩刚往上爬不久就躺倒在地,大声哭着,说什么也不肯再走了。他们时不时停下来,吃些黄色的方块硬馕和干李子。牦牛一路都在喘粗气、磨牙,不像平时那样心满意足地只哼一声。快到山口顶上时,小路在乱石和峭壁之间穿行,我把脚从马镫里抽出来,抵在坐骑的脖子上,因为牦牛有个讨厌的习惯,路上不管碰到什么障碍物都要紧贴着蹭过去,我们的行李就因此总是吃足了苦头。我前面是一匹柯尔克孜小马,一路都被人牵着走在队伍最前头,忽然这匹马失了脚,直直朝后倒下来,正撞在我的坐骑身上,连它的主人也被一起拖了下来。我要是骑着马,非出事不可,幸亏牦牛好像没有神经,我那头稳稳站住,十分了不起地挺住了这一撞。

到了山口顶上的平地,下了牦牛,看着柯尔克孜人跪在一个插满挂着布条的木杆的大石堆前祈祷,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回过头去,想好好欣赏一下填满山谷的巨大冰川,和远远高耸在我们头上的群峰,可是突然之间头痛欲裂,又恶心又发晕,这才明白自己大概是尝到了常在书上读到的高山病的滋味。我觉得只要能离开我们站着的这块高地,很快就会好起来,于是一个壮实的当地人扶着我顺着流动的碎石陡路往下走,直到我哥哥怕我会一下子晕过去,叫他停下来。有人从保温瓶里倒出热茶,我平躺了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也是由一个仆人扶着下山的,我问他是不是也犯了高山病。他解释说,他只是在等那服鸦片药劲儿过去,那药是他为了防高山病才吃的。可是在我看来,这药简直比病还糟糕。

虽然我们已经翻过了山口本身,麻烦却还没有完,因为接下来还得在又陡又窄的小路上骑两个钟头左右,路上满是会滑动的碎石,小马只要踩错一步,就会把我们甩进下面咆哮的黄色河水里,送到另一个世界去。最后,一段要命的陡坡把我们带到了这条河的岸边。我们涉水过河,来到一簇毡房跟前,在那里过夜,并清点了一下伤亡。达乌德和我们的一个马夫都瘸得厉害;那匹栗色马摔了一跤,扭伤了;所有的牲口经过这番折腾,都累得急需休息。

所以第二天的路程很短,却很不舒服,因为路是沿着一条干涸河道的乱石河床走的,这种干河道在中国突厥斯坦随处可见。我们越往下走,山谷越宽,空气也越来越温和,最后终于看到了好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批树木。柳树、冷杉和杨树攀附在山坡上,从一片片茂密的灌木丛里长出来:有开着粉红穗状花的红柳,有挂着猩红和橙黄浆果的小檗,还有芬芳的刺柏;野蔷薇正在开花,燕子和一种翅膀底下是深红色的褐色小鸟飞来飞去,啁啾不停。

驮行李的牦牛这时换成了骆驼。我们的驼队到了营地,一头母骆驼凄凄惨惨的叫声响了一整夜,听得我心里难受。原来它的小骆驼在路上跟不上,就留在路边托几个柯尔克孜人照看了,等这位伤心的母亲回程时再和它团聚。母骆驼非常依恋自己的幼崽,人家告诉我,要是把小骆驼从它身边夺走,它至少要哀哀悲啼三个月。可见一般人以为骆驼是一种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动物,实在是大错特错。

七月底,我们终于走出了山区,骑马走了约莫三十英里进入平原,到了乌帕尔,这是我们回到喀什噶尔之前的最后一站。这段路先是沿着乱石河床往下走,山谷越来越宽,山越来越低,到后来左手边的山完全消失了,右手边的山则以一道陡峭的悬崖收尾,悬崖下面就是一片闪着光的大平原。平原上蜿蜒的银色细线是一条条河流,平原那边,我们又望见了天山的雪峰,以及明尧勒后面那些锯齿状的、如画一般的山峰,近处的矮山泛着粉红和琥珀、赭黄和淡紫的颜色,在清晨的阳光里宛如仙境。

我们运气好,那天阴云密布,像是要下雨,不然的话,一下子从山上下到夏日的炎热里,恐怕会有些吃不消。到了乌帕尔,四周尽是树木和灌溉的田地,看到金黄的小麦和大麦等着开镰,玉米和小米随风起伏,胡麻正在开花,棉花也开了花,一年能收六茬的苜蓿正长着其中的一茬,一片片绿得耀眼,真叫人心旷神怡。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喀什噶尔。虽然我很喜欢这一路上的种种经历,可总领事馆的舒适洁净还是让我们俩都觉得格外亲切,园子里种得满满当当的番茄、花椰菜、卷心菜、茄子、黄瓜、南瓜和胡萝卜也是一样。我们回来正赶上丰收的季节:杏子和头一茬无花果虽然已经过了,甜瓜却正当时令,有白瓤的、黄瓤的、绿瓤的、粉瓤的;小个的桃子和油桃也熟了,晚些时候还有大个的品种接上来;各种滋味的上好葡萄也差不多要熟了。对仆人们来说,回来的日子可就没那么舒服了,因为我们到家时正赶上伊斯兰教的大斋月过了一半,前一半他们因为在旅途中,算是躲过去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们都有气无力、疲惫不堪,我们虽然尽量体谅他们,可是一想到他们滴水粒米不能沾,我却一日三餐吃得好好的,达乌德还得给我们做饭,萨土尔还得看着我们吃,我就觉得惭愧。当然,斋戒在炎热的天气里比在寒冷的冬天更难熬,可是一年里不管什么时候,整整一个阴历月从黎明到日落一口东西也不吃,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那座梯田式花园下面有一片甜瓜地,瓜农们在地里用带叶的树枝搭了棚子,整夜唱歌奏乐,鼓声、笛声、风笛声闹成一片,实在不大利于我们安睡。苍蝇也成了祸害。我想尽办法对付它们,把厨房和食物储藏室的门窗弄得几乎飞不进苍蝇,又发现把石炭酸洒在烧热的铲子上,那刺鼻的烟能把苍蝇熏晕,然后就可以扫掉。可是不出所料,由于东方人的惰性,加上他们天生不会把门关好,我无论怎么做都不真正管用。

从高原下来,华氏九十八度的气温起初让我们有些受不了,不过我们常骑马到城外的园子里去,在那里喝茶吃水果,主人还端上一盘盘开心果,倒也十分愉快。这种果子的壳通常一头是裂开的,博林先生引过一句突厥语俗话,大意是「笑着的人就像一颗开了口的开心果」。每座园子里都有一个铺着毛毡或地毯的土台子,本地人就躺在上面;有时没有土台子,就摆一张腿很短的长方形大木桌。出去游玩时,萨土尔坐着马车跟在后面,替我们带着茶具。我们听说,城里人都以为我们一定非常器重他,才让他风风光光地坐车,我们自己却只是骑马。

这里的玉米通常是那种穗头很大、却不结「棒子」的品种。告诉我们的人说,孩子和狗都偷那还嫩着、满是奶浆的玉米棒子吃,偷得厉害,种了简直不值得。玉米是最后收割的庄稼,有个故事说,有一年魔鬼和一个农夫订了约,农夫要把地面以上的东西统统交给魔王陛下。狡猾的农夫于是种了胡萝卜。失望的魔鬼便讲定第二年他要分地面以下的一切,于是农夫种了小麦。这下撒旦在第三年开头要求,所种庄稼的顶梢和根都归他。可农夫又一次智胜了他,种上玉米,把长在秆子半中间的棒子全收了去。

道路两旁,在高高的高粱中间,处处夹杂着扇子似的大麻叶,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中国人禁止种这种植物,因为大麻膏对吸食者的害处比鸦片还大。可是喀什噶尔人似乎不大理会这道禁令,他们从花上落到叶子上的花粉里提炼这种致命的毒品。这里种了很多亚麻,但只是为了榨取亚麻籽的油,博林先生拿亚麻纤维织的麻布给本地人看,他们大为惊奇,甚至不肯相信。榨油用的是一个由马拉着转的轮子,地方十分窄小,可怜的马一圈一圈地转,转得头晕眼花,就给它蒙上眼睛,到头来它往往真的瞎了。有一回,一个聪明的亚美尼亚人运来一台榨油的机器,可阿訇们说这样榨出的油不洁净,谁也不敢买他的油,那人就此破了产。阿訇们多多少少还充当着维持秩序的角色。我们听说,那年夏天为了灌溉用水打了一架——在东方,这是最容易引起纷争的根源——结果有好几个城里人受了伤。教士们急于防止这种丑事再次发生,便挨家挨户走遍了全城,把所有刀子的刀尖都折断了,这种制止争吵的办法倒是别出心裁。

见惯了身强力壮、脸色红润的柯尔克孜人,再看喀什噶尔人,就觉得他们面色苍白、营养不良,听说他们一生病就很快送了命,我也不觉得奇怪。当然,他们这时都还受着斋月的影响,可他们平常吃的是掺了面粉的稀汤和一堆堆煮面条,这也不可能有多少营养。到了八月十二日,斋月终于结束,我们的全体仆役都到总领事馆附设的小清真寺里做了礼拜,我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可怜的贾法尔·巴依看上去又老又憔悴,他告诉我,渴了却不能喝水,那滋味真是可怕的折磨。他和别的仆人穿着新衣服,至少也是干净衣服,前来向我们行礼致意,为了表示欢喜,他们一整天都敲着一面小手鼓。城里人穿着新衣,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我记得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穿着黄绸衣,戴一顶金线绣花的深红小圆帽;另一个穿着品红夹绿花的长布袍,两手各捧着一个大甜瓜,一顶绿帽子歪戴在头上,眼睛直望着我们。许多人喜欢把品红和猩红配在一起,衬着绿树和庄稼,显得十分相宜,他们这样喜爱色彩,使我们每天的骑马出游增添了许多情趣。

下面是斋月里孩子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别人替我翻译的,那支迷人的曲调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不去。不过我觉得那段合唱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每年的斋戒压在穷人身上格外沉重,他们不得不干活谋生,不能像富人那样白天整日睡觉,夜里整夜吃喝。

一

这三十天的斋戒是我们的客人,

不守斋的人都是畜生。

合唱

斋月,美好的斋月!

神圣而受欢迎的斋月,是众月之王!

二

我来到你家门前,歌唱斋月的赞美,

愿真主慈悲,赐你一个儿子,好装点你的摇篮。

合唱同前

三

我歌唱斋月的赞美,永远不会厌倦,

你不给我七个馕,我就不走。

合唱同前

四

斋月的第十夜,命运为世人拈阄,

所以在定命之夜的前夕,千万别忘了施舍穷人。

合唱同前

第九章古城叶尔羌

维吾尔人脸型狭长,鼻梁端正,胡须浓密……

这些事实表明,今日的叶尔羌人并不像柯尔克孜人那样是纯粹的鞑靼人……倒不如说是鞑靼化了的雅利安人,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

——罗伯特·肖《高地鞑靼、叶尔羌与喀什噶尔游记》

九月初,我们踏上了以和田为目的地的旅程。说是旅行,其实就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从一片绿洲走到另一片绿洲。这片大漠可以看作浩瀚戈壁向西的延伸,戈壁往东绵延一千多英里,真是一片荒凉至极、令人生厌的不毛之地。

我们骑马出喀什噶尔的时候,大地正是一派金秋。我们先沿着通往新城的那条绿荫夹道的宽阔大路走,两英里后拐个弯,过了那座气派不凡的卡尔梅克桥。河岸上人们正在割稻子,割下来就用石碾子脱粒,牛和驴拉着碾子,绕着堆起的稻穗一圈又一圈地转;漂亮的小米正在泛黄,甜瓜、南瓜、葫芦的大叶子渐渐枯萎,只有苜蓿还绿得鲜亮。

贾法尔·巴依和胡马雍骑马跟在我们后面,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和那位医生各有自己的随从护送,萨土尔带着午餐和茶具箱,坐一辆蓝篷的马帕车,一路倒也跟得不错。帐篷和行李装上了带篷的大轱辘车,每辆起先用三匹小马拉,后来换成五匹,达乌德就在其中一辆车里找了个座位。这种车的轮子极高,车辕里只套一匹马,其余几匹套在前头,从旁边斜着拉。赶车的一路不停地冲马吆喝「呜——啊!呜——啊!」可我留意到,骑马的人催坐骑却喊「出!出!」要不是靠着这句灵验的咒语,我的小马我是怎么也赶不动的,鞭子对它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一带赶驴用的是一种古怪的声音,让我想起晕船时的某种症状;赶绵羊山羊呢,则是一连串尖利的口哨。

在东方,旅人喜欢依附有身份的人的驼队同行,一来图个保护,二来在当地人面前也有面子。在中国突厥斯坦,拦路抢劫几乎闻所未闻,所以加入我们队伍的人图的是后一样。其中普尼亚尔土王的御马官和他的马夫两个人很是惹眼,骑起马来总像是在向想买马的人卖弄他们那几匹精悍小马的好处。他们是来替主子物色两匹巴达赫尚种公马的,一路上眼睛总钉在我哥哥和我骑的那匹漂亮的灰马和那匹栗色马上。每到一座城镇歇脚,他们就去找马,有一两回还真买下了,可又嫌不合用,赶在三天期限之内退了回去——按规矩,三天之内买卖双方都有权反悔。他们终究没找到中意的,所以等我们回到喀什噶尔,他们就买下了我们的巴达赫尚马。我们很高兴,那两匹驮着我们走了那么远、给了我们那么多乐趣的马,落到了爱马的人手里,他们待马的法子比喀什噶尔人开明得多。

同行的另一位有趣人物,是奇特拉尔梅赫塔尔的总鹰师,他正在寻访一对白鹰。这种鸟极其罕见,到底算不算一个独立的种类都很难说,据说伊犁一带有出产;可我们这位旅伴听说喀什噶尔有人出售过一只,和田又有一只,而我们正要去和田,他便打定主意跟我们同行。说实话,他是个胆小的人,丝毫没有真正的旅行家必备的那份冒险精神,而且一句突厥语也不会。他在喀什噶尔没找到白鹰,大概也不指望在和田能找到,我猜他加入我们的驼队,是想学点儿突厥语,好多少为日后更远的伊犁之行做些准备。

我们去帕米尔、住在塔什库尔干的时候,听说谷里弄到了一对白隼,要献给阿迦汗。不巧其中一只死了,可色勒库尔人不肯就此作罢,把死的那只做成标本,连同活着的那只一起献给了他们的教主。

对白隼的这份喜爱由来已久。十字军的史书里就提到,法兰西的腓力国王有一只白隼,他对它十分宠爱。据编年史记载:「国王非常喜爱这只鸟,鸟儿也同样喜爱国王。」可有一天它飞出去很远,落到了萨拉森人的地界,萨拉森人扣住不还,直到腓力付了一大笔赎金才把它要回来。

又加入我们的,还有一个装着木腿的印度商人。他会说几句英语,向我们行军礼致意,他上马下马那份利落劲儿让我佩服不已。乔叟要是能复活,见了我们这支成分如此混杂的驼队一定会高兴得很。雅利安人种和蒙古人种之间的种种过渡,在这支队伍里应有尽有,我怎么看也看不厌。比如有个从吉尔吉特来的小伙子,面容和四肢就像埃尔金石雕上那些不朽的骑手,骑一匹高大的灰马,也是那样从容自如,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亚历山大和他在亚洲建立的那些希腊殖民地。

我们正式歇脚的第一站是英吉沙城。这里其实就是喀什噶尔绿洲的延续,耕地只是时不时被一条条盐碱荒地和窄窄的沙丘带隔断。居民一直把地种到沙漠边上,不少地方把土坯村落建得紧挨着沙丘,一旦刮起猛烈的沙暴,就有被吞没的危险。我们一路走的整条道上都立着「炮台」,这是中国的里程碑,每隔两英里又四分之一立一座。炮台是土坯砌的,样子和国际象棋里的城堡差不多,高十五英尺左右。凡是靠近驿站或城镇入口的炮台,旁边都有五座小炮台陪着,叫我想起母鸡带着一窝小鸡,这是告诉旅人,歇脚吃喝的地方就在眼前了。我听说这些「里程碑」不光标出了去和田的路,还一路标到北京,那段路要走六个月,这事着实让我感慨。福赛斯使团的记载里说,这条路上立的是高高的木制里程柱,间隔大约五英里,也就是一个「法尔散」,即一个钟头的路程,这个词和波斯用的是同一个。

秋天的天气十分宜人,夜里和清早都凉爽得叫人神清气爽。只要可能,我们中午总要歇上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清晨五点就起床,所以到了十二点我已经很想休息,一直歇到三点。我带了一副头网,好在那些慵懒的钟头里对付苍蝇。我们就在柳树夹岸的灌渠边消磨时光,农民们送来甜瓜、桃子、油桃和葡萄,那葡萄有时足有一英寸半长,味道好极了。柠檬是买不到的,不过我们发现葡萄汁兑水也很解渴。种地的人总是彬彬有礼,我们为他们送来的东西付钱时,他们便笑着说:「真主是仁慈的。」

整个旅途中我差不多是靠水果过活的。我想天热的时候,再没有比一片片上好的甜瓜更解暑的了,我觉得这里的瓜比我在波斯常吃的还要可口。当地人把那种深绿色的大西瓜叫作「塔乌斯」,也就是「孔雀」,它鲜红的瓜瓤里嵌着黑白两色的瓜子。论解渴,大概要数它最好,可它没有真正的「卡尔布扎」甜瓜那股「香气」。我们走到哪里,都看见农民们大块大块地啃这种甜瓜,他们爱它胜过一切别的水果。成千上万的瓜正在准备冬藏,办法是先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个月,时常翻动,然后搁在冷屋子里的沙子上。当地人整个冬天都吃这种瓜,一直吃到新瓜下来。不过四月里我们刚到喀什噶尔时尝过一只去年的陈瓜,并不怎么欣赏。

英吉沙是座小城,四周围着高墙,是园林和耕地的中心。城边的河从黄土里冲出一道深峡,两岸断裂成一片片如画的悬崖。从城里望出去,慕士塔格山一带的雪峰景色壮丽极了。我们在一处所谓的花园里扎营,其实那是个果园,果树沿着灌渠栽种,园子中央有一座很大的水泥台子,台上是一座「榭房」,也就是中国式的园亭。亭子是方的,木头屋顶彩绘得十分好看,四面敞开,一部分挂着帘子。整个旅途中,每到一处歇脚,我们通常把正房留给仆人,自己白天整天待在榭房里,夜里睡帐篷。这些园子有个缺点,就是水引来了成群的蚊子。好在我们睡在蚊帐里,躲过了疟疾,而那些瑞典传教士却染上了这病,他们在英吉沙有一座整洁的院落。自从有一回在帐篷里发现一只蝎子偎在我那件粗呢外套的领子上,我就时时提防着蝎子。

我们在英吉沙只停了一天,让驼队歇歇脚,可我哥哥借了几匹生力马,去拜谒西南方约八英里外的阿格里苏麻扎。一片阴森森的老杨树丛长在一道陡崖脚下,让他想起希腊神庙外的圣林。崖壁上凿出了台阶,好让朝圣者攀上去,到那座供奉阿塔乌勒·瓦利谢赫和他儿子卡西姆的圆顶小麻扎。我哥哥此去,是想看一块刻着字的石头,直径三英尺半左右,当地人对它极为崇敬。可他认不出上面的铭文,只好给石头拍了照,又去看了一处古城遗址,当地人给那地方起了个长长的名字,叫贾姆伊塔哈伊阿格里苏,然后回了营地。

第二天我们穿过一片广阔的沼泽平原,上面长满了枯芦苇,叫我吃惊的是,竟有一群群瘦牛在那里啃草。壮丽的群山被一层尘幕遮住了。我们到达叶尔羌绿洲边上的营地时,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沙子卷成团团烟云,我们给迷得睁不开眼,直到仆人们好不容易把帐篷支了起来。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这几乎是我们四月到喀什噶尔以来遇上的头一场雨,因为在帕米尔我们只碰上过雪,或是来去匆匆的阵雨。这场雨把空气洗得清清爽爽,群山也露了出来。我们骑马穿过砾石荒漠时,只见山色雄奇,一路上时不时碰见阿古柏修的驿站。在其中一处,几个来自叶尔羌的印度商人,都是英国臣民,请我们喝茶,吃鸡蛋、甜食和水果;可我们不敢多待,因为他们说另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当晚我们在树林间扎营,有几个人带来一只大角鸮给我们看。那是一只漂亮的鸟,浅黄的羽毛上带着深色斑纹,腿上拴着一根绳子。我哥哥给了捉鸟的人一些钱,叫他们把它放了。看着它扇动巨大的翅膀,飞到一棵高高的突厥斯坦榆树上去躲着,我满心欢喜,但愿它能在那里安然栖息。

我们常常看见这一带驯来打猎的大金雕。它们能捕杀羚羊、野兔和狐狸。我总纳闷,它们的主人胳膊上架着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还能策马狂奔、上马下马。这些大鸟看上去驯顺得出奇,头罩戴着还是摘了,它们似乎都不在乎。捕猎鹰的办法,是拿一只活狐狸拴在绳子上做诱饵;鹰扑上去只顾撕扯猎物,却没发觉绳子正把猎物一点一点往一个坑边拖,猎人就藏在坑里,手里拿着网,等着往鹰身上一罩。可怜的鹰被捉住以后,关进一间暗屋,眼皮被缝上,四周不停地擂鼓,叫它一刻也睡不成,就这样磨掉它的野性。它先是闷闷不乐,什么都不肯吃,后来渐渐驯服了,便依恋起那个喂它、带它出猎的人来。

英国总领事在中国突厥斯坦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欢迎。我来讲讲我们进叶尔羌城的情形,这一路上每到一座城镇,情形都大同小异,这一回就算个样板。离城还有好几英里,就不时有一群群英国臣民来迎接,大多是印度商人,他们下马向我哥哥致意,然后骑马跟在我们后面,于是我们的护送队伍越走越壮大。其中有些人骑术实在不怎么样,时不时就有人被摔下马来,坐骑撒腿跑了;要不就是拴在路边的马挣脱了缰绳,搅得整个行列一阵骚动,我那匹栗色马也兴奋得嘶叫起来,直到跑掉的马被逮住为止,逮马的多半是那几个普尼亚尔人。

老贾法尔·巴依另有一场专门迎接他自己的欢迎。他虽然住在喀什噶尔,在那里也有铺子,却告诉我他的家产大半在叶尔羌,那是早年他拉着驼队在两城之间贩货时置下的。我饶有兴味地看着,有那么多熟人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等我们停下来,到一顶大帐篷里享用照例摆好的鸡、鸡蛋和茶时,老人家的女婿把他的小外孙抱来见他,叫他乐不可支。他搂着孩子亲个不停,然后满脸骄傲地抱来给我看,我给小家伙糖果和饼干,他就在一旁笑眯眯的。

这之后,一大队人马重新上马,又浩浩荡荡往前走,快到城边时,又被俄国代办领着一群俄国臣民拦了下来。他们一大群人站在摆满吃食的桌子旁边,我们的仆人每回都把这些吃食享用得干干净净,他们很奇怪,主人们怎么就不领这接二连三的筵席的情。就在叶尔羌城外,鼓声咚咚,笛声尖啸,塔尔琴吱吱呀呀,奏出的音乐在欧洲人听来简直是受罪,这宣告中国官方的迎接到了。这种仪式我向来是躲开的,所以很高兴瑞典传教会的头儿霍格伯格医生来接我——顺带一提,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就是他设计的。他赶着车送我沿着两旁绿树成荫的大路到了中国新城,又穿过没完没了的巴扎,来到英国代办那座宜人的园宅。

「叶尔羌人全然缺乏干劲和进取心,甚至对生活本身都毫无兴趣。」这是一九〇九年到过这座城的埃瑟顿中尉下的断语。起初我觉得这话说得未免太笼统,可不久我就注意到,叶尔羌人比起活泼爱笑的喀什噶尔人来,实在是无精打采,而原因也不难找。这一带的居民饱受甲状腺肿之苦,而且是最惨的那几种。那位瑞典医生告诉我们,他相信大约百分之五十的人口都患有这种病,在他看来,这病和欧洲的甲状腺肿并不一样,除了碘,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药能治。有一种说法认为,病因是人们习惯喝蓄在涝坝里的死水,因为不巧河离城有一段路;可住在远乡僻野的农民也绝难幸免。许多患者成了痴呆,大脖子病人的孩子也会遗传这种病。马可·波罗就曾这样评说:「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腿脚肿胀,喉咙上挂着大肉囊,这是饮水的某种性质所致。」古代的中国旅行家也提到过这种病。不过我听说,天朝人无论喝的水还是洗用的水一概要烧开,所以从来不染此病;印度商人和旅客看来也不得这病,不过他们要是娶了叶尔羌女人,孩子也可能患上。有人说,凡是喝某一条渠里的水的人,没有一个逃得掉;也有人一口咬定,病根在叶尔羌河那灰色的河水。不管怎么说,这里一半人口的健康都被毁了,老人孩子同样受害,有些不幸的人喉咙上肿得吓人,脑袋只好永远往后仰着。由此还流传出一则笑话:有个人骑马到河边饮马,却只好问邻人马在不在喝水,因为他自己没法低头去看。

除了甲状腺肿和不洗澡招来的种种皮肤病,抽鸦片、抽大麻,再加上生活环境的污秽,也都让这里的人一脸病容。我断定,又脏又多尘土、破败不堪的老叶尔羌,是个最好别住在里面的地方。清真寺和麻扎都年久失修,虽然这里有一大批印度商人,经由世界上最高的商路之一和印度做买卖,整个地方看上去还是比喀什噶尔穷得多。

巴扎里到处堆着雪白的棉花,等着拿去絮垫子、絮被子,或者纺成纱。在街头巷尾,我们常碰见一群群孩子,忙着剥棉桃,或者拿棍子把棉籽敲出来。这里和喀什噶尔一样,羊没有草场可放,所以羊肉又差又老。羊只能在枯了的棉秆上找点吃的,我有时看见一个妇人捧着一把把苜蓿喂她那几只饿得半死的羊,或者让它们从篮子里嚼干玉米叶。走在巴扎狭窄的小巷里只能单骑鱼贯而行,巷子上头搭着玉米叶的凉棚遮挡暑热。孩子和鸡挡在路上;这边拴着一只山羊,或者一头骆驼就卧在人来人往的路当中;那边一匹马用绳子拴在货摊上,对着过往的骑手尥蹶子;还时不时瞥见几处腌臜不堪的院子。不过,为了对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公平起见,我倒要说一句:住在没有洗濯设备的生土坯房里,又没有椅子,人人都得坐在泥地上,换了谁也干净不了。好在那些色彩鲜艳的印花布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显脏。

巴扎里最好的铺子都在印度客栈附近,客栈为了欢迎我哥哥来访,挂起了绸缎。有人告诉我,中国人对来自印度的商人十分体谅,禁止在他们住的地方附近开肉铺,还把写着这条禁令的木牌指给我看,牌子就钉在墙上。有时叶尔羌人把这些告示扯下来,屠户又重新开张,可每逢这种事,印度商人向官府一告状,最后总能如愿。中国人对异族的宗教信仰这样宽容,实在值得称道,他们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统治一个穆斯林民族,这也是原因之一。

巴扎上卖着大量上好的水果,桃子葡萄之类,小贩们挥着马尾掸子赶开成群的苍蝇,光着身子的孩子们捧着大块大块的甜瓜在啃。有人在给马钉掌,铁砧上叮叮当当地打着马蹄铁,旁边又有人把一只只别致的铜壶敲打成形,吵得很。每隔一段路,就会碰见一座清真寺,带着这个省份特有的那种廊柱式的前廊,梁和山花上满是刻花,有点像英国詹姆斯一世时代的风格。那座大清真寺正面原先装饰着蓝白两色的瓷砖,如今掉了差不多一半;城墙也破败得厉害,日落时那几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关上以后,人们还能从好多处豁口进城。

来拜访我哥哥的人当中,有罕萨「图姆」的儿子。一八九一年这位图姆被英国人打败,奈特的《三大帝国交汇之处》一书对此有生动的描写。那时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个孩子,如今他在中国人赐给他祖上的一小块地产上勉强度日,每月还领一笔二两银子的津贴,折合四先令八便士。老图姆萨夫达尔·阿里汗兵败后逃到库车,至今还住在那里,身边只有一两个老仆,靠种菜卖菜过着清苦的日子。世间荣华,就这样转瞬即逝!

我们逗留期间,我有幸招待了一位叶尔羌太太。她由母亲和三个儿子陪着来,穿一件紫色缎袍,额上系一条绣得十分华丽的头带,头带上垂下长长的白色细纱披巾,褶子落得十分优雅。她摘下花边面纱,一张俏丽的脸配着一对大金耳环,越发好看,两条乌黑的长辫一直垂到腰际。我给两位太太和那几个穿着丝绒衣裳的小男孩都拍了照。第二天我去回访,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从前属于阿古柏的园子里,主人还指给我看他当年做礼拜用的那座土台。这一回我对当地的礼节有了一点了解:我送上一件小礼物,女主人客客气气地收下,却放在一边,直到我告辞以后才打开包裹,因为在这里,像欧洲人习惯的那样当面看礼物、夸礼物,是被认为失礼的。我们碰巧谈起蝎子,女主人说她有一回被蝎子蜇了,疼得死去活来,足足受了三天罪。她丈夫说,印度某位圣人的信徒有一种本事,只要朝伤处吹口气,就能把蝎子蜇的疼痛除掉。他自己虽然没亲身试过,却碰见过许多人,都赌咒发誓说靠这个法子当场就好了,这或许和催眠术是一路的。大约三个星期后我们回到叶尔羌,主人请我去参加他小儿子的「剃头礼」宴会,可男人是不许到场的,我身边没有翻译,只好谢绝了。错过了四五十位太太穿戴上最好的衣裳、满身珠宝的场面,我心里着实遗憾。

在叶尔羌期间,我们去看了瑞典传教士在他们宽敞的院子里培养的一小群男孩女孩。孩子们在这里学用突厥语读书写字,学织布、学缝纫。女孩子们做全部的饭菜,烤馕,干家务,漂亮的俄国印花布裙外头系着围裙。男孩子们穿的是自己织的布做的衣裳。霍格伯格夫人希望这些女孩将来能嫁给这些男孩,男孩们正在受训,要学会自食其力。无论如何,她盼着这些姑娘能比中国突厥斯坦一般的少女过得幸福些。这里的姑娘差不多是被父母卖掉的,常常被许给老头子。不错,丈夫是当着证人的面承诺过,万一休妻,要付一笔钱供养妻子的。可是找到这些证人、把他们带到伊玛目面前的责任却落在女人身上,而男人往往能说动证人发誓,说他答应给妻子的钱远比实际许下的少。有钱人家的女儿,父母可以帮她争回应得的那份,可穷人家的女人,在找到新丈夫养活她之前,也许得为了勉强糊口苦苦挣扎。

乡下的日子对女人来说比城里好些,因为她们的婚姻风波少些,也没有各个人口聚居的地方都很盛行的那种临时婚姻。我注意到,叶尔羌的女人蒙面的比喀什噶尔少得多,这是受中国影响更深的缘故;可是在这里,在全省各地,她们都不准进那些乡村小清真寺,而这种小清真寺正是这个地方的一大特色。这些礼拜场所通常是某位虔诚的善人出资修建的,他还捐出一块地做基金,这叫作「瓦克夫」,意思是「信托」。管理人委派一位阿訇,这阿訇往往只是村里一个嗓子好的人,不过是召唤信众做礼拜而已。

霍格伯格医生夫妇在波斯传过教,他们说维吾尔人头脑十分迟钝,不爱谈论宗教,在这一点上,和那些头脑敏锐、好辩的波斯人截然不同。波斯人最爱谈玄论道,又是什叶派,不像中国突厥斯坦那些朴拙的逊尼派那样拘守正统、受教士摆布。

不管基督教在中国突厥斯坦是否站稳了脚跟,它所树立的高尚标准总不是全无影响的,霍格伯格医生给我讲的一则轶事就是明证。有一个叶尔羌商人跟几个生意人一道去买无花果,路上朋友们嘲笑他倾向基督教。到了市场上,卖主拿出一筐筐无花果,说每筐装着一百个,可买主们压根儿不信卖主的话,把筐里的果子数了一遍,发现每筐都短了好几个。于是那个商人问同伴们,他们买从欧洲运来的白布或印花布时,可曾发现哪一匹布的码数比布上印的少过。「从来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便指出,这种诚实正是出自基督教公平交易的原则。

第十章穿越沙漠往和田

……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

——《玄奘行记》

叶尔羌是中国突厥斯坦最富庶的绿洲,可这一点,直到我们出了城,看见原野上大片大片的稻子、玉米、小麦和小米铺展开去,才算真正领会到。我得承认,想到要种出这般丰饶的收成需要多少不停歇的劳作,我不得不修正自己先前的看法——我原以为叶尔羌人懒散,至少庄稼人并不是这样。

叶尔羌河离城大约六英里,它的源头不久前才由菲利皮考察队勘定。我们坐宽大的渡船过河,船样子像平底撑船,长约四十英尺。我们先爬过船一头的一道栏板,我们的九匹马跟在后面,一匹接一匹轻巧地踏上船来,一点也不闹腾,紧紧挤在一块木板跟前,那块板子就把我们和它们隔开。萨土尔的马帕车太宽,费了好些周折才在第二条船上安顿妥当,不过所有家当终于都上了船,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一个撑长篙,一个划桨,把我们渡过了河。这条河因为流沙变幻不定,是很危险的。我们的马似乎很享受这番新鲜经历,船慢慢靠近对岸时,有几匹还伸长了脖子去喝水。到了对岸,我原以为会有些麻烦,因为牲口得掉过头来,从上船的那一头下去。不料它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没多久我们便都上了马,蹚过主河道的两条浅浅的支流,又跌跌撞撞地走过一片满是圆卵石的荒凉河滩,那是一条旧河床。再往前就是树林和村庄,还有一群英国侨民等着迎接我们,少不了又是茶、水果和甜食。这番殷勤我却不大领情,因为好几位主人都患着大脖子病,而且是样子最叫人难受的那一种。

我们在波斯坎歇宿,住处安排在一座园子里,园中有一棵极气派的胡桃树。我们的床就摆在那座讨人喜欢的园中小屋外面的台子上。我的房间铺着织机上织出来的、颜色很粗俗的毯子,窗户是镂花的木格窗。

第二天走了二十四英里,一路全是庄稼地,沿着一条两旁种着柳树的宽阔大道,稻田在路两边铺开好几百亩。提孜那甫河清清亮亮地流过多石的河床,和我们先前碰到的那些浑浊河流相比,叫人看着舒心。人家告诉我们,喝这条河水的人从来不得大脖子病。

在这一带,各村的巴扎习惯在不同的日子开市,并且按开市的日子取名。在潘吉尚别,也就是礼拜四的集市上,什么货物都有得卖,因为主麻日,也就是礼拜五,巴扎一律关门,信徒们要去清真寺礼拜。我还听说,和田的恰尔尚别集,也就是礼拜三的集,只卖奶制品。

我们碰上成群结队的人去赶波斯坎的集。乞丐多得不得了,往往全家出动,有时还带着大狗;还有那些云游四方讨生活的托钵修士,模样极惹眼,穿着五颜六色的破布衣裳,戴着糖塔形的尖帽,拿着钵和粗棍,有时也拿葫芦和摇铃。他们显然有意把自己打扮得入画,而他们外表的肮脏正是内里圣洁的标志,据说凭着这份圣洁,他们能驱鬼治病。再往前,我们遇到一些乐师,有的背着塔尔琴,有的拿着像齐特琴的乐器,还有的拿着鼓和笛子;另有几伙汉人扛着赌桌,平添了几分不祥的意味。人群里多半是农家妇女,骑着小马或毛驴,赶着牛羊去集上,有的怀里还抱着鸡。有两三个戴着一种古怪的圆球形帽子,是银线织的布做的,这种帽子我在喀什噶尔只见过一回,当时人家告诉我那是新娘的头饰。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奔波斯坎去了,所以我们往哈尔噶里克去的路上,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子,几乎见不到人影;巴扎上头搭着爬满葡萄藤的架子,架下的小摊不是上了门板,就是空空荡荡,只有卖馕的摊子还开着。屋顶上一箱箱的花,紫菀、凤仙、万寿菊,点缀出几处明亮的颜色,这里那里还晒着一堆堆金黄的玉米。

这一回,印度商人为我们备下的点心是煎肉排和水波蛋,显然他们认为,比起平常的鸡,这样的吃食更配得上一位老爷。等我们对付完了这顿饭,我便留下哥哥去享受俄国侨民的欢迎,自己由贾法尔·巴依陪着,骑马先往住处去。路上碰到中国按办正要去拜会英国总领事。这位大人脸上毫无表情,坐着一辆彩绘得花里胡哨的马帕车,前面一个少年擎着一把极大的品红色绸伞,伞边垂着深深的流苏;他的卫兵穿着古怪的黑色号衣,扛着看上去像是中世纪的长矛和戟。

给我们预备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园子里,园里塞满了蔬菜,还有极大的鸡冠花,形状歪扭,深红色,摸上去像天鹅绒。一道外楼梯通到一圈阳台,阳台围着楼上一间大屋,窗户是装着粗木栅的木窗,那就是女眷的住处——依我看是个叫人十分郁闷的地方,因为屋里终日昏暗,从里面一点也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气味和吵闹却一样不落地钻进来。不过我是睡在阳台上的,这屋子正好给我当梳妆间,哥哥在楼下照例接见英国侨民和中国官员的时候,我也可以躲到里面去。

大约就在这时候,所有的马好像一下子全瘸了。那匹巴达赫尚栗色马和那匹灰马都一瘸一拐起来,我跨骑的那匹可爱的小马把球节割伤得很厉害。卡尔梅克是我们最后买的一匹,倒是好好的,只是慢吞吞的叫人恼火,所以骑起来十分累人。贾法尔·巴依照旧一口咬定,马瘸是因为我哥哥吩咐马到营地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再饮水。后来证明有一匹是钉掌钉坏了才瘸的,其余几匹尽管仍旧照英国规矩喂料饮水,也渐渐好了,他却还是一点也不服气。

我们这就要头一回见识真正的沙漠了,它横在我们和和田绿洲之间。穿越沙漠的前一晚,我们歇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些土坯房被沙子埋了一半,另一些房子四周挖了沟,好把沙子挡在外头。一条灌溉渠在柳树间流过,两边是零星的庄稼地。客栈里挤满了农民,屋里腾不出地方,我们只好在院子里将就安顿。东方人都不愿离开城镇,赶大轱辘车的也一样,虽说每辆车套着五匹马,他们还是到得很晚,所以我们就着月光吃的那顿晚饭简直少得可怜。

早上起来,沙漠在我们面前铺展开去,辽阔无边,起起伏伏。早春时节在加拿大,火车两边的大草原一直伸到天边,曾让我想起沙漠,那片世上最大的麦田看上去是那样无边无际,那样荒芜,毫无生气。可是,两者真是天差地别!塔克拉玛干除非有水来化解它的毒害,否则就要扼杀一切生命;而那大草原的怀抱里,却蕴藏着养活千百万人的粮食。

我们六点钟上路,清早的风正卷起沙子,遮住了天,把一切都放大得古里古怪。每隔一段,就有一座炮台从昏黄里显出来,大得吓人,多半已经坍塌了;一支我以为是骆驼的驼队,走近了原来是一群小毛驴;一个披着飘飘长袍的巨人,变成了一个拄着棍子、带着水葫芦的老实农夫。我们顺着大轱辘车和无数牲口的蹄子踩出来的宽阔车辙走;可我心想,要是刮起一阵大风,把沙子吹过我们的路线,盖住骷髅和往昔驼队留下的别的痕迹,那迷路该是多容易的事。玄奘和马可·波罗那时候还没有炮台,旅人想必常常迷路;那位中国高僧的确告诉我们,他穿越这片沙漠时,只有靠一堆堆白骨,才知道自己走的路对不对。我很有兴味地听说,这一段路素有闹鬼的名声,没有哪个农夫敢夜里独自走。真的,有个印度商人就对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说,就在我们来到之前几天,他和他的仆人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天黑后赶路,那晚并没有月亮,天上却忽然一亮,照出一条宽阔的大路,两边是灌溉渠和树木,路上走着一支大军。看的人从军装上猜那些兵是土耳其人,可是看不清他们的脸。忽然大军不见了,接着来的是一群群牛羊,好像没完没了地从这几个吓坏了的旅人身旁涌过去。玄奘的传记里不止一次提到他在沙漠里见到的幻象,其中有这样一段:「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槊纛之形……」我引这一段,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在七世纪见到的幻象,和那位印度商人及其仆人见到的竟是出奇地相像。快到固玛这片大绿洲时,照例的迎接在沙漠里好几英里外就开始了。我们的东道主阿克萨卡勒的相貌叫我印象很深。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活像一个上等的波斯人,穿一件淡紫色长袍,系一条品红腰带,戴一顶紫色毡帽,帽上有一道宽宽的金边,是从印度买来的。他把我们安顿在他新盖的房子里,房子在巴扎正中,于是成了成群苍蝇出没的地方。房子由几间小屋组成,都朝着一个小院子开门,院里种着灌木和花,可爱的蜂鸟天蛾在上面盘旋;可是房子后面没有出口,我们和仆人们又挨得极近,所以这处显然被奉为固玛审美之极致的宅子,我并不怎么欣赏得来。我们的房间和游廊刷成粉红和淡紫,窗框是鲜绿色,护窗板用蓝色和棕色描了边,正屋的窗户上方还有一幅设色浓艳、贴了金的花卉图案。门口挂着绿色长毛绒、金银线织的布和一块紫绿相间的绣品,椅子蒙着橘黄色和天蓝色的天鹅绒,凑成一派富丽堂皇。我在这里头却觉得有点像个囚犯,因为每当中国按办和别的客人盛装来访,我就得躲进自己的屋子,拉上护窗板,坐在昏暗里。

固玛以造纸出名,我们便去看纸是怎么造的。把桑树皮里层那层淡绿色的内皮放进大铁锅里煮,再舀到宽大的石板上,用木槌捶成浆。然后把纸浆摊在绷着粗布的框子上,摊的时候框子要浸在水里,摊好了竖在露天里晾干,就能从布上揭下一张张粗糙的白纸,大小和一张大页书写纸差不多。这种纸主要用来包东西;要是用来写字,就得拿玻璃把它磨光。

这片绿洲桑树多,所以出产的丝相当可观,不过和田才是这项获利丰厚的行当的中心。养蚕是女人的事。

固玛的土壤沙性太重,居民盖不成通常那种土坯房,只好盖篱笆抹泥的屋子:用木棍搭成架子,里外抹上一层泥,这泥总是一片片往下掉,所以这些住房看上去一点也不结实。我注意到,墓地里的坟头都插着高高的枯树苗,为的是无孔不入的沙子把坟埋住以后,还能认出坟在哪里。

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米赞,也就是秋分,据说这标志着炎热季节的结束,「大地的佳果」差不多都可以收了。棉花正在采摘,绽开的棉桃落在地上;一人高的玉米和小米长得很是好看,正在泛黄。我们尽情享用着鲜美的玉米棒子,先煮熟,再抹上黄油、撒上盐,这吃法是我在加拿大学来的。人家还请我们吃了另一样蔬菜——藕,汉人把它看作美味,却不合我的口味。石榴红得耀眼,各色葡萄正是最好的时候;甜瓜、桃子和油桃则已经过了旺季。

离开固玛的前一晚,我们的仆人和一路上依附我们队伍的各色旅人办了一场联欢。唱了许多歌,唱的人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伴着萨塔尔琴的叮咚、鼓的咚咚和笛子的尖叫。有三个男人跳了一出哑剧舞,一个扮成女人,一个扮成老头,第三个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什么妆也没化。三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绕着圈子转,步子很古怪,胳膊挥个不停,演的是那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年轻的情郎把少妻从老丈夫手里抢走。我躲在帘子后面看戏,觉得自己倒有点像个东方女人了;后来听说,人家认为我是举止端庄的楷模,因为中国人请的宴席我一次也没去,我听了觉得很好笑。

夜里听见汉人更夫敲着两根梆子巡更,叫人睡不安稳。他敲梆子是向城里人表明他在尽心看守,不过我猜他和他的同行都是道格培里那一路的巡丁,真要有什么坏事发生,多半会装作没看见。

离开叶尔羌以后,我们就很少见到戴面纱的了,越往中国内地走,这种穆斯林的习俗就越不流行。可是这里的女人从来没见过或很少见过欧洲人,我们一走近,她们就吓得要命,四散奔逃,用披在头上的长棉布头巾把脸遮住,像兔子一样钻进她们的土屋里不见了。我们骑马穿过那些简陋的巴扎时,我总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这一带有许多公共饭馆,用中国式的彩绘屏风挡住坐在后面的食客,墙上挂着色彩鲜艳的画。饭菜就在大锅里当众烹煮。人家告诉我,开饭馆的都是东干人,也就是信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他们通常都发了财,尤其是在某一个地方,那里的男男女女一日三餐全在外头吃。照例吃饭不用当场付钱,要过六个月,店主才挨家挨户去收账,结果常有贪嘴的人把店里供应的七道菜吃得太过阔绰,只好变卖家产来还债。对穷人来说,燃料确实是一笔大开销,他们只在做饭时才烧火,从不用来取暖;所以这些饭馆只要吃得有节制,本该是省钱的。

这一路上天气大多好极了——早晚清爽,夜里相当冷,只有正午前后热得难受。我觉得自己像是在骑马旅行兼野餐,旅途的辛苦几乎一点也没尝到,给养不成问题,仆人们办事也几乎没出过岔子。夜里我们一般睡在露天,挂着蚊帐;满月横过天空的时候,我常常得用布蒙上眼睛,才挡得住那明晃晃的月光。

在桑吾雅到皮亚勒玛那一程上,沙漠总算露出了一回不和气的脾性。我们早上离开一座中国乡间宅院里舒舒服服的住处时,天气很好,不久就进了沙丘地带,马儿在沙丘上冲上冲下,劲头十足,只是沙子松软,走起来十分吃力。我们拦住一伙赶着毛驴、模样很入画的行人,要给他们拍照,还给了他们钱作为酬劳。他们照我哥哥的指点摆好了自己和牲口的姿势,可是拍完了,他们说原以为要挨枪子儿,因为他们把照相机当成了什么火器!我自然以为这是他们开的玩笑,可是后来我们碰到一伙乞丐,我哥哥给其中几个拍了一张合影,有一个模样粗野的女人牵着一头牛,还有一个戴红皮糖塔尖帽的男人。我注意到,那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牛旁边,双手合在一起,做出哀求的样子;等他拿到赏钱,便一连串地惊叫着说起话来,说他真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这几件事让我窥见了这个民族温顺的性情,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几乎总是受一个又一个外族主子统治。他们是小农和小店主,对自己身边小圈子以外的事几乎毫无兴趣,他们的生活似乎磨灭了进取心和独立精神,所以统治他们的中国人当起差来很轻松。

迎面吹来的晨风起初倒还宜人,可是渐渐变成了狂风,卷起漫天黄沙,太阳和天空都被一片昏黄遮住了。我虽然戴着面纱和蓝色护目镜,沙粒还是抽打着我的脸和眼睛,我们拼命快马加鞭,想赶在情形变得更糟之前到达目的地。马也很激动,和我们一样急着逃出这旋转的沙尘。偏偏那匹灰马挣脱了牵它的人,一溜小跑跑开了,在浓浓的昏黄里,我们差点看不见它,真叫人恼火。两个人尽力去把它拦回来,其余的人在原地等着,我骑的栗色马急着要加入追赶,大声嘶叫,拼命蹦跳。那匹灰马的举动和所有脱缰的马一样惹人生气,绕着我们一圈又一圈地跑,眼看几乎要让人抓住了,又飞奔出一小段,然后再跑回来和别的马调情。最后我哥哥运气好,一把抓住了拖在地上的笼头,于是我们又出发了,跑得比先前还快,一座又一座炮台从叫人睁不开眼的沙尘里显出来,每见一座,我们都暗自庆幸。突然,变化来了,简直像变戏法一样。我们一头冲进一条绿树夹道的小路,两边是玉米地,头顶上的蓝天清清朗朗,似乎一丝尘埃也没有。我回头望了望我们刚刚逃离的那片旋转的黄色地狱,几分钟后,便在一座大园子里如释重负地下了马。园里有灌溉渠,渠水流过,发出轻柔悦耳的潺潺声。我们的帐篷已经在树荫下搭好了,送来的热茶有双重用处:它既能润我们干渴的喉咙,又是洗我们酸痛眼睛的一剂舒缓的药水。

大车是夜里走完这一程的,下午五点钟又要出发,因为马得一口气走两程,大约三十英里,路上找不到水。不过牲口已经歇了十三个钟头,前半段路又好走,我们希望它们能撑下来。我们自己要在大约十四英里外的阿克兰干把这一程打断,在那里歇四个钟头,再走剩下的路;人家告诉我们,那一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大沙丘。于是吃过晚饭,我们七点钟上马,离开这片小绿洲,在满月之下骑马穿过一片寸草不生的砾石荒漠。人家告诉我们,几年前,和田有一位长官沿着这一程每隔一段立了柱子,柱子上挂着灯,没有月亮的夜里就点上。可惜这位造福一方的人,官场中凤毛麟角的人物,没能把自己的账目理清楚,被撤了职,如今正在喀什噶尔的汉城里朝不保夕地苟延度日。

我们当然用不着灯笼,可是尽管有月光,沙漠看上去还是有些阴森。我们的马不习惯夜行,紧张得出奇,突然被几个移动的黑影吓得往旁边一跳,原来是几峰骆驼在啃稀稀拉拉的红柳丛。再往前走一点,它们又被一条大狗吓了一跳,那狗正在吃一头死驴,被我们惊动了;路边这里那里躺着死去的驮畜的白骨,在月光下闪着光。我不怕承认,这一程我可不愿独自骑马走,难怪我们路过的那些赶着驮货毛驴的农夫,总是一大群一大群地结伴而行。

过了一阵,我们来到一座坍塌的炮台跟前,炮台上斜靠着一根粗糙的木柱,人家说这就是哈尔噶里克和和田两个地界的分界。这么说,我们已经进了玉石之国。我们的马已经习惯了这番新鲜经历,在凛冽的夜气里轻快地小跑着,竖起耳朵,每当望见一座废弃的客栈在月光下映出清晰的剪影,就加快脚步;因为它们和我一样,急着要歇一夜。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座,这条路上再没有炮台标记里程,所以我也就没有那种惬意的感觉——每过一座炮台,就知道又走完了两英里又四分之一。我正困得要命,前面忽然像是冒出了一大团黑黢黢的房子。那时快到半夜了,我十分庆幸能下马走进一座用凿过的石头砌成的客栈。客栈的屋子干净得叫人欢喜,原因是这里没有水,几乎没有人在这儿歇脚。可是我一眼看到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一个男人摇着辘轳从井里往上打水;贾法尔·巴依解释说,这水是苦的,马喝了有害。

当地人把这一程后半段说得那么艰难可怕,所以尽管我们大家都累了,却只许睡四个钟头。我好像刚合上眼,萨土尔就把我叫醒了。他拿来一支点着的蜡烛,我就着烛光穿衣服;因为我的屋子没有窗户,门朝着公用的院子开,一只胖鸽子被烛光惊动,从椽子上扑通一声掉下来,有气无力地扑着翅膀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把它放了出去。

清早的空气清冽,我们骑马出发时,惊讶地发现前面好几英里路是一片砾石平原,马和行李车走起来都极顺当。客栈附近,四只大秃鹫正在啄食一峰死骆驼的残骸,这些讨厌的鸟吃得太饱,我们的队伍一走近,它们只能费劲地扑扇着翅膀或一瘸一拐地挪开几英尺;它们一直盯着我们,等我们过去了,又回来接着吃它们被打断的那顿饭。一头垂死的牲口,被这些鸟团团围住,等着时机,甚至还没断气就被它们扑上来撕咬,那该是多么可怕啊!由于刚刮过那场风暴,空气格外清澈,我们难得地看见了昆仑山的山麓。马可·波罗连提都没提这道山脉,大概是因为它出了名地难得露面。

过了一阵,我们骑行在被风吹得弯弯曲曲、带着波纹的低矮沙丘之间,接着翻过一道高高的沙梁,那与其说是沙丘,不如说是一座矮山,就连我们那五匹马拉的大轱辘车,要爬上去想必也很吃力。沙梁顶下面立着两根木柱,表示我们已经到了有名的鸽子麻扎的地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到了这里都得下马,步行走近圣地。就在沙漠中间,有一片墓地,插着许多杆子,杆上挂着飘动的布条和羊皮碎块;近旁有一座小小的清真寺,门窗都是镂花木制的,还有几间矮房子,屋顶上挤满了灰鸽子。传说伊玛目沙克尔·帕夏想用刀剑这种严酷的手段,让这一带信佛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结果在这里和和田的军队交战时阵亡,就葬在这片小墓地里。据说,有两只鸽子从这位殉难圣徒的心口飞了出来,成了我们所见到的这成群圣鸽的祖先。我们的到来在鸽群里引起了一阵骚动,扑啦啦一大片飞起来,翅膀的呼呼声响成一片,有些落在我们队伍里的人撒在地上作供奉的玉米上。

看守麻扎的人穿着蓝色长袍,缠着白头巾,放下手里正在诵读的《古兰经》,带着他穿一身大红衣服的小女儿,急忙迎了上来。我哥哥请他们把他们照管的鸽子引到墓地那边去,他想在那里给鸽子拍照;可惜这些神鸟说什么也不肯被引到那个方向去,任凭撒了满地的谷子,任凭阿訇怎么呼唤,都不理会。它们只是一圈又一圈地盘旋,圈子越转越小,最后落到鸽舍的屋顶上;因为信徒们的供奉已经把它们喂饱了,一个个胖得出奇。有人也许会以为,这些据说每天要吃掉和自己体重一样多的食物的鸟,会对邻近扎瓦绿洲的庄稼构成威胁;幸好它们在家里吃的东西多得很,几乎不离开麻扎附近。它们当然是备受恩宠的;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要是有鹰胆敢来袭击它们,那鹰当场就会掉下来死掉!

我们参观了鸽舍,里面安着用柳条编的扁平的窝,许多窝里都有毛茸茸的黄色雏鸽,墙与墙之间还架着横梁,供鸽子栖息。可以想见,那气味和脏乱让我只朝这座鸽子圣所瞥了一眼就退了出来;可我们的仆人却毫无顾忌,大概觉得待得越久,积下的功德就越多。斯坦因指出,这些鸽子的传说不过是玄奘所记神鼠故事的一个变体。那些神鼠长着金色的毛,玄奘认为这一带的圆锥形沙丘就是它们打洞堆起来的。据那故事说,有一支蛮族大军入侵这个国家,就在这些鼠类堆起的沙丘近旁扎营,和田国王走投无路,便向鼠求救。夜里,一只大鼠在梦中来见他,答应助他得胜。第二天,和田人向敌人发起进攻,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因为老鼠已经把入侵者的马具、铠甲的系带和弓弦都咬断了。从那天起,这些神鼠便受到了极高的尊崇:人们在沙丘中间建了一座庙,在庙里向它们献祭,凡是路过的人都要礼拜,带上供品,不这样做的人就要遭殃。在这些守旧的人心里,传统是很难消亡的,如今鸽子已经取代了佛教传说里老鼠的位置。

离开麻扎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对付人家警告过我们的那些巨大沙丘;可是,我们又一次领教了当地人的说法大多不准确,因为大车难走的地方只有两三处。麻扎所在的那片沙地脚下,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一条宽阔的溪流从中流过,溪上满是水禽,再过去有羊群在吃草。不久,我们就望见了前面扎瓦那些高得出奇的垂柳,最后在村子那边的一座小园子里停了下来。帐篷已经在树下搭好了,大家都很庆幸能好好歇一歇,把自己从头到脚收拾一番,准备第二天进和田城。

第十一章玉之王国和田

买卖的货物里,没有一样比某种透明的大理石块更值钱的了。我们的语言贫乏,通常管它叫碧玉。这种大理石,中国人称之为玉石。〔注一〕

——鄂本笃,公元一六〇三年

(原注:所谓「玉石」,即玉这种石头。)

圣乔治·利特尔代尔夫人有幸成为第一位进入和田城的英国女子,即便算上全欧洲,恐怕也是头一位;而我能紧随她的足迹,做第二个来到这里的人,心里颇为得意。从喀什噶尔到中国突厥斯坦最东头的这座城,我们已经走了三百多英里,而从这里到天朝任何一处要地,中间还隔着几百英里的沙漠。一条宽阔的沙土大道,两旁绿树成荫,一直通到都城,路上只被喀拉喀什河宽阔的石头河床截断了一回。那条河分作三股,我们毫不费力就蹚了过去,因为大部分河水都被引进一条宽渠,拿去浇地了。

英国代办汗·萨希卜巴德鲁丁出来迎接我们。他是位相貌堂堂的老人,穿一件华丽的织锦长袍,缠着雪白的头巾,从他那匹神气十足的马上下来,领我们去享用照例的席面。人家告诉我们,他在城里很有势力。他为人爽快热诚,我当场就对他有了好感。我们一一挨过了其他几处的接风之后,便由他领着,住进他新盖的、装饰得极讲究的园中宅子。这趟旅行里,我们有幸三次住进全新的房子,凡是领教过东方的肮脏邋遢的旅人,都会明白这可是不小的福气。

巴德鲁丁的「花园」,和我见过的所有园子一样,被灌渠切得横七竖八,没有小路,胡乱栽着一大片长得很不像样的果树,挤得密密匝匝,所以他的果园收成很是平常。这类游乐园子里通常见不到花,偶尔能碰上百日草、紫菀和万寿菊;不过在我看来,它们可取之处在于那座榭房。和田的这座露天客厅格外宽敞漂亮,四周挂着细纱帘子,既能遮挡几分,又不碍通风。

榭房周围的树是几百只小鸟的栖身之所。每天傍晚五点左右,它们便成群飞来,随即吵得天翻地覆,我猜是因为大家都想霸占别人心爱的那根小树枝。闹上半个钟头,它们才安顿下来,只偶尔听见几声迷迷糊糊的咕哝,那是这只或那只鸟在睡梦里插一句嘴。

在和田,我很想把我们的黄油罐子添满,可是说出来恐怕没人信:五头母牛齐心协力挤了两天的奶,结果只做出一磅黄油!这些绿洲里没有草场,庄稼收完了,牲口才准许到地里去,平常喂的只是一捆苜蓿,看季节或鲜或干,这么寒碜的伙食,自然出不了多少奶。

我哥哥和在别的城里一样,忙着接待官员、回拜官员、了结案子,有些案子已经搁了好多年。其中有一桩我特别关心,因为可以说我也牵扯了进去。案子是要替一位寡妇讨回公道:她的亲戚想骗走本该归她的产业。有一回我骑马回来,这可怜的老人家在路上拦住我,抓起我的手一遍遍地亲,放声哀哭,叫我听了心酸。后来公道得以伸张,她的产业也归还了,老太太便来向我哥哥道谢,她表达感激的办法是亲吻他骑装的下摆,弄得他窘极了。

我也有自己的客人。巴德鲁丁的三位太太由他的大儿子陪着来拜访我,那位大少爷穿着一身自以为是英国剪裁的西装。正房太太是位漂亮的阿富汗女人,用锑粉把眉毛画得在额前连成一线。她会说波斯语,所以我们谈得很投机。她很有主见,看得出把另外两位太太管得服服帖帖。天虽然热,几位太太却都穿着华贵的丝绒短褂,丝绒帽子的帽檐上镶着金银线的花边,长长的白披巾从头一直罩到脚。我备下的茶点有蛋糕和饼干,她们尝得津津有味,也爱看我们在城里买的古玩,其中几只样子古怪的玉猴子逗得她们笑作一团,一下子就把我和客人之间的生分打破了。所以第二天我去回拜时,觉得跟她们已经很亲熟。我只消穿过我们园子墙上的一扇门,就进了她们的园子。她们住在一座破旧的老房子里,和我们住的那座富丽堂皇的宅子大不一样;我疑心等我们走了,那座宅子就要全归家里的男人们独享了。由于男人外出谋生,这里和喀什噶尔、叶尔羌一样,女人比男人多得多;而且在这里,也像在整个中国突厥斯坦一样,结婚花费极少,因此离婚频繁,妻子的地位也就跟着低了。

不过另一方面,这里的女人和男人自由往来,在巴扎上卖东西,差不多不戴面纱了。也许几百年前和田女子所享有的那份格外的自由,一直传给了她们的后代。据雷慕沙说,中国的著述家一再提到,那里的女子即使有生人在场,也和男子混处,还像男子一样骑马骑骆驼。说来有趣,一千多年前那里的女子就穿长袍长裤、编发辫,和今天一模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用牦牛尾巴的毛把发辫续得又粗又长,辫梢缀着金穗或银穗。

一天早上,巴德鲁丁陪我们骑马出去看额里齐——当地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城。我觉得这里的人和叶尔羌人一样面带病容。大脖子病十分普遍,唉,还看得见许多痴呆的人。身体上和心智上的这两种病,大概都是因为水源不足,水贮在涝坝里,而在东方,这是传播疾病的必然途径。

我们来访的三年前,主要的巴扎有一大片毁于火灾,东道主在那一回丢了好多间铺子;不过这场灾祸倒是因祸得福,原先那些又脏又乱的摊棚,如今换成了整齐的木头货摊,还装着做工精良的护窗板。我们被领去参观几座主要的清真寺和圣墓,建筑上毫无可观之处,外表也都破败不堪。巴扎过去是阿古柏修的生土坯堡垒,如今已经拆毁了。和老的土著城区隔开的,是新的中国城,围着城墙,有一座堡垒俯临其上;四面八方铺展开去的,则是水源充足的绿洲。玉米、大麦、小米、荞麦、稻子、棉花、大麻、葡萄、桃子、甜瓜和桑葚,样样都出产得很多,数不清的灌渠旁栽着白杨和柳树,拿来当柴烧。

和田以丝绸、毡子、棉布、地毯、纸张和玉石闻名,不过现代的丝毯用的是苯胺染料,毫无艺术可言,偶尔能找到几张老毯子,要价又高得离谱。柔克义的《佛陀传》里有一个奇特的传说,讲的是丝绸业怎样传进这个地方。和田有一位国王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公主想教当地人养蚕缫丝,好让她嫁来的这个国家得些好处。她把蚕种带了来,据一种说法,是藏在帽子里的;可是中国的大臣们决意要让中国独占这桩赚钱的买卖,便对那位轻信的国王说,这些无害的蚕虫会变成毒蛇,祸害他的国土。国王一慌,下令烧掉蚕房;可是王后设法救下了一些蚕,后来穿上用这些蚕丝织成的华美衣裳出来见人。她丈夫这才明白自己上了中国人的当,懊悔自己做了蠢事,从此大力扶植这门行业,他的王国也因此大为兴旺。

据说中国自远古就有丝绸,因为史书上记载,大约公元前两万一千六百四十年(原文如此)在位的一位皇帝,他的皇后发明了织机;不过这个秘密守得极严,过了好几百年,丝绸业才在和田和中亚扎下根来。基督纪元之初,生丝真可以说是和黄金等价,我们读到,查士丁尼皇帝独占了这种贵重的料子,还在宫里设了织机。故事说,他劝动了两个波斯僧人冒着性命危险,从中国替他把珍贵的蚕种带了来;因为要是中国人发现了他们大约公元五百五十年带到拜占庭去的那根空心竹杖里藏的是什么,他们就得掉脑袋。人们相信,那些蚕种和欧洲庞大的丝绸业,其实就是从和田这一带来的;直到今天,才有必要再从东方弄些新蚕种来,给许多世纪前穿越沙漠带过去的老种换换血。

去参观和田最大的缫丝坊很有意思。几千只淡黄色的蚕茧在大锅里煮着,这可违背了那位中国公主的吩咐,她说这样做是冒犯天光,来年就要闹蚕荒。大锅旁边蹲着些妇人,灵巧地从每只茧上挑出一根丝头,抽出来,直到可以递给坐在原始纺车旁边的另一些妇人,由她们把丝绕到线轴上。闪亮的丝先从小纺轮绕到大纺轮上,最后挂起来,成了一绞绞厚厚的、颜色像奶油一样诱人的丝束,准备运出去。和欧洲织机织出的丝相比,本地织的丝质地粗,也没有光泽,可是用植物染料染上浓重的颜色之后,却显得华贵得难以形容,有许多运到印度去。

「玉」是汉语里对玉石或软玉的称呼,「于阗」,也就是和田,意思是玉之王国。所以我自然急于尽量多打听些关于这种石头的事。在中国,它比别的任何石头都贵重,甚至被称为「天地之精华」。和田的玉,中国人知道已有两千多年了。雷慕沙指出,早在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就有关于它的记载,这一带的统治者还常常拿它当贡品,献给中国皇帝。

有一位中国作者把君子比作玉,断言两者都有五种相同的美德;另一位谈到这种石头的各种颜色,说它红如鸡冠,黄如蒸栗,等等。还有第三位作者断言玉能发光、能生香;另一些人则谈到它的分量,谈到它怎样可以仿造,又怎样容易染色。

民间相信,玉河分作三股,分别把白玉、黑玉和绿玉从源头的矿里冲下来。往昔,和田国王每年要主持「玉的收获」,也就是百姓开始在河里捞这种宝石的时节。这种美丽的矿石产在穿过片岩或片麻岩的矿脉里,白、灰、绿、黄、黑,几乎各种深浅的颜色都有。直到不久前的革命以前,皇族和朝臣佩戴得极多,还做成镯子和护身符给死人陪葬;一只雕花的玉碗、一座玉屏风或一只玉杯,是皇帝赠送给别国君主的上等礼物。说到这里,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座玉屏风,英国的行家估价三十万英镑。

巴德鲁丁带我们进城去看玉匠们在车床上旋杯子,再用沙子打磨。地上放着几块暗绿色的小圆石,那就是没加工的玉料。人家告诉我,要是它们是白底带绿斑的,每块能卖两三百英镑。白玉之后,最珍贵的是黄玉,再往下是绿玉,最末是黑玉,撒马尔罕那座著名的帖木儿墓就是用黑玉做的。可是,唉,自从革命以后,这种皇家的石头在中国不再时兴,运往北京的买卖实际上已经断了。可以稍稍弥补一下的是,印度有一点销路,买主是英国人;可这一行已经衰落到这个地步,我哥哥和我想买的杯子,连一半都买不到。我们找到的最好的几只,是透明的黑玉,带着苔绿的斑点,对着光看美极了;可这种杯子只买到四只,其余买到的都是一种可爱的暗木樨草绿,那透亮的柔和叫我想起海水。

一天,我们骑马出去看城东几英里外的老玉坑。巴德鲁丁给我们备了马,因为我们自己的马每逢歇脚,总要好好休息一番,那也是它们辛苦挣来的。他和他儿子陪我们穿过绿洲,来到玉龙喀什河,也就是白玉河那宽阔的、满是石头的河床,我们轻易就蹚了过去。然后我们在数不清的园子的高高土墙之间,沿着沙土小路小跑、慢跑。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大片地方,从前是河床,如今成了一连串四周堆着卵石的坑,是几百年来挖玉留下的。大沙漠的沙丘已经蔓延到这片乱石堆的边上,我们查看那些所谓的矿,马在乱石间磕磕绊绊,走得很吃力。那些矿其实是十来英尺深的坑。往昔冲下来的玉块,就埋在离地面这么深的地方,而从矿里采出的玉质地软,成色差。如今很少能找到值钱的东西,凡是好料都直接送到北京去,因为和田的工匠做不了中国人那种出名的雕工。和田的光荣在于它的玉;正是因为中国人极看重这种石头,我们才能从早期的求法僧人和旅行家那里,听到这么多关于这个地方的事。

中国旅行家法显和玄奘分别在五世纪和七世纪到过这里,那时这个王国有许多城镇,如今都埋在沙漠底下了。据这两位求法僧人的记载,绿洲里有一百座佛教寺院。看来和田人信奉佛陀并不一心一意,因为我们听说,九世纪末,佛教徒遭到崇拜鬼神的人的猛烈迫害;不过佛教还是苟延下来,直到最后被伊斯兰教扑灭,伊斯兰教像一股巨浪一样席卷了中国突厥斯坦。

离开额里齐那天,我们绕了个弯,去看约特干遗址,那是一千年前这个地方的都城。老巴德鲁丁领着我们绕着矮墙围起的田地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走了四五英里,宣布我们到了。我们于是下马,顺着一道泥泞的斜坡爬下去,来到一道矮崖脚下的一片耕地上。这道矮崖被一条「亚尔」切开了,所谓亚尔,就是从灌渠里漏出来的水冲出的沟壑,沟的两岸露出点点金子和各种各样的残片。斯坦因正是从考察这处遗址开始他那些著名的发掘的,他指出,要不是这次侥幸的意外,中国史书里屡屡提到的这座城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附近村子的居民马上动手挖宝,淘洗泥土找金子,他们这么一挖,田地降低了好几英尺,因为藏着东西的那一层在地下大约十三英尺深的地方。斯坦因没有发现建筑遗迹,但他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土坯过了几百年就会碎掉;我还想到,也许这里的农民和波斯的庄稼人有同样的习惯,拿废墟的残土给庄稼当肥料。再说,约特干遗址上的田地是浇灌的,水一泡,任何用晒干的土坯盖的房子很快都会瓦解。今天的地面高出古都九到二十英尺,这要归因于灌溉的办法,因为放进田里的水带着大量泥沙。正因为这个缘故,突厥斯坦所有绿洲里的道路都比田地低得多,而坟地不耕种,所以和道路差不多一样高。

巴德鲁丁给我们讲了当地流传的说法:约特干是被一场大洪水毁掉的,城和城里的居民一起被淹没了。不过斯坦因表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虽然他似乎也没有提出别的解释,来说明这座一千年前的重要城市为什么会被废弃。

东道主拿出在当地找到的各种有趣的东西给我们看,最主要的是一只漂亮的陶瓶,两面各有一尊佛像,还有一些小小的陶俑和一只白玉扳指。人家告诉我,中国的弓箭手把这种扳指戴在小指上,免得拉弓时被弓弦割伤。斯坦因买到过一只金子做的小猴子,他说这里至今还能出一点数量不多、却有利可图的金子,形式是金箔,从前大量用来装饰佛教的寺庙和佛像。法显提到过五世纪时这些佛寺和附属寺院的辉煌,雷慕沙则详细记述了那些盛大的礼拜仪式。

离开约特干,我们骑马到了扎瓦,在那里歇了歇,准备夜里穿过沙漠,到阿克兰干客栈去。和蔼的老巴德鲁丁不顾我们一再推辞,坚持要在我们的归途上一直送到这里,直到那天夜里八点半,我们才真心不舍地向他告别。月亮这时是下弦,还没有升起来。我们刚刚辞别的东道主最后还给我们帮了个忙,派他的贴身仆人走在我们一行前头,提着一盏式样古雅的本地小油灯,灯嘴里垂下两根灯芯。他是个再得力不过的掌灯人,因为绿洲的树底下一开始黑得似乎什么也看不透,他把许多小桥和灌渠一一指给我们看,不然在这一片漆黑里,我们的马很可能会出事。那点微弱的灯光好几次似乎要被风吹灭,可它一直撑到我们出了村子。然后我们就交给一个中国差役,由他领我们穿过沙丘。英国代办的这位忠仆这时下了马,吻了吻我哥哥的膝盖作为告别,叫我吃惊的是,他竟然真的哭了;不过我刻薄地想,这份感情多半是冲着赏钱的多少,而不是出于对英国总领事的依恋。

半个钟头以后,月亮在沙漠上投下一片淡淡的微光,我们骑着马缓步而行,跟着那个又高又精瘦的向导的脚印走。他一直走在我们前头,到了沙丘顶上,有时还小跑起来,下沙丘时则大步跳跃而下。我们的马平均每小时肯定走得到四英里,可这位衙役走完到客栈的十英里,连大气都不喘一口,到的时候比我精神多了。我这一天累得很,因为歇了好些日子再动身,总有许多事要料理;而且把到约特干去和回来的路程算在内,我骑了将近四十英里。这本身算不了什么,因为我爱骑马;可是在我平常准备上床睡觉的时辰,偏偏要动身走第二程,这就够受的了。好在沙漠里的空气清新提神,第二天我又觉得和平常一样精神抖擞,真是感激它。

我们沿原路回到叶尔羌,又绕道经过麦盖提,因为我哥哥想看看那一带地方,顺便打几只以肖命名的雉鸡。我们和马又一次被撑船渡过了叶尔羌河的主流,然后得小心翼翼地骑行,顺着踩出来的路走,好躲开危险的流沙;蹚过支流的时候,凡是有木桩露出水面的地方我们都绕开,那是在警告我们,那里有坑洞或是靠不住的沙子。爬上河边的黄土岸,倒让人松了口气,从岸上望去,沙洲风景如画,野鸭和水鸟在上面觅食。我还记得,我们那晚宿营的地方旁边有一块地,摊着晒干的甜瓜,散发出好闻极了的香气。

我们到麦盖提时已是十月中旬。我哥哥原先被许诺有野鸭可打,结果屡屡失望,这时当地人说起四英里外有个湖,水鸟多得不得了,他的希望又活了过来。我想,东方人生来就爱说他们以为能讨上头欢心的话;至少这些庄稼人似乎全不在乎自己说的准不准。比如这一回,那所谓的湖原来只是一小片沼泽,已经被夏天的暑热晒干了,枯萎的芦苇丛里连一只鸟的影子都没有。这真叫人扫兴;不过沙土路穿过一片片宽阔的矮树林带,有个看上去很富足的村子就在其中一片林带外头,我们在那里打听野物,听说林子里雉鸡多得成群。当场就凑起了一队赶鸟的人,我哥哥满怀希望地去了,我则和老贾法尔·巴依、那个独腿的印度商人慢慢骑马往前走,说好再往前两英里左右停下来吃午饭。这时那个印度商人玩起了那套人所共知的把戏,在欧洲人面前吊个诱饵,对我来说,诱饵就是水。他自称每一寸路都熟悉,说近处就有一条清凉的小溪;可是我们骑过了说定的路程好远,我不干了,在树荫底下停下来,吩咐萨土尔和他的马帕车一到就开饭。我刚吃完,打猎的一伙人就慢跑着赶了上来,带来叫人泄气的消息:一只雉鸡也没看见。那真是失望的一天,因为我们骑马进营地的时候,一个仆人跑过来报告,说我们经过的一个湖边野鸭多得很。希望又一次复活,我哥哥又出发了,可是和往常一样,追的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这一天可以说是许多日子的缩影。在麦盖提歇脚期间,我哥哥只打到两三只肖氏雉鸡;有一回他清早五点骑马出去,看那些大猎鹰捕羚羊,也没交上好运,不过猎鹰扑野兔倒是扑中了几回。野物稀少,大概是因为这一带人口比较稠密,耕种得也好,而且许多庄稼人自己就爱打猎,对禁猎期毫无顾忌。

就在村子外头,有个白胡子老头儿迎着我哥哥行了个军礼,原来他以前在一个旁遮普团里当过兵,曾被派到突厥斯坦给达格利什送信。一代人以前,达格利什遇害一事曾经轰动整个中亚。

麦盖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里是刀郎人的家乡。据说他们是柯尔克孜人,大约两百年前,卡尔梅克人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些人很特别:他们是穆斯林,却和自家的女人自由来往,女人们不戴面纱四处走动,在常常通宵达旦的宴会上和男人们一同吃喝、跳舞、唱歌。他们以善唱出名,一天早上,我们有幸听了一场演唱。唱歌的是个高个子白胡子老人,穿一件红色长袍,戴一顶羊皮帽。他敲着一种像手鼓的乐器,把头往上一仰,拖出极长极长的音,然后大口大口地喘气换气,很像德国人在路德宗教堂里唱他们的歌。他的歌似乎尽是反复,他做着吓人的鬼脸,扯开嗓门大喊大叫,所以过了一会儿他嗓子哑了,我一点也不奇怪。他的同伴弹着一把热瓦甫,那是一种很像曼陀林的弦乐器,拨子是一小块木头。成群的村民聚拢来听,听得如痴如醉,鸦雀无声,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这位歌手在这一带远近闻名。

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好心替我翻译了他的两首歌,内容如下:

倘若我自称穆斯林,却不遵守真主的诫命,

当我躺进幽暗的坟墓,怎能逃脱惩罚?

没有一个少女肯听我的吩咐起舞,

她们用眼黛描黑了眉毛,不肯向少年们低头。

第二首是一个害相思病的姑娘的哀歌:

一

啊,我的心上人,你脸色鲜润如苹果,

我把你托付给真主照看,直到我们重逢。

二

啊,但愿我能骑上新钉了掌的白马去阿克苏,

或者看见你,我的爱人,在河边散步。

三

我柔弱如一根芦苇,落在巨人的掌心;

我夜里不能入睡,整天不由得想着你。

四

唉,我的爱人生气离我而去,我怎样才能求他原谅我?

我要把茶摆在他面前,〔注二〕用舞蹈和笑容同他和好。

(原注:献茶是赔罪的表示。)

麦盖提的巴扎是我一路上见过的最穷、最脏的巴扎之一,和这片大绿洲表面上的富庶形成奇特的对照。整天在我们营地周围转悠的居民,确实比中国突厥斯坦一般的村民低一等,不过照我的判断,他们并不该受一位作者那样尖刻的谴责。那位作者说:「这些人处于人类所能想象的最落后的智力状态。论体力和身材,他们大概是世上最可怜的生灵,但他们的社会地位还要可悲……」

离开麦盖提,我们一头扎进沙地,上面长着低矮的红柳丛和胡杨树,学名叫异叶杨,我听说是中国突厥斯坦特有的,样子像是柳树和杨树的杂交。这种树小时候叶子全是羽状的,像柳叶;长大些,上半截长出杨树叶;到完全长成,那种窄窄的柳叶已经落尽,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这时正是十月中旬,满树叶子金灿灿的,鲜亮得像加拿大秋天的树,只是没有那个自治领里枫树和橡树那种火一样的猩红。

我们和行李又得坐一条笨重的渡船再过一次叶尔羌河。那个身强力壮的船夫撑着他那条笨船掉头,非得使出赫拉克勒斯一般的力气不可,所以听说干他这一行的人会因为用力过度得心脏病,我也就不奇怪了。

船夫的妻子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穿一件彩虹条纹的袍子,戴一顶绣金的绿丝绒帽,打扮得很俏,看着她丈夫撑船。人家告诉我,她是刀郎人。她确实给她的部族争了光,她在男人们中间悠然自得地走来走去,跟其中许多人打招呼。她光脚套着套鞋,这种套鞋人人都穿在长筒马靴外面,一对大银耳环更给她添了几分风致。我坐在一块毡子上,旁边一张桌子上堆着葡萄和甜瓜,她借口给水果赶苍蝇,一点点往我身边凑,我朝她笑了笑。她牵着她那漂亮的小儿子,孩子穿着一件红棉袄,戴着皮帽子,实在穿得太热了。一件小礼物打开了她的话匣子,我们一下子熟络起来,她很乐意让我给她照相,我是她见到的第一个欧洲女人。

这时我们背转身,离开了叶尔羌河,由人领着穿过沙土小路,骑过点缀着红柳的荒地,朝一片沙漠地带的沙丘走去,松软的沙子让马走得很吃力。太阳五点半就落下去了,和东方常见的那样,几乎没有黄昏,好在借着渐渐亏缺的月光,我们还看得见路,一步一步往前挨。马疑神疑鬼地喷着鼻子,见了孤零零的红柳丛或是矮小的胡杨树就一惊一乍。最后我们翻上一座沙丘,看见下面有一座废弃的土房子和一汪水的反光,那就是这一程的终点。我觉得这景象有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月光投下奇异的影子,沙漠仿佛在侧耳倾听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叫我想起梅瑞狄斯的诗句:

我与那看不见的世界比邻,

近得只须我一点头,

蒙面的精灵便会

从树间、从花间跃出。

仆人和马匹都绕到那座破败的驿舍后面不见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要是我只身一人,那些凡人肉眼难得一见的东西就会现形。我记得我踱到一棵相当大的胡杨树跟前,他们要在树下给我搭一顶小帐篷,有个东西,也许是只大老鼠,飞快地顺着树皮窜下来,好像一下子就不见了。后来,我哥哥和我顺着路往回走,想听听马帕车来了没有,萨土尔和我们的晚饭都在车上,这时有个东西,大概是只狐狸,无声无息地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个实物,不如说是一道影子。

这里的水是褐色的,又苦,气味难闻得很,我们和牲口都没法解渴。大车来了以后只歇了一会儿,凌晨两点又上路了,我们自己不久也跟着动身,因为急着要给马饮水,更不用说我们自己也渴了。

清早照例吹起的微风变成了大风,卷起漫天的沙子,所以我们拼命往前赶,生怕真的沙暴追上来。这一片沙漠叫作喀拉库姆,也就是黑沙,我猜这名字准是本地人开的什么玩笑,因为这里的沙子分外白。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骑下去,最后到了一座客栈,门前有一槽满满的水,真是谢天谢地。我那匹栗色马急着要喝水,我下马时它竟踢了我的脚踝,想必是嫌我动作太慢。它向来脾气坏,马夫们管它叫「沙伊坦」,也就是撒旦,凡是够得着的人或牲口,它都要耳朵往后一贴去咬;可尽管如此,路上我还是最喜欢骑它,因为我们别的马谁也比不上它那富有弹性的步子和轻快的慢跑。我真庆幸它没有在我们相识之初就踢起人来;因为从那以后,每回我骑它,从鞍上滑下来时它都朝我尥蹶子,为了免得我踢断脚踝,我哥哥只好替我抬起它的一条前腿;所以我只好不得已换了一匹坐骑。

以官方身份旅行有许多好处,运输和给养都方便得很,可是为了迎接我们而修路补桥,这还是头一遭,那就是在麦盖提一带。大路上每隔一段就有一群庄稼人,有的往桥上的许多窟窿里填土,有的在路面塌掉的地方沿着灌渠往地里打一排排木桩。然后用玉米秆、芦苇或红柳枝把这些木桩垫起来,再糊上厚厚的湿泥巴。这种修路的办法在整个中国突厥斯坦都通行,却绝不是什么好办法,因为泥土和填料一掉,木桩的尖头就露出来,马要是跑得快,就危险极了。

总的说来,我们一路上天气好极了,这时却变了。一天夜里狂风大作,帐篷似乎随时都会被掀翻,过后我们便觉出冬天要来了。太阳不见了,大地罩着一层灰色的薄雾,空气里有一股干冷的寒霜。村民们都穿上了红、黑或蓝色的棉长袍,女人的往往是五颜六色的条纹,人人戴着丝绒或呢子的圆顶帽,帽边镶着毛皮或羊皮,看上去又冷又可怜。贾法尔·巴依说的话把我们逗乐了:他指着一处阴凉的地方要我们在那里吃午饭,用的还是他那句老话:「这里可以遮太阳。」虽然他自己刚告诉过我们,眼下正是冬天来临之前刮风暴的季节。

十月二十日是「尔德」,也就是纪念亚伯拉罕献祭以实玛利的节日,《古兰经》里是这样说的,全然不提《圣经》里的以撒。我们的仆人自然巴望着在节前那天傍晚赶到喀什噶尔,因为这个节日既要上清真寺礼拜,也要大摆筵席。

和往常一样,我们又吃了当地人距离观念含混的亏。说好是二十英里的一程,走完就离喀什噶尔不远了,结果拖成了三十英里,至少对我来说,这一程格外沉闷。路是沙土小道,穿过一大片一大片结着盐壳、一踩就碎的土地,偶尔有一个长满芦苇的湖或沼泽,和一条条耕地交替出现。灰色的雾气笼罩在我们周围,村庄和树木要走到跟前才看得见,仿佛把我们关在一个幽灵般的世界里,那世界自有一种叫人说不出的压抑气氛。我觉得我们好像进了梅特林克的一出戏,尽管我的常识拼命抵抗,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还是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结果什么灾祸也没有,只是仆人们没能过上节前那个晚上,因为我哥哥决定,过节也好,不过节也好,这一夜我们都得在一条和克孜勒苏河平行的宽渠边宿营。幸亏他这样决定,因为我们的马全都累坏了,第二天虽然有回家的劲头鼓舞着,从最后一个营地到喀什噶尔那二十英里,它们也几乎走不下来。这趟出游虽然愉快,再住进一座干净结实的房子,受到别尔卡和布朗尼的热烈欢迎,还是叫人十分舒心。看到它们俩都好好的,还有那只关在圆笼子里的可爱的小沙漠百灵也安然无恙,我很欣慰。

和田,连同它的丝绸和玉石,还有沙漠和叶尔羌河,都退到了身后;因为再过大约六个星期,我们就要永远离开喀什噶尔,朝着欧洲、朝着家乡进发了。

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难过,因为我们刚回来那阵子,喀什噶尔笼罩在灰蒙蒙的寒雾里,不见太阳,又冷,喀什噶尔人夏天衣裳上那一片斑斓的色彩也不见了。幸好这一带冬天很短,因为这里的房子不是为御寒而造的,人们又穷得生不起火。柴火贵得很,只拿来做饭用,白天当地人通常缩在避风的地方晒太阳,好在太阳很少一连好些天不露面。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二月初,叫作「大寒四十天」,接着是「小寒」,大约二十天。有时「大寒」里刮起风来,骑驴进城赶集的庄稼人会被活活冻死。因此中国人定了一条法律:在这段时候,要是有人到一户人家门前求宿,因为主人闭门不纳而死去,这个不肯待客的房主就要按杀人罪论处。

我们赶上了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又有幸在喀什噶尔最糟的时候到来之前离开。邓莫尔勋爵曾经把那副样子描绘得活灵活现:「这是人所能想象的最荒凉、最肮脏、最乏味的一座城……一个接一个张着大口的深坑;路上满是裂开的大沟……东倒西歪的土房子,废弃了的土坟地……这座城不是泡在泥浆里,就是埋在尘土里,更刺眼的是笼罩整个画面的那一种单调的、阴郁的、脏兮兮的土黄色……」

在我心里,它永远是个极其如画、极其有趣的地方,掩映在绿荫之中,四周流水环绕,阳光把它镀成金色,而那些衣着鲜艳、举止和气的居民,更为它大大增添了魅力。

十一月,马继业到了,我们便再次动身,取道中亚和北欧,大约一个月后回到家里。那时大战已经爆发,它对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急迫的要求,占据了我们全部的心思和精力。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喀什噶尔透过金色雾霭望见的绚丽落日,忘不了慕士塔格山那壮丽的圆顶,忘不了浩瀚无边的沙漠,月亮和星星像灯一样悬在宝蓝丝绒般的天空上;也忘不了那些友善的民族,维吾尔人也好,柯尔克孜人也好,正是他们让我最近这一回浪迹天涯平添了许多乐趣。

第十二章中国突厥斯坦的地理、政制与商业

对中国人而言,突厥斯坦是一处战略要地,又是官僚贵族绝好的出路——这班人在老中国已经找不到足够的空缺了。说穿了,这里不过是一片肥美的牧场,用来喂肥那一大群治民之官里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格勒纳尔《高亚洲》第二卷第二百七十三页

中国人所称的「新疆」,意即「新的省份」,其辖境包括今日通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地方,以及迪化和天山以北的其他地区;后者不在本书论述范围之内。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地区,历来名称繁多,诸如小布哈拉、蒙兀儿斯坦、鞑靼、高鞑靼、东突厥斯坦、六城、喀什噶里亚等等,后四个名称直到不久以前还在使用。

这片土地是一块广袤的平原,东西长约一千英里,南北约为其半。西部海拔约四千英尺,向东逐渐降低,到吐鲁番竟有一片低于海平面的洼地。它的天然疆界十分分明,由世界上几座最高的山脉围成。北面横亘着天山;西面是克孜勒阿尔特山,托起帕米尔,那是高亚洲的一片高原谷地;南面耸立着喀喇昆仑与昆仑两大山脉,昆仑山即托勒密所说的卡西亚山,他把这一地区称为赛林迪亚,此山便是其边界。东面的边界则是浩瀚的戈壁,意即「荒漠」,荣赫鹏爵士曾在其中跋涉将近一千英里,一路不见一间房舍。

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戈壁不同,它占据着这片土地的中央。这片令人望而生畏的荒野东西绵延五百英里,南北最宽处约为其半。它确实是一片死亡之地,覆盖着巨大的沙丘,沙丘之下掩埋着昔日的繁华城郭与茂密森林,这正是风沙加上干旱战胜了人类坚忍劳作的明证。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沙漠,譬如麦盖提与喀什噶尔之间的那一片,我们旅途中就曾穿越过。

中国突厥斯坦可以说是一片沙漠,或者说是一连串沙漠,四周环绕着一圈绿洲,形如马蹄,蹄尖朝西。在波斯,除了卢特荒漠的腹地之外,全国各处都疏疏落落地分布着村庄,主要依靠一种名为「坎纳特」的地下灌渠为生;而在中国突厥斯坦,除了几处比波斯任何地方都更为肥沃的大绿洲之外,沙漠更加酷烈,连波斯常见的那种稀疏灌丛也难得生长。的确,沙漠是这片土地最显著的特征:沙浪一行行整齐地推进,高处或可达一百英尺。许多名城毁于流沙的传说,在这里比比皆是。中国的大旅行家玄奘有一段描述,值得引录于此:「此沙如流水漫溢,绵延极远,随风聚散。行人过后,不留踪迹,往往迷失道路,于是东奔西走,茫然失措,既无向导,亦无方向。其间既无水,又无草,常有热风吹来。风起之时,人畜皆昏迷健忘,困顿不能复行。有时又闻哀怨凄切之声与悲号之音,耳目所接,令人心神迷乱,不知何往。是以途中丧命者甚众。凡此种种,皆妖魔恶鬼之所为也。」〔注一〕

(原注:见比尔所译《西域记》第二卷第三百二十四、三百二十五页。)

据估算,绿洲的面积还不到全境的百分之一点五;倘若把沙漠除去,可供人居住的土地便只剩下很小的一片了。实际情形是,一处处绿洲之间通常隔着数英里的沙漠,各自出产小麦、大麦及其他生活必需之物,自给自足,因而与邻近绿洲很少往来,既不向邻人求取什么,也不向邻人出售什么。其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安乐景况,却缺乏进取,日趋停滞。人愈是游历,便愈能体会到,一个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全系于良好的交通和充沛的雨水。

这些彼此隔绝的绿洲,还从另一方面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它们的物力从来不足以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由于孤立无援,又紧邻群山,凡是有强大的势力从不设防的边境席卷而下,将这些耕作之区逐一攻取,它们便注定沦为其猎物。这里的居民从来不曾显示出尚武的品质,时至今日,更是格外地不好战。

本省的河流之中,以叶尔羌河最为重要,其上游称泽拉夫尚河,下游则称塔里木河。这条河时常改道,「河如君王,不守法度」这句谚语,或许便是由它而来。它的主要支流,北有阿克苏河,南有和田河。流经喀什噶尔的克孜勒苏河,意即「红水」,过去也是叶尔羌河的一条支流,如今却已流不到干流,河水在巴楚下游注入拉勒莫依沼泽。其余的河流连泽拉夫尚河的边都挨不着,就已消失在沙漠之中。

埃及与中国突厥斯坦相去万里,但两者有一点相似:两国的生计都完完全全仰赖河流。中国突厥斯坦的盆地也和埃及一样,没有什么称得上数的降雨,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河水是否充盈。山脉上的降雪多寡,影响着河水的流量,而总的说来,河水正日渐减少。亨廷顿在《亚洲的脉搏》一书中讨论这一问题的那一章,题为「河流日渐枯竭之地」,可谓贴切。除此之外,帕米尔若逢夏季寒冷,如一九一五年那样,积雪融化便会大受阻碍,以至于整个夏天流到喀什噶尔下游巴楚的水寥寥无几;就连喀什噶尔绿洲,那一年的灌溉用水也明显不足。

中国突厥斯坦的气候是极端的大陆性气候。前面说过,本省四周环绕着世界上几座最高的山脉,因此寒暑都十分剧烈。喀什噶尔是唯一进行气象观测的地方,海拔四千二百七十七英尺。人们或许会以为,由于地势如此之高,纬度又与西班牙中部相当,加之紧邻积雪的山脉,这里的夏季必定短暂而凉爽。然而,主要因为几乎完全不下雨,夏季三个月的平均最高气温达华氏九十度,平均最低气温为华氏六十二度。另一方面,冬季三个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华氏三十八度,平均最低气温为华氏十七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空气干燥,寒冷并不觉得十分难耐。全年雨量稀少,仅三点三四英寸,分散在一年之中,并无规律。一九一五年春夏两季,喀什噶尔除了几阵小得无从记录的阵雨之外,滴雨未下;但在山中,雨雪却十分频繁,六月尤甚。

春季的喀什噶尔绿洲,确实当得起「多风」二字。风暴主要从西面,也就是从塔克拉玛干吹来,通常挟带着漫天尘土,将整个绿洲笼罩在一片昏霾之中;这种情形极为常见,所以正如前面提到的,一年之中只有一百个晴朗的日子。这一恼人的现象,十六世纪初的米尔咱·海答儿早已注意到,他写道:「然而喀什噶尔也有许多缺点。譬如,此地气候虽极有益于健康,却常有尘沙之暴,狂风之中挟带着黑色的尘土。」〔注二〕

(原注:见《拉失德史》第三百零三页。)

中国突厥斯坦的人口估计约为一百五十万,几乎全部集中在绿洲之中,其中最大的几处是:喀什噶尔三十万人,新城二十万人,叶尔羌二十万人,阿克苏与和田各十九万人。人口又可分为「定居」与「游牧」两大类,另有一小部分半游牧者。游牧与半游牧人口合计不超过十二万五千人。他们居住在寒冷的高地上,无论冬夏,随着畜群把草场啃尽便迁往别处;草场在夏季丰美,其余季节则十分稀薄。游牧民中以柯尔克孜人为首,人数估计有五万,他们深信自己的祖先是一位哈萨克王公,名叫萨格云汗。据传说,有一天,他的四十个女儿在河边散步,看见河面上浮满了泡沫。她们出于好奇,都把手指浸到水里,就此怀了身孕;柯尔克孜人自称便是这「四十个姑娘」,即「克尔克克孜」的后裔。这个传说显然出自一个蹩脚的双关语,但它证明柯尔克孜人把自己看作哈萨克人的一支,也就是我们所写的「哥萨克」。他们还相信,这位王公有三十个儿子,称作「乌图兹乌古勒」,其后裔居住在阿赖山区以及阿赖与伊犁之间的地方。在中国突厥斯坦,居住在喀什噶尔与塔格敦巴什帕米尔之间高地上的柯尔克孜人,主要部落有乃蛮、钦察和泰特。柯尔克孜人全都是逊尼派穆斯林。

刀郎人是本省另一个重要的部族,我们曾在叶尔羌下游的麦盖提绿洲遇到过他们。他们的来历众说纷纭,但与柯尔克孜人有亲缘关系,只是因为在林木茂密的地方过着定居生活,外貌有所不同。据说他们的名字是一位和卓君主所起,他称他们为自己的「多兰」,意即「两肩」。他们住在木头搭成的简陋棚屋里,种地的本事不高,靠畜群过活多于靠田地的出产。

半游牧民中有塔格里克人,意即「山民」,他们替定居的居民放牧畜群。夏天在山中度过,冬天则住在山麓的小屋或洞穴里;这些「山民」全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另一方面,喀喇沙尔的蒙古人,人数与柯尔克孜人大致相当,则全都信奉佛教。

除上述各部族之外,还有一个人数可观的东干人聚居群体,共五千户,主要是从中国内地以及甘肃、陕西迁来的移民。他们是伊斯兰教早期便已皈依的逊尼派穆斯林,向来与汉人为敌,曾不止一次起事;但在最近这次革命中,他们改变了策略,转而支持地方当局。因此,他们如今得以在政府中任职;我到访之时,和田驻军的统领便是一个东干人。

最后,塔吉克人,即来自费尔干纳的雅利安人,有一万三千人;汉人六千;印度人五千;阿布达尔人一千;以上合起来,便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全部人口。阿布达尔人自称与呼罗珊或赫拉特的阿布达利人同族,后者即今日的杜兰尼人。当地人相信他们是叶齐德的后裔,正是此人在卡尔巴拉杀害了伊玛目侯赛因;据说直到阿古柏统治时期,他们还在演出一出辱骂什叶派的戏剧。格勒纳尔〔注三〕曾研究过这个神秘的民族,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一个波斯什叶派移民聚落的后裔;但斯坦因的意见更具权威,他认为他们是吉卜赛人。

(原注:见《高亚洲》第二卷第三百零八页。)

新疆省由一位「将军」〔注四〕即省长治理,驻在迪化。其下设有道尹,分驻迪化、塔尔巴哈台、伊犁、阿克苏和喀什噶尔。情况还有一层复杂之处:天山以南各地区的驻军统领不受迪化省长节制,而是直接听命于北京。我们所特别关注的喀什噶尔道尹之下,有和田、叶尔羌及其他各地的县尹,即副长官;另外还设有专办外交事务的官员。「按办」一词可用以称呼一切中国官员,尤其用作敬称。上述官员构成高一级的文官,全都是汉人;但他们的下属,即所谓伯克、明伯克和玉孜伯克,通常都是穆斯林。伯克是地方上的地主,一般颇有势力,征收赋税、审理轻微案件、安排徭役等事,都交由他们办理。灌溉系统也掌握在伯克手中,其下属则由当地的耕户推选。

(原注:这些名称大多是新的,旧有的官衔在革命之后已经废除。)

游牧民则完全不归各省地方长官管辖,而由一位通称为伊犁将军的官员治理,他是各部落组织公认的首脑。游牧民之中务农者,赋税为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放牧者,每一百只羊,或十匹马,或五峰骆驼,纳税约合三先令;牛则不纳税。

上面所概述的制度,使一省之内有三个互不统属的权力机构,这已经够糟了;而盛行的贪污,尤其是征收赋税时的贪污,更使它坏到了极点。另一方面,赋税一般并不繁重,百姓对于中国人的统治,也大体上是默然接受的。

向「定居」人口征收的主要赋税是地税;为此,土地被分为「水浇地」与「白地」两类。征税所依据的地亩丈量,是在最终驱逐浩罕人与安集延人之后确定的,那时耕种的土地还不到如今的一半。地税很轻,良田为收成的十分之一,劣地为四十分之一。地税本应以粮食缴纳;但由于中国官员要的是银钱,伯克们便把折价定得很高,再与上司瓜分其中的差额。经由这种种手段,地税如今已增至收成的五分之一左右;不过近年来物价大涨,粮价高时,农民还是有钱可赚的。地税之外,政府的收入还来自土地买卖的登记、厘金即内地关税,以及酒、盐、磨坊等项捐税。百姓还须为公共工程出劳力,为军队提供运输。这项摊派以十五户为一个单位,称为一「乔卡」,每一乔卡出一名劳工和一辆车;如需建筑材料,官府则付给部分价钱。工匠们组成行会,必要时每月须为政府做工五天,每天所得约合四便士。一九一三年,喀什噶尔道尹所征收的赋税如下:

地税,五十七万两;

土地买卖登记税,二十万两;

牲畜买卖税,二十五万两;

厘金,十八万两;

酒、盐、面粉磨坊等杂税,十万两;

合计,一百四十万两。

每两按二先令八便士折算,这笔钱合十八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英镑。全部收入都指定用于地方开支,其中八十万两,即一半以上,为那支无能的军队所耗用,而这支军队大体上只存在于纸面之上。

司法还算过得去,不过贿赂之事也并不少见。通例是民事案件由喀孜审理,刑事案件由伯克审理。中国当局只是从旁监督,而且无论刑事还是民事,都宁愿在公堂之外了结。按中国的法律,未经认罪不得施刑,因此为了取得口供,便随意动用酷刑。刑罚有笞打膝盖以上的大腿后部;有枷,那是一块两英尺见方、重三十磅的木板,套在颈上;此外还有监禁。死刑须经迪化核准,以绞刑、勒毙或斩首执行。

就整个制度而言,正如在司法上一样,中国人尽可能借助当地头面人物来施政,自己则保持总体上的监督。他们贪财得很,却也精明,懂得不去激起太多的不满;哪个官员一旦失了人心,便会被撤换。总之,他们的制度或许效率不高,在行政和交通上也无意改进;但人们相信,当地百姓记得阿古柏的暴政,是不愿意把中国统治者换成穆斯林的。

现在谈谈本省的商业,我的论述主要涉及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田三座城市。喀什噶尔是道尹驻节之地,不仅是首府,也是俄国商业的中心。由于它与安集延的铁路相距较近,地利优越,加之所在的绿洲十分富庶,城市人口日渐增加,如今估计有八万人。地价正在上涨,几乎找不到一所空房子。叶尔羌有七万居民,也富庶繁荣,只是程度稍逊,它是对印度贸易的主要中心。和田有五万人口,是本省手工业的中心,以玉石、丝绸和地毯闻名。

对印度的出口贸易,大宗是一种在印度称为「恰拉斯」的麻醉品,以种在玉米田四周的大麻制成;其次最值钱的出口货是生丝。从印度进口的主要货物有细纱布、长布和红色印花棉布;而印度南部所产的香料,需求很大,并且有增无已,甚至一直流入中国西部各省。苏拉特的锦缎也有进口,用来做帽面和妇女的斗篷;我还见过几件上好的、美丽的金线织锦。

亚洲没有哪个地方的交通比这里更艰难。经由列城通往印度的道路,或许是世界上最高、最崎岖的商路,翻越一重又一重巍峨的群山,最后是喀喇昆仑山,须从海拔一万八千五百五十英尺的极高山口越过。这条路一年之中通行的时间不过六个月;除了风暴、雪崩和河水泛滥之苦以外,草场稀少更增添了困难,而且有六站左右的路程,沿途完全没有村落。经由列城与印度的这项贸易数额很小,一九一三年总值约二十万英镑。

按照条约,经由伊尔克什坦或纳伦的中俄贸易免征关税。一九一三年,这项贸易总值二百五十万卢布,按战前汇率计算,略多于英国方面的总额,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是棉织品。当地人大都穿俄国的印花布,只有较穷的人才穿本地那种灰白的土布;这些花布颇有艺术趣味,使巴扎上的人群显得分外鲜艳可爱。可以想见,主要的出口货是原料,诸如棉花、羊皮、丝和羊毛;不过本地的白布在边界两侧都有人穿,因此白布和地毯也有相当可观的贸易。

与阿富汗的贸易属于地方性质,主要是与巴达赫尚省往来。进口的有杏仁、阿月浑子、没食子,以及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便已闻名的马匹。鸦片也有大量走私进来;青金石矿并不经常开采,但偶尔也有石块运来出售。巴达赫尚商人则运回俄国布匹、地毯和本地白布。这条路经由瓦赫吉尔山口,只在夏季通行;使用这条路的人,与其说是商人,不如说是货郎,他们必定是一群吃苦耐劳的人,才经受得住旅途的艰辛。

第十三章中国突厥斯坦史略——上古时期

西突厥的历史,犹如一座拱顶的楔心石,若干伟大民族各自的历史,在数年之间汇聚于此、交会于此,而人们却往往把这些民族看作彼此隔绝。它提醒我们,连续乃是宇宙的法则;在这条各部分休戚相关的无穷链条上,没有哪一环可以置之不顾。

——沙畹《西突厥史料》

中国突厥斯坦的历史有一层难处:直到中世纪以前,它在亚洲的舞台上只占一个小小的角落。然而另一方面,它地当诸民族往来的通衢,那些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由远东向西方的迁徙,大抵都要穿过塔里木盆地,因为其南面的地方几乎无路可通,北面则路程更长,行进也更艰难。我始终坚信,历史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应分隔成互不相通的格子,所以在这篇史略里,我不但要叙述那些关乎中国突厥斯坦的事件,也要说明它们与亚洲邻邦之间的关联,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与今日中国突厥斯坦一省发生联系,见于记载最早的,是周朝的穆王巡游到昆仑山一带的某个地方,那地方或可考定为和田。据说这次巡游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但很可能只是传说;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之初,中国在汉朝治下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我们才踏上了较为坚实的史地。当时,君主最为忧心的是盘踞蒙古的强大部落匈奴。这些野心勃勃的游牧者攻打了当时居住在甘肃西北部、青海以及戈壁南半部的月氏(后世称为印度斯基泰人),不但打败了敌人,而且把他们逐出故土,由此引发了一连串人潮的雪崩,其后果极为深远。失去家园的月氏穿过沙漠来到库车,又推进到伊犁河,后来分裂为两支:小月氏迁入西藏,大月氏则占据了伊犁河谷,并于公元前一六三年把塞种人逐出了喀什噶尔。然而大约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匈奴又追踪而至,再次打败了月氏;月氏遂向西逃奔,一路驱赶着塞种人,侵入大夏,并于公元前一二〇年灭亡了那里的希腊王朝。随后,他们越过兴都库什山,在印度开创了一个帝国,以白沙瓦为都城。

汉朝眼界之开阔,可以从这样一件事上看出:公元前一二〇年至公元前八十八年之间,曾有使团穿越中国突厥斯坦,远赴帕提亚。帕提亚在中国称为安息,这个名称得自其王室阿萨息斯家族之名的汉译。值得一提的是,接待其中最早一批使团的帕提亚国王米特拉达梯二世,由此开启了与中国之间始终和平的交往;而他也正是第一位接待罗马使节的帕提亚君主。

与匈奴的战争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大心事,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他们才开始在中国突厥斯坦采取最为强硬的行动。到公元前五十九年,全境均已征服,并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公元前五十一年,中亚的游牧部落因自相残杀而精疲力竭,转而向中国求援;据中国史家宣称,从陕西一省直到里海,都以某种形式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地位,不论这种承认是何等微弱。由于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极广,这一说法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荒诞不经。

这种模糊的权威,到了公元一世纪,由名将班超加以巩固。班超在早年的历次征战中,稳步吞并了位于中国以西的诸省诸地。公元七十年,他打败了和田的君主;六年之后,又征服了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整省。据当地传说,有一次班超被围困在喀什噶尔,通往河边的路被切断了,这位大将却临危不乱,以脚顿地,于是泉水喷涌而出,大军因此得救;这几眼泉至今仍被称作「班超泉」。

八十八年,曾协助班超征讨吐鲁番的月氏向中国进贡珠宝和狮子,并求娶一位汉朝公主为其君主之妻;然而班超对此举颇为不悦,扣押了来使。月氏为报此辱,派遣一支据估计有七万人的大军翻越帕米尔。这支军队饱经艰苦,疲惫不堪,被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经过此后的进一步交涉,月氏继续向中国纳贡。

九十一年,班超受任为西域都护;据中国史家记载,他不但越过了帕米尔,而且征服了喀什噶尔与里海之间的十五个王国。实际情形大概是,他接见了各游牧部落派来的使者,这些部落同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因为中国军队真的开到里海边上,那是不大可能的。

九十七年,班超派遣一位名叫甘英的人出使安息和罗马;但这位使者平安抵达泰西封之后,却被一些夸大其词的传闻吓住了,没有再踏上那漫长的航程——那航程要顺波斯湾而下,横渡印度洋,再溯红海和亚喀巴湾而上,直抵埃拉纳。据说回程之时,倘若遇上逆风,渡海竟可能要花两年工夫!照当地人的说法,班超就葬在今日喀什噶尔城内,一座高丘之上,丘顶建有一座精美的庙宇,俯瞰着前面说到的那几眼泉水。

天朝的势力在中国突厥斯坦日渐衰微。我们从后汉的史书得知,公元二世纪之初,疏勒(喀什噶尔当时的称呼)的君主被迫把一位亲属送往白沙瓦,到月氏王那里去做人质,此人后来被扶上了喀什噶尔的王位。这段史实,玄奘亦可为之佐证。在月氏最负盛名的君主迦腻色伽治下,这个部落约在公元一二五年〔注一〕重新夺得了喀什噶尔,距他们初次占据此地已有两个多世纪——这真是一番奇异的征服轮回。

(原注:这个年份颇有疑问,可靠的权威把它定得早几十年。)

这一时期,匈奴已经恢复了元气。公元前一三八年,中国皇帝派遣一位名叫张骞的人,带着百人的随从,前去与月氏通好,意欲招他们为盟友。不幸张骞被匈奴擒获,囚禁了十年,此后才带着部分随从逃脱,到了大宛,在那里受到了优待。月氏不久前刚刚征服了位于阿姆河大弯曲处的吐火罗斯坦,百折不挠的张骞终于在那里与他们取得了联系。不出所料,他发现月氏不愿放弃新征服的土地,去为中国的利益打仗。张骞最后带着使团中仅存的两人回到故国,写成了一部极有价值的地理与民族志记述;他还把葡萄引进了中国。作为第一个「凿空」的中国人,他将在本国的史册上永享盛名。

迦腻色伽皈依佛教之后,月氏把这门宗教传入了中国;他们无疑也把中国文明的知识,连同桃树和梨树,一并带到了印度。此外,他们从印度和中亚两路都与罗马有过往来,以种种方式扮演过显赫的角色,直到最后在白匈奴的猛攻之下覆灭。

大约在喀什噶尔王承认月氏宗主地位的同时,吐鲁番和哈密一带的回鹘诸部背叛了中国,此后五个世纪之久,中国对全省失去了控制。

佛教从印度传入和田和喀什噶尔,再由此流布中国。三九九年,中国僧人法显「慨律藏残缺」,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漫长旅程,并且功德圆满;关于和田一省最早的详细记述,就要归功于他,那时和田乃是佛教的一大重镇。

五世纪中叶,法显西行之后不久,中国拓跋魏朝的在位君主派遣一位使者前往波斯(当时对波斯的称呼)。波斯国王遣使回访,带来一批驯象作为礼物,却被独立的和田王扣留,不过最后还是放行了。四五五年至五一三年之间,北中国与波斯之间往来的使团,见于记载的共有十批;细察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之间经由和田的交往相当频繁。

五〇九年,和田的使者来到中国朝廷进贡。史书中对他们有这样的描述:「其人信佛,妇人在社会中与他国无异。编发为长辫,着皮袍与宽裤。其民甚重礼仪,相见则屈一膝至地以为礼。」除了佛教已为伊斯兰教所取代之外,这段描述大体说来至今依然适用。

接下来一次大规模的入侵浪潮,来自柔然,这是一个新近出现在满洲舞台上的部落。柔然把突厥人和蒙古人聚集到自己的旗下,消灭了大概因西迁而已经衰弱的匈奴,又在四六〇年前后如一阵毁灭性的旋风般横扫中国突厥斯坦,却并没有试图作永久的征服。其后,附庸部落滑国,亦即白匈奴,摆脱了对柔然的臣属,在月氏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帝国,囊括了中国突厥斯坦东部的大部分地方,但其中心却在阿姆河中游,此后许多代人的时间里,它从那里严重威胁着波斯帝国的存亡。

六世纪中叶,「白匈奴」的帝国又轮到在西突厥的进攻下覆灭。西突厥即中国人所称的突厥,组成了一个十个部落的联盟。这个新兴强权的中心在天山以北的富饶河谷,其可汗从那里统治着一个广大的帝国;归其统辖的诸国仍由各自世袭的君主治理,而受突厥派去的收贡官监管。

公元六三〇年,伟大的旅行家玄奘途经西突厥帝国之时,我们所论述的这一省就是这番情形。他与可汗的会面,其传记作者有所记述。就在那一年,这位可汗遇刺身亡。他的死成了十部联盟瓦解的信号,对中国突厥斯坦来说,也标志着一个界限分明的时期就此结束。

七世纪初,唐朝在中国建立,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其开国之君统治期间,北突厥的入侵起初迫使他去向西突厥求援。然而这个中国王朝迅速强大起来,六三〇年不但标志着西突厥的衰落,也标志着北突厥的臣服,中国于是又一次有能力收复她失去的西部诸省。为此,一支中国军队于六四〇年越过大沙漠,占领了吐鲁番,后来又占领了喀喇沙尔和库车。和田王大概被这些胜利吓坏了,重新归附中国——当年臣属的传统,他们大概还没有忘记;六五八年,中国在伊犁河畔打败了反叛的可汗,全省并入中国的版图由此确定。经此最后一胜,西突厥作为一个强权就此不复存在,中国继承了他们广大的帝国,其疆域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直达喀布尔,向西直抵波斯边境。

这一时期,中国突厥斯坦被称为「四镇」,指的是驻扎在库车、和田、喀喇沙尔和喀什噶尔的兵力,因为中国的势力就以这四处为根基。这种势力也并非无人挑战:吐蕃人在六七〇年夺取了此省,一直占据到六九二年,中国才以重兵收复。

中国在西方的统治巩固之后,为基督教和祆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和中国突厥斯坦打开了门路。第一位聂斯脱利派传教士于六三五年携带经书和圣像来到中国;玉尔〔注二〕指出,中国的聂斯脱利派诸主教区,乃是由波斯的宗主教区所统辖的一个广布四方的教会体系的一部分。最近在伊塞克湖以西发现了一些聂斯脱利派墓地,墓上的年份从八五八年到一三三九年不等,这为十三世纪中叶喀什噶尔被列为聂斯脱利派主教区一事,投下了一道饶有兴味的光亮。六二一年,即基督教传入的几年之前,中国建起了第一座祆祠;我们从沙畹那里得知,喀什噶尔、和田和撒马尔罕都有过祆教的崇拜。

(原注:见《东域纪程录丛》第一卷第一百零一页,考狄校订本。)

此时,又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新因素不得不加以考虑,那就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它那征服四方的精神,深刻地改变了近东、中东和北非,甚至逼近了遥远的中华帝国的边陲。萨珊王朝的末代波斯君主伊嗣俟三世曾恳求中国援助,以抵御入侵的阿拉伯人,得到的答复却是波斯相距太远,无法发兵相救。后来,这位不幸的萨珊君主的一个儿子投奔了中国人,但他想要夺回祖先王位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六五五年,即伊嗣俟在木鹿遇害三年之后,阿拉伯人遣使来到中国,由此开辟了与天朝的直接交往;天朝的边疆官吏想必是怀着忧惧注视着他们步步进逼的。

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大将是屈底波·伊本·穆斯林,他以木鹿为大本营,经过十年间的一连串征战,降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约在七一五年,他竟一路劫掠到了喀什噶尔,阿拉伯史家称之为「靠近中国边境的一座城市」。关于这次征战,流传下来一个奇特的传说:屈底波发誓要占有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君主为了让他得以践誓,便送给他一担泥土让他踩在脚下,一袋中国钱币以象征纳贡,还有四名少年,让他在他们身上盖上自己的印记。两年之后,阿拉伯人和吐蕃人趁西突厥叛乱之机,再度深入「四镇」。这是阿拉伯军队所到达的最东端,这一壮举足以证明他们惊人的进取精神和善战的勇武。

中国人以其在中国突厥斯坦的驻军为依托,主要致力于阻止吐蕃人经由吉尔吉特和雅辛与阿拉伯人联手,天朝在这两个地方都筑起了堡垒;我们读到,为推行这一方略,他们曾不止一次在这片冰封的高原上成功地用兵。然而中国在这一遥远省份的势力为时不长。她的一员大将曾两度在兴都库什山以南成功用兵,却背信弃义地拘捕并处死了作为藩属的塔什干国王。在这位国王的儿子率领下,举国起事,请来了阿拉伯人,而中国人由于本地盟友的倒戈,全军覆没。几年之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动乱,吐蕃人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席卷甘肃一省,切断了与帝国腹地的联系。也是在这个时候,七五一年,一支三万人的中国军队在戈壁覆没。

正如中国旅行家悟空所证实的那样,这些被遗弃的官吏在与中国断绝联系之后,以高超的手腕把中国的权威维持了整整一代人之久。悟空在印度久居之后,取道「四镇」回国,于七八六年到达喀什噶尔;他在此省逗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注意到所到之处都有中国的长官。然而到七九一年,吐蕃人已经摧毁了这个徒有其名的政权,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这一统治一度甚至威胁到他们的老盟友阿拉伯人,一直延续到它也轮到被回鹘人打破为止。中国从这个舞台上完全消失,标志着此省历史上又一个时期的结束。

回鹘人的祖先自称是匈奴的后裔,他们原本居住在蒙古西北部,被黠戛斯人逐出故土之后,其中两支在天山东部建立了国家。第三支——也就是与我们关系尤为密切的一支——约在八六〇年打破了吐蕃人的势力,成为喀什噶尔的主人,不过和田仍保持独立达数年之久。回鹘这一支的统治者——又称葛逻禄或喀喇汗——号为伊利克汗,他们在中亚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这些回鹘人的经历起伏不定:八四〇年,他们的都城哈剌和林被柯尔克孜人攻陷,他们的可汗也被杀死。这导致了部落的离散,却没有导致它的覆灭,因为大约就在这一时期,他们占据了别失八里,即今日的迪化,此后许多世纪里,那里一直是他们的主要中心之一。他们以阿尔斯兰汗,即「狮子汗」的名号统治了许多代人;从与中国互派的历次使节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曾达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的确,他们的文化对中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民族,蒙古人的文字就是从回鹘人那里借来的,而回鹘人自己又是从摩尼教徒,或许是从聂斯脱利派那里学来的。

波斯的摩尼教在中亚的显著发展,与回鹘人密切相关,他们的可汗在八世纪皈依了这一宗教。斯坦因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写本当中,有一部他们的占卜书,读来颇为奇特:「有赌徒以其子及其仆为注。冒险一博,胜而去。不失其子与仆,又赢得迷途之羊九十只。其子与随从皆欢喜。尔等当知之。此为吉。」又如:「一头老牛为蚁所食,群蚁环啮其身。牛立而不能动。尔等当知之。此为凶。」八〇六年回鹘派往中国的使团中有摩尼教徒参与,而他们的宗教在中国突厥斯坦一直存续到十三世纪。

中国突厥斯坦皈依伊斯兰教的运动始于公元十世纪中叶,最先皈依的是葛逻禄后裔博格拉〔注三〕汗。据那部名为《塔兹基拉》,即《博格拉传》的荒诞圣徒传所载,传说年轻的萨图克·博格拉汗在十二岁时,被一位名叫阿布·纳斯尔·萨曼尼的人秘密引入了伊斯兰教。他的继父,也就是在位的君主,对此起了疑心,为了考验他是否忠于旧教,便邀他一同为一座新的偶像神庙奠基。年轻的王子无计可施,去向阿布·纳斯尔求教,阿布·纳斯尔答道,只要他干活时心里存着修建清真寺的念头,便能在真主面前积下功德,并且免遭异教徒的毒计。躲过这一劫之后,这位年轻的皈依者决意除掉继父。他夜里闯入继父的寝室,因为不愿杀死一个睡着的人,便把他叫醒。那位君主在侄儿的剑锋之下拒不接受伊斯兰教,而萨图克一祷告,大地便裂开,把这个异教徒吞了下去,其下场与可拉相仿。正如那部传记所说:「大地吞噬了哈仑·博格拉汗,他便不复存在。」

(原注:博格拉意为公驼——突厥人常以动物之名作为部落之名。这是图腾崇拜的一种有趣形式;参见《萨图克·博格拉传说与历史》一文,载《亚洲学报》一九〇〇年一、二月号,第二十四页以下。)

萨图克·博格拉汗权势颇盛,曾攻占布哈拉。他最后一次征战是讨伐吐鲁番,九九三年在那里病倒,奄奄一息地被抬回喀什噶尔。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哈桑,在史上以俘虏阿卜杜勒·马利克、终结萨曼王朝而知名。而在中国突厥斯坦,他更为人所知的是曾与「异教徒」和田王进行过一场殊死的战争,并打败了对方;不过在此之前,他先遭受了一场惨败,他的侄儿、喀什噶尔的勇士阿里·阿尔斯兰就在那一役中阵亡。阿里·阿尔斯兰的尸身葬在英吉沙以东的战场奥尔达姆帕迪沙,他的头颅则供奉在喀什噶尔附近道拉特巴格的一座麻扎里。几年之后,哈桑和他的兄弟都被和田的王公们杀死,但经过一连串历时二十四年的征战,和田一省终于并入了喀什噶尔。从这一时期起,我们今日所称的中国突厥斯坦便确定无疑地为突厥人所据有。突厥语成了通行的语言;格勒纳尔恰如其分地指出,流传到我们手里的最古老的喀什噶尔书籍,成书于一〇六八年,用的是纯正的突厥方言。

一一二五年,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在塔里木盆地。耶律大石是中国喀喇契丹,亦即辽朝君主的近亲,他眼见女真人——后来建立金朝的那个民族——兵力占据优势,自己在故土的处境已经无望,便在那一年决意到别处去寻求前程。他在陕西集结了一支兵马,进入塔里木河谷,将其吞并,伊利克汗王朝由此告终。接着他入侵西突厥斯坦,向那里征收每年两万块金子的贡赋,后来又称菊儿汗,即「普天之主」。他死于一一三六年。他的继承者与花剌子模,亦即希瓦的阿即思结盟,于一一四一年大败塞尔柱王朝的伟大苏丹桑贾尔。塞尔柱人的损失估计达十万之众,喀喇契丹一度占领了木鹿和内沙布尔。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伟大的波斯诗人萨迪曾在这一时期到过喀什噶尔,这足以说明他游历之广。他的一则故事是这样开头的:「某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选择了与契丹议和。我走进喀什噶尔的大清真寺,看见一个少年,容貌之美,匀称至极……」

一二〇〇年,花剌子模的摩诃末使菊儿汗的局面翻转过来;与摩诃末联手的,是乃蛮首领之子屈出律,乃蛮首领被成吉思汗打败一事,将在下一章叙述。屈出律从战场上逃出,历尽艰辛来到菊儿汗的宫廷,受到了厚待,娶了君主的一个女儿,并皈依了佛教。然而他卑鄙地忘恩负义,逐渐把本部族的人聚集成一支兵马,又与花剌子模的摩诃末和撒马尔罕的王公合谋算计他的恩人。这个邪恶的阴谋得逞了,到一二一二年,菊儿汗已沦为阶下囚,这个篡位者统治了塔里木盆地。在他掌权的短短几年里,他迫害伊斯兰教徒,在和田屠杀阿訇,还把他们的首领倒吊在大清真寺前的一棵树上。但这个可憎的叛徒统治时间不长,为菊儿汗复仇的人已经近在眼前。

第十四章中国突厥斯坦史略——中世纪及其后

喀什噶尔昔日自成一国,如今则臣属于大汗。其民奉穆罕默德之教。境内城镇村落为数不少,而以喀什噶尔本城最为宏大壮丽。居民以经商和手艺为生,有美丽的园圃和葡萄园,有上好的田产,又大量种植棉花……此地多有聂斯脱利派基督徒,自有其教堂。

——马可·波罗

蒙古人原本是金朝所轻贱的纳贡部落,后来竟一跃而为亚洲与东欧的主宰,这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成吉思汗是一位组织天才,他把那些彼此世代结仇、相互劫掠、纷争不已的部落熔铸成一支庞大而服从号令的军队。他生于一一六二年。十三岁时,他继承了父亲也速该所缔结的部落联盟,此后多年饱经那个时代、那种境遇下常有的种种沉浮,其中一次还落入了仇敌之手。度过早年的这些艰难之后,我们便读到这位年轻的首领为金朝皇帝效力,并成功地讨伐了杀害其父的捕鱼儿海塔塔儿部。

他的盟友之中有克烈部,那是一个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部落,其首领脱斡邻勒,以王汗之名更为人所知,中世纪欧洲盛传的那位神奇君主约翰长老的种种故事,大概最初就是以他为本的。一一九九年,这两位首领合兵攻打强大的乃蛮部,乃蛮也是基督徒,据有天山以北的地方。然而这次征战并未成功,因为克烈首领背信弃义,在紧要关头把自己的兵马撤走了。三年之后,王汗竟然出兵攻打蒙古人,并将其击败;但成吉思汗以一次夜袭出其不意地报了这一箭之仇。王汗逃往乃蛮,被乃蛮人处死。这场交锋影响深远,因为成吉思汗由此控制了今日蒙古一省的南部。

他的下一次征战矛头指向乃蛮。两军相遇于天山以北,结果成吉思汗大获全胜,乃蛮及其盟友由此臣服。乃蛮王身受致命重伤,被抬出战场,但他的儿子屈出律逃到了中国突厥斯坦,投奔菊儿汗,后来又辜负了菊儿汗的款待,这在上一章已经说过。

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进兵中国突厥斯坦,从大军中分出两万人去攻打屈出律。屈出律未敢为保全王位一战,便弃位而逃,却在巴达赫尚的荒野中被追及处死。蒙古将领宣布信仰自由,这是这些游牧统治者带来的为数不多的恩惠之一。也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中亚穆斯林妇女的地位大为提高,至今仍相对较高。后来,各国的疆界既已撤除,商业便兴旺起来。十三世纪下半叶,那位声名卓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穿越了这一地区,从帕米尔到喀什噶尔,又从喀什噶尔到叶尔羌、和田,再由此前往中国内地。

成吉思汗把他的领土分给了四个儿子。次子察合台分得以河中地区为中心的封地,并有四面八方的属土;东突厥斯坦、伊犁、吐蕃、拉达克、巴达赫尚、阿富汗、克什米尔和布哈拉,全都包括在他那幅员辽阔的汗国之内。察合台是佛陀的信徒,他的统治既有魄力又能宽容。他的都城在阿力麻里,靠近今日的伊犁(固尔札),他在那里过着游牧生活,远离撒马尔罕、布哈拉那样的大城。他把东突厥斯坦赐给了朵豁剌惕家族,其首领于是世袭统治这一地区。十四世纪初,汗国永久分裂,蒙兀儿斯坦〔注一〕与河中分离。蒙兀儿斯坦推选一位蒙古宗王也先不花即位,他在位直至一三三〇年去世。经过一段无主的乱世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秃黑鲁帖木儿。此人的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因受正妻嫉妒,被许配给一位贵族,遣离了宫廷。因此,连可汗究竟生了儿子还是女儿都无人知晓,直到朵豁剌惕部的首领派出一名心腹仆人,查明了实情,才把这位年轻人接了回来,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

(原注:这一地区一般指天山以北的地方,但正文中所用的这个名称,包括汗国东部的全境。)

《拉失德史》是东突厥斯坦所产生的唯一一部重要的文学著作〔注二〕,开篇有下面这样一段,值得引述:「一日,秃黑鲁帖木儿汗正拿猪肉喂狗,有人把谢赫札马鲁丁带到他面前。可汗对谢赫说:『你比这条狗好呢,还是这条狗比你好?』谢赫答道:『我若有信仰,我便是二者中较好的;我若没有信仰,这条狗就比我好。』可汗深为这番话所动,心中生出了对伊斯兰教的深深爱慕。」不过他的皈依并不是在谢赫生前完成的,而是由一位毛拉纳,即「师尊」,促成的。这位毛拉纳外貌瘦小孱弱,有人向他挑战,他一击就把异教徒的勇士打得不省人事。这看似神迹的一击,使十六万人成了穆斯林。到十四世纪末,伊斯兰教已在东突厥斯坦全境普遍取代了佛教。

(原注:作者是米尔咱·海答儿·古烈干,他为自己的先人写了一部历史,又把他本人有时扮演要角的种种事件描绘得栩栩如生。)

秃黑鲁帖木儿最初建都阿克苏,后来改选喀什噶尔。他之所以为人称道,主要在于他和伟大的帖木儿有一段渊源。当时,察合台汗国的西部由傀儡可汗统治,已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之中。秃黑鲁帖木儿于是决意将其吞并,一三六〇年亲率大军越过边界。巴鲁剌思部的首领兵败,逃往呼罗珊;但他的侄子帖木儿,也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那位帖木儿,及时归顺,挽回了局面,并得到了宠信。

一三六三年秃黑鲁帖木儿死后,帖木儿驱逐了他的儿子,那位王子不久便死去,喀什噶尔的王位则被朵豁剌惕部的埃米尔怯马鲁丁篡夺。

一三七五年,帖木儿听说蒙兀儿斯坦因内乱而衰弱,便决定出兵入侵。在那部名为《武功记》的编年史中,对这次征战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记述。出兵之初,天气严酷异常:「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雪;整个世界就像是雪口中的一小块食物。」但帖木儿的长子贾汗吉尔击败了躲进深谷里的敌军。怯马鲁丁逃脱了,他的妻女却被俘获,帖木儿娶了他的女儿,以一番庆典结束了这次征战。他先后五次入侵蒙兀儿斯坦,以裕勒都斯河谷作为诸军会师之地。东突厥斯坦在这几次侵袭中受害极深,国土惨遭蹂躏。

一三九二年,怯马鲁丁去世。秃黑鲁帖木儿有一个儿子,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由侍从们藏匿起来,先是藏在帕米尔,后来藏在昆仑山,最后藏在荒凉的罗布泊一带。这时他被扶上王位,并与帖木儿缔结了和约。

帖木儿最后筹划的那次远征是要攻打中国,大军势必取道蒙兀儿斯坦。可汗接到命令,要他在大片土地上播种谷物,并征集成千上万头牲畜,以供军需,因而大为惶恐。可是有一天,「他们望见一个人骑着黑马、穿着白袍疾驰而来。侍从官们从四面八方跑上前去想拦住他,他却毫不放慢速度,一直冲到可汗站立之处。随后他高声喊道:『埃米尔帖木儿已经不在了,他死在讹答剌了!』派了许多骑手去追他,却没有一个追得上。」这个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宣告的消息,四十五天后得到了证实。这条「上帝之鞭」已于一四〇五年二月四日死去,这个国家也因此免于被他率领远征的庞大军队吃个精光。

值得一提的是,一四二〇年,当时的统治者埃米尔忽歹达款待了帖木儿那位著名的继承者沙哈鲁派往中国皇帝那里的使团。使臣们去时取道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然后经天山以北的裕勒都斯到达吐鲁番;回程则经过和田和喀什噶尔。沙哈鲁的亲笔书信至今犹存,而一位使臣对这次旅程的记述,生动得令人愉悦。

十六世纪前期东突厥斯坦的情形,我们从米尔咱·海答儿对苏丹赛义德一生事业的记述中得知颇多,他曾在赛义德麾下效力。这位统治者无力抵挡势力已变得十分可怕的乌兹别克人,于是在一五一四年决定放弃安集延,转而攻打统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朵豁剌惕部的阿巴·癿乞儿。这次远征大获成功,重建了蒙兀儿王朝,阿巴·癿乞儿在逃往拉达克的途中被杀。此后二十年间,苏丹赛义德先后入侵巴达赫尚、拉达克和克什米尔,最后在从拉达克回师的途中,于著名的喀喇昆仑山口附近,因空气稀薄而死。拉失德汗继承了王位,那部史书便是以他命名的;他统治了若干年,极为残暴。他死后,诸子瓜分了遗产,国家又重新陷入混乱。

在后期的察合台诸汗治下,伊斯兰教从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的入侵所造成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这主要得力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影响,这两座城当时已成为伊斯兰学术的重要中心。拉失德汗在位期间,著名的圣徒赛义德·和卓·哈桑,更通常被称为玛哈图木·阿杂木,意即「大师尊」,从撒马尔罕来到喀什噶尔,受到非同寻常的礼遇。这位圣徒曾在喀什噶尔娶妻,并获赐丰厚的田产,他的儿子们便在此定居下来,逐渐建立起一种神权统治,在那些驯顺而麻木的百姓颈上套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他们至今仍背负着它。久而久之,形成了两个派别,对这个国家此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长子的拥护者称为白山派,得名于他们的大本营阿图什背后的山岭;幼子的拥护者则称为黑山派,得名于罕艾日克附近的山丘。这两派和卓,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们,都志在夺取政治上的至高权力,凡是看来可能有助于实现其野心的外部势力,他们都与之暗中勾结。

一六〇三年,著名的葡萄牙修士鄂本笃抵达叶尔羌,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礼遇。原来他在喀布尔曾借钱给这位统治者的母亲。王子以玉石偿还了这笔债,这位旅行家在此后的旅途中把玉石卖了个好价钱。

现在我们说到准噶尔人,亦即卡尔梅克人的兴起。这是一个蒙古种族,当时居住在伊犁及其周围地区。在当时的杰出人物之一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统治下,他们的势力北抵西伯利亚,南达库车、喀喇沙尔和旧吐鲁番;但噶尔丹起兵反抗中国人,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他的侄子和继承者策妄阿拉布坦,统治的疆域东起哈密,西至浩罕,直到一七二七年遇刺身亡,一直是准噶尔历代统治者中势力最强的一位。土尔扈特蒙古人因为畏惧他,逃到了伏尔加河畔。亨利·霍渥斯爵士对策妄与俄国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记述,从中可知,彼得大帝因听说东突厥斯坦有黄金,便派遣一支三千人的队伍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以叶尔羌为目标;但准噶尔人袭击了这支队伍,迫使它退了回去。

再回过头来说和卓家族。这个家族最著名的人物是伊达雅图勒拉,人称阿帕克和卓,意即「尊驾」,他是白山派的首领,被奉为仅次于穆罕默德的先知。他被逐出喀什噶尔后,避居拉萨,达赖喇嘛待他很好,并劝他去求准噶尔人相助。一六七八年,准噶尔人攻占了喀什噶尔,此后多年一直在其掌握之中,阿帕克和卓则作为可汗的代理人进行统治,每年缴纳相当于六万二千英镑的贡赋。这位圣徒晚年遁世隐居,在门徒们中间度过了余生。

若干年后,准噶尔内乱,其首领之一阿睦尔撒纳趁机宣布本人及其部落归附中国,并劝说其他部落效法;他还促使喀什噶尔向中国输诚。乾隆皇帝的方略是为天朝重新征服伊犁和东突厥斯坦;一七五五年,他派出一支十五万人的大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从而巩固了经由阿睦尔撒纳表示的归顺,阿睦尔撒纳被任命为总首领。这个准噶尔人不久便厌倦了中国的统治,屠杀了一支天朝的部队;但中国人于一七五七年重新占领准噶尔,次年将这个部落彻底剿灭。伊犁(固尔札)就建在准噶尔都城的旧址上,重新征服的这些地方也被正式赐予今日「新疆」之名,意即「新的疆土」。

中国人意识到自己人数单薄,便把士兵和无地之民安置在这片「新疆土」的肥沃地区,又把罪犯和政治犯流放到这里,后者之中就有从甘肃、陕西流放来的东干人。中国的统治显然不如俄国的统治严酷;因为在一七七一年,土尔扈特蒙古人多达十万户,从伏尔加河畔逃回了伊犁河谷,德·昆西曾以极富戏剧性的笔法记述过这件事。

中国在取得这些辉煌胜利之后,威望自然极高,并由此带来了更多的归附。先是柯尔克孜人的中帐,继而是小帐,虽然与俄国有所关联,仍表示臣服;中国接受了他们的归顺,浩罕、巴尔蒂斯坦和巴达赫尚的统治者也随之效法。

中亚诸汗对中国这番声威深感惊惧,于是结成同盟,以阿富汗埃米尔艾哈迈德汗为首。艾哈迈德汗派遣使团前往北京,以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是穆斯林为由,要求中国交出这片土地。所得的答复不能令他满意,但这位阿富汗埃米尔谨慎地没有去攻打中国人,只满足于以重兵据守巴达赫尚;不久之后,这个同盟便瓦解了。

此时,中国人的苛索变得十分沉重,既有赋税,又有为修建兵营而征发的劳役。许多受压迫的农民逃到了安集延,在那里结成一伙心怀不满的人,静待时机。

驱逐中国人的第一次尝试,是和卓张格尔于一八二二年发动的。他在柯尔克孜人的支持下袭击喀什噶尔,但被击退,退到了伊塞克湖以南的地方,在那里击败了一支中国讨伐军。一八二六年,他再次图谋夺取喀什噶尔,这一次成功了。中国人组织了极其庞大的兵力来收复此城。经过一场勇士比武,一名卡尔梅克弓手战胜了一个手持火枪的浩罕人,中国人随后取得了胜利,张格尔被俘处死。接踵而来的是抄没和处决,一万二千户穆斯林被迁往伊犁,作为农奴安置在那里,称为塔兰奇人。中国人又在所有重要的地方修筑了堡垒,中国的权威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作为进一步的防范,中国人宣布对浩罕实行封锁。浩罕汗对这一政策心怀怨恨,便以张格尔的哥哥玉素普为傀儡,于一八三〇年入侵这一地区,但因布哈拉入侵浩罕,他不得不回师保卫本国。

次年,中国与浩罕议和,给予浩罕汗种种宝贵的特权,其中包括每年三千六百英镑的津贴,作为交换,浩罕汗保证阻止敌对的远征;他还获准全权管辖其在中国突厥斯坦的臣民,通过由他们本族人充任的阿克萨卡勒,即「长老」,来行使这一权力。这一地区西部受这项条约的影响尤深,「阿勒提沙尔」即「六城」这个名称,此时开始用来称呼这一带。

一八四六年,英国对华用兵的结果和那个帝国的虚弱已为人所知,张格尔的儿子们又发动了一次远征,为首的是伊禅汗和卓,人称「卡塔·图拉」,意即「大老爷」,他是兄弟们中间的主心骨。喀什噶尔因有人叛卖而被攻占;但胜利者的暴虐使全省离心离德,叶尔羌的中国守军兵力足以驱逐这群由柯尔克孜人和浩罕冒险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约有两万户人家追随他们离开了家园,在隆冬时节翻越了铁列克达坂。

十年之后,倭里罕和卓又作了一次尝试,他于一八五七年占领喀什噶尔,屠杀了中国人。他身边簇拥着狂热的浩罕人,虐待和压迫百姓,以残酷的刑罚强迫人们每日五次到清真寺礼拜,又禁止了由来已久的编发辫的习俗;他还野蛮地杀害了德国旅行家阿道夫·施拉金特维特。由于他不得人心,前来讨伐这个篡位者的中国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位和卓逃回了安集延,据说追随他而去的约有一万五千户人家。不过,所有这些数字大概都有所夸大。

此时,一位新的人物即将登上舞台,正是由于他的作为,中国突厥斯坦才向英国和俄国敞开了大门。因此,在叙述阿古柏所建立的王国之前,我们不妨就此结束这篇史略的第二部分。

第十五章中国突厥斯坦史略——近代

六城之中,阿塔里克的兵卒多如牛毛;

绣金的缠头与丝绸的长袍,便是这些娇贵武士手中的杀人利器。

——喀什噶尔歌谣

作为本章的引子,不能不先说一说中亚诸汗国。半个世纪以前,在英国几乎无从得到这方面的确切消息;因为,虽然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就有一批才华出众的英国军官深入到遥远的布哈拉和希瓦,锡尔河流域的那几个汗国却始终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俄国的情形则不然。推动她向前的,主要或许是边疆军官们的雄心,但也因为有必要制服草原上的劫掠者。俄军纵队几乎没有遇到过认真的抵抗,向南推进时又大得锡尔河之助:这条河不仅供给饮水,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帮助解决了给养和运输这些棘手的难题。

一八四七年,俄国抵达咸海和锡尔河口,修筑了两座堡垒,一座在咸海的一处港湾,另一座在河口。这一步推进使她与浩罕国发生了敌对的接触;浩罕的统治者们对这个北方强国出现在他们向来无人挑战的地域,深恶痛绝。然而俄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八四九年,溯大河而上的推进开始了,当年便攻占了浩罕的第一座前哨;四年之后,又攻下了位于锡尔河上游二百二十英里处的阿克麦切特。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在此后几年间无所作为,但到一八六五年,塔什干被攻占,咸海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被划为边疆的突厥斯坦省。

俄国的推进既已极简略地叙述到这里,我们便转向浩罕,那里兴起了一场运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突厥斯坦及其邻近诸国。说到这里,必须对阿古柏作一番交代,这个冒险家注定要在中国突厥斯坦的舞台上扮演主角。这位未来的埃米尔于一八二〇年生于塔什干附近,他的父亲自称是帖木儿的后裔,是一名喀孜,也就是法官。二十五岁时,我们看到阿古柏在年轻的胡达雅尔汗手下充任侍从官;胡达雅尔汗是由钦察部首领穆斯林库尔扶上浩罕汗位的。阿古柏的姐姐嫁给了塔什干的钦察总督,阿古柏主要凭着这位姐夫的势力,被任命为阿克麦切特总督;他曾顽强地守卫这座堡垒抵御俄国人,但终归失守。一八五八年,穆斯林库尔被他那忘恩负义的主子残酷处死,钦察人和柯尔克孜人便联合起来,驱逐了胡达雅尔,拥立他的长兄登上汗位。阿古柏投效了这位新汗,新汗两年后遇刺身亡,于是胡达雅尔重返汗位,又对阿古柏恩宠如初。但这个反复无常的官员不久就背弃了胡达雅尔,转而投靠另一位觊觎汗位的人沙·木拉德汗。新主人命他据守苦盏,但他受到布哈拉军队的威胁,便献出了自己所守的城池,投向了入侵者。后来,到一八六四年,切尔尼亚耶夫将军攻陷奇姆肯特之后,企图以奇袭一举夺取塔什干而未能成功,当时阿古柏曾在塔什干城下与俄国人交战。

正在这个关头,柯尔克孜首领司迪克伯克的使者带来了喀什噶尔发生反清起事的消息,请求派一位和卓家族的后裔去领导这场起事。于是有人去找住在浩罕的张格尔仅存的儿子布素鲁克。布素鲁克欣然抓住这个机会,任命阿古柏统率他那支小小的队伍,全部兵力不过六十名随从而已;浩罕汗面对迫在眉睫的俄国威胁,自然不愿分出自己的兵卒。

这一小伙冒险家在隆冬时节翻越天山,一路未遇任何抵抗,于一八六五年一月到达喀什噶尔附近。与此同时,司迪克伯克已经后悔邀请了这位和卓王子,指出中国人必定会收复喀什噶尔,届时一定会严厉报复。但阿古柏是在逆境中磨炼出来的,他不理会这番警告,坚持进入喀什噶尔;布素鲁克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被拥立为汗。这位新统治者懦弱、懒散而放荡,立刻沉溺于声色之中,留给阿古柏去应付当时的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几乎是难以招架的。

首先,司迪克伯克不久就改变了态度,从盟友变成了公开的敌人。于是双方开战,主要靠阿古柏亲身奋战,结果柯尔克孜首领战败,逃往塔什干。

经此一役,喀什噶尔已相当安稳,尽管中国人仍以七千之众据守着汉城。阿古柏于是决定进攻英吉沙和叶尔羌。他率领一支小部队抵达叶尔羌,留下部分兵力围困英吉沙;但当地势力强盛的和卓们敌视他的野心,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把他逐回英吉沙。这位不屈不挠的冒险家毫不气馁,得到喀什噶尔援军之助,加紧围攻英吉沙的汉城,终于将其攻破,把城中两千守军尽数处死。他乘胜又招来了再度露面的司迪克伯克,以及一支来自巴达赫尚的队伍为他效力。

但这些新盟友不过是三心二意,当一支从巴楚来的大队东干人向他进攻时,他只能依靠自己的部下。这一仗是在英吉沙城外打的,由于柯尔克孜人和巴达赫尚人临阵倒戈,几乎打输;但阿古柏坚守阵地,赢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其直接的成果之一便是叶尔羌的归顺。

场景此时又转回喀什噶尔。那里的中国守军投降了,被编入阿古柏的军队,称为「新穆斯林」;但那位按办效法他在叶尔羌的同僚的壮举,在堡垒里把自己和部属一起炸死了。阿古柏娶了那位中国将军的美貌女儿,此后受这位妻子影响很深,她为他生了许多子女。

有一阵子,看来一切都会顺遂,但已经投降的东干人决定在叶尔羌作最后一搏,以图夺权,背信弃义地向阿古柏发动了袭击。布素鲁克也在这个关头抛弃了他的大将,阿古柏的处境看来已经绝望;然而他那非凡的勇气再一次挽回了局面。他进攻并攻占了叶尔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东干人;随后进兵喀什噶尔,打败了宣布他为叛逆的布素鲁克。这次胜利的结果是,布素鲁克被废黜,最终被逐出境外,阿古柏则接掌了他主子的大权。他的地位得到了布哈拉埃米尔的承认,后者于一八六六年授予他「阿塔里克·加齐」的称号,意即「卫教之父」;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时时提防邻近的浩罕的猜忌与敌意,而这种猜忌与敌意又不断受到俄国的煽动。一八六七年,他接着攻取了和田,结束了他事业的第一个成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他虽然力量不足,却成就了许多事业。

正当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田建立自己的权力时,天山以北各地发生的事变,又增加了他成功的机会。从一八五〇年延续到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国之乱,蹂躏了中国最富庶的几个省份。在这场大动乱之外,一八五五年云南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回民起事;一八六二年,陕西、甘肃的回民也起事了,乱事渐渐越过沙漠蔓延到伊犁地区,那里的塔兰奇人与东干人联合起来反抗中国官府。这场起事成功了,伊犁于一八六六年一月被攻占,随即成立了一个东干人与塔兰奇人的政权,这个政权一直维持到一八七一年俄国占领该地区为止。

我们现在转而叙述阿古柏在喀什噶尔以东的征战。阿克苏的东干人和和卓们并没有从伊犁得到多少实际的支援,因此,当他于一八六七年开始用兵时,他所对付的主要是一支已经战败的力量。阿克苏的地势虽然天然险要,却只作了轻微的抵抗,阿塔里克便继续进兵库车,也将其攻占。在接受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和迪化的归顺之后,他凯旋回到喀什噶尔。后来他又吞并了山地的色勒库尔,把那里的居民掳走,代之以叶尔羌人和柯尔克孜人。

阿古柏之所以重启对东干人的战事,很可能既是出于野心,也是由于难以供养军队、发放军饷。一八六九年秋,他继续东进到库尔勒,攻下了该城,此后的一连串征战,大体上都很顺利,一直持续到一八七三年,喀什噶尔的军队向东一直打到吐鲁番以东的小城七克腾木。对于那些可怜的百姓,他们毫不顾惜,照中亚的惯例,无情地加以劫掠,有时还加以屠戮。阿塔里克由此赢得了军事上的成功,却没能把他所征服的地方组织起来,以防备那个行动迟缓的中国政府有朝一日要收复失地。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约束不了自己的军队,倘若禁止劫掠,他们便会一哄而散。无论如何,他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在邻近各国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使他的声名远播四方。

阿古柏的权力建立在一支雇佣军之上,这支军队成分之庞杂令人瞩目。他的宫殿是按兵营的格局修建和布置的,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炮,从古老的中国火炮到新式的大炮,无所不有;他的军队也是一样,囊括了邻近各地的人。最可靠、最得力的兵卒是浩罕人,他们身为异乡之人,自然会忠于他们的首领和同乡,而本地的农民则不大会打仗。人数上占重要地位、但大多不可靠的一部分是东干人,他们效力主要是出于畏惧。此外还有一些印度和阿富汗的冒险家,其中有些印度人是从印度军队里开小差出来的。中国兵则从不用于远征。

上面所说的这些人构成正规军,分为骑马步兵、炮兵和步兵;此外还征集了柯尔克孜人、刀郎人以及其他非正规兵来充实兵力,但这些人的军事价值颇可怀疑。如今人们相信,阿古柏手下可靠的兵力从来没有超过两万人,尽管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那些夸大其词的说法。由于他那颇为出众的个性和屡战屡胜,他的军队比浩罕和布哈拉的军队更能打仗;但事实证明,他们抵挡不住按欧洲方式训练的中国军队,若遇上人数相当的俄国军队,也不可能招架得住。

他的政府以伊斯兰教法为本,对百姓的负担十分沉重。须知他维持着一个宫廷和一支庞大的军队,所需的开销主要出自大约一百万贫困的农民。这些农民除了缴纳名义上为全部收成十分之一的重税之外,还受到不公正的税吏的盘剥,处境十分凄惨。此外,他还豢养着一大批城市巡警,以及一支庞大的秘密警察队伍,两者合在一起,必定大大加重了民间的普遍困苦。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那些不幸的臣民要背负更沉重的担子。还有,在他统治期间,与中国的贸易完全断绝,商人们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他们同俄国或印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商业往来。

在天朝大军重返中国突厥斯坦之前,阿古柏与俄国的关系对他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因此有必要简要地概述一下。阿塔里克守卫阿克麦切特以及他在塔什干城下的作为,前面已经提到,俄国人对此并未忘怀;一八六六年,俄国人肢解了浩罕,又打败了布哈拉。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政权,使俄国人大为不安,起初他们的边疆官员奉命不承认阿古柏,但同时又要采取怀柔的态度,幻想这样做可以诱使阿塔里克主动示好。

本着这一愚蠢的方针,俄国人请求准许他们在纳伦河上架桥,并修筑一条通往喀什噶尔的道路;不用说,这些要求都被断然拒绝了。为了表示不满,俄国人开始在纳伦修建一座坚固的堡垒;但中亚各汗国力图摆脱他们所痛恨的统治,牵制了他们的手脚。阿古柏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中立,这场斗争持续了五年,结果俄国套在浩罕和布哈拉身上的枷锁比以前更牢固了。阿塔里克当时之所以得以安然无恙,大概要归功于俄国人忙于这些事务,因为修筑纳伦堡公开声明是进攻喀什噶尔的前奏,而且看来一八七〇年一支专为此任务而组建的远征军,在最后关头被调去对付意外发生叛乱的浩罕了。

后来,俄国当局把他们那颇具威胁性的政策改为和平渗透的政策,企图通过他们的商人打开进入中国突厥斯坦的门路。他们还派了一名年轻军官去与阿古柏商谈各种问题,阿古柏也回派他的一个侄子前往俄国。然而,由于他的使节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双方关系的发展进展甚微,而阿塔里克对他这个可怕的对手始终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这使俄国人相信,他的力量要比实际上大得多。

因此,一八七二年,俄国一面继续进行军事准备,一面派遣一位正式使节考尔巴斯男爵,担负与阿塔里克建立官方关系的艰巨任务。这位统治者十分欣喜,用东方人那种夸张的辞令接待了他:「请坐在我的膝上,坐在我的怀里,或者随你坐在哪里都行,因为你们是上天派到我这里来的客人。」使节第一次获得了完全的自由,随使团同来的两名俄国商人也得到种种便利,可以前往叶尔羌和和田。考尔巴斯男爵对东道主的威势深信不疑,竟把他看作与阿富汗埃米尔同等的君主;由于有了这些印象,双方订立了一项令彼此都满意的通商条约,俄国货物按从价计征,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二点五。这位使节对这个国家了解了不少,无疑也取得了巨大的个人成功,他带着对阿塔里克及其领地的热情赞誉回到了塔什干。

接下来被派往俄国的,是阿古柏的另一个侄子,名叫哈吉·托拉,此人游历甚广。他在俄国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并蒙沙皇款待。他从这个北方强国的宫廷又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进行谈判,结果阿古柏以土耳其承认其独立为交换,接受了苏丹的宗主权,并铸造了印有苏丹肖像的钱币。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殊荣,阿塔里克还被正式册封为埃米尔,赐号「阿明·穆米宁」,意即「信士所托付之人」。

一个举足轻重的穆斯林政权竟与俄国的世仇结成联盟,俄国在中亚的当局自然大为不快。此外,与阿古柏的关系发展得也并不顺利;因为这位埃米尔意识到,他的国家将会被俄国商人所充斥,便决定背弃通商条约的精神,对一切俄国来客加以抑制。第一支到达喀什噶尔的重要商队,他把商队的主人置于监视之下,虽然他通过手下的一名代理人以公平的价格买下了他们的货物。但由于付款用的是成色低劣的钱币,那位商人势必亏本,而且尽管有俄国官方的竭力支持,最终还是亏了本。一年之后,阿古柏又改变了主意,邀请另一位俄国商人到喀什噶尔来。这位商人受到了较好的待遇,结果贸易逐渐增长起来。俄国的主要目的是获准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代办,而阿古柏只允许一名「卡拉万巴什」即商队总管(一个既无身份、又无学识的人)驻在都城。一八七四年,俄国派了一名官员前来商定这个问题,但阿古柏仗着有英国撑腰,在这件事上寸步不让;事实上,他对俄国的态度几乎带有威胁的意味。情形严重到这个地步,以致同年秋天,俄国当局决定摧毁他的势力。他们在边境上集结了两万军队,这时浩罕发生叛乱,迫使考夫曼将军调转兵锋。阿古柏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援助浩罕,那样一来,十有八九会给这个决心要消灭他的强国以沉重的打击。他在这件事上的无所作为,表明他不过是一个东方的冒险家,他之所以保住了打下来的江山,靠的是好运气,而不是什么卓越的才能。

阿古柏与印度帝国的关系,从政治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意义,但对于地理学家以及研究政治和商业的人来说,却颇有兴味。十九世纪中叶,驻拉达克的英国代表从商人那里听到一些关于当时所称的「中国鞑靼」的模糊传闻,但几乎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消息;不过,一八五七年阿道夫·施拉金特维特揭开了这层面纱的一角,他是第一个从印度前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欧洲人。不幸的是,当时倭里罕正在围攻喀什噶尔的汉城,这位德国探险家便是奉他之命被杀害的。八年之后,即一八六五年,英国测量员约翰逊〔注一〕越过昆仑山到达和田,受到当地首领的盛情款待;但第一个探察这片未知土地、并与其统治者和人民建立关系的英国人,这份功劳当归于罗伯特·肖。

(原注:《额里齐即和田之行(一八六六年)》,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三十七卷,一八六七年。)

肖住在拉达克的时候,阿古柏的一名使者路过那里前往旁遮普,奉主人之命去察看这个邻邦的情形。肖向这位使者表示,他极想去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拜见那位声名远扬的统治者。这一请求几乎立即得到了同意,一八六八年年底,肖越过喀喇昆仑山,平安抵达叶尔羌。他的勇气和决心显然还兼有相当的机敏,因为在整个旅途中,他给阿古柏和他的官员们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另一个英国人海沃德,既是探险家又是商人,他来得不是时候,引起了这位东方统治者的猜疑,两人一度被当作尊贵的国家囚徒看待;但最后他们都被送回了拉达克,对所受的接待十分满意。

肖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使人们对阿古柏的势力和这个未来市场的富庶都产生了夸大的看法。他曾向阿塔里克建议,在拉合尔派驻一名中国突厥斯坦的代表。这一建议被采纳了,这位代表还带来了一份诚挚的邀请,请印度政府派一名官员前去建立友好关系,开辟贸易。

福赛斯是一位能干的印度文官,被委派执行这项使命。他在肖的陪同下于一八七〇年到达叶尔羌;但不巧的是,阿塔里克刚刚动身前往遥远的东部边境,福赛斯没能达成使命,便回印度去了。

这次落空,阿古柏和英国使节一样大失所望。由于他的代表一再坚持,一八七三年福赛斯再次受命率领一个使团,规模比上一次大。在他手下的有戈登中校、查普曼上尉和特罗特上尉,这几位后来都有卓越的经历。整个驼队共有四百头牲口,需要精心筹备给养,翻越其中一个山口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山口的最后一百英尺是一堵冰墙。但使团终于按期到达了叶城,从那时起,使团一路受到友好而丰盛的款待。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使团到达喀什噶尔,福赛斯这样描述他所受的接见:

「按照礼节,我们在离大门约四十步的地方下马,由侍从长在前引路,缓步而行。外门里,兵士们坐在一座高台上,火器放在面前的地上,双臂交抱,目光低垂。随后我们穿过第二道满是兵士的大门,又穿过另一座庭院,院子四周都坐着身穿鲜艳服装的兵士,排列整齐。我们从这座庭院进入内院,那是一座小院,院中阒无一人,处处一片死寂。院子的尽头有一座长厅,开着几扇落地窗门。侍从长于是领着我们排成一行,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走到长厅侧面的几级台阶前,他几乎踮着脚尖进去张望了一下,又回来招手示意我独自上前。我走近门口时,他示意我进去,随即退下。我发现自己站在一间十分寻常的屋子的门槛上;我四下环顾,只见对面一道门里走进来一个高大壮实、衣着朴素的人。他招了招手,我便走上前去,心想这一定是一位要引我去『觐见』的侍从官。不过,我一边上前,一边本能地鞠了一躬,随即发现自己的双手被他握住,受到了照例的礼貌问候,这才知道,我正站在东突厥斯坦那位远近闻名的统治者面前。」

这段有趣的描述表明,福赛斯完全是照着阿古柏的自我评价来看待他的;而英国使节同意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下马,这件事无论如何总会在阿塔里克的臣民眼中抬高他的身价。

几天之后的正式接见中,使团呈上了礼物,主要是军火,但最使阿古柏高兴的,是装在一只华美匣子里的女王陛下的亲笔信。他连声高呼「赞美真主!」之后,便表白他对英国人的友谊,把女王比作太阳,说「像我这样的可怜人,都在她和煦的光芒下得以兴旺」。

使团在喀什噶尔逗留了四个月,其工作的最终成果是一八七四年二月缔结的一项通商条约。根据条约的规定,从印度输入的货物按从价计征百分之二点五的税,英国的贸易由此与俄国处于同样优惠的地位。〔注二〕

(原注:条约全文见包罗杰所著《阿古柏传》。)

除了沿大道进行的重要测量之外,戈登还率领一支小队前往帕米尔,对那里作了一定程度的探察。的确,福赛斯使团是一次显著的成功,哪怕仅仅因为这些测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印度不可能从帕米尔或中国突厥斯坦遭到严重的入侵。此外,它开阔了印度当局的眼界,并通过与中国突厥斯坦建立友好关系,开创了一项规模虽小却有利可图的贸易。

然而,阿古柏对这个使团的看法却全然不同,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种同盟,意味着英国会保护他免受俄国的敌视;倘若他保住了权位,加尔各答就会不断收到他求援的呼吁。事情的结局是,阿古柏和他的家族注定要从中亚的舞台上消失,而且消失得很快。

正当阿塔里克款待福赛斯使团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平定了内乱,正在准备一支强大的军队,以收复它在戈壁以外失去的领土。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因为沙漠宽广,估计约有一千二百英里;但中国军队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统率得力,给养的难题也以一种极其简单的办法圆满地解决了。先头部队在一处罕见的绿洲上播种庄稼,于是到第二年秋天便有了一季丰收。

收成一经收割完毕,一支五万人的大军便向前推进,一路未遇认真的抵抗,直到一八七六年春天到达迪化附近。这一年八月攻占了该城,接着又攻占了玛纳斯,中国在天山以北的统治由此完全恢复。

天朝的军队现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阿古柏了,而他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他拒绝援助浩罕与俄国作最后的殊死斗争,这必定降低了他的威望,而他对俄国的敌视又必定削弱了他的地位;同时也很清楚,英国无意以军队或金钱支持他。除此之外,他那支成分庞杂的军队根本不是久经沙场的中国军队的对手,而且在人数和装备上也远远不及。

一八七七年春,中国的主力部队经达坂城山口越过天山,向吐鲁番进军;另一支一万人的部队则从哈密向西推进,与之配合。阿古柏已把他的主力部署在达坂城山口一带防守,但正当主力坚守这一阵地时,传来了哈密那一路攻占吐鲁番的消息。军中随即一片惊慌,阿塔里克虽然在吐鲁番以西打了一场掩护撤退的后卫战,却不得不退到喀喇沙尔,后来又退到库尔勒。在这次失败之前,阿古柏曾向俄国求援,但没有结果,部分原因是库罗帕特金(当时还是一名上尉)到过他的营地,对他的处境作了极为不利的报告。

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大概是缺乏给养,中国军队有好几个月按兵不动,而在敌营之中,事态却在迅速发展,阿古柏的命运之星正在黯然坠落。失去了东部的领土之后,阿塔里克变得郁郁寡欢,成了他的廷臣们的一大危险。根据我在喀什噶尔得到的可靠消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毫无正当理由地对他手下的一名官员施以残酷的鞭笞。这件事使他的主要部下之一尼牙孜阿奇木伯克感到惊恐,便把他毒死了。

阿古柏就这样死了,他曾在十二年间在中亚的舞台上扮演过主要的角色。正如他的称号之一「毕条勒特」所表示的,他是一个洪福齐天的人:他恰好在浩罕覆亡之前离开了那里,又在只有几站路远的地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在与俄国打交道的事情上,他是幸运的,若不是有更要紧的事务牵制住俄国的手,俄国早就把他碾碎了;最后,他又幸运地恰在他的王国从他手中失落的时候死去。在中亚的首领之中,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无疑勇敢而果断;但他的眼界狭隘,这是他所处的环境使然,无可避免。他至死都保持着警觉和刚健,没有沾染那种毁掉了中亚许多上层人物的恶习和放纵。他所活动的舞台虽然有限,但在十九世纪中亚的穆斯林之中,名字能够流传后世的,只有阿古柏一人。

阿塔里克死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他的一个儿子护送父亲的遗体回到喀什噶尔。在那里,他被他的哥哥伯克胡里杀害,伯克胡里继承了王位,但并非没有人与他争夺,因为有一个名叫艾克木汗和卓的人得以占据了喀喇沙尔和库尔勒,和田也发生了变乱。这位新统治者最终战胜了他的对手,但在这番争斗中把自己的资财消耗到了危险的地步,使中国人更加容易得手。

收复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的最后几次战役,与第一次战役的部署大致相同。主力部队在天山以北集结,取道一个鲜为人知的山口,以压倒的兵力突然南下阿克苏;另一路纵队则驱赶着穆斯林一直退到喀喇沙尔,又退到库车,在那里经过一场苦战,中国人取得了胜利。一八七七年十二月,随着喀什噶尔被攻克,这场战役胜利结束。

天朝的军队在胜利之时表现得颇有节制。他们没收了百姓的马匹,以防再次发生叛乱,但同时任命穆斯林充当头目,并承认伊斯兰教法。他们的强大地位于一八八一年得到了俄国的承认:那一年,根据《圣彼得堡条约》,俄国把伊犁归还中国,换得了伊尔克什坦这个哨所,它在天山东侧,离山脊有两站路。同一条约还确保了贸易自由,这项协定至今仍然有效。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英国和俄国都朝着中国突厥斯坦的方向大步推进。英国方面,多亏了荣赫鹏(罗伯特·肖的外甥)和其他旅行家的精力与活动,认识到了探察那些山口的重要性,因为从俄属突厥斯坦出发,即使不能经由这些山口入侵印度,至少也能对印度构成威胁。第二个目的是控制克什米尔富饶的河谷与中国突厥斯坦平原之间的那片无主之地。为此,英国在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派驻了政务官员,并以克什米尔土邦王的帝国勤务部队为后盾。

在这一时期,俄国在探察和占领与俄属突厥斯坦接壤的无主之地方面,也表现得相当活跃。她最活跃的代理人之一格罗姆布切夫斯基上尉,于一八八八年访问了山国罕萨,第二年又在叶尔羌河上游与荣赫鹏相遇。一八九一年,荣赫鹏在瓦罕旅行,在博扎伊贡巴兹那一站遇见了约诺夫上校;约诺夫曾发布公告,宣称帕米尔(唯塔格敦巴什帕米尔除外)是俄国领土。这位军官随后接到指示,要押送荣赫鹏返回中国境内。他对这项令人不快的差事表现得颇有风度,荣赫鹏在提出抗议之后同意前往中国突厥斯坦,他便放弃了有关押送的那部分指示。此事上报之后,俄国政府为约诺夫的行为道了歉,两国最终决定派出一个委员会,来解决双方在这个此前只有寥寥几位旅行家到过的地区的各自主张。一八九五年,委员会举行会议,根据它的裁决,瓦罕这一狭长地带划归阿富汗埃米尔,结果英帝国在这一段的边界,划在了兴都库什山脊线以北约三十英里的地方。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爆发的大革命,于第二年春天开始波及这个偏远的西部省份。最早的变乱发生在伊犁地区,一名年轻军官因与伊犁将军有私怨,策划了一场推翻将军的密谋。这场密谋大获成功,结果不仅将军被杀,政府机构也落入他们手中。随着革命在中国内地的进展,伊犁宣布成立共和,迪化派来的一支部队被击败之后,伊犁的起事者便成了周围地区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动荡很快就波及迪化本身。那里一些中国的无赖,都是某个专以劫掠和敲诈为业的秘密会社的成员,开始示威拥护共和事业,并以抢劫和纵火的行动来表示他们的同情。然而巡抚并非懦弱之辈,他意识到正规军的忠诚大成问题,便大量招募东干人,借助他们的力量,一时控制住了局面。后来,他对每一个被怀疑为秘密会社成员的人都毫不留情,不论有罪无罪,一律处以凌迟,于是中国百姓群起反抗,把他赶出了迪化。

这一年四月,喀什噶尔一直保持的表面平静,被阿克苏道台和知府遇害一事粗暴地打破了。宣布这一事件的电报一到,喀什噶尔道台立即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并发布告示,劝中国人效法他。不仅如此,他还让人写了一幅「中华民国万岁!」的条幅,挂在他的衙门里。中国的主要官员们犹豫了一阵之后,也都效法了这位长官;全省的提督不但剪掉了辫子,挂起了民国的旗帜,还戴上了一顶不伦不类的西式帽子。随后,官员们一起郑重其事地改换纪年,从幼帝宣统四年改为中华民国元年,这一举动在他们眼里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兵士们却丝毫没有追随长官的意思,而是保持着一种阴沉而怨恨的态度,这对于文武高级官员们的安全来说,都是不祥之兆。

与此同时,袁世凯已经接到电报,得知新疆归附了民国,便任命喀什噶尔道台前往迪化,希望借此结束伊犁与迪化之间仍然存在的敌对状态。喀什噶尔道台起初以年老体弱为由推辞,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任命。因此,实际的情形是,全省都已承认了民国,中国官员们都在听从袁世凯的指示。人们本可以认为,这场危机已经不流血地过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天夜里,一伙五十个中国人,都是某个秘密会社的成员,闯进了道台和县官的衙门。道台当时还醒着,那伙人用讥讽的口吻向他招呼了一声「给大人请安」,便把他和他的妻子砍成了碎块。县官也被杀害了,两座衙门里的民国旗帜都被砍倒毁掉。

早上,这些被称为「赌徒」的人,受到了率领着几名兵士的驻军统领的训话。他们坚持要领取武器,编成一个新的营,由一个以杀猪为业的恶棍统率;这件事办成之后,他们又任命了新的官员来接替被杀的人。新城的兵士杀了他们的两名军官,喀什噶尔一片惊慌,不过骚乱和抢劫只限于新城一带。此时的政务由这伙赌徒把持,他们任命所有的官员,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对象主要是中国官员。其他各城也发生了凶杀。叶尔羌的长官就是被选中要暗杀的人之一;但一场异常猛烈的风暴把白昼变成了黑夜,使那些中国赌徒觉得这是上天不许他们下手——这位官员至今还活着,可以讲述这段往事。

由于这些暴行所造成的动荡和不安全,俄国政府派来了一支八百人的部队,以保护俄国侨民。部队到达后的几个星期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摩擦,也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事,但一次中国的祭祀仪式差一点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鬼节那天,中国人照例要在庙宇前焚烧纸钱,好让他们已故的亲人在阴间手头宽裕。喀什噶尔的一座庙宇正在举行这种仪式,俄国领事馆却听到了巴扎失火的传言。领事馆立即派出了十五名哥萨克前去救援,他们误会了情况,强行扑灭了焚烧纸钱的火堆。正在这时,有几匹哥萨克的马挣脱了缰绳,奔回领事馆,那里的人顿时十分焦虑。城门照例在晚上八点关闭,俄国的主力部队赶到城门时,以为他们的分遣队已被切断,便用炸药把城门炸开,从缺口开进城里,却发现那些哥萨克安然无恙。

此后不久,那个「赌徒」营奉命调往迪化。哥萨克的指挥官对中国人那种全然和平的态度感到失望,决定向这个营发动攻击,他的计划是在城东横跨该营的行军路线进行夜间演习——制造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但他没有把马继业算计在内。马继业得知了这个典型的俄国式的阴谋,哥萨克的突然开拔又证实了这一点,他便在最后一刻说服中国当局,把行军路线由正东改为西北,然后再向北绕一个大圈子。多亏我们这位能干的代表采取了这一行动,那个圈套才落了空。这个营怀着极大的不情愿服从了命令,最后到达迪化时,人数已因开小差而大为减少,那个恶棍屠夫后来也被处死了。不久之后,俄国军队撤出了喀什噶尔,这座城市又恢复了它惯常的昏昏欲睡。

总而言之,中国古老的政策是用一圈缓冲国把她富饶的帝国环绕起来。在十八世纪末,这些缓冲国包括安南、暹罗、缅甸、阿萨姆、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克什米尔和浩罕,以及西伯利亚的沿海诸省。但十九世纪目睹了俄国的推进、日本的崛起,还有来自西方的强大异邦人在中央之国的水门前大声叩击,给中国带来了领土上的重大损失;今天,她的缓冲国体系已被新兴的列强一扫而空。英国表现得相当活跃,占领了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个,或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它们的优势,现在不仅在南边的缅甸边境上与中华帝国接壤,而且在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边界上也与之相邻。

俄国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推进,如今占据着浩罕、安集延以及各汗国,还有中国突厥斯坦以西的帕米尔;在北边,俄国的七河省正压在中国突厥斯坦这个省份的头上,一条铁路正在穿过七河省修建,将会吸引走该省的大部分商业。

于是,中国所依赖的那种与世隔绝的旧秩序正在消逝,而包括现代交通手段在内的新秩序正在确立,亚洲广大人群中对进步的渴望,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突厥斯坦的前途尚未最终确定,但这场暂时使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的世界大战,无疑将促使中国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果真如此,这个帝国边远省份的状况便有希望得到改善,尤其是借助交通的改进。同时,亚洲有许多地方,都有理由羡慕中国突厥斯坦居民所享有的太平与富足。

第十六章一个喀什噶尔农夫

中国突厥斯坦纬度颇低,海拔却相当可观,加之空气干燥、四季分明,因而宜于种植种类繁多的作物,无论是满足于温和气候的,还是需要长久酷热的,都能生长;唯有畏惧冬寒或需要充沛水分的植物,不能在此立足。

——格勒纳尔《高亚洲》第二卷第一百七十三页

农夫是中国突厥斯坦的中坚,而他们完全依赖灌溉耕作,因为这里并没有按时而至的雨水。雨在波斯被称为「真主的恩典」,在喀什噶尔却被看作恰恰相反的东西,部分原因在于它来去全无定准。倘若春天下一场大雨,土面便板结起来,幼苗钻不出地,只好重新播种。收割时节或甜瓜成熟之际下雨,同样不受欢迎;遇上大雨,农夫便要惊呼:「究竟犯下了什么大罪,竟要我们受这样的灾殃?」对雪,人们倒不那么嫌恶。照例说,喀什噶尔绿洲的水足够人人取用,只有春天才会为水争斗,那时家家都想先浇自己的地,好让庄稼早熟,赶早上市。

由于水源充足,又没有冰雹或其他严重的天时之患,这里的农事除了偶尔遇上难得一见的锈病和枯萎病之外,可以说十拿九稳,这与那些靠天吃饭的国家里农业的名声恰成鲜明对照。绿洲上寸土皆耕,农业人口相对稠密,其生活与波斯截然不同;在波斯,每个村庄四周都环绕着成片成片的荒地,供给放牧、草料和柴薪。中国突厥斯坦也有一些孤零零的村庄或村落群,但这片土地大体上是由一片片广阔的绿洲嵌在毫无生气的荒漠之中构成的。

主要作物有小米、稻米、玉米、小麦、大麦、棉花、苜蓿、大麻、亚麻籽、芜菁、胡萝卜和烟草。小米和稻米被认为是最合算的作物,其中小米占全部耕地的一半。

水果和蔬菜方面,杏、葡萄、桃、油桃、榅桲、樱桃、无花果、苹果、梨、桑葚、石榴和甜瓜长得极其繁茂;南瓜是最主要的蔬菜,此外还有胡萝卜、芜菁、洋葱、黄瓜、大蒜和茴香。

这里的上层人士不如波斯的开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与欧洲侨民没有社交往来,因此优良的果树和种子都没有引进。这种局面对安集延商人来说殊不光彩,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如今塔什干所种的那些出色的果树引进过来。

新城的汉人种地远比本地穆斯林高明,他们引进了一种奇特的李樱桃,果实有蓝、白、红几个品种,还引进了各种豆类、甜菜根、包括苤蓝在内的甘蓝、莴苣、马铃薯、番茄和菠菜。然而汉人农夫与穆斯林农夫之间少有往来,所以后者从精于农事的天朝子民那里学不到多少东西。

喀什噶尔绿洲里果树以外的树木,有伦巴第杨和一种枝叶舒展的杨树,后者能长得极为高大;还有突厥斯坦榆,其中一种嫁接的品种长成金字塔形。普通柳树和两种垂柳——其中一种结的果子可以吃,样子像波希米亚橄榄——沿着每一条灌溉渠栽种,用作柴薪。

农业之外,最重要的产业是饲养牲畜——马、驴、骆驼、牛、绵羊和山羊。喀喇沙尔一带卡尔梅克人所养的马最好,比柯尔克孜人的矮马健壮,因为卡尔梅克人不喝马奶。这些马通常是骟马,约有十四掌高,用来驮运最为理想。柯尔克孜矮马吃苦耐劳,但力气不大,驮不了多少分量。叶尔羌马,尤其是花毛的,上个世纪在印度是很受喜爱的坐骑,当时的英印小说里也提到过它;如今仍有少量出口。

驴数以千计,在这里取代了英国的独轮车和大车,此外还承担着境内大宗货物的运输。骆驼属双峰的大夏种,极受珍视,尤其是在柯尔克孜人中间,因为它们不怕严寒和深雪,矮马得泅水才能过的河,它们能涉水而过。养牛主要在山区以及沿河的林地进行。牛的个头很小,养来挤奶和耕地。绵羊通常是肥尾种,但南部地区也有一种短毛的品种。由于几乎完全没有牧场,所有牲畜照例都瘦得可怜。

我想,挑选一个典型的农夫,细细考察他的生活,或许不无裨益;因为借此我们可以触及确凿事实的根底,这总比泛泛地谈论农业要好。本篇所写的伊萨·哈吉是个七十五岁的农夫,住得离城墙不远。他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分别十八岁和十六岁,帮着他种四十亩地,约合六英亩,这正是喀什噶尔近郊农庄的平均大小。这里从城里取得的粪肥足以让全部土地同时耕种;而在更远的地方,粪肥难得,总有一部分土地必须休耕,所以农庄面积要大些。哈吉的地有一半种苜蓿,其余种小米、小麦、稻米、棉花、甜瓜和亚麻籽。照例一年只收一季;不过小麦收割之后,又种上小米、胡萝卜和芜菁,这时种的小米不会成熟,却是宝贵的青饲料;苜蓿一年割四茬。农庄一角种着柳树,每四年截一次梢,给主人家当柴烧。伊萨·哈吉年事已高,只帮着浇浇地,耕地、收割、打场全由儿子们去做。他的两个大儿子在俄属突厥斯坦开着一家粮店,老三是泥瓦匠,其余几个不在农庄干活的时候,便出去打短工,一天挣六便士。哈吉有一对耕牛和四头驴,耕牛喂棉籽,驴喂小米。他的农具有一架原始的犁、一把耙、大小两种镢头、几把镰刀、几副抬土用的赞比尔,也就是抬筐,还有一个碾稻用的石磙子和一把扬场用的木锨。粪肥是马粪、牛粪、人粪和草木灰,在城里买,每驴驮三便士,大把大把地施在地里;这里的土是肥沃的冲积壤土,频繁的风暴还会落下一层层尘土,人们认为这对庄稼有好处。

伊萨·哈吉的房子是他自己的,手头宽裕一点就盖一间,连地皮在内总共花了五十英镑,占地六十英尺见方。客房约二十英尺见方,靠屋顶上的一个洞采光,夏天他就住在这里,饭也在这里做、在这里吃。屋里显眼的地方是一座铺着毡子的泥台,全家人睡在上面;主要的家具是一只雕花箱子,既盛衣服,又当床用。箱子上方有一层架子,摆满了俄国茶壶。从这间屋子进去是储藏室,存放着冬天吃的粮食,冬天也就在这里起居。另有一个院子,夏天用苇席遮住一部分,院里长着一棵浓荫的树,这一季里,主妇和儿媳们干活主要就在这里。我们在院中看见一只摇篮、一架纺车和各式锅盆。两间小屋归两个未婚的儿子住,这一方地的其余部分是马厩、一座烤馕的炉子和一间存放干草料的库房。

家务由主妇和她的三个儿媳操持,她们做饭、照看孩子、缝制衣裳。她们不下地,却把棉花纺成纱,再织成粗白布,穷人的衣服大多就是用这种布做的。

全家的主食是小米做的馕,人们认为小米比小麦或稻米更耐饥。伊萨·哈吉一家人口众多,他分得的那份收成全都自家吃掉,只有苜蓿以及一部分甜瓜、芜菁、胡萝卜和亚麻籽拿去卖。亚麻籽油用来做饭和点灯。

这些农家的正餐在日落时吃,是一种叫「苏尤克阿什」的汤饭,用面片似的面食和蔬菜在清水里煮成。早上他们喝加奶皮子和盐的茶,水果和馕则随时取食。肉,通常是牛肉,一个星期只上一次桌。这种粗茶淡饭管够,此外还有热吃的南瓜片和其他美味;伊萨·哈吉的儿子们看上去都很健康,一口牙齿尤其整齐结实。他们说冬天缺少取暖,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木炭昂贵,只能省着用。他们在一个木架子下面放一盆烧着的木炭,架子上蒙一床被子,全家白天围坐、夜里睡觉都在这被子底下,脚朝着中间。

伊萨·哈吉租种这座农庄已经十多年了。它由三小块田产合成,分属三个喀什噶尔商人。苜蓿的三分之二,约值五英镑,以及其余作物的一半,交作地租。他的租佃毫无保障,随时可能被赶走,但在他看来这种事不大会发生,他对自己的境遇表示满意。

这座农庄要缴纳的赋税,是一百零五磅小麦、同样数量的小米和二千一百磅铡碎的麦秸,由伊萨·哈吉和地主们各出一半。此外还得应付中国官府征派的公共工程和运输劳役,不过这可以折钱抵免,一年大约合两先令。使用灌溉水不收分文,所纳赋税不到两种主要作物收成的百分之五。离城较远的村庄,收税人可能会收到两倍于此的数目,他们离衙门越远,索取也就越苛。

总而言之,这是一片农事不受雨水左右、全赖河流灌溉的绿洲。农民有饭吃,气候宜人,左邻右舍也多。世上很少有哪个地方的人民如此知足;固然,不满或许能使他们的境遇有所改善,但看到这样快活友善的庄稼人过着健康的农耕生活,傍晚时分遇见他们唱着悠扬的歌儿回家,总是令人愉快的:

在这般树荫下的人何其有福,

少年辛勤劳作,晚岁优游自足;

他抛开那诱惑重重的尘世,

既然难以抗拒,便学会远避。

第十七章中国突厥斯坦的风俗习惯

喀什噶尔的姑娘,身段挺直,腰肢纤细;

英吉沙的姑娘,个子矮小,体形像口袋;

叶尔羌的姑娘,上头一个瘿瘤,下头一身肥肉;

和田额里齐的姑娘,把苹果一个个摆进碟子;

色勒库尔的姑娘,头戴毡帽,额头高高。

——《突厥斯坦的姑娘》(古老的民谣)

人类学家把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分为截然不同的四类。第一类是色勒库尔与帕赫甫两地的山民,属纯粹的雅利安人。第二类是荒漠居民,包括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口,其底子是雅利安人,掺有若干回鹘血统,北部的阿克苏尤其如此。第三类由柯尔克孜人、刀郎人和阿克苏居民构成;第四类是汉人和蒙古人,他们与柯尔克孜人的区别值得注意。雅利安人种在本省南部和西南部保存得最为完好,那里山岭崎岖,交通艰难。西部地区突厥影响十分明显,北部则是蒙古人地带的开端,我们的考察愈往东去,蒙古人便愈让位于汉人。

本书通篇不断提到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这里试将他们的性格概括一番。用边疆官员的说法,他们分明属于「驯服」的一类:顺从,缺乏血性,只要能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有酒宴、女人和音乐可享,便甘愿服侍任何主子。他们在民谣里抱怨徭役使人抛妻别子,又歌颂家园的可爱。可是他们对妻子并不忠实:「人人都该随心所欲,与自己中意的女人寻欢作乐。倘若君王公正,人人身边都该有心爱的情人。」体力与精神上的疲软,厌恶艰苦持久的劳作,尤其厌恶纪律,这是这些慵懒的绿洲居民的显著特点;不过这些缺点他们与邻近的俄属突厥斯坦诸民族多少共有,与之相抵的,还有许多美德。好客之风处处可见,陌生人到哪里都受欢迎,与他们打交道令人愉快,他们的礼貌尤其突出。中国的统治虽只靠寥寥几支军队支撑,却是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证明这里的百姓是守法的。此外,他们极少狂热,中国突厥斯坦的居民虽然服从宗教领袖,却不容易被煽动起来造反。这个恋家的民族有一点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他们动不动就肯出远门,尽管旅途通常艰苦劳顿;不过其主要原因大概是好奇,况且离开心爱故土的旅人毕竟相对不多。「我们爱过节」,这是这个快活而又漫不经心的忘忧之族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们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国度里度过的几个月中,我利用闲暇搜集有关当地风俗习惯的资料,这些风俗自然带有浓重的中国色彩。它们还受到另一事实的影响:这里的人在十世纪被强行改奉伊斯兰教之前,信奉佛教达数百年之久;改宗之后他们成了逊尼派,仰望布哈拉的汗,更在其上仰望土耳其的苏丹。他们的圣地就地点而言并未改变,只是在旧址上建起了纪念穆斯林圣徒的麻扎。祖先崇拜也是从汉人那里承袭来的,结果是人们上坟之勤,在中亚其他地方闻所未闻。

姑娘到了待嫁的年纪,便去某座麻扎祈祷,祷词如下:「真主啊,麻扎的主人啊,赐给我一所房子,炉上已经坐好了锅,锅里已经放好了勺。愿那房子四壁都挂着布,地毯和毡毯都已铺好,木钉上挂着手巾。赐给我一个父母双亡的丈夫,愿他没有别的妻子!」圣徒若肯垂听这番天真得可爱的祈求,便有求婚者登门,这时并无正式的订婚仪式,不过富人家里新郎要付一大笔钱,新娘也有丰厚的嫁妆。新郎和亲友们还要送新娘贵重的礼物。若是穷人,只需付给女方父母一两英镑,父母拿这笔钱置办新娘的妆奁。下一步是从本街坊的伊玛目那里取得一纸证明,证明这女子可以出嫁,再交一点小费,由当地伯克发给书面的婚姻许可。

如今已没有专门的婚礼服装,就连那种金线或银线织成的圆球形婚帽也不再有人戴了。婚礼通常在一场持续到傍晚的宴席结束时举行。一位毛拉诵读「法提哈」,即《古兰经》的开端章,然后新娘的代理人走进女眷的房间,三次问她是否接受这位新郎,得到她羞怯的应允之后,便回到男宾中间宣布使命圆满,至此「尼卡哈」即合法婚仪便告完成。接着给新郎新娘各一块在盐水里泡过的馕,按照民间的看法,这是婚礼中最重要的一项。的确,许多婚姻单凭遵行这一习俗便告缔结;馕和盐大概象征着一个新家庭的开始,只是其含义如今已被遗忘了。

新娘离开娘家时,母亲哀叹道:「我黑眼睛的宝贝啊!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声音甜美、眼神温柔的宝贝!我的女儿离我而去,留下我守着空空的房子。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新娘被送往新家时,街坊们用一堆火拦住她的去路,讨要手帕作为礼物。马夫也要先得一份丰厚的赏钱,才肯让她下马。最后,新娘踏进丈夫家门时,面前摆上面粉和棉花,随后施舍给穷人。这项仪式叫做「阿克尤鲁克」,意思是「白色的路」,象征一生旅途顺遂。在老一辈在世期间,公婆称新郎为「基尤奥古利」,即「女婿」,称新娘为「克林」,即「儿媳」,而邻居们则称她为「乔坎」,即已婚妇人。

在喀什噶尔,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无论妇女的地位还是道德风气,都有天壤之别。乡下人通常只娶一个妻子,很少休妻,他们的妻子享有很高的地位,这是从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承袭下来的。比如,在诵读尼卡哈之前,照例要先讲定:杏子熟时,丈夫须带妻子到阿帕克和卓麻扎去行「塔瓦夫」,即绕陵;其他条件还有:未经妻子同意,不得把她带到别的城去;有时还规定丈夫不得另娶。常可看见妇女骑着好马上集,料理买卖,与男子几乎平起平坐。城里则休妻成风,以至于大多数妇女都再嫁过许多次。临时婚姻也很普遍,实际上与波斯的「西盖」婚相仿,有些女人还专门靠离婚来赚钱。离婚之后,她们须等三个月零十天的「伊达」即待婚期满,方可再嫁;可是一旦拿到两份休书——通常是在不同的城里取得的——她们便可凭那份较早的休书立即再嫁。城里妇女地位之低,从下面这件事可见一斑:商人出门做生意,若是头一个碰见的是女人,有时便要折回家去,因为这被看作不祥之兆。

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一样,近亲通婚屡见不鲜,造成了可悲的后果,子女中有痴呆的,有聋哑的。这种灾祸在富有的地主阶层中尤为显著,他们为了保全家产,世世代代互相通婚。这种做法推行到了极端,以至于喀什噶尔最富的人家,许多姑娘不得不终身不嫁,因为表兄弟不够分配。有意思的是,汉人在这件事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整个民族分成约一百个姓氏,男子不许娶同姓的女子,哪怕她与他毫无血缘关系。

在喀什噶尔,结婚并不是女人一生中的头等大事,「恰奇巴格」即「编发」之礼要重要得多。这一仪式在婚后举行,并无固定的时间,也不以生育子女为条件。届时要大摆宴席,载歌载舞,有时长达三天。妻子所得的礼物远比结婚时丰厚,许多父母还会把田产交给她。仪式的高潮是那女子出场:她穿上最华贵的衣服,在屋中坐上首座,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她那一向梳成四五条的发辫,第一次被正式编成两条,她由此成为一个「贾万」。从此她有权在长袍领口的右侧缀上五条红色的半圆形绣边,一条在一条之下,长度依次递增。富人家通常用印度的金线织锦。

有一天,有人看见一个女人在麻扎前哭泣,她的祷词如下:「圣者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活?我成了孤儿。我成了异乡人。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受孤儿的苦楚?难道我要孤零零地过活?我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人人都欺负我。真主啊,我迷失在亲友与仇敌之间。唉,我这异乡人的命!唉,我这孤儿的命!圣者啊,让我丈夫心里生出爱意,让他待我公道。真主啊,成全我心中的愿望,赐给我一个儿子,一个长命的儿子。我成了异乡人。是你让我成了孤儿。真主啊,帮帮我,叫我的仇敌化为尘土。」

这番虔诚的祈祷之后,求告者闭上眼睛,把手伸进陵墓上的一个洞里,抠出一小块泥土吞了下去。她的信心没有落空,到了时候,她便开始为顺产作准备,为此去拜访了一位「巴克西」,也就是巫师。巫师敲着鼓,念诵一些语无伦次的咒语,那女人则抓住从屋顶垂下的一根绳子,绕着它打转跳舞,直到头晕目眩。仪式过后,她付了酬金,施舍了穷人,安心回家。后来她又带着供食去祖坟,恳求祖先代为求情,保佑她顺产,尤其保佑她生个儿子。她把供品放在坟旁,称颂祖先,哀叹自己的过失,绕坟七圈,最后把食物分给乞丐。临产前约一个月,她步行到一处有七座水磨的地方,缓缓跨过给水磨供水的七条水渠,然后满怀喜悦的信心回家,深信这一仪式有特别的灵验。

临盆之时,谁也不许离开这所房子,除非有急事;遇到这种情形,只要留下一件衣物,便不会招来祸患。街坊的妇女都聚来帮忙,分娩时她们大声喊叫,意在掩盖生产之事,这是从汉人那里学来的习俗。新生的婴儿也被小心地藏起来,不让来客看见。

倘若这对父母先前的孩子都已夭折——唉,这种事屡见不鲜——做父亲的便扮成乞丐,抱着婴儿到巴扎上,向店主们讨些零碎的白布,缝成一件小衫,意思是借这样自贬身份来躲避灾祸。在这种情形下,孩子起名时便取一些意为「结实」「留住」或「愿他留住」的名字。起名在第三天到第七天之间,由一位毛拉主持,他先在婴儿耳边低声念一遍宣礼词。第四十天给婴儿剃头,把头发埋掉。这时要宰一只羊吃掉,羊骨不许折断,也要埋起来。

割礼是伊斯兰教「五项根基」中最重要的一项,在三岁到八岁之间施行。动刀的是剃头匠;富人家要为此大摆宴席两三天,男孩会收到礼物,其中有煮熟的鸡蛋,他拿这些蛋互相碰撞着玩。

男孩女孩都很小就被送进学堂,用意是让他们慢慢认得字母。喀什噶尔的教育不过是背诵《古兰经》的一章及其突厥语译文。学堂教字母,鼓励习字,还教礼拜和小净的规矩。地理、历史(指有别于传说的历史)、数学和外国语言则全然不顾。女孩大约十岁离开学堂,男孩多半晚一两年。教师都是心胸狭隘的顽固之徒,而家长们也甘心如此,结果喀什噶尔便没有多少进步。

我们参观了喀什噶尔最主要的男子学堂,塾师叫他得意的学生背诵《古兰经》的段落。他们用一种凄凄惨惨的单调腔调唱诵,身子前后摇摆,仿佛疼痛难忍。随后我们给塾师和学生们拍了照,他们手捧气派十足的皮面银饰书册,一问才知是《古兰经》的注释。

丧葬仪式大体与亚洲各地伊斯兰教通行的相同,但也有一些喀什噶尔特有的习俗。遗体洗净、裹上殓布之后停放起来,两手的拇指和两脚的大趾分别绑在一起,下巴也要扎住。然后把遗体抬出屋子,在离门七步的地方往地上浇一勺米汤。每走七步便重复一次,同时念诵下面的诗句:

「齐尔」〔注一〕来了,「扎巴尔」来了,

从大地的中心传来了消息。

天门前的迅捷的狗啊,

来吧,为这个人打开乐园的大门。

(原注:「齐尔」是表示「伊」音的符号,「扎巴尔」是表示「阿」音的符号;把它们写进诗里,似乎并无意义。)

诗中提到狗,是受了汉人的影响;在伊斯兰教里,狗地位低贱,被视为不洁之物。与伊斯兰教的通例相反,这里以白色为丧服之色,与中国相同。送葬的队伍由职业哭丧人领头,一位毛拉随行,一路诵读《古兰经》的章句,到了墓地再主持葬礼。

妇女不到墓边,而是在附近的清真寺里哀哭:「我的父亲啊!我勇敢的父亲啊!我善良的父亲啊!」或者:「我的母亲啊!我那黑眉毛的美丽的母亲啊!你离我们而去,撇下我们孤孤单单。」有一种奇特的习俗,是在坟上靠近死者头部的地方插一根木棍,格勒纳尔认为这是古时给死者供奉食物的遗风。第三天在死者家中举行隆重的宴席。服丧四十天,期满后再设一次宴席,服丧的人便恢复日常生活。

喀什噶尔的医学体系建立在古希腊的理论之上,即希波克拉底、盖伦和柏拉图所传授的那一套;他们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译述最力的是阿布·阿里·伊本·西那,欧洲人称他为阿维森纳。疾病分为「热」「寒」两类,要用属性相反的药物和食物来治。比如发烧时,就吃属「寒」的公鸡肉,或者吃鱼。母鸡肉在波斯被认为属「热」,在喀什噶尔,医家对此却意见不一。

喀什噶尔的医生深信中毒时应给病人喝鸽子血或鸭血;此外,他们还开方子,把一只雏麻雀撕成两半,用来消腹股沟的肿;止血则用烧过的毡子做成的垫子,或者一块糊了泥巴或秽物的皮子。风湿和水肿的治法,是把病人埋进热沙里,或者用刚宰的羊皮把他裹起来;腹部的毛病,则是在一个馕上插几支点着的蜡烛,放在病人的肚子上。

喀什噶尔的医生就说到这里;不过他们的名声很坏,所以人们治病还另有门道。最常见的一种是请女卜者。她来了之后,把面粉揉成一个团子,念一段咒语,其中提到几位天使长和所罗门的名字,然后郑重其事地把面团埋在火下,同时念诵附近埋葬的所有圣人的名字。面团爆开时正念到哪位圣徒,就得去求哪位圣徒息怒。人们把油带到他的麻扎去煮,让病人吸那蒸汽,然后把油拌进食物里,一部分分给穷人,一部分由病人连吃七天。这种仪式叫做「恰奇拉特库」,意思是「揉面团爆开」,被认为最为灵验。

各个阶层的人都深信邪眼的魔力,孩子们脖子上通常挂一只小皮囊,里面装着一节《古兰经》经文,用来防避邪眼。倘若认为孩子中了邪,便由一个老妇人念诵如下的咒语:

「真主至大。赞美归于真主!除真主外,别无神灵。你若是邪眼,就走开吧,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到废弃的水磨去;到废弃的房子去;到坟地去;到喀孜家里去。这是真主、所罗门和圣者的命令。」邪眼抵挡不住这番祷告,立即离开受害的人。

遇到魔鬼附身,就请巫师来,他这样唱道:「头上又来了一个头;身上又来了一个身。你的主人来了;玉灯和血浆果汁都在这里。你马上就要化为灰烬,因为我有铁刀来砍你,有煤弹来射你。」魔鬼听到巫师这番恐吓,便二话不说,离开了病人。

通用的疗法有以下几种:在麦加过古尔邦节时宰杀的羊,羊眼被晒干收藏,当作治病的灵符,用时先弄湿,再敷在额头上。另一种疗法是从七个面包师和七个屠户那里讨来馕和肉,做成饭食之后,连同一个布偶一起带到某位圣徒的墓前,吃掉一部分,其余分给穷人,病就好了。还有一种奇特的疗法,是把病人的头蒙起来,由一个男人拿着点燃的麦秸绕着他走,一边熏,一边念诵某些专门的祷词。

至于小儿的病:孩子若是哭闹得太厉害,就从三条路上扫来麦秸,从过路人的脚印里取来尘土,再从荒漠里采来骆驼蓬,把这些混在一起点燃,抱着孩子在烟上熏,病便好了。孩子若是耳聋,一种办法是请一个吹号的人来,往孩子耳朵里吐口唾沫;另一种办法是剪七根小树枝,用棉花包好,逢集的日子绑在一头驮盐的驴的耳朵上。治别的病,就往泉水里扔七颗珊瑚珠;或者,向七个名叫穆罕默德的男人各讨一枚铜钱,父母再添上几枚,做成护身符挂在孩子脖子上。

最后,还有一些麻扎以专治某种疾病而闻名。治皮肤病,人们常去一座名叫「西格姆」的麻扎。在那里,人们从外面的井里取来泥巴,一边向圣徒祷告,一边把泥巴往墙上扔,然后求告者头也不回地走开。

关于喀什噶尔的治病之道,我就讲这么多,最后以一则题为「聪明的医生」的故事作结:〔注二〕

(原注:见拉克特《东突厥斯坦方言》。)

「从前有一个医生。这医生走进病人的屋子,总要四下打量一番,凡是看到什么吃的东西,便望着病人说:『你吃了某某东西,就是它害了你。』这医生有个徒弟,医生走到哪里,徒弟就跟到哪里。有个富人瘫痪了,也就是说,不能走路了。许多医生给他治过,病却不见减轻。后来他听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医生的徒弟是个了不起的神医,便把他请到家里来。

「医生的徒弟进了屋,仔细四下打量,发现屋里根本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只是屋角扔着一副旧驴鞍。他一看见,便叫道:『哎呀,富翁!你吃了一副旧驴鞍,所以病越来越重,以至于瘫痪了。』这话一出口,富人勃然大怒,喊道:『堂堂一个人,难道会吃驴鞍不成?』盛怒之下一跃而起,要去揍他——竟然走起路来了!

「那可怜的医生吓坏了,早已逃之夭夭。富人惊奇不已,叫道:『这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这条腿,任哪个医生的药都治不好,如今却让这个人治得好好的了。』他派人把医生的徒弟请回来,向他赔了不是,送给他许多贵重的礼物,打发他走了。」

初雪降下的时候,常有人去拜访朋友,带着一点用纸封包着的雪,另一个纸封里装着诗句:

亲爱的朋友,我借这纸书信向你抛雪;

这游戏发自满心的欢喜;

杯子、壶子和木托盘我们都已备齐;

甜食果点我们也已预备停当。

曼陀林、提琴、扬琴和手鼓都已就绪。

冬天下了雪,人们难道不摆宴席?

四邻若有朋友,人们难道不去邀请?

你若机灵,能捉住送雪的人,

就给他脸上搽粉,把他扮成姑娘,再狠狠地揍他一顿。

来客把诗笺悄悄放进那家,然后溜之大吉。主人若是捉住了他,就揍他一顿,把他的脸画得像个姑娘,牵着他游街,一路喊道:「这就是抛雪人的下场」;来客于是非请客不可。可是主人若没有捉住来客,就得由他自己来摆宴席。他若一个星期之内还不请客,人们便在他家门顶上绑几根香蒲;这个暗示若还不够,就把坟地里的抬尸架摆到他家门外。

由于汉人的影响,没有哪个伊斯兰国家像喀什噶尔这样敬重父母和尊长。父母在世时,子女从不直呼其名,总是称之为「我的主人」。儿子在父亲面前,没有特别的允许绝不坐下,而是低头叉手站着,以示谦恭。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比父亲先去睡觉,也不会在父亲面前抽烟。对尊长表示敬意的方式,是下马,以及回话时总要先说一声「塔克西尔」,意思是「罪过」,这已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先生」。领受一件荣誉袍服时,受赐者深深鞠躬,双臂划一个圆圈去抚摸胡须。妇女行礼,则是叉着手深深鞠躬。

喀什噶尔人的游戏不多,但放风筝、一种简单的跑垒游戏、用核桃或铜钱往洞里投掷的游戏,以及一种类似打尜的游戏,都是他们喜爱的消遣。成年男子则斗羊、斗鹧鸪,在比赛上下大笔赌注。

音乐极受欢迎,喀什噶尔的农民颇有音乐天赋,他们收工回家时齐声唱的歌,欧洲人听来也觉悦耳。常用的乐器是手鼓、曼陀林和四弦的热瓦甫。在喀什噶尔,跳舞被看作有失体统,只有以此为业的女子或男童才跳;但在和田绿洲,在麦盖提的刀郎人、色勒库尔人和柯尔克孜人中间,婚礼上男女一起跳舞。宴会上男女分坐两边,音乐一起,便有一个女子起身,把一方手帕放在一个男子面前,那男子随即起身,唱一首歌,再把手帕还回去。在场的人都这样做过之后,男男女女便一起跳舞。

我在中国突厥斯坦逗留期间,曾留意寻找可能是聂斯托利派基督徒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其中之一是马贩子在买卖没有谈成时,要在马身上画个十字,以避邪眼。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人的影响,黑色和深灰色是最受喜爱的马的毛色,而花毛马则很少有人肯买,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毛色不吉利。

第十八章追猎马可·波罗盘羊

你可知道那世界的白色屋脊——可知道那风啸的峡谷,

山间的旋风在那里乱转乱扑,捉摸不定?

你可知道那整日的隐忍,趴伏在冰封的雪堆上,

而那头羊中之王,正在射程之外安然吃草?

我要去的正是那里,乱石与积雪横陈的地方,

身边有一个我信得过的、身手矫捷的追踪人;

我已立下誓言,要守在马可·波罗盘羊的犄角之下,

冒险之神在召唤我,我非去不可!

——吉卜林《少年的脚步》

在东方生活,尤其是远离重要中心的地方,大多缺少那些在文明的西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便利。家庭生活被打散,社交天地狭窄,交通不便,邮件既少又不准时,而气候和粗劣的饮食又常常损害健康。这是账簿上亏欠的一面。所幸也有盈余的一面,对英国人而言,打猎是这一面上的一大项,它使亚洲生活原本磨人的单调大为生色。它还帮助他保持精力和健康,以及与之相伴的那种清醒健全的眼光,这正是我们作为世界强国取得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

被派往喀什噶尔时,我希望能实现毕生的夙愿,去追猎一头马可·波罗大盘羊。少年时代,我就为这位威尼斯大旅行家的记述所倾倒,从军之后,又曾在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二年想方设法到帕米尔旅行。可是第十五章提到的荣赫鹏被捕一事,使这「世界屋脊」对私人旅行者关上了大门,看来我命中注定无缘踏上这些神秘的高原谷地了。然而命运待我不薄。前往喀什噶尔的途中,我在彼得格勒停留,一位俄国高官——我在马什哈德时曾与他同僚——说他相信我一定想到帕米尔去猎一头马可·波罗盘羊。我斩钉截铁地答说正是如此,于是很快便安排妥当,让我受邀到那个我向往多年的地区去旅行。

马可·波罗盘羊无论就其犄角之壮观,还是就其栖息之地之难以抵达而言,都足以为猎取大型猎物的人赢得最高荣誉。在描述它之前,我先引马可·波罗的话,他写道:「(帕米尔)有各种野兽,数目极多,其中有一种身躯硕大的野羊,角长足有六掌。牧人用这种角做成大碗吃饭,还用这些角围成栅栏,夜里把牲口圈在里面。」

由于世人的无知,马可的信誉受了损害,直到十九世纪,他记述精确的名声才由伍德中尉恢复。伍德中尉完成了前往阿姆河一处主要源头的著名旅行,于一八三八年回到英国,展示了几个带角的头骨,角长四英尺八英寸;凭着这些标本,这一物种便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做「波罗羊」,意即「马可·波罗的羊」。

在一个出色的类群里,它是最出色的一员。同属这一类群的,还有西藏的盘羊,角更粗壮,却较短;以及天山的卡氏盘羊,它是马可·波罗盘羊的一个体形较小的亚种,狄克逊所猎得的那头创「纪录」的羊头,角长也只有五十八英寸半。马可·波罗盘羊的巨角,比其他任何野羊的角都更长,相对也更窄,盘旋的螺旋更为舒展,远远超过一整圈,扁平的角面棱角分明。〔注一〕它的夏毛带有浅浅的斑点,四腿是白色的,到了冬天,颈部的鬃毛变得纯白。肩高超过十二掌,体重约有二十二英石。角之长令人咋舌,有一副据信是有记录以来最长的,竟达六英尺三英寸!马可所说的「六掌」或许相当于五英尺,可见他的估计一点也不夸张。

(原注:见已故莱德克《绵羊及其近亲》;他把马可·波罗盘羊定名为「盘羊马可·波罗亚种」,把卡氏盘羊定名为「盘羊利特尔代尔亚种」。)

第一个猎得马可·波罗盘羊的欧洲人,这一殊荣属于特罗特上尉,即已故的亨利·特罗特爵士。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是一段三十七英里的漫长而乏味的行程,大半路程都在雪里,途中我忽然注意到,山坡上约二百码处有几头野羊。我的枪就在手边,几秒钟之后,其中一头便滚了下来。这是欧洲猎人第一次猎到马可·波罗盘羊,可惜那是一头很差的标本。」〔注二〕从那以后,英国的大猎物射手们,包括他们那一代最负盛名的人物,都曾到这些偏远的高原谷地来追猎这羊中之王。

(原注:见亨利·特罗特爵士上校《阿古柏埃米尔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东突厥斯坦》,载《中亚学会会刊》第四卷,一九一七年,第四部分。特罗特爵士为二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爵士、三等巴斯勋爵士。)

等我真的到了帕米尔,才发现我读过的一些描述,并非处处都给人清晰的印象。我最大的失望或许是那里的干旱,因为我是在六月和七月旅行的,原以为会见到点缀着高山花卉的丰美草地。恰恰相反,我所到之处,只见到极其稀薄的牧草;如此巨大的马可·波罗盘羊竟能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找到食物,至今仍令人称奇。第二点令我吃惊的是,帕米尔大部分地方开阔平坦,容易通行;群山虽然实际上高出海平面很多,但从我们行进的高处望去,几乎显得微不足道。唯一毫无差错的一点,是天气的严酷。

我们于六月七日在相当的炎热中从喀什噶尔出发,十二天后又在同样相当的寒冷中翻过了卡塔达坂。从海拔一万五千二百五十英尺的山口顶上望去,帕米尔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北面,外阿赖山脉白雪覆盖的群峰高高耸立;几乎就在我们脚下,可以望见帕米尔最大的湖泊大喀拉库勒湖的一角。从风暴横扫的山口下到谷中,我满心欢喜,终于来到了马可·波罗盘羊出没的地方;沿着山谷下行,前往湖边营地的途中,又看见三小群母羊在山坡上吃草,我的兴致就更高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发去试试运气,心情之热切激动,不亚于二十五年多以前第一次出猎的时候,那时候一切都还「美好而新鲜」。幸好我请到了一位出色的猎手,名叫纳迪尔,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他曾跟别的英国人一起旅行,完全懂得我们的潜行追猎之法,而这套办法会把没受过调教的柯尔克孜人弄得莫名其妙。他真是个宝贝;因为他不但善于潜行追猎,还懂得如何差遣柯尔克孜人,他们在他手下都干得心甘情愿。

几匹驮着铺盖和食物的矮马跟在后面,我们骑马穿过平坦的草原,来到山麓。运气不错,我们望见右边约一英里外有一群六到八头的四岁公羊在吃草;没过多久,又看见它们的角在约四百码外一道低矮的山梁上移动。我跳下马,奔上山梁,轻轻松松一枪,便猎得了我的第一头马可·波罗盘羊。虽然这副羊头不大,但开头如此顺利,对日后是个好兆头。

后来我们把方圆数英里的地面察看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大公羊的踪迹;于是我们在山里露宿一夜,次日回到营地,心里认定当地猎手说的是实话:他解释说,那些老公羊只在冬天才到这一带山里来。的确,喀拉库勒湖附近哪里也不会有大羊头的机会;而打猎只是旅途中一段愉快的插曲,并非旅行的目的,于是我们继续向帕米尔斯基哨所进发。

我们从这个中心出发,要前往色勒库尔。时值盛夏,柯尔克孜人正赶着畜群在各处放牧,猎得一副好羊头的希望看来很小。不过纳迪尔知道南边有一条山沟,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于是取道乌恰克谷,为了取得给养和水,在离猎场数英里、海拔一万三千五百英尺的地方扎营。夜里冷得刺骨,但凌晨四点我们便裹得暖暖和和,骑着极其宝贵的牦牛,出发去打一天的猎。在这样的高处步行,对心脏是一种折磨,中年人尤其如此,于是我决定尽量节省体力,我想这是明智的。我们沿着开阔却多石的山谷,慢慢向主山脉的山脚进发,骑着牦牛顺着山坡几乎一直爬到雪线,在那里下来瞭望。光秃秃的开阔山坡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草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藏身的地方;所以我并不抱多大希望。

然而运气照顾了我们,没过多久,便望见一群羊,领头的是一头真正出色的公羊,正一边吃草一边慢慢往山上走。我们久久地注视着猎物,它一会儿离我们远去,一会儿又转向我们这边,最后我们终于看清,它的路线离我们藏身之处约有一英里。这一回的潜行追猎主要是绕着石块爬行;虽然风向有利,但我们还没进入通常的射程,就被发现了,由于缺少遮蔽,这实在是无法避免的。

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我的望远镜瞄准器,冒险打一个远射。可是由于石块阻挡,无论趴着还是坐着,我都看不见猎物,而在那样的距离上站着射击简直是愚蠢。于是我叫纳迪尔弯下腰,把他的肩膀当作枪架,这才稳稳地瞄准了那头大公羊。它停下来朝我们凝视了片刻,便慢慢地走开了。我的猎手稳如磐石,多亏了他,我一枪正中那公羊的心脏。这一枪真是侥幸至极,因为事后步测,距离竟有三百码。

纳迪尔和柯尔克孜人兴奋得发狂,向倒下的公羊飞奔而去,而我同样欢喜,却远不如他们矫健,只得慢慢跟在后面,想跑几步便气喘吁吁。那天真是个幸运日,因为这是一头出色的六岁公羊,个头有一头小骡子那么高,一对犄角完美无缺,长五十一英寸。

第二天,我又是远射,打中了另一头公羊的肩膀,一直追踪到天黑,在离营地约五英里的地方才罢手。次日一早,我们又在一座陡峭的山脚下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望见了它,它已经混进了几头母羊中间。由于无处藏身,潜行追猎已不可能,我们正在沮丧,柯尔克孜人告诉我们,几英里外有个人,养着两条猎犬,能把受伤的猎物追倒。过了一阵,那人来了,把他的狗交给柯尔克孜猎手,我便坐下来观看。那柯尔克孜人把公羊从母羊群里分开,显出了高超的本领;狗一放出去,他便紧跟在狗后面,跑得快得惊人。那公羊起初跑得飞快,后来便兜圈子、折回头,不时还向狗作出威胁的样子。可是它的挣扎终归徒劳,追了五分钟之后,这头高贵的猎物便被扑倒,猎手割断了它的喉咙。下到谷底的路又陡又长,但我的牦牛应付裕如;我饶有兴味地看着几只雪鸡受了惊,不断从我们身边飞过,把它们那醒目的羽毛展露得淋漓尽致。到了山脚,我们发现这公羊的头相当不错,但比第一天猎得的那头小;据我们所知,第一天那头是那一带最大的,虽然算不上第一流的羊头。

狗没有歇过来之前是不喂的。出乎我的意料,它们不肯吃一块馕;可是人家对我解释说,馕在柯尔克孜人中间是难得的美食,狗根本没有机会尝到,所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那两条狗的主人和我遇见的所有柯尔克孜人一样,十分友善,还向我讲了他的人生见解。他斩钉截铁地断言,凡是有家业的男人,没有四个老婆就过不舒坦;我对此表示异议,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先知——愿他平安——允许穆斯林娶四个帮手,这条诫命定得英明,因为得有两个挤牦牛奶和羊奶,第三个做饭,第四个缝衣裳、织地毯。他最后说道:「赞美归于真主!我有四个听话的老婆,她们整天都在想方设法讨我欢心!」

回家途中,我们经过一处陡崖,崖下散落着许多上好的头骨,柯尔克孜人管这里叫「墓地」。他们说,马可·波罗盘羊在雪地里被成群的狼追猎,便逃到这样陡峭的地方躲避,结果被狼围住。那些公羊尽管长着巨角,却似乎从不设法自卫;它们的关节在被追逐时发热,遇冷便僵硬起来,于是轻而易举地成了敌人的猎物。

如今我坐在家中,四周陈列着我在印度平原、克什米尔、拉达克、波斯,最后在帕米尔所获的猎物,每一副羊头都唤起追猎时的愉快回忆,让我想起一生中一些最快乐的日子。而在所有这些出猎之中,金色的光晕笼罩得最深的,莫过于在「世界屋脊」偏远的高原谷地里成功追猎马可·波罗大盘羊的那一回。

全书完